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责任与义务

伦理责任与义务（精选11篇）

伦理责任与义务 篇1

一、教育案例:“让我们都怕您, 我们才不敢胡来。”

2011年高考之后, 本人作为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总算松了一口气。但工作过程中的一路颠簸, 回忆起来至今仍然让人感慨万千。

在2009年接任该班高二时, 校长很郑重地对我说,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班级, 因为一位班主任被临时借调到市里去了才让我接的。在我的班主任工作经历中, 好几次都是接任的“差”班。但是接班不久我便发现, 学生全然不是我所想象中的那样。在以往教政治课时, 我习惯让学生上讲台来扮演教师角色, 通过实物投影仪呈现解题的分析过程, 由学生来进行讲解和相互补充。但是接任的这个班级几乎没有人敢起来讲解, 点到名字的同学简直是怕羞到了极点。其他学科同样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不仅如此, 在课堂教学中的提问, 学生也是尽量不做任何回答, 都非常安静地写着听课笔记。

同时, 通过学生的周记本我惊讶地发现, 原来他们以前即使在课间也是不能讲话的, 保持着和上课一样非常安静的纪律。有位同学T在周记本上写道:“……现在课间居然可以讲话了, 纪律简直是一落千丈。对于我们这些人就应像俾斯麦统一德国一样, 必须用‘铁血’和‘杀鸡儆猴’的措施, 老师用道理和我们讲是不奏效的, 您的‘仁慈’将对我们产生莫大的‘伤害’, 所以看到我们吵闹不乖时, 就应直接骂我们, 让我们都怕您, 我们才不敢胡来。”

另有同学J写道:“以前, 班主任只要朝我们看一眼, 我们便会紧张得不敢讲话, 但是现在却不是。记得以前有一次我们夜自修讲了话, 前班主任便在周六放学时留我们, 家长只好守候在外面, 后来有的学生连公共汽车都乘不到。通过这次惩罚后, 我们便学得很乖了, 再也不敢乱讲话了。”

事实上, 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 学生的纪律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却几乎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很显然, 学生已经适应了以前班主任那种严厉的教育方式, 甚至已不愿意进行正常的师生之间沟通。所以很看重师生情感沟通的我陷入了非常荒谬的尴尬之中。

好在最终结果还可以, 高考后家长和学生对我还是相当满意的。今年的教师节收到许多学生发来的短信, 从文字中我能体会到学生的真诚和感激, 我感到自己两年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但是“让我们都怕您, 我们才不敢胡来”那一句话, 一直让我不能释怀, 仔细审视之后, 我发现有不少教师对责任与良心存在着严重的误解。

二、原因剖析:善良愿望出发的信仰伦理存在着严重的危害

“有责任有良心的教师是好教师。”相信许多人对此都会表示认同, 但是未必所有人都能真正领会教师责任和良心的真正内涵。所谓教师责任是指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应当践履的行为和对行为后果的承担。教师的良心是指教师的行为要合乎人性、合乎道德规范, 合乎于人的恻隐之心。

长期以来, 许多人在有意无意间一直信奉着善良意志指导下的信仰伦理观。所谓信仰伦理, 就是指伦理价值的根据在于行动者的意图、动机和信念, 只要意图、动机和信念是崇高的, 行动者就有理由拒绝对行动的后果负责。

我国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虚拟了一个两难困境:假如爱因斯坦躲在小阁楼上完成他的《相对论》, 而这时他邻居的房间不慎失火了, 里面住着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太太, 当时没有别人可以去救她, 而如果爱因斯坦去营救她的话, 很有可能自己也会丧命,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爱因斯坦是否应该去救她?而按照康德的观点, 爱因斯坦肯定应该去救的。因为康德认为按照责任感行事的意志具有宇宙中最高价值, 而不待行动的结果, 这样一种出于善良意志的绝对命令是不允许讨论的, 是“无条件命令宣示”, 这体现人的全部尊严和最高价值。

康德强调道德具有最高价值有其合理性, 但是如果教师只考虑从善良意志出发, 而不考虑行为结果的教学实践却是极其荒谬的。因为在现实教育的行为中, 往往不仅是善良愿望的目的没有达到, 而且愿望善良并不能保证手段也一定善良, 由此对学生造成身心伤害屡见不鲜。日常生活中严厉的训斥、灌输的教学、严格的纪律, 往往都会扼杀学生自由创造的精神和健康丰富的个性, 而对于此类披着教育责任与良心外衣的异化现象, 我们却司空见惯甚至会倍加推崇。

当代复杂科学证明, 系统中许多看似微不足道的因素都可能因为“初始条件的敏感性”而被不断放大, 教育中的随机性、偶然性、混沌性、非线性、不可逆性等更是触手可及。就像本案例中的高一新生, 在其人格养成初期, 充满了对教师的无限信任和敬畏, 班主任通过高压命令式的管制很容易使其变得噤若寒蝉, 进而会适应和留恋那种训斥式的教育方式, 从而反过来会认为师生之间的沟通是件极其无意义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 马克斯·韦伯在1919年《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中提出了责任伦理的观点。责任伦理则强调伦理价值的根据在于个人行动的后果, 要求行动者为自己的行动后果义无反顾地承担责任。信仰伦理注重行动者主观的“善良意志”, 而责任伦理注重行动后果的价值和意义。在现实教育中, 一些所谓善良目的, 其实往往必须借助道德上令人怀疑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 同时还会出现相当恶劣的副效应。为此, 马克斯·韦伯极力强调行动领域里责任伦理优先于信仰伦理。

三、责任伦理:对教师责任与良心的重新审视

强调教师的责任伦理, 这意味着对传统师道的辩证否定, 因此教师的教育理念和行为必须有相关的转变。

1. 明确责任伦理, 消解对教师责任与良心的误读

教师的责任伦理强调教师必须面对教育的手段和结果, 把权利与责任联系起来, 清醒认识教师所从事的教育与所导致的各种后果 (包括教师自己也无法支配的后果) 之间的关系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现在学校不少的管理制度是从信仰伦理出发的, 例如五项常规评比中的课间纪律, 本意是希望学生不要过于吵闹, 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 往往是由学生会来组织检查的, 于是认真的学生便会非常仔细地记录下哪个班级的学生在讲话, 以便能清楚地记录分数。而有些班主任为了争取在五项常规评比中获胜, 便采取一种很极端的做法——课间不准讲话。从短时间的表面结果来看, 这位班主任是管理有方, 但是从学生的长久发展来看, 却是贻害无穷。所以, 无论是学校的管理者还是教师, 都应明确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所有的教育行为和方式都应以此标准来重新审视。

有些学校推行教师工作绩效的量化考核, 如果教师对自己工作的每一分钟和每一件事都斤斤计较, 那么学生肯定会遭殃了。一个在量化考核中获得高分的教师未必一定是好教师, 事实上不少所谓有高度责任心的教师往往都是扼杀学生灵性的高手。卢梭说得好:“我们同情儿童的命运, 然而更应同情的却是我们的命运。”所以, 教师应树立责任伦理的理念, 消除种种对教师责任与良心的误读, 从而回归本真的教育生活。

2. 转变师道模式, 注重教育的交流、引领和启蒙

(1) 变“传道”为交流沟通

在多元开放的当代社会, 教育的重心不再是单一伦理价值体系的传输, 而是倡导主流价值体系下多元价值的和谐共生。教育的责任伦理意味着尊重学生个人目标的选择, 保护学生身心健康和应有权利, 相信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是一门慢的艺术。”需要教师去等待、去唤醒、去沟通, 任何急于求成所达到的结果往往是一种被异化的东西。

(2) 变“授业”为人格引领

由于社会分工的不断精细, 现在中学教师所从事的教育很难是严格意义的授业。教师更多的是利用自身知识优势, 引导学生获得对于某门专业学科的基本素养和能力, 以及培养学生对人生的基本道德判断能力。这就意味着教师不仅要言传, 而且要身教;教师应该以精神影响精神, 以人格培养人格。教师的责任更多地在于为学生提示一种价值路径, 使其将来能够自主、从容、正确地建构自我价值世界, 形成自主自律的主体人格。

(3) 变“解惑”为价值启蒙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 即使是教师也面临着种种矛盾和困惑, 尤其经常会处于道德选择的两难境地之中。教师不再是全能的解惑者, 而仅仅是价值启蒙者。学生必须学会选择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按照教师的预期去生活, 应该成为自己未来的真正决定者。教师的首要职责是保持并传播“头脑的清明”的价值立场, 而不是去做学生的精神领袖。

教师实践责任伦理意味着教师要有自我承当精神, 既不投机取巧, 也不无所作为, 而是勤勉敬业、尽心尽力地工作, 勇敢地为行动后果承担责任, 从入世的热诚中展现出世的情怀。惟其如此, 才能使教师在工作中真正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伦理责任与义务 篇2

企业之存在以社会之存在为条件，所以企业应该建立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观念上，而不要建立在企业家的权利观念上。

这充满机会和变动的季节和艾略特无关。相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为无数企业带来了真实的春天———在我们的企业家日益成长为这个社会的中坚之时，财富、道德前景、社会责任和企业伦理等一系列并不那么诗意的问题也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

市场经济中，盈利无疑是摆在每个企业面前的目标。但，盈利与社会责任并不是必须两者取其一的问题。在生存和力求取得发展的前提下，企业必须考虑自己的社会价值，这意味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应该采取怎样的道德取向。

面对着“经济人”假设，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企业不得不面对着一定意义上的道德真空。毕竟，市场没有心脏和大脑，我们不能天真地指望市场自身能够自觉地意识到它所带来的系列问题，更不能指望市场自身能够对这种不平等加以清晰明确的纠正。

无疑，作为市场中的分子，有些企业通过寻租的手法来获利，并且为自身的发展谋取了大量利益，但从长远看，权利交易不但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更容易导致市场的混乱，影响社会各方的利益，而所有企业最终可能一起受损。所以，为了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也为了企业自身的利益，社会福利的整体发展必然要求企业是一个有道德的“经济人”，即我们承认企业追求最大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时也要求其逐利行为要具有合理性。这就是说，诚信守法的原则是一个公司经营和发展的底线。

然而，在全球化的班车上，诚信仅仅是一个企业健康发展的底线。企业同样需要具有社会责任，正如美国企业家克雷格·霍尔所说：企业家可以并且也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环，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它对整体社会应有一层权利与责任的关系。换言之，企业之存在以社会之存在为条件，所以企业应该建立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观念上，而不要建立在企业家的权利观念上。企业与其被动地承担社会责任，还不如将社会责任纳入主动关心的范围之列。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限制条件，使决策和经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作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主动承担，会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带来更大的自由。

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有六种情况：一是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就是要为投资者提供较高的利润和企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以确保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利益。二是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对消费者履行在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方面的承诺，不得对消费者有欺诈行为。三是对企业员工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企业对员工的安全、福利、教育等方面承担义务。四是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就是要按照债务合同的要求，按时足额地还本付息。五是对政府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按照政府有关法律、政策的规定，照章纳税和承担政府规定的其他责任义务，并接受政府的依法干预和监督。六是对社会的责任。主要是指企业对社会

慈善事业、社会公益事业以及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企业的社会责任实际上也就是对这些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企业的管理者应积极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并利用组织资源，尽可能地满足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愿望和要求。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企业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既反映企业的宗旨和经营理念，又用来约束企业内部包括供应商在内的生产经营行为的一套管理和评估体系。企业社会责任超越了过去企业只对股东利益负责的范畴，强调对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客户、社区、公众、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外部加诸其道德期望的内部认知与自觉，其中涉及从道德他律到道德自律的转化。只有当社会对企业的道德预期转化为企业的伦理目标或道德理想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包括经济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文化责任和道德责任的综合责任。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其生存和发展与国家和社会同步，只有在社会发展中积极承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才能为自身赢得更为广阔和良性的生存空间，推动社会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责任是企业的一种必然义务。经济全球化迫使中国企业迎接社会责任的挑战。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资源的浪费者、环境的损害者。企业的总体水平决定国家的经济水平，企业的总体效率决定国家的竞争力。企业在管理活动中重视伦理问题并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自身管理的需要,并且有助于提高全社会信用水平,提高全社会经济运作效率和效益。企业应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在积极追求赢利目标的基础上，也同时追求社会责任目标，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

浅论董事的勤勉义务与责任 篇3

[关键词］勤勉义务衡量标准责任限制

一、董事的勤勉义务的含义

新颁布的《公司法》规定了董事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关于勤勉义务的含义，该法只字未提。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勤勉”即“勤奋”，那么董事的勤勉义务与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规定的董事的“注意义务”含义是否相同？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现代汉语词典》对“注意”的解释是“把意志放在某一方面”, 勤勉和注意的含义显然不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新公司法只强调董事的勤奋，而不强调董事应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和董事应当谨慎等注意义务？从逻辑上讲，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因为通常说到一个人很勤奋时，人们关注的是这个人在客观行为上比较积极向上，至于其行为的结果则在所不问。而法律要求董事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就不仅要求董事勤奋，还要求其在履行董事职务时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并应当谨慎；法律是不能容忍一个庸才董事在碌碌无为的勤奋之下逃避其应当对公司所负有的谨慎义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公司法》所规定的董事之勤勉义务与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规定之注意义务应当具有相同含义，即它要求董事在履行职责时，应像普通谨慎人或善良管理人一样具备通常知识，在同样环境下给予合理的注意，机智慎重，勤勉尽责地管理公司事务，不得有所懈怠。那为什么新《公司法》要采用“勤勉义务”而不使用“注意义务”?对此笔者认为，新《公司法》采用“勤勉义务”的表述方式一方面明确了董事只对公司负有此种义务，因为董事不可能对第三人比如公司的债权人负有勤勉义务，但是董事有可能被要求对债权人负有注意义务；另一方面使用“勤勉义务”更强调董事履行其职务时须积极主动；最后，使用“勤勉义务”也是为了保持立法的连续性，因为在新《公司法》颁布以前所适用的一些部门规章或一些规范性文件里所使用的词就是“勤勉义务”而不是“注意义务”。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一条第（二）项中规定：“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

