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传统爱情观比较（共8篇）
中西方传统爱情观比较 篇1
摘要：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过去, 写爱情的诗歌数不胜数, 本文就简单从诗歌的表达内容及表达爱情的方式等几个方面来剖析中西爱情诗歌的几个不同点, 从而更好的了解诗歌。
关键词：中西诗歌,比较, 方式,内容
爱情, 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古今中外人们对爱情都怀有共同的心理与追求, 这就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人民都能彼此欣赏有关爱情主题的文艺作品的基础。不过，同时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中国和西方却是大异其趣的。对中西方爱情的情趣及其成因作一番比较分析是很有兴味的。?一般地说，中国的爱情诗和西方的爱情诗的不同情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的爱情诗一般与表现人伦融合在一起，写人伦往往也以恋爱为中心。中国的爱情与人伦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说西方始终重视男女的爱情，而中国的诗则更偏重于人伦。中国诗中表现亲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的内容几乎与爱情占有同等地位。如《静女》、《溱洧》，屈原的《湘夫人》、《山鬼》，李商隐的《无题》，但就某一个具体作家来说，则真正以大量爱情诗著称的则很少。在西方诗人中如歌德与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兰与兰波诸人虽也以友谊著，而他们的集中叙友朋乐趣的诗却极少。他们大量的写男欢女谑、男女情爱，从恋爱中去寄托人生的哲理，去享受生活的无穷乐趣。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五十首《别离》，诗人宣称他心甘情愿做他爱有的奴仆。“既然是你奴隶，我有什么可做，除了时时刻刻伺候你的心愿我毫无宝贵的时间可消磨，也无事可做，直到你有所驱遣。”大有恋爱至上的味道。
第二：中西爱情诗表达的侧重点不同。西方爱情诗多以追慕爱人, 赞美爱情, 勇敢追求爱情为主要内容, 中国爱情诗则着重表达与恋人的相思别恨, 悲欢离合。因此, 闺怨诗、送别诗、悼亡诗在中国爱情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自伯之东, 首如飞蓬。岂无膏沐, 谁适为容。”（《伯兮》）就是一首妇人思念征夫的诗；又如“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李商隐《无题》）写出了一对恋人分别时的依依不舍。反观西诗，以勃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我是怎样地爱你?》为例：
我是怎样地爱你?诉不尽万语千言：
我爱你的程度是那样地高深和广远，
怡似我的灵魂曾飞到了九天和黄泉，
去探索人生的奥妙, 和神灵的恩典。
无论是白昼还是夜晚, 我爱你不息,
像我每日必需的摄生食物不能间断。
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白朗宁夫人不仅热情讴歌了爱情，甚至毫不隐讳的表示她对白朗宁先生的爱胜过对上帝和宗教的爱，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英国教会才对这首诗一直持反对态度，也许因为这首诗曾引起过争议和贬斥，所以这首诗才更加风靡世界和倍受欢迎。
第三：中西诗歌的另一个显著不同点是，西诗热情奔放，感情如火般热烈，其文字常常爽直率真，直抒胸臆，甚至直言不讳；而中国古诗则委婉含蓄，哀婉朦胧，迂回曲折，欲语还休。当然中诗中强烈抒发情感的作品也有，如《诗经》里的《君子于役》以及两汉乐府的一些篇章，但整体说来是占少数的。先看两首中诗：
“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李昌绪《春怨》)
这首诗反映了妻子怀念远征的丈夫, 但诗人并未一语道破, 而是描写客观, 寄托内情, 婉约曲折。对彼此的爱情不著一字, 但思念之意尽在其中。
“莫道不消魂，席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的《醉花阴》不点破情，而相思之苦却跃然纸上。
下面让我们再来读两首英国爱情诗:
Western wind, when willth勃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ou blow
Anonymous
Western wind, whenwill thou blow
The small rain down can rain?
Christ, if my love were in my arms
And I in my bed again!
这是一首英国较早的民谣 (ballad) , 也可称之为离情诗, 言者盼望自己的爱人, 犹如大地盼春风 (西方的WesternWind相当于我们东方的春风) , 万物盼春雨 (前两行) ;他 (她) 如饥如渴地盼望自己的爱人回到自己的怀抱 (”inmyarms”) , 回到自己的“床头” (“inmybedagain”) 比起中国那些含蓄的爱情诗来, 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思是何等的明白而直率!
再看一首英国诗人彭斯（Robert Burns）的一首深受大众喜爱的作品“A RED RED ROSE”（一朵红红的玫瑰）。
啊，我的爱人象一朵红红的玫瑰，
它在六月里初开；
啊，我的爱人象一支乐曲，
它美妙地演奏起来。
你是那么漂亮，美丽的姑娘，
我爱你那么深切，
我会一直爱你，亲爱的，
一直到四海枯竭。
一直到四海枯竭，亲爱的，
到太阳把岩石烧化，
我会一直爱你的，亲爱的，
只要生命之源不绝。
再见吧，我唯一的爱人。
让我和你小别片刻，
我会回来的，亲爱的，
即使我们万里相隔。
他的感情奔放、炙烈，袒露的爱的表达让每一位读者立刻感受到灵魂的震撼。人们不需揣摩就可领会他的意思，他的情感是明朗的，一泻无余。
第四：西方的爱情诗往往不屑于自然的烘托，而中国的爱情诗则常常与自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托物起兴，融情于景。如《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就双双取悦于“河之洲”，来与青年男女之情。又如曹丕的《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言辞归雁南翔。”秋气清凉，草木枯萎，燕归雁翔，君在他乡，其思君盼归之心，不言而喻，尽在辞中。再如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与中诗的委婉曲折，通过外在环境或具体、典型的外在形象的描写去激发读者的想象不同，西方诗人们注重主观抒情, 常常以第一人称的角度直接进行内心告白。如拜伦的《雅典的少女》一诗中开头第一句就是“你是我的生命, 我爱你。”;马洛的《牧羊人》的开头“来吧, 和我生活在一起, 做我的爱人”;还有勃朗宁夫人的《我是怎样地爱你》的开头:“我是怎样地爱你?诉不尽万语千言。”……等等。
第五：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 (朱庆馀)
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 (施肩吾)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 (无名氏)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 (杜甫)
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 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致西利娅》。
以上重点探讨了中西爱情诗不同的几个方面, 但这些不同点并非是绝对的。我读英国诗常常联想到中国诗;读中国诗又常常想到英国诗。这种联想反映了文化的沟通, 情感的沟通。正因为有这种沟通, 我们才能彼此欣赏异国的诗歌。我们是中国读者, 了解中西爱情诗的异同, 就能更好欣赏西方爱情诗, 提高我们的鉴别能力,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从而更好地丰富与发展我们民族的诗歌艺术。
参考文献
[1]周汝昌等唐宋词鉴赏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陈学斌, 刘彤.中西爱情诗之诗学差异及成因[J].赣南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2006.
