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公司贷款(精选12篇)
担保公司贷款 篇1
融资性担保公司陷入低谷, 保险公司却开始抢食类担保业务——“无抵押贷款保证保险”。
平安财险近日表示, 除了目前开展的一年期短期业务之外, 正在申报一年以上期限的小微型企业贷款保证保险产品, 同时计划在更多城市开展小微型企业贷款保证保险业务。太保财险预计未来承保量上会逐年增加。
在保险业界看来, 在个人或小微企业融资难待解的大势下, 利用保险方式纾困很可能是待开发的蓝海。2012年伊始, 包括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在内的保险公司均扩大了相关保证保险的承保范围;平安产险则在6个城市启动小微型企业贷款保证保险试点。
目前, 大多数保险公司开展贷款保证保险采用的是“无抵押、无担保”模式, 但具体操作方式大有不同。相对于此前贷款保证保险主要以各地政府推动为主, 2012年之后, 保险公司加快了市场化运作的步伐。
“政府推动”VS“市场驱动”
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担保业务, 即有融资需求的企业, 通过向保险公司购买相应的保证保险, 继而从该保险公司合作银行获得一定额度的贷款。如果该企业出现违约, 保险公司将承担部分或全部赔付责任。
和银行贷款多有抵押物不同, 保险公司在进入小微企业融资市场时多瞄准的是无抵押的小额贷款市场。由于小微企业资金规模小, 信用背景查找困难, 且保费收入往往不高, 风险很大, 在客户挑选、风险管控方面投入成本较大, 保险公司此前进入该市场的积极性不高。
2012年以前, 为了纾困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部分地区的政府机构积极推动保证保险业务, 与保险公司建立风险共担机制, 是贷款保证保险的最初模式。
例如, 太保2010年12月起在上海试点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短期贷款履约保证保险”正式与上海市科委与金融办联合试点。购买相关保险的企业须通过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的统一预审。在首期贷款时, 对每一个试点单位, 由政府建立100万元的专项风险补偿基金, 一旦出现科技中小企业贷款逾期不还, 上海市科委风险补偿金将承担25%, 保险公司承担45%, 银行承担30%。
太保产险一位人士解释, 经过政府部门推荐的企业一般具有比较良好的信用和发展前景, 恶意违约的可能性降低, 减少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当然, 如果有其他好的模式, 太保也会积极尝试。
最早于2009年试点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的宁波模式也由政府机构推动, 但与上述模式有所不同, 企业能否获得承保主要由银行和保险公司风控部门审核确定。企业违约风险主要由银行、保险机构共担, 宁波市政府则建立了超赔补偿机制, 对保险机构在该保险项下赔款总额超出当年保费收入150%的部分, 给予合理补偿。
2012年以来, 保险公司加快了信用保险市场化运作的步伐。2012年起, 浙江全省推广以宁波模式为雏形的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参与的保险公司由之前的2家增至5家, 包括人保财险、太保财险、浙商保险、安邦财险、中银财险。
2012年, 太保财险浙江分公司与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联合推出“易保贷”产品, 工行和合作保险机构按约定比例 (3∶7) 承担贷款本息损失风险的贷款业务。
平安财险试点开展的小微型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市场化最为彻底, 其目标客户不局限于个别地区和特定行业, 且没有采取和银行或政府风险共担机制, 由公司自担风险。
“2000年发生的车贷险问题一直提醒我。如果责任区分不清, 当信贷损失增加的时候, 会产生不少理赔纠纷。”平安财险信用保证保险事业部总经理宋光洙说, 现在这种模式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背靠政府”两年零赔付
保证保险融资成本多由保费和银行贷款利率组成, 由于运作流程、目标客户对象差异较大, 面对的违约风险也并不一样, 导致费率差异较大, 违约率也不尽相同。
例如, 太保财险在上海试点科技企业履约保证保险逾2年, 截至2012年10月, 承保的总贷款规模不到10亿元。尚无赔付案例。
这与保险公司初涉信保领域较为谨慎、承保条件严格有关。例如, 该保险针对上海科技型中小企业, 企业还需经过上海市科委的推荐, 这将更多其他类型的创业型公司和风险更大的企业排除在外。此外, 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接受市科委领导, 企业违约的道德风险也大大降低。
目前, 浙江全省推广的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尚无确切赔付数据。根据记者此前调查的宁波模式, 截至2011年11月, 试点两年的宁波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不良率约为千分之三点六, 保险公司赔付金额为392万元。
上述模式多由政府设立风险补偿机制, 费率设定和企业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上述模式下, 年化保费一般约为贷款本息的2%, 银行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同期基准利率上浮30%的水平。贷款期限一般一年。以央行6个月至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6%计, 利息成本最高为7.8%, 小额贷的年化资金使用成本约在10%。
目前, 平安小微型企业贷款保证保险总费率高于上述两种模式, 低于小贷公司贷款利率。
平安小微型企业贷款保证保险目前开展一年, 目前, 试点6个城市中5个信贷损失为零, 有1个城市不良超预期。如果以其开展6年的易贷险做参照, 保险损失约为保额的5%~6%, 低于8%的国际平均水平。
承保总额偏低
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正从以前的拒绝, 到尝试进入无抵押贷款保证保险市场。不过, 风控至上的保险行业整体承保额并不算高。太保财险在上海试点科技企业履约保证保险逾2年, 截至2012年10月, 承保的总贷款规模不到10亿元。平安财险开展小微型企业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一年来, 在6个城市共承保小微企业100余家, 承保总额超过1亿元, 承保余额约7000万元。
“我同意这个额度不是很大。”宋光洙称, “信用保险市场很大, 未来可能会有10万亿的市场容量。但风险同样巨大, 因此在大规模铺开之前需要不断的验证。”
平安信保对于信用保险市场信心满满。宋光洙认为, 信用保证保险可能会是未来竞争蓝海, 不仅是个人消费信贷保证保险, 小微型企业贷款保证保险也是。
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一位人士表示, 贷款保证保险的经营风险不同于其他常规险种, 经营过程中对风险识别和风险管控的要求比较高, 是典型的管理型险种。因此, 需要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的承保政策、经营模式, 积极、稳妥地开拓此类业务。
太保财险有人士则认为, 贷款保证保险很难说是保险业务的蓝海。对于保险公司来说, 小额贷款本身保额不高, 所以保费规模小。同时, 由于投保的是小微企业, 为了不加重企业负担, 保险公司不可能收取高额的保费。小贷保证保险只是小贷融资手段之一, 还有其它如抵押、担保等方式。
担保公司贷款 篇2
公司主产品:主焦精煤、1/3焦精煤,主要用于冶炼冶金焦炭。产品生产时严格执行GB/T17608-国家标准,并有黑龙江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一站检验报告。精煤销售固定客户: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每年共可接受公司生产精煤20万吨。副产品:中煤、煤泥。公司自有煤矿――密山市顺天煤矿年产4-6万吨优质主焦煤。拥有1.7公里长铁路专用线,2019年公司被哈尔滨铁路局列为重点运输保障企业。
公司基本建设及设备总投资5482万元,重介洗煤生产线在洗选效率方面精煤年产率在62%左右,综合回收率87%以上。在2019年前是一个以洗煤为主的煤炭加工企业,五年累计纳税过亿万元,仅2019年就上缴税金2700余万元。2019年由于煤炭市场低靡,公司逐渐步入停产状态。此前,2019年入洗原煤157500.30吨,精煤产量98437.69吨,实现销售收入15644万元,实现利润总额267万元,上缴税金2266万元。其中:国税1976万元,地税290万元。2019年入洗原煤85985.27吨,精煤产量53740.79吨,实现销售收入7424万元,实现利润总额620万元,上缴税金1234万元。其中:国税1037万元,地税197万元。2019年入洗原煤10633.52吨,精煤产量6645.95吨,实现销售收入878万元,实现利润总额-33万元,上缴税金277万元。其中:国税234万元,地税43万元。
目前,公司库存原煤4万余吨,待向银行借款后购入原煤3万吨,每吨到厂价格300元左右,和公司库存原煤配比入选后可平均实现利润每吨80元左右,精煤产量42019吨以上。并且已与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只待外购原煤购进后便可生产销售。公司将以生产产品销售回款进行贷款偿还,在贷款期满前全部还清。
公司向七台河市区农村信用联社申请贷款900万元,贷款期限一年。现向七台河市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贷款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
政策担保解企业贷款难 篇3
2002年由于成长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对于B公司而言融资是唯一的出路。然而在当时,民营企业间的互保贷款成为不良贷款的高发区域,上海的房产市场也刚刚启动,很多人刚开始购买自己的第一套产权住房,房产抵押的条件也不具备。
就在B企业为资金一筹莫展的时候,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投保”)与银行搭建的政策性担保融资平台,帮了它的大忙,企业成功从上海银行获得100万元的贷款,并因此走向了持续快速发展道路。2005年,该公司搬迁到浦东,厂房面积扩大到了1万平方米。而该公司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接近9000万元,产品打入国内高端应用领域,并进入欧洲市场。
中小企业融资难,症结之一就是担保匮乏。尤其是对于像当年的B公司一样第一次申请贷款的中小企业,由于信用缺乏以及不具备担保能力,想要在银行获得贷款则更是难上加难。不过,中投保政策性担保贷款则在很大程度帮助中小企业解决了担保难的问题。
提供信用增级
中小企业在寻求融资的过程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矛盾便是中小企业管理能力和信用水平低。部分中小企业规模小,经营管理水平低,财务制度不规范,产品结构趋同、附加值低,缺乏真实可信的财务报表和良好的连续经营记录,且相当一部分发展不确定,存续期较短。如广东东莞,中小企业发展迅猛,尤其是纺织、电子、玩具、服装等加工行业,目前中小企业总数已近50万户,但是许多企业仍然存在着证照不齐、账目不清等问题。
