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历程论文

2024-06-22

30年历程论文(精选10篇)

30年历程论文 篇1

30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如白驹过隙, 稍纵即逝, 然而对一个企业来讲, 尤其对一个企业的会计人员来讲却又是异彩纷呈, 痛并快乐着。

2008年是中国打开国门, 实行改革开放的第30年, 也是窑街煤电公司成立50周年。综观时代的发展, 会计改革与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总是密切相关的, 会计如同经济一样, 也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总的来说窑街煤电公司的会计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煤炭企业法规进行的会计核算;第二个阶段是从90年代初期到2000年以财政部颁发的“两则”、“两制”为主要形式和内容, 逐步实现会计核算模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 根据社会的发展加强内部治理, 实行会计委派制度, 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财务核算。

一、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百废待新的时候, 作为一个成立二十年的企业, 其财务人员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培训, 关于财务方面的书籍也很少, 在工作上都是老同志带新同志, 遵循一套固有的模式。直到1985年根据财政部颁发的《会计人员工作规则》, 我们建立了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 从此, 在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会计报表、管理会计档案和办理会计交接时都有了专人负责。更重要的是《会计法》的执行也让会计人员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当时的办公条件很差, 在昏暗的办公室里会计人员低头扒拉着算盘, 噼里啪啦一两个小时都不抬头, 每月的报表都是财务人员手工制作的, 工作异常辛苦, 但在财务科工作的会计们以他们的奉献、勤勉、投入和负责的工作精神, 加班加点按时完成账表流程。当时还没有筹资、投资的理念, 日常工作的细微和烦琐一天天考验着我们会计人的毅力和恒心, 尽管忙碌, 但很有成就感。会计人员整日游走在算盘与数字之间, 就这样走过春, 走过秋。

席慕蓉曾说过“每一条走过来的路, 都有不得不这样跋涉的理由, 每一条要走下去的路, 都有不得不这样选择的方向”。而在这“走过来”与“走下去”的十字路口, 每一位会计人都将以最坚实的信心和活力去感受职业的魅力, 以最坚强的心灵和意志去创造人生的辉煌。

二、短短几年, 会计人的知识体系, 行为规范, 工作方式, 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九十年代中期计算机在财务系统的普及还不是很广泛, 其运用仅限于报表的录入和一些基本的表格制作等工作, 会计人员每月的工资汇总、凭证汇总等一系列工作全部是手工作业, 经常加班到深夜, 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有时甚至为了一分钱的错误要将工作进行到第二天。后来由于环境的改观, 我们逐步开始应用财务会计软件, 初建账户、设计报表、搜集资料、录入数据。在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下人机开始并行。尽管每做完一张凭证还要在计算机上再输一遍, 但减少了差错, 提高了工作效率。到2007年已经构建了新一代先进的财务管理信息网络体系, 实施了会计电算化软件升级改版, 加快了财务管理信息化进程, 实现了企业内部资源共享。

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浪潮为会计人员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煤炭企业在90年代后期销售不畅, 陈欠货款回收缓慢, 资金难以回笼, 企业运转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市场为导向, 彻底破除“等、靠、要”的思想和销售人员一起跑销售、要货款, 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和较高层次的营销策略, 克服重重困难, 对能用现款还款的, 要求用汇票或货币支付;对不能还款的, 以物抵债;对有陈欠而近期又无能力偿还的用户, 采取多方查找, 用顶抹账形式抹回陈欠货款, 经过数月的艰辛奔波, 终于实现了销售和货款的回收任务。

从1992年起, 会计人员开始进入了考证的年代, 会计职业开始有了重大变改, 会计准则一次次的变动, 工作规则一次次的重新洗牌, 锻炼着我们的意志, 提高了我们适应新形势的能力。当时的发展环境使一般的会计人只能依赖变革, 而不能主导变革, 参加会计资格考试, 是一项给会计人员带来机遇的变革。

三、“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 加强内部治理, 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是我们企业一直追求的目标。2000年初矿务局开始改制, 由局改为公司, 一方面尝试做股改上市, 将优良的煤矿资产从大经济中剥离出来, 重新包装注入一个新经济体;另一方面按照省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协调小组的安排部署, 对窑街一矿、天矿进行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财务人员每天加班加点, 规范操作, 稳步实施, 全面完成了窑街一矿、天矿政策性关闭破产财务清算工作。这期间从申请立项、国家批准列入关闭破产计划、批准进入破产程序、清算工作正式启动到法律程序终结、善后工作处理, 全体财务人员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完成了破产基准日财务清查、债务申报和破产清算前的财务审计等工作;制定了破产资金使用及管理、债权追索、清产核资等一系列制度方案。但在上市方面, 尽管会计们付出了许多心血, 但由于时机还不成熟, 便暂时搁浅了。有时静下心来仔细想想, 做任何事仅凭一腔热情而一厢情愿, 有失审慎, 很难成功, 任何时候保持理性和冷静, 明确目标和方向才能实现初衷, 未雨绸缪, 才能把握主动。

由于公司所属的下属子公司财务人员来源不同, 一小部分未持从业资格证的人员在会计岗位工作,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难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针对这种情况, 2000年公司参照会计委派制的原则改革了财务人员管理体制, 统一实行了会计委派制, 成立了会计管理中心。为了适应改革、改制的需要, 也为了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 会计中心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等多种培训形式, 对财会人员进行了理论知识和职业道德培训, 并先后举办了两届会计知识大赛, 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工资和职称的挂钩, 使得许多会计人员加入到考试大军的行列, 从“要我学习”转变为“我要学习”掀起了新一轮的学习高潮, 截止目前为止已有相当一部分人拿到了中级或中级以上资格证书。

