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精神

文学精神（精选12篇）

文学精神 篇1

《精神分析文学批评》一书主要介绍法国精神分析家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发展以及其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建树,比较弗洛伊德和拉康对索佛克劳斯《俄狄浦斯国王》中“俄狄浦斯”不同的理解,重新定义了精神分析文学批评中的概念以及研究的方法。该书的前言部分指出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理论的主要缺点体现于忽视对文本的研究而偏重对人物的分析,这种“人物中心”的批评方式反映了美国自我心理的膨胀。但是这种模式最大的错误在于忽视了现实中真实人物与虚构的人物角色之间的差别,从而抹去了对文本的研究。接下来的篇章则侧重介绍了弗洛伊德与拉康在心理分析中的区别取决于对《俄狄浦斯国王》的不同理解,这也是引起文学精神分析理论差别的最重要原因。“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从其“力比多”理论和人格学说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拉康则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关于语言“能指”与“所指”中间得到启示,用一种象征的意味去加以理解“俄狄浦斯”。

本书第一个部分主要从“戏剧”的角度分析,包括对索佛克劳斯《俄狄浦斯国王》的不同分析。第一篇主要探讨了剧院和梦的密切关系,主要从其中的情景、舞台空间来阐述这一点,继而分析“悲剧”并非是对现实世界病态的理解,而是对人类潜意识斗争痕迹的揭示,“悲剧”是源于“俄狄浦斯情结”,其中的“弑父杀母”以及“乱伦”应该成为其文本分析的主要依据。第二篇文章指出弗洛伊德承认他自己因为发现自身有着和“俄狄浦斯”同样的欲望因而发现人的“潜意识”里一直在上演着俄狄浦斯的悲剧。而拉康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有所质疑的,他主要不是从理论方面去理解,而是注重精神分析临床实践方面,在他看来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欲望”是体现在语言之中的,而非在主题中去发现。

本书的第二个部分转向对叙事类型进行分析。开篇就是对拉康关于侦探小说的分析来阐明拉康对“真实”概念的理解。接下来的两篇文章都是利用弗洛伊德关于“哀痛”以及“忧郁症”的分析去探讨叙述中“失去”的重要性。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为了防止自己心爱物品的消亡便与其产生一种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来源于小时候关于“食人”的幻想,即为了占有某物于是便采取吞没它的手段,在正常的情况下,自我可以从中解脱,但若处于“忧伤”中,这种物品便战胜个人理智,最终个人也被该物品给击垮,这种抑郁者的不断自我反责实则代表着对该物品的一种反抗。

本书的最后聚焦于诗歌的分析。虽然弗洛伊德对诗歌的分析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这些精神分析批评家证明了精神分析理论是可以加深对诗歌进一步的分析。第一篇文章哈罗德·布鲁姆提出弗洛伊德不单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写崇高诗歌的巨匠。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崇高的诗歌代表的是一种对“丧失”狂热的击败:不安的恐惧与权力提高的愉悦感受并存,或者说是一种自我陶醉在自由氛围中的喜悦感,弗洛伊德称此为“思想的全能”,这也是最能体现“自恋错觉”的方面。而克里斯特瓦则探讨的是崇高主题中抑郁的一面,是对“丧失”这一不幸的经验研究。她认为忧郁症患者并非是对“丧失”事物的哀伤。

贯穿该书的整个线索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19世纪末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人类文化史上矗立起了一块划时代的丰碑,而文学则成为其最主要的“用武之地”,文学成为了精神分析学的主要对象,而文学批评借助该理论揭示了许多隐藏深层次的含义,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但精神分析只看到了文学作品和梦的相似之处,对作品的分析只注重于心理上,弗洛伊德式的很多象征意义也太过于随意、主观,难免生搬硬套,穿凿附会。但总的来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整个文学作品的研究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当代的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家要么就是忽视了对文本形式的解读,要么就忽视对文本内容的分析,导致该理论的批评家被指责没有科学严谨地进行研究。一方面该书为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最新的关于这一领域的发展动态,介绍以弗洛伊德的分析理论为轴心的文学批评,同时也展现了弗式理论在这些年中的转变,为想了解该领域发展前沿的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指导。另一方面,该书囊括的是诸多优秀批评家关于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理论的解读,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来深入理解该理论,同时也带领着文学批评者们去挖掘更深的,更有挑战性的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理论的新领域。

参考文献

[1]茂德·爱尔曼.精神分析文学批评[M].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5.

文学精神 篇2

一转眼的功夫，当年的叛逆少年已近而立，全国人民见证了韩大哥的成长。二十七岁的韩寒说话还是那调儿，我老感觉这哥们儿跟谁说话都待理不理，可他目光分明是真诚的。有一节目把韩寒和王朔给逮到一块儿了，俩人可算是中国文坛的两代牛人，从外表上看，除了性别什么都是反的。王朔那俩大眼珠子飕飕的，京片子一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痞子气荡漾得一塌糊涂，透过屏幕的能猛烈地感受到。韩寒在对面坐着，感觉像令狐冲买菜突然撞上任我行似的，面对着热情霸气的那老爷们儿，不知道该什么表现，很尴尬，看得我高兴得不行。

说实话，韩寒出道之时，我特讨厌。在电视上看他，头发遮着半个脸，看什么人都挑着下巴，非把目光扔起来，顺个抛物线漂给对方。说话那副表情，笑不笑怒不怒，脸上就俩字：不屑。当时他十七，我十一，我当时就觉得这哥们儿怎么和我们村那混混似的，事儿事儿的。叛逆谁都有，只不过韩寒有不一样的胆子、才气以及家庭。因为叛逆而喜欢韩寒的相当于因为矿难才知道山西。

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再在媒体上看见韩寒的时候，感觉一下不一样了：他开始正眼瞧人了。

解除了讨厌他的心结之后，回头看他的写的东西和观点，一下感觉很爽。我觉得让人爽是一切文艺作品的首要生存条件，譬如姜文的电影和鲁迅的杂文，越让人爽活得越久。而韩寒之所以成长的一大原因是，这家伙的文笔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爽的要求，让越来越多的人民爽，同时又让一小撮坏蛋越来越不爽，而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广大人民的爽。

所以韩寒是跳出了少年时的窠臼，同时，良心未泯，毫不忘本地跳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所谓人民作家人民爱，人民作家爱人民，韩寒走在人民作家的光辉大路上，“独唱”未能成歌，但早有一股心灵的低吟响彻他的周围。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学精神。

出世的精神　入世的文学 篇3

众望所归的得主

万之(以下简称万)：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公布得特别早。看来你们这些院士们没有什么争议，对这次评选都相当满意，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我在电视上看到很多院士回答记者提问，对库切评价都很高。我记得您曾经说过，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奥林匹克比赛，不是谁得了奖谁就是世界第一，但这次我看是世界第一，够得上奥林匹克文学奖了。

马悦然(以下简称马)：当然不是奥林匹克奖，不能说谁得了文学奖谁就是世界最好的作家，就是世界第一，不可能，只能说是非常好的作家。

万：至少就英语文学来说，应该是这样吧，库切是第一个得过两次布克奖的，那是英语文学公认的最高奖，这算是第一了。

马：我说了，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作家。

万：评奖结果公布之前，有台湾报纸请我写篇预测，我提到了几个可能获奖的作家，其中就有库切。不过，我还是把另一个英语作家排在他前面，就是美国的女作家乔伊丝·卡罗尔·奥茨。我特别欣赏这个女作家，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写她，看过她不少作品。她最近还访问过瑞典，所以不少人觉得她今年有希望得奖，而且她又是女作家，应该更有希望，因为你们有好多年没有将奖给一个女作家了。

马：哈，还有人认为我们应该给一个诗人呢，因为诗人也好多年没有得奖了。

万：但你们好像不管这些外界的意见。

马：我们当然不管这些，我们不受这种限制。

万：那么奥茨你喜欢吗?

马：我觉得她写得太多了，而且总是那么厚厚的。有的中国作家也是这样，写得太多太快；有的还写得太多，太喜欢讲故事，其实，如果能把作品删到一半，就很好了。

万：南非作家已经得过了一次诺贝尔文学奖，这次又发给库切，是不是说明你们也不太考虑国家的分配情况?

马：不考虑，我们当然不考虑。让我想一想，戈迪默尔是哪年得奖的?

万：1991年。

马：戈迪默尔和库切其实有点矛盾，他们很不一样。

万：我本来就想请你把他们比较一下，他们生活在同一种社会环境里，而文学创作上又如此不同，但都得了奖，这很有意思。

马：他们的不同，大概还是反映了上个世纪不同文学传统和文学主张的冲突。戈迪默尔认为文学应该是一种武器，而且应该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使用，但是库切一点不管这个，他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也不去投票，他完全不愿意参与政治。戈迪默尔对库切就曾经批评得很厉害，她说过，库切的《迈克K的生平和时代》“歪曲了私人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她认为库切笔下的迈克K这个人物完全脱离社会，不问政治，不负责任。在这本小说里，迈克K只想着把妈妈的尸体送回老家，他自己也躲到乡下去，逃避社会，过简朴自然的生活，他自己种番瓜、钓鱼甚至靠吃一种昆虫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戈迪默尔认为这样消极是不行的，但库切就不管这些。

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在中国文学中，对作家是否要介入政治也有很不同的看法。1942年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对于后来的文学有很大影响，是要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但后来也有作家是不主张介入政治的，比如高行健。

马：对，“逃亡”!库切也写人的逃亡，迈克K就是逃亡。他运送母亲的尸体回乡下就是违法的，所以只能偷偷在晚上走，也是逃避。既是逃避专制，逃避那个搞种族隔离的政权，但他也是逃避那些反抗的人，逃避冲突，他逃避一切，包括放弃自己的权利和金钱。

万：在这一点上，库切和高行健就比较接近了，他们对政治都比较冷漠，库切也是写一种“冷的文学”。

马：他们是很接近的，是这种情况。库切在他的自传性作品《青春》中就这样描述过主要人物，“热不是他的天性”，这对我们理解库切是很有帮助的。

现代的陶渊明或局内的“局外人”

万：我觉得在迈克K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库切的某些人生理想，或者说对于人生的想法。迈克K想寻求世外桃源，他种番瓜让我想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可以说他算是个现代陶渊明吧。但库切在文学上还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传统，是继承了卡夫卡、贝科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传统，思想上则有点像陶渊明。库切对政治的厌恶，有点像陶渊明对官场的厌恶。

马：库切小时候是在农场长大的，他家本来住在开普敦，大城市，八岁的时候父亲丢了职位，一家就搬到乡下去，他确实觉得乡下才是天堂。在他的创作里，城市和乡村、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然田园，总有一种对立的关系，这从他根据笛福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改写的《福》里也可以看出来。另外在《羞辱》里也是这样，鲁茜虽然被强奸了，还是不肯离开她习惯的农村环境。农场生活经验和库切比较孤僻的性格有点关系，农场上人很少，没有外来人，所以他不习惯和外人交往，而对集体也有排斥感。

万：但是库切就没有陶渊明“悠然见南山”那种悠然了，周为他看清楚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世外桃源是不可能的，迈克K也回不到世外桃源去了。迈克K的梦想最后还是破灭的，他要逃避世界可世界来抓住他，连种的番瓜也没吃成，被游击队洗劫一空了。所以，从这个结局看，库切的人生态度其实是很悲观的，算是一个悲观的陶渊明。

马：库切确实非常悲观，而且性格也能看出来。你看，很多认识他的人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他笑，十年都没看到过他笑一次。在电视上，记者采访他，问他获得文学奖有什么感觉，他嘴里说，“我很高兴”，但还是一直板着脸，没有一点笑容。

万：他确实是性格很孤僻的人，得了两次布克奖都不去领奖。这次他会不会来领奖?你们有没有他的消息?

