知识产权客体（通用9篇）
知识产权客体 篇1
一、探究知识产权客体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经济发展迅猛, 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但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将知识产权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可以说未来国家间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知识产权客体作为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基础问题, 必是研究的重心。
二、对象与客体之争
研究知识产权客体, 必须区分一个概念“对象”。刑法学严格区分犯罪客体和对象, 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的人或物。然而, 民法界关于客体和对象的的表述却和刑法界截然不同, 民法学者似乎并不关心客体和对象的区别, 而是将两者作为同义词。“依关于权利本质的通说, 权利系由特定利益与法律上之力两个要素构成, 本质上是受法律保护的特定利益。此特定利益之本体, 即权利的客体, 亦可称为权利的标的, 或权利的对象。”可见民法界主流观点认为客体即对象, 并无严格区分。
知识产权学者中, 以刘春田教授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对象有本质区别。他认为“对象是具体的、感性的、客观的范畴, 是第一性的;客体是抽象的理性的范畴, 是利益关系即社会关系, 是第二性的;对象和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刘教授的观点和我国刑法界目前主流学说是相通的。而以郑成思为代表的一方认为, 知识产权的客体和对象无本质不同, 若一味地强调两者的区别, 只是在玩文字游戏。
刘春田教授另辟蹊径, 客观地论述了客体和对象的本质差异, 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但与我国民法传统观点相悖, 有待商榷, 故本文采用民法学界主流观点。
三、主流学说
知识产权客体的表述普遍采用列举方式, 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 均未找到合适的法律术语来概括复杂的知识产权客体。学界对于知识产权客体的争论也从来未停止, 各种学说层出不穷, 各有所长, 但至今尚未达成共识, 目前主流学说如下:
刘春茂教授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智力成果, 是一种没有形体的精神财富, 智力成果不具有物质形态, 不占据一定的空间。”
吴汉东认为“知识产品的用语, 描述了知识形态产品的本质涵义, 强调这类客体产生于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领域, 是人类知识的创造物, 明显表现了客体的非物质性;同时, 知识产品的本质内涵, 突出了它是创造性劳动的产物, 且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具有的商品意义, 从而反映了知识产权所包含的财产权性质”
郑成思教授则主张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信息。
以上观点, 均有其合理性, 但也有不足的地方, 分析如下:
“智力成果说”主要强调知识产权客体的创造性, 但并非所有的知识产权的客体都要求有创造性, 比如商标, 知识产权法之所以将其作为保护对象, 并非因其创造性, 而是因其所拥有的识别性。通过授予商标权, 以此区分竞争者的产品和服务, 避免不法竞争者的搭便车行为, 进而保护权利人的商业信誉, 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保护消费者权益, 同时激励商标所有人投入更多的精力维护商标的品质。可见用智力成果概括专利和文艺作品是行得通的, 但是用其来涵盖商业标识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知识产品说”侧重强调知识产权的财产属性, 更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表述。知识产权固然是一种财产权, 但我们不能在突出其财产属性的同时而忽略了其人身属性, 这一点对于权利人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可见“知识产品说”也是有其片面性的。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 “信息说”似乎很能符合时代潮流,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不足的地方。信息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 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转化为信息, 而知识产权的客体仅是众多信息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还有很多信息并不属于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专利法》第25条规定的几种情况, 完全属于信息的范围, 但却为专利法所排斥, 可见, “信息说”并不可靠。
四、原因分析
知识产权至今没有统一的客体, 笔者认为, 主要有以下两种原因:
(1) 人的认识能力是有局限性的, 认识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1474年世界第一部专利法诞生至今, 寥寥数百年而已, 而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债法、物权法等领域还存有众多争议, 故相对“年轻”的知识产权领域存在此争议, 不足为奇。
(2) 纵观知识产权法的历史, 其产生和演变无不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影响到知识产权立法的变革。自知识产权产生以来的数百年间, 知识产权的客体已从最初专利的“一枝独秀”的场景, 发展到如今以专利、文学艺术作品、商业标识为主体架构, 包含商业秘密等其它客体的“百花齐放”的繁荣状态。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必将越来越广, 会有更多的需要保护的客体不断的涌现出来。知识产权客体的复杂性和开放性, 决定了目前不可能抽象出像物权之客体“物”一样的能够涵盖知识产权所有客体的词语。
五、总结
通过以上论述, 我们发现, 知识产权客体范围是开放的, 不断发展的, 对于知识产权客体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是一项富有挑战的任务。笔者认为, 需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此问题, 目前适宜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 对于知识产权的不同版块的客体分别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 最终必定能够将各个版块相互融合, 从中抽象出一个更为准确, 简练的概念。
摘要：知识产权法产生至今, 学者对知识产权客体的争论从未停息, 但仍未达成共识。本文针对当今知识产权客体研究的主流观点, 进行尝试性的分析。
关键词：对象,客体,开放性
参考文献
[1]、陶鑫良, 袁真富著.知识产权法总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2]、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 (第三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知识产权客体 篇2
1
2. 案件事实与实体权利请求说 这派学者本身也有很大的争议，但笔者认为这派学者也有共同的地方，因此将其归入一种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柴发邦教授主张是“案件事实和实体权利请求” ，江伟和常怡教授则主张是“案件事实和实体法律关系” ，田平安教授认为是“民事案件” 。虽然这派学者各自所主张的称谓不同，但是这些学者大都认为，由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由多个主体构成的，各个主体诉讼权利和义务各有差别，其指向的对象也就有所不同。首先，人民法院同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客体，既包括案件事实，又包括实体权益请求。其次，人民法院同证人、鉴定人、翻译人之间的诉讼客体只包括案件事实，不包括实体权益请求。第三，上述两种客体具有密切的联系。前者的事实客体可能同后者的事实客体完全一致，或者是证实其存在、不存在的案件事实。笔者以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应当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应当使用一个词来进行表达。而并非是“什么和什么”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存在着一种列举的倾向，也就是说在用穷尽法来解释这个概念。用穷尽法来解释一个概念的缺点在于容易有所遗漏。比如，人民法院同证人、鉴定人、翻译人之间的诉讼客体只包括案件事实这句话。如果说这句话正确，那么鉴定人、翻译人去的报酬的权利的对象也是案件事实么?再比如，人民法院同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客体既包括案件事实又包括实体权益请求这个论断。笔者斗胆问一句，原告申请撤诉的权利的对象是案件事实还是实体权益请求?因此笔者以为这种学说即使正确，也有待于进一步抽象化。
3. 诉讼行为说。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应该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各种诉讼行为” 。因为社会主义法律的一般客体，也就是所谓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实质是说权利、义务所能起作用的方面，也可以说是权利、义务的标的，而权利、义务的标的，在财产性法律关系中一般可以指物和非物质财富，也可能指一定的行为;在非财产性的法律关系中，一般是指行为。就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来说，它是属于非财产性的法律关系，所以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应该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各种诉讼行为。笔者支持诉讼法律行为说，下面将对这种观点予以详细阐述。 二
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对象，即同认识主体相对立的客观世界。各派学者由于对个体的理解不同，因此对理解客体也存在着根本分歧。唯心主义者试图从人的能动性的方面去理解客体，但由于其基本哲学立场的限制，而把客体看作是由精神性的主体创造出来的`，这样客体就成了某种精神东西的异化和外化。
马克斯和恩格斯在批评和继承哲学史上关于主客体的理论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的主客体理论。主体是有头脑、能思维、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个人和社会集团，客体是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对象。自然界早在人类之前就存在，但不构成现实客体。自然界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从客观世界中分离出来的那一部分和那一方面的客观存在才成为客体。他是人的实践和认识的结果。同一对象，对于不同的客体会有不同的部分和方面成为它的客体。客体可以分为自然客体、社会客体以及以物质形式、物质载体表现 2
