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经济

广东经济（通用12篇）

广东经济 篇1

1 粤GDP超万亿美元

广东省发改委近日披露,预计2013年广东GDP增长8.5%,成为全国首个超6万亿元人民币的省份,也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

2012年广东省GDP约为5.7万亿人民币,按8.5%的增速计算,2013年广东省GDP将达到6.23万亿元,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超6万亿元的省份。按照最新汇率1元人民币=0.1651美元计算,广东2013年GDP可达到1.02万亿美元。

根据世行关于全球2012年GDP总量的统计数据,全球GDP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共有15个,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广东省GDP可排在第14位的墨西哥(1.18万亿美元)和第15位的韩国(1.13万亿美元)之后,排在第16位的印度尼西亚(0.88万亿美元)、第17位的土耳其(0.79万亿美元)以及荷兰、沙特、瑞士等国之前。

按照韩国的GDP增长目标为3.0%计算,广东省GDP总量或于两三年内超过韩国。

2 粤港澳自贸区

全称为“粤港澳自由贸易园区”。9月,自贸区初步方案成形,经过商务部调研组的评估后,于12月中旬报送国务院进行审批。自贸区的范围包括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以及白云空港区域,锁定粤港澳合作。自贸区功能定位分别是:积极扩大服务业对港澳开放、探索建设现代金融服务创新区、发展新型国际贸易方式、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打造CEPA升级版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升级版。

预计通过3-5年的努力,自贸园区将建设成为服务贸易基本自由、投资贸易便利、营商环境与国际接轨、监管模式灵活高效、行政与法制透明规范的与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和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实验区。

3 绿色广东

广东作为全国“十二五”节能减碳约束性指标最高的省份,继2012年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后,预计2013年全省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4.53%,“十二五”前三年累计下降14.7%,超额完成进度目标。

“绿色广东”不仅倡导绿色生活的美好理念,而且还是发展绿色经济、实现广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要求。据悉,广东已经全面启动绿色外经贸行动计划,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绿色外经贸体系,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4 转型升级

2008年以来,广东秉承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实施开展调结构、促转型、强创新的政策,取得良好效果。目前,广东产业结构适度重型化和高级化趋势明显,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等发展加快。如佛山一汽大众30万辆轿车项目建成投产;湛江钢铁基地、中委合资炼油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正在推进;深圳下一代互联网、惠州云计算智能终端等两个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获批为全国首批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等。

预计2013年,广东服务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资源配置更加优化,落后生产力将进一步淘汰。全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1.2%,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57.8%;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48%和24%。

5 粤东西北大会战

2013年,广东在“产业、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基础上,强力推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提出“以交通建设外通内连、产业园区扩能增效和中心城区扩容提质”为主要的“三抓手”,推动全省各市人均生产总值在2020年前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由于粤东西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均高于全省和珠三角增速,预计全年整体GDP增长10.5%,比全省高2个百分点。粤东西北的努力崛起,为珠三角拓展了经济腹地,使“腾笼换鸟”后获得空间资源的珠三角后劲更足。广东省统计局称,因为珠三角转型升级速度加快,广东的产业结构有望从工业主导的“二、三、一”格局,调整为服务业主导的“三、二、一”格局。

6 电商交易居首位

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着力强化电子商务基础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突出提升研发创新能力,不断加强推广应用。2012年8月以来,广东组织实施“广货网上行”活动,大力培育电子商务平台,推动传统企业上网触电,取得显著成效和良好社会反馈。2013年,全省电子商务交易额、网络购物额等稳居全国首位,并涌现出腾讯电商、唯品会、环球市场等一大批知名电商企业。

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快全省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广东经济 篇2

“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评选”是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连续第十年主办的。此前九届已有美的集团何享健、腾讯公司马化腾、招商银行马蔚华、万科王石、网易丁磊、玖龙纸业张茵等一大批引领广东经济发展的著名企业家入选。十大经济风云人物的评选活动是广东省最高规格、权威和公益的评选，已成为有全国影响的著名活动品牌。

2013年(第十届)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简介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董建岳

UC优视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俞永福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梁昭贤

番禺珠江钢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昌

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广源

佛山市集成金融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张铁伟

深圳市嘉兰图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丁长胜

佛山爱斯达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樊友斌

广州酷漫居动漫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杨涛

2012年(第九届)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简介

梁光伟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白志中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

陈少群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东文 创维集团 总裁

张水鉴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裁

官金仙 广东南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启超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曾展晖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李连柱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 生 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国皮革协会市场流通专业委员会长林俊获得了本届经济风云人物的特别奖——“产业升级贡献奖”。

2011年(第八届)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简介

广东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万年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梁耀铭

广东省汽车运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伟

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谢勇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边程

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 黄建平

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松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陆志峰

联合网络通信公司广东省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乔建葆

特别奖项工业设计协会

2007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的经济人士是：欧广、刘绍勇、蔡高声、刘绍喜、许家印、苏志刚、余子权、张房有、郑南雁、郑炳旭。

2006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简介

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方贵权

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

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进明

广州好迪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家武

广州医药集团董事副总经理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楚源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徐龙

创维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张学斌

阳江十八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积回

广东省工商联化妆用品制造业商会会长

广东省美容美发化妆品行业协会会长马娅

广州欧派橱柜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姚良松

2005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简介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明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凯旋

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丹

深圳金威啤酒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叶旭全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李锦芬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明珠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忠 广东威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华

广东志高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浩荣膺 2004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简介

李东生 TCL集团总裁

翟美卿 香江集团总裁

何享健 美的集团首席执行官

曾庆洪 广州本田执行副总经理

马蔚华 招商银行行长

罗东元 韶钢集团高级技师 知识型工人郭山辉 台升集团总裁

马化腾 腾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朱小灵 广东省交通集团总经理

CEPA是否会冲击广东经济 篇3

如何应对CEPA，广东省的态度很有代表性。最初，广东省的态度不大支持，现在变成了最积极争取实施CEPA的省。当初CEPA还没有详细内容时，他们担心港货“零关税”进入内地会冲击他们的工业基础；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市场会抢走本地人的投资机会。后来研究了CEPA的内容后，不但消除了以上疑虑，而且认为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契机。

CEPA精神是共同创富

CEPA的精神是共同创造财富，而不是互抢财富。CEPA的签署，将会促进大珠三角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服务流“五流”的发展，使其在区域内畅通无阻，香港无论在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不会对广东造成冲击。

从制造业来看，香港的人工成本比珠三角内人工最高的地方都要高5到6倍，因此香港制造业的重点将会放在高附加值的产品上，这些正是内地所欠缺的。以往需要从日本、欧美进口，今后从香港进口，不仅关税不用了，而且运费也大大减少，这对广东是非常有利的，更不会说构成威胁。大珠三角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基地，不应该再是简单的“前店后厂”或者“前厂后店”模式，而是一个区域经济的概念，如何提高这个制造业基地的层次，CEPA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粤港人才各有所长

服务业方面，广东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40％，香港则占GDP86％，说明广东的服务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如制造业一样，由于地域，人工等因素，香港的服务业同样也是针对高附加值的行业，而这些也是目前广东的弱项，如物业管理业广东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香港在这方面有优势，引入广东后可以大大提高其层次。而且市场的蛋糕是会越做越大的，并不会增加了香港的份额就减少广东的份额，所以说香港服务业不会挤压广东。

从人才的角度看，香港的人才和内地的人才是各有所长，是可以互补的，技术人才内地占优，服务业人才香港较强。CEPA后，内地开放17个领域的人才，可以引入许多高素质的香港人才为内地服务，提升内地人才的层次，对于内地来说也是“入世”后一个很好的适应期和促进期。一个地方人才资源是否丰富，主要是看该地方是否有机会，有机会自然就有人才涌进来，这些人才聚集又会创造机会。

凸显区域经济概念

至于CEPA签署后，如何利用其框架突出优势，两地专家认为关键是看企业。相信在今后的一年半载，不论是香港企业、内地的国企、民企都会在摸索，寻求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如内地企业可能会考虑到香港收购公司，以符合香港生产的要求。至于有些人担心在珠三角的工厂是否会回流到香港，目前港商普遍反映这样根本不符合经济效益。

创造广东开放经济新优势 篇4

推进粤港澳一体化, 提升出口新优势

推进区域分工与合作, 不断提升一体化的水平。首先, 要明确区域分工和发展定位, 通过优势互补, 形成合理的产业成长次序, 避免区域资源错配, 防止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广东新一轮区域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合理区域分工问题。目前, 区域结构同质化倾向比较突出, 竞争面在扩大, 增加了未来发展的结构性成本。为此, 要制定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强化产业政策约束。

其次, 加强区域深度合作, 促进一体发展。进行区域整体规划, 按一体发展要求整合资源、优化结构, 着力推动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基础施设一体化、交通一体化、物流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社会建设一体化, 加快体制对接和机制衔接。要选择在一些重点合作区域或功能区率先推进一体化。同时, 要围绕功能区发展、按区域经济发展要求, 比照上海浦东开发区、天津滨海新区划调整, 重新进行区划再组织, 确定功能区效用最大化边界。

再次, 在开放中实现“两个提升”。必须明确广东“两个提升”不可能建立在原有产业基础上, 必须通过扩大开放, 在跨境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为此, 一要更大力度地推进一般加工制造业有序转移, 采取定向、定点、定位转移方式进行产业空间置换, 实现低成本结构调整。二是更加主动地承接先进产业转移, 尤其是服务外包转移, 以增量优化存量。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出口竞争力

大力推进广东制造业优势与香港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等优势结合, 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一, 促进实体制造与虚拟制造相结合, 在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数字制造, 加强制造业控制系统电子化, 由大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虚拟制造是全球信息技术推动下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大趋势, 许多大型设备制造的设计、生产和总装的控制系统全部电子化, 生产企业广泛运用三维模拟技术, 实现研发人员与计算机同步互动, 大大提高了生产技术化水平和经济技术效益。