马：《快报》(瑞典最大晚报)有个记者问了他，他只说了一句话，“最有可能来(most probably)”。

万：那么，这次他算是破例了，很给面子的。

马：你知道他还是个素食主义者，不吃肉，不喝酒，不抽烟，连鸡蛋也不吃，牛奶也不喝。所以，如果他来的话，12月7日，他做了诺贝尔获奖演说之后，我们学院照例要请得奖作家去吃饭，我就建议请库切吃罗汉斋。

万：他是有点出家人的味道，像是个方外之

人，或者就用你们这次的颁奖词来说，他是一个“局外人”。我还记得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也是写“局外人”的，就是阿尔伯特·卡缪，他写了小说《局外人》。

马：对，瑞典人把它翻译成《陌生人》。

万：库切和卡缪当然不一样。文学院的“颁奖词”说库切是“局外人”，但又通过文学性的伪装假面而卷入局内，这说得很好，说明他不参与，但不等于不关注，不批判，不表示态度，他不是卡缪笔下那种完全冷漠的人。我想库切是做一个旁观者，然后从旁观的角度切入人生，给人一个惊讶的发现。中国人有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说法，身在其中，可能就看不清楚了。

马：旁观的态度当然是对的，包括对自己都采取冷静旁观的态度。库切写的作品其实都很有自传性，《童年》和《青春》本身就是自传，但还是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所以说对自己都能旁观，能够观察和批评自己，但他的文学还不仅仅是旁观，这就是他和去年的文学奖得奖作家凯尔特斯不同的地方。凯尔特斯真实描述当时的世界，但库切在每一本书里都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用一种新的语言来绘声绘色地形象地表现这个世界。库切作品的力量就是迫使读者理解和体会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东西。

万：我以为你们文学院颁奖词的意思是说，库切其实是用另一种方法来介入社会的，不是政治介入，而是借用文学手段来展现，他写的许多人物就是他用来介入的“伪装”。

马：其实，库切的意思就是不要用集体的名义说话，所以他不参加签名，也不参加示威游行。他在《铁器时代》这本小说里写过一个人物，叫库然太太，她看见警察开枪杀人，把她黑人女仆的儿子也杀了，但她也没有参加公开抗议，她说，“我不能用别人的话来谴责他们，我要找到我自己的话。要从我自己心里发出声音，不然就不真实了”。这些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库切的文学，他写的就是他的自己的话，心里的话，他不重复那些政治的陈词滥调。

万：对，还是强调了个人的声音、个人的观点和立场，他把社会的荒谬看得比较清楚，也能表现出来，所以有人拿库切和卡夫卡比较。

承继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贝科特的现代主义传统

马：是，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贝科特，这些人对库切都有影响，他承继了他们的文学。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写贝科特，小说《彼得堡的大师》就是写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也有点像卡夫卡，但他和卡夫卡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卡夫卡的小说，比如《城堡》，比如《审判》，环境都写得非常的具体但又没有说明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成立，没有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但库切的小说，其场景是非常清楚的，都是南非。虽然他没有点明，但你一读就知道，他写的就是南非。但他认为，南非的这种问题，其实是到处可以发生的，所以不仅仅是种族问题，是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面对的问题。他超越出来，站在一个外面的立场来看。

万：人生迷局是处处有的，所以卡夫卡写的现代寓言都是有普世性的迷局，而你们的新闻公报里也指出了库切小说的“寓言”特色，但他们的寓言又很不一样。我的看法是，卡夫卡把人放到了他自己的寓言里来表现，而库切是把自己的寓言放到了活生生的人生里。

马：谈到寓言，我想起卢卡契对卡夫卡的批评。卢卡契反对卡夫卡的原因就是因为卡夫卡用了寓言，而卢卡契认为文学应该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把人要放到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其实，我以为卡夫卡的方法当然比“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更深刻。所以，如果你把库切和戈迪默尔做比较，你就会看到库切的作品是更深刻的，更高层次的。我想，再过一百年，人们仍然可以理解库切，而戈迪默尔却很可能被人遗忘了。

万：那就是说库切的作品具有普世性和超越时代的特性。

马：据我看，《迈克K的生平和时代》是库切最好的作品，这是当代的《鲁滨逊漂流记》，又有卡夫卡的风格和贝科特的文学语言。还有就是《羞辱》以及《等待野蛮人》，这两部作品你看了没有?

万：还没有，我只读到一些资料，知道一个大概。

马：《等待野蛮人》的题目实际上是取自一首诗歌的名字，就是希腊诗人卡瓦菲写于1904年的一首诗。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写一个城里的人等待野蛮人来进攻，他们非常害怕，但野蛮人实际没有来，野蛮人实际上不存在，是他们自己的臆想，是他们的想象和恐惧创作出了这种“恶”的形象，最后，反倒是他们城里人自己成了野蛮人。我还可以提到他的一部早期作品，是两个中篇组成的。

万：那是《昏暗之乡》。

马：对，《昏暗之乡》，其中第二篇写的是库切的前辈雅可布·库切，他写的这个库切，一个布尔人，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到所谓不信教的人居住的蛮荒之地去。他以为那个地方的人就跟动物一样，没有文明，他自己后来生病了，而当地人就把他医好了，还有小孩子们来跟他玩。那些小孩子当然也觉得他很好玩，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外国人，大概也把他看成动物，结果他就生气了，甚至气得咬掉了一个孩子的耳朵，就是说他自己反而成了个野蛮的“食人生番”的人。

万：库切对现存的文明总是抱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本来大概是一种想象，一种吊诡，文明可能并不文明。

马：还有《羞辱》这部作品。你知道，在这部作品里，主人公卢里的女儿就被黑人强奸了，有的人就批评库切。包括戈迪默尔也批评他，觉得写黑人强奸白人，丑化了黑人，这不好，不是“政治正确”(笑)。

万：那样看作品是太简单化了。

马：库切写的作品，是不能简单地用是与非、好与坏来分析的，不能简化为黑人白人的冲突、左派与右派、革命与反动，或其他类似对比，从而使得复杂的生活变成一成不变的政治口号，他从不提出政治主张。你看他写的这个女儿，就是鲁茜，她虽然被强奸了，但她觉得她自己也是有责任的、有罪的。她不责备，不控诉，因为她有负疚感，因为过去是白人对黑人做了那么可怕的事情，那现在就轮到他们了，她觉得他们有权利这样做，所以她留了下来，她不走，把财产也献出来了，把尊严也放弃了，还同意做那个黑人邻居的情妇，换取他的保护，现在是黑人来保护白人了。她的选择其实就是放弃一切，重新开始。她父亲说，你这样生活不就像一条狗吗，她不否认。她说，是的，就像一条狗。她就是像一条狗一样开始重新做人，得被羞辱到头了，才是人的价值的重新开始。她是面对未来的，面对未来的南非，不是计较过去的。

万：现在我就想问个可能尖锐、麻烦一点的问题了。刚才你同意，库切对人生抱有怀疑和悲观的态度，他写的人都是在沉沦中的，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他也不介入社会。那么，这和诺贝尔在遗嘱中说的“理想倾向”是不是有冲突呢?

马：我们对这个“理想倾向”的问题早就不在意了，那还是早期的问题，那时还讨论过诺贝尔的本意是什么。现在我们早就不拘泥于这种讨论了。

万：我想，可以不可以这样来解释，就是说库切虽然悲观，却还是表现对人的关怀、悲悯，有一种净化功能，就像悲剧的意义，还是符合诺贝尔的“理想倾向”。

文学的意义在于想象和引起悲悯

马：我想，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想象。库切的最近一部作品，2003年出版的，叫《伊丽莎白·考斯泰罗：课程八节》，是小说和演说混杂的作品，很特别，其中有一个他“伪装”的主要人物，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作家，叫伊丽莎白·考斯泰罗，和他一样是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动物保护主义者。她在一个美国大学演讲动物的权利，其实就是库切根据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系列演讲改写的，这本书可以看成一个道德剧或者“后设文本”，其中人和动物的关系就被比喻成当权者和牺牲者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动物没有了权利，成了人的权力的牺牲。她讨论的就是这种比喻对不对?考斯泰罗把工业化的屠宰厂和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毒气室做比较，结果听众很不赞同，怎么可以把杀人和屠宰牛羊相比呢?把人当成动物一样对待是可怕的，但不用把动物也当成人来对待。但考斯泰罗或者说库切本人，他们的演讲涉及一种文学的力量，因为人能够想象和体会自己就是动物，所以能够有同情之心，而不把动物看成是没有知觉的生命，而且能够想“这也可能是我啊”。

万：这在美学上就是文学的移情作用吧。文学要是能达到这种作用，引起人的悲悯，那确实就是出色的文学了。

文学精神 篇4

一、用科学精神关注现当代文学学科教学的各个环节

科学在于揭示共性规律, 精神内涵是求真、求实、求新。现当代文学学科作为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性学科, 涵盖多学科知识, 如哲学、美学、文艺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但我们不能让现当代文学学科承担起其他学科知识传授任务, 这就要求现当代文学教学各个环节必须做到科学、准确、缜密、系统, 真正将本学科的特点反映出来。

一是教学内容选取上的科学性。首先在作家遴选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众多, 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千差万别, 即使同一作家, 其一生前后思想也不一致。如何正确选取这些作家, 就要求我们用科学眼光分析辨别, 不仅看他的政治观是否先进、落后或反动, 还要看他的世界观是否追求和平, 更要看他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在现当代文学学科“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中, 其中就有“重估”不同政治立场的作家的问题, 如沈从文、张爱玲等。其次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 其作品可以说汗牛充栋、良莠不齐, 如何筛选、甄别这些作品也是一个关键。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 现当代文学学科曾对一些作家作品的选择存在误区。尤其在“工具论”、“泛政治化”等思想指导下, 对一些文学作品进行曲解、别解、误解、歪解, 导致许多不应有的教训, 如延安文学中的“歌颂”与“暴露”问题、十七年文学中“鲜花”与“毒草”问题等, 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与反思。

二是教学方法的科学性。一种教学方法是否科学, 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 这种方法能否促进学生对作家作品内涵的正确理解与把握, 并引发他们对现实进行“介入式”思考。心理学研究表明, 单一的刺激容易产生疲劳, 如果对同一种文体采取同一种教学方法, 有时就会使学生产生某种厌倦心理。因此, 应采取科学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如同是曹禺话剧, 《雷雨》可以采取分角色朗读方法, 《原野》可以播放相关影视资料等引导学生理解曹禺不同作品中的精神实质。

