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关系

行为关系（共12篇）

行为关系 篇1

亲子关系就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法律上是指父母与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父母和子女是血缘最近的直系血亲, 为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亲子关系与儿童行为的关系一直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研究的重点, 亲子关系的好坏对儿童行为的优劣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父母被认为是儿童社会中的重要人物, 另一方面儿童并不是单方面地接受亲子关系的影响。因此亲子关系与儿童的行为之间很有可能表现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1

一、亲子关系的特点

1、亲子关系具有不可选择性

亲子关系是从人出生就确定的, 而且一旦确定了就不可改变。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选择自己的朋友、配偶等等, 但不可以随意的选择自己的父母。儿童同样不能选择自己父母的性格、文化程度等等。亲子关系具有确定性和不可选择性, 与其他关系有着显著的不同, 不管幼儿是否满意, 都必须得接受。因此, 亲子关系对儿童的心理、行为和成长有着显著的影响和作用, 而且也是不可选择的。

2、亲子关系具有不平等性

亲子关系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 自古以来父母就占有支配和主导地位, 孩子处于被支配和被主导的地位。亲子关系对父母的影响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 因为父母对于这种关系的出现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对于孩子而言, 亲子关系是他们来到这个世间的第一个人际关系。儿童的年龄小, 判断力不强, 自我意识不明确。因此, 亲子关系对儿童的行为、心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亲子关系具有稳定性

亲子关系是建立在血缘伦理的基础上的, 从人一出生就存在, 几乎延续到他的一生。这种关系一旦被确立就不可能人为的终结, 只要双亲存在, 就不可回避, 它不能因时间的变化或者事情的改变而消失。因此, 亲子关系对人的影响是必然的, 也是稳定的。

4、亲子关系具有发展性

亲子关系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即亲子关系是依据孩子的年龄, 不断地发展的。婴儿期的亲子关系完全是由父母主导的,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对亲子关系有了一定的反应, 这种反应又反过来影响着亲子关系, 不管是哪个家长都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对待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

二、学前儿童亲子关系对儿童行为的影响

1、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

一般来说, 家庭教养方式主要有下面几种:

(1) 专制型

专制型的父母为儿童设置很多规矩, 高度控制孩子, 随便使用权势, 不鼓励孩子对父母的决定和规则有不同的表示, 但又很少对孩子说明为什么依从这些规定, 而且常用惩罚、强力的策略以迫使孩子遵守。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常常表现为易发脾气和不快乐, 容易被干扰, 没有目标, 容易发怒等。

(2) 威信型

威信型的父母能够理解孩子的需求和观点, 也常常要求孩子参与家庭的决策。不过, 他们期待孩子能依从他们所设定的限制, 并在需要时使用权利和说理, 以确保孩子遵从。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的孩子表现为有快乐、社会反应、自我信赖、成就导向及与成人和同伴的合作的活力。

(3) 宽容型

宽容型的父母以松散的方式教育孩子, 很少命令孩子, 允许孩子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感觉和冲动, 不会严密地监督孩子地活动, 对他们的行为很少有坚定的控制。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常常有冲动攻击性行为, 很虚伪和以自我为中心, 自我控制能力差、独立性和成就也较低。

(4) 放任型

放任型的父母对孩子既不关心也不提出要求。这种家长对孩子通常是拒绝的, 对孩子的需求也不能作出及时的反应, 更谈不上情感上的支持, 他们很少与孩子交流沟通, 对孩子缺乏管教, 听之任之。在这样的环境成长的孩子身心发展最差, 认知水平较低, 行为上不懂规矩, 没有教养, 情绪不稳定, 自控能力差, 缺乏社会交往技能。

2、父母的文化程度与职业

父母的文化修养主要是以其接受的学校教育水平为指标的, 它是影响幼儿学习成绩、品德面貌及抱负水平的有力因素之一。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孩子的影响, 主要还是由于文化教养层次的不同, 导致了家庭教育的不同, 如家庭文化生活、学习指导, 还有父母对教育的态度以及教养方式等。文化程度高的父母注重家庭的民主和谐气氛, 倾向于使用赞许、表扬、温情、引导、鼓励、探索等为特点的教育方式对待子女。这就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及其在同伴群体中的适当行为, 并促进他们形成高学业的动机。

父母的职业差别是影响家庭教育的一个客观指标。不同的职业, 因其各有特点, 会带来不同的家庭环境、学习条件、学习氛围等, 所以对幼儿的行为, 心理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有调查发现, 以教师和科研人员为主的知识分子, 主要特点是具有稳定性, 知识水平较高, 能理性对待生活, 同事关系和谐, 心境平和, 对社会规范的认识深刻, 能身正为范、与人为善, 孩子无形中受到感染, 加之有正确教育的引导, 所以问题较少。

学前儿童的亲子关系对儿童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 所以良好的亲子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反之, 儿童的行为对学前儿童的亲子关系是否也有影响呢?

儿童的社会行为对亲子关系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儿童气质影响亲子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婴儿期、近期开始有研究者关注儿童早期、中期和青少年气的问题行为对亲子关系的影响。对三岁儿童的观察研究发现, 儿童的抑制行为会影响父母对他们的反应方式, 越是陌生情境中表现出抑制行为的儿童, 父母越是倾向于对他么作出较多的反应, 而且母亲的反应比父亲更多。李萍在2010年1月第29卷第1期《亲子关系与儿童行为关系的研究综述》中类似的观点。但是在亲子交往中儿童行为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也是能够看到的, 一是孩子对父母过早产生逆反心理, 孩子不想接受父母的好意, 缺乏相对安全的依恋情感, 生活环境和周围环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影响儿童身心发展, 使父母不能很好地与孩子接触, 而是与孩子进行各种不能相互融洽的沟通, 不利于父母养成良好的教养方式, 更容易导致孩子性格的孤僻、冷漠, 产生攻击性和行为失控, 从而导致一系列亲子交往沟通问题。二是一些儿童性格内向, 可通过调查大部分儿童都希望被关注, 那么内向的儿童会越来越内向, 甚至产生自闭, 会产生回避性依恋愿意敞开自己的心门, 父母会逐渐失去改变孩子性格的信心, 也许会把教养方式逐步转变为放任型, 任由孩子自己发展。与之相反, 一些家长甚至会将教养方式转变为专制型, 必须要求孩子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甚至压迫孩子自己并不想做的事, 这样下去会让儿童产生一种畸形的心理, 无法正确对待外界事物。

三、亲子关系的调适、方法

1、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

(1) 家长的榜样作用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是决定孩子今后发展方向的关键。对于孩子来说, 父母的形象犹如一面镜子, 时刻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孩子。父母作为第一任老师, 是孩子们效仿的榜样, 父母的言行、思想观念和文化素质无时不刻都在影响着孩子。所以说, 从孩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父母的影子。

(2) 家长要有目的的进行教育

孩子基本本质的形成和家长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处于学前教育期的孩子, 由于他们的注意力还不够, 观察力、想象力、思维能力都正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所以在把孩子带到大自然的怀抱里进行各种活动时, 尤其是进行各种教育活动时要具有目的性, 要注意把教育目的贯穿于教育活动之中。例如带孩子到动物园游览, 如果无目的的, 走马观花的看, 孩子大人花一整天的时间, 但却没有什么收获。到了家里, 孩子看了很多,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如果是有目的的看, 效果就不同了。如果是带孩子去看猴子, 那么首先就可以先了解下猴子的有关知识, 到了动物园就可以带孩子有目的的观看, 猴子的外貌特征、猴子的叫声、猴子的生活习性、猴子喜欢吃什么等等。

(3) 家长要为孩子创造一个健康成长和知识学习的环境

这里所指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 能满足孩子的学习、生活的必要的物质和必要的场所, 可以说是良好的物质环境。家长具有的高尚的品德、健康的心态和不断进取的精神营造的家庭氛围可以说是良好的精神环境。相比较而言, 我认为应该更多的注重精神环境的创设。不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孩子, 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 有自己所喜欢的。但也不能一味的放纵。所以拉在父母手中的这根弹簧要松紧有度。

(4) 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个性品质及心理的影响的重要作用

在性格形成中, 家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甚至被称为“创造人类性格的工厂”。无论父母采取什么类型的教养方式, 只要能体现情感温暖理解的方式, 那么子女产生焦虑、抑郁的情况就很少出现。父母的这种温暖理解的方式, 会带给子女更多的亲情体验, 有利于儿童独立性、自信心与能动性的养成, 能够更快的和和社会相融合, 而且能够很好的促进儿童的适应行为的发展和学业成绩的提高。

作为父母应该子女创造一个相对宽松民主又体现一定权威的教养氛围, 并且父母在对子女教养方式上应该取得一致, 使儿童充分体验到家长对自己既不放纵又不过分要求。父母采取正确的、科学的教养方式, 用理性的态度和子女交流, 才可能真正走进孩子的心里, 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2、了解孩子, 学会与孩子沟通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教育孩子、调适亲子关系的前提是了解孩子, 而了解孩子的前提是尊重孩子。相互了解, 相互理解, 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是协调亲子关系的基础。3当然也要让孩子了解父母, 了解成人。了解孩子, 这就需要父母设身处地用孩子的眼光、思考问题, 才能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 从而有效地和孩子进行沟通。

(1) 与孩子坦诚交心

了解孩子的心境, 知道孩子在想什么, 需要什么, 从而对症下药, 再加上适当的引导和帮助。多以体贴、谅解的语气鼓励孩子说出原因或心中感受, 巧妙地使用沉默与倾听, 领略孩子谈话的要点或弦外之音。如果父母的态度诚恳及友善, 孩子会毫无保留地倾述内心的情感, 通过聆听、对话的方式, 父母逐渐引导孩子重新思考问题的关键点, 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孩子知道父母尊重他, 愿意接受、了解和帮助他, 就会听父母的话, 改正错误。

