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不能

执行不能（精选4篇）

执行不能 篇1

1“病态企业” 中的执行困境

债务人镇江某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皮业公司”) , 现公司已停业, 并 “人去楼拆迁”。该公司在我院共涉及执行案件138件, 其中自然人债权人102个, 法人及其他组织债权人36个, 债权金额总计628452元。

新区某燃气公司 ( 以下简称 “燃气公司”) 近期在我院民事、执行案件猛增。经了解, 该燃气公司因无力偿还执行债务, 其所有的机器设备及土地使用权被评估拍卖, 原经营地亦被拆迁。燃气公司在我院共有执行款100余万元, 但现已在办执行案件共25件, 执行债务数额达180余万元, 在办民事审理案件共80余件, 诉讼标的230余万元。

不能否认, 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中确实 “费尽心思”, 甚至为达到执行社会效果, 不惜增加执行成本和执行风险。上述 “病态企业”都应该符合破产条件, 但是法院却不能依职权对该些企业宣告破产, 而债权人或债务人却基于种种因素以及自身的利益考量, 都不愿申请破产, 寄希望于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法院执行面临巨大压力, 集中性的 “执行不能”造成大批量的执行积案, 案件长期不能得到执结, 不但损害了司法公信, 引发申请人不满, 甚至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法院执行陷入困境。

笔者思考, 能否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 有限实现将 “病态企业”的执行程序转换为 “破产程序”, 从而实现对 “病态企业” 的市场清退, 并使执行案件 “执结事了”?

2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之 “必要”

在我国现有的破产程序和执行程序的框架下, 法院在处理 “病态企业”执行案件中, 有着种种为难。

企业破产即意味着债务人免责, 债务人一旦申请企业破产, 就意味着其活动主体的消亡, 不能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另外, 债务人申请破产后还需要向法院、破产管理人、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支付一定的费用, 这让他们缺乏申请企业破产的动力。此外, 申请破产后, 企业职工劳动权益和劳动就业机会落空, 易引起矛盾激化, 于是病态企业的经营者宁肯将债务拖下去, 也不愿意申请破产。

法院面对 “病态企业”很无奈。法院不能依职权对 “病态企业”进行破产。 “病态企业”欠下了大笔债务, 却可通过置之不理的方式即可全身而退, 自行退市以逃避债务, 违法成本低廉。但对于债权人来说, 执行程序立足于 “个案”, 本应该实行 “先到先得”。部分申请人已先于其他债权人, 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了查控, 由此也引发了不同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轮番查封而争相处理或相互推诿的现象, 致使执行案件久拖不决。同时, 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 一些债权人因在后起诉而失去受偿机会。即使在执行程序中实行参与分配制度, 亦较难保障所有的债权人能公平受偿。

如能实现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 将病态企业的执行不能案件转入破产的工作机制, 则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可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优胜劣汰, 通过民事强制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的转换, 能够有效防止不诚信企业自行退出市场的逃债行为, 起到强化社会管理职能,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

能够保障债权公平受偿。一般执行程序中 “抢跑道” 优先受偿的规制和按比例公平受偿的做法都不能全面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而破产程序的一系列规则能更好地保证债权的公平受偿。

可提高执行案件的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 进一步节约司法资源。民事强制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后,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选定破产管理人管理破产企业, 清理企业资产。同时通过债权人申报制度可以避免讼累, 节约司法资源, 防止同一执行对象的案件不断进入诉讼和执行程序。

3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之 “可行”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具有一定关联,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 即执行程序转换为破产程序。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是指依债权人申请, 由执行机关依据 《民事诉讼法》, 运用国家公权力, 实现执行依据确定的权利义务的程序。民事强制执行是公权力对私权的救济, 是在债务人财产足以清偿所有债务的情况下进行的个别执行, 目的在于实现特定债权人的特定债权。