综上，董事勤勉义务的含义为董事应当像普通谨慎人一样具备其履行职务所需之通常知识、技能，克尽职守、机智慎重地为公司的最大利益行事，不得有所懈怠，其核心是“勤”和“慎”。

二、董事的勤勉义务的内容

关于董事勤勉义务的内容，我国传统的企业立法从未规定过。新修订的《公司法》明确规定董事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但是对勤勉义务的内容也没有任何规定。 这里要讨论董事勤勉义务的内容首先要明确董事的职位，这是董事的勤勉义务的前提。董事行使其职权的方式会因为职位的不同而不同。部分董事只通过在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来履行义务，而在公司兼任经理或者类似经理职务（如执行董事）的董事则同时对公司具有经营管理权，这就如同英美国家的非经营董事与经营董事。作为经营董事他通常在确定的范围内享有独立执行公司业务的权力;而作为非经营董事，他没有独立的业务执行权，他只是按年或者按参加董事会议的次数领取董事费。另外在实践中还存在影子董事或事实董事，即某人虽不是名义上的董事，也没有在公司董事名单中出现，但是他实际上在幕后持续地操纵着公司董事们的活动并进而操纵着公司董事会。对这些不同的董事，他们的勤勉义务的内容是否应该不同？笔者认为，鉴于这些董事职位不同，对公司业务行使管理权的方式不同，他们所负有的勤勉义务的内容也应该差别对待。对此我们可以参照公司理论比较发达的英美国家的一些规定。比如在美国，公司业务的性质决定董事注意义务的范围和程度。对一般的非银行商事公司而言，让所有董事，无论经营董事还是非经营董事，都必须注意公司的财务报表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显然过于苛求。 也就说，董事勤勉义务的具体内容应该因为公司的经营范围、宗旨、公司的治理结构、业务执行方法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总体来说，董事应当在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范围内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使，应当出席公司的董事会，应当熟悉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和律师提供的法律咨询意见，在公司的雇员不能胜任工作时及时建议公司将其解聘，在对公司的决策事项有异议时要记入公司董事会会议记录，在其不能履行职责时要及时辞职。董事如果不履行这些行为，就视为对勤勉义务的违反。

三、董事勤勉義务的衡量标准

要衡量董事是否履行了勤勉义务，必须设计相应的衡量标准。这种标准不能过宽，亦不能过严。过宽则形同虚设，过严则会束缚董事的手脚。美国一家大银行的总裁说得非常中肯：“如果我在10回决策中对了3回，那么我干得就很不错了；如果我在10回中对了4回，那我比任何人干得都强。”如果单纯采用主观标准，即视董事之主观能力而定其是否履行了勤勉义务，就会造成庸才董事的勤勉义务比能力高的董事的勤勉义务低、能力越低义务就越轻的不公平结果。如果单纯采用客观标准，假定一个处于相同或类似位置的普通谨慎之人，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所尽到的勤勉义务为标准，就可能会放纵经营能力比较高的、有某一方面专业技能和知识的董事。故应当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综合标准，即一般情况下，以一个普通谨慎的董事在同类公司、同类职务、同类相关情形中所应具有的谨慎、知识、技能和经验作为衡量标准，如果有证据证明某一董事具有专业技能、在某一领域被视为专家时，则应当对其适用专家标准。这样就迫使庸才董事提高自己的经营水平，对于专家董事，则要求其发挥所长。

在司法上，衡量董事是否违反勤勉义务应当引入经营判断规则。经营判断规则是由美国法院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项关于董事的注意义务的判例法规则。美国德拉华州最高法院认为，经营判断规则“是这样一个假定，即公司董事在做出经营决策时以熟悉情况为基础、怀有善意、并且真诚相信所采取的行动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在不存在自决权滥用的情况下，法院将尊重董事们的经营判断。以事实推翻这一假定的责任在原告。”也就是说，除非存在充分的证据，法院不能以自己的判断对董事的经营决策做出评价，并进一步认定董事是否违反了勤勉义务。公司董事对经营判断的失误只要他们是出于善意并且已尽到合理的注意，就不应该承担集体的或者个人的责任。因为董事们的职业性质决定他们必须面对复杂而多变的商业环境做出迅速的反应，他们只能依据现有的、不完备的信息，结合经验判断作出决策，他们不可能像法官一样就特定的案例进行反复讨论以做出最后的决定，法官以事后诸葛的论证要求董事们的行为显然是不公平的。

四、董事违反勤勉义务之责任限制

董事的勤勉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法定义务不能被免除，这是一般的法理，但是对董事因违反这一法定义务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责任是否可以免除或做出限制？笔者认为，除非行为人违反勤勉义务属于故意或恶意，其损害赔偿责任可以经股东会在知情的情况下予以免除，或在公司章程中予以限制。因为公司作为营利性的商事主体，其本身不能创造利润，只有通过董事们的积极行为才能实现其目的，而董事们职务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只能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加上经验连续不断地做出决策，如果在董事的决策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而他本人又没有获益时就要求其对公司承担责任，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即公司盈利时股东受益，公司因决策失误而受损时董事进行赔偿，股东永远不会有损失，董事个人的财产却成了风险财产，随时都有可能因为董事违反勤勉义务而被用于赔偿公司的损失。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会使得董事诚惶诚恐，不敢做出决策，公司的发展也就举步维艰了。另一方面，如果完全免除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责任就会不合理地增加股东的投资风险。因此稳妥的办法是由股东来决定是否免除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责任，因为从本质上讲，董事和公司以及股东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司法自治的原理之上的。在不涉及第三人利益、不违反公共利益的情况下，由公司章程规定限制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责任或者由股东会做出决定，并不违反司法自治的原理。同时，这种做法也可以解除董事的后顾之忧，使其为公司的利益而积极行动。

参考文献：

[1]刘俊海著:《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04

[2]张开平著:《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98.

[3]张开平著:《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89

古城建设的责任与义务 篇4

一、保护是前置一切的根本

五千年的历史风雨, 铸就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一处断墙、一处废墟、一座宫殿、一座园林牵动的是从千年历史风雨里演绎出来的生存与死亡、悲壮与辉煌、婉约与豪迈的故事。它们或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或是近代革命运动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城市。在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地面和地下, 保存了大量历史文物与革命文物, 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与光辉灿烂的文化。做好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都具有重要作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开发是历史文化名城资源重塑的有效手段和工具

1. 开发可以使生硬的历史构筑物具有生命活力。

历史文化名城中最直观的有形载体是某一座建筑桥梁、某一条街道空间等, 应该承认, 这些单体有着自己独特的外形结构和布局原则;但不可否认, 它们已经脱离了其曾经存在的历史环境。弱小的个体是否能在现代化的大环境背景下引导人们产生时代共鸣是一个值得探索和思考的问题。毕竟, 无言的构筑物本身带给人们的只是少量的抽象信息和不确定的思维想象。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开发, 赋予这些构筑物与生命活力, 让它们可以自主的表达某种时代讯息, 从而使其在合适的环境中重新爆发生命,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 开发可以使无形的城市文化寻找到寄居载体。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保留着众多有形的历史构筑物, 而且也保留着众多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成为记录这座城市历史的真实“话本”, 这些活态的文化, 构成了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家园。作为文化形式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曾经拥有鲜活的生命力,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宝贵的历史和文化资源, 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这些精神遗产需要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空间和环境, 需要有配套的物质建设和广泛的沿袭传承受众。开发建设带来的是大量的模拟历史环境的建设和众多旅游爱好者深入的探究, 在主观和客观上创造了城市精神文化承载, 从而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延续。

3. 开发可以使断断续续的历史构筑物延续成成体。

许多文物古迹在遭受一定的破坏后会丧失相互间应有的空间关系和联系, 看起来像是孤立而不相关的。通过开发建设, 把文物古迹、园林名胜以及各类提示性标志物 (如古树名木、碑刻、标牌等) 在空间上组织起来, 形成网络, 可以为人们的欣赏提供空间线路和逻辑线索, 便于人们感知和理解名城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4. 开发可以有效积累保护资金。

历史文化名城开发带来的旅游效益是极其可观的, 相对工业项目其更具环保性、可持续性。同时就地安排劳动力就业, 避免了古城原居民流失。良好的经济收入带来的是充沛的税收保证, 也就实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的积累。

三、保护和开发是利与义的博弈

1. 遵循原则。

坚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原则, 坚持整体保护的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坚持积极保护的原则, 坚持保护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与创新的原则。

2. 保护的重点和开发建设的基本论调。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应特别关注如下要素:城市的传统风貌特色, 独特城市格局和街巷、胡同格局, 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河湖水系, 传统的建筑形态和建筑色彩, 城市特有的空间形态和肌理, 重要景观线和街道对景, 古树名木及大树等。

3. 完善配套机制建设。

(1) 建立旧城保护、中心城调整优化和新城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 完善旧城保护的实施机制, 促进旧城的有机疏散。

(2) 健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及相关法规, 调整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矛盾的规划内容、规章和规定, 严格依法进行保护、管理。

(3) 建立健全旧城历史建筑长期修缮和保护机制。推动房屋产权制度改革, 明确房屋产权, 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 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制定并完善居民外迁、房屋交易等相关政策。

(4) 打破旧城行政界限, 调整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协调的行政管理体制, 明确各级政府以及市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5) 遵循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 建立制度化的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机制。

四、结论

责任与义务初中作文 篇5

责任、义务，这似乎，永远都是起源于，灵魂深处的一种使命。

模糊记得，第一次听到这些词语的时候，应该是在刚上小学的时候， 那时 ，懵懂的`脑海 似乎根本不会去想 ，什么是责任， 什么是义务。它们又都各自意味着什么。

呵呵，懵懂年纪里的一切，似乎都是可以原谅的。只因年幼、只因无知。

时间如梭，转瞬之间，十几年便悄然而逝。我已不再是当年稚气十足的孩子。在这生命的二十几年里，我感觉自己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流过太多的眼泪。一个城市里，总有太多的事，是那么不尽如人意。每当伤心的时候，就把糖放在嘴里，告诉自己，生活，是甜的!就这样，想方设法，独自愉悦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电话中得知，年将花甲的父亲，要外出打工。我对此甚为不解，家中两儿两女，这麽多年来着实是让父亲担负重担，没少吃苦受累。可这几年来，两女儿也都已出嫁，并身为人母，日子也都过得还可以。就连最小的我，也已就业两年有余。虽谈不上事业蒸蒸日上，但工作都还算顺利。按常理来说，儿女也都已抚养长大成人，正是二老修生养息，安享晚年之时。却又是何事，让年迈的父亲心生如此颠覆常理的念头?

忙问其故。父亲说，“你不知道啊，孩子 在咱老家像你这么大(年龄)的，人家都当爹了。这咱们家呢?你跟你哥都还没结婚，甚至亲都没给定下。这一出门，都看着别人抱孙子，逗孙女儿的，再想想自己的孩子，我这心里难受啊!就想着，趁着还干的动，就多干点儿，好给你们娶媳妇儿安家啊”!听到此处，我顿时觉得喉咙处一阵拥堵。我忙抬起头，微微张口深吸一口气，好让喉咙里感觉舒服些，不至于说话哽咽。说，“爸，我才多大呀?我不急着结婚娶媳妇儿，再说啦，我现在工作也挺好，大有事业路线上升的趋势!以后的日子，那肯定是越过越好的!所以呀，我今后的事儿啊，你就不必那么费心啦!你也这么大岁数了，这麽多年来，为这个家也没少操劳，就好好在家呆着呗，闲着没事儿，就出去走走，就别去打什么工了。再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打工也没人敢留你。”父亲说，“啥叫你今后的事儿，不用我费心?你是我孩儿嘞，给你筹家，那是我嘞责任。你也不用劝我，你哥、你姐都劝过啦，也没劝住。你又不是不了解你爸嘞脾气，你还劝啥?”我知道爸的脾气，他若是初一决定明天干什么，那么初一的计划书，也就等同于初三的历史。所以，我没有再说什么。父亲又说道，“你放心，等给你们都成了家，我这辈子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到时候，不用谁说什么，我也会安心的在家的”。

我没有再说什么，我只是一直在想，什么是责任?难道责任就是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为儿女不辞劳苦的付出?你魁梧的脊梁，已经被多年的担负压弯了多少?是!赡养儿女或许是你的责任，可是儿女已经长大，你要不要给他们一个反哺的机会?你有没有想过，那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啊?