(2) 制造亲子谈话的花园

如果父母把和孩子的谈话的时间放在晚饭桌上的话, 对于敏感性的孩子也许就会选择在他的“秘密花园”里说出他的“难言之隐”, 比如某个公园, 小区的秋千上。然而在轻松的环境氛围中, 更容易诱导孩子说出心里话。作为回报, 父母不仅要保密, 而且可以为自己的孩子提供自己儿时的类似事件、类似经验, 从而让孩子放松, 并在倾听的过程中经常对孩子说:“别紧张”、“没关系”、“事情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重”……

(3) 父母的态度要温和

如果想要达到一个良好的沟通, 父母就应该有一个温和的态度。孩子把父母当作自己的朋友, 才会选择和父母进行沟通。所以父母也要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朋友, 双方可以尝试换位思考, 父母要多从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孩子都会把家庭当作一个避风的港湾, 和谐的家庭氛围一定会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温暖, 更愿意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与父母分享。

3、要给孩子充分的个人空间

孩子都不喜欢父母完全控制他们的生活, 只希望父母充当顾问或者支持者的角色, 让他们能够在迷糊、不知所措的时候, 给予他们帮助和鼓励。过多的干涉会让他们有一种被监督的感觉, 认为失去了自由, 没有了自己的空间, 由此产生一种不满情绪, 久而久之就会躲避家长, 并产生隔阂。所以家长要学会尊重孩子, 给孩子充分的个人空间, 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去设计、去独立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真正实现自己的愿望。

参考文献

[1]李萍:《亲子关系与儿童行为关系的研究综述》,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10年1月第29卷 (第1期) 。

[2]周萍:《论良好亲子关系的形成和调适》,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年3月第22卷 (1期) 。

[3]汪淼:《亲子关系的特点及其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年1月

[4]袁晓松:《论亲子交往与交往中的文人关怀》,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年8月第31卷 (4期)

[5]金沙:《亲子交往与问题人格发展》,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0年第4期。

行为关系 篇2

A公司辩称：解除与林的劳动关系是依据公司董事会的决定作出的，符合法律规定，并提供有关的董事会会议记录作为证据，但该会议记录上没有董事的签名。另外，林自2000年8月起一直未到公司上班，故公司无须向其支付工资。

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裁决对林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林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法院。法院判决A公司应继续维持与林之间的劳动关系，至双方依法终结时止；给付林自2000年8月起的生活费，该项费用以每月500元计，至双方依法变更或终结时止。

[劳动法苑网主任陆敬波律师评析]

这是一起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被辞退所引发的争议。本案的关键一是辞退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二是劳动者一方合法权益如何确定。由于林所担任的职务是A公司的总经理，故在该项纠纷中，除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外，还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本案中，林与A公司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其事实上确实受聘为公司的总经理，公司也已向其支付了5个月的工资，据此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该劳动关系在诉讼时是否依然存续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董事会行使该项职权还必须同时符合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形式要件，即“董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本案中，A公司在诉讼中虽提供了其董事会关于免除林总经理职务的会议记录，但由于该记录没有出席会议的董事的签名，故该次会议所作决定不具备法定的形式要件，不能生效。基于这一原因，A公司董事长口头宣布免去林总经理职务一节当属无效。由于不能认为林的总经理的职务已被免除，当然也就不能认为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终结。

既然双方之间自始至终一直存在着劳动关系，那么对于林自2000年8月起不再上班工作的行为又应作何处理呢？根据案情，林不上班工作的原因乃是工作条件丧失，而非无故不上班，此种情形属于被动缺勤，由于造成林被动缺勤的主要责任在A公司，故公司应当给付林被动缺勤期间的生活费用。但林主张公司按其总经理职务工资给付其生活费，因其自2000年8月以来一直没有履行职务，所以未获支持。

警惕校园中的关系攻击行为 篇3

一、关系攻击及相关概念

传统上攻击行为形式主要分为身体攻击（Physical Aggression）和言语攻击（Verbal Aggression）。身体攻击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主要采用推、撞、踢、咬等手段的攻击行为；言语攻击是以污蔑、谩骂、诅咒等言辞羞辱他人。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都具有直接性和外显性，易被人发现，也容易激起反抗和报复。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者指出，存在操纵社会关系的间接攻击行为，攻击者通过操控别人来攻击受害者，或通过其他的手段利用社会关系来伤害某人，攻击者本人则处于旁观者角度而不被发现。但是间接攻击的内涵过于狭窄，而社会攻击的内涵又过于宽泛。在此基础上，Crick和Grotpeter首先提出了关系攻击（Relational Aggression）的概念，目前心理学界也普遍采用这一术语。关系攻击是通过故意操纵和破坏他人的人际关系，以达到伤害他人目的的行为。例如，威胁伙伴要终止他们的友谊关系，散播谣言令大家疏远某人或挑拨同伴关系，将某人排挤出圈子等。

二、关系攻击的研究方法

1. 观察法

研究者最初是采用自然观察的方法来研究关系攻击行为。此方法多适用于研究幼儿和小学儿童，通常是记录关系攻击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况和频率。也有研究者将自然观察与情境任务相结合，设计能够诱发冲突的情境，并对整个过程进行录像，观察分析儿童在冲突情境中的攻击行为表现。

2. 访谈法

研究者通过封闭式、半封闭式、开放式访谈，搜集相关资料，通过深度访谈进一步探寻儿童产生关系攻击行为的原因。此方法多用来测评受害者对关系攻击的认知，而较少用来测评攻击者，因为攻击者往往不会如实地报告自己的行为。

3. 教师评定法

由教师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评价，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理解学生的关系攻击行为，具有实用、简便的优点。但是此方法也存在局限性，因为教师没有直接卷入关系攻击中，缺乏切身体验，或者教师本人可能存在某些刻板印象，不能恰当地对学生进行评定。如果能够加以控制，尽可能做到公正，教师评定法不失为研究关系攻击行为的好方法。

4. 同伴评定法

同伴评定法是研究攻击行为比较常用的方法，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由于关系攻击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不易被家长和教师发现，但它针对同伴进行，同伴群体有直接的、真实的体验，因此可以通过同伴评价获取丰富、可靠的资料。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认知能力逐步发展，主观的评定标准也会产生变化，因此同伴评定可能存在一定的年龄效应。

总而言之，每种方法各有利弊，在考察关系攻击行为时，应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或综合使用几种方法，以确保资料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三、关系攻击的差异研究

Crick等人指出，女孩与男孩的攻击行为在量上的差异较小，以质的差异为主要特点，男孩的身体攻击多于女孩，但是女孩的关系攻击却大大高于男孩。Hart等人利用教师评价法对中国学龄前儿童进行调查，发现女孩比男孩有更多的关系攻击行为。我国学者也大多得出相同的结论。谭雪晴运用班级戏剧问卷和同伴提名法对3~6年级小学生进行测查，发现女孩的关系攻击行为高于男孩。周宗奎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关系攻击在女孩中更为典型，身体攻击在男孩中更加普遍。王姝琼针对两千余名小学生的调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孩进行身体攻击和关系攻击的人数略有下降，但女孩的人数却呈上升趋势，其中关系攻击的上升幅度较大。梁凤华的研究指出女高中生的关系攻击行为显著高于男高中生。

有证据显示，女孩运用关系攻击早于男孩，且关系攻击水平高于男孩。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与男孩相比，女孩在心理理论、情绪理解与言语表达等方面具有优势，她们会利用这些优势弥补力量上的不足，关系攻击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些特点；第二，女孩的感情更加细腻，更注重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害怕被孤立和排斥；与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相比，女孩认为关系攻击更能破坏受害者所在乎的东西，造成他们极大的心理痛苦；第三，在主流社会文化中，男性多以力和勇来表征，女性则提倡柔与美，人们对男性的攻击行为能够包容和理解，对女性的要求却更严厉；关系攻击具有隐蔽性，不易被发现，不会损害攻击者本人在教师和家长心目中的形象，受到惩罚和报复的可能性更小；第四，同伴观念也是影响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同伴群体更支持女孩的关系攻击和男孩的身体攻击。

关于关系攻击的性别差异问题也存在一些争议，有的研究者得出相反结论。Bjrkquist等人以成年人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关系攻击在男女两性中的水平是相等的。赵艳霞对中学生进行的研究显示，男孩的关系攻击显著高于女孩，男孩的关系攻击受害者比例也显著高于女孩。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研究结果也存在差异。跨文化研究显示，在美国、英国、芬兰、意大利、波兰和以色列等国家，女孩更习惯采用关系攻击。相反地，意大利南部的男孩比女孩更多地表现出关系攻击，俄罗斯的调查结果则显示不存在性别差异。

综合以往研究来看，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地区文化差异、被试年龄不同，各种研究存在相左的结论，关系攻击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和文化差异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四、关系攻击的危害及影响因素

众多研究表明，攻击行为对个体的未来发展具有预测作用，早期的攻击行为可能会导致成年后的犯罪行为。关系攻击行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与身体攻击相比，关系攻击造成的伤害多是心理上的，其严重程度甚至会高于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曾指出，青少年时期的主要发展任务是建立亲密的同伴关系。对他们来说，关系攻击是成长过程中的极大威胁，对个体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经常遭遇关系攻击的儿童往往会被同伴排斥和拒绝，关系攻击的受害者多有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丧失自尊心，胆怯、缺乏自信，有的还会产生诸如社交恐怖、社交退缩等严重的社会适应不良问题。

影响关系攻击行为的因素主要可以从个体自身和环境作用两方面进行探究。

1. 从个体自身来说，关系攻击行为主要受认知和情绪、情感的影响

第一，个体的规范信念影响其行为。规范信念是一种社会认知方式，是关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某种特定行为能否被接受的认知表征。当儿童认为关系攻击行为是合理的，能够被支持和理解时，就会更多地采取这种方式伤害他人。

第二，归因偏见。研究表明，关系攻击儿童经常把模糊的情境归因于他人具有敌意的关系挑衅，这种认知偏见导致个体的行为偏差。

第三，社会焦虑。情绪会影响个体对社会线索的认知。具有高社会焦虑水平的儿童在面对冲突情境时感到更加痛苦，更多地持有关系攻击合理化的信念，也更倾向于采取关系攻击行为。

第四，移情。移情是衡量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移情中的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对关系攻击具有抑制作用。研究发现，具有较高移情水平的个体较少使用关系攻击。