破产程序是指债务人因财产不足,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 根据债务人或债权人申请, 经人民法院审查后, 裁定受理破产申请, 经过对债务人财产清理和债权的审核, 依法进行分配, 并终结破产的程序。破产程序强调的是对债务人全部财产的概括执行, 目的是在特定情况下为所有债权人创造一种公平受偿的条件和机会。

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换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及司法实践中是否具有可行性, 其实践意义如何? 对此, 笔者以为, 在司法实践中, 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是否具有普适性, 能否得到法院、当事人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 能否取得预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这才是在尊重法律与事实基础上, 论证该转换的实质所在。

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具有现实可行性。执行积案的清理已普遍成为各地法院一定时期内执行工作的重要内容。 “病态企业”很难执结, 在现有执行制度的框架下, 该类型执行积案的清理工作面临重大考验。而使执行程序向破产转换可切实解决上述问题, 各级法院对此制度应持赞同态度。

从实现债权的角度来看, 两种程序都是通过国家公权力的介入, 依照法定程序, 强制性地实现债权人债权的制度。在一定条件下, 执行程序可转化为破产程序或执行程序被破产程序所吸收。执行中发现通过执行程序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人民法院有义务告知当事人 ( 债权人或债务人) 依法申请破产的权利。符合破产条件并由相关当事人提出破产申请, 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时, 执行程序转化为破产程序。自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 对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尚未开始的, 不得开始; 已经开始而尚未执行完毕的, 不得继续执行, 有关债务人的财产保全措施应当解除, 此时的民事强制执行程序被破产程序所吸收。

另外, 现有法律亦为执行不能转破产创造了发挥的空间。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经济的尝试已有相关的法规政策支持。如我国 《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 应当解散, 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组成清算组, 进行清算”。

4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换之路径

在执行不能转破产工作模式的探索中, 面临着缺乏先例可循, 案件情况复杂, 维稳压力较大, 社会关注度高等一系列问题。涉执行不能的 “病态企业”破产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司破产, 更应站在 “公权力”及 “公力救济” 上对 “病态企业”进行清算, 并最终实现对执行案件的 “终结的事情”。因此, 该执行程序转换为破产程序的路径应重新进行设计。

执行程序转换破产程序路径中, 条件认定和启动方式问题的解决是关键。

执行不能转破产的条件认定问题关系到案件处理的整体合法性, 是所有工作得以启动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

审查主体的设计应该体现程序衔接转换的特点。根据人民法院内部分工, 执行案件是由执行局具体负责, 而破产案件则由民二庭或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庭审理, 分属于不同业务庭室。执行局最了解被执行人的资产和债务实际状况以及是否存在债务人下落不明等情形, 故立法应赋予执行局的初步审查职权。

审查标准需明确, 应符合 “病态企业” 条件, 程序不得滥用。实务中也有可能出现债务人、少数债权人利用破产程序阻碍执行程序正常进行的现象, 因此必须审慎探索执行不能转破产工作, 在审查标准上严格把关。

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的启动方式是案件处理的基础, 只有采取合适的启动方式, 案件的审理方可产生 “事半功倍”的效果。已查实的债务主要是由法院生效裁判认定的债务, 且均已申请执行而因无可供执行财产处于中止状态, 因此, 部分债权人有通过破产程序挽回损失的利益驱动。

法院应当无差别进行法律释明。经法院初步审查确定符合上述启动条件和审查标准的, 法院应当对所有的债权人及债务人或股东等行使释明权, 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可向被执行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被执行人破产。尤其是具有优先权的债权人, 应该更有申请破产的动力。

诚然, 以上构想建立在经法院的释明工作后, 债权人或股东愿意去主动启动破产程序。那么此类程序转换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是经释明后, 当事人仍未申请破产的, 却使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换缺乏法律依据。笔者以为, 应从立法上建议破产应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 以人民法院主动以职权裁定破产程序为例外, 即在当事人未提出破产申请时, 执行局有权将符合破产条件的被执行企业移交其所在的业务庭进行审理, 由业务庭依据 《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决定否受理破产。

参考文献

[1]刘亚玲, 李腾.探索执行不能转破产程序的新举措[N].人民法院报, 2011-05-18.