三是课后各种实践活动安排的科学性。课后各种实践活动是进一步深化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重要方式, 也是实现本学科目标的关键环节之一。文学作品艺术再高妙, 不和具体人生相关联, 也没有意义。因此, 课后各种实践活动的安排必须有科学性。如可以举办与现当代文学学科教学相关的征文活动、演讲会、辩论会、座谈会、讲座、笔会等, 还要运用现代媒体技术如微博、微信等参与课后实践活动。通过这些具体的科学实践, 开阔学生视野, 使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思想情感、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真正使本课程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走入生活, 并在今后人生中扎根落户。

二、用科学精神关注现当代文学学科创新方式的培养

创新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宝贵的精神品质之一。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 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4]“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新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使命”[5], 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 教育的创新定位于学习主体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培养, 应采取各种积极措施, 让学生的聪明才智与创新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一是培养学生思维的独创性。如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 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必读篇目之一, 学生在中学阶段大都学习过该作品, 若大学还像中学那样教学, 则已失去意义。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如建议学生将其改编创作成话剧、电影剧本等, 并作为一次作业完成。现实证明, 许多学生能大胆想象, 跨越时空创造出许多合理人物形象, 构思出许多精彩片段、台词和结尾。又如余光中那篇脍炙人口的《乡愁》一诗, 诗人将人类难以表达的抽象情感, 通过“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等意象, 将台湾同胞思念祖国的深情表现出来。这些学生当然都知道, 再讲解意义不大。作为在外求学的大学生, 他们大多数也远离家乡在外求学, 同样有着“乡愁”。教学中可让学生写写《乡愁》, 且文体不限。实践证明, 学生写得很精彩:乡愁是一部电话机, 乡愁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本, 乡愁是面对故乡发出的一条祝福微博或微信……对学生这些富有创造性的表现, 教师应给予表扬与鼓励, 这样他们就会积极开动脑筋, 创新思维就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从而逐渐培养思维的独创性。

二是对学生批判精神的培养。怀疑与批判精神是学习和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心理品质, 对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古人常说“学贵于思, 思起于疑”, 有疑才会研究, 才会钻研。罗斯扎克曾说:“任何缺乏苏格拉底批判精神的教育理论都不可能达到激发年轻人寻找新思路, 争做新人和最终更新文化的目的。”[6]批判精神培养已经成为创新精神的重要方面。为此, 现当代文学教学要激发和培养学生对新事物的好奇心, 鼓励他们不盲从、不唯书、不唯上, 敢于批判他人观点, 提出独到见解, 提高和发展学生的提问能力、思辨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因此, 我们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 要用科学精神关照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整体性, 关照学习主体, 培养学生思维的独创性、批判性, 让现当代文学学科教学真正充满创新与乐趣。

三、用人文精神关注现代学生的生态人格建设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 它给人类带来发展、财富的同时, 也有可能带来灾难, 尤其20世纪以来, 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等危机日益严重, 人类生存环境呈多元化的同时日益窘迫化, 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 这种生态危机不仅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 更导致人类学和人格系统的破坏[7]。在“科技主义”、“工具主义”盛行与泛滥的今天, 强调人文精神显得尤其重要, 科学精神的诸多要义最终要靠人文精神来实现、巩固与提升。

当代人类学认为, 人类生态困境的出现归根到底是人性困境, 因而他们提出构建生态人格的人性生成目标。这种生态人格的核心是“善于处理人类与自然、他人及自身的关系, 保持良好生命存在状态的人格形态”[8]。这种主张不失为解决当代人生存困境的一种有益尝试。为此, 作为人类教育环节之一的高等教育离不开生态人格教育。作为人文学科教育之一的现当代文学学科, 在此征途中应发挥积极作用。

关注生命, 关注生命存在状态, 关注生命价值是人文关怀的深切体现, 是生态人格建设的核心之一。现当代文学教材中汇聚着众多名篇佳作, 其中涵盖着丰富、深刻的人文思想与人文精神, 如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自由精神等。其中尊重生命、促进生命健全发展、探求生命的创造潜能是不懈追求, 也是教育最根本的立足点。

但是, 传统“人”的教育是偏颇的, 更多时候强调一种“智”的教育, 影响学生健康人格发展。以前我们一直主张张扬学生个性, 培养爱国热情等理念, 这些固然不错, 但这种人文意识教育往往是不到位的, 常常让学生在珍爱自己生命的同时漠视他人的生命, 在热爱自己民族的同时不能正确接纳其他民族。这种生命意识的狭隘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会销蚀我们的创造力与包容力, 阻碍我们和其他人、其他民族和平共处。从这个角度看, 现当代文学学科教学要在重视学生“智”的教育的同时, 更要用丰富的人文精神关注个体生命的生态人格建设, 如通过对有关作品的讲解, 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引导学生以美启善、以美启真, 引导、渗透与强化学生形成敬畏生命、热爱自然、同情他人的高尚情志, 引导学生懂得真诚呵护生命, 创造美好生命状态。因此, 这种在人文精神指导下的生态人格建设, “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还是一个实践问题, 即如何回应当下人的生存困境与人格发展的现实问题”[9], 必然会唤起学生的创新热情和美好生活情感, 让现当代文学学科教学因充满人文关怀而更富有活力与魅力。

总之, 强调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现当代文学学科教学中的作用, 目标是引导学生对真善美及内在和谐性的追求, 不仅更好地实现本学科教学目标, 完成教学任务, 更重要的是为将来他们成为有爱心与有责任心的合格公民提供某种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刘新成.历史教育并不等于人文教育[N].光明日报, 2002.03.19.

[2]《张志公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张志公先生纪念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48.

[3]张媛.杨叔子院士: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才是“绿色教育”[N].科技日报, 2002.6.19.

[4]饶爱民.习近平:广大青年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J].中国人才, 2013, (11) :68.

[5]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99年6月15日) [A].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19.

[6][美]西奥多·罗斯扎克著.苗华健, 陈体仁译.信息崇拜—计算机神化与真正的思维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4:202.

[7]吴苑华.哈贝马斯论晚期资本主义[J].实事求是, 2004 (1) :44-47.

[8]孙力, 马宇峰.论可持续发展中的生态人格培育[J].生态经济学, 2005 (10) :100-104.

鲁迅精神对当代文学的意义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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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臻

鲁迅精神对当代文学的意义

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一直被人们所敬仰。他所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浩繁的作品，而且还有他的伟大的人格力量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和平年代的青年来说，学习鲁迅的爱国精神是尤为重要的。它能使我们记住那段屈辱的的历史，激励我们为祖国的强大而奋发学习。希望读过本文的人在重大抉择面前，能够想到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他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而奋斗了一生，——横眉冷队前夫指，伏首甘为孺子牛——从而能够得到一些力量和启示。

鲁迅所处的时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过渡、近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转型时期。鲁迅的身上，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丰富的历史内涵；其作品所显现的人文情怀、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至今辉耀着文学史册。他的创作实践所凸现的强烈的政治意识，“立人”思想，文艺批评坚持的“求真”精神，对同样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青年鲁迅《自题小像》的诗作，就是一篇担忧国家命运、决心以血献身的宣言。他与在日本留学的一批反清志士关系甚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光复会。他的小说《狂人日记》直指“吃人的社会”，呼唤“救救孩子”；《药》颂扬革命先驱夏瑜，抨击没落社会的黑暗。大量评论时政的杂文，都是指向旧制度、旧文化的“匕首”和“投枪”。鲁迅在各类政治活动中都是一位积极的倡导者、参与者，他参加了浙江两级师范驱逐守旧校长夏震武的“木瓜之役”，参与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等许多进步宣言上签名。他支持左翼作家，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痛斥北洋政府屠杀爱国学生而作的《纪念刘和珍君》，痛悼左联五烈士而作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鲜明地表现了他反对暴政、鼓呼民主、争取人民权利的立场。

文学作为反映时代的镜子，脱离政治（政治为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不可能的，这恰如一个人想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那样荒谬。没有对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的关注，没有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宏愿产生热情和冲动，哪怕是最有文学天赋的作家也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对此，鲁迅早就指出：“政治先行，文艺后变”，“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为改革社会、改良国民素质拿起文学这武器，因而鲁迅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家的同时，也成了伟大的文学家。

鲁迅一生批判国民性的奴性和“奴隶道德”，自身以“追真”为人生态度。他思想敏锐，见解深刻，任何时候能坚持真理，分明是非，敢说真话，铸成了没有媚骨的刚正人格，没有俗颜的劲直文风。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展现的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敢于革故立新的斗士形象。“五四”时期，针对当时的黑幕派、鸳鸯蝴蝶派小说，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后来“两个口号”之争，他都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畏人众势大。对某些人以“革命工头”、“奴隶总管”自居，以“扬鞭”为业，他表示不满并予以严厉的反击。鲁迅对梁实秋、章士钊、陈西滢、胡适等名人，都有过尖锐的批评，即使对“国粹”中医和“男人演女人”的京剧，他也坦率地批判过。这种勇气和率真，难能可贵。

鲁迅杂文的思想、艺术对研究鲁迅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鲁迅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曲折、复杂的。鲁迅称杂文为“杂感”或“短评”，现代杂文的兴起、发展和繁荣，则是和鲁迅的名字分不开的。在鲁迅的笔下，杂文成为一种自由地摹写世相、描述见闻、评说人事、言志抒情，内容无所不包、思想启蒙和反抗现实的使命，从而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独特完美的艺术形式，攀上了中国文学的高峰，进入了“商尚的文学楼台”（《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杂文是一个未经规范化的文体，在意义上，它是一种无体之文。鲁迅说：“我的杂文，所写的是一眼、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几乎是或是一形象的全体”，“„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杂文也被鲁迅称之为“杂感”或“短评”。鲁迅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代表这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为一部中国的„人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鲁迅的杂文不仅是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哲学、道德、文学、艺术、乃至经济、军事…..的“百科全书”，而且以其对中国现代国民的能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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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臻

文化心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实、生动而深刻的描绘，成为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现在人们常说的，要想了解中国的特别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特别国情的中国人；而要了解中国人，莫过于细心阅读鲁迅杂文这一文献：这是有道理的。

鲁迅杂文对自由创作具有重大意义。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一种叫做杂文的东西”。他还说：“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们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 ‟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 这就是说，杂文是一个未经规范的文体，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无体之文。“无体”固然会给它的学习、推广、再产生造成困难，却同时提供了特别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问“以为非这样写不可，就这样写”，一切出于内心 自由欲念的驱动，最方便地表达 自由。可以说，正是因为杂文这种“无体的自由体式”才使得鲁迅天马行空的思想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我们看到，鲁迅是那样自由地飞翔于杂文这块广阔的天地里，进行着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忌地出入于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心理、民俗、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各门学科，无拘地表现自己的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将各种艺术形式——诗的、戏剧的、小说的、散文的、绘 的，以至音乐的… …熔为一炉。鲁迅正是利用杂文这一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进行他的文体实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确实具有某种先锋性。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正如此，鲁迅的杂文，才具有了某种不可重复性。鲁迅杂文的“个人性”，体现了“文学的现代性”这一基本特征，利用它可以更直接地与现实对话，也更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司马相如的文学精神探析 篇6