这样的企业向银行寻求贷款,即便企业发展势头十分良好,也不会有银行会贸贸然去冒这个风险。但是,如果这样的企业曾经有过贷款和还款的记录,那么再次向银行申贷,待遇将大不相同。第一次的贷款行为已经为企业的信用记录上添上一笔,同时,因为贷款而带来的结算关系,也加深了银企之间的相互了解。用民间的一句俗话,叫“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然而,信用不足、缺失或信息不对称,制约了中小企业获得贷款。谁来为企业的首次贷款做担保呢?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和推动是担有一定责任的。也正因为如此,从1999年5月开始,上海市财政局与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中投保上海分公司;而今,作为上海首家由政府出资的专业担保机构,中投保上海分公司受上海市财政局委托,根据市场化机制负责管理和运作中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资金,专门为符合产业政策导向的中小企业提供商业性贷款的信用保证,协助它们获得银行贷款,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以创建于1996年的C公司为例,它是一家具有较强自身研发能力的高科技公司。开发了数十项产品,属国内一流艺术灯光景观建设专业公司。在强大的科技研发能力支持下,该公司业务发展迅速。2004年销售收入685万元,2005年达到了1500万元。
与业务发展相伴而行的则是资金困境。工程类企业的行业特点是资金回笼速度慢,营运资金占用情况严重。但由于公司规模较小,又缺乏与银行合作的信用记录,如何获得银行融资成为该公司2005年的重要问题。
2005年底,也正是由于中投保提供的8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才有了c公司腾飞的第一步;由此,该公司近两年取得了快速发展,2007年6~7月,该公司先后中标2008北京奥运场馆照明工程合同。
倾向科技型企业
中投保上海分公司作为政策性担保机构,主要扶持的是符合政府产业导向的中小企业。何谓符合产业导向?我们可以从它的担保比例中略见一斑。对于普通中小企业中投保上海分公司承担贷款本金85%的风险责任,对高新技术企业分公司则承担90%的风险责任。也就是说,从政策上而言,中投保更倾向于科技型企业。那么,对于是否属于科技型又是如何界定的?其实,在该项政策中,有一个十分明确且唯一的标准,只要企业拿到上海市科委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或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证书,就都可视作为科技型企业,享受政策的优惠。
另外那个15%或10%的担保,则由借款银行自行承担。这种“表示诚意”的风险责任,既明确了债权人和担保人之间的关系,也形成了一种“共担风险、利益共享”的风险制约机制。避免了贷款风险向担保机构转嫁,为进一步扩大担保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对于一些具有良好成长性,但缺乏足额、有效担保能力的中小企业而言,中投保政策性贷款担保是一个可行且有效的选择。如,企业有价值100万元的房产,做抵押只能获得六折60万元的贷款,而企业的资金缺口有200万元,这时就可以选择中投保政策性贷款担保。
保费费率较低
中投保贷款担保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它的政策性优势除了解决了担保这一大难题外,在担保费上也有相应的优惠。
一般而言,中投保政策性担保贷款单户企业贷款额一般不超过500万元,个别优质企业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期限一般在1年以内,最长不超过2年。
在担保费的收取上,通常根据担保项目的风险程度、担保期限、担保金额确定年保费率0.8%~1.2%。而相同项目贷款,在民间担保公司所收取的年保费率在2%~3%,几乎是政策性担保保费的两到三倍。
担保费计算公式为:担保费=借款金额×担保比例×担保费率×担保期限(月)。以某企业向银行借款100万元为例,请由中投保上海分公司作信用担保,借款期限为6个月,中投保上海分公司同意按借款金额的85%提供担保。企业应缴纳的担保费为:1000000×85%×0.85%×6=4335元。
在优惠中寻找更优惠
目前,中投保上海分公司已与10家商业银行建立了贷款担保合作关系,联合开展授权贷款信用担保和专项贷款信用担保。在全市共设立了200个贷款担保受理点,方便了小企业,简化了贷款信用担保的操作程序。
而在这些银行中,上海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占到了该项贷款在上海市场的绝对多数。其中上海银行在中投保政策性担保贷款的业务在全市市场份额占比50%以上。因此,中小企业从这两家银行申请该项贷款,在一定程度上会更加顺畅。
担保公司贷款 篇4
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作为金融业的有效补充应运而生, 为发展三农经济,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 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业务特点, 辖区内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总体运行平稳, 贷款业务发展迅速, 各方面指标良好。
一、基本情况
截止2012年8月末, 东川区共有小贷公司3家, 担保公司4家。具体情况如下:
昆明市东川区玉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22日正式开业, 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 最大股东为昆明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30%, 员工13人;2010年7月, 根据市场需求及小贷公司的自身经营发展需要, 东川区玉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将注册资本增至4000万元, 股东8名, 其中:法人股东2名, 自然人股东6人。最大股东仍为昆明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出资额1200万元, 持股比例为30%。
昆明市东川区环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10日正式开业, 注册资本1000万元, 股东9名, 其中:法人股东1名, 自然股东8人, 最大股东为昆明市东川环宇房地产有限公司, 出资金额300万元, 持股比例为30%, 员工10人。
昆明市东川区瑞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28日正式开业,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最大股东出资金额900万元, 持股比例为30%。
昆明市裕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昆明乾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均为5000万元、昆明市东川区裕民融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3000万元、昆明融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 其中鑫融资担、裕民融资公司属于政府财政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 乾贯融资、融流融资公司属于自然人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二、业务发展情况
小贷公司贷款对象主要是辖区工矿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种植养殖户, 主要采用信用贷款与抵押贷款的方式, 截止2012年6月末, 小贷公司贷款余额5244万元, 其中保证贷款占比为80%;最高利率26.24%, 最低利率6.10%;贷款主要以一年期为主, 贷款利率是人行基准利率的1~4倍, 在规定范围内。贷款回收较好, 无不良贷款, 都未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
6月底, 4家融资担保公司担保金额22700万元, 无担保违约情况。鑫融资担、裕民融资公司是由当地的财政局牵头组织的政策性担保公司, 其担保项目多是当地的基础建设, 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贷款相对较少。主要以支持提高当地的经济总量起重要影响的项目建设, 拉动当地经济建设, 增加当地的税收为主要目标, 出现风险由当地财政局分担。
乾贯融资、融流融资公司属于商业性担保公司, 按照国家的规定, 担保额度可以放大5~10倍, 担保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向需要从银行贷款的企业提供担保, 收取担保费。
三、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 监管职责模糊, 制度建设滞后
根据《云南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规定, 人行、银
监、金融办均负有管理职责, 但对管理职责权限范围、如何管理、管理到何种承担缺少全面详尽的规范性制度。
担保公司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担保业在我国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监管体系, 什么样的公司可以进入担保行业、哪一个部门对担保行业的业务规范进行指导和管理, 现在都还是空白, 担保体系自身也被诸多难点所困扰, 信用担保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担保机构规模小、缺乏风险分散与补偿机制, 担保机构内部业务操作程序不完善, 风险管控制度不健全, 再加上与之相对应的中小企业信用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对于此, 应加强对应的法律法规建设, 建立多方联动的协同监管机制。
(二) 风险控制相对难
由于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尚未加入人行征信系统, 加大
了风险控制的难度。根据《小贷公司管理办法》, 人民银行要将具备条件的小贷公司纳入征信系统, 但未明确所需条件, 因此, 应当建立完善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同时, 由于监管不到位或缺失, 究竟有多少担保公司真正从事的是担保业务, 小贷公司是不是完全在从事小额贷款业务, 不得而知, 潜在风险不言而喻。
(三) 小贷公司同样存在融资难
按照规定, 小贷公司在银行融资额度的比例为注册资本金的0.5倍。根据调查, 少数小贷公司有向银行融资的意向, 但因其特殊的资金用途, 融资难度较大, 形成小额贷款公司资金短缺的根本原因是其没有真正进入金融市由于场, 不具备进入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的资格。为了解决小额贷款公司融资难的问题, 特别是规模小的小额贷款公司, 除积极推进股东增资扩股以外, 应该鼓励金融机构在规避风险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提供便利, 以缓解小额贷款公司对资金的迫切需求。
