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微型金融（共7篇）
农村微型金融 篇1
一、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现状
按照组织理论和制度理论, 结合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实际业务开展情况, 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正规金融机构, 主要是村镇银行。二是准正式金融组织。包括:小额信贷公司, 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 捐赠或援助项目资金建立的村基金或协会。三是其他非正式农村民间微型金融组织, 如和会等。
(一) 贵州村镇银行的发展现状
从2006年12月, 银监会放宽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后。2008年9月, 贵州首家村镇银行——毕节发展村镇银行建立并开业后, 到2012年12月, 贵州已有20家村镇银行 (见表1) 。同时, 2012年, 贵阳白云德信村镇银行、贵阳南明富民村镇银行、贵阳云岩富民村镇银行、清镇信邦村镇银行、金阳富民村镇银行、镇宁汇商村镇银行、从江月明村镇银行、遵义县汇隆村镇银行等8家村镇银行已经获得了银监会的开业或筹建批复许可。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 到2011年底, 贵州村镇银行法人机构12个, 机构个数15个, 从业人员366人, 资产总额为22亿元。
(二) 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情况
从2006年8月, 贵州第一家小额信贷公司——江口华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江口县挂牌成立后, 贵州小额信贷公司迅速发展, 到2012年9月, 贵州小额信贷公司187家, 从业人员1882人, 实收资本54.59亿元, 贷款50.67余额亿元 (见表2) 。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小额信贷公司分地区统计情况表 (2010-2012) , www.pbc.gov.cn/publish//
(三) 贫困村互助资金发展情况
2006年以来, 贵州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数量不断增加, 到2011年底, 全省41个县 (市、区、特区) 共有297个贫困村开展了互助资金试点。资金总规模7752.61万元, 全省共组建了2653个互助小组, 累计入社农户4.27万户, 其中贫困户2.26万户, 累计借款1.71万户次, 其中贫困户1.07万户次;累计发放借款9047.6万元, 其中贫困户3969.48万元;累计还款额6440.78万元, 借款归还率71.18%。2012年, 贵州投入财政扶贫资金1000万元, 安排了66个贫困村省级互助金试点, 试点村总数达到363个。
(四) 捐助性村基金 (协会) 在贵州建立与发展情况
1995年, 国际渐进组织、国际鹤类基金会、贵州环保局出资与合作, 在威宁草海保护区村寨发展项目中, 设立了渐进项目和村寨发展信用基金。1997年, 兴仁县政府成立了UNDP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办公室, 同时还与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贵州省乡村发展协会联合发起成立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机构——兴仁县农村发展协会, 实施小额信贷工作。1998年, 亚洲开发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在贵州纳雍开展的社区扶贫示范项目, 建立了社区发展基金。2005年, 香港社区伙伴资助, 贵州省农科院现代农村发展研究所与望谟县政府实施的望谟参与式扶贫项目, 将社区发展基金作为其中的一个子项目。2008年,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日本家族计划国家协力财团、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贵州雷山等县实施的全民参与综合扶贫试点项目, 将村滚动资金作为一个重要的子项目活动。
二、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面临问题
(一) 村镇银行面临“四大”问题降低其“支农”功能
一是地区分布不均衡, 分支机构少, 覆盖面低。全省20家村镇银行在各市州分布为:贵阳市2家, 安顺市1家, 遵义市2家, 六盘水市3家, 毕节市6家, 铜仁市1家, 黔南州2家, 黔西南州1家, 黔东南州2家。2012年获得筹建或开业的村镇银行中, 贵阳市有5家, 安顺市1家, 黔东南州1家, 遵义市1家。贵阳、毕节、六盘水村镇银行发展比较多, 基本上能达到1个县 (市、区) 1家, 其他市州都相对较少。同时, 在已成立的20家村镇银行中, 仅有毕节发展村镇银行建立一个支行, 花溪建设村镇银行目前设立了两个分支行, 平坝鼎立村镇银行设立一个支行, 其他村镇银行基本只有一个网点。二是“城市化”问题突出。贵州20家已经成立的村镇银行中, 除了花溪建设村镇银行在花溪区青岩镇设立了一个分支网点外, 其他村镇银行的服务点实际都在县 (市、区) 城里, 作为出资仅有1亿元左右的微型金融机构, 其服务的范围本身就比较窄, 把服务点设置城里, 难以满足服务农业、农村, 特别是为农户提供微型金融服务的功能。三是商业化现象突出。实际操作情况下, 贵州村镇银行的发起人或最大股东绝大多数是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 不可避免地将发起银行的经营模式带入村镇银行。例如, 2011年5月成立的兴义万丰村镇银行, 截止2012年3月, 累计发放贷款85笔, 总额12880万元, 其中累计投放涉农贷款9665万元, 占累计发放贷款的75%, 但在涉及农户贷款上仅有100多户, 即使每户平均贷款1万元, 所占贷款的比例也很小。四是服务产品单一, 涉农产品更少。例如, 花溪建设村镇银行的五个贷款产品中, 只有“金稻田”涉及农户;水城蒙银村镇银行的保易贷、抵易贷、商易贷、车易贷实际都不是针对农户设计的;兴义万丰村镇银行的质押贷款、房屋抵押贷款、个人信用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基本都不针对农户贷款。
(二) 小额信贷公司的性质、管理、后继资金不足、贷款对象倾向等问题不断突现
一是“只贷不存”的安排决定了其性质。按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 不吸收公众存款, 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就决定了小额贷款公司并非金融机构。二是监督管理比较松散。多部门、多层次管理监督体系使得公司成立后, 难以得到持续有效的监管, 造成监督管理上的松散。三是后继资金不足。虽然《指导意见》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从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人资金, 但由于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缺乏信用资质, 占公司资产主要部分的小额贷款不能用于担保, 很难满足银行的融资条件。四是小额信贷公司贷款额度越来越大, 贷款对象越来越倾向个体工商户和企业。2006年, 江口华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 公司对贷款的额度进行了限制, 规定单笔贷款规模不得超过全部资本金总额的2%, 并规定“三农”贷款比例不得低于30%。而根据龙华平 (2011) 的调查, 在贷款对象上, 华地主要以个体经营者和农户作为目标主体, 农村个体经营户占贷款对象的72.2%, 其余主要为农户贷款。贷款主要以3个月期和6个月期的短期贷款为主, 短期贷款占77.67%, 其余贷款为1年期 (含1年) 以上贷款。平均贷款金额在1.1万元左右, 高于2万元以上的贷款业务相对较少。而根据黔商市西小额信贷公司在其网站公布的情况, 其贷款业务范围基本上都是针对个体工商户或中小企业, 并且贷款成功的金额都在5万元以上, 有的甚至到100万元。
(三) 贫困村互助资金在实际操作中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是部分互助资金的注册管理问题。目前, 贫困村互助资金监管主要由扶贫部门对其进行管理和指导, 由于贫困村互助资金的组织类型尚未确定, 而应该到什么部门注册登记管理也没有明确, 如果将其归类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就应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从贵州实际来看, 2006年至2011年的中央和省级297个试点中, 尚有134个试点由于各种原因未登记注册, 有5个试点在乡镇注册, 156个试点在当地民政局进行了注册, 2个试点在工商部门进行了注册。二是没有发挥监事会的功能和作用。贵州贫困村互助资金在运作过程, 监事会的功能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例如研究调查某村互助资金时, 访谈一位监事会成员, 发现他对该村互助资金借贷和还款情况一点也不知道, 甚至连村里农户谁获得了贷款都不知道。三是变相多贷问题。在实际操作中, 有的互助资金存在一个农户找了10个农户签名, 直接贷款几万元的情况, 一个农户就借用很大的比例, 既使别的贫困农户无法获得借款, 也大大增加了资金还款的风险。四是相关事务的公开问题。贫困村互助资金在操作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事务不公开, 操作不透明的现象。例如按照操作指南要求, 理事会应公告农户借款情况和每月还款情况, 但在案例村的调查发现, 农户借款和还款情况并没有采用任何形式向社员和村民公开, 应该访谈的村民没有一个了解谁获得了借款, 也不知道借款农户的还款情况。
