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交流

文学交流（通用12篇）

文学交流 篇1

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互动发展,这是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特点。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文化交往与经济合作不断深入,南宁—东盟文学交流出现了资源共享、多边共赢的良好局面。在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取得了重要成果的同时,双方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经济发展是基础,政治互信是保障,文化交流是纽带,社会进步是愿景。因此,加强南宁—东盟文学交流,在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中挖掘和谐文学资源,整合民族历史文学资源,对于促进双方进一步的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形成共叙友谊、共建良好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 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盛宴推动着南宁—东盟文学交流

第二次东盟“10+3”文化部长会议签署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使东盟各国有机会更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民崇尚和平、平等和共同发展的理念。15年来,中国与东盟在文化领域广泛开展交流与合作,硕果累累。在广西南宁,《金风送来山水情——风情东南亚·相约在南宁》、《大地飞歌.2006》、“绿城歌台”、“第二届中国—东盟舞蹈论坛”等多种多样的中国—东盟文化交流活动轮番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听觉,一场场文化交流的盛宴让人目不暇接。

据了解,中国与东盟已采取许多措施促进文化交流,包括青年互访、语言培训等。设在云南、广西等地的中国—东盟语言文化人才培养基地已取得良好成效。广西国际青年交流学院国际青年干部高级研修班开班。这些东盟青年将通过与中国青年的交流,亲身感受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大型文艺活动是加强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载体。近年来,一年一度举行的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由中国与东盟10国艺术家共同演绎的风情东南亚晚会,成为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交流的重要载体。一系列精彩的文化“大戏”让中国与东盟各国彼此间领略到对方灿烂的民族艺术精华。实践表明,这种超越了地域界限的文化交流,在为东盟人民带来多样文化韵味和乐趣的同时,也为亚洲经济增添了新的增长点。

经济的交融必然伴随着文化的深层次交融,而南宁—东盟文学交流,对于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一国际文化交流的大舞台,南宁以及中国各民族的传统艺术被推向全世界,而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也将自己民族的艺术瑰宝展现出来。各民族艺术相互交融、相互激荡,世界人民的心因文化交流产生的感动而走到一起。

2014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展于5月29日在广西南宁启幕。本届文化展以“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主要专业展之一,是博览会举办10年来首次开展,被列为2014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

2014年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是中国首次与区域组织共同举办的文化交流年。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局长张爱平表示,中方将与东盟方一道,举办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贯穿全年的系列文化活动,展现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夯实双方关系的民意基础,为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启幕仪式上,随着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康宣布2014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展开幕,中国和东盟10国嘉宾共同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百米书画卷”上钤印,中国和东盟10国及区域外书法家代表、参加书法实践课程的百名中国少年儿童共同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百米书画卷”进行书画创作。

此次文化展共使用8个展厅,展览面积超过2.5万m2,展示内容包括中国及东盟民俗风情、婚庆文化、书画艺术、传媒出版、创意休闲、工艺美术和动漫游戏等。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东盟国家,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美近800家企业参展、参会,中国台湾部分企业也亮相本届文化展。当天,2014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展还同期举行电影签约仪式。中国和老挝首部合作电影《琅勃拉邦有我的爱》在仪式上签约,中国、新加坡合作电影《遇见》进行信息发布。

在中国与东盟国家日益密切的经济往来中,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合作始终起着润滑剂的作用,地缘、文化上的接近使得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更具优势,广西在构建中国—东盟区域文化交流合作新格局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例如2011年5月,为庆祝中马建交37周年,广西派出“海丝情缘”艺术团赴马来西亚演出大型历史舞剧《碧海丝路》,完成了一次穿越2000年的“历史回访”。为期一周的访问演出轰动一时,槟城甚至出现一票难求的火热场面。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多次组织文艺团体到境外演出。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南宁开展对外文化活动共计263起4492人次,涉及40多个国家与地区,内容涵盖文学、演艺、美术及学术交流等。为了加强对东盟文化交流工作合作,广西还举办了2011年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该论坛每年邀请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学者、文化官员和企业家聚焦国际性文化产业发展思路和合作项目。在此平台上,中国与东盟相继签署了《南宁宣言》《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东盟文化产业互动计划》3个对中国和东盟文化产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文件,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盛宴推动着南宁—东盟文学交流,为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 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加强了南宁—东盟文学交流

论坛以“相互借鉴、合作共赢”为主题,围绕“中国与东盟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借鉴与合作”“构建促进中国与东盟文化产业交流合作新环境”“文化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作用”和“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的交流合作平台作用”4个方面进行讨论,同时设置“2008中国—东盟文化产业战略对话”议程。

中国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王永章说:“《中国—东盟文化产业互动计划》签署后,将是继2005年《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2006年《南宁宣言》后,第三个有关中国与东盟文化和文化产业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文件,对今后中国和东盟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南宁宣言》所指出的,文化产业将是21世纪的新兴产业,它能够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有助于传承丰富的人文精神,实现各国人民共享文化的权利。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2007年,根据新时期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要求,中国政府把文化纳入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并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在政府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的积极引导下,中国文化产业从探索起步的初级阶段开始进入不断培育和加速发展的新时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和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数千年文化发展史和现阶段文化建设中一道亮丽的景观。

文化产业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在优化产业结构、创造就业机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拉动对外文化贸易、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文化相近,近年来,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日益密切的友好交往,而且文化产业也面临着共同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相互借鉴经验,努力实现共赢。“中国一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就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我们希望能够和好的利用这个平台,共商中国与东盟各国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使“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今后能够在“10+1”的框架内培育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品牌项目,做到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共同推进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例如,201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展举行电影签约仪式,中国和老挝首部合作电影《琅勃拉邦有我的爱》进行签约,中国和新加坡合作电影《遇见》进行信息发布。电影《琅勃拉邦有我的爱》以老挝世界遗产古都琅勃拉邦、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南宁、广西风景名胜桂林市为外景,反映中国、老挝爱情故事和友好合作,讴歌两国人民的友谊。这些都说明了广西南宁与东盟的文学交流在不断地加强与深化。电影作为各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也是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在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已连续举办10届,推动了中国和东盟友好交流、经贸、人文等全方位合作,也为双方在广播电影电视领域的交流搭建了平台。今年是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琅勃拉邦有我的爱》和《遇见》2部电影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背景,生动反映中国和东盟国家友好合作,讴歌中国、老挝及中国、新加坡人民的友谊,意义重大。

3 中国—东盟文化交流新格局促进南宁—东盟文学的发展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同的文化底蕴。《广西大百科全书·民族》记载,“百越系中国南方古代族群的统称。”“壮侗语民族源于古代百越民族,是百越后裔。辖境相当于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和越南的北部、中部,是百越民族最集中的分布区。而于上述地区只有以壮族为主体的壮侗语族仍保留有西瓯、骆越的文化特点,如语言、击铜鼓祈年、祭蛙、鸡卜等。”

我们应抓住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一极的机遇,充分利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广西少数民族与东盟各国民族的天然联系,探索艺术规律与市场经济规律的结合点;打造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新格局:深入开展广西少数民族与东盟国家民族文学渊源交流,对广西的壮族、侗族、京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与越南、泰国、老挝、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寻找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根底和传承;实施对外文学交流“多路并举”的方略,“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官方、民间、企业等多种方式进行文化交流,包括艺术表演、艺术展览、理论研讨、文化考察、人才培训等方面,推动文学交流活动;凸显民族、地域、历史的特色文化,打造民族文化品牌,譬如以桂林山水和百色大石围天坑群等喀斯特地貌景观为代表的自然风光,以北海银滩、钦州三娘湾和防城港为代表的滨海风土人情,以大新德天跨国大瀑布和凭祥友谊关为代表的中越边关风情等。

信息时代的文化产业,不仅是第三产业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弘扬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我们应继续加强南宁—东盟文学交流与合作,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如以《八桂大歌》为代表的广西民族歌舞品牌,以《印象·刘三姐》、宜州下枧河为代表的刘三姐文化品牌,以愚自乐园为代表的现代雕塑艺术品牌,以南宁国际民歌节为代表的节庆文化品牌,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博品牌,以桂林山水、北海银滩、乐业天坑为代表的自然文化旅游品牌,以靖西绣球、临桂三皮画等“一地一品”为代表的民间工艺品牌等。

中国与东盟文化往来渊源已久,发展前景广阔。近年来,双方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密切频繁,越来越广泛深入,在演艺、展览、影视等传统领域,以及动漫、网络游戏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巨大。近年来,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代表的会展品牌、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代表的节庆文化品牌、以《印象·刘三姐》为代表的刘三姐文化品牌、以《八桂大歌》为代表的广西民族歌舞品牌,在东盟国家社会各阶层产生广泛影响。山水实景演出模式开创了广西与东盟交流合作的新境界。广西与越南合作打造的下龙湾海上实景演出《越南越美》、与柬埔寨合作建设的吴哥窟实景演出《微笑的高棉》2个项目,已列入中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贸易重点项目,并取得重要进展。在文化图书出版方面,桂版图书畅销南洋,早在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派团赴河内就合作开发面向越南中小学的越汉双语教材项目,与越南相关教育及出版机构进行沟通,正式启动该重大出版项目。同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马来西亚智慧城有限公司共同出版的《儒学四书精选漫画》,短短半年在马来西亚的发行量即达10万册。在期刊出口方面,接力出版社的《小聪仔》畅销新加坡、马来西亚,拥有众多的小读者。

2014中国一东盟文化交流年,在推动中国和东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促进中国和东盟相互了解,增进中国与东盟各国人民情谊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次举办文化展,不仅展示出博览会不断充实的文化内涵,也充分表明文化交流与合作在中国和东盟整体合作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文化展期间,中国和东盟国家文化产业的政府官员、商界精英和专家学者聚首南宁,畅叙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合作,促进南宁—东盟文学的合作与发展,共享文化产业勃勃商机。相信通过举办文化展,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将更加频繁,合作将更加密切,共同实现“同享文化、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黄信.形成中国—东盟文化交流新格局促进双方经贸合作[N].广西日报,2009-02-09.

[2]陈学璞.人文精神与中国—东盟博览会[J].钦州学院学报,2008(4).

[3]靳芳卉,文艺橙.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盛宴[N].光明日报,2006-11-02.

[4]黄信.形成中国—东盟文化交流新格局促进双方经贸合作[N].广西日报,2011-05-27.

[5]方慧玲.以文化与东盟牵手[N].广西日报,2011-11-13.