(四) 担保公司自身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企业融资难
贷款担保公司成功案例 篇5
马女士,年轻漂亮,自己经营着一家公司,经常在国内飞来飞去,公司的业务非常的繁忙,生意越做越大,那家由他一手创建的小公司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所以急需资金来扩大公司的规模,由于他经常来往于全国各地,又加上对银行贷款的业务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还有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处理贷款的事宜,最后马女士找到了我们,根据马女士的这种实际情况,我们公司为马女士量身定做了一套最适合马女士的贷款计划。首先,马女士有着一家自己的公司,已经创建多年,公司也有了雄厚的实力,足以偿还贷款。而且,马女士身为公司的创建人及法人,也为自己积累了一定的资产,只是短时间内无法使资产变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马女士定制了XX银行的经营性贷款,只需要提供马女士自己在北京的一套住房,和自己公司的各种证明文件,由我们公司为马女士的公司提供阶段性担保,银行也会认为这种有双保险保障的客户风险会低很多,手续十分简便,马女士自己也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么简单,最后我们公司为马女士顺利的办理了贷款,解决了马女士急需资金的需求,也为她省了不少时间,马女士十分满意我们公司为她提供的服务。
担保情状下“骗取”贷款的认定 篇6
内容摘要:出卖方为拓展业务自愿为买受人提供担保,促成买受人向银行贷款时,如果买受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出卖方不承担担保责任,从而致使银行到期债务不能受偿的,对买受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关键词:合同诈骗 骗取贷款 因果关系
[基本案情]2013年10月,犯罪嫌疑人贾某为购买汽车,与西安市某区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信用社”)及西安某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车销售公司”)签订了三方《个人汽车按揭贷款合同》和《车辆抵押合同》。合同约定以贾某贷款购买的汽车为抵押,同时由汽车销售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向信用社贷款84万元(信用社贷款金额是购车款的70%),贾某每月向信用社支付月供。自2014年9月始,贾某一直未按照合同约定缴纳月供(期间由汽车销售公司代为支付购车贷款)且处于失联状态,至今累计拖欠信用社本息金额61万余元(其中汽车销售公司垫付23万余元)。后贾某被抓获归案,但汽车去向不明(无法追回),且贾某提供给信用社和汽车服务公司的房产证、收入证明、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明文件均系伪造。
一、司法实务分歧
关于本案定性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贾某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贾某提供的虚假房产证明等文件,导致汽车销售公司产生贾某资信状况良好的认识错误,因而基于认识错误为其提供了连带担保,贾某取得贷款并依约偿还部分贷款之后,为逃避剩余信用社贷款而失联并违约私自处理汽车。汽车销售公司依约承担担保责任后,贾某与信用社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化为贾某与汽车销售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因而应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贾某构成贷款诈骗罪。理由是:贾某以欺诈的方式向信用社申请贷款,虽然有汽车销售公司做担保,但其行为侵害的是信用社的信贷管理制度,并将信用社贷款所有权置于风险以下,构成贷款诈骗罪。信用社基于担保合同产生的连带债权而向汽车销售公司追偿来弥补自己的损失,是事后的自我救济行为,不影响定罪量刑。[1]
第三种观点认为,贾某构成骗取贷款罪。理由是:贾某被抓获时,银行的按揭贷款自2014年9月开始一直没有归还,按揭贷款的每月还款期限已超期,而现有的证据材料证明贾某申请贷款时有虚构事实的行为,事实上也造成了信用社的损失,因而只能认定为骗取贷款罪。
二、关于骗取贷款罪的分析
我们认为,本案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理由如下:
(一)信用社的损失无法确定
根据《物权法》、《担保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既有债务人提供“物保”又有第三人提供“人保”的情况下,应先就债务人提供的物保实现担保物权,债权不能完全受偿的,可要求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但无论是“物保”还是“人保”,都是对全部债务的担保。具体到本案,信用社的到期债权可以向贾某和汽车销售公司追索,虽然行为人贾某目前已丧失清偿能力且抵押物已灭失,但是信用社享有的担保债权依然存在,汽车销售公司仍然应当承担全部债务担保责任。信用社在未完全行使民事救济手段的情况下,其具体损失数额无法确定,单纯以行为人贾某2014年9月之后所欠贷款为损失依据,无疑是混淆了骗取贷款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直接经济损失和民事纠纷中的经济损失。在无法确定具体损失数额的情况下,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缺失,因而不能认定贾某构成骗取贷款罪。
(二)因果关系难以认定
骗取贷款罪要求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进而导致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产生损失。换言之,行为人采取的欺骗手段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直接依据,因而使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丧失了对贷款风险的控制,使贷款处于风险之中,最后产生了损害结果。欺骗手段和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并由此产生损失之间必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本案中,贾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与信用社目前所受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信用社目前的债权没有全部实现,一方面是行为人贾某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处理抵押物,致使抵押物灭失,从而影响了信用社抵押权的实现;另一方面是信用社没有完全采取救济手段实现担保债权造成的。但汽车的抵押是真实存在的,汽车销售公司的担保责任也是真实有效的,因而并不存在信用社“受骗”进而“受损”的逻辑关系。行为人贾某提供的虚假证明文件并非信用社目前无法实现债权的“因”,信用社受损也并非贾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果”,无法认定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
(三)与本罪保护的法益不符
骗取贷款罪系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第10条的新增条款。之所以增设本罪,是因为上世纪初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贷款管理秩序并不完善,一些单位和个人经常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危害金融安全,而如果想通过贷款诈骗罪对该种行为进行规制,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又存在极大困难。同时,由于单位不能成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因而逃避了刑法的规制。[2]因此,立法机关在保留贷款诈骗罪的同时,增设本罪,以有效地惩治和遏制这类犯罪行为,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由此可见,骗取贷款罪保护的法益是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资金安全,正常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这也是设置该罪的立法本意。通过民事法律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信用社并非本案的损害承担者,其民事权利仍有救济的途径,甚至可以完全受偿而导致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在此意义上,认定贾某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不仅是对本罪法益的理解错误,也有违立法目的。
三、本案构成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都属于特殊类型的诈骗,与诈骗罪属于法条竞合的关系,因而也应符合一般诈骗罪的构造,即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因而导致被害人(合同当事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产生认识错误,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物,行为人或者第三人获利,金融机构或者合同当事人遭受损失。[3]
(一)基于法理的分析
1.欺诈手段的评价
一般来说,可以将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分为记述性的构成要件要素和规范性的构成要件要素,前者不需进行价值判断,只需根据对于事实本身的认识就能够确定,而后者则必须依靠一定的法律评价、文化评价、道德评价等方面的规范、价值的判断才能最后确定的构成要件要素。[4]按照上述分类,“欺诈”无疑是犯罪构成中规范性的构成要件要素,因而必须进行价值判断,也正是因为需要进行价值判断,所以同一行为在不同罪名中的评价可能完全不同。本案中,行为人贾某采取的“欺诈手段”只有一个,即向信用社和汽车服务公司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该行为能否被评价为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中的“欺诈行为”?