2006年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 与旧准则相比, 新准则内容更新较多, 对会计职业判断较多, 技术难度较高, 对会计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财务人员尽快了解新旧企业会计准则的变化, 领会新准则体系的内容、要点和精髓, 更好地做好新旧制度的衔接, 会计管理中心精心组织, 派送各个二级单位的财务负责人在各大院校深入学习新《企业会计准则》, 聘请会计师事务及高等院校的教授对全公司会计人员进行全脱产学习培训, 为公司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做好了准备。相对于一些上市公司和大企业来说, 我公司基础工作、人员素质较为薄弱, 执行新准则难度较大, 为此我们加强组织领导, 为培训学习提供一系列的保障, 切实保证了学习效果, 并将培训工作落到了实处, 于2008年初顺利实施了新《企业会计准则》。

2007年我们全面推进财务管理精细化, 统一年度预算, 按照集团公司管理模式有步骤地在全公司范围内推行全面预算, 并加以制度化, 要求各二级单位年度预算采用统一格式和口径, 同时规定必须全员参加、全面覆盖和全程跟踪, 控制、强调以成本核算为基础, 遵循和发挥预算对实际经营工作的导向和控制, 精细化工作已深入人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也是促使成长的最佳手段。这些年我们会计人风风雨雨一路走来, 每一次的改革, 都处在风口浪尖, 经受劳累, 经受痛苦, 经受历炼, 但我们没有怨言, 没有后悔, 也没有遗憾。30年弹指一挥间, 不知不觉我们已走过了人生最华美的篇章, 从当初的懵懂到如今的成熟, 一点点地改变, 一步步地提高, 洒下的是汗水, 收获的是希望。

30年历程论文 篇2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句让中国百姓心里感动、切身感受的话,正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开放30年来的写照。

改革开放30年,是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30年,是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国民素质显著提高的30年,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30年,是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显著加强、更多惠及困难群体的30年。

1977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止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得以恢复。当年,全国570万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考场,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沉积多年的求知热情如火山喷发,中国社会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春潮,为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注入活力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1.28亿,录取人数约5386万,其中,1999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至2008年的录取人数约4010万,10年间录取人数占改革开放30年来录取总数的75%。

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起,经过10多年奋斗,中国终于在2000年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超过85%,2007年进一步扩大到99%,跻身于免费义务教育水平较高国家行列。2007年,普通高中在校生、幼儿园(含学前班)在园学生数量、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30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共为国家输送了1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专门人才。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驶入快车道。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总量突破80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已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30年来,各级各类教育的飞速发展,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各种急需的人才,提升了我国国民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教育公平的理念传遍神州大地

2003年开始,“远程教育”这项重大工程覆盖了中西部36万所农村中小学,丰富了1亿多农村中小学生的精神世界。

2004年,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正式启动。中央财政投入100亿元建设8300多所寄宿制学校,解决学生“进得来”的问题;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学生“留得住”的问题。

2006年9月1日,修订后颁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这一年,西部农村首先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革。2007年春天,这项改革推行到全国农村;同年秋季,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在免交学杂费的同时,还免收教科书费,1.5亿学生因此受益。2006年至2010年,国家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

2007年,国家实行新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对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一、二年级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连续2年的资助。三年级学生可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半工半读获得一定报酬。近1200万名在校学生因此获益。

同年,国家实施以奖、免、贷、助、补等全方位的新的学生资助政策。每年500亿元的各级财政资金覆盖全国1800多所高校的400万大学生和1.5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的1600万学生„„

30年来,一项项不断推进、力度空前的助学政策,既得益于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卓越成果,又体现了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和谐社会理念。亿万学子在感受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同时,更增添了投身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热情和决心。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加速着教育事业自身的调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需要创新的教育,适应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继1999年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后,于2001年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小学和初中学生已全部使用新课程。21个省份在开展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突出学生多元发展的机会,倡导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曾经的“满堂灌”、题海战术和教师不容置疑的授课方式已逐渐淡出,对学生的评价也从过去单纯的成绩冒尖向兴趣广泛转变,学校也开始根据自身特色进行课程设置。

国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加大中等职业教育助学力度的重大举措,使一直受到歧视的职业教育开始拥有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平起平坐”的地位。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的图景日渐清晰。

面对质量下滑、债务沉重等扩招带来的新问题,高等教育积极统筹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把重点放在提高办学质量上。“十一五”以来的3年里,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总体保持相对稳定,招生计划增幅控制在5%以内。本科教学评估、新一轮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等多项举措的推进,使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内涵,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使中国教育拥有国际化的水平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中国的留学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1978年到2007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21.2万人,出国留学规模由1978年的860人发展到2007年的14.45万人,30年扩大168倍。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1.97万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30年来,中国已累计接收来华国际学生123万人次。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世界上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33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相互承认学历学位协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1034个。

30年来,教育逐渐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汉语国际推广取得新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到3000万人。全球已启动孔子学院(含孔子课堂)262所,分布在77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已有46个国家设立汉语水平考试考点„„

教育的开放,历史性地放大了中国人视野,也向外界释放出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信号。透过教育这个窗口,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展示好学、善学的精神风貌。

改革开放的远景,期待教育事业迈出新的步伐

近年来,为了解决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国家财政每年用于义务教育的投入达数百亿元,并逐年增加。各地通过教师交流、对口支援等方式,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中国在2007年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后又于今年秋季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

抓住“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核心问题,中国积极探索,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逐渐形成了县域内城镇教师定期到农村任教、大中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实习支教等多种形式的智力支教活动。同时,完善和落实教师工资、津贴补贴制度,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使有志于从教的人可以安心从教,终身从教。

在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教育事业起步晚、底子薄,改革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被人们认可的教育制度正在经历新的挑战和考验。

30年来,高考制度在考试内容、考试科目、考试次数以及录取手段等方面推进改革,不断顺应和满足人民在新时期对教育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不断巩固完善的高校招生“阳光工程”,确保高考持续发挥着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

近年来,根源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监管体制松散的教育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择校乱收费明显减少,学校收费行为逐步规范。校务公开、依法办学等新理念的提出,使各级各类教育正在阳光下健康发展。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指导下,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正在迎难而上,循序破题,向着“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的目标坚定迈进。