文学交流 篇2

11月24日晚6：00，经过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诗苑在圆厅召开2011文学交流暨工作总结大会，诗苑各级成员共40余人参加了此次大会。此次大会分为文学交流和工作总结两个部分。

工作总结部分，首先由诗苑现任会长王娇及副会长刘刚向大家介绍了诗苑的发展历史，并谈了他们对诗苑的一些认识和看法。接着，诗苑学习部部长杨荣就诗苑的规模、概况及建设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根据自己的思考指出了诗苑的发展目标和道路。随后，诗苑各新老成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家从实处出发，谈心里话，为诗苑的发展建言献策。

文学交流部分，学习部部长杨荣向大家讲解了中国文明史及诗词写作的方法技巧。他从《诗经》、《左传》谈到唐诗宋词，从先秦后汉谈到明初清末，从押韵、四声谈到平仄、对仗。既丰富了大家的知识，又增进了大家对文学的了解。

文学旅馆，旅馆文学 篇3

这是一部半自传式的小说，现实中，川端康成确实是在温泉旅馆遇见他初恋的舞娘，并在旅馆写下了这篇名著。至今，在那个名为汤本馆的旅馆里，还保留着川端康成写作的房间，以及他曾经缓步登上的狭窄楼梯。有多少的后来人，是因了想要体验川端的那份情怀而前往伊豆的这所温泉旅馆；而又有多少的文人骚客，是如川端般迷恋旅馆的写作人生。

旅馆——文人墨客的另一个“家”

驱车前往一个偏僻的小旅馆，关起房门，挂上请勿打扰牌，埋头专心写作。这便是许多古今中外文人墨客们的理想生活——古尔德(GlennGould)

对于作家来说，旅馆的意义在于隔绝，是为了和尘世保持一段距离，以便遁入无声无色无象的纯粹思维世界。

做为写作的人，出外游历时，我也免不了受到蛊惑，总会亲往大师们曾经渡过“暂住人生”的旅馆一探究竟，而大部分是让我失望的。旅馆对于作家来说决不浪漫，我想最没性格的旅馆对于作家才最理想。一桌、一椅、—床、一套书写工具即可。“家徒四壁”对于作家简直是种恩惠。海明威住过的各个旅馆，真的也就只是“旅馆而已”。即便如此，正如称自己为作家的加拿大音乐家古尔德(GlennGould)所描绘的——驱车前往一个偏僻的小旅馆，关起房门，挂上请勿打扰牌，埋头专心写作——仍是许多古今中外文人墨客们的理想生活。

旅馆——文学的情节空间

“人们来了，人们走了，旅馆依旧，从来无事。”一一维吉·鲍姆(Vicki Baum)第一部旅馆小说的名句

相对于文学旅馆(简单说是来与作家有关联的旅馆)而言，旅馆文学的元素似乎更加的丰富。文学作品中出现旅馆的频率之高，几乎可与家相提并论。顺手拈来，便有斯蒂文生《金银岛》里那间不吉祥的老酒馆，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也时常要和这类见不得天日的旅店打交道。

旅馆，常常是罪恶的滋生地、罪犯的庇护所。美国文豪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里，男主角亨伯特第一次与洛丽塔发生性关系是在一家名叫“被迷倒的猎人”的旅馆。(据说作者是在一所“味道难闻的小旅馆”里完成了该小说)

除此之外，奥地利犹太女作家维吉·鲍姆(VickiBaum)更创造了旅馆小说这一题材，她的旅馆小说名著《上海37》，1939年曾改成剧本《上海大旅馆》(Hotel Shanghai)，小说以沙逊大楼CATHAY旅馆在8·13战事中遭受日军炮击为背景。去年，国内的小说家虹影也出版了第一部中文旅馆小说《上海之死》。小说写了一个精彩的谍报故事，绝大多数的章节都围绕于“旅馆”——国际饭店展开。虽然有人形容“旅馆小说”拘束了人物穿梭往返的行程，但是旅馆小说却在一个相对集中的空间里浓缩了最紧张、最惊心动魄的谋略杀伐，构筑一个复杂的情节空间，使小说更加充满了张力和无尽的可能。

到底是旅馆之于文学的魅力大，还是文学之于旅馆的魅力大，我们确实很难分清。就如同英国著名作家D．H．劳伦斯青少年时期曾经居住过的煤矿工人住宅，而今被改为特色旅馆，并以劳伦斯的代表作《儿子与情人》作为旅馆的名称一样，我们也很难再去考究，人们进出那所旅馆的真正目的。引用维吉·鲍姆(VickiBaum)第一部旅馆小说的名句：“人们来了，人们走了，旅馆依旧，从来无事。”

文学交流 篇4

希腊神话故事和圣经故事可以说是英美国家生活的一部分, 圣经故事既是宗教故事, 更是生活中的寓言, 成为人们创作的灵感来源。文学是一种艺术, 艺术本就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两希文学已经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所以, 自然就成为文学的基石, 为人们提供了无限的创作源泉。古希腊的神话文艺理论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学以及文艺理论自然就是英美文学的“两大源头”。

1 两希文学自身的成就以及对英美文学的影响

1.1 古希腊文学的成就及影响

古希腊文学的发展历程分为早期、盛期和衰期, 整个希腊文化绵延了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 取得了斐然的文学成就, 诞生了为世人称颂的神话、史诗、寓言、戏剧。

希腊神话没有专门的书籍流传, 神话故事在《荷马史诗》、《神谱》和奴隶制的古典时期创作的历史和哲学著作中。现代所能见到的古希腊神话就是后人根据古籍中的记载整理成书的, 古希腊神话是整个古希腊文学的土壤, 古希腊文学的其他形式都是在神话上的延伸。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文学在诗歌上的巨大成就, 成为了后代欧洲史诗的典范之作, 其艺术生命力长盛不衰。其中的《奥德修记》是欧洲以个人遭遇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形式的开山之作, 这篇对奥德修生平描述的文章, 充分的肯定了个人的力量和坚持的信念;同时在文学中开始表现人类的理想。在文学的表现手法上来看, 史诗这种文学形式已经具备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些基本因素。《荷马史诗》将那个时代的苦难史诗、复杂史诗、性格史诗的特点融为一体, 产生了集艺术和各种文学手法于一体的英雄史诗。

希腊文学中的寓言和戏剧也是文学的集大成者。寓言将民间的语言和题材进行了充分发挥, 为以后英美文学创作时语言的选择提供了可借鉴的方式, 其中很多短小的寓言和比喻被后来的英美文学常常引用。戏剧无论是悲剧还是戏剧都有经典的代表作, 悲剧中宣扬的反抗精神成为后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

古希腊文学由神话到史诗, 在到寓言和戏剧, 文学的形式在不断的创新, 涵义不断丰富, 艺术技巧日趋成熟, 可以说, 古希腊的文学成就为以后整个欧洲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原始的创作模板, 以人为本的思想更是后世文学创作思想的基石。由此可以看出, 古希腊文学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创作主体上, 都为英美文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流。

1.2 古希伯来文学的成就及影响

古希伯来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的文学表现形式有较大的区别, 古希伯来文学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文学, 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共同构成的《圣经》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作品了。但是不能小看这一本《圣经》, 它被赞誉为书中之书。古希伯来文学, 主要讲述了希伯来民族对于上帝的信仰, 认为时间万物都来自于上帝之手, 将神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种宇宙观和宗教自然观为基督教做接受才有了《旧约全书》, 可见, 希伯来文学主要是成就就是基督教的文学成就。《新约全书》就是基督教文学的最高成就, 主要叙述了耶稣的生平, 将所有的宗教文件进行了汇编。

《圣经》对英美等国家的文学影响主要是在哲学、社会、伦理的思想上, 在文学上主要是《圣经》中诗歌、小说和戏剧的体裁带给后世文学的创作灵感。

古希伯来文学像一位隐藏的老师, 将后世文学的创作在形式上和细想内容上以及文学的创作母题上给予大量的引导, 现代研究西方文学都可以看到《旧约》在文学作品中的影子, 《旧约》为西方文学创作塑造好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将西方文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有一个高峰。

以上是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学对英美文学影响的宏观概括, 当然, 仅仅是宏观上的把握是不足以发现两希文学对英美文学的深远影响和奠基作用, 这里可以换一个角度, 从英美的具体文学去探寻两希文学。

2 英美文学中的两希文学

2.1 英美文学中的希腊神话故事

文艺复兴时期开始, 希腊神话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人们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很多文学创造家都从神户故事中寻找题材。这里以英国的文学创作为例。

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创作的两篇悲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就是直接从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寻找的原始题材。处在同一时期的弥尔顿将三十多个希腊神话的人去和故事都集中在一篇小篇幅的《科玛斯》中, 展示了他从神话故事中得到灵感后的丰富想象。十九世纪英美诞生了浪漫主义文学流派, 其中的浪漫主义诗人们特别推崇希腊和罗马神话, 对神话绚丽多彩的故事赞不绝口。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曾经感叹“神话真是伟大”。18世纪末期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在一首《初读贾莆曼英译的荷马史诗有感》中表达了他读到荷马史诗后的激动和震撼, 济慈在神话故事的强大魅力吸引之下, 还创作了《恩底弥翁》、《许配里翁》等传世之作。

希腊神话故事对英美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作家影响很大, 神话中神或者是人对命运的不屈服和顽强抗争, 激励了一代浪漫主义诗人们的无限遐想, 而浪漫主义诗歌又赋予了希腊神话故事新的生命力。比如雪莱、拜伦、朗费罗都曾经在诗歌中讴歌为人类带来温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将这位英雄的形象结合自身所处的时代, 显示出强烈的时代气息, 雪莱创作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愿望。

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的第一源泉, 它和基督教的文明支撑起整个西方文学擎天大厦, 这里举得的例子只是希望透过一滴水看见整个太阳。

2.2 英美文学中的希伯来《圣经》文学

著名学者诺弗莱对《圣经》在英国文学中的影响是这样来评价的:讲授英国文学必须同时讲解《圣经》。学习英国文学的人, 如果不了解《圣经》就不能对其作品的中心思想和内在含义进行透彻深入的理解。可以看出, 《圣经》和古希腊文学合二为一, 交相辉映。纵观英美文学的发展, 可以看出, 任何作品走能直接或者间接找到《圣经》的痕迹。

享有英国诗歌之父美誉的诗人乔叟在其巅峰之作《坎特伯雷故事》里, 主题是暗示人生是一个灵魂长途跋涉的过程, 最终归于上帝的怀抱, 故事的结构采用的是朝圣之旅的形式, 这就从故事的形式和主题细想都统一于《圣经》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挖苦波洛涅斯, 称他“以色列的土师耶弗他”就是借用了《旧约·土师记》中用少女献祭得到上帝帮助打败敌人的耶弗他的形象。

17世纪英美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大量优秀作品都是从《圣经》取材, 这些作品将圣经中的任务和故事赋予了新的含义, 将圣经的故事和人物发展成为文学中的一种象征手段。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就是直接从圣经中取材, 《复乐园》是以《旧约》为基础, 《失乐园》则以《新约》为基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创作的诗剧《该隐》就是依据圣经中该隐杀死弟弟的故事来改写, 侧重表现自己中心思想。文学名著《白鲸》中的主人公就是作者梅尔维尔从《旧约·列王记》中的以色列亚哈国王为原型进行创作的, 这之中亚哈的性格和《白鲸》中艾哈伯的性格同出一辙, 更明显的是, 这篇小说中的生还者伊希梅尔, 其名字是直接使用的圣经中的人物名称。此外, 美国诗人朗费罗在抒情小诗《人生颂》中使用了圣经中的原句:“你本是尘土, 仍要回归尘土”, 他的诗歌中, 上帝也是最常用到的词语。