我们认为,贾某的行为不构成贷款诈骗罪中的“欺诈行为”。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必须能够引起实害结果或者引起实害结果发生的风险。贷款诈骗罪中的法定行为方式无不潜在释放着同一信号,即行为人的“欺诈行为”能够直接导致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本案中,贾某提供的房产证明、工商登记等证明文件只是申请贷款的形式条件,其作用只是贷款申请人的身份证明,而非申请贷款提供的担保。否则,信用社工作人员不可能仅仅进行形式审查,更不可能据此向贾某发放贷款。事实上,要求贷款人提供担保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通常做法。信用社发放贷款的直接依据还是贾某提供的汽车抵押和汽车销售公司的担保。而且,通过前文论述,信用社目前的损失也非该行为造成的。因此,贾某的行为既没有造成信用社的损失,也没有引起信用社财产损失的风险,不能被评价为贷款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
然而,对于汽车销售公司而言,贾某提供的虚假房产证明等资料,是汽车销售公司愿意为其提供担保的直接依据,该行为欺骗了汽车销售公司,致使汽车销售公司的财产处于风险状态,因此贾某的行为应当被评价为合同诈骗的欺诈行为而非贷款诈骗的欺诈行为。
2.信用社或者汽车销售公司产生认识错误
由于贾某的行为不能被评价为贷款诈骗罪的欺诈行为,也不是发放贷款的直接依据,因而信用社就不可能基于贾某提供的虚假房产证明而产生认识错误进而发放贷款。汽车销售公司则与此相反,其为贾某提供担保并没有其他风险评估的渠道和途径,贾某提供的虚假房产证明等文件是汽车销售公司愿意为贾某提供担保的唯一根据。正是由于贾某提供的虚假证明文件才导致汽车销售公司产生了贾某资信状况良好、有偿债能力的错误认识。
3.信用社或者汽车销售公司是否处分财物
贾某的行为对信用社来说既不是欺诈行为,信用社也不会产生刑法意义上的认识错误,信用社发放贷款的依据是贾某提供的汽车抵押和汽车销售公司提供的担保,而汽车的抵押和汽车销售公司提供的担保都是真实有效的,因而信用社并没有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物。
汽车销售公司则不同,由于相信贾某提供的虚假房产证明等文件,汽车销售公司产生了贾某还债能力良好的错误认识,为贾某提供了担保,并在贾某未按时缴纳月供的情况下,承担保证责任,汽车销售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并代为清偿部分信用社贷款的行为就是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的行为。
4.损失承担者的确定
表面上看,信用社的到期债务没有实现受偿,受损的是信用社,但实际上信用社仍可要求汽车销售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以实现债权。而汽车销售公司在承担之后,享有向贾某追偿的权利,但贾某丧失清偿能力,汽车销售公司成为了损失的最终承担者。
(二)基于法律的分析
1.“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共同的构成要件要素。在认定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除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外,还应着重考虑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等方面因素。一般来说,如果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与对方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或者将取得的财物用于个人消费、挥霍,或者进行风险投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携款潜逃、隐匿财物的,应认为有非法占有目的。
本案中,贾某为使汽车销售公司提供担保,提供了虚假房产证、工商登记等虚假证明文件,导致汽车销售错误的相信贾某有良好的资产,为其提供了担保。而贾某在还贷一段时间之后,为了躲避债务而隐匿潜逃,致使汽车销售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可以认定其有非法占有汽车销售公司财产的目的。
相反,认定贾某有非法占有信用社财产的目的则缺乏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编著的《刑事案件审查逮捕指引》的要求,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审查,要着重查清四个方面:一是申请贷款时有无偿还能力。即着重考量行为人申请贷款时的财物状况以及对偿还能力的认识程度,如果行为人贷款时就明显资不抵债,没有盈利偿还能力或者有能力偿还而抽逃、转移、隐匿财产拒不返还、逃避还款的,则可推定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担保情况。要着重审查行为人提供的担保是否真实、是否有权属争议、是否重复抵押、质押,估值是否准确等;三是贷款去向。一般认为,贷款项目必须用于特定的贷款用途,或者即使没有用于规定的贷款项目也应当是用于合法的盈利性经营,而如果用于个人挥霍、消费或者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则一般可以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四是审查还款行为。在贷款到期后,行为人是否承诺还款,或者有筹资还款的行为以及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如果没有,或者虽然承诺还款,但是通过借新还旧、以贷还贷、以贷养贷,造成恶性资产循环,或者取得贷款后隐匿潜逃、避而不见、转移资产,拒不还款的,可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5]
本案中,上述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四项依据,贾某并不符合。第一,犯罪嫌疑人贾某与信用社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分期贷款,每期的还款金额为2万余元,且贾某一直在从事商业经营,因而很难认定贾某申请贷款时便不具有盈利偿还能力。虽然贾某供述将车辆抵押给别人(公安机关按照贾某的供述查找车辆仍未查明车辆去向),但是抵押所获款项的用途并未查清,因而不能简单认定贾某有偿还能力而隐匿转移财产。第二,犯罪嫌疑人贾某用车辆提供抵押,并由信用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物保和人保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不存在重复抵押、担保物价值评估错误等情况。第三,犯罪嫌疑人贾某从银行所贷款项,确实用于购车和支付汽车销售公司的佣金,并没有用于私人挥霍或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第四,前期犯罪嫌疑人贾某一直在按期还款,到2014年9月才开始停止支付,在此期间汽车销售公司也一直在承担担保责任,向信用社按期足额还贷。因此,并无相关证据证明贾某有非法将信用社贷款占为己有的目的,因而缺少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2.行为方式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合同诈骗罪的法定行为方式有以下五种: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或者履行合同的;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总的来说,不论是何种行为方式,都是以合同的形式、用欺骗的手段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我们认为,非法占有的形式可以分为积极的非法占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和消极的非法占有(使对方承担己方应承担财产性义务)两种。
本案中,房产证明、收入证明等证明文件,是汽车销售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之后追偿的核心保障和提供担保的主要依据,贾某伪造以上证明文件,致使汽车销售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之后无法根据该证明文件实现追偿权利,属于消极的非法占有。因此,贾某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骗取担保人的信任,以申请贷款的方式获得银行资金后,自己没有偿还贷款的能力,而由担保人代为偿还部分或者全部贷款的情况屡有发生,部分司法判例中将此种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因为从犯罪对象上看,行为人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骗取担保人财产的行为,表面看是骗取银行的贷款,实际侵害的是担保人的财产权益,犯罪对象并非银行贷款而是担保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财产。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确保所贷出的款项安全可靠,往往会要求贷款人申请贷款时提供必要的担保。担保人作为借款合同中的第三人,在借贷人不能偿还贷款本息时负责偿还贷款。行为人虚构事实骗取银行与担保人的信任,非法占有钱款后,银行可依据担保合同从担保人处获取担保,担保人则是银行债务的实际承担者,受侵害的往往是担保人。即使担保人因某种客观原因如破产等情况导致无法承担担保责任,银行的债权无法实现从而权益受到实际侵害,但只要担保人与银行之间所订立的担保合同具有法律效力,银行与担保人之间就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法律关系的最终落脚点和行为侵害的对象就应认定为担保人而非银行。[6]
综上所述,行为人贾某为购买汽车,提供虚假的房产证明、工商登记等资料,骗取汽车销售公司的担保,获取信用社贷款。购车之后,虽按时还款近一年时间,但在自己资产不能偿还信用社贷款之时,置汽车销售公司财产予不顾,隐匿潜逃,致使汽车销售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由于行为人贾某丧失清偿能力,导致汽车销售公司无法追偿,因而构成合同诈骗罪。
注释:
[1]李鹏飞:《有担保情形下骗取银行贷款应定何罪》,载《人民检察》2015年第6期。
[2]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页。
[3]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06页。
[4]王政勋:《犯罪论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5]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刑事案件审查逮捕指引》,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139页。
夷陵小额担保贷款助力经济发展 篇7
今年以来,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夷陵区全力加快小额担保贷款融资工作, 有效解决了创业者融资难问题, 推动了全民创业深入发展。元月至六月, 已发放小额担保贷款222笔1638万元, 累计发放总量突破1.6亿元, 当期数额及贷款总额都位居宜昌市前列。
