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的新挑战（精选5篇）
领导力的新挑战 篇1
来自电信行业权威市场分析研究机构Dell'oro的最新报告显示, 二季度的全球电信市场排名华为仍然稳居第三, 但市场份额比一季度增长两个百分点, 为业界最高增长。即使有金融危机的背景, 华为的表现依然没有令人失望。
2009年上半年, 华为继续在上升通道中疾速前行, 其间不仅在技术层面继续引领潮流, 在市场上开疆拓土, 更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华为正在将一些前瞻性的创新理念植入通信业界, 并广获认可。
疾速前行的华为, 下一个挑战是什么?
得LTE者得未来
作为准4G技术, LTE被视为有望一统移动通信业的下一代通信技术。随着沃达丰、中国移动、德国T-Mobile等巨头纷纷明确表态选择LTE, 设备厂商在LTE领域的竞争逐渐浮出水面, 大有“得LTE者得未来”之势。
2009年1月, 华为与爱立信分享来自北欧电信巨头TeliaSonera的全球首个LTE商用合同, 是LTE商用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知名咨询公司ABI的评论十分中肯:“华为夺得全球首个LTE商用合同是其勤勉耕耘获得的回报。”
7月, 华为发布全球首个LT E eNodeB商用版本, 再次印证了其在全球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中已经抢占了有利位置。与之前不少厂商提供的实验局设备不同的是, 华为LTE eNodeB产品硬件成熟度和可靠性明显高出一筹。此次eNodeB商用版本的发布也标志着华为成为全球第一个具备LTE商用能力的设备商, 使LTE商用进程再次提速。
与此同时, 在日本和美国, 华为LTE实验室均已建成, 定位是LTE技术孵化器。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 全球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已经明确宣布将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提供TD-LTE试商用服务, 有消息称华为极有可能成为这一项目的关键合作伙伴。华为的LTE全球布局逐渐清晰。
著名咨询公司Gartner近日发布了全球LTE设备商竞争力评估报告, 这也是Gartner首次以分项打分方式来全面评估全球LTE厂商的竞争力, 爱立信、华为综合分数分列前二。
进入“双雄”时代
WCDMA的用户数已经突破3亿, 约占全球3G用户的80%。而这个舞台越来越趋向于爱立信和华为的“双雄”时代。Dell'Oro Group的报告表明, 20 09年一季度全球WCDMA基站市场上, 华为以27.7%的份额仅次于爱立信 (同期份额为28.9%) , 排名第二。
华为自己公布的数据则显示, 仅2009年上半年WCDMA发货已经超过40万载频, 超过去年全年。在HSPA+这一更前沿的领域, 华为也已经部署超过十个商用网络。知名咨询公司In-Stat称:“华为是仅次于爱立信的HSPA关键供应商。”
除了市场上攻城略地, 华为还首创了移动宽带“连续云”和“高速云”的理念, 帮助运营商建设体验良好、可盈利的移动宽带网络。“高速云”以Pico (微基站) 、AP (家用基站) 形态的基站为主, 用于热点、密集城区, 提供平均2Mbit/s的用户带宽;“连续云”则用于广覆盖, 以宏基站为主, 为其他场景的用户提供256Kbit/s到512Kbit/s的带宽。这种弹性的网络架构, 集成智能网络管理理念, 形成一个能够在不同场景下保证网络连续覆盖, 实现可管理、可控制的移动宽带网络, 同时为用户提供价廉质优的丰富的宽带业务体验。据介绍, 华为“两朵云”能帮助运营商实现每比特成本降低70%。
事实上华为在推出“两朵云”概念之前,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开始部署其移动宽带解决方案。日本EMOBILE、新加坡StarHub、德国O2、澳大利亚Optus均在华为帮助下抢占移动宽带先机。
下一个挑战
20年来, 华为的进步有目共睹。疾速前行的华为, 下一个挑战是什么?
