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定位论文

监督定位论文（精选8篇）

监督定位论文 篇1

质量技术监督的概念, 如果咬文嚼字可以理解为———以质量为对象的、以技术为手段的监督。

质量和技术, 内涵都很广泛, 包罗万象。这里的质量特指产品质量 (首要的是安全性品质) , 这里的技术特指涉及产品质量范畴的标准化和计量等门类的技术科学。“质量”, “技术”都是修饰“监督”的定语, 监督才是落脚点。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 做的就是这个事儿。

朔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因地制宜, 审时度势, 紧紧专注于“监督”这核心的环节, 动脑筋、想主意、定措施、抓落实、求实效, 质监工作态势, 一时豁然开朗。本期专题的一组报道, 我们感觉他们把这盘棋越下越活了!面对“一黑一白”, 像是一盘围棋, 黑白之间, 他们懂得, “监督”才是决定胜负的“眼儿”。

说到监督, 似乎有点儿感慨。

何谓监督者?监督者是独立的第三方 (或者是行政性的官方) , 换句话说, 监督者身份的定位, 只有处在企业的对面或外面, 才能客观有效地执行监察、督查职能。监督者的立场不可以与被监督者混为一谈;监督者应该和被监督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监督什么?监督企业提供给社会的产品。监督者必须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在“产品的质量”本身上。必须严肃地持续地保持对企业对产品监督的威慑力。因而, 我们的质量技术监督不必太着力于替企业、替它的产品质量打什么终生的“保票”, 贴什么一劳永逸的“标记”。此类事儿, 应该慎之又慎, 以免消费者被误导, 监督者自身“后患无穷”。即便是“质量抽查”的结果也应该科学地向公众讲明白, 这不过是本批次的样品的检验结论而已, 并不代表过去, 也不代表将来。实践证明, 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企业及企业的产品质量统统呈现在十分复杂的、微妙的、甚至出乎常规思路的动态之中。

我们回过头来, 看看繁忙的自身工作, 确认一下自身位置, 是不是夹杂了许多并不真正属于“监督”范围的事儿?有些事儿, 那是企业内部自己的活儿;有些事儿, 也许让消费者在市场上自己去评判, 更公平, 更可靠。

形容质量技术监督, 有句通俗的话, 叫“把好国门, 把好厂门。”此话挺生动形象。我们“把门”, 就要全神贯注, 集中精力, 责无旁贷, 心无旁骛站好“监督”岗, 担当起人民大众的“质量安全卫士”这一光荣角色。

监督定位论文 篇2

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委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执法监督是其重要的工作职责。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执法监督工作，使之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调研，我们就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的定位和工作方式进行如下探讨。

一、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的定位、法律依据及与其它法律监督的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政法机关是重要的国家机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党全国的工作大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作为专政机关、要害部门的政法部门必须臵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法工作的根本特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不仅是履行执政职能，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政法部门正确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根本保证。

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的定位。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工作是党领导、监督、指导、协调、服务政法职能的集中体现和实现。从其权力的来源上看，政法委的执法监督属于党内监督范畴，而且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直接从事政法工作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执法司法活动中的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是对政法部门在适用法律、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偏差、错误和不公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现象、行为进行的监督。从根本上说，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是为了维护司法独立，保障司法权威。当前，理论和实践中，一些人受西方“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认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以言代法”、“干扰办案”，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效力，即“干涉论”、“越权论”、“无为论”三种错误认识。有人以检察、审判独立为由把党的领导、管理和监督与司法独立对立起来，从而排除党委的监督，是行不通的。

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应该是：查案不办案、协调不取代、纠错不越位、监督不干扰，做到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的高度统一。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权的法律依据。从根本上说，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权是由我国的根本法??《宪法》所赋予的，《宪法》确定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本原则，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监督是落实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除此之外，《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等国家基本性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是依据《宪法》原则，是执法监督的主要法律依据。相对于政法机关党员干部在司法、执法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是其予以党纪处理的主要依据。

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与其他法律监督的区别。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工作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和内在规律，就其监督定位、监督对象、监督依据、监督范围和工作方式而言，与其它执法监督机关，如纪检、人大、检察机关及政法部门的内部监督等，有着明显的区别。

纪检监督也属于党内监督。《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三条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条例》对纪检监督的重点内容、职责权限、监督方式作了明确的规定。从《条例》的规定来看，纪检监督主要是对人民群众举报和反映的党员干部、国家公务员违法乱纪行为的查处。纪检监督在对政法部门党员干部的监督与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在监督对象、监督重点内容和监督方式上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所区别，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全面性与专业性的区别。正由于政法工作的特殊性和专业性，决定了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的必要性。

人大监督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我国《宪法》第62、63、67、73条明确规定了人大的监督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行使监督职权”；《代表法》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机关、组织必须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因此，人大法律监督主要是通过司法部门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汇报工作，接受和办理人民代表的议案、报告，人大代表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等方式，重点对违宪活动和国家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其在监督定位、监督依据、监督方式上与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相区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监督。检察机关监督属于法律监督。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权是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一种专门权利，检察机关是从事法律监督工作的专门国家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主要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和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其监督的法律地位和侧重点上区别于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

政法部门层级监督属于审级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业务监督。其监督依据一部分来自党政部门组织法规和政法机关组织法，如《人民警察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一部分来自各种诉讼法律，如人民法院的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依据是《刑事诉讼法》。其监督依据和监督内容区别于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

由上可见，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是政法部门和其它任何法律监督机关都无法取代的。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监督责任大。通过对本地区有重大社会影响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涉法涉诉案件进行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权威，维护社会稳定。

2、监督起点高。主要是对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有明显错误的，可能造成的冤假错案，或显示公平的，而执法司法部门不予纠正或久拖不决的案件。

3、监督及时性强。对情况紧急，不及时有效监督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后果和巨大损失的案件直接介入。

4、监督权威性大。代表一级党委进行监督，特别是对公、检、法等政法各部门对案件有重大意见分歧，以至于诉讼过程无法进行下去，或严重超过法定规定诉讼期限的，一经协调，政法各部门必须迅速办理。

二、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的基本范围和基本原则

综合中央政法委对执法监督工作的规定和当前的工作实践，我们认为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的基本职责范畴作如下界定。

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的主要范围 是指它的职责职权和工作内容。具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对同级或者下级政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存在的，严重的、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查处。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特权思想严重，以管人者自居，滥用执法权力，徇私枉法，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等，党委政法委必须通过执法监督工作对这些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严格查处，以纠正、禁止、防止和减少此类问题的发生。

2、对重大、疑难案件，情况紧急、负面影响大的案件，重大社会影响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在执法司法过程中显失公平正义的案件，公、检、法三家有重大意见分歧的案件进行监督。

3、支持和严格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在政法部门正常执法司法活动受到干挠或影响时，帮助排除阻力和干扰，防止、纠正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坚决维护司法权威、司法独立。同时，严格监督政法部门的法律适用：对程序上的瑕疵、违反或适用实体法上的偏差、错误的案件，必须及时指出、纠正；对已经造成的冤假错案，或显示公平，或另有与审判机关已认定事实有重大出入的案件，建议进一步调查取证或再审，以此避免因权力滥用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最大化地公平、公正地维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

4、检查政法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结合实际，研究严肃执法、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各级政法委员会要检查执行情况，一方面总结推广经验，运用先进典型的榜样进行正面宣传引导；另一方面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

5、依法监督严重危害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特大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判决和执行情况，督办、推动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督促和引导政法机关，特别是审判机关建立完善各种内部监督机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赔偿制度，从制度上设防，解决司法体制上存在的许多漏洞，为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发挥积极的作用。

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的基本原则 主要有依法依规原则、有限监督原则、适度原则和效果示范原则。

1、依法依规原则。依法指的是执法监督工作要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凡是涉及法律的事项，都必须严格按法律的规定来办理，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和统一。依规指的是执法监督工作除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外，还要遵循党章、党内监督条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等相关规定，坚决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遵循依法依规原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执法监督中的随意性和违法问题的发生，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使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始终沿着法治轨道运行。

鉴于现有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的法律依据不够明确和细化，因此，建议中央政法委制定新的具体规定，以中央的文件下发。规定要把执法监督的每个环节细化，做到程序上衔接紧密，实体上处理有力，要从违法案件的发现，立案、督办、调查、处理等阶段进行系统规定，从时效到文书予以具明。

2、有限监督原则。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不是事无巨细的全方位监督，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的所有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也不是对所有执法司法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它的监督应该是有限的，有重点的，其有限性、重点性主要体现在，对同级或者下级政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存在的严重的、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的监督。其监督领域限定在执法司法过程中，而非其它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其监督重点为政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而非一般的执法司法人员。