2. 儿童的关系攻击行为还受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的影响

第一，父母对子女的心理控制。心理控制是一种非常粗暴的管教方式，通过恐吓、讽刺挖苦或威胁亲子关系，达到控制儿童的想法、感受、行为等方面的目的。心理控制会致使个体极度不安和愤怒，儿童可能将这种负性情绪转移到同伴身上，或利用同样的方式攻击同伴，以达到伤害他人的目的。此外，父母的高压强制、缺乏行为反馈也会影响孩子的关系攻击行为。

第二，教育观念。有的教育工作者持有错误的观念，认为关系攻击是儿童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因此对其缺少足够的重视。由此，在关系攻击中经常受伤害的儿童得不到教师的关怀和同情，而攻击者在一定程度上会将此看成是老师的默许和纵容。

第三，同伴的作用。研究表明，女孩参与关系攻击，男孩参与身体攻击不会遭到同伴群体的排斥，而女孩参与身体攻击，男孩参与关系攻击则会引起同伴群体的抵触和孤立。

五、教育启示及建议

转变教育观念，关怀弱势儿童。由于关系攻击具有隐蔽性，教师应该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和倾听关系攻击受害儿童的内心感受，鼓励他们释放压抑的情绪情感，减轻他们的心理创伤，提高自尊和自信，降低和消除内化行为问题；通过个别咨询、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培养他们积极应对、学会寻求社会支持的能力；鼓励他们参与丰富的课外生活和社交活动，防止出现外化行为问题。

改变关系攻击儿童不适当的认知观念和情绪体验。教师可以通过主题教育、团体训练、个别辅导等方式对具有关系攻击行为的儿童进行干预，培养其观点采择能力和正确的归因方式，以合理的认知理念替代原有的认知偏差；教导正确有效的社交行为和社交技巧，反复强化；将情绪学习和情绪管理纳入干预方案中，让学生懂得如何调控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培养移情能力，学会情感关怀，预防关系攻击行为的发生。

家校合作，改变不适当的管教方式。教师应该注意加强与家长的交流和沟通，特别是那些习惯通过心理控制来管教子女的家长。家长应该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以尊重的态度与孩子交流，对他们的心理变化给予积极关注和反馈。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大连，116029）

编辑 / 何 妍 黄才玲 终校 / 杨 怡

行为关系 篇4

员工关系管理是一系列的规划管理策略。 而目前的大部分研究,只是集中在关于员工关系管理的单个维度与组织公民行为具有相关性的研究、员工关系管理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的前因及后果变量研究方面。 因此,有必要研究员工关系管理的组合,即整体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

二、员工关系管理与组织公民行为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最活跃的领域,员工关系管理是否可以预测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如果存在预测作用,那么它是如何诱发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这仍然是一种“暗箱”关系。 笔者在对以往研究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员工关系管理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1、企业文化建设与组织公民行为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中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潜移默化地对组织中员工的思想与行为进行调节。 员工从入职的第一天起,就接受该企业文化方面的灌输与熏陶,进而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调整。 优秀的企业文化是能够得到组织成员认同,然后体现在组织成员的角色内及角色外行为中的。 它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关系, 在许多研究者的文献中已得到验证。 如许维维(2005)通过实证研究讨论了不同的组织文化 类型对组 织公民行 为的不同 影响 。 陈影 (2008) 亦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组织文化对组织公民行为各个层面(根据Farth所提出的自我、人际、组织、社会四个层面),都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对员工所表现出的组织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的解释量高于 社会层面 的组织公 民行为 。 王亚鹏 、 李慧 (2009)以中国的普遍员工为调查对象 ,认为组织文化与社会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相关度较高。

2、沟通管理与组织公民行为

对于人力资源部门而言,其所实施的管理措施与员工所感知到的人力资源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差异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沟通障碍的大小。 组织与其成员或成员之间信息传递或分享的公平性也会受到沟通渠道或对象的影响,员工会对此形成不同的感知,如满意或不满意、公平或不公平等,进而对自己的工作行为做出调整。 所以,笔者认为沟通管理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也存在着相关关系。

3、员工人际关系与组织公民行为

员工人际关系指上、下级或同级之间通过相互间的沟通与交流所建立起来的与工作相关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和谐与否所导致的结果变量就是员工对组织或个人的信任、认同与归属程度。 对组织或上级高度的认知或情感信任,会积极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程德俊、王蓓蓓,2001)。 同样员工对组织的认同与归属感,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正相关,已基本形成共识。 刘亚川(2009)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发现,人际关系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 张丽梅(2009)亦认为,人际信任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组织公民行为。

4、人力资源服务与支持和组织公民行为

人力资源服务与支持主要是针对工作、 生活及健康方面,为员工提供心理咨询或服务,帮助员工解决经济或家庭矛盾等方面的困扰, 使员工无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该项措施是企业“人性化”管理的重要举措。目前,在企业中已实施的最为研究者关注的就是员工援助计划, 又称为员工帮助计划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它主要是整合各方面资源为员工提供专业化的心理咨询、指导与培训。 在帮助员工解决问题的同时, 提高其对组织的满意度及忠诚感。 Csiemik(2004)研究表明,EAP能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使员工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 还能有效减少员工旷工和离职的现象。周怡焕(2011)亦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大部分员工把EAP看作是组织的福利,它与员工的组织支持感存在相关关系。 而根据对组织公民行为前因变量的研究, 这些因素都能够积极促进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 但是Degroot(2003)的研究提出,EAP提供的只是保健因素,它只能消除员工的不满意感, 并不能提升员工的满意感。

5、职业生涯管理和组织公民行为

本文的职业生涯管理主要是指组织的职业生涯管理,通过提供必要的教育、培训、晋升等发展机会,来开发员工的潜能,提高员工的满意度、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帮助企业实现目标的一系列管理措施与方法。 通过对以往关于职业生涯管理研究的分析,笔者以为,职业生涯管理以员工满意度为中介变量,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Herriot (1994)研究发现,职业生涯管理对组织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龙立荣等 (2002)亦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对组织承诺、 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工作卷入等存在积极影响。

6、员工关系管理、组织公平和组织公民行为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实务之一的员工关系管理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通过相关政策与管理实践,来表现组织对员工的关心与支持,及其对员工的贡献和价值的肯定程度。 员工在感知这些实践的过程中,会有是否公平及满意的情感产生,在这些情感因素的支配下,基于公平交换的原则,对自己的态度及行为做出调整,进而决定是否实行及实行多少组织公民行为。 目前,李燕娜(2007)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组织公平作为中介变量,对人力资源实践及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作用,即员工感知到的人力资源实践,通过影响员工的组织公平感,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作用。

Organ(1988)的研究指出 ,当工作满意感和组织公平感一起测量时,公平知觉所能解释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异量更大。 随后的诸研究又指出实证研究所支持的工作满意感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也许能够被组织公平感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所替代。 同时Moorman (1991)亦通过研究发现,当组织公平感被控制之后,工作满意感对组织公民行为不产生显著的影响。

7、员工关系管理、组织支持感和组织公民行为

根据组织支持理论, 当员工感受到组织对自己的关心、支持和认可的时候,通常会以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来回报组织。 员工关系管理的出发点正是基于对员工的付出,对员工贡献及价值的认可。

荣海(2004)通过实证研究,拓展了人力资源中对组织支持知觉产生影响的六个实践因素:对员工精神上的关怀、对员工物质生活上的关心、良好的工作环境、工作保障、培训和职业发展。 这六个因子同时也是员工关系管理的重要内容, 由此可推理: 员工关系管理通过对以上六个方面内容的调整,对员工组织支持知觉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三、二者相关关系分析

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员工关系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之后,关于员工关系管理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 在概念、内容、维度等方面,学者们已基本达成共识,并将其应用于企业,在缓和劳资冲突、调整员工关系、促进组织绩效方面,已发挥了显著的效果。

通过对国内外员工关系管理与组织公民行为相关理论的研究分析,可以初步推定,二者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相关关系。 员工关系管理通过五方面企业文化建设、沟通管理、人际关系管理、人力资源服务、 职业生源规划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起到直接影响的作用,并以组织公平及组织支持感为中介,对其起到间接影响的作用。 但这种影响是正向、负向、还是相互作用的关系,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进一步辨别。

摘要：本文通过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从人力资源角度出发,引入组织公平理论与组织支持理论作为中间变量,分析员工关系管理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消费行为与社会心理的关系 篇5

一、 “赌徒心态”与投机型消费

赌徒心态的社会心理成因

生活层面：财富与权贵的关联性增大、平民精英的上升通道开始收口、衡量个人成就的标尺和地位与金钱挂钩等等，现实中的种种不平等，让很多人开始期望能通过捷径来获取成功。

大众传播层面：如今大众传播层面中避免不了为了博取眼球传播娱乐信息，“凤姐”、“干露露”等一夜成名、各种各样的选秀节目也催生出各类“明星”，让社会中一些人企图用博取眼球的“赌徒”心态来获得“成功”，从生活中与文化环境中双重影响，促成了如今社会中的赌徒心态。

赌徒心态与投机型消费的关系：赌徒的心态与机会主义有所关联，但盲目的机会主义消费就变成了赌徒。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期疯狂抢购黄金，今年4月10日起，国际黄金价格大跌，十天内内地投资人购买了实物黄金300吨，约占全球黄金年产量的10%。这里面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是一种投资购买黄金，而是一种典型的投机行为，但很多消费者根本不具备分析能力，购买的首饰金，此类价格往往会在原材料价格上加升水及加工费。然而回收一般会比期货价格更低，根本无法形成增值链。此种投机型行为往往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当赌徒心态不受理智控制时，往往就会变成亡命之徒。

其他如全民购彩票、爆满排队开户的新股民等等都能看见投机型消费行为。

但具备赌徒心态的投机型消费心理的人群，往往对“机会”的敏感度极高，所以产品中销售包装、增值性卖点可注重包装，如投资性房地产、收藏品等等行业可以注重此类心态。但笔者认为，利用此类心理用于营销，一定要注重程度的控制，不能有虚假宣传，否则会造成对个人利益的眼中损害。