(四) 捐助性村基金 (协会) 数量少、覆盖面窄
尽管援助性村基金的运作效果较好, 在农户受益的同时, 实现了保值和增值。但毕竟援助性村基金 (协会) 的数量很少, 能受益的农户也很少。
(五) “合会 (转转会) ”等非正式金融组织风险巨大
除正式和准正式农村微型金融组织外, 贵州农村还存在其他非正式微型金融组织, 如地下钱庄、“合会 (转转会) ”等。尽管这些非正式微型金融组织在农民急用钱时解决了一些问题, 如“合会 (转转会) ”由关系好的村民把钱集中起来, 最需用钱的先用, 然后按规则每个村民用完为一轮, 解决了村民在建房、红白喜事等急需问题。但是也存在着相关机制不完善, 会首会员权利义务不明确, 成员法律意识淡薄, 缺乏监管, 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还可能出现由普通“合会”向“以集资放贷”为目的的非法集资式“合会”转变。
三、对策建议
(一) 建立和完善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的“支农”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对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的“支农”贷款特别是农户贷款应建立一套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 对完成考核的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 从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优惠激励, 增加他们“支农”的责任性和积极性。
(二) 加强各类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的监管力度
特别是对小额信贷公司, 应该明确具体部门对其经营进行金融风险管理, 对民间“合会”, 只要会员人数、金额、会首及会员资格及其他有关条件达到法律规定标准, 应让其转型注册登记.依法设立, 防止其向“以集资放贷”为目的的非法集资式“合会”转变。
(三) 加大政府对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支农”再贷款的支持力度
2012年5月, 贵州省有5家获得支农再贷款, 比去年同期增加4家;支农再贷款发放余额6557万元, 较年初增加5407万元, 同比增加6207万元。应该更进一步扩大范围到小额信贷公司, 并增加支农再贷款金额, 改善他们“支农”后继资金不足问题, 引导和支持我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三农”信贷投放。
(四) 进一步加大对贫困村互助资金的监管力度
定期跟踪和检查贫困村理事会、监事会职能发挥情况, 增加操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强调决策、管理、监督过程中的贫困农民参与, 培养贫困农民的能力。借鉴捐助性村基金 (协会) 的成功经验, 在已有捐助性村基金 (协会) 的村开展村互助资金, 可以将财政扶贫资金注入捐助性村基金 (协会) , 并严格按照《贫困村互助资金操作指南》, 使其改革和转变。
(五) 对运作良好的贫困村互助资金和捐助性村基金, 应放宽政策, 促使其向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转变
贫困村互助资金和捐助性村基金今后应向什么方向发展, 这是政府和研究者都应思考的问题, 对于出现问题的, 应该及时整改, 要求其规范操作。对运作良好的贫困村互助资金和捐助性村基金, 应放宽政策, 促使其向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转变。
摘要：本文通过对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现状、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5条完善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促进其服务于农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发展现状,问题,对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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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微型金融风险防范探析 篇2
一、农村金融风险的定义和特征
按照风险的一般定义, 可将农村微型金融风险定义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金融机构提供农村微型金融服务时客观存在的风险, 产生于农村微型金融活动内在的不确定性, 使得金融机构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目标发生偏离, 导致在微型金融服务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从目前来看, 我国农村微型金融风险具有以下特征: (1) 风险程度较高。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善形成的。 (2) 隐蔽性较强。农村金融风险具有较大的隐蔽性, 一方面因为单笔风险绝对金额相对较小, 损失可能被忽视;另一方面由于农村金融体制的问题, 对损失的出现和应对缺乏基本的知识, 往往无法及时解决问题。 (3) 传染性较广。由于信息传导不畅、重视地域关系等原因, 农民更易产生“从众心理”, 风险一旦产生, 就会很快传染扩散。可能会产生挤兑、效仿他人恶意不归还贷款等问题。
二、农村微型金融在风险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
(一) 人脉关系提供“软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相对普通贷款, 农村微型金融贷款额度较小, 贷款成本相对较高。但微型金融也具有传统金融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 可以获得较多的“软信息”, 在信用评价、风险识别与风险控制上, 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 这是传统金融无法相比拟的。
(二) 信用贷款解决抵押物缺失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
由于农村中多数农户拥有的财物不易变现或市场价值较低;同时, 法律认定的担保物范围也比较小, 使得农村金融市场缺乏合格的抵押物。因此, 农村微型金融机构一般采用信用放款方式, 农户无需提供担保和抵押物, 也不需要复杂的贷款审核流程, 符合农户贷款需求金额小、临时性、变动大的特点。
(三) 灵活运用信用评价标准解决传统评估不精确问题
相比传统金融, 农村微型金融实行更为人性化的信用评估, 利用熟人社会的信息对称优势, 收集农户信息。包括家庭背景、家庭收支、经营情况、可变现财物情况等“硬信息”;同时也包括农户的经历、性格特质、人际关系以及社区成员的评价等“软信息”, 对这些信息加以利用和分析, 为农户提供符合其需求的金融服务。
因为农村金融需求具有分散性、金额小、季节性的特点, 加上农村还未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可抵押的财产相对较少。这些问题导致了农村微型金融风险大、成本高、经济效益不确定。随着微型金融的市场越来越大, 风险也处于逐渐累积和扩大的状态中。
三、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存在的风险问题
(一) 对农村微型金融监管不到位
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缺少规范、有效的报表体系, 在对外信息的披露方面存在不足, 市场约束能力非常有限。因此, 监管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1.监管立法缺位。农村微型金融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缺乏市场准入、业务运作和退出运行机制的制度供给, 缺乏针对性、契合性的配套法律制度。现存的一些法律法规, 也多是从使用和应急的角度出发而编制的。而现有的监管立法完全按照《商业银行法》为基础来确定, 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的具体情况进行立法, 使监管部门难以确定严格的监管程序和手段。
