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贫困县（精选8篇）
甘肃省贫困县 篇1
1 调研背景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为切实有效地推动和发展设施农业, 努力把设施农业转化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 形成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标志, 培育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 它关系西部地区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是我们国家进行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实现全面小康的保证。以调查资料为基础, 结合古浪县泗水镇的具体情况, 在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上, 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与想法。
2 调研地点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泗水镇。
3 调研时间
2012年7月4～6日。
4 泗水镇地理位置及现状
古浪县位于甘肃省中部, 干旱缺水, 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和甘肃省18个干旱县之一。因为常年干旱, 作物经常没有好收成, 当地大多数农户不得不靠外出打工来维持生计。
泗水镇位于县城东北部, 是出入古浪县的“北大门”。全镇系古浪河灌区, 地势平坦, 属祁连山高寒亚干旱区和河西冷温干旱区。近年以来, 泗水镇把日光温室建设作为加快发展节水农业、现代农业、高效农业的重要举措, 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 全镇广大群众建设日光温室、发展设施农业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5 调查问卷数据
关于“三农”问题调查问卷结果统计, 表格及数据略。
这是对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泗水镇三坝村的农民进行逐一问卷调查, 随机抽取50户进行的统计。问卷中分别对以下20个方面的问题对做了调查, 每一个问题都有3～4个选项供选择。
第1题:对于国家出台的关于“三农”问题的新政策 (如农业税费减免、种田补贴、技术支持等) 您了解多少?
第2题:您所在乡镇农业税费减免情况?
第3题:新政策出台后对您的收入有何影响?
第20题:您认为我国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做的怎样?
6 存在问题
起步晚, 技术水平不成熟, 规模小, 专业化水平较低, 大棚利用率低。有的育苗的棚用过之后就闲置在那儿, 其实可以再度利用;地理区域严重缺水, 水价偏高;专业技术缺乏, 盲目随从大众;对产品的稳定收购商少, 处在被动的局面, 导致农民种植积极性下降;产品推广不出去, 开发商少;政策还没有正真落实到实处;网络技术匮乏, 销售信息缺少;技术力量薄弱, 栽培方式落后;现有部分日光温室结构不合理, 土地利用率低, 资源浪费严重, 运营管理费用高, 管理技术水平低, 单位面积产量低;有重“硬件”设施建设, 轻“软件”栽培管理倾向, 配套技术滞后, 单产水平、优质品比率、产品质量偏低, 产后加工技术落后, 产品附加值低, 且远销、外销市场尚未全面打开;日光温室棚内环境调控能力低, 基本停留在手工作业、传统经验管理和粗放耕作的水平上, 距自动化和机械化尚有很大距离。
7 可行建议
7.1 转变观念
设施农业是一个精细农业、技术农业, 与传统农业不同, 需要有不同的种植技术。实现“一亩田, 十亩园”效果, 让多数人去种少数的园, 让少数人去种多数的田。
7.2 政策扶持, 措施得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设施农业, 让他们知道设施农业的发展前景。同时, 逐渐向有意向、懂技术的人倾向。
7.3 加强技术方面的培训
建议场里能够组织技术员和种植户到专门的机构进行专业的培训, 使大家能够真正懂技术, 懂政策, 进行科学地种植, 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7.4 引进专业人才
专业技术缺乏, 能否引进专业人才, 或者通过向学校提出这一专业方向的学生去当地当志愿者, 不但解决了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的困难, 而且还对学生的专业知识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7.5 厂家或商家直接和农户签定合同
缺少稳定的收购商, 应该和厂家或商家直接和农户签定合同, 形成固定的产业链。
7.6 制定自村设施农业发展规划
成立设施农业工作领导小组, 具体制定自村设施农业发展规划及具体工作方案, 进一步提高自村设施农业建设标准。
7.7 抓好设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因地制宜, 抓好设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项目申报, 积极争取项目建设资金, 加快设施农业建设步伐。
7.8 加强技术指导工作
围绕设施农业工程建设、优良品种选育、土壤及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 开展农业技术培训;针对瓜菜生产实际情况, 强化瓜菜新品种引进和推广工作;加强产品安全、质量管理, 对农药等农业投入品加强监督管理, 提升设施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
7.9 借鉴外地先进经验
通过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及种植户代表到设施农业发展先进地区进行考察, 制定符合自村实际的具体工作方案。
7.1 0 培育市场
稳步占领本地市场, 下一步要抓紧建立蔬菜批发市场;农商联手, 扩大营销范围, 通过农业经纪人带动, 扩大营销半径;树创品牌, 通过发展有机、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的手段,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产品品牌, 进而提高市场占有率。
7.1 1 建议今后发展方向
生产规模化;设施建设标准化;生产服务专业化;生产环节链条化。
通过对贫困县领导观念和农民个人意识及技术水平的提升, 把现有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进而创建出环境优美的生态农村, 开发农畜产品深加工产业, 实现脱贫致富, 最终实现设施农业的建设。通过对县乡设施农业建设的调查, 了解到西部地区贫困县设施农业建设的真实水平。作为全国的西北贫困县, 虽然设施农业还未成熟, 但通过初步建设设施农业, 反映出西北地方设施农业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甘肃省贫困县 篇2
作者：张颖文档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1095更新时间：2009-7-13文字控制：[小][大]
(2009年第3期)
近年来，国家和省上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的同时，以贫困地区农民增收为目标，不断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力度，贫困人口广泛受益。甘肃农村贫困人口由2002年的660.1万人降至2007年的490.2万人，贫困面由2002年的32.4%降至2007年的23.6%，农村贫困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贫困地区的农村、农业、农民
（一）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社区条件不断改善
1.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得到改善。经过近年来的扶贫开发及建设，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观，四通占全部调查村个数的比重均有所提高。据对全省扶贫开发工作县24300个自然村的监测，2007年底全省已有87.37%的村通公路；有97.28%的村通电；有88.27%的村通电话；有96%的村能够接收到电视节目，社区条件不断改善。
2.饮用水困难的局面得到进一步缓解。2007年贫困县在饮用水方面呈现“四喜二忧”。一喜是使用自来水的农户比上年增长5.68%；二喜是有饮水困难的农户比上年下降19.13%；三喜是人畜饮水工程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了37.28%；四喜是扶持饮水的农户比上年增长了41.97%,净解决饮水困难牲畜头数近14万头。一忧是截止2007年底全省依然有341万农民尚未解决饮水困难；二忧是国家虽然不断加大人畜饮水工程的力度，但仍有167万牲畜饮水存在困难。
3.义务教育落实到位，学龄儿童辍学率下降。2007年贫困地区7－12岁儿童入学率为97.74%，13－15岁儿童入学率为94.16%。在失学儿童中，7－12岁儿童失学人数比上年下降16.98%,13－15岁儿童失学人数比上年下降7.32%。
4.农村社会保障继续完善，新型合作医疗覆盖面增加。2007年本村有卫生室的村占行政村比重
69.85%；有医生或者卫生员的村占行政村比重76.47％；有合格接生员的村占行政村比重74.76％，农村医疗卫生网点进一步得到改善。
5.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且强度大。
2007年在被监测的408个行政村中，有62.27%的行政村遭遇严重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占受灾村总数的68.40%，其次是水灾和病虫害，分别占22.83%和9.78%。2007年仍有8.8%的农户有缺粮现象。
6.农民身体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农村老龄化步伐加快。2007年有94.13%的农民反映身体健康，而体质弱患有大小病的仅占调查人数的5.87%。从调查资料看，贫困地区农村老龄化步伐加快。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9.89%,比上年增长3.13%。按照联合国规定，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按此标准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即将步入老龄化。
（二）贫困地区农业生产受干旱影响，主要农作物产量全面下降
1.主要农作物产量平均呈10%以上的幅度下降。2007年，贫困地区普通小麦产量比上年下降8.5%；优质小麦产量比上年下降12.78%；普通玉米产量比上年下降2.58%；油料产量比上年下降12.78%；烟草产量比上年下降48.98%。
2.主要牧业产量平均呈15%以上的幅度下降。2007年5月受猪肉价格上涨的影响，饲料价格和仔猪价格一路飚升，严重影响了牧业产量。其中：肉猪产量比上年下降5.01%；菜羊肉产量比上年下降19.4%；肉牛肉产量比上年下降17.64%；家禽肉产量比上年下降20.54%；蛋类产量比上年下降30.11%。