30年历程论文 篇3

一、 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关系

教学理论这个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和丰富的层次。比如,既有从哲学、思想与制度层面来探讨教学基本问题的宏观理论(比如教学认识论、主体教育理论),又有从原理、方法与技术层面来分析教学过程的种种中观、微观理论(比如“素质教育理论”、××教学法);既有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的教学理论(即“教学论”学科),又有作为一套关于教学活动的程序与策略的教学理论(比如程序教学法、小组合作学习理论);既有国家层次教学改革的基础性理论(比如“凯洛夫教学论”、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又有课堂教学上某种具体教学方法运用的应用性理论(比如阅读教学法、尝试教学法),等等不一而足。但不管是哪一层次的哪一种理论,运用到实践领域,都会对教学实践活动产生鲜明的影响。

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是一种辩证的、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难以真正达致其目的与效果。这是因为,首先,教学理论是教学实践的出发点,什么样的理论,规定了该理论指导下的教学实践如何启动,如何科学展开;同时,教学理论决定了教学实践的具体实施与操作,特别方法与技术层次的理论,对教学实践过程提出了特殊的、相应的规范性要求;再者,教学理论决定了教学实践的方向,引导着教学实践活动向其期待的方向发展,并检验着教学理论的水平。因此,教学理论对于教学实践意义重大。30年教学变革的历史证明,正是在积极探索和具体运用教学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的教学实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学整体质量得到长足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教学理论对教学实践的影响力和指导力。

另一方面,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这是因为:首先,理论是人造的、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因此教学理论只有从教学实践中来,到教学实践中去,才有生命力;其次,只有教学实践才是教育教学的根本,而一切教学理论都是为它服务的,不服务于实践的理论,只可能是空洞无用的理论;再次,教学理论归根到底要通过教学实践加以检验,才能验证其是否科学、合理与正确,验证其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究竟会获得发展还是会遭到抛弃;最后,教学理论毕竟还有好坏、对错、优劣之分,而教学实践永远是活生生的实践,再有价值的好理论,都只能是更为恰切地印证生动的实践而非生动的实践本身。30年来,我国教学改革领域名称各异、五花八门的各种教学理论层出不穷,但历史告诉我们,只有那种扎根实践、服务于实践的科学理论,才能够经得起教学实践的检验,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而得到发展。

因此,在对待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二者的关系上,应该理论、实践相结合,注重两个“坚持”,即坚持理论指导、坚持实践标准。

二、 30年来教学理论发展的历程

1949年以后,在全面学习苏联教学理论、总结解放区教学实践经验和旧中国原有教学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凯洛夫教学论体系”,并在短期内迅速获得发展。“文革”十年,教学领域遭受了重大冲击,理论研究几乎陷于停顿。改革开放后,教学理论研究重新起步。教学领域也开始实现拨乱反正,逐步形成正确的教学思想与教学理论,教育教学在调整与整顿中逐步得到发展;其次,注重引进外国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教学理论,为建设自身的教学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再次,自身进行充分的理论探讨,并着手教材建设,为建立新的教学体系作进一步的努力;与此同时,广大教学理论研究者还深入教学实践,大力开展教学实验,改变了过去多年来教学研究坐而论道、空泛议论的风气。这些举措,都对我国教学理论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综观30年来我国教学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努力追寻“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1.教学理论的觉醒与起步阶段

自“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属于教学理论的觉醒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教学理论的重建。随着教育走下政治的祭坛,教学开始向自身的科学路径回归,其本身的理论问题由此成为人们审思的对象,建设科学的中国教学论体系,成了当时主要的学术目的与任务。立足于本土实践的、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学理论的探索之路,由此揭开了序幕。

2.教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阶段

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末,是教学理论多样丰富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形势发展变迁,人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人”的哲学逐渐上升为时代哲学的重要命题,教育学逐步由注重自身发展转向关注“人”的发展。在此情形下,教学理论的研究主题在历史继承的基础上,又体现出一定的时代转向。教学论的学科体系进一步丰富拓展,研究主题从关注教学转向关注“人”。在这一阶段,学习西方理论的视野也更为开阔,研究者的忧患意识、批判意识也大为增强。

3.教学理论的繁荣和深化阶段

进入新世纪,则是教学理论的进一步繁荣深化阶段。这一时期教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研究由多样丰富进一步走向繁荣深化,二是学科建设更加丰富、步入完善,三是研究者的责任伦理意识增强,四是教学论的学科主体性、研究者的学术主体性增强。简而言之,30年来教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是其根本价值基础,“科学化”是其最高旨趣,“中国化”是其发展主线,而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学理论”的发展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30年来,我国教学论研究的学科建设不断加强,学术观点逐步趋向多元,学术视野也日渐拓展。

但是,鉴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如何学习、借鉴、吸收与改造西方教学理论,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学理论”建设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成了我国现代教学理论建设的一个心结。毋庸讳言,30年来,一方面是理论研究者对自身教学理论的积极探讨、实践、建构;而另一方面,西方种种的教学理论,种种的“主义”和学说,几乎都在中国纷纷上演、流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教学理论主要是学习苏联,凯洛夫、赞可夫、巴班斯基等人的教学理论,长期以来是我国研究者学习、运用的经典。80年代后期开始,转向全面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教学理论,尤其重视欧美理论的学习、引用与借鉴。进入新世纪,这一趋向更是日益明显,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各种西方教学思想、理论与主张,更是在中国遍地开花。一方面,这的确拓宽了人们学习与研究的视野,大大丰富了我国教学理论研究的思想资源,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这一倾向又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在我国现代教学发展与现代教学理论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几乎就是沐浴在一片“欧风美雨”中走过,百年来从未间断。如何科学对待和合理“改造”西方教学理论,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又总是没有恰当解决好的问题。因此,以下重点结合外来理论的“改造”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三、 处理好外来理论的消化改造