第二, 由生产制造向生产服务转变, 以提高制造业的获利能力。由于制造业总体上呈利润递减趋势, 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呈利润递增趋势。为此, 跨国公司将竞争重点从生产制造向生产服务转变, 重点加强研发、设计、物流、信息服务、服务外包和产业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 促进产品制造向客户服务延伸, 加强产品的售后服务并建立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我国生产制造企业也要从简单提供产品向提供生产服务转变, 包括提供方案设计、系统成套供货、备件零库存、融资服务、工程总包、项目管理及耗材等系列服务。同时, 还要利用信息手段, 开办远程故障诊断中心、远程检测中心, 提供远程在线技术服务。

第三, 由封闭技术研究向全球化合作研究转变, 实现研发资源优化整合与优势互补。提高了新技术的生命周期, 降低了研发风险, 加快了研发成果的转化速度。同时, 研发中心也开始向生产基地转移。

第四, 由传统粗放制造向绿色制造转变, 突出节能环保效益。目前, 低碳经济成为主导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我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这意味着在今后发展中必须以低碳为目标,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从产品研发、工艺设计、材料选择、生产制造、用户需求及产品使用功能等都要达到低碳要求。

第五, 由标准制造向制造标准转变, 占领产业链的高端。标准制造是产业国际化的基本要求, 也是制造业成熟的标志。但是, 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 还必须要掌握产业标准的话语权, 这样才能掌握竞争主动权。我国制造业虽然已形成规模优势, 在国际标准分类中的22个大类中, 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有7个大类名列第一、15个大类名列第三。但由于我国制造业经济创造力较低、制造业整体附加值不高, 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2007年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1.3万亿美元, 占全球制造业的13.2%。但制造业增加值率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在全球1.6万多项国际标准中, 99%以上是由外国机构制定的。

积极走出去, 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

一是以走出去带动出口增长。鼓励各类企业走出去, 到海外争取更多的能源和资源勘探权、开发权, 通过增加海外投资, 带动相关开发设备和技术劳务出口。同时, 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办厂, 发展加工贸易, 带动国内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

二是拓展国际营销渠道, 通过境外经贸合作区、自由贸易协定、对外投资等多种渠道, 带动营销渠道建设。

三是与融资贷款方式相配合, 通过有计划地对外提供融资贷款, 带动我国公司承建项目以输出过剩产能, 也可以增加买方信贷, 扩大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四是优化出口结构, 创造出口需求。一方面在稳定欧美市场的同时, 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另一方面积极调整出口产品结构, 进一步开发和创造出口需求。

五是产业链协同, 通过贸易企业、生产企业、金融机构和科研机构结成协同关系, 共同开辟国际市场, 增强谈判能力和出口竞争力。

优化出口产业结构, 强化出口产业支撑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调查报告 篇5

其中关于人口与人力资源发展的报告，揭示了广东人口数量增长、家庭结构、人口老龄化态势、人口受教育程度及人口流动特点，并对广东人口政策给出了建议。

人口红利转折点

出现在

广东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20全省常住人口总量预计达到1.09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周仲高认为，广东人口发展已步入“转型关键期”，以迁移为主的人口增长模式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为什么说步入转型关键期? 周仲高给出三个原因：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以及经济转型期对于劳动力的新要求。

根据广东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广东省人口红利的转折拐点出现在20。广东人口总抚养比(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的46.64%逐年下降至年的.31.8%，之后开始快速上升，表明人口总负担逐年加重。

与此同时，在经济下行条件下，庞大的就业压力将日益突出。数据显示，2016年，广东仍有8300万左右的劳动力(15-64周岁)，但以创新型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将对人力资源的‘提质’要求越来越迫切。

建议：延迟退休 放开生育 改革职教

周仲高表示，目前广东人口发展主要面对结构、质量及数量三大挑战。针对这三大挑战，他提出了建议。

周仲高认为，在广东，延缓人口老化有三个方向可以同时发力。“一是延迟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应。二是有序放开生育政策，增加未来劳动力供应。三是吸引外省年轻人口进入，增加当期劳动力供应。”

为应对劳动力质量与经济转型不匹配的问题，“应该全面改革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形成覆盖劳动力生命周期的完整培训体系，改变当前教育偏重学术、培训偏于低端的现状，尽快形成适宜于社会需求的分层次、专业性、行业性的劳动力培训与提升计划。”

广东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篇6

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差距不断缩小。随着“双转移”策略的深入推进和粤东西北产业发展新格局“落子”的逐步到位，粤东西北地区发展快于全省水平，地区差距扩大趋势有所抑制。2012年，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GDP达到47779.56亿元，增长8.1%，占全省总量的79.1%。粤东、粤西和粤北GDP分别为4138.87亿元、4683.43亿元和3821.81亿元，增长10.2%、10.0%和8.6%，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珠三角占全省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下降，可见珠三角地区加快对粤东西北地区的辐射，区域经济两极分化趋势得到抑制。2012年，珠三角人均GDP达84355元，增长7.5%。粤东西北地区人均GDP明显增加，分别为24315元、30271元和23467元，增长9.6%、8.9%和7.8%。四大区域人均GDP最高与最低比为3.59∶1，与2005年的4.56∶1相比，差距明显缩窄。

调结构力度加大，产业结构继续升级。2012年，广东三次产业结构为5.0∶48.5∶46.5，第三产业比重比2011年提高1.2个百分点。各区域三次产业结构比均呈上升趋势，反映产业升级水平的结构层次系数较上年提高。

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继续增强。2012年，内需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8.2%，外需贡献率为1.8%。经济发展倚重内需特征明显，消费需求保持稳定。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2677.11亿元，增长12.0%。其中珠三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最快，达13.6%，粤北增长11.9%，粤东和粤北分别增长4.2%和9.2%。

区域经济应平衡发展

区域平衡发展仍有空间。全省各市地区发展差异系数居高不下，2012年按21个市计算达0.6359，高于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份。此外区域经济发展呈“哑铃型”（地区发展水平分布呈两头大趋势）变化。2012年，21个市人均GDP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0%以下的有8个，比2000年多3个；处于中游的地市，即人均GDP在全省平均水平上下25%区间的市，2012年只有3个。

产业内外结构尚待提高。2012年，根据39个工业大类行业的增加值计算结构相似系数，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之间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6463，可见区域间产业差异不明显。同时，区域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珠三角人均GDP已超过13000美元，三产比重只有51.7%。珠三角9市中只有广州、深圳、东莞三产比重高于二产；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各市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平均为0.6232，区域分工合作不明显，产业结构雷同，对粤东西北辐射的能力非常有限。粤东西北地区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但产业层次总体水平不高，三产占比仅39.2%，比二产低6.5个百分点。

粤东西北地区科技发展相对滞后。2012年，从经费和人员投入来看，占全省GDP近20%的粤东西北地区R&D经费投入、R&D人员投入占全省的比重不到一成，而珠三角地区R&D经费投入、R&D人员占全省的比重超过九成。

（作者单位：广东省统计局）

编辑：张雪威 / 邮箱：zxw@bjstats.gov.cn

海外并购推动广东经济转型 篇7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会长陈善如主持编著的《广东对外投资新机遇——海外并购》(简称《海外并购》)是一本针对海外投资、企业并购、跨国并购进行全面系统剖析的好书,全书条块清晰、数据精准、避虚务实、案例生动、通俗易懂,特别具前瞻性和参考学习的价值。

本文在此引用《海外并购》的部分章节,加上笔者的一些想法,就广东企业海外并购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以海外并购推动广东发展

要在海外并购方面取得真正的重大进展, 各级政府要认识到海外并购对广东省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

其一,海外并购有利于广东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在全球产业结构变动重组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广东企业参与海外并购将为广东省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推动作用。通过海外并购,广东经济可以实现在投资、生产、贸易、技术等领域的战略性转变。

其二,海外并购有利于广东企业掌握短缺性资源。首先,可以直接获得长期稳定的资源供应,有助于广东企业延长上游产业链、扩大企业规模;其次,通过掌控海外资源,可以缓解价格波动压力,从而缓解广东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

其三,海外并购有利于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海外并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的经营管理、制定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才是提高广东企业今后国际竞争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是势在必行的历史时期,作为敢为人先的改革开放排头兵,作为企业海外并购先天条件相对优厚的广东,我们应该在推进企业海外并购工作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为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探索出一条成功路径。

广东相当部分的企业实力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已经具备了海外并购的内在实力,而当前全球产业结构变动重组的国际经济形势,又为广东企业参与海外并购提供了百年难遇的外在机遇。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企业参与海外并购,广东企业可以廉价购买资产或股权、可以迅速进入他国市场并扩大其市场份额、有效利用目标企业的各种现有资源、充分享有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便利,还可以有效降低进入新行业的壁垒,大幅度降低企业发展的风险和成本。

设立专项基金推动海外并购

广东省可以考虑在现有的每年2亿元扶持“走出去”资金基础上,成立相关的海外并购专项基金,组建海外并购基金管理公司,运用规范的基金管理制度,在与国际并轨和发达法治及政治稳定区域打造公信企业,用公信企业投资扶持企业进行企业海外并购,实现政府在企业海外并购中得到“利益共享、风险社会化”的成果,同时控制了“黑金”和投机资金的非法外流,又可解决企业海外并购的企业“瓶颈”融资难的问题。

基金资金来源主要是贸易盈余与财政盈余,广东有着一定的优势。广东省政府可以通过预算分配、可再生自然资源收入等方式,积累海外并购基金的启动资金。同时通过吸纳股份或是发债的形式,带动其它社会资金的加入,由广东国际经济协会组织发起,组建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管理严格按照依法合规、有偿使用、提高效益、有效监管的要求,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商业化运作。强化风险管理,建立分级授权的决策机制、有效的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监控和管理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其投资策略应是风险和收益兼顾,投资对象主要是海外并购项目,形式上可以包括股份、股票、债券等。海外并购基金运作要建立明确的商业化、专业化与独立化的原则。此基金的资金专门投资于海外并购项目,基金管理章程应明确规定,基金只追求纯粹商业目标,即长远投资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掺杂其他非商业的政治性或社会性的目标。杜绝可能导致被投资国对此基金性质的不必要干预。