3、适度原则。适度是指事物保持其质和量的限度，质和量的统一，使事物的变化保持在适当的量的范围内，既防止 “过”，又要防止“不及”。执法监督的适度指的是，既要以检查、督办、监督和协调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政法队伍中执法不公、执法不严、违法枉法等行为，又要对政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正确的执法活动要给予大力支持，帮助他们排除执法活动中的各种阻力和干扰；既要加强党对政法部门的领导、管理和监督，又要维护司法独立，保障司法权威。

4、效果示范原则。从政法委执法监督的特点和范围来看，对那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进行及时、高效、公平正义的监督处理，肯定会在区域内产生非常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并形成一个效果示范和警示效应。

三、政法委执法监督的主要方式

近年来，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存在监督不到位、力度不大、效率不高以及纠案不纠人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执法监督工作的定位不准，缺少有效的监督工作平台，机制不健全和执法监督队伍专业水平不高等。为了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防止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进行相应改革迫在眉睫。

强化党委政法委纪律检查和案件协调督察职能。

1、从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的定位和范围来看，党章和法律赋予了政法委员会对政法部门的领导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我们认为，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是案件协调、错案督察和执法司法活动中违法违纪进行纪律检查的有机结合。

2、从多年来的执法监督实践来看，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还停留在用协调、督办和检查代替监督、督察和查处的初级阶段。其监督方式还属于只有监督权、建议权而没有调查权、纠正权和处分权的“软监督”，方式被动又单一。法律的执行者是人，从这个角度看，执法监督既要对案，又要对人，而且管人是监督工作的本质要求。

3、从与其他监督机关的区别上看，政法机关是我国的专政机关，是一个具有特殊权力地位、特定专业技术、特定思维逻辑的特殊群体，它不同于一般机关。因此，用一般的检查机关来监督专业性极强的政法机关，显然达不到监督目的。政法部门的内部监督虽然够专业和有针对性，但多为业务上的指导和监督，且体内监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很难达到有效的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本质特征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不具有终局或实体处理的效力，其监督职权的程序性及范围的法定性决定了其作用的有限性，不可能解决所有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问题。且刑事追究手段使检察机关在一般监督过程中可能使被监督部门和工作人员反应过度和产生对立情绪。政法委强化监督职能，也使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司法行为本身也臵于被监督之下，保障其他政法部门正常执法司法活动。

4、从工作力度和实际效果来看，目前，各级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工作往往取决于领导职权的大小、个人威信、执政水平的高低以及被监督者的觉悟和认识。

明确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的权限。建议明确赋予各级党委政法委五项权力。一是调阅案卷权。在党委政法委接到有关当事人反映政法干警办案不公、违法办案的情形下，可以调阅查看案卷。

二是案情质询权。应执法监督人员的要求，办案人员应对其所办案件向执法监督人员汇报，并说明案件办理的经过。

三是调查案情权。必要时执法监督人员会同办案单位纪检部门实地调查以了解案情。

四是人事任免建议权。通过执法监督，对本级政法机关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任免提出建议，促使政法机关领导干部提高执法司法工作水平。

五是纪律处分建议权，使政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执法司法过程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处于政法委的日常查处监管之中。

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的主要方式。执法监督方式和监督程序是监督得以实施的重要条件。没有科学合理的监督方式和规范化监督程序，监督就难免越权和失职，被监督者也将无所适从。因此，必须规范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方式，完善监督程序，从而使执法监督工作各个环节做到有章可循、严谨有序。

1、定期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采取普遍检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政法部门查办的各类案件，从适用实体法和程序法是否得当，以及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等方面进行检查。适时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和专项治理。针对一个时期政法部门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或者某个政法部门在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适时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和专项治理。

2、个案监督、督办和协调。对重大社会影响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包括涉法涉诉上访和久拖不决的案件）、党政领导和上级党委政法委批转的案件等进行个案监督、督办。对政法部门之间、不同地区之间有重大争议和分歧，确需党委政法委协调的重大疑难案件进行协调。对于督办案件，要进一步完善督办程序，建立登记、审批、交办、督查、协助调查、报告、立卷等制度。对于挂牌督办的案件，要责任到人，一督到底。对于报请协调的案件，执法监督部门也要认真审核立项，制定协调方案，做好协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坚持充分协商的原则，组织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和政策进行协调。对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的，要制作正式意见，经党委政法委主要领导签批，印发各有关政法部门贯彻执行。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政法各部门分别报上一级政法部门决定。需要继续协调的，由上级政法部门报同级党委政法委协调。要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意见的落实责任制和查究程序。对于协调一致的执法监督意见，有关政法部门必须坚决执行，以维护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的权威性。

3、对政法部门领导班子成员，重要执法岗位党员领导干部，在直接从事的执法司法过程中，涉嫌违法违纪的具体行为进行立案查处。要完善立案查处程序，建立案件受理和初步核实、立案、案件调查、案件移送审理等程序性制度。同时，必须制定执法监督办案人员工作细则，严肃办案纪律和回避制度，确保严格、公正执法，防止执法活动中的随意性和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对政法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可以采取如下步骤：（1）预防警告。若发现被监督者有轻微的错误行为，应发出预防警告，提醒其不要再犯类似错误。（2）指导意见书。若发现被监督者执法司法工作出现偏差或存在不足，应发出指导意见书，要求其限期修正或弥补，并书面报告整改情况。（3）纠正通知书。若发现被监督者有一般违法行为，应及时发出纠正通知书，勒令其立即纠正，并书面报告纠正结果，同时予以通报。（4）建议罢免。若发现被监督者违法失职不再胜任司法职务，应报党委批准并建议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依法予以罢免。（5）党纪处分。若发现被监督者的行为有违党纪和司法道德纪律的，移交党纪、政纪检查部门给予党纪处分。（6）司法处理。若发现被监督者有违法犯罪行为，移交司法机关调查处理。

4、与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建立经常性联系机制，共同监督，形成合力。党委政法委在执法监督工作中发现法官、检察官有违法违纪行为，不能胜任司法职务的，通报人大机关，依法罢免其审判员、检察员职务；发现政法干警有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执法不公等犯罪行为，移交法律监督机关处理。

5、借助各方力量，特别是发挥新闻媒体及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动员社会各界一起参与到执法监督工作中，对社会和群众反映的执法司法腐败的案件线索，要迅速做出反应，及时展开调查，经查实后，在媒体上予以曝光，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从而增强政法干部的自律意识，提高执法监督的效能。

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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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之定位 篇3

内容摘要：当前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中存在私权救济倾向，背离了检察机关对公权进行监督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属性。解决这一倾向，本文认为应从立法、司法等方面重新审视现有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制度，促使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职能真正回归其应有的公权监督定位，在民事诉讼框架内坚守检察机关公益本色，从而推动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身份回归。

关键词：民事诉讼 检察监督 职能定位

一、迷失：从“监督公权”到“救济私权”之演变历程

检察机关监督公权，是指公权被不正确行使（怠权或滥权），检察机关对此应予以监督，其实质是保护公共利益。检察机关救济私权，是指私权被侵害或有被侵害的危险，检察机关对此提供保护或排除侵害危险，其实质是保护私人利益。然而，私权救济主义对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的影响与渗透，基本上贯穿了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和检察制度发展进步的全过程，有必要从中审视分析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定位之演变和缘由。

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之属性从“监督公权”向“救济私权”偏离，主要源于《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抗诉制度的规定。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开始规定民事抗诉制度，此时仍然秉承民事检察监督的“公权监督”属性，主要体现在该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与检察院抗诉事由的严格分设上。该法第179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包括五项：（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对于检察抗诉事由，该法第185条规定只有后面4项，明确排除第1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情形”。当事人再审申请制度的着眼点是救济当事人私权，故在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时人民法院应当启动再审。但是，对于抗诉制度而言，其着眼点在监督公权力的行使是否违法。当事人虽然有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证据，但因为新证据是在法院先前整个裁判之外，法院当初的生效裁判行为本身并无违法之处，检察机关自然不应对其提起监督。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用第179条、第185条两个条文分别表述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与检察抗诉事由，应当说当初的立法者立场是非常鲜明的，检察机关只监督公权，与私权救济无关。