[2]李红.浅谈我国破产申请和受理的相关法律问题[J].黑河学刊, 2011 (2) .

[3]孙斌.执行中对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法人应转破产[EB/OL].http://www.jsfy.gov.cn/llyj/gdjc/2012/02/29135802871.html.

[4]朱国华, 熊晔.执行不能转破产程序分析[EB/OL]. (2013-09-15) .http://www.chinaqingsuan.com/news/detail/3803/page/4.

[5]王欣新.破产原因理论与实务研究[J].天津法学, 2010 (1)

执行不能 篇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十起“执行不能”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引导社会大众正确区分“执行难”和“执行不能”，理性认识“执行不能”。

案例一：游某某与吴某某、某担保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

游某某与吴某某于2012年7月16日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吴某某向游某某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5天，借款利率为日万分之七，借款本息在2012年7月20日一次性还清，逾期还款则应支付违约金。吴某某系某担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担保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因吴某某未如约偿还借款本息，担保方亦未代为清偿，游某某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福州中院判决吴某某偿还游某某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等，某担保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判决生效后，因被告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游某某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将吴某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发出限制高消费令。经查，吴某某下落不明，同时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询，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后法院向申请执行人游某某发出执行情况告知书，将采取的财产调查措施、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终结本次执行的依据及法律后果等事项予以告知，并依法裁定终结本案的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执行过程中，主债务人下落不明，担保人被申请破产并正在审理，执行法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且对主债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措施后，仍未发现有财产可供执行，属于典型的执行不能。这是当事人面临的商业风险、交易风险、社会风险，需要凝聚全社会力量从源头上进行综合治理。

案例二：黄某某与林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执行案

2015年3月11日18时，黄某某驾驶无牌自行车沿着国道324线由南往北方向逆向行驶，与沿国道324线由北往南方向顺向行驶的林某某驾驶的无牌两轮普通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车损及黄某某、林某某受伤的损害后果。2015年4月3日，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集美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某某与林某某负事故同等责任。后经司法鉴定，黄某某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十级伤残。黄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将林某某起诉至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黄某某人身伤害所造成的各项损失。经审理，集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林某某应赔偿黄某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42041元。判决生效后，林某某未履行相应的赔偿义务。

2016年12月4日，黄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向集美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林某某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法律义务。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集美法院积极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通过厦门市执行查控系统、福建法院司法查控系统及全国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情况。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被执行人地址，集美法院又到被执行人的住所地调查了解，发现被执行人持有厦门市集美区社会救助证，妻子精神残疾，儿子为在校生，家庭经济困难。集美法院将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调查结果及执行过程告知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对调查结果表示认可，并表示不能提供其他财产线索。集美法院遂对本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通过三级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均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家庭经济困难，除了维持生计的生活必需品之外没有其他财产，无法进一步执行，该案属于典型的执行不能案件。

案例三：某实业公司与某制品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执行案

某制品公司因拖欠某实业公司厂房租金及物业管理费被诉至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龙海法院依法判决某制品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某实业公司租金和物业管理费合计88320元。判决生效后，某制品公司拒不履行，某实业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某制品公司负责人下落不明，执行法院依法查封、扣押被执行人存放于厂房内的注塑加工机床七台，经评估，上述机器设备价值438039元。此外，执行法院还受理以某制品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共4起，总申请标的额约41万元。执行法院依法启动司法拍卖程序，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二次拍卖均流拍，且各债权人均不愿意以物抵债，同时表示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线索，同意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被执行人已停止经营，负责人下落不明，扣押的机器设备无法处置，执行法院未查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也未能提供其他财产线索，且申请执行人又不愿意以物抵债，以致该案成为执行不能的“僵尸”案件，属于非典型意义的执行不能。