出来精神客体，还包括主体的对象性活动和作为认识、改造对象的自我。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主要是时间关系和认识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目的改造客体，把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对象化，同时认识客体的属性和规律，提高主体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就法律关系的本质而言,他是一种思想关系和意志关系。众所周知，法律关系是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一直把法律关系看作是人与人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和联系，把法律关系的发生看作是人的现实活动和行为的产物。离开了人们的活动和行为就谈不上法律调整，也就无所谓法律关系。马克斯指出：“我只是由于表现自己，只是由于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因为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 马克思精辟的见解为我们打开了通向正确认识法律关系客体之门。他清楚的表明，行为是人们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法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一种实践活动。人们按照自己的目的改造社会，把自己的行为对象化，同时认识行为的性质和规律，提高主体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能力。人们以法律活动作为实践，认识到主体行为的规律，并作用于实践――制定法律，来指导人们来改造社会，以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当法律调整某一种社会关系时，社会关系的主体不是以其本身直接与法律联系的，而是引起主体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行为对社会各方面的秩序有一定的影响而产生了法律调整的要求，而且法律对此种行为加以规范，从而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最适合预设或发展的要求的轨道上来。可见，行为是引起社会关系的前提，法律行为是引起法律关系的前提，因而有是构成法律关系的要件。法律调整主体的行为，就是在法律中规定主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主体的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而这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正是在法律关系产生的过程中，法律赋予主体权利和义务的行为。于是，在权利义务和法律行为之间就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权利义务是法律行为产生的依据，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行为。同时，权利义务又是一种抽象的、客观的法律规定。要是他具体化、主观意志化，还必须通过主体的法律行为予以体现。因此，主体的权利以一经法律设定，其目标就指向了主体的法律行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体可以分为自然客体、社会客体以及以物质形式、物质载体表现出来精神客体，还包括主体的对象性活动和作为认识、改造对象的自我。很多学者便依据这一点，套用在法律关系客体的分类上面，认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物质财富;(2)精神财富;(3)行为。这些学者在论述其观点时一般都指出，所有权法律关系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在所有权法律关系中，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物;著作权等法律关系是一种人与智力成果的关系，法律关系的客体是非物质财富。但是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欠妥当的。因为人与物之间、人与非物质财富之间是不会直接发生社会关系的。物与非物质财富只有处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才有意义。试想如果有一种东西。没有人或仅有一人对之感兴趣，他根本就不会在法律中出现。物与非物质财富在人们的交往中只是作为媒介出现的，他并不是人与 3
人交往的目的。人与人交往的目的在于交流，而非物与非物质财富。法律调整的目的也不是物与非物质财富，而使人与人交往的活动。人与人交往形成社会，法律是一个社会的规范。规范的目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交往的行为。这样，归根结蒂人与物或人与非物质财富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至于由于物而产生的所有权，也仅仅是由于人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才得以存在。一旦离开人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行为，法律上的所有权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所有权的目标只是所有的行为，而不是所有的客体物。综上所述，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关系的客体――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始终只能是法律行为，而不能是物、非物质财富。
三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一种调整各种诉讼主体在诉讼中的行为的一种法律关系。自然，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应当是法律行为，具体到民事诉讼中，这种法律行为就是诉讼行为。也即是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应当是诉讼行为。没有诉讼行为民事诉讼不可能产生、变更和终结;没有诉讼行为诉讼权利和义务不可能被享有和承担。诉讼行为是发生民事诉讼的前提。民事诉讼法典调整诉讼主体的行为。就必须在法典中规定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指挥诉讼主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诉讼行为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与民事诉讼权利义务之间的桥梁。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决定于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而诉讼主体通过诉讼行为实现诉讼权利义务。因此，诉讼权利义务一经法律规定，其目标就指向了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
民事诉讼行为具体到各个诉讼主体之则各不相同。首先，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享有审判权。审判权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审判权指向的对象是人民法院审查证据、查明案情、解决纠纷、确定权利义务的审判行为。其次，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享有可以与审判权相抗衡的诉权。当事人诉权指向的对象是在民事诉讼中所为的辩论、处分等诉讼行为。最后，证人、鉴定人、翻译人进入民事诉讼是为了协助查明案件事实。因此享有与协助查明案件事实与有关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客体是证人、鉴定人、翻译人提供证言、进行鉴定和翻译的诉讼行为。诉讼权利义务对于诉讼主体来说好像是一根指挥棒，大家都要按照指挥棒进行诉讼行为。无论是哪一个诉讼主体都不能偏离这个指挥棒，否则他的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就会因为诉讼行为的不合法而无法实现。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应当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诉讼行为，也即是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其自身的诉讼行为。
石宝山，《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法学季刊》1983年第1期
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第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
凡客体:众生的标签 篇3
琳达是个小白领。在北京CBD的一幢写字楼上班。上班早高峰时，她总是会从大望路地铁站钻出来，低头疾行于黑压压的人群中。
2010年6月的一个上午，琳达经过路边的公共汽车站时，突然被一个巨幅广告吸引了目光。画面上韩寒穿着一件29元的T恤，低头含笑并自述：“爱网络，爱自由，爱晚起，爱夜间大排档，爱赛车，也爱29块的T-SHIRT，我不是什么旗手，不是谁的代言，我是韩寒，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和你一样，我是凡客。”在他的旁边，还有最近因热播《杜拉拉升职记》正走红的王珞丹。琳达被触动了一下，却说不上来为什么。只是觉得他俩真实，不装，就像也刚刚从地铁里走出来一样。
过了一个月，琳达收到了朋友转发过来的几张搞笑图片，全都是用凡客文体戏谑名人的，郭德纲、余秋雨、陈鲁豫……统统被装进凡客句式中。让她最为开怀的郭德纲那则，穿着纪梵希的非著名相声演员“被自述”：“爱相声，爱演戏，爱豪宅，爱得瑟，爱谁谁，尤其爱15块一件的老头汗衫，我不喜欢周立波，也没指望他会喜欢上我，我是郭德纲，能成为鸡烦洗的代言，我很欣慰。”
很快，琳达发现豆瓣上出现了个小组，“全民调戏凡客”——PS“凡客”，收集你的“凡客”活动。有人在讥讽，有人在搞笑，有人在秀自己……于人声鼎沸中，琳达觉得兴奋。她试着用网站提供的书写凡客体的软件，贴上最得意的一张照片，给自己也拟了个“文案”：“爱旅行，爱加薪，爱穿洞洞鞋：不爱被教育，不爱假正经。我不是什么乖乖女，我是何琳达。”琳达的凡客体让她认识了几个有趣的“豆友”，没几天，还被转发到了微博的凡客体小组中。
消解与表达：贴一个标签
琳达的故事就像大潮中的一滴水，它既被大潮裹挟而去，同时也是推动这股浪潮的基本微粒。琳达在公共汽车站被凡客广告击中了内心，让她觉得偶像也亲近；恶搞名人的凡客体让琳达有了种消解权威的快感，这种感觉在她当年看到让陈凯歌恼怒不已的《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时也曾有过；她不愿意只是“围观”，更希望表达自己，与这场热闹的运动产生联接。所以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凡客体。
布鲁范德说，人们花时间讲述和传播传说，不仅仅是因为其奇异有趣的情节，更深层的原因是，它们真实地传达出创造者和传播者所处的语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进而影响我们的心理、知识和行为规范系统。“爱……，不爱……，是……，不是……，我是……”提供了一个基本语境，就像一身戏剧行头，谁都可以穿上登台唱上几句。众声喧哗之下，一出大戏就这样上演了。
问题是，广告泛滥信息过载，消费者耳朵里被塞进了那么多的垃圾。为何偏偏是凡客体，创造了一个病毒营销奇迹?