该区借助大型招聘活动、创业培训班、门户网站、乡镇平台加大宣传政策力度, 使小额贷款政策家喻户晓;推行“创业培训+小额担保贷款”模式, 已有627人圆了创业梦, 带动周边2600多人再就业;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 层层审核把关, 杜绝不良贷款、不实贷款, 全区小额担保贷款还款率一直保持在100%;积极调整人员分工新组建“创业指导中心”, 安排专职人员为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贷款申请、贷款审核、贷款发放、后续跟踪指导等一条龙服务, 进一步提高了贷款发放效率和创业成功率。
统计显示, 该区新增各类市场主体48962户, 新发展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规模企业61家, 1000万元以上企业27家;上半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54亿元, 同比增长26%;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103亿元, 同比增长18%;完成财政总收入24.84亿元, 同比增长19.7%, 居全市首位。
小额担保贷款圆西山妇女创业梦 篇8
杨茂青早年在德宏州医院工作,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 更为了将自己所学的医疗知识带回家乡, 她毅然回乡开办了“西山区团结茂青诊所”, 开始了创业之路。几年来, 她为了帮助乡亲们解除病痛, 不论白天还是夜晚, 山路有多么曲折, 刮风还是下雨, 只要是乡亲们有需求, 她都会亲自上门做诊疗服务, 为她们送医送药, 给他们讲解科学的防病、治病知识, 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得到了四邻八乡群众的称赞。
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诊所设备老化、陈旧情况日趋严重, 虽然杨茂青开诊所已有几多年了, 但她每次为乡亲们看病, 收费极低, 有的甚至免费, 因此几乎没有什么积蓄, 正当她发愁之际, 听说了妇联的小额担保贷款。这才有了开头的那段话, 如今的西山区团结茂青诊所越办越红火。
在西山区, 像杨茂青这样, 在小额担保贷款的支持下, 放开手脚创业的妇女越来越多。2011年通过西山区妇联共发放小额担保贷款279万元, 扶持创业人员40人。据统计, 自2006年西山区妇联开展小额担保贷款以来累计发放贷款1068万元, 扶持了233人创业、就业, 提供了729个就业岗位, 涉及零售、餐饮、种养殖、运输、医疗、教育、机械加工等行业。由西山区财政、人民银行、妇联、西山区农村信用联社、就业局共同推进的小额担保贷款目前在西山区已走上了良性运行的轨道, 成为了西山区促进妇女创业的有力推手。
由于西山区地处城乡结合部, 并且是老工业区, 特殊的区位特点, 形成了西山区人口多、成份杂、下岗失业、拆迁失地人员多、新生劳动力多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 人民银行、区妇联积极宣传小额担保贷款的相关政策, 让党和政府对失业人员的关怀, 对创业项目的优惠政策深入人心。
为提高办贷效率, 简化办贷程序, 西山区农村信用联社和区妇联共同研究, 为办贷人员提供“一条龙、一站式、一体化”的服务, 尽可能减少贷款人在申贷过程中的麻烦。西山区妇联工作人员严格按照“个人申请、资格审查、严格担保、领导小组核贷”的工作程序, 统一收集贷款审批表, 统一到就业局进行下岗失业资格的认定, 统一开展贷前调查, 统一到信用社办理贷款发放相关手续, 符合条件的由区妇联统一将存折发放给贷款户。大大方便了贷款的人员, 减少了办理程序, 为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提供了良好的服务环境。
为确保资金安全, 西山区妇联对每个贷款户做到了“三清”, 即家庭情况清、经营项目清、担保人员情况清。同时, 坚持贷后回访服务工作, 通过实地走访和定期电话回访, 了解资金使用情况, 及时发现问题, 对贷款户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及时给予帮助或协调有关部门给予解决, 提高了贷款户的创业成功率, 保证了贷款资金的安全回收, 到目前为止, 小额担保贷款的还款率为100%。
为了提高贷款人员的创业能力, 区妇联不但“送贷款”, 还“送创业指导”, 定期对贷款户进行“一对一”的帮扶指导, 组织创业知识培训, 使贷款户在创业路上少走弯路, 提高了贷款的使用效率。同时, 注重从贷款户中发现、培养典型, 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头作用, 努力营造以创业促进就业的社会氛围。对项目发展较好的积极向上级推荐, 通过创业的典型事迹, 来激励广大失业人员自主创业, 达到“以一带群”的效果。
为了鼓励广大失业、失地妇女自主创业, 加大扶持力度, 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2011年, 西山区妇联将妇女贷款额度从最高5万元提高到了8万元, 妇女多人合伙的有限公司提高到了30万元。在银行信贷规模调控力度加大, 银行信贷资金趋紧的情况下, 西山区农村信用联社首先保证涉农贷款、小额担保贷款等的资金需求, 使今年的小额担保贷款工作顺利完成。
贷款担保及其必要性研究 篇9
银行对抵押担保物的严格要求,成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信用状况,二是银行本身对贷款风险的容忍度。具体分析有五个问题。
1、整体社会信用环境不完善,信息采集成本过高
我国社会信用环境近年来有了较大改善,人民银行建立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工商局建立的“金信”工程、税务局建立的“金税”系统的建立完善,使得企业的信用状况有了比较好的评价对比基础。但由于部门之间的信息缺乏有效共享机制,使得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一直没有建成,想了解企业的全面情况,仍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人力和财力。
2、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监管力度不够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多套表”的问题十分普遍,形成原因不外乎三点:一是企业处于利益考虑,违规制作虚假报表,这是当前财务管理上最主要的问题;二是企业内部不重视财务管理工作,这主要在小微企业中比较突出。三是外部监管处罚力度不够,监管部门没有力量核实逐份核实企业财务,对于发现作假的企业处罚力度较轻。
3、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偏高,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国内企业过于重效益轻风险,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而且中小企业本身经营目标短期化,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和应对能力,企业风险抵抗能力严重不足。因此银行在审核贷款申请时,为了避免风险,往往不吝做最坏的打算,相比看不见摸不着的信用,抵押担保显然更能让金融机构放心。
4、监管容忍度过低,违反金融规律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和银行开始高度重视不良贷款问题,防范新增不良贷款成了所有银行贷款管理的核心,很多银行对不良贷款的容忍度下降到了零。2003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7.9%,2009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6%,拨备覆盖率则从19.7%上升到了155.4%。但放贷业务作为一个高风险业务,在正常的金融规律下根本不可能做到零违约。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02年的《货币政策报告》中就曾明确提出:“对不良贷款的责任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和认识,对凡是符合信贷原则、严格按照信贷程序发放的贷款,如果由于不可预见的市场风险或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失,就不应追究信贷人员的个人责任,不要提出诸如新增贷款不良率必须为零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然而,商业银行的实践并没有太大改变。
5、贷款投放程式化,业务作风欠深入
对一个贷款项目的风险判定,既需要相关指标的定量考察,也需要对企业信用程度的定性判断,而目前各行在放款时过份强调定量方面,上下一刀切,统一信贷准入标准。因此,信贷人员对企业实地调查的重视程度也在下降,到企业的主要工作是核实企业抵押担保,并帮助企业整理贷款资料,达到上级行设定的标准。对于抵押物的过分依赖,使得企业领导人能力、企业市场情况、竞争能力等因素队能否贷款的影响程度减少。
二、不同贷款方式的对比分析
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对信用贷款和抵质押担保贷款进行对比分析。
1、信用贷款与其他贷款的收益比较
据对我国华北某市某商业银行的调查,信用贷款的平均利率要低于抵质押贷款。2013年末,该行信用贷款平均利率为8.76%,抵质押贷款的平均利率是10.57%,保证贷款的平均利率是11.15%。据对金融机构调查,目前利率水平主要与企业的议价能力有关,一般信用贷款的放款对象都是优质企业,是众多金融机构争夺的对象,所以企业议价能力强,利率压得比较低,而其他企业由于自身条件较差,与银行议价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利率较高,能够提供抵质押物的相对利率低些,提供其他企业保证的则要高一些。
2、信用贷款与其他贷款的风险比较
据对该市2014年的金融数据分析显示,信用贷款的风险要明显小于其他贷款,该市金融机构企业贷款不良率为1.05%,其中信用贷款不良率0.08%,质押贷款不良率0.09%,保证贷款不良率1.06%,抵押贷款不良率1.88%。信用贷款风险最低,主要是由于企业本身实力雄厚,属于优质企业。
从最终实际形成贷款损失的情况看,抵押贷款的比例并不低,据对该市某商业银行统计,2007年以来,该行共通过剥离方式处置不良贷款281255万元,其中信用贷款占7.45%,抵质押贷款占36.7%,保证贷款占52.4%。
3、信用贷款与其他贷款的成本比较
贷款成本主要是贷前调查成本、贷后管理成本和不良贷款处置成本三块。
贷前调查成本和贷后管理成本,信用贷款都要低于其他贷款成本,主要原因是信用贷款只需要对贷款主体进行审查,而抵质押贷款不仅需要审查贷款主体情况,还需对抵质押品的权属真实性、登记情况等进行调查。在不良贷款处置方面,如果不考虑最终贷款损失情况,信用贷款仍比抵质押贷款要低:信用贷款发生不良通常通过起诉解决,相关费用主要是法院的诉讼、执行等费用;而抵质押贷款发生不良后,不光需要通过诉讼渠道,还要进行抵押物拍卖,其间包括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用、抵质押物处置费用、贬值损失等。
4、信用贷款与其他贷款的发展前景比较
信用贷款的发展前景主要与企业的信用状况相关联,从我国社会信用状况发展看,社会信用水平在不断的提升,社会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在逐步加大,这对于发展信用贷款比较有利。而抵押贷款的发展前景主要受抵押品增长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土地和固定资产,随着我国基础建设投资增速的下降,以及对耕地面积越来越严格的保护,今后土地和固定资产资源会越来越紧张,如果金融机构仍然固守“贷款必抵质押”的思路发展,未来前景不容乐观。
综合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的信用贷款在贷款成本、信贷发展前景方面要优于抵押担保贷款。在贷款收益和贷款风险方面,呈现综合平衡的态势,不良率低的信用贷款收益也低,不良率高的抵押担保贷款收益也高。
三、目前我国信用贷款存在的主要问题
1、信用贷款无法惠及真正需要的企业