除了在市场上攻城略地之外, 技术上的不断创新、引领业界方向或许是华为目前最大的挑战。
2009年, 除了在LTE领域的不断创新外, 华为又有诸多业界领先或业界首创的解决方案和产品问世。
7月初, 华为发布全球首个多制式融合的BSC (基站控制器) 和基于多模SDR技术的双发RRU等一系列新产品, 大大加强了多种制式移动网络全面和深度的融合。知名咨询公司Current Analysis的分析师Schoolar Daryl近日发布报告称, 其他设备厂商在2009年巴塞罗那通信展上公布了其要推出融合BSC的计划, 而华为的融合BSC今年三季度就可以提供给运营商使用, 表明华为已经在SingleRAN领域持续保持领先。
在CDMA和WiMAX领域, 华为也并未停止创新的步伐。今年6月初, 华为在全球首家推出cdma20001X EV-DO Rev.B商用系统。该系统能够帮助CDMA运营商实现从EV-DO Rev.A网络到EV-DO Rev.B以及LTE网络的平滑演进, 充分保护现有投资。同时, 运营商的频谱利用率和系统容量都将大大提升, 用户接入的成本也将得以充分降低。华为还在全球独家发布业界商用成熟度最高的基于第四代基站平台的4T4R分布式基站系统, 实现业界最佳成本收益比。
今年年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公布华为成为2008年全球第一大国际专利申请公司时, 全球最权威的商业杂志──美国《商业周刊》给予华为这样的评价:“它的成功是因为其为客户提供了最顶级质量、最优性价比的产品。”
可以看到, 在进入2009年之后, 随着产业地位的变迁, 华为正逐渐以产业领导者的视角审视整个产业链, 致力于引领产业的发展方向。华为的新高度, 也是它的新挑战。
摘要：在进入2009年之后, 随着产业地位的变迁, 华为正逐渐以产业领导者的视角审视整个产业链, 致力于引领产业的发展方向。
领导力的新挑战 篇2
姑且不说这个考核标准是否过于苛刻，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只是要求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名人时代就要过去，主持人的“能人时代”正在走来，“文化型、智慧型、主动型”主持人将超越以往的主持人模式从而成为新世纪选拔主持人的标准。
所谓“文化型”，指的是主持人应当具备起码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情怀，比如尊重人、理解人、有是非感、有真性情等;所谓“智慧型”，指的是主持人应该具备推进节目、掌握现场、调动情绪所需要的机智与能力;所谓“主动型”，指的是主持人应当有机地融入节目并能动地推进节目，即对自己所主持的节目有相当的介入与投入。比如《今日说法》的撒贝宁，比如《实话实说》的崔永元，比如《第七日》的元元……
电视作为一门科技含量高、传播速度快、覆盖领域广的信息行业，必然首先面对因世纪的更迭而带来的冲击和挑战。而电视媒体内部的机制管理、电视从业人员的素质、电视频道的定位、电视节目的购买以及制作被认为是决定和构成现代电视行业的五大主要元素。因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与挑战，作为电视从业人员之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必须更新观念，完善自我，在正确把握栏目特色风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凸显个性形象。
二
“荣事达”杯主持人大赛，引起了圈内外极大的反响，更引得许多地方电视台的关注。从大赛一开始，一些地方电视台就已经盯上了些次大赛，希望从中找到理想又合意的节目主持人。而中央电视台的一些栏目，也提出让参赛选手直接录制正在播出节目的想法，以期“近水楼台先得月”，或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看来，从大赛中吸纳优秀的人才充实到中央电视台或是地方电视台是顺理成章的一种必然。
看来，不论大赛还存在怎样的缺陷与不足，通过大赛的形式，面向全社会广纳人才，毕竟为那些热爱电视事业、热爱主持人事业而又缺少机遇缺少背景的有志青年开了一扇门，一扇也许是通往成功之路的门。
只是，此举会不会影响到现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会不会冲击到现时的电视台的人才结构呢?
其实，首先感受到冲击，意识到困惑的是被称作“主持人摇篮”的北京广播学院。
，新学年开学的前一天，在全院教授和中层以上干部大会上，院领导的一番话引人深思：我们的招生是红火的，然而我们培养出来的播音员、主持人是不是同样红火呢?