[3]冯国忠浅谈中西古典爱情诗的不同国外文学, 1985
中西方传统爱情观比较 篇2
摘要：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来看，既有密切联系又各具 特色，本文主要从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 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等三个方面对中西传统科技观的差异作了一些探究。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 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 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 于 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 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 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 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 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 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 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 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 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 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 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 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 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 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 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 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 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 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 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 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 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 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 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 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 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 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 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 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 轻“ 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 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 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 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玩物丧志”。这种崇尚 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 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 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 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 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 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 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 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 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 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 “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 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 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 、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 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 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 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 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 。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 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 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 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 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 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 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 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 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 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 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 帮助 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 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 论，并 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 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 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 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 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 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 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 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 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 视 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 斥 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 儒、道 、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 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 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 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 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 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 (P25)。古希腊 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 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 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 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 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 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 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 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 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 ，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 、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 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 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 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 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 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 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 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 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 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 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 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 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 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 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 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 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 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 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 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 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 ，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 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 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 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 利于理论体系 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 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 ，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 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 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 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 ，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 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 ，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 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 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 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 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 ，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 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 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 ，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 ，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 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 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 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 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 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 立的研究主体、对象 、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 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 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 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 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 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 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 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 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 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 、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 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 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 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 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 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 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 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 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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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南注评.道德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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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传统爱情观比较 篇3
【关键词】中西方传统体育；差异；和合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of god gives traditional western sports freely roam the thought and field of Humanistic care to mak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special emphasis on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en thinking in western nation， mostly from assurance and f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mediate short-term interests get started； Overall situation of national thinking habits profoundly embodied in go， keeping in good health， and martial arts such as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project Western traditional sports embody a kind of contract spirit， athletes employed by professional clubs， and play the greatest potential for individuals during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In the restriction of ethical patriarchal ideology， traditional sports as a tool of maintaining ethical Can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should develop and the different， in parallel； In the near future， the blind spo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will fill a vacancy of western traditional sports， as a western sports culture and symbiosis， mei-mei and provide a kind of ancient wisdom from the Orient In the cultural assimilation and sports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collision and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revie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find the way to develop and become the task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Differences； harmony