2.缺乏科学的监管体系。目前, 我国依然实行分业监管、分工协作的监管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日趋混业经营的趋势, 农村微型金融机构依然处于临时性的“以央行为主体, 辅之以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联合监管”模式, 监管权限不够明晰。这不但形成了地方政府的不正当干预, 也使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的风险不断加强。
(二) 信用风险不断加大
从农村微型金融在我国的运行情况来看, 信用风险仍将是运营中最常见的风险。范围涉及贷款、贴现、担保、押汇、信用证等业务。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农户违约率不断提高;同时, 信贷管理体制不健全, 贷款发放过程中的风险难以得到全程监控;信息披露的不全面和不及时, 也使信用风险出现得更加频繁。
(三) 金融产品单一
我国微型金融产品主要是贷款类产品, 而保险类产品、储蓄类产品、基金类产品等其他服务更少。其中为降低风险在贷款产品方面主要是短期小额贷款, 偿还方式单一, 利润较低。这是由于农村微型金融在资金来源少、规模小、机构设置少等各个方面的不足决定的。
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风险损失持续累积后, 如果遇到相关突发事件, 其潜在的风险就会突变为现实风险, 并迅速向周边扩散, 形成区域性金融风险。因此, 在研究农村微型金融服务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现状, 探讨农村金融微型服务的风险防范和安全体系,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四、农村微型金融风险的安全防范措施
(一) 完善监督立法和体系建设
1.加强农村微型金融法律制度供给, 明确金融机构的法律主体地位, 构建合理的市场准入、退出及业务运作的机制。首先, 放宽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的设立标准, 向民间资本开放准入渠道;其次, 放款业务准入限制, 允许吸收异地存款, 扩大资金来源;最后, 晚上农村微型金融的退出机制, 减少行政干预。“一行三会”作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 应着重为微型金融组织的准入、运营、退出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框架与发展指引。
2.实行统一监管框架下的差别化分类监管。 (1) 对于村镇银行这类吸收存款的微型金融组织, 因涉及到存款人等社会公众利益.具有一定的外部性, 应按照2007年银监会印发的《关于加强村镇银行监管的意见》, 加强对村镇银行资本金构成、充足率、补充机制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对其监管力度, 应普遍低于大中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 以免增加监管成本。 (2)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 按照2008年5月银监会印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的规定, 其主管部门为各省级政府下设的金融办等机构。层层的权力下放容易出现权力真空, 需要监管当局明确其监管职责, 做到权责分明。 (3) 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社, 因为不涉及存款人等社会公众, 也没有太大的外部性, 可按照银监会2007年初公布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 允许其设立分支机构, 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区域。
(二) 加大信用风险防范力度
1.引进和使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手段和方法。首先, 统一授信管理模式。建立客户资信评价体系, 根据客户信用等级核定授信总额, 减少审核环节, 提高授信效率。其次, 借鉴和引入先进的管理方法。建立农村微型信贷流程, 尽量与农村经济体系相适应。提高授信机构的自主经营和独立性, 将各级地方政府的干预和影响降到最低。
2.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在加强对微型金融机构监管的同时, 要对其加强信息披露, 保证金融机构的透明性, 减少道德风险。微型金融监管机构应建立明确的信息披露制度, 强化其强制性与义务性。可区分不同的金融机构主体的披露程度, 根据区域、规模业绩、发展阶段、定量定性等要素进行信息披露, 保证合理性与科学性。对于达不到要求或者虚假披露的机构, 应给予严厉出罚;同时, 也要对借款人信息及时披露, 定时与所有金融机构共享信息, 加大借款人的违约成本。
(三) 加强金融服务和工具的创新
我国农村微型金融机构往往设立在贫穷落后的地区, 异地结算、汇兑、信用卡业务等有待进一步的发展。金融机构可根据客户成长阶段、信用特征、财务规范程度和抵质押物状况设计和发展不同的金融产品。多元化的担保方式和产品, 可以有效分散风险, 保证盈利。
1.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农村微型金融机构可以尝试把小组联保与抵押担保相结合, 或者与第三方担保相结合, 发展“微型金融机构+企业+联保小组”的抵押担保模式, 以降低经营风险。同时, 农村微型金融机构还可以把微型保险、金融租赁与小额信贷相结合, 推出“贷款+银行卡+保险”等产品优化组合, 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2.拓宽抵质押与担保的种类与范围。农村微型金融机构应发现和利用“三品三表”等非传统财务信息, 开发新产品。如存货质押、仓单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等。推广农户个人联保贷款、无抵押无担保的小微型信用贷款;研究发展小额贷款保险。
摘要：农村微型金融在服务“三农”过程中, 为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 在农村微型金融的运营过程中, 也存着信用风险大、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导致农村金融的风险问题越来越突出。本文从农村微型金融存在的风险问题入手, 根据农村金融面临的具体情况,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使农村微型金融的风险管理更加客观完善。
关键词：农村金融,微型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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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锡怀, 冷克平, 王江.《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央行鼓励发展微型金融 篇3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于5月18日表示, 鼓励多种机构、多种业态的微型金融组织发展, 实现监管方式从“严准入+松监管+无退出”向“公平准入+适度监管+市场化退出”的转变。潘功胜表示, 发展微型金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金融工作的重点。央行牵头制定金融“十三五”规划, 其中微型金融、普惠金融是重要内容。下一步将放宽市场准入, 鼓励微型金融发展, 同时对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进行调整。央行正配合国务院法制办, 制定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
点评:微型金融近年来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大型银行、中小型银行和金融机构都纷纷试水, 央行配合市场转变监管方式, 是倡导、推进微型金融发展的有力支持。
微型金融服务与减贫问题分析 篇4
一、微型金融的特点
1. 以扶贫为主要宗旨, 以贫困或低收入人群为目标客户
微型金融源于20世纪70年代为贫困人口提供以贷款为主的金融服务和非金融企业咨询服务的试验。消灭贫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是发展微型金融的主要目的。穷人银行家尤努斯教授认为“穷人金融的基本理念”是:信贷是每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 穷人是有信誉的。很多国家的微型金融机构自发展伊始, 始终秉承这样的理念, 根植于广大的农村地区, 真正贴近穷困的主要人群, 为低收入贫穷人群提供金融服务。
2. 单笔业务交易额小, 服务方式灵活、快捷
微型金融服务的主要内容是为无法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获得金融服务的小企业、穷人和贫困家庭发放微型信贷和办理其他金融业务, 帮助他们进行生产性活动或小本经营。所以, 单笔交易额非常小, 一般低于平均的人均GDP水平。有资料报道, 非洲微型金融机构中, 每个借款人加权平均的贷款余额是307美元, 每个客户加权平均的储蓄余额仅为137美元。微型金融服务的方式也很方便、快捷, 一般提供无抵押贷款, 一些地方的微型金融业务还委托加油站、零售商办理。