抗诉制度迷失于私权救济出现在《民事诉讼法》2007年和2012年的两次修法之中。经过这两次修改后，检察机关抗诉事由完全等同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其中，包括在“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等情形下，检察机关亦须启动检察监督。此等情形，如上文所言，法院生效裁判并无违法之处，此时仍然要求检察机关予以监督，其实质是将检察机关完全等同于对当事人私权的救济机关，只要当事人私权遭受损害，不管法院有无违法之处，检察机关都应启动监督。如果说将检察机关抗诉事由完全等同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是在实体方面体现检察机关救济私权主义，那么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则更进了一步，在抗诉程序方面亦表现出了私权救济倾向，此即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1）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2）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3）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当事人申诉是检察机关启动抗诉的案源渠道之一，修改后则反过来，抗诉成了当事人私权救济途径之一，直接把抗诉视为当事人私权救济制度。[1]

在司法实践层面，无论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待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亦表现出了私权救济的倾向或是私权救济与公权监督两条腿走路的迹象。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规定，检察院应当终止审查的事由包括“申诉人撤回申诉，且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申请再审人在再审期间撤回再审申请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裁定准许的，应终结再审程序。人民检察院抗诉再审的案件，申请抗诉的当事人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这些规定也都体现了私权救济主义对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的渗透与影响。

二、辨析：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之本源是监督公权、保护公益

监督公权、保护公益是检察制度的价值归属使然。在世界法律制度史上，司法制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下列历史进程：私人惩罚——国家审判——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追诉权与审判权分离。一般认为，检察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法国和英国，以公诉制度的确立为前提，以检察官的设置为标志。因此可以说，检察制度就是权力分立、监督制约的产物，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维护法律统一、防止行政和司法专断、维护公益、保障人权的中坚力量，监督性和公益性是检察权与生俱来的品格。检察机关监督公权是为了保护公益，追诉犯罪和求刑亦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当然，检察机关保护公共利益，不只是透过监督公权予以实现，检察机关的 追诉犯罪、求刑职责，虽然并非监督公权（至少一部《刑法》大部分不是与公权行使有关），但出发点和归宿同样是保护公共利益，正如贝卡里亚所言：“刑罚是为了保护人们所共同交付集存的公共利益这一需要”。

监督公权、保护公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职责定位使然。法学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检察制度中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和诉讼监督权，起源于“弹劾百官、监督司法”的中国古代“御史制度”，自清末修律后融合现代检察制度内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借鉴吸收了前苏联检察制度而强化了“监督”的色彩，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法律监督为核心，以职务犯罪侦察、公诉和诉讼监督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检察制度。正是基于上述历史渊源，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确定为法律监督机关。具体来讲，保护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实质要件，出现违法情形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形式要件，只有同时具备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检察机关才能行使法律监督权，缺一不可。例如，违反公共道德之行为，虽有损害社会公益，但未构成违法，则检察机关不得介入。又如，行为人构成侵权责任，虽有违法，但未侵犯公共利益，只向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而不向检察机关承担责任，检察机关亦不需介入。应当注意的是，同时具备公共利益受损与违法两个条件，只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是因为同时具备这二者条件的可能是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履行职责的条件，如行为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即既违法又侵害公益，但这明显不属于检察机关直接实施监督的对象或领域。

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虽能起到通过监督公权进而救济私权的客观效果，但不能将保护私人利益直接定位为检察机关的职责属性。一方面，保护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主观目的所在，但检察机关的这一履职行为往往也会起到保护私人利益的客观效果。这是因为，检察机关所追究的违法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但往往同时亦侵犯了私人利益。在检察机关对行为人追究法律责任时，对行为人起到特殊预防作用，同时亦对社会产生一般预防作用，客观上亦即保护了私人利益不受侵害。在检察机关不是对行为人追究法律责任，而是要求行为人纠正违法行为（如民事抗诉制度）时，行为人纠正了违法行为，客观上亦同时使受侵害的私人利益恢复原状。另一方面，虽然检察机关行使职权保护公共利益，客观上有起到保护私人利益的效果，但不能直接将保护私人利益定位为检察机关的职责目标。一个行为侵害了私人利益，未必同时侵害到公共利益，在私法领域，行为人侵犯的都是纯私人利益。即便是在公法领域，公权力主体在履行职责时，损害了私人利益，但亦不必然侵犯到公共利益。

三、回归：从法律体系重构切入还原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之定位

如果任由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一步步地不断滑向救济私权的定位，必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产生诸多危害。首先，破坏了法律体系的均衡性与严谨性。在救济私权定位的误导之下，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可能沦为《民事诉讼法》这一保护私权的法律的附属品，失去了作为检察制度本身之公权监督的本质属性。其次，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公共利益。由于认为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以救济私权为宗旨，故在对待检察机关能否依职权启动监督时极易受当事人意志左右，在当事人行使撤回监督申请或再审撤诉等程序处分权时，检察程序亦随之终结，由此可能放任公共利益受损。再次，影响了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职能的拓展与完善。倘若长期将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定位于私权救济，检察机关未能从公共利益保护的立场看待民事诉讼检察职能，必然会制约抗诉再审等监督方式的实践探索。

造成我国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以救济私权为主要定位的因素很多，既有长期以来公权监督与私权救济相互混淆的历史缘由，也有我国检察机关在司法为民宗旨下不敢或不愿挑明自身职能属性的主观缘由，还有检察机关在整个法治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不够清晰等客观缘由。破解这些症结，关键是要找到切实可行的切入点。本文认为，从法治发展等角度来看，应当紧紧扭住造成这一错误导向的直接因素——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与民事诉讼程序合一的立法模式。我国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立法是仿效前苏联的模式，一直是将有关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有关规定直接纳入民事诉讼立法之中，而《民事诉讼法》是以保护私权为宗旨，其间弥漫着浓厚的私权保护色彩，极易使人误将检察机关直接当成保护私权的主体之一。继续深究起来，采取这种立法模式主要是因为我国事实上实行部门立法，《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修改历来是由私法理论界和审判机关主导，受其学术方向和职业思维的影响，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定格于私权救济，不足为怪。有鉴于此，推动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回归公权监督之定位，关键是要充分保障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立法过程的参与权和影响力，尽可能地打破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与民事诉讼程序直接合一的立法模式。实践中，可以择取的模式有三类：一是在《民事诉讼法》中单列“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章节，其优点是法律变动不大、便于修订实现，缺点是本质上仍系分而不分的总体合一模式。二是单独制定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为主题的法律规范，其优点是与诉讼法截然分开、不再混淆，缺点是打破了现有立法体系、难度较大。三是专门制定涵盖对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法律规范，优点是把检察机关监督公权的定位完整呈现，但缺点是现阶段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还不成熟且实施难度很大。

在新一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检察机关监督公权、保护公益的职责定位正在得以逐步回归。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检察机关“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即探索检察机关通过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以保护公共利益。这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民事诉讼检察作为公权监督和公益保护的本质定位，为民事诉讼检察定位之回归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的着力点和立足点。

注释：

侦查监督价值定位之我见 篇4

一、侦查监督的性质与价值定位

侦查监督是具有裁判性质的权力, 具有司法权的属性。侦查监督的价值定位也截然不同于侦查。

1. 侦查监督是司法性的权力, 其中审查逮捕权与审查起诉权是最具代表性的裁判权。

在侦查监督权中控诉职能只是一小部分, 与监督职能共同组成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一部分。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 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由公安机关执行。此条规定, 确立了中国对涉嫌犯罪而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原则, 是宪法保障公民人身权利的精神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拥有批准逮捕权, 正是履行侦查监督权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履行侦查监督职能, 标志着检察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评判, 一旦审查认为侦查活动不合法, 就有权对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作出相应决定, 如通知立案、纠正违法、不予批捕逮捕、作出不起诉决定等。检察机关拥有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评判的权力。一旦发现侦查中的违法行为, 有权将违法取得的证据依法排除, 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是比较大的, 应当运用得当。

2. 侦查监督的价值定位, 截然不同于侦查的价值定位。

刑事侦查是以追究犯罪为根本目的, 由法律规定的一系列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组成, 侦查机关的职责就是不断地强化侦查权, 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 必然会保持侦查的专权性与强制性。在侦查过程中, 很有可能会侵犯人权, 特别是在中国, 侦查处于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 以审前的高羁押率和高有罪供述率为基本特征, 背后隐藏的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可能侵犯, 而律师在侦查环节的介入程度十分有限, 侦查体现出高度封闭的特点。这时就需要有一个侦查体制之外的监督机关, 对侦查活动开展必要的监督, 如立案监督、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 以保障侦查的有序规范, 保障侦查阶段的动态平衡,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由此而生。可以说, 侦查监督是抑制错案、防止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诉累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侦查监督的价值定位就是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