当前信用贷款主要是金融机构争夺优质客户的一种工具,实际上使用信用贷款的企业,大多数并不缺少抵质押物和担保企业。而真正缺少抵质押物的中小企业,却享受不到信用贷款的好处。这种错位现象说明,信用贷款这种融资方式更多的是为银行服务,不是为经济均衡发展服务,更多地是为实力雄厚的优质企业服务,而不是信用好的中小企业服务。
2、银行高收益并未承担高风险
“风险与收益相对应”是市场的一般法则,按照这种原则,有抵押物的贷款风险应该小于没有抵押物的贷款,那么抵质押贷款的利率就应该小于信用贷款的利率,而实际却恰恰相反,银行一方面用严格的抵质押来降低自己的风险,另一方面利用有利的议价地位保持高收益。这种错位现象说明过分严苛的抵质押担保制度是垄断企业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
3、抵质押物处置成本高、风险大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不良贷款产生时往往是抵质押物价值下降时期,宏观经济状况对抵押物变现价值有显著影响,在一国宏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时期,不良抵押贷款处置回收率相对较高,而当一国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处于下降时期时,不良抵押贷款处置成本和风险则会明显上升。
此外,贷款抵押担保在实际处置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一是由于抵押品种类繁多,情况复杂,在具体处置过程中不仅需要耗费较高的人工成本,而且还很容易造成资产流失,所得不能覆盖成本;二是由于各类资产交易市场的短缺,很多抵押物在实际执行权力时,往往难以变现,耗时较长,资产贬值严重;三是部分项目在贷款时采取一些变通措施或违规手段,虽然表面上看抵质押物充足,但实际处理时,很多抵质押品实际上是不能处理的,这在很多投融资平台项目上反映很突出。
四、解决思路
1、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数据库体系,建立全面的企业信用信息档案,为金融部门全面了解企业信用状况搭建平台。建立多部门联合的失信惩戒机制,让企业“一处失信,处处受制”,提高企业的失信成本。
2、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
金融部门要放宽对不良贷款的控制要求,一方面需要监管部门放宽相关的监管要求,另一方面,当前银行既能低风险又可以高收益,根本原因是市场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存在较大的缺口,银行处于强势地位,只有改变当前的市场形势,才能使金融部门主动降低不良贷款要求,所以要积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促进市场竞争,可以迫使金融部门主动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
3、扩大信用贷款比例
引导金融机构开展信用贷款业务品种创新,在部分地区试点信用贷款业务,测算降低抵押担保要求所产生的不良贷款损失,与所产生的信贷投放增加、效益提高等成效之间的对比,从而找到最佳结合点,使效益最大化。
4、推广贷款保险业务
扩大贷款保险业务,可以降低银行对贷款抵押品的依赖程度,将风险分散到保险公司等其他机构,有助于提高银行资本可控性,降低贷款成本。
5、在全国范围内不宜搞统一,因地制宜,增加基层金融机构自主权
保证担保贷款的保证责任问题探讨 篇10
保证期间为保证责任的存续期间,是债权人向保证人行使追索权的期间。保证期间性质上属于除斥期间,不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保证期间是债权人向保证人行使请求权的时间界限,在此期间内,他依法或依照约定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届满,他对保证人的请求权随之消灭,即债权人没有在保证期间主张权利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主张权利”的方式在一般保证中表现为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在连带责任保证中表现为向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
设定保证期间主要是为了保护保证人,体现合理分担风险的原则,同时也达到稳定经济秩序的目的。保证使债权人的利益有了较可靠的保障,有助于促成合同的订立,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保证人承担着保证责任,但是保证人毕竟不是主合同中的主债务人,所以不能使保证人处于和主债务人同样的法律地位。设定保证期间,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限定在一定的期间内,可以避免保证人无止境地处于承担责任的不利状态或是长期处于随时可能承担责任的财产关系不肯定状态。保证期间的设定对于债权人也具有法律意义,它既维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促使债权人及时向主债务人行使权利(包括诉权),避免可能因主债务人财产状况继续恶化而影响到债权的实现;同时也是对债权人请求权的行使,从期间上加以必要的限制。
二、保证期间,银行向保证人主张债权问题
担保法第26条第2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即法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4条第2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对以上引用的法律规定,理解中应把握三点。首先,如果债权人要追求让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法律后果,就必须在保证期间之内(届满日之前)提出主张权利的要求,如通知等。这里的“要求”仅限于证明债权人主张权利,而不同于在一般保证中要求“诉讼”或“仲裁”,因为银行标准担保合同文本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其次,债权人主张权利的直接对象必须是保证人,而不能仅针对主债务人提出;最后,只要能证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之内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保证期间在主张权利之日起即丧失作用,进而自然转换为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即开始起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在《担保法司法解释》中未明确,在实践中,取得向保证人发出的“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的回执是常用的主张权利方式,在不能取得此回执时,可参照《诉讼时效司法解释》中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的几种情形,如扣收保证金存款、公证送达、发送信件送达等方式。
三、关于在保证期间,银行办理展期贷款问题
按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0条第2款的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法律规定的期间。”如果主合同在期满时经协商达成“展期”(即延长履行期日),此展期协议经保证人书面同意,则起算点顺延至“展期”届满之日,如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则起算点不变。虽然《担保法》第13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即保证合同为要式合同,但是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2条的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如保证人单方出具的保函。为了使保证期间的起点顺延至“展期”届满之日,就需要原保证人出具能表示书面同意的文书,保证人未能出具书面资料时,可让保证人在贷款展期协议中签字盖章,但要注意以保证人身份,即贷款展期协议中保证人签字盖章处应有“保证人”字样。
四、关于在保证期间,以新贷偿还旧贷问题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9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者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应前款的规定”。从该条的表述看出,解释未将保证人的责任表述为“无效民事责任”或“赔偿责任”,等于承认了主合同(“以贷还贷”)的效力。要正确应用该条款,就必须对以新贷偿还旧贷予以认定。“以贷还贷”有两个条件,一是客观上有“以贷还贷”的行为,二是主观上需债权人与债务人有以新偿旧的共同意思表示。对《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9条规定的理解,在确定了主合同是“以贷还贷”的事实后,并不能笼统地认定新贷的保证人一律免责,还要依据具体案情看新贷的保证人是否构成免责的条件。“以贷还贷”保证合同的保证人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新贷旧贷是同一保证人;第二种是旧贷为甲保证人,新贷为乙保证人;第三种是旧贷无保证人,新贷有保证人。
对于第一种情况的保证人,不论保证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主合同“以贷还贷”的事实,均应对新贷款承担保证责任。这是因为新贷偿还了旧贷,致使原来的贷款合同履行完毕,从而消灭了保证人对旧贷的保证责任,由保证人承担新贷的保证责任,也是公平的,实质上并没有加重保证人的风险责任。因此无论保证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以贷还贷”的事实,均应对新贷承担保证责任。当然,这种情况的保证期间会有变化,适应上述关于在保证期间,银行办理展期贷款问题的规定。
对于第二种情况,因新贷还了旧贷而使旧贷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消灭,从结果上看是新贷的保证人承担了旧贷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第三种情况,旧贷无保证人,新贷有保证人,对债权人来说则由原来的无担保贷款变成了有担保贷款,对于保证人来说等于直接承担了已经不能归还贷款的保证责任。这两种情况,不仅未征得保证人的同意,债权人与债务人串通实际变更主合同的贷款用途,而且保证人承担新贷保证的可能是一笔无法偿还的死债,让保证人在这种情况下承担保证责任,有违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对于后两种情况的保证人,如果债权人没有将“以贷还贷”的事实告知新贷的保证人,则显系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恶意串通,欺骗保证人提供的担保,这时的新贷保证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关于债权人如何证明新贷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以贷还贷”的事实,在案件审理中,如借款合同能够体现“以贷还贷”的意思表示,则证明保证人知道“以贷还贷”的事实,无论保证人属于上述那种情况,保证人均不得主张免责。如果债权人不能举出其他有效证据来证明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以贷还贷的事实,并且保证人属于上述后两种情况的,保证人的责任应予免除。