3.受物价影响，农业投入加大。2007年，由于农产品出售价格大幅度上涨，农民家庭人均经营费用支出362.03元，比上年增长7.61%。其中：农业生产费用增长4.59%；林业生产费用增长126.6%；牧业生产费用增长30.79%。随着农村居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及购置农机具补贴的实施，农民更加注重中长期投资。2007年农民人均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76.24元，比上年增长17.78%。
（三）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
1.2007年甘肃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71.60元，比上年增长10.52%。一是食品消费支出806.01元,占消费支出的51.15%，吃仍是农民消费的重点；二是通讯消费亮点再现，农民人均用于交通和通讯的支出146.40元，比上年增长13.4%。三是就医看病支出较大。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02.21元，比上年增长18.51%，其中药品支出增长21.28%；医疗费支出增长19.15%；四是衣着支出102.51元，比上年增长14.92%。其中,服装支出增长13.67%;衣着加工增长57.05%。
2.生活用燃料仍以柴草为主。2007年仍有67.75%的农户使用柴草，比上年增长了0.11%；而以燃气作为燃料的农户由于燃气涨价,比上年下降40.82%；使用煤炭作为燃料农户比上年增长1.67%。
3.卫生条件和住房设施不断改善。2007年，贫困地区无厕所农户比上年下降了5.34%；无取暖设备农户下降了10.38%，但火坑仍然是农户取暖的主要设备。从住房条件看，贫困地区户均住房面积82.33平方米，住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增长2.67%；住砖木结构的增长2.04%；住土坯屋的下降2.12%；住竹草屋的下降22.22%。
4.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稳步增长。2007年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稳步增加。其中，每百户拥有冰箱、冰柜6.03台，比上年增长11.67%；彩色电视机87.65台，比上年增长4.74%；摩托车39.49辆，比上年增长18.13%；固定电话、移动电话79.71部，比上年增长24.7%。
5.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867.18元，增长11.72%。一是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提高。2007年，贫困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人均达到644.03元，比上年增长16.88%，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4.49%。其中，外出务工收入人均370.49元，比上年增长17.37%。二是家庭经营收入仍是农民增收的主渠道。2007年，甘肃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第一产业纯收入人均达883.73元，增长10.35%，第一产业纯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47.33%，对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三是政策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2007年贫困地区农民得到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等政策性补贴收入人均达到60.39元，比上年增长了29.62%。
二、贫困地区发展“三农”的阻力
（一）受区位劣势的影响，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甘肃的扶贫重点县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中部干旱地区和甘南、临夏少数民族地区，与周边地区相比，这些贫困县相对集中且远离中心城市，接受经济辐射的机会小，虽然国家给予了特殊优惠政策和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提速，各项指标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与全省相比，贫困地区的发展速度仍显缓慢。其中57个贫困县人均GDP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55%（贫困县人均4811元、全省人均8587元），人均财政收入仅相当于全省的14%（贫困县人均160元、全省人均1131元）。主要贫困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全省倒数。
（二）人力资源质量不高，自我发展能力不强
2007年贫困地区现有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21.99%，小学文化程度占33.11%，初中文化程度占34.37%,高中文化程度占8.4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12%。第一产业文盲率为20.46%，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盲和半文盲，第二产业有67.39%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第三产业有68.20%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与全国相比，文盲、半文盲劳动力相对较多，高出全国近十个百分点。
（三）基础性公益设施依然薄弱
目前贫困地区通电、通路、通电话和接收电视的比例分别为97.28%、87.37%、88.27%和96.01%，如果以此衡量，贫困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非贫困地区已经相差不大。但贫困农户的电话、卫生所拥
有率分别落后于非贫困农户10-15个百分点，仍有30.15%的村没有医疗室，有23.41%的村没有乡村医生或卫生员,基础设施依然薄弱。
（四）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明显不足
甘肃以丘陵和山地为主，是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地区之一，农业生产基础十分薄弱。43个重点县的总面积是13760.13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30.28%；人口为1800.1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54.51%，也就是说不到三分之一的土地上生活着一半以上的人口，如果将穷山恶水不易人类生存的面积扣除，仅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养活着二分之一的人口，人地矛盾十分突出。
（五）产业结构单一，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不足
在贫困地区，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高达80.45%，在这部分劳动力中，有94.32%从事种植业；从事二产的比重为9.69%；从事三产的比重为9.79%。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比重高出10个以上的百分点，从事工业、建筑业的劳动力比重低10个以上的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低8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如果一国或一个地区产业结构越复杂，非农业产出比重愈大，其经济发展实力就愈强。反之亦然。
（六）省级配套扶贫资金总量明显不足
调查资料显示,甘肃省扶贫投资力度大大小于国家扶贫投资力度。从投资结构上看，2007年全省扶贫投资总额21.97亿元，其中,省级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仅占扶贫总投资的1.30%，比上年下降了0.56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投资占90.90%，其它投资仅占7.80%。投资主体以中央财政为主。
三、解决贫困地区“三农”问题的对策
（一）重新制定农村贫困标准和界定扶贫目标
我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是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1986年对全国6.7万户农村居民收支调查进行计算后得出的。当时是以国际上通用的生存绝对贫困概念作为计算农村贫困标准的基础。根据这种方法计算，1985年甘肃省农村贫困人口标准为人均年收入206元，此后根据物价指数逐年调整，到2007年这一标准为728元。22年贫困标准年均仅增5.90%，而同期GDP年均增长13.74%，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58%。因此，调整贫困标准迫在眉睫。
（二）继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一是增大农业投入的力度，把支持农业放在重要位置。二是加强和巩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对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和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有着重要意义。三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在着力解决剩余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同时，更加重视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当前全省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就是首先要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2007年底，全省仍有490.2万人口尚处于贫困状态，解决这部分人的温饱不仅关系到贫困人口自身的尊严，而且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实现。目前甘肃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80-198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6:1，1990年为2.82:1，1995年为3.58:1，2007年达到4.30:1。因此，必须调节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分配政策，既要重视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又要关注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人口，使全体人口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四）加快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富饶的贫困是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特点。