3. 对于强制侦查开展有效控制以加强人权保障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在国外, 法律对于刑事侦查都有一整套完备的监督规定。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于1994年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8条规定, “影响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任何政府措施, 包括警察所采取的措施, 必须有法官授权, 并且可受司法审查。”因此, 对于强制侦查加以司法控制已成为国际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一些国家对于警察采取逮捕和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 实行由预审法官进行司法审查, 颁发令状等做法进行制约。如法国规定, 由检察官对拘留措施进行监督, 检察官对辖区的司法警察作出评价, 评语在对当事人作出晋级决定时, 都在考虑之列;日本规定, 司法警察职员在认为有侦查犯罪必要时可以根据审判官签发的命令实施搜查, 也可以请求审判官签发查封命令[1]。各国对于审前羁押措施的采用确立了严格的司法审查机制, 同时国外的律师力量十分强大, 可以给予犯罪嫌疑人有效的帮助。而目前中国律师尚无法有效与侦查机关相抗衡, 国内也不存在治安法院和预审法官对于刑事侦查开展法院系统的司法审查制度, 这时就需要有一个监督机关依法对侦查工作开展监督控制, 中国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对于有效控制侦查加强人民保障显得尤为重要。

二、当前侦查监督工作现状

在中国现行的侦查体制中, 侦查机关享有除逮捕权、延长羁押权之外的一切强制侦查方法的自行决定权, 这些强制方法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侦查机关享有几乎全部把握侦查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权力, 使得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在刑事侦查领域中角色模糊, 其制约控制作用有限。具体表现为:

1. 纠正错案的机制不健全, 不能有效地防止冤案发生。

监督的目的在于提示督促、防止差错, 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 保持执法的规范, 依法保障人权。但现实中影响巨大的佘祥林、杜培武等案件, 都是当所谓的“被害人”意外归来或者当真正的凶手落网后, 才发现是错案, 进入纠错程序。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纠错程序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2. 在刑事侦查中, 重大的涉及人身与财产权利的强制措

施, 如拘留、搜查、查封、扣押, 都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2], 侦查手段几乎不受节制。现实中, 拘留大量采用, 几乎成为前置手段, 并且普遍用足37天的最长期限。拘留后基本转为逮捕, 逮捕大量运用, 目的在于保证侦查的顺利进行。羁押时间过长, 一个罪名最长的审前羁押时间可达六个月, 还不包括发现新罪名和新的犯罪事实的案件。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集中关押, 侦查机关忽视办案期间, 隐性超期羁押现象始终存在。

3. 对侦查活动形不成有效制约, 监督方式单一, 效果不理想。

由于立法的原因, 在立案监督中, 检察机关通知立案后, 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后消极查处的情况, 无法应对。在侦查监督中, 针对侦查中的违法行为, 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后, 公安机关是否纠正, 也缺乏后续手段。审查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无论检察机关是否批准, 事实上, 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延长了羁押期限, 使得监督流于形式。至于侦查中可能存在的法外侦查手段, 如变相刑讯逼供、引供诱供、非法取证, 也无法予以有效的监督制约。事实上, 在侦查监督工作中, 检察机关虽然有诸多的监督手段, 但多集中于案卷审查, 且属事后监督, 实际上无法有效控制侦查。

三、侦查监督改革的价值定位———禁绝刑讯, 节制侦查, 保障人权

检察改革分为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 侦查监督改革作为涉及到检察机关体制之外的改革, 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侦查监督改革必须遵循司法体制改革的共同价值, 依照司法改革的基本原则, 既需要在立法上加以改进, 也需要在实践中深入探索。

1. 刑事诉讼立法上的支持。

对于涉及当事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 如拘留、搜查、扣押冻结等, 设立必要的司法审查程序, 由检察机关开展有效的监督制约, 防止滥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对强制侦查进行司法审查, 是侦查行为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的司法体制内, 不存在治安法院与预审法官, 而是由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而且, 中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权的设置与国外的治安法院行使逮捕羁押权在理论上是一致的[3], 就是要对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进行制约。因此对于侦查中涉及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严厉强制措施, 如拘留、延长拘留、逮捕、搜查、查封、扣押等, 统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制约, 是有理论与实践依据的。实行批准权与执行权相分离, 由侦查机关根据侦查需要提出申请, 附必要的案情报告, 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的必要性进行书面审查, 签发批准书, 由侦查机关执行。

2. 完善更加权威有效的监督纠察机制, 给予侦查权以强有力的监督控制。

正如法律监督要深入到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中去一样, 侦查监督也必须深入到侦查的各个环节。首先, 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立案是侦查的起始程序, 一旦立案, 随之而来的强制措施就获得了程序上的支持。因此, 立案监督是侦查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 开展延长拘留期限的监督。刑诉法规定,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人, 经批准, 拘留期限可以延长至37日。而实践中侦查机关滥用这一规定的现象十分普遍。刑诉法应当规定对于延长拘留期限的案件, 应当报请检察机关批准。再次, 禁绝侦查环节的刑讯逼供。建立更换办案人制度, 构建完整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对于刑讯逼供涉嫌犯罪的, 由检察机关渎检部门进行立案侦查;涉嫌违纪的, 要求侦查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作出行政处理, 并更换案件承办人。重大案件实行全程录音录像, 侦查监督部门可以适时调取音像资料。最后, 加强对延长羁押期限的监督。严格审批侦查机关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完善监督程序。对于发现新罪名与新的犯罪事实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 也应报检察机关批准。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8:104-140.

[2]瞿伟.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研究[G]//孙谦, 张智辉.检察论丛:第6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监督定位论文 篇5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权力机关的预算监督作用是增强预算监督能力的重要内容。如果多种监督工具并用,那么其监督能力就会相应地得到加强。可供采用的监督工具中,政府预算会计逐渐显现出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在西方国家,政府会计一直被认为是从“绝对权力”政府到“执政为民”政府转变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我国,如何重新认识政府会计,使之更好地服务于财政管理,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

一、我国预算会计体系及其历史演变

政府会计的体系构成以财政总预算会计为核心、行政单位会计为主轴。事业单位会计由于自身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和活动性质的特点,处于预算会计与企业会计的交叉领域,双重边缘特征十分明显。为了能深入地思考将来预算会计的变革方向,首先要回顾一下它的发展历程。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预算会计体系的变迁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其特征体现为预算会计制度的初步建立和逐步摸索。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预算决算暂行条例》,意味着我国开始形成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预算体制。在此前后财政部还分别颁布了《各级人民政府暂行总预算会计制度》和《各级人民政府暂行单位预算会计制度》。两个制度系统、全面、较为具体地规定了我国预算会计的组织管理体系与核算要求,既能提供纲领性的指导,又具有可操作性,使得我国预算会计工作的开展有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没有出现过重大变化,但是分级管理的预算体制改变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做法,其特征表现为地方政府逐渐成为责权利相结合的预算主体。由于在总额分成的基础上对超收部分加大了地方留成比例,地方政府增收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在此期间财政部还制定了《财政机关总预算会计制度》、后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这些制度的出台使我国的预算会计制度体系走向完善。

在第三阶段,从时间上基本涵盖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财政部预算会计改革常务工作组的成立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颁布与实施(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尤为重要的是我国国家预算尝试采用复式预算编制方法,随后又建立了“分税制”的预算管理体制,预算会计的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预算会计体系业已成形。

第四阶段,时间跨度从2000年至今。财政部根据《关于改进2000年中央预算编制的意见》,选择了部分部门试行有别于传统功能预算的部门预算编制方法。国家还应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分期分批推出了政府采购、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和政府收支多重分类并行等改革套餐。

纵观我国预算会计的历史,传统机制的运行在保障社会正常有序运转和推动管理体制的渐进过渡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不过,现今的预算会计外在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相比较而言,预算会计制度已显得有些落后,在执行中经常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1)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三者自成体系,分别设置不同的会计科目名称,收支分类不尽一致,不能做到相互衔接,在政府会计信息的整合上还有诸多缺陷;(2)预算会计的制度比较僵硬,过于强调为预算管理服务,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难以适应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和纳入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后出现的新局面,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基本上局限于政府部门内部;(3)自上而下的预算会计体系在各个部门仅仅着眼于自身利益,而且还呈现出强化的趋势,这与公共财政建设的主流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4)没能提供反映政府绩效和公务活动成本的财务报告,现有的资产和负债报告的内容和项目不够充分,其客观性也在遭受质疑。