原因是，它恰好有两重含义：消解与表达。“爱……，不爱……，是……，不是……，我是……”是一个有态度的行头，消解了自己所不认同的，表达了自己所喜爱的。而“我是……”则为自己贴上了一个标签，在人群中找到定位。
人人都需要标签，不是吗?加官晋爵者，名利是他的标签：愤世嫉俗者，清高是他的标签。在这个将人变成流水线上螺丝钉的后工业社会，大家看同样的肥皂剧，喜爱同一个明星，买同样的名牌，去同一个海滩度假……众生变得面目模糊之后，到底什么能让“我”从“我们”中区别出来?在社会人群中的自我彰显和定位，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完成：消解权威和表达自我，凡客体恰好提供了这两样东西。
人类从来都没停止过对权威的排遣和消解。杜尚的雕塑《泉》是达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他把一具瓷质小便器钉在木板上，宣称这件作品的外缘曲线和三角形构图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别无二致，而那柔润的肌理效果，则与雕刻大师普拉克西特列斯的大理石雕刻完全一样。在互联网语境下，对权威和传统的消解更从艺术小众变为全民狂欢。尤其在中国现实社会，“假大空”遗毒未消，道貌岸然者层出不穷，消解权威的心理需求更加迫切。所以人们会看到，网友为《无极》配上了“法制进行时”的片花，又给新闻联播配上了幼儿园学生的腔调……
解构之后怎么办?不要虚无，而要重构。就像打土豪闹革命，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共同的语境下，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舞台上，凡客体立即又成为民众表达自我的方式。“爱……，不爱……，是……，不是……，我是……”是一个绝佳的标签式文案，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定义自己的方式。或调侃或严肃或颓废，不一而足。
对于这场营销风暴，凡客公司方面声称是一次无意识的流行，“不会控制这个事件的走向，也控制不了。无论是网民戏说的创造力还是真实的自我表达，我们都会学习、保持尊重并满怀敬意”。始创者也无法预估、引导并控制这场风潮，唯有顺应才是明智。可见，营销受众在社会化互动之后，能够产生何其强大的力量。
股权质押客体探讨 篇4
1.1 股权质押的客体并非股份
股份是股份有限公司特有的概念。但是, 我国《担保法》第78条第3款规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 适用股份转让的规定。可见, 《担保法》认为股份是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的。这无疑与《公司法》精神相违背, 披露出我国立法体系的不谐调, 笔者认为, 股份这一概念存在于公司中, 属于商法领域, 应该交由商事法规来对其规范。况且, 当出现法律冲突时, 应该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原则允以解决。所以, 我们应该依据新《公司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 将“股份”作为与股份有限公司相对应的概念, 把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份额”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概念区别开来。股份的价值内涵是股权, 股份的表现形式是股票, 股份的多少体现了股权的大小, 所以, 股份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而作为权利质押的客体的首先应该是财产权利, 含有交换价值的可转让的财产性权益才能实现质押的担保功能, 同样的, 作为股权质押客体的也应当是含有价值属性的权利, 所以股份并非股权质押的客体。
1.2 股权质押的客体并非股票
股票是由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按其所持股份而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书面凭证。有的学者认为股权质押的客体是股票, 并认为对于已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出质亦即股票出质, 两者不可分离, 因此股份质押与股票质押不应规定不同的设质方式和生效条件。但是, 笔者不赞同此观点。笔者认为, “股权”和“股票”两者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概念, 股票是股份的外在表现形式, 表现着股份的多少, 股份本身并无价值, 所以, 股票更不可能具有价值内涵, 股票只是股份和股权的载体, 无论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用股份或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用出资额质押, 其本质上质押权指向的财产性权利都是股权。因为只有股权具有交换价值, 是可以转让的财产权利。
1.3 股权质押的客体是股权
股权是股东基于自身的股东资格和股东地位可以向公司主张的权利。它既不同于物权中的所有权又有别于债权, 且具有人身性质, 是一种新型的具有财产价值属性的可以转让的民事权利, 具有独立的民事法律地位。股权的权利主体是股东, 义务主体是公司, 其内容根据性质的不同包括财产性权利和非财产性权利。其中, 财产性权利多称为自益权, 如股息或红利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权、股份转让权等。非财产性权利也为共益权, 即指公司事务参与权。包括, 表决权、公司文件查阅权、召开临时股东会请求权、对董事及高级职员监督权等。因为其具有财产价值而且可以转让, 便可以成为权利质押的客体。所以, 股权质押的客体是股权。
2 股权质押客体的范围
结合《物权法》、《公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笔者认为, 下列股权的出质应当受到限制或禁止:
2.1 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禁止转让的股权
发起人持有的股权。我国《公司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发起人作为公司的原始股东, 他们持有的股份是公司的原始资产, 为了保障公司利益和交易安全, 所以, 法律规定, 在一定期间内, 原始资产不得转让, 同样的, 在这期间内, 也不能设定质押。
我国《公司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限制公司高管人员的股权转让, 一方面, 是基于这类人员对公司负有的忠实义务;另一方面, 是为了防止内幕交易, 维护交易的公平秩序;在证券法中也含有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股权转让限制, 第 47 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通过引入归入权制度, 有效规避了公司管理层的短线交易, 反映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要求。
2.2 法律规定在一定情形下不得出质的股权
《公司法》第143条第4款规定, 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禁止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出质标的的立法目的是防止违反公司资本充实、资本维持原则。资本维持原则是公司法上的一条基本原则。而且公司不接受本公司股票作质押权标的, 也是为了避免出现两难境地。若债务未能按约履行, 满足质押实现的条件时, 公司作为质权人就要对本公司的股权优先受偿, 就会出现用自己的财产偿还自己的债的情形。实际上, 便是发生了公司回购股权。而按照公司法规定, 公司回购股权的情形只有三种:减少注册资本;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还有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情形。所以, 这种情形下的股权回购, 不为法律所允许。
3 股权质押客体的内容
股权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两部分内容, 其中, 自益权多为财产权, 得为质押客体, 但是, 共益权能否一并作为股权质押的客体?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认识, 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 共益权可以一并作为质押的客体, “股份为质押之标的盛行于世, 但股份为股东权利义务的全部表示, 不必为纯粹财产权的化身, 而纯粹财产权的部分得为质押的标的, 且此财产权设质的方式以股票的设质为便。”我国大陆学者有的认为, 股权质押仅以股权中的财产权内容为质押的客体。而反对者则认为, 自益权和共益权仅是股权的权能而已, 二者统一于股权之中, 作为股权质押的客体, 应是股权的全部权能。绝不能将股权强行分割, 只承认其中的一部分为股权质押的客体, 而另一部分不是股权质押的客体。对此, 笔者认为, 股权质押设立时的客体仅及于财产权部分, 并不包括股权中的共益权部分。因为:第一, 从《物权法》和《担保法》相关规定来看, 可以作为权利质押客体的权利都应是财产性权利, 例如《物权法》223条第 (七) 项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所以, 从立法宗旨上看, 可以作为质押客体的只能是股权中的财产权部分。第二, 从股权质押的目的看, 质权人意欲通过担保债权的设立来保障自己债权的实现, 最关注的应是质押客体的交换价值和市场潜力, 以实现自己债权的优先受偿, 其需要的仅是财产权利, 而并不重视股东资格的取得。第三, 公司是具有人合性和资合性的社团法人, 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 其股东资格取得的主要依据之一是股东名册, 而不仅仅是出资或股份的持有, 即使质权人对出资或股份享有质押, 但也不能因此成为公司的股东, 不享有股东表决权, 公司事务参与权等具有股东身份性质的权利。所以, 股权质押的客体内容应仅限于财产权部分, 对于共益权, 不能设定质押。
摘要：股权质押作为一种新的权利质押形式, 反应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成熟和完善, 体现了交易的需求。但是, 有关股权质押的立法发展却相对滞后, 尤其关于股权质押的客体, 法律文件表述颇为不一, 《物权法》第223条将股权质押的客体表述为股权, 但在《担保法》、《公司法》等其他法律中, 却将股权质押的客体表述为股份或股票, 对于此问题,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对这一问题也认识不一, 由此对股权质押客体的范围和内容学者们也各执一词。
关键词：股权质押的客体,股权,股票,共益权,自益权
参考文献
[1]卞耀武.当代外国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5.
[2]江平.新编公司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4.