新世纪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生产逐渐摆脱体力劳动的束缚，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给人们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方便，于是普通民众开始拥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空余时间。随之而来的是身体得到解放的人们开始追求精神境界的提高，同时掌握的身体知识大幅增加，于是体育这种能够显著提高身体素质的身体运动得到人们的青睐，保持健康、休闲娱乐就是体育在当今社会合法存在的理由。中西方传统体育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二者均体现了人类竭力实现生命价值和生命自由的人文关怀，而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方传统体育表现出诸多的不同之处。费孝通先生指出，人们都生存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中，而多样性的文化在人类文化的坐标系中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决定于多样性文化的交流沟通、相互借鉴和共同进步，因此要有博大的胸怀来容纳与自己有着诸多差异点的文化的存在。〔1〕建立在发达畜牧业基础上的西方传统体育与生长繁衍在大江大河之地发达农业生产中的中国传统体育并立而为世界体育文化中的两朵奇异之花。在文化全球化和体育文化趋同化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考察中西方传统体育之间存在的差异，找寻二者的和合发展之路成为新的时代任务。
1中西方传统体育差异性比较
11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
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宗教文化是西方盛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的根基，它对天国和来世的幸福生活有着无限的向往。为报答救世主的大慈大悲和天父的垂怜，西方人普遍坚持侍奉耶稣和耶和华的宗教传统，上帝在其心目中具有不可置疑的位置，上帝是一种力量无边而又公正无私的力量。普天之下莫非上帝所赐的宗教感恩使西方人对耶稣上帝有着无以复加的崇拜，于是西方人有着神本主义的思维传统和观念认同。同时这种强烈的宗教认同给西方传统体育提供了自由驰骋的思想场域，使其游荡的精神找到栖息家园。
中国儒释道信仰的理性传统和人本主义关怀，促生中国人注重现世生活、远离宗教信仰的实用理性思维。中国文化的人本关怀使传统中国人养成辛勤劳作、自强不息和勇敢不屈的民族性格。《易传》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荀子主张：“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使之病。”。〔2〕中国传统体育特别强调作为万物精灵的人与浩瀚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和道法自然的积极行动。
12局部着眼与整体考虑
在西方人的畜牧生活中，每当生产者精疲力尽需要补充能量时，他们能够随时随地屠杀未成年的动物。可以随时得到动物充饥的便利，这养成西方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尤其追求现实利益的利己主义思想。西方民族在思考问题时，大多从保证与己密切相关的即时短期利益的获得着手，而对长远利益的整体关照和大局思考远远不够，活在当下的他们往往依据当时短期需求来决定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同时这也催生了西方传统体育代偿性负作用的频发。
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受到自然环境变化的制约较为明显，变化无常的天气和频繁而至的战争祸患，使中国人有着天然的民族忧患意识，中国士大夫也就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着眼全局的民族思维习惯体现在中国传统体育上就是围棋活动中的棋手首先考虑怎样布局，保证首先赢得局部的主动权，从而整体上取得胜利；传统体育养生尤其注重整体养生，把人的身体看成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讲求保命全形、精神和躯体俱养；传统武术的内外合一、物我一体、德才兼备的习武箴言也体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整体考虑的思维特征。〔3〕
13契约精神与伦理宗法
西方人由于较少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其表现出较强的自由意志，往往以自我实现为个人的终生奋斗目标。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社会契约论》里得到了明证。成书于西方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的18世纪中期的《社会契约论》认为，人生而平等且享有自由，而过度的自由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无序和伦理道德的泯灭，因此有必要在承认所有社会成员都拥有天赋的自由人权的基础上制定一种社会契约推行社会。〔4〕为此，西方传统体育体现出一种契约精神，运动员受雇于职业俱乐部，承担有限的责任，并在训练和比赛期间发挥个人的最大潜力。
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伦理宗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即使是纯粹的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也往往是君主统治得失的征兆。世世代代的族群宗族生活使中华民族产生浓烈的宗族认同和世家大族观念，随之而产生的是父父子子及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制度，每一个成员都被纳入伦理之网，而形成宗族整体和长远利益的保护伞。在这种伦理宗法思想的制约中，传统体育被当做维系道德伦理的工具，而中国武术重视武德的传统就是鲜活的例证。
2中西方传统体育的和合发展
21和而不同、并行不悖
西方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传统体育能够培养人们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永不满足的超越精神和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体育竞技和休闲运动都能够增添人们生活的乐趣，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发扬为集体争光和为祖国出力的家国情怀。而中国的传统体育由于受到中华民族泛审美思维的影响而拒绝激烈的对抗和面对面地冲突，而是在遵守君子协定的伦理规范下，发挥传统体育寓教于乐的社会教化价值，特别是在广大民间繁衍生息的传统武术更是将中国传统体育的健身娱乐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在中西方体育文化不断交流和碰撞的当今时代，能够互通有无的中西方体育应该和而不同、并行不悖地发展。
22和合共生、美美与共
从近代史上中西方体育碰撞与交流的百年历史进程来分析，西方传统体育以它与生俱来的竞技性、观赏性等优点取得强势体育文化的地位，同时也对中国传统体育的现代化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虽然西方体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是中国传统体育现代化文化模仿的对象，从长远发展来看，西方体育越来越暴露出它难以克服的种种现代性问题，而中国传统体育将以其海纳百川的胸襟来补缺西方传统体育的盲点。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体育将在世界体育舞台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和合共生、美美与共提供一种来自东方的古老智慧。
3结语
西方人有着神本主义的思维传统和观念认同，同时这种强烈的宗教认同给西方传统体育提供了自由驰骋的思想场域，使其游荡的精神找到栖息家园；中国儒释道信仰的理性传统和人本主义关怀，中国传统体育特别强调作为万物精灵的人与浩瀚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和道法自然的积极行动。西方民族在思考问题时，大多从保证与己密切相关的即时短期利益的获得着手，这也催生了西方传统体育代偿性负作用的频发；着眼全局的民族思维习惯体现在中国传统体育上就是围棋活动中的棋手保证首先赢得局部的主动权，从而整体上取得胜利，传统体育养生讲求保命全形、精神和躯体俱养和传统武术的内外合一、物我一体、德才兼备等。西方传统体育体现出一种契约精神，运动员受雇于职业俱乐部，承担有限的责任，并在训练和比赛期间发挥个人的最大潜力；在伦理宗法思想的制约中，传统体育被当做维系道德伦理的工具，而中国武术重视武德的传统就是鲜活的例证。在中西方体育文化不断交流和碰撞的当今时代，能够互通有无的中西方体育应该和而不同、并行不悖地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体育将以其海纳百川的胸襟来补缺西方传统体育的盲点，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和合共生、美美与共提供一种来自东方的古老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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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郏孙勇.“全球化”思潮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策略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35（8）：32.
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与创新教育 篇4
创新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它植根于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性,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理性地从民族文化传统对比分析入手,进行创新教育,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
1 中西方文化传统的特点与创新教育
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链接。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1991)认为,传统的涵义应该指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从过去衍传至今的东西,它不仅表现为物化遗传,更多的是通过这些物质而蕴涵的精神、理念、规则、秩序和信仰。文化传统受社会、哲学、思维、政治、经济、生存环境等深刻影响。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渊源、背景不同,决定了各自的文化差异,给现代人的创造、创新及创新教育带来不容忽视的差异和影响。