【关键词】司马相如;汉赋;文学

汉代不仅仅是我国经济文化繁荣的大时期，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汉赋作为汉代最为流行文体，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成为汉代文学的典范。汉代产出了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大赋具有汉赋在结构和叙事上都有着一定特色，对后世文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司马相如的代表作

司马相如，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前118年，为巴蜀安汉县人，少年时代热爱读书与舞剑。西汉著名的辞赋家。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天子游猎赋》等。《子虚赋》这篇赋主要讲的是楚国子虚先生出使齐国，子虚向乌有先生讲述齐王打猎的故事。《上林赋》主要描绘了上林苑的宏大的规模与狩猎场景，气势恢宏。《大人赋》包含了一定道家思想的神仙之道。《长门赋》是为汉武帝皇后陈阿娇所抒写的一篇骚体赋。汉代大赋是长篇铺叙为主，大赋在表达的内容上，多为宫殿、田猎等，枚乘的《七发》就初具汉大赋特点，他的《天子游猎赋》就在表现一种气势恢宏的场面，已经基本上成为了汉大赋的奠基之作。

二、司马相如的文学精神

1.词采繁丽的表达

司马相如的大赋总体上来说，语言上韵散相结合，词藻华丽，结构宏伟，所描绘的事物多半场面开阔，在结构上也把握了一定的空间顺序，很好的处理了上下左右等的顺序，使得大赋层次分明，内容循序渐进。复杂而开阔的场面，由点及面，统一成一幅气势恢宏的画面。司马相如的大赋在继承枚乘的《七发》大赋特点的基础上，在词采上更加的繁丽，以他的《天子游猎赋》为例，气势恢宏表现了大汉王朝的威武气势，词采繁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巨丽之美，气势磅礴，绮丽非凡，汉王朝的盛世景象一览无余。不得不否认的一点是，它较多采用了奇词僻词，使得文章艰涩难懂。但是文章似乎也拥有音乐与绘画的美感，层层递进的内容，宏伟的结构，繁丽的词藻使得大赋成为汉王朝文学典范。

2.铺张扬厉的句式

司马相如的大赋的另一个艺术特质就是铺张扬厉的句式，多变的句式，使得文章整体上拥有一种气势磅礴的力量感。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形式，文章的内容，多为虚构的主客问答式，以讽喻的手法，表现了王朝之间的成败，《天子游猎赋》就通过天子狩猎的场景的描述，来讽喻并提倡节俭与昌明的政治。此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和对人民的关心。正是因为司马相如这样的铺张扬厉的句式气势才有了后来的“千金难买相如赋”的情况。

三、司马相如文学精神的成因

司马相如的大赋词采华丽，结构宏伟，铺陈的方式有着一定的时空顺序，而不是按照事件的常规顺序来进行铺陈。总体上，司马相如大赋的形成是在继承前人的大赋的基础上的创新，在词藻的运用上，繁丽奇绝，甚至生涩难懂，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的。汉朝是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王朝，全国基本上处于大统一状态，这就导致当时的文人政治家对于这样的太平盛世呈现出一种潜在的骄傲心态，这样的骄傲直接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司马相如的大赋就是这样的代表，气势磅礴，锐不可当一样的气势，直接能够激起读者内心的澎湃之情，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跟国家的统一盛世有着较大的关系，这一历史层面的原因是不可忽视的。

其次是，地域特色对思想、语言产生的影响。司马相如出生于巴蜀之地，巴蜀之地名山颇多，奇崛多险，特殊的地域形态，孕育出有地域特色的巴蜀文化精神特质，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的文人，自然也就会有着与众不同的审美取向，表现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就是语言上多采用生字僻词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独特地域文化的展示，倘若作者生长江南之地，或者会产生另外一种江南文人独有的情味与风格。正是处于这样的地域文化特色之中，才使得作者有这样的富丽的辞藻，善于创造奇崛险怪的语境。

最后，从司马相如个人角度来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满腹才华，但是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他个人明白官场对一个人一生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会创作出一些能够符合当时历史环境以及满足帝王虚荣心的文字来谋得自己的发展，就像“御用文人”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司马相如的大赋有站在汉王朝大角度的铺成，本身才华是不可忽视的，对个人发展的需求以及文采的自然发挥，使得他的大赋有了符合汉王朝气质的表达。

四、总结

总之，司马相如开辟了汉赋新的发展思路，是对前人的继承与创新。司马相如大赋总体上词采繁丽，结构宏伟，富丽堂皇，极富节奏感，热烈而庄严，在形式上给人以一种强大的气势感，这样的形成有一定的主观与客观原因，总体上，他的大赋对后世散文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黄琪.司马相如大赋艺术特质及其成因新探[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3（02）：73-76

[2]韦运韬.司马相如大赋之结构艺术[J].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05）：45-48

文学精神 篇7

名师大家谈文学

“丁老师,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还需要写读书笔记吗?”……7月13日上午,本应于11点半结束的专家讲座总也无法结束,现场气氛依旧火热异常,小营员们争着提问,希望能得到丁捷老师的点拨。“文学之星”夏令营特邀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丁捷老师作首场讲座。丁捷老师“现身说法”,从对自己影响深远的父亲讲起,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将自己的文学人生娓娓道来,小营员们听得十分投入。丁捷老师刚刚讲完,许多小营员第一时间举起了手臂,于是便有了上文那热火朝天的一幕。

“哈哈哈……”在15日的讲座上,小营员们聚精会神地听讲,听到精彩处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这又是什么情况呢?原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祁智正在作报告呢。 祁智老师用活泼风趣的语言,生动形象地教大家“看见什么写什么”,从而写出内容充实的作文。在欢笑声中,小营员们又上了极有意义的一课。

“好文章永远是阅读下出的蛋,是思想开出的花,是生活酝酿的蜜,是语言刺成的绣。 ”听,江苏省高考作文专家组成员蔡明老师在为小营员们讲述如何写出优秀的作文呢。 蔡明老师以3个版本的自我介绍来做开场白, 以新颖的形式提醒大家:“写作就是解放。 ”为了能跟小营员们面对面地交流他们在夏令营期间所写的作文, 蔡明老师全然不顾旅途劳顿,连夜批阅,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终于批阅完所有作品。 他详细点评了每一篇优秀作文,出自小伙伴手中的一篇篇“精品”文章也引发了小营员们的阵阵惊叹。 三位专家都将多年的写作经验、文学感悟倾囊相授,小营员们听得投入,记得认真,积极参加与三位专家的互动交流,收获颇丰。

博古通今做“主编”

迎着7月灿烂的阳光,小营员们的脚步遍布南京多个博物馆和高校。 在玄武湖畔欣赏湖光云影,在明城墙脚下遥想前朝故事,在博物馆中品味金陵文化,在科技馆、物理实验基地里感受科技成果,小营员们一次又一次地被震撼。

在南京博物院, 大家被极其丰富的展品吸引: 仰望历史馆中的大型恐龙化石,一睹18件“镇院之宝”的风采,在民国馆感受一番穿越……“展览太好看了! ”直到闭馆时分,小营员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南京博物院。

夏令营中,最具特色的活动要数“创意出版”了。报到第一天,每个人便得到了一本空白笔记本,小营员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以“小主编”的身份,写文章、添绘画,将文字和图片尽情地自由组合,编成一本创意杂志。

尽管白天的安排充实紧凑,每天晚饭后,小营员们仍会来到会议室,聚精会神地在空白本上涂抹,编辑内容翔实、图文并茂的杂志。 光看刊名便让人眼花缭乱,如“墨雨轩”“‘文学之星’活动纪实”“彩虹青春”等。 富有诗意的封面之后是更为丰富的内容,有的将杂志目录细致地分类标记,如“玄武湖小记”“红色之路”“名师讲堂”,几天来充实的活动经历一目了然;有的将与夏令营中新认识的舍友之间发生的趣事画成漫画,组合成“宿舍的故事”,令人忍俊不禁;有的则绘出山水写意之景,配上清新秀美的小诗……诗歌散文,字字珠玑;漫画水墨,信手拈来。 临到上交创意出版本时,不少小营员仍不愿放手,依旧认真地将才华倾泻在纸上。这些优秀作品博得了蔡明等多位专家的赞赏,“创意出版”大大激发了孩子书写作画的兴趣和编辑意识。

根据营员在夏令营各项活动中的综合表现以及“创意出版”作品完成的情况,本次活动评出了5名“杰出营员”和30名“优秀营员”。 5位“杰出营员”获得直接晋级2015年度江苏省中学生作文大赛(初中组)现场决赛的资格,获奖营员的作品将被择优刊发在《初中生世界》相关栏目上,另外,每个获奖营员还都获赠《初中生世界》创刊20周年精品纪念图书一套。

有情有爱共成长

为了保证夏令营活动的高质量,主办方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安排。 150余名小营员被分为10组,每组都有一位《初中生世界》编辑作为带队老师,与营员们同吃同位同行。从照顾基本的饮食起居,到对小营员们的写作问题答疑解惑,每位带队老师都尽心尽力,这样的付出也被小营员们看在眼里,获得了他们满满的信任和肯定。活动结束时,有小营员满怀深情地在文章中写道:“我们的带队老师,像是我们的姐姐,包容着我们的顽劣,又陪同我们玩耍。 还有许多不同的老师,他们就像炙热的阳光里最温柔凉爽的风,在我们柔软的心里播下一颗梦想的种子。 ”

对于大多数小营员来说,本次夏令营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独自离家,离开父母,和陌生的同学一起生活,这其中有不适应之感也是难免的。 不少小营员体会到了“思乡”的滋味, 有同学写道:“这是我独自离开家的第一个晚上, 心里不禁感到一丝惆怅,原来,我想家了。 ”然而,丰富充实的活动安排很快就拂去了小营员心中的惆怅。 除了文学报告和室外活动“轮番来袭”,小营员们还参加了许多集体项目,户外拓展、文艺表演、游戏晚会,一起包饺子、吃大锅饭、住集体宿舍,一起听专家讲座、用脚步丈量南京……在朝夕相处中, 小营员们一改最初的拘谨,渐渐打成一片,培养出深厚的友情。 虽然活动期间充实忙碌,但为了最后一天的文艺会演,大家硬是挤出时间积极排练, 精选了整整17个节目。 陈相如等同学连夜编写《三打白骨精》剧本,高可攀和小伙伴们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合唱…… 每位小营员都用心地排练、表演,他们的默契和友情融汇在这一个个节目中,感动着彼此,感动着台上台下的每一个人。

短短一周,由陌生到熟悉,由忐忑到融洽,小营员们在夏令营中迈出了独立成长的重要一步, 也让友情为青春添上多彩的一笔。 临别之时,徐宇芮这样深情地描述舍友:“她们是我在这次夏令营中收获的最好的礼物,我愿意相信,虽然日子不长,但和她们相处的这段光阴会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而她们也同样会记得。 ”

文学精神 篇8

名师大家谈文学

“丁老师,如今青春文学作品鱼龙混杂,您怎么看?”“丁老师,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还需要写读书笔记吗?”……7月13日上午,本应于11点半结束的专家讲座总也无法结束,现场气氛依旧火热异常,小营员们争着提问,希望能得到丁捷老师的点拨。“文学之星”夏令营特邀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丁捷老师作首场讲座。丁捷老师“现身说法”,从对自己影响深远的父亲讲起,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将自己的文学人生娓娓道来,小营员们听得十分投入。丁捷老师刚刚讲完,许多小营员第一时间举起了手臂,于是便有了上文那热火朝天的一幕。