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庞大但质量低下，合格劳动力不足而不合格劳动力严重过剩。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从劳动力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着手。一要实现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二要加大教育资金的投资力度；三要立足产业调整、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有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扩充经济空间，全方位的开发和优化重组劳动力资源；四要加速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培育，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布局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五）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要开展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推动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就必须加快构建三个体系。一是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二是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三是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充分利用农广校、农函大、农技中学等多种形式，加强农业职业教育，改进招生方式，简化考核程序，降低入学费用，为广大城乡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
（六）发展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农业经营方式必然的、历史性的战略转变。要结合农产品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发展特点，加强龙头企业建设，培育优势产业和优势区域，逐步形成产业多样、特色突出、布局合理、规模适度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文字校对：安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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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贫困县 篇3
据了解, 甘肃省贫困县的摘帽激励政策, 包括多项表彰奖励政策。其中在资金激励方面, 完成减贫摘帽的贫困县, 除了保持原有扶持政策不变之外, 还可以奖励项目资金1000万元。
而在政策激励层面, 甘肃省将对减贫摘帽县增加中央财政和省财政扶贫资金竞争性分配比例, 省直部门在政策制定、资金项目安排等方面倾斜支持。
甘肃省还提出, 提前或按期减贫摘帽县还将获得组织表彰激励, 包括进行公开表彰、对摘帽县党政主要领导优先提拔重用和对成绩突出的县乡其他干部公开表彰奖励。
据介绍, 摘帽激励政策的出台, 就是为了让贫困地区的政府和干部确立良好的政绩观, 不把心思和精力花在争戴贫困县的帽子上, 而是让他们真抓实干改变贫困地区面貌, 帮助困难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甘肃省农村贫困问题成因及对策 篇4
甘肃省地处北纬32°31′~42°57′, 东经92°13′~108°46′, 据第二次全国土地面积显示, 甘肃省东西蜿蜒1, 600多公里, 全省面积为42.59万平方公里, 占中国4.72%。辖12个地级市、2个自治州;17个市辖区、4个县级市、58个县、7个自治县。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 2013年底甘肃省常住人口为2, 582.18万人。
甘肃省地处我国西北偏远的干旱半干旱地区, 自然环境脆弱, 这使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天然的障碍。境内贫困问题严重, 从地域分布来看, 截至2013年, 全省总共87个县, 根据收入测算, 其中国家扶贫县就占43个, 贫困县的比例高达49.490%, 如果再将省扶县纳入, 则贫困县的比例超过了50%, 贫困地域大。从贫困人口来看, 1983年贫困人口为1, 254.4万, 贫困面为74.8%, 2000年贫困人口为756万, 贫困面为37.2%, 2009年389万人, 贫困面为18.72%, 可以看到从1983年到2009年, 甘肃省贫困效果显著, 贫困人口数量和占比都呈现了下降的趋势。
然而, 数据的变化并没有反映不同时期应有的贫困标准。2011年11月29日,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 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 300元 (2010年不变价) 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 这样, 据测算, 全国的贫困人口将从目前的2, 688万人上升到1.2亿人左右。而甘肃省也将由此确定58个重点贫困县。按照国家新贫困线标准划分后, 甘肃省贫困人口将达到1, 200万人左右, 按照2010年11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当前, 全省贫困人口数量约占到常住人口总数量的46.92%。
由此可见, 甘肃省贫困问题比较复杂, 作为全国收入最低的省份之一, 甘肃省贫困人口数量多, 占比大, 同时分布广, 在考虑到自然条件的约束, 甘肃省的贫困问题就显得更加严峻。
二、甘肃省农村贫困问题的成因
(一) 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条件严酷、土壤贫瘠、旱灾居多、可耕地面积不足、生存条件艰苦在全国也是名列前位的;山地高原、沙漠戈壁和半干旱和极端干旱区占总土地面积分别为85%和75%;亩均水资源仅为全国水平的25%, 主要农作物耕种地区年均降雨量281毫米左右, 常年干旱少雨, 人均水资源比全国平均水平的50%还少一些;森林覆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65个百分点, 沙漠化现象突显生态环境脆弱。
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条件差, 地理分布复杂, 这也使得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增加, 区域内外流通成本高, 生产成本增加, 因此自然条件便成为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先天性障碍, 也是至贫的直接原因。
(二) 制度性因素。
农村长期贫困有其制度性的根源。首先是长期的工农业“剪刀差的存在”。政府人为的长期抑制农产品价格, 通过农业和农村的牺牲来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 这一制度一方面促进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 但同时也使农民和农村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再者, 城乡资源分配不均。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向了城市, 而投入农村的资金较少, 同时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 城乡资源的分配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公;最后, 城乡的资源流动程度不同。城市居民的资产流动性非常强, 他们可以通过资源的合理流动来改善自身的生活处境, 而农民掌握的资源不仅少, 而且流动性不强, 这也制约了自身的发展。
(三) 贫苦人口自身素质因素。
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观念落后, 没有提高收入的有效技能。首先, 贫困人口通常受教育程度较低, 而比较低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素质, 在就业和价值创造中处于劣势。再者, 贫困人口一般缺乏专业技能, 这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收入取得。最后, 由于地理位置以及自身的素质和信息获取的方式, 贫苦地区观念比较陈旧。
(四) 扶贫措施因素。
很多地区的扶贫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持续性。扶贫资金的投放与使用存在问题, 主要是使用分散, 规模效益差, 某些项目选择不准, 缺乏可行性论证, 对扶贫开发的基础设施项目缺少统筹安排, 甚至对扶贫资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与办法, 挤占挪用、贪污浪费, 优亲厚友, 以扶贫资金谋私的问题时有发生。政府推动型扶贫措施及思路还深深地打着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 不少扶贫措施的做法往往是借助行政力量来实现某种目标, 忽略了某些措施只能在发展市场经济、市场力量取代行政力量而实现某些目标的可行性, 现行扶贫战略实施在诸多方面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必须做出新的调整和选择。
三、甘肃省农村贫困问题解决对策
(一) 加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应有计划多渠道地筹措资金, 利用财政资金撬动中长期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把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结合起来, 就能迅速放大资金总量, 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从而改善贫困地区人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从整体上降低贫困人口的生活和工作成本, 改善生存环境, 为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贫困地区的生存质量, 同时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外部世界对接, 从而通过外部的带动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
(二) 通过制度变革减少制度性贫困。