3. 组织形式多种多样, 有向商业性金融发展的趋势
在国外, 提供微型金融服务的机构复杂多样, 有正规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非政府组织、成员制集体组织机构、如合作金融机构、非正式金融中介机构如循环储蓄和联合信用贷款协会等等。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 追求盈利和可持续经营, 以商业性的方式来支持贫困人群生产经营, 逐渐成为微型金融的发展主流。
二、发展微型金融, 减少农村贫困应注意的问题
以安徽省为例, 安徽省贫困人口截至2010年末为209.33万, 贫困发生率为3.97%, 而这些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 其中扶贫开发重点县133.30万, 贫困发生率5.69%;非扶贫开发重点县76.03万, 贫困发生率2.59%。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如池州市石台县, 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3996.04元, 其中转移性收入196.58元;人均支出4881.25元, 其中生活支出2944.84元。发展微型金融, 解决好贫困人口融资困难问题是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
1. 要控制微型金融风险, 防范农民的政策依赖行为, 保证微观金融的可持续性
微型金融面向的是农村里更为弱势的贫困农民群体, 其贷款和服务因而具有金额小、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微观金融机构在减少贫困和经济可持续性之间往往存在着两难选择。2003年迪弗洛创建了贫困行为实验室, 通过大规模的随机田野实验来评估各种减贫政策, 发现由于农村地区的小额贷款债务常常因为政治因素而取消, 在印度、孟加拉等国家农民普遍有这样一种思维:如果欠债时间够长, 那么这笔债务可能会由政府来偿还, 这种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贷款金融风险控制往往陷于困境。
要达到降低交易成本, 控制金融风险, 实现盈亏平衡的可持续性目标, 微型金融机构必须要有独特的技术和管理手段。金融机构在发展微型金融服务, 应借鉴国内外经验, 加强对风险的控制:
一是可以运用小组联保贷款、动态激励、分期还款等新型金融合约方式, 较好地克服信息不对称障碍, 保证较高贷款偿还率。
二是引进运营效率评价的指标体系, 用技术模型计算微型金融机构的服务覆盖率、资产收益率等指标, 平衡扶贫目标和盈利目标。
三是借鉴运用国外成功的经验, 如会员制度、集体担保制度、项目考核制度、贷款期限管理制度等, 提高资金风险管理能力和识别能力。
2. 设计适合极端贫困家庭需求的微观金融服务项目, 提高女性参与者的比例, 增强微型金融的覆盖力
经济权利是公民权中的一项重要的权利, 金融又是经济的核心, 因此获得经济权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得到平等的金融支持。格莱珉银行创立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认为, 如同人们在衣食住行上享有的权利一样, 金融权利也是一种人权, 也是一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农民的金融权利便是一种应有的人权, 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说, 农民理应获得与其他社会群体平等的金融权利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贫困社会的穷人和极端贫困者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社会隔离, 这种歧视会将极端贫困者驱逐出微观金融项目, 产生社会排斥。国外学者调查也充分说明, 最贫困家庭的微观金融参与度要低于那些稍微富裕的家庭, 对那些极端贫困的家庭, 微观金融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发展微观金融时要注意这种金融排斥现象, 在满足极端贫困人群的基本生存需要基础上, 与其建立知识共享, 向其提供相应的培训, 及时调整服务项目满足农户不同的需求, 互动发展, 真正融入农村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中。
Ma wa认为, 微观金融提高妇女参与程度, 帮助妇女构建社会资本, 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独立性和社会地位, 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贫困减少。伯格曼发现由于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和女性承担的家庭负担, 使得女性更易陷于贫困。国内外研究表明, 微观金融对于女性参与者有正面溢出效应, 微观金融通过使女性获得贷款的机会提高女性家庭决策的影响力, 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形成比率, 帮助女性贫困者脱贫。比如一项乌干达微型金融的案例表明, 所有女性客户都报告了收入增长。在我国, 不少农村往往是男性承担了外出打工或田间劳动, 女性离土不离乡开店或经营其他小买卖, 女性获得贷款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 改善家庭地位。农村个体小工商户一般收入少, 不稳定, 受外部经济因素影响比较大。一旦其从事的行业有波动或者生活成本增加, 他们就不得不转行以增加收入, 其中大部分人转向了老乡和亲友经营得比较好的行业。根据一份2009年对农民经营与信贷状况的调查研究报告:由于农民薄弱的经济基础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 缺乏创业资金和较高的技术水平, 很多农民只能投资资金需求小且风险低的行业, 例如零售业、餐饮业、小地摊等。如佳和超市某女老板娘, 之前在安徽老家种田, 2004年开始经弟弟介绍开超市;家中有负债情况, 负债原因是开店借钱, 开店成本5万~6万, 向亲朋好友借得;房租7000元/年, 和老伴两人的生活成本是400元~500元/月, 还另收每月40元的垃圾费;一般不会出现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 按现有的收入来进货, 精打细算。有一定数量的工商户具有贷款需求, 但基本上是向亲友及同乡借贷, 对向银行, 以及其他贷款机构借贷的流程及相关信息不了解, 且对向银行及其他贷款机构借贷有一定的抗拒心理。由于中国人长期缺乏个人信贷的意识, 以及受亲缘关系的影响, 无利息、无抵押、无担保的“三无”贷款成为亲友间拆借的最常见方式。如经营状况不稳定, 进货时出现资金缺口, 借贷需求比较高, 但更多靠赊账进货缓解短期的资金周转困难。如某经营村口小炒饼摊店女性, 开小炒店至今已经两、三年, 偶尔卖炸鸡腿, 经朋友介绍从事该行业, 因家中盖房子、孩子上学 (一个大学, 一个高中) , 经济拮据;小店的投资成本是1000元, 向亲友借贷;小炒店税收150元/月, 房租80元~90元/月, 在旺季经常会出现资金周转不灵, 需借钱进货, 待旺季后不定时还款。政府应审查国家法律法规和体制框架, 限定进入的人群必须生活在贫困之中, 尤其是妇女, 为他们提过合理的信贷条件;以他们负担得起的信贷促进他们去实现现实的目标, 为设立和加强组织化的信贷系统来为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和弱势群体提供信贷及相关服务的人提供奖励;依托现有的金融网络并逐渐扩大, 形成有吸引力的储蓄机会并确保 (弱势群体可以在) 地方一级公平地获得信贷, 满足其基本的生存条件及生活消费, 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为真正实现现代化提供基础。
参考文献
[1]安徽统计年鉴2011[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2]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国际微型金融投资工具发展研究 篇5
关键词：微型金融投资工具,运行模式,小额信贷
一、引言
微型金融行业需要有创新的产品来带动整个行业的不断发展,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也是微型金融行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微型金融领域里的新生力量,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投入为小额信贷行业带来了新的资金来源, 对小额信贷行业的意义相当重大。
二、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产生与发展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 也称MIV, 它是指在微型金融领域进行投资的各类投资工具的一个总称, 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运用这种投资工具将至少一半的资金投入在微型金融领域里。MIV的功能就是从公共或者是商业、个人或者是企业这些投资者中募集资金, 然后投资于小额信贷机构之中。