积极吸取一切人类文化的精华,合理借鉴他国的教学理论与先进成果,对于当前我国教学实践的发展和教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必须着重强调的是,我们应该采取科学审慎的态度,恰当对待国外教学理论的引进,注重其充分的消化吸收,做好本土化的改造工作。正如赵汀阳先生所说的,“中国的社会变化尤其迅速,花样迭出,追随各种‘主义’的人们被折磨得忽喜忽悲,悲喜轮转,蔚为奇观”,但是这种种西方的理论与“主义”,对于解决中国的真实问题却不见得完全有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这个巨大时空有着自己的规律,很难简单套用西方的各种‘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整个世界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各种现成的‘主义’本来就多半跟不上形势”,因此,“思想的冷静”比“追随的热情”重要得多[2]。这说明,即使是一种教学理论被印证为科学、正确的,并且在他国被检验为有效的,在引进过程中,我们仍然应充分考量中国的“巨大时空”和“自己的规律”,努力做好消化吸收的本土化工作,而绝不能简单套用、囫囵吞枣、食洋不化。否则,就会犯种种“肠胃病”。

从近些年来国内教学改革的实践来看,教学理论本土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得不够的。事实上,百余年来,在我国现代教学发展的过程中,在如何对待外来理论的态度上,始终存在一种挥之不去的“追随热情”、“引进情结”和“移植偏好”,且往往忽视内化、本土化,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教师与学生常常沦为西方种种教学理论的试验田,这已成为教育界的一个通病。但非常引人注意的是,目前这一倾向“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表现尤为明显,无论是作为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建构主义,还是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都具有明显的引进和移植痕迹”,缺乏消化吸收[3]。在新世纪前后启动的这一“新课程改革”过程中,尽管一些理论专家强调,目前的教学改革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行动,但是实际未必尽然。教学实践界的人们体会更深刻,似乎是它从理论到实践都脱离了中国教育教学的基本现实。人们整天接触的,是漫天飞舞、不知所云的新潮概念,铺天盖地、玄而又玄的“后现代”话语。在生硬的“概念重建”框架下,教学活动突然变得不知所从,教师不会教书了,学生不会学习了。因此,强调“无论是土生土长,还是远道而来,每一种有价值的思想理论都能在不同的土壤里结出丰硕果实”[4],可能只落得个一厢情愿。桔生淮南淮北尚且水土不服,结的果子大不相同,哪能断言一种理论能普遍适应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巨大教学差异而同样奏效,都能“结出丰硕果实”呢?总之,“任何一种理论的跨文化传播,不仅需要深入思考不同文化土壤的差异(空间差异),而且必须深入思考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时间差异)”[5]。如果缺乏恰当的消化吸收和合理改造,以简单搬用、套用的态度对待外来教学理论,极有可能造成“盲人掌灯”、越走越远的局面。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种倾向。

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早在半个世纪前就给出了极好的回答:“我们接触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6]这些话,对于当前我们怎样搞好教学改革,怎样对待外来教学理论、做好理论改造,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四、 处理好改革中的“新”“旧”关系

当前,尊重传统、兼容并蓄、多元共存已被公认为是现代教学理论变革与创新的重要原则。历史经验和系统科学告诉我们,不同的教学理论,不同的改革模式,有各自不同的效能与适用条件。新的、旧的活动方式之间,既有取代与被取代的一面,同时还有共生共存的一面,绝不能简单化处理,以为以新易旧、重起炉灶、推倒重来就一定科学、合理、有效。事实上,那种非此即彼、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改革思维方式和行动路线,早已不适应现代教学改革创新的科学性要求了。

当前我国的教学改革绝没有惟一的、万能的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至今人们也没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十全十美、可以包治百病的教学理论。即使是最新潮、最先进的教学理论,也绝没有哪一种可以包打天下。“所以,一般说来,指导教育改革的理论不应只有一种,而应有多种,即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应当多元化而非一元化”[7]。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处理好革新与传统的关系,处理好“新”“旧”不同理论主张之间的关系,充分尊重多种理论在教学改革中的积极作用。究竟怎样处理好新理论与传统理论的关系呢?具体地说,一方面,应鼓励学术自由、百花齐放、多样探索,鼓励人们从多方位、多角度对教学改革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不要试图以一种理论(尤其是移植的外来教学理论)压倒、打倒、替代其他理论,而应树立一种“改革理论生态观”,整体丰富改革的思想理论宝库和具体改革模式;另一方面,要注意“古、今、中、外”多方吸收,不宜厚古薄今,当然也不宜厚今薄古,不宜崇洋媚外,当然也不能盲目搞“国粹主义”,而应依照教学改革的根本实际与客观规律,在把握共性规律和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做到多种教学理论融会贯通,不断调适改革策略,共同促进改革发展。

由此看来,“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不可能说哪一种理论是‘最正确的’、‘最好的’,它们只能在不同层面、以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学习,因而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教学实践的丰富性,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包打天下地指导我们的教学实践”[8]。对待外来教学理论,应该理性看待、认真考察、合理消化、恰当改造和科学应用,这是处理好当前教学变革过程中诸多矛盾冲突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提。

参考文献

[1] 李定仁,徐继存.教学论研究二十年(1979~1999).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7-21.

[2]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6.

[3] 钟志华.“盲人掌灯”还要走多远?试论我国教育的本土化问题.当代教育科学,2005(24).

[4] 钟启泉,有宝华.发霉的奶酪《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读后感.全球教育展望,2004(10).

[5] 桑新民.建构主义的历史、哲学、文化与教育解读.全球教育展望,2005(4).

[6]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见.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241.

[7] 何克抗.关于建构主义的教育思想与哲学基础对建构主义的反思.基础教育参考,2004(10).

