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关系-结构论文

行为-关系-结构论文（精选12篇）

行为-关系-结构论文 篇1

21世纪是以创新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给消费者提供了新的产品体验, 甚至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方式, 这种改变一直推动社会的发展。在微观角度, 创新这一职能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能否获取竞争优势, 因此, 创新活动对企业至关重要。企业创新的表现形式——创业活动是一种全方位的经营, 其活跃程度直接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基本面。

创业的三个要素是创业者、资源和机会, 创业者可以分为个人和团队,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创业更多的是基于一个团队而非一个单独的个体[1], 团队创业的绩效也要优于个体创业的绩效。当前风险投资者对创业项目考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创业是由个人还是团队完成的, 创业团队的结构特点是影响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

本文结合产业经济学中的SCP理论来分析创业团队的结构, 团队行为和绩效的关系。为了使之具体化, 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把团队结构分为角色结构, 技能结构和权力结构三个方面;将创业团队的行为分为风险行为、决策行为和学习行为三方面;从团队绩效和新创企业绩效两方面来衡量绩效。

1 创业团队的结构

在以往关于创业团队的研究中, 很多学者从成员的年龄、性别、种族、受教育程度、认知方式、工作经验, 职业背景等方面来解释创业团队的结构, 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身份异质性和技能异质性。此外, 我们将每个成员在团队的地位也加以考量, 将团队的结构分为角色结构、技能结构和权力结构三个方面。

创业团队的角色结构可以分为领导者、技术专家和协调者三种[2]。领导者的角色在创业团队中是非常重要的, 创业团队需要领导者来管理。专家的角色要包括生产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专业技能人才。不同专业技能的专家是保证创业团队顺利运行的条件。沟通协调者主要负责协调内部管理职能的事宜和对外与客户沟通的问题。

在创业中, 首先需要营销方面的人才发现市场机会并对之进行机会评估作出正确的决策, 基于此还要制定恰当的营销策略来传递自己的产品;前提是要有物流、生产等方面的技术人才做保障, 因此, 营销和技术方面的人才是创业团队必不可少的。

创业团队的权力结构是团队中决策权力的分配和不同角色成员之间权利的关系, 其分配方式主要有无差别的分配方式、根据股份多少的分配方式和对新创企业贡献多少的分配方式。

2 创业团队的行为

创业中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团队的行为都处在风险状态下。创业团队的风险行为包括风险感知行为和风险偏好行为。创业团队在识别市场机会、构建运作团队、整合资源、协调管理职能等方面都涉及决策行为。团队成员在性别、知识结构、行业经验、认知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在成员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会对彼此产生影响, 成员之间取长补短, 这样的过程就产生了学习行为。

创业团队的重要行为特征之一是决策行为, 团队的决策模式和方法会影响决策的效率和效果, 进而影响新创企业的绩效。

学习行为是团队成员在解决问题的交流过程中, 依据知识、经验等个人特质的内容对彼此产生影响的过程。这种学习行为能改善团队的知识结构和决策方式, 它既可以在个体层面发生也可以在团队层面发生。

3 创业团队的绩效

对于创业团队绩效的分析首先是看企业产出, 即衡量新创企业的经营绩效, 但是新创企业的绩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 总结大致如下。

可从生存和成长两个维度衡量, 因为新创企业必须先存活下来, 之后才能考察其经营状况。成长绩效可以从财务指标 (如销售额, 净利润的增长等) 和获利潜能 (如市场份额, 雇员人数等) 来衡量。也有学者提出从组织有效性 (如资产收益率ROA) 、组织成长 (如市场占有率增长情况) 、组织利润 (如税前利润) 、组织规模 (如雇员数量) 、组织成功或失败 (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 以及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方面来测量。OECD在1993年提出了两个创新绩效的指标: (1) 创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 (2) 产品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里的企业的销售收入。但是在创业阶段, 新创企业财务数据的规范性较差, 且可获取性低, 因此在实际测量中存在诸多困难, 本文仅作定性的分析, 并不涉及到测量的问题, 所以不对测量指标进行筛选的处理, 此方面的绩效笼统地概括为企业绩效。

除了新创企业的绩效之外, 我们还必须对团队的绩效加以考量, 这是团队创业与个人创业的最大区别。在此绩效的衡量上很多学者也作了探讨。有学者从团队内聚力、运转效率以及工作满意度三个维度衡量[3];也有学者做实证研究从凝聚力和发展力来考察团队绩效。其中发展力体现出团队开拓、进取、创新的能力, 其表现形式有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关系到公司绩效的决策能力等方面;创业团队的凝聚力反映团队成员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和稳定性。与企业绩效一样, 我们不对团队绩效做具体的测量。

4 创业团队的SCP分析

现代产业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 简称SCP范式。这一范式认为产业结构决定了产业内的竞争状态, 并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及其战略, 从而最终决定企业的绩效。借鉴SCP模型, 本文通过对团队理论的探析, 发现创业团队的三个关键变量——团队的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也遵循这一规律。

在有关创业团队结构和绩效的研究中, 有些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Hackman&Morris认为团队特质影响团队的互动过程, 团队的互动过程影响团队的产出。团队的特质包括结构因素和组成因素, 团队的互动过程包括了沟通、决策、影响力、合作和竞争, 团队的产出包括了团队的凝聚力、生产力、顾客的满意度等。这里的团队特质就是团队结构, 团队的互动过程就是成员在沟通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 团队的产出就是团队绩效。因此, 这种规范性模型认为团队结构影响团队行为、团队行为影响团队绩效。具体地, 下文将展开论述。

5 创业团队结构和行为的关系

创业团队中, 普通成员的决策权较小, 承担的责任也小, 其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完成自己职能范围内的事务, 而领导者则对整个新创企业的绩效负有主要责任, 其更关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所以管理者更关注风险信息, 故团队的不同角色对风险的认识存在差异。

不同的专业技能结构的成员对风险的认知不尽相同。多数情况, 创业团队成员只对某一领域比较熟悉, 这样不同成员对风险的感知就存在差异。比如, 团队中市场方面的专家对市场非常了解, 有自己的判断, 其对市场存在风险的感知要比技术专家少。不同的风险认知行为又会影响团队对风险的选择行为[4]。

此外, 创业团队中不同的权力分配使得成员在风险感知行为和风险偏好行为上存在差异。例如, 企业高管享有的权利较大, 对经营业绩负主要责任, 这样他们对风险的认识就会更加客观全面, 对风险的选择会很谨慎。

因此, 团队的角色结构、技能结构和权力结构会影响创业团队的风险行为。

创业团队的决策通常涉及到企业经营的重大问题, 这种决策不能仅依赖于个人, 更主要表现为群体决策, 需要成员依据各自的知识和经验共同商讨, 作出决策, 这样的决策过程对创业团队的结构有高度依赖性。

第一, 创业团队中领导者角色的特殊性利于达成统一意见, 如果团队中成员的地位都平等, 那么统一意见达成的效率会降低。同时, 创业团队不同职能角色的成员会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从多个视角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 角色结构的广度和深度必然会影响决策信息的完整性, 进而影响决策过程的效率和效果。

第二, 技能结构也是影响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同的成员在各个技能领域有各自的特长, 对特定问题认识的程度存在差异, 因此, 决策时不同成员的意见应当差别对待, 以便作出准确的决策。

创业团队成员权力结构的根本就是决策权力的分配问题。在不同的情况下, 参与决策的人数和决策制定的程序会因为权力不同而在成员中显现差异[5]。另外, 权力的不平等决定了团队中成员的责任有大有小, 这也会影响参与决策的积极性, 从而影响决策质量。

很多学者研究了团队异质性对团队互动过程的影响。具体地, 异质性涵盖了年龄、性别、种族、教育背景、专业技能、行业经验、认知方式等变量, 这些变量就是角色结构和技能结构的具体体现。此外, 研究表明团队成员决策权利的大小和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6 创业团队行为与绩效的关系

创业团队置身于动态的环境中, 宏观政策的变化会给企业的运营带来风险, 团队对风险的认知和偏好直接影响团队的选择, 而选择结果会影响对市场机会的把握和创业战略的制定, 进而影响团队的发展力[6];此外, 团队对风险的评估和统一意见形成的过程会让成员之间加深了解, 这必然会影响团队信任和合作, 进而作用于团队的产出。

创业的决策行为对团队的凝聚力和产出效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决策正确能提升群体的士气, 带来积极的业绩表现;相反, 决策失误会使成员之间产生不信任感, 同时也会有损企业的业绩。从决策的重要程度来看, 决定企业发展方向的战略决策对团队和新创企业的影响较为深远, 而具体的某一职能的策略型决策对团队和企业的影响较弱。

此外, 团队的绩效也受到创业团队学习行为的影响。首先, 创业团队要搜集各个方面的信息, 成员的内部和外部学习行为使得信息的搜集更加全面和准确, 这样会对决策过程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进而影响团队和企业绩效。其次, 不同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会使得成员之间相互影响, 同时也让他们更加了解其他成员的特质, 进而增强团队成员的信任和合作[7]。再次, 学习行为能提升创业团队的发展力和凝聚力, 这必将会改善新创企业的绩效。

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 有证据表明团队的学习行为越强, 则团队产出的结果越理想。新创企业所处的宏观和微观环境都有不确定性, 创业团队需要通过持续的学习行为认识市场的变化, 满足消费者的即时需求, 并通过富有成效的内部管理用以提升团队绩效和新创企业绩效[8]。

7 结语

基于以上的论述, 我们总结下图来展示创业团队的结构, 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 (如图1)

此模型的提出基于SCP, 是描述创业团队的结构, 行为和绩效的关系的一种方式, 但是各个变量之间有多大的相关性, 彼此之间的影响是不是显著, 这种影响是通过什么路径实现的等问题还有赖于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摘要：本文首先对创业团队的结构、行为和绩效做了界定和阐述, 之后分别论述了创业团队结构和行为的关系, 行为和绩效的关系, 结构和绩效的关系, 最后基于SCP提出了三者之间关系的模型。

关键词：创业团队,结构,行为,绩效

参考文献

[1]Afuah, A.N., Utterback, J.M.The dynamic“diamond”: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spective[J].Economics of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1998, 6 (2/3) .