(一)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产生。
小额信贷机构的建立之初, 是运用政府补贴以及国际机构进行的捐款去扶助贫困居民, 帮助居民脱离贫困的福利性机构。但是, 在这种运营模式下, 小额信贷机构不能保证稳定的资金周转。在20世纪90年代后, 小额信贷机构趋于商业化的运营模式, 它开始运用市场经济获取其运营资金。微型金融投资工具也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产生并不断发展的。
(二)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发展。
2004年,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在国际上迅速发展起来。2007年, 86%的微型金融投资工具所具有的资产规模是相对较小的。2008年, 流动资产在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资产结构中占据了10%的比重。微型金融投资工具投资以具有固定收益的证券为主要投资工具。2009年, 全球范围内已有104家具有微型金融投资工具, 大部分资金规模已经发展起来。而且其资产在东欧与中亚地区较为集中, 约占到43%;在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所占比例也占到36%;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资产比例也呈现出了上升趋势, 可以达到15%;所占比例最低的区域为非洲和中东地区, 其只占到6%。2011年, 资产规模较大的微型金融投资工具有一些变动, 去除资产规模占据顶峰的个别几个微型金融投资工具, 其他的中等规模资产在市场中所占据的份额有了明显下降。从2006年到2011年, 短短的5年间,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市场份额已经下降了10%。小规模资产的微型金融投资工具在这5年中反而有了明显增加, 由12%上升到24%。国际微型金融投资工具依然具有很高的市场集中度。
三、微型金融投资工具运行模式及其影响
(一)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运行模式。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运行模式按照时间长短分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长期金融工具。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中的长期金融工具有社会关注型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社会关注型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公益性组织以及个人捐款, 投资的对象也是小规模的小额信贷机构。私募股权基金是一种追求发展投资的微型金融投资工具, 并且以股权为主进行投资。它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 投资早期发生亏损的可能性较高, 但是后期的收益也是相当高的。
2、中长期金融工具。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中的中长期金融工具包括:注册的固定收益共同基金、未注册的固定收益共同基金以及微型金融机构控股公司。注册的固定收益共同基金以个人为主要投资者, 主要投资对象为债权投资, 以股权投资的较少。未注册的固定收益共同基金以公共或者私人机构为主要投资者, 主要投资对象为附带付款保证的债券以及优先级债券。微型金融机构控股公司是一个较特殊的工具, 一般情况下不会自主设立, 它的主要投资对象是微型金融银行或者是其他的小额信贷机构。它为初建的小额信贷机构提供资金以及技术方面的支持, 辅助小额信贷机构更好更快地建立。
3、短期金融工具。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中的短期金融工具包括:静态分配型结构性金融工具和动态分配型结构性金融工具。静态分配型结构性金融工具主要提供给个人投资者各种金融工具的组合模式, 它的组合多元化, 可以根据投资者的特点以及需求进行选择。动态分配型结构性金融工具和静态分配型结构性金融工具的特点大致相同, 只不过动态分配型结构性金融工具的投资对象为具有固定收益的证券。
(二)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影响
1、微型金融投资工具拓宽了小额信贷机构的融资渠道, 成为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的重要支柱。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在微型金融行业和资本市场之间起到了纽带的作用, 将他们连接起来, 为微型金融行业开拓了新的融资渠道, 并且将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来源发展到开放的市场, 给了私人资金一个规范有序的投资渠道。它更好地汇集了机构和散户的投资。此外,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还是促进小额信贷机构成熟发展的重要资金支柱, 到2009年为止小额信贷机构已经有50%以上的投资额来自于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融资。
2、保证财务状况稳定。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在为小额信贷机构技能投资的同时, 也能保证自身的财务状况保持稳定状态。虽然不同运行模式的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收益与费用会有所差别, 但是从整体上看,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财务状况还是相对平稳的。
3、间接的服务于低收入人群。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与低收入人群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微型金融投资工具所投资的小额信贷机构视为为低收入人群服务。可以说,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在为低收入人群进行服务, 为低收入人群创造更多融资机会。它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 它不仅是金融行业的一个投资工具, 更是服务于社会的资金运转工具。
四、微型金融投资工具投入中国市场的建议
(一) 大量发展适合中国经济的微型金融投资工具。
国际上的微型金融投资工具在各个国家发挥的作用都应该适应国情, 依据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以及国家的基本经济现状而设立的。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大的国家, 虽然人均工资、人均福利等较高, 但是现实生活中多数居民还是属于低收入人群。在我国应该大量发展适合我国经济的微型金融投资工具, 使得小额信贷机构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低收入人群。
(二) 为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为了使微型金融投资工具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 应该加强其在各方面的发展条件, 为其造就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要加强其法律监管, 在进入市场、市场运行以及退出市场等环节的法律要求;明确市场地位, 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市场价值以及市场地位等。此外, 作为对新兴产业的支持, 政府可以根据国情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 使微型金融投资工具在市场投入初期更容易发展。
五、小结
国际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发展对我国有很大启示, 我国的微型金融活动前景还是相当明朗的。加强内部微型金融活动的实践, 为低收入人群的投资开辟了新的渠道, 能更好地减小我国的整体经济差距, 提高我国的整体经济。当然, 在寻找适合我国发展的微型金融投资工具的同时要加强国际的合作并吸取国际经验, 使我国微型金融行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好, 吴国境.国际贸易融资困境成因及对策.对外经贸实务, 2014.10.
[2]郭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山东省为例.农业经济管理, 2013.
[3]李雪松.中国式分权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农业经济增长绩效研究.技术经济及管理, 2014.