凡客体自我介绍 篇5
2、爱自由，爱睡觉，爱唱歌，爱小说;也爱幻想，更爱美梦成真的时候。我不是谁的附属品，我就我。奋斗拼搏，冲向高校大门，幸福生活。我是XXX。
3、爱探索，爱发现，也爱适应，更爱完美。我不是处女座，我是XXX。
4、爱自由，不爱束缚;爱做蛋糕，爱做巧克力，也爱跳舞，更爱唱歌。我不是完美小孩，我只代表我自我，我是XXX。
5、爱可口，不爱百事，爱盗版PLAY，也爱正版匡威。我的笔下不会记录无病呻吟的惆怅感伤，我只会“记念”似水流年般时光的留痕。我是XXX。
6、爱骑单车，不爱长跑，也爱学校，更爱我班这个大团体。我不是一个异常的人，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我是XXX。
7、爱网购，不爱逛街;爱上课，但不爱举手发言;爱与朋友在一齐。我不是对学习很感冒，我是个迷途的小孩，我想考进梦想的高中。我是XXX。
8、爱跳舞，爱看书，也爱运动，更爱挑战极限。我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公主，我自立乐观。我是XXX。
9、爱码字，爱涂鸦，也爱端着相机转悠;更爱夏丹，爱老徐，爱追着小哀流口水;爱把心事埋了跟自我死磕。我不是矫情的话痨班主任，我是木有情调的伪文艺青年。
犯罪客体之反思与新界 篇6
[关键词]犯罪客体；认定工具；完善论；犯罪对象
[中图分类号]D91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94-06
近年来，随着主张引入“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呼声增高，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研究再次成为刑法学界的热点。笔者认为，不论是“全盘引进”、“重新构建”还是“加以完善”，首先要对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有个正确的理解。而犯罪客体无疑是我国犯罪论体系中最有争议的话题，争议的焦点之一是犯罪客体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一、犯罪客体存废之争
（一）现有学说对犯罪客体的理解
对于犯罪客体，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对于犯罪客体之存废，学界有三种基本观点：“维持论”、“完善论”和“废止论”。
1 维持论
“维持论”的观点，由我国老一辈的刑法学者所提出并倡导，现行的法学教材也多采用此观点。这种观点在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中也处于通说的地位。“维持论”学者对犯罪客体的认识稍有差异，但本质上一致，即将犯罪客体界定为某种“社会关系”。如有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另有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关系。”
主张“维持论”的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犯罪客体概念是可行的、合理的。犯罪客体可以揭示犯罪的危害本质，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有助于正确认识和认定犯罪的性质，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犯罪客体影响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影响到量刑等等。反之，如果去掉犯罪客体，则会引起我国犯罪构成的功能缺陷，从而影响到定罪量刑，如“在盗窃罪中，‘占有说’与‘所有权说’的差别，直接影响对盗窃本人被司法机关扣押财物行为的定罪”。
2 完善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现行的犯罪客体存在不足，但不应当加以废除，而应在保留犯罪客体的前提下对其内涵加以重新界定。持完善论的学者较多，但各个学者之间的观点却多有不同，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社会利益说”、“法益说”、“社会关系+法益说”、“法律关系说”和“对象说”等。“社会利益说”认为，刑法不仅应当保护社会关系，同时也应当保护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利益这个范畴与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有密切的联系，故而“犯罪客体是犯罪主体的犯罪活动侵害的、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利益”。“法益说”认为：“将社会关系作为犯罪客体的上位概念，在具体犯罪构成及具体事案的分析中显得难得要领……‘法益’这一概念既有极强烈的针对性，也有非常宽泛的涵盖力，可兼容‘社会关系’、‘制度’、‘权利’、‘秩序’等犯罪所侵犯的不同内容；既能包容各种犯罪场合对客体之不同表述，又使分析思想始终盯注某种具体实在的生活现象。”持“社会关系+法益说”的学者则认为：法益和社会关系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不应用一者取代另一者。刑法中的国家政权、社会制度等，尽管也受法律所保护，但不能简单地将其与法益相等同。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就本质上来说属于一种受法律保护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而不是作为一种权利和利益存在。正确地认定刑法中的客体，应当同时采用社会关系和法益的概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指犯罪行为侵犯的，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国家、社会、集体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权益。这里讲的‘权益’，即法益。”持“法律关系说”的学者不赞同其他学说将犯罪客体认定是一种事实，而认为犯罪客体是一个动态的评价机制，即“作为犯罪成立与否的评价标准，犯罪客体的内容应该是评价性的而不是对某一事实的表述，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犯罪客体是对行为的判断或评价，评价实质上是对行为属性的判断，……作为一种评价机制，犯罪客体应该有自己的表达范式，这个表达范式应当具有三个要素：评价对象、评价标准以及由此构成的评价本身。”“对象说”认为：“犯罪客体，是指为犯罪行为所指向的具体目标，主要是指具体的人、行为、物、精神财富以及权益等。”我国刑法学界持“对象说”的学者较多。这类学者认为很重要的一条理由是：“语言学中的客体与对象，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客体就是对象，对象就是客体……在中国内地，目前除了刑法理论之外，我国的法理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等实体法学理论，在术语运用上，都只有客体，没有对象。”
3 废止论
“废止论”在我国刑法学界也是一种比较有力的学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一个政治产物，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且在刑法结构中没有其恰当的容身之处，故而应当废除犯罪客体。如陈兴良教授认为：“犯罪客体是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的一个独特要件，它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对该要件的抨击由来已久……犯罪客体应从犯罪成立条件中去除，这是必然趋势，同时这也是犯罪客体的去魅过程。”杨兴培教授认为：“犯罪客体本身是政治需要而非法律的产物。刑法作为一种规范表现不应有犯罪客体存在的空间，刑法要保护的社会利益可以体现在刑事立法的原则性规定中，一旦刑事立法确定后，犯罪客体不应再具有独立的评价功能。”张明楷教授则明确提出犯罪客体不属于构成要件，因为“犯罪客体实际上是保护客体，即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它属于犯罪概念的内容。犯罪客体本身是被侵犯的法益，但要确定某种行为是否侵犯了法益以及侵犯了什么法益，并不是由犯罪客体本身来解决。犯罪客体与其他三个构成要件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去除犯罪客体不会给认定犯罪带来困难。外国刑法将法益视为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没有任何人认为刑法保护的法益是构成要件”。
（二）对现有观点的评析
笔者认为，不论是“维持论”、“完善论”还是“废止论”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我国现有的刑法框架中，都存有一定的不足。对此，笔者对上述观点试作简要的评析。