到了20世纪, 美国的文学创作中经常将基督受难的形象作为作品中个人为众人受苦的象征手段。伟大的作家海明威在《老人与海》的结尾将耶稣殉难的形象转化为老人背着桅杆的形象。其实现代很多文学作品中, 圣经的影响更加突出了, 很多现代英美作家的作品题目都直接取自《圣经》美国戏剧家米勒在《堕落之后》中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问题, 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之东》抒发人间没有伊甸园的感慨, 海明威也有一篇直接从圣经中取名的著作《太阳照样升起》。这样的例子都是举不胜举的, 可见《圣经》在整个英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影响力一直没有衰减。

3 结束语

两希文学中, 希腊文学注重理性和现实, 希伯来文学则是感性和精神, 二者的黄金时期虽然早已消逝, 但是在整个西方的文学发展中, 依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西方文学的基石。英美文学是在这块基石上搭建起来的文学世界, 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基石, 也就不能清楚这座文学城堡的具体构造, 只有在对两希文学完全了解的情况下, 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体会英美文学作品中包含的深层意蕴。

摘要：诞生公元前12世纪的希腊和希伯来这两个小岛的希腊文学和希伯来文学简称“两希”文学, 二者是世界文学奇迹, 也是西方文学的源头, 更是英美文学的基石。该文就将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 通过“两希”文学对英美文学中小说、诗歌、散文等的影响, 剖析“两希”文学和英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古希腊文学,古希伯来文学,英美文学

参考文献

[1]覃承华.希腊文学与希伯来文学:英美文学的基石——基于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两希”情结解析[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 23 (3) :49-50.

[2]覃承华.略论英美文学中的”两希”情结[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7, 10 (4) :149-150.

[3]樊嫒.两希文学的成就和影响浅析[J].中国科技博览, 2009, (22) :230-230.

[4]姜岳斌.古希伯来文学的美学贡献[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27 (1) :37-41.

[5]赵静, 李莹, 袁超.浅谈希腊神话对英文文学的影响[J].海外英语, 2010 (9) .

交流干部经验交流 篇5

近年来，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国税系统异地任职交流的干部越来越多。由于大家普遍对干部交流工作的思想认识不够，理解不深，加上交流制度不够完善，考核机制不够健全等原因，一些机关到基层任职交流的干部思想上有压力，有“被流放”的伤感，工作不安心，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有的将主要精力用在谋划寻找一个好的岗位上，有的热衷于搞“立见成效”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不愿立足长远去扎扎实实做一些基础性工作，不利于基层工作的健康快速发展。为此，我从工作实际谈一下粗浅的看法。

一、交流干部要加强三个方面的学习，不断提升、完善自我。

一是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基层单位是一个系统或部门的工作前沿，上级乃至中央的各项工作部署，都必须在基层单位一一得到落实，且基层单位干部直接办理具体事务，接触形形色色的各类人员，面临着原则、亲情、人情等各种考验，经历着物质、美色等各种诱惑。只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自身辨别是非的能力，才能保持正确的政治、生活方向，坚定正确的立场和原则，在工作中力求做到按原则办事与和谐团结的统一。二是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在参与基层单位日常管理、开展各项工作时，无疑会接触各种业务知识。只

有加强业务学习，熟悉相关业务，才能胜任本职工作，指导好分管的工作。一个学识渊博、熟悉业务的挂职干部，必将为基层工作的开展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也必将赢得基层工作人员的信服和尊重。三是加强经济、法律、管理等知识的学习。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努力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做到学以致用，并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理性思考，勇于探索创新，敢于从实际出发，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交流干部要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一是正确处理好与当地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纪委的关系。由于我们国税系统是垂直管理、双重领导，所以，交流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必须思想上高度重视，正确处理好，摒弃那种“我们是垂直领导”的错误观念，工作上主动接受领导，勤请示，常汇报，在坚持组织收入原则的情况下，争取完成税收收入计划，为地方党政领导缓解收入任务压力，赢得当地党委政府领导的关心、爱护和支持，从而能更好地减少税务干部的执法压力，降低政治风险，为基层税务干部争取更大的利益。否则，交流干部就会经历来自各方方面面的压力，工作上面临很大的阻力。二是处理好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作为正职，要信任和支持副职的工作，按照班子成员的分工，做到放权不揽权，民主不独裁，和气不霸气，管人不压人。在重大问题上，和副职多交流通气，征求副职的意见和建议，不搞“一言堂”；作为副职，要维护正职和班子的权威，尊重“一把手”，及时请示和回报，到位不越位，尽职尽责干好分管的工作，当好“一把手”的参谋和助手；副职间要密切配合，补台不拆台，共同维护班子的整体团结。三是处理好与本地干部职工的关系。无论到何处任职，一般情况下，所在地干部职工都会尊重领导，服从领导的。交流干部也应当去除“我是外地人”的戒备心理，把任职地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和当地干部职工心交心，心连心，心贴心，打成一片，共同开展好各项税收工作。要学习当地的风土习俗。每个民族、每个地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独特的习俗。交流干部多学习和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人情和风土习俗，做到超凡而不脱俗，在工作和生活中，就不会犯“忌讳”，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才能更利于和当地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赢得他们对自己工作上的支持，生活上的帮助，切忌拉帮结派，亲三远四，人为造成关系紧张。

三、交流干部要注重提高六种能力，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作为基层单位，加强行业税收管理、组织税收收入、开展纳税服务、做好信访稳定等，工作千头万绪，要把工作做好，就需要在很多方面勤加锻炼，增强素质，提高能力，发展自己。一要在各种不同工作环境中锻炼快捷、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当今社会是信息时代的社会，信息传播渠道广

泛，传播速度快，影响面积大，监督的层面越来越宽泛。任何一个问题，无论在任何一种媒体上传播，单位的形象必将遭受损害。作为领导者，谁具有快捷、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谁就会掌握主动权，要在工作中提高善于捕捉各种信息的能力，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积极采取处理措施。二要在各种复杂环境中锻炼依法行政能力。依法行政，一般情况下做来也并不难，难就难在碰到重点难点问题依然严格依法办事上。如：在纳税人维权意识越来越浓的情况下，不同地区或单位在税收控管上的差异、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对同一违法行为处罚比例的差异等等，都将会成为纳税人的投诉对象。在这一直接被社会各界和纳税人监督的过程中，依法行政不只是承诺，更是交流干部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的素质和能力。三要在各种重大工作中锻炼科学民主的决策力。科学决策的前提是决策前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针对具体问题，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科学决策是让有资格说话的人都畅所欲言，在多个方案中选取最优方案，并对方案提出更好的改进意见。科学民主的决策力，既关系到交流干部的党风、政风问题，更关系到交流干部的工作作风。四要在各种繁杂工作环境中锻炼团结协调能力。团结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品质，更是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增强团结协调能力，加强与领导、同事、下属及兄弟单位相互间的沟通、交流、对话，互敬互重，营造和谐的氛围，才能保持

文学交流 篇6

[关键词]李德懋；潘庭筠；李调元；文学交流

[中图分类号]131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3-0015-03

李德懋是一位与中国文人交往甚密的朝鲜朝实学派人士。1778年，他带着自己撰写的《清脾录》、以谢恩陈奏使沈念祖书状官的身份来到中国。在中国期间，他不仅到琉璃厂大量购买了各种中国书籍，而且与潘庭筠、李调元等中国汉族文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一、实际上，李德懋在来到中国之前，就已经与清朝文人有着间接的文学交流。1773年，李德懋等人先后几次在洪大容的庭园里交游聚会，互相以诗赠答，从洪大容那里听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事情，这就使得李德懋等人与清朝文人结下交游关系成为了可能。

柳琴于乾隆四十二年初夏回国，带回了李调元、潘庭筠对《韩客中衍集》的评语。“李德懋读到对《巾衍集》的点评后，即时写了一封信给李调元，表示感激之情”。其中云：

“弹素之归，自诧遇天下名士，仍出《巾衍集》，使不任辈读之。果然朱墨煌煌，大加嘉奖；序文评语，尔雅郑重；真海内之奇缘而终古之胜事也，愿此下土小生，何以得此于大雅君子相愿错愕，如出天外，心不自定。”

到了当年十月，李调元回信，李德懋又即时回函：

“兹者桂同之归，先生清翰，翩翩飞坠。盥手壮诵，字字醒眼，言言沁脾。喜极欲狂，感深而涕。如此交道，开辟所稀。以文而不以币，以心而不以面。尽书往来，片言相契；披丹见素，万里匪遥。此系不按至诚之彼感，亦见先生真心之倾向”。

尽管我们至今还看不到李调元的回信，但从李德懋信中的一些文字，譬如“相契”、“真心”，我们还是可以肯定李调元的回信应该是诚挚而怀有好意，表现出他们两个人之间相当融洽。

至于潘庭筠，李德懋在洪大容回国后不久，便托人把自己的作品带给潘庭筠，这算是最初的接触。李德懋在寄给潘庭筠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湛轩洪先生，奇士也。游燕而归，每说筱饮、铁桥、秋廑三先生风流文物，照耀江左；仍示其《谈禄》及诗文墨渍，不佞欣然欲起舞。……昔者舌官李白石持献不佞《杂纂》一篇于先生，先生大加奖翊，称为高士。人非石肠，安得不感？信息茫茫，于今十载。兹因友生弹素，接见雨邨先生评序《巾衍集》，忽又见先生手笔评序，茫然失魄，如从天降，无中生有，绝处逢生；铺张震耀，令人颠倒。”

李德懋撰写这封信的时间应该与寄给李调元第一封信的时间是在同一时间段，即乾隆四十二年夏秋之际，因为它们同样提及读到《韩客巾衍集》评序之后的诸多感受，并且信中还提及十年之前（即1768年）将自己所著的《杂纂》送给潘庭筠并向他请教的事情。

二、乾隆四十三年春，即1778年（正祖二年）3月17日，李德懋踏上了燕行的路程。“李德懋于抵京后的第三天，就和朴齐家一同历览了琉璃厂街的12处书肆”，即到琉璃厂游历了篙秀堂、文粹堂、圣经堂、名盛堂、文盛堂、经腴堂、聚星堂、带草堂、郁文堂、文茂堂、英华堂、文焕斋、五柳居等有名的书店，观览到很多珍稀的书籍。李德懋一路不停地誊写了一些在朝鲜难得一见的图书目录。特别是在叫做五柳居的书店里，他看到了很多稀奇的古书，并将它们整理成书目。在他所誉写的书单中，尽管有一些书籍属于当时清朝的禁书，但大多数书籍还是清朝的近刊图书。通过这些书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德懋等人是多么渴望了解清朝文人在学术和著述方面的最新成果。此外，李德懋和朴齐家两人还应书状官李念祖的委托，购买了马骕的《绎史》、顾炎武的《亭林集》等书籍。