马来西亚微型金融融资方式研究 篇6
在一系列金融理论分析中, Akerlof (1970) 和Daripa (2000) 认为信贷市场具有信息高度不对称特点,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导致了严重的市场扭曲, 甚至引起了正规信贷市场的完全崩溃。基于此原因, 学者们普遍认为金融合约无法达成, 该市场将出现商品和服务生产不足或消费不足的现象。理论上, 借贷合约仅仅在双方相互信任时产生, 而这种信任取决于两个关键要素: (1) 以申请人的信誉作为个人信用 (Diamond, 1991) ; (2) 在违约情况下, 提供可获得的足够资金或担保债权 (Holmstrom, 1993) 。作为金融中介机构, 传统商业银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本质上对满足以上两个要素的申请人提供金融服务。作为正式贷款人, 商业银行出于规避风险目的, 通常只愿意以这两个要素为基础对存在相互信任关系的客户 (借款人) 提供贷款服务。例如, 商业银行以客户的个人银行账户以及借款行为的历史记录为基础评估借款人信誉。同时, 客户以其拥有的有形资产, 如物业或任何有价值资产作为抵押来实现风险规避。但是以上两个因素却成为贫困群体, 特别是农村贫困群体进入信贷市场的重要障碍。由于评估自身信誉时的内生性困难, 以及无法提供担保以规避潜在风险, 贫困群体通常被“以利润为导向”的传统商业银行认定为高风险借款人。
Jacklen (1988) 认为由于固有的筛选问题, 借款人并不清楚如何保留书面帐户或“业务计划”, 融资规模较小且为非经济性款项, 因此面临着较高的风险, 同时项目评估成本过高 (Rhyne和Otero, 1992) 。Adams、Vogel (1986) 和Sinclair (1998) 认为大部分正规中介机构, 如商业银行认为低收入家庭“过于贫困”而无法储蓄, 进一步加剧了提供信贷的风险。此外, Hulme和Mosley (1996) 认为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提供为微型金融服务的险种, 因为该类型险种主要用于防范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灾害和常见灾害, 如干旱、牲畜疾病和设备破坏所引起的小生产者无法偿还贷款的风险。因此, 对贫困群体提供贷款所暴露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了商业性金融机构多样化组合的内生性困难。如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客户, 其融资需求一般集中在收获季节之前, 使商业银行难以实现多样化的资产组合 (Zeller和Sharma, 1998) 。
Braverman和Guasch (1986) , Zeller和Meyer (2002) 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 金融交易中的金融机构和贫困群体自然面临着较高的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通常涉及搜寻成本、监测成本和执法成本, 与农村金融市场所固有的一系列问题密切相关。这些不确定性与未来偿还债务的借款人能力有关, 由于无法监控资金的使用情况, 农村家庭小额贷款需求的增加大大提高了以固定成本为特点的单位交易成本。同样地, Bennet等 (1996) 表明物质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也可能引起市场失灵, 其中包括基础设施落后、偏远、复杂地形和停滞、文盲, 医疗落后、营养不良、种族或性别。Robinson (2001) 则认为以上这些障碍因素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为发展中国家90%以上的家庭生活在农村地区, 无法获得体制性的资金来源。因此, Pischke (1991) 的研究表明试图为处于正规金融边界的客户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使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相匹配一直是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图1描述了供给方 (正规金融中介) 和需求方 (贫困群体) 两方因素所导致的贫困群体金融市场失灵情况。
2 马来西亚微型金融的主要特点
贫困群体无法从传统信贷市场上获取金融服务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融资缺陷是在微观层面上干预该市场的两个主要原因。因此, Ledgerwood (1999) 认为微型金融指“对低收入客户, 包括城市和农村地区个体户、低收入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 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微型金融旨在解决社会中贫困群体的资金需求。” 整个70～80年代, 微型金融这种新模式的迅速发展受到贫困群体微型金融创新服务成功案例的鼓舞, 如孟加拉国乡村商业银行、印度尼西亚的BRI-UD、美国的ACCION、拉丁美洲的PRODEM, 玻利维亚BancoSol的前身等。与其它国家微型金融相比, 马来西亚微型金融主要采用以市场为导向和企业自身发展的方式, 强调微型金融的制度创新和方案创新, 以降低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 并通过可持续方式扩大对处于金融边界的贫困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Littlefield等, 2003) 。总体而言, 马来西亚微型金融的显著特点如下:
2.1 整合社会中介
Ledgerwood (1999) 认为为边缘性社会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往往需要超越金融中介的传统模式。对贫困群体的资助通常需要一些前期投资措施, 如培育人员能力 (如知识、技能、信心和信息) 和建立地方性机构作为桥梁, 以减少贫困所造成的差距、文盲、性别和偏远。马来西亚微型金融领域中为边缘性社会群体培养能力的过程通常被称为社会中介。因此, Bennet等 (1996) , Pitt和Khandker (1996) 将社会中介机构定义为:“在该过程中, 人力资源和体制资本开发投资的目的是增强边缘性群体的自力更生能力, 使他们具有参与正规金融中介的素质”。社会中介服务区别于一般的社会福利服务, 因为所提供的社会中介服务将使受益者成为客户, 然后再订立涉及相互义务的合同。受益于社会中介服务的个人最终将具备参与正规金融机构业务的素质, 并与正规金融机构保持相对稳固的关系。该过程通常涉及以基本会计、财务管理和业务战略为内容的人员培训工作, 以确保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图2说明了马来西亚微型金融活动中社会中介机构如何以小组为单位与正规金融机构保持相对稳固的商业性关系。
资料来源:Bennet等, 1996
通过社会中介角色作用的发挥, 马来西亚政府不仅可以使农村地区的贫困群体获得自力更生的相关技能, 促进长期业务关系的发展, 从长期看还可以充分地利用非正式监管和执法制度的成本优势, 更有效率地、更有效地发挥金融中介的重要作用。
2.2 以小组为基础开展金融服务
马来西亚MFIs采取以小组为基础的贷款机制, 同组成员具有获取金融服务的共同目标。该机制具有两个重要特点: (1) 利用同组成员之间的压力作为抵押替代品。在信息成本高昂的社会中, 该方法是设计一个激励——监测系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2) 在信贷提供和发放 (搜寻、监测和强制执行) 过程中, 贷款转移至群体时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潜力。在该贷款机制下, 信息获取功能、监测、执行金融合约主要从商业银行转移至借款者或储蓄者群体。该贷款机制的运作中还利用“社会抵押”构成的强大的激励机制, 产生高于个人贷款的较高偿还率 (Besley和Coate, 1995) 。小组成员的自我选择在获得信贷和储蓄服务时具有共同利益, 拥有足够的低成本信息开展充分监督并对不遵守规则的成员实施制裁。因此, 该贷款机制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降低金融风险并促进市场交易更多的产出、信贷、土地和劳动力, 从而形成更多的收入来源。例如借款人之间强大的社会联系将增强参与具有不确定性特点信用交易的能力。
2.3 组织储蓄
马来西亚学术界和微型金融业业界人士认为, 储蓄是建立具有财务独立性MFIs的关键所在。储蓄可以加强MFIs的资金实力, 减少其对政府补贴和捐助者信贷资金的依赖。精心设计的储蓄服务不仅能够激励非金融性储蓄进入金融储蓄领域, 而且能够为经营者提供安全性优势和流动性优势, 为社会提供投资资金。因此, 马来西亚大部分MFIs采取某种形式的强制性储蓄, 借款人必须以贷款金额的一定比例保存部分资金作为储蓄。强制储蓄金额通常根据贷款名义金额确定, 有时设定为贷款金额的一定比例。例如, 马来西亚的Amanah Ikhtiar, 该MFIs的参与者签约成为会员后, 若需要借款时就必须每星期储存1RM (马来西亚货币单位) 作为强制性储蓄, 根据借款人的贷款规模, 强制性储蓄一般在3RM—15RM之间。强制性储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当成员的贷款未偿还时就无法撤回储蓄资金。作为一种担保形式和额外保障机制, 强制性储蓄可以确保贷款偿还率的稳定性。