二、安全感缺失与慰藉消费

安全感缺失的社会心理成因

目前大部分人的生活是缺乏安全感的，富人财产来源合法性以及仇富心理的作用，穷人生存能力、以及合法权益无法保障，食品卫生问题层出不穷，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信仰缺失导致缺乏精神支柱等等一切因素，构成了众多不安定因素，

安全感缺失与慰藉性消费

此处所指的慰藉性消费是一种为了安慰心理不安全感而产生的不必要的消费。例如日本 我们抢盐、禽流感来了我们抢口罩和板蓝根等等，这些消费行为是因为心理存在着极大的不安全感，而且上述行为最终往往证明此类购买仅有安慰心理作用，并无任何实际意义。

如近年流行的护身饰品、本命年饰品店等等，都很好的迎合了此类精神需求。所以在一些针对个人饰品、居家用品、办公用品、收藏品、工艺品等等行业中，可以考虑这种慰藉性消费心理。

三、虚荣心与攀比性消费

虚荣心的成因

中国人的虚荣心是具备历史原因的，中国人“好面子”是众所周知的，笔者认为这种“好面子”行为与东方的思维逻辑有关。

自古以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等等语句表明了东方人思维有着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的根基(但具体行为与考虑问题不一致)。以及国人从小在学校中接受团体教育，需要遵守集体的荣誉和规则，所以往往会比较在意别人看待、评价自己。

虚荣心与攀比性消费

那么当今社会一些意识形态有所扭曲，如对个人才能的衡量与金钱挂钩，那么如果为了在别人眼中的自己比较成功，往往产生很多与自身能力不符的消费行为，这也导致了虚荣心得养成。据统计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占据全球的四分之一，但人均GDP排名100多位。

这些现象表明了畸形消费的出现，比如很多人天天啃着馒头却住着“豪宅”、信用卡刷爆无能力偿还却新潮电子产品换个不停等等，这类攀比性消费就是建立在虚荣心的基础之上。

对于一些高端品牌产品，可以尝试一些与银行合作分期付款。一些电子产品采用以旧换新的促销手段等等。所以一些高端消费品、电子产品、甚至高端私立教育等可以注重此类消费心理，

行为关系 篇6

关键词 小学生 英语课堂 学习参与行为 教师 课堂管理行为

课堂学习参与又称学习投入，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方式和行为努力程度”[1]。学生的课堂参与从结构上可以分为课堂行为参与、情感参与和认知参与，其中课堂行为参与包含了学生的课堂学习行为表现；课堂认知参与包含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使用的策略，这些策略引发不同层次的思维活动；课堂情感参与包含了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情感体验[1]。教育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学生的课堂参与是一切教学行为能取得教学效果的前提。

学生课堂参与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教师课堂管理行为不仅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课堂秩序，将学生课堂不良行为降到最低程度，而且有助于激发学生潜能的释放，使学生参加有意义的学习活动达到最高程度[2]。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探讨各类不同的小学英语教师课堂管理行为与学生课堂参与行为的关系，以期为改进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提供参考与建议。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的选取

选取一所小学四年级的275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他们来自四个平行班级，分别由两位教师执教，其中一位是新手英语教师，另一位是专家英语教师。专家教师的选择基于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校长、同行的肯定评价，案例中的专家教师教龄超过10年，现任学校英语教研组长、市级英语学科骨干教师。新手教师是一位刚入职的年轻教师。参加调查时，这两位教师已连续执教所教班级两个学期，这些学生在各自的英语课堂学习了两个学期，对自己的英语课堂环境较为熟悉。此次研究共收集有效样本为275份，样本中有137名是来自新手老师任教的班级，还有138份是来自专家教师任教的班级（详见表1）。

2.研究工具

很多研究表明，“学生评教”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因此，关于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测量，本研究采用了学生报告自己对教师课堂管理行为感知的方法。为了解学生对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感知，本研究自主开发了《小学英语课堂环境问卷》，问卷主要从课堂管理的角度对课堂学习环境进行测量。一般而论，课堂管理的内容包括课堂常规的管理、课堂秩序的管理、课堂环境的管理和课堂活动的推进[3]。在《课堂环境量表》核心题项的基础上，结合课堂管理的内容，以及小学英语课堂管理的特点构建了五个维度——课堂常规、课堂秩序、课堂氛围、学习活动和课堂人际关系，采用李克特式5级评分法——从不这样、偶尔这样、有时这样、经常这样和总是这样，共设20个题项。

另外，《英语课堂学生参与量表》的制定主要参考了孔启平教授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学生参与》一书中所设计的行为参与问卷、认知参与问卷及情感参与问卷的整体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小学英语课程目标的要求和小学生的特点改编而成。该问卷包括行为参与、认知参与情感参与3个维度。行为参与是指学生在英语课堂学习中行为的表现，它包含4个子变量：认真听讲、举手发言、参加课堂活动、课前准备。认知参与指学生在英语课堂中使用的反映其思维水平的学习策略，包含词汇记忆、理解、运用。情感参与指学生在英语课堂中的情感体验，包括兴趣、自信、成就感和焦虑感四个子变量。问卷采用李克特式5级评分法，共14题。

问卷涉及研究变量共为8个，它们分别是学生对教师课堂管理行为感知的5个维度——课堂常规、课堂秩序、人际关系、课堂气氛、学习活动；学生课堂参与行为自我报告的3个维度——行为参与、认知参与、情感参与。这8个维度的Cronbach Alpha值均高于0.6，最小为0.601，最大为0.841。说明本次涉及到的研究变量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内，样本回答较为准确可靠，也即说明此次研究样本数据可用于进一步研究使用。

3.研究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处理采用SPSS17.0统计工具，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描述统计、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

二、研究结果

1.学生课堂参与行为和学生对教师课堂管理行为感知的总体描述

研究发现，学生对教师课堂管理行为整体上表现出认可的态度。具体到每一个子指标（见表3），按照从“1”到“5”分别代表“从不这样”到“总是这样”，学生对感知到的课堂人际关系和学习活动的认可程度最高，得分为3.93，完全达到了满意程度。同时，在课堂常规、课堂秩序和课堂气氛3个维度的打分全部介于3.5～ 4之间，说明学生对于教师课堂管理行为这三个维度表现出较为满意的态度。学生对自己参与课堂学习活动表现的整体评价也较高，平均打分值全部介于3.5～ 4分之间，这说明学生较为认可自己在英语课堂中的表现。其中得分最高的是情感参与（3.86），行为参与其次（3.76），最低的是认知参与（3.50）。这说明学生在英语课堂学习中更多倾向于情感和行为参与，认知参与则相对较少。

2.不同授课班级学生课堂学习参与行为的对比分析

数据显示，专家教师班级学生在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的个别子项目上有显著差异，而两类学生群体在认知参与上则无显著区别。表4（见下页）数据显示：在行为参与维度的各个子项目（课前准备、认真听讲、积极思考）上，专家教师班级学生得分均明显高于新手教师班级学生，且p<0.05，说明专家教师班级有更多学生能积极做好课前准备，课堂上认真听讲和积极思考。另外，在情感参与方面，两类学生群体对“乐趣感”这一子项表现出差异性态度（p=0.00，<0.01），对比平均值可知：专家教师班级学生的平均打分明显更高，说明整体上专家班级学生认为自己更能感受到英语学习的快乐。而这两类学生群体在成就感、自信感方面无差异。在认知参与方面，专家和新手教师班级的学生，无论是在浅层次还是深层次策略上，均无差异。

3.不同授课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差异分析

专家教师的学生在对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整体认可度上要好于新手教师班级。前者在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各个维度上的得分都明显高于后者（见表5）。根据数据分析，在“课堂规范”“课堂秩序”“学习活动”“人际关系”4个维度上，两种授课教师班级的学生体现出显著差异，这说明：专家教师上课时，学生更清晰地知道课堂要遵守的规范，课堂更有秩序，教师能关注到更多学生的需求，学习活动的设计更多样且合理，课堂人际关系更融洽。专家教师比新手教师能更有效地管理课堂。

4.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对学生课堂参与行为的影响分析

对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和学生自身的课堂参与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5个维度与学生参与行为的3个维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而且这种关系较为紧密。到底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5个方面是如何对学生的课堂参与行为的3个维度产生影响的呢？

1.行为参与

课堂秩序、人际关系、课堂气氛和学习活动这4个维度对学生行为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研究模型公式为：行为参与=1.023+0.106×课堂规范+0.290×课堂秩序+0.279×人际关系+0.364×课堂气氛-0.299×学习活动。课堂秩序、人际关系、课堂气氛和学习活动这4个维度的回归系数均呈现出显著性，回归系数值分别是0.290、0.279、0.364、0.299，均大于0，说明它们会对行为参与产生正向影响关系。而课堂规范的回归系数没有呈现出显著性，说明它并不会对行为参与产生影响关系。

2.认知参与

课堂气氛和学习活动对学生认知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模型公式为：认知参与=1.035+0.067×课堂规范+0.117×课堂秩序+0.171×人际关系+0.621×课堂气氛-0.214×学习活动。课堂气氛的回归系数值为0.621，并且呈现出0.01水平上的显著性，学习活动的回归系数值为0.214，并且呈现出0.05水平上的显著性。而课堂规范、课堂秩序和人际关系这3个维度的回归系数均没有呈现出显著性，说明它们均不会对情感参与产生影响。

3.情感参与

课堂秩序、人际关系和课堂气氛对学生情感参与产生显著影响。研究模型公式为：认知参与=1.033+0.078×课堂规范+0.220×课堂秩序+0.254×人际关系+0.298×课堂气氛-0.188×学习活动。如公式所示，课堂秩序、人际关系和课堂气氛这3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呈现出显著性，回归系数值分别是0.220、0.254、0.298，均大于0，说明它们会对情感参与产生正向影响关系。而课堂规范、学习活动这2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没有呈现出显著性，说明它们不会对情感参与产生影响关系。