30年历程论文 篇4

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思想、发展方针、经营管理及服务体制等方面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1979年2月, 根据全国第五届人大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 国务院恢复农业机械部。1978年9月,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指出:“实现农业现代化, 要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农业机械化的工作。农业机械化必须服从生产的需要, 从实际情况出发。要引进、制造和推广适合我国特点的先进农业机械”, 强调农业机械工作要适应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 “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口号成为历史。1979年以来, 农村进行市场化改革, 取消人民公社,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农民逐步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利, 农业生产方式由集体统一经营变为农户分散经营。

但是, 政府对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政策和投入相应减少, 政策上未明确与界定农民个人或联户是否可以购置农业机械从事农业生产和服务;农民个人经济积累处于起步阶段, 也还不具备购置农业机械的经济能力, 这些从客观上又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2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 (1983—1993年)

这一阶段, 标志着农业机械化发展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1983年, 中央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明确指出:“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小型拖拉机和小型机动船, 从事生产和运输, 对于发展农村商品生产, 活跃农村经济是有利的, 应当允许;大中型拖拉机和汽车, 在现阶段原则上也不必禁止私人购置”。1984年, 国务院专门印发了《关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国家允许农民个人或联户用购置的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农民个人或联户经营运输业, 可以从事货运, 也可以从事客运……农民个人或联户合法经营运输业, 受国家法律保护”, 以上两项新政策的出台, 使农民由此获得了自主购买、经营农业机械的权力, 突破了建国30多年来农业机械由国家经营的单一模式, 并逐步形成以农民投资、经营为主体, 国家、集体、农民个人和联合经营、合作经营等多种形式经营农业机械的新局面。这一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农民在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同时, 也获得了拥有和使用农业机械的自主权, 个体经营农机户迅猛发展。

3 第三阶段:壮大阶段 (1994—2003年)

这一阶段是农业机械化加快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的阶段, 也是农业机械化不断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的阶段。1994年7月1日, 国家取消了农用平价柴油, 至此, 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台的农机化优惠政策全部取消, 农业机械化进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阶段。市场导向促进了经济效益更好的蔬菜、水果、养殖及饲料等生产领域的发展, 农机化服务领域由单一的大田粮食生产, 扩展到了蔬菜、水果及畜牧等行业;市场效益使农民由产品生产投向加工、运输、储存及销售各个增值环节, 农业生产向产业化迈进, 新的热点是农用运输车发展迅速, 农机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4 第四阶段:飞跃阶段 (2004年至今)

30年历程论文 篇5

1.法律文本赋予地方人大重要地位和职能,但实践中人大职能地位实现程度受制于极其复杂的因素。要从“文本—现实”坐标定位地方人大的地位和作用。

30年来,地方法制建设在不断推进,地方人大也在不

断创新。但是,无论做出多大的努力,文本上的制度设计和现实中的制度运行总是有很大的区别。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大应该担负宪法法律规定的诸多重要职权,但如果仅从理论逻辑或法律条文出发,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过于理想化的,而现实中人大职能的行使却又很不理想。如何恰切地认识和把握地方人大的职能作用?从30年乃至50年制度建设的实践观察,得出的结论是,置于文本与现实两个维度构成的坐标系中,既从理论层面思考,又从实践层面观察,才能较准确地把握地方人大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方位[1]。

国家政权机关的地位和职权必然由宪法和法律所规定。法律上赋予地方人大诸多重要职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也表达了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但是,实践中地方人大地位和作用的实现程度,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某一职权的行使程度、行使方式、行使的绩效,受制于体制的、机制的、观念的,甚至经济的和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党政关系法治化的程度、特定时期党的政策主张等,对其影响更直接;有的时候与权威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以至作风、威望等也有很大关系。突发的社会和政治**,也会强烈地影响到对局势的主流判断,从而影响到人大制度的建设发展。如果对政治发展进程和制度变革的节奏难以自如把控,可能引起某种既定平衡以至政治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使行动者(包括决策者和执行者)不会单纯追求抽象的理念或强调落实法律文本之规定,而更倾向于采取规避风险的策略。由是观之,地方人大的某些文本权能,在当前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现实中依然受到很大制约[2]。

从这样的角度审视地方人大的历史和现实方位,就是不仅要坚定地方人大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也要理解人大制度前进的渐进性和阶段性。人大制度建设既得符合人民民主发展的方向,也得考虑其现实的可能性。这样才能清晰认识人大工作和人大制度建设中哪些是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得更好的,哪些是需要继续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的,哪些是超越现实许可暂时无法做到的,从而使地方人大的探索创新更有成效,更能发挥出它的价值[3]。

2.地方人大制度创新的力度和效果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有很大区别,很大程度上缘于地方经济政治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地方人大建设有待进一步稳定化和法制化。

正因为人大职能实现程度受制于复杂的因素,所以地方人大各项职能的行使在实践中并不平衡,有的职能如立法权行使得相对充分,有的职能如对财政预算的监督事实上存在很大的伸缩性,有的职能如监督权的许多规定能否落实取决于各种环境因素而非人大自身原因,甚至有的职能被长期搁置在文本中或仅限于形式上行使。很大程度上,地方人大制度创新能否产生理想绩效,与经济社会条件成熟度相关。如果不能产生预想的绩效,可能意味着不甚符合政治社会现实,或者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尚未成熟;如果地方人大进行的创新产生了预想的绩效,必定是某一方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已相对成熟。