在这次大赛的复赛中，从选拔出来的20名选手来看，有学外语的，有学中文的，有学新闻传播的，有学法律的;有经济管理系毕业的，有计算机系毕业的……大赛前就已经做着主持人工作的占了二分之一，共有10人，而真正学播音主持的只有3位选手。
看来，以往“学院派”单一型主持人的格局正受到高素质综合型主持人的冲击，跨专业节目主持顺应的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翻开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成长史，检索优秀主持人的成长历程，不难看出，这种跨专业的综合型主持人，成功的个案并不是一个两个。
“中国模式”的新挑战 篇3
关于“中国模式(China model，或称中国模型)”的讨论正在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话题。我们研究中国模型，就是系统研究中国迄今持续高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动力过程。中国持续高速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上，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块是如何通过自身或通过相互作用，推动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
在战略最高层，政治、经济和社会不是平行单线发展的，也不是机械加总的，而是有机、有战略性的逻辑联系。因此，我试着把这个战略框架(或综合发展模型)表示为如下页的一个循环过程(图1)。
在宏观上，中国模型是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巩固政治稳定。当然，这个模型也有它自身的缺陷，但相对于并列的、单向性的模型，它更实际一些，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发展和战略。
政治解决权力问题，经济解决效率问题，社会解决和谐问题，制度解决规范问题。与此相应，在操作上，我们可以化解为三个相互依赖的模型：即政治模型、经济模型和社会模型。制度应该是一个分别研究的过程，但这里我们把它混杂在其余的模型中讨论。就其目标而言，不妨这样概括：政治模型的目标是政治稳定；经济模型的目标是增长；而社会模型的目标可以说是和谐。
政治稳定模型政治自然是关于权力：权力的获得、分配和保持。中国政治模型的目标是保持政治稳定。
中国政治稳定模型有四个主要参数：合法性、利益整合(权力分配)、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而从这四个方面解决政治稳定问题，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基本的政治模型。其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稳定，其主要途径是逐步解决合法性、利益整合、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这四个主要问题。
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的权力分配、政府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模型的改革和发展，有不少著述，它们对政治稳定的作用不言自明，这里不予赘述。这里仅仅讨论合法性和利益整合问题，因为这两者与中国整体发展模型中的经济和社会因素直接相关，而且对中国模式战略模型的未来走向也有重要意义。
合法性是政治稳定的主要基础。在中国，这个合法性主要来自政治过程之外，比如意识形态或统治的绩效。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自“文革”以后，它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依赖于政绩。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政绩主要来自中国发展模型的另外两根柱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即，中国政治稳定的合法性动力是外生性的(Exogenous)。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邓小平何以将经济发展说成是一个“政治目标”。
当然，与任何政治实体一样，政治稳定不能完全由外在因素决定，而必须有政治的内生动力。在中国，政治稳定的内生动力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统治效率，二是利益整合、广纳精英，三是统治秩序(包括权力的交替和分配)。其中，利益整合和广纳精英是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面临的新问题。
总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政治稳定模型可以表示为以下关系：政治稳定=f(合法性，利益整合，行政效率，权力交替机制)+随机因素。其中，合法性的取得主要来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从实践中看，这个政治稳定模型十分成功。经济发展带动了国强民富，利益整合开通了通往政权中心的道路，相当成功的权力平稳交替以及不断提高的行政效率，使近十年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没有发生重大问题。
经济增长模型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尽管有许多因素，但核心是两个：一是改革以解放生产力，二是开放以充分利用国际生产要素有利中国的分配。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型中，体制改革不是根本目标，根本目标是经济增长。体制改革是通过解决和疏导经济激励问题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的动力过程是：体制改革改善经济激励，激励提高生产力，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体制改革的内容、方向、速度，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进度。
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形式上谈的是体制问题，但核心仍是生产力。是通过调整经济激励，包括价格体制和分配体制两个方面来调动积极性，从而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引进市场机制，是试图通过价格机制来调动生产积极性，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是从分配体制上提高生产的经济性。所以，中国经济模型的提出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战略的问题。
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或转型不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其目标不是要实现市场转型，而是解决短缺经济问题。经济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因素，因此，解放生产力成为基本目标。