为确保海外并购基金的商业化、专业化与独立化,基金管理的内部组织架构、治理模式与管理团队应以规范的国际基金管理公司为蓝本,避免模仿政府行政机关的架构,尤其应突出董事会要尊重专业投资委员会的核心决策职能与自主权,讲究组织上的精简与决策的效率。为了最大程度保证实现良好投资回报率的核心使命,基金必须具有国际金融市场一流的人才。

健全海外并购服务体系

健全海外并购服务体系包括:简化审批核准手续、完善信用担保制度、建立信息服务平台等。

简化审批核准手续。企业海外并购,在战略上是确定方向,在战术上是把握时机。2012年8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广东应借此东风,精心制订关于海外并购简化审批试点方案,把试点工作与转变政府职能结合起来,与强化监管和加强服务结合起来,切实简化核准程序,推进广东企业海外并购便捷化。

完善信用担保制度。广东省应改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企业海外并购的服务,完善企业海外并购的信用担保制度,探索创新企业海外并购增信方式,以第三方担保、保险、信用准备金等方式增强企业融资能力。政府主导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再担保机构要积极为海外并购企业提升企业信用等级,为海外并购项目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积极引导企业对海外并购项目投保,并给予一定的保费支持。并可根据海外并购发展需要,统筹安排部分资金引导设立以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牵头,企业、银行及担保公司多方联动下保障广东企业海外并购资金。

建立风险管理体系。企业海外并购风险较高,尤其是在当前世界,主权债务危机蔓延,地缘政治分化复杂,战乱与局势动荡时有发生,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等,政府有关部门要尽快主导建立一套全面科学的海外并购风险管理体系,健全风险评估常态化机制,完善重大风险动态监控、报告和应急机制,建立“企业海外并购风险评估”报告制,帮助广东企业在海外并购中提高对外部形势变化的敏锐性和对发展趋势的预判能力,及时调整当期经营策略和采取积极、有效的避险措施。

建立信息服务平台。由政府支持建立一个权威性的公众受咨信息服务平台,向从事海外并购的企业提供有关国家政策、行业发展、市场行情、技术前沿、经济态势、法律法规、风险警示信息等,为企业开展海外并购提供服务和指导;向外国政府、投促机构等提供一个平台,推介吸引广东企业前去投资具体项目。同时,在此平台上,还可以定期总结已经参与过海外并购企业的经验教训,以供其它企业借鉴参考。

引导企业有序参与。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项目的选择是企业自主进行的,但如果在同一目标市场出现无序过度竞争,那么政府的指导与协调就显得十分必要。省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制定有关规范,做到将源头治理与市场规范相结合,规范进入门槛,加大调控和整顿力度,使行业内的无序竞争走向公平、理性竞争。

政府对企业海外并购获得的收益分配返还部分,政府应采取税费优惠政策,以资鼓励企业海外并购,使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获得最高效益。政府应积极主动联通国家领事保护体制, 为广东企业海外并购提供外交庇护,使广东企业海外并购获国家主权保护。

整合广东企业资源

培育海外并购龙头企业。在海外并购中, 龙头企业由于能够更有效地整合资源往往能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整合海外并购的资源,培育一批规模大、效益好、有竞争力和带动力强的海外并购龙头企业。以期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带领广东企业集体有序参与海外并购。

成立综合性海外并购中介机构。在海外并购这一高风险的运作模式中,中介机构能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并购的风险,能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能提供资金支持甚至是公关游说等方面的帮助。有鉴于此,广东应成立国有控股的专门从事海外并购的综合性的中介机构,可考虑由广东经济安全研究院发起,这个机构应当是资质密集性(既具有会计师资质,又有资产评估师、税务师资质)的中介机构,这个机构主要服务于广东企业,在业务扩展之后,也可服务于其它国内企业和境外企业,使其在广东企业的海外并购工作中体现应有的作用。

鼓励国企联合民企。民营企业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近年来也逐步开始了国际化经营之路,中国民营企业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往往更能适应艰苦的国际社会与商业环境。在海外并购活动中,万向集团、福耀玻璃等民营企业的成功都能够看到民营资本的务实。同时,在海外并购中,民营企业更容易避开一些政治障碍。

发挥侨胞大省优势。广东在海外有大量的侨胞,分布在世界各地,许多人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开创了一番事业,他们熟知投资目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能够有效帮助广东企业在海外并购时趋利避害、规避风险。在国外非上市公司的并购中尤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这些公司规模一般较小,公开信息很少, 信息搜集难度较大,但当地华人与之接触比较容易。总之,广东企业应考虑多借助华人华侨的力量,发挥他们的中介平台作用,使他们成为广东企业海外并购的引导者、推动者、参与者,同时可壮大海外华人联合的力量。

重视人才培养

海外并购需要打造一支“高学历、国际化、专业精”的高端人才队伍,这支队伍必须具有良好的外语水平、丰富的专业知识、熟悉海外并购的基本规则,了解国际经济法律的基本知识,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同时具备一定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解放思想发展广东县域经济 篇8

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历程及其经验

广东县域经济曾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史上创造过辉煌的业绩。从1978年全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大进制衣厂开始，南海、顺德、中山和东莞就从农村经济起步，在各自不同经济环境下，经过多年摸索形成四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这四种模式被费孝通先生概括为“珠江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被经济学界合称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模式。中山模式、南海模式和顺德模式有个共同特点:内源式发展。东莞模式后来居上，其特点是经济发展依靠外资推动。顺德曾经连续四次获得全国基本竞争力百强县首位;到目前为止，东莞依然保持着高速经济发展势头，下面重点分析东莞模式和顺德模式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所得与所失。

（一）顺德模式:内源式发展

顺德曾经是210平方公里，100万人口的小县，到2004年撤县为佛山的一个区。20世纪80年代初，顺德率先发展乡镇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顺德再率先开展行政体制改革，农村体制改革，产权结构改革。两次率先使得顺德国民生产总值长期居全国县级行政区域之首。顺德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1、体制改革。

顺德首先改革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模式。大胆实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向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所有制结构转变，抓住以产权改革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大力发展混合型经济，股份制经济，民营经济。在姓“社”姓“资”尚在争论的当时，顺德大胆改革无疑承受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当时有舆论认为，顺德的改革是国有资产的流失。然而，顺德的一系列改革使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顺德展开配套改革，一是围绕政府职能的转变，二是抓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了养老失业医疗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整个改革非常平稳健康地进行。

2、内源式发展模式。

经过改制后，顺德逐渐形成以本地民营资本为主导地位内源式经济发展模式。在改制后的十几年中，顺德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位居全国县级行政区域首位。顺德已经拥有八大支柱产业，新兴的第九大支柱产业汽车配件业也已基本成型，与此同时，顺德致力构建现代第三产业体系，产业结构日趋均衡，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内源发展模式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二）东莞模式:外资推动型

东莞的发展得益于优势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北距广州50公里，南距深圳90公里，水路至香港47海里，至澳门48海里，处于穗港经济走廊中间，是广州与香港之间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在没有资金，没有人才，没有设备，没有特殊自然资源条件下，东莞模式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积累资金，利用港、台制造业向大陆转移的时机，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中，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

1、以制造业为龙头。

从改革开放初期，东莞就陆续承接来自香港、台湾等地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占全市工业的比重稳步提高，如1999年比重为87.5%，2003年底的比重为94.2%。而且制造企业规模越做越大，2003年年产值超10亿元的制造业有29家，年产值超亿元的生产企业有338家，现在仍有制造业继续入驻东莞。

2、以外资为主体。

东莞实际利用外资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1998年实际利用外资(含对外借款)15.48亿美元，2004年为30.34亿美元，2005年不含借款的利用外资额为14.68亿元(表1)。

到2003年底，“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投产数分别是9216家和4864家，新签协议数为“三来一补”企业3627宗、“三资”企业3321宗。全市投资1000—3000万美元的外商投资企业共369家，投资超过3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有76家。

3、以外向型经济为主。

1998年东莞出口额是130.61亿美元，2003年的出口额为280.02亿美元，净增149.41亿美元，年均增长16.5%。贸易顺差由1998年底的28.48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38.98亿美元，净增10.50亿美元。2004年出口额351.92亿美元，同比增长25.7%。2005出口额409.29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加工贸易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九成，一般贸易出口继续高速增长。

4、以园区经济为引资的主要方式。

东莞规划实施了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东部工业园和虎门港的开发建设，以及20个镇级特色园区。东部工业园建设也已全面铺开。完善园区的配套，把园区纳入城镇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园区绿化、亮化和美化。加大了园区的整合，打破行政区域界限，突破过去以村组为主的分散开发模式，把园区开发建设主体集中到市、镇两级上来，形成了集聚规模效应。

5、以外来民工作为主要的劳动力资源。

2005年末东莞市户籍人口165.65万人，外来暂住人口584.98万人，近4倍的外来人口，近8倍的外来劳动力，一方面解决了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

顺德模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释放生产力产生出巨大经济效能的一个缩影。顺德模式的实质是在当地经济体内自发的工业化的冲动，并迅速发展壮大，延伸出来了一个健全的制造业体系，以美的、科龙、格兰仕等为代表的顺德家电产业链，就是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内源经济发展是顺德模式根本内涵。顺德模式被东莞模式替代，并不是其内部经济落后，而是东莞依据外资规模产生的GDP超过顺德。

东莞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显现其威力，其发展速度超过了顺德、中山和南海等地。东莞模式实质是由东莞的土地和标准厂房、外来的廉价劳动力和外部的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要素在东莞组合的模式。东莞模式的特点是:外资主导、外向型、松脚型(所谓松脚型是指产业与本地经济融合度较低，一旦经济条件变化产业就会再转移)。东莞模式是我国对外开放产生经济效益的缩影。