回顾上世纪80~90年代地方人大创造出的那些监督方法,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那些制度“创新”大都回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监督方式,而主要运用宪法和法律以外的方式,回避“刚性”的监督手段而采用相对柔和的手段。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方式,如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计划和预算多限于形式上的“行使”,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和罢免等基本被“搁置”不用。这曾经被戏称为“走小路不走大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现实中地方人大在地方国家政权中的定位并不如宪法法律文本中那样“清晰”,现实中党政关系也不比“理论上”那样容易理顺,不仅仅是法律对地方人大监督职权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最关键的是地方人大行使宪法法律规定的“刚性”的监督手段的社会、政治条件尚不具备,把法律上的东西落实在现实中尚有很大的障碍。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加强监督,根治腐败,建立廉洁、透明、高效政府,保证司法公平公正的愿望也十分强烈。为此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在现行体制和现行法律状况下也能运作,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法律监督,保证法律的遵守和执行的形式,这就有了监督制度“创新”。而地方人大“创造”的这些监督方式,灵活性较大,可软可硬,一般也不涉及处置,没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想出手时就出手”,这就给地方人大很大的操作弹性。正因为这样,这些“新”的监督方式一时间向全国各地方推开。

30年历程论文 篇6

一、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30年进程

政策是行动的纲领, 是促进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 我国学位研究生教育30年的发展历程, 由于各个时期相关政策强调的重点不同, 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恢复初建期 (1978-1985) :我国研究生教育完成了恢复招生和研究生教育制度初步建立两项重要任务。1977年10月12日, 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 要求师资和研究基础较好的高等学校积极招收研究生;1978年年初, 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 决定将1977、1978两年招收研究生工作合并进行, 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由此, 中国研究生教育开始恢复。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1981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这两部法规性文件制定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学术标准, 并对学位授予、学位工作的领导等做了相关规定, 标志着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为了保证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国务院和教育部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严格学位授予权的审定、加强学位的评估工作、试办研究生院等等。与此同时, 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发展, 大大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 如1978年至1984年, 共招收研究生128271人, 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17年招生总和的5倍多[1]。

加强改进期 (1986-1991) :在前阶段研究生教育制度初步确立的基础上, 1986年12月10日国家教委发出《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强调要按照“保证质量, 稳步发展”的原则确定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速度与规模, 并对研究生教育的指导思想, 研究生教育的层次、规格和学习年限, 研究生招生考试办法、培养工作的改进, 毕业研究生的分配工作以及加强领导和管理等问题做出了规定。1988年, 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四部委又联合发出了研究生招生工作改革的意见, 要求改革招生计划体制, 贯彻按需招生的原则, 并实行国家计划招生和委托培养招生两种基本形式。此外, 这一时期还完善了学位授予权审核办法, 设立了专业学位, 加大了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 加强了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估与检查等等。就招生规模而言, 此一时期大体呈逐年下降趋势, 如硕士生招生规模从1985年的4.4238万人下降到1991年的2.5430万人, 下降比例达到42.5%[2]。

调整改革期 (1992-1998) :这个时期标志性的政策文本有两个, 一是1992年国家教委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要点》, 二是1993年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前者不仅提出了“八五”期间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的基本方针, 即“坚持方向、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深化改革、改善条件、提高质量”, 而且还提出了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后者强调要着力提高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规模效益、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 提出2000年在学研究生规模力争比1992年翻一番, 其中博士生数量要有更大的发展。针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 国家教委于1995年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针。在此阶段, 研究生教育改革还涉及到其他具体层面的诸多问题, 如修订调整了学科专业目录, 研究生院设置法制化, 成立了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 完成了博士生导师审批制度改革, 加强了省级政府对本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统筹权, 增设了一批专业学位等等。在研究生招生规模上, 1992年至1998年, 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 具体为:3.34万人、4.21万人、5.09万人、5.11万人、5.94万人、6.37万人、7.25万人[3]。

积极发展期 (1999-至今) :1999年11月召开的全国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上, 提出了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基本方针, 即“深化改革、积极发展;分类指导、按需建设;注重创新、提高质量”。2000年1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正式确认了这一方针, 从而确立了我国研究生教育今后一段时期“积极发展”的战略。积极发展主要体现在规模、改革、质量三个方面。在规模上, 1999年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生扩招开始, “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的9.2万人, 增加到2004年的32.6万人, 年均增幅达28.8%”[4]142。2002年又出台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 (2002-2010) (征求意见稿) 》, 对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进行了前瞻性的规划。在改革上, 2003年研究生招生政策出现重大改革, 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做好2003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首次提出了复试差额比例, 首次大范围扩大招生自主权, 首次规定推荐、接受免试生由校级部门管理等等。2004年1月, 教育部还正式设立“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 履行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行政管理职责。在质量上, 2005年1月, 教育部下发《关于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 强调通过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以提高质量。对质量的强调集中体现在博士生的要求上, 不但每年都要进行博士学位论文抽查, 开展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 而且在2006年,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委托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现状开展调查与研究工作。2007年9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工作的通知》, 要求对所有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博士质量调查工作, 以期全面评价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状况, 以建立博士质量保障制度和体系。

二、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30年的成就

30年来,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人才培养:研究生培养数量大幅增加, 解放后17年我国总共招收了不到2.4万名研究生, 1978年招生人数也仅为1.07万人, 而2005年招生人数就达到了36.4万人, 是解放后17年的15倍。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早在1979年教育部就提出在研究生招生中要坚持“择优录取、确保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为此, 国家在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建设、科研条件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对研究生导师资格设定了严格的审批程序, 同时还采用了各种方式的质量评估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如1986年开始针对不同专业的质量检查与合格评估, 1995年针对博士、硕士授权点的合格评估与选优评估, 1998年针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选优评估等。研究生培养模式、培养形式多样化, 从单一的教学型、学术型向应用型、复合型模式扩展, 形成了全日制、半日制、远距离教育和同等学力在职申请学位等多种培养形式。一批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基础比较扎实的研究生培养基地建立起来, 1986年, 国家教委在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专业中, 评选出416个重点学科, 进行重点建设;1995年, 为集中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培养博士、硕士的基地, 国家正式批准北京大学等33所高校建立研究生院;此外, 国家又相继实施了“211工程”和“985工程”项目, 使得纳入这些项目的高校成为我国研究生培养的主要基地。如“211工程”高校数量占全国不到10%, 但目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占全国比例分别为69%、84%, 科研经费、仪器设备值分别占全国高校的72%、54%;“211工程”学校中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全国高校中有博士学位教师的87%, 覆盖了全国96%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85%的国家重点学科,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5]。