“维持论”肯定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之一在体系上的地位和认定犯罪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该观点对犯罪客体内涵的认定导致的问题更多，概括而言，总要包括以下几点缺陷：首先，犯罪客体概念政治色彩浓厚。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引自于前苏联，而前苏联的刑法学者们之所以想创造这一全新的刑法理论现象，与苏联在特定时期刑事法律政治化的倾向是不可分的，“当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刚刚得以建立之初，同样年轻的苏维埃刑法学者们真诚地认为，无产阶级的法律不仅在内容方面，而且在形式方面都应当是崭新的。再加上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最初颁布的一大批法令中，缺少对犯罪行为精确要件的规定，有时没有指出具体的法定刑，这就使得某些法学家产生误解了，以为这恰恰是无产阶级刑法的特点。”正因为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研究中加入了太多的政治成分，使得犯罪客体成了没有独立品格、纯粹是政治在刑法理论上的畸形品。其次，现行的犯罪客体概念与其自身的价值定位相矛盾。在刑法理论中，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之一，它应当与其他三个要件一道共同发挥着认定犯罪成立与否以及构成何种犯罪的功能，即其价值定位是犯罪评价的工具。作为评价工具，其自身就应当是清晰的、易于掌握的。但是，通说的犯罪客体却被归结为某种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关系，根据《辞海》的解释是指：“人们在共同生活过程中所结成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相互关系的总称。”这种关系又具体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社会关系是一个内容抽象而又空泛的概念，由于它并不直接表现在外，既不可触及又不能加以目视，所以对其认知较为困难。实际上，它只是对出现的某种行为从社会整体意义上进行的分析与评价，正如我国某些学者所批评的，我国现行的“犯罪客体的价值在于说明犯罪行为为什么要被规定为犯罪，而不在于说明犯罪是如何构成”。再者，犯罪客体的涵义违背了认知规律。在认知过程中，人们总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抽象到具体、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过程。关于犯罪的判断是一个价值判断，所以作为判断工具的犯罪构成各要件的判断就应当是事实判断，否则犯罪的认定就无法进行。但在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犯罪客体作为“某种社会关系”却是一种价值判断，且该“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是否受到侵犯，只有等该行为性质最终确定后才能知晓。因而，不论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中的排列顺序如何，其违背人类的认知规律是无疑的。最后，对某些学者提出的对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是采用“占有说”还是“所有权说”，将直接影响对盗窃罪的认定。其实，对盗窃罪究竟应采用何种学说才更合理，只能从刑法条文中去加以理解，这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而与犯罪客体没有直接的联系。
对于“取代论”而言，其注意到了用“社会关系”来界定犯罪客体所导致的犯罪客体不易把握、飘渺不定以及违背认知规律的缺陷，因此主张在保留犯罪客体的前提下，对犯罪客体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内涵。“取代论”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取代论”的诸多观点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对于倡导“社会利益说”、“法益说”、“社会关系+法益说”的学者而言，其普遍认同的一种观点是：社会关系的概念较为狭隘，不能完全涵盖刑法所保护的范围，同时社会关系过于泛化，不易把握。实际上，这是对“社会关系”与“利益”两个概念的误解。刑法最终是对利益的保护，因此，用“社会利益”或“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来界定犯罪客体在范围上是可以的。但是无论何种利益，归结到底都体现为一种关系，利益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因此，用“社会关系说”来界定犯罪客体，其缺陷不在于其不能有效涵盖刑法所保护的范围，而主要在于其过于泛化。“社会利益说”、“法益说”在批评“社会关系说”的同时，自身又同样陷入过于泛化的尴尬境地。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从论证方法上看，基本上还是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寻求政治正确性。可以说，除了概念的变动之外，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社会关系+法益说”认为，单独用“社会关系”或“法益”都不能对犯罪客体加以有效涵盖。这种观点除了对“社会关系”和“法益”的认定有误之外，同样面临着通说观点所存在的过于宽泛的缺陷。相对于社会关系与利益而言，法律关系的内涵显然更加规范与清晰，但是正如“法律关系说”的倡导者所认为的：“犯罪客体是对行为的判断或评价，评价实质上是对行为属性的判断。”故而，在“法律关系说”中，犯罪客体的判断仍然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其结果同样不是直观可见的，尽管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评价过程。在任何犯罪中，犯罪所具体指向的对象总是具体的，因此用犯罪对象来代替社会关系的“对象说”在事实认定方面无疑是可行的，但是该观点混淆了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一方面，该种观点认为由于在其他法律中，客体与对象是同一个概念，因而在刑法中也同样适用。但刑法与其他法律不同之处在于：刑法调整的是个人与整体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详见下文的论证）。在某一个具体的犯罪事实中，犯罪指向的对象是特定的人或物，但刑法惩罚的目的不在于此行为对该人或物造成了侵害，而是因该行为对人或物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制度造成了侵害。可见，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并不属于一个层次，也不可相互替代。另一方面，该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不合理的。每一个犯罪的成立，都表明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制度受到侵害，亦即客体要件应当具备。如果用“对象说”来界定犯罪客体的话，则每一个犯罪对象也要遭到损害。但现实情况是，在许多犯罪行为发生时，犯罪对象并不必然受到损害，有时甚至犯罪对象的价值会增加。如在某盗窃案中，甲窃得乙家中的名画一幅，将其装裱后珍藏。此时用“对象说”的观点就不好解释。因此，无论是从刑法理论层面还是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对象说”都是有缺陷的。
对于“废止论”而言，持该观点的学者看到了犯罪客体过于宽泛，在实践中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不能发挥应有功能的缺陷，故而主张将犯罪客体加以废除。这种观点确实指出了问题之所在，但是如果将犯罪客体加以废除，则产生的问题会更大。一方面，缺少了犯罪客体则缺少了实施刑罚的根据。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与犯罪成立理论是一致的，没有了犯罪所指向的具体目标，就没有理由再进行后面三个构成要件的评价。犯罪客体对于评价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构成多少犯罪都是不可缺少的要件。另一方面，历史的教训也表明，犯罪客体是不可缺少的要件。犯罪客体的存在——即某种具体侵害事实的出现，是进行构成要件评价的前提，否则必将导致司法的恣意和人权的被侵犯，而这已经为现实所证明。历史上，民族英雄岳飞父子就是被奸臣以“莫须有”的罪名所陷害；前几年震惊全国的湖北“余祥林”案以及刚刚出现的河南“赵作海”案等都清晰地表明缺少了犯罪客体，司法权就会被滥用，人权就很容易受到侵犯。所以，对“废止论”的观点，笔者实不能赞同。
综上而言，笔者认为“维持论”的观点过于陈旧，它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使其不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构成要件之一应有的功能。而“废止论”的观点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导致实践中侵犯人权的可能。所以“维持论”和“废止论”的观点都不可取，笔者在整体方向上赞同“完善论”。鉴于现有“完善论”观点的瑕疵，应在保留犯罪客体的同时对其内涵作出新的界定。
二、犯罪客体内涵之界定
根据唯物辩证法可知，现象和本质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现象中包含着本质，而本质则通过现象体现出来。事物的本质属于不可以直接感知的一面，而现象则属于可以直接感知的一面。具体到犯罪，“刑法的调整对象不像民法或婚姻法那样仅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或者像行政法那样仅是公民与国家的某种职能之间的关系，而是公民个人与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因为刑法调整的对象是公民个人与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所以犯罪侵犯的就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秩序。这种侵害，由犯罪人通过作用于一定的人或物而体现，被作用的人或物就是犯罪对象。被犯罪行为作用之后的犯罪对象，尽管其本身可能不会有所改变，但其所处的状态却一定发生变化。犯罪对象状态的变化就体现了社会整体法律秩序的被侵犯，此时已形成犯罪客体。可见，犯罪客体通过犯罪对象来体现。这种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之间的关系，正是哲学中现象与本质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体现。因此，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客体非犯罪对象本身，而是犯罪对象的存在状态，亦即犯罪行为所作用的一定人或物的存在状态。只有以此来认定犯罪客体，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其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使犯罪认定得以顺利进行。