[2]Enslye, Michael.D.Investigating the Existenee of theLead EntrePreneur[J].

[3]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00.

[4]Hackman, J.R.Morris, C.G.Group tasks, groupinteraction, and group performance effectiveness.In H.H.Blumberg, A.P.Hare, V.Kent&M.Davies (Eds.) , small groups and social interaetion.Chiehester, UK:John Wiley&Sons, 1983.

[5]黄昱方.创业团队异质性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 2010, 16 (4) .

[6]谢科范, 吴倩.张诗雨.基于七维度分析的创业团队岗位配置与角色补位[J].管理世界, 2010 (1) .

[7]金泉.创业团队构成异质性、互动质量与创业绩效的关系[D].上海:复旦大学, 2010.

[8]林雪萤.创业团队冲突对创业绩效影响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 2008.

[9]牛芳, 张玉利, 杨俊.创业团队异质性与新企业绩效:领导者乐观心理的调节作用[J].管理评论, 2011, 11 (23) .

行为-关系-结构论文 篇2

《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一书共六大部分、十六章。作者从政党的历史发展与类型变化，结合具体的政治生态，对政党观念、政党类型、政党概念、政党特点、政党属性、政党功能等政党政治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考证、比较与类型分析；进而深入系统研究政党规范的基本类型、基本特点与价值追求，深刻剖析各种政党规范形式的效力范围与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战后世界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情况进行概括与归纳，重点对英、美、德、俄等四个在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政党政治国家的政党规范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探讨政党规范的共性与个性差异，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值得深思的思想观点。

比如，对政党规范的界定和分类。作者在对二战后世界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进行概览的基础上，提出所谓政党规范是关于政党的各种规范的总称，是各种规范形式组成的一个规范体系，它主要包括政党法律规范、政党社会规范、政党内部规范等三种基本类型。并且指出，不同的政党规范的制定者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其效力范围也有所不同，应注意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不可相互取代。

又如，关于政党规范的基本内容。作者把它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是政党地位及其规范，主要涉及政党的重要地位、政党地位的形成、确立与巩固，以及与政党地位相关的一些问题；二是政党政治关系及其行为规范，主要涉及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政党与政党、政党内部等四大关系及其有关行为。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英、美、德、俄等四国的政党法律地位情况、政党行为规范等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深刻指出了世界政党规范的共性与个性差异、影响与制约因素；而且，对政党提名、政党经费、政党权利、政党类型与党内民主的关系、政党民主与国家民主的关系也有着深刻论述。

再如，作者对政党规范的效力与适用范围的分析，观点也很独到。作者通过认真考证研究，提出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与有无专门的政党法，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而且，政党立法既可以保护政党，也可以限制与禁止政党；保护大党、限制与排斥小党是世界政党立法的基本特点。加强政党立法有利于维护政党政治秩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确保政党地位或江山永驻，因为政党合法性比合法律性更具有根本性；当一个政党失去民心之时，法律保护也无济于事。作者最后得出结论：当代政党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单靠任何一种规范都无法有效地维持政党政治秩序、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只有正确认识并处理好社会—政党—国家之间的关系，使政党法律规范、内部规范、社会规范相辅相成、协同作用，方利于政党之治、促进民主政治发展。

行为-关系-结构论文 篇3

[摘要]对广州大学城校区的研究生（艺术类体育类研究生除外）进行分层和随机抽样，从人情、关系和面子三大维度测量研究生的学术规范态度，发现研究生学术规范行为情况不容乐观。儒家关系主义文化背景下，研究生的学术行为受到人情、关系和面子等因素的影响，儒家关系主义已然渗透至现时研究生的学术行为中；研究生更易受学术行为中的人情因素影响，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学术行为失范现象最为严重，理工科研究生对于学术行为中的人情因素和关系因素较为容忍。

[关键词]学术道德；人情；关系；面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2-0101-06

一、研究背景

行为-关系-结构论文 篇4

一、融资结构与投资行为的特点

总体来说, 家电行业的融资需求巨大。具体来说, 家电行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还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长期资产负债率水平偏低, 流动负债水平偏高, 表明这一行业公司的财务状况极不稳定, 这样不利于承担金融环境巨大变化带来的威胁;二是大部分公司股权融资所占比例不大, 以债务融资为主体。

二、融资结构影响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一) 研究设计

1. 研究样本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沪深股市家电行业上市公司2009～2011年度财务数据, 筛选出25家上市公司。

2. 研究变量的选择

本文的变量主要有被解释变量—投资支出、解释变量—融资结构及相关的控制变量。各变量解释如下所示。 (1) 被解释变量:资本支出 (Y) =固定资产净值+长期投资+在建工程增加值/上期资产总额。 (2) 解释变量:资产负债率 (X1) =总负债/总资产。 (3) 控制变量:托宾Q (X2) = (本期总股数*股价+负债) /本期总资产;内部现金流 (X3) =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期初总资产;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 (X4) =本期主营业务收入/本期总资产;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X5)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3. 模型设计

基于上述分析, 参照FHP、vogot、何金耿、瞳盼的研究, 本文的实证回归模型设计如下

4. 研究假设

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 高成长性公司的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的关系有其特殊性。

(二) 实证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家电行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变化比较大, 差异比较明显。这一行业上市公司负债率很高, 其债务以流动负债为主, 甚至个别公司长期负债为0。这表明公司的债务结构不合理,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融资难的状况, 限制了公司长期投资规模, 不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

通过上表还可看出, 家电行业中代表远期投资机会的托宾值差异比较大, 家电行业的规模差异也比较大, 但其平均值差异却不是很大, 可以看出仅以总资产对数来评价公司规模是不够合理的。

我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内部现金流差异较小, 虽然有正值有负值, 但差距不是很大, 其平均值在0附近徘徊, 说明上市公司的业绩一般, 经营活动中的资金循环能力有待提高, 存在投资不足的现象。

(三) 实证分析过程

以投资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 融资结构作为解释变量, 再结合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中可以得出:我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中, 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没有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 这和我们的研究假设不符合。进一步分析, 出现这样的现象也是由于家电行业是高成长性的行业。影响投资规模支出的主要变量有资产负债率, 相关系数为-0.243, 说明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投资支出是负相关的关系;内部现金流量、销售收入、托宾Q值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 说明它们分别与公司投资支出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公司规模的回归系数为负值, 表明其与投资支出为负相关。

三、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家电行业是高成长性企业, 企业的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的关系不够显著。原因在于家电企业的短期负债在负债结构中占绝大部分, 并且家电行业的投资多为零散的, 家电行业的融资多来源于银行的短期借款。家电行业自身的特点, 使得家电行业投资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对其的影响程度与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此外, 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 提出以下参考建议。一是完善上市公司的债务结构。家电行业债务比例失调, 有待进一步调整, 以适应金融环境变化带来的各项调整。二是融资市场需要进一步改善。现行市场经济下存在着巨大的融资需求, 但需求却难以满足, 融资难是各个企业面临的一项严峻考验, 而这一难题还需国家进一步规范融资市场, 调整各方需求。

摘要：本文以家电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企业融资结构和投资行为分别用资产负债率和投资支出来表示, 将内部现金流、托宾Q值和主营业务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对家电行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家电行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为负相关, 但不显著。

关键词：家电行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投资行为

参考文献

[1]John, K., L.Senbet.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e Leverage and Public Policy[M].New York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Wiscosin-Madison Mimeo, 1988.

行为-关系-结构论文 篇5

[摘要] 任何一个事物或系统都是与一定的环境相联系的，企业也不例外，税收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之一，它规范、制约和引导着企业的各种相关经济行为，对企业行为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企业行为与其所处的税收环境密切联系，企业要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应该让自己的行为适应其所处的税收环境，实现企业行为价值最大化。

[关键词]税收环境企业行为关系分析

[正文]

一、税收环境的内涵

环境一般是指包围着某一中心的事物或状态，以及影响这一中心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的总和。系统论认为，任何一个事物或系统都是与一定的环境相联系的，与系统相联系的环境对系统的结构、目标、功能、行为等有着直接的影响，是系统生存、发展和运动方式的动因。任一事物的活动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而言，表现为一种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的行为。

企业与周围各种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环境日益呈现出广泛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特征，税收政策的相对变化也更加频繁，使企业的经济环境的动态化特征显著增强，从而为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带来了更大的空间，这就要求任何主体都要有很好的环境适应性、能动性，具有战略意识和较高的战略决策水平。

税收环境是税收制度赖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各种外部影响因素以及构成经济运行环境的税收要素的综合，包括税收文化环境、税收制度环境、税收法律环境、税收征管环境等环境要素，直接影响着税收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职能，并作为经济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行为。

二、企业行为分析

一般来说，企业都是盈利性组织，其出发点和归宿是获利，企业能够获利才有存在价值，这就决定了企业的相关行为必须为企业能够获利服务。所以理论上说，企业的行为应该是理性的，那么相应的，企业的涉税行为也应该是理性的，即企业系统在与税收环境的交互作用的涉税行为中，能动的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为，一般来说，理性的企业行为会在尽可能不违法的前提下，做出反映纳税人心理和行为取向的纳税策略组合，以照章纳税为基本目标取向。但是，一方面，由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这种理性是在税收环境约束下的有限理性，另一方面，利润的刺激和税收环境的不完善会诱惑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需要税收环境的优化不断引导企业纳税理性的修正。

三、税收环境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

税收环境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企业行为能动的适应税收环境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的关系集合，即税收环境影响着企业行为，企业能动的适应税收环境，企业行又反作用于税收环境，促进税收环境的完善，具体包括税收文化环境、税收制度环境、税收法律环境、税收征管环境等环境要素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

1税收文化是指税收征纳双方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各自内在的税收行为活动的文明成果以及征纳主体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意识形态，主要包括税收思想、纳税意识、纳税心理、税收价值、税收信息、税收道德等等。税收文化是文化在税收领域的反映和体现，往往易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纵观中国赋税思想史，任何历史时期的税收既受当时主流文化的影响，又受传统文化的冲击。目前，我国税收不可避免地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教文化的影响，税收的征纳行为中隐含着传统文化的因素，这一点在中西税收文化比较中更能得到证实。