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开放，即加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特别是1993年后的改革开放同步于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共识”和对市场机制的高度信心，事实上为中国开放政策的成功创造了一个罕见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因此，使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是：经济增长=f(以改革提高生产力和效率，以开放获得外资和市场，政府行政效率)+其他因素
社会和谐模型社会模型是三个模型中最新也是最弱的环节，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因素在中国的发展模型中并不是一个重要内容。改革初期，人们甚至认为社会似乎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会自然、自行解决的问题。其次，有研究说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发展指标中，经济指标持续上升，政治指标比较平稳，但社会指标却有逐渐下滑的趋势；再次，如何确定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模型因素，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提到中心位置。
改革开放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变迁：技术发展和游戏规则变化引起了技能重构(skill－reconfiguration)，期望参照体系的急剧变化引起相对贫困和社会地位对换。此外，市场机制必然导致的两极分化，而与市场机制不完善又促进了权钱合一等，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对立和利益冲突。而日新月异的变化，加快了知识更新和技能退化，又增加了个人的经济风险和生活前途的不确定性。
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的发展模型中，严峻的社会问题会成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因素。应该说，在中国的发展模型正在创造改善社会和谐的客观环境。迄今中国社会和谐模型可以概括为以下框架：
社会和谐=f(经济利益分配，政治利益整合，社保制度)+随机因素。其中，经济利益的分配缩小社会问题的物质诱因，政治利益整合和参与开通民怨上达的渠道，而社会安保制度则有助于减小个人的经济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分配和社保也有助于经济发展模型的转型。而政治开明，也有政治稳定的意义。
总而言之，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模型的主要目标是
社会和谐，但其主要渠道和促动因素还处于进一步厘清的过程中。以人为本的原则固然是社会和谐的一个主要原则基础，但如何操作，仍然有待研究。
中国发展模型的主要特点
中国经济模型也是有模型参照的：通过包产到户、分灶吃饭来解放生产力，就是激励和价格理论的无意识应用：以出口加工带动经济增长，也不无“亚洲四小龙”经验模型的影响；中国的国企改革，不无日本、韩国和西欧等国“产业政策”道路的影响。中国当年和今天的改革开放，绝对不是毫无根据、闭门造车的实验。
那么，中国模型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首先，从模型的框架看，循环式模型是中国发展模型的第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是与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理想发展模型大相径庭的。现代发展理论认为，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市场与政府的分离。而中国的发展模型恰恰强调了三者层层相接，环环相扣。理论家看到了条条块块的地方，政治家在治国活动中看到了丝丝缕缕，这是中国政治家的高明之处。
中国发展模型的特点之二，是务实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与其他新兴市场的发展模型相对照，中国发展模型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参数和包袱。如上分析，市场化和对市场的尊重，并不是出于对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崇拜，而是对现实的尊重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中国发展模型的特点之三，是一个高度集中、具有高度忧患意识的政治领导制度，保证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至于干扰既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同时保证了国家资源可以迅速调整转移到短期目标。它保证了国内资源的全部用于发展，保证了在转型过程中可以及时调整战略，保证了短期利益不至于影响到长期战略的实施。
中国发展模型最后一个特点，是经济战略的成功与全球化过程密切相关。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基本环境。国际资本流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前提，而在国内消费不足以消化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国际消费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面临的挑战
没有理由认定，迄今为止相当成功的模型，会完全适用于正在发生变化的世界。
对中国模型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模型中有些动力因素的正面作用开始到达巅峰，边际效用开始减少，有些可能产生副作用。(2)模型成功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3)竞争对手对模型某些方面的挑战(比如汇率)，迫使中国调整模型，以符合国际游戏规范。(4)竞争对手模仿中国的模型，应用中国的游戏规范，削弱了中国模型的竞争优势。
具体而言，挑战之一来自模型内部结构。循环性模型造成了一个高度相关、高度复杂的体系。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系统性风险就比较高。
迄今中国政治模型是相当成功的，但这个模型蕴藏着潜在的风险。作为具体表现，比如使政治稳定受到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的影响。
挑战之二是迄今包容性似乎与代表性兼容并蓄。但包容性和代表性之间的平衡，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包容性使代表性不再有实际意义?什么因素会导致临界点的变化?