通过制度的变革,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减轻制度性的贫困。近年来, 退耕还林, 取消农村税费,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对农民实行各种补贴等一系列制度性新变革, 为我国贫困地区百姓脱贫、地区发展减轻了负担, 夯实了基础。同时, 在医疗方面实行农村医疗保险, 在教育方面推行免学费等措施, 进一步地降低了贫困地区的生活成本, 通过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 降低农民的生存成本, 从而消除因病致贫, 因学致贫的现象, 使其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
(三) 通过技能培训提升贫困人口素质。
前面提到的都是农民生存环境改善的问题, 而从根本上要消除农村的贫困问题就要依靠其自身的转变, 而其根本还是自身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而要提升劳动力的素质主要依靠教育来实现, 一方面要在贫困地区大力推广学校教育, 转变观念;另一方面主要是要推广技能教育, 实现贫困家庭劳动力生产能力培训和劳务输出技能的全覆盖, 提升其劳动技能, 改变单一的收入结构, 提高劳动的价值。
(四) 提高扶贫措施的有效性。
要提高扶贫措施的有效性必须做到扶贫科学性、系统性和持续性。在扶贫工作的整个过程中保证信息的公开性,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平性, 保证扶贫工作的效果。同时, 要保证扶贫工作的科学性, 从方式的选择、对象的确定、资金的额度和使用, 效果的评估控制, 整个都应该有一个系统、科学的方法。另外, 要保证工作的持续性而不是运动式、突击式的运作方法,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措施的有效性。
四、总结
甘肃省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以及经济环境都是造成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分布广的诱因, 同时也给扶贫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但针对致贫的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系统、科学和可持续的扶贫措施, 可以减轻贫困人口的规模及贫困的程度。
摘要：本文从甘肃省具体实际出发, 通过数据展现甘肃省贫困现状, 分析其贫困成因, 并提出具体扶贫建议。
关键词：农村,贫困问题,扶贫
参考文献
[1]杨珽, 王艳华.我国商品房价格影响因素探析[J].全国商情, 2011.1.
[2]唐志强.县域特色产业选择的指标体系构建[J].统计与决策, 2010.6.
甘肃省贫困县 篇5
1. 1 土地贫瘠,种植繁多
定西大部分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地支离破碎、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土地中的肥力低, “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仍是绝大部分山区农民种植生产的真实写照。长期以来农民掌握的信息,以及为了避免灾年,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山区,土地面积广的地方,农民家中几乎种植各种粮食、副食作物,从日常吃的白菜、豆角、辣椒、西红柿到牛羊猪吃的大豆、高粱、荞麦、谷子、玉米,以及经济作物如马铃薯、中药材。
1. 2 科技水平落后
农业生产科技水平较低,农耕时分,定西地区很多地方二牛抬杠、二人抬杠的耕作方式仍然常见。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低,4YW—160 型中药材挖掘机研制项目是渭源县农机推广站承担的定西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于2006 年9 月通过市级科技成果鉴定验收,项目达到国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但到目前,农户并不知道这项能够帮助自己解决劳动力不足又能带来高效率的机器。
1. 3 生活条件
一是吃的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改善是反映经济水平的一项重要的指标,然而在定西市很多农村,农民的吃穿住行与10 年前甚至20 年前没有什么区别。
二是住的方面。住的房屋大部分为土木结构,二三十年房龄的房屋随处可见,尤其在山区,由于交通的不便捷,人们想通过修建房屋改善居住条件的可能性不大。农民一有钱就修房,这是很多地方农民普遍的行为,长期以来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农民,对一座封闭的庄院,几间宽敞的房子的奢求和投建从不会计较成本的。
三是出行方面。居住在山里的人主要以步行为主,尤其是年龄在45 岁之后的人。赶集是农民一年之中离开家里、离开土地主要去的地方,一般集市都分布在乡镇县中心,农民往往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到集市办理购买农药、化肥、生活必需品等日常事宜。
四是穿着方面。穿着能够显示农民的收入情况,近年来农民的穿着比起以前有所改善,尤其是家中有年轻人外出打工、孩子成家立业的家庭。但在很多地方,家庭情况不是很好、家中成员患病、收入只靠农业收入等的家庭,在穿着方面还是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买一件新衣服可能要过好几个年,在平日里怕弄坏弄脏。
2 贫困的成因
2. 1 自然环境恶劣,资源短缺
定西地区贫困农民主要生活在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的偏远山区,农民受到来自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种植土地坡度较大,土地贫瘠,作物种植耕作极为困难,耕作方式只能以纯人工、人畜结合的方式进行; 由于气候条件干旱少雨、四季分明,农作物生长及生存受到严重的挑战与制约; 一些高寒区常年冰雪覆盖,无霜期很短,农作物生长更是受到极大的限制; 黄土丘陵区域土质松软,水土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夏秋两季农业生产受到制约; 一些土地较为平整的区域,土地稀少,农民拥有的土地分块数多分散性大,种植作物杂而少,经济效益极低。
2. 2 土地面积稀少,土地质量差
农民拥有土地就能生存,一旦离开土地或土地很少,农民的生存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自古以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定西市多山少川,山区农民虽地多,但环境恶劣,交通不便,水资源十分稀缺,耕地的质量差交通不便,平川地区的农民地少,土地由于长年种植单一农作物,土质情况极差。
2. 3 农民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对社会各阶层的文化水平要求普遍提高,文化素养的缺失往往是造成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定西市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民的文化程度均比较低,山区农民年龄在35 岁以上的多为小学以下文化或为文盲,在平川区域农民大多数文化水平为初中或小学文化程度。
2. 4 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
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交通、水利、医疗卫生、培训教育、电力设施、仓储设施、公共设施等建设不到位,无法满足农民生活生产的需要。定西地区由于大部分地区属于沟壑纵横的山地,缺水、交通不便问题很突出。
2. 5 支出费用增长较快
据调研,70% 左右的农民家庭收入依靠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家庭收入主要是打工收入。然而外出务工的工种,年纪轻的男性以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为主,女性以餐饮等服务业为主,年龄大的男性以技术含量低的活为主。很多农民表示他们一年外出的工资在逐年增长,但面对节节上涨的物价和各种消费,家庭往往是入不敷出。农民年主要支出有农资支出、医疗就医支出、教育支出、生活用品购买支出、取暖支出、婚丧嫁娶人情、交通餐饮支出( 见下表) 。
单位:元
注:此表为综合多家访谈对象,农民各家情况各有不同,每项为平均值。
3 对策建议
3. 1 实施搬迁富民工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种植土地坡度较大,土地贫瘠,加之干旱少雨、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使无论是山区农业还是平整区域的农业在夏秋两季生产受到严重的挑战与制约。随着封山禁牧、林改工作的进一步落实,应重新布局转移山区农民,将偏远山区零散的农户统一安排,结合各项富民福民、房屋改造等政策,安置在一些平川地区。农业保险作为一种降低农业风险增加农民收入收入的保障性措施,应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农民的认可,实现和保障农民的收入。同时建立健全失业、就医、低保等保障机制,鼓励农民创业,提供一定的创业平台、政策,建立农民创业保障制度。
3. 2 加快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推进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依靠科技,依托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引导农民调整种养结构,改变常年单一种植某一种作物的情形,改变山区农民种植种类繁多产量效益低的现状,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的农业,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合理安排调整畜牧业,引入低投入、高回报发展的促民富民产业,同时建设农村牲畜疾病检疫与防治体系。
3. 3 加大农村教育设施建设
一个地区农业要发展,农民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农民培训学校如果能将农民召集起来,在冬季开展各种不同的短期培训,对农民外出务工、劳务输出都有重要的作用。创新农村教育模式,单纯的说教无法满足农民的要求,互动性的教育培训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3. 4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要发展各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需建设齐全,路宽了、地平了、有水了,山区农民才能发展,才能有能力自我发展,实现自我脱贫。山区的道路十分难走、危险度高,交通、通信、水利等方面的基础性建设滞后,急需得到改善。
3. 5 倡导农村节俭,引导合理消费投资
农村红白喜事的筹办既花钱又浪费,引导农村红白喜事从简从轻、不铺张浪费是十分有必要的,在配套各种创业等措施的同时,倡导节俭引导农民进行商业投资,提高农民的收入。在农民日常的房屋修建方面,按照新农村的落实和规划情况,合理引导农民修建房屋; 在农民外出务工方面,政府应采取一定的就业措施,鼓励农民就近就业。
