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共12篇）

人民法院 篇1

加强党的建设, 是搞好人民法院工作的关键。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抓好法院党的建设这个关键, 以确保人民法院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是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应长期深入探讨的一项重要课题。现就如何搞好人民法院党建工作, 浅谈几点意见。

一、善于处理关系

(一) 要善于处理党务与业务的关系

只有这样, 才能使党的建设服务于审判工作, 把促进审判作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法院党建才能做到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成效。要防止“重审判轻党建”的片面倾向和“就党建抓党建”的虚浮倾向, 切实把党建工作融入到审判工作中。要从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实践中制定和确立党建工作的计划方案;党建工作的形式载体, 要能适应审判工作规律和法院干警实际;检验和衡量党建工作成效, 要看对促进队伍建设、提升审判质量发挥了多大作用, 不能舍本逐末、因小失大。要善于处理党务与业务之间的关系, 要力求“实”和“新”, 并与时俱进、注重创新, 才能顺应形势、取得实效。

(二) 要善于处理务虚与务实的关系

法院党建工作要善于处理好“务虚”与“务实”的关系, 使“软”性任务“硬”起来, “隐”性效益“显”性化。首先, 要善于围绕法院业务工作, 确定党建工作项目, 再以具体项目为抓手开展党务活动。今年, 我县人民法院开展的“三干”和“平安沿河建设”以及“干群连心绘小康蓝图”等, 以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推行项目化党建的具体实践, 实现了“虚功实做”的预期目标。其次, 还要努力搞好整合。目前正在组织开展创先争优、创业服务年、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三送”活动, 以及“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人民法官为人民”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尽管形式、要求不同, 但主旨目标基本一致。要将各项主题活动统筹考虑、并轨推进, 既实现工作上的相互促进、效果上的相得益彰, 又避免各项活动重叠部署、重复安排, 相互脱节。再次, 要注重实效。要引进量化考核的科学方法, 将党建工作内容细化、量化, 制定易于操作、便于考核的党建工作量化评价体系, 定期对法院系统各基层党组织进行党建工作效益考核。

(三) 要善于处理党建与队建的关系

党员不仅是法院干警队伍的先锋和标兵, 而且占法院干警队伍的绝大多数。全国法院干警中, 党员占73.6%, 法官队伍中, 党员占84.5%。因此, 共产党员是法院队伍的主体, 法院党员干警的党性修养、素质能力、作风状况, 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审判工作质量和司法公信力。从根本上说, 党建是队建的引领和保障, 抓党建是法院队伍建设的首要环节、关键步骤, 抓党建的过程就是抓队建的过程。如果不抓党建, 不开展作风整顿, 不立说立行注重实效, 就会导致党员干部党性观念淡薄、作风纪律涣散, 不仅业务工作上不去、事业发展受影响, 其队伍建设也容易出问题。

二、加强党的建设

(一) 支部要建在庭上

这不仅是实现党对法院工作领导的现实需要, 也是促进法院业务发展的有效举措。人民法院各审判庭和基层法庭是法院工作的前沿, 是服务社会的窗口, 是联系群众的纽带, 是人民法院全部工作的根基。“两庭”的党员干部, 既是法院的业务骨干, 又是党建工作的中坚力量。“支部建在庭上”, 这样就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能充分调动“两庭”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提高政治觉悟、增强服务意识, 克服单纯的业务观念, 服务群众、服从大局, 公正司法。

(二) 要加强党建指导

以党组领导为中心, 机关党委抓好本机关党建, 政治部门指导下级法院党建。这是新的工作机制、新的工作要求。建立党建工作指导机制, 要明确领导责任、要健全工作机构和要加强检查考核。上级法院党组对指导下级法院系统党建工作负总责, 党组书记是抓党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形成党组统一领导, 职能部门组织落实, 有关部门齐抓共管、协调配合的党建工作指导模式。成立指导小组, 由党组书记兼任组长, 成员由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和政治部 (处) 、纪检监察、党办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明确日常工作负责机构和人员, 真正形成党建指导工作体系。把系统党建工作与审判执行工作一起抓。

(三) 要推进文化建设

抓好法院党建, 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为此, 要搞好规划, 要因地制宜, 制定思路清晰、具有较强操作性的长期规划和具体的阶段性计划, 做到认真谋划、从长计议, 分步实施、扎实推进。要找准抓手, 以加强司法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根本, 大力推进精神文化建设。以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为主线, 大力推进法院行为文化建设。我院办工作简报和《沿河审判》进行学习和宣传, 深受好评。沿河县有乌江百里画廊、土家山歌、傩戏文化等得天独厚的资源, 要大力挖掘、精深加工, 化资源优势为品牌优势, 结合法院特点, 推出自己的品牌, 打造自己的亮点工程。

三、完善长效机制

要根据上级部署要求, 结合我县人民法院实际, 制定年度学习计划和阶段性学习安排, 明确学习的主要内容和目的要求。坚持把党员教育培训作为提高党员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特别是抓好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工作责任心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把教育培训与构建“学习型法院”结合起来, 鼓励和组织党员参加学历教育、业务培训, 努力培养让党和群众放心满意的党员干部队伍。

党建工作目标实行党组、党支部、党小组和党员四级分解, 做到层层有目标, 人人有责任。党组书记、党组成员和部门领导实行“一岗双责”, 一手抓审判业务, 一手抓好党务工作。层层签订《党建工作目标责任书》, 突出抓党建促审判的实际效果, 把党建工作作为年度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内容。

实施“跟案查明”制度, 对上级批转和社会各界、当事人反映的案件和事件, 逐案查清, 存在问题的及时纠正。实施“诫免谈话”制度, 对新入法院工作人员、职务晋升人员及被信访较多人员, 进行廉政诫免谈话, 警钟长鸣。实施“透明审务”制度, 推进庭审方式改革, 将司法活动的各个环节置于多途径、多方式的社会监督之下。实施“调离清除”制度, 对存有问题苗头的干警或当事人信访较多的干警, 要建议组织部门予以调离, 对屡教不改或问题较重的干警要坚决清除法院队伍, 确保法官队伍的纯洁性。实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制度, 召开律师、当事人、执法监督员座谈会, 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保持广大党员的先进性。

摘要：党建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对人民法院党建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能够实现人民法院和人民群众共命运, 和时代发展同步伐, 就必须对党务工作中的各项关系进行良好的处理、加强党的建设、完善党务工作长效机制。下面本文就如何搞好人民法院的党建工作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关键词：人民法院,党建工作,党的建设

人民法院 篇2

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印章管理的规定

（法发[2002]1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现对各级人民法院印章的式样、规格、制发和管理重新规定如下：

一、印章的式样

(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印章为圆形，中央刊国徽，国徽外刊人民法院的法定名称，自左而右环行。

(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钢印为圆形，中央刊五角星，五角星外刊人民法院的法定名称，自左而右环行。

(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庭、室(厅、局、处、科、人民法庭下同)的印章为圆形，中央刊五角星，五角星外刊人民法院的法定名称。人民法院名称自左而右环行，庭、室名称自左而右横行。

办公室的印章，中间刊一下面开口的圆圈，圆圈内竖刊“办公室”，突出圆圈缺口，圆圈外刊人民法院名称，自左而右环行。

二、印章的规格

(一)高级人民法院的印章，直径5厘米；中级人民法院的印章，直径4．7厘米，基层人民法院的印章，直径4．5厘米。

(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钢印，直径4厘米。

(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庭、室的印章，直径4厘米。

(四)基层人民法院派出人民法庭的印章，直径4．2厘米。

三、印章的名称

(一)高级人民法院的印章，内刊“××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的印章，内刊“××省(自治区)××市(地区、自治州、盟)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的印章，内刊“××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人民法院或××市XX区人民法院”。

(二)海事法院的印章内刊“××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的印章，内刊“××铁路运输中级法院、XX铁路运输法院”，林业法院的印章，内刊“××省××市(地区、自治州、盟)林业中级法院、××林业法院”。

(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钢印，内刊人民法院的法定名称。

(四)各级人民法院庭、室的印章，内刊人民法院名称和庭、室法定名称。

(五)人民法庭的印章，内刊“××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人民法院XX人民法庭”；市辖区人民法院设置的人民法庭，其印章内刊“××市××区人民法院XX人民法庭。

四、印章的文字、字体、质料

(一)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的印章，应当并刊汉文和当地通用的民族文字。

(二)印章所刊汉字，应当使用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字体为宋体。

(三)印章所刊字数过多，不易刻制清晰的，可以适当采用通用的简称。

(四)印章的质料，由制发机关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五、印章的制发

(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印章，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发；人民法院印制文件、布告使用的套印印章、印模，其规格、式样、名称、文字与正式印章等同，亦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发。

(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钢印，由高级人民法院制发。

(三)各级人民法院庭、室的印章，由各级人民法院自制。

(四)人民法庭的印章，由高级人民法院制发。

六、印章的刻制、管理和缴销

(一)制发印章的法院应规范和加强印章制发的管理，严格办理程序和审批手续。承制印章的企业，应为当地公安机关指定的刻制单位，同时必须取得人民法院的委托才能刻制印章。对于伪造印章和使用伪造印章的，应当依法惩处。

(二)寄发印章，应通过机要部门或委派专人取送。

(三)印章应保管于安全、可靠的地方，并有严格的防范措施。

(四)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必须建立健全印章管理制度，加强用印管理，严格审批手续。未经领导批准，不得擅自使用本单位印章。使用院印，须经主管院长批准，使用庭、室印章，须经庭、室领导批准。不得在空白文书上盖印。使用套印印章，应当由保管印章的人负责监印。无特殊原因和未经批准，不得将印章带至本院以外使用。

(五)新印章制发前，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暂用原旧印章或其他同级人民法院印章代替，但不得用庭、室印章代替人民法院印章。

(六)新印章启用前，制发单位应预留印模。新印章启用时，应当告知有关部门，同时宣布旧印章作废。

(七)作废的印章，应及时缴回制发法院封存或者销毁。最高人民法院制发的印章，由高级人民法院封存，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后销毁。

(八)对于非法使用印章，或者因管理不善，造成印章丢失、被盗的，应当严肃查处。

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印章的管理使用另行规定。

人民法院 篇3

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体系、新价值体系、新道德体系

2010年12月，蔡洪滨被任命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时，他刚刚度过43岁生日不久。作为一位年轻的院长，蔡洪滨教授一直非常低调和务实。有着丰富留美经验的他曾表示“我个人更喜欢做研究”。日前，《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就广泛的话题对他作了专访。