从本质上看，税收文化实际上就是税收与企业的关系，即企业以税收的形式承担对社会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人的观念、意识、文化素养关系到企业是否有自觉的纳税意识和纳税行为。税收文化重视人的因素，重视挖掘人的潜在能力和重视人的心理的研究。使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自觉地遵守税收制度方面共同的准则，形成一致的行为取向。税收文化使广大公民的纳税意识得以加强。在共同的价值标准的支配下，依法向国家履行纳税义务的整体意识的逐步形成，便会使整个社会法制程序和文明水平迅速提高。税收文化借助非法律和非行政的手段来支配、约束企业的涉税行为，利用征纳双方认同和形成的税收目标、税收价值观、税收道德观等人文力量去引导和规范征纳双方的关系。税收文化使全社会形成对税收行为选择的正确认识，加大偷逃税的心理成本，减少违规行为。

（二）税收制度环境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

税收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具有资源的再分配和调整社会利益结构的作用，纳税人没有对经济事件的意义及合法性的取舍，就无法形成税收筹划行为或者是偷逃税行为等涉税行为，也无法构造行动的动机。

从税收制度的内在因素看，税收制度调整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税制实施中总是存在着利益分配的矛盾。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看，企业行为的税收制度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整体税负水平设计给企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税负水平过高，可能会导致全社会的储蓄和积累不足，影响消费和投资需求，进而危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这时，企业的非理性纳税行为会多于理性纳税行为，也会助长企业的违法行为和机会主义倾向，如偷逃税、抗税行为等。二是税制各构成要素设计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比如，内外资企业两套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制度，明显使内资企业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境地。三是税制的变革频度对企业的正常决策影响。由于涉及消费和产品供求的一些税收政策与企业的短期生产经营密切相关，涉及储蓄和投资的一些税收政策与企业的长期投融资密切相关，于是导致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决策往往要受制于国家的税制而不仅仅是对自身生产经营上的预计，不断的税制变革、结构调整和税负波动必然增强企业决策的困难。增加纳税人（企业）的心理负担和税收遵从成本，甚至导致偷逃税行为的发生。

（三）税收征收管理环境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

税收征收管理环境是指税收征管全过程诸环节的具体措施的体现，包括对纳税人控制的方式、方法、效果等。税收征管制度是在既定税制结构条件下一国税收政策的具体施行，即国家及其税务机关依据税法指导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并对征纳税过程进行组织、管理、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工作的总称。

税收征收管理方式得当，管理制度严密，会提高质量和效率，稽查成本、纳税遵从成本降低。同时规范的征管制度会使实际税率更接近名义税率。严格的控制会使纳税人形成心理压力，心理成本加大。处罚的及时到位，货币成本、刑罚成本会随之增加。

税收法治环境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括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等一系列内容。完备的税收法治环境应包括完备的税收法律体系：法律级次很高的总税收法典，用以统领各个单行税收法律的税收基本法以及用于专门保护纳税人合法权利的单独法律。专业化的税务司法保障体系，税务机关具有独立的侦查、预审、检察、审判等权力。税务机关注重对纳税人的人文关怀和尊重，重视对纳税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

严明的税收法治环境使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普遍很高，具体反映到纳税行为上，就是主动地进行依法申报纳税，纳税人纳税遵从度高。税收执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税收法制运行所依赖的条件，它是法制化运转效果的具体体现。征纳税人行为是否受约束于法制，是依法治税目标得以实现的保障。贯彻税收法律，除了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外，最根本是保证其作用真正得以有效发挥，即要维护税收执法刚性，体现在依法征收，增强税收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完善的税收执法环境会对纳税人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提高其违规行为被查处概率，加大货币成本、刑罚成本，增加其心理成本，减少贿赂机会。规范的执法会减少稽查成本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降低纳税人违规行为选择机会。

税收环境的各要素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各种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相当的部分交叉和渗透在一起并相互影响,从而构成一个综合体。税收环境渗透于企业系统，从微观层面看，征税与纳税是互为制约，互为消长的制衡关系。税收环境的缺失会刺激纳税的违法倾向，而纳税人的筹划行为的盛行有利于税收环境的优化。

参考文献

[1] 朱晓庆，《优化税收环境的辩证思考》，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2月。

论电商与消费行为的关系 篇6

【关键词】电商；消费者；市场经济；消费模式

随着近年来电商的纷纷崛起，京东、腾讯、亚马逊等等巨头开始在电商中崭露头角，瓜分着还在不断膨胀的网络消费市场。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网购成为了时尚；网购成了必须，人们的吃穿住行都能来自网络；网购成为了趋势，手机端、移动端，甚至电视机也可以买东西。电商们把网络消费变成了一种生活的习惯，人们的消费习惯和行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穷乡僻壤的农民，只要有一只可以连接无线网的手机，他就能成为一个电商手中的消费者。

一、电子商务的发展简述

说到电商当属淘宝，可以说淘宝是电商的代表，但是淘宝却代表不了电商。电子商务发展到如今的阶段，所包含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现在主要分为平台化电商、渠道型电商和品牌化电商，这些不同类型的电商是以其营销平台、服务和模式进行区分，各自按照自己的优势提供有目的的针对性服务，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企业的盈利，这都是建立在大数据时代的基础上。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电商，拥有的庞大的网民数量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超过其资源、资本和规模的意义。而互联网惊人的发展速度让不少电商猝不及防，不少电商就如过眼云烟一般，瞬间就被淹没在市场的浪潮中，就像腾讯和京东的联手，当当网不敌亚马逊被清空等等事件。这是电商经济中必经的过程，它是被市场所淘汰的，也是消费者的选择，而实体店受到的冲击就更大了。

二、网络消费行为的特点

网络消费从最初的电脑鼠标和键盘的敲击，变成了如今手机手指的自如选择，这对于消费本身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消费者能够随时随地的进行商品的选择，不再需要出门，不再需要排队，只要简单的点击就能完成一次消费。这种便捷的消费行为是实体店无法给予的，消费者从中也表现出了以下几种特征：

1.猎奇和追求心理满足

网购最大的特色就是个人化，注重隐私和保密性，买卖双方不需要见面，消费者不需要面对任何人，可以在购物时选择自己想要追求的个性和思想。这种消费行为是一种自我的释放和宣泄，人们愿意尝试新鲜的事物，从而表达出不同的意见让其他人眼前一亮，而购物时也是如此，在购买平时在实体店不会去买或者买不到的物品时，有很大几率会获得周围人的赞许或认同，给消费者提供了心理上的安慰和满足。

2.网购物美价廉的思想

据调查，大多数网购的消费者都是受到周围的亲戚或朋友所影响，在看到或听到某人买到价格便宜、质量又好的东西后，自己也开始尝试网购。电商最初为了打响品牌或者让更多的消费者熟知时，多采用优惠和降价等促销手段，而没有店面租金和人工支出的网店，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往往可以比实体店低很多。如果是同样的产品，质量也能够达标，消费者一定会选择网购，而不会去实体店。久而久之，虽然现在不少品牌电商平台已经把实体店中的商品价格和网店中持平或更低，人们也已经习惯优先从网上购买商品。

3.洗脑灌输的非理性消费

大品牌的电商平台，往往拥有庞大的人力资金和其他平台、用户端的支持。在大数据时代下，人们操作电脑、手机或者其他设备时，广告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消费者的面前。在狂轰滥炸的广告宣传中，总会有引起消费者兴趣的产品或服务。消费行为中有不少是冲动消费，在这种非理性的心态和情绪下，网购更加能够快速完成目标，而实体店消费往往会在付款结账时出现犹豫情绪。这是因为网络消费的便捷和快速，让消费者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一次消费行为，就算察觉到自己的冲动，也不会有太多的后悔情绪。

4.简单快速便捷的网络生活

现在出现很多新的网络名词，如“宅男”“宅女”“剁手党”等，都是电商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人们可以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吃喝穿用都在网购中完成。甚至还可以通过电商所提供的平台获得收入，特别是年轻人，在网络中已经能够完成其大部分所需，可以把大量的上街购物的时间用来干其他事情，也可以在网上完成一些平时不能完成的事情。消费者们既可以通过网络消费，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收益，解决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让生活变得更加方便，是电商和消费者的共同追求。

3.电商如何更好的满足消费者

电商的出现是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行为，但不是说消费行为就一定会被电商所控制。在不断的出现各种商品或服务的质量问题后，消费者对电商所提出的要求也回归到了理性的正轨上。电商只有主动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理念，并且提供最优质的商品才能让消费者愿意选择自己，否则电商很容易被互联网经济所淘汰。

首先，电商可以将自己的商品或服务逐步扩大，放眼世界开拓市场，不要局限于一种或者一类产品，把有限的资源面向无限的网民，通过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努力扩展市场，实现跨省、跨地区乃至跨国交易，多分析消费者的需求，生产延伸产品，满足不同的消费者。

其次，重视和提高服务质量。消费者对于电商来说，不论是实体店还是网络平台，都是自己的顾客，都应该享受同样的售前和售后服务。我国不少传统的企业总是售前和售后两种态度，有一种狗尾续貂的莫名变化。人们在消费行为中的满意度，需要售前和售后共同来完成。

第三，消费行为是消费者需求的表现，电商不断的完善自己的平台和服务，有助于消费者充分享受和完成消费的过程，从而产生以后的连锁反应。消费者的好评往往可以给电商带来更多的实际效益，电商应该重视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的进行改正和反馈。为今后开发更多的项目和服务提供有效的参考，更好的满足消费行为。

参考文献：

[1]任恺.网络购物环境对消费者网络购物意愿影响研究[J].江苏商论，2015，（2）：20-21.