伦理责任与义务 篇6

关键词：中职学校；工作内容；区别；特点；责任与义务

2009年大学毕业，我选择来到中专学校做一名校医兼职卫生保健课老师，在工作的五年时间中，对于校医工作的责任与义务我深有感触。在这里，我简单地予以总结：

一、专业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

在大学我学习的是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这一学科的优势在于内外妇儿传染等常见疾病都有接触，无论是疾病分析，还是诊断治疗我们都可以灵活掌握，最好的方面是可以选择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在大学的临床实习期间，每个科室都有学习工作过，也接触很多病例，更学会了如何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在这一过程中，把临床与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我现在的校醫工作帮助很大。只有具备专业的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才可以在学校工作中更好地发挥自我，更好地服务师生，创造优良健康的校园环境。

二、熟悉学校常见病的特点及处理方法

在医院，我们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患者，疾病的种类繁多，诊治过程也比较繁琐，涉及的事情也比较多。但是在学校中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中学生，他们正处于青春期，呼吸道和肠道传染病均可以爆发、流行。因为学校是人群高度集中的地方，一个班40～50个学生，集中在50平方左右的教室里，整天在一起生活学习，相互之间密切接触，如果卫生设施不好，卫生制度不健全，卫生习惯不好，这就具备了传染病在学校里发生与流行的条件。因此，我们校医在工作中更要经常与卫生工之间沟通，保证干净整洁的校园环境。此外，学校极易造成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是传染病流行的基本条件，缺一不可。

而流行的强度大小则取决于传染源的多少、易感者的密度，传播途径实现机率大小和病原微生物致病力的强弱。学校易感者密度高，传染源又容易进入学校。传染机制极易实现。所以学校极易造成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在流行过程中，也具备季节性：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多发、夏秋季则以肠道传染病

为主。

三、做好与班主任及家长的沟通记录工作

每个来医务室看病的学生，我们都会对其基本信息做登记（姓名、性别、年龄、班级、电话号码、诊断疾病名称、处方等）。对于传染病，我们会在登记的同时，上报教育局相关部门，并与家长和班主任沟通，追踪治疗情况及康复情况。由于学校就医环境有限，因此对于一些医务室难以确诊及治疗的重症、急症、危症，我们会灵活处理，建议到上级医院就诊。那么，与班主任及家长说明学生的情况就尤为重要了！

四、师生体检工作中的职责与义务

新生每年都会在开学初接受体检，确保顺利地学习生活。这就需要我们联系体检单位，安排时间、地点，体检费用的收取，体检结果的分析，对于体检中发现异常的学生，我们要及时地反馈给家长及学生部门。当然，我们的老师按照上级部门的安排，每年都有健康例行体检。我们同样也要做到及时通知他们时间、地点等相关安排，体检卡的领取发放，体检项目的注意等等相关问题的处理都和我们的工作息息相关。

五、完成青春期卫生保健课的教学工作

作为一名校医，不但要完成本职医务工作，更要配合学校教务学生工作部门，完成相关的教学任务。每学期新生开学初，我们都会以讲座的形式向学生讲解青春期心理、生理方面的专题讲座，尤其女孩子的一些常见问题一一予以解释，让他们更加了解自己，更加认识自我，顺利地渡过青春期。这个任务重大而艰巨。

校医工作看似简单而轻松，实则我们肩负重任。要处理沟通的工作很多，但是我相信只要有一颗热忱的心，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对学生有一份爱，我们一定会把工作做好。此外，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紧跟先进的医学步伐，是我们的宗旨！以上是我对校医工作职责与义务的一些看法，如有不当不足之处，请同行业者加以批评

指正！

（作者单位 惠州工程技术学校）

伦理责任与义务 篇7

夜深人静, 茶吧里弥漫着茗茶的芬芳, 传来时而热烈时而和缓的谈话声。以爆料“重磅炸弹”的重大社会新闻著称的某首席记者, 还有同来的总经理H, 正在与吧主切磋企业安全文化的话题。

总经理H对品茶用的白瓷茶具情有独钟, 一个劲地赞扬图案清新俊朗, 造型精巧, 别致美观。可是, 被吧主戏谑称为“滨城名记”的这位媒体新锐, 却热衷于茶品, 用深情而富有节奏感的语调, 感叹炭韵黑珍珠香气浓郁, 醇干鲜爽。

【话题】企业安全管理是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的缩影/企业安全文化不等同于常规安全管理/全球化大格局及产业链模式下企业安全责任的新挑战/企业安全事故成了引发社会公共事件的一大诱因/何时能跳出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的魔咒/权谋文化及法不责众的投机心理是深层祸根/社会信用体系缺失与管理放任导致泛滥成灾/大安全文化观是现代企业基业长青的根基。

某首席记者:说到安全管理, 未免有些令人心情沉重, 与窗外美丽的夜色不相协调, 总感觉到有些灰蒙蒙的。

吧主:前些日子, 企业文化协会举办了企业人为本管理论坛, 论题———企业安全管理体现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几位学者发起这个论坛的初衷, 一是想纠正企业全面安全管理的认知和误区, 二是为企业持续发展校正“定盘星”, 三是倡导构建现代企业的安全文化。

这不是在不久前, 国内爆出全球超级连锁快餐麦当劳、肯德基长期使用过期原料的安全丑闻, 一下子击碎了跨国公司一贯坚持严苛标准及流程、可以信赖的口碑, 竟然也在安全文化上沦落到如此地步。加之骇人听闻的韩国“岁月号”沉船事故, 所带来的恐惧尚未彻底消散, 挑战着当今世界人们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神经。看来, 这个论坛的主题不仅切中时弊, 况且还有国际化的普遍意义!

某首席记者:一说到企业安全管理, 往往会习惯性的理解为狭隘的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事故管理, 甚至与传统意义上的防火防盗划等号, 还习惯于出了大事之后就例行公事的一番疾风暴雨式的大检查, 很快又是雨过地皮干;可祸根在哪里, 是不是仅仅在于每个捅娄子的具体部位, 怎样才能建立起长效机制?一连串的问题还都摆在那里哪!

我更关注构建覆盖企业全员、全流程的现代企业安全管理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安全观理念, 它包括产品安全、人身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多方面, 几乎囊括了所有影响企业自身发展、危及公共安全乃至社会和谐的诱发因素, 早已应该提升到企业社会责任层面上来, 更是一个现代企业公民的体现。

近日采访过的一户煤矿企业, 本来煤矿透水多发, 防不胜防, 可恨的是这家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后, 黑心矿主蓄意隐瞒被困矿工人数, 几个小时后查出来竟然多出了50多人, 况且还煞费苦心封锁消息, 竟然将矿工家属用出租车转移到外地, 浪费了抢救矿工生命的宝贵时间, 无异于草菅人命。

(显然, 某报首席记者说话的表情有些激动, 几次端起品茗杯又放下, 嘴唇轻轻地颤抖着。)

职业道德和良知促使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企业老板为什么会置员工人身安全、消费者安全健康于不顾, 简直成了与义绝缘的人类品种, 到底有哪些深层的文化原因?眼下正酝酿一篇有份量的稿子, 不瞒你说, 这也是我特意约请企业界知名人士总经理H拜访茶吧的目的之一。

吧主:无事不登三宝殿, 请您先品茶!

(听罢, 某报首席记者急忙笑双手抱拳向吧主鞠躬, 忙不迭地解释一番, 那略带滑稽的姿态引来一阵笑声。)

某首席记者:从大安全观的视角上看, 当今企业危及安全的行为, 大体上可以分为几大类型:

第一类:劳动环境极其恶劣, 黑心老板不顾员工死活, 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曾报道过一个金矿, 老板富的腰包鼓鼓富可敌“县”, 开着上百万的豪华车威风八面, 头上还闪烁着各种各样光环, 招摇过市;可在这些背后却是一番凄惨的景象, 一阵阵声泪俱下的哭诉:金矿上班的员工患矽肺病的不在少数, 一个村庄中竟然有几十个民工因患矽肺病相继死亡。一个个鲜活的的生命消失了, 一个本来圆满的家庭毁掉了, 一大堆沉重的包袱推给了社会。

吧主:民间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老板发财, 政府发丧”, 早成了不争的事实。媒体披露一份令人触目惊心的贵州某煤矿的《瓦斯日报表》, 一个月内, 几乎每天瓦斯浓度都严重超标, 其中最大值为4.00, 报警71次之多, 18日那一天因为瓦斯严重超标竟然报警1241次, 可还是不顾工人的死活照常进行生产, 带血的“乌金”变成了老板兜里的黄金。不仅有违人间常理, 也为商业伦理所不容呀!

某首席记者:第二类, 限制人身自由, 黑心工厂明目张胆人格歧视, 无视法律法规。我暗访过一个工厂, 周围铁栅栏, 高墙深远, 从外观上似乎给人以为这里不象是工厂, 倒像是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工人入厂后, 十几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不得离开岗位, 工作场所更是化学品毒气弥漫, 让人透不过气来。这种人格歧视现象, 在一些企业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如超市搜身行为, 工人下班时搜身检查等等。更有登峰造极的奇闻, 广东一家企业进厂员工必须签订“牲畜协议”, 违反工厂规定就被视同为“牲畜”一般。

第三类, 吝啬技术投入进行野蛮生产, 黑心老板宁愿吃喝嫖赌一掷千金, 却不愿在员工安全保障上花些本钱, 绞尽脑汁压榨廉价劳动力获取利益。一些企业对技术进步是心里揣着明白装糊涂, 老板热衷于原始的工作方式、生产方式, 进行野蛮掠夺性生产经营, 反正能凑合干一天就多赚一天钱, 何必把大把的钞票砸在技术设备上, 还额外增加一块费用支出。对于这个技术改造成本的小九九, 老板算得比谁都精道, 在低廉劳动力红利丰厚的环境下, 这样做最简单划算, 能够最大限度地敲诈劳动者的血汗, 昧着良心求得利润最大化。

第四类, 原料和辅料掺杂使假, 企业有恃无恐地怎么赚钱怎么干, 致使产品安全成了危及社会的一大公害。食品添加剂明令禁用的“苏丹红”案尚未平息, 水产养殖消毒剂“孔雀石绿”又浮出水面;“工业酒精”勾兑酒毒死人事件刚刚曝光, 海鲜品“福尔马林”又吓坏了消费者;染色馒头叫让老百姓心生畏惧, 更有那有毒大米、问题奶粉等惹得老百姓防不胜防, 民怨沸腾。之所以食品、药品行业引起普遍的关注, 不过因其涉及面宽、关乎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 其实别的行业假冒伪劣的问题产品并不逊色多少。难怪人们抱怨就差没有人象《水浒传》里的狮子坡, 孙二娘开黑店专卖“人肉包子”了, 让人听起来真的有几分恐怖。

吧主:有谁敢相信江苏一家具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黄酒制造企业, 竟然想出一个歪点子, 大量购进国家明确规定饲料用的万余吨低价陈化粮大米, 酿造出4800万瓶的“毒黄酒”, 且全部销售一空。众所周知, 陈化粮大米中含有大量强致癌物质黄曲霉素, 会对人体内造成极大的伤害, 早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 列为强致癌物质。

按照市场逻辑可能让人解释不通, 企业决策者为什么如此肆意践踏品牌价值?只是为了降低一大块原料成本增加利润, 难道真的不清楚这一块令人眼红的黑心钱, 怎能抵得上几十年形成的产品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者相比到底是哪一个更值钱呢?市场逻辑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 有钱可以随时随地购进原料, 但却无法复制漫长的光阴在消费者心目中留下的印记呀!

某首席记者:第五类, 肆意“三废”排放, 无视环境保护法规, 以污染生态的社会代价换取企业利益。这类环境生态事件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近日来媒体曝光的频次也多了起来。人们记忆犹新的那起震惊中外的松花江污染事件, 2000多公里的一条大江, 由于上游工厂不负责任的泄漏, 牵动了几个省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污染了全流域几千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和健康, 闻之心有余悸。

哎, 安全责任对于企业老板来说, 是横亘在面前的一条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 孰丑孰美, 一目了然。令人揪心的是, 诸如此类的丑陋行为何时休哇!

(一直在那里静静地品茶, 认真听着谈话的总经理H, 终于开口插话了)

总经理H:说实在话, 心地善良的人都不会这样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按说, 那个企业老板不做梦都想赚取更多的利润, 赚钱这玩意容易成瘾, 但是不能损人利己挣昧心钱, 于心不忍。

刚才, 记者老弟不是谈到要挖掘一下根源吗!俗话说“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挖来挖去, 还不是一个“利”字作怪。但赚钱也得看怎么个赚法,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决不能丧失伦理, 不择手段, 吧主你说对不对?

记得你在一次管理讲座上强调的人性化管理, 这可能恰好属于人性丑恶的那一面吧!