总结上述分析可知：课堂气氛会对学生课堂参与的3个维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课堂秩序、人际关系、课堂气氛和学习活动这4个维度会对行为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课堂秩序、人际关系和课堂气氛会对情感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并且课堂气氛和学习活动也会对认知参与产生正向影响关系。学生课堂参与行为与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关系如图1（见下页）所示，实线箭头表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虚线箭头则表示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具体维度对所指的学生课堂参与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三、结论

1.小学生英语课堂上的行为参与、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有不同的特点

从调查问卷结果来看，目前小学生英语课堂学习参与体现在行为、情感和认知3个维度上，这3个维度表现出不同的强度，其中情感参与程度最高，行为参与次之，最低的是认知参与。也就是说，小学生对英语学习兴趣浓，且能做到课堂行为规范，即做好课前准备、课上认真听讲、主动发言、乐于参加课堂活动。但运用学习策略进行学习，如根据发音规则来记忆单词、归纳和概括语言规则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表达的活动很少参与。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可能原因是小学英语教师非常关注学生情绪和行为的投入，而忽略其认知投入。有研究发现，不少教师过分重视语言知识的传授、记忆与积累和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在语言技能的训练中往往强调模仿和记忆，而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这些教师过多地控制学生思维，剥夺了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学生的思维几乎成了“教学的荒地”[4]。语言既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英语课程承担着培养学生基本英语素养和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任务[5]。教师在课堂中应关注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在设计教学活动时，要使学生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发展语言和思维能力。

2.不同任课教师班级的学生课堂参与行为存在差异

研究发现，小学生英语课堂学习参与行为受到任课教师的影响，不同任课教师班级学生的课堂参与行为存在差异。通过对比专家和新手教师班级学生的课堂学习参与行为可以得知，这两类学生在行为参与的各个维度上呈现出显著差异，在情感参与的一个维度，即英语学习兴趣维度上有显著差异，但在认知参与度上无差异。换句话说，专家教师班级的学生在课前准备、认真听讲、参加课堂活动三个方面的行为表现明显好于新手教师班上的学生，专家教师班级学生也更能体会到英语学习的乐趣。而在课堂管理行为的四个方面，即课堂规范的设置、课堂秩序的维持、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学习活动的组织，专家教师得分也明显高于新手教师，也就是说，专家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更为有效。这对于教师课堂教学的启示是，学生的参与行为具有可塑性，它可以通过课堂管理和其他的干预措施提升和改变。

3.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对学生课堂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

研究发现，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各个方面对学生课堂参与行为有预测作用。其中，学生的行为参与受到课堂秩序、人际关系、课堂气氛和学习活动的影响；学生的情感参与受到课堂秩序、人际关系和课堂气氛的影响；学生的认知参与受到课堂气氛和学习活动的影响。由此可进一步得出结论，课堂气氛是学生课堂参与行为的重要预测变量，课堂气氛是指师生在课堂上共同创造的心理、情感和社会氛围，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小型的心理环境，对每一个学生形成一种潜在压力，使其产生“从众倾向”，制约学生的行为模式。课堂气氛还能够作用于学生的情绪，从而影响其思维。因此，课堂气氛对学生的课堂参与程度产生直接的影响。教师要努力构建积极的课堂气氛，以增强学生的参与程度和学习机会。而课堂规范对学生课堂参与行为的各个维度而言，都不是重要的预测变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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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丽萍（1975-），女，江西吉安人，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硕士。]

行为关系 篇7

在中国企业的营销实践活动中,私人关系是一个基础性变量[1],企业间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私人关系发展的结果。然而迄今为止,对于私人关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间关系仍然缺乏详细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随着关系营销理论的兴起,国内渠道企业开始摈弃传统的交易导向,采纳关系导向,期望能激发与保持来自其他渠道成员的关系行为。学者对关系行为应该包含哪些维度仍存争议,同时也指出并非每个维度都是同等重要的,研究应着重探讨那些有助于提升价值的核心行为维度,例如依从与情感承诺。

基于上述分析,认为对国内渠道关系行为的研究必须要引入合适的人际关系研究思想,即探讨渠道边界人员私人关系对渠道关系行为的影响。

2 文献回顾与评析

2.1 边界人员私人关系

渠道边界人员是企业与渠道之间的桥梁,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将对企业间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先前研究已从多个视角对关系这一构念进行了界定:一种观点认为,关系是一种个人间形成的持续不断的互惠的友谊;另一种观点坚持,关系指一个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直接特殊连带的存在状态,即它是一种关系基础;还有学者从工具性角度描述关系,关系指一个人为了某种特殊目的(一般是获取利益)而有意采取的行为[2]。

综合上述观点并考虑渠道自身属性,我们认为,边界人员私人关系就是指边界人员为了实现个人及其所代表渠道企业的经济利益而刻意与对方发展形成的凝聚着双方情感和互惠潜规则的友谊。友谊意味着信任、互相支持和互惠。从定义可以看出,边界人员之间的感情与信任是度量私人关系的重要标准,也就是说关系构念本身包含着感情与信任成分,即感情与信任是关系的两个重要维度。这也与一些学者的研究观点相一致[3]。好的私人关系则意味着个体之间彼此信任和较多的感情交流。

2.2 关系行为

关系行为指在产品或服务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过程中,渠道成员所作出的能促进渠道正常运行和渠道成员关系长期、稳定、和谐的活动或行为。这一构念已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4],因为它对组织间活动的协调与渠道绩效等结果变量有强影响。但是,不同学者对它的操作化不尽相同,他们不是关注所有的关系行为,而是依据研究目的与研究背景的需要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几种行为加以探讨。这并不矛盾,因为关系行为并不存在“真空环境”中,它必须被操作于特定的交易环境中[5]。与以往研究一样,本文仅探讨经销商对与制造商边界人员间私人关系状况所作出的两种行为反应:依从与情感承诺。

(1)依从 在许多场合下,渠道成员需要交易伙伴立即依从或者需要交易伙伴采取一些不利于其自身的行动。如果后者不按照前者要求行事,就极有可能损害渠道的产出与效率。鉴于依从的重要性,一些研究者将依从概念引入到营销渠道领域。Kumar等定义依从为经销商对制造商渠道政策与计划的接受程度[6]。在Joshi和Arnold看来,依从指的是在考虑到顺从供应商要求所产生的潜在成本后,采购者仍然对供应商持续关系的请求积极接受[7]。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关注依从的态度性结果或依从意图,测量的是未来依从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依从具有两种不同的动机体系:内在需要和外部激励。基于这两种不同动机,可以将依从分为两大类:自觉依从和被迫依从。自觉依从是一种内在的依从,它反映了经销商真心愿意接纳制造商的要求、指令,经销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义务感。自觉依从说明经销商把外部要求内化为自己的内部需要,它也是从外控发展到内控的一个中间环节。被迫依从是一种外在的依从,经销商迫于外在压力(比如依赖于制造商)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反应或表面行为。被迫依从是经销商在权衡与依从或不依从行为相关的成本和收益基础上作出的理性抉择。可见,它是由外控而非内控所驱使,它来自强制性权力的实施或对权力实施的担心。基于此,被迫依从只表示经销商对制造商当前命令的顺从,它与经销商对要求的内化无关。

(2)情感承诺 关系承诺指渠道成员维持有价值关系的持续愿望。根据渠道关系维持的动机不同,通常把承诺分为计算承诺和情感承诺两种类型。计算承诺是经销商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作出的机械承诺,它体现一种消极的情感;情感承诺则指经销商由于情感因素而愿意与制造商维持关系的程度,它向制造商传递了一种积极的情感,比如经销商对关系的忠诚、信任以及维持关系的坚定信念。

作出情感承诺的经销商认为,其从感情上有义务保持与制造商之间的关系,即关系维持动机主要是对组织和关系的积极的情感,而不再是单纯的考虑经济利益。因此,经销商不仅不会对制造商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还极有可能会为了未来的长期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可以看出,情感承诺能更好地反映组织间关系联结的质量和关系持续的本质,因此本文只关注情感承诺这一关系承诺类型。

3 研究假设

销售人员的意识及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制造商的企业文化、考评制度和培训计划。因此,经销商将假定销售人员行为反映制造商的态度与价值观。当经销商与制造商其他部门有较少接触或联系时,企业信任可基于对销售人员的个人信任感知作出推断。也就是说,经销商对制造商的信任可以转移到对销售人员的信任,对销售人员的信任也可以泛化为对制造商的信任。Lee和Dawes指出,渠道边界人员间情感因素是影响采购企业对供应商销售人员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并且这种个人信任与组织间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王晓玉的研究也发现,分销商人员对供应商人员的信任程度,与分销商企业对供应商企业信任程度有正向关系[8]。以往研究支持商业关系中组织间信任对关系承诺及其各维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强调人际关系的中国营销渠道中,更加期待制造商边界人员与经销商边界人员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将通过组织间信任这一中介变量对情感承诺产生积极影响。

另外一些研究者直接探讨人际信任与关系承诺等变量之间的关系。人际信任能够促进关系承诺的形成,考虑到销售人员与经销商的接近性和日常互动,人际信任比组织间信任对经销商承诺影响更加显著[9]。Narayandas和Rangan认为,关系开发核心是管理双边关系的人,当他们之间信任水平充分增加时,边界人员将鼓励他们的企业投资,进而增加关系承诺[10]。以上论述说明,好的私人关系能够提高经销商的情感承诺水平。

假设1(H1):私人关系与情感承诺之间存在积极关系。

中国文化的基本运作法则就是均衡与和谐的追求。中国文化的和谐性落实在社会关系上,便是强调与追求所有人际关系的和谐。当渠道边界人员间存在好的私人关系时,双方都不愿意做一些伤害对方感情或面子的事情,害怕引致冲突从而破坏已存在的良好关系氛围;同时也相信今后自己提出类似要求时,对方也会满足自己的要求。因此,为了维持关系的和谐,对于对方提出的要求一般都会竭尽所能地加以解决,不去做对方期望他不做的事情。这一点也被受访者所证实,在实践中都努力去做对方期望他做的事,尽力保护对方的面子,不愿意先破坏和谐,即使不幸破坏了和谐,也都立即设法予以弥补,以尽快恢复和谐。