单位:亿美元

*不含借款资料来源:东莞1999-2005年统计年鉴和统计报告摘要[5]

不论是顺德模式还是东莞模式，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运用其自身的地缘、人文、政策优势，迅速完成了农业形态向工业形态的转变。从根本上说，顺德和东莞的发展模式本身也面临着诸多问题。顺德内源式发展路径是否是因为遭遇东莞外资主导型发展的竞争压力或是还有其他原因而使得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业结构升级成了顺德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东莞是世界加工贸易基地，松脚型产业转移将来会导致产业空洞化，这是东莞模式不可以回避的问题。

顺德和东莞的发展模式不具备移植效应，这可能是广东的县域经济落后于江苏、浙江和山东等省原因之一。但是顺德和东莞及时抓住改革开放机遇，勇于挑战，获得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是值得任何县域经济发展借鉴的。

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解释

广东四小虎(南海、顺德、中山和东莞)全部撤县为市了，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跨越了一个层次。可是粤西、粤北和粤东部分地区的县级市依然非常落后，和内地落后的县级市一样，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发展基本饱和，社会矛盾突出。广东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自然有其内在的原因。

数据来源:中国县域经济网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报告2005年和2006年。注:竞争力等级是指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的强弱等级。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等级有强到弱分十个等级, 即由A级到J级。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2002年-2005年广东省统计年鉴

（一）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缓慢

广东在2004年第四届全国基本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九，百强县中有6个席位，在2005年第五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依然为第九位，百强县中却只有3个席位。与浙江、江苏和山东的县域经济相比，广东省县域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偏低，竞争力弱。

1、广东县域经济竞争力整体有所下降。

根据2005年第五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县域经济竞争力增长较快的百强县中广东只有2个县。2005年的竞争力等级与2004年相比还有所下降(表2)。

2、县域经济的整体规模较小。

广东县域GDP占广东省GDP的比重是逐年减少，2001年县域GDP占全省GDP的43%，到2005年却只占14%。广东省整体经济发展较快，而县域经济总量基本上在4000亿元左右徘徊。2004年以后，广东县域经济呈现负增长的态势(表3)。

（二）广东县域经济与山东县域经济的比较

1、广东县域经济竞争力相对较弱。

在第四届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中，广东省有68个县 (市) 参加，在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九，百强县占有6个席位。广东县域经济竞争力与位居全国竞争力排在第五的山东省相比，山东省有91个县，百强县的席位有21个。广东省A类竞争力的县占比为25%，B类竞争力的县占比不到10%，而山东不论A、B类竞争力的县占比都超过36%。广东县域经济竞争力主要集中在C—F档次，而山东主要集中在A-C档次(表4)。

2、广东县域经济整体实力弱。

2005年广东GDP稳居全国首位，山东省GDP位居全国第二，然而2004年广东的县域经济GDP不到山东71%，且县域经济的人均GDP和财政收入都远远小于山东省(表5)。

数据来源:中国县域经济网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县域经济竞争力报告

资料来源:中国县域经济网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县域经济竞争力报告

（三）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制约因素

1、经济增长极的辐射能力弱，产业转移乏力。

与长三角相比，珠三角地区对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经济辐射能力相对要弱，受益于长三角经济圈的辐射作用是江浙一带县域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珠三角的技术扩散效益和产业联动效应都没有体现出来。珠三角经济的辐射能力弱的主要原因是珠三角经济依靠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的，即使是高科技产品也只是具有简单劳动的属性，珠三角地区产业本身就是处在产业链末端。

随着珠三角经济规模扩大，供水、供电、用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资源约束矛盾突出，这使得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企业获利空间缩小。按理论分析，珠三角地区高度聚集的家电、IT产业以及服装等产业应该向周边地区转移或扩散，可是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在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的特征还没有体现出来。

2、对外资依赖和外资挤出效应。

在广东县域经济发展中，招商引资是缓解资金短缺的重要来源，外资在创造GDP过程中作用非常之大。以东莞为例，2003年末东莞注册登记民营企业4718户，到2005年增加到8404户，可是民营经济不论是数量、创造产值都与外资企业有着明显的差距(表6)。

数据来源:东莞统计年鉴和东莞统计摘要2004-2006年

2003年东莞外资型企业创造生产总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1.8%，2004年为79.6%;2005年为75.2%。在外资的发展过程中，外资对本地民营企业发展的作用是正反两方面的，外资在给本地经济带来发展的同时，也会给本地企业带来竞争压力。顺德的内源式经济增长速度变缓不仅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关，还与外资大举进入造成的竞争压力有关。

通过回归模型可以测算出国外直接投资对广东的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表现在产品市场和投资机会的竞争中，国内投资处于劣势地位，造成广东在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外资存在制约力。

3、企业家成长机制没有形成。

机遇和生存环境是企业家成长必不可少的因素。纵观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从事实业的企业家(房地产老板除外)一般是抓住广东改革和开放的机遇，改革和开放在一个层面上的两个不同阶段创造了大量优秀的企业家，包括诸多的农民企业家。可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在中国转型社会中，由于缺乏法制规范和政策引导纷纷退出市场，过早的结束了企业发展之路。可获取资本特别是风险资本，是企业家经营和发展企业的不可或缺因素。目前，广东风险资本市场还不完善，融资难成了中小企业不可逾越的鸿沟。行业垄断、外资挤出效应和腐败使得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异常恶劣。总之，在广东县域经济发展乃至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的形成路径畸形造成的企业家短命的现象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

4、改革不彻底。

广东率先进行产权改革造就了顺德经济的蓬勃发展，利用经济特区对外开放造就广东GDP的高速增长。可是广东的改革没有触及到资本和土地使用制度，造成了广东进一步发展的窘境。广东的民间金融发展缓慢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土地使用制度不合理造成土地的滥用、占用和荒芜。金融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是广东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绕不开的门槛。

5、政策创新不足。

当顺德模式被东莞模式替代后，招商引资是各地政府工作的重点，并且把这一指标作为政绩，政府政策创新的重点也就是如何招商引资，因此出现引进外资政策创新有余，盘活内部资金政策不足。广东经过30年的发展，居民储蓄居高不下，大量财富藏于民间。以河源市的龙川为例，2005年各项投资总额110.5亿元，可是2004年居民储蓄余额175.9亿元，2005年累计利用外资42471万美元，2004年居民储蓄总额大于国内外投资的总和，因此发展县域经济资金应该不是短缺的;全国各地的人才云集于广东，广东自身也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广东发展县域经济中人力资源也不是缺乏的，为什么广东县域经济还是发展不起来，因为缺少政策创新。

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在经历长期的渐进式改革之后，人们对改革的反应已经钝化，加上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扰，改革效应大打折扣。如何改变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制度创新依然是首当其冲的，然而渐进式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由改革和开放造成的发展模式上的思维定式，彻底的改革成为必需。

1、突破：解放思想。

要解决广东县域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发展思路，首先要摒弃的是对外资的过分依赖思想，摒弃惟有招商引资才可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思路，要树立内源式经济发展的意识，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其次，要发扬顺德模式的改革创新精神，完善市场机制、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深化土地和金融体制改革;再次，在外资的功能定位上，不要把外资功能仅仅定位于创造GDP和税收。

2、回归:内源式发展。

从引进外资的总量上来看，发展县域经济也不可能依靠外资，因此要因地制宜选择最适宜本地经济发展的模式才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根本选择。从东莞的发展来看，防止产业空洞化的最好方法就是尽快培育本土企业，这样才能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这实质上是一种回归，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完全依靠外资不可能建立起富裕和谐的社会。

3、转型：新型工业化。

新型工业化是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向，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包括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首先要否定以外资为主导模式。松脚型国际转移产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为税收收入和GDP总量的增加，而其造成的环境破坏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消除;其次，要否定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鼓励广东劳动密集型和污染企业走出去，这既让度了国内市场，也能够使得资源优化配置，不再发展高污染企业。再次，否定外向型发展思路。新型工业化要以国内市场需求为主导，在国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扩大国内市场的份额。

4、创新：资金动员。

造成县域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的主要问题是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农村资金外流比较严重，中小企业融资难突出，因此要通过立法构建县域经济中资金回流机制，引导资金流向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重要的是放松融资方式的管制，这样有利于居民储蓄资本化。

参考文献

[1]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县域经济竞争力报告, 2000-2005年[DB/OL].中国县域经济网。

[2]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统计年鉴.2000-2005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3]广东省统计局.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发展路径选择的研究报告[D B/O L].广东省统计信息网。

[4]新望、刘奇洪.苏南、温州、珠江模式之反思[J].中国国情国力, 2001, (7) 。

[5]东莞1999-2005年统计年鉴和统计报告摘要[DB/OL].东莞市统计网。

广东经济发展与全国对比分析 篇9

广东经济在全国的排位情况

(一) 多项总量指标居全国前列

1978-2011年, 广东经济保持着全国31个省 (区、市) 中平均最高的发展速度, 多项经济指标雄居全国各省首位, 对全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作出了重要贡献。

1. GDP总量连续23年居第一

改革开放伊始, 广东经济总量仅居全国第5位, 排在江苏、山东、上海和辽宁之后。经过10年的经济迅猛发展, 从1989年广东GDP以1381.39亿元超过江苏的1321.85亿元后, 到2011年已连续23年稳居全国第一。2011年广东GDP达到53210.28亿元, 江苏、山东以49110.27亿元和45361.85亿元分别居第二和第三。

分三次产业看。随着广东工业化进程加快, 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 从1978年占GDP的29.8%下降到2011年仅占5.0%。但放眼全国, 广东第一产业增加值在90年代初曾多次位居全国第二;近年来虽然位次有所下降, 到2011年仍以2665.20亿元位居全国第七位。