1.1 哲学上的殊源,使我们顺应自然规律时不善于“挑战”
中西方传统哲学因为生存环境、社会状况、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的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个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们认为自然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主宰整个宇宙万物,使人们不思去征服自然,而是听任自然的摆布,对自然产生一种崇拜、迷惘、甚至惧怕(王利红，1996)。在“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基础上所产生对自然恐惧的心理,削弱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扼杀了人们去探索自然和揭示自然科学规律的才智。这种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实质是做人治人之学,受其指导者更注重和顺应自然节奏,遵循自然规律,同时也形成了守旧复古、循规蹈矩、求实中用的思维方式,而不善于对自然的探索和科学的追求。
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与中国的农业文明不同,古希腊贫瘠的土地和优越的海洋资源造就了盛极一时的商业文明。海运、捕鱼、采矿必须与大自然进行搏斗,这就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意识。对人来说,大自然需要驾驭征服,人与自然关系越紧密,所出现的无法解释的现象就越多,这就不断促进人们去思考和探索。“知识就是美德”、“知识就是力量”,哲学就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经验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对知的追求。所以西方哲学则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基本内容,强调天人相分,以求实求知为主旨,带有科学精神和宗教幻想,充满理性色彩。由于天人相分,也便衍生出一系列的二元并立,但归根到底正如恩格斯所总结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问题。这种商业文明衍生出的哲学观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哲学观,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取代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社会结构,以个人主义取代了群体主义,以法律调整取代了伦理道德的调整(叶碧如，2000)。在这种哲学思想影响下,西方民族个性自由、民主精神得到了充分发展,同样形成了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探索自然的品质。
中西方哲学的分野决定了各自民族在面对自然、科学时的态度,中国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有其固有的存在理由和积极意义,但在创新教育过程中,在创造、创新意识上面必须合理吸收西方人面对自然、科学时的那种执着、张扬、大胆的积极哲学观。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国际化、现代化进程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有一种紧迫感和差距意识。
1.2 思维上的差异,使我们长于认识世界而疏于解释世界中国人的思维
从诸子百家起,就比较擅长于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推理,删繁就简,整体把握。“大道化简”、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成为智者的最高境界。一部《易经》,研究了几千年,仍有道不明、说不清之处,一幅最简单不过的阴阳图,涵盖了世界的大千万象。在这样的思维境界中,少注重条分缕析,排斥泾渭分明,竭力维护说也说不透,想也想不够的状态(曾德昌，2001)。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朦胧、写意、含蓄的美,强调在和谐中去体悟达观,独钟对整体的直觉、体验、领会和顿悟、修养、践履。西方人的思维方法从最初就把着眼点放在大本大原问题上,注重由一般到特殊的演绎逻辑推理。德谟克利特认为:找到一个关于因果必然的说明比获得一个波斯王位还重要。可以说,在西方文明的一开始就比较注重科学的理性的教养,西方的祖先总爱把自己放在世界的对立面,用自己智慧的头脑和眼睛去观察思考一切可以或可能被观察思考的事物,由想象而本质,一旦有蛛丝马迹便要追根究源。
创新教育是要突破传统,去对未知领域执着追求和积极探索,因此如何在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吸纳外域思维特点,是实施创新教育过程中必须注意和研究的切入点之一。
1.3 政治模式的不同,使我们易受权威影响而少个性张扬
古希腊文化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给人们提供了充分自由:身体的自由尤其是思想的自由。人们可以在无垠的宇宙和神秘的大自然中自由地驰骋畅想,去探索自然的奥秘,揭示自然科学的规律。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因为商业的繁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自由人有充足的时间及轻松的精神去对自然万物持有十足的敏感、爱好、惊奇,并孜孜不倦地去探索研究(启良，2001)。
相比较，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专制制度以等级特权为特征,少数地主阶级统治着绝大多数农民阶级,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统治,除了实行严刑之外,还不断鼓吹和完善封建道德体系,使人们按照封建伦理道德来完善自己的品德，追求所谓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在这种制度下，统治者可以一言九鼎,一手遮天;被统治者人微言轻,可以任意草菅,既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学术自由,思想被禁锢奴化,弃农经商属歪门邪道,工艺技术贬为“淫技奇巧”,一切必须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容许逾距蹈规,犯上作乱。这样的政治背景熏陶,严重消蚀了人们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对科学的好奇心。如今封建制度已经消失,但封建专制对人的意识影响还存在,不可否认,满足现状、安贫乐道还在束缚着我们想象的翅膀和创新意识,创新教育需要一定的反叛精神和个性张扬,没有宽松良好的环境就无所谓创新。
1.4 文化背景的反差,使我们习惯于接受性学习而轻发现创造性学习
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是西方文化的民主性。在这样文化影响下,西方自由人可以充分地享受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人们从关注周围开始,去自由探索世界万物,去审视自己的生活及社会万象,在此过程中人们形成了强烈的求知欲、好奇心和科学分析的态度,养成了敏锐观察力和在比较中认识事物的思维习惯,经过历史的沉淀,形成了西方人科学的民主性格,因此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推动西方科学技术乃至人类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随着封建专制不断完善和加剧,在文化上也由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过渡到封建大一统的儒学一枝独秀。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在文化上完成了儒学为正统文化的专制主义。重伦理,轻科学,重经典的考订,轻生产技术及自然的探索实践,即使是在某些领域的发现已达到较高的认识水平,也被统治者视为左道旁门,不务正业。这种专制文化影响到教育,形成了教育史上重文轻理,重接受学习,轻发现创造,重引经据典,轻实践研究的传统,好学生的标准就是听话顺从,守规中矩,俯首贴耳。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这样的文化背景,这样的教育传统,这样的学生,是很难适应现代化、国际化要求的,难以在创造创新上有所突破、展现才干。
2 扬长避短,树立创新教育的战略理念
传统不应该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它在连结和传衍过程中会发生变异,不断赋予新的内容,并对异质文化吸收和兼容。这样才能使传统勃发生机,变得更充实、更有价值、并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的传统。毋庸置疑,在社会国际化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禁锢我们的一面,而且这种影响可以说是渗透到骨子里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化传统只有融入西方文化传统的积极因素,才能焕发新的活力。我们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瑰宝,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外域文化传统的璀灿。创新教育,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确实从理论观念和行为模式上取得了可喜成果,但总感觉表层多,形式多,模仿多,急功近利多,微观效应多。从哲学的观点看,量变引起质变,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要引起质的飞跃,创新教育正面临着一道需要突破的“屏障”——传统和理念上的突破和超越。
3 结束语
通过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比较，我们需要在继承我们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吸取西方理性的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以促进创新教育的开展。在创新教育过程中,建立创新教育战略意识，弘扬创新精神，努力塑造学生良好的创新人格,在教会学生掌握各门知识的同时,还要教会他们理性地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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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传统爱情观比较 篇5