中国经济报告：你有在中西方求学的不同经历，在你看来，中国和美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区别在哪？你如何看待现在国内的经济学研究？

蔡洪滨：在我看来，中国的情况可能并不完全适用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非常不一样。在中国，一个简单的现象，你都很难概括。光华管理学院的大多数老师都是从海外回来的，他们对中国的经济问题都非常感兴趣。我跟这些年轻的老师说，你们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到地方和企业多看看。但在国外不一样，在国外做经济学研究是没有调研这一说的。为什么国外就不害怕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这就是中国与国外的区别。

具体来说就是，首先，国内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分工的层面，系统性的数据也不是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收集；有了数据以后，也没有那么多的专家去分析。第二，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经济不同。在美国，研究一个政策问题，这个政策一出，联邦法案一旦成为法律，各个地方都得执行，不执行就会有人来起诉你。而中国出一个经济政策，在沿海地区是一个执行结果，在中西部又是另外一个执行结果。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不同的情况，各个地方的执行结果五花八门。根据这些情况，收集一个全国的数据，你根本不知道数据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只有到各地了解实际情况，才知道收集到的数据是什么。所以，国外的经济学家不主张调研，但是回到中国一定要做调研。

以国际贸易理论为例，最新的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应该是有效率的企业出口，在中国做一些实证研究会发现，这个结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形式完全不一样，和现有的贸易理论也完全不一样。不能简单说这些理论不对，应该思考，这些理论在中国为什么会不对，不对的原因是它的假设和中国的现实不一样。它的假设是说，一个企业要出口到海外，比开发国内市场要难。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如果你是一家广东、上海的制造企业，你去开发国际市场，比开发成都和西安的市场可能还要容易。所以，不同的理论，在中国的适应程度不同，研究中国问题，就一定要对实际情况非常了解。

20世纪80年代，市场机制的理念被引入，对推动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90年代，中国开始引进系统的教学体系和研究方法。一批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建立了一些学术机构，如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也采取了新的研究和教学方法。21世纪以来，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扩展，逐渐形成研究中国问题的氛围，研究成果持续增多，水平日益提高。可以说，一方面，经济学研究在中国发展良好，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中国的整体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经济学研究人员从数量到质量都还非常不足，经济学研究社区建设还不成熟，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市场有待完善，很多领域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等等。当然，也要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学研究正在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现阶段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重要经济问题的解决需要严谨细致深入的经济学分析。讨论和制定重大经济政策的需求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经济报告： 国外经济学研究一直非常注重模型分析，近年来国内的研究也越来越模型化，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蔡洪滨：国外经济学的分工非常细。有专门出具数据的，有专门分析数据的，还有各个层次的分析。在美国做研究，你拿到一份数字，它说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相信这背后就是什么。所以，即使一辈子在学校里做理论，当你碰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把不同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拿过来，基本上就可以掌握比较全面的事实。在别人已经分析出来的很多事实基础上，你可以就这个现象深入挖掘，最终按照自己的理论维度，朝着有意思的方向去探索。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经济现象都是很复杂的，没有一个模型可以客观、完美地描述清楚现象。模型不是来描述现实的，而是抽象化之后用来发现原来没有发现的东西。模型不是试图更真实地描述现象，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真实。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在你看来，如何才能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应如何创新？

蔡洪滨：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从研究方法来讲，我个人认为应该走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做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应该说，国际学术界有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方法，比如在大样本的数据基础上，怎样提炼出有意义的因果关系。这是很好的工具，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有一种看法是，现在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要把经济学研究大本营放在中国来。有些人为此拼凑一些概念，拼凑一些方法，这些是站不住脚或者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还有另外一种看法：中国在搞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模型是不是搬到中国来就可以用？我认为这也是非常不对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掌握好方法，只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好用的分析方法都可以用，但要确实了解中国的情况，把这种好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做出有意义、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

经济学的主要功能并非为了取悦大众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经济学家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蔡洪滨：经济学家当然应该扮演经济学家的角色。经济学的主要功能并非为了取悦大众，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的最终目标是“of the people，from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属于人民，源自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经济学在当今中国，好像是一个所谓的显学，大家都在讨论，大家都觉得经济学家很重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说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工具，这把经济学太过工具化了。经济学如果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好，但是，我认为经济学首先是一种社会科学。我想强调的是它的科学性，经济学跟社会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对所研究问题的分析框架，它的前提条件，需要比较清楚，要在一个比较科学的体系下讨论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经济现象。

总之，经济学是一种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觉得科学精神首当其冲。科学精神就要求经济学家对所研究的问题，要有深入的分析，要有严谨的态度。

“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排除了任何理论上的含糊

中国经济报告：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既定国策。你如何评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

蔡洪滨：《决定》的内容非常丰富，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16个方面60条重大部署。经济体制改革是此次改革中的重点，主要有三个重要突破：第一，更加清晰地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这一变化反映了我们对市场化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排除了任何理论上的含糊和不清晰，这应该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探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最明确的说法。第二，明确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市场体系还是一个不统一、不够开放的市场，也存在很多无序竞争。这一目标的提出对未来如何通过改革构建一个良好的市场，从微观基础上做了非常清晰的阐述。第三，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放在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决定》非常明确地指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赋予两种市场主体以平等地位，其实这也是市场经济能够真正发挥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

“调结构”的危害是取代了深层次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讲过，传统“调结构”的危害是往往取代了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些危害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政府又该在“调结构”中扮演何种角色？

蔡洪滨：一个危害是“调结构”成为一个大筐，什么都往里装，容易掩盖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对于“调结构”，可谓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并没有讲清楚究竟要调整什么，为什么调，也没有分清什么是可以调整的结构。更重要的是，“调结构”往往取代了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很多亟须推动的改革踏步不前。传统“调结构”的另一个危害是：往往造成更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

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不存在政府动不动就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情况。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经济结构是市场运行的自然表现，其本身没有优劣之分。机械地“调结构”是一种计划经济惯性。现在我们也延续了计划经济时“调结构”的一些手段和做法，其实这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发挥。这也常常体现在政府不断制定的产业政策支持计划上，一轮一轮地“调结构”之后就形成一轮一轮的产能过剩，陷入了一种越调越乱、越乱越调的怪圈。我们应该彻底放弃机械地“调结构”这种做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能起的作用，一个是宏观调控，另一个是通过各项改革去完善市场环境，包括法制环境、商业环境、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主体的公平性等等。只有把这些市场微观机制完善好，才能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真正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经济能够相对稳定地运行。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增强社会流动性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等收入陷阱也非常有研究，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借鉴别国经验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你曾公开表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增强社会的流动性，为什么？

蔡洪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社会上讨论得很多，能不能化解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至关重要。仔细研究世界各国经验和教训就会发现，有些国家，看其经济政策很一般。比如韩国，韩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去的时候，它用的经济政策，无论是替代政策，还是工业化政策，或者其他政策，从经济理论角度来看，并不完全合理，在其他国家看来，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另外一个例子是墨西哥。墨西哥可谓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市场环境优越、交通离美国便利，美国又专门开放了自由贸易，墨西哥自身也进行了很深入的改革，出台了宏观调控政策，但是几十年来，墨西哥经济一直在中等收入水平徘徊。有些经济学家研究它的经济政策，发现它的经济政策并没有问题。所以，没有事实能明显地证明，一个国家某些方面做对了，这个国家就一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深入分析，你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哪些国家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是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哪些国家是陷入中等陷阱最典型的国家？是拉美这些国家。这两类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的政策和资源禀赋等方面；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在社会流动性方面。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拉美国家，其社会流动性很差，社会结构非常固化。以教育为例，拉美国家的小孩要接受好的教育，最好的机会是必须出生在教育背景很好的家庭；如果出生在父母背景不好的家庭，基本上没有机会得到良好的教育。反观日本、韩国等国，对教育的公平和重视程度，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这充分反映了这些国家间的最大差异是社会流动性，是全社会的年轻人能不能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能否公平参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看到这样一种希望：不管自己的出身怎么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

中国消费被低估，投资被高估

中国经济报告：你之前曾说过中国的消费被严重低估，世行报告也认为中国消费是被低估的。理由何在？

蔡洪滨：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学术界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体现在当前政策导向中的一种主流观点是内需失衡，即所谓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过多，消费太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其主要原因是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存在误读。我认为，如果按国际可比口径算，中国消费被严重低估了。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住房消费被低估。美国住房消费占家庭消费的20%，占GDP的14%。其计算方法是：如果你租房住，租金就是你的住房消费；如果你是自住房，也按等价租金来计算。中国的住房消费仅仅占居民消费的8%，占GDP的3%，比例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不一致。我们不是按等价房租计算，而是对房子的历史价格按照50年折旧来算。如果按国际同口径计算，中国住房消费占GDP的比重至少被低估了5%。

第二，服务部门的消费被严重低估。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印度是57%，泰国是53%，而中国仅45%。人们经常拿这个数据来论证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服务业比重太低，但是数据背后的不可比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以医疗和教育消费为例，中国医疗价格是国家管制的，教育价格也被人为扭曲，都未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中国服务业存在大量的家政、中介等非正式的现金交易，其劳动产出没有纳入统计。此外，在中国特殊的会计制度下，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企事业单位的各项招待费用，这些条目都没有被统计成消费。我们曾经用世行大范围的企业调查数据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差旅费和招待费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国际水平，这些不同形式的消费，在中国的会计制度中都变成了企业成本。如果用以上因素对统计结果进行调整，我觉得最保守估计，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提高大概10个百分点。

第三，投资。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多年来被严重高估。将每年各省公布的当地GDP数据加总起来，都要高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据。例如，2009年各省GDP高出全国2万多亿元，2012年高出5.76万亿元，2013年高出6万多亿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各省之间在统计中存在重复计算，二是地方政府的政绩注水，这两者都主要集中在投资领域。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认为中国经济中消费被低估了10%，投资被高估了10%，两相抵消，跟公布的GDP总数可能差不多。现在官方统计投资占GDP比重47%，其实，其比重应该减少10%，也就是37%左右。日本、韩国早期经济增长的时候，投资占GDP比重也是40%左右。据此判断，中国经济不存在严重失衡问题，投资比例仍在正常区间。有人说37%的投资比例还是过高，美国现在投资仅占17%，发达国家普遍不到20%。这种简单类比是非常错误的。经济学上并没有最佳投资比一说，因为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情况都不一样。投资比例多少算合适，不能一概而论，没有人能明确告诉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例应该是多少。