与此同时，李德懋与朴齐家从抵达燕京的那天起，就马不停蹄地“结交起潘庭筠、唐乐宇、祝德麟、沈醇心、李调元之弟李鼎元等在燕京的著名汉族文人（约20人），并与他们开展了广泛的文学交流”。譬如，他与潘庭筠一道深入探讨学问，并得到其《青庄馆》“诗文序”。同时，他与潘庭筠义气相投，交情日益笃厚，被世人亲切地称之为“潘李之交”。“另外，李德懋还与李鼎元等其他中国汉族文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赠答诗《有怀李墨庄》、《有怀李凫塘》、《有怀唐鸳港》可窥一斑。李德懋与中国汉族文人间的文学交流尽管仅限于写给潘庭筠、李鼎元、李骥元、唐乐宇等人的诗文，但在当时清代文化专制十分严酷的形势下，李德懋还能与中国文人进行如此广泛的文学交往，真可谓是一种大胆之举，它成为中朝文人间进行诗歌交流的良好契机”。

三、李德懋燕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拜见李调元和潘庭筠。但不巧的是，这个时候李调元已经去赴任广东学政，因此两人始终未能谋面。可喜的是，他却见到了潘庭筠。5月23日，李德懋和朴齐家一同到潘府拜访了为《韩客巾衍集》书写序文的潘庭筠，两人相见恨晚，相谈了很长时间。两人后来还多次见面，即五月的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六月的六日、十一日、十三日，在短短的二十几天里竟然先后相会了六次之多。六月十一日是李德懋的生辰，当天潘庭筠设宴加以祝贺，这使得李德懋深受感动，后来李德懋致信给潘庭筠深表谢意。另外，经潘庭筠介绍，李德懋还结识了李调元的堂弟李鼎元、李鼎元的儿子李骥元（号凫塘）、李调元童年时代的好友唐乐宇（字尧春，号鸳港，户部员外郎）等人，还有幸见到了祝德麟（号芷塘，翰林院编修官）、沈醇心（号教尊）等人。这一年，潘庭筠和李鼎元都及弟成了庶吉士，而祝德麟是《四库全书》的编修官，这样看来，他们三个人都是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潘庭筠早在洪大容到达燕京时（1765-1766），就已经与朝鲜文人交游过，所以是一位与朝鲜文人交游甚广的清朝文人。柳琴（号弹素）于英祖52年（1776）出访中国时，曾带去收录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李书九四人（被称为“汉诗四家”）诗作的《韩客巾衍集》，潘庭筠和李调元一同为该诗集题写了序文和评语。此后，潘庭筠与朝鲜文人之间的文学交流日益密切。譬如，潘庭筠将《清脾录》进行删订后托李调元之弟李鼎元（墨庄）寄给李调元，并且请他为李德懋撰序。

在燕京期间，李德懋与朴齐家除了经常去拜访潘庭筠和李鼎元之外，还和祝德麟、李骥元、唐乐宇、沈醇心和蔡证元等人一同交游，不时进行学术交流。譬如，祝德麟曾指出朴齐家和李德懋的诗歌在使用明朝韵律时违反了通韵法，并帮助他们修改了其中的错误之处。不仅如此，祝德麟还向他们推荐了江熙济所撰写的《佩文齐诗韵》和邵长蘅所撰写的《邵子相韵》，这对于李德懋和柳得恭后来编纂《奎章全韵》裨益颇大。为此，李德懋由衷地称赞祝德麟“学问不亚于朱子，诗不亚于白居易，文章不亚于毛奇龄，音学与《广韵》（隋朝陆法言原著）比肩，与程普芳和李调元同为艺林名望之人”。此外，朴齐家和李德懋还拜见到当时编撰《四库全书》的登录官黄道？、李宪乔等人，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有关《四库全书》方面的丰富知识。由此可见，李德懋和朴齐家“没有拘泥于大明义理的名分论，而是在广泛的领域内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清朝文人进行了多层次的交流。在当时朝鲜禁止其士大夫与清朝文人进行交游的环境中，他们为了输入清代文物，敢于大胆地与清朝文人交游”，这种举动充分说明，朝鲜北学派人士已经完全摆脱了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李德懋和朴齐家在中国所交游的汉族文人，尽管十分崇尚宋代理学，但他们又都不完全拘泥于此，而是表现出较为灵活的学风和诗才，因而都是些令李德懋等人敬仰的学识渊博之人。可以说，“这些中国文人已经摆脱了宋代理学的束缚，在他们身上，已经很难再看到被称之为“汉学”的训诂学和考证学的学风，反而表现出自由自在地徜徉在诗文海洋中的诗人气质与绝不拘泥于某一流派影响的博大胸怀。”

李德懋和朴齐家的这次燕行，他们所交游的对象主要是潘庭筠等居住在杭州的汉族文人。此前柳琴携带朝鲜“汉诗四家”的《韩客巾衍集》到中国所结识的清朝文人，则是李调元的堂弟等四川籍的汉族文人。由此我们可以说，李德懋与朴齐家扩大了朝鲜文人结交清朝文人的范围，延续了从洪大容开始的与中国文人的友情。

四、李德懋与李调元的最后一次文字联系，应该就是上引的第三封信和《有怀》一诗，此后，两人间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青庄馆全书》中也不再有任何文字上的线索。至于潘庭筠，李德懋在回国后的那年冬天，就给潘庭筠寄去一封信，即《青庄馆全集》中所载的第三封信。其起笔云“朱炎分袂，倏届玄冬”，日子写得明白。此信同样附诗一首，所谓“拙诗四韵，奉献侍人”。《青庄馆全书》卷十一《雅亭遗稿三·诗三》所载的《有怀潘秋？》一诗，便是其附诗：“翰苑名流即马枚，鳅生何幸共衔杯。从今海左开文运，自古江南出异才。白雪诗声增价返，青云气义结交来。愿言没齿无相忘，玄晏佳篇一诺裁。”可是自此之后，在《青庄馆全集》中就再也没有提及与潘庭筠之间的联系。

李德懋写给李调元的诗作共有五首。《题云龙山人小影松下看书》描写了“小影”中人物的精神，并表示仰慕。《论诗绝句·有怀筱饮雨邮蓝坨？山冷斋楚亭》第二首评论李调元的诗作，此“论诗绝句”集中推重李调元作品的风貌。《柳弹素馈李雨村所赠落花生》、《云龙山人生朝为弹素作》、《奉和素玩亭怀雨村之作》三诗因友人的行为或作品而触发其诗歌创作。这五诗都重在客观分析或描述，而缺少对李调元的情感表白。

李德懋写给潘庭筠的诗作同样有五首，但诗作中较多表露出两人间深厚的情谊。《怀潘庭筠（蓝坨）》一诗云：“联永楼头旧月悬，湘夫人唱想夫怜。飞卿名字安仁姓，诗句如何不妙妍？”值得注目的是开头两句。湘夫人是潘庭筠妻子的号，潘庭筠的妻子特别擅长作诗，曾撰有《旧月楼集》。潘庭筠在与洪大容见面时，“几欲出示”妻作，但洪大容以为“妇人能诗为必不佳，遂抚然而止”。可是李德懋却不像洪大容那样地道学，他在写给潘庭筠的第二封信中，还提出“刊本愿赐一通”。由此可见，引诗首二句是在想像潘庭筠夫妇的唱和之乐，即信中所云的“闺庭之内，载唱载和，真稀世之乐事”，由此见出其歆羡之情。

总之，李德懋通过入燕文学交流活动，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文化视野，调整、更新了自己的文化意识。他的入燕文学交流活动将他的文学创作推向了—个新的高度，使他的文学创作克服了前一阶段只追求“神韵”风格的创作倾向，从而实现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他根据入燕体验所创作的大量的燕行文学作品，无疑是朝鲜实学派文学以及中朝文学交流史上值得称道的优秀作品。

课堂文学创意与语文文学教育 篇7

一.课堂文学创意的含义

课堂文学创意, 就是指在课堂上, 师生讨论的共同对象是策划创意中的文本, 具体地说, 课堂教学文学创意的生成, 是指打破课文固有的文本样式, 引进雕塑、绘画、摄影、影视、戏剧、小品等新旧艺术形式, 丰富教学手段, 激活课堂氛围, 从而达到课堂教学艺术化的效果。

文本是语言的实际运用形态, 在具体场合中, 它是根据一定的语言衔接和语义连贯规则而组成的整体语句或语句系统, 有待于读者阅读。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雕塑、绘画、摄影、影视、戏剧、小品等已经纳入文学创意的范畴, 且构成策划创意的主流。“文学创意”最恰当地诠释了新媒体时代的特征, 虚拟是其生成的心理诱因, 新媒体时代的虚拟, 借助现代科学技术, 给人以酷肖逼真的虚拟场景, 使观者沉浸其间, 来体验虚拟的现实, 它用图像媒介为观众提供了感觉的选择和知识转换的融合。一句话, 文学创意的本质在于文本结构的演化和与时俱新, 课堂文学创意则是提升文学教育的新形式。

有感于此, 文学课堂教学形式的革新, 可以引进文学创意的思维及其形式, 以求有新的突破。

二.语文课堂文学创意的生成

课堂的文学创意多样化能够调动学生多种感官, 诱发学生多样的体验, 从而激起学习的热情和兴趣, 使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来。

1. 戏剧元素的课堂生成

戏剧这种古老的文学形式历经古今而不衰退, 源于它永远不老的艺术形式, 人物语言台词化、课本情节剧本化以及课本故事小品化等是优化文学课堂教学形式的几种有效的手段。

人物语言台词化

台词是戏剧表演中角色所说的话语, 是剧作者用以展示剧情, 刻画人物, 体现主题的主要手段, 也是剧本构成的基本成分。一些课本对话描写可让学生分角色扮演朗诵, 让学生进入课本创设的情境, 揣摩人物的心理。学生在过足“戏瘾”的同时很好地理解人物的性格。例如教授《娜塔莎》时作如下设计:

娜塔莎与索尼亚的对话描写———

“我觉得, 我爱了他一百年了。我觉得在爱他之前, 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你不会懂得这个的。”

“我一看见他, 我就觉得, 他是我的主人, 我是他的奴隶, 并且我不能不爱他。是的, 奴隶!他命令我做什么, 我便做什么。”

“为什么他不直接来向你求婚呢?要知道安德来公爵给了你完全的自由, 假使是如此;但我不相信这个。娜塔莎, 你想过没有能有些什么样的秘密的原因吗?”