行为-关系-结构论文 篇7

一、亲子关系的特点

1、亲子关系具有不可选择性

亲子关系是从人出生就确定的, 而且一旦确定了就不可改变。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选择自己的朋友、配偶等等, 但不可以随意的选择自己的父母。儿童同样不能选择自己父母的性格、文化程度等等。亲子关系具有确定性和不可选择性, 与其他关系有着显著的不同, 不管幼儿是否满意, 都必须得接受。因此, 亲子关系对儿童的心理、行为和成长有着显著的影响和作用, 而且也是不可选择的。

2、亲子关系具有不平等性

亲子关系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 自古以来父母就占有支配和主导地位, 孩子处于被支配和被主导的地位。亲子关系对父母的影响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 因为父母对于这种关系的出现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对于孩子而言, 亲子关系是他们来到这个世间的第一个人际关系。儿童的年龄小, 判断力不强, 自我意识不明确。因此, 亲子关系对儿童的行为、心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亲子关系具有稳定性

亲子关系是建立在血缘伦理的基础上的, 从人一出生就存在, 几乎延续到他的一生。这种关系一旦被确立就不可能人为的终结, 只要双亲存在, 就不可回避, 它不能因时间的变化或者事情的改变而消失。因此, 亲子关系对人的影响是必然的, 也是稳定的。

4、亲子关系具有发展性

亲子关系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即亲子关系是依据孩子的年龄, 不断地发展的。婴儿期的亲子关系完全是由父母主导的,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对亲子关系有了一定的反应, 这种反应又反过来影响着亲子关系, 不管是哪个家长都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对待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

二、学前儿童亲子关系对儿童行为的影响

1、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

一般来说, 家庭教养方式主要有下面几种:

(1) 专制型

专制型的父母为儿童设置很多规矩, 高度控制孩子, 随便使用权势, 不鼓励孩子对父母的决定和规则有不同的表示, 但又很少对孩子说明为什么依从这些规定, 而且常用惩罚、强力的策略以迫使孩子遵守。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常常表现为易发脾气和不快乐, 容易被干扰, 没有目标, 容易发怒等。

(2) 威信型

威信型的父母能够理解孩子的需求和观点, 也常常要求孩子参与家庭的决策。不过, 他们期待孩子能依从他们所设定的限制, 并在需要时使用权利和说理, 以确保孩子遵从。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的孩子表现为有快乐、社会反应、自我信赖、成就导向及与成人和同伴的合作的活力。

(3) 宽容型

宽容型的父母以松散的方式教育孩子, 很少命令孩子, 允许孩子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感觉和冲动, 不会严密地监督孩子地活动, 对他们的行为很少有坚定的控制。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常常有冲动攻击性行为, 很虚伪和以自我为中心, 自我控制能力差、独立性和成就也较低。

(4) 放任型

放任型的父母对孩子既不关心也不提出要求。这种家长对孩子通常是拒绝的, 对孩子的需求也不能作出及时的反应, 更谈不上情感上的支持, 他们很少与孩子交流沟通, 对孩子缺乏管教, 听之任之。在这样的环境成长的孩子身心发展最差, 认知水平较低, 行为上不懂规矩, 没有教养, 情绪不稳定, 自控能力差, 缺乏社会交往技能。

2、父母的文化程度与职业

父母的文化修养主要是以其接受的学校教育水平为指标的, 它是影响幼儿学习成绩、品德面貌及抱负水平的有力因素之一。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孩子的影响, 主要还是由于文化教养层次的不同, 导致了家庭教育的不同, 如家庭文化生活、学习指导, 还有父母对教育的态度以及教养方式等。文化程度高的父母注重家庭的民主和谐气氛, 倾向于使用赞许、表扬、温情、引导、鼓励、探索等为特点的教育方式对待子女。这就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及其在同伴群体中的适当行为, 并促进他们形成高学业的动机。

父母的职业差别是影响家庭教育的一个客观指标。不同的职业, 因其各有特点, 会带来不同的家庭环境、学习条件、学习氛围等, 所以对幼儿的行为, 心理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有调查发现, 以教师和科研人员为主的知识分子, 主要特点是具有稳定性, 知识水平较高, 能理性对待生活, 同事关系和谐, 心境平和, 对社会规范的认识深刻, 能身正为范、与人为善, 孩子无形中受到感染, 加之有正确教育的引导, 所以问题较少。

学前儿童的亲子关系对儿童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 所以良好的亲子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反之, 儿童的行为对学前儿童的亲子关系是否也有影响呢?

儿童的社会行为对亲子关系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儿童气质影响亲子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婴儿期、近期开始有研究者关注儿童早期、中期和青少年气的问题行为对亲子关系的影响。对三岁儿童的观察研究发现, 儿童的抑制行为会影响父母对他们的反应方式, 越是陌生情境中表现出抑制行为的儿童, 父母越是倾向于对他么作出较多的反应, 而且母亲的反应比父亲更多。李萍在2010年1月第29卷第1期《亲子关系与儿童行为关系的研究综述》中类似的观点。但是在亲子交往中儿童行为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也是能够看到的, 一是孩子对父母过早产生逆反心理, 孩子不想接受父母的好意, 缺乏相对安全的依恋情感, 生活环境和周围环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影响儿童身心发展, 使父母不能很好地与孩子接触, 而是与孩子进行各种不能相互融洽的沟通, 不利于父母养成良好的教养方式, 更容易导致孩子性格的孤僻、冷漠, 产生攻击性和行为失控, 从而导致一系列亲子交往沟通问题。二是一些儿童性格内向, 可通过调查大部分儿童都希望被关注, 那么内向的儿童会越来越内向, 甚至产生自闭, 会产生回避性依恋愿意敞开自己的心门, 父母会逐渐失去改变孩子性格的信心, 也许会把教养方式逐步转变为放任型, 任由孩子自己发展。与之相反, 一些家长甚至会将教养方式转变为专制型, 必须要求孩子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甚至压迫孩子自己并不想做的事, 这样下去会让儿童产生一种畸形的心理, 无法正确对待外界事物。

三、亲子关系的调适、方法

1、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

(1) 家长的榜样作用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是决定孩子今后发展方向的关键。对于孩子来说, 父母的形象犹如一面镜子, 时刻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孩子。父母作为第一任老师, 是孩子们效仿的榜样, 父母的言行、思想观念和文化素质无时不刻都在影响着孩子。所以说, 从孩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父母的影子。

(2) 家长要有目的的进行教育

孩子基本本质的形成和家长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处于学前教育期的孩子, 由于他们的注意力还不够, 观察力、想象力、思维能力都正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所以在把孩子带到大自然的怀抱里进行各种活动时, 尤其是进行各种教育活动时要具有目的性, 要注意把教育目的贯穿于教育活动之中。例如带孩子到动物园游览, 如果无目的的, 走马观花的看, 孩子大人花一整天的时间, 但却没有什么收获。到了家里, 孩子看了很多,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如果是有目的的看, 效果就不同了。如果是带孩子去看猴子, 那么首先就可以先了解下猴子的有关知识, 到了动物园就可以带孩子有目的的观看, 猴子的外貌特征、猴子的叫声、猴子的生活习性、猴子喜欢吃什么等等。

(3) 家长要为孩子创造一个健康成长和知识学习的环境

这里所指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 能满足孩子的学习、生活的必要的物质和必要的场所, 可以说是良好的物质环境。家长具有的高尚的品德、健康的心态和不断进取的精神营造的家庭氛围可以说是良好的精神环境。相比较而言, 我认为应该更多的注重精神环境的创设。不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孩子, 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 有自己所喜欢的。但也不能一味的放纵。所以拉在父母手中的这根弹簧要松紧有度。

(4) 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个性品质及心理的影响的重要作用

在性格形成中, 家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甚至被称为“创造人类性格的工厂”。无论父母采取什么类型的教养方式, 只要能体现情感温暖理解的方式, 那么子女产生焦虑、抑郁的情况就很少出现。父母的这种温暖理解的方式, 会带给子女更多的亲情体验, 有利于儿童独立性、自信心与能动性的养成, 能够更快的和和社会相融合, 而且能够很好的促进儿童的适应行为的发展和学业成绩的提高。

作为父母应该子女创造一个相对宽松民主又体现一定权威的教养氛围, 并且父母在对子女教养方式上应该取得一致, 使儿童充分体验到家长对自己既不放纵又不过分要求。父母采取正确的、科学的教养方式, 用理性的态度和子女交流, 才可能真正走进孩子的心里, 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2、了解孩子, 学会与孩子沟通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教育孩子、调适亲子关系的前提是了解孩子, 而了解孩子的前提是尊重孩子。相互了解, 相互理解, 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是协调亲子关系的基础。3当然也要让孩子了解父母, 了解成人。了解孩子, 这就需要父母设身处地用孩子的眼光、思考问题, 才能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 从而有效地和孩子进行沟通。

(1) 与孩子坦诚交心

了解孩子的心境, 知道孩子在想什么, 需要什么, 从而对症下药, 再加上适当的引导和帮助。多以体贴、谅解的语气鼓励孩子说出原因或心中感受, 巧妙地使用沉默与倾听, 领略孩子谈话的要点或弦外之音。如果父母的态度诚恳及友善, 孩子会毫无保留地倾述内心的情感, 通过聆听、对话的方式, 父母逐渐引导孩子重新思考问题的关键点, 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孩子知道父母尊重他, 愿意接受、了解和帮助他, 就会听父母的话, 改正错误。

(2) 制造亲子谈话的花园

如果父母把和孩子的谈话的时间放在晚饭桌上的话, 对于敏感性的孩子也许就会选择在他的“秘密花园”里说出他的“难言之隐”, 比如某个公园, 小区的秋千上。然而在轻松的环境氛围中, 更容易诱导孩子说出心里话。作为回报, 父母不仅要保密, 而且可以为自己的孩子提供自己儿时的类似事件、类似经验, 从而让孩子放松, 并在倾听的过程中经常对孩子说:“别紧张”、“没关系”、“事情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重”……

(3) 父母的态度要温和

如果想要达到一个良好的沟通, 父母就应该有一个温和的态度。孩子把父母当作自己的朋友, 才会选择和父母进行沟通。所以父母也要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朋友, 双方可以尝试换位思考, 父母要多从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孩子都会把家庭当作一个避风的港湾, 和谐的家庭氛围一定会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温暖, 更愿意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与父母分享。