广东第二产业增加值从1993年起超过江苏居全国第一位, 到2011年已连续19年居全国第一。其中2011年广东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26447.38亿元, 比江苏多1244亿元, 比山东多2430亿元。

广东第三产业增加值从1981年就首次排位全国第一, 但在1983年曾被山东超过;从1984年开始, 广东第三产业增加值已连续28年稳居全国第一。到2011年广东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24097.7亿元, 比江苏多3255亿元, 比山东多6727亿元。广东第三产业具有明显优势。

2. 国际化水平保持高位

从1988年开始, 广东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北京居全国第一, 到2011年已连续24年稳居全国第一。到2011年广东进出口总额达到9133.34亿美元, 占全国的25.1%, 比第二的江苏高10.3个百分点;其中, 广东出口5317.93亿美元, 占全国28.0%;进口3815.41亿美元, 占全国21.9%。

从1987年有正式汇率以来, 广东外向依存度 (为与各省有可比性, 本文统一用全国平均汇率计算) 呈两个波峰, 分别是从1987年的92.5%上升到1994年的180.4%, 随后下滑到2001年的121.3%, 从2002年起广东外向度再逐步攀升到2006年的158.1%, 随后几年再呈逐年下滑, 到2011年外向依存度下降到110.9%, 列北京和上海之后居全国第三位。

3. 消费品市场优势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消费市场趋于活跃, 从1981年开始, 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开始居全国第一, 到2011年已连续31年居全国第一。期间广东占全国比重从1978年的5.1%上升到最高的11.6%, 到2011年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二万亿, 达到20246.72亿元, 占全国的11.0%。山东和江苏居第二、第三位, 分别为17155.49亿元和15988.38亿元。

4. 信息化程度高居第一

广东信息化发展成效显著, 信息化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 广东邮电业务总量从1989年开始一直居全国第一, 2011年广东邮电业务总量达到1801亿元, 占全国的比重为14.4%, 比排名第二的江苏多近一倍。

广东固定电话用户从1985年即已达到全国第一, 2011年达到3147万户, 占全国11.1%, 广东比排名第二的江苏多三成以上。

移动电话用户从1988年开通以来, 广东就稳居全国第一, 到2011年, 广东达到1.08亿户, 占全国的10.9%, 广东是排名第二的山东的1.5倍, 是排名第三的江苏的1.6倍。

此外, 广东金融机构存贷款、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等指标也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

(二) 主要结构指标具有优势

除经济总量指标居于领先外, 广东不少结构指标与全国各省 (区、市) 的对比中具有优势。

1. 产业结构相对较优

广东在1985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30%, 到1998年超过40%, 最高的是2002年达到47.0%, 之后第三产业比重一直保持在45%左右, 2011年三次产业比为5.0:49.7:45.3, 第二产业比重居第22位, 第三产业比重居第6位。因为全国各地工业化程度不同, 产业结构差异较大, 单纯以第二产业比重或第三产业比重对各地产业结构水平高地排位不好判定。使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可直观地看到各地结构高级化程度。经计算, 2011年, 广东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达到2.40, 居全国第四位, 列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之后。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紧跟广东的是浙江 (2.39) 和江苏 (2.36) 。说明广东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2. 城镇化水平较高

城镇化对推进工业化进程, 实现全面小康意义重大, 是我国各地新一轮协调城乡发展, 扩大内需的重点。因各省市对人口数据统计口径差异较大, 我们仅对近几年各省常住人口数据进行计算比较。从2005年到2011年, 广东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 从2005年的60.7%逐步上升到66.5%, 一直居全国第四位, 前面是不具可比性的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紧随广东的是浙江和江苏, 城镇化率分别为62.3%和61.9%。广东城镇化处于全国领先位置。

3. 科技投入水平明显提升

2006年广东R&D经费支出313亿元, 居全国第三, 少于北京和江苏;R&D占GDP比重只有1.19%, 低于全国1.42%的平均水平, 在各省排位中仅列第十位。近年来, 广东科技投入水平迅速提升。到2011年, 广东R&D经费支出已达1045.5亿元, 略低于江苏的1065.5亿元, 居全国第二位。R&D占GDP比重上升到1.96%, 已超过全国1.84%的平均水平。在各省排位也到了第5位, 居北京、上海、天津和江苏之后。

横向对比中存在的问题

(一) 发展速度放缓

对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前28年和近5年的发展速度, 可以比较明显看到广东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在31个省市区中, 近几年GDP平均增长速度低于1979-2005年平均增长速度的仅有两个省, 分别是广东和浙江。其中, 广东2006-2011年GDP平均增长12.0%, 比1979-2005年平均增速低1.7个百分点;浙江2006-2011年GDP平均增长11.4%, 增速低了1.8个百分点。而其余29个省市区后5年平均增速均高于之前的平均增速0.5个—5.8个百分点。

GDP增速排位看, 广东GDP增速名次基本在前8位以内波动, 并多次高居全国第一。平均来看, 前28年广东GDP平均增速居全国第一, 但近5年平均增长仅列全国第23位。而江苏则从第4位下滑到第13位;山东从第5位下滑到第19位;浙江从第2位下滑到第29位;上海从第17位下滑到第31位。可见, 随着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凸显, 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沿海经济强省增速排位不断下滑, 广东下滑则尤为明显, 下降的位次也最多。

从1989年广东GDP超过江苏, 到2011年已连续23年居全国第一。但近年来受发展速度放缓的影响, 广东GDP增量已连续多年少于江苏。江苏、山东对广东的追赶步伐日趋逼近。从1987-2007年的21年间, 广东有19年GDP增量居全国第一, 仅1990和1996年被山东超过。但从2008年以来, 广东已与GDP增量第一无缘。2008年山东GDP增量超过广东, 2009年江苏和山东增量均超广东, 也是1984年以来首次跌出前二位;2010年和2012年江苏均超过广东。

从图2可以看到, 自1989年广东GDP超江苏后, 江苏和山东GDP占广东的比重从95%以上逐步下滑, 到2000-2004年均不到广东的80%。从2005年以来, 江苏和山东GDP逐步缩窄与广东的差距, 特别是江苏, 已从最低的占78.5%上升到2011年占92.3%, 山东也从最低占76.1%上升到2011年的85.3%。

平均算来, 2008-2011年的四年间, 广东的GDP增量平均每年比江苏少414亿元, 到2011年广东GDP仅多江苏4100亿元, 如果按这个趋势, 江苏不到十年即可超过广东。

(二) 投入能力减弱

从当前全国经济看, 仍属于投资拉动型和速度效益型, 广东也不能例外, 保持一个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投资率仍是广东拓展国内市场, 增强国内竞争力的关键。从1989年到2002年, 广东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居全国首位, 为广东经济较快发展奠定基础。但从2003年开始, 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 2003-2008年下降到第三位, 居江苏和山东之后。2009年开始, 河南也超过广东, 到2011年辽宁也超过广东, 使广东固定资产投资额仅居全国第五位, 如果再剔除其中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部分, 广东投资仅仅居全国第七位。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基本可反映经济发展后劲。从历年全国各省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的排位看, 广东不容乐观:如图3所示, 2002年开始广东排位在30名后, 甚至有5个年份排着全国最后。到2011年, 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仅31.7%, 仅高于上海的26.4%,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65.9%的一半。

经计算, 山东和江苏从2008年到2011年四年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达到8.45万亿元和8.35万亿元, 比广东从2005-2011年共七年的投资总额 (8.24万亿元) 还高。

广东固定资产投资位次靠后, 与广东经济第一大省明显不符。固定资产投入相对过低, 将直接影响广东经济发展后劲。

(三) 民生建设相对滞后

一是人均指标的排位不断下降。近几年, 广东人均GDP在全国的排位呈下滑趋势, 1995-2007年维持在第五位, 列京津沪和浙江之后, 但2008年广东人均GDP被江苏超过, 2011年广东人均GDP为50807元, 再被内蒙古以57515元超过, 仅居全国第七位。同样, 从图4我们可以看到, 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位也呈明显下滑趋势, 2011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97元, 已从1989-1998年的排位第一逐步下滑到排位第五, 居北京、上海、天津和浙江之后。而紧跟其后的江苏与广东的差额已从2005年的差2450元缩小到仅差550元。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广东城乡居民收入比一直以来徘徊在全国中游位置, 2011年广东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7:1, 略低于全国平均3.13:1的水平, 居全国第14位。纵观近30年来, 广东该比例最高排位是2004年的第10位, 最低是1988年的第18位, 其他年份基本在第15位左右波动。与苏鲁浙的发达省份比, 广东城乡居民收入比明显较高。如图5所示, 历年来广东该比例均高于苏鲁浙, 在2005年后广东城乡居民收入比虽然有所下降, 但与苏鲁浙仍有一定差距。2011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87倍, 而苏鲁浙分别只有2.44倍、2.73倍和2.35倍。

三是广东的劳动报酬竞争力下降。2011年广东职工平均工资为4.5万元,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8倍, 仅居全国第七位。与20年前广东职工平均工资高居全国第二位,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左右已相差甚远。广东对全国劳动力的劳动报酬吸引力优势不再明显。

进一步提升广东经济竞争力的建议

1. 增强实体经济建设, 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广东经济发展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兼顾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 推动广东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做优, 要全面提高工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做强做优装备制造业, 加快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 着力发展基础制造装备、重大成套装备和交通运输装备, 切实提高配套产品的制造能力和自主化水平, 增强核心竞争力。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立足广东资源与产业基础, 增强核心竞争力, 大力促进现有产业集群与新兴产业的融合, 尽快形成一批创新型产业集聚区。重点支持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和有市场潜力的中小微企业发展, 鼓励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2. 着力优化投资结构, 强化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