“哈哈哈……”在15日的讲座上,小营员们聚精会神地听讲,听到精彩处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这又是什么情况呢?原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祁智正在作报告呢。 祁智老师用活泼风趣的语言,生动形象地教大家“看见什么写什么”,从而写出内容充实的作文。在欢笑声中,小营员们又上了极有意义的一课。

“好文章永远是阅读下出的蛋,是思想开出的花,是生活酝酿的蜜,是语言刺成的绣。 ”听,江苏省高考作文专家组成员蔡明老师在为小营员们讲述如何写出优秀的作文呢。 蔡明老师以3个版本的自我介绍来做开场白, 以新颖的形式提醒大家:“写作就是解放。 ”为了能跟小营员们面对面地交流他们在夏令营期间所写的作文, 蔡明老师全然不顾旅途劳顿,连夜批阅,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终于批阅完所有作品。 他详细点评了每一篇优秀作文,出自小伙伴手中的一篇篇“精品”文章也引发了小营员们的阵阵惊叹。 三位专家都将多年的写作经验、文学感悟倾囊相授,小营员们听得投入,记得认真,积极参加与三位专家的互动交流,收获颇丰。

博古通今做“主编”

迎着7月灿烂的阳光,小营员们的脚步遍布南京多个博物馆和高校。 在玄武湖畔欣赏湖光云影,在明城墙脚下遥想前朝故事,在博物馆中品味金陵文化,在科技馆、物理实验基地里感受科技成果,小营员们一次又一次地被震撼。

在南京博物院, 大家被极其丰富的展品吸引: 仰望历史馆中的大型恐龙化石,一睹18件“镇院之宝”的风采,在民国馆感受一番穿越……“展览太好看了! ”直到闭馆时分,小营员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南京博物院。

夏令营中,最具特色的活动要数“创意出版”了。报到第一天,每个人便得到了一本空白笔记本,小营员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以“小主编”的身份,写文章、添绘画,将文字和图片尽情地自由组合,编成一本创意杂志。

尽管白天的安排充实紧凑,每天晚饭后,小营员们仍会来到会议室,聚精会神地在空白本上涂抹,编辑内容翔实、图文并茂的杂志。 光看刊名便让人眼花缭乱,如“墨雨轩”“‘文学之星’活动纪实”“彩虹青春”等。 富有诗意的封面之后是更为丰富的内容,有的将杂志目录细致地分类标记,如“玄武湖小记”“红色之路”“名师讲堂”,几天来充实的活动经历一目了然;有的将与夏令营中新认识的舍友之间发生的趣事画成漫画,组合成“宿舍的故事”,令人忍俊不禁;有的则绘出山水写意之景,配上清新秀美的小诗……诗歌散文,字字珠玑;漫画水墨,信手拈来。 临到上交创意出版本时,不少小营员仍不愿放手,依旧认真地将才华倾泻在纸上。这些优秀作品博得了蔡明等多位专家的赞赏,“创意出版”大大激发了孩子书写作画的兴趣和编辑意识。

根据营员在夏令营各项活动中的综合表现以及“创意出版”作品完成的情况,本次活动评出了5名“杰出营员”和30名“优秀营员”。 5位“杰出营员”获得直接晋级2015年度江苏省中学生作文大赛(初中组)现场决赛的资格,获奖营员的作品将被择优刊发在《初中生世界》相关栏目上,另外,每个获奖营员还都获赠《初中生世界》创刊20周年精品纪念图书一套。

有情有爱共成长

为了保证夏令营活动的高质量,主办方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安排。 150余名小营员被分为10组,每组都有一位《初中生世界》编辑作为带队老师,与营员们同吃同位同行。从照顾基本的饮食起居,到对小营员们的写作问题答疑解惑,每位带队老师都尽心尽力,这样的付出也被小营员们看在眼里,获得了他们满满的信任和肯定。活动结束时,有小营员满怀深情地在文章中写道:“我们的带队老师,像是我们的姐姐,包容着我们的顽劣,又陪同我们玩耍。 还有许多不同的老师,他们就像炙热的阳光里最温柔凉爽的风,在我们柔软的心里播下一颗梦想的种子。 ”

对于大多数小营员来说,本次夏令营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独自离家,离开父母,和陌生的同学一起生活,这其中有不适应之感也是难免的。 不少小营员体会到了“思乡”的滋味, 有同学写道:“这是我独自离开家的第一个晚上,心里不禁感到一丝惆怅,原来,我想家了。 ”然而,丰富充实的活动安排很快就拂去了小营员心中的惆怅。 除了文学报告和室外活动“轮番来袭”,小营员们还参加了许多集体项目,户外拓展、文艺表演、游戏晚会,一起包饺子、吃大锅饭、住集体宿舍,一起听专家讲座、用脚步丈量南京……在朝夕相处中, 小营员们一改最初的拘谨,渐渐打成一片,培养出深厚的友情。 虽然活动期间充实忙碌,但为了最后一天的文艺会演,大家硬是挤出时间积极排练, 精选了整整17个节目。 陈相如等同学连夜编写三打白骨精》剧本,高可攀和小伙伴们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合唱…… 每位小营员都用心地排练、表演,他们的默契和友情融汇在这一个个节目中,感动着彼此,感动着台上台下的每一个人。

短短一周,由陌生到熟悉,由忐忑到融洽,小营员们在夏令营中迈出了独立成长的重要一步, 也让友情为青春添上多彩的一笔。 临别之时,徐宇芮这样深情地描述舍友:“她们是我在这次夏令营中收获的最好的礼物,我愿意相信,虽然日子不长,但和她们相处的这段光阴会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而她们也同样会记得。 ”

文学精神 篇9

但是, 即使一个蕴含丰富的矿藏也需要开采者得其矿脉而入才能真正发掘到其中的精髓, 所以在古代文学人文精神教学传递的路途上, 如何进行是需要在教学实践中慎重思虑和实施的。面对古代文学文本, 教学的环境与一般的读者阅读有所不同, 它不仅仅是个人化的阅读与随想式的感悟, 更要在一种公共的语言环境中对文本进行品读、分析, 其所面临的不单是一个个体对于文本的阐释问题, 还需要在课堂的对话条件下对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进行适度和妥帖的传达, 才能使其对学生主体自身的思想与情感产生一定的辐射影响, 从而发挥出古代文学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价值。

一、以文为本

人文教育, 因为其对于学生主体的道德完善与人格成长的重要意义而备受青睐。而对“人”的完善与培养, 一直是其所追崇的目标。但是所谓“人”的塑造实现不是理论的空谈, 它是要在具体的教学中凭依着“文本”所开拓生发的环境而衍生的。在教师、学生、文本三者构成的教学环境中, 无论是作为导引者的教师, 还是作为接受者的学生, 他们二者对于人文精神的传达与领悟都离不开以“文”为本的立场。

在古代文学教学的进程中要解读历代作家的信念理想、人文情怀与艺术精神, 就需要直接地接触作品, 浸入文本思路, 与文本共同思想进而体会领悟。从这个意义上说, 教学活动便是围绕着一定的文本, 以一种师生对于文本的解读与阐释贯穿始终。所谓“论从史出”, 一切的阐释都不是空中楼阁, 而是应以文本语义为基础, 以忠实于文本原意为基本原则。而古代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经典文本, 它对学生来说, 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其与当下语言与文化存在一定时空落差, 尤其所呈现的语言文字的古老性, 有时候会成为学生理解文本语义的一重障碍。

就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古老的一部诗集———《诗经》而言, 如果不首先跨越文字的意义障碍, 真正地解读似乎是很难继续深入的。就《诗经·豳风·七月》而言,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 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首先被古老的文字语义与陌生的文化背景阻隔了深入的学习思维, 文字的障碍就凸显出来。文字的困难性会让学生产生一定的挫折感, 这在许多时候显然成为了学生学习进程中的一个问题。而更关键的是, 在作品阅读中, 如果文字意义的辩定与解析不明就会使得接下来文意疏通、诗意理解和精神升华等一系列的教学导向发生偏差与误读。譬如《诗经·豳风·七月》第二章有“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女心伤悲, 殆及公子同归”一句, 从前句可辩, 文意说的是春季女子采桑之事, 但是暖暖的春日中, 女子之伤悲与担心忧惧又作何解呢?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注释曰:“采桑女心里伤悲, 害怕被公子们掳去。”显然这里是把“公子”理解为一种富贵人家的子弟的普遍意义。而学生往往会从自己习惯语言意识中判定:“公子”专指男性, 再与“掳”字联系往往在脑海中解读成了一种强抢民女的意味。这时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相关文献进行深入的文字辨析:“公子, 乃女公子也。此采桑之女, 在豳公之宫, 将随为公子嫁为媵, 故治蚕以备衣裳之用, 而于采桑时忽然悲伤, 以其将及公子同归也。”[1]而“归”字之意也不是“回归”而是“女子出嫁”。由此, 进一步引申出“古代贵族嫁女必以侄娣从之”的媵婚制习俗。而在此语义与文化的背景上, 再发掘“女心伤悲”的情感蕴含就会从直接的“社会冲突意义”进而向女子“恐远父母兄弟”, 以及“伤春悲己”的情感角度继续发掘。

上述所言的教学过程与思路作为一个例证突出的是对文本的解释与依赖, 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有些趋于传统的知识性的辨析, 但是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主张僵硬的知识灌输, 而是着意表明一种“打好基础”的教学立场。毕竟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相对于其他文本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性, 而无论从教师还是学生的角度讲, 文本识别与语义辨析不是教学的终点站, 而是我们搭建的必要的脚下的桥梁, 有了它的沟通, 教与学才能自然实现理解的目的。

二、引入性情

文学始终都是人的文学, 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而通过文学作品接触与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 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 是有着显而易见的效应的。而要达成这个目标效果, 显然仅仅依靠古代文学教学中对作品文本的语义和文献的考证讲析和概念传达是不够的, 真挚地深入文学作品解读其人文情感, 还需在文学课堂上引入性情来体验与主导。这也就意味着, 教师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方法解读文本, 将学生带入古典语境, 而且应在教学中“发扬真美, 以娱人情”, [2]引导学生通过可感的形象, 自然地感受文学的生命力。

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意象、深远的意境与不羁的想象, 对于它的解读, 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有时候往往会有损其情境的浑融和圆满, 直接的结论宣导也无益于对作品真正的理解。而性情化的解读方式有时会对作品情志的传达起到一种直接的作用。