案例四：董某等人与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

申请执行人董某等455名工人与被执行人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泉州市洛江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裁决：被执行人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应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董某等455名工人工资合计3749029元。

仲裁裁决书生效后，被执行人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未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付款义务，公司实际控制人袁某不落不明，申请执行人董某等455名工人向洛江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依法查封被执行人的机器设备、部分存货及原材料，并予以评估拍卖，拍卖成交价款为2207740元，同时依法扣划了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72000元，帮助收回被执行人应收货款326775.03元，共执行到位款项合计2606515.03元，后洛江法院依法制定执行款分配方案，对455名工人工资进行优先发放。此外，洛江法院调查被执行人的房产、车辆、证券等财产信息，均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申请执行人董某等455名工人也未能提供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线索，鉴于本案不具备继续执行的条件，洛江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执行法院已对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处置完毕，并积极催收了应收货款，仍无法全部清偿工人工资，尚有1142513.97元未能清偿，且经调查发现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人也无法提供新的财产线索。本案的财产已依法处置完毕，仍不能完全满足全部债权，亦属于执行不能的一种表现形式。

案例五：某工贸公司与某石粉厂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

某工贸公司因欠某石粉厂货款145800元被诉至法院，经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某工贸公司支付某石粉厂货款145800元及逾期利息。但在判决生效后，某工贸公司拒不履行义务，某石粉厂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永安法院经网络司法查控系统查询，未发现被执行人有银行存款、车辆等财产。后经实地调查，被执行人已经没有正常生产经营，其厂房及机器设备均系租赁物，因拖欠租金已被出租人收回，被执行人的负责人系外省人且下落不明。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永安法院向社会发布执行悬赏公告，依法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及其负责人的下落，均未果。永安法院将本案的执行情况、财产调查结果、采取的执行措施、法律后果等信息告知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亦表示暂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线索，同意永安法院依法定程序作出处理。据此，永安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案被执行人已无正常生产经营，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公司已是“空壳”，被执行人的负责人也下落不明，执行法院通过发布执行悬赏公告，仍未发现财产线索及被执行人的负责人的下落。执行法院在穷尽执行措施后，向申请执行人充分介绍了案件执行过程，并取得其理解，遂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本案属于查无财产的执行不能案件。

案例六：吴某玉、陈某平、陈某与杨某贵、吴某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执行案

2016年10月18日，杨某义（案发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无证驾驶无牌号二轮摩托车（该车在某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莆田中心支公司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与吴某訇骑驶无牌号自行车发生相撞，造成二人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杨某义负事故主要责任，吴某訇负次要责任。2017年1月间，吴某玉（吴某訇的母亲）、陈某平（吴某訇的丈夫）、陈某（吴某訇的女儿）因上述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将杨某贵、吴某引（杨某义的父母）及某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莆田中心支公司诉至法院。经法院判决，被告某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莆田中心支公司应赔偿吴某玉、陈某平、陈某损失11万元，被告杨某贵、吴某引应赔偿吴某玉、陈某平、陈某损失535567.6元。法院依法受理吴某玉、陈某平、陈某强制执行申请后，于2017年11月30日向被执行人杨某贵、吴某引发出执行通知及报告财产令，责令杨某贵、吴某引向申请执行人吴某玉、陈某平、陈某赔偿损失535567.6元及利息，并如实报告财产情况，但杨某贵、吴某引未按执行通知履行义务。在案材料表明，杨某贵、吴某引常年在家务农，享受低保生活补助，且在本案交通事故中亦为受害人，遭受丧子之痛，且无赔偿能力。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间，法院依法对杨某贵、吴某引的车辆、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财产情况进行详细查询。经查，被执行人杨某贵、吴某引仅有小额银行存款。除上述财产外，法院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也无法提供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线索。经法院依法告知，申请执行人吴某玉、陈某平、陈某表示被执行人杨某贵、吴某引确实经济困难，且在事故中也失去了至亲，同意本案本次执行程序终结。