中国经济报告：这种错误的估计会对中国经济政策造成何种影响？又该如何纠正呢？

蔡洪滨：对经济形势的错误判断，干扰了我们对政策导向的选择。中国经济现在增速放缓，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在所谓的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框架下，一些正常的合理投资受到质疑，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不但公共投资的积极性下降，民间投资积极性也受影响，很多民营企业家持观望态度。

刺激消费抑制投资，也就是所谓的再平衡，不会使中国经济回到正确的轨道，只会使经济在错误轨道上越行越远。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营企业投资没有信心，没有可能做长期投资，这是经济持续下滑的最深层原因。如果这种认知错误中加以改变，中国经济还会持续下行，真的有可能导致衰退甚至危机。

我们要纠正这个错误判断，就必须回归经济增长的本质。官方所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从需求角度讲，总需求的调整只是短期调节宏观经济的平衡，解决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增长要依靠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是通过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质量改进提升生产率，这才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唱衰中国的言论并不正确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说中国股市长期疲软，房地产成交率也不高，行业也不景气，中国经济在走下坡路，国际上很多人也在担心中国经济。你对中国经济的现状持何看法？

蔡洪滨：我个人的看法正好相反，短期内我们没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短期调控的能力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长期来看，面临很多挑战。从短期来看，我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在预测经济形势的时候，往往会犯一个常见的错误：如果当下大家感觉比较好，就会认为以后会一直好下去；如果当下稍微碰到点困难，这种悲观情绪就会使得所有人预期看空。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经济确实困难很大，而且这些困难可能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还要严重得多。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力量，我认为这些困难都是短期的，中国经济短期内走出这种困境问题不大。所以，对于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我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中国经济报告：国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在唱衰中国，你对此如何评价？

蔡洪滨：前段时间的确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在唱衰中国，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比美国次贷危机更严重的一次危机，对于世界经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灾难。这些经济学家用他们的方法看中国，用他们所熟悉的模型和分析框架看中国，往往会看走眼。这些方法本身没有错，理论逻辑也没有错，但是背后的假设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比如，不少经济学家说美国货币政策中最主要的一个理论是货币主义，货币主义最简单的公式是说整个社会的价格水平乘以社会经济总量等于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这个公式有四个变量，如果经济总量一下子很难改变的话，价格和货币供应量就联系在一起。从大面上讲，这没有错，或者说没有太大的错，对美国来说是挺适合的。但据此判断中国房价的走势，就是简单照搬。在美国，上述公式的四个变量中，两个变量较为固定，基本不变，另外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线性关系。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类似深入的研究，货币流通速度在中国实际上是经常变化的，不是一个不变的因素。所以，有的时候货币供给量增加了，价格不一定上升，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了。这个假设在美国和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唱衰中国的言论也不都是正确的。

常来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往往会很乐观，从来没来过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往往比较悲观。虽然这些常来中国的美国人也不见得对中国经济有多了解，至少他们看到的东西多一些。对于美国人来讲，很容易把他们看美国的角度自然地套用在中国。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的背景、制度、国情差别太大，制度、文化发展阶段都有相当大的不同。另外，中国确实很复杂，像我们这种在海外学习、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人，回到中国后，要真正对中国有了解，也需要相当多的实践，需要非常用心地去了解，更不用说对中国不熟悉的国外学者了。

理性看待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一

中国经济报告：据世行的一个报告，按照PPP（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你的判断呢？你认为，应如何理性看待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一？

蔡洪滨：我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重要事件。第一，购买力平价这一方法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它的计算方法有很多随意和主观的因素在里面。有时候用作国际比较，有一定意义，但它依然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指标。第二，即使我们认可PPP的做法和指标，拿总量来做这个比较的意义也不是很大。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指标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人均收入，或者简单一点，人均GDP的水平。我刚才讲了，中美还是处于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所以，过分强调中国的整体数量很大，并没有太大意义。

人力资本投资可能是影响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报告：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蔡洪滨：在国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要素由资本、技术、劳动力这几个因素构成。西方的经济制度保护产权，其作用是让人们有积极性投资于资本、投资于创造。所以，西方的经济理论关注资本积累和创造的积极性，他们并没有关注的一点是劳动力的投入。不是说他们不重视劳动力，西方这些理论也认为，劳动力不只是指一个人能否干活，而是指这个人能干多少活，所以是人力资本的概念。但是，现有的经济理论从来没有关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为什么在有的社会，年轻人愿意读书，愿意去学各种各样的技能，愿意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力；而在有的社会，年轻人愿意呆在家里面，愿意看电视，愿意聚在一起抽烟、赌博、在街上闲逛。观察年轻人的状态，你就知道社会有没有活力。实际上，人力资本投资可能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未来中国既要重视正式制度建设，更不能忽视非正式制度建设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要着重注意哪些方面？

蔡洪滨：我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当然要强调市场机制的完善，当然要强调法制建设，当然要强调政府行为的规范。还有，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非正式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又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体系、新价值体系、新道德体系。这个问题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正式制度，市场也好、政府也好、法制也好，都有很大缺陷，所以，需要在非正式制度建设上面更加着力。

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挑战的确很大，但中国经济总量很庞大，要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需要时间和耐心，关键要保证投资质量和效率。

中国经济报告：你为何重点指出非正式制度建设？

蔡洪滨：从制度学派的观点来看，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式制度，一种是非正式制度。这些所谓非正式的制度就是文化价值体系、道德体系在一个社会里对公民行为的规范和影响。比如说北京的堵车，有人说新的交通规则——闯黄灯扣6分——加剧了这一现象。其实我们想一下这个红绿灯制度，尤其是黄灯，它的设立本意上是为了红灯和绿灯之间有一个缓冲，要司机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该过的、能过的快点过，不能过的快点停。这个黄绿灯制度实际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其他国家都实行得很好，但是在中国就出现问题了，因为很多司机没有把黄灯当做一个缓冲器。所以，交管部门开始下重手，把闯黄灯的处罚变成闯红灯的处罚。这个现象说明，再好的制度设计，其运行好坏，取决于文化的因素、习俗的因素、人的规范和人的道德水准。

模型不是试图更真实地描述现象，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真实

蔡洪滨。CFP供图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其社会流动性很差，社会结构非常固化

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营企业投资没有信心，没有可能做长期投资，这是经济持续下滑的最深层原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经济新常态孕育持久新机会。

蔡洪滨简介：

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并获学士学位，1991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至2005年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5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曾任应用经济系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2010年12月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还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以及民盟北京市副主委等社会职务。

人民法院 篇4

关键词：东安区人民法院,法院档案,建议

法院档案是法院工作的重要环节,体现法院工作的繁重与艰巨,是记录法院的光辉历史的重要载体,是为群众行使法律权利的依据,同时也是法院的重要文献和珍贵资料。我们人民法院的档案管理工作也必须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在充分认识基层人民法院档案工作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把法院档案管理工作纳入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便捷化的轨道,使其更好地为审判工作服务,更好地推动法院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 东安区法院档案管理情况

东安区人民法院从1984年建院以来,截止到2015年,诉讼档案已达51004册,案件数为35081件,文书档案达2286卷。数量极其庞大,归档任务繁重。档案分为诉讼档案、文书档案、会计档案和声像档案。其中诉讼档案包括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审监、立案、执行和人民法庭的卷宗;文书档案包括综合类、审判业务类、党群类、司法行政类、秘书档案类、财务行政类等8大类;会计档案包括凭证、账簿、报表等;声像包括照片、录像带、录影带。庞大而全面的档案数据,在社会和人文管理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2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 文书类档案的重视程度不够。

例如1984年时,东安法院的工作报告和制度类,均是用手写记录的,随着年代的久远,保存工作的难度加大,而这部分档案却没有扫描,只有近几年的文件进行了扫描,还包括一些党组类文件虽然是打印版,但是也没有扫描;由于大多数法院重视诉讼档案而轻视文书档案,导致了大量的法院的工作、沿革和制度没有记录下来,使得一些珍贵的法院文化建设工作没有保留下来。

2.2 档案管理人员流动性大,交接流程不规范。

一是档案管理是一个长期、连续性的工作,需要系统性的整理。档案员的待遇和地位一般,归档任务繁重,导致了档案员的流动性很大。二是交接手续不健全,档案归档工作青黄不接。新上任的档案管理员对过去的档案整理没有足够的了解,导致档案管理的效率低下。

2.3 档案数量大、归档周期长。

随着社会法治的发展和健全,人们维权的意识不断增强,法院的案件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诉讼档案逐年增多,到2015年,东安区法院诉讼档案已达51004册。而档案员只有一名,任务重,人员少,加大了归档的周期。有些建院时的资料也是很少有人问津,所有的档案只有归档时整理,而定期的归档和维护做的不到位。

2.4 信息化时代保密工作的不足。

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媒介的传递无孔不入,黑客、病毒、国外特务的威胁无处不在。由于计算机的应用,使档案的保存期限加长了,但是风险也容易存在。很容易通过电脑把许多涉密的档案泄露出去。这就对档案管理员和档案制度的科学建立提出了挑战。对比纸质化的档案,数字化档案的保密难度加大了,对操作规范性和严格性有更高的要求。

2.5 档案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电子化档案对档案管理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对档案制度和保管规范了如指掌,还要精通信息化社会下的电脑技术的要求。而现阶段档案管理人员,专业对口的很少,人才匮乏,或只会档案管理,而对计算机一窍不通,对档案管理的保持和保密工作不能胜任。

2.6 档案管理规定落后,缺乏制度化。

现在实施的《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制定的,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该管理办法与审判工作实际已不相适应,对档案的收集、整理都缺乏相应的制度参照,导致档案的材料漏失现象严重。

3 解决的对策

3.1 加强领导,全面提高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在全体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中普遍进行档案工作重要性的教育。结合案件质量评查、半年工作检查和年终工作总结等工作,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性进行强调。针对普遍存在的重诉讼档案,轻文书档案的问题,要对文书档案的重要性进行特别的强调。与文书档案接触较多部门,如办公室、政治处等,更要特别注意提醒。平时在工作中要注意文件资料的保管,清退、移交要完整及时。文秘人员和档案人员要尽心尽责,及时敦促文件资料的清退、移交、立卷和归档工作。做到组织上有保证,职责上有分工。