摘要：甘肃省定西市六县一区都是国家重点贫困县,文章从甘肃省定西市农民贫困的基本现状出发,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分析探讨了造成定西市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定西市,农村,贫困
参考文献
[1]刘峰.定西贫困地区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2):26-27.
[2]张茂林.甘肃定西县贫困及对策研究[J].西北人口,1994(3):50-52,49.
甘肃省贫困县 篇6
1 新常态下甘肃省贫困县区县域经济发展特征分析
1.1 经济总量持续增加, 经济增长速度趋于放缓
近年来, 国家加大了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 甘肃省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贫困县区发展的政策措施, 甘肃省贫困县区面临新常态下的经济下行压力, 经济仍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 绝大多数贫困县区经济增速均在10%以上, 县域经济总量持续增加。 但与“十二五”时期相比, 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 经济增长速度趋于放缓,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均有所下降, 绝大多数县区经济增量和增速普遍低于“十二五”规划预期目标。
1.2投资对经济拉动减弱, 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
甘肃省贫困县区自然条件差,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投资是长期以来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 据不完全统计, 甘肃省贫困县区除基础设施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外, 其他方面投资增速均有所放缓, 尤其是工业投资出现大幅回落, 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明显减弱。 然而, 甘肃省贫困县区大多生态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 近几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以文化旅游、商贸物流为主的服务业发展极为迅速, 服务业成为了拉动县域经济增长新动力。
1.3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多元产业体系尚未形成
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甘肃省“1236”扶贫攻坚行动的深入推进, 甘肃贫困县区以特色种植、规模养殖、优质林果业、劳务输出为主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 各县区也相继建立了工业园区, 农产品加工、矿产资源开采等工业发展初具规模, 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等服务业发展较快, 部分县区二三产比重还超过了一产, 县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但是, 农业仍以传统农业为主、工业结构较为单一、服务业规模较小, 大部分产业处于产业链低端、产品附加值低,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不足, 多元化产业支撑体系尚未形成[3]。
2 新常态下甘肃省贫困县区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2.1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投资增长出现了大幅回落, 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有所减弱。 受此影响, 甘肃省贫困县区投资增长幅度下降明显, 投资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 各县区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由于发展时间短、规模小, 对经济增长带动能力有限。 为此, 各县区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加大, 经济增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过去靠投资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
2.2 产业转型升级困难, 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甘肃省贫困县区经济基础薄弱, 产业发展水平不高, 农业以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为主, 发展条件差, 实现农业现代化任重道远;工业技术层次低, 产业关联度不高, 综合竞争力不强,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效益下滑明显;服务业发展层次低,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和龙头带动作用不足, 商贸流通体系不够健全, 产业之间关联性弱、整体竞争力不强, 产业转型升级困难重重。 甘肃省贫困县区内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竞争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 加之县域财力有限、体制机制不活、科技创新能力薄弱, 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严重不足。
2.3 经济发展受资源环境条件约束严重
甘肃省贫困县区多数分布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陇南山地区和甘南高寒地区, 所在的区域大多山大沟深、自然环境恶劣、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 在甘肃省主体功能区划里属于限制开发区。 受干旱与半干旱和山地为主的自然环境条件影响, 城镇和产业主要集中分布在水土组合较好的河谷盆地内, 河谷盆地用地和环境容量有限, 县域经济发展受资源环境条件约束严重[4]。
3 新常态下甘肃省贫困县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对接国家发展政策, 主动融入区域发展
甘肃省贫困县区财政收入有限, 财政收支不平衡, 发展资金严重不足, 实现追赶式发展目标必须借助外部力量扶持。 各县区要立足自身发展实际, 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政策, 抢抓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机遇, 突出优势准确定位, 科学制定发展规划, 积极融入甘肃区域发展战略。 同时, 认真梳理国家投资方向和产业政策, 准确把握国家投资重点, 有针对性地谋划各类项目, 扎实开展申报工作, 争取更多国家省上政策、资金支持, 实现转型跨越发展。
3.2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破除经济发展瓶颈
近年来, 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 甘肃省制定了“6873”交通突破行动, 甘肃省贫困县区要抢抓历史机遇, 完善县域各级城镇基础设施, 提高城镇综合承载力, 增强城镇辐射带动力;加快通乡道路升级改造和通村道路建设, 尤其是偏远地区道路建设, 形成内畅外联、快捷便利的县域交通格局;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 整治农村生态环境, 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
3.3 打造经济发展平台, 突出自身发展特色
产业园区和专业市场建设是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 产业园区是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引擎, 专业市场和与之相关的营销网络是连接原材料、产品供需之间的桥梁。 甘肃省贫困县区要加快产业园区和专业市场建设, 不断完善产业园区配套设施, 优化招商引资环境, 建立与主导产业相配套的物流体系, 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新兴战略产业, 结合发展优势打造产业集群。 与此同时, 结合各地发展现状、自然特色和历史文化, 积极发展绿色生态、休闲旅游、医药生物产业和信息物流业、文化娱乐业等不同类型产业, 走出各自发展特色之路[5]。
3.4 积极整合社会力量, 深入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持续推进双联行动与扶贫开发深度融合, 通过“双联” 行动动员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扶贫开发, 培育多元社会扶贫主体, 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抢抓国家加大扶贫开发战略机遇, 深入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按照“四个切实”的总体要求, 努力做到“六个精准”, 全力抓好“四个一批”, 不断创新扶贫工作体制机制。 注重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能力素质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易地扶贫搬迁, 统筹抓好扶贫开发工作, 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3.5 加快改革创新力度, 激活发展内生动力
加快政府简政放权力度, 统筹抓好行政权力清单、部门责任清单、县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和政务服务网建设, 提高政府运行效率。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大力发展混合制经济, 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破解资金发展难题。围绕新型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试点, 放宽准入, 完善监管, 通过PPP、BOT等方式,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公用设施投资运营, 引导聚集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创新体制机制, 努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 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 2014-11-10 (A02) .