本案被执行人杨某贵、吴某引家庭经济困难，又遭受壮年痛失爱子的剧痛，承受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打击。法院经查询银行、车管部门、不动产登记中心等，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属于典型的执行不能。申请执行人也表示理解被执行人杨某贵、吴某引的困难，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遂本案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案例七：谢某某等人与张某茂、张某花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执行案

2015年9月7日，被告张某茂、张某花雇佣受害人兰某某到其正在装修的房屋钻墙孔，兰某某在钻墙的过程中不慎触电后从人字梯上跌落身亡。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张某茂、张某花赔偿原告谢某某等人（系兰某某的近亲属）472845.92元，扣除已付4万元，还应赔偿432845.92元。因被告未履行生效判决确认的赔偿义务，谢某某等人向顺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为赔偿款43万余元。

执行中，被执行人张某茂、张某花离开住所，下落不明。经查，被执行人名下无存款、林权、车辆、工商登记等财产登记信息，唯一可供执行的财产为事故发生地的房屋，该房屋已向银行抵押借款30万元。顺昌法院依法查封该处房产后，启动评估拍卖程序。因风俗习惯忌讳的原因，该房产在淘宝网拍卖平台经两次拍卖和一次变卖，均因无人报名竞买而流拍，且申请执行人不愿接受以物抵债。顺昌法院认为，该房产作为被执行人唯一可供执行的财产，经法定程序拍卖、变卖未成交，申请执行人不接受以物抵债，故该案被执行人名下虽有财产，但不能处置，属于有财产无法处置的执行不能案件。

表面上被执行人名下虽有与申请执行标的额相近的财产，看似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可实现，但实际上因该财产被设置抵押及风俗习惯等原因，剩余价值已不大，且经依法拍卖处置，最终无法变现，是典型的虽有财产但无法处置的执行不能案件。

案例八：廖某辉、王某某与廖某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纠纷执行案

2014年8月11日下午，被告人廖某益经过廖某辉之子、被害人廖某豪（男，殁年8岁）身边时，被廖某豪用沙子泼洒，廖某益联想到因旧房拆迁改造、征地等事，遭受廖某辉等人“欺负”，心中愈发气愤，决意实施报复，即取出一把水果刀，连续切割廖志豪的颈部、下巴等处，又朝其腰腹部捅刺两刀，随后骑摩托车逃离现场，廖某豪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2015年6月3日，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在判处廖某益死刑的同时，判决应赔偿廖某辉、王某某（系被害人廖某豪的父母）各项损失人民币643992元。

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未主动履行判决。执行过程中查明，廖某益已被执行死刑。经全国法院“总对总”和全省法院“点对点”网络司法查控系统查询，均未发现被执行人有银行存款、车辆、股权等可供执行的遗产。经调查发现，廖某益父亲廖某某70多岁，母亲刘某某60多岁，二人均为贫困户。因申请执行人廖某辉、王某某家庭经济困难，被执行人又无财产可供执行，龙岩中院启动国家司法救助程序，对申请执行人救助5万元。申请执行人基于被执行人的家庭财产状况，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表示理解，同意本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人民法院执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被执行人往往已经被判处刑罚，甚至像本案被判处极刑，且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属于典型的执行不能案件。对于此类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又生活困难的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给予一定的补助，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案例九：黄某某责令退赔执行案

被告人黄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无偿还能力，以借款用于投资、帮朋友周转资金等名义，先后多次骗取他人财物共计474.14万元，构成诈骗罪。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0日作出判决：被告人黄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责令被告人退出诈骗所得款项471.14万元，返还被害人。

判决生效后，黄某某未交纳500万元罚金，也未退出诈骗所得款项471.14万元返还被害人。宁德中院刑事审判二庭将该案移送执行局强制执行，2016年1月8日立案执行。经查，被执行人黄某丁正在监狱服刑，且其名下无存款、房地产、股权、车辆等可供执行财产，执行法院遂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案被执行人正在监狱服刑，没有收入亦可供执行的财产，属于典型的执行不能案件。