根据唯物辩证法可知，人类的认识过程总是由表到里、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的过程就是一个对事物加以认知的过程。认定的最终结果既是一个价值判断，又是深层次的、抽象的、理性的判断。更由于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性措施，其以剥夺公民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为手段，因此对其适用更应加以谨慎对待，而这也是人类社会的共识。在意大利，“当一种制裁或措施直接或潜在地涉及到剥夺人身自由时，立法者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只有在最适当，即‘完全必要的’情况下，立法者才有权规定刑事制裁。因为，宪法中有关‘刑罚’、‘刑事责任’以及有关保护人身自由的规定，不论对立法时规定刑罚，或是对实践中适用刑罚来说，都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所以为了谨慎起见，对犯罪的判断就需要以犯罪构成作为辅助中介。从符合认知规律的角度来看，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就应当是表层的、具体的、事实的判断。在任何一个犯罪中，犯罪行为所作用的人或物的状态都是清晰的、容易判断的，因而将构成要件之一的犯罪客体界定为“犯罪行为作用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就满足了构成要件作为判断工具所应当具备的简洁、可操作的要求，符合事物的认知规律。
其次，与犯罪对象相统一，有助于对犯罪对象的正确认识。
在现行的刑法理论中，有观点认为：“有些犯罪没有犯罪对象”、“犯罪对象不是每个犯罪的必备要件”。其实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正如在上文中所阐述的：犯罪是对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秩序的侵犯。而社会的法律秩序是抽象的，在现实中必然要通过犯罪对象来体现。犯罪对象状态的变化表明了社会的法律秩序受到了侵犯，也显示了犯罪客体要件的具备。缺少了犯罪对象，就不可能具有犯罪对象状态的改变，但是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整体法律秩序又如何得到体现呢？不少学者认为，“没有犯罪对象的犯罪行为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与犯罪行为相联系的人或物，我们就会发现，任何犯罪都会对一定的人和物发生影响，都要以一定的人或物的一定特征为自己的对象。”“脱逃罪”和“偷越国边境罪”常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没有犯罪对象的典型例证，笔者现试对此二罪的犯罪对象作简要分析。所谓“脱逃”，是指处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的犯罪分子用非法手段摆脱司法机关控制的行为，其结果是处于司法机关控制的人变成不受司法机关控制的人，亦即犯罪分子的人身状态发生了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体现了对国家司法制度的侵害，因此，“脱逃罪”的犯罪对象正是犯罪分子自身。同样的道理，在“偷越国边境罪”中，犯罪分子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就使其从处于本国的状态变成处于他国（或地区）的状态，从而对国家的国边境管理制度造成了侵害，故而该罪的犯罪对象也是犯罪分子本身。
再者，有利于正确适用刑法条文，发挥犯罪构成的应有作用。
采用通说对犯罪客体的理解，我国刑法中许多罪名的犯罪客体都存在争议。如对于受贿罪而言，其犯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廉洁义务、国家的廉洁制度，还是财产所有权？理论界对此颇有分歧。而犯罪客体作为构成要件之一，起着决定犯罪成立与否以及构成何种犯罪的作用。如此一来，由于受贿罪的客体要件存在分歧，在具体认定犯罪时也会有不同的意见。而实际上，如果认识到犯罪客体就是“犯罪对象的存在状态”，上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司法实践中，只要财物的状态从他人所有转变为该国家工作人员所有，且这种状态的改变是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收受财物所造成的，该国家工作人员就构成受贿罪，而根本不需要去认定到底侵犯了何种社会关系。以犯罪对象的存在状态作为认定犯罪客体的标准，并将其运用到受贿罪或者其他任何犯罪中，犯罪的认定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和容易操作，分歧也会减少，而这与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相一致。否则，犯罪客体的抽象性将导致犯罪认定的不明确性，刑法的确定性就会受到破坏。正如有学者论及传统理论在认定贪污罪的犯罪客体时所批评的：“原刑法中贪污罪属于侵犯财产罪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多人认为贪污罪的同类客体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所有权，而当新刑法将贪污罪与贿赂罪合并组成独立的一类犯罪后，很多人又开始认为贪污罪的同类客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今天的贪污罪依然是昨天贪污罪的继续，只是刑法在规定的排列上稍作一下变化，在犯罪客体上就立即出现法变亦变的情况，丝毫不能体现自己的独立品格。”
最后，有利于犯罪论体系的完整，发挥保障人权的功能。
凡客体语言现象初探 篇7
一.模因论
尚属新鲜事物的模因论 (memetics) 是一种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来阐释说明文化进化规律的理论。何自然认为:“它试图从历时和共时的视角对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文化具有传承性这种本质特征的进化规律进行诠释。”1976年, 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首次使用“模因” (meme) 一词, 作为模因论理论的核心概念, “meme”又被《牛津英语词典》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单位, 通过非遗传方式, 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
作为一种前沿理论, 模因论对解释文化进化和传播具有较强的理据。它与语言学的结合可以为人们研究包罗万象的社会语言现象, 包括深入地探究“凡客体”多次演化, 变异, 及流行打开新的视角。同时, 也可以把握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语言进化传播的规律性, 从而推广应用语言规范化设计, 创造强势语言模因。
二.模因论视角下的凡客体
(一) 模因
模因 (meme) , 它是基于基因 (gene) 一词仿造而来。meme源自希腊语, 意为被模仿的东西。我们将meme译成模因, 是有意让人们联想到它是指一些模仿现象, 一种与基因相似的现象。然而与基因不同的是, 模因通过模仿而传播而非繁衍, 它是文化的基本单位。
在模因论中, 模因往往被描述为病毒 (viruses) , 具有传染性。受感染者, 不仅本身会成为病毒的宿主, 而且还会将这种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这种病毒会改变被感染者的行为, 并促使被感染者去宣扬同种行为模式。如标语口号, 时髦用语的大众传播行为。
(二) 凡客体是语言模因
凡客体 (“爱……, 爱……, 也爱……, 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是……”) 是一个文化基本单位, 它可以通过模仿而得到传递, 从一个人的头脑被拷贝到另一个人的头脑或从人的头脑被拷贝到网络上, 说话的声音上或是印刷制品上, 从这种意义上讲, 凡客体具备成为模因的条件。
我们可以看到从公众人物韩寒发布的第一条标语式广告开始, 作为原始模因的凡客体开始传播。而后, 作为一个模因单位, 这个句式感染了最早一批对VANCL比较熟悉和关注的人, 他们不仅传播这个模因, 并开始‘学习’制作‘凡客体’:
爱表演, 不爱扮演;爱奋斗, 也爱享受;爱漂亮衣服, 更爱打折标签;不是米莱, 不是钱小样;不是大明星, 我是王珞丹。我没什么特别, 我很特别;我和别人不一样, 我和你一样。我是凡客。
伴随新的语言变体的产生, 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 感染群体扩大到对‘VANCL’并不太熟悉的其他目标受众群。如魅族版:
爱魅族, 爱生活, 爱灌水, 爱综合讨论区, 爱魅八, 也爱尚未出世的MINI-@, 我不是什么枪手, 不是谁的五毛, 我是魅友, 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和你一样, 我是过客。
这些受众群恰恰是‘VANCL’的重要目标消费群, 喜欢网络新鲜事物的上班族、上学族。如J·Wong版:爱电子, 爱数码, 爱论坛, 爱大半夜发帖, 爱炒作, 也爱默默地做自己的M-PHONE, 我不是什么老大, 不是谁的克隆, 我是J·Wong, 我只做自己喜欢的。我和你不同, 我是偏执狂。
至此, 且不谈它的商业效果, 仅作为一个模因单位, 凡客体完成了它传播的任务。
(三) 模因借助三种方式传播
模因的生命力得以实现就必然需要在残酷竞争中通过模因的适时变异, 保留原始模因的本质特征才能生存下来。诚如Blackmore所提到的模因得以生存的个三特征:变异、选择和保持。“凡客体”也正是通过这三种方式得以广泛传播开来的。
1. 变异
“凡客体”在不断地模仿、复制过程中, 已经被重新赋值, 发生了变异, 产生了新的语言变体。由语言传播之始作俑者, 韩寒仅就“凡客”这个身份含义本身所作的白描:“爱……, 爱……, 也爱……, 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是凡客”到后来以“郭小懒”网友为代表在对韩式凡客体模仿的基础上, 注入具有个人身份特色的因素:为自己所在团体“饭醉团”成员所作的纯属娱乐式的PS (润色, 修饰, 改写) 三张, 或是网民们进行“再创作”的雏形———根据趣味取向来看, 几乎涵盖了所有层面, 也表达了各种情绪:从被大众讨厌的浑身是毛病的明星们, 到以卖丑成名的网络话题人物;从被崇拜和被痴迷的足球明星, 流行文化中的象征物 (从植物大战僵尸游戏到搞笑日和动画中的主角) 、政治人物、充满自恋之情的自己……你愿意恶搞谁都可以——“全民调戏凡客”。在每一次的生成过程中, “凡客体”都或多或少地被转述者加以润色, 所以, “凡客体”在每一次被模仿、复制的过程中, 都被重新翻译, 重新阐释, 变异由此产生。也正是借助变异, 传播得以实现。