挑战之三是，经济模型成功的条件开始发生变化。这主要是指中国经济模型的开放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国际市场，而国际条件正在经历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变化。面对中国在世界中的新角色，面对进入“新常规”的世界，中国模型也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1)国际消费能力受到制约。虽然短期内仍然有出路，但长期趋势并不明朗。
(2)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理念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挑战。
(3)国内消费由于人口预期和变化，其容量增长将受影响。
(4)中国产业的消费市场不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人口占世界1／4，虽然消费能力较低，未来的潜力还是可观的。
(5)国内消费能力与国际消费能力在高消费层相近，但普通层仍然有差距。产值利润的国内外差价仍然较大。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真正挑战的是能源。
资本积累也开始受到挑战。美元走向对中国形成双重威胁：首先使中国持有的美元储备大量缩水；其次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的压力。
挑战之四是，软力量需要有意识形态的内涵。中国发展模型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特点，长处是它注重实际，注重实效，因而比较有弹性，比较灵活。但同时它也难以把这个模式转化为“道义”，即软力量。
金融监管“三帅”的新挑战 篇4
10月29日晚，新任掌门人的名字开始亮相在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官方网站。其中，原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调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党委书记，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郭树清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中国农业银行原董事长项俊波上任中国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
三人各自在原领域均有不少建树，且影响力和口碑较好。三人都具有博士学历、学位，既是学者型金融高官，又具备丰富的实战经历。这对于外有欧美债务危机、内有钱荒和债务隐患的市场来说，无疑充满了变革的新期望。
不过，在当前经济形势尚不明朗的宏观背景下，三个最高金融监管机构领导人仍面临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深化体制改革、引导金融创新等诸多挑战。
老风险，新挑战
“中国银监会对贸易结算和融资业务的风险评估尺度变化非常重视。”10月28日，卸任银监会主席的前一天，刘明康在2011贸促金融峰会上，依然提示银行业风险。
两个月前，8月28日，刘明康迎来65岁生日，达到正部级官员的退休时间。此前，中国保监会前主席吴定富，也在7月份年满65岁。这是本次三大监管机构集体换帅的主要原因，并由此拉开了今后数月大范围高层人士变动的序幕。
接替刘明康的，是今年60岁的原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他曾经长期在银行系统工作，审慎沉稳而又低调务实，因而被认为适合更需要风险防范的银行业。
“原来就在银行，现在又回到银行业，而且还在证监会做过，应该能有作为。”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的言下之意还包括，证监会的工作经历应该使得新任银监会主席更加懂得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匹配发展，证券业的从业经验可能具备更高的视野和更加开阔的思维。
1951年出生于山东济南的尚福林，18岁入伍服役，1982年已经31岁的他从北京财贸学院毕业后进入人民银行总行。此后一步一个台阶，由一名普通职员成长为国有银行的行长，1996年官至央行副行长，2002年初出任农业银行行长。从2002年底担任证监会主席到卸任已近9年，成为至今任期最长的证监会主席。
在担任证监会主席一职期间，尚福林成功地推出了股权分置改革、中小板、创业板、股指期货、融资融券，启动新一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完善询价和申购机制，优化网上发行制度等多项改革。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过程中，尚福林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执著，充当了大胆的“改革尖兵”。
只是，对于新任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而言，他面临的挑战可不只是风险防范这么简单。
2003年5月，银监会成立时正值非典肆虐，刘明康出任主席。他在召集部下开会时，谈及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路线图，称未来必将记入史册。此后八年间，原本被认为“技术性破产”的中国银行业，完成了股改、上市、跻身全球最大市值银行序列，更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中国银行业监管体系。
在商业银行主管行长参加的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上，刘明康每次都会用两个半小时分析世界和全国的经济走向，并提示风险。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刘明康提到地方和企业负责人动辄追求翻一番的冲动时，形容其“令人不寒而栗”。时至今日，地方政府、银行与监管的博弈，仍在持续。