案例十：高某等人与俞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

2013年，俞某某以投资工程为由向高某等46人借款，并许诺每月利率2%至3.5%，借款金额高达2500多万元。2014年俞某某因病去世后，其家族资金链断裂，不仅许诺的高额利息无法兑现，连本金也无法偿还。后高某等46人向法院起诉俞某某继承人陈某、俞某等，法院判决陈某偿还借款本息，俞某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案立案执行后，执行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发送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立即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后执行法院积极查找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发现被执行人陈某名下有10套房产并及时进行拍卖处置，合计获得执行款约900万元。但由于上述10套房产均设定银行抵押权，清偿银行欠款后，无法全部清偿高某等人的债权。执行法院又走访被执行人居住社区调查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并要求各申请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经查被执行人已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人也无法提供财产线索，遂对本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绝不能忽视的组织执行力 篇3

组织执行力，是一个组织（企业、部门）整体的执行力，它来自于组织架构、制度、流程和企业文化。组织架构越复杂、层级越多，组织的执行力通常就会越低，因为过于复杂的结构、过多的层级首先会降低信息传递的效率，其次组织整体的执行力等于各节点执行力的乘积，如果有节点不能百分百的执行或者执行有误，就会导致整体执行力大打折扣。而扁平化的组织架构有利于组织执行力的提升，因为随着层级的减少、节点的减少，影响执行力的因素就随之减少，可控性将随之提升。

在一个“法制化”的组织中执行力通常都会比较高，完善的制度有效的防止了相互推诿、扯皮的状况，而且也会避免多头领导，执行力能够得到保障，并且这种执行力是相对稳定的，不会因某个人的变化而带来较大的冲击；而对于一个以人治为主的组织，关键管理者的执行力决定了组织的执行力，关键管理者的去留及状态直接左右着组织的执行力，这种执行力是不稳定的，也是没有保障的。

简单化、标准化的流程无疑是高效执行力的有效保障。有一家知名品牌企业，受精细化管理细想的影响，决定将由顾客进店开始一直到确定方案、签订合同的过程进行“动作分解”，当时组织了10名优秀的经理和骨干全封闭进行了一周的“头脑风暴”，总结出由200多个节点构成的“完美”流程及考核标准，老板非常高兴立即决定全面实施，结果不到一个月就不得不停止了，毕竟与顾客沟通、谈判不像是搬砖、砌墙那么简单机械，过多、过细的规定反而制约了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甚至对结果造成负面影响。事实上，简单化、标准化的流程才比较容易得到很好的执行。

除了以上几点，企业文化也是影响组织执行力的重要因素。有一家在行业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民主决策一直是其特色之一，大事小事都喜欢经过讨论后作出决定，有一次在修订岗位说明书时，总经理召集了各城市的区域总经理、分公司经理、业务骨干10余人进行讨论，每次一讨论就是一整天，一个岗位讨论几天都没办法确定，因此前前后后、断断续续进行了大概半年时间，最后仍然没有最终定稿，自然也就无法执行了。在这家企业，这种过分民主、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企业文化造成了执行力的低下，公司的很多政策、制度都无法很好的执行，整体效率非常低。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执行力，而独断专行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执行力，至于是要民主多一些还是要独断专行多一些，需要根据管理的实际去适时的把握分寸，而“泛民主”对于整体执行力则是一种破坏。

总之，组织执行力是整体执行力的重要组织部分，只有同时注重个人執行力和组织执行力才能够确保高效的企业整体执行力。

执行不能 篇4

，一些房产开发商与家电企业联姻，发起了“新家居生活”之类的活动，当时营销界称之为“异业整合”，从开始，汽车行业热衷于与红酒、房地产、高尔夫、顶级私人会所和俱乐部等合作，营销界惊呼为“跨界营销”，有人甚至立马定论这将成为“最前沿、最火爆的营销潮流，风靡任何一个行业，彻底颠覆营销界”。