3.2 确定专职档案人员和保持其工作的相对稳定。

根据档案管理工作的要求尽快配备专职档案人员并保持其工作的相对稳定。档案人员专职有利于增强对档案工作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保持档案人员工作的相对稳定性是档案管理工作的客观要求。档案人员的变动也应该有一个工作上的衔接和熟悉的过程,也就是要有一个传、帮、带的过程。不能简单的履行一个交接手续完事。

3.3 严格公文办理程序是搞好档案工作的基础。

严格公文办理程序,加强公文办理各个环节的工作,是搞好档案工作的基础。要严格遵守公文办理程序各个环节的工作,把工作责任落实到人,提高公文办理质量,避免公文的遗失和毁损,使所保存的档案既能全面反映法院主要职能活动情况,维护其历史面貌,又为档案的保管和利用打下良好的基础,缩短周期,加大服务力度。

3.4 构建档案信息数据库,确保档案信息的保密与安全。

目前,多家法院诉讼档案已经基本实现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同步归档,并建立了档案信息库。法院应建立专门的档案信息数据库。首先要加强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做好防护措施。其次,对每个人做好权限控制并加密,确保保密数据只能被有权限的人使用。第三,将档案数据集中保存在档案专用数据库服务器上,从根本上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

3.5 加强对档案管理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加强对档案人员的培训,尤其是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也要对法院的全体人员进行保密意识的培养。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情操,特别是档案管理人员要认识到档案工作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档案工作发展方向和永恒主题,档案管理的根本目的和落脚点,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要在思想上,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刻的档案意识,从而达到重视档案,有效管理档案的观念。

3.6 坚持和完善档案利用的相关制度。

人民法院 篇5

进一步落实加强人民法院安全措施的报告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落实加强人民法院安全措施的通知》的要求，我院于2010年1月15日上午召开全院干警大会，学习领会上级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安全建设。通过加强教育管理、组织领导、健全机构、明确职责，做好安全检查、矛盾排查，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机制和成立应急工作领导组等举措，积极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力争将各种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为营造安全、有序、放心的审判和执行环境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一、加强教育管理，增强安全意识

通过深入安全防范意识教育，教育全院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高度警惕并灵活应对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各类突发事件。严格安全值班制度，加强安全信息报送工作。进一步严格24小时值班制度，所有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遇有紧急、重大事项，值班人员立即报告。各庭室部门专人负责安全工作及信息报送工作，及时上报安全信息，确保安全信息畅通。

二、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组织机构

成立了院领导为首的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指挥中心，办公室常设在法警队，制定了应急工作预案，并严格落实领导小组职责，切实加强全院自身安全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安全建设由庭室部门正职负总责，进一步落实庭室领导责任制。

三、建立预警机制，明确具体职责

建立预警和应急机制，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突发事件。重点关注在立案、审判和执行环节中的重点案件、重点人员，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充分预估，提前部署应对防范措施。成立23人突发事件应急分队，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出警、妥善处置、有效化解。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在哪个环节发生问题，就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严防安全漏洞，做好矛盾排查

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活动，严查安全防范漏洞。重点排查机关大楼安全、审判法庭安全、审判和执行工作安全、提押看管安全、涉诉信访工作安全、送达保全安全和人民法庭安全等方面的安全防范漏洞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加以整改，做到防患于未然。加大春节前信访稳控措施，化解涉诉涉法信访案件。坚持院领导“集中大接访”制度和“天天接访”制度。对越级上访、重复信访、集体信访案件，实行领导包案负责制。对重点信访人员，专人负责，强化稳控措施，落实稳控责任，切实化解信访案件。

五、切实提高重视，做好专项检查

人民法院 篇6

关键词： 法院审判楼；个性表达；人民性；现代风格。

室内设计作为一门新兴热门的学科，其设计风格多种多样，具有不同的时代思潮和地区特点，通常是和当地的人文因素、自然条件密切相关，风格虽然表现于形式，但具有艺术、文化、社会发展等深刻的内涵，它又能积极或消极地影响文化、艺术以及诸多的社会因素，并不仅仅局限于作为一种形式表达视觉上的感受。公共空间的设计表达风格更加多种多样，法院审判楼作为特殊的公共空间更是在传统和现代中交融和碰撞，而我的法院审判楼室内设计是表达它对社会所期望的意义，也就是人民性。人民性是一个非常广泛而又变化的概念，历来很多政治家、文学家等一直讨论它的含义，1956年翻译发表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艺术的人民性”词条如是解释“人民性”概念：“艺术上的人民性是艺术和人民的联系，人民大众的生活在艺术上的反映，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艺术上的表现。”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不是为别的种种人服务的，而是“为人民”的。我就室内设计表达上转用一下它的概念，设计表达中的人民性就是运用现代设计风格，重视功能和空间组织及技术实现的可能性，不复衙门作风，富有亲和力、人性化，充分体现我国人民法院的自身特色和精神风貌。

首先，人民性体现在审判楼的现代设计风格。现代设计风格出现于1919年成立的鲍豪斯（Bauhaus）学派，“强调突破旧传统，创造新建筑，注意发挥结构构成本身的形式美，造型简洁，反对多余装饰，崇尚合理的构成工艺，尊重材料的性能，讲究材料自身的质地和色彩的配置效果，发展了非传统的以功能布局为依据的不对称的构图手法”。现时，广义的现代风格也可泛指造型简洁新颖，具有当今时代感的建筑形象和室内环境。近年，我国对法院审判的道具也作了很多改革，看到最醒目的是法官的法袍和手持的法槌，这让人耳目一新，我认为这是法院改革的现代风格。同样，法院审判楼的室内设计也应具有现代风格，突破传统的表达技法，充分表达人民性，这样能够让双方产生心里作用：提醒当事人及民众，法律是我们的武器，我们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提醒具有主导地位的法官不仅心要里装着尊重和荣誉，更要对本职业的热爱、执着和负责。更提醒让人不易明白的具有特殊性的司法程序是不可侵犯的。法院审判楼的室内设计运用现代风格的手法，突破传统的表达技法，充分表达人民性，这是法院审判楼室内设计个性表达的基础。审判楼现代风格的体现主要介绍入口大堂和审判厅两种主要功能区的设计表达。

起初，室内设计的的人民性应体现在充分满足该建筑的功能和技术设施上。法院审判楼的功能设计则能够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程序，那便是很合理的设计，从平面图中可以看出，设计时除主入口供正常的审判性质要求外，还分别设置了其他重要的出入口，如后方的法官专用处入口、大楼的两侧立案的专用出入口和法院工作人员专用的工作入口。最重要的是把审判区与办公区、公众区分开，尽可能在客观上减少当事人或律师与法官在庭外接触，创造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这样司法公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有力的保证，为设计的灵魂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室内设计表达也达到了崭新的高度。

另一个特征是室内设计的实施可行性，“在建筑表现中不能抹杀现代建筑技术，建筑表现要应用前所未有的形象”。 风格是在功能、技术等实现的基础上表现出来。不能实施的设计，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美可言的，更不会有人民基础，人民性就更加不用谈了。“美的观念随着思想和技术的进步而改变”，在法院审判楼的设计中，尤其注重了技术的实现的可能性。材料的选择、灯光的营造、造型的构建都是我们目前的工艺可以达到实施的。

再次，法院审判楼的室内设计的人民性，体现不复衙门作风，具有亲和力、人性化，反映我们国家的自由法治和社会的文明。我国许多法院审判大楼前都有这么一道自古至今的风景：在一个高耸的大门两边，高傲而威严的大石狮镇于门口，庄严威武的门卫注视着过往的行人，这是我以为在形式上最能复古衙门风采的地方。如果能够把石狮请走，让可爱的门卫去做些更有趣的事，取而代之自动多功能检测门，这样在功能上不会逊色于疲惫的门卫，更让人们感到法院审判楼和平时上班的写字楼一样亲切，以主人的心情自由出入，觉得法院之途并不遥远，并非危途，公正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秋菊不再劳累，就像用具有高科技高效率办公立案系统来替代门口架立一口大鼓等待人们击鼓伸冤一样。这便是我的设计主旨，也是我的愿望，要有人民性，如果可以能够用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可以达到，那是何等的欣慰。这是其他法院审判楼没有做到的。

人民性的不仅体现在民众和法院之间，更体现在法院内部，在普通法官和院长之间办公环境的处理上，这是室内设计表达的难点。在考察其他地区的法院审判楼和翻阅相关资料时发现，一般院长的办公室功能齐全，除宽大的办公区外，还有豪华的接待区、舒适的休息室、洗浴室，一应齐全。相比之下，普通法官则几人甚至十几人挤在同一间办公室中，朝向和方位都是不好的，人均面积和私密性就无从可谈。 这种大搞行政之风，不以人为本，而以一人为本的设计主旨与我提倡的室内设计要有人民性是背道而驰的。“不同的活动有其必须的生理和心理范围与领域，人们不希望轻易地被外来的人与物所打破。”我在设计中办公室的设置完全以功能性要求设计，以人为本，法官的办公室全部采用一室两人，既有私人空间范围内包括视线、声音等方面的隔绝要求保证私密性，又有对象交流保证公共性。

最后，人民性的室内设计表达，体现在一些设计细节上。现在越来越重视一些小饰件的设计，如花卉的摆设和品种选择、紧急通道的导向标示和功能区的标示牌的设计。其实这些设计的细节，作为公共场所的法院审判楼中工作指示牌的设置和版式设计，都能够体现我国的司法制度和社會文明程度。有些专家认为在标牌上设置中英文对照有殖民之嫌，是忽视法院是体现国家主权与尊严的重要机关。可作为一家之言，我绝不认同，我认为作为法院审判楼的现代设计，人民性亦体现在对事实的尊重，我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国际交往频繁，同时引起的各种摩擦也接踵而来，调节和审判则显得必不可少，那作为法院审判楼就成为重要的场所，我们能让尊重我们外国人在进入法院审判楼寻求公正的时候两眼不知所措吗？那会不会与我们的对外开放的政策相违背呢？因此我的设计主张所有标示牌都应该设置中英对照，尤其是紧急通道，卫生间等重要的场所，我觉得这样更能体现我国对人权的尊重，更能赢得尊严和主权，这更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