假设2(H2):私人关系与经销商依从之间存在积极关系。

从经销商依从的定义可以看出,经销商一方面可能出于经济利益计算的考虑而顺从制造商,即在权衡与依从或不依从相关的成本-收益基础上作出的理性抉择;另一方面,可能出于内在的需要而依从制造商,愿意按照对方要求行事,它反映了经销商真心愿意接纳制造商的要求、指令,经销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义务感。即使是完全基于经济利益考虑的长期依从也有可能引致经销商对关系做出承诺,因为经销商维持与制造商间伙伴关系的核心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与国内多名渠道人员的访谈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受访者指出,与交易伙伴的关系发生了从纯粹工具性关系到包含情感性因素的混合性关系的转变。之所以发生这一转变,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按照交易伙伴要求行事都能给自己带来收益。因此,我们期待经销商依从将能导致经销商对与制造商之间关系的积极评价。

假设3(H3):经销商依从对情感承诺有正向影响。

4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4.1 样本

本研究选择一家木地板制造商的分销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这主要考虑了如下的原因:(1)调查单个渠道系统,也就是关注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分销渠道是大多数渠道研究的传统;(2)该公司管理者对本文所研究问题有较大兴趣,因而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130份,回收130份,其中有效问卷120份,占返回问卷的92.3%;无效问卷10份,问卷无效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填写完整或回答几乎完全一致的问卷,占返回问卷的7.7%,抽样时间历时4个月。

4.2 变量测量

量表开发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现有文献中获取各研究变量的测量题项;第二阶段,与制造商、经销商双方进行访谈,对上阶段确定的题项进行讨论分析;第三阶段,根据分析结果,对原量表题项进行修正。最后确定了5个题项用于测量变量“私人关系”,题项改编自Lee与Dawes的研究;3个题项用于测量变量“依从”,它们源自Payan与Mc Farland[11]等人的研究,并且量表反映的是实际发生的行为,而不是经销商依从制造商的意愿;5个题项用于测量变量”情感承诺”,这些题项改编自Gilliland与Bello[12]的研究。全部题项均采用Likert 7点量表法设计而成。

5 数据分析结果

5.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通过计算α系数进行了信度分析,并采用Lisrel8.50软件通过计算变量的因子载荷和每个因子的可解释方差百分比检验收敛效度,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所有因子的a值均大于0.8,表明经过筛选后的指标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并且所选择的变量因子载荷显著,均大于0.6,相应变量对因子的解释度大于60%,所以能够充分代表因子。

5.2 假设检验结果

本研究使用Lisrel8.50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对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及假设进行了检验,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同时检验结果完全支持了本文的概念模型,所提出的3个假设都通过了检验。另外,通过效应分解的方法也可以进一步揭示私人关系与经销商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在私人关系对经销商情感承诺的0.779的总因果效应中,有0.479的效应来自通过经销商依从路径产生的间接因果效应,而只有0.30的效应来自于直接因果效应,私人关系对经销商情感承诺的整体影响效果(0.779)远大于私人关系对情感承诺的直接作用程度(0.30)。这表明私人关系对经销商情感承诺的直接影响相对弱一些,私人关系与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更大程度上受到经销商对制造商要求的依从路径的影响。

6 结语

本文以130家木地板经销商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边界人员私人关系与经销商依从、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的结果总体上支持了该模型。研究表明,中国营销渠道中私人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它对渠道关系行为有着显著的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制造商-经销商边界人员之间私人关系越好,经销商就越可能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和作出高水平情感承诺。研究结果还发现,依从是情感承诺的一个重要前提因素(依从对情感承诺的直接影响效果是0.63),并且依从产生的动机更多的是经销商内在需要,而非外部激励。换言之,情感因素是形成经销商依从的重要原因(私人关系对经销商依从的直接影响效果为0.76)。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结合我国目前营销渠道的现实,提出如下建议:(1)制造商应重视私人关系的作用,鼓励销售人员与经销商边界人员建立与发展良好的私人关系。首先加强销售人员在沟通、理解客户需求以及关系开发方面的能力培训;其次,改变现行的激励体系,要激励销售人员将销售作为关系建立活动,而不是作为简单的产品销售活动,否则销售人员便没有建立与维系高品质渠道关系的动力;再次,关系的建立与保持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制造商还应尽可能减少销售人员的流动性;最后,销售人员的行为会影响经销商对企业的信任,因此制造商要对销售人员严格管理,严惩不诚信行为。(2)从情感因素着手增强经销商对自己的依从程度。外在压力不足以迫使经销商按照制造商要求行事,而内在需要(情感因素)对经销商依从有积极的意义。增加与经销商相关人员之间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关系是通过频繁、高质量的沟通逐渐建立的,面对面接触机会的增加可以激发出经销商对制造商的积极情感。因此,只要有可能,制造商就要求其销售人员务必与经销商相关人员进行面对面的个人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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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关系 篇8

在大数据时代,从大量数据中分析网购消费者的行为, 从而为网络商家制订促销方案提供理论支撑是当前学术研究的新方向。

通常在网购环境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可以分为点击、 加购物车、收藏、购买四种行为,其中购买行为就是付款购物成功的行为,此行为是利润来源行为,也是所有商家最为关注的行为,但点击、加购物车、收藏三种行为不能直接产生利润,属于潜在购买行为。那么潜在购买行为对实际购买行为是否有促进作用? 本文将利用大数据分析三种潜在购买行为与实际购买行为的关系,揭示出其内部规律。

1文献回顾

当前关于网购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购买影响因素和单一购买行为上,对潜在购买行为与实际购买行为的关系几乎没有研究。

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学者从消费者和网站技术两个方面研究,交易过程的安全性、准确性和网站的设计与售后服务是关键影响因素 ;[2]从成本角度研究可以发现网购的意愿与感知的交易成本成反比。[3]

对于点击行为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并且持续时间最长。 利用网购点击流数据可以分析网购决策制定过程与网购行为之间的关系;[4]而对网络消费者的浏览和点击路径进行建模可以预测消费者的购买转换行为,对网络商家挽留老客户和吸引新客户的营销策略制定具有指导意义。[5]

对于购物车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有研究结果显示: 把购物车行为数据与点击数据结合起来分析出的决策结果会比只使用预定和点击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更好;[6]除此之外, 关于购物车放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也有相关研究。[7]

2研究假设

网购中购买行为是所有行为中最有价值的行为,只有消费者完成购买商家才能获取利润,但购买行为不是独立的, 购买的产生是在点击查看后或者是从收藏夹中和购物车中而来,可能受到这些潜在行为的影响。

2.1点击量

在网购中,消费者浏览商品的时候往往会点击许多商品。每一个被点击的商品都有可能成为用户中意的商品最终被购买,在一段时间内如果用户点击量较大,我们一般会认为是因为用户想购买的商品比较多,因此我们猜测用户点击量增多,购买量也会比较多,但部分消费者可能点击量很大但却不会购买。同理对一个品牌来说,点击量大是否也代表销量好? 据此形成如下两个关于点击的假设:

假设1 ( a) : 用户的点击量与购买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1 ( b) : 品牌的点击量与销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2收藏量

收藏是电子商务网站为每个用户提供的长期保存某个商品于自己账户文件夹中的功能。一般来说,用户收藏某个商品或品牌都带有比较强的再次购买的意愿,那么对一个用户来说收藏量与购买量有正向关联吗? 一个品牌的收藏量高是否也意味着销量高? 据此形成如下两个关于收藏的假设:

假设2 ( a) : 用户的收藏量与购买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2 ( b) : 品牌的收藏量与销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3加购物车量

用户把商品添加到购物车中是基于购买的目的,但是还有可能用户添加购物车只是为了缩小选择范围而临时存放, 因此还存在购物车放弃行为,那么用户添加购物车对购买商品是否有正向影响? 据此形成如下两个关于加购物车的假设:

假设3 ( a) : 用户的加购物车量与购买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3 ( b) : 品牌的加购物车量与销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实验研究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内某大型电子商务购物平台, 收集的数据包含了该平台部分用户在某一年4月15日至8月15日4个月共182880次的购买记录,每条购买记录包括用户ID、品牌ID、购买行为类别等详细信息,涉及用户884位,品牌9531种。

使用以上数据检验本研究中提出的关于用户和品牌的三种潜在购买行为与实际购买行为关系的6个假设是否有效, 我们利用SPSS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并配合双侧显著性检验[8],计算结果显示用户的点击量与购买量正相关 ( 相关 = 0. 592,0 < 0. 01) ,品牌的点击量与购买量强烈正相关 ( 相关 = 0. 787,0 < 0. 01) ; 用户的收藏量与购买量正相关 ( 相关 = 0. 142,0 < 0. 01) ,品牌的收藏量与购买量正相关 ( 相关 = 0. 514,0 < 0. 01) ; 用户的加购物车量与购买量正相关 ( 相关 = 0. 09,0. 008 < 0. 01) ,品牌的加购物车量与购买量正相关 ( 相关 = 0. 256,0 < 0. 01) 。因此假设1 ( a) 、1 ( b) 、2 ( a) 、2 ( b) 、3 ( a) 、3 ( b) 全部成立。具体信息如下表所示:

注: 拒绝假设的显著性水平为 0. 01。

4研究结论

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在数据中寻找购物行为规律、发现用户的购物习惯,网络购物发展迅猛,网购消费者的行为也是千姿百态。本文探索了网购中三种潜在购买行为与实际购买行为的关系,并且从用户和品牌两种角度分析两种类型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用户还是品牌的角度来看,点击、收藏、加购物车这三种潜在购买行为对购买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 并且对品牌的正向影响明显大于用户,说明品牌的购买行为更能从潜在购买行为中寻得踪迹; 点击行为与购买行为的关系比收藏、加购物车行为与购买的关系更为密切,主要原因在于只有少量用户有收藏和加购物车的行为。

总之,潜在购买行为与实际购买行为有一定程度的关系,网络商家在制定促销策略的时候不能只关注用户的购买行为,同时也要关注潜在购买行为,专门制定针对潜在购买行为的促销计划促使其转化为真正的购买,以达到增加销量的目的。