制度建设: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 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进入了制度化阶段。至今,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学位制度方面, 中国特色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和学位授权体系基本形成, 基本建立了学科门类齐全、结构布局相对合理的学位授权体系,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拥有了硕士授予单位;学位授予类型既有学术学位又有专业学位, 学位获取既可以通过考试 (推荐)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也可以通过自学或其他学习方式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学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方面, 形成了职能和权限分明的中央、地方政府和培养单位三级管理体制, 国家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为教育部, 学位管理部门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省级研究生主管部门为教育厅或高教局, 高校研究生管理机构则为研究生院 (处) 等。在三级管理体系中, 中央政府研究生管理部门起主导作用, 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研究生教育的统筹、学科建设、学位授予质量监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培养单位则在有关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各个环节拥有相当的自主权。研究生法规体系逐渐完备,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颁布以来, 几乎每年都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相关通知、规定、办法等法律法规出台, 对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法制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一系列与研究生教育相关的组织和机构相继建立, 如1994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成立, 1999年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成立, 2002年设立了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学位办主任联席会议制度, 2003年成立了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等等。

社会贡献:作为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主渠道, 在过去的29年里,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累计向国家输送了24万名博士毕业生和180万名硕士毕业生, 不但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确立良性的社会运行和发展机制、推动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及信息社会的转型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而且还大大改善了我国各用人部门人才队伍的素质, 如对商务部、教育部、卫生部、水利部、人事部、司法部、计生委等7部委的38名副职领导 (副部长、副主任) 的调查显示, 47.1%的人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自主培养的研究生, 其中15.8%的人具有博士学位[4]40。此外,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国防和国家安全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尤其在科学研究中, 已经成为重要的支撑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中75%以上的科研项目都是由在读研究生参与完成的[6]。

国际交流: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 我国研究生每年以访学、科研合作、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多种形式出国访问的人数逐年快速增长, 通过校际协议、合作办学、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各类公派留学项目、国外相关机构和组织的奖学金和科研基金等各种渠道参加联合培养项目和出国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数量每年也稳定增长。如科研交流活动方面, 以1990年为例, 全国高等学校共派遣研究生1110人, 其中博士生822人, 硕士生288人,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3856人次, 交流论文4186篇, 出席在国内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8784次, 交流论文8364次[7]。又如我国与国外签订互相承认学历学位证书协议的情况, 截至2004年3月, 中国政府已经与16个国家签订了双边的互相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议, 其中包括俄罗斯、匈牙利、乌克兰、埃及等一批教育发达国家。最近两年来, 德国、英国、法国也相继与中国签订了双边互相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议, 使这项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8]。

三、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经验

1. 服务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宗旨。

改革开放30年,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每一步发展都与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息息相关, 都与国家在不同时期的重大发展战略相互影响。一方面, 社会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推动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学位工作的加强, 另一方面,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学位工作的加强也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科技、教育以及国防等方面的进步[9]。当国防建设和管理人才急需的时候,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便于1983年和1997年分别增设了“军事学”和“管理学门类”,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的军事和管理人才。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以及科学、文化、经济发展的需要,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还于1990年、1997年两次对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修订。改革开放之初,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的国家重大战略方针的确立, 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后,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才强国”战略的出台, 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新的发展机遇。事实证明,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只有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为宗旨, 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高层次人才和智力支持, 才能不断获得发展的生命力。

2.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是根本。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基础差、底子薄、起步较晚, 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 而且还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冲击。但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却在短短30年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条根本的经验就是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 走中国特色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之路。例如, 与西方国家不同, 我国对研究生课程教育比较重视, 硕士生课程学习时间约为其全部培养时间的1/2, 博士生也要学习一定的课程, 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是必修课;又如, 与很多国家把硕士学位作为过渡学位不同, 我国把硕士学位作为一级独立的学位, 学制较长, 学术水平要求较高。

3. 坚持质量提升是关键。

研究生教育质量一直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 虽然30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层次不断拓展, 规模不断扩大, 基础条件建设不断改善, 但始终没有放松质量这条生命线。政府宏观调控一直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的主导力量, 改革开放之初, 就提出了“质量第一, 宁缺毋滥”的方针,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又提出了“稳定规模, 提高质量”的要求, 研究生进入大规模扩招之后, 政府又及时采取一系列质量保证的措施, 以提升研究生教育的整体质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中, 以往政府部门充当唯一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组织者、实施者、协调者的角色得到改变, 政府统包统揽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全方面和全过程的格局被打破, 从形式上出现了具有中介性质的社会评价机构参与, 民间组织和个人性质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排行也开始出现。

4. 加强制度建设是保障。

制度是维护和实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顺利发展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一种手段, 可以这样说, 改革开放后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每次巨大发展和进步都贯穿着制度建设的进行。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 每一步前进, 每一次改革, 每一点发展, 都与相关制度建设密不可分, 正是制度的确立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划了方向, 确立了规范, 巩固了成果。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能在“文化大革命”后迅速转入正规, 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 (试行草案)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文件密切相关的, 正是这些法律法规及文件确立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初步框架, 从而使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标准清楚、程序完备、层次分明, 使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有章可循, 有律可依。

5. 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是重点。

加强研究生院和重点学科建设是我国在资源有限情况下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国家通过采取重点扶持政策, 建设了一批重点学科, 使之成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基地。同时, 国家还陆续在一批重点大学建立了研究生院, 使之成为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和解决国家重大科技问题的重要基地。事实证明, 做好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对实现培养高层次研究性人才、增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有效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科研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春130024

摘要:简要回顾了1978年以来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30年的发展历程;阐述了这30年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在人才培养、制度体系建设、社会贡献、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了取得这些成就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历程,成就,经验

参考文献

[1]周洪宇.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345.