对于新任银监会主席来说，如何巩固加强监管，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改进银行业单纯追求规模、速度和市场份额扩张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并解决地方融资平台以及房地产、铁路问题，仍是迫在眉睫的风险难题。
“下一步的挑战是创新能力，尤其是银行为国民经济服务的能力有待提高，否则金融脱媒等一系列问题就会出来。”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的观点，直指钱荒和地下金融等现实问题，如何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办银行，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业务创新均是现实考验，“怎么样在金融脱媒的过程中平衡各方利益，挑战蛮大。”
新任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面临的挑战，亦是郭树清和项俊波需要直面的现实，促进金融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是他们当前的共同命题。对于郭树清和项俊波这两位从银行系统走上监管岗位的新领导而言，他们在适应当前职位的过程中，仍需思考并进一步明确市场定位，化解行业风险，共同打造多层次良性发展的资本市场。
敢担当，能建言
“希望他们能够挑起中国金融改革的重担，要真做事，而不是做官僚！”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新领导班子的改革，需要敢担当、能担当的人，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好人。
这种期待，对于尚福林的接任者、全球第二大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郭树清来说，尤为热切。10月29日，55岁的郭树清成为新一任证监会主席，股民、学者、业界等各路人马纷纷撰写“公开信”，为这位新晋证监会主席建言献策。郭树清要接管的中国证券市场，总市值已经超过23万亿元，去年以来却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公众无不寄望于新任领导人提振信心。
郭树清，1956年8月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法学专业博士，曾在英国牛津大学访问研究。郭树清留给周围人的印象是，性格耿直、善思辨、学术功底深厚，同时也是“一个务实的人”。
1988年起，郭树清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并担任政府官员。1998年调任贵州省任副省长，分管外资和金融；2001年起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03年底开始兼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这些经历，使得郭树清不仅具备学术研究和经济调查的深厚功底，同时又有丰富扎实的实践经验，被公认为“学者型官员”。
2005年3月，时年49岁的郭树清临危受命担任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负责处理建设银行因张恩照辞职而引发的“地震”。彼时，作为四大行中最先启动股改的建行，其时任行长、董事长王雪冰和张恩照先后涉案落马，对建行股改上市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看似儒雅的郭树清，不仅在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谈判上相当强硬，同时果断改善董事会风气，并出台领导人员责任追究制度。建行最终成为四大国有银行中成功上市的第一家，郭树清也被认为是四大行中第一个对资本市场有深刻了解的银行家。
2011年10月28日，中国建设银行公告郭树清离任的消息时，对其任职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建行董事会谨此就郭树清在其任职期间，领导建行重组上市、战略转型、改革创新及经营管理等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深表谢意。”
眼下，郭树清已经转战证券市场，而他領导的证监会亦是承载期待和争议最多的部门。资本市场已经长期低迷，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是摆在郭树清面前的当务之急。
“首要任务是恢复股市的价格信号功能，进一步完善新股发行机制，淡化行政审批，实现市场发行供给，并配套一个高效的退出机制，防止炒壳重组。”在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看来，新任证监会主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增加证券市场的吸引力，让投资者和融资者真正对接起来。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从新股发行机制的改革到退市制度的改革，要对股市的入口和出口把好关，从深层次上真正实现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
增强市场吸引力，核心就是要重塑上市公司的法制意识和诚信意识，对股东负责。“乱世需要用重典，要加强外部监督和惩处，现在缺的是监管并不到位。”董登新认为，除了政府的监管要有效并有威慑力之外，还需要社会力量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与此同时，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供多渠道的投资平台和多样化的投资品种，这也是分流民间资本解决地下钱庄等问题的现实路径。
董登新的这些期待，其实是公众情绪的一个缩影。尽管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变革，一两个领导人是否能够带来根本性的转机也尚未可知，但是各界仍对郭树清表达了充分的期待。
“郭也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他也担任过很多工作，特别是中金公司的经历应该能够让他对投资者的感受有切肤之痛。”李大霄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郭树清应该能够充分考虑到投资者利益保护的重要性。