2. 选择
Blackmore认为:某些模因更易于引起人们的注意、更真实地被人们记住、更易于被传递给别人, 而另一些模因则从来得不到传播。“凡客体”得以传播同样也是优胜劣汰的结果。与同年的其他流行词汇相比, “凡客体”当仁不让的表现出更为强势的传播势头, 经过一轮大范围传播和激烈影响, 百度百科中“凡客体”已作为专有词汇被收录在册, 定义为“凡客广告文案宣传的文体”, 这场“全民化的广告创意狂欢”已然记录在内。
究其原因, “凡客体”不仅语言形式的优势明显, 也在内容上迎合了当下社会的众生百态。
一方面, 在语言形式上“爱……, 爱……, 也爱……, 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是……”的句式, 大都运用了排比, 反复的修辞手法, 二者交互使用使得表达:内容集中, 气势宏伟;叙事透辟, 条分缕析;节奏鲜明, 朗朗上口;长于抒情, 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这一点大大推动了信息在更为广大的受众范围更好的传播;在其传播过程中, 仿词这种修辞手法也常常被使用到, 这无疑会使得句式内容长久的保持一种新鲜感, 使得客体在年轻人——这个网络主打群体中能够历久弥新。
另一方面, 在内容旨趣上, 迎合了不同层次受众的口味。在《消失的搭车客》一文中, 布鲁范德, 曾有过这样类似的描述, 人们花时间讲述和传播, 不仅仅是因为内容中有吊诡有趣的情节, 更深层的原因是它能传达出创造者和传播者所处的语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 并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心理, 知识和行为规范系统。从这个角度看, “凡客体”所引发的文化狂欢,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全民行为, 不在于它提供了什么样的模板和内容, 而在于它所创造的特定语境。这个语境海纳百川, 能够包容人们在这个浮躁年代, 多元化的甚至是杂合的感性表达方式。
基于以上句式形式和受众心理的两点分析, “凡客体”能在与其他词的竞争中完胜, 并成功地生存下来, 像“病毒”一样占据人们的大脑, 又像“病毒”一样从一个“宿主”跳跃到另一个“宿主”便显得不足为奇了。
3. 保持
“凡客体”同样也借助保持来传播, 正因为它一直保持其独特的形式或核心价值, 由此形成一种旗帜鲜明的符号系统, 指示性能强大, 才会吸引更多受众自觉纳入到它的麾下, 被这种独特结构所感召, 所操纵, 帮助它在更为广阔空间大有所为。当我们看到五花八门的凡客体语言变体 (“爱……, 爱……, 也爱……, 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是……”) :
爱网络, 爱摄影;爱泡妞, 爱开潮店;爱女人, 也爱29元一件的T-SHIRT;我不是什么男主角, 不是谁的爸爸;我是陈冠希;我只拍我爱的。我和你们一样, 我是爱自拍。
爱表演, 爱喜剧;爱自嗨, 爱买房子;爱低调, 爱讲笑话;烦采访, 讨厌颁奖礼;只当主角, 害怕老婆;我不是农民, 更不是结巴;我是范伟, 请叫我知识分子;
喜欢东京, 铁塔里有我的秘密;喜欢富士山, 那里有我的故事;越美丽的东西, 我越不可碰;我是林夕, 原名梁伟文;心参佛法, 笔绽莲花;写过很多歌词, 但却赢不到一个人;如果你知我苦衷, 何以没一点感动。
虽然在措辞和达意上有所不同, 但不难看出“凡客体”使用的句式始终如一保持一致, 都以情态动词“喜欢/爱”加上物质名词的形式开篇;形式上短句为主, 或三五成群, 错落有致, 形成句群;修辞上, 大都使用了反复和排比的修辞手法;文旨保持高度统一性:即宣泄某种情感, 表明某种身份…都是借此形式来表明特定主体的个性特征, 打上个人风格鲜明的Logo, 不会在传播过程中完全走样。当主体以别人为榜样学会了“凡客体”, 或模仿他人使用“凡客体”, 那么“凡客体”就是模因, 而且在我们头脑中被保留了下来。受传双方易位频繁, 主动性全面增强, 推出的作品又为凡客扩大了传播。传播主体已然消解, 几乎人人都是传播主体, 在接受信息, 也在主动传播信息。
三.凡客体模因的认知基础
Dawkins曾指出模因从发展趋势上可分为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模因在进化传播中由于人类认知的某些特点会显现生命力的不同, 分化出弱势和强势模因。弱势模因则随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消失, 失去传播复制功能, 甚至被人们遗忘。反之, 强势模因具有保真度、多产性和生命力, 它必须精确, 散布广泛, 复制长久, 从而在文化进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一个模因, “凡客体”具有保真度、多产性和生命力, 是一个强势模因, 这与人类的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密不可分。正是由于“凡客体”模因体现或满足了宿主的某些心理需求和认知特点, 才使其成为强势模因, 得以不断发展传播。
(一) 追求语言高效经济的心理
语言在其演化过程中自发适用“经济原则”, 即要求在人们交流过程中, 尽可能使用较少的词表达更多的意。用“凡客体”寥寥数行, 若干短句就能够准确精练的勾勒出个人的身份脸谱或宣泄出人们的某种情绪, 回避了冗长的累言赘句, 迎合了当下信息大爆炸的现代社会, 人们追求语言简洁高效的心理, 与当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相一致, 便于人们记忆而成为强势模因。
(二) 追求语言标新立异的心理
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 总是挟持一种求新猎奇、挣脱传统的前景化心理。尤其在当今网络主打, 青年群体为主体的大众传媒世界, 厌倦既有的传统表达方式, 彰显个体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凡客体”成功满足了年轻人趋时求新的潜在需求, 便于理解接受而成为强势模因。
(三) 追求语言形式美感的心理
作为人类特有的能力和符号, 早在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那里, 语言就已经被定义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 因此它有着自身特有的形式美。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 总是潜意识趋向追求这种形式美感的最大化。“凡客体”作为语言模因, 引起受众的注意和青睐, 自然而然的体现出了使用者的心理特征。以著名填词人林夕的个人凡客体为例:
喜欢东京, 铁塔里有我的秘密;喜欢富士山, 那里有我的故事;越美丽的东西, 我越不可碰;我是林夕, 原名梁伟文;心参佛法, 笔绽莲花;写过很多歌词, 但却赢不到一个人;如果你知我苦衷, 何以没一点感动。
用词典雅, 结构上的修辞效果, 多用对称的排比, 反复, 或者是仿词, 甚至体现出中国古代特有的骈散句相结合的特点, 使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一种和谐, 对称的美感, 表现力强且富有感染力, 满足了人们追求语言形式美感的审美心理诉求, 而当仁不让的成为了强势模因。
(四) 追求语言权威的心理
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 会因其使用者地位的不同而出现地位和影响力的差异。我们知道“凡客体”的最早发起人是人气作家韩寒同学, 这样一位社会上的公众人物, 相对广大的默默无闻, 显然享有话语权威的地位。在凡客体后来的传播过程中, 又有多位公众人物参与其中, 如赵本山等, 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Bloomfield在论及语言发展中的常见现象借用 (borrowing) 时, 曾作过这样类似的论述:讲话者总是要模仿自己佩服或尊敬的人们的语言, 以避免受到歧视。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存在着趋向权威的心理。信息模式若具有权威效应, 则可以顺利快速传播。“凡客体”源于韩寒的振臂一呼, 满足了人们的趋炎心理, 由此响应者众, 语言单位加快了其传播速度, 最终成为强势模因也就不难洞见了。
总结
一方面, 作为国内一个较新的理论, 模因论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使用, 来解释不同的语言现象。在语言模因的作用下, 一个语言单位得到复制, 在一定时期成长为强势模因, 形成了人和语言的互动模式, 加速了语言的发展和进化。
另一方面是群体思潮的不可预知性。妙手偶得, 却借助传媒推手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宣泄狂潮。看看图, 读读字, 俨然成为一种现当下特有文化娱乐方式, 由此而产生的蝴蝶效应, 恐怕连始作俑者也未曾料及。网络的突飞猛进告诉世人, 如今的成功早已没有了所谓的即定规则, 剑走偏锋, 琵琶反弹也大可以收获一鸣惊人的效果。“凡客体”便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诞生出的一朵奇葩, 起初它作为且仅作为商业推手的杰作, 传播过程中却因为吻合了当下社会人群隐秘的多种心理, 而一时蔚然成景。
作为一个强势模因, “凡客体”的复制、传播是成功的。所以用模因理论去阐释一个流行词句的复制、传播方式, 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规律, 创造强势模因, 更好推广应用语言的规范化。
参考文献
[1]何自然.冉永平编著, 新编语用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Dawkins.卢允中, 张岱云, 王兵译.自私的基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3]刘润清编著, 西方语言学流派[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4]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J].语言科学, 2005 (6) :56-66.
[5]何自然, 何雪林.模因论与社会语用[J].现代外语.2003, (2) .
[6]吴燕琼.国内近五年来模因论研究述评[J].福州大学学报 (哲社版) , 2009 (3) .