坚持投资拉动, 上大项目, 上规模, 通过建设大项目促进大发展, 在更高层次上实施投资拉动和项目带动, 统筹提高投资总量、结构和效益。通过项目引进和建设, 吸引更多、更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落户广东, 以龙头项目的带动作用催生一批与之配套的上下游产业项目, 提升主导产业的集聚度。积极引进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大集团, 形成总部集聚效应, 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同时, 加强全方位政策引导, 提高资本回归实体产业的回报, 鼓励新增投资投向实体产业。加大薄弱环节和优势行业投入力度。

3. 过鼓励民间投资来发展, 壮大民营经济

民间投资是广东投资的重要力量, 继续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 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投向。加快制定配套政策, 创造更为宽松和规范的投资环境, 消除各种隐性壁垒, 清理、修订和完善各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法规, 适当降低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降低民间投资的风险和成本, 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重点行业和领域, 进一步提高金融、基础设施、市政服务、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领域的开放度。选择有竞争力的民间投资主体进行重点支持, 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的联合, 给予参与垄断性较强、效益较好领域投资的机会, 以大带小, 吸引和带动民间投资。

4. 稳定收入增长的基础, 促进居民消费

广东渔港经济区发展对策研究 篇10

1 广东渔港经济区的发展现状

1.1 渔港经济区基础发展水平较高

近年来, 渔港经济区的乡镇建设相比多年前有很大不同, 投入了巨量资金开展建设,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 2014年反映综合经济的6个指标中, 渔港经济区乡镇有财政收入、年末存款余额、乡镇企业个数和乡镇企业净利润等4个指标高于全省乡镇的平均水平, 分别为高出53.5%、15.3%、19.2%和24.6%;6个基础设施指标中, 渔港经济区乡镇有供水站、垃圾处理站、银行与信用社、电话装机数量等4个指标高于全省乡镇的平均水平, 分别高出58.3%、34.3%、0.4%和14.7%;10个社会事业指标中, 渔港经济区乡镇有学校总数、在校学生总数、教师总数、图书馆与文化站、体育场馆、医生数、病床数、敬老院与福利院等8个指标高于全省乡镇的平均水平, 分别高出11.8%、38.4%、29.1%、18%、6.2%、26.6%、41%、31.6%。因此, 广东大多乡镇渔民的生活水平比农民的生活水平高。

同时, 广东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渔港经济区基础支撑产业——海洋捕捞业和水产加工业的发展。2009年远洋捕捞产量达到了109, 474t, 为最高峰。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海洋环境的恶化以及远洋捕捞严重受到其他国家的限制, 从2010年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广东渔港经济区海洋捕捞的市场主要是境外市场。国内市场需求极为疲软。

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主编的2008-2014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1.2 广东渔港区渔业经济逐年稳定增长

广东渔港经济区渔业经济总产值高, 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据表2可得, 2007年渔业经济总产值为10, 182, 693万元, 2014年渔业经济总产值为19, 836, 416万元, 增长近94.8%, 年均增长率为11.85%;渔业工业和建筑业2007年为1, 730, 234万元, 2014年为3, 540, 389万元, 增长近104.6%, 年均增长率为13.08%;渔业流通和服务业2007年为3, 043, 599万元, 2014年为6, 612, 999万元, 增长近117.3%, 年均增长率为14.66%。总的来说, 近8年, 广东渔港经济区渔业经济发展良好, 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这与广东省政府的重视息息相关。

单位:万元

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主编的2007-2014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1.3 广东渔港经济区发展模式多样化

1.3.1 以渔为主, 其他为辅的发展模式。

“以渔为主, 其他为辅”就是充分利用渔港的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条件, 积极发展捕捞业、水产养殖业以及水产品交易、初加工和渔具修造等, 延长渔业产业链, 巩固渔业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这种模式保持了渔港的传统功能, 并在此基础上得以不断地发展和延伸, 在广东目前全省133座渔港中约占到90%。如, 湛江草潭渔港就是以渔为主, 其他为辅的发展模式的典型。

1.3.2 中介组织带动模式。

目前广东主要的中介组织是专业市场, 约占据40%左右, 他们通过这个能够聚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交流平台来促进渔港经济区的经济发展, 最终达到发展一个市场, 带动一项产业, 繁荣一片经济, 富裕一方群众的目的。如湛江市霞山水产品批发市场是中介组织带动模式的典型, 形成集展示、交易、加工、仓储、整理、运输及服务于一体的区域性农海产品物流中心及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是全国最大的对虾交易集散中心。

1.3.3 综合发展模式。

综合发展模式是渔港经济区的全面、全方位发展, 集中了以渔为主模式、体验经济等模式的优势, 实现传统与现代、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这种模式适用于那些自然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市场发育比较充分、交通便利的渔港。目前广东渔港经济区综合发展模式集中表现为国家级中心渔港的发展。如湛江乌石渔港是国家级中心渔港。第一产业发达, 年捕捞产量14439t, 珍珠、鱼、扇贝、虾等水产养殖面积1978hm2。此外还有水产品加工厂、渔具厂、造船厂等渔业第二产业和天成台度假村渔港休闲渔业等第三产业。

2 广东渔港经济区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渔区渔民出现返贫现象

北部湾划界广东高产优质渔场缩减3.2万km2, 6600艘生产渔船被迫退出传统作业海域以及6万个海洋捕捞劳力及2.5万个劳力将面临失业的威胁, 66万渔业人口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据调查:2014年广东年均收入低于2000元特困线的渔民有10万人, 占全省沿海渔业人口的6%。全省渔民劳均收入增长幅度已经严重下滑, 近20年回落了近40%。因此, 由此可判断一些传统捕捞渔区渔民出现返贫现象。

2.2 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

由于海捕渔船功率急剧扩增, 捕捞强度加大, 加之北部湾划界, 广东高产优质渔场大幅度的缩减, 海洋环境的急剧恶化, 导致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如:南海著名的六大渔汛已基本消失, 大亚湾、大鹏湾等近海鱼类的“幼儿园”近年出海十几海里仍无鱼可捕。渔业资源衰退主要表现为:一是渔船单产大幅度下降。其次是渔获中优质鱼比例明显减少和捕捞对象小型化。

2.3 大部分渔区产业化水平低, 休闲渔业发展落后

2014年国家海洋经济三大产业结构为5:46:49, 而广东为9.2:36.6:54.2, 与国家的标准相比, 表现稍显滞后, 离标准1:6:3还很遥远。水产品加工与浙江福建以及日本韩国相比, 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企业水平过低。同时, 水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 由于中间商的多种问题, 导致了鱼多伤渔民的现象。

休闲渔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后的一种需求, 也是渔业资源严重减退和部分难以完全转产转业渔民寻找新出路的有效途经。浙江省在休闲渔业方面也取得初步成绩, 如象山县年渔业旅游经济收入超过1000万元。而广东省休闲渔业、旅游方面除了闸坡、乌石渔港做得比较好外, 其他渔港基本上是处于规划阶段。

2.4 发展模式比例失衡, 区域布局不均及发展缓慢

2.4.1 发展模式比例失衡, 以渔为主模式比重过大。

从渔港经济区的发展模式来看, 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模式如中介组织推动、休闲渔业等模式, 但这些新兴模式发展还很不成熟, 所占比重仍然很低, 绝大多数的渔港经济区依旧停留在传统的“以渔为主”的发展模式上。在广东省的133座渔港中形成如霞山渔港、莲花山渔港、万山等新兴发展模式的渔港比重依然很小, 所占比例不足10%。渔港经济区发展模式比例失衡, “以渔为主”模式比重过大, 渔港经济区发展倚重渔业捕捞和养殖, 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 不仅会严重制约渔港经济区的引进社会资本进程, 进而影响渔业产业结构调整, 最终影响渔民就业和增收。

2.4.2 新兴模式发展缓慢, 带动作用难以发挥。

广东各渔港经济区从各自的资源禀赋出发, 因地制宜, 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渔港经济区发展模式也出现多样化特征, 一些如休闲渔业模式、科技实体模式、专业市场模式等新兴模式不断呈现, 促进了渔港经济区的发展。这些模式仍然处于发展初级阶段, 其优势和潜力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以休闲渔业为例, 滨海旅游和休闲渔业的时代已经到来, 但是广东以休闲渔业模式为主渔港经济区发展十分缓慢, 不仅落后于国外, 还远落后于浙江、山东等兄弟省份。这些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区域布局不合理、基础设施不健全、项目开发不完备、服务质量不高、市场开发和营销手段落后等方面。此外科技实体模式受科技含量不高、专业市场模式的辐射带动不强等局限。

3 广东渔港经济区发展对策

3.1 继续推进和落实渔民转产转业工作是解决返贫现象的前提

继续推进和落实渔民转产转业工作, 既是应对北部湾划界后中越渔业协定对广东渔业发展的挑战, 也是适应渔港经济区的发展提供富余劳动力的需要和消除返贫现象的前提。同时还是优化渔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渔港经济区发展的现实需要。

首先, 继续推动转产转业议案的实施。在“主攻养殖、减船减人、减税减费”等优惠政策激励下, 推动捕捞渔船“淘汰一批、改造一批、转移一批”, 减掉一批老旧渔船。扶持渔业产业发展项目。引导重点渔港和渔港经济区, 由渔为主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使渔业捕养向产业转化。一是应大量发展近海人工鱼礁建设, 二是大面积发展深海网养, 三是规划发展海岛旅游度假村和海上旅游业建设, 四是在各地发展休闲渔业、观光、钓鱼和渔业消费, 使广大转业渔民从事渔业第三产业。

其次, 加强对转产转业渔民及其子女的职业技能培训。按《广东省转产转业渔民技能培训及鉴定操作规范》要求, 结合渔民就业实际, 加强渔民非捕捞就业技能培训, 如电脑、厨师、电工、汽车摩托车修理等, 设置工作岗位及时引导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引导社会资本向海洋、海岛和综合渔业发展投资, 为渔民转产转业提供更多的就业空间。