二、典型的国外预算会计模式

为了克服以上弊端,需要借鉴国际上的有益经验,从而有步骤地实施预算会计改革。以下重点介绍美国的预算会计模式。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议会能够在以下几个方面充分地利用政府会计来约束政府部门的权力:(1)消耗公共资源;(2)用于政府活动支出的税收;(3)决定支出的目的。

政府机构的会计核算主要满足如下要求:(1)反映支出计划的金额、用途和目的以及相应资金的税收来源。(2)向议会提交此计划并得到审议批准。(3)根据批复的预算使用拨款,并说明预算执行情况。政府会计还可作为议会引导和控制政府行为的手段。

美国政府财务报告的目的是为相关主体做出决策而提供信息。这些主体包括:(1)公民团体;(2)公民的直接代理,比如议会或其他监督机构;(3)其他政府资金提供者。政府除了需要解释资金的来源和使用以外,政府会计信息的重要性还表现为是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决策的依据。

政府财务报告的首要任务是应对公民和议会的追踪问责。财务报告能够使财务数据的使用者确定当期支出的资金在多大的程度上来自于当期的收入。政府所使用的两种基本预算包括年度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前者指某一年度的预计支出和预计收入以及拨款;后者控制建设项目和固定资产购置方面的支出。这两种预算的数据在会计系统中用来作为控制支出和组织收入的参照。

美国的法律也要求政府机构维持平衡预算,即财政收入等于或超过财政拨款;如果发生赤字,就要启动立法程序增加特别财政收入。

政府会计使用基金会计结构控制相关资源,共分为三个基金组——政府、所有者和信托。政府基金用来核算政府日常工作中所消耗的财务资源。所有者基金可以核算政府的商业性活动,比如政府所提供的公用事业服务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信托基金核算政府所掌管的托付给其他机构运作的资金,它不可以用于资助政府性项目,比如职工退休基金。以上每一类财务活动自成体系,其资产、负债和净资产账户自我平衡。

联邦和地方政府提供双重财务信息,既报告以完全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信息,也报告基金制下的以修正后的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信息。

与财务报表一起提交的资料还包括政府部门对财务状况和预算执行结果的讨论与分析,然后由专门的审计人员进行不完全公开的审查;此外,政府部门还提供反映政府财政活动概况的财务报表。关于财务执行情况的说明这部分内容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求公司提交的管理层讨论意见非常相似,其特点是客观和便于阅读,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已知的事实、决定或条件为基础的对政府财务活动所进行的分析。在讨论中要比较政府本年的财务状况和上一年度的财务状况,同时需要解释财务报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所反映出来的重大差异。

以完全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编制的财务报告反映政府提供某项服务发生的全部费用中多少费用由纳税人承担、多少费用由该政府服务的受益人自理。完全权责发生制财务报告类似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报告。只是政府的权益显示为净资产,而不是股东权益。其财务结果反映在政府的两份涵盖各个部门的报表中:(1)净资产报表;(2)业务报表。

净资产报表说明有关政府的整体情况,有助于报表的使用者对政府中期和长期业务问责方面的评估,其格式显示了资产减去负债等于净资产总额这一平衡式。资产和负债按照其流动性的强弱顺序排列,也就是说,最容易变现的资产排在最前面,最容易消耗现金的负债也是排在最前面。资产和负债也可以按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特征进行分类。政府的净资产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1)资本资产及累计折旧和债务。(2)受限制的净资产,即由政府之外的各方使用而施加限制条件的净资产。(3)不受限制的净资产。

业务报表反映政府每项职能或项目的净支出,从其格式就可直观地揭示纳税人在政府提供服务项目中的相对财政负担。这样的格式可以突出每个项目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消耗了政府的收入以及它的分项资金来源——收费、捐款或其他收入资助。

除了上述联邦政府的完全权责发生制的财务信息之外,地方政府还编制以基金为基础的修正后的权责发生制的财务报表。在修改后的权责发生制下,收入只有在可以衡量并且可用于该会计期间支出的资金来源时才被确认。支出在可以用货币衡量的相关负债发生时被确认,至于长期债务附带的未到期的利息,只要在法律上承认已拥有收取的权利,也可以确认为支出。

按照基金分类编制的财务报表,可用来评价政府的短期财政资金活动。大多数基金是由政府建立的以便限制该项资源严格地使用在计划规定的用途上,或者用以在短期内衡量特定活动的收入和支出。以基金为基础的财务报表中所反映的基金的收支是依据政府、所有者和信托这三类来划分的。根据修正后的权责发生制编制的基金式财务报表中的权益部分表现为基金余额,而在以完全的权责发生制编制的报表中则表现为净资产。

三个基金组都要求编制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报表和基金结余变化表。由于反映基金活动的财务报表以修正过的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因此需要编制调节表解释基金结余的净增减与反映政府职能的财务报表中净资产的变化之间的的差异。所有者基金组还要编制现金流量报表。与公司的现金流量表不同,政府的现金流量表采用直接法编制,并且分为四个类别:营运、非资本性融资、资本性融资和投资活动。

虽然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务核算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但是在有些方面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联邦政府机构要分季度核算采购商品和服务的资金分配,地方政府的会计核算中通常不包括这一内容。联邦政府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有责任建立和维护会计核算和管理系统,使之符合相关的会计原则和制度规定的要求。联邦政府会计除了提供财务管理所要求的信息以外,还要满足预算和其他法律规定所需要的信息资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联邦政府会计实行的是双轨制。一方面是一套自我平衡的目的在于为管理提供信息的所有者账户。另一方面是一套自我平衡的预算账户,目的在于确保现有预算资源的使用不超支或不出现过度负债,并配合预算报告的信息要求。

像地方政府一样,联邦政府的财务报告包括管理当局的讨论与分析,从而清晰而简明地说明报告实体的基本情况和职责、业务活动、项目和财务结果以及财务状况。联邦政府财务报表不像地方政府的财务报表有较强的规范性要求,因为联邦政府机构可以在财务报表的内容和形式的组织上有一定的灵活性。联邦政府的财务报告共有六个内容:资产负债表、净成本报表、净状况变动报表、预算资金报表、资金来源报表、控管活动报表。

三、重构我国预算会计体系的改革方向

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预算会计改革虽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推行,预算会计新旧体系的衔接与转轨过程中还存在若干问题,。为了使预算会计的核算方法和手段适应新的财政和社会经济环境,在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与理念的基础上,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一)建立独立的预算会计准则体系

一套完整的系统的预算会计准则是建立和完善我国预算会计规范体系的基本点。在制定预算会计准则时,应有相对独立的准则制定机构,致力于准则理论结构的建设和准则体系的设计等基础性和前瞻性工作。目前我国预算会计各组成部分相关制度或准则是由不同的机构发布而出台,这使得我国预算会计体系从起点上就缺乏应有的统一性。除此之外,我国实行的是若干个制度规范而不是依靠准则规范来指导会计实践。相比之下,美国则由统一的权威性的会计组织制定和发布关于公共部门的准则规范,用以指导和规范公共部门会计和报告,从而可以改进公共部门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比性。

(二)形成一套完善的政府会计信息体系

政府会计信息体系首先基于政府会计目标的确立,在将各级政府作为会计主体的前提下,引入全面受托责任的核算理念之后,按照政府会计目标的要求对现行的财务报告体系进行改革。可以在保留现行会计报表结构及其项目的基础上,增加现金流量表和必要的相关项目,完整地提供关于政府业绩、财务受托责任和各项资产、负债、收入、支出、现金流量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等信息,便于从财务的角度评价各级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公共财政的运行和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的追踪问责。

(三)建立资本保全制度和成本核算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预算会计中并不包括对资本化资产的折旧核算,也就不能准确地核算预算单位的净资产。虽然预算单位具有公益性的特征,但也面临着投资效益和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特别是对于提供准公共产品的单位引入权责发生制进行成本核算还是非常必要的。

监督定位论文 篇6

一、检务督察的职能定位

每一种监督的制约机制都存在不同的侧重点, 检务督察的着眼点, 主要在于案件的管理, 通过对所办案件的全程跟踪和其它部门在功能上的紧密衔接, 紧密地围绕监督检察权的运行来实现, 最终体现其核心的价值追求理念。

( 一) 检务督察的重点在于检察权的运行

检察权属于一种公权力, 必须进行全面和有效的监督。在司法实践活动中, 检察人员行使着检察权, 并掌握着法律所赋予的强制手段与裁量标准, 若不给予有效的制约与监督, 就非常有可能会出现检察权的滥用, 结果导致执法不公现象。诚然, 目前有许多监督制约机制也对于检察权的运行发挥了重要的制约作用, 可以因为监督主体众多, 并且各有各的侧重点, 如果不能对检察权力的运行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和系统化的监督与制约, 就会出现监督空档, 从而削弱监督的效果。因此, 检察机关要抓住行使检察权这个核心职能, 在检务督察中, 重点关注检察权的运行程序, 而不是仅仅积极地体现全能监督的角色, 还能使监督的效果强化。