2.4 过度依赖补贴
Bennett等 (1996) 认为补贴可能会导致借贷双方缺乏财务纪律。贷款人可能较少地关注偿还率, 而借款人则认为贷款是赠款, 可以减轻自身的偿债义务。Gurgad等 (1994) 的研究表明低利率和补贴利率将导致收入分配倒退、信贷配给和机构不可持续性。此外, Hoff和Stiglitz (1998) 认为面对无监管贷款人的激烈竞争, 巨额补贴将对借款人福利产生不良后果。目前, 马来西亚各界对MFIs商业化的讨论非常激烈, 普遍观点认为MFIs过度地依赖补贴, 必须逐步实现自我发展和自负盈亏。因此, 金融服务如何在一定条件下提供给未能获得经常性补贴的贫困群体, 以维持金融中介机构自我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大部分学者认为适当的利率可以使MFIs支付自身的运营成本, 而不再过度依赖于补贴和捐助者资金。
3 马来西亚微型金融融资方式的特色——SPV融资
商业银行参与微型金融服务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管理涉及贫困群体和小型企业融资活动的内生性风险。在实践运作中, 马来西亚解决该问题的一个可行性方案为商业银行通过SPV (俗称专门机构) 参与微型金融的融资活动。Gorton和Souleles (2005) 认为SPV应为由一个公司 (称为赞助企业或发起者) 创造的法律实体, 其法律形式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信托或企业, 主要进行由赞助企业 (发起商业银行) 负责的一些具有特定目的活动或限制性活动。SPV可以是赞助企业的附属公司, 也可以是一个出于会计、法律目的不与赞助企业 (发起商业银行) 相联系, 具有破产隔离功能的独立SPV。该SPV通常采取受信托法监管的信托基金法律形式, 为履行特定目的而设立一个信托基金, 可以执行特定的微型金融活动, 有利于某些受益者群体。受托人一般由发起商业银行任命, 监督信托契约所涵盖的各项业务活动。最为重要的是, 来源于商业银行渠道的指定资金作为一种信托方式必须仅仅运用于既定目标。
SPV所具备的破产隔离性质使其成为提供微型金融服务的有效手段, 即如果提供发起商业银行进入破产程序, 该企业的债权将无法获得SPV资产。为了确保SPV尽可能的实现破产隔离, 任何具体的业务活动必须加以限制, 例如受到超出限额发行债务的限制 (Gorton和Souleles, 2005;Standard和Poor, 2002) 。目前马来西亚还仍未出台与SPV有关的相关制度性文件。Standard和Poor (2002) 提供了SPV破产隔离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1) 对象、权限和目的的限制; (2) 承担债务能力限制; (3) 兼并、合并、解散、清算、清盘、资产出售、转让股权的限制或禁止, 并修订“分离”的有关组织性文件; (4) 通过分离盟约限制母公司和附属公司的业务往来; (5) “非自愿”语言 (即公约并不规定SPV非自愿破产) ; (6) 资产的担保权益; (7) 独立董事的许可是提出自愿破产申请必须具备的前提。基于上述SPV的讨论, 国商业银行可以建立一个SPV并分配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微型金融服务的目的。SPV的组织章程应将其业务活动限制于处理微型金融的业务活动。SPV必须充分实现破产隔离, 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当SPV经营失败时, 商业银行才能受到充分保护, 以维持自身的业务活力和可持续性发展, 但是这也意味着SPV 无法成为商业银行的一个附属企业。出于会计和管理的目的, 商业银行与SPV 之间的资金转移必须以“完全出售”为基础, 绝不能出现SPV与参与商业银行联合的任何可能性。如果SPV的账户与商业银行相互联系, 商业银行参与微型金融服务的优势将完全消失。图3描述了通过商业银行发起的SPV开展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 主要内容如下: (1) 为具体的微型金融目标组织各种资金来源。 (2) 创建一个具有破产隔离特点的SPV。 (3) 商业银行分配一定数额的资金, 并转移至SPV。 (4) 资金根据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予以调拨。例如, 出于消费和能力培养活动的目的, 慈善和捐赠性质资金仅仅对贫困群体分配, 而其他类型基金运用于资助生产性经济活动。
Seibel和Parhusip (1998) , Zeller和Mayer (2002) 对微型金融服务影响的研究也表明, 微型金融服务减轻贫困方面的有效性取决于MFIs对客户需求的敏感性。微型金融服务必须把重点放在以需求为导向的金融服务上, 进行更多的体制创新和方案创新, 尤其是产品差别化、运行效率和推广普及产品改善等领域。例如, 提供贫困群体贷款服务的范围不仅仅限于生产性活动和创收性活动, 还应包括消费需求活动如卫生、教育和社会义务。因此, 设计良好的融资产品将为贫困群体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 并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利益, 尤其是贫困群体的社会利益。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马来西亚商业银行开始强调与社会和经济目的有关的资金交易, 而不是过分地强调盈利性。基于传统金融理论和实践运作情况, 传统商业银行与MFIs的经营存在根本性分歧, 而马来西亚微型金融领域的创新却远远超出了传统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 其创新性的贷款方案成为减轻农村贫困、减少交易成本和降低风险的有效工具之一。马来西亚商业银行的成功实践表明, 通过具有独特破产隔离功能的SPV为MFIs融资, 传统商业银行可以完全不受任何SPV经营失败的影响。因此, 世界各国商业银行和MFIs可以借鉴马来西亚微型金融融资方式, 结合本国具体国情加以推广运用。总之, 通过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设计, 传统商业银行可以在不影响自身经营活动、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上参与微型金融业务活动, 不断拓宽微型金融的融资渠道, 使微型金融机构获得更为充足的资金来源, 更好地服务于既定目标。
摘要：在理论分析信贷市场中贫困群体融资障碍的基础上, 本文系统性地介绍了马来西亚微型金融 (Microfinance) 的特点, 阐述了传统商业银行如何参与微型金融业务以及该国微型金融融资领域颇具特色的特殊融资方式——SPV, 希望能够对我国微型金融机构融资渠道的开拓和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农村微型金融 篇7
早期的小额信贷1机构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MFIs) 多奉行福利主义, 以扶贫为主要目标, 主要资金来源为政府补贴和国际机构的捐款, 财务可持续性较差, 此后, 更加强调可持续发展的MFIs (奉行制度主义) 开始获得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小额信贷商业化趋势日趋明显, 其重要表现是逐渐摆脱了对补贴和捐款的依赖, 以市场化方式获取商业资金。在这种背景下, 微型金融投资工具 (Microfinance Investment Vehicle, MIV) 在国际上兴起并得到快速发展。
由于发展时间较短, 国际上对MIV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世界银行扶贫协会小组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CGAP) (2009) 认为, MIV是投资于微型金融的各种投资工具的集合体, 重要特征是50%以上的投资额集中在微型金融领域。白澄宇 (2009) 指出, MIV是专门投资于微型金融领域的投资工具, 其功能是向公共和商业投资者、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募集资金并投资于MFIs。何广文等 (2011) 认为, 小额信贷批发机构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市场中将资金引导到MFIs中去的一种组织形式, 批发机构本质上就是一种MIV。
二、MIV的发展现状
(一) 规模增长迅速
自2004年以来, MIV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CGAP (2010) 调查显示, 截至2009年底, 全球共有104家MIV, 总资产达65亿美元, 2007年至2010年总资产增长率分别为:86%, 34%, 25%, 15%。Goodman (2003) 发现, 商业基金可持续发展的最小规模通常是2-3千万美元。2007年, 86%的MIV资产规模不到2千万美元, 而到2009年底仅有44%的MIV资产规模在2千万美元以下 (CGAP, 2010) 。
(二) 区域分布差异大