吧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 企业家身临其境, 现身说法, 更有说服力, 还得多听听你的高见, 扫除那些阻碍构建企业安全文化的一些误区。

总经理H:企业界里普遍泛滥着一种“成本障碍论”, 这恐怕是最现实的、排在第一号的不得不挑明的误区。

实施安全管理会直接影响产品成本的提升, 不利于与对手竞争, 干还是不干?真干还是假干?坚持还是不坚持?对于企业来说都是实打实的事情呀!你说也难怪, 凡是企业涉及到安全管理达标, 没有一项不是直接增加产品成本, 原料货真价实, 肯定比人家单项成本就要高出一些;产品质量高标准, 成本自然就的上升一块;技术工艺设备升级, 那可是没说的要投入资金增加折旧;环保清洁生产涉及污染排放达标, 增加成本更是明摆着的事情;这里的那一项最终都要反映在产品市场价格上, 否则那就是一个赔本的买卖。

如今在过剩经济大背景下, 竞争异常惨烈, 买卖难做, 市场上同类产品遍地都是, 消费者总是货比三家, 那家便宜就买哪家的, 你的价格比人家高出哪怕是一点点, 那不仅赚不到钱甚至随时都有被挤出市场大浪淘沙的危险。

我们本身就是生产食品的厂家, 深受市场恶性的无序竞争之害, 吃尽了苦头。论规模设备和信誉, 咱们都是响当当的行业一流, 可是就是干不过人家那些无名鼠辈的“地下小厂”, 怎么回事?人家明目张胆地在食品添加剂上使用违规产品, 似乎人体健康安全跟他没有关系。违规添加剂产品成本低, 且产品外观上还能吸引顾客, 这样在销售价格上就差了一大块, 你说怎么跟他竞争!因为消费者并不知晓有没有危害身体健康的添加剂, 即便知道一些也很难现场验证, 所以谁的价格低就买谁的呗。你货真价实, “老实人吃亏”, 到头来还比不上那些玩歪门邪道的赚钱, 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某首席记者:“假币驱除良币”的“假币效应”, 毁掉了市场优胜劣汰的良性机制, 甚至能导致市场秩序乃至社会公共秩序的紊乱!

吧主:这就涉及到了落实安全责任的一个热点问题:企业规模大小对履行安全责任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一般而言, 企业规模小, 又以经营初级产品项目, 行业利润低, 加上产品结构趋同性突出, 与竞争对手之间严重同质化, 所以承当安全责任成本的能力较弱, 当行业竞争达到盈亏的临界线时, 在老板的内心世界里, 就开始在道德伦理和贪婪野蛮的临界线边缘上挣扎着, 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一旦见利忘义的洪水冲破道德堤坝而决口, 失守底线的老板们自然就会采取损人利己的方式, 此时的安全责任就被无情地抛到了脑后, 金钱成了左右决策行为的唯一动力, 人性里边本来就略显脆弱和稀缺的善良成分, 很快就被利益之水稀释掉, 人性中丑恶的部分浓度越来越高, 扭曲了灵魂, 才会出现刚才所例举的种种事件的发生。

某首席记者:有资料表述, 大企业的出现, 扮演且承担起安全责任的角色和功能, 这是不是与你刚才讲的安全责任与企业规模和产业层次有关系?

吧主:正是这样, 市场竞争机制造就了一批大规模的企业, 同时也赋予了大企业承担起维护市场秩序的社会职责, 幕后的伟大的推手就是市场内在机制;诚然, 评价安全责任不能简单地以企业规模大小来划线。

这并不是因为大企业规模大就会如此高尚?首先是因为大企业具备了承担安全责任的能力和实力, 基于多产业、多领域、多渠道、多个企业的利润收益可以互相弥补, 东方不亮西方亮, 较比单一经营的中小企业优势明显;其次是大企业如果发生安全责任事件, 相对中小企业而言风险成本极高, 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甚至波及到公司旗下的多个领域和项目, 所以它不值得从事瓜田李下、偷鸡摸狗的勾当;再次是大企业为了相对垄断市场的利益诉求, 会担当起现代市场秩序维护者的社会新使命, 相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会自觉约束企业行为。总之, 当市场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时, 大企业集团的组织架构中已经植入了安全责任机制, 客观上在一定范围内克服了政府和执法部门管理成本高的难题。

某首席记者:全球领先的数码影像公司爱普生, 主导产品打印机、投影机和液晶显示设备, 生产过程需要使用有害的化学物质。该公司依靠科技突破“绿色壁垒”, 在全球率先提出“无氟里昂”宣言。有97%的产品所使用的原料达到了欧盟ROHS环保指令要求, 提前领取了进入欧盟市场的绿色通行证。

吧主:但是, 强调大企业担当现代市场秩序维护者的社会新使命的同时, 有两点需要澄清:第一, 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中小企业就一定会漠视安全责任, 不论企业规模大小, 在商业伦理底线与追求企业增长面前, 所有的老板都会面临着同一道选择题, 就看你是打“∨”还是划“×”了。第二, 这并不等于说大企业会自然而然的“清一色”的完美无缺, 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往往也会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一定的管理群体面前, 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 酿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新闻来。刚才提到的麦当劳不就是如此吗!

总经理H:在全球化大背景下, 跨国企业普遍采取产业链的全球采购模式, 这也无疑加大了大企业管控安全责任的难度;这个曾被奉为质量控制管理圭臬的产业运行模式, 为什么下游供应商的违规行为, 就直接导致终端产品的安全责任事故, 使得整个供应链责任管控系统显得那样的不堪一击, 令人困惑不解。说来说去, 又归结到人性上来, 任何先进的管理模式最终离不开人, 确实值得认真探讨一番。

吧主:话题引领到了一个新的层面:现代管理模式更需要现代企业安全文化作为保障;打一个比方, 可以把现代企业安全文化比作水, 现代管理模式则是行驶在水上之舟, 无水则舟停, 逆水舟难行, 如遇上波浪滔天则舟会倾覆。在产业链运行环境下, 单个企业的特定行为将决定整个产业运行体系的走向, 甚至导致体系发生癌变。如果企业安全文化没有覆盖到整个产业链条中的所有部位, 或者说某个企业与整个产业链的安全文化不对接, 或者是其中某一户制度执行不到位出现漏洞, 那么肯定会殃及整个供应链系统, 即便领袖型企业的发展战略是如何的正确、管理手段如何的到位, 同样难免陷入被动尴尬的局面中。一个“福喜”的安全事故, 就把全球连锁快餐巨无霸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企业永远以追求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为了实现效率最大化, 企业时刻要把提高效率和安全系数放在一个临界点上, 并且实现在稳定状态的相对平衡, 一旦天平失衡严重倾斜向每一方, 所有的效率和效益都会化为子虚乌有, 而发生天平失衡最大的几率是倾向于效率一边, 这时的安全责任就十之八九成了次要, 大麻烦也就随之不请自来, 只不过是早晚的事罢了。

尽管企业安全文化投入体现为刚性成本支出, 直接减少当期利润, 但安全与效益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有远见的企业家, 从来不把构建安全文化方面的投入, 消极地视为企业的成本和负担, 也不可能当成负资产, 而是企业合理效益的基本保障。

总经理H:第二种误区是“不钻空子吃亏论”, 不仅在国内企业中很有市场, 就连那些大名鼎鼎的跨国公司也照方抓药, 不甘人后。一些企业老板的注意力聚焦到投机取巧、乱中取胜、钻法律法规不健全的空子上, 奉为企业成长的“葵花宝典”, 这种文化氛围在群体中不断地扩散发酵, 那些不甘沦落或同流合污者必定走人, 哪还有现代安全文化生存的空间和土壤呀!一些商家把“家家卖烧酒, 不漏是好手”当做成功之道, 侥幸取利, 捞一把是一把, 抓不住就干, 干一把就赚, 抓住就算, 反正是大家都这么干, 身边发大财的例子不少, 咱不干白不干呀!你说都这样做的话, 那能不泛滥成灾!

(总经理H品了一口茶, 茶汤在口腔里滚动着, 下咽后又轻轻吸气, 享受着齿颊间的回口香, 让人一看便知是个老茶客)

某首席记者:说到这, 必须提到第三个误区, 即大家说烂了的行业潜规则, 或所谓的行规;这算不算误区虽有待商榷, 但起码是把前两个误区见诸行动的一种地下运行规则, 所以当某一个安全风险大败露之时, 总会是提起萝卜带起泥, 同行企业中一连串的瑕疵都紧跟着大白于天下。既然潜规则算是规则, 就足以说明了它是普遍存在的现实, 约定俗成, 如加上了一个“潜”字, 一是表明这种现实存在的规则见不得阳光, 属于“地下工作者”, 只能偷偷摸摸进行;二是也表明这种潜规则具有着约束企业行为的能量, 且有将公开规则架空的势头, 否则怎么会在行业内有那么大的市场哪!这些年的实际情况证明, 潜规则绝不是只纸老虎, 而是一条实实在在趴在市场的大门口、张着血盆大口的吊睛白额大虫;所以, 在每次大大小小的安全事故背后, 都能找到一大堆潜规则的影子,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吧主:潜规则之所以能无处不在“潜”得起来, 大行其道, 敢与公开的法律法规顶牛叫板, 拉出了“二奶”登堂入室取代原配的架势!依我看来, (1) 从制度安排上解析, 新旧规的交替过渡阶段, 新规则尚未到位或者说存在着缺位和漏洞, 给潜规则提供了“潜”的空间, 你留空子就有人会钻, 何况又是在强大的利益驱使之下呀;如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言:“被制度化了的角色整合可以影响全局, 制度就是这些角色整合的复合体。”言下之意是在好的制度下, 人们被约定成俗的道德标准与法律规则所制约, 扮演规范化的角色;而在坏的制度下, 道德标准与法律规则皆丧失了控制力, 人们扮演的角色有多重面具,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系统混乱失范。 (2) 从既得利益集团上解析, 新标准出台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步伐, 总是处于被动的延迟“慢几拍”状态, 也使得潜规则有了生长蔓延的空间, 不是新标准的推动者, 什么时候社会舆论压力不得已才进行研究, 维护了行业利益也保持了行业“保姆”的地位, 何乐而不为哪! (3) 从行政监管上解析, 企业安全责任立法缺位, 行政管理部门打击不力, 造成了安全违法犯罪案件成本太低, 管理不严, 惩罚有限。人们算过一笔账, 随便你罚款千八百元的, 而我冒一次险捞一把不知要多过多少倍呀!你说他干还是不干?假如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身试法者, 倾家荡产, 身败名裂, 就不会感到违规违法更划算了。

某首席记者:这些年来又是什么导致政府监管不力哪?除了少数利益关联者们“顺拐”之外, 还不是一味追求本地区GDP增长的业绩观在作怪, GDP就是硬道理, 只要百分比窜不上去, 管他什么规矩不规矩呐!客观上为一些利欲熏心者无视企业安全责任, 打开了方便之门, 也自觉不自觉地点燃了安全事故频发的导火索。

为此, 政府作为规则的制定者首先是在制度安排上到位, 同时监管规则的执行也要到位, 进而强调企业道德伦理, 强调商业信誉, 强调社会责任, 才能收到实效。

吧主:这也符合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构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内在制度是产业群体内演化出的观念、习俗、礼貌、道德等行为规则, 而外在制度则是由政府执法的法律、规章、条文化的行为规范。

总经理H:一位美国大企业家曾说过“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 失去职业, 失去机会, 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

某首席记者:人家为什么把信誉看得比职业、机会还重要哪?而我们“仁义礼智信”讲了几千年了, 如今却成了这个样子哪?简单地从道德伦理的视角上去研判, 很可能落入了俗套, 换一个“在商言商”的角度好不好?信誉的魅力在那里呢?一言以蔽之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信誉能给商家带来最低的交易成本。特别是在当今信息社会环境中, 新社会媒体覆盖了整个社会的犄角旮旯, 使得屁大点事能在几分钟内可以让地球人都知道, 比传统的靠人口相传的速度快过了不知有多少倍, 想捂盖子“家丑不外扬”都难呀!为此, 企业和个人承担的社会安全责任越多, 社会公众对你的信赖感越来越浓厚, 你的个人信誉或商业信用也就越来越好;反之, 商家老板或企业本身总是麻烦不断、丑闻缠身, 谁还敢轻言信任呀!

吧主:完善的社会信用机制是根本, 微观的企业安全文化正是建立在这块宏观基石之上。不妨试想一下, 当社会中失信之人寸步难行, 失信企业四处碰壁找不到翻身的机会, 自然而然地强化了个人及企业对于规则的敬畏感, 有谁还敢把漠视规则、随心所欲冲撞规则当成家常便饭哪!

现实社会信用体系是很不完善, 一是人们对信用体系的依存度很低, 失信之人在社会上行走自如, 守不守信用无所谓呀!今天在一个地方或行业干了失信之事, 换一地方完全可以满血复活, 一旦个体不再敬畏规则, 机构的堕落也就不足为怪了。二是惩罚性赔偿机制不到位, 也就是大家都说的违法成本低, 起不到了杀一儆百的震慑。发达国家的企业最害怕的是消费者维权, 一旦发起集体诉讼可能让公司破产倒闭。

某首席记者:企业家恪守安全意识、安全理念, 是建立信誉的最起码基础, 也是创建企业安全文化的主导因素。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 要求现代企业必须担当起安全与社会的责任, 包括经济责任、文化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 等等。这不仅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对企业的起码要求, 也是区别于传统企业的根本特征, 是安全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准绳。

当我们的企业还停留在安全管理上, 斤斤计较因此提高成本, 而不惜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员工权益的时候,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早已把安全文化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勇敢而坚定地把社会责任放在自己企业的肩头。这并不是厚此薄彼的杜撰, 确实是现代企业行为的特征。

总经理H:如何把企业安全文化纳入发展战略?这个理念很有新意。

吧主:企业自觉地实现由传统安全管理提升为安全文化, 并等于说放弃了日常安全管理, 更不等于说放弃了利润。安全文化是安全管理的发展和升华;大家都知道, 所谓组织内部文化一般意义上指组织成员之间共同认可的习惯和规范, 重视安全不是个别人的现象而是群体的自觉行动。

某首席记者:这破解了我一直感到困惑的谜团, 为什么跨国公司对于出现问题的产品, 采取毫不犹豫的召回制度, 甚至一下子赔上几个亿, 并不是人家不追求利润, 恰恰是在安全文化驱动下, 更关注企业的战略发展和长远利益。

吧主:比如说,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产品在欧洲出现安全问题, 索尼公司的数码相机发现明显缺陷, 汽车制造商被消费者投诉某款产品存有质量瑕疵, 都会毫不犹豫地启动召回程序, 因为他们知道这不仅仅事关商业信誉, 搞不好可能会由此诱发一场企业危机的“大海啸”。上边已经谈到的现代社会的信息转播速度是惊人的, 事件内幕真相转瞬之间会传遍全球, 况且在传播的过程中随时随地都存在着被扭曲放大的可能, 如果等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原有的产品市场就会象被咆哮的洪峰冲刷一样, 摧枯拉朽一般扫荡而空;到那个时候, 企业还谈什么追求利润回报哇!有句老话说得明明白白:“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某首席记者:企业创建安全文化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不是外界强加到企业头上的。这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的必然。现代营销理论告诉我们, 广大公众对企业的口碑, 是对这户企业最好的奖赏。消费者们肯定不会积极购买连一点社会责任都没有的企业产品, 掏出口袋里的钞票去装满吸血鬼的钱包, 更何况在产品过剩可以随意选购的今天哪!试想, 当媒体披露某企业的产品发现“有害物质”, 你还会去购买那户企业的股票吗?还会向过去那样不加选择的“冒险”吗?前些时候麦当劳、肯德基的股票连跌多日, 不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吗!