( 二) 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是检务督察的目标

检务督察属于一种新型的监督制约机制, 其产生的原因基础, 就是现行的检察监督制约机制对于检察权的监督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所以, 其主要功能就是对于该类缺陷加以弥补, 从而保证检察权的正确行使的目的。最高检日前多提出的“纠正违法办案, 保证案件质量”, 其主要的核心思想, 也同样是为了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2]。所以, 在客观上, 就要求纪检监察部门积极开展廉政教育, 科学制定禁止性的规定, 警示所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 杜绝违法办案, 确保承办案件的质量, 仅仅围绕检察权的正确行来积极开展工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与自身的反腐力量, 重视事前预防与事后处理。

( 三) 检务督察的集中点在于督察执法行为

实践上看, 检察权的运行需要通过检察人员的具体执法行为来完成[3]。所以, 针对检察权的运行, 要想实行有效的监督, 就必须着眼于检察人员的具体执法行为。在内容上, 首先是针对检察执法程序的督察, 目前主要是通过检察机关的局域网, 在使用程序控制及流程管理软件的基础上, 加强针对检察执法程序的公开透明管理, 按照严格检察执法的程序实行督察; 其次是加强对检察执法行为的有效督察, 其范围主要包括侦查取证和采取强制措施以及出庭公诉等对各种对外执法方式, 还包括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依据等一些内部审查的行为; 最后是对于检察执法的质量进行督察, 通过制定全面科学严格的执法质量评价体系, 来保证在检察执法的每一个环节, 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较高质量要求, 都可以通过相应的督察机制进行有效的控制, 从而保障检务督察的执行力。

二、检察机关检务监督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 检察人员在纪检制度的执行上, 都能够按照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积极开展, 但是在严格执法等意识方面, 仍然存在很大不足, 检察机关和其工作人员的制度执行力度, 差强人意。主要表现为对于某些制度的合理性和操作性产生质疑, 消极执行; 要么就认为执行制度应当突出重点, 只要保证执行重要的制度即可, 结果忽视了制度执行的全面性, 造成追求工作的片面效果。此外, 目前检务监督中, 违纪行为有较大程度的存在, 结果严重地损害了影响检务督察的积极形象。同时, 还有的检务人员, 因为受到考核制度的影响, 在发现单位内部的违纪行为后, 为了实现本单位政绩, 通常仅对其违纪行为进行降格处理, 缺乏严厉的违纪处罚力度, 这也在无形中降低了检务监督的工作效率。

三、检务监督制度执行不力的发生原因

纵观检务监督制度的执行情况, 力度不够的主要原因, 就在于目前的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主要表现首先是督察的权威性不够。依据检务督察的制度规定, 一般所成立的检务督察委员会或者检务督察领导小组, 应当由检察院领导任组长和副组长, 通过轮流值班形式来开展日常的督察, 这在理论上, 能够促进和实现检务督察的自上而下实施, 但是在实践上, 检务督察的主要工作还是由监察室来完成, 督察在实际上却又是一种平行性监督, 这样, 督察人员所可以行使的责令纠正权和现场处置权等诸多权力的行使效果就可想而知。另外, 就是督察主体的执纪不严, 在具体的检务督察实践过程中, 很多督察人员往往是太重情面, 应当通报的不予通报, 应当纠正的没加纠正, 结果不但放纵了违纪行为, 还最终导致产生恶性循环的不良局面。最后, 是督察配套的机制缺位, 很少有其他相关的配套制约机制, 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根本无法发挥检务督察的应有作用。

四、强化检务督察, 提升制度执行力的有效路径

只有提升检务督察的执行力, 才能够有效规范执法行为, 真正维护公平和正义, 而制度执行力的强弱, 不但取决于执法者的自身素质, 更离不开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和制约, 具体说来, 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 一) 要狠抓检务督察工作的重点

检务督察往往涉及到检察业务与队伍建设等诸多方面, 可是由于目的前检务督察尚处在摸索阶段, 督察的力量仍比较薄弱, 工作经验相对不足, 所以应当找准突破口, 然后积极推进, 应当积极围绕目前检察机关的纪律作风等方面所存在的重点和突出的问题, 紧抓执法办案中的重点岗位和重点环节, 从较为容易的监督环节着手, 以重点问题为抓手, 积极开展各项检务督察活动, 把注重实效作为检务督察的重要工作目标。

( 二) 要树立检务督察的权威

首先需要在领导层面引起高度的重视, 这也直接关系到各项检务督察工作的权威和效率; 在检务督察人员的配备上, 要选用德高望重、作风正派和手段强硬的人员来肩负该项工作, 只有这样, 才能顺利和高效地开展各项督察工作; 同时, 还应加大检务督察的力度, 针对督察对象, 在违规违纪上, 坚持做到一视同仁, 需要处理的坚决处理, 严禁双重标准, 积极树立检务督察的权威。

( 三) 要加强检务督察的规范性

应当加强检务督查的调查研究工作, 不断地总结检务督查的经验, 积极完善督察的内容, 不断改进督察方式, 并积极明确各个环节的程序、内容和评价标准, 重视效果跟踪, 只有这样, 才能使各项检务督察工作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 从而真正实现检务监督执行力的提高。

摘要：检务督察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 确保检令畅通。检务督察的重点在于检察权的运行, 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是检务督察的目标, 检务督察的集中点在于督察执法行为。检务监督的执行力度不够的主要原因, 就在于目前的监督制约机制存在明显的缺陷。要强化检务督察, 提升制度执行力, 就要狠抓检务督察工作的重点, 要树立检务督察的权威, 并加强检务督察的规范性。

关键词：检务监督,检务督察,职能定位,执行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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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定位论文 篇7

一、民办高校的资金筹措

资金是民办高校的重要办学资源, 是民办高校开办与保持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如何合法筹措办学资金体现了办学者的责任和能力, 受到政府、举办者、学生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尽管民办高等教育在规模上有了喜人的发展, 但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便是资金不足, 主要表现在民办高校筹资渠道不畅。目前民办高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学费, 占比近80%。而公办学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在银行借贷方面, 公办高校享有政府的贴息贷款, 而民办高校却没有, 不仅没有, 还明确规定民办高校的财产不能抵押, 使得民办高校与产权相关的各种融资渠道都被封上了。在财政资助方面, 我国80%左右的民办高校根本没有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 即使是得到政府财政支持的学校, 其所获得的经费也是极少的。在民办事业单位定性下, 民办高校的资金筹集应得到政府、银行、企业及个人的资助, 依法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

其一, 政府财政资助。政府适当资助民办高校, 体现了教育的公平和公正。民办高校属社会公益性事业, 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 缓解了政府教育经费不足的压力。政府应加强对民办高校的经费支持和政策扶持。政府财政对民办高校的资助可分为直接和间接途径两个方面。直接方面, 在民办事业单位定性下, 民办高校可以享受财政的奖励性建设拨款, 项目建设专项资金补助, 教师养老保险补助, 以及按招生或毕业学生人数给予一定的补助等。间接方面, 可以提供税收优惠和向学生提供奖助学金, 让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样享有营业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方面的优惠。

其二, 银行信贷资助。《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 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虽然法律有此规定, 但也仅仅是鼓励金融机构。实际上, 一些商业银行从自身利益和风险出发, 拒绝为民办高校提供贷款。即使部分高校得到了银行的贷款, 也是付出高额代价得来的。针对这个问题, 政府应制定政策, 允许民办高校以资产做抵押取得贷款, 或让其享受公办高校待遇, 直接进行信用贷款, 给予利息优惠。政府应为民办高校获得世界银行或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提供帮助。民办高校的学生也应享受国家助学贷款, 目前虽然国家为民办高校制定了助学贷款政策, 但很多省市教育部门及金融机构都拒绝为民办高校学生提供助学贷款, 致使民办高校的贫困学生难以完成学业, 一些民办高校也因学生欠缴学费而难以为继。同时民办高校也可采取多种形式与企业、与境外合作办学, 向公众募集资金等形式进行融资, 以获得更多的办学资金。