所谓性情化的作品解读实质上是一种倾向于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 它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 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 激发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引入性情主导的文本教学, 有时可以通过对经典原著文本的熟读, 先获得文本语感, 然后在反复吟咏体味中, 感知古文意象, 领会情境, 积累情感, 从而深入到对文本的深层体会中。当然这首先要建立在语义畅通、文化熟悉的基础之上。以《诗经·周南·芣苡》为例, 这是一首古老的歌谣。文学史中多称其是“一首描写妇女们采摘芣苡的劳动之歌, 全诗洋溢着欢愉之情”。但是这一主题概要显然需要具体的阅读体会才能真正被消化。而对这首十分简短的作品, 许多理性分析与探究似乎并不利于帮助学生理解其审美之妙境。譬如从《诗序》说“妇人乐有子矣”出发考量“芣苡”的“治愈不孕”药用之途, 由此来发掘先民对生殖的崇拜和狂热的诗歌主题。这显然是一条深入发掘诗歌内涵的有益思路, 但是却似乎忽略了诗中蕴含的情感与情绪的直接传达。《芣苡》全诗十二句, 只换了六个动词, 形成了一种轻快的节奏, 此时富有情感的诵读可以说是体会诗歌欢乐情绪的一种直接方式。而要体会整体的诗境, 也不妨在理性解读与知识消化之后, 以一种真实的心灵和想象来领悟《芣苡》的完整情境:“读者试平心静气, 涵咏此诗, 恍听田家妇女, 三三五五, 于平原绣野, 风和日丽中, 群歌互答, 余音袅袅, 若远若近, 忽断忽续, 不知其情之何以移, 而神之何以旷。”[3]这种心旷神怡的陶冶, 也是涵养性情与品格的重要方式。

教学中性情引入的主张, 可以说是一种基于以“情”体“情”的思维, 它虽然倾向于体悟性情感阅读, 但却是应以一定的知识作为基础的。它追求的应是一种有知有情的既朴实又富有性灵的教学过程。

三、当下重塑

古代作品蕴含深厚的人文精神, 但其要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效力, 则需要跨越历史与当下的距离来形成最终的共鸣, 从而能够走进当下, 进入学生人格成长与培养的发展历程, 彰显古代文学人文蕴含之于现实与人生的价值。

一般普遍认为, 作品的意义和精神可以从很多层次上来理解, 即作品创作时的原意、文本被作者完成之后流传中的阐释与当下对文本意义生成的理解。那么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 显然需要面对这重重意义解读。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作品酝酿与诞生时的本意, 它虽不一定是解读作品的唯一准则, 但确是不能忽视的生成起点。而在其完成之后于历史变迁中不同文化视野下的解读, 作为曾经的存在,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作品共生传播了。那么处于当下环境的教学, 明显在时间与文化空间上与其所面对的文本存在距离, 于是作为诠释者的教师则需要沟通“彼”与“此”, 将历史语境中的文本移于当下文化语境中, 让学生形成与文本的沟通。

于是, 古代文学教学的课堂中便似乎面临着两个方向的发掘与引导。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 重新体验文学之作本身所指人文境界, 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 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毕竟“解释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 射向当前”。[4]而古代文学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也恰在于这种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 可以说既是对于它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但是含蓄蕴藉的古代文学本身, 以及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 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文本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那些文学之作中既有一种于历史流变中凝固的价值核心, 又具有随文化环境不停变化的丰富的意义和当下的多重阐释可能。于是在教学这个公共语言环境中, 面对着当下多元的阐释与趋向过度的解释, 古代文学作品中新的精神价值的重塑在注重其走进当下进程、体现当下关怀的同时, 还需在慎重选择中以一种适度性的立场来贯通古今。

摘要：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 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对其进行有意识的发掘与弘扬, 有益于陶冶学生性情与塑造其价值信仰。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以文本为中心, 使学生打好学识基础, 引入性情领会, 进而贯通历史蕴含与当下情怀, 由此解读出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人文价值。

关键词：古代文学,人文精神,教学

参考文献

[1]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 1958.

[2]鲁迅.鲁迅全集 (八)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论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的美学特征 篇10

但无论是在五四时期,还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游戏性”这一词汇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使用都比较随意,并没有为它特别设定内涵,“游戏精神”似乎是一个信手拈来的词汇,但它却一下子表达出一种与儿童的天性相适应的、与文学的自由精神相适应的、令人迷醉的美学意味,使人们能立刻体味到其与传统文学迥然相异的昂扬精神。然而谈及“游戏精神”的美学特征,却发现“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笔者仅就自己的理解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

娱乐性特征是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基本特征。康德在论及游戏的特性时强调:游戏与劳动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游戏是愉悦的,能够合目的地成功;而劳动是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结果的吸引,人们才被迫负担着。这就是说,人之所以游戏,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想要获得愉悦感。在儿童的生命成长过程中,儿童文学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儿童最初走进文学的天地当如他们兴致盎然地游戏一样欢娱。因此,娱乐性特征是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基本美学特征。

但在中国,长期以来,游戏精神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时常被人们误读。由于中国社会极重伦理道德,文学也往往被当作道德教化的工具和手段。“文以载道”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并对文学作品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与儿童教育密切相关的儿童文学自然也受其浸染,其价值取向被认为是以教育儿童,规范儿童,使之成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社会成员为目的。由此可见,教育主义的产生是有深刻的渊源和背景的,它在儿童文学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是有巨大的文化力量在支撑的。但强调教育主义的儿童文学,其实质是以成人为本位的,它“强行灌输给儿童的那部分成人文化只能败坏儿童的生活,是使儿童的生命发生异化的外部干扰因素。”这种儿童文学要给儿童的东西,是成人所想得到的东西,是成人认为儿童需要的,或是成人认为儿童感兴趣的。只有游戏性儿童文学作品是以儿童为本位的,它“不是把儿童看作未完成品,然后按照成人自己的人生预设去教训儿童,也不是仅从成人的精神需要出发去利用儿童,而是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且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因此,在游戏性儿童文学作品中作者没有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儿童做令人厌倦的训导,他们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儿童的精神得到释放和补偿,让儿童感受到舒畅和快乐。儿童年龄小,力量单薄,无可奈何地承受着来自成人世界的种种束缚和限制,高扬游戏精神的儿童文学作家,关注的正是儿童的精神世界,许多精妙绝伦的儿童文学作品正是以愉悦儿童为目的而诞生的。如脍炙人口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的雏形,就是卡洛尔在1862年夏日的一天,带着朋友里戴尔家的三个女孩去划船时顺口编出来的。《邋遢鬼佩塔》是霍夫曼为他三岁的儿子创办的,《宝岛》是斯蒂文森为他的继子苏埃德·奥斯本讲的一段荒岛寻宝的故事。通过这些儿童文学名著的创作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创作的初衷就是为了孩子的快乐、欢娱,而不是为了孩子能学到广博的知识、懂得深奥的道理。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才飞越无限的时空,经历历史尘沙的淘洗,成为儿童文学天空中永不坠落的熠熠星辰。

由此可见,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首先表现为愉悦、消遣的娱乐特征。诚如高尔基所说:“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儿童最不喜欢枯燥的故事和乏味的说教,别林斯基曾强调过儿童文学应给予孩子们以欢娱。所以儿童文学在情节安排、形象塑造、形式选择和语言运用等方面总是运用多种娱乐手段,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谐趣和欢娱之美。

二

趣味性特征是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评判依据。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以及一般的常识都告诉人们,儿童对外界事物的注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物本身的趣味性。儿童做游戏、听故事,都以有无趣味为好恶之评判依据,对乏味的事物儿童的反应非常淡漠甚至先天厌恶。所以,儿童文学的趣味性是儿童心理的反映,是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又一重要美学特征。

谈及趣味性,笑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词汇,虽然郝伊津哈认为游戏与笑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他同时也说“游戏、笑、愚、风趣、诙谐等等—都分担着属于游戏的特征”郝伊津哈进一步解释说笑的实质也是滑稽的实质,而滑稽与“愚”又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表现“愚”也成为游戏性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例如:《皇帝的新装》里赤身裸体的皇帝,不仅在镜子前扭来扭去,搔首弄姿,还举行了盛大的“裸体”游行;《狐狸打猎人的故事》里不学无术而又胆小如鼠的年轻猎人,被一只狐狸再三捉弄,洋相百出;《老鼠嫁女》中自鸣得意的老鼠爸爸,高高兴兴地把女儿送入猫咪肚中……,这些作品都是把“愚”作为表现对象的。因为笑、愚、风趣、诙谐等等不仅分担着属于游戏的特征,同时也是幽默美学的合理内涵。上海师大儿童文学博导梅子涵曾说:“如果把儿童文学比做一只大鸟的话,那么幽默感是它的一只翅膀。没有这只翅膀,它是飞不动的,更别说飞得高。”游戏不仅是幽默美学的深层根基,也是怪诞美学的深层基础。怪诞美学的参与,满足了儿童求新求变的心理。他们最怕生活在一成不变的环境里,如儿童文学元老陈伯吹所说:“新奇,活动,变异,勇敢,惊险,美丽的色彩,亲密的友谊,热闹的场面,有节奏的声调,有趣味的重复,成功而又快乐的结局,等等,都是幼童文学作品中酝酿的酵母”。所谓“酵母”,正是儿童文学趣味生成的条件,会使作品产生特殊的艺术魅力,受到儿童的欢迎和喜爱。例如英国特拉弗斯的《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丝阿姨》中的玛丽阿姨,当东风在樱桃树光秃秃的枝桠间呼呼吹过,她就随风飘进了院子;西风骤起,她就飞过树梢,飞过屋顶,最后飘过山头不见了。她神通广大,是孩子们的好朋友,她能在天花板上举行茶话会,让大家都头朝下行走,也能让气球带孩子们到天上漫游,边游边讲奇妙无比的故事。这一切从人物形象到环境的怪诞,使童话意境更神秘而富有儿童趣味。在这个陌生的空间中,儿童充分地体验着一种陌生感和惊奇感,它紧紧地吸引着儿童的注意力和好奇心,使儿童心领神会地走进作品的艺术境界,获得真正的美感享受。

当然,肯定儿童趣味,并不意味着要追求一种纯感官化的热闹与快乐。毕竟,游戏精神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美学精神,并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游戏,而浸满游戏精神的儿童文学给予读者的艺术美感,也不等同于游戏者在游戏中所获得的游戏快感。正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崛起的“热闹派”童话,它们中的大多数作品较为粗糙,一部分童话的时代烙印较浓,作品中往往追求一种闹剧式的效果。由于单纯地追求游戏性的热闹、快乐,使儿童文学的艺术魅力不能充分彰显出来,因此这些作品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大都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所以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当以幽默美学和怪诞美学为基础,以美好的主题、有趣的题材、生动的情节、鲜明的形象、活泼的语言乃至巧妙的结构形式、出奇的表现手法,使儿童文学作品中游戏的趣味性变得更加醇厚而耐人寻味。