[7]刘桂兰.李红梅.从模因论角度看XX门”现象[J].外语学刊, 2009 (2)
[8]刘冬玲.模因论视角下的“吧”族外来新词浅析[J].文学教育, 2010 (12)
房产保有税法客体研究 篇8
从理论上说, 作为房产税之法律关系客体是指税收法律关系所指向的对象, 即纳税人的房屋。该类客体应当满足一般的法律关系客体之属性, 必须为法律所确认, 必须考虑法律追求价值之属性, 能够独立的为人所支配利用带来价值。
从实践上说, 房产税作为已经试点并将全国征收的税种, 是一种典型的地方税。从目前上海和重庆的开征情况来看, 就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房产税必将成为全国意义上的税种, 这也就意味着房产税的征税客体应该是统一的。所以说, 对于即将在全国推行的房产税而言, 研究其客体十分必要。
2判定标准
2.1 目的性标准
目的性标准就是房产税法应充分考虑房产税的开征目的。开征房产税的目的主要有: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调控房地产市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社会分配机制。以房产税立法的目的性标准作为研究房产税法客体的基础, 可以树立正确的研究方向, 得出合法合理科学的结论, 这样的房产税法客体才更为必要。
2.2 实质性标准
(1) 商品性。
基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失灵的发生, 需要国家通过有形的手进行宏观调控, 而税收就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因此, 对建立在稀缺土地上的商品性房屋征收房产税是必要的。
(2) 存量房。
房产税法的客体应为存量房。房产税的性质决定了其是在保有环节征税而不能仅仅在流转环节征税。从国际经验来看, 很多国家都对存量房征税。重庆于11年十月开始对存量房征税反映了这一趋势。
(3) 时间非限定性。
税收公平原则指纳税人法律地位必须平等, 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仅对法律实施后的房屋征税就违背了这一原则。所以在时间上无论何时购买的房屋均应纳税, 换言之应税房屋在时间上不具有限定性。
3房产税法客体分析
3.1 国有土地建房
(1) 商品房。
商品房符合前文的目的性标准和实质性标准, 所以都应该纳入征税的范围。不过在税率设计上可按照人均居住面积作不同的规定, 不同价值房子的主人对于社会公共品的利用决定了其必须要履行相应的义务。
(2) 经济适用房。
经济实用房不应当纳入房产税法征税客体。这是因为经济适用房本身不属于一般意义的商品房,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情况。按照量能课税原则, 低收入者应享受税收减免。但当经济适用房在可以流通到市场变成商品房时, 就需征收房产税。
(3) 集资建房。
集资建房不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这是因为一方面集资建房具有保障性的特点, 另一方面作为集资建房的买主不指享有使用权。所以让买主缴纳房产税有违公平。同样作为拥有产权的单位也无需纳税。只有当集资建房作为商品房开始流通时, 其就成为房产税法的客体。
(4) 非住宅用房。
非住宅用房主要是用于商业、工业、旅游等的房屋。我国1986年的《暂行条例》已将营业性用房作为征税对象, 新房产税法将其纳入客体也是自然的事情。新房产税法出台后将取代原《暂行条例》, 原来规定的营业性用房和目前试点的住宅相结合将成为房产税法的重要客体。
3.2 集体土地建房
(1) 城中村及城中村改造房。
对于城中村的住房, 因其性质和农村住宅一致, 按照前文的商品性用房标准, 其不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
城中村改造房是指安置动迁居民的住宅。若是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经济实体开发且五证齐全可对外发售的, 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对于那些村民个人或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的房屋, 不得对外出售, 也就不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
(2) 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实质上为乡产权房, 是由乡镇政府而不是国家颁发产权证的房产。《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小产权房不得登记发证。这也就意味着小产权房不可以成为商品房, 自然不能纳入房产税法客体。
(3) 普通农村住宅。
农村住宅不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理由有:一, 之前1986年的《暂行条例》仅仅将房产税的征收对象界定为城镇的经营性房屋, 没有对农村住宅纳税的先例。二, 对农村住宅纳税会加重农民负担, 征收的难度很大。三, 不对农村住宅征收房产税是国际共识。
房产税立法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当前的试点主要为将来的全国性立法做准备。本文通过对房产税法客体的研究, 可以为我国的房产税法立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笔者期待我国的房产税立法能够取得重大突破, 本文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税法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76.
[2]徐孟洲.税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310.
坚持审题客体，杜绝万能角度 篇9
一、单面入手，由表及里
也即从每个对象或矛盾说法的一面入手立意为佳。比如这个作文材料，从甲乙丙丁任一人入手立意皆可，但从任一对象入手都应由“打牌”上升到人生理性的高度。如从甲的角度，可谈赢得人生要有好的基础、高飞的起点等；从乙的角度可立意为勇于、乐于、善于调整甚至挑战自己不好的出身（起点）或人生中的困难、挫折、磨难；从丙的角度可立意为旁观输赢，自在轻松（或静看世事变迁，品尝人生过程）；从丁的角度可谈保持快乐、淡然、达观等心态打好自己的人生之牌。
二、慎勿“拼盘”，几者杂糅
所谓“拼盘”就是将四人就打牌的不同看法和见解拼合在一起，开中药铺般的面面俱到，依次而谈。这样导致论点剥离，蜻蜓点水，无法显现考生立论的深度和厚度，这种作文大忌俗称“观点发叉”。如果迫不得已“拼盘”也应由一个总题及中心论点统帅四人的看法，比如“怎样打好人生之牌”，但总觉立论太大，论点无法形成一个“锐点”。
当然，针对“两面矛盾说法类”的作文材料将二者结合来谈，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立意角度，甚至考生能驾驭下来，更能凸显自己强大的思辨能力。比如2014年上海卷穿越沙漠道路和方式的自由与穿越沙漠的终极目的的不自由。审题立意可选取两面中的一面；最好能将二者统一立意为以自由的方式寻求不自由的人生目标（比如，我们每个人在自己人生中也许并不能完全自由地主宰自己的方向和目标，但我们不必怨天尤人，我们完全可以调整自由的方式和路径来达成自己的终极目标）。
三、坚持审题客体，杜绝万能角度
何谓“万能角度”？所谓“万能角度”，即考生针对每个作文材料都用一个或数个角度立意去应对无限多变的作文材料，常见的就有“换个角度看问题”“辩证地看问题”“一分为二看待事物”“谈选择”“见仁见智”等。——几乎每次不同的考试作文材料考生都会出现这种“万能角度”“万能立意”，甚至部分老师思维也会有此模糊意识。这种思维怪圈的出现，究其根子，是考生将自己的思维主体与作文材料客体混淆所致。我们知道，任何作文考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作文材料客体和考生思维主体发生关系的一个过程，在二者生发关系的过程中，考生思维模糊混乱便会导致这种思维怪圈的出现。作文材料，是写作过程的客体，客体材料中流露出来的信息才是考生“自定立意”的依据。而考生每次写作中审察、分析、整合、提炼材料过程中所用的思维方式，比如换角度思维、辩证思维、一分为二看待事物、见仁见智地评价、对立对举思维、选择最佳角度及立意等，都属于考生这一主体生发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几乎每篇材料审题立意考生都会用到，故每次不同的材料作文都会出现此类“万能角度”“万能立意”，将自己每次写作过程中审察、分析、整合、提炼材料过程中所用的思维方式，武断地、无中生有地植入到作文材料这一客体中。
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应该是考生就作文材料这一客体发表见解，而非考生对自己这个主体的思维方式发表看法。由此，《关于议论》一文中黄硕老师对广州一模作文（作文材料见《语文月刊》2015年第五期封三）这类“多对象类”的“母题”定义为“选择”颇值得商榷。如果这种思维逻辑能认可的话，那么2014年高考上海卷关于自由不自由的材料、江苏卷对青春不朽的认识、安徽卷演员改动台词的异议、福建卷对峡谷的不同看法、湖北卷山上风景的议论、辽宁卷祖孙二人关于风景的矛盾说法，2015年高考全国卷2关于小李老王小刘谁更具风采的认知、上海卷如何对待人心的柔软和坚硬、广东卷感知自然的近和远、安徽卷蝴蝶翅膀颜色的有无、福建卷关于走路、四川卷关于聪明与老实的认知、山东卷对丝瓜藤与肉豆须的分辨等很多材料的审题立意都可用上述“万能角度”“万能立意”一概而论。而且我认为这种审题立意既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又很“可怕”，应该坚决杜绝甚至“棒杀”，否则很容易误导学生一成不变地“套作”“宿构”甚至抄袭。
附带说明，有没有作文材料客体本身有“谈选择”这一“母题”的呢？有。比如2002年全国卷作文题：
有一位登山者，在途中遇上暴风雪。他深知不尽快找到避风处，非冻死不可。他走啊走啊，腿已经迈不开了。就在这时，脚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扒开雪一看，竟然是个快冻僵的人。登山者犯难了：是继续向前，还是停下来援救这个陌生人？心灵深处翻江倒海之后，他毅然作出决定，脱下手套，给那个人做按摩。经过一番按摩，陌生人可以活动了，而登山者也因此暖和了自己的身心。最后，两个人互相搀扶着走出了困境。也许不是人人都会碰上这种生死的抉择，但是每个人却常常遇到、见到、听到一些触动心灵需要作出选择的事情。那时，我们大家是怎样选择的呢？又应该如何选择呢？请以“心灵的选择”为话题写一篇作文，所写内容必须在这个话题范围之内。
归根结底，无论是作文审题立意还是阅读文本，甚或扩而广之认识事物，教会学生区分事物的主客体是我们作文教学甚至整个语文教学必须澄清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