其三, 社会资助。目前, 我国民办高校接受社会资助部分非常少, 根本无法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 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情和政策决定的。我国税法规定, 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 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种税前扣除额的比例限制不利于社会向民办高校捐款, 税法应取消这种限制, 规定不论个人还是企业或组织向民办高校捐赠都可全额抵免所得税, 以引导更多的捐赠资金流向民办学校。另外, 我国目前没有征收遗产税, 有钱人一般都把财富留给后人, 不需付出任何代价, 但如果我国也像美国一样, 征收高额的遗产税, 这样做慈善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他们既得到了慈善家的称号, 又不需要付出高额的遗产税, 民办高校也因此可获得资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 民办高校利用境外资金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渠道, 既可以筹到办学所需的资金, 还可与国外教育集团或国外大学联合办学, 把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渗透到我国民办高校中去。

二、民办高校的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是民办高校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控住预算管住钱, 就控住了学校的所有经济活动。民办高校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就必须在董事会下设立预算管理委员会, 切实加强预算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经过批准的预算应该成为全校经济工作的“指挥棒”, 必须按管理层次将组织收入、控制支出的权利和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 各司其职。

由于现在民办高校被定位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财务管理, 同时又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制定财务制度。但民办高校与事业单位不同, 事业单位是国家全额拨款或差额拨款的财政资助单位, 其资金预算受国家控制。基于民办事业单位的民办高校得到国家财政资助部分较少, 即使达到国际平均水平也仅为10%。因此, 民办高校的财务预算既不同于事业单位, 也不同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高校的预算管理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预算管理最大的区别在于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内容上, 民办高校的收入预算由政府财政补助收入、学费收入、其他服务收入组成。预算收入中学费收入占很大比例, 民办高校应根据招生就业情况预算学费收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 民办高校可以根据教师人数预算财政工资补助收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预算收入只有经营收入和其他服务收入。

民办高校预算管理应该按年度编制预算, 必须在预算年度开始前, 参考以前年度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预算年度事业发展计划和任务与财力可能, 以及年度收支增减因素进行编制。民办高校编制预算必须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总原则。收入预算坚持积极稳妥原则;支出预算坚持统筹兼顾、保证重点、勤俭节约等原则。预算经董事会或理事会批准后, 由校长负责组织财务处 (室) 实施, 校内各部门具体执行, 非经规定程序不得改变。预算年度内, 若遇国家政策或事业计划有较大调整, 对收支预算影响较大, 应报请学校董事会或理事会调整预算。预算管理要加强考核与激励措施。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让预算流于形式。预算编制只是预算管理的第一步, 重点是如何执行预算和控制预算。对预算执行情况及时反馈, 并根据反馈的结果进行激励。

三、民办高校的会计核算

基于民办事业单位定位的民办高校会计制度不同于公办高校的会计制度, 也不同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会计制度, 要充分体现“民办”及“公益性”的特点。目前, 民办高校有的实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有的实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有的实行企业会计制度, 有的将事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制度结合起来运用, 甚至有的自立一套会计制度。由于会计核算制度长期处于缺位状态, 造成民办高校现行的财务管理体系混乱、不完整, 财务信息失真、会计基础工作不够规范、内部控制制度不严等现象, 影响到民办高校的顺利发展。2004年8月18日, 财政部发布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财会[2004]7号) , 该制度的颁布实施从理论上结束了民办高校没有统一的会计制度的问题, 解决了民办高校适用会计规范问题。但该会计制度只适应于非营利组织, 将不适用于民办事业单位定性的民办高校。民办高校在制定会计核算制度时, 既要考虑投资人的积极性, 又要考虑教育事业育人为本的原则, 不仅要注重投资效益, 还要注重社会效益。民办高校应借鉴2006年我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高等学校会计制度 (试行)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运用现代会计理论与方法, 建立与民办事业性质相适应的会计管理体制和会计核算模式。

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 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高等学校会计制度》 (征求意见稿) 提出高校采用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因此, 民办高校也适宜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其会计核算的基本会计假设和会计核算原则可参考我国会计基本准则规定。在民办事业单位定性下, 民办高校会计制度与其他会计制度最大的区别应在会计科目的设置和会计报表内容上。

其一, 民办高校会计科目。民办高校因其没有财政拨款, 基本靠学费收入运转, 需要核算教育成本, 并考虑举办者的成本回收或者合理回报, 因而不能完全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会计核算。同时民办高校是“民办的”、“公益性”的事业单位, 不同于企业, 不是盈利组织, 办学的目的不是赚钱。因此, 也不能完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民办高校会计核算内容可分为五大类:资产类、负债类、权益类、收入费用类和结余类。在会计科目设置中, 由于民办高校需要核算成本, 因而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无形资产进行摊销。民办高校有暂时闲置不用的资金, 可购买风险较小的债券, 因而设置了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民办高校也可收购兼并其他公办学校或民办学校, 增设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因民办高校的事业性质, 保留了基金类科目, 如事业基金、专用基金、发展基金、奖励基金等。由于民办高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 但在办学过程中, 要考虑出资者的投资回报, 设置了事业结余、经营结余、其他结余和结余分配科目。具体会计科目的设置见表1。在此基础上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 就费用类科目可增设一些二级科目。

其二, 民办高校财务报告。民办高校应当定期向出资人、捐赠人、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及家长等信息使用者提供财务状况、业务活动及现金流量等财务信息, 以全面反映学校对教育资金的使用情况和教育职能的履行情况。民办高校财务会计报告是指根据日常会计资料, 按照一定的格式和会计处理程序编制的反映民办高校财务状况、收支情况和权益变动情况等会计信息的总结性书面文件, 是民办高校会计核算工作的最终成果。会计报表按照所反映的经济内容, 分为资产负债表、教育事业支出表和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是反映民办高校在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的报表。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应当按会计要素的类别, 分别列示;按照会计报表指标所体现的状态, 分为静态会计报表和动态会计报表, 前者如资产负债表, 后者如教育事业支出表和现金流量表;按照会计报表的报送对象, 分为对外会计报表和对内会计报表, 对外会计报表应由会计报表和文字报告两部分组成。资产负债表、教育事业支出表和现金流量表均属对外会计报表, 文字报告包括可以用货币计量的经济信息和非货币化的非经济信息。民办高校根据管理需要编制的预算执行情况表、教育成本明细表等属于内部会计报表。按照会计报表的编制时间, 分为月度会计报表、季度会计报表和年度会计报表。民办学校在提供会计报表外, 还要进行完善的信息披露, 提高财务收支透明度。良好的财务收支透明度要求民办学校应当像企业那样, 每年定期编制财务报告、定期披露信息。民办高校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必须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进行审计, 并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及审计后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四、民办高校的财务监督

财务监督是民办高校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民办高校的财务监督, 有助于确保民办高校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规, 建立健全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民办高校的财务监督不同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财务监督包括会计监督、内部审计和外部监督。外部监督主要是审批部门的监督, 如从事卫生医疗事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受卫生局的监督, 从事文化娱乐活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受文化局的监督。政府财政部门对民办非企业单位没有财政资助, 一般直接实施监督。但民办高校作为民办事业单位接受政府财政资助越来越多, 也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 加上办学的社会特点, 政府和社会必须加强对民办高校资金的监督管理, 包括国家的财政、税务、审计监督, 社会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和媒体的社会监督及内部审计监督。教育管理部门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对民办高校进行检查, 可以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对民办高校进行年报审计, 特别要对大额资金流向进行监督, 防止将办学资金用于非教育事项。财政部门要对财政资助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管理, 防止挪用;要重视社会公众、学生和媒体对民办高校的监督, 使学校的投融资活动围绕教育服务。

民办高校的内部财务监督主要通过民办高校的治理结构、内部会计控制监督、内部审计监督等形式, 实现对民办高校的财务收支、经营管理活动及其经济效益进行监督。财务人员有权按《会计法》及其他有关规定行使财务监督权。对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行为, 有权提出意见并向教育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民办高校应定期向董事会或理事会报告学校财务状况及运行情况, 接受董事会或理事会的财务监督。

应规范民办高校财务监督制度。包括:财务监督的原则、监督的主体与客体、监督的主要方式与内容、监督结果的处理, 民办高校参与经营性活动的范围, 民办高校的资产与变更制度, 民办高校运行管理中重大事项的财务处理原则, 财务人员的法律责任, 监督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民办高校应遵循合法性、客观公正性、多元性、成本效益和持久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及有效性等财务监督原则, 使财务监督贯穿民办高校财务管理的整个过程, 既要进行事前监督, 也要进行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