总经理H:市场中,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幕, 企业应对安全危机的劲头, 大大高于构建安全文化。大家都感觉到, 即便赶上倒霉发生了安全责任危机事件, 企业大不了进行一番危机公关, 在公益事业搞些动作, 破费一下也就过去了。

(总经理H的眼睛眯缝成一条缝, 用令人难以察觉的眼光扫了在座的几位, 低头思考着什么。)

吧主:这种现象算是潜规则中的一种, 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日前, 昆山那家发生大爆炸的台资轮毂企业, 就是遇到检查时靠公关的典型案例;这户企业早有举报操作现场粉尘飞扬, 每天工人都象“兵马俑”, 环境污染严重不说, 大爆炸之前就曾发生火灾而被“限期整改”, 最终酿成了几十人死亡的大祸端。

“刀口药再好, 也不如不拉口子”。企业出现了安全责任危机, 一则付出的代价太大, 不符合投入产出效益原则;二则安全责任危机必然带来信用危机, 遗留下的疤痕不是靠危机公关就能够抹掉的。参与公益事业是企业处理安全危机的一种策略, 有利于化解当时的危机。然而, 此时你在公益事业上做了多少, 实际收效也会大打折扣的, 甚至被理性的社会公众看成是负面的投机, “偷鸡不成倒丢了一把米”。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哪?

某首席记者:企业是社会环境中的法人组织, 占用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开展经营活动, 离开了社会资源的共享, 企业恐怕连一天都生存不不下去。所以, 企业从诞生那天起, 就是为了最优化利用资源, 为社会进步创造和积累更多的财富, 说穿了, 如果企业失去了社会资源, 老板口袋里的财富又靠什么积累哪!

因此, 企业承担安全责任本来是推卸不掉的社会责任, 是社会环境规则赋予的使命。创建安全文化的企业才能顺应时代潮流, 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顶风上”自然会撞得个鼻青脸肿。

总经理H:安全文化为何物?不瞒你说, 还真是初次听到的。

吧主:倡导企业要跳出传统的就安全抓安全管理的局限, 而是在企业和全社会倡导和弘扬安全文化。

何谓安全文化?英国健康安全委员会给出了这样的定义:一个单位的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

从这个定义出发, 可以引申出以下新的认识: (1) 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 (2) 安全文化具有无形资产的精神力量; (3) 安全文化的功能是凝聚人心和实现企业持续发展目标; (4) 安全文化是检验员工和组织的精神状态和素质能力的境界; (5) 安全文化是企业担当社会责任的价值体现; (6) 安全文化是以人为本管理的新的策略。

总经理H:传统的企业安全管理与现代的企业安全文化有什么不同之处?

(他歪着头看着吧主, 看来对吧主的刚才那番话还有些不解, 努了努嘴没有说出来。)

吧主:安全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科学的产物, 是对传统企业安全管理的超越和创新, 创造性地把安全责任纳入企业战略管理系统, 弥补传统安全管理只是漂浮在执行层面的不足和缺陷。

首先, 传统安全管理是被动的成本支出型管理;企业认为承担安全责任就是增加成本支出, 而现代安全文化强调主动的创新效益型管理, 把企业安全文化与扩大市场需求增加收入紧密结合;其次, 传统的安全管理是属于经验型管理, 而现代安全文化则是系统科学型管理;再次, 传统安全管理是作业驱动型管理, 关注事故多发的环节, 而现代安全文化是项目驱动型管理, 贯穿于产品、市场、服务等全部流程细节。

坚持以人为本, 实现人的在社会中的安全价值, 是安全文化的灵魂。正因为如此, 安全文化是一块凝聚员工的磁石和推进企业进步的精神动力。

某首席记者:安全文化是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面镜子, 聚焦点反映在企业到底对人是尊重还是漠视, 是不是把人当成人来看。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价值观, 必然左右企业对安全责任的认识和行为。那些漠视安全文化的老板, 不管嘴上说的天花烂坠, 砸大钱铺天盖地的广告吹破天, 但在安全管理上却总迟早会露出带臊气的“狐狸尾巴”。

(显然, 某报首席记者说话的表情有些激动, 几次端起品茗杯又放下, 嘴唇轻轻地颤抖着。)

吧主:说安全文化觉得太新鲜, 不足为奇。那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 国际原子能机构率先提出安全文化理论和安全科学方法。近年来, 安全文化理念引领企业界人士开始对传统安全管理进行反思, 认识到倡导安全文化不是当救火的“消防队”, 而是一项与市场收益和持续发展密不可分的新对策、新思路。

某首席记者:应该说是对传统安全管理的颠覆和突破, 尤其是在安全文化建设中, 找到了推动企业自觉承担安全责任的杠杆, 变包袱为动力。

吧主:安全文化除了能够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意识之外, 还必须看到企业创建安全文化, 依赖于企业老板的品性、道德、伦理、修养和态度。发达国家的权威学者把安全文化定义为“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 是多么的恰如其分。

总经理H:现在好多企业老板可能会认为, 什么安全文化, 不出事就是安全文化, 反正咱“鸭子过河随大流”, 保证不出什么大麻烦, 阿弥陀佛, 企业安全文化自然而然地就算建立起来了。

某首席记者:别说, 他提的这个问题真有普遍性, 就差没有说安全文化“多少钱一斤”哪?

吧主:企业没有安全事故并不等于建立起了安全文化。老板们的这些想法并不奇怪, 说穿了, 还是消极成本论作怪。企业安全文化是以企业管理基础为前提, 致力于全面提升企业人员的安全思维、安全意识、安全心理、安全行为、安全法制观念和安全技术水平。倡导安全文化的战略意义, 对企业的好处有以下几条:

第一, 安全文化是企业持续长久发展的后劲, 目的在于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活力和生活热情。企业核心是以人为本、实现价值。著名马斯洛学说把安全列为人的最基本的需求, 没有安全保障的企业, 员工会以怎样的心态去工作呢?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精神又怎么可能调动起来呀!失去了员工对岗位的忠诚和热爱, 又何谈企业持久的生命力呀!

总经理H:老板善待员工, 等于善待自己, 善待钟爱的事业。“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黑心老板”毕竟还是少数的害群之马, 实在可恶!

吧主:第二, 安全文化是企业全新战略和科学发展理念。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步伐的加快, 安全事故呈现出周期性增长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都经历了这一阶段, 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从优化资源配置上分析, 凡是违背安全文化规律的企业行为, 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不可能达到投入产出效益的最大化, 企业也不可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那些近乎原始落后的经营方式, 既表现出对资源的掠夺性, 也表现为对人的权益的野蛮性, 是一种典型的市场经营的非理性状态。

某首席记者:由此想到了第三条:安全文化是企业家道德伦理和野蛮贪婪之间的一条底线。有的老板信奉“丛林原则”, 认为, 他是专门吃肉的狼, 员工则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弱肉强食, 似乎天经地义, 心底里彻底颠覆了健康人格的道德伦理价值, 突破了做人的起码底线, 很可怕。

总经理H:钱是自己兜里的, 但资源却是全社会的。无视安全责任, 不仅直接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源, 损害劳动者及消费者的利益, 更会给企业带来危机。就拿近些年连续用工荒, 就是一个不小的警示。那个劳动者还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血汗工厂打工呀!

吧主:第四, 安全文化是企业规避市场和环境风险的运行规则。企业必须具备风险管理意识, 提高现代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 风险管理效率和措施, 时时刻刻处理突如其来的风险的冲击。企业家要学一点灾害经济学, 研究探讨安全经济学, 把所有的风险纳入企业安全文化管理的范畴中来。

某首席记者:第五, 安全文化是和谐企业促进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安全文化, 实际上体现出一种现代市场经济的文明程度。企业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组织, 安全责任如何, 直接影响和制约社会和谐, 从全社会而言, 要健全企业安全责任的法制体系, 完善法治秩序;要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健全企业诚信机制;要营造全社会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良好氛围。

总经理H: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企业和, 万事兴。创建安全文化纳入到企业文化建设的总格局中, 使企业文化更生动、更具特色、更有凝聚力。

吧主:说得好!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分支系统, 囊括了企业的安全意识、安全目标、安全责任、安全习惯、安全素养、安全价值观、安全管理机制、安全科技手段、安全规章制度的总和。

【尾声】智能型专用“水泡”茶壶不止一次地又沸腾起来, 蒸汽鼓动壶盖上下颤动了几下, 显示断电的红灯熄灭了。

伦理责任与义务 篇8

1公共体育管理事业中的社会责任以及伦理问题

1 . 1利益驱使, 采取非法手段

就有关调查结果显示,由于受到利益的驱使,我国体育管理中存在着系列体育团体或者是个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利用非法手段,通过非正常渠道去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例如在体育竞技中, 个别体育团体为了取得体育赛事中的冠军宝座,耗费大量资金去收买裁判或者是利用不法手段去伤害参赛队员的身体,阻止其继续参加比赛,又或者是私自服下兴奋剂等能增加体力的药物的不光明手段。此类行为都代表公共体育管理中道德伦理的丧失,只因为自身的一点私心,利用卑鄙的手段,破坏了本该持有的体育精神。

1 . 2过度追求经济, 忽略社会效益

由于体育经济的日趋发展,将其逐渐融入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之中,使得体育公益事业逐渐走向商业化发展机制,其开始慢慢实现商业创收,开拓出更具效能的经济来源。就我国现有情况而言,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运用系类体育活动的开展来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从主观意义上来讲,其是科学的发展模式且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能。可事实并非如此,在商业日益激烈化的市场竞争中,体育经济管理逐渐偏离原始的运行轨道,开始偏向利益化的发展趋势。部分体育从业者,由于利益的驱使,过度追求经济利益,把经济收入作为自己从事体育事业的动力源泉,常常会忽视掉体育精神、体育文化,体育对社会产生的积极效益,从而在不断的体育经济活动忘记了本该持有的体育初衷。

1 . 3违背竞技精神, 破坏体育风气

体育比赛是一项有活力、公平、正义的竞技项目。在正规的体育赛事中,其具体要求运动员保有一颗平常心,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同时一个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也是极其重要的, 它总体上需要裁判员的公正裁决,运动团队的相互合作。但是就我国现有情况调查显示,其体育管理中还是存在着一系列破坏体育精神的事情发生。例如:谎报自身情况,违背体育真实性;裁判人员丧失公平、正义,刻意作假;在体育经济中,投机取巧,违背竞技规则等。

2公共体育管理问题的根源

2 . 1体育经济的反作用

随着体育经济的不断发展,体育管理逐渐融入市场经济商品利益化发展模式,从而使其不论在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时延伸到体育活动中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一些内心不坚定的体育从业人员,在金钱的诱惑下,为了实现自我利益,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伤害竞争对手或者是竞争团体,从而使得体育竞赛中的禁药、假球等事件屡见不鲜。

2 . 2体育道德宣传管理有待提高

就我国现有情况调查发现,在相对公平、正义的体育大环境中,仍然存在一些受利益驱使不惜伤害他人,违背体育精神的现象存在。具体化的看待这一问题,其实这类问题的产生大多是与体育道德管理宣传力度息息相关。部分思维容易动摇的体育从业人员, 一旦没有积极的道德宣传,其很能受到金钱的驱使,转变自我价值理念,通过错误的思想定位,从而使得破坏体育精神的事件屡屡发生。

2 . 3社会体育机制不完善

建立高度集中的体育决策权以及系统化的法律机制是建立健全社会制约制度的必要途径之一。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融会贯通,普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进一步制约有违道德理念发生的基础上,更好地促进体育项目长期、稳定的发展。

3促进公共体育管理社会责任与伦理的有效措施

在现代化经济改革历程中,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逐步显露出其系统优势和相关弊病。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茁壮成长,体育经济开始崭露头角,日趋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使得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弊病也渐渐在体育事业中凸显。因此,这一现象的出现为相关体育人员不法行为提供了滋生环境,为此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方案。