法院审判楼的设计表达不同于其他公共空间，其个性表达在设计中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运用现代设计风格，重视功能和空间组织及技术实现的可能性，不复衙门作风，具有亲和力的人性化，体现我国人民法院的自身特色和精神风貌，这就是人民性，是我在法院审判楼的设计个性表达

主要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苏联大百科全书论艺术上的人民性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4月8日

3、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4、华原 《全国第四届室内设计大赛优秀作品集》 机械工业出版社

5、《室内设计资料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3年

人民法院 篇7

(一) 1999年的司法解释

在1999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当中, 对我国行政诉讼管辖问题作出了调整。在1989年的刑诉法规定中, 管辖法院为原告所在地法院;1999年的修订对该条作出了调整, 为“具体行政行为”所在地, 同时还规定了管辖权的异议制度、设定了专门法院的概念。

(二) 2002年司法实践的创新

2002年的司法实践对案件的管辖问题有重大突破。1989年《行政诉讼法》发展到2002年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 但是“民告官”的愿景始终未安全实现, 地方政权严重干预法院审判权, 导致群众的维权举步维艰。为了突破这个限制, 浙江省台州市在2002年的时候进行了司法改革, 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开始推行异地交叉管辖的方式。当原告人数众多 (通常情况是超过10人) , 或者被告是县级以上政府的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基层法院提交, 再由中级法院指定到其它基层法院管辖, 避免地方权力对审判权的干涉。

(三) 2008年司法解释的创新

2008年出台的司法解释, 对行政案件的管辖实践的创新作出认可。在2008年出台的《管辖规定》当中, 仅仅从第1条对行政诉讼法14条作出了解释, 其它的规定条文都与法律的规定有所出入, 《规定》对司法实践中采用的交叉管辖制度予以认可。除此以外, 《规定》还提出了:当事人对制定管辖存有异议的情况下, 仍不适用管辖异议的相关规定, 这也就意味着中级法院的制定管辖拥有强大的约束作用。

二、新法中对跨行政区域管辖案件规定的解读

(一) 不应直接理解为异地交叉管辖案件

在2015年新出台的《行政诉讼法》当中, 第18条对法院管辖权作出了修改, 即认可了跨行政区域的管辖。对这条的理解, 不可简单地理解成是对异地交叉管辖实践的认可。2002年的时候浙江台州市率先开展了异地交叉管辖的司法实践, 该项实践虽然是对传统法院管辖的重大突破, 但是很快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因此在2006年的时候又下发了通知, 通知中提出在实行交叉管辖的基础之上, 中院可以行使管辖权。

对于异地交叉管辖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弊端, 台湾陈新民学者曾经提到:法律应当限制异地交叉管辖权的使用, 只有在原审法院无法审理该案件, 或者无法按照预期公正审理该案件, 才可以通过中级法院指定的方式, 将管辖权移交给其它基层法院。内地也有很多学者提出, 采用异地交叉管辖的司法实践, 使法院裁定管辖与法定管辖之间的主次关系发生颠倒, 打乱了法律既定的管辖秩序, 在实践中也导致了部分基层法院相互推脱案件、或者相互争抢案件的情况, 破坏司法审判的秩序。

目前我国的跨行政区域的法院并没有完全建立, 因此如果单纯的通过《行政诉讼法》对异地交叉管辖进行认定, 就注定了该种立法是短暂的。

(二) 通过扩大选择管辖的适用, 来实现跨区域管辖

各国各地区都在通过立法的方式, 来扩大原告起诉时选择管辖的范围。在近几年新出现的行诉案件当中, 法律给予了原告更多选择管辖的空间。在我国台湾的行诉法当中, 第15条对社会保险纠纷的法院管辖作出了规定, 规定了管辖法院既可以是原告的居住地、也可以是原告职业活动所在地。美国的立法中, 并未将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作出严格的区分, 但是法律明确规定了, 除了不动产案件只有由该不动产是专属管辖只改, 其它的案件中原告都可以选择在行为发生地、原告居住地、被告居住地等多个法院中某个来提起诉讼。

由此可见, 将行政诉讼当中的选择管辖范围进行扩大化, 已经成为全球多个国家 (地区) 的立法趋势, 我国的行诉法修正也应当顺应该趋势, 但是结合2015年新出台的行诉法, 以及司法解释来看, 并且对选择管辖的适用进行扩大。但细观新法中第18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语言文字中有扩大适用范围的趋势, 但仍需要以下几项措施加以辅助:一是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 规定高级人民法院所指定的管辖行政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 同样有权利管辖中级人民法院辖区中其它行政案件;二是每年应当对有权跨行政区域管辖案件的法院作出适当调整。

三、结语

2015年新出台的行诉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跨行政区域管辖案件, 是对传统法院管辖区的突破, 同时也是对公民依法行使起诉权的保障。但目前我国跨行政区域法院建设还不够完善, 该项条文的实现还需要更多的措施加以辅助。

参考文献

[1]胡肖华, 谢忠华.论行政诉讼目的的多维性[J].湖湘论坛, 2010 (5) .

人民法院 篇8

本工程为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 位于吕梁市离石区新城行政区域中部, 西侧为新安大道、南侧为纬十九路、东侧为经四路。本工程主楼 (A座) 地下1层, 地上9层, 结构总高度43.00 m, 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裙楼 (B座) 局部地下1层, 地上3层, 结构总高度17.80 m, 采用框架结构。基础均采用人工挖孔扩底灌注桩, 墙下和柱下布桩。本建筑位于6度区 (0.05g) , 丙类抗震设防, 地震分组为第三组, Ⅱ类场地土。设计参数:周期折减系数0.85, 振型数为30个, 连梁刚度折减系数为0.6, 在基础顶嵌固。抗震等级:剪力墙, 三级;框架, 四级。本工程地面以上为9层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 高43.50 m, 在端部房间和楼梯间设置剪力墙, 框架柱截面下部一般为800×800和1 000×1 000, 上部为700×700和600×600。楼盖体系:采用现浇普通钢筋混凝土楼盖, -0.050标高板厚160 mm, 屋顶板厚120 mm, 标准层楼板厚度一般为100 mm;2层、3层和9层开大洞口处周边一跨内板厚150 mm, 洞口顶部的4层和屋顶板厚120 mm。楼面主梁截面一般为300×800和300×750, 连梁截面一般为墙厚×700, 次梁一般为200×700。由于本工程主楼2层、3层和9层楼板开洞后, 板的有效宽度只有3 m, 根据《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111号) , 本工程属于超限高层建筑。

2 抗震设防性能目标

本工程对整体结构及构件进行性能化设计。根据JGJ 3—2010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第3.11节, 本工程结构预期的抗震性能目标要求达到C级, 关键构件达到中震弹性。关键构件为底部加强区的剪力墙 (地面上3层) 和洞口周边及洞口内 ( (10) 轴~ (13) 轴) 的框架柱、框架梁。

3 小震阶段计算及分析

1) 计算参数 (见表1) 。

2) 主要计算结果 (见表2) 。

4 小震阶段弹性时程分析及结果

根据JGJ 3—2010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4.3.4条规定, 本工程采用弹性时程分析法进行小震阶段的补充验算。

按JGJ 3—2010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4.3.5条规定, 验算时按建筑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选取5组实际地震记录和2组人工模拟的加速度时程曲线, 并依据规范表4.3.5的要求将各时程的有效峰值加速度调整为18gal, 其余各时间点的加速度按等比例进行放大或缩小。

CQC法与弹性时程分析计算所得的首层剪力值如表3所示。

主要计算结果分析:

1) 本工程小震弹性时程分析共采用了5组实际记录的天然波和2组人工波, 其特征周期为0.45 s, 地震波频谱特性符合建筑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的要求。

2) 将各地震波的有效峰值加速度按规程要求调整到18gal之后, 多组时程的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在对应于结构主要平动振型的周期点上的α值相差小于20%, 即两者在统计意义上一致。

3) 输入地震波的持续时间达到30 s, 满足要求。

4) 小震弹性时程分析时每组地震波计算所得的结构首层地震剪力均大于CQC法的65%, 7组地震波计算所得的结构首层地震剪力平均值大于CQC法的80%, 分析结果符合JGJ 3—2010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4.3.5条的要求。

5) 计算结果显示, 小震弹性时程分析所得的地震效应平均值曲线与CQC法所得的曲线形状相似, 趋势一致。

计算结果表明, 结构多遇水平地震作用效应均由CQC法的计算结果控制。

5 中震阶段分析

在中震下, 本工程对抗侧力构件提出了性能水准3的设计目标, 对关键构件要求满足中震弹性的目标。具体计算参数如表4所示。

限于篇幅, 下面以首层为例分析。在按等效弹性计算的中震作用下, X向首层全部剪力墙的剪力为9 079.79 k N, X向首层墙体总面积为13.615 m2, 则平均剪应力为0.67 MPa;Y向首层全部剪力墙的剪力为11 506.05 k N, Y向首层墙体总面积为17.06 m2, 则平均剪应力为0.68 MPa。而C35的混凝土的fck=23.5 MPa, 即首层的剪力墙剪应力水平约为0.029fck<0.15fck, 满足受剪承载力不屈服验算的前提条件, 即截面尺寸要求。非底部加强区的普通剪力墙、一般框架柱、框架梁在中震下其剪压比均可满足小于0.15的要求, 即受剪截面满足构件受剪截面限制条件。另通过SATWE中震弹性计算, 针对底部加强区剪力墙进行抗剪承载力验算, 计算结果显示满足抗剪要求。框架柱通过SATWE进行中震计算, 对洞口周边的柱及穿层柱达到中震弹性。普通框架柱中震弹性计算满足抗剪要求, 中震不屈服计算以配筋是否超筋为是否屈服的基本原则, 计算结果表明框架柱无超筋, 中震作用下构件无屈服。框架梁通过SATWE进行中震不屈服计算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取0.12) , 以配筋是否超筋为是否屈服的基本原则, 计算结果表明框架主梁无超筋, 中震作用下构件无屈服。洞口周边及洞口内 ( (10) 轴~ (13) 轴) 的框架梁进行中震弹性计算, 并按照中震弹性的计算结果配置钢筋。为满足中震阶段楼板传递水平力的要求, 对3层 (16.150 m) , 4层 (20.350 m) 和10层 (屋顶、41.400 m) 的楼板进行了中震阶段的弹性分析。结果显示除局部与剪力墙相连处楼板应力集中外, 楼板应力均在1.0 MPa以内, 而C30混凝土的ft=1.43 MPa, 可见楼板可以满足结构在中震下传递水平力的要求, 能达到所要求的性能目标。