3、要给孩子充分的个人空间

孩子都不喜欢父母完全控制他们的生活, 只希望父母充当顾问或者支持者的角色, 让他们能够在迷糊、不知所措的时候, 给予他们帮助和鼓励。过多的干涉会让他们有一种被监督的感觉, 认为失去了自由, 没有了自己的空间, 由此产生一种不满情绪, 久而久之就会躲避家长, 并产生隔阂。所以家长要学会尊重孩子, 给孩子充分的个人空间, 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去设计、去独立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真正实现自己的愿望。

参考文献

[1]李萍:《亲子关系与儿童行为关系的研究综述》,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10年1月第29卷 (第1期) 。

[2]周萍:《论良好亲子关系的形成和调适》,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年3月第22卷 (1期) 。

[3]汪淼:《亲子关系的特点及其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年1月

[4]袁晓松:《论亲子交往与交往中的文人关怀》,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年8月第31卷 (4期)

行为-关系-结构论文 篇8

员工关系管理是一系列的规划管理策略。 而目前的大部分研究,只是集中在关于员工关系管理的单个维度与组织公民行为具有相关性的研究、员工关系管理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的前因及后果变量研究方面。 因此,有必要研究员工关系管理的组合,即整体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

二、员工关系管理与组织公民行为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最活跃的领域,员工关系管理是否可以预测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如果存在预测作用,那么它是如何诱发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这仍然是一种“暗箱”关系。 笔者在对以往研究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员工关系管理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1、企业文化建设与组织公民行为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中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潜移默化地对组织中员工的思想与行为进行调节。 员工从入职的第一天起,就接受该企业文化方面的灌输与熏陶,进而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调整。 优秀的企业文化是能够得到组织成员认同,然后体现在组织成员的角色内及角色外行为中的。 它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关系, 在许多研究者的文献中已得到验证。 如许维维(2005)通过实证研究讨论了不同的组织文化 类型对组 织公民行 为的不同 影响 。 陈影 (2008) 亦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组织文化对组织公民行为各个层面(根据Farth所提出的自我、人际、组织、社会四个层面),都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对员工所表现出的组织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的解释量高于 社会层面 的组织公 民行为 。 王亚鹏 、 李慧 (2009)以中国的普遍员工为调查对象 ,认为组织文化与社会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相关度较高。

2、沟通管理与组织公民行为

对于人力资源部门而言,其所实施的管理措施与员工所感知到的人力资源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差异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沟通障碍的大小。 组织与其成员或成员之间信息传递或分享的公平性也会受到沟通渠道或对象的影响,员工会对此形成不同的感知,如满意或不满意、公平或不公平等,进而对自己的工作行为做出调整。 所以,笔者认为沟通管理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也存在着相关关系。

3、员工人际关系与组织公民行为

员工人际关系指上、下级或同级之间通过相互间的沟通与交流所建立起来的与工作相关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和谐与否所导致的结果变量就是员工对组织或个人的信任、认同与归属程度。 对组织或上级高度的认知或情感信任,会积极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程德俊、王蓓蓓,2001)。 同样员工对组织的认同与归属感,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正相关,已基本形成共识。 刘亚川(2009)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发现,人际关系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 张丽梅(2009)亦认为,人际信任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组织公民行为。

4、人力资源服务与支持和组织公民行为

人力资源服务与支持主要是针对工作、 生活及健康方面,为员工提供心理咨询或服务,帮助员工解决经济或家庭矛盾等方面的困扰, 使员工无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该项措施是企业“人性化”管理的重要举措。目前,在企业中已实施的最为研究者关注的就是员工援助计划, 又称为员工帮助计划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它主要是整合各方面资源为员工提供专业化的心理咨询、指导与培训。 在帮助员工解决问题的同时, 提高其对组织的满意度及忠诚感。 Csiemik(2004)研究表明,EAP能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使员工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 还能有效减少员工旷工和离职的现象。周怡焕(2011)亦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大部分员工把EAP看作是组织的福利,它与员工的组织支持感存在相关关系。 而根据对组织公民行为前因变量的研究, 这些因素都能够积极促进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 但是Degroot(2003)的研究提出,EAP提供的只是保健因素,它只能消除员工的不满意感, 并不能提升员工的满意感。

5、职业生涯管理和组织公民行为

本文的职业生涯管理主要是指组织的职业生涯管理,通过提供必要的教育、培训、晋升等发展机会,来开发员工的潜能,提高员工的满意度、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帮助企业实现目标的一系列管理措施与方法。 通过对以往关于职业生涯管理研究的分析,笔者以为,职业生涯管理以员工满意度为中介变量,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Herriot (1994)研究发现,职业生涯管理对组织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龙立荣等 (2002)亦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对组织承诺、 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工作卷入等存在积极影响。

6、员工关系管理、组织公平和组织公民行为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实务之一的员工关系管理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通过相关政策与管理实践,来表现组织对员工的关心与支持,及其对员工的贡献和价值的肯定程度。 员工在感知这些实践的过程中,会有是否公平及满意的情感产生,在这些情感因素的支配下,基于公平交换的原则,对自己的态度及行为做出调整,进而决定是否实行及实行多少组织公民行为。 目前,李燕娜(2007)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组织公平作为中介变量,对人力资源实践及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作用,即员工感知到的人力资源实践,通过影响员工的组织公平感,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作用。

Organ(1988)的研究指出 ,当工作满意感和组织公平感一起测量时,公平知觉所能解释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异量更大。 随后的诸研究又指出实证研究所支持的工作满意感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也许能够被组织公平感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所替代。 同时Moorman (1991)亦通过研究发现,当组织公平感被控制之后,工作满意感对组织公民行为不产生显著的影响。

7、员工关系管理、组织支持感和组织公民行为

根据组织支持理论, 当员工感受到组织对自己的关心、支持和认可的时候,通常会以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来回报组织。 员工关系管理的出发点正是基于对员工的付出,对员工贡献及价值的认可。

荣海(2004)通过实证研究,拓展了人力资源中对组织支持知觉产生影响的六个实践因素:对员工精神上的关怀、对员工物质生活上的关心、良好的工作环境、工作保障、培训和职业发展。 这六个因子同时也是员工关系管理的重要内容, 由此可推理: 员工关系管理通过对以上六个方面内容的调整,对员工组织支持知觉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三、二者相关关系分析

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员工关系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之后,关于员工关系管理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 在概念、内容、维度等方面,学者们已基本达成共识,并将其应用于企业,在缓和劳资冲突、调整员工关系、促进组织绩效方面,已发挥了显著的效果。

通过对国内外员工关系管理与组织公民行为相关理论的研究分析,可以初步推定,二者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相关关系。 员工关系管理通过五方面企业文化建设、沟通管理、人际关系管理、人力资源服务、 职业生源规划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起到直接影响的作用,并以组织公平及组织支持感为中介,对其起到间接影响的作用。 但这种影响是正向、负向、还是相互作用的关系,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进一步辨别。

摘要：本文通过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从人力资源角度出发,引入组织公平理论与组织支持理论作为中间变量,分析员工关系管理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行为-关系-结构论文 篇9

在中国企业的营销实践活动中,私人关系是一个基础性变量[1],企业间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私人关系发展的结果。然而迄今为止,对于私人关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间关系仍然缺乏详细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随着关系营销理论的兴起,国内渠道企业开始摈弃传统的交易导向,采纳关系导向,期望能激发与保持来自其他渠道成员的关系行为。学者对关系行为应该包含哪些维度仍存争议,同时也指出并非每个维度都是同等重要的,研究应着重探讨那些有助于提升价值的核心行为维度,例如依从与情感承诺。

基于上述分析,认为对国内渠道关系行为的研究必须要引入合适的人际关系研究思想,即探讨渠道边界人员私人关系对渠道关系行为的影响。

2 文献回顾与评析

2.1 边界人员私人关系

渠道边界人员是企业与渠道之间的桥梁,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将对企业间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先前研究已从多个视角对关系这一构念进行了界定:一种观点认为,关系是一种个人间形成的持续不断的互惠的友谊;另一种观点坚持,关系指一个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直接特殊连带的存在状态,即它是一种关系基础;还有学者从工具性角度描述关系,关系指一个人为了某种特殊目的(一般是获取利益)而有意采取的行为[2]。

综合上述观点并考虑渠道自身属性,我们认为,边界人员私人关系就是指边界人员为了实现个人及其所代表渠道企业的经济利益而刻意与对方发展形成的凝聚着双方情感和互惠潜规则的友谊。友谊意味着信任、互相支持和互惠。从定义可以看出,边界人员之间的感情与信任是度量私人关系的重要标准,也就是说关系构念本身包含着感情与信任成分,即感情与信任是关系的两个重要维度。这也与一些学者的研究观点相一致[3]。好的私人关系则意味着个体之间彼此信任和较多的感情交流。

2.2 关系行为

关系行为指在产品或服务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过程中,渠道成员所作出的能促进渠道正常运行和渠道成员关系长期、稳定、和谐的活动或行为。这一构念已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4],因为它对组织间活动的协调与渠道绩效等结果变量有强影响。但是,不同学者对它的操作化不尽相同,他们不是关注所有的关系行为,而是依据研究目的与研究背景的需要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几种行为加以探讨。这并不矛盾,因为关系行为并不存在“真空环境”中,它必须被操作于特定的交易环境中[5]。与以往研究一样,本文仅探讨经销商对与制造商边界人员间私人关系状况所作出的两种行为反应:依从与情感承诺。

(1)依从 在许多场合下,渠道成员需要交易伙伴立即依从或者需要交易伙伴采取一些不利于其自身的行动。如果后者不按照前者要求行事,就极有可能损害渠道的产出与效率。鉴于依从的重要性,一些研究者将依从概念引入到营销渠道领域。Kumar等定义依从为经销商对制造商渠道政策与计划的接受程度[6]。在Joshi和Arnold看来,依从指的是在考虑到顺从供应商要求所产生的潜在成本后,采购者仍然对供应商持续关系的请求积极接受[7]。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关注依从的态度性结果或依从意图,测量的是未来依从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依从具有两种不同的动机体系:内在需要和外部激励。基于这两种不同动机,可以将依从分为两大类:自觉依从和被迫依从。自觉依从是一种内在的依从,它反映了经销商真心愿意接纳制造商的要求、指令,经销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义务感。自觉依从说明经销商把外部要求内化为自己的内部需要,它也是从外控发展到内控的一个中间环节。被迫依从是一种外在的依从,经销商迫于外在压力(比如依赖于制造商)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反应或表面行为。被迫依从是经销商在权衡与依从或不依从行为相关的成本和收益基础上作出的理性抉择。可见,它是由外控而非内控所驱使,它来自强制性权力的实施或对权力实施的担心。基于此,被迫依从只表示经销商对制造商当前命令的顺从,它与经销商对要求的内化无关。