3 . 1树立形象

在公共体育管理事业中,其昂扬进取的社会面貌,良好的社会形象,是与建立完善的体育管理社会责任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的。只有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以提供现代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体育需求为终身目标,在不断的奉献与分享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群众的爱戴,从而树立更好的社会形象。就如中国热门项目乒乓球,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以国家利益为重心,创建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在日常的体育中,不断创新、追求卓越,从而在中国体育乃至世界体育赛事中冠上了耀眼的光环,被誉为中国国球。使之在今后的体育竞技中,不断获取丰硕的果实,在为国家争取荣誉的基础上, 发挥着中国特有的体育文化。

3 . 2确立思想理念

要树立好规范的公共体育社会责任与道德管理,其前提是必须以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前提条件,着实建立人文思想,树立集体荣誉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构建更为公平、正义的体育竞技环境。其具体要求相关体育从业人员必须积极重视体育赛事中存在的各类道德管理问题,增强体育责任教育,完善体育管理机制,在有效杜绝一切不公平的体育竞赛活动中,更好地维系体育管理良好的发展环境。

3 . 3构建团队精神

就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历程来看,团队精神是构建和谐体育环境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在日常的体育赛事中,一场竞技的胜利不是仅仅凭借一个人的力量而取得的,它是由后勤支持、团队训练、公平的赛事环境共同构建而成的,因此,体育团队的协同合作是极其必要的,它不仅是体育队员收取胜利果实的单纯承载机制,同时也是实现体育精神、体育价值最好的表现。

3 . 4创新科技

创新科技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能为公共体育管理事业开拓更为宽广的领域,创造更为美好的未来。跟上世界体育科技的发展轨道,确保融入世界一流的体育项目中,其能有效地促进体育价值的展现。就拿我国国球乒乓球而言,在很长的发展史中,其不断创就辉煌,给中华民族带了极大的荣誉,然而在这之中其技术创新的奖项就占总体奖项一半的比例,使我国乒乓产业在世界体育赛事中遥遥领先。

3 . 5融入群众, 加强素质建设

在日常的体育活动中,其整体性的体育团队组织大多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是通过一个个充满激情、活力四射、热爱运动的青少年共同组建而成的,他们不拘小节、大方开朗是一支高素质体育队伍。因此,只有积极引导,促进其体育潜能的发挥,帮助其展现自我别具特色的体育才艺,在群众中寻找,从少年抓其,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辉煌发展。

3 . 6优化体育精神, 发扬民族文化

就公共体育而言,其发掘自身优势,树立强大的民族荣誉感, 在增强民族责任的同时,加大全体人民的凝聚力是发扬民族体育精神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就我国在国际体育赛事中所取得的荣誉而言,其体操王子、跳水王后、乒乓精神的名号逐渐打入世界,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更是中国体育品牌最显著的代表。因此,只有团结一致,以宣扬中华文化作为根本发展目标,才能更好地促进体育事业的高速发展。

4结语

总的来说,不完善的公共体育管理制度是影响体育事业发展, 造成社会责任与伦理问题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其整体的发展走向日益引起人民群众的深入思考。本文就体育管理中的道德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站在客观的角度,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从而创建更为和谐的体育发展环境。

摘要：最近几年,由于教育制度的改革,我国体育事业也开始受到广大人民的热切关注,呈现出了高速的发展模式。本文将有针对性的对体育管理中的社会责任以及伦理道德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积极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先合同义务与先合同责任 篇9

一、先合同义务的法源及界定

对先合同义务的研究始于1861年德国法学家耶林 (vonJhering) 对“缔约上过失”理论的提出和阐释。立法上对先合同义务的规范始于1940年《希腊民法典》第一九七条的规定:“从事缔结契约磋商之际, 当事人应负依诚实信用及交易习惯的要求为一定行为的义务。”对该理论适用的判例始于著名的亚麻地毡案:原告在商店挑选地毡时, 因店员的过失意外受伤, 德国最高法院判决原告依缔约过失获得赔偿。但对先合同义务的内涵, 一直颇具争议。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更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对先合同义务的界定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先合同义务指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 合同成立之前所发生的由缔约双方当事人承担的义务;第二种观点认为, 先合同义务指合同生效前, 合同双方当事人所负的附随义务。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对先合同义务终止时间的界定不同, 第一种观点认为先合同义务存在于合同成立之前, 第二种观点认识到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差异, 认为先合同义务存在于合同生效之前。但两种观点都对先合同义务的起始时间未作界定, 都没有界定清楚先合同义务的法律性质。笔者认为, 先合同义务是从双方开始谈判到在合同生效前, 缔约当事人双方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应承担的法定义务。

二、先合同义务的要素

先合同义务作为广义的合同义务的一种, 存在诸多要素, 笔者将理论与实务中争议较大的三要素提炼出来, 做出以下分析。

1. 先合同义务的存续时间。

其一, 先合同义务的“起点”。有观点认为, 先合同义务应从要约生效时, 即要约到达受要约人开始发生。因为根据我国现行合同法的规定, 双方产生合同法上的约束力始于要约的生效,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 将先合同义务的开始时间界定为要约的生效时间, 是符合合同法理论和实务逻辑的。但是合同法是一个动态的法律体系, 合同的谈判缔约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该过程中, 即使要约尚未生效, 但双方建立了合理的信赖利益关系, 则对方基于该合理的信赖利益关系所发生的支出, 理应列入到先合同义务的法律保护范畴。因此, 应当将谈判双方建立合理的信赖利益关系作为产生先合同义务的起点。其二, 先合同义务的终点。对该问题的争议, 主要在于先合同义务终止于合同的成立还是生效时间。对于合同成立和生效时间同一的合同不存在此争议, 对成立后需要特定程序方才生效的合同, 区分这一时间尤为重要。如果仅将先合同义务界定在合同成立之前, 那么, 在合同成立后、生效前这一阶段的义务状态, 则处于真空地带。这一阶段, 合同已经成立, 双方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相互的信赖利益, 但合同约定义务尚未生效。因此应纳入到先合同义务的法律保护范畴, 这也与合同无效与合同被撤销后的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规定相互衔接一致。

2. 先合同义务的性质。

随着合同义务的扩展, 合同义务已经不仅限于合同中约定的义务, 产生了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附随义务等合同义务群, 其中需要截然分清的是先合同义务与附随义务的差异。有理论认为先合同义务是附随义务的一种。事实上, 先合同义务和附随义务是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而确定的合同义务, 先合同义务是相对于合同义务而言, 而附随义务则是相对于合同义务中的给付义务而言, 内涵与外延各不相同。附随义务是指在合同履行期间, 随债的关系发展, 依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 依附于给付义务的合同义务。该义务仅仅存在于合同履行期间, 且只附随于合同的给付义务。而先合同义务是基于对信赖利益的维护, 其不依赖于某种合同义务的存在, 而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 存在于合同生效之前这一特定期间的法定义务。

3. 先合同义务的内容。

其一, 告知义务。在缔约的过程中, 双方应将合同的成立、生效等有关缔约对方利益的事实情况如实告知。具体表现为:一是对关于合同订立的重要事项的告知义务。二是产品使用方法的告知义务。三是瑕疵告知义务。即对物品的存在的物上瑕疵和权利瑕疵负有告知义务。四是格式合同中, 提供格式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详细陈述和解释义务。其二, 保护义务。在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应当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 保护对方人身及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同时, 不得滥用一方的优势地位, 胁迫对方, 对对方施加不当影响或利用对方无经验或形势紧迫等需要, 而取得不当利益。其三, 协力义务。在合同缔约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很多导致合同最终不能成立或不能生效的情况。缔约方应该相互协助, 共同配合, 采取积极有效的行为, 促使合同成立和生效。其四, 禁止欺诈义务。即在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应当遵循必要的注意义务, 不得以损害对方利益为目的, 假借订立合同而恶意磋商。其五, 保密义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和个人隐私等, 无论合同是否成立, 都应保密, 否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先合同责任

1. 违法撤销要约时的先合同责任。

对于确定了承诺期限的要约, 或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不可撤销的要约, 因为受要约人对该要约会产生合法的信赖, 相信自己一旦承诺, 合同便会成立, 要约人违法撤销要约给要约人造成损失的,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合同不成立时的先合同责任。

缔约双方经过谈判, 最终合同不能成立, 当事人的合同目的不能达到, 预期的利益不能实现, 但已支出了相应的合理费用。如果合同不能成立是由于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造成的, 那么过错方应就此承担赔偿责任。

3. 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的先合同责任。

合同无效或被撤销, 自始不发生效力, 所期待的法律后果也不能实现。但在合同谈判或履行期间发生了相应的支出。造成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过错一方应赔偿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该种责任又被称为效力过失责任。

4. 无权代理时的先合同责任。

伦理责任与义务 篇10

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 国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各行各业经济发展迅速, 互连网的普及更是拉近了我国同世界各国的距离。文化、宣教、娱乐等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则进一步丰富了普通大众日常的精神生活。博物馆, 作为其中为人们提供品位知识与解析历史的载体, 其经营运转模式也不应是墨守成规, 一成不变的。反之, 他的发展, 更应该走在改革的前列, 及社会人民所需而需, 不断地进步与完善, 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义务, 也才能更快更好地与飞速发展的世界文化相接轨, 做好科学、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内的交流探讨与宣传合作。

而自2009年起, 我们也似乎更加清楚明了的看到了国家对于博物馆运营与发展方面所做的改进。首先是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国立博物馆门票制度的取消, 再者就是对于世界遗产日的宣传与重视, 最后是大力促进博物馆与旅游产业的互利合作, 等等这些, 都彰显了各管理协调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努力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是, 值得我们所正视的是, 要想使博物馆真正作为一种吸引目光和创造效益的产业资源, 仅仅依靠政府部门之间的调和与支持却是远远不够的。其博物馆本身也必须具备长远地战略经营眼光和完善地后续服务机制, 因此, 借鉴和学习就是一种快速而有效的达到预期效果的途径和方法。

目前, 在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 博物馆经过长期的生存和发展, 早已成了一种高适应性同时兼具社会品位象征的符号和元素。每年由博物馆为所在国带来的经济和名誉收益已经成为了多个国家的支柱旅游产业, 可以说, 正是由于其博大的博物馆文化带动了一方市场的繁荣与进步, 也正是由于博物馆文化的传播, 才更进一步促进了各国和各领域之间人文社会的交流与跨越。其中, 以英国和法国为例, 两国的博物馆文化在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完善之后, 更加日趋成熟, 无论从其展品的展示规模、档次、历史价值、文化品位, 还是从其博物馆的设计建造、规模形态、设施设备、信息资源无一不精, 甚至可以用叹为观止来形容其博物馆文物之精美, 建造之华丽。而在其经营运做方面, 上述两国更可谓是业界之典范。在规模宏大的博物馆里, 随处可见设计精巧, 与对应展区相宜得章的小型休憩区, 期间店铺、茶座、咖啡厅、酒吧错落分布, 满足不同国家不同人种的口味和审美, 再配以动听的音乐, 使整个区域给人以宾至如归, 温暖舒适的感觉。除此之外, 每个展厅的入口还设有文字或电子讲解服务, 花上区区几便士或几法郎, 便可买到关于全馆所有文物的印刷精美、做工考究、介绍详尽细致的图册、画集或明信片小册子, 一方面方便观看, 另一方面可以留做纪念, 可谓是一举两得。另外, 两国的博物馆还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进行宣传, 并利用历史进行免费的广告宣传, 虽然其文物来源经历并不是十分光彩, 但这却并不防碍来自世界各国的游人们争先恐后的来一睹来自其故土的绝世珍宝和失落的文明。正如中国人到了大英博物馆就一定会去参观东方展馆一样, 来自希腊、埃及、印度、以至广袤非洲的游人一样, 在感叹其精美绝伦的展品的同时, 对雨果先生笔下曾经的英吉利和法兰西强盗再次表现出愤恨和不齿, 可偏偏正是这些因素, 往往就成了他们更好的无形宣传方式, 因为, 神秘的事物永远是吸引世人探索和发现的最大动力。在本国也许永远都见不到的事物, 反而在这里可以看到, 人们又有何理由不趋之若骛呢?最后, 上述两国大型博物馆的扬名海外还带动了其国内众多小型艺术展览机构的蓬勃发展, 甚至连周边的画廊也都显得与众不同, 身价倍增。多少从事艺术工作的无名艺术从业者也都依托这一强大的文化产业, 成就了许多一夜成名的领域神话和爱情传奇。这些故事和人物的主人翁反之则又成了一个个推动其国家博物馆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因素, 形成了一道相互依托, 而又永不褪色的艺术名作。

从此反观我们国内, 又有几个博物馆能够如英法两国一样, 把个名人、历史与文化的效应运作的如此得心应手、相互融合而又名声显著呢?论艺术家, 我们的许多要比他们的梵高、莫奈以至毕加索不知要早过多少年, 可是如今, 又有几个是飘洋过海, 人尽皆知呢?论文物, 除了被他们掠走的那部分, 国内尚有无尽的以发掘或未发掘的历史珍宝, 但又有多少能够吸引海内外众多如朝拜者般的虔诚目光呢?论建造, 单是个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或颐和园就足以媲美号称独一无二的法国凡尔赛宫和建造于十八世纪的大英博物馆, 甚至在气势或某些方面还要比他们更加精美。但是, 除了故宫外, 国内又还有几处建筑能比得了英法建筑的名气与他们对于世人的吸引力呢?这些, 正是我们的博物馆、旅游业等肩负民族气节与宣传重任的产业所要反思的尖锐问题。也许, 运营一座博物馆并不难, 可是, 难的是运营好他们, 运营好他们所对应的产业以及整个产业所能带给国民的收益和利润才是最重要的。