新贷偿还旧贷时,存在银行要求借款人偿还部分借款作为限制性条款,此问题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适应《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0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的,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
五、保证期间,银行落实债务问题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部分债务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的债务部分,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为维护债务人改制、债务重组中的金融债权,银行应当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就变更后的债务合同与保证人签订新的保证合同,以落实担保责任。
六、保证责任的再生
[2004]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未依法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消灭。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清偿债务,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人民法院不得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该催款通知书内容符合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并经保证人签字认可,能够认定成立新的保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证人按照新保证合同承担责任。”实践中,保证责任消灭后很难补救,但是如果将银行主张权利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格式文本增加一定的要素(如回执上记载类似“担保人保证继续履行担保合同或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等”),让其内容符合保证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并经保证人签字或盖章,说明保证人和主债权人意思表示一致,符合保证合同成立的实质要件,则此通知书可被推定为新成立的书面保证合同,从而恢复保证责任。保证责任的方式,同原保证合同的约定,保证期间推定为6个月。
参考文献
[1].邬红旗.担保法原理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2].沈富强.贷款法律实务[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
福建屏南试行林权反担保贷款分析 篇11
福建屏南试行林改的概况
2003年福建省试行林改,将过去全部由集体组织统一管理的山林产权,逐步地落实到集体所属的各个成员身上,大部分山林产权归林农个人拥有,只有小部分山林的产权暂时仍归集体所有。这样通过明确林权主体、理顺经营关系、确保登记发证,使林农个人“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通过理顺林业管理体制,规范林业执法,构建林业要素市场,促进林权有序流转,提高林业服务水平,建立起产权归属明晰、经营主体到位、责权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转顺畅规范、监管服务有效的现代林业产权制度,最终实现森林增长、生态改善、农民增收、林业增效、林区和谐的目标。2004年底福建省村级林改到位率为99.6%,而福建省全省的明晰率为97.0%,其中主要林区南平为99.7%,三明为94.3%;林权证发放率全省为91.0%,其中主要林区南平为87.9%,三明为95.4%。这对于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投入林业建设,加快林业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林业兼具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又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产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实施林业分类经营改革,将森林资源按照其主导效用的不同,区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按照林业分类经营的要求,商品林是以提供经济效益为主,其经营的主要目标是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并以向社会提供木材和其他各种非木质林副产品作为其基本职能。
商品林在其经营过程中,所需资金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得到充分保证。其中资金仍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首先,由于林业产业的弱质性,对营林资金的筹集有较大的约束性,具体表现在:商品林周期长、见效慢且风险大,加之很多林区的企业或个人的资信不高,影响了银行的放贷。其次,林业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这种效用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获得付费补偿,林业资源配置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人们的搭便车行为,林业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不高,不愿投资林业。长期以来,商品林投入资金的筹集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渠道:一是政府财力的支持;二是金融部门的信贷支持;三是其他社会资本的投入。而在我国目前现实的商品林经营中,这三个方面的资金来源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具体表现为:①政府财政对商品林业的投入与商品林经营所需的资金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缺口,长期以来,我国林业受制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营林生产所需的资金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资金和育林基金的投入,这远远不能满足森林资源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②金融部门对林业的政策性投入规模较小,由于林业生产经营的周期长,风险高,商业银行往往不愿给其贷款;③社会资本投入林业经营的渠道不足,民间的投资力量没有被充分激发出来。
福建省屏南县林权反担保贷款的运行机制
屏南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面积1471平方公里,全县11个乡镇,153个行政村。县城至福州170公里。自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屏南县被确立为林权证抵押贷款的试点县,随后屏南县先后出台了《屏南县农村信用社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屏南县林权抵押担保贷款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改革配套措施。在实践中,屏南县摸索出了“通过林业协会、信促会等中介机构,即以林权反担保附加自然人担保形式”的林权反担保贷款的新模式。
所谓反担保,是担保的一种,从广义上说,担保是指对某一事项做出的承诺保证,在民商法中,担保是指债务的担保或债权担保,即为保障债权实现的各种方法或手段的总称,可以分为债务的一般担保和债务的特殊担保两类。而这里所说的林权反担保指的是,法律为保证特定债权人的债权实现而规定的对债务履行的一种保障措施,它以在特定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或第三人的财产来保障债权的实现。其原理是债务人由于一些原因无法借款,需要由担保人为其提供担保以帮助其获得借款,同时担保人也需要债务人或债务人以外的人向其提供担保,以保障其承担担保责任后对债务人的追偿权的实现。
在屏南县这样的中介机构有:屏南县长桥金森林业协会、屏南县甘棠乡信用促进会和屏南县小额信贷促进会,在这三家中介机构的成立过程中龙头企业和政府发挥了促进作用,例如屏南县长桥金森林业协会,就是由屏南县大森工业原料林基地有限公司、屏南县仙山旅游开发公司、屏南县万安竹木加工厂三家龙头企业牵头,吸纳企业周边林农40多人创立的;而屏南县甘棠乡信用促进会,则是由甘棠乡政府财政拿出10万元作为协会进行林权反担保抵押贷款的担保风险金,促进协会和甘棠乡农村信用社合作,对农户贷款进行反担保林权证抵押贷款。由于中介组织熟悉村情、地情、民情,具备部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抵押担保、林木资产收储变现等职能,通过这些中介组织提供的担保和反担保,简化了贷款手续,方便了林农,同时解决了农村信用社信贷人员缺编问题,提高了信贷效率,并为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保障。目前林权小额贴息贷款服务的对象为,以林业生产经营为主体的广大林农,单户贷款额度控制在1万元,原则上不超过2万元,贷款期限1年,月利率为7.65‰。
图1具体说明了屏南模式的具体运作方法:林农提交贷款申请后,村干部进行初步审核,会长召集会议表决同意后,由协会进行林木资产技术估价并出具抵押反担保手续,并指定一位以上的会员作为责任人对贷款使用进行跟踪管理。担保会对贷款农户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协会向信用社缴纳保证金,并用会员的林业资产作抵押,以取得金融部门的贷款担保授信,农村信用社则给予贷款农户优惠利率。一旦村民到期无法偿还贷款,可以通过林权流转,把林地转让给其他林农,以偿还贷款。
作为林权抵押贷款的试验基地,屏南县推出上述全新的林权抵押贷款模式,截至到2008年末,该县农信社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4233万元,余额2092万元,支持林业开发20762亩。其中林业小额贴息贷款余额1067万元,支持林木开发12317亩,564户林农从中受益,有效地缓解了林业生产投入不足的问题,调动了林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办林业,进一步巩固了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果。
林权反担保贷款的分析
林权反担保贷款的优点
林农小额循环贷款从根本上解决了林农“贷款难”问题。形成“贷款难”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农户缺乏可抵押物。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而言,林木资产具有两大优点:一方面,林木资产的价值巨大。一家小型林场的林木资产价值就可能达到数百万元以上;另一方面,林木资产在其生长过程中不仅不需要提取折旧,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实现自然生长,从而其价值也会不断地增加,这比普通的固定资产更具有保值增值的功效,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的放款。通过林权反担保贷款较好地盘活了林业资源,使林农手中的林山变成金山。