这些对话描写突出娜塔莎和索尼亚对待阿那托尔的态度, 又显示出不同的个性特点。请简要说明她们的个性特点, 并分角色朗诵出来。此题的设计旨在借助戏剧这种形式让学生很好地揣摩人物的心理, 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

其次是让学生根据人物性格特征, 借助联想和想象编写台词。首先台词必须性格化, 即根据人物的出身、年龄、职业、教养、经历、社会地位以及所处时代等等条件, 突出人物的语言特征。其次台词要口语化, 要明白浅显、通俗易懂, 使观众清楚明了地看懂剧情, 理解人物。

课本情节剧本化

编写课本剧是课堂教学经常采用的一种有效形式。课本情节剧本化, 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 丰富学生的语言, 提高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和优美的语言表达能力;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感悟和对课文内容的记忆;促使学生综合运用语文知识, 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在教授《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一课时, 笔者让学生分场景编写课本剧,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其中高潮部分“邹忌进谏”编写得十分成功。现节录如下:

第二幕邹忌进谏

人物:齐威王邹忌大臣

时间:上朝之时

地点:齐王宫殿

(齐威王坐在龙椅上, 大臣立在一旁, 邹忌上)

邹忌 (行君臣之礼) :启禀大王, 臣邹忌有事启奏!

威王:邹爱卿平身!有事尽管奏来!

邹忌 (站起身来) :谢大王!老臣的确明白自己比不上徐公漂亮。我的夫人偏爱我, 我的爱妾怕我怪罪, 我的客人对我有所求, 他们都认为我比徐公美!

威王 (倚在龙椅上, 大笑) :呵呵!寡人还以为是什么国家大事呢?!原来是爱卿的家事!哈哈!

邹忌 (神态严肃, 上前一步) :不, 大王明鉴!这不只是老臣的家事, 这是关系到齐国兴衰胜败的大事!

威王 (从龙椅上站起, 诧异) :哦, 寡人洗耳恭听, 相国请讲明白些!

邹忌 (正色) :老臣一个人尚且受到如此蒙蔽, 今齐国土地方圆千里, 拥有一百二十座城池, 宫中嫔妃及侍从, 没有谁不偏爱大王, 朝廷之臣没有一个不害怕大王, 全国境内没有一个不有求于大王。这样看来, 大王所受到的蒙蔽很深啊!

威王 (频频点头) :好!好!好!爱卿言之有理!

威王 (拟写诏书) :来啊, 传寡人旨意———从今日起, 无论大臣、差吏、百姓, 能够当面指责寡人的过错的, 授予上等的奖赏;能够上书谏寡人的, 授予中等的奖赏;能够在公众场合批评指出朝政的过失, 让寡人听到的, 授予下等的奖赏!

邹忌、侍从 (鞠躬) :大王英明!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威王 (喜笑颜开) :众爱卿平身!退朝! (众人下场)

这幕课本剧, 故事情节完整, 戏剧形式完备, 人物性格鲜明, 较好地锻炼了学生的能力。

课本故事小品化

小品是近几年来为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小品的历史由来已久。我国喜剧小品起源于80年代初, 它继承和发展了话剧、相声、二人转、小戏等剧目的优点。它的基本要求是语言清晰, 形态自然, 能够充分理解和表现出各角色的性格特征和语言特征。借助小品这种形式, 可让学生对一些讽刺类课文进行改编, 提高文学素养, 并进行表演, 如《装在套子里的人》《欧也妮·葛朗台》等。

2. 广告元素的课堂生成

公益广告是以为公众谋利益为目的而设计的广告, 具有社会的效益性、主题的现实性和表现的号召性三大特点。近几年全国高考很多地方都用广告的形式来考查语言简明得体, 这也是高考很有特色的题目之一。它将成为高考语言表达部分可能出现的重点题型之一。在课堂上适当引入广告因素, 让学生就课文某些细节编写公益广告词, 能够起到很好的情感教育的效果。如教授《最后的常春藤叶》时, 让学生编写“关爱他人”公益广告, 如“送出一份爱心, 收获明媚阳光”、“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时代在变, 时间在变, 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爱人者, 人恒爱之;敬人者, 人恒敬之”等, 使得学生在爱的课堂氛围中接受道德情操教育。

3. 对联元素的课堂生成

对联, 又叫楹联, 俗称对子, 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汉语言文学艺术形式, 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之一。它的历史源远流长, 流传至今,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根据使用的目的和场所的不同, 对联分为寿联、挽联、婚联、装饰联、行业联等等, 因此它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联格律, 概括起来, 有六大要素, 又叫“六相”, 一是字数相等, 二是词性相当, 三是结构相称, 四是节奏相应, 五是平仄相谐, 六是内容相关。全国高考拟写对联的题目, 被认为是弘扬传统文化, 贴近现实生活的最优秀的题目之一。在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 课文的导入, 背景及作者的介绍, 主旨思想的理解, 课本内容的拓展延伸等, 均可融入对联这种形式。具体有以下途径:

一是借用已有的名家名联, 如在教授《滕王阁诗并序》时, 在介绍过滕王阁兴衰历程及创作背景之后, 给学生展示历代文人所作对联:

我辈复登临, 目极湖山千里而外;奇文共欣赏, 人在水天一色之中。

帝王长洲, 仙人旧馆;将军武库, 学生词宗。

依然极浦遥天, 想见阁中帝子;安得长风巨浪, 送来江山才人。

滕王何在, 剩高阁千秋, 剧怜画栋珠帘, 都化作空潭云影;阁公能传, 使书生一序。寄语东南宾主, 莫看轻过路才人。

海宇庆澄清, 百渚皆兴, 依旧飞阁流丹, 突兀云霄雄杰势;江天开旷达, 群山如拱, 愿共凭栏浮白, 评量风景古今秋。

通过以上对联的介绍解读, 加深学生对滕王阁文化内涵的理解, 并激发他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二是教师给出或拟定上联, 学生对下联, 在教授《蜀相》时, 给出成都武侯祠上联, “收二川, 排八阵, 六出七擒, 五丈原前, 点四十九盏明灯, 一心只为酬三顾”, 让学生结合诸葛亮生平事迹对出下联。在教授李清照作品的时候, 给出郭沫若题济南李清照纪念堂上联, “大明湖畔, 趵突泉边, 故居在垂杨深处”, 让学生联系李清照创作成就或思想经历编写下联。

三是让学生自己编写对联, 运用对联对课文的内容进行概括。如学习《琵琶行》一文时学生就写出了“琵琶一曲弹出满腹心酸, 长句一首歌尽一世沧桑”、“一弹一作道愁闷, 此声此语感人心”和“琵琶女琵琶行琵琶弦上琵琶语, 青衫客青衫人青衫司马青衫湿”这样的好对联。

4. 影视元素的课堂生成

所谓影视文学是指通过广播电视声画媒介, 以听觉和视觉传达设计为着眼点, 运用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结构情节、塑造形象、营造氛围、抒发感情, 给受众以文学审美情趣的文学类型。影视剧是一种有声有色有动感的综合性艺术。它把静态的文字动态化, 把内在的情感外在化, 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情绪, 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听说读写的语文活动中去。

课堂教学影视元素的引入, 有两种途径:

一是影视剧的渗透。有不少课文都有与之相关的影视剧, 可截取相关片段, 穿插在教学过程当中播放。在教学《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课时, 我播放了8分钟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电影剪辑, 让同学们在欣赏故事的同时, 认识到他们爱情的坚贞。在上《祝福》一文时, 我就播放了祥林嫂在风雪中艰难挣扎的电影剪辑片断, 引起学生对祥林嫂这一形象的无限同情。影视剧的课堂渗透, 其意义在于能够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媒体技术, 增加课堂容量, 为教学注入更多的艺术因素, 强化课堂的教学效果。

二是影视手法的借用。在电影制作中, 导演按照剧本或影片的主题思想, 分别拍成许多镜头, 然后再按原定的创作构思, 把这些不同的镜头有机地、艺术地组织、剪辑在一起, 使之产生连贯、对比、联想、衬托、悬念等联系以及快慢不同的节奏, 从而有选择地组成一部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为广大观众所理解和喜爱的影片, 这些构成形式与构成手段, 就叫蒙太奇。这种手法亦可用于写作教学及课本剧的改编上来。如广东考生作文《不能忘记过去》就是成功地运用蒙太奇手法的一篇佳作。文章以“六十年前, 法国, 诺曼底”、“六十年前, 苏联, 斯大林格勒”、“六十年前, 中国, 东北”三个历史瞬间镜头展开, 辅之前后对比的手法, 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震撼, 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

5. 音乐元素的课堂生成

巧用音乐可以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 诱导学生的情感因素, 以便引起情感方面的共鸣。在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课时, 可播放贝多芬的名曲《命运交响曲》, 让学生感受到贝多芬那颗要扼住命运咽喉、不甘沉沦的心, 为课文的主题作烘托陪衬。在上《鸿门宴》时, 为了让学生全面理解项羽这一历史上备受争议的英雄, 除了补充相关资料外, 可播放屠洪纲演唱的《霸王别姬》, 让学生认识到项羽侠骨柔情的一面。

三.把握好课堂文学创意的“度”

课堂文学创意的引入固然是一种新鲜的创意,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如果过分追求形式的新奇多样, 就有可能偏离教学的本质, 舍本逐末, 陷入华而不实的误区。

1.片面追求多媒体教学, 忽视对文本的深入理解。课堂上声、色、光等多媒体一味直观刺激, 学生懒得自己思考, 忽视了对语言文字的感悟。

2.任意“恶搞”课本人物, 远离原文主旨。当前网络上流行“恶搞”, 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表达来解构所谓“正常”, 许多学生不知不觉之间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在编写课本剧时, 为了迎合部分同学的猎奇心理, 便加上了许多和主题不相干的情节和对白, 任意曲解人物性格。

3.片面追求个性化教育, 忽视了良好习惯的培养。文学创意能够给一些特长生提供展示自己的平台, 但一些学生最基本的学习技能都不具备, 个别学生的“创意行为”, 使得课堂秩序混乱, 影响了大多数学生的学习, 直接影响了课堂教学的质量。

文学的力量与力量的文学 篇8

雨果的小说在这个名叫安·兰德的女孩心里, 埋下了“理想主义”的种子。许多年后, 她在《洛杉矶时报》专门写文章评价《九三年》的时候, 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回首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能够触动心灵记忆的不是他有过怎样的生活, 而是那时的生活有过怎样的希望。”这本书让她认识了“什么是伟大的文学作品”, 认识到了雨果的“伟大”:“他表现的是人性的本质, 而不是某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他无意记录鸡毛蒜皮的琐事, 而是努力把他心目中理想的生活刻画出来。他崇尚人的伟大, 并竭力表现这种伟大。如果你想在灰暗的生活中留住对人类美好的幻想, 那么雨果无疑能给你这种力量。……如果你转向现代文学, 想找到一些人性美好的东西, 却往往发现那里面尽是些从30岁到60岁不等的罪犯。”许多人像安·兰德一样喜欢《九三年》, 也因喜欢它而热爱雨果。这部充满浪漫情调的理想主义作品, 深化了人们对“革命”的看法, 提高了他们对“人道主义”的理解。

文学的力量, 来源于许多方面。描写的真实, 语言的绚烂, 结构的巧妙, 想象的丰富, 修辞的优美, 都是形成一部作品的感染力的因素。但是, 一部作品最深刻的力量, 却是决定于它的伦理精神——决定于它的热情和理想, 决定于它对真理和正义的态度。所以, 艺术性很高的作品, 也许让你感觉到了美, 但是, 如果它不能让人觉得温暖, 不能增加人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不能给人提供一种理想的精神图景, 那么, 这样的美, 总给人一种苍白的、不完整的感觉。

德·昆西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秘密:“理想”和“力量”是构成伟大文学的条件。他写了一篇题为《知识的文学与力量的文学》的文章, 试图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知识的文学”是这样一种文学:“它所留存下来的登峰造极之作充其量不过是某种暂时需要的书”;“知识的文学, 如时尚一样, 与时俱逝”。“力量的文学”就不同了:作为理想主义的文学, 作为一种“高级的文学”, 它能够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所以, 比较起来, “力量的文学”就更为重要:“实在说, 世界上要是没有了力量的文学, 一切理想便只好以枯燥概念的形式保存在人们当中;然而, 一旦在文学中为人的创造力所点化, 它们就重新获得了青春朝气, 萌发出活泼泼的生机。最普通的小说, 只要内容能够触动人的恐惧和希望, 人对是非的本能直觉, 便给予它们以支持和鼓舞, 促使他们活跃, 将这些性情从迟钝状态中解放出来。”所以, 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作家, 都应该努力赋予自己的作品以温暖人心和激励人心的“力量”, 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没有理想之光的照亮, 就不会有“力量的文学”。

既然这样, 我们还要继续批量生产小里小气、格调低下的“知识的文学”吗?