(2)情感承诺 关系承诺指渠道成员维持有价值关系的持续愿望。根据渠道关系维持的动机不同,通常把承诺分为计算承诺和情感承诺两种类型。计算承诺是经销商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作出的机械承诺,它体现一种消极的情感;情感承诺则指经销商由于情感因素而愿意与制造商维持关系的程度,它向制造商传递了一种积极的情感,比如经销商对关系的忠诚、信任以及维持关系的坚定信念。

作出情感承诺的经销商认为,其从感情上有义务保持与制造商之间的关系,即关系维持动机主要是对组织和关系的积极的情感,而不再是单纯的考虑经济利益。因此,经销商不仅不会对制造商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还极有可能会为了未来的长期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可以看出,情感承诺能更好地反映组织间关系联结的质量和关系持续的本质,因此本文只关注情感承诺这一关系承诺类型。

3 研究假设

销售人员的意识及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制造商的企业文化、考评制度和培训计划。因此,经销商将假定销售人员行为反映制造商的态度与价值观。当经销商与制造商其他部门有较少接触或联系时,企业信任可基于对销售人员的个人信任感知作出推断。也就是说,经销商对制造商的信任可以转移到对销售人员的信任,对销售人员的信任也可以泛化为对制造商的信任。Lee和Dawes指出,渠道边界人员间情感因素是影响采购企业对供应商销售人员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并且这种个人信任与组织间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王晓玉的研究也发现,分销商人员对供应商人员的信任程度,与分销商企业对供应商企业信任程度有正向关系[8]。以往研究支持商业关系中组织间信任对关系承诺及其各维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强调人际关系的中国营销渠道中,更加期待制造商边界人员与经销商边界人员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将通过组织间信任这一中介变量对情感承诺产生积极影响。

另外一些研究者直接探讨人际信任与关系承诺等变量之间的关系。人际信任能够促进关系承诺的形成,考虑到销售人员与经销商的接近性和日常互动,人际信任比组织间信任对经销商承诺影响更加显著[9]。Narayandas和Rangan认为,关系开发核心是管理双边关系的人,当他们之间信任水平充分增加时,边界人员将鼓励他们的企业投资,进而增加关系承诺[10]。以上论述说明,好的私人关系能够提高经销商的情感承诺水平。

假设1(H1):私人关系与情感承诺之间存在积极关系。

中国文化的基本运作法则就是均衡与和谐的追求。中国文化的和谐性落实在社会关系上,便是强调与追求所有人际关系的和谐。当渠道边界人员间存在好的私人关系时,双方都不愿意做一些伤害对方感情或面子的事情,害怕引致冲突从而破坏已存在的良好关系氛围;同时也相信今后自己提出类似要求时,对方也会满足自己的要求。因此,为了维持关系的和谐,对于对方提出的要求一般都会竭尽所能地加以解决,不去做对方期望他不做的事情。这一点也被受访者所证实,在实践中都努力去做对方期望他做的事,尽力保护对方的面子,不愿意先破坏和谐,即使不幸破坏了和谐,也都立即设法予以弥补,以尽快恢复和谐。

假设2(H2):私人关系与经销商依从之间存在积极关系。

从经销商依从的定义可以看出,经销商一方面可能出于经济利益计算的考虑而顺从制造商,即在权衡与依从或不依从相关的成本-收益基础上作出的理性抉择;另一方面,可能出于内在的需要而依从制造商,愿意按照对方要求行事,它反映了经销商真心愿意接纳制造商的要求、指令,经销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义务感。即使是完全基于经济利益考虑的长期依从也有可能引致经销商对关系做出承诺,因为经销商维持与制造商间伙伴关系的核心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与国内多名渠道人员的访谈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受访者指出,与交易伙伴的关系发生了从纯粹工具性关系到包含情感性因素的混合性关系的转变。之所以发生这一转变,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按照交易伙伴要求行事都能给自己带来收益。因此,我们期待经销商依从将能导致经销商对与制造商之间关系的积极评价。

假设3(H3):经销商依从对情感承诺有正向影响。

4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4.1 样本

本研究选择一家木地板制造商的分销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这主要考虑了如下的原因:(1)调查单个渠道系统,也就是关注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分销渠道是大多数渠道研究的传统;(2)该公司管理者对本文所研究问题有较大兴趣,因而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130份,回收130份,其中有效问卷120份,占返回问卷的92.3%;无效问卷10份,问卷无效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填写完整或回答几乎完全一致的问卷,占返回问卷的7.7%,抽样时间历时4个月。

4.2 变量测量

量表开发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现有文献中获取各研究变量的测量题项;第二阶段,与制造商、经销商双方进行访谈,对上阶段确定的题项进行讨论分析;第三阶段,根据分析结果,对原量表题项进行修正。最后确定了5个题项用于测量变量“私人关系”,题项改编自Lee与Dawes的研究;3个题项用于测量变量“依从”,它们源自Payan与Mc Farland[11]等人的研究,并且量表反映的是实际发生的行为,而不是经销商依从制造商的意愿;5个题项用于测量变量”情感承诺”,这些题项改编自Gilliland与Bello[12]的研究。全部题项均采用Likert 7点量表法设计而成。

5 数据分析结果

5.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通过计算α系数进行了信度分析,并采用Lisrel8.50软件通过计算变量的因子载荷和每个因子的可解释方差百分比检验收敛效度,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所有因子的a值均大于0.8,表明经过筛选后的指标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并且所选择的变量因子载荷显著,均大于0.6,相应变量对因子的解释度大于60%,所以能够充分代表因子。

5.2 假设检验结果

本研究使用Lisrel8.50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对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及假设进行了检验,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同时检验结果完全支持了本文的概念模型,所提出的3个假设都通过了检验。另外,通过效应分解的方法也可以进一步揭示私人关系与经销商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在私人关系对经销商情感承诺的0.779的总因果效应中,有0.479的效应来自通过经销商依从路径产生的间接因果效应,而只有0.30的效应来自于直接因果效应,私人关系对经销商情感承诺的整体影响效果(0.779)远大于私人关系对情感承诺的直接作用程度(0.30)。这表明私人关系对经销商情感承诺的直接影响相对弱一些,私人关系与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更大程度上受到经销商对制造商要求的依从路径的影响。

6 结语

本文以130家木地板经销商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边界人员私人关系与经销商依从、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的结果总体上支持了该模型。研究表明,中国营销渠道中私人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它对渠道关系行为有着显著的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制造商-经销商边界人员之间私人关系越好,经销商就越可能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和作出高水平情感承诺。研究结果还发现,依从是情感承诺的一个重要前提因素(依从对情感承诺的直接影响效果是0.63),并且依从产生的动机更多的是经销商内在需要,而非外部激励。换言之,情感因素是形成经销商依从的重要原因(私人关系对经销商依从的直接影响效果为0.76)。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结合我国目前营销渠道的现实,提出如下建议:(1)制造商应重视私人关系的作用,鼓励销售人员与经销商边界人员建立与发展良好的私人关系。首先加强销售人员在沟通、理解客户需求以及关系开发方面的能力培训;其次,改变现行的激励体系,要激励销售人员将销售作为关系建立活动,而不是作为简单的产品销售活动,否则销售人员便没有建立与维系高品质渠道关系的动力;再次,关系的建立与保持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制造商还应尽可能减少销售人员的流动性;最后,销售人员的行为会影响经销商对企业的信任,因此制造商要对销售人员严格管理,严惩不诚信行为。(2)从情感因素着手增强经销商对自己的依从程度。外在压力不足以迫使经销商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而内在需要(情感因素)对经销商依从有积极的意义。增加与经销商相关人员之间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关系是通过频繁、高质量的沟通逐渐建立的,面对面接触机会的增加可以激发出经销商对制造商的积极情感。因此,只要有可能,制造商就要求其销售人员务必与经销商相关人员进行面对面的个人接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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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AYAN J M,MCFARLAND R G.Decompsoing influencestrategies:argument structure and dependence as determinantsof the effectives of influence strategies in gaining channelmember compliance[J].Journal of Marketing,2005,69(3):66-79.

行为-关系-结构论文 篇10

在大数据时代,从大量数据中分析网购消费者的行为, 从而为网络商家制订促销方案提供理论支撑是当前学术研究的新方向。

通常在网购环境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可以分为点击、 加购物车、收藏、购买四种行为,其中购买行为就是付款购物成功的行为,此行为是利润来源行为,也是所有商家最为关注的行为,但点击、加购物车、收藏三种行为不能直接产生利润,属于潜在购买行为。那么潜在购买行为对实际购买行为是否有促进作用? 本文将利用大数据分析三种潜在购买行为与实际购买行为的关系,揭示出其内部规律。

1文献回顾

当前关于网购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购买影响因素和单一购买行为上,对潜在购买行为与实际购买行为的关系几乎没有研究。

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学者从消费者和网站技术两个方面研究,交易过程的安全性、准确性和网站的设计与售后服务是关键影响因素 ;[2]从成本角度研究可以发现网购的意愿与感知的交易成本成反比。[3]

对于点击行为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并且持续时间最长。 利用网购点击流数据可以分析网购决策制定过程与网购行为之间的关系;[4]而对网络消费者的浏览和点击路径进行建模可以预测消费者的购买转换行为,对网络商家挽留老客户和吸引新客户的营销策略制定具有指导意义。[5]

对于购物车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有研究结果显示: 把购物车行为数据与点击数据结合起来分析出的决策结果会比只使用预定和点击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更好;[6]除此之外, 关于购物车放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也有相关研究。[7]

2研究假设

网购中购买行为是所有行为中最有价值的行为,只有消费者完成购买商家才能获取利润,但购买行为不是独立的, 购买的产生是在点击查看后或者是从收藏夹中和购物车中而来,可能受到这些潜在行为的影响。