摘要：为了研究网购中潜在购买行为是否与实际购买行为显著相关,文章通过某大型电子商务网站提供的网络购物行为大数据,使用相关分析从用户和品牌两个角度分析了两类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三种潜在购买行为(点击、收藏、加购物车)与实际购买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品牌的正相关关系大于用户的正相关关系。

非法行医行为的因果关系浅析 篇9

2010年3月5日上午9时许, 被害人张某因哮喘病发作, 其丈夫王某到某药房找谭某买药, 谭某在未取得相关医师资格证书及药师资格证书的情况下, 仅仅根据王某的描述, 就为被害人张某开具并出售了海珠喘息定片一瓶、头孢拉定胶囊一盒、蛤蚧定喘丸一盒, 并说明了这三种药的服用方法。王某回家后按谭某的吩咐让张某服药, 张某服用后不久就身体不适并大声呼救, 王某见情况不妙立即送张某前往医院救治, 张某在送医院的途中身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张某系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 海珠喘息定片、蛤蚧定喘丸及头孢拉定胶囊在哮喘急性发作期间使用不能迅速有效地控制病情, 客观上丧失了张某获得及时、有效的诊治机会。

二、分歧

关于本案中谭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及量刑, 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谭某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 属于非法行医致人死亡, 应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理由:谭某在没有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及药师资格证书的情况下, 擅自根据王某的描述为被害人张某开药治疗, 其行为客观上使得张某丧失了获得及时、有效诊治的机会, 从而导致张某死亡, 其行医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张某的死亡结果, 因此, 谭某的行为属于非法行医致人死亡。

第二种意见认为, 谭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但属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 情节严重, 应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法定刑。理由:谭某的非法行医行为并没有直接造成被害人张某的死亡结果, 张某真正致死的原因是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 意即哮喘急性发作是被害人张某死亡的直接原因, 谭某的非法行医行为仅是延误了患者的治疗时机, 因此, 其非法行医行为与张某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三、评析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 毫无疑问, 本案的行为人谭某符合非法行医罪的主体要件

非法行医罪的包括三种情况:一是一般的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的公民;二是虽然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及医疗技术, 但尚未取得合法行医资格的人;三是具有行医资格, 但不具备特定医疗业务资格的人。而本案中的谭某就属于第二种主体。上述两种意见均对谭某非法行医行为予以确认, 其分歧的根源在于, 谭某所开的药物并不适用于被害人哮喘的急性发作, 客观上使得被害人丧失了获得及时、有效的专业诊治机会, 此行为是否应当为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负直接责任。

(二) 事实上, 本案属于多因一果的情况, 既包括被害人哮喘急性发作这一客观因素, 也包含谭某的非法行医行为这一介入因素

谭某作为具备相关医学知识的人, 应当知晓在哮喘急性发作期间, 若没有得到有效治疗极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 但谭某不仅没有告知被害人的丈夫将其送至医院救治, 还向其开具了三种药品, 而这三种药品均不能有效控制病情, 从而延误了患者的治疗时机, 导致其死亡。被害人张某的哮喘急性发作, 并非一刀毙命的濒死状态, 如若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被害人张某尚有生机, 而正是由于谭某的非法行医行为这一介入因素的影响, 延误了患者的治疗时机, 从而导致回天乏力。

(三)

行为关系 篇10

一、审计市场的行为主体分析

审计市场的行为主体包括审计服务的供给者、需求者和监管者, 其中审计服务的需求者又可以分为最终需求者和代理需求者两类。我们在这里主要对审计服务的需求者和供给者进行分析。

1. 审计服务的需求者。与一般的商品、服务市场不同的是, 审计市场中的需求者包括两类:

(1) 最终需求者。最终需求者是指审计服务的最终使用者, 即真正需要根据审计结果判断被审计单位披露的信息的可靠程度的各利益相关者。审计服务是在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情况下, 为了满足资源提供者监督经营管理者履行受托经济责任情况的要求而产生的。资源提供者对经营管理者所提供的经营活动信息的可靠性存在质疑, 从而需要审计服务对此提供合理的保证。在现代经济生活中, 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及人们对审计服务的需求会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普遍。从一般意义上说, 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就是资本市场中现实或潜在的资金提供者 (包括投资者和债权人) 。

(2) 代理需求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当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众多、分布较广时, 他们单独提出审计服务需求是不现实的, 这就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其根本利益的机构代为提出审计服务需求。以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为例, 由于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众多、构成复杂, 并且分布极为分散, 因此通常由公司股东大会代为提出审计服务需求。为了将前面提到的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与这里的“代言人”区分开来, 笔者将这里的“代言人”称为“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

由此看来, 在由审计委托人、审计人、被审计人构成的现实审计关系中, 审计委托人 (即审计服务的购买者) 可能是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 也可能是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尽管从表面上看两者都存在对审计服务的正当需求, 但是事实上真正有动机和能力购买审计服务、创造审计需求的只是最终需求者, 代理需求者只不过充当了在市场中传递需求的角色。

2. 审计服务的供给者。

审计服务的供给者是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与一般商品、服务的供给者有所不同, 审计服务的供给者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 有关监管机构也对其执业行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约束。

在这种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取向就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注册会计师既是理性经济人, 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 又要承担保护公众利益的责任, 需要接受社会公众的道德评判。因此, 他们总是在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不断寻求平衡。要使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就要同时运用市场调节手段和道德熏陶手段对其加以引导。当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前一种手段形成的激励和约束是基础性的, 后一种手段形成的激励和约束则是一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二、审计市场行为主体的博弈关系分析

在审计市场的运行过程中, 除了审计服务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两类主体参与, 还需要有相关监管部门对市场运行过程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干预, 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供给者、需求者和监管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竞争, 构成了多种相互交错、相互关联的博弈关系。

1. 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和代理需求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前已述及, 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和代理需求者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最终需求者希望代理需求者能够真正代表自己的根本利益, 使自己的真实审计需求不偏不倚、及时地传递到审计市场中。这自然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什么是最终需求者的真实审计需求呢?如前所述, 在现实资本市场中, 审计服务对相关信息可靠性的保障程度越大, 就越有利于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本市场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有其内在必然性, 也就是说, 最终需求者的真实审计需求是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那么, 具体到处于特定制度背景下的我国, 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的真实审计需求是否也是如此呢?这就需要先认清谁是我国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

从总体上看, 我国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是社会公众。认清了这一点,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发生重大审计失败案件时, 反应最为激烈、最痛心疾首的总是社会公众了。作为资本市场委托代理链条上的终极委托人, 其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需要借助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来监督代理人的行为, 这一点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并无不同。换言之, 我国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同样希望代理需求者将其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准确地传递到审计市场中。

当然, 代理需求者是否能够和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最终需求者的意愿购买高质量审计服务, 取决于其与最终需求者在对审计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否具有和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利益一致性。在双方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博弈中, 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是购买何种质量水平 (“高”还是“低”) 的审计服务;而最终需求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则将针对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采取行动。从理论上讲, 最终需求者的策略选择是对代理需求者进行何种奖惩, 包括是否继续委托该代理需求者等。但遗憾的是, 最终需求者与代理需求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作为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方, 最终需求者显然处于信息劣势, 属于“不完全信息博弈方”, 再加上评价审计质量相当困难, 因此最终需求者想要准确获知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并非易事, 从而其针对代理需求者采取的制衡措施的有效性不强。

由此可见, 能否消除各种干扰审计市场正常运行的不利因素, 使最终需求者对审计服务的真实需求准确传递到市场中, 关键取决于代理需求者能否真正代表最终需求者的根本利益, 而这显然与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密切相关。

2. 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与监管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作为审计服务的现实购买方, 代理需求者从自身利益出发, 有可能忠实地表达最终需求者的真实意愿, 购买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也有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审计服务。审计市场中的监管者虽然不会针对代理需求者的需求倾向和购买特征做出具体的规定和要求, 但是其会通过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代理需求者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 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适当的处罚。

因此, 在代理需求者与监管者形成的博弈关系中, 代理需求者的可选策略是违规或不违规。针对其不同的策略选择, 监管者则将有针对性地采取进一步行动。

我们可以看出, 能否有效地规范代理需求者的行为, 关键在于能否通过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代理需求者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约束。这显然与代理需求者的违规风险大小以及违规处罚力度密切相关。

3. 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在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与供给者形成的博弈关系中, 代理需求者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代理需求者的可选策略是购买何种质量水平 (“高”还是“低”) 的审计服务并支付多少审计费用。供给者则将针对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做出“接受”或“拒绝”的行为选择。值得注意的是, 相比之下, 代理需求者的行为特征对供给者的策略选择及其受益情况的影响是主要的, 而供给者的行为特征对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及其受益情况的影响是次要的, 这是由审计市场的需求导向型特征决定的。

不难看出, 鉴于审计服务的现实购买方即代理需求者能制约审计服务供给者的行为, 因此供给者的行为是否遵循审计市场的效率原则,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代理需求者的需求特征;而供给者对代理需求者的行为不具有约束作用, 因此代理需求者的行为是否遵循审计市场的效率原则不是供给者可以左右的。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对审计服务质量的评价相当困难, 因此审计服务的购买方在评价拟购买审计服务的质量时, 必须借助一些质量指示信号, 如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声誉等。而这些质量指示信号能否真实、客观地反映审计服务的质量, 直接关系到审计服务购买方的购买策略能否顺利实施。这就要求审计市场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保证审计质量显示机制的有效性。

4. 审计服务的供给者与监管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除了受制于审计市场的需求特征, 审计服务供给者的策略选择还要受监管者的监督。监管者虽然不会针对供给者具体提供何种质量水平的审计服务做出强制性规定, 但会通过制定一系列法规制度对其行为做出必要的限制, 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适当的处罚。因此, 在供给者与监管者形成的博弈关系中, 供给者的可选策略是违规或不违规, 而监管者则将针对供给者的不同策略选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由此可见, 能否有效地规范供给者的行为, 使其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不会扰乱市场秩序, 关键在于能否通过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其形成强大的威慑力。这显然与供给者的违规风险大小和违规处罚力度密切相关。