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受儒家文化和经世致用、追求功利的思想文化的影响, 表现出实用性的特征, 其典型代表为《九章算术》一书。整书的全部理论是以寻求各种问题的普遍解法为中心, 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推导方式建立起来的。其表现出的数学思想主要有:开放的归纳体系、算法化的特点、模型化的方法。《九章算术》一书的出现, 同时也奠定了我国古代数学思想的基石, 之后的一千多年里, 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得到了充足发展。到宋元时期, 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到了全盛时期, 创造出许多光辉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1]但是在宋元之后, 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数学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长达四百年之久, 直至1607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才使得中西数学开始交流。
西方传统数学的发源地是古埃及和古巴比伦, 但从公元前600年开始, 古希腊数学在西方传统数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古希腊时代又是逻辑盛行的时代, 形式逻辑由柏拉图开始, 经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达到极盛, 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被运用于数学研究当中。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所反映的思想方法特点主要有:封闭的演绎体系、抽象化的内容、公理化的方法。《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思想的集中表现, 它把古希腊数学的特点发扬光大了, 可以说是古希腊数学的最高成就。多少年来, 千千万万人通过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学习受到了逻辑的训练, 从而步入科学的殿堂。
二、比较研究与启示
从中西方古代数学思想的发展来看, 注重归纳与注重演绎分别代表了中西方古代数学思想的两种倾向。下面以中西方古代两本代表作为比较的对象, 来分析中西传统数学的差异。
《九章算术》体现了中国古代数学的“经世致用”原则:从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 经过分析综合, 找到解决一类问题的一般方法, 然后将此方法应用到实际生产生活中去。[2]这种“数学为大众”的思想把数学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 充分发挥了数学的应用价值, 推动了各行业的发展, 同时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 但同时也存在缺陷, 它把数学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技术技巧来对待, 没有充分注意数学严密的逻辑系统性和高度的抽象性。所以, 认识只能停留在经验型的直观感悟层次上, 这种直观的感悟经验也阻碍了中国数学的进一步发展。
《几何原本》则注重数学的抽象性与严谨性, 强调对数学的逻辑结构的整体把握和理性的认识, 追求严密推理, 力图通过数与形的思维抽象地去理解现实世界的本源和实质, 并强调演绎推理, 坚持一切数学结果必须根据公理加以演绎证明。虽然这种抽象性与严谨性反映了对探求真理的追求, 从而造就了强大的民族创造力和大批优秀科学家, 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但同时, 其排斥数学应用的思潮也潜伏着内在的危机, 这种危机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到来终于暴发出来。
简言之, 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注重“问题解决”, 而古代西方的数学思想强调逻辑思维能力。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种数学思想表现出不同的优势和缺陷, 可以说中西方传统数学思想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中西方数学教育思想也表现出类似的发展方向。中国是从实用走向了演绎, 而西方则从演绎走向实用。在我国这种倾向体现在建国初期数学教育主要是移植苏联模式, 注重逻辑思维的训练, 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关注双基和强调三大能力的数学教育模式。特别是在高考应试教育的影响下, 强调基础知识, 对形式逻辑和思维的训练愈演愈烈, 学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了解题当中。在这种考试文化的影响下, 学生对应用数学的能力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 出现了高分考生而实际能力低下的情况。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我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课程改革, 在数学的课程改革中提出增强应用数学的意识, 形成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国古代重视数学应用的优良传统再一次被人们所重视。从我国的数学教育思想的演变来看, 思想的轮回仿佛给人以更多的启示。到底怎样的数学教育思想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和应该倡导的呢?我们认为, 单纯地强调实用或演绎都是不可取的, 两者适当的结合才是数学教育发展的正确道路。[3]正如顾泠沅教授在他的《寻找中间地带》这本书中这样写道:“事实上, 在如上述的观察、介绍、借鉴乃至思考中, 我们必将发现我国今天所发生的许多数学教育的进展情况甚至问题, 都已与国际社会……能从中体会到中西数学教育实践与研究的互相交融与互补, 从而产生对寻找中间地带更深层的思考。”也许正是对寻找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新的教育地带才是我们时代的呼唤。
摘要：中国古代数学注重归纳的数学思想, 这与西方以注重推理演绎的数学思想截然相反, 两者分别以《九章算术》和《欧式几何》为标志。两者的逻辑起点不同, 因此两者的数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也不同。本文从中西方数学思想方法的比较研究来审视当今的数学教育活动。
关键词：中西方传统数学思想,比较研究,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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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丽男.中西方数学教育思想的演变与比较研究[J].太原师范专科学报, 2000.
中西方传统爱情观比较 篇6
西方传统文化是个体的、分析的、进取的、理想的、物质的, 注重对是逻辑、认识论、方法论这些更具“科学性”的技术手段。上溯古希腊时代开始, 西方造型艺术就是崇尚整齐、简单与和谐, 追求匀称、秩序、完整和明确, 以模仿自然为目的。在“模仿说”看来, 艺术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 是按照生活的原样, 用艺术模仿人类的现实生活, 而生活是鲜活的、具体的, 充满了情感的表达与体验到过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系统地提出了模仿说, 经亚里斯多德的倡导, 一直影响到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直至欧洲18世纪的艺术创作。
文艺复兴是在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的一场文化运动, 崇尚理性思想与科学精神, 神之外的人的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 人类自身的魅力灿烂地展开。这一时期大多美学家不再把艺术比作隐藏真理的“障面纱”, 而是指望能通过科学研究使艺术更加细致入微地模仿自然, 从而使得绘画的写实技艺更加齐备高妙。其中, 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不仅是艺术大师, 同时也是科学巨匠, 力倡艺术模仿自然对象。因其对理性、经验和自然科学的颇有成果的深入研究, 努力探索绘画技巧, 主张把绘画艺术比作反映现实的镜子来追求。18世纪的狄德罗秉承这种观点, 他在《绘画论》中主张:“我们最好是完全照着物体的原样给它们介绍出来。模仿得愈完善, 愈能符合各种原因, 我们就会愈觉得满意。”
西方绘画的空间理论的哲学文化背景是以心物的“二元对立”的关照展开。在传统的西方绘画体系中, 布鲁内莱斯基 (1377-1446年) 创造的透视法来自严格的数学法则, 对绘画空间的表现主要是解决线性透视、色彩透视等再现性质的知识与技法, 这与西方文化、科技发展以及图式系统和绘制材料紧密相连。西方画家更忠实于眼睛所看到的真实, 依赖于准确的透视法所描绘的视觉幻觉形成的真实空间深度, 追求对象表现的精确化与立体化, 让观者对视线所及的“佳境”产生向往。在西方传统的哲学文化语境中, 其绘画的空间意识是扩展、外露 (相对性) 式的层层推出, 有一种浮士德式的追求, 令人目极无穷、弛情入幻、心往不返。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儒、道、释 (佛家) 的思想内容及三者的融合。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不仅仅作为知识存在, 更是生活情感的集合, 亦作为感悟和体验存在。与西方人构筑一个严密、庞大、分工明确的科学体系揭示世界、表现世界不同,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不是对“对象世界”的描述和解释, 而是探讨个人的境界与修养, 探讨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由此造就了中国人与众不同的观察与思维方法。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思想一直缺少对客观自然世界的持续关注与了解, 虽然对自然很感兴趣, 但讲求的是天人合一、和谐共存, 而不是认识和改造。加上传统中国文化精神与绘画材质的特性, 使得传统中国绘画的空间认知与表现在世界美术史上自成体系。
中国传统绘画的空间意识完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内, 其感受方式、认知程度、表现手法及其审美取向和评判标准都深深打上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烙印。中国传统文化缺少严格的概念界定与缜密的逻辑推理, 就连学理性的哲学探讨也是形象化表述和体验式传达。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关注在于思维主体“人”及人的生命存在和社会生活。中国哲学的探求动力源于激发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感遇之情, 不太在乎客观世界的境界和面貌, 注重抒发个人情感, 注重表达主体的心意。