3.2 强化管理和服务理念, 解决渔业资源严重衰退问题

按强化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理念法律、规则和国际惯例来对渔业资源进行宏观调控。政府的的角色是提供制度服务。政府应当是公共服务者及宏观调控者的主体, 他的支持是渔港经济区发展和遏制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等的助力。为此, 政府应扩大遏制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公共服务的范围, 有效控制服务供给, 如提供的渔港码头、岸线、航标、灯塔、气象预测预报、技术咨询服务等社会公共服务;同时有效规范政府遏制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公共服务的领域, 禁止一刀切。

3.3 增加对渔港经济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提高城镇化水平

渔港经济区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初始投资大、回报期限长、社会效益外溢的特点, 对现代渔港经济区的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需要建立较为健全的投融资机制, 多形式、多渠道增加资金投入。渔港经济区主要通过国家财政投入、积极引进民间投入、吸引外国资本、开发海域和临港土地以及通过项目开发带动渔港经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注重国家和民间资本的带动作用。对于外国资本的投入要保持一种慎重和防范的态度开展。

3.4 科学选择渔港经济区发展模式

3.4.1 重新审视渔港经济区建设, 厘清建设思路。

每一座渔港并非成为现代渔港经济区。现代渔港经济区的建设不仅要依靠渔港, 更要考虑渔港的资源禀赋、市场容量、基础设施、人口条件等因素。渔港能否建设成为渔港经济区需要经过调查, 确立一定标准, 进行具体分析。从目前的情况看, 这些渔港中只有一级渔港和部分二级渔港有一定的基础设施条件和相对完善的功能配套, 其他三级和未定级渔港基础设施很少, 有的甚至没有任何人工开发, 仅仅是天然港湾用于避风等。以一级渔港闸坡渔港为例, 闸坡渔港基础设施完善, 有完善的冷冻、加工、维修、后勤补给设施和具有较高管理水平的渔货交易市场, 同时有设施齐全的风景旅游设施。因此, 建设现代渔港经济区以一级和部分二级渔港为主, 重点建设一级渔港, 其余渔港则发挥其停泊、避风功能。

3.4.2 实现渔港经济区合理布局, 推动多样发展。

要实现渔港经济区的合理布局首先要确定渔港经济区的功能定位。广东现代渔港经济区的整体功能定位要与渔港发展的国际趋势结合, 同时也要与国家和地区的渔港功能区划结合, 实现区域对接。由于经济地理、风俗习惯、行政惯例等因素的影响, 人们习惯上把广东的行政区域划分为粤东、粤中和粤西三大区域。因此在确定广东渔港经济区的功能时也必须考虑这一因素。广东三大区域渔港经济区功能定位及其主导产业可以各不相同。合理规划定位, 如在粤东区域, 以渔港为主体发展“以渔为主, 其他为辅”模式, 例如南澳渔港发展休闲渔业模式;在粤中地区, 可以以万山渔港为依托发展科技实体模式, 以莲花山渔港为主体发展休闲渔业模式;在粤西地区则可以霞山渔港为主体积极发展专业市场带动模式, 以硇洲渔港、乌石渔港为主发展综合模式等。

3.4.3 加强渔港经济区建设, 塑造经济区品牌。

广东经济 篇11

【海洋经济正成为“香饽饽”】

《同舟共进》：海洋经济现正成为世界经济的“香饽饽”，我国海洋经济目前的发展如何？

彭澎：现代海洋经济，指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及与之相关的服务性产业活动，涉及第一、二、三产业各领域。

我国主张的海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1.8万公里。此外，在公海、国际海底区域及极地地区还可享有权益。据《2012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008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6%。十二五规划将海洋经济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已相继提出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据估计，十二五时期中国海洋经济增速仍将维持在20%以上。

在我们越来越重视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海洋经济的发展潜力也被逐渐发掘出来：一是可开发的海洋资源不断被发现；二是海洋经济产出快速增长；三是海洋产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第二产业得到发展，第三产业升中有降，但整体经济实力未减；四是劳动就业增加，海洋第一产业吸纳了将近 70%的海洋经济就业人口，以高新技术为主要支撑的海洋第二产业，虽然劳动就业率较低，但劳动生产率最高。尽管海洋直接劳动就业统计人数只有400多万，但提供了约1000万人的季节性或非全职工作机会；五是海洋高新技术培育新兴海洋产业。海洋经济在沿海地区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海洋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海洋产业增加值总量）排列依次为广东、山东、福建、辽宁、上海、浙江、江苏、天津、海南、广西、河北。预计2013年，广东全省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将超1.1万亿元。

【海洋经济是海洋强国的必然选择】

《同舟共进》：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引起广泛关注。海洋经济在海洋强国战略中扮演什么角色？我国人口、经济、贸易重心在沿海的特点，对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有何要求？

彭澎：在全球化时代，要成为世界大国，必先成为海洋大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先成为海洋强国。从拥有的海洋资源看，我国算得上是海洋大国，却长期定位为大陆国家。我们要扭转这种历史认识的偏差，正视我国海洋资源绝对量位居世界前10位的现实，包括海岸线长度、大陆架面积、200海里水域面积、海港分布密度等。

然而，虽然我们绝对量排位靠前，人均量却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海洋资源认识不到位，资源的有效利用更要大打折扣。我国海洋产业正处于成长期，产业结构也从传统海洋产业为主向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海洋产业改造相结合发展，这正是一大机遇。

2001年，联合国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了“21世纪是海洋世纪”。今后一段时期，国际海洋形势将发生较大变化，海洋将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中国人口重心在沿海，经济和贸易的重心也在沿海，并且更加依赖海外资源和市场。面对世界海洋产业结构出现的三次产业倒挂的趋势，我国海洋产业可能仍是按二、三、一的结构来调整和发展。因此，必须在重视海洋石油工业和食品医药加工业的同时，重视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未来50年，世界性、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将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我国已经具备了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条件和基础。

【广东应率先做海洋强国中的海洋强省】

《同舟共进》：你之前提到，广东应在海洋经济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广东在做“海洋强省”方面有什么优势？

彭澎：中国要做海洋强国，肯定要有几个海洋强省。广东全省海域面积41.93万平方千米，其中内水面积4.89万平方千米，领海面积1.64万平方千米，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面积35.40万平方千米，海岸线长3368.1千米，占全国的1/5。2011年广东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9807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18.6%，连续17年居全国首位。而且，粤东、粤西的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很大，这也是实现全省均衡发展的重要一极。说广东是海洋大省一点不为过，但要做海洋强省必须统筹规划。

2011年实施的《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提出“加快把广东建设成为海洋经济强省”，明确了建设提升我国海洋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区、促进海洋科技创新和成果高效转化的集聚区、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推进海洋综合管理的先行区等发展定位， 并提出了时间表：到2015年，基本建成海洋经济强省；到2020年，全面实现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战略目标。

《同舟共进》：这份《规划》对广东“海洋强省”是否有更为具体的筹划？

彭澎：是的。《规划》进行了全面的筹划，把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变成了有觉悟的行动——

首先，将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组成部分。“因海而兴是广东发展历史的重要特征”，这是近年来广东省上下达成的共识，也是把海洋经济科学发展当成新一轮发展引擎的重大战略选择。在国务院将广东省列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后，广东组织编制了《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和《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方案》等纲领性文件，并获得国务院、国家发改委批复，从而使海洋经济发展决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部署。

其次，统筹海洋产业布局。广东为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提升传统优势海洋产业。保持高端海洋旅游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快速发展势头，首创“深蓝渔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业，形成了布局合理、分工明确、功能完善的港口群。二是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生物制药业，培育海洋新能源、海洋环保、海水综合利用等新兴产业。三是集约发展高端临海产业。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沿海石化工业向园区化、集约化发展，初步形成惠州、茂名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石化基地，构建珠三角造船基地，初步形成造船、修船、船舶配套等产业集群。四是加快发展现代港口物流业、信息服务等服务业，打造高端滨海旅游业等。

再次，推动海洋经济的综合开发。一是做好用海服务保障。编制《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以区划指导和推动转型升级重大项目“下海”，积极争取国家建设用围填海指标，保障《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重大项目用海需求，推动一批重点项目用海获得国务院批准。二是加強海洋科技支撑。三是注重海洋生态保护。广东率先在全国完成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探索“以海定陆”的污染防治模式，实施珠江口及邻近海域环境生态修复工程，建成覆盖全省的海洋环境监测网络。同时，启动大规模海洋生态建设，建成海洋自然保护区103个，保护区数量和面积居全国前列。四是多方助力海洋事业发展，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决策支持能力的广东海洋智库。五是强化海洋综合管理，坚持立法先行，全面推进海洋规划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洋执法监察等。

《同舟共进》：广东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而南海是中国海洋战略的重中之重，广东在中国南海战略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彭澎：广东在海洋经济发展上的努力是系统化、全方位的。但作为国家战略，应让广东与海南联手深度开发南海资源。相比较而言，南海是中国沿海最具开发潜力也涉及争议最多的区域，是实施“深蓝转型”不可忽略的区域。只靠海南是不足以启动南海全面开发的。只有南海开发成功，广东才有可能真正建成海洋强省，中国也才可能真正建成海洋强国。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广东经济 篇12

16 年来, 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与关怀下, 在省科技厅积极推动下, 专业镇从少到多, 从弱到强, 从小树林成长为一片荫护广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大森林”。截至2015 年, 经省科技厅认定的省级专业镇达399 个,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约2.77 万亿元, 约占全省GDP的38.00%;专业镇内规模以上企业数达3.03 万家, 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超千亿元的专业镇达8 个;超百亿元的专业镇达130 个。专业镇经济规模和影响力不断壮大, 成为广东省打造经济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

力促经济发展专业镇功不可没

(一) 专业镇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对地方经济带动作用明显。

截至2015 年, 经认定的专业镇达399 个, 遍布全省20 个地市 (除深圳外) , 地区生产总值达2.77 万亿元, 占全省GDP的38.0%。佛山、东莞、江门的专业镇经济贡献度均超过80%;汕头、中山、云浮的专业镇经济贡献度均超过70%;潮州、梅州等地市的专业镇经济贡献度超过50%。全省专业镇经济贡献度不断提高, 总量稳步增长, 对居民就业、财政收入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明显, 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二) 专业镇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推动产业协同创新活动蓬勃发展。