2.1点击量

在网购中,消费者浏览商品的时候往往会点击许多商品。每一个被点击的商品都有可能成为用户中意的商品最终被购买,在一段时间内如果用户点击量较大,我们一般会认为是因为用户想购买的商品比较多,因此我们猜测用户点击量增多,购买量也会比较多,但部分消费者可能点击量很大但却不会购买。同理对一个品牌来说,点击量大是否也代表销量好? 据此形成如下两个关于点击的假设:

假设1 ( a) : 用户的点击量与购买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1 ( b) : 品牌的点击量与销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2收藏量

收藏是电子商务网站为每个用户提供的长期保存某个商品于自己账户文件夹中的功能。一般来说,用户收藏某个商品或品牌都带有比较强的再次购买的意愿,那么对一个用户来说收藏量与购买量有正向关联吗? 一个品牌的收藏量高是否也意味着销量高? 据此形成如下两个关于收藏的假设:

假设2 ( a) : 用户的收藏量与购买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2 ( b) : 品牌的收藏量与销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3加购物车量

用户把商品添加到购物车中是基于购买的目的,但是还有可能用户添加购物车只是为了缩小选择范围而临时存放, 因此还存在购物车放弃行为,那么用户添加购物车对购买商品是否有正向影响? 据此形成如下两个关于加购物车的假设:

假设3 ( a) : 用户的加购物车量与购买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3 ( b) : 品牌的加购物车量与销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实验研究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内某大型电子商务购物平台, 收集的数据包含了该平台部分用户在某一年4月15日至8月15日4个月共182880次的购买记录,每条购买记录包括用户ID、品牌ID、购买行为类别等详细信息,涉及用户884位,品牌9531种。

使用以上数据检验本研究中提出的关于用户和品牌的三种潜在购买行为与实际购买行为关系的6个假设是否有效, 我们利用SPSS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并配合双侧显著性检验[8],计算结果显示用户的点击量与购买量正相关 ( 相关 = 0. 592,0 < 0. 01) ,品牌的点击量与购买量强烈正相关 ( 相关 = 0. 787,0 < 0. 01) ; 用户的收藏量与购买量正相关 ( 相关 = 0. 142,0 < 0. 01) ,品牌的收藏量与购买量正相关 ( 相关 = 0. 514,0 < 0. 01) ; 用户的加购物车量与购买量正相关 ( 相关 = 0. 09,0. 008 < 0. 01) ,品牌的加购物车量与购买量正相关 ( 相关 = 0. 256,0 < 0. 01) 。因此假设1 ( a) 、1 ( b) 、2 ( a) 、2 ( b) 、3 ( a) 、3 ( b) 全部成立。具体信息如下表所示:

注: 拒绝假设的显著性水平为 0. 01。

4研究结论

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在数据中寻找购物行为规律、发现用户的购物习惯,网络购物发展迅猛,网购消费者的行为也是千姿百态。本文探索了网购中三种潜在购买行为与实际购买行为的关系,并且从用户和品牌两种角度分析两种类型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用户还是品牌的角度来看,点击、收藏、加购物车这三种潜在购买行为对购买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 并且对品牌的正向影响明显大于用户,说明品牌的购买行为更能从潜在购买行为中寻得踪迹; 点击行为与购买行为的关系比收藏、加购物车行为与购买的关系更为密切,主要原因在于只有少量用户有收藏和加购物车的行为。

总之,潜在购买行为与实际购买行为有一定程度的关系,网络商家在制定促销策略的时候不能只关注用户的购买行为,同时也要关注潜在购买行为,专门制定针对潜在购买行为的促销计划促使其转化为真正的购买,以达到增加销量的目的。

摘要：为了研究网购中潜在购买行为是否与实际购买行为显著相关,文章通过某大型电子商务网站提供的网络购物行为大数据,使用相关分析从用户和品牌两个角度分析了两类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三种潜在购买行为(点击、收藏、加购物车)与实际购买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品牌的正相关关系大于用户的正相关关系。

浅谈高中语文课堂行为关系的构建 篇11

一、转变教学行为

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是落实素质教育的主战场。可是课堂教学的现状却常常令人不满意。如何帮助学生去投人、去发现，引导他们产生学习的积极性，使课堂教学“活”起来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人手：

1、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现在的教学空间狭封闭，教室成了学生唯一的空间，特别住校生，基本上高中语文是教室、寝室、食堂三点一线，这样狭窄封闭的空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以语文课堂应带向社会延伸由封闭向开放转变。教学中必须坚持生活化、社会化、信息化的大语文观，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让学生走出学校，迈向社会，以便认识生活，积累写作的材料，提高分析能力。

2、以学生为主体，使训练形式多元化。

传统的训练，大多足老师布置作业学生完成，此外便是这样或那样的练习册。训练手段单一，训练形式僵化，结果是学生的学习效率低下，学习兴趣寡淡。新课程标准主张一切教学活动都有要以学生为主体，一切活动皆从学生出发，让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而训练形式的多元化应是教师探索的方向。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可以紧扣课堂，抓住课文，在常规教学中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如利用课前两分钟，让学生作演讲，天天训练“说”的能力。这样的训练，每天只占用两三分钟，但由低到高，循序渐进，大大提高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记忆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教师还可利用各种机会开故事会、演讲会、辩论会、诗歌朗诵会、自编小小说、童话、寓言、自编课本剧表演、办手抄报、精美日记展等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营造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情境，这样就将常规的课堂教学跟语文实践活动结合了起来，不仅培养了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还使学生树立起了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二、避免课堂冷场

1、根据高中学生思维能力及心理特点的实际进行教学。

高中学生由于知识、经验的扩大和加深，抽象思维能力及其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有了显着发展，已远远不满足于教材上的现成答案，喜欢深人地思考和探讨各种问题。处于青春期的高中生的构建开始出现“闭锁心理”，他们已意识到“我”的存在与作用、“我”与外部现实的关系，并开始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非常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在意教师或异性同学对自己的评价。所以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敢于在公开场合发言的勇气，掌握学生因为害怕答错而被人取笑的心理。

2、根据班级授课特点的实际进行教学。

班级授课的长处是可使很多人同时受到教育，还可以造成竞争气氛；短处是容易造成两极分化，基础好的越来越积极，基础差的越来越消极。如：课堂提问后思维能力强的抢着说出了答案，思维一般或较差的却还不知其所以然。这样不少学生年复一年的充当陪客，最终对答问也就失去了兴趣，结果能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根据班级授课特点的实际进行教学，使语文教学处于一种高效状态。

三、让人文关怀走进语文课堂

1、关注学生人性与个性。

学生要成为学习的主人，就必须自觉地发展自己人性的成份，发展自己心灵深处真善美的成份，由自在的人变为自为的人。学生心中那些真诚、善良、美好、尊重人、关怀人、为别人尽义务为社会尽义务，以至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而奋斗的需要强烈起来时，他才会充满了做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作为语文教师，要着重发展学生心灵中需要劳动、需要学习、需要创造的那部分人性，找寻出这种需要，使其成为学生进步的动力。

2、关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

英国教育家斯宾基认为:“如果能给学生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即使无人督促也能自学不辍。”这就强调了教学活动应该成为学生一种愉悦的情绪生活和积极的情感体验。作为语文信息载体的课文，本身就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它们或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或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或渗透着美好的人性，或弥漫着温馨的至亲至爱。“教育就是唤醒”，当学生的心灵一旦被唤醒，就能和作者的心灵互相沟通，和课文内容发生共鸣，从而以寻求精神家园的执着走进美好的语文世界。

虽然语文教育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品德教育因素，但语文教育中的德育并不能自行实现，因而教师必须积极开展师生互动的探究式学习。寓思想教育于语文训练，使语文教育中的德育成为自觉。这样，学科知识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成为人格健全与发展的过程，伴随着学科知识的获得，学生的人文精神得以提升，生活品味和道德得以提高。语文教师只有将“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悉心关注学生人性、个性、情感和道德，让语文教学真正成为唤醒学生心灵的音乐，才能使语文教学服从、服务于人的全面健康发展，体现“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教育理念，使语文教学淋漓地展示人性的魅力和对生命的至爱。

行为-关系-结构论文 篇12

安全管理是煤矿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更是企业稳定、高效生产的根本。由于矿工常年在阴暗潮湿的巷道里高劳动强度地工作,企业更应该把保护矿工生命安全作为生产工作的最高职责。虽然煤矿企业通过采取强化安全培训、加大安全投入等措施,近年来安全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仍没有降到预期的水平。从这些事故分析来看,矿工的不安全行为仍是重要的事故诱发因素之一[1]。为此,如何规范矿工安全行为是煤矿企业日常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

关于安全行为的问题,学者普遍认可安全文化能提升员工的安全动机和行为安全性。但是在安全文化维度研究中,Lucas[2]发现,管理(领导)维度最为学者所采用,这说明了管理者(领导者)作为企业的代理人,带领着组织成员朝共同目标前进时,对安全文化推动有重要作用,肩负着安全实务运作、安全文化落实、员工安全防护等重要角色。而Brown等[3]认为,领导者的安全承诺和安全态度等感知对员工安全行为有重要影响,但深入研究领导行为对安全行为影响机理的较缺乏。既然管理者是组织因素的重要组成,其领导行为贯穿于企业内部的整个运行过程,是影响员工工作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安全文化促进安全行为过程中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可以认为管理者的领导行为与企业安全文化有关,而安全文化又会影响员工安全管理表现和自身的安全行为。鉴于此,文章将采用结构方程模式,以煤矿企业为案例背景,选择组织因素的重要表征“领导行为”作为切入点,分析领导行为、安全文化与矿工安全行为之间的影响路径和影响强度,希望为煤矿企业进行矿工行为管理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指导。