6 大震阶段分析

6.1 静力弹塑性推覆分析

采用Midas Gen程序对建筑物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进行静力弹塑性推覆分析。水平推覆力分布采用模态分布, 通过Pushover法建立结构的能力谱, 找出结构性能点。

6.2 Pushover分析结果

大震下静力弹塑性分析所得的性能点处相关指标如表5所示 (限于篇幅未列出各种性能曲线图形及出铰图) 。

6.3 主要计算结果分析

1)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 X, Y向性能点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最大值均小于1/100, 满足《高规》第3.7.5条的规定。

2) 取首层剪力最大的 (16) 轴处350 mm墙体, 剪力为12 427 k N, 平均剪应力为3.05 MPa;而C40混凝土的fck=26.8 MPa, 即剪应力水平为0.114fck<0.15fck;考察其他剪力墙的剪应力水平也具有相同结论, 即底部加强区各片剪力墙验算均可满足不屈服的要求。

7 结语

本工程属A级高度的高层建筑结构, 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 结构存在一项超限:楼板不连续。经过以上分析, 通过采取如下抗震加强措施, 结构可达到预期的抗震目标:

1) 加厚楼板开洞部位顶部及洞口周边的板, 加大其配筋并双层双向通长布置。

2) 控制关键构件, 底部4层 (含地下室) 的剪力墙和 (10) 轴~ (13) 轴 (洞口周边及其内) 框架柱和框架梁的抗震性能水准达到中震弹性, 并将其抗震等级提高一级。

3) 加强大震验算出现塑性铰的底部加强区的剪力墙及个别框架柱配筋设计。

综上所述, 本工程的超限结构设计是安全可行的。

摘要：以某高层建筑结构为例, 根据抗震设防性能目标, 研究了建筑物在地震作用下的结构性能, 并对其计算结果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具体的抗震加强措施, 指出该建筑物的超限结构设计是安全可行的。

关键词：高层建筑,地震,计算参数,结构性能

参考文献

[1]建设部令第111号,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S].

人民法院 篇9

依据执行的对象不同, 强制拆迁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违法建筑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后决定后, 行政相对人在指定期限内不提出行政复议且不想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的情况下, 由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拆除。

另一种是行政主体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作出征收决定之后, 在行政相对人逾期对行政征收决定无异议且拒绝服从行政征收决定之后, 由政府或者法院决定, 由政府或者法院对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的行为。在过去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 作出强制拆迁的主体是行政机关, 而在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行政强制法》当中则改为由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对拆迁房屋强制执行。

对于建设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的直接征收, 因土地所有权的原因, 不会存在需要拆除的问题 (依据土地法规定, 集体土地上房屋属于土地附着物, 故拆迁在土地征用之后) 。而因行政处罚而产生的强制拆迁又不存在补偿问题, 直接由《行政强制法》及《土地法》等进行规范。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诉讼期间, 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行政处罚法》:“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复议或诉讼的, 不停止执行。”这意味着执行强制拆迁是行政征收行为执行力中止的补救措施。

可见, 强制拆迁行为是以行政征收或行政处罚为前提的, 是行政征收或行政处罚所带来的, 附条件产生的执行行为。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以后, 由以前的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转化为了向法院申请的非诉强制执行。由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将其所规范对象从城市土地扩大到国有土地, 因此其覆盖面实际上已经扩大到了所有的因征收而产生的强制拆迁行为上。

二、强制拆迁的宪法及法律依据

依据我国宪法对征收行为的补偿原则, 以及宪法第三十三条确立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征收是“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需要, 依照法律规定将非国有财产收归国有, 并给与补偿的一种行政行为。”其体现的是宪法对公民财产权这一基本人权的保护, 正如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第二十二条“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我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 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 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房屋作为不动产具有不可移动、独特型、价值高的特点。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房屋对于产的所有权人来说是最重要的物权之一。财产权是维持人的生存所不可缺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 是个人自由的渊源和保障。行政机关在实施征收时不应侵犯相对人的财产权, 行政征收又是侵益性的行政行为, 但因为不动产的特点, 以土地开发为目的的房屋征收是无法归还原物也难以恢复原状的。因此在对于征收房屋的强制拆迁上更应该慎之又慎。

对此,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 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我国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强制拆迁绝大多数是为土地征收而服务的, 而土地征收的对象多数又是私人合法拥有的房屋。由法院保有作出强制拆迁决定的权利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形成新的保护机制, 同时又对政府权力形成了监督。这恰恰反映了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体现了依法治国以及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

三、强制拆迁行为中公共利益与私人的合法权益的冲突

如前文所述, 强制拆迁是对土地进行征收的附属行为, 自始至终都是为土地征收服务的。土地征收作为政府对土地资源的宏观调控、具体的行政行为, 其所代表的是政府的利益。作为土地附着物的不动产代表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又因为我国政府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的, 根据简单的三段论逻辑可以得出强制拆迁就是在公共利益与私人的合法权益 (或者另外的相对较小的公共利益即集体利益) 产生的一种冲突最终调和手段, 只是该手段具有相当的暴力性以及单方获益性, 是被拆迁双方协商不成的产物。

问题在于, 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如何防止二者的互相侵犯。首先, 在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中需要考虑到其法定的目的。如果征收的目的在于商业开发如建设商业区, 那么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或者其公益性就值得探讨了。而如果其目的在于建设地铁, 那么其代表的公共利益就相对值得信赖。其次, 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是区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键。我国学者认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方式主要有两种, 立法方式和司法方式, 不论采取何种方式都难以准确地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就强制拆迁来说, 征收中存在争议公共利益与私有利益, 应当作为法院对于强制拆迁行为的判断标准, 兼顾行政行为的效率原则和人权保护原则。即使是在利益难以划分, 冲突难以调和的情况下, 出于信赖保护也应当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从《行政强制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立法宗旨上来看, 都是要求同时保护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 在其规定中, 将公共利益和相对人的利益并列。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相对人的私人利益如果受到非法侵犯也会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尤其是在政绩观指导下当今社会, 作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一方, 公民权利得不到实现会影响到政府行政权的行使。行政机关如果并非出于正直的目的, 正如边沁所说“当国王的行为与他的人民的幸福相抵触时,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服从他。”由法院作出强制拆迁的决定也不仅是对相对人权利的兜底, 也是在实现公共利益, 稳固政府的行政权。

四、人民法院在依法强制拆迁过程中的作用

依法强制拆迁的一般过程。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行政强制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1) 对于房屋进行征收的决定由市、县一级人民政府作出。

(2)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与征收人订立补偿协议、给予补偿。

(3)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 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 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申请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逾期除正当理由外不予受理。

房屋作为强制拆迁的对象属于不动产, 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 像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约束下, 任何机关物权做出强制拆迁的决定, 只有市、县级人民政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由政府提出申请并由法院做出决定的程序应当依照《行政强制法》第五章的规定。强制拆迁, 作为行政强制执行, 其执行的内容由行政机关决定, 并提交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法院对强制拆迁没有不予受理的权力, 一经接到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即应受理。因此, 在强制拆迁中, 法院所做出的只是进行强制拆迁与否决定, 而非对行政征收行为本身。对于行政处罚中的强制拆迁行为同样仅是是否强制执行的决定。

因此, 法院对于执行强制拆迁做出决定依旧属于行政强制的范畴, 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中相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规定的强制执行申请材料外又增加了:征收补偿决定送达凭证、催告情况及房屋被征收人、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材料;申请强制执行的房屋状况。

法院虽然不在裁定是否强制执行中对征收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做出判断, 但是因为在裁决过程中, 法院对于强制拆迁的执行决定是针对房屋征收而做出的。依据《规定》:“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 严重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 或者使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生产经营条件没有保障。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这对于相对人来说则是在过了诉讼时效失去胜诉权之后最后的权利保障。而拆迁方依据法院裁定依法进行强制拆迁。这对于强制拆迁提供了合法性, 是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 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 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

五、人民法院在强制拆迁过程中的不足

在强制拆迁问题上, 经过多年来的发展, 尤其是《行政强制法》的出台标志着有政府做出行政强制的决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 法院裁定依旧存在诸多的不足。

1、法院裁定的过程中存在缺乏司法监督的漏洞

法院裁定缺乏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裁定由法院接受行政机关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书以及相关材料、证件而做出决定, 人民法院在审查期间, 可以根据需要调取相关证据、询问当事人、组织听证或者进行现场调查。由此, 法院可以仅依据全部来源于相关行政机关的材料做出强制拆迁裁定的, 尽管在“相关材料”中包括当事人的意见及催告情况、专户存储账号、产权调换房屋和周转用房等内容, 但且不论由“拒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之意见是否出自真是的意思表示。以行政征收为目的的强制拆迁在法院不必过问相对人的情况下就可以对相对人的重要人权之一财产权做出处分是完全不符合法制原则的。在这种情况下, 出于法制手段对强制拆迁进行司法监督的法律目的就大打折扣了。

2、强制执行过程中缺乏监督

在法院做出强制拆迁的裁定之后, 尽管有规定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但是在实践中缺乏监督, 本应由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执行的强制拆迁由第三方参与事件屡见不鲜。强制拆迁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转化为暴力拆迁的情况也数不胜数, 作为征收主体的政府机关一方面出于经济利益或追求政绩的目的在强制拆迁中一味追求速度而罔顾相对人权益, 另一方面又苦于因暴力拆迁会引发社会事件, 甚至群体性事件。对于相对人来说, 行政征收的诉讼时效逾期失去胜诉权, 但是却并未失去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相对人在面对暴力强制拆迁时也就只有寻求其他救济手段, 例如通过媒体途径, 上访途径, 甚至是以暴制暴, 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样的后果不仅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 也是和行政机关的初衷相违背的, 更不是法制社会追求的目标。

3、我国法院本身缺乏独立性保障

我国人民法院产生于人大, 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在实践中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的行使却缺乏保障。独立审判权行使的保障在于独立审判、法院独立、法官独立。在独立审判上, 法院受到党、人大甚至政府的干预, 依照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 党和人大对法院的监督都不是对个案的具体干涉, 政府更是不应对法院具体个案的判决做出任何干涉。在法院独立上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组织上党政一体, 而党对法院领导的规范性不足, 法院行使独立审判权更容易受到党的干涉。二是财政上受制于行政机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没有独立的财政, 法院难以有效行使独立审判权。在法官独立上, 由于前者问题的存在, 更可谓难以实现。法院的独立性如果得不到保障则裁决的公正性就会得到质疑, 相关问题我国理论界已有诸多探讨, 本文不再敷述。