“万物皆备于我”, 客观世界同思维主体是同一的, 认识自身, 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意义。面对自然景观, 中国人不会像西方人的看法一样, 认为物质的自然不足为道, 而是对自然山水给予厚爱, 神与物游, “以形媚道”, 追求“度物象而取其真”“同自然之妙有”的艺术本源, 追求“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的东方审美的绘画想象空间。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与科学都比较漠视人类面对的“客观自然世界”, 那中国艺术也就不那么重视并表现它了。在传统的中国画家看来, 画家胸中的感慨和气节是笔墨所要展现的对象, 自然的神韵是绘画的目的, 到底画得是否逼真于实际对象并不重要, 而是强调画幅中是否有着生动的气韵和画家的情怀, 自然的内在性在人们内心唤起的意气最重要——不合科学的透视方法与笔墨渲淡而成的不切实际的山水林泉, 辅以文字描绘表达出的诗情, 演绎成中国画生发精神的依据。
中国哲学传统思维下的知识系统, 没有严密庞杂的理论体系, 缺乏细致精密的逻辑推理, 以致中国传统绘画更注重写意。文化的传统从来没有使中国古人感觉到绘画要具备超级写实知识的必要。儒家教养的熏陶是阻止朴素的经验主义的感受朝实验方面发展的力量, 它不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 而是一套零散的生活指导。“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儒家学说探讨的是现世今生中人生态度、行为规矩和生活方式的教导与嘱托:把学习变成修行, 跟随大师的指导, 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那些行为要求, 以达到人生的高超境界。道家追求的是自由的精神和认识的解放超脱, 渴望纵情山水, 从而达到物我两忘。佛家则永远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境界, 对物理世界的探究没有兴趣。“理”作为事物存在的根本原因, 传统的西方艺术家更为关心“理”的物理情状, 绘画时追求真实事物的逼真的再现, 指望通过绘画在物理层面找到“神”的位置;而中国画家则上升到抽象的“理”, 对艺术的探索走向内心, 关心客观事物的理与自己的内心一致。
总之, 不同的自然观导致了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的绘画空间观念, 中国画的空间不是精确的数量关系, 而从自身的感受方式来体现, 关注的是物象与物象之间的置列与呼应关系, 以中国山水画为例, 画家们运用“以大观小”“以小观大”、多点移动的观察方法, 利用“远法”取代焦点透视法, 通过程式化笔墨技法在纸素、墙壁等二维平面上把自然的林泉丘壑三维空间节奏化、时间化, 并有赖观看者的人生阅历、文学修养、生活经验、艺术想象力来补充和延伸, 共同营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宇宙生命意识与诗意的山水画空间境界。中国古代画家在关照客观世界时, 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时间与空间序列的制约, 具备西方文化视角难以用“逻辑”推论的“超然物象”的特质, 营造出一个超越时空的东方审美空间, 建构出人与自然的冲和之境, 表达着对于诗意栖居的渴望。
摘要：从中西方绘画空间理解的差异入手, 分析中西方传统文化差异, 比较中西方绘画空间理念的传统哲学思想背景。不同的自然观导致了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的绘画空间观念, 中国画空间寄寓的是中国画家的艺术理想与人文情怀。
关键词：中西方,空间,哲学思想,比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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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传统爱情观比较 篇7
不论中国传统柱式或者西方古典柱式, 二者都由建筑的结构构造、材质特性和制作工艺等物质、技术因素所决定。在实际的功能上不仅是承受屋顶的重量, 将其均匀传递到地面的作用, 更具有装饰的功能。它以艺术化的造型和丰富多彩的艺术装饰展示了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历史文化、社会风俗和民风, 更是当地人民文化艺术因素的精神体现。两者存在共同点也存在一定的差别。
二、中国传统“柱式”的特征
(一) 柱类组件的结构与功能
在中国, 传统梁柱样式之中的柱子是由头部 (柱头) 、主体 (柱身) 、基础 (柱础) 组成。柱类构件是竖向设置, 直立于地面, 支撑梁类、桁类构件, 中间有枋类构件链接, 使之形成一体, 共同承受屋顶的重量。其中基础 (柱础) 的功能:一、使得主体木身免于同地面直接相连, 减少来自地面的湿润空气对柱体腐蚀;二、将柱体承受的来自房屋上部的重量传递到地面。
(二) 柱的装饰
1. 柱的分类。
构成柱子的主要材料大体分为两种即石材、木材。经人为加工后最终呈现的式样可分为方形、圆形、六角形或多边形。木柱主体柱身的样式仅在木材原有的上细下粗的外观形式上加以强化即做“卷杀”处理, 使柱身在视觉上的特征更加突出。
2. 柱的雕饰。
木柱雕饰在我国古建筑史中由来已久, 在山东曲阜孔府景区中的大成殿, 其檐柱多采用蟠龙雕饰, 给人以高贵华丽的视觉印象, 但因柱身过于粗大臃肿降低了原本的装饰效果。元代以后木柱多是使用原有形态或加以“卷杀”处理, 而渐渐减少了雕饰。
在传统木构建筑中, 由于建筑结构和功能要求多采用体量较大的柱础, 使得柱础本身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进而柱础的雕饰成为柱子雕饰的重点。柱础从形态可分为覆盆式、覆斗式、圆鼓式、复合式等。在圆鼓式柱础中, 其小鼓面大鼓肚的形态不仅给人以稳定感, 更带产生灵动与生机。而复合式柱础因其组合形式的多变、基座平面的区别, 再加上柱础雕刻的不同处理方法、表现内容的丰富, 使柱础的样式显得多姿多彩。
3. 柱的油漆与彩画。
在中国古代的彩画装饰多被用于柱身装饰, 而明代清代之后柱身多以油面涂饰为主;但非常重要的内檐中央区域的柱子, 往往通过运用豪华凝重的浑金彩画或采用亮丽的朱红油的片金彩画进行特殊装饰, 如北京故宫太和殿地坪宝座上的混金龙纹彩画柱, 北京天坛皇穹宇神坛祭神牌位旁的金西番莲彩画柱等。这种装饰手法起到了烘托渲染了这些重要设施的作用。
(三) 柱构件与传统建筑通例的关系
1. 柱高与柱径的关系。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规定:“凡檐柱以面阔8/10定高, 以7/10定径寸。如面阔一丈一尺, 得柱高8尺8寸, 径7寸7分;五檩四檩小式建筑, 面阔与柱高之比为10:7”根据这些规定可由已知的面宽求出柱高, 由柱高也可求出柱径的数值, 反向亦可推敲得出相应数据。形式宏大的建筑的柱高, 按斗口份数来确定。《工程做法则例》规定:“凡檐高柱以斗口七十份定高”
2. 通常柱子的柱根部位略粗, 柱头部分偏细。
这种使顶部细小、根部粗壮的加法手法叫“收分”。木柱做收分不仅给人视觉上带来美的享受, 也使整体结构更加稳定。小规模的建筑起收分一般为柱高的1%, 《营造算式》规定大式建筑的收分为0.7%。
三、西方古典建筑柱式特征
(一) 柱类构件的结构
整个柱式的建造有以下三个主要部分:基座、柱子和檐部。基座包括柱础、基座身或柱石鼓及其檐口;柱子包括柱础、柱身和柱头;檐部构件有额枋、檐壁和檐口。
(二) 柱的装饰
1. 柱的分类。
西方古典建筑中大量采用石材。希腊的人民设计并完善了三种柱式:多克立、爱奥尼、科林斯。之后古罗马人继承并发展了古希腊柱式在结合爱奥尼和科林斯柱式后创造了一种新的柱式——复合柱式, 但这个时期的柱子演变成一种形式, 用来装饰巨大的墙面。
2. 柱的装饰。
(1) 多立克柱式体现了粗壮、雄伟、森严的风格。其柱式没有柱础, 直接与阶座相连。柱子从视觉上整体向上收缩为一个锥形, 柱身有细微的膨胀 (卷杀) , 并且表面有16至20道凹槽, 边线尖锐。柱头有3个或5个窄的水平带, 柱头呈现碗状, 没有装饰。雅典卫城的帕提农神庙就是采用的多立克柱式。 (2) 爱奥尼柱式整体纤细修长上细下粗, 但是没有弧度, 体现的是女性身体的美感。柱身有24道较深的半圆形凹槽, 凹槽间用细窄而不尖锐的平板将边缘隔开。柱础线脚明显, 柱头上一对优雅的螺旋大圆形涡卷组成。爱奥尼柱因为其优雅高贵的气质, 被广泛的应用于古希腊的建筑中, 如雅典卫城的胜利女神神庙和伊瑞克提翁神庙。 (3) 科林斯柱式, 柱头是用毛莨叶作为装饰, 形似盛满花草的花篮。相对于之前的两种柱形, 科林斯柱式是最为轻巧最具有装饰性的柱式。雅典的宙斯神庙采用的就是科林斯柱式, 四个侧面采用涡卷形装饰纹样作为装饰, 并切附有两排叶饰, 整体追求精细匀称, 给人以华丽纤巧的感觉。
(三) 柱构件与传统建筑通例的关系
假定所有柱式的檐部高度相等, 都是6个小模数, 即2个大模数 (直径) 。各个基座结果:塔斯干柱式为6个模数;多立克柱式是7模数;爱奥尼柱式是8模数;科林斯柱式为9模数;混合柱式为22模数。各个柱子的高度如下:多立克式为24模数;爱奥尼式为26模数;科林斯式为28模数;混合柱式为30模数。在所有柱式中, 柱础的高度相等, 在塔斯干和多立克柱头的高度和柱础高度一致, 混合柱式和科林斯式的柱头高度为3.5模数。
四、中国传统柱式与西方古典柱式的异同
(一) 柱础的比较
古希腊柱础采用的是石柱, 其中柱础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柱身连为一体, 这种变化与整个柱式的形态一致, 是经过计算最终确定的。本身的形态和整个柱式的比例关系都包含了数学与美学的原理。其作用是传递符合和保护柱脚不受侵害的作用, 由于和柱身是一个整体因此没有丰富的造型。
中国传统的柱础不仅实现了承重、抗震、防潮功能, 更实现了对柱式的装饰功能。其造型多种多样。其中以复合形柱础结构最为复杂, 雕饰最为精美。柱础的雕饰纹样更是丰富多彩。
(二) 柱身的比较
从外观来看, 中国柱式在柱身上几乎看不到任何雕饰, 保留了树木原有的形态强调原有的几何轮廓感。与此相反, 在西方古典柱式的柱身往往刻有数量不等的凹槽, 凹槽间的交界面则经人为为打磨后处理成圆润的弧面, 从整体来看经过这种处使柱体看起来即轻盈挺拔又不失单调。
(三) 柱头的比较
中国柱式柱头的斗拱从单层发展到多层, 打造了一种独具匠心异常精巧的机构, 给人以错综复杂、巧夺天工的感觉。斗拱的构件包括“栱”“昂”等。这些构件的比肩接踵、互搭互联紧紧咬合, 构造出一个整体性的空间框架结构。而西方古典柱式与中国相比大相径庭, 其强调整体感、追求外在形式带给人的象征意义。比如爱奥尼柱式柱头的涡卷, 形态上仿照了海螺的旋转曲线。
五、结语
通过比较, 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我们要掌握中西方柱式的构造与形式, 吸收借鉴它们在造像与装饰手法。学习西方古典柱式在形式、比例、组合的艺术处理。将数学特性与建筑相结合, 来简化设计过程, 避免实践中的无规律性。如布隆代尔所说“外在装饰并不构成美。缺少比例关系, 美无法存在”。当建筑要素有几何关系确定时产生了哥特式的美。在比较中我们可以在设计中加入中国思维, 即注重建筑与环境的协调, 在建筑的装饰上采用具有象征意义的造型与纹样;利用结构体系和平面布局, 既可以表现出像官式建筑与宗教建筑的庄严雄伟式的均衡对称, 又可以有江南园林的曲折变化、灵活多样。
参考文献
[1]齐学军, 王宝东.中国传统建筑梁、柱装饰艺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8月.
[2]张志航.西方古典柱式比较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06年, 第八卷:283-301
[3]韩旭梅.中国传统建筑柱础艺术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 2007.