三

幻想性特征是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外在表现。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证明,儿童的生命是梦想的、象征的,每一个儿童都是充满活力、幻想与梦想的生命个体。儿童在游戏中,往往借助幻想使游戏的空间有别于现实的场景,使熟悉的现实在游戏的空间内变得陌生化,在这个陌生的空间中,儿童充分地表现自我,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在游戏的幻想境界中得以实现,并由此使他们体验到奇思幻想所带来的愉悦。儿童文学顺应儿童的这种浪漫心理,它所体现出的幻想性特征正是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外在表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游戏是一种不受阻挠的自由活动,而这种自由的活动只有在一个幻觉的世界中才有可能实现。儿童文学的幻想是儿童愿望的表达,是他们希望超越无奈的现实、到达自由的未来的愿望的表达,儿童借助于文学作品在充满想象的天地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在这个空间中充分感受幻想的、自由的欢乐。季羡林在回忆儿时的阅读时说到,童年时读过的童话书“……鼓动了我当时的幼稚的幻想,把我带到动物的世界里,植物的世界里,月的国,虹的国里翱翔,不止一次地,我在幻想里看到生着金色的翅膀的天使在一团金色的光里飞舞。终于自己也仿佛加入到里面去,一直忘记了哪是天使,哪是自己……”由文字组成的幻想世界如此神奇,它为儿童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但长期以来,中国人推崇清醒的思考而排斥无边际的幻想。“不要胡思乱想!”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成人呵斥孩子的话语之一。殊不知,这让多少孩子压制了甚至失去了丰富的想像力,正因如此,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才显得尤为重要,少年儿童借助充满游戏精神的作品,可以构筑一个幻想精神的家园,沉浸于作品之中,舒展自己的情思,放飞自己的想象力。在幻想的世界里,儿童走进了罗大里构筑的香甜的冰淇淋宫殿,闯入了爱丽丝的神奇的兔子洞,踏上了彼得·潘的永无岛,随哈利·波特一起跨入一个神秘莫测的魔法世界……这些充满游戏精神的儿童文学作品,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个有别于现实的、能让儿童充分施展自己的狂野想象的空间,满足了儿童读者喜欢幻想、追求新鲜、变化、刺激的审美心理和阅读趣味,这种变幻之美充分展示了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外在特征。

四

自由性特征是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内在实质。儿童文学表现游戏精神的内在实质是游戏主体的自由性。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儿童的生活和精神作为自己的观照对象。游戏是童年生命中最重要的活动,儿童对于游戏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他们会自然地选择与他们的年龄阶段相适应的游戏。对于成人来讲,游戏只是娱乐的一种,但对于儿童来说,游戏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儿童之所以对游戏如此情有独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游戏中儿童可以逃脱成人规则的约束,获得主体的自由。康德认为,自由是游戏的灵魂所在,艺术之所以与游戏相通,就是因为游戏是一种自由的活动,它标志着人的精神的自由和生命力的畅通。

在现实社会里,成人是社会的主宰,一切的秩序和规则都按照成人的意志制定,儿童也必须按照成人为他们制定的规则行事,如有逾越就会受到成人的规劝和指责。但在游戏活动中,儿童是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活动,制定游戏规则。在这里,体弱乏力的小男孩成了彪悍凶猛的强盗,尚须母亲照顾的小女孩成了照料布娃娃的妈妈,儿童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理想都在这里得到了实现。在这里,儿童成了活动的主角,成人的规则遭到了暂时的悬置和放逐。儿童在游戏中忘乎所以地表现自己,游戏中的儿童充分实现了主体精神的自由。北师大的儿童文学教授谭旭东强调:“儿歌、儿童诗、童话等文学样式某种意义就是儿童心灵的游戏,是潜意识的活动,是精神的自由创造。特别是儿童自己编造和吟唱儿歌,完全是儿童进入无拘无束的自由王国的方式。”

在游戏性儿童文学作品中,顽童所体现的精神最为贴近儿童对主体自由的渴望。譬如科洛狄笔下的小木偶皮诺乔,马克·吐温塑造的汤姆·索亚,都展现了少年儿童聪明淘气、酷爱自由的性格。而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更是非凡性、狂野性、自由不羁的宣言书,她让自己的小主人公拥有童话般的财富,手提包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币,可以随心所欲,自我支配,充分享受自由的欢乐。她又赋予主人公超人的体力,能降服体壮的小偷和强盗,制服倔强的公牛和凶狠的鲨鱼,甚至摔倒了号称天下第一的大力士。小主人公在拥有财富和力量的基础上,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制造出一个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和恶作剧。他们是自己的世界的主人,按照自己制定的生活法则生活。由于作者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儿童向往自由的梦想,所以儿童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自然会体味到游戏精神给他们带来的自由幸福的审美感受。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所体现的美学特征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中娱乐性特征是游戏精神的根本目的,趣味性特征是游戏精神的评判依据,幻想性特征是游戏精神的外在表现,自由性特征是游戏精神的内在实质。四个方面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共同构成儿童文学游戏精神不可或缺的美学特征。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和欣赏中,要正确看待游戏精神,既要避免教育主义倾向,又要提防游戏庸俗化的闹剧模式,使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散发出独特的美学魅力。

参考文献

[1]班马．《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M]．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P121

[2][德]康德著，邓晓芒译．《判断力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P147。

[3]刘晓东．《论儿童文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2)P29

[4]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P16-17页。

[5][荷兰]约翰·郝伊津哈著，多人译．《游戏的人》[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P3。

[6]梅子涵等．《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M]．天津：新蕾出版社2001年版，P200页

[7]《儿童文学》[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8年版，P22

[8]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5。

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分析 篇11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分析

引言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希望通过悲剧精神来展现人类生存的苦难，进而给读者展现一种积极面对的人生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剧情的苦难，是古典文学最主要的主题，是对社会、自然和抗争过程中的直接放映。在文学作品中，悲剧往往是体现生活的失败、不幸、死亡、毁灭和痛苦等来体现，让人们正确认识到种种困难，并且鼓励人们去面对并战胜这些悲剧。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存在相当部分的作品存在比较明显的悲剧情节，并且通过这些悲剧情节帮助人们建立摆脱困难的信心。

1.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悲情主义

笔者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悲情主义的代表作为《楚辞》和《诗经》[1]。这两部古典文学作品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始祖。《诗经》的表达方式普遍为四言诗，利用这种表达方式描绘出一个个令人感伤的故事。《诗经》中记录了许多老百姓抗争封建制度的悲情故事，例如“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通过这些经典语句让我们深刻了解人生中的不如意，并且嫩巩固直接的感受到作者的郁闷、低落的悲情情境；屈原通过《楚辞》给我们展现了忧国忧民、千里马难遇伯乐的心境，这些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非常经典的悲剧情节。在我们阅读《楚辞》时，往往能够深刻的感受到这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怀才不遇的郁闷，也或多或少间接的给予我们正面的影响。

《红楼梦》是非常著名的悲剧情感的文学作品之一，也是悲剧题材的典型作品[2]。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因为寄人篱下，再加上自身的总是误解别人的意图，成为读者公认的悲情角色。贾宝玉以一个叛逆的形象，但是深受着林黛玉，但是却久久得不到真爱，因为种种的阻碍，最终的结果也成为一个悲剧情节。薛宝钗虽然也爱着贾宝玉，但是这份爱中或多或少的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最终薛宝钗千方百计所追求的爱情也扑空。《红楼梦》所处的封建时代，也是这个悲情故事的主要原因。在当时的社会，宝钗和宝玉的故事能够被世人所认同，但是林黛玉的爱情却只能以悲剧收场。

2.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的价值

我国古代的文人往往因传统的思想所影响，例如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等[3]。我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在悲剧情节当中展现出乐观精神。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往往都具备一定的隐性特征，这也是根深于读者的心中，隐于读者的骨髓中。在文学作品中，悲剧往往是体现生活的失败、不幸、死亡、毁灭和痛苦等来体现。在遇到非人的对待、巨大的压迫和残忍的剥削时，这种隐藏的悲剧精神便会突显而来，让人们因为悲情情感失去坚持的动力。对于古典文学作品而言，作者往往通过文字，让人们正确认识到种种困难，并且鼓励人们去面对并战胜这些悲剧，将故事和画面神东的描绘在读者心中，让读者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故事和背景。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悲剧情节往往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对人生的巨大抨击，一个是国家的灭亡。在国家灭亡之时，文学作品通过这样的悲剧情节，将人为了生存所坚持的理由给抹灭了。

我国的古代的历史中，遭受了许多的外族侵略，文学作者通过这些外族入侵，表达出对国家的热爱和反抗精神，并将这些情感融入到文学作品当中，融入到字字句句中。国家亡了，宗族便也保不了了，宗族的血脉便会受到极大的迫害，这也便是我国古代亡国时的悲剧情节。许多的爱国情感比较作者在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心中便会出现气愤的情绪，这种情绪只能够通过诗句、文字才能够得到宣泄和抒发。当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相连接时，并且有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时，文学作者便会将这种不平、仇恨和怨忿的情绪写做成一种悲剧。读者在阅读这类文学作品会，会因为悲愤和仇恨，更加努力的工作或完善自己，这也是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中古古典文学能够体现一定的社会意义，能够反映目前社会中的实际情况，让人们反思或思考目前所生存的状态。例如《红楼梦》，从这篇文学作品被群众所知之后，许多的学者开始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发掘其内在的社会意义。这篇文学作品中，直接的给读者展现封建社会中束缚思想、压抑人性的社会面，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这种古典文学作品，了解其内在的悲剧故事，然后根据这种悲剧故事分析自身的情况，分析目前生活当中的美好和善恶。通过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让国人更加的艰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轮回，通过这种精神来约束自身，控制自身的精神。

3.总结

综上所述，悲剧精神是我们遭遇不可避免的苦难时所展现出来的高尚精神态度，这也是具备情节的存在意义。古典文学作品能够通过悲剧情节建立悲剧主人公的形象， 并且赞美悲剧主人公所追求精神要求，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坚强斗争精神，让读者解释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帮助读者引导出正确的人生道路。所以，悲剧能够给予读者提供人生的责任感和乐观向上精神，拒绝麻木、享乐的盲目乐观主义，认清并反思自身。在当前从上乐观的社会中，应当多提倡这类悲剧文学作品，利用悲剧情节帮助读者弥补心理缺陷。

【参考文献】

[1]胡晓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J].长江大学学报，2015，10（5）：10-12.

[2]焦鑫.中国古典文学女性婚恋悲剧探讨[J].文学教育，2013，1（4）：1-2.