4、法制以外的干预因素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任何社会事件的公众参与度都空前的提高。媒体在一方面更能够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之时, 另一方面又存在虚假、煽动性报道误导公众, 干涉司法公正的问题。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会不稳定因素多, 公众普遍缺乏理性, 一旦被别有用心的操作和滥用, 尤其是在强制拆迁的发生之时, “民意”基本上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站在法院裁定的对立面, 甚至不止针对强制拆迁而是进一步针对行政征收行为。因为舆论而干涉司法公正的案例近年来并不罕见, 所以法院能否独立地依法进行裁定会受到影响。

六、人民法院在强制拆迁中职能的完善

针对以上问题, 人民法院在强制拆迁中的职能应当继续完善, 从而健全法制社会, 实现和谐发展。在强制拆迁中首先要明确的是, 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来自于行政机关和相对人的权利冲突。相对人所面临的是其固有的权利受到必然的侵犯, 而行政机关则应当出于公共利益对相对人的财产进行强制。如果行政机关从未考虑公共利益而仅仅是出于政绩目的的征收和强制那就不是正直的了。法院作为强制拆迁的决定者难以对行政征收的最初阶段进行监督, 但是应该在进行强制执行的裁定时进行考量。出于公共利益的模糊性, 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 避免在没有相对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单方面裁定。另一方面, 法院对强制拆迁的裁定时相对人在行政征收中最后的权利救济机会。出于追求行政效率与兼顾相对人权利的公平原则, 可以在强制裁定中进行一次法院调解, 从而最大限度保障相对人的权利, 减少行政成本, 维持社会稳定。

在强制执行的过程中, 要严格依法进行, 行政机关和法院以外的第三方不得代履行。由法院全部执行强制不符合我国当前现状, 但法院应当对强制执行进行监督, 同时检察机关也应当介入其中, 对于发生暴力强制拆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保障法院独立性上, 党和人大应该做出努力, 首先是严格党和人大对法院的监督程序, 防止出于非公共利益和非人民利益的具体个案审理受到不公的干涉。党领导全国各项事业的途径是通过制定法律与政策及任免干部来实现的, 而人民法院又是法律的实施者, 因此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裁判本身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其次是党和人大应该加大对法院的支持, 保证法院相对政府的独立性, 尤其是在财政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自主能力。保证法院具有独立性也有保证了司法的公正地位。在强制拆迁所面临的两面矛盾中, 这也是实现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拆迁目的的必要保障。

对于法律外的因素, 应当加强人民的普法教育。从媒体入手, 自上而下, 由少及多的普及法律常识, 媒体也要更多的具备职业操守, 从而减少额外的行政和司法成本。

在我国当前现状下, 通过法院的参与走司法途径进行强制拆迁是建设法制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 是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缓解公共利益与私有利益冲突的有效手段, 同时攸关人民具体的自身利益, 也是进行普法教育, 增强公民意识的一个良好契机。法院在强制拆迁中所起的作用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做出决定一项, 更要在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间找到平衡, 法制社会的实现任重而道远。

摘要：在2012年1月1日实施《行政强制法》之后, 明文规定所有的行政强制行为均须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作为强制拆迁的最后决定者, 是实现依法治国要求的进一步体现, 但由于我国所处当前阶段的种种局限, 尤其是在公私权力冲突和司法独立上人民法院的职能难以全面实现, 本文旨在通过对相关法条的探讨, 几类问题的分析, 思考人民法院在强制拆迁中职能完善。

关键词：行政强制,公共利益,强制拆迁,司法独立

参考文献

[1]章建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M].法律出版社, 2008:251.

[2]周叶中.宪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280.

[3]边沁, 著.政府片论[M].沈叔平, 译.商务印书馆, 1995:152.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Z].2012年2月.

[5]张新宝.司法独立和公正是法治国家的价值目标[J].法学, 2012 (1) .

人民法院 篇10

金绍达:异议登记的目的是对真正的不动产权利人提供保护。然而,“异议登记虽然可以对真正权利人提供保护,但这种保护应当是临时性的。因为它同时也给不动产物权交易造成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为使得不动产物权的不稳定状态早日恢复正常,法律必须对异议登记的有效期间做出限制”(全国人大法工委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第60页)。因此,《物权法》在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了:“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由此可见,异议登记制度在保护真正的权利人的同时,也敦促异议登记申请人积极地行使权利。异议登记申请人如果不在规定期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说明申请人并不积极地行使权利,也违背了《物权法》规定异议登记的目的。

而本例中的申请人并非不积极地行使权利。且《物权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此做出了完全相同的规定。《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只是规定了:对申请人就同一事项以同一理由再次申请异议登记的,不予受理。而对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并未做出限制。

一些业内人士担心:今后诉讼当事人可以不再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而改为异议登记。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不动产被人民法院查封以后,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就不能再处分该不动产;而异议登记则并不是不能处分,在登记申请人提供知悉异议登记存在并做出自担风险的书面承诺后,仍然可以处分。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

当事人是否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应当是由其自主决定的事。当事人在权衡利弊后,认为采用异议登记难以控制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处分该不动产的,就会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如果认为提出异议登记就能够保护其不动产权利的,就毋须申请财产保全。

人民法院 篇11

关键词：省级统管；人民法院司法保障体制；建议

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司法保障工作是人民法院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是人民法院人财物管理的重要内容。因此，随着省级统管改革的推进，人民法院的司法保障体制也将更加完善，其对法院各项工作的保障功能也将进一步增强。

一、省级统管对人民法院司法保障工作的影响

省级统管旨在终结省级以下基层法院对同级党委政府的依附关系，促使司法权的去地方化和司法独立，进而实现司法统一和司法公正。[1]具体到司法保障工作，省级统管将产生如下影响。

第一，省级统管将降低人民法院司法保障工作对同级党委政府和同级财政的依赖。省级统管之前，县市级法院经费主要来源于同级财政。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法院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搞好与同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关系。[2]但若实现省级统管，基层法院预算将直接列入省级预算，不再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人员经费、办公经费以及其他开支将实行省级统管，不再由同级财政负担。

第二，省级统管有利于省内人民法院司法保障资源的均等化配置，降低区域差异。省级统管之前，县市级法院经费主要来源于同级财政，财政富余，法院经费就相对充足；反之则经费不足。县市财政差异决定了法院司法保障资源的非均等化配置。[3]但若实现省级统管，省级财政则可以统筹分配各个法院的经费需求，并加强落后地区法院的司法保障工作。

第三，省级统管有助于增强基层人民法院司法保障工作的独立性。省级统管之前，基层人民法院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同级财政，其他部分则来源于上级财政，以至于中央财政。源头越多，干涉越多，独立性就越少。省级统管之后，省级以下党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干预基层法院保障工作的基础将不复存在，省级党委政府为了减少工作压力也可能赋予基层法院更多的财政预算权和经费支配权，其独立性必将强化。

省级统管对法院司法保障工作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但也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或消极的一面，如省级财政可能无力保障各级法院经费不降低，省级统管无法保障司法保障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均等化配置，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时，扬长补短，趋利避害。

二、人民法院司法保障体制的省级统管路径选择

针对司法权的地方化，有学者建议建立中央一级的司法财政体制，由中央财政统一保障各级法院的经费预算开支。[4]但在本轮司法改革中，中央没有采纳该建议，而是提出了省级统管的改革方向，可谓是学者建议与现行做法的折中。这种折中的做法可以克服中央直管的难度，也可以解决基层法院对同级财政的依附问题，不失为务实选择。但在如何实现省级统管问题上，仍有可探讨的余地。

选择之一：将县市两级法院的预算管理权交由省级法院，由省级法院统一制作预算，并进行经费统一管理，不改变省级法院与省级财政的关系。这一做法的特点是取消县市两级司法预算后在法院系统内部解决司法财政问题。这一做法的好处是省级法院更加熟悉、了解下级法院的基本情况，有利于司法经费的统筹安排与合理配置。其弊端是强化省级高院对下级法院的管理，容易导致司法权的科层化与行政化，损及司法独立。

选择之二：将县市两级法院预算上提，成为省级预算单位，由省级财政直接供给，不改变省级预算管理体制，不建立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预算管理关系。这一做法的好处在于降低省级预算管理部门改革的成本，并尊重基层法院的审级独立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的业务指导关系，从而避免产生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控制和管理关系，防止司法权的科层化和行政化。其弊端在于增加省级预算管理部门的工作压力和难度，从而影响省级统管体制运行的效率，另外也没有改变省级法院对省级财政的依附关系。

选择之三：将县市两级法院预算上提，与省级法院并列，三级法院预算合并建立独立与政府部门和省级法院的司法经费预算管理委员会，专门管理司法预算和法院保障工作，对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这一做法的好处是切断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的预算管理关系，防治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倾向，保障各级法院之间预算管理权和司法保障自主权。其弊端是增加改革成本，司法预算管委會的法律地位和职权界定需要进一步的厘清。

比较上述三种方案，笔者倾向于第三种，只有第三种方案最能保障司法经费的独立性，最能保障司法独立。如果此方案改革成本过大，次优方案就是第二种。相较于行政机关的干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属于司法系统内部的司法权配置问题，对司法公正的损害较小，并且上级法院一般熟知司法权运作规则，不会贸然要求下级法院作出明显违法的裁判。

三、完善人民法院司法保障内部机制的若干政策建议

人民法院司法保障的内部机制，是相对省级统管的外部机制而言的，是指包括人民法院内部司法保障工作的职权分配及其与司法裁判权的相互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为人民法院司法保障的内部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奠定了原则，指明了方向。

（一）完善司法保障内部机制的基本原则

1.司法行政管理权独立运作

司法责任制，要求司法裁判权的独立，即主办法官和合议庭的独立，在客观上促使了司法权与司法行政管理权的分离以及司法行政管理权的独立运作。在实行司法责任制之后，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以及业务庭庭长一般不再进行分案工作、个案管理以及相关法律文书的签发，便可将主要精力放在司法保障、人员管理等行政管理工作上来。这对司法保障工作而言，是有促进作用的。