文学交流 篇9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材,教材编写,《文学散步》

文学理论课程是我国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一般在大一的下学期或是大二的上学期开设。该课程的开设主要是为了锻炼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然而目前该课程却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学生不愿学,上课常常做着跟课程无关的事情,教材成了摆设;而教师也不愿教,往往觉得很难把教材中的理论很好地传授给学生。下面,笔者就以《文学散步》和《文学理论基础》两本教材为例,谈谈本人的一点看法。

《文学散步》由台湾学者龚鹏程所著。这本教材的编写方式不同于我们传统所见的文学理论教材,它别开生面,令人眼前一亮,原来文学理论教材可以这样写。教材取名“散步”,仿宗白华《美学散步》而成。温儒敏给予该书很高的评价,称该书“突破了一般‘概论’的藩篱,富于才情的新鲜见解处处呈现,成就了一本很有学术分量、却又相当‘好玩’的书。”并指出了该书的独特之处,即“摆脱了一般文学概论从理论到理论的套路,采取的不是高头讲章,而是问题探讨,从读者关心又有趣的一个个问题入手,一步步深入梳理文学的知识系统。”由此可见,该书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此类例子在书中随处可见,如:何谓作品?何谓文学?为什么替文学下个定义是不可能的?文学果真需要科学来撑腰吗?何谓欣赏?美在何处?为什么要欣赏文学作品?如何培养美感能力?文学知识的性质究竟如何?与其他知识的关系究竟如何?形式与内容之间的问题如何解决?文学现实或传达了什么意义?文学史的编写是否可能?为什么哲学著作可以变成文学作品?等等。在书中虽然这些问题都是以作者的口吻提出的,但事实上都是文学理论学习者或研究者所关心的实际问题。作者完全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去思考文学的基本问题,并做深入浅出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给出了答案。

全书分为十九章,前四章就“欣赏文学作品”作了不同层面的解读,五、六、七三章主要探讨“如何欣赏文学作品”,八、九、十、十一四章分别论述了“文学的形式”“文学的意义”相关问题,十二、十三两章对“文学的功能”进行思考,随后的六章就文学“与社会、与真实、与道德、与历史、与哲学”的关系进行考察分析。由此可见,该教材关注的不是文学的本质、定义、起源而是文学的语言特质、文学的欣赏、功能和意义,谈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学与社会、道德、历史、哲学的关系。而且认为创作方法、文体及文体流变、文艺思潮等这些内容应该交给文学史去处理才是,“那些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之流派兴衰云云,亦不该混入其中,当交由批评史叙说。”在此,亦可以看出,作者严格区分了文学概论教材和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教材,换而言之,文学概论教材的主体内容应是文学内在的知识论规律和方法学基础的问题,虽然在讲到某一理论问题的时候,会涉及到它的发展演变史,但这也不过起的是辅助作用。

由南帆等学者所编写的《文学理论基础》是新时期以来极具特色的三本教材之一,它“在继承了《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开放性的文化研究视野的基本上,对大量的文学事实、文学经验进行了新的概括”。

按编者在《后记》中所言的“对文学理论的了解需要循序渐进”的观念,该教材将文学理论的讲解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文学是什么;第二,如何研究文学。这样也就构成了全书的结构模式。全书共由四部分二十四章组成,其中,上编第一部分是“文学的构成”,讨论的是文学本身的诸多要素,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二部分是“文学与文化”,将文学置于与历史、宗教、民族、地域、道德、性别等文化关系背景中去考察,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下编第一部分是“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主要考证了文学史上重要文学思潮的流变过程;第二部分是“批评与阐释”,主要涉及文学批评的内容。这种处理不同于传统文论教材五大块(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和发展论)的框架模式,而是各部分主旨明确,脉络清晰,“这种结构模式有利于读者打破常式,以新的角度和思路看待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同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理论,进而也会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正如上文所说,文学理论教材反映的是文学理论的建设成果。相比现实的文学发展状况,文学理论教材往往稍显滞后性。所以当我们打开很多文学理论教材时,会发现里面的观点和例子都很陈旧,不能将新的文学问题、文学现象纳入其中,这样就很难吸引学生。不过,也不是说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所有新问题都应被写入理论教材,那么,面对众多新兴文学现象,究竟哪些可以成为文学基本问题而被纳入文学理论教材呢?这就给教材编写者们提出了一大挑战,即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关注文学的转型,将文学热点问题纳入文学理论教材中去考察。现如今,传播媒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传统的纸质文本到了如今的电子文本,传统文学也面临着网络文学前所未有的挑战。再比如像“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边缘化”“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诸如此类的问题,笔者以为都应当成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可喜的是,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有所行动。由南帆等编写的教材中就设专章来讨论此类问题:如第八章论述了“传播媒介”,第十四章论述“文学与性别”以及第十六章论述了“文学史与大众文学”,具有较强的时代意识。这样的教材可谓是与时俱进,能够以敏锐的眼光关注现实文学发展中的新问题,并有所思考,将最新研究成果纳入教材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毕竟这些问题也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和困惑的,也是他们感兴趣的一些话题。

上文提到的“传播媒介”“性别”“大众文学”等都属于文化语境中的内容,也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南帆提出了“关系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即认为文学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文学性质、典型性格、文学理论史之上的一些著名概念包括文学经典问题都必须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得到多重解释,而不是力图将结论还原到某一种单一的‘本质’。”的确,在教材中,他们很好地贯彻了这一范式,如在第二部分“文学与文化”中,将文学置于复杂的文化关系网络中进行考察。这种范式还说明了另外两个特征:跨文化研究、反本质主义。跨文化研究是本教材最大的特点,“它是对自律文论的反驳,也是对旧的中国式文学与政治关联之理论范式的突破”。这可谓是本教材的最大特色,也体现了南帆等人作为当代文艺理论学人的学术敏锐视角。另外,教材也没有专章来论述“文学是什么”这样的本质问题,而是认为本质主义是形而上的,无法阐释活的文学,它抛弃了具体,忽视了历史,提出“对文学与本质的考察远不如对文学与历史的考察重要。”“总之,要回到具体、回到历史也就是考察多重因果关系交织之间的文学,而不是期待找到一把独一无二的钥匙打开文学之门。”

以上是对两本教材编写特点的一个主要梳理。两本教材写于不同的时代和语境:《文学散步》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而《文学理论基础》写于21世纪的大陆。两本教材对待中西文论的观点也不一样。《文学散步》提到的文学例证、文学经验大多是中国本土的。黎湘萍在《跋:“狐狸”文论》中谈到了该书在当时的贡献:“第一,它是台湾中文系年轻学人中最有意识地运用中外美学方法来讨论‘文学内在’的‘知识论规律’与‘方法学基础’问题的,这对向来重视传统经学的台湾中文系不啻是一大跃进;第二,它是最具生命意识的文论。他有意识地吸纳了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学)中强调生命和心性的思想,由此而上接中国传统的精神史,是他的文论虽然看似具有非本质主义的特性,实际上却奠定在生命美学的基础上,而在表层上,则是回归文学本身最基本的语言层面进行分析。”再就《文学理论基础》而言,正因为跨文化研究是其特点,它也就特别重视西方文论,视西方文论语境为圭臬,而忽视了中国传统文论资源。

虽然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没有固定模式,但彼此仍是可以借鉴学习的。比如,《文学散步》就值得我们的教材编写者们借鉴,倒不是说也要学它那种“散步”的方式,而是说像它那样要有问题意识,重视中西文论的融合而不致中国文论“失语”,要有相当的价值取向及生命关怀。

如今的文学理论课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而如何把一本正经的枯燥深奥的理论讲得有趣“好玩”是对教材编写者的一大挑战。在笔者看来,教材编写者在编写时既要突出教材的理论性也要注意语言的使用以及事例的选择。教材编写者们首先要有课程意识,就是让教材利于教学。不能把理论架空,就理论谈理论,谈到最后只能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而应当理论结合实践,要有具体可操作性。虽然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但是反过去它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首先,就文学理论来讲,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经验、文学现象的总结概括,它要接受文学实践的检验。其次,要清楚它的使用对象,它面对的主要是大一大二的学生,是文学领域的初学者,而不是一般的学术研究者。本质主义也好,反本质主义也罢,它都应当从中外文学经典、中外文论资源中总结出具有相对普遍性和完备的理论框架、基本观念和研究方法,为学生进入文学领域、解决文学问题提供理论的支持。当然,也可以把最新的理论成果适当的纳入教材中去,使教材与时俱进,而不至于出现一本教材用几代人的现象,或是用所学理论无法解释新的文学现象的尴尬局面。

参考文献

[1]龚鹏程.文学散步[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6.

[2]胡友峰.跨文化语境下文学理论的书写困境[J].当代文坛,2012,(06).

[3]张玲.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教材的一种考察——以体例框架的建构为中心[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02).