参考文献

监督定位论文 篇8

一、减刑假释案件采用公开庭审的优点

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制度是最高法院提出的减刑工作改革任务之一, 意图通过在公开开庭审理分析罪犯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执行中的悔改表现, 并当庭决定或适用不同的减刑条件和减刑幅度。这项改革既需要执行机关、检察机关的支持与配合, 也需要服刑人员的理解与接受。这就需要通过减刑公开审理程序来传递, 让被提请减刑的罪犯和其他旁听罪犯看得见, 摸得着, 听得懂。减刑假释案件采用公开庭审的优点有:

1. 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审判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基础。司法不公开, 就会在司法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隔膜。在减刑、假释案件的公开庭审后, 检察机关驻监检察人员通过与服刑人员及其家属谈话, 了解到他们也认为这种公开、公正、透明的审理方式效果好, 为服刑人员正常回归社会创造条件, 充分体现公正司法的理念, 扩大了相关公众的司法参与度, 给社会各方面监督提供方便, 让减刑假释在阳光下运行。

2. 保障罪犯参与。

当事人参与是近代司法确立的一项法制原则, 目的是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在减刑、假释案件中, 被提请减刑、假释的服刑人员通过参与开庭, 陈述自己的观点, 对相关问题进行辩解, 表达对自己有利的意见, 使他们的陈述权、辩护权和表达权等得到进一步的保障。也让服刑人员更加深入了解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 参加过庭审的服刑人员都说这种公开开庭审理减刑的方式好, 减少了服刑人员的猜疑, 维护了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形象, 对罪犯改造的影响是积极的。”

3. 开展法制教育。

检察机关派驻监狱的检察室把减刑、假释公开审理与法制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听取被提请减刑、假释罪犯对犯罪的认识和人生的悔悟, 通过依法、依理、依情适当减刑、依法假释, 最大限度地激发被提请减刑、假释罪犯和其他旁听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在减刑开庭审理中, 服刑人员不仅参加了旁听, 有的还作为证人参与了庭审听证, 增加了减刑案件审理的透明度, 教育效果十分明显, 例如某些通过庭审获得减刑的服刑人员十分感动, 流着泪说:“检察院和法院人性化的减刑让我和狱友感受到了公平和公正, 我们有信心好好改造, 争取早一天出狱!”

二、减刑、假释工作公开庭审碰到的新问题

1. 公开庭审内容侧重于改造成绩而忽略罪犯的其他表现。

目前的公开庭审重在罪犯的服刑改造成绩能否达到减刑假释的标准, 从而忽略对罪犯改造表现思想改造, 因为罪犯的服刑改造表现已被司法部的计分考核细则所分解量化包括嘉奖、表扬、积极分子、记功, 只要罪犯在监狱改造期间获得一定数量的嘉奖、表扬就可以获得减刑的资格。所以在公开庭审中, 执行机关、罪犯和证人等三个主要庭审程序, 侧重于对嘉奖、表扬等奖励是否达到减刑所必需的次数, 罪犯所获的积极分子、记功是否真实, 而忽略对罪犯改造表现思想改造、劳动改造、认罪守纪、教育改造、卫生礼貌等方面, 这公开庭审的法制教育作用被弱化。

2. 公开庭审过程流于形式。

减刑、假释公开庭审是一项十分特殊的工作, 特殊在庭审场所设在监狱内部, 庭审对象是监狱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 而监狱与罪犯、监区干警与服刑人员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特殊、场所特定的环境中, 无论是被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 还是在公开庭审上作证的其他罪犯, 都很难提出一些与减刑、假释建议不同的意见。而且, 由于大多数罪犯的文化程度低, 表达能力差, 口头陈述和作证发言往往只有几句话, 很少能够说明和证明减刑、假释的全部条件。有时, 为了追求听证效果, 不得不事先做一些准备工作。如指导被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书写陈述材料, 指定同监区其他罪犯在听证会上作证, 并指导其书写证言材料。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法院在听证会上听到的只能是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陈述和证言, 公开庭审有演戏走过场的性质。

3. 同步监督尚不到位。

公开庭审是与书面审理完全不同的审理模式。司法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公开听证, 便于人民法院接受专门机关的有效法律监督, 提高案件质量。但现有听证程序中, 检察机关偏重于监督公开庭审程序, 对减刑证据、条件和幅度的监督没有反映出来, 监督范围还不够全面。

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 影响着司法人员公开庭审的积极性, 制约着听证工作的科学发展, 阻碍着司法公开的贯彻落实。

三、公开庭审中检察机关如何扮演好监督角色

在实行公开庭审之后, 检察机关在庭审监督中如何扮演好监督角色, 避免检察监督工作流于形式是很关键的问题。笔者认为, 为了完善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方式, 提升刑罚执行变更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检察机关应做好下面关键问题:

1. 明确出庭检察人员在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庭审中的职责。

与刑事一、二审程序相比, 出庭检察员对减刑、假释案件庭审活动的监督有着自身的特点, 即庭审时的监督只是形式监督, 而对于庭前的实质性审查监督更为重要。一般说来, 出庭检察员对执行机关出庭人员出示的证据材料, 如记功、奖励及被评为服刑积极分子情况, 是否经过审批, 形式上是否合法, 与建议书中所列情形是否一致, 进行审查监督。至于立功、奖励及服刑积极分子的奖评是否真实、合法, 则是庭审监督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2. 对庭审上的减刑、假释材料作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

笔者认为, 合议庭对执行机关提供的减刑、假释材料, 无论是采用书面审理或是开庭审理, 也只能进行形式审查, 对材料内容形成过程是否真实、合法, 是很难了解的。为保证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检察机关驻监部门必须加大庭前监督力度, 积极参与执行机关平时对罪犯考核的日常监督, 确保对罪犯每一次奖罚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真审核执行机关报送的减刑假释材料, 根据罪犯的服刑档案, 仔细核对罪犯的减刑经历及奖罚次数, 是否符合报送条件, 确认无误后才能批准执行机关将材料报送到法院申请减刑、假释。

3. 如何对庭审的审判结果进行事后监督。

出庭检察员除对庭审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外, 还应进一步加强对合议庭审判结果进行监督, 主要应做好两个方面工作:一是结合庭审材料审查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书, 确认裁定结论是否正确;二是通过驻监检察部门, 及时回访被减刑、假释人员及执行机关, 认真听取他们对裁定结论的意见。如果发现有误, 依法提出检察意见。

四、在公开庭审中检察机关应创新对减假保的诉讼监督方式

现阶段人民检察院可以探索实行两种法律监督模式。一种是继续对书面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实行事后监督, 后一种是探索对公开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同步监督, 以增强监督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减少司法的运行成本。检察机关的监所部门要继续抓住减刑假释公开庭审方式改革探索的契机, 加大改革力度, 努力使该项工作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1. 建立健全机制, 制定公开开庭审理细则。

在原来总结的基础上, 检察机关与法院、监狱探讨起草制定《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细则》, 明确各出庭司法人员的职责任务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 适用审理案件的种类范围、庭前证据的收集与审查、庭审的程序和要求等, 使该项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 体现公平公开, 防止走过场。

2. 建立事前审查、事中参与、事后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方式。

一是强化事前监督, 认真开展开庭前的审查和调查。认真开展开庭前的审查和调查, 对减刑、假释意见书进行全面审查, 重点审查被提请减刑的罪犯是否曾经减刑、减刑间隔时间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已经执行的刑期是否过半等硬性条件。二是加强事中监督。检察人员通过当庭询问、质证来确认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人员的条件是否具备, 减刑、假释意见书所列立功或受表扬的事实是否存在、相关证据是否真实有效, 充分保障服刑人员的陈述权和辩解权。三是做好事后监督。由于减刑、假释案件涉及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较多, 在庭审中有时认识不能统一, 抓好对减刑、假释案件事后监督, 更有利于保证办案质量, 促进监督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对裁定书审查存在疑问、服刑人员提出异议的, 要给予充分重视, 及时了解个中原因, 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 确保检察监督有实效。

3. 加强出庭人员素质培训。

检察机关要重视出庭人员的思想教育和职业素养的培养, 防止检察人员违法违纪徇私情。减刑、假释案件涉及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较多, 要定时组织开展学习, 加强业务指导和岗位练兵, 对已经开庭审理的案件进行回顾和总结。

摘要：2010年2月,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意见。这种阳光化的减刑模式是对今后中国减刑程序规范化建设的一个积极尝试, 也是检察机关如何在庭审中发挥监督作用的一个有益探索。为进一步增强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度,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检察机关将紧紧抓住审判公开和同步监督两个环节, 在法院大力推行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制度的背景下, 深入探索在公开审理中检察机关如何定位监督角色及进行法律监督。

关键词：减刑,假释,公开庭审,检察机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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