这个结论下得过早。早在20，就有媒体预测“不同品牌的营销合作”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营销趋势，因为企业总是局限于所在的行业挖掘潜力，同行业的营销手段彼此抄袭，很容易同质化，一些敢于冒险的企业便尝试引入其他行业的元素，寻求突破。可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合作”并没有普遍化，想通过 “异业整合”和“跨界营销”改变营销现状的冒险者大多兵败而归，或者取得的营销效果并不如他们当初想象得那么好。然而，为了粉饰与合作者的关系，“生意” 不成“人意”在，他们还是会对外界宣称双方的合作很满意，跨界营销很成功。

跨界营销并非企业传统的营销手段

没有亲自操作过跨界营销，或者不熟悉品牌跨界营销内幕的人，很容易被当事人表面的客套话误导。任何一个跨界营销案例，从策略构想、合作邀请、谈判到执行跟进，只要一个环节处理不当，都有可能让双方的合作画上句号。所以，操作跨界营销从前到后、一路走来的管理者，事后总是会长舒一口气，对自己说“总算折腾完了”，至于合作是否达到当初预想的效果，还是等吐完这口气再说吧！

跨界营销之所以很少为企业所尝试，是因为它并非企业传统的营销手段，很多管理者并没有将它列入企业日常的营销事务中。在企业中，普遍设置有公关部、广告部、活动部、市场研究部等，却唯独没有设置对外营销合作部。关于跨界营销，众多企业没有设立专门的部门去策划，也没有指派特定的人员具体跟进与之相关的工作，当然也就没有具体的工作目标与业绩考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不会把它当作非做不可的事情。反正不去做，领导也不会说自己工作不称职，做砸了，领导反倒会责怪自己，想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大多数跨界营销合作，很少是由普通员工提议而被列入企业议事日程的，其原因有二：一是有这种主动意识、有这种跨界营销思维又能够跳出本职工作从全局角度思考问题的员工非常少；二是普通员工提出的建议很难引起管理者的重视。管理者太忙了，当一个合作意向还只是下属口头上的构想时，他根本无法预见跨界营销合作能给自己的企业带来什么好处。

管理者与另一个品牌的管理者私交很深，双方对合作玩一把“跨界”通常会一拍即合。这种跨界营销最容易列入企业的工作议程。由双方的管理者指定专门的人员负责跨界营销，如果管理者定期监控跨界营销工作的进度并将其作为相关负责人的工作业绩予以考评，相关负责人自然不敢懈怠。

跨界营销与企业资源需求匹配

然而，这种情况毕竟特殊，大多数时候，跨界营销是由一方主动采取行为，向潜在的跨界营销合作伙伴抛出绣球，试探对方的合作意向。如果合作伙伴选择得好，合作方式恰当，回报有足够的吸引力，双方就会合作。但是，跨界营销最大的难度恰恰就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与合作方式与回报的谈判上。

营销界为人称道的跨界营销案例，是华硕笔记本电脑和兰博基尼跑车合作，设计推出了跑车型笔记本电脑。但是，大多数跨界营销案例，不管是产品开发上的跨界，还是传播与渠道上的跨界，无不经历过一个漫长的磨合期。

跨界伙伴的选择，总是讲究门当户对。小品牌想高攀可以，但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即便如此，大品牌也未必答应。与一个跟自己地位和形象不匹配的小品牌合作，大品牌会担心自己的品牌受损。只有极少数短视、追求短期利益的大品牌管理者会放下身价，愿意与小品牌合作。

双方合作的基础，是彼此的资源需求匹配，并且需求的呼应要恰逢其时。企业的成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成长时期，不同的品牌发展阶段，不同的阶段工作目标，企业会有不同的需求，

如果双方的需求不同步，甲方想通过跨界合作与乙方共享渠道资源，乙方却为了开发新产品而一筹莫展，开拓新渠道并非头等大事，此时，无论甲方抛出的合作条件多么有吸引力，乙方都不会答应合作，给自己添乱。