[2]庞国锦, 孟杰, 马如兰, 等.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研究[J].甘肃科技, 2010, .26 (22) :41-43.
[3]袁媛, 陈兴鹏.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分析[J], 测绘科学, 2014, 39 (1) :55-57.
[4]李快满.甘肃省贫困山区农村经济现状与发展策略[J].甘肃科技, 2015, 31 (4) :1-3.
甘肃省贫困县 篇7
1 对主观幸福感的释义
什么是幸福?幼儿教师对幸福的思考究竟对其教育行动有什么价值?幼儿教师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对待幸福?
幸福不仅指因物质需要的满足而获得的快乐, 还包含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的完美体验。幸福感有快乐、幸福、心理健康等含义。目前, 心理学家倾向于合成词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 这个词直译就是主观好的存在, 是指健康、快乐的状态, 是一种生存状态, 表示幸福的主观感受, 也称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是反映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从认知评价角度看, 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从情感体验角度看, 是当前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平衡的结果;从形式上看, 是一种心理体验;从内容上看, 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理想的存在状态。财富、人格、文化和年龄因素对主观幸福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生命的存在和生活的价值是靠每个人自身的生活事实来确证和实现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因此, 强化幼儿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将使其教育教学更有智慧和价值。而幼儿教师的幸福既是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 又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结合。由此看出, 幼儿教师的主观幸福感也应该是自身需要得到满足和教师职业地位得到提升的一种综合的统一。幼儿教师通过辛勤的劳动和付出, 使其教育教学目标与理想在心理和精神上得到了实现, 幼儿教师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同时也从中感受到幸福快乐的理想境界与平平淡淡的现实理性。
2 贫困地区幼儿教师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
制约幼儿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笔者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剖析, 并对幼儿教师的定位现状、生存状态、生活质量等问题给予关注。
2.1 幼儿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定位
理论上幼儿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的定位很高, 但由于幼儿教育并没有纳入义务教育或其他教育范畴, 幼儿教育实际上等于没有定位。另外, 由于在没有经过严格、细致论证的情况下进行幼儿园改制工作, 导致一大批公办幼儿园被推向社会, 在缺乏后续监管力度的情况下, 什么学校都可以办幼教专业, 什么人都可以办幼儿园, 什么人都可以当幼儿教师。还有一个被忽视的原因, 即几乎所有的幼儿教师都是女性, 人们很自然地将早期教育与母爱联系起来。母爱长久以来被视为对孩子理所当然的看护、抚养和无报酬的天职, 外行人很难肯定幼儿保育与教育是一个特殊的专业领域, 很难认同其专业知识与技能, 这种误解使幼儿教师的专业形象面临长期的挑战。
2.2 幼儿教师待遇偏低
无论在世界何地, 一方面学生年龄越小, 教师工作时数越长, 待遇越低, 社会地位越低;而另一方面, 学生年龄越大, 教师授课时数则越短, 待遇越高[1]。幸福不是超越世俗的愉快和满足, 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的, 幼儿教师的幸福也要有基本甚至较充裕的物质条件作保障。但目前在中小学教师工资大幅提高的情况下, 幼儿教师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反而普遍降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有相当部分的幼儿教师成为弱势群体, 陷入了生存困境, 其中反映出的问题令人深思。
2.3 幼儿教师编制偏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在高校幼教专业不断扩招和幼教师资队伍不断扩大的同时, 不少地区公办幼儿园教师的编制却逐年压缩, 甚至有的幼儿园10年内没有一个编制, 导致急需教师的幼儿园和急找工作的毕业生之间产生矛盾。
2.4 幼儿教师在教育活动中遇到的问题
2.4.1 受节律性工作性质的束缚
由于受幼儿园工作性质的影响, 许多幼儿教师整日辛辛苦苦工作, 淹没在“节律”中, 超负荷工作导致其产生职业倦怠感。
2.4.2 受专业化发展趋势的冲击
大部分幼儿教师职前虽系统学习了专业理论和技能,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其原有的知识水平已不能满足现有的工作需要, 也谈不上专业发展的广度与深度, 故从理论指导、知识更新、教学实践、教育研究和教育质量等角度出发, 幼儿教师迫切需要充实自己。
2.4.3 受管理者管理水平的影响
受官本位的影响, 管理中的“行政作业”增加了教师的心理和工作压力, 诸如各类检查、评比、排名, 一次次的比赛、周考、月考等, 使教师整天疲于奔波, 看似管理上的“效率主义”反而导致了教师工作的无效率, 压抑了教师的创造性, 阻碍了教师的幸福感。
3 提高贫困地区幼儿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建议
作为幼儿教师需要爱护每个孩子, 搞好每次活动, 把人生的追求定位在每一天的工作中, 把幸福的指数定格在每一间教室中。没有中考、高考的指挥棒, 反而有更多的问题值得思考和研究。为此, 幼儿教师要从现实理性的平台上看待幸福、感受幸福、寻找幸福和创造幸福。
3.1 管理者的赏识
大量研究证明, 幼儿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是领导的支持与肯定。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赫兹伯格曾说:“领导的赏识是重要的激励因素和手段。”幼儿教师有得到领导赏识的心理需要, 因为领导的赏识意味着自己在组织中的位置、获得发展的机会, 也是领导对自己工作的认可, 这些都影响着幼儿教师的幸福体验。管理者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和科学方法等外在认同是激励教师内在认同的重要因素, 幼儿园不是市场, 管理者应跳出“市场主义”的管理泥潭, 处理好软管理与硬管理之间的关系。领导是否愿意倾听教师的心声、关心教师的生活、积极支持教师的研究、善意批评教师的不足、长远考虑教师的发展、定期组织教师的娱乐等问题, 都不同程度影响着幼儿教师的幸福感。
3.2 专业化的学习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认为, 社会职业有一个铁的规律, 即只有专业化才有社会地位, 才能受到社会尊重。如果一种职业谁都可以担当, 那么这种职业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另外, 专业学习也要与时俱进, 我们要去研究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大背景下, 怎样更多地去关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问题, 而不是没有批判地将一些源于西方文化的思想都当作“先进理念”[2]。幼儿教师要注重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意识, 逐步成为文化人和文化教育者, 并在专业伦理 (价值观、爱护孩子等) 、专业精神 (责任心、敬业等) 、专业人格 (正直、开朗等) 、专业规范 (资格、证书等) 方面不断努力与完善, 使自己朝着知识型、能力型、情感型、建构型、批判型和反思型教师的模式发展。最后, 幼教主管部门在体制上应给予幼儿教师专业化学习的保证和机会。