伦理责任与义务 篇11

联合国大会于2008年12月11日通过了《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简称《鹿特丹规则》, 并于2009年9月23日在荷兰鹿特丹举行了开放签字仪式。现在已有包括美、法等航运大国在内的23个国家签署, 西班牙已经批准该公约。虽然这离公约规定的20个国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之生效条件为时尚远, 公约能否生效尚难断言, 但如果《鹿特丹规则》获得主要航运国家的认可并使之生效, 调整国际货物运输的国际立法将结束“海牙时代”, 开启“鹿特丹时代”[1] 。与《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相比, 《鹿特丹规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摒弃了以承运人为中心的立法模式, 设专章共8个条文规定托运人的义务与责任, 承托双方的权利义务趋于对称和平衡。本文拟在比较基础上, 解析评价《鹿特丹规则》下托运人的义务与责任。

一、《鹿特丹规则》下托运人的义务

除应按约定支付运费外, 托运人在《鹿特丹规则》下向承运人承担交付待运货物、提供信息和标识告知危险货物等三大义务。

(一) 交付待运货物的义务

1.一般交货义务。

《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都没有托运人有义务交付待运货物方面之规定。但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 “托运人的基本义务是按照运输合同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 即按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交付商定的货物。此外, 托运人必须使货物达到适合预定航运的状况, 即包装必须坚固, 危险货物必须有适当的标记和标识, 温控货物必须以适合运送的温度交付, 等等”[2] 。因此, 《鹿特丹规则》第27条第1款规定: “除非运输合同另有约定, 否则托运人应交付备妥待运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 托运人交付的货物应处于能够承受住预定运输的状态, 包括货物的装载、操作、积载、绑扎、加固和卸载, 且不会对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

根据上述规定, 托运人交付待运货物的义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托运人应向承运人交付“备妥待运”的货物。托运人的这一义务不是强制性的, 因为按照公约所遵循的“合同自由”原则, 承托双方可以在运输合同中另作约定。这使得当事人具有必要的灵活性, 以对货物是否“准备妥当”作出适当的安排[3] 。也就是说, 承托双方可以在运输合同中具体约定何为“备妥待运”。二是托运人应保证货物适于预定运输。所谓“货物应适于预定运输”是指, 货物本身必须能够适合于海运以及作为预定运输之一部分的其它运输方式, 必须在适当考虑运输时间长短、预计天气状况等航程情况、船舶大小型号、货物种类、重量与体积、装卸方式等因素后妥善包装[4] 。公约只要求托运人交付的货物应能禁受预定运输, 若承运人采用约定之外的或未曾通知托运人的运输方式或路线, 托运人则不承担保证货物适合于该种运输之义务[5] 。三是托运人保证货物不会对人身财产造成损害。此处的“损害”仅指承运人可能遭受的损害或损失, 包括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 不包括承运人之外的第三人所遭受的损失, 因为《鹿特丹规则》第7章涉及的仅是托运人对于承运人的义务和责任。作为托运人的一般义务, 这不仅适用于危险货物, 而且适用于任何种类的货物及其包装。需要指出的是, 保证货物适于预定运输和不会对人身财产造成损害是托运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承担的义务, 具有强制性, 不容当事人在运输合同中另行作出约定。

2.FIO条款下的特别义务。

在国际航运发展过程中, 随着运送的货物的复杂化和多样化, 出于安全与效率的考虑, 由熟悉货物品性的托运人或收货人负责装卸或特定运输环节是可行甚至必要的, 故承托双方有时会在运输合同中订立承运人不负责装卸的条款 (FIO条款) 。《鹿特丹规则》认可了这种做法, 第13条第2款规定: “承运人与托运人可以约定由托运人、单证托运人或收货人装载、操作、积载或卸载货物, 此种约定应在合同事项中载明”。

按照《鹿特丹规则》第27条第2款, 如果运输合同订有FIO条款, 托运人就有义务谨慎而适当地履行该约定之义务。但需注意的是, FIO条款中规定的装卸义务有时并非由托运人亲自完成, 例如在CIF合同中, 托运人和收货人是分离的, 装和卸就须分别由托运人和收货人完成。在这种情况下, 由托运人和承运人签订的FIO条款能否约束收货人, 收货人在卸载过程中是否承担谨慎作为的义务以及应否对违反该义务给承运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曾在公约起草过程中有过激烈争论。第三工作组第21届会议提出的《公约草案》第45条第2款要求FIO条款下的收货人在卸货时应适当谨慎地行为。但有反对意见认为, 承托双方签订的FIO条款不能自动约束收货人, 在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 不应当对其施加此种义务, 而要求收货人同意又与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之理论和FIO条款之现有实践相冲突[6] 。《鹿特丹规则》最后文本删除了有关FIO条款下收货人义务与责任的规定, 将该问题留给国内法解决。

3.交付集装箱货物时的特别义务。

《鹿特丹规则》第27条第3款还规定了托运人向承运人交付集装箱货物时应尽的义务。当集装箱或拖车由托运人装载时, 托运人应妥善谨慎地积载、绑扎和加固集装箱内或拖车上的货物, 使之不会对人身财产造成损害。这一规定看似与该条第1款“货物必须能够承受预定运输且不会对承运人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相同, 但第1款关注的是货物本身及其包装, 而本款关注的却是货物的妥当积载。该款之实际价值在于提醒托运人积载和加固集装箱中的货物以使其能够禁受预定运输的重要性[6] 。由于该款规定在于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 故当事人不得在运输合同中予以变更。

(二) 提供信息的义务

1.提供与货物有关的信息、指示和文件。

《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都没有直接规定托运人有义务向承运人提供与货物有关的信息、指示和文件 (危险货物除外) 。但在实践中, 运输合同一般都要求托运人提供与货物有关的信息, 其目的在于使承运人能够适当地处理货物, 以避免对货物本身以及船舶和其它财产造成损害, 而且当今各国海关当局所要求的与货物有关的文件比缔结《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时要求的文件更多[5] 。《鹿特丹规则》将实践中要求托运人提供货物信息之做法制度化, 其第29条规定: “托运人应及时向承运人提供承运人无法以其它合理方式取得且是为下述目的合理需要的有关货物的信息、指示和文件: (一) 为了正确操作和运输货物, 包括由承运人或履约方采取预防措施; (二) 为了使承运人遵守公共当局有关预定运输的法律、条例或其它要求, 但承运人应及时将其需要信息、指示和文件之事宜通知托运人”。

根据上述规定, 托运人在两种情况下有义务向承运人提供与货物有关的信息、指示和文件。一是这些信息、指示和文件为承运人适当处理和运输货物所合理需要。二是这些信息、指示和文件是承运人为遵守与预定运输有关的法律、规章或公共当局的其它要求所需要。在后一种情况下, 承运人应当及时向托运人通知其所需要的信息、指示和文件, 因为托运人并非总是知道承运人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指示和文件。除这两种情形外, 托运人没有提供其它信息、指示和文件的义务。而且根据上述条文之规定, 如果承运人有其它合理途径获得前述信息、指示和文件, 托运人也无义务提供。

2.提供拟定合同细则和签发运输单证所需的信息。

《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都没有强制性地规定托运人有义务向承运人提供拟定合同细则和签发运输单证所需的信息, 但按照《海牙规则》第3条第5款和《汉堡规则》第17条第1款, 如果托运人向承运人提供货物的标志、件数、数量和重量等信息, 则应保证这些信息正确无误, 否则应当赔偿承运人所遭受的损失或损害。《鹿特丹规则》改变了《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的任意性立法模式, 第31条第1款规定: “托运人应及时向承运人提供拟定合同事项以及签发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所需要的准确信息, 包括第36条第1款述及的事项;合同事项中拟载明为托运人的当事人名称;有收货人的, 收货人名称;须凭指示签发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的, 指示人名称”。提供拟定合同细则和签发运输单证所需信息成为托运人在《鹿特丹规则》下承担的一项强制性义务。

按照上述规定, 托运人应当提供的信息包括: (1) 适合于运输的货物的名称; (2) 为识别货物所需要的主要标志, 如唛头或买卖合同的编号; (3) 货物的包数、件数或数量; (4) 托运人希望包含在合同细则中的货物重量; (5) 托运人或单证托运人的名称。至于托运人是否必须提供收货人或指示人的名称, 则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确定。如果将要签发的是记名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 托运人就必须提供收货人的名称和地址等信息。如果将要签发的是指示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 托运人就必须提供指示人的名称和地址等信息。而如果将要签发的是持单人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 收货人或指示人的名称就无关紧要, 托运人无需提供。需要指出的是, 《鹿特丹规则》第36条第1款并没有穷尽地列举托运人应当提供的信息清单, 凡是为拟定合同细则或签发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所必须的信息, 托运人都有义务提供[3] 。

3.与承运人的信息合作。

在实践中, 履行运输合同时出现的问题和纠纷大多是由于双方当事人缺乏沟通与合作造成的。公约起草者认为: “货物的安全和成功的运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各方之间的合作。……每一当事方都必须能够依赖对方提供的资料, 而无须对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先做一番审查”[2] 。因此, 《鹿特丹规则》第28条规定: “如果有关货物正确操作和运输的信息处于被请求方的占有之下, 或有关货物正确操作和运输的指示是在被请求方能够合理提供的范围之内, 且请求方无法以其它合理方式获得此种信息和指示, 承运人和托运人应就对方提出的提供此种信息和指示的请求作出响应”。一方面, 为了保证运输合同成功履行, 《鹿特丹规则》明确规定双方当事人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向对方提供其所占有的信息和能够做出的指示。另一方面, 为不加重被请求人的负担, 《鹿特丹规则》又对当事人的此种义务做了两个“合理性”限制, 即“请求方无法以其它合理方式获得”和“被请求方能够合理提供”。

(三) 告知和标识危险货物的义务

对于危险货物, 《海牙规则》只是规定承运人、船长或代理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将装载的危险货物卸载、销毁或使之无害, 而没有规定托运人就危险货物应向承运人承担的义务。《汉堡规则》增加规定, 托运人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在危险货物上加上危险的标志或标签;当将危险货物交给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时, 托运人必须告知货物的危险性, 必要时应告知应采取的预防措施。《鹿特丹规则》基本上沿袭了《汉堡规则》, 其第32条规定: “当货物因本身性质或特性而已对人身、财产或环境形成危险, 或适度显现有可能形成此种危险时: (一) 托运人应在货物交付给承运人或履约方之前, 及时将货物的危险性质或特性告知承运人。…… (二) 托运人应根据货物预定运输任何阶段所适用的公共当局的法律、条例或其它要求, 对危险货物加标志或标签。……”较之《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 《鹿特丹规则》关于托运人对于危险货物的义务之规定具有如下特征。

1.对危险货物的界定更加清晰, 危险货物的范围有所扩大。

《海牙规则》中的“危险货物”是指“具有可燃性、爆炸性和危险性的货物”。按照这一定义, 易燃易爆物品显然属于危险货物, 而对除此之外的其它“危险性货物”却没有进一步的明确界定。《汉堡规则》则根本没有对“危险货物”作出任何解释和界定。而按照《鹿特丹规则》的上述规定, 判断货物属于危险货物的标准是“已经或可能对人身、财产或环境造成危害”。以“可能对人身、财产或环境造成损害”作为识别危险货物的标准更加准确, 更易于为运输合同之目的确定在哪些情形下特定的货物应被归类为危险货物[7] 。由于《鹿特丹规则》使用了“可能形成危险”之概念, 赋予了对“危险货物”做灵活解释的空间, 危险货物的范围有所扩大。

2.托运人对于危险货物向承运人承担两方面的特别义务。

首先, 在将危险货物交给承运人或履约方之前, 托运人有义务将货物的危险性质及时告知承运人。根据公约的规定, 不仅在货物具有实际危险性时而且在货物可能变得具有危险性时, 托运人都负有告知的义务。但是, 托运人的告知义务应以托运人知道货物具有或可能具有危险性为前提, 如果其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货物具有或可能具有危险性, 则没有告知义务。其次, 托运人有义务对危险货物加标志或标签。为便于承运人管理危险货物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保障航运安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要求在运送危险货物时应在危险货物上做上相应的标记或标识。《鹿特丹规则》采纳了这一普遍的合理做法, 要求托运人应在危险货物上添加标识或标签。考虑到各国对危险货物的标识要求各不相同, 公约要求托运人应按预定运输所涉国家 (包括始发地国、途经国和目的地国等) 的相关法律标识危险货物。

二、《鹿特丹规则》下托运人的责任

我国学者不太严格区分“义务”和“责任”这两个概念, 往往将二者混同甚至等同使用。《鹿特丹规则》下托运人的责任是指托运人因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其义务而应向承运人承担的赔偿损失之法律后果。在《鹿特丹规则》下, 要让托运人向承运人承担赔偿损失之法律责任, 应当满足如下条件。