1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1.1 领导行为与安全行为

国外从1999年开始在制造业、化工业、建筑业等领域研究领导者在员工安全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如:OSHA、HSE等组织承认安全领导的力量,并认为领导者是企业安全管理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4];O’Dea等[5]学者认为管理者能够激励员工努力地工作,并且能够激励员工更加自觉地采取安全行为,同时也发现若管理者有更多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则员工会有较多的安全行为;Larsson[6]证实了管理行为的改善能改变员工的安全行为;Zohar和Luria[7]通过对制造业工作场所的安全观察和监督,发现现场管理者对安全的关心会加强员工安全行为,等等。可见,在各种工作环境中,如何引导员工的行为融入到企业运行,关键是领导者能否起到有效的作用。随着研究深入,学者将领导理论的焦点置于领导者的行为上,认为决定领导效能的是领导行为,而非领导者的人格特质,并且企图找出能够创造高领导效能的领导行为。由于Bass[8]提出的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理论最能够厘清领导行为,并且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得到学者广泛应用,如Barling等[9]学者发现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的安全行为正相关;Wu[10]研究认为安全领导行为由安全关心、安全指导和安全控制构成,安全关心和安全指导属于变革型领导范畴,安全控制属于交易型领导的表现;Krause[11]认为变革型领导不仅能给员工展现信服的价值,而且会提高安全行为进而降低事故率;Zohar和Tenne-Gazit[12]认为变革型领导能够显著提高员工安全行为。本研究也认为煤矿企业管理者的领导行为具有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的属性。其中:变革型领导是指在一个相互信任的氛围中,管理者让矿工意识到工作任务的重要意义,并激发矿工的高层次需要,促使矿工为了企业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并达到超过原来期望的结果;交易型领导是指管理者以奖赏方式来引导矿工完成特定的工,整个过程好像一项交易。

安全行为是煤矿企业安全管理系统在安全运作上的整体表现,更易于观察和测量,对其测量可以评估安全系统的优缺点。Motow和Scotter[13]从安全角度把安全行为划分为安全任务行为和安全情景行为;与此相近的研究是Neal[16]提出的安全行为模型,该模型认为包含安全服从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之后,Borman和Motowidlo[14]以高危组织为背景,认为更应关注“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两类行为。结合煤矿实际,安全遵守行为是指矿工员工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并能按照安全流程规定进行工作的行为,这是维护井下安全工作的矿工最本质行为;安全参与行为是指那些并不能够直接确保个人安全,但能通过帮助周围矿工、提高自己工作主动性等构建一个支持安全环境的行为。由于煤矿企业属于高危组织,本研究将借鉴该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假设:

H1:领导行为对安全行为有正向影响关系。

1.2 安全文化与安全行为

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个体的特定行为是受到某种能够带来好处的交流活动的结果。基于该理论思想,安全文化与员工表现的安全行为是等价互惠的,即:安全文化影响员工对工作安全环境的理解,通过安全制度、安全程序等因素调整自身的交换性安全行为。所以,安全文化作为组织的次文化,将影响组织成员态度与行为的思维观念,并与组织安全绩效相关。于是,Clarke[15]、Grote[16]、Neal[17]等学者通过对大量行业的元分析证实了安全文化对安全行为的正向影响关系。但是,由于安全文化属于社会心理学领域,会因为不同理论依据、调研行业等不同,所以学者应用了不同的研究维度。比如:Zohar[18]采用安全沟通、安全训练、工作风险等来衡量;Clarke[15]指出安全文化应包含管理承诺和组织透明度、组织沟通、生产效率和安全的权衡、学习型组织等10个成分;Singer[16]认为通过安全承诺、教育和知识、监督程序、人员投入来衡量;曹庆仁[19]认为煤矿企业安全文化划分为:安全承诺、安全规程、安全培训、安全激励、安全目标和安全沟通这6个维度,但是安全激励更多体现在安全承诺中,而且安全目标更多是组织层面的问题,为此,借鉴该研究成果,提出如下假设:

H2:安全文化对安全行为有正向影响关系。

1.3 领导行为与安全文化

良好安全文化对于促进安全行为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安全文化促进的前置因素在于提供导入策略,而管理者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因素。管理者是文化的表达者,当他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表达某些价值时,组织文化就会展现出来,而且领导者的领导行为会塑造独特的组织文化。Nahrgang和Morgeson[20]的一项元分析就显示出领导行为和安全文化高度相关。所以说管理者对安全问题的支持和沟通,能影响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和推广。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3:领导行为对安全文化有正向影响关系。

1.4 理论模型的构建

上述分析了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安全行为的两两变量之间的关系,表明管理层的领导行为会直接决定组织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强度,从而影响工人的行为决策以及最终的行为。而且,Hofmann和Morgeson[21]证实了班组长的管理行为与工人对安全的投入、事故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且该相关关系以安全氛围作为媒介变量;Williams和Geller[22]也主张通过改进安全领导来改善安全文化,进而增进安全绩效;吴聪智[23]也认为安全管理者对安全绩效具有间接影响效果,而安全气候对安全绩效具有直接影响效果。为此,提出研究架构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量表设计

研究问卷参考已有成熟问卷,并充分考虑矿工的特点经过安全管理专家进行修订,问卷经过两次初测试后形成最终问卷。最终问卷分为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安全行为、个人基本信息4个部分。其中:领导行为问卷参考Bass[8]编制的问卷,从“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两个构面解释员工所描述的领导行为;安全文化问卷参考曹庆仁[19]编制的问卷,从安全承诺、安全规程、安全培训和安全沟通这4个构面进行测量;安全行为则参考Borman和Motowidlo[14]编制的问卷,从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两个构面测量。量表均采用李克特的5点量表记分法进行测量,依次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给予5、4、3、2及1分。

2.2 数据收集及样本分析

研究对象以辽宁、内蒙古等几家大型国有煤矿的矿工为主,针对已选择的单位随机抽取被测人员,均利用矿工升井后进行安全学习、开会等机会,当面发给矿工进行填答,并指导完成和收回,矿工分属于掘进队、采煤队、运输队、通风队等多个部门。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10份,问卷回收654份,筛选出有效问卷为436份,占回收问卷的65.2%。参与调查的矿工均为男性,年龄30岁以下占12%、31~40岁占30%、41~50岁占42%、50岁以上占16%;学历情况为:小学占31%、初中占49%、高中占16%、专科及以上占4%;工龄情况为:5年以下占19%、5~10年占57%、11年及以上占24%。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量表的信效度分析

首先,应用SPSS 20.0软件计算各研究变量的Cronbach’sα值来检验问卷的信度,分析结果见表1。各因素量表的α值均大于0.7,符合测量学所建议的标准,说明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其次,在区分效度方面,通过进行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来检验问卷的区分效度,结果见表1,显示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初步表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情形与原件假设预测的趋势相符合。最后,由于问卷设计中参考已成熟的量表并听取专家的意见,因此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

注:***、**、*分别表示:P<0.001、P<0.01、P<0.05。数字1~8分别表示: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安全承诺、安全规程、安全培训、安全沟通、安全遵守、安全参与。

3.2 假设检验

为了探讨研究架构中的假设关系,首先将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安全承诺、安全规程、安全培训、安全沟通、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纳入同一框架下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然后采用Amos17.0软件以路径分析法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并依据模型运算结果对模型进行修正,对影响不显著的路径的三条路径删除后,得到最终变量之间影响关系和影响强度的关系模型(图2),模型最终适配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各项指标拟合结果基本满足或接近合理值,说明最终模型能够较好的描述实际观察到的变量关系,整体而言属于可接受的范围。

从路径分析结果看,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均对安全行为有正向影响,而且领导行为也通过安全文化间接正向影响安全行为。首先,领导行为对安全行为影响中,“变革型领导”对“安全遵守”没有通过检验,可能原因在于单纯的变革型领导特质不能引导低文化素质的矿工遵守安全操作等行为;而其余维度间均有显著影响关系,假设1得到部分验证。通过计算各维度间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得到:变革型领导对安全遵守的总影响效果为0.31、对安全参与的总影响效果为0.296;交易型领导对安全遵守的总影响效果为0.607、对安全参与的总影响效果为0.326。从影响效果看,虽然交易型领导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效果强于变革型领导,但也体现出管理层的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有利于一线矿工安全行为的表现,生产管理中两种领导方式能相互补充而不发生冲突。

其次,安全文化对安全行为的影响中,安全文化各维度对安全遵守均达到了显著的影响效果,其中安全规程和安全培训对安全遵守影响效果最强(0.413);但安全文化各维度对安全参与影响中,除“安全规程”对“安全参与”和“安全培训”对“安全参与”没有通过检验外,其余维度间均有显著影响关系,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

最后,领导行为对安全文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并且交易型领导对安全文化各维度的影响效果(0.302、0.312、0.284、0.257)大于变革型领导对安全文化的影响效果(0.221、0.237、0.204、0.313),假设3得到验证。各维度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果如表3所示。

4 结论

1)构建“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安全行为”的SEM模型。该模型说明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均对安全行为有一定的预测力,而领导行为又对于安全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并间接通过安全文化影响安全行为,这与Neal和Griffin[17]学者的研究相同。这从理论上证实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和安全行为三者间关系在煤矿企业的适用性,从实践上说明企业安全文化的建立需要通过管理者自上而下的影响,将有助于提升矿工安全行为的绩效。

2)领导行为中“交易型领导”要高于“变革型领导”对安全行为的影响力。该项研究成果与Zohar和Tenne-Gazit[12]研究略有不同,可能是研究样本的差异性导致的,因为矿工生活水平偏低,文化素质不高,处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低层级,各种政策规定、流程、工作指令等对矿工的安全行为更有效;同时该研究成果也提示出在日常管理中,管理者要把变革型领导作为交易型领导的补充,二者要在不同情境中结合应用。

3)领导行为对安全文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该结果说明管理者作为安全文化的传递者,其自身表现出的领导行为是安全文化建设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这与Nahrgang和Morgeson[20]等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同。所以煤矿企业要想提高安全文化建设的效果,一定要关注管理者的领导能力的提升。

4)安全文化对安全遵守行为的影响力强于安全参与行为。虽然安全文化的不同要素对安全遵守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的影响力不同,但这足以说明了矿工的安全行为会受到企业安全文化的影响而改变。企业在安全文化建设中,重视安全培训、安全沟通、安全承诺和安全规程,对矿工个人安全的参与感和安全规范遵从性有显著的改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