文学界倡导文学的“低碳”理念 篇10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网络文学女作家研讨会上，一些网络作家以及评论家所谈到的网络文学与“低碳”的关系，网络文学是低碳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文学与“低碳”的关系的话题，颇为引人注目。有关专家认为，与传统文学作品相比，网络文学没有编辑的严格审核，没有出版成本的限制，读者在较短时间内，花很少的费用，可以阅读大量不同类型的网络文学作品，获得自己想要的阅读体验，不妨将它看作一种低碳的文学活动。有的文学评论家认为：网络文学和当下提倡的低碳生活很吻合，网络写作和阅读都省了很多纸，省去了印刷、物流等各种成本，无非是耗点电。网络文学写作体现的文学与“低碳”的结缘，具有“低碳”的一些特征，是顺应了时代生活的发展要求，网络文学所具备的“低碳”生活的品格，是需要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学评论界给予充分的重视的。所以，可以这样说，文学与“低碳”，倡导文学的“低碳”观念，不仅是网络文学的重要特征，也是摆在文学界、评论界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是所有作家关注时代生活的一个焦点，也应是未来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势、潮流。

把文学还给文学史 篇11

文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历史的痕迹被不断抹去。历史的痕迹被抹去，知识才变成为神话。杰姆逊曾经提醒我们：“永远历史化。”一方面，在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理解，另一方面，历史的东西也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够摧毁。今天，“常识”又重新被作为问题提到我们的面前，一些固定了的观念又重新进入或回到知识的讨论中，这本身就是因为历史的变化。

李杨曾经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文学史？在对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检讨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把文学还给文学史”。“新时期”伊始，由于对当时文学史写作受到政治强力控制的不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提出了一个口号：“把文学史还给文学。”这个口号不仅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合法性，而且实际上也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基本动力。

我们重新讨论文学史，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我们不满简单狭窄的“纯文学”观念，在“重写文学史”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过程中，文学的内涵被缩减和固定了。我们今天常识化的“纯文学”观念是和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同时发生的，它是“文学教育”的结果。我们这一代人恰好在否定“错误”的文学观念、回到“正确”的文学观念的时刻进入大学，接受了“纯文学”的信念。

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和开创者王国维和胡适都曾经说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同时代不断变化。“把文学还给文学史”，就是把文学历史化，把它看做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看做是一个历史地发展变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使文学的概念重新开放，拓展对文学的理解。我们要正确地理解文学，就需要打开和恢复文学之“史”的视野，释放出被当前“文学常识”所压抑和排斥的内涵，重新激活被压抑的另类文学实践和复杂多歧的脉络。文学总是被不断地重新定义，文学史也总不断地被重写。这样就形成了文学观念的不断变迁。

纯文学是一个相对新近的观念。乔森纳·卡勒说：“如今我们称之为literature（著述）的是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一八○○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伊格尔顿从根本上否定了固定不变的“文学本质”这类说法：“人们不大可能把文学看做是从《贝奥武甫》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某些写作类型所展示出来的某些内在特性或一系列特性，而很可能把文学看做是人们把他们自己与写作联系起来的一系列方式。要从所有形形色色称为‘文学’的文本中，将某些内在的特征分离出来，并非易事。事实上，这就像试图确定所有的游戏都共同具有某一特征一样，是不可能的。根本就不存在文学的‘本质’这回事。”（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1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按照乔森纳·卡勒的说法，文学并非由自身定义，而是被社会文化所界定的：“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例如，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理念，在殖民地和英国国内，它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功能（乔森纳·卡勒：《文学理论》，38页，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在章太炎看来，文学和簿记没有什么区别。他抹杀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当然更不承认“纯文学”这样的说法。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对章太炎的这种文学思想大加推崇：“章氏论文，很多精到的话。他的《文学总略》推翻古来一切狭陋的‘文’论，说‘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他承认文是起于应用的，是一种代言的工具；一切无句读的表谱簿录，和一切有句读的文辞，并无根本的区别。至于‘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和‘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区别，更不能成立了。”作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后来离开了文学领域，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缺乏文学的天赋，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在胡适的观念里，文学缺乏独立的地位和价值。

在《文学小言》中，王国维最早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王国维在审美主义基础上建立了现代纯文学的知识。鲁迅早期也大力倡导纯文学思想。他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了激进的纯文学观点：“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但是，有意思的是，尽管鲁迅很早就接受了纯文学的观念，却从来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

“纯文学”和“艺术自律”的观念是伴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而建立起来的。随着文学革命和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在对古典主义的否弃和“不摹仿古人”等浪漫主义信条的鼓舞下，“创作”的观念在“五四”时期被凸现出来。茅盾接编《小说月报》之后，特辟“创作”一栏。胡愈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新文学与创作》一文中，把文学和“创作”联系起来。我们都知道，以至后来，“创作”通常取代了文学和虚构的概念。胡愈之认为，作家乃第二上帝，和上帝一样，其特点便是创造。他认为文学革命不是由文言变为白话，也不是由古典主义变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而是恢复文学“创作”的性质。在他标举“创作”的时候，文学的作用也被神化了：“创作的价值，非常重大！我们可以说：近代德意志是贵推（Goethe）西娄尔（Schiller）创造出来的；近代法兰西是卢骚嚣俄佛老贝(Flaubert)法朗西(Antole France)罗兰(Romain Rollnd)等人创造出来的；近代俄罗斯是都介涅夫陀斯妥夫斯奇托尔斯泰和其余的人创造出来的。”（愈之：《新文学与创作》，《小说月报》十二卷二号）真的像雪莱所说的那样，文学成了立法者。

现代文学观经过了浪漫主义的洗礼和再造。浪漫主义乃现代文学观念之源。现代文学强调个性、创造、创新和独创性，把文学看做是对于传统成规的背离。在这种文学传统下，形成了“影响的焦虑”。在这样一种文学理解中，文学常常被看做是离经叛道，惊世骇俗成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家常便饭和生存策略。但是，实际上任何文学都有赖于特定的制度和规律。无论提到任何一个文学概念，其实后面都蕴涵了一整套体制和一个知识的网络。同时，任何作者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文学体制之中从事写作。同在“文学”这个概念下面，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形同水火，现实主义经常把作家比做一面镜子：客观、中性、光滑、无垢的镜子，浪漫主义则强调作者的能量：个性、天才、独创、自发性。但是，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本身都有一个脉络。而一种知识或叙述之所以产生和成为霸权，也必具一定的契机和条件。

浪漫主义将创作神话化，而这一神话的核心则是作者。在很长时间内，作者被赋予了重要意义。作品打上了作者的手印，带有作者的遗传密码。作者为其作品负责。“作者”的出现有一个过程。福柯指出：“在文学话语界，也是自十七世纪以来，作者的功能即是日渐加强；在中世纪至少能以相对无名氏之名流传的传说、诗歌、戏剧或喜剧，现在都被询问（也必须得说）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创作的。作者被要求对置于其名下作品的统一性负责。他要揭示，至少要保证文本中隐含意义的可信性。他要把作品与他的实际生活经验以及创作的历史相联系。作者是赋予令人不安的虚构语言以统一性、连贯性，以及使之与现实相连的人。”（福柯：《话语的秩序》，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1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一年版）正是在浪漫主义建立的这种作者神话基础上，产生了十九世纪传记批评的流行批评模式。然而，在浪漫主义以前，模仿被看做是文学的必要途径，认为创造力就是创造性模仿，作品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逐渐改进，作者可以自由广泛地借用前代作者，这种借用是向杰作致敬的一种方式。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里，不是简单地强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作者杜甫的想象力，而是将它放在与前代文学的适当关系上，认为作者的想象力是在借鉴中不断推进的。

波斯纳在《法律与文学》第十一章一开始曾经追问：“什么是‘作者’？”他说：“我们把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看做是一个特定个人的作品。并且这个人，即‘作者’，‘发明’而不只是复制或者模仿某个先人的文本。给作者授予权利和施加义务的法律就基于对创作过程的这一描述。这种描述并不是绕不过去的。”他认为，“作者身份”是“一个功能性的而不是天然的称呼”。“作者”的出现是多种力量和因素作用的结果。波斯纳说：“尽管对‘作者’的承认是通向现代个人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路标，但引起这种承认的原因可能不但是意识形态的，也是物质的。一位中世纪的书籍作家会被看做是从事书籍生产的一组具有同等技能的工匠之一……随着节省劳动的机器‘非技术化’了书籍出版过程的非写作的参加者，作家开始在这个小组中突出出来了：他变成了‘作者’。”浪漫主义将文学创作和天才联系起来，使现代人对文学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今天一直笼罩在浪漫主义影响下。由于浪漫主义对文学独创性的强调，由于对“创作”观念的强化，前所未有地强化了抄袭的概念。作者的概念和浪漫主义文学观念联系紧密。但是，对作者和独创的强调并非完全来自于意识形态，一七一○年英国的版权法案早于浪漫主义时代。波斯纳说，如果十六世纪英国存在着强有力的版权法，那么莎士比亚就会把他的一些精力转向发明新的情节。

然而，后结构主义却拒绝作者的解释权威。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宣布“作者死了”。新批评最早提出“文本”的概念，剥夺了作者对于作品的特权。“像福柯一样，新批评论者认为作者身份是一个建构物，他们还坚持认为，应该从作者的作品出发来建构作者，而不是从他的生平和他文学之外的观点来建构。”因此，正如文学在不断变化一样，“作者”也有一个从出现到淡出的过程。

由于受到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最早明确提出了作者的问题，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才是最有价值的考证题目。正是由于王国维文学思想的推动，才产生了现代的“新红学”。也正是由于浪漫主义这种作者的神话，才导致了《红楼梦》文本的分裂，“新红学”的重要人物俞平伯才在《〈红楼梦〉辨》里郑重其事地提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问题。俞平伯对高鹗续书的否定，不是从客观的艺术效果出发，而是预先就标出“论续书的不可能”的“创作原理”。他这样从文学“原理”上否定续书：“凡好的文章有个性流露，越是好的，所表现的个性越是活泼泼地。因为如此，所以文章本难续，好的文章更难续。为什么难续呢?作者有他底个性，续书人也有他底个性，万万不能融洽的。不能融洽的思想，情感，和文学底手段，却要勉强去合做一部书，当然是个‘四不像’。故就作者论，不但反对任何人来续他底著作；即是他自己，如环境心境改变了，也不能勉强写完未了的文章。这是从事文艺者应具底诚实。”这种观点推到极端，就是爱伦·坡有名的短诗论。爱伦·坡在《诗的原理》中提出，诗的产生是以灵魂的升华作为刺激的，因为这种刺激是短暂的，因此，真正的诗只能是抒情短诗，长诗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总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作者”是在二十世纪初通过王国维、胡适和俞平伯等人的话语建构起来的一种制度。

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始，文学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在二十世纪很长的时期内，文学被置于中心位置，文学被认为是“生活的教科书”，作家被称为“灵魂的工程师”。在“新时期文学”初期，《班主任》和《乔厂长上任记》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在今天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实际上，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正是通过《班主任》的书写和启蒙主义话语的扩张确立了其社会的权威和主导地位，从而重返社会权力和价值中心。