(一) 承运人遭受损失或损害

综观《鹿特丹规则》第7章, 托运人向承运人承担责任的唯一形式是赔偿损失。既然托运人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 承运人就必须首先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失或损害。也就是说, 即使托运人违反了公约规定的义务, 但承运人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遭受损失, 托运人也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根据《鹿特丹规则》第30条、第31条和第32条的规定, 凡是因托运人违反公约规定的义务而给承运人造成的损失或损害, 包括因提供的拟定合同细则和签发运输单证所需要的信息不准确、未告知危险货物的性质以及未对危险货物加标志等给承运人造成的损失或损害, 托运人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与《鹿特丹规则》第17条有关承运人责任范围的规定不同, 第30-32条都只提及“损失和损害”, 而没有提及“迟延”造成的“损失和损害”。理论上讲, “损失和损害”可以包括迟延履行义务造成的损失和损害, 公约似乎没有排除托运人迟延的赔偿责任。对此, 我们不妨从公约谈判的历史来加以考察。

公约最初的草案文本没有提及托运人“迟延”的责任问题。托运人“迟延”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第14届会议《运输法:拟定[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文书草案——第三工作组第13届会议工作报告 (A/CN.9/552) 中所审议的文书草案条款的临时修订草案》中, 但并被置于方括号内, 因为尚未对这一术语进行专门讨论[8] 。此后的公约草案都规定托运人应对迟延履行义务给承运人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在工作组第16届会议上, 与会代表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赞成公约规定托运人迟延责任的理由主要有: (1) 虽然此前的公约 (如《海牙规则》) 没有类似规定, 但这些条文将对运输法跟上时代需要作出重要贡献; (2) 及时性在班轮运输和各种现代物流安排中至关重要; (3) 交易中的收货人应受到保护, 免遭托运人和承运人造成的任何损失。反对公约规定托运人迟延责任的理由主要有: (1) 这可能给托运人带来巨大的、无限的责任: (2) 承运人在公约下承担的迟延损害赔偿责任是有限赔偿责任, 托运人的迟延赔偿责任也应有一个合理限度, 但要制定一个可接受的限度是非常困难的[9] 。为回应反对者的担忧, 工作组曾试图设定托运人迟延赔偿责任的合理限额, 但最后都失败了。第三工作组第19届会议最终决定删除草案中有关托运人迟延的措辞, 并建议在可能情况下列入澄清与托运人迟延有关的适用法不受影响的案文[10] 。

由上可见, 公约起草者的意图是将托运人对因其迟延履行义务造成的损失的责任排除在公约之外, 将其留给应适用的国内法处理[3] 。也就是说, 《鹿特丹规则》没有涉及和处理托运人迟延的赔偿责任问题, 该问题应依有关国内法处理。

(二) 托运人违反义务

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 《鹿特丹规则》下托运人向承运人承担的责任本质上属于违约责任, 而违约责任的基本构成要件就是违约行为, 即存在当事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之情形。因此, 《鹿特丹规则》第30条第1款要求, 承运人必须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失或损害是由于托运人违反公约规定的义务造成的。这一要求与其第17条有关承运人责任的一般规定有两个明显的不同。首先, 根据第17条第1款, 货主向承运人索赔时, 只需证明货物毁损灭失或迟延交付或者造成货物毁损灭失或迟延交付的事件或情形发生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内即可, 无须证明承运人违反了公约规定的义务。而按照第30条第1款, 承运人要向托运人索赔, 必须证明托运人有违反义务的行为。其次, 按照第17条第1款, 承运人不仅要对在其责任期间内发生的直接“导致” (caused) 货物毁损灭失或迟延交付的事件或情况负责, 而且要对在其责任期间内发生的间接“促成” (contributed to) 货物毁损灭失或迟延交付的事件或情况负责。而第30条第1款只规定, 托运人应对其违反义务的行为直接“导致”的承运人损失负赔偿责任, 没有规定托运人是否应当对其违反义务的行为间接“促成”的承运人损失负赔偿责任。但根据第30条第3款之规定, 如果可归因于托运人的过错的事件与共同导致承运人损失或损害的其它事件结合在一起, 托运人应承担部分责任[3] 。

托运人不仅要对自己违反义务的行为向承运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而且还要对其他人的行为向承运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鹿特丹规则》第34条规定: “托运人委托包括受雇人、代理人和分合同人在内的任何人履行托运人任何义务的, 对于此等人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违反本公约规定的托运人义务, 托运人负赔偿责任”。这与第18条“承运人为其他人负赔偿责任”之规定相对应, 二者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一样的, 即各方当事人应对其委托履行其义务的其他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所导致的违反公约规定的义务的行为承担责任。

在实践中, 承运人经常在运输合同中自愿承担有关公约规定之外的义务, 包括本来应由托运人承担的义务。如果承运人或履约方自己的过错导致违反公约施加给托运人的义务, 托运人就不应对此等违反义务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 《鹿特丹规则》第34条还规定: “托运人委托承运人或代表承运人行事的履约方履行托运人义务的, 对于此等人的作为或不作为, 托运人不负赔偿责任”。

(三) 托运人有过错

与普通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理论不同, 国际货物运输公约在处理当事人的责任问题中, 有采用过错责任为主、严格责任为辅的传统。《鹿特丹规则》继续沿袭了这样的传统, 对托运人责任兼采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

1.一般情况下的过错责任。

《鹿特丹规则》第30条第2款规定, 损失或损害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不能归责于托运人本人或第34条述及的任何人的过错的, 免除托运人的全部或部分赔偿责任。也就是说, 即使托运人或托运人应对其行为负责的其他人违反公约规定的托运人的义务并给托运人造成了损失或损害, 但托运人或托运人应对其行为负责的其他人没有过错, 托运人就不承担赔偿责任。

这一托运人责任的归责原则与公约第17条承运人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 第17条明确规定承运人有无过错的证明责任在于承运人自己, 而第30条第2款没有明确划分托运人过错的举证责任。最初的《公约草案》第7.6条规定: “托运人对因货物造成的任何损失、损坏或伤害和违反第 7.1 条为其规定的义务而向承运人负赔偿责任, 除非托运人证明此种损失或损坏是因尽责的托运人无法避免的事件或情形所致或因尽责的托运人无法防止其后果所致”[2]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第19届会议提出的《公约草案》第30条第1款亦曾规定: “除第31条和第32条规定的情形外, 如果托运人证明造成此种灭失、[或]损坏[或迟延]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不是托运人本身的过错或第34条述及的人的过错所致, 可以免除托运人的全部或部分责任”[11] 。按照这些规定, 托运人要想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就必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在第三工作组第19届会议上, 与会代表就此规定进行了热烈讨论。有代表认为, 这一规定使人难以明白托运人赔偿责任以过错为依据的性质, 给承运人有责任证明托运人违反义务这一原则带来不确定性。还有代表担心, 这一规定可能会与关于承运人赔偿责任的第17条草案相互矛盾, 托运人的赔偿责任不应与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严格对应。对此, 有代表解释认为, 上述规定的意图不是举证责任倒置, 而是阐明大多数法律制度的立场, 即一旦承运人履行了证明托运人违反义务的责任, 托运人可提供证据证明灭失、损坏或迟延不是由于自己的过失或第34条述及的任何人的过错所致。还有代表指出, 对草案第 30 条采用的举证责任产生疑惑的原因是, 一般将其称为普通举证责任, 似乎与侵权案件有关, 而实际上该条述及的是一种约定诉因[10] 。最后, 工作组达成折中, 只规定托运人承担的责任为过错责任, 不明确规定谁对托运人的过错负举证责任。

尽管《鹿特丹规则》没有对托运人过错的举证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但有论者认为, 该举证责任事实上将由托运人承担。该论者指出: “《鹿特丹规则》首先要求承运人证明托运人违反义务。一旦承运人已经证明托运人违反义务, 不管形式上举证责任如何分担, 法院似乎都可能会裁定托运人‘有过错’, 除非托运人对违反义务的原因有合理的解释。简言之, 许多法院在实践中似乎都可能会将托运人违反义务与‘过错’等同, 除非托运人能对其违反义务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4] 。简单地说, 如果承运人成功地证明了损失或损害是由于违反托运人义务造成的, 证明损失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不可归于托运人的过错的举证责任就转移到托运人[12] 。

2.特殊情况下的严格责任。

在《鹿特丹规则》下, 托运人在如下两种情况下承担严格责任, 即只要托运人违反义务, 不管其是否有过错, 都应向承运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是提供的拟定合同细则或签发运输单证所需的信息不准确。如前所述, 托运人的信息提供义务包括提供货物本身的信息、提供为拟定合同细则或签发运输单证所需的信息以及与承运人信息合作三个方面。最初的《公约草案》第7.5条规定, 托运人应对因己方未遵守第7.2、7.3和7.4条为其规定的义务而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按照草案的解释, 托运人应对其提供的任何错误的或不完整的资料向承运人承担严格的赔偿责任, 不得有任何借口不遵守这一义务[2] 。也就是说, 草案所规定的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于托运人提供给承运人的任何信息。而在此之前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都只要求托运人保证其为签发运输单证所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 并对信息不准确导致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在第三工作组第9届会议讨论该草案时, 许多代表对该草案条文提出了关切。一个关切是, 鉴于草案第 7.2、7.3和7.4条确立的义务并不是绝对的而且涉及主观判断, 因此草案第7.5条确定的赔偿责任类型并不妥当。另一个关切是, 该条文未顾及托运人和承运人同时负有责任的情形, 允许在这种情况下分担赔偿责任[13] 。鉴于上述关切, 第三工作组在公约谈判的早期就已确定, 除少数例外情况, 托运人对其提供的信息的责任应为过错责任。最终通过的《鹿特丹规则》仅在第31条第2款规定, 托运人保证其提供给承运人的拟定合同细则及签发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的信息的准确性, 托运人应就此种信息不准确所导致的损失或损害向承运人作出赔偿。根据该规定, 即使托运人没有提供或没有及时提供拟定合同细则及签发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所需的信息, 构成违反其在公约第31条第1款下承担的义务, 托运人也只承担过错责任;只有当托运人违反保证其提供的拟定合同细则和签发运输单证所需信息的准确性这一义务时, 其才承担严格责任。托运人违反提供与货物有关的信息或与承运人信息合作的义务, 也只承担过错责任。这些规定与《海牙规则》第3条第5款和《汉堡规则》第17条第1款的规定基本相同。

二是未履行危险货物告知标识义务。《海牙规则》没有关于承运人是否有告知和标识危险货物的义务, 但其第4条第6款概括性地规定, 托运人应对承运人由于装载危险货物而直接或间接遭受的一切损害或费用负责。可以认为, 在《海牙规则》之下, 托运人对于危险货物给承运人造成的损害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汉堡规则》规定了托运人有适当标识危险货物和告知货物危险性质的义务, 但只规定了托运人应对其没有告知货物的危险性质而给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托运人在《汉堡规则》下承担的这一责任仍然是无过错责任。《鹿特丹规则》继续沿袭了托运人对危险货物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传统。但与《汉堡规则》不同的是, 按照《鹿特丹规则》第32条的规定, 托运人不仅应就没有告知货物的危险性质所导致的损失或损害向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 而且还应就没有履行危险货物标识义务所导致的损失或损害向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

三、结论与评价

由于是首次较为详细地规定托运人的义务和责任, 自然会有人认为《鹿特丹规则》加重了托运人的义务和责任, 《鹿特丹规则》因此而受到质疑和批判。例如, 欧洲托运人理事会 (the European Shipper’s Council) 就认为托运人在《鹿特丹规则》下的义务远比先前的公约繁重[14] 。我国亦有学者撰文论述《鹿特丹规则》下托运人义务的强化[15,16] 。但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如下之基本结论。

一是《鹿特丹规则》明确详细地规定了托运人的义务, 但并没有实质性地增加托运人的义务。《鹿特丹规则》之下托运人承担的三大义务中的提供信息的义务和标识告知危险货物的义务, 在以前的公约中即有规定。例如, 《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虽然都没有强制性地规定托运人有义务提供信息, 但都规定托运人应保证其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 《汉堡规则》更是明确规定托运人有标识和告知危险货物的义务。至于交付待运货物的义务, 虽然以前的公约都没有规定, 但这理当是托运人在运输合同下承担的基本义务, 《鹿特丹规则》只是将其明确化和具体化而已。可见, 《鹿特丹规则》并没有实质性地增加托运人的义务, 认为《鹿特丹规则》强化了托运人义务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二是《鹿特丹规则》没有实质性地改变托运人的责任制度。就托运人的责任基础而言, 无论是《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 还是《鹿特丹规则》, 都实行的是不完全过错责任, 即在一般情况下实行过错责任, 托运人只对由于信息不准确和危险货物给承运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无过错责任。就托运人赔偿责任的范围而言, 三大公约的规定也基本一致, 即托运人应当对其自己、其雇员或代理人违反义务给承运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就举证责任而言, 在《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之下, 举证责任全在承运人一方, 承运人必须证明托运人的过错或疏忽导致了承运人的损失或损害[12] ;而在《鹿特丹规则》之下, “似乎”应由托运人承担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可见, 除可能加重了托运人的举证责任之外, 《鹿特丹规则》也没有实质性地改变或加重托运人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 《鹿特丹规则》明确、细化和完善了托运人在国际货物运输中的义务和责任, 在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和增加托运人义务与责任的基础上, 妥善地协调和平衡了承托双方的权利义务, 顺应了国际货物运输法律制度变革之需要。当然, 《鹿特丹规则》有关托运人义务和责任的规定也有不完美之处, 如没有明确举证责任的分担, 没有确立托运人赔偿责任的限额, 有待国际社会进一步共同努力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