善沟通，多倾听
刚刚履新的郭树清，在社会上的呼声颇高，这与他良好的国际形象、宏观视野、支农情结等均有关系。而这些，也正是今年54岁的项俊波，由农业银行董事长接替达到退休年龄的吴定富，出任保监会主席一职的亮点所在。此外，两人也都曾任央行副行长，并转任国有商业银行董事长，如今又共同走进监管层。
2007年7月，由央行副行长转任农行的项俊波，带领素有国有大行中“最难啃的骨头”之称的农行完成股改，成为一家公众公司，为国有四大行股改上市画上了圆满句号。此前，项俊波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他早年当兵在老山前线打过仗，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并且长期从事审计工作。他的业余爱好是写诗歌和影视剧剧本，其反映审计工作的作品《裂缝》，曾在1999年得过电视剧“飞天奖”。
具有深厚審计专业背景的项俊波，擅长风险管理控制。上任农行不久，他就在农行内部刮起了审计风暴，这可能也是他转战保险业的原因所在。而他的前任吴定富，在执掌保监会九年内，不仅解决了几家大公司的资本金问题，通过了《保险法》以及《保险法》的修订，还设法不断拓宽保险资金投资渠道，使得保险机构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对于新任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而言，如何带领保险业加快推进市场改革，建立健全风险防范体系也是当务之急。
“监管层面要多加引导，不要太重视保费规模，而应该更多重视质量。”上海财经大学保险系教授许谨良认为，经过前几年的快速发展，当前保险业的突出问题是寿险业务增长缓慢，这将影响到整个保险业今后的发展，“要加强产品创新”。
在许谨良看来，仅仅是产品创新这一项，要真正做起来就很难。不过，这对于履新的项俊波他们来说，难题远远不止这些。
运营商的新挑战 篇5
运营商正在失去曾经的风格地位而弱化为数据通道，这种论调已经不新鲜了，然而在GSM协会会长葛瑞德（Mats Granryd）那里，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论述。在他眼中，运营商早已把自己变得像一家技术公司那样去为客户服务，并利用自己的连接优势去抢占业务高地。
C：这几年，如何避免沦为单纯的数据通道，成为运营商的共同难题，你认为运营商该如何解决呢？
G：我并不认为一定要避免这件事情发生，这还是运营商将来业务模式中的一部分。随着OTT服务（Over The Top的缩写，通常指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的服务）的出现，为语音通话和短信收费已经越来越困难，但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为数据定价。而且，运营商会逐渐拓宽自己的业务范围，利用自己的连接能力、收费平台等。例如全球各地都有运营商先行一步，去改造自己的业务模式，甚至在非洲，移动身份认证、移动金融、移动教育这些新型业务也在涌现。过去我们有了电信连接只是用来打电话、发短信，但现在这种连接性会带给我们全新的收入来源。
C：如你所言，运营商也开始提供移动金融、移动教育这些原本由技术公司主导的业务，是否可以说运营商正在把自己变成一家技术公司呢？
G：确实有这样一种可能，传统运营商的业务边界在变，虽然在具体的产品上未必有太大的创新，但它们不断提供更多量身定做的服务方案。当然，运营商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它们可以通过寻找合作伙伴来完成业务拓展，有时选择合作，有时选择合资或者收购。
C：另一方面，不少技术公司也在做原来运营商做的事情，比如Google的Google Fiber，Facebook参与的Internet.org等，你如何看待这个趋势？
G：可以看到，这几年虚拟运营商不断涌现，在美国，有些设备开始同时支持两个运营商。所以，电信业务的边界在变化，传统的OTT企业，如Facebook、Google也想进入运营商的世界。这是一件好事，我们也持欢迎的态度，当它们进来后，会发现这个业务其实充满挑战。对于它们来说，语音呼叫业务相对简单，真正艰难的是对数据的经营。很多技术公司尝试采用一些新技术来实现信息连接，例如Google通过气球、Facebook通过激光来完成数据传输。它们这些项目都是为了让那些原来无法上网的人能够上网，但我认为更好的选择是让那些有上网条件的人去上网。现在全球有20亿人明明能享受蜂窝网络但选择不上网，而蜂窝网络没有覆盖的人数只有它的一半，作为运营商更多考虑的应该是如何鼓励这些人去上网。
C：目前5G技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在4G已经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推动5G技术会遇到什么困难吗？
G：5G现在还没有标准化，我想到2019年秋天之前都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变，标准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你可能听到韩国那边推出了5G将在奥运会上试行，或者欧美发布了一些商用的5G网络，这些都是在标准制定之前的一些尝试。5G会给我们带来更高的连接速率，以及更低的延迟，网络将会从原来的100兆、50毫秒进化到1兆、5毫秒，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开拓一个新的应用空间，比如说汽车的自动驾驶、远程的手术、人工智能与无人机的结合等等。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将会有成千上万种应用是今天的我们无法预见的。
回顾一下我的经历，在我刚进入这个行业时，计算机的内存是最重要的，买一台电脑需要知道它有多大的内存，而现在存储基本上免费了，没什么人会为它操心。在我看来，连接这个技术也是如此，3G、4G、5G不断演进，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连接性不再需要操心了。比如现在电脑经常是1T、2T的内存，就算这样我的电脑还都快满了呢，而当年我可能会想，如果给我1T的硬盘，我怎么才能用掉它。连接也是一样，不用担心5G的推广，人们总会找到新的方法去运用它。（采访：王杰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