八十年代，“文学回到自身”逐渐形成了一种“纯文学”宗教。在“文学回到自身”的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作用被回避或隐蔽起来了。然而，在八十年代，一方面文学工具论受到批判，另一方面文学又为“新时期”的建构与阐释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不论我们是否承认，文学的社会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暂且抛开众说纷纭的理论，潜入经典的文学文本。按照现代小说之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叙述和描写，《堂吉诃德》的主人公之所以产生种种奇情异想，乃是因为他阅读骑士小说，深中骑士小说之毒。由于耽读骑士文学入了迷，他向往骑士生活，骑上一匹瘦弱的老马驽难得，找到了一柄生了锈的长矛，戴着破了洞的头盔，要去实现骑士的理想，锄强扶弱，打抱不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名垂史册。“我愿意跟随那些过往的真正骑士的脚步/在沉沉入睡的荒野中——/信马漫步。”他完全失掉对现实的感觉而沉入了漫无边际的幻想，因此一路闯了许多祸，吃了许多亏，闹出了许多笑话，然而一直执迷不悟。他把乡村客店当做城堡，把老板当做寨主，硬要老板封他为骑士。我们这位高贵勇敢的主人公亦步亦趋地模仿骑士小说里的英雄，甚至还为自己找了一位意中人杜尔西内娅，模仿小说里的多情骑士，为她忧伤憔悴。堂吉诃德的朋友理发师和神父认为，堂吉诃德的疯狂行为是受了骑士小说的毒害。他们在堂吉诃德的外甥女和女管家的协助下,搜查了他的藏书室,把其中大部分骑士书都扔到院子里,放把火烧了。堂吉诃德在临死前终于醒悟，表示“对骑士小说已经深恶痛绝”了，并且叮嘱他的外甥女要“嫁个从未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便要取消她的财产继承权。

福楼拜作为现代标榜纯艺术的始祖受到顶礼膜拜。可是，福楼拜的杰作《包法利夫人》本身也同样包含了文学的社会作用的隐喻。小说的主人公艾玛便是由于模仿浪漫文学中人物而招致自身的毁灭。由于在修道院受到浪漫主义文学的教养和熏陶，艾玛不甘于平庸的生活，向往虚幻的爱情。艾玛完全按照浪漫文学的理想来生活，当她期待的恋爱发生的时候，她不厌其烦地自言自语：“我有了一个情人！一个情人！”福楼拜这样描绘艾玛对于“爱情”的模仿和实践：“于是她想起了书中的美人，这些多情善感的淫妇，成群结队，用姐妹般的声音，在她记忆中唱出了令人销魂的歌曲。而她自己也变成了这些想象人物中的真实部分，实现了自己青春年代的梦想，化为自己长期向往的情妇了。”艾玛是一个在生活中完全入戏的人物，是一位被她所阅读的浪漫小说教育坏了的天真妇女。在某种意义上，《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是那些浪漫小说的牺牲品。她和堂吉诃德一样，把文学当成了生活教科书。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包含了有关文学“模仿”的寓言，向我们显示了文学无法回避的社会教育的功能。古典主义论及文学的时候，一个关键的概念是模仿。模仿包含两重意义：一方面，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于巨匠杰构的模仿，另一方面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品主人公的认同和模仿。也因此，古典主义尤其是悲剧的主人公都必须是值得我们师法模仿的高贵的英雄人物。

最终，文学观念与文学传统有关，而文学传统是一代一代堆积起来的。八十年代，在“为文学正名”的时候，曾经否定和贬低文学的政治性。然而，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文学与他国文学有根本的区别。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像中国文学这样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并且将政治关怀直接作为文学等级的标准。不同文类与政治的关系各不相同，不同的文类各有自己不同的描写领域和表达功能。“文以载道”，“诗言志”，而词曲则往往集中表达私人的感情。这也因此决定了散文、诗歌和词曲在中国文学中的不同地位和等级。大文学家和大政治家欧阳修，散文诗词同样擅长，但是，他将不同的内容按照通常的习惯分别分配给了散文、诗和词。当然，也有苏轼这样“以诗为词”的特例。但在李清照看来，婉约才是词之正宗，词是个人风流特殊的领地。以浅低唱的艳情内容为特色的词接近日本“风流”的文学传统，但是，它在中国的文人文学中地位却是最低的。李清照自己的创作，诗和词也表现了迥异的风格，在诗中可以表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抱负，在词里则往往表现“人比黄花瘦”的伤感。

在《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一书中，铃木修次认为，中日文学体现了“风雅”和“风流”两种不同的传统，而其关键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他说：“在中国，从传统上来说，理想的文学态度和文学观，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那就是即使是政治问题也不回避，而要积极地干预。”“风雅”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概念和审美传统。毛诗序表明，“风”、“雅”的观念与政治直接相关：“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体，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铃木修次解释说：“换言之，把政治问题放在个人生活的范畴里来加以领会的是‘风’。把人类社会问题同政治联系起来加以理解的是‘雅’。”他说：“《毛诗》序中说明的‘风雅’见解，在以后中国文学思想中一直被继承下来。中国人认为真正的文学不能与政治无缘，不回避政治问题并且以它为对象的那才是‘风雅’的文学，更好的文学，在‘风雅’的作品中才有中国的正统文学精神。”他还说：“中国以一流文学自居的人，一直注重在与政治联系之中来考虑文学的存在意义，总爱在某些方面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与此相反，日本文学似乎一开始就是脱离政治的。”在日本，“如果把政治纠缠于文学之中，那就会流于庸俗”。

铃木修次认为，经世的文学观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和正统，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立场、观点以及目标与梁启超截然不同，但是，认为文学是经世的工具这一思想则是相同的。追根溯源，不管是白居易还是杜甫潜在的自觉，再上溯到六朝时代，无论是《诗品》的评价标准，还是始于《文心雕龙·原道》的文学自觉和认识，都有相通之处。

铃木修次以《文选》和《玉台新咏》同一时代两种不同文学选本的不同命运说明了中国独特的文学传统。《文选》遵循中国文学的传统精神，收集的是“雅正”之作，另一方面，《玉台新咏》迎合当时流行的风尚，辑录描写男女间情爱的诗，编成艳诗集，成为游乐文学的代表。由这两种不同的文学观产生的作品集，后来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文选》备受推崇，后世将它作为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学者不断为之作注，研究积累成为“文选学”，享受了极大的敬意。与此相反，《玉台新咏》则不大受重视，为之作注者极少。他指出，从《玉台新咏》可以看出，中国也有游乐文学的历史，但是，中国尤其是古代对游乐文学的评价非常之低。我们都知道，《游仙窟》流传到了日本，在中国国内却早已失传了。我们同样也知道，梁简文帝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也有过“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须先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著名议论，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则有“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和“至如文者，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言论。近代自鲁迅以来，都将这种议论看做是“文学的自觉”。但是，这种“文学的自觉”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史上几乎成为绝响，六朝文学及其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长期以来都被视为异端，受到贬低和批评。

中国文学的特殊形态以及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也许是由中国特殊的政治形态决定的。根据考古学家张光直的看法，政治生活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形成中日以及中西不同文学传统的根本原因恐怕也在于，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独特漫长的平民政治传统的国家。中国文学的作者和日本以及西方的文学作者具有根本不同的政治地位。中国任何一个普通人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中国的文人往往就是官僚士大夫，即使普通的文人和知识分子也能够直接对政治发言；而日本和西方贵族政治的传统，是一种排斥性政治，文学作者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地位，他们设法寻求王公贵族的保护而不具独立的地位。直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以后才将文人从贵族的保护下解放出来。

用文学的眼光解读文学作品 篇12

长期以来的语文课堂教学禁锢了学生活跃的思想, 压制了他们丰富的情感。现在的许多教学改革不是去改变这种现象, 而是在还没有改变这种现象的基础上去探讨各种教学方法, 千方百计地让课堂“丰富”和“热闹”起来。尽管课堂上老师激情洋溢, 社会背景、典型性格、语言特色分析得头头是道, 可是这些从作品中分解提取出来的知识, 对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又能发生多大的实际作用呢?尽管老师在教学中运用了小组合作等新形式, 但这种旨在完成教材规定内容、完成老师既定教案的教学, 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启迪智慧呢?

学习的过程, 从根本上说, 是原有经验和新知识相互作用、不断同化的过程, 是学生在原有基础上主动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主观的、能动的, 任何他人都替代不了。而现有的语文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生心理规律, 把学生当成盛装概念的容器, 强迫他们接受各种知识;把学生当作训练条件反射的动物, 强迫他们进行枯燥的练习。这样的语文课压制了学生的活力和潜力, 直接导致了学生对语文课的厌恶。

笔者绝非反对在语文课上进行必要的知识传授和分析讲解。从现代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角度看, 长期以来的语文教学追求的是陈述性知识的传授, 以及指向陈述性知识的技能训练。陈述性知识的学习是程序性知识学习的先导, 也是情感态度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反对的是不顾语文课程性质, 特别是不顾语文教材中占主体地位的文学作品的性质, 将定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阅读教学的模式和知识体系, 千篇一律地运用到所有课文的教学中。例如, “介绍背景-识记生词-划分段落-概括中心-总结特色”的陈旧框架至今仍被广泛袭用。遇到实用文, 则忘不了记叙六要素、议论三要素、说明顺序与方法等知识的印证;遇到文学作品, 则脱不了小说三要素、戏剧冲突与性格、诗歌语言与意境、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窠臼。应该说, 它们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确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上, 但任何教学程式和知识体系都有一定的适用域, 超出特定的适用域, 效率就可能降低甚至丧失。语文教学本该充满诗意、激情和美感, 现在却让大部分学生感到枯燥乏味, 便是传统阅读教学法存在缺陷的明证。

那么, 以文学作品为主体的语文教材应该怎样教才最有效呢?显然, 这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 需要大家共同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在此, 笔者试图对新的阅读教学作一点粗线条的勾勒:

一、阅读教学的初始阶段, 突出“感悟”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采用感悟法——朗读、背诵、书写, 谈不上什么内容与写法的系统分析, 也谈不上多少语文知识的传授, 但学生学到了语文, 以至培养出了屈原、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等一代代灿若银河的文学巨匠和文章大师。对于今天的语文教学来说, 关键在于返璞归真, 重新重视感悟教学法的运用。作为感悟教学法重要形式的朗读, 有必要大力提倡。朗读的心理机制不同于默读。默读利于思考和记忆, 却不利于情感体验和产生共鸣。而朗读虽不利于深入思考和广泛联想, 却有利于培养当代学生最缺乏而恰恰是语文学习中最宝贵的语言直觉, 即语感。

二、阅读教学的中间阶段, 突出“质疑”

质疑就是在不理解的地方提出疑问。这是被越来越多的教师重视的方法。但多数老师还不敢真正放手让学生去质疑。学生的质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质疑, 而是在老师牵引下, 被老师限定了范围的质疑。这种质疑往往“质”而不“疑”, 不能真正激发探索的热情和开启智慧的大门。我们常见语文课堂出现这样的冷场:学生无问题, 老师拼命地问有什么问题。这种尴尬的场面其实是老师自己造成的。要“质”而有“疑”, “疑”而有“效”, 就要转变教学观念, 彻底解除“标准答案”对心灵的束缚, 让学生放胆去质疑。

三、阅读教学的终结阶段, 突出“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