2.司法行政工作集中管理制

最高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规定：“按照审判权与行政管理权相分离的原则，试点法院可以探索实行人事、经费、政务等行政事务集中管理制度，必要时可以指定一名副院长专门协助院长管理行政事务。”按照这一意见，司法行政的集中管理和行使将成为未来法院内部改革的一大方向。在此体制下，作为司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保障工作将更加重要。没有司法保障，就没有司法行政，行政管理权和司法权的有效运作就会受到影响。

3.司法保障的有效供给

司法保障工作上接省级统管的外部机制，下联司法行政的集中管理，是法院各项工作的“供血系统”。该系统的有效运行，不仅取决于外部省级统管和内部集中管理的顺利实现，而且也取决于司法保障部门的精细化工作。司法保障工作的核心任务是保障司法业务的有效开展，有效的司法保障和供给要求司法保障部门及时了解各个业务庭的经费、资料、设备、软件等各方面的物质需求状况，并分析其轻重缓急，从而做到按需分配，有效供给。

（二）完善司法保障内部机制的具体建议

1.成立人民法院司法保障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司法保障工作领导小组，院长全面负责本院司法保障工作，分管副院长协助院长对本院司法保障负主要责任，装备物质和经费的管理部门和使用部门的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同时明确具体装备物质和经费的实际使用人和保管人，明确各级责任人的不同责任和权限，必要时签订资产管理协议。

2.健全人民法院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人民法院的物质装备属于国有资产，应当严格按照《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依法管理和使用。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包括资产配置、资产使用、资产处置、资产评估、资产统计等五大方面，其工作重点是完善资产采购程序，健全定期盘点制度，规范资产处置行为。

规范法院经费使用行为，制止不规范的收费行为。法院经费应严格按照预算进行使用，预算外使用必须依法履行报批程序。诉讼费用的收取应严格遵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特别应完善退费办法，保障及时退费。清理不规范的收费，向律师收取案卷复印费应依法出具合法票据，不得乱收费、高收费。

3.建立培训制度，加强人员队伍建设

人才是各项工作的立身之本。要依托法官学院等培训机构，对现有的装备管理和财务人员进行培训、轮训，聘请本地高校的专业教师定期开展专业知识讲座，提高专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利用空余的行政或事业编制，积极招录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司法保障工作，使法院不仅成为法律人的用武之地，更成为司法保障专业人才施展才华的适宜场所。

综上，以省级统管和司法、行政相分離为主要内容的司法体制改革为人民法院的司法保障体制的完善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应积极把握这一契机，建立健全各项内外体制和工作机制，为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司法权的依法运行提供有效物质保证。

参考文献：

[1]刘叶玲.《法检省级统管价值目标与制度设计初探》.《鸡西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2]周永坤.《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规范化——论司法改革的整体规范化理路》.《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3]薛江武，张勇玲.《法院经费保障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人民司法》，2001年第8期.

人民法院 篇12

关键词：人民法院,执行难,审执分立,强制措施,执行效率,法官素质

执行, 泛指人民法院和行政执法机关对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付诸实现的法定活动和行为。人民法院的执行, 是审判程序的最终阶段, 它是指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相关人员的参加下依法使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 调解书和其他法律文书付诸实现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 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由此可见, 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 是运用国家强制力, 促使义务人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的活动和行为, 它是人民法院司法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民法院司法活动完结的标志。

如何解决好“执行难”这一老大难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综观近几年来“执行难”的症结所在。唯有从分析造成“执行难”的主客观因素入手, 做到“对症下药”, 防患与未然, 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

一、困扰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主客观因素

(一) 客观因素

1. 广大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在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公民之间因各种纠纷所引起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执行。在中国,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一般情况下依赖于当事人自觉履行, 但由于当事人往往因为法律意识淡薄, 造成义务人藐视法律, 大量出现无故延误甚至出现暴力抵抗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等行为, 严重阻碍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国家法律的威信。其次, 中国《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 “被誉为执行人来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人民法院有权查封, 扣押, 冻结, 拍卖, 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这体现了执行的依法性及强制性, 但有的当事人由于法律意识薄弱, 法制观念不强, 为达到逃避履行的目的, 肆意转移、损毁、隐匿、变卖已被查封、扣押、冻结之财产, 造成“执行财产难寻”, 更有甚者以制造“离婚”、“失踪”等假象来逃避义务, 从而给执行工作带来巨大障碍, 使得执行成本增加, 执行效率降低。

2.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即行政干预及异地执行难。

第一, 行政干预造成执行困难, 由于各地方的企业、法人与地方政府间存着许多共同利益, 因而当企业、法人成为被执行人时, 各种行政干预措施便蜂拥而至,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法院都会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使得执行工作很难顺利开展, 一旦错过良机, 很多执行案件最终不得草草了事。

第二, 异地执行难。《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1款规定, “发生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 裁定中的财产部分, 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对于义务人不属第一审人民法院所在地的, 第一审人民法院只有来取异地执行的措施, 然而异地执行又谈何容易, 虽然中国法律明文规定相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协助人民法院执行, 但由于地域的限制、社会背景的迥异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 使得第一审人民法院往往不可能在异地顺利地开展执行, 更不可能得到积极有效的协助执行, 执行的阻力带来执行的实际困难。

3. 经济发展滞后造成执行难。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欠发达地区, 人民法院执行的对象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 都不得不考虑一个执行后果的问题, 既不能不执行又不能不服从大局保证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最后一个案子办完, 却往往得不到令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双赢”结果, 这其中的阻力与压力可想而知, 因而也就在客观上造成了“执行难”。

(二) 主观因素

1. 执行工作审判化。长期以来, 中国由于缺乏对民事强制执行性质的正确认识, 一直把执行工作与审判员工作相混合, 导致了“执行工作审判化”现象的产生和存在, 在执行机构上主要表现为:一是执行机构的名称与审判机构并列称为“庭”;二是上下级执行机构的关系上, 套用审判体制的模式, 互不隶属, 而是监督、指导、协调关系;三是工作方式上适用审判制度中的合议制;四是职责范围上与审判机构相互交叉错位, 这些“执行乱”又往往会导致“执行难”。

2. 审判程序遗留执行障碍, 自从人民法院内部推行“审执分立”以来, 审判机构与执行机构似乎已相互独立, 并无关联, 实则不然;法律明确规定了执行机构的执行依据只能是已生效的判决、裁定, 而这些法律文书又都是由审判机构做出的, 执行机构无权执行依据进行实质审查, 无权变更执行依据的内容, 而正是这一“软肋”, 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审判机构只管审判而全然不顾执行, 判决、裁定漏洞百出, 该进行调解的也不作积极调解, 将审判程序中的矛盾遗留到执行程序, 致使执行工作举步维艰, 大大地增加了执行成本, 白白浪费了人力物力, 从而严重困扰了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 造成执行难度加大。

3. 个别执行人员综合素质不高。审执分立以来, 执行工作呈现出自主性、灵活性、机动性的特点, 一方面为自主灵活地执行工作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但同时也对执行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个执行案件执行质量的高低全都掌握在执行法官手里。由于执行工作特有的性质导致了执行法官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对执行案件的“生杀予夺”大权, 能否公正执法, 能否合法有效地保证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得以实现, 全凭法官一人说了算, 权力过大过于集中, 致使某些法律意识不强, 业务水平低下的执行人员私欲膨胀, 从而造成“吃、拿、走、要”, 贪赃枉法, 违法执行的案件越来越多, 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坏的影响, 这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大大降低, 群众渐生抵触、日久弥深。

4. 中国现行执行救济制度存在缺陷。中国现行执行救济制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第一, 没有规定程序上的救济方法, 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程序上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业没有相应的矫正方法;第二, 没有规定对被执行人实体上的救济措施, 对于侵害被执行人实体权利的执行行为没有纠正, 制约的方法;第三, 执行异议对第三人实体权力的保护很不充分, 根据民诉法规定,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 执行员如发现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 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但审判监督程序是对已经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发现有错误或很可能有错误而进行再次审理的程序。因此, 中国民诉法规定的执行异议制度仅适用于命令交付特定物或命令债务人为一定行为的执行案件, 只有这类案件案外人实体权利的损害才可能是由于执行根据本身的错误引起的, 在案外人实体权利的执行中, 在案外人实体权利的损害是由执行行为造成, 执行根据并无错误时, 案外的权利却无法得到保护;其次, 第三人对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而提出异议属实体上的争议, 应由审判机构通过正常的审判程序解决, 由执行员先进行审查判断, 不符合审判机构与执行机构的职责划分, 剥夺了第三人的诉讼。这些都使执行工作变得拖冗、反复, 不利于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克服执行难的有效措施

1.完善执行立法。国家应加强执行理论研究, 这是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例如, 由于立法上的欠成熟, 中国现行有关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与民事实体法中的诉讼时效制度相矛盾, 造成了程序申请执行期限否定民事实体法诉讼时效的局面;其次, 申请执行的期限过短, 不仅会造成债权的紧张、增加债权人和人民法院的负担, 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大量的执行案件不能结案。因此, 法学研究者应担负起职责, 加强执行理论研究, 使执行立法适于工作实际和市场经济的需要。

2.充分发挥审判程序职能作用。审判程序作为执行程序的前置程序, 应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审判结果的规定将直接影响执行工作的进行, 因此, 审判程序充分发挥好其职能作用, 在依法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 着眼全局, 为执行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3.培养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的证据意识, 进一步明确举证责任。由于人民法院不可能对当事人的履行能力作详细的了解, 因而需要当事人做好举证工作, 以便配合人民法院完成执行, 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以顺利实现。

4.完善内部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作为国家权力的保障者和实施者, 人民法院有必要完善内部监督机制, 约束执行工作人员的执行行为, 防止权力的滥用;同时, 还应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打消执法干警“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思想念头, 做到赏罚分明、奖惩有度。

5.大力提高执行人员素质, 执行一项政策性很强的重要工作, 它直接触及当事人的民事权益, 其影响力不但辐射到当事人的亲属, 而且会给全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震撼力, 因而执行组织成员的素质, 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在“执行难”, “难”已成为社会病的今天, 建设一支法律水平高、思想作风好的执行的工作队伍已是当务之急。

总而言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方略的顺利推进, 明示强制执行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执行难”这一社会通病, 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然“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要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这一老大难问题, 任重而道远, 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田平安.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