2015 年, 全省专业镇平均企业集聚度达1712 个/ 镇, 珠三角企业平均集聚度达3222个/ 镇;全省专业镇名牌名标总数3622 个, 集体商标数和原产地商标数253 个, 共参与制定修订行业标准1692 件;参与产学研合作企业数为1929 家, 与大学、科研院所共建科技机构数共769 个;创新服务平台完成和参与的成果转化项目620 项, 成果转化项目产值达30.07 亿元。形成了电子信息、家电家具、纺织服装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基地, 涌现出顺德家电、古镇灯饰、虎门女装、澄海玩具等大批区域品牌。

(三) 专业镇科技创新水平逐年提升, 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2015 年, 全省专业镇的全社会科技投入达395.51 亿元, 同比增长12.71%;共拥有140.0 万科技人员, 占专业镇各类产业职工总数的8.5%;R&D人员共31.02 万人, 每万人口中的R&D人员数达71 人;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140151 件和94396 件, 同比分别增长29.99%、31.69%;专业镇镇内高新技术企业2654 家, 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达13731.77 亿元。专业镇科研能力不断提升, 成为全省科技成果产出的重要基地, 更是广东科技创新的新高地和有力抓手。

(四) 专业镇科技创新载体建设已成规模, 成为广东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 年, 专业镇的创新服务机构共2900个, 公共创新服务平台覆盖率达90% 以上, 共培训人员达21.88 万人次, 对外服务企业达5.48 万家, 创新载体形式多样, 形成省市县镇多级创新发展平台体系, 成为专业镇转型升级的重要法宝。

(五) 专业镇发展模式引领粤东西北发展新格局。

粤东西北地区建有省级专业镇232 个, 通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主导产业, 创建名标名牌, 实施品牌带动效应。2015 年工农业总产值实现12326.69 亿元, GDP达6021.63 亿元, 占当地GDP总和的36.7%, 镇均生产总值高于当地平均水平40% 以上。专业镇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 发展特色产业经济的发展路径, 为粤东西北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六) 专业镇成为广东新型城镇化发展主战场。

专业镇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众多外来人口, 而且培育了一大批新型工人, 使农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逐渐被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所代替, 城市生活的主导地位逐渐形成。专业镇通过强化项目支撑、发展实体经济、促进产业集聚, 构筑产城互动的城镇化发展新格局, 大大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 专业镇以产业化为目标, 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带动农业专业镇向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的新型城镇化迈进。

协同创新专业镇亮点纷呈

(一) 出台政策, 真抓实干, 营造专业镇创新创业环境。

围绕专业镇的发展, 省委省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支持和推动专业镇壮大发展、创新发展。近十年来, 相继出台了《关于省市联动推进专业镇 (区) 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专业镇的意见》 (粤发〔2006〕23 号)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依靠科技创新推进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决定》 (粤发〔2012〕11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专业镇中小微企业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 (粤府〔2012〕98 号) 等系列政策文件, 营造了专业镇创新发展的环境, 为专业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按照文件, 省科技厅积极推动各地市在专业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80% 以上的专业镇制定了“一镇一策”特色产业科技创新发展规划, 通过科技创新推进专业镇加快产业升级、产品创新, 实现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双提升, 吹响了加快专业镇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号角。

(二) 市场主导, 政府推动, 促进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形成合力。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省科技厅解放思想, 大胆实践, 从2000 年实施专业镇技术进步试点工作开始, 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出台省市联动推进专业镇建设、创新示范专业镇、专业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双提升”、“一镇一策”、专业镇中小微企业服务平台等一系列举措, 以“有形之手”为专业镇打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同时, 积极发挥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和灵活的体制机制等优势, 以市场“无形之手”配置资源, 让优质的资源在市场的配置下向创新创业环境优越的专业镇流动, 让“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形成合力, 推动专业镇成为广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保证和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 省委省政府以全球的视野多次召开全省专业镇工作现场会, 为专业镇的发展解放思想, 凝聚合力, 以成功的经验和鲜活的例子指引着专业镇发展方向, 绘就了以专业镇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宏伟蓝图。

(三) 聚集资源, 协同创新,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着力推进产业集群创新发展。

省科技厅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不断优化专业镇创新环境, 推动专业镇走创新发展道路。针对专业镇的产业特色和需求, 充分利用“三部两院一省”产学研合作机制, 调动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大型央企等重要创新载体的积极性, 推动各专业镇与对口高校、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 深入实施“校 (院) 镇合作”、“企业科技特派员”等行动计划, 组建综合性、专业性的协同创新中心, 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 面向企业与产业集群, 不断积累人才、技术、项目、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 促进专业镇实现整体型、集群式创新。近5 年来, 省科技厅通过设立省级专业镇科技计划专项资金, 引导专业镇通过技术攻关解决产业发展难题, 提升产品竞争力;通过专业镇中小微企业服务平台专项资金建立起社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的公共服务体系;通过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建设等工作, 推动专业镇形成创新优势、品牌优势和产业优势, 走出一条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广东集群经济发展道路。

(四) 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平台, 打造市场化、专业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以专业镇专项计划、专业镇中小微企业服务平台建设专项等为契机, 依托高校、科研院所、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大型骨干企业以及科技中介机构等, 通过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建立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公共检验检测平台、信息咨询平台等创新服务机构, 提供以技术创新、商贸会展、检验检测、企业孵化、信息咨询等为主要内容的多元化服务;同时, 采取部门与镇区联动的方式, 集中优势力量建立和完善了一批技术研发、工业设计等高水平的省、市、镇级公共创新平台, 形成纵横相连、资源共享、协同服务的专业镇创新公共服务体系, 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共性问题, 有效支撑专业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不断为提升全省科技创新水平和产学研合作水平提供助力。

(五) 品牌战略, 制定标准, 引领专业镇产业升级。

通过实施品牌战略、标准战略和知识产权行动等, 助推专业镇从低端产业集聚向创新型产业集群转变, 形成企业集聚化、技术高端化、产业集群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一是强化自主品牌建设。引导企业发展自主品牌, 提高专业镇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一大批区域品牌得到了广泛认可。二是强化行业标准研究制定和推广。引导专业镇采用“政府+ 行业协会+ 企业”等运作模式研究制定产品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积极促进标准推广应用。三是强化知识产权行动。加强规划研究, 建设专利专题数据库, 完善专利信息检索查询与知识产权咨询服务, 开展快速维权等各类知识产权保护活动, 引导企业确立知识产权战略。

(六) 联动帮扶, 区域合作, 提升专业镇辐射效应。

重视专业镇在对口帮扶与跨区域合作方面的互补优势, 推动粤东西北地区加快发展。一是以中山—潮州市对口帮扶为创新示范, 深化互补性特色产业的对接。以共建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为切入点, 促进传统特色产业深度合作, 引导两个地区专业镇深度对接, 开展“镶嵌式”合作。二是跨区域合作交流, 引导专业镇“走出去”。依托省专业镇发展促进会, 探索跨省份、跨地区镇域经济、县域经济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 推动专业镇经验走出广东, 走向全国。

经过10 余年的发展, 专业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工作成效, 也面临产业向中高端转型升级压力大、产业链条不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不够完善、创新创业氛围有待增强、区域创新体系及生态可持续发展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 制约了专业镇更快地适应经济新常态和创新驱动发展。

谋划长远专业镇前景可期

(一) 总结和推广横沥镇经验, 在产业集聚区打造多主体协同创新中心。

下一步, 省科技厅将总结和推广横沥镇的经验,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支持大型骨干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 发挥行业商协会作用, 促进科技、产业、金融、人才相结合, 建立健全多主体协同创新机制, 共同打造协同创新中心。

(二) 加强政策扶持, 尽快出台专业镇新时期工作实施意见。

加强对全省专业镇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扶持,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专业镇的实施, 加大对专业镇实实在在的扶持;出台专业镇协同创新发展实施意见, 以加快推动专业镇提质增效和实现新型城镇化为目标, 将专业镇产业规划融入城镇发展规划, 探索不同类型和发展阶段的专业镇转型升级路径。

(三) 加强专业镇升级示范建设, 谋求专业镇提质增效。

深入开展“示范专业镇建设”行动, 建立专业镇产业升级示范建设省市县 (区) 镇联动机制, 以专业镇产业升级转型的示范区为突破点, 统筹、整合、优化各类创新资源, 用高新技术和新兴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实现专业镇产业技术升级、产业模式升级、公共服务平台升级、城镇化建设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四) 加强多级联动, 形成专业镇对口帮扶和联动发展机制。

推广中山——潮州专业镇对口帮扶示范经验, 加强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专业镇的优势互补和产业对接, 实现资源共享和产业链的延伸。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切实提升省市县 (区) 镇各级政府和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服务专业镇对口帮扶的协同能力。探索建立对口帮扶、促进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方向性的新做法和新模式, 向企业对接为主转变, 向产业融合发展提升, 向专业镇深度合作拓展, 由“输血型”帮扶变为“造血型”帮扶。

(五) 加强平台建设, 健全专业镇中小微企业服务公共服务体系。

加强专业镇中小微企业科技服务平台建设, 完善专业镇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做好专业镇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建好专业镇“大数据”平台, 开展专业“大数据”工作, 推进专业镇资源共享;加速科技金融产业融合发展, 建设科技金融产业融合创新综合试验区, 大力发展科技银行、科技支行、科技小额贷款、科技保险等金融机构, 完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种子基金、区域性柜台交易试点等服务体系, 促进科技型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 推动专业镇融资平台多样化, 打破融资瓶颈。

(六) 推进专业镇产城融合, 加快专业镇新型城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