3.3 灵感中的创造
创意大师基尔福特曾提到:“创造就像‘爱’, 是多彩多姿的。”幼儿教师通过教育教学活动, 只要有心、留意、勤奋和努力, 就能触发灵感, 增强探索精神, 点燃创造的火花。笔者认为, 幼儿教师的创造力要从善于学习、勤于钻研、观察孩子、聆听童声等方面入手。是否读透、领会有关古今中外早期教育、心理名著的思想精华;是否善于积极学习最新的理论知识和实践内容;是否勤于钻研教材和教法, 提出创造性方案和建议, 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教学实践;是否有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到教育教学工作中有价值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是否有兴趣聆听童声、做好观察笔记, 并充分发挥想象力, 因材施教等, 都是进行创造的灵感之源。
3.4 生活中的娱乐
幼儿教师除了要加强学习教育理论、专业知识和教育技能外, 还要注意感受和享受生活, 要有积极向上的生活信念、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据专家预测, 未来社会人类将有50%的时间用于休闲, 一旦达到50%, 整个社会价值的需求就将由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转化为对精神享受的渴望。用于生活中休闲时间的多少将作为富裕和幸福的标准, 衡量富裕的指标不仅是GDP, 幸福的指针也不再是收入。因此, 幼儿教师不要把工作视为痛苦, 而应处理好工作和娱乐的关系, 使工作的幸福感达到最高。
摘要：主观幸福感是衡量幼儿教师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标。目前贫困地区幼儿教师主观幸福感现状不容乐观。就如何提高贫困地区幼儿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提出一些建议, 如管理者的赏识、专业化的学习、灵感中的创造、生活中的娱乐等。
关键词：贫困地区,幼儿教师,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1]林秀锦.美国的早期保育与教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甘肃省贫困县 篇8
通渭位于甘肃中部, 总面积2908.5平方千米, 现辖18个乡镇332个村10个社区, 总人口44.67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40.4万人。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耕地面积183万亩, 境内沟壑纵横, 水土流失严重, 自然灾害频繁, 是典型的干旱贫困地区。近年来, 该县把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抓手, 紧紧围绕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创新工作思路, 不断完善机制, 加大农村土地流转扶持力度, 积极培育规模经营主体, 有效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据调查, 目前全县流转土地面积15.29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4%, 涉及10家企业, 5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2.23万户农户、占全县总户数的24.9%, 签订流转合同2.16万份。调查研究通渭县农村土地流转情况, 呈现出七个特点。
㈠流转面积扩大化 近年来, 该县由于大力发展全膜玉米、马铃薯、中药材、草畜等特色农业产业, 粮食产量不断增加, 农民收入不断提高。随着一些农业产业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的培育壮大, 加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多, 闲置土地面积不断扩大, 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全县土地流转面积逐年扩大。
㈡流转规模连片化 通过采取“企业 (专业合作社) +农户+基地”的模式, 扶持了一些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养大户整流域、大规模流转土地, 集中连片程度不断提高, 建成了一批科技含量高、示范效果好、带动能力强的农业产业开发基地。如2013年建成的马营华川—涧滩流域市级农业农村区域发展综合示范片区, 完成土地流转6080亩, 建成千亩以上马铃薯生产示范基地4个、百亩以上林木育苗示范基地3个、蚕豆、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2个。
㈢流转形式多样化 土地流转形式有出租、转包、入股、互换和转让等多种形式。出租和转包均属于有偿流转, 是目前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 特别是随着大量农民离开土地, 加上一些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需要大量租用土地, 出租成为大多数农民流转土地的首要选择, 也是各类流转形式中面积增长最快的一种形式。调查显示, 通渭县农户出租土地面积9.8万亩, 占流转总面积的64%。
㈣流转对象多元化 土地流转已从初期的农户之间流转, 逐步扩大到农户与企业之间、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与种植大户之间的流转。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为代表的规模化经营模式逐步成为土地流转主流。流转的对象不仅有本地业主, 也有外来业主, 既有本地企业, 又有外来企业, 流转对象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据调查, 目前转入农户和专业大户11万亩, 占71.94%;转入专业合作社2.2万亩, 占14.39%;转入企业1.6万亩, 占10.46%;转入其他主体0.5万亩, 占3.3%。
㈤流转用途产业化 土地流转用途对象主要为玉米、马铃薯、果蔬、草畜四大产业, 其中流转用于全膜玉米、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种植的土地10.58万亩, 占流转总面积的69.2%;用于种植苜蓿等优质牧草的3.06万亩, 占流转面积的20%;用于发展中药材、林果、林木育苗等其他产业的1.65万亩, 占流转面积的10.8%。
㈥流转价格市场化 从流转价格方面来看, 由于供需规模和供需比例的不同, 土地流转价格明显呈现出市场化的特征。县城区周边乡镇的土地流转价格相对较高, 且流转面积较大, 偏远山区的土地流转面积较小、价格相对较低。乡镇街道、集贸市场等所在地村社的土地流转面积相对较大、价格相对较高。川台地、梯田地、交通方便且土壤肥沃的土地流转价格相对较高。
㈦服务体系规范化 该县成立了通渭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 建立了协商、调解、仲裁、诉讼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承包和流转纠纷解决制度, 建设了土地纠纷调解仲裁庭, 帮助调解土地流转中的部分实际问题。成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各乡镇设立了土地流转服务站, 各行政村设立了村级土地流转服务点, 确定了土地流转信息员。
根据调查的情况来看, 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 也有一部分农民愿意流进来。分析农村土地流转的原因, 主要有三点。一是土地经营收益下降加速土地流转。由于干旱贫困地区自然灾害频繁, 农民耕地的收入受自然条件限制, 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困境, 而且各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土地零星分散不利于农业机械集约耕种, 劳动力成本增加, 使得土地经营成本显著提高。二是劳动力转移加速土地流转。近年来, 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加快, 通渭县常年有近10万农民在外务工, 转移劳动力平均每天务工收入在100元以上, 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农村劳动力的大批转移, 导致农村大量土地无人耕作和管理, 或者仅由不能外出的60岁以上的老人来种, 农业成了“老人农业”, 土地流转已成为必要。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土地流转。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更多的土地向龙头企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集中。农村土地流转到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大户后, 他们通过土地平整、道路改造改变了过去土地不利于机械化作业的方式, 且利用农业新技术, 大大提升了土地的生产效率, 加速了土地流转的进程, 也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二、农村土地流转的困难和问题