选择跨界营销伙伴并非易事

就像去年被评为“年度十大营销创新案例”的创维与华帝的联姻。创维、华帝在城镇市场已开发多年，提升空间有限，都迫切希望开拓农村市场，但如果单靠自己的力量去开拓农村市场，成本极高，获利也不一定有保证，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创维、华帝共享彼此的渠道，丰富单一店面的产品线，减少经营风险。

可是，拥有农村市场渠道网络资源的企业，又何止创维和华帝两家？TCL有，格力有，美的也有，并且它们拥有的经销商、专卖店资源比创维和华帝更多，为什么携手的偏偏是创维和华帝？事实上，有了好的合作时机、方式，并不会让双方的接触轻松太多。跨界营销从无到有，其中一方主动提出要求，向几个潜在的合作伙伴发出合作邀约，甚至要主动拜访，像广告公司一样兜售自己的合作思路，遭到拒绝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两个同样是习惯了别人求自己的企业，突然之间为了一个看似不务正业的新奇跨界营销想法，跑去低三下四地寻求与对方合作，没有几家企业能放下身段。当初创维在寻求跨界营销合作伙伴的时候，未必一开始选择的就是华帝。相比华帝，TCL、格力、美的等，在农村三、四级市场的网络布点要多，可能是合作邀约发出后，对方提出的条件不能令创维满意。

跨界营销“双赢”的分寸

越是大品牌，公司治理会越规范。在大企业里，营销部门每个人的工作职责和业绩考评被限制得死死的，大家都想着各扫门前雪，不关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没奖励，做差了遭批评”的事情，员工都会本能地往外推，不闻不问。所以合作邀约的对象如果找错了，不是直接找到对方说话有点分量的管理者，而是下面的普通事务主管，邀约函很快会被当作废纸丢到垃圾篓里。

想要迅速并且成功地达成合作意向，必须在第一时间找到潜在跨界营销伙伴的管理者。大多数跨界营销能一拍即合并进展顺利，主要是因为跨界营销双方的管理者有着很好的私交，企业高层一旦形成共识，合作被当作工作任务分配下去，执行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比如TCL冰箱与农夫山泉的跨界营销，就是因为双方的高层相当熟悉，了解彼此的长处，然后在偶然的场合才碰撞出合作的火花。

不过，利益的平衡始终是跨界营销合作双方考虑最深的问题，在商言商，无论双方之前的私交有多么深，在生意场上谈起事情来，从来都讲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没有人愿意做亏本的买卖，所以在合作中，若一方想自己什么资源都不付出，尽想着占对方的便宜，合作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双赢”的提法在跨界营销合作中被提得最多，但双方也最难把握“赢”的分寸。每个企业的期望值都不同，究竟资源置换到什么程度才合算，其中的变数太多。不同的人谈判，会带来不同的谈判结果；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机谈判，结果也会不同。发出合作邀请的一方在想好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准备付出多大的代价、底线是什么之后，准确揣摩对方的心理就显得格外重要。

跨界营销的执行难题

比如创维与华帝的渠道合作，从合作推广“新农村影像工程”，到共享彼此的专卖店资源，让自己的产品进入对方的门店销售，其中的执行细节并不像我们最后看到的“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拉开帷幕”这般美妙，合作总是痛苦的。

以“新农村影像工程”为例，到底由谁来组织执行？人力、物力、资金如何调配使用？如果是分摊，那么各自分摊的比例是多少？双方如何分工，工作流程如何安排？至于双方共享专卖店渠道，则更为复杂，比如，双方的物流配送如何整合？在华帝的专卖店里，创维的产品展位和物料摆在哪里？在创维的专卖店里，华帝的产品展位和物料摆在哪里？如果一方卖出了另一方的产品，如何结算资金？如何对双方的销售员进行培训？类似的问题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