浅析果戈理与鲁迅文学精神的异同 篇12

关键词：果戈理,鲁迅,死魂灵,狂人日记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是著名的俄国19世纪最具影响的剧作家和思想家, 是俄罗斯象征主义学派的源头, 同时也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果戈理的写作风格具有典型的幽默性讽刺, 充满了怪异和幻想的因素, 在文学成就上他是“文坛的盟主, 诗人的魁首”, 著名的代表作有《钦差大臣》、《死魂灵》、《外套》。

鲁迅, 原名周树人, 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 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鲁迅先生的一生创作离不开劳苦大众, 开启了白话文的先河, 散文、小说的创作也给中国文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代表作品有《呐喊》、《彷徨》、《朝花夕拾》。

一、果戈理与鲁迅文学精神的相同之处

首先, 果戈理与鲁迅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批判封建制度思想。果戈理文学创作初期, 当时正是农奴制改革的前期, 果戈理赶上了一次时代变革, 社会制度变革, 可以说对其来说是不幸的, 因为制度的不完善一个时代的变革多多少少会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牺牲。但是这种变革从宏观上来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同时文学也跟上了脚步, 果戈理的初期创作诠释了这一点。代表作长篇小说《死魂灵》的问世震撼了整个俄国, 是果戈理创作的顶峰。

小说的主人公乞乞科夫代表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唯利是图, 不择手段的新兴资本家, 讲述的是投机钻营的主人公乞乞科夫想要买卖已死的但并未注销户口的农奴, 乞乞科夫来到某市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打通了从省长到建筑师的大小官员, 然后去市郊农村向地主们收购那些已死但未注销户口的农奴, 想把他们抵押给银行贷款, 然后拿着一大笔押金逃之夭夭, 等到贷款日期已到时银行打算找到抵押人但是他已杳无音信, 银行拍卖农奴时发现农奴已死亡, 但其最后的阴谋被人揭发, 乞乞科夫只好匆匆逃走。作者通过乞乞科夫走访的农奴主, 强烈的批判了农奴制, 整个农奴主阶级已经腐朽至极, 应该被彻底埋葬, 从而揭露俄国人民的两大敌人——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 鞭挞了沙皇专制下农奴制的腐朽和反动。同样, 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是即将改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同样是社会的转型阶段, 在此背景的笼罩下中华民族面临着深重的灾难, 甚至是生死存亡。最具典型的代表作《狂人日记》也烙下了时代的影子, 该短篇小说借鉴果戈理的讽刺性艺术风格, 强烈的批判了封建传统下的“吃人”惯例。《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史上白话文的先河, 以日记体叙述, 并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狂人”的故事, “我”害怕所有人的目光, 认为所有人都要害“我”, 吃了“我”。“我”找医生诊病, 医生让“我”好好静养, “我”以为要把自己养肥然后吃掉“我”。“我”想起妹妹去世时大哥告诉母亲不要哭, 以为妹妹是被大哥“吃”了。

“我”越反抗“吃人”越被大家认为是“疯子”, 当“我”的病“痊愈”时, 当了某地方的候补官。小说中的“我”实际上是觉醒的知识分子, “我”生活在一群被封建礼教侵蚀的人中, 他们的灵魂泯灭了人性, “我”所恐惧和强烈抗争的就是封建传统礼教“吃人”的弊病。鲁迅正是想通过本文尖锐的批判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历史, 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热切呼声, 孩子是一个国家兴旺的希望, 是中华民族未来的脊梁, 作者恳切的忧国忧民的民族精神犹然而生。小说中作者社会批判以及文化批判思想直面封建传统、文明阴暗残酷的一面。由此看来果戈理与鲁迅二者文学作品中都深刻且明显的表现出对封建的社会制度强烈的批判思想。

其次, 果戈理与鲁迅的作品风格都具有讽刺的艺术特色。果戈理的最具典型的喜剧《钦差大臣》积聚了讽刺手法, 来反讽当时沙皇的专制制度下黑暗的官僚统治。这是一部社会喜剧, 作者有意识的以笑为武器与生活中的邪恶势力抗争。作品揭示了官僚贵族阶层的恶劣行为, 反映了普通百姓意识中糊涂观念中的可笑。喜剧讲述的是俄国某小城市的钦差大臣要微服私访, 当地的官员不知所措, 忐忑度日, 在此情况下误把偶然经过的十二等小文员赫列斯塔科夫当作钦差大臣, 并争抢的巴结他, 向他行贿, 市长甚至把自己的千金嫁给他。赫列斯塔科夫最后以假乱真, 并捞了一大笔钱财扬长而去。当地官员得知真相正为自己上当受骗懊悔不已的时候传来了真的钦差大臣莅临的消息。

这样的结局使观者和读者都哑然, 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思考。果戈理运用了夸张的讽刺手法揭露了官僚的愚蠢和丑陋, 例如小说中:市长蠢的像一匹灰色的阉马……语言中充满了幽默色彩, 该喜剧提词中写道:“脸丑莫怨镜子”, 提词诠释了果戈理想要表达的思想意识以及辛辣的讽刺艺术特色。作者以撕破沙皇专制下农奴制度作为自己的现实主义目标, 在俄国民众反对专制制度的运动日益高涨的历史条件下, 赋予《钦差大臣》这部喜剧以最锋利的讽刺力量。鲁迅先生称果戈理的讽刺是:“含泪的微笑”, 同样借鉴果戈理的讽刺艺术特色, 鲁迅先生写出了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中除了发人深省的尖锐的批判封建礼教思想, 同时它反讽的写作风格也让我们大众读者记忆犹新。小说的讽刺风格具有时代色彩, 曝露腐败的封建礼教传统仍旧存在。小说中的细节也无处不体现高度及深刻的讽刺艺术特色。例如小说中:“早上小心出门, 赵贵翁的眼色变怪……”;“不然, 那赵家的狗, 何以看我两眼呢……”。果戈理与鲁迅两人的讽刺艺术特色都对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至于后来的许多著名的作家得以效仿。

再次, 果戈理与鲁迅对待文学都持认真态度。众所周知果戈理的《死魂灵》一经出版, 轰动一时, 社会各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果戈理认为第二部的任务不应该是随随便便写出来的, 依照他的想法:“史诗第一部要有一些无所谓的卑鄙小人。第一部完成了这个任务:它使所有的读者都对我的主人公们和他们的卑劣的行为产生了厌倦之感, 现在呢, 我应该描述出一部具有美德的人和一些鼓舞的事情。”可是第二部《死魂灵》却迟迟的没有问世, 他曾经说过, 自己还没有做到多多少少近似这样的好人, 那么无论写什么都会远离现实, 有如天渊之隔!于是果戈理大师开始大量的阅读文学著作和文献, 闲暇时与友人相聚, 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为了写出第二部《死魂灵》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使他的身体不堪重负日渐消瘦虚弱, 从1845年到1851年果戈理曾三次烧毁第二部《死魂灵》的手稿, 可以说果戈理对待文学的态度是极度的认真, 甚至是偏执的认真, 这样的认真我想后世的作家是少之又少。

同样鲁迅也不例外, 鲁迅先生一生仅仅小说集、散文集、杂文集近90部, 他曾经说过,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只要挤就还是有的。可想而知先生一生都献身于文学, 献身于民族。从先生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先生对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的细腻把握, 大多数人物形象是下层社会凄苦的民众, 描绘的十分生动, 细致, 这种感同身受的体会源于鲁迅先生对待文学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例如《故乡》里一段对闰土的描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下面是海边的沙地, 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 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项戴银圈, 手捏一柄钢叉, 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 那猹却将身一扭, 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认真的文学作品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经典。

二、果戈理与鲁迅文学精神的不同之处

首先, 果戈理与鲁迅文学追求不同。果戈理以及整个俄罗斯作家文学造诣和文学成就在世界上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许多俄罗斯作家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俄罗斯作家对文学的追求是纯粹的, 纵使作品本身也反应时代的背景, 也有它独特的思想所指, 但是从果戈理大师的文笔下体现的则是更为高超出群的写作手法及艺术特色, 果戈理是描写贪官污吏的高手, 他往往只用一句话, 或者顺便画上一笔, 或者草草涂抹几笔, 便惟妙惟肖的刻画出贪官污吏的灵魂和嘴脸, 然而作品要反映的思想主旨与作品本身的造诣相比却显得有些暗淡。从果戈理三次烧毁《死魂灵》第二部手稿不仅像上文说的那样体现作者对待文学认真的态度, 同时也体现出果戈理对待文学的要求是完美的, 正因为如此完美的要求才会有诸多举世瞩目的作品, 也可以看出果戈理大师对文学的追求也是完美的, 是纯粹的。

作品《钦差大臣》的艺术特色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先河, 为后人创造崭新的人物形象及创作风格给予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所以说果戈理的文学造诣奠定了讽刺与幽默写作风格在后来文学中的坚实基础, 他的创作风格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与果戈理恰好相反鲁迅的文学境界及作品中表达的思想主旨给民众带来的轰动性则远远高于作品本身的造诣。鲁迅的一生献身于民族觉醒, 观其所处的历史背景, 先生的文学道路是必然的。早年鲁迅先生留学日本仙台, 在那里学医, 但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情改变了先生一生的命运, 一是匿名信事件, 二是看电影事件, 这两件事情给鲁迅带来了极大的刺激, 他深深的感受到了中国人如果在思想上不觉悟那么治好身体上的病也是毫无意义的, 仍旧是示众材料和麻木不仁的看客。中国最需要改变的是精神面貌, 他决定弃医从文, 用笔当做武器来唤醒那些“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国人。鲁迅弃医从文的动机就决定了他的文学境界及追求。鲁迅的作品中大多写作手法简练, 在我看来他的斗争价值远大于他文章本身的艺术特色, 我们更多记住的是文章思想还有其深远意义。

仍旧拿《狂人日记》来说,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想起小说抨击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下“吃人”的现状, 而小说仅仅是用日记体白话文记叙, 小说的中心思想相比它的讽刺艺术特色更胜一筹。另外一篇短篇小说《药》中也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民族精神。小说讲述的是做茶馆生意的华老栓夫妇买血馒头给华小栓治病的故事, 文章语言简练通俗易懂, 但小说的主旨却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琢磨的, 小说的意义在于揭露封建腐朽制度下镇压革命的愚蠢行为, 赞颂了革命者夏瑜在恶势力面前英勇不屈的精神。先生的作品大多文学境界高于其作品本身的成就, 在这样的作品当中, 我们中国人逐渐的觉醒并且有了新的精神面貌。

其次, 果戈理与鲁迅对待各自作品中反应出的问题不同。在《死魂灵》中, 果戈理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残暴的沙皇统治下腐朽的农奴制必将走向灭亡, 在小说中给予了希望, 然而从后续果戈理出版的文学作品中并没有发现其任何的解决办法, 这个问题被作者搁浅了;同样《钦差大臣》中揭露了俄国官僚主义横行, 在后期的作品中也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在我看来果戈理的一生是寂寞的, 一生都处在文学的精神求索之中, 晚年的果戈理精神也是自我矛盾的, 精神上的压抑与矛盾使他深陷于宗教的道德探索中, 但是这种把创作当做自己的心灵事业的精神许多作家是无法超越的。与果戈理相反的是鲁迅的作品大多前部分反映问题结尾会提出解决方案, 也会发出呼声。《药》的结尾部分, 华母给华小栓上坟时碰见夏母也来给夏瑜上坟, 于是看见在夏瑜的坟上长了一圈红白花, 花体现的是革命的力量是伟大的, 只有革命才能有新社会, 花也象征了新生力量和美好希望。《狂人日记》中结尾部分“救救孩子……”, 这是对中华民族未来希望的担忧之情, 呼吁人民不能再愚昧无知下去。今天的和谐社会鲁迅的贡献是伟大的。

三、果戈理与鲁迅带给后人的文学遗产及文学境界

果戈理文学遗产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化宝库的一部分, 它本身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它的戏剧性命运以及它对俄罗斯文学乃至文化的巨大影响都值得我们关注, 他的创作风格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巨人, 用文学的方式巧妙的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唤起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告诉我们不能再做一个看客, 应置身社会建设中, 肩负起振兴中华的责任。虽然果戈理与鲁迅文学精神有着异同, 但是从其各自的民族角度来看, 两位文坛巨匠都无愧于自己的民族, 他们留下的文学遗产是宝贵的, 其留下的文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铭刻的。

参考文献

[1]任光宣.俄罗斯文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吴克礼.俄罗斯概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3][俄]果戈理.死魂灵[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