农村土地流转是一项关乎农民根本利益和农村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 当前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
㈠思想观念落后 一是守地思想严重。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 农民“守地”思想根深蒂固, 恋土情结较为严重, 认为土地就是农村人的立业之本, 不愿轻易放弃, 担心土地流转后, 失去“依靠”。二是小农意识较重。本着小富即安的思想, 投资兴业怕担风险, 不敢投资也不愿投资且没钱投资。即使有组织的规模化经营也很少有人愿意参加, 担心经营失败, 出现亏本。三是既得想法过重。随着农业税全面取消、种粮补贴不断增加, 农民把土地看得更加珍贵。认为土地只要在自己手中, 就能享受到国家补贴, 只要有地种就有收获。四是政策理解有误。部分农民觉得土地一经流转就会失去对其所有权, 尤其担心土地流转后, 经过整理, 原有界限被清除, 待合同到期, 难以收回土地。因此宁愿自己不去好好经营, 也不愿流转经营权。
㈡流转程序不规范 一是流转合同不规范。由于流转合同没有按照统一标准, 有的内容过于简单, 合同条款不完整, 缺少法律依据, 有的合同期限超过了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 大部分合同没有对到期恢复土地原貌作出约束性规定, 存在较多的矛盾纠纷隐患。二是流转协议签订率不高。调查发现, 土地流转双方通常是讲好价钱后就可以种地, 口头协议多, 书面协议少, 自行流转农户多数为口头协议, 如果发生利益纠纷, 解决难度较大。比如鸡川镇流转的83户中, 签订了流转协议50户, 仅占60%。三是流转程序不到位。在走访调查中了解到绝大多数自行流转的农户, 几乎没有向村级申请, 基本没有经过村集体统一组织或上报乡镇集体备案。难以落实“谁种粮谁受益”的种粮补贴政策。
㈢规模流转难度大 一是流转面积小。该县境内沟壑纵横, 水川地少、干旱地多, 地块零散不整, 交通条件较差, 实现机械化生产难度较大, 规模化经营成本较高。流转土地的企业和种养大户都需要集中连片、地形整齐、交通方便的地块, 但这些地块农户又不愿流转, 或流转成本较高, 土地流转存在客观条件限制。全县真正流转中的耕地仅占总面积的8.4%。二是流转期限短。由于大多数农民对土地流转存有顾虑, 因此多数土地流转期限均短。调查显示, 该县土地流转期限在1年~3年的9.17万亩占到60%, 流转期限在3年以上的仅占40%。这种情况容易出现短期行为, 不利经营主体增加投入, 不利于土地可持续利用。
㈣流转机制未健全 一是信息相对闭塞。外地客商想要租赁土地搞农业开发, 基本上是通过当地政府或熟人帮忙联系后才能找到满意的土地, 费时又费力, 这就大大降低了客商在本地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二是监督制约机制未形成。由于多年的习惯所致, 农户在进行土地流转时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事前缺少指导、事后缺乏监督的弊端, 法律公正意识淡薄。三是缺乏与土地有关的评估机构。流转价格基本由双方自行协商, 一旦出现价格纠纷, 无法仲裁。
三、推进贫困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几点建议
土地是农业生产、农民生存、农村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特别是在贫困山区, 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必须多处发力, 采取有效措施。
㈠加大宣传力度 一要使农户懂政策。要充分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 让农民了解政策并吃透政策, 从根本上转变“守地”思想, 引导农民增强流转土地的自觉性。二要使农户看到实惠。通过土地流转典型的引导, 使农户明显地看到流转前后的收益变化, 实实在在得到实惠。三要使农户无后顾之忧。建立劳动力输出培训制度, 提高就业能力和素质, 使外出务工人员就业和收入稳定;健全农村医疗、养老和最低生活水平等多层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以代替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
㈡规范流转行为 一要规范流转合同。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式、期限和具体条件, 在流转双方平等协商确定, 达成流转意向的基础上, 按照统一的流转合同规范文本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并报乡镇经管站登记备案, 实行统一档案管理。二要规范流转程序。对土地流转申请、协商、审查、订立合同、备案等程序, 均要予以明确和固化, 确保土地流转程序规范。三要加快农村土地确权。通过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 有效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 化解农村社会矛盾, 依法确认农民土地权利, 强化农民的土地物权意识, 有助于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推进过程中, 切实维护农民权益。
㈢建立流转机制 一要搭建土地交易平台。以乡镇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站为依托, 搭建土地流转服务平台, 及时准确公开土地流转信息, 加强对流转信息的收集、整理、归档和保管, 及时为广大农户提供土地流转政策咨询、土地登记、信息发布、合同制定、纠纷仲裁、法律援助等服务。二要及时调解矛盾纠纷。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体系, 明确各自职责, 做到三级联动, 及时化解因土地流转引起的各种纠纷和矛盾。
㈣出台扶持政策 研究出台关于土地流转的管理办法和加快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 并发布土地流转指导价格。开展土地流转扶持措施, 合理安排土地流转扶持资金, 对流转达到一定规模 (例如100亩) 以上的组织或个人进行扶持, 特别是对大面积流转抛荒地且长期经营的组织或个人从资金、政策、技术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通过奖励扶持, 有效激发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经营主体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农村金融机构要探索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 及时调整信贷政策, 开展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简化贷款手续, 加大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 保障流转土地所需资金, 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
摘要：农村土地流转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途径。然而贫困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情况怎么样, 流转过程中存在哪些障碍与困惑, 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这些问题值得思考。本文通过调查分析甘肃省通渭县土地流转方式方法, 并提出建议, 为贫困地区农村土地有序流转, 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提出了新思路和新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