MIV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分布, 但区域差异较大。据CGAP (2010) 调查, 截至2009年, 43%的MIV资产集中在东欧和中亚, 36%的MIV资产集中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占比上升至15%, 非洲及中东地区MIV占比较低, 仅为6%。2009年MIV对微型金融领域投资的总资产高达4.8亿美元, 但各地区在这部分资产中所占比例显著不同。
(三) 投资对象集中
MIV的投资组合以固定收益证券为主, 且投资对象多为以硬通货计价的证券。截至2009年底, MIV在微型金融领域的债权投资中, 以硬通货计价的债权占69%, 以当地货币计价的债权仅仅为31% (CGAP, 2010) 。另外, 在MIV的资产构成中, 流动资产比例较高, 自2008年以来, 该比例由2008年的10%上升为2010年的17%。
(四) 投资方式单一
CGAP (2010) 指出, 2006-2009年间, MIV的投资中债权投资占比最高, 各年均达70%以上。而且, 2006年至2009年股权投资占比逐年上升, 这是商业资本进入MIV的必然结果: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 MIV有动力从债权投资转向股权投资。
(五) 市场集中度高
Micro Rate (2012) 统计显示, 2006-2011年间, 前5大MIVs (资产规模超过30亿美元) 占有的市场份额保持在45%左右, 第6-20名的MIVs (0.93-30亿美元之间) 占有的市场份额则逐年降低, 从2006年41%降低为2011年的31%, 其他MIVs占有的市场份额有所提高, 从2006年12%增加到2011年的24%。上述数据表明, 国际MIVs市场集中度仍然较高。
三、MIV的运行模式及其分布特征
(一) MIV的主要运行模式
按照CGAP (2010) , MIV共有七种运行模式:
1.注册的固定收益共同基金 (Registered Fixed Income Mutual Funds, 下文用M1表示) 。这类MIV属于一种中长期金融工具, 主要针对个人投资者, 以债权投资为主, 只有少量的股权投资。该模式的代表机构如ASN-Novib Fonds。
2.未注册的固定收益共同基金 (Unregistered Fixed Income Mutual Funds, M2) 。这类MIV也属于一种中长期金融工具, 主要针对公共和私人机构投资者, 投资对象主要是附带付款保证的债券和优先级债券。该模式的代表机构如The Dignity Fund。
3.静态分配型结构性金融工具 (Structured Finance Vehicles/Static Asset Allocation, M3) 。这类MIV是一种短期金融工具, 主要针对个人投资者提供多种金融工具组合, 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多样化需求。该模式的代表机构如Blue Orchard Loans for Development。
4.动态分配型结构性金融工具 (Structured Finance Vehicles/Dynamic Asset Allocation, M4) 。这类MIV的特点与M3基本相同, 但以固定收益证券为主要投资对象。该模式的代表机构如European Fund for South East Europe。
5.社会关注型基金 (Social Focused Funds, M5) 。这类MIV是一种长期金融工具, 资金主要来源于公益性组织和个人捐款, 投资对象多为规模较小的MFIs, 通常由非营利性组织或者联合性组织管理。该模式的代表机构如Emergency Liquidity Fund。
6.微型金融机构控股公司 (Holdings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M6) 。这类MIV是一种中长期金融工具, 投资对象通常为微型金融银行和其他MFIs, 投资方式是向处于起步阶段的MFIs提供股权融资和技术支持, 发挥孵化作用, 通常是受特定被投资对象邀请而成立。该模式的代表机构如Global Microfinance Group SA。
7.私募股权基金 (Private Equity Funds, M7) 。这类MIV是一种长期金融工具, 其特点是追求发展型投资回报, 早期可能亏损, 但后期收益率较高, 发起者通常是风险资本家和股份公司, 以股权投资为主。该模式的代表机构如Antares Equity Participation Fund。
值得关注的是, 不同模式的MIV在资产规模、投资方式、投资对象等方面存在差别 (见表1) 。
(二) 不同模式MIV的分布特征
不同运行模式的MIV在全球的分布差异性较大。从资产比例来看, 注册和未注册的固定收益共同基金、静态分配型金融工具主要分布在东欧和中亚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动态分配型金融工具集中于东欧和中亚地区 (77%) , 社会关注型基金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40%) 控股公司50%的资产位于非洲和中东地区 (见表2) 。
四、MIV的发展绩效
(一) MIV发展的制度绩效
1. MIV拓宽了MFIs的融资渠道。
通过资本市场与微型金融行业的连接, MIV不仅大大拓宽了MFIs的融资渠道, 还极大地推动了MFIs资金来源的市场化, 使得私人投资可以有序地投向微型金融领域。CGAP (2009) 调查发现, MIV资金来自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占比高达66.8%, 其中, 注册的固定收益共同基金98.2%的资金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
2. MIV成为MFIs发展的重要支柱。
CGAP (2009) 发现, IFIs孵化出的较为成熟的MFIs的持续发展, 均以MIV的资金支持为基础。截至2009年, MIV的投资总额占对MFIs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 除了银行和大型对冲基金对MFIs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 大量的私人投资都是通过MIV投入到MFIs的 (CGAP, 2009) 。可以说, MIV的存在支撑了全球MFIs的发展。
(二) MIV发展的财务绩效
MIV在投资于MFIs的同时, 自身也实现了较好的财务绩效。由表3可知, 总体上MIV有较好的财务状况, 但不同运行模式MIV的收益率和费用率差异较大。其中, 注册的固定收入共同基金收益率接近6%, 费用率为2.2%;结构性金融工具 (静态分配) 的收益率和费用率分别为8.3%和1.2%, 私募股权基金的收益率最高, 为10.5%, 但其费用率也很高, 为5.8%;社会关注型基金的收益率不足3%, 费用率则高达4.9%;控股公司类MIV的费用率最高。
(三) MIV发展的社会绩效
MIV虽然不能直接服务于低收入人群, 但它为以服务低收入人群为宗旨的MFIs提供融资服务, 因此间接地服务了低收入人群, 具有积极的社会绩效。由表4可知, 七种模式MIV所服务的MFIs对农村客户和妇女客户服务的覆盖程度均较高, 基本都在50%以上, 但不同模式MIV的社会绩效差异较大。
五、对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启示
首先, 应大力发展中国的MIV。MIV规模的持续增长印证了资本市场对小额信贷的兴趣, 其发展绩效也表明了MIV对小额信贷行业的积极意义。尽管我国小额信贷行业已经有20余年的发展历史, 但仍面临十分严峻的融资难题, 因此, 借鉴国际经验大量发展中国MIV应是题中应有之义。2011年10月, 我国第一支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普惠1号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成功组建, 这可以看作是MIV在我国的一次尝试, 但迄今我国仍没有建立更多的小额信贷批发基金。
其次, 为MIV的发展创造条件。尽管MIV在促进MFIs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MIV的发展需要一系列外部条件的支持。从国际经验看, 应为MIV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这包括:立法确立MIV的市场地位, 出台MIV参与资本市场的交易法规, 明确MIV进入、退出等方面的规范以及MIV在支持MFIs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等。此外, MIV还需要一些服务机构的支持, 例如, 针对MIV的评级、审计的专业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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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oodman, Patrick,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Funds:Mobilizing Investors towards Microfinance”[EB/OL], Appui au Development Autonome (A-DA) , Luxembourg, 2003.
[5]CGAP.MIV Survey Preliminary Results[EB/OL], www.cgap.org,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