通过中介组织架起了林农与信贷机构的桥梁。在林权证抵押贷款的政策没有出台之前,农村金融机构对分散小农户信息的获取和监督比较困难,信用社在处理每一笔贷款的时候,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借款人的经济状况和信用情况进行调查,屏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副主任王建珍说:“我们不可能挨家挨户调查农民的经济收入和财产情况,信用社的人力资源不足,调查需要成本。”由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不够完善,风险规避机制非常薄弱,拓展针对林农贷款业务的难度非常大,通过中介组织拉近了林农与信贷机构之间的距离。
通过中介组织减少了监督成本。通过中介组织的监督,能很好地利用农村特有的熟人机制。由于中介协会的会员与借款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可以视为一个布迪厄所说的“场”,在这个场中最具示范性效应的是“游戏意识”,而这种游戏意识能使我们相当正确地认识习性与场、身体化历史与客观化历史几近神奇的相遇,而这种相遇使得游戏空间的所有具体构型包括的未来几乎全被遇见,换句话来说,在这种熟人圈子的人都具备这种“游戏意识”,这个圈子里的人在做出经济选择时就不限于经济理性,而会受到道德、人情方面的制约。从而用很少的成本就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风险。
通过这种反担保的制度设计提高了林农的信贷可得性。由于中介组织的二次担保在一定程度提高了林农的信用等级,让林农更便利的获得贷款,而这种反担保的机制推广开来,让农户可以用农具等其他物品进行反担保贷款就大大减少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
林权反担保贷款的缺点
林木的自然灾害风险较大。由于林业生产经营的周期长,在林木生长的过程中,会遇到自然灾害和有害生物灾害,自然灾害包括森林火灾、干旱、霜冻、冰雹、雪灾、风灾、洪涝灾害等,其中尤以森林火灾对林木生长的危害最大。据2007年国家农业统计年鉴显示,2006年全国林区共发生火灾11542起,其中重大火灾16起、特大火灾3起,受害森林面积为73701公顷,毁掉成林木12万立方米、幼林7亿万株,扑火经费1亿元。以福建省为例,共发生火灾309起,其中重大火灾2起,受害森林面积为3429公顷,毁掉成林木8万立方米、幼林455.26万株,扑火经费247.57万元。在有害生物灾害方面,主要包括森林病、虫、草、鼠害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等,其中森林病虫害和杂草对森林、林木、种苗的正常生长发育影响最大。据统计,2006年全国森林有害生物发生的面积达961万公顷,其中森林病害面积101万公顷,森林虫害面积726万公顷,森林鼠害面积133万公顷。而在福建省,随着新一轮林改的不断深入开展,主要森林病虫害的状况却并不乐观,据一份统计资料显示,福建省2006年主要森林病虫害的发生总面积达到29万公顷,其中森林病害发生面积2万公顷,森林虫害面积2.7万公顷,由此可见森林虫害的危害严峻。
林木资产价值评估方面存在的困难。由于影响林木资产价值变动的因素较为复杂,再加上林木资产经营的周期性较长,这就增加了评估的难度,而林木资产价值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林农的贷款额度。因此对于林木价值的评估,必须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加以解决。
林农经营规模过小盈利能力偏弱。在有些地区由于人多地少,导致单个农户的土地面积偏小,难以实现规模经营。一般来说,金融机构更偏向于经营规模大的林农,经营规模过小会导致个体抗市场风险较弱、破产的可能性大。对于林业生产而言,森林培育具有长周期性,需要占用大量的资金,而林农个人或家庭的经济实力有限,往往难以提供充足的资金;而且经营林业的主要生产场所是山场,其经营管理的难度较大,不太适合于分散经营。因此,当前的林业小规模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对于林农的放款决心。
缺少完善林木流转市场和林木收储中心。要想让林木变为金融机构普遍接受的抵押品,其应当具有易于变现的特点。但目前由于缺乏完善的林木流转市场和收储中心,使得林木变现相对困难。目前屏南地区尚未出现由于林农不能还款而拍卖抵押林木的案例,但这种变现难的问题是不容忽略的,其具体表现在:首先,很多林农的林木面积较小,导致采伐运输成本较高;其次,即使拍卖活林木也可能由于当地的林农碍于同村的情面而不愿出钱购买。由于林农无法还款而将山林抵给金融机构时,金融机构就要承担林地开发和山林管护的责任,而这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又增大了变现的成本。
商品林采伐限额不利于银行变现抵押林。我国为了保护林木,防止滥采滥伐,实行林木办证采伐管理制度,采伐林木必须有林木采伐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采伐国有、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林木(胸径在5.0CM以上,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除外)都必须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实行凭证采伐。对于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超越职权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必须由上一级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纠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这样的规定不利于金融机构把抵押的林木砍伐变现,也就变相降低了金融机构进行林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
担保公司贷款 篇12
笔者认为, 当前县域经济欠发达地区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实施难的主要原因:
1. 认识不到位。
一些领导没有真正意识到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工作, 不仅能够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 而且还能够实现扩大就业的倍增效应。他们对此项工作重视不够, 支持的力度不大, 主要表现在对有关小额担保贷款方面的文件和会议精神, 了解少, 思考少, 调查研究少;对下岗失业人员反映贷款难问题, 关心过问少, 精力投放少, 采取动真碰硬措施少;对下级职能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专门会办少, 牵头协调少, 落实到位少。还有一些领导思想保守, 过于关注贷款担保基金的安全性, 不肯放开手脚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工作, 少数地方甚至出现不宣传此项扶持政策情况。
2. 担保基金严重不足。
各地的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担保基金通常由上级委托代管和本级财政安排的基金两部分组织。上级委托代管的担保基金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支出吃紧, 本级财政安排的配套基金只能从地方募集的再就业资金中列支。事实上, 再就业资金既要用于特困职工的解困救济, 又要用于企业军转干部的生活困难补助、就业困难人员的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等方面的经费支出, 常常是收不抵支, 很难再有或者根本没有剩余部分补充当地担保基金的不足。担保基金严重不足与下岗失业人员贷款需求旺盛矛盾, 已成为县域经济欠发达地区小额担保贷款实施难的最大阻碍。
3.商业银行缺乏内在配合的动力。银行每发放一笔大额的自营贷款能获得很大的利润, 而发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每笔通常不超过2万元, 且目前只能执行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 获取的利润很小。又由于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发放的笔数多、程序不能减、人工成本高等原因, 大多数商业银行不愿意接手这项业务。按照政策规定, 银行可按照担保基金的1:5发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 但承办银行往往以风险过高为由, 将比例降到1:1, 甚至更低。在追求利润最大化, 风险最小化目标定位下, 商业银行很难提高承办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业务的积极性。
4.申贷程序繁锁。下岗失业人员申请办理一笔小额担保贷款要经过好多程序, 先是资格准入, 看是否符合申办条件, 要经自愿申请、社区推荐、街道确认、劳动保障部门审批等程序;再是办理担保和反担保手续, 在找到反担保人担保或是提供其他形式反担保后, 由贷款担保机构确认反担保手续并承诺担保;最后是承办银行核贷, 经基层银行对申办的下岗失业人员的信用记录、婚姻状况等相关情况审核后报上级银行审批, 上级银行批准同意后再转基层银行发放。许多下岗失业人员因程序多, 手续繁, 办理时间长, 找反担保人难等原因, 自动放弃申办, 或中途退出。
要想有效推动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工作的开展, 笔者以为, 应采取以下措施:
1.强化责任, 着力解决重视不够问题。一是下达目标考核任务。要把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工作作为促进就业再就业、维护稳定的头等大事, 定期定额下达小额贷款担保基金指标和放贷指标, 并列入地方政府为民办实事目标考核内容, 将发放小额担保贷款的实绩与下达地方的就业再就业“以奖代补”资金挂钩。二是健全责任网络。层层签订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工作目标任务责任状, 形成县与财政、劳动保障、镇 (区) 等相关部门, 镇 (区) 与街道、社区签订的责任网络。三是加强监督检查。采取“月督查、季通报、年考核”的办法, 强化自查督查, 严格考评程序, 切实杜绝虚报政绩现象。
2.多措并举, 尽力解决担保基金严重不足问题。国家、省和市级财政要进一步增加担保基金额度, 尽可能地拿出足够的担保基金委托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代管, 有条件的地方要及时安排配套基金补充担保基金的不足。与此同时, 省级政府要积极争取有关商业银行的支持, 将担保基金的发放贷款比统一定位在1:5。此外各地还可通过对贷款人开展创业指导、进行跟踪服务等办法提高贷款回收率, 还可通过加大审核力度等办法杜绝骗取贷款情况的发生, 最终将贷款损失降低到最大限度, 以确保有限的担保基金发挥最大作用。
3. 创新机制, 全力解决程序繁锁问题。
要想提高下岗失业人员办理小额贷款效率, 建议采取的办法是:在资格准入审批方面, 直接由社区推荐, 报地方劳动就业机构审批, 再由社区定期将批贷的所有人员表格一次性报街道备案, 减少街道复查环节;在反担保方面, 可采取邻里连保, 不因无抵 (质) 押担保或找不到有稳定收入人员担保而申领不到贷款;在银行核贷方面, 直接放权基层银行审批, 取消报上级银行环节;在办理时间方面, 银行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人员, 限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
4. 加大激励力度, 努力解决积极性不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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