我们要使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得到应有的重视, 并有效地引导审计服务的供给者最大限度地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以满足资本市场对可靠会计信息的需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优质”会计师事务所才能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从而维护审计市场秩序, 最大限度地促进审计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

【注】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我国审计市场信息传递机制有效性研究” (项目编号:H07ZD0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审计市场的行为主体包括审计服务的供给者、需求者和监管者。本文对我国审计市场的行为主体及其博弈关系进行了分析, 以期为我国审计市场的良性运行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审计市场,博弈关系,供给者,需求者,监管者

参考文献

[1].樊纲.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房巧玲.需求导向的审计质量及其衡量观.财会月刊 (会计) , 2005;8

浅谈中学语文课堂行为关系的构建 篇11

关键词：浅谈 中学 语文 行为 构建

一、转变教学行为

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现在的教学空间狭封闭，教室成了学生唯一的空间，特别住校生，基本上中学语文是教室、寝室、食堂三点一线，这样狭窄封闭的空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以语文课堂应带向社会延伸由封闭向开放转变。教学中必须坚持生活化、社会化、信息化的大语文观，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让学生走出学校，迈向社会，以便认识生活，积累写作的材料，提高分析能力。

以学生为主体，使训练形式多元化；传统的训练，大多足老师布置作业学生完成，此外便是这样或那样的练习册。训练手段单一，训练形式僵化，结果是学生的学习效率低下，学习兴趣寡淡。新课程标准主张一切教学活动都有要以学生为主体，一切活动皆从学生出发，让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而训练形式的多元化应是教师探索的方向。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可以紧扣课堂，抓住课文，在常规教学中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如利用课前两分钟，让学生作演讲，天天训练 “说”的能力。这样的训练，每天只占用两三分钟，但由低到高，循序渐进，大大提高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记忆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教师还可利用各种机会开故事会、演讲会、辩论会、诗歌朗诵会、自编小小说、童话、寓言、自编课本剧表演、办手抄报、精美日记展等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营造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情境，这样就将常规的课堂教学跟语文实践活动结合了起来，不仅培养了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还使学生树立起了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二、避免课堂冷场

根据中学学生思维能力及心理特点的实际进行教学；中学学生由于知识、经验的扩大和加深，抽象思维能力及其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有了显著发展，已远远不满足于教材上的现成答案，喜欢深人地思考和探讨各种问题。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的构建开始出现 “闭锁心理”，他们已意识到“我”的存在与作用、“我”与外部现实的关系，并开始注意自己的 “公众形象”，非常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在意教师或异性同学对自己的评价。所以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敢于在公开场合发言的勇气，掌握学生因为害怕答错而被人取笑的心理。

根据班级授课特点的实际进行教学；班级授课的长处是可使很多人同时受到教育，还可以造成竞争气氛；短处是容易造成两极分化，基础好的越来越积极，基础差的越来越消极。如课堂提问后思维能力强的抢着说出了答案，思维一般或较差的却还不知其所以然。这样不少学生年复一年的充当陪客，最终对答问也就失去了兴趣，结果能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所以教师要根据班级授课特点的实际进行教学，使语文教学处于一种高效状态。

三、让人文关怀走进语文课堂

关注学生人性与个性；学生要成为学习的主人，就必须自觉地发展自己人性的成份，发展自己心灵深处真善美的成份，由自在的人变为自为的人。语文教师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要育人，就要研究人性需要。人的需要有多种层次，低层次的有衣食住行等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高层次的有亲情、友情和爱情等情感的需要，有劳动、学习、创造等发展的需要；最高层次是追求文明、进步，承担社会责任，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高层次需要才是源自学生内心的需要。学生心中那些真诚、善良、美好、尊重人、关怀人、为别人尽义务为社会尽义务，以至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而奋斗的需要强烈起来时，他才会充满了做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作为语文教师，要着重发展学生心灵中需要劳动、需要学习、需要创造的那部分人性，找寻出这种需要，使其成为学生进步的动力。

关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英国教育家斯宾基认为：“如果能给学生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即使无人督促也能自学不辍。”这就强调了教学活动应该成为学生一种愉悦的情绪生活和积极的情感体验。作为语文信息载体的课文，本身就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它们或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或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或渗透着美好的人性，或弥漫着温馨的至亲至爱。“教育就是唤醒”，当学生的心灵一旦被唤醒，就能和作者的心灵互相沟通，和课文内容发生共鸣，从而以寻求精神家园的执着走进美好的语文世界。

虽然语文教育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品德教育因素，但语文教育中的德育并不能自行实现，因而教师必须积极开展师生互动的探究式学习。寓思想教育于语文训练，使语文教育中的德育成为自觉。这样，学科知识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成为人格健全与发展的过程，伴随着学科知识的获得，学生的人文精神得以提升，生活品味和道德得以提高。语文教师只有将 “以人为本 “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悉心关注学生人性、个性、情感和道德，让语文教学真正成为唤醒学生心灵的音乐，才能使语文教学服从、服务于人的全面健康发展，体现 “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教育理念，使语文教学淋漓地展示人性的魅力和对生命的至爱。

组织公民行为与绩效的关系探讨 篇12

一、组织公民行为与绩效的理论概述

为确保组织的有效运作并提高组织效能, 对员工行为进行划分最基本的理论框架之一是Katz和Kahn于1978年提出的三维分类法。他们把员工行为分为三个方面:1.维持行为, 加入组织并留在组织中为组织工作;2.顺从行为, 以可靠的方式完成角色内规定的工作任务;3.主动行为, 自发地进行对员工规定之外的活动, 如与其他成员合作, 保护组织免受伤害, 为组织的发展提供建议、自我发展等。在这个模型中, 前两种是组织所要求的对组织很重要的行为, 即角色内的工作行为, 而第三种对组织同样重要, 但却是自愿的, 即角色外工作行为。员工如果有第三种行为, 那么整个组织系统就比较稳定和完善了。

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 Bateman和Organ1983年正式将Katz和Kahn所提出的第三种组织成员的角色外行为称之为“组织公民行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rgan在1988年正式提出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即员工自觉自愿表现出来的, 不被正式的报酬系统认可的、但能够从总体上提高组织效能的个体行为。同一时期, 与OCB相近的概念被提出, 如1986年Brief和Molowidlo提出的亲组织行为、George和Brief提出的组织奉献精神以及与特定作业无关的绩效行为。综上可以看出, 这些学者提出的概念虽有差异, 但都注意到了实现目标的两种不同行为, 即组织所规定的行为和自愿行为。其中对关系绩效的研究将那些未在职务说明书上明确规定的, 但对组织绩效产生重要作用的行为上升到绩效标准的高度。而后Organ对组织公民行为又进行了新的定义, 认为除了代表职务外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还与个人绩效的许多考核指标紧密联系, 从而统一了组织公民行为与关系绩效的内涵。

二、组织公民行为与绩效的关系

由于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划分, 对O C B与员工个体绩效关系的研究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关于组织公民行为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 组织公民行为本身就是关系绩效的一种。

任务绩效指与工作任务直接相关的产品生产和技术支持活动, 主要表现为工作效率;关系绩效是指对组织、社会和心理环境的支持性活动, 包括人际促进和工作奉献两个维度。人际促进反映支持士气, 鼓励合作等社会因素;工作奉献更多的是反映自律行为。组织公民行为是包含于关系绩效之中的。

2. 组织公民行为影响工作绩效。

Podsakoff和Mackenzie的研究表明, 组织公民行为解释了1 7%的员工工作绩效变异;组织公民行为中的一些指标, 如运动员精神和公民美德与绩效成正相关, 帮助行为与绩效成负相关。Podsakoff和Ahearne又验证了组织公民行为与工作群体绩效间的相关性, 组织公民行为更多地解释了产品数量的变异;帮助行为、运动员精神与产品的数量呈正相关, 并且帮助行为与产品的质量相关, 而公民美德与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不相关。

3. 组织公民行为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定论。

Karambayya在研究中观察了工作群体绩效与工作满意感、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高绩效、高满意感的员工比低绩效的员工更多地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因此很难断定是组织公民行为导致绩效的提高, 还是高绩效导致员工具有较高的组织公民行为, 两者间具有交叉滞后的因果关系, 但可以肯定的是, 较高组织公民行为与高绩效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三、组织公民行为与绩效关系的应用

对组织公民行为与绩效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但不可否认, 组织公民行为与绩效之间是密不可分的。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自愿合作行为, 能自觉维护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行, 减少对稀缺资源的占用;最大化利用组织资源, 使其投入于各种生产活动之中;促进同事和管理人员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效地协调团队成员和工作群体之间的活动及增强组织吸引。

1. 提升组织公民行为

在组织内部提升组织公民行为, 首先要重视管理者的作用, 管理者应该清楚地向下属解释公民行为和关系绩效的影响, 以及可能影响员工绩效的方面和员工行为应该改进的方面;其次, 与员工有效沟通, 对组织与个人的发展达成一致的共识, 并为其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使员工自发产生组织公民行为;第三, 公平地对待员工, 使员工感觉到组织关心他们切身的利益, 重视他们的价值, 已有研究表明, 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这样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员工会自发地以组织公民行为回报组织, 从而提高组织绩效。

2. 加强对关系绩效的考核

对关系绩效的考核实际是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一种激励, 高组织公民行为会带来高绩效, 高绩效又会产生较高的组织公民行为, 这应该成为企业内部一个良好的循环。在企业中要多鼓励组织公民行为, 对与其相关的关系绩效进行考核。而员工的关系绩效可以从责任心、工作品质、学习与创新能力、团队协作等方面来考核, 部门关系绩效可以从工作效率、工作质量、服务态度、仪表仪容与环境卫生和沟通合作等方面来考核。这也是对组织内员工公民行为的一种检验和鼓励, 因此也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从而鼓舞员工的工作热情, 促进员工挖掘自身潜力, 发挥主动精神, 产生有利于个人绩效和组织绩效的组织公民行为。

参考文献

[1]Werner　J　M.　Implications　of　OCB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00, 10

[2]赵红梅:心理契约、组织公民行为与绩效关系研究.中国行政管理, 2007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