中西方传统爱情观比较 篇8
一、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个剧作的主题思想都是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婚姻自主, 反抗封建传统思想和伦理道德。两部剧都肯定和赞美了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 批判了封建旧秩序和家族势力。主人翁都拥有至情至性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都遇到了重重阻碍, 为了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 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方式与之抗争, 而在抗争中表现得最激烈的, 不是男主人翁柳梦梅和罗密欧, 而恰恰是女主人翁杜丽娘和朱丽叶。在这两个剧本中, “两位女主人公都经受了比男主人公更多的痛苦和磨炼, 因而显示出比男主人公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 更为勇敢的抗争精神和更为完美的性格特征[1]”。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是为情由生而死, 由死复生, 生生死死痴迷于爱情的唯情主义者。她出身名门, 是封建官僚家庭的大家闺秀, 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和压制, 她一直被父母限制在闺房中, 丧失行动自由, 受父母的严格管制, 甚至到大自然中观赏花园的景色都受到父亲的责骂。枯燥的生活压抑着她的生命, 但是古老的恋歌与大自然的春色诱发了她青春的觉醒, 并且随着身心的成长, 爱情的火焰在她心中燃起。面对满园的春色, 她感叹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壁颓垣。[2]”于是“游园成为她由自我觉醒走向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第一步;寻梦突出了她对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1]”。但是残酷的现实却压制着她的愿望, 致使她因梦成恋, 恋而不得, 抑郁而死。杜丽娘并不是死于爱情破坏, 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她的命运恰恰是被封建礼教葬送青春、幸福和生命的妇女的真实写照。然而作者并不以此作为故事的结局, 而是发挥丰富想象力, 采用浪漫主义手法, 描写她的魂魄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现实社会的精神重压, 恢复人的自然情感和青春活力, 更加大胆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最后, 终于使她获得了理想的爱情, 并且为爱情复生,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子与所爱的人柳梦梅喜结良缘。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也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面、叛逆者而存在的。她是文艺复兴时期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典型代表。莎士比亚把她当做爱的精灵、爱的化身, 用这个活生生的爱的形象表达他人文主义爱的理想。她大胆坚定、执著热烈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和罗密欧是在一次家庭舞会上结识的, 他们一见钟情, 互相倾心, 立即私订终身。然而封建旧秩序不允许有情人自由恋爱, 在她的家长看来, 她没有选择自己爱情对象的权利, 她的父亲可以不必征求她的意见而决定她的婚事:“我可以大胆替我的孩子做主, 我想她一定会绝对服从我的旨意。[3]”何况他们还有不可逾越的封建世仇这一巨大的鸿沟。但是为了爱情, 朱丽叶冲破这一桎梏, 不顾一切地和心爱的人结合, 在教堂秘密结婚。她是一个视爱情为人生之最的痴情女子, 为了所爱的人, 她可以背叛自己的家庭, 放弃贵族的身份和地位, 甚至可以为之付出生命。在罗密欧被放逐, 她遭到父亲的逼婚时, 她仍然忠贞不渝的坚守爱情诺言, 抱着斗争到底、宁死不屈的决心来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最后, 她和罗密欧双双殉情而死, 以此证明爱情和青春的崇高与美丽。他们的死使两大家族幡然悔悟, 化解世仇, 握手言和。莎士比亚用人文主义爱战胜封建世仇, 表达了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必胜的信心;同时, 通过爱的毁灭, 控诉了封建婚姻观念和封建贵族礼法。
杜丽娘和朱丽叶都是追求自由的斗士, 都是封建婚姻的叛逆者和自由幸福的追求者。她们在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道路上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表达了挣脱封建牢笼、追求个性解放、向往婚姻自由的美好愿望。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给世界文学史创造了两个伟大的女性形象, 为中外文化艺术长廊增添了不朽的一笔。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思想都是反封建、争自由, 二者都反对封建婚姻观念, 这是相同的, 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首先, 二者反抗的对象有所不同:《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反抗的是封建伦理道德, 是用“情”来反抗“理”;而朱丽叶和罗密欧反抗的则是封建家族仇恨, 用人文主义爱情理想同家族仇恨相抗衡。其次, 追求的途径不同:《牡丹亭》是在梦幻的理想中反映现实, 让虚构的杜丽娘的鬼魂同封建礼教做斗争;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在现实中追求理想。这些差异可以说反映了当时中西方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特色。
二、结局安排
《牡丹亭》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作为结局, 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则以罗、朱的殉情作结。相似的爱情故事, 不同的故事结局, 从中能折射出中西方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审美心理、思维方式等。
《牡丹亭》以双宿双飞的大团圆作结, 是因为汤显祖生活的时代, 封建势力顽固, 资产阶级刚刚发展, 力量还不够强大, 难以为民众提供实现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现实途径。受时代和思想的局限, 汤显祖只能同封建势力相妥协, 并且采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想结合的办法, 借梦幻鬼怪同封建势力做斗争, 最后让柳梦梅金榜题名, 奉旨完婚。这一团圆的结局削弱了作品对封建社会控诉的力度。与汤显祖不同, 莎士比亚生活在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时代, 资本主义经济初步繁荣, 莎士比亚能够预见到资产阶级必胜的光辉前途, 因此相信自身力量, 用人文主义精神、资产阶级的活力和自信来武装朱丽叶, 让她在现实生活中同腐朽的封建势力相抗争。最后用爱的毁灭来控诉封建势力, 以一种被摧残的美来震撼人们的心灵, 希望以悲的方式激起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对理想的认识。
此外, 中西方不同的审美心理、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也会对这两个剧本的结局产生影响。“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同的结局, 可以看出中西悲剧结局的不同特点:中国古典悲剧往往不以悲作结, 而讲究结尾要有团圆之趣;西方传统悲剧则讲究风格的一致性, 要求在悲剧主人公遭到悲惨遭遇后, 以大悲结局[4]”。东方文化讲求悲欢离合, 提倡和谐之美, 推崇团团圆圆的结局;并且中国古代戏曲不主张使矛盾冲突尖锐化, 从而导致毁灭的结局。西方古代文化推崇悲剧, 悲剧历来被认为是戏剧中的冠冕。并且西方认为现实既美, 不主张追求完美。因此莎士比亚要用一对情人的死亡作为结局, 用悲剧庄严肃穆的氛围来笼罩全剧, 以此来控诉封建旧势力, 宣扬人文主义精神。
两部荡气回肠的爱情绝唱, 出现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度, 同样感人至深, 同样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两位戏剧大师为文学史上增添了两个爱情至上的女性叛逆者的典型形象, 同样反封建、争自由、个性鲜明, 但是她们之间却有种种的不同, 这反映了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认识, 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西方的文化, 从而加深彼此的了解和沟通。
摘要：《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分别是中国明末剧作家汤显祖和英国人文主义大师莎士比亚的代表作, 都出现于十六世纪九十年代, 都是文学史上不朽的爱情精品。两个同一时期不同国度的爱情剧本都给读者和观众的心灵带来强大的震撼力, 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结局安排等方面, 有许多相似之处, 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通过比较这两部名著, 并对它们进行细致的分析, 有利于加深对这两部剧作的理解, 同时也可以透过这两部剧作更加深入地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异同。
关键词：《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
参考文献
[1]计晗.《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之比较.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09 (3) .
[2]汤显祖.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莎士比亚著.罗密欧与朱丽叶.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