[2]廖湘阳.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171.

[3]范琦, 等.学术期刊影响因子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03) :136.

[4]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课题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3[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5]国家计委, 教育部, 财政部.为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211工程””九五”建设取得重大成效[N].中国教育报, 2002-09-03.

[6]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 (2002—2010) (征求意见稿) [EB/OL].http://www.xici.net/b3213/d46519563.htm, 2006-12-16.

[7]《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 (1991)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232.

[8]王立生.中国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脉络和现状[EB/OL].http://www.pep.com.cn/xgjy/gdjy/gflt/200709/t20070905_409334.htm, 2004.

30年历程论文 篇7

1 资本市场的萌芽阶段(1981—1990年)

这一时期,国债恢复发行,股票开始出现,我国资本市场开始萌芽。

1978年后,随着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和建设资金短缺压力,企业也面临融资困境。于是,以1981年发行国库券为始端,国债发行开始恢复;与此同时,股份制企业和股票也开始在一些地区自发出现,并随着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轨的全面开展逐步扩大到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1985年开始,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也应运而生。这一时期资本市场的特点是结构不均衡,发行量最大的是国债,股票的比重很低。随着国债和股票发行规模的逐步扩大,持有者产生了转让变现的需求,私下转让一度很普遍,这种现实催生了一批证券兼营机构和早期的证券公司,流通市场初具雏形:1988年,沈阳等7个城市经批准开办国库券转让市场,不久试点城市扩大到54个,到了1990年,全国国债转让市场全部放开;1986年,上海率先开办股票上市转让业务,随后,深圳也开始了股票转让。流通市场的尝试和探索对发行市场的扩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尚处于尝试探索的萌芽阶段,具有较大的自发性和非正式性,市场规模还很小,而且流通市场的证券数量远小于发行数量,投资者的金融意识也比较薄弱。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尚未形成,基本上依附于早已形成的以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一种多头、分散的监管。此时,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也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市场制度安排落后,大部分属于地方性规定,集中统一的制度性安排产生较晚,效力等级也不高。总体来说,由于意识形态存在分歧,中国的资本市场处在要不要发展的探讨多于如何发展的阶段。

2 资本市场的探索阶段(1991—1999年)

这一时期,资本市场在结构、规模、管理体制、法制建设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市场体系逐步形成,并在发展中逐步规范。

随着1990年12月和1991年4月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的相继开业,分散的柜台交易逐步转向了有组织、集中的场内交易;与此同时,为解决法人股流通而设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和全国电子交易系统(NET)分别于1990年12月、1993年4月在北京开通运行;区域性的场外交易市场由点到面逐渐铺开;另外,自1988年第一家企业产权转让市场在武汉成立以来,省级和地市级产权交易所也在国内迅速发展。至此,中国资本市场基础架构雏形初现。

股票市场上,A股市场大扩容,在发行方式上也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尝试,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交易日益活跃;B股也开始登场,并在交易所上市交易,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探索开始展开,但是从整体上看,B股市场的发展比较缓慢。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还对国债期货交易进行了尝试,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比较迅速,除了国库券,政策性金融债券也可以在其中交易。另外,基金的规模和数量也在迅速扩大。

1992年10月,全国性的监管部门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成立。之后,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条例,特别是199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的正式实施,使得我国资本市场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阶段。另外,一些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证券公司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的培育,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从1998年起,国家开始针对资本市场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整顿和清理:一是理顺市场监管体制,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证券管理体系;二是清理整顿场外证券交易场所,关闭了遍布全国的29个证券交易中心和41家非上市公司股权的场外证券交易场所;三是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四是清理整顿投资基金;五是清理整顿期货市场[1]。资本市场在发展中不断得到规范。

3 资本市场巩固、调整阶段(2000—2004年)

我国资本市场经过近20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体制存在缺陷,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例如市场规模偏小、结构性缺陷突出、发展不够规范、国际化程度较低等,严重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从2000年开始持续的熊市行情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最直接反映。为此,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和措施,以调整、稳定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特别是2004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国九条”),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上升到了战略高度。

股票市场上,以1999年10月开始的国有股减持为始端,开始了股市全流通的实践探索,后虽因引发股市暴跌而暂停,但探索却未止步。与此同时,对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改革也开始展开。从2001年3月开始,核准制框架下的“通道制”正式实施,2004年2月后,被“保荐人制”取代。发行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促进了证券监管机构职能的转化,同时也有利于保证发行人的质量,为稳定资本市场奠定了基础。

债券市场上,2003年成为债券市场20多年发展历程的分水岭:债券的发行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市场规模继前两年继续扩大,市场功能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发展债券市场还被写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之中;此外,中国债券市场也开始迈出创新和改革的步伐。

基金市场上,经过一年多的清理和规范,2000年6月以后的证券投资基金运作逐步纳入规范化发展轨道,基金业规模迅速扩展:2001年,开放式基金开始试点;2002年基金业规模又掀起新一轮扩容高潮;2004年6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继《证券法》后对我国资本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的又一重要法律,从根本上奠定了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发展的基础。

针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和规范也成为这一时期监管部门的工作重心。2002年1月,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套兼具原则性与操作性的措施。之后,证监会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规定,对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及证券交易各个环节的信息披露、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等问题都作出了具体规定,有效地规范了上市公司的行为。

此外,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开始向纵深推进。2002年12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即QFII制度(1)正式启动,中国资本市场步入国际化的轨道。

4 资本市场规范、发展阶段(2005年以来)

“国九条”出台后,国家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作为一项战略任务,着力解决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清欠和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困扰中国资本市场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在2006年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市场运行的基础。《公司法》和《证券法》在200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鼓励市场创新,拓宽资金入市渠道,对不利于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限制性规定作了适当调整,从法律上保障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同时,证券监管部门专门针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在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为资本市场继续深入发展夯实了基础。另外,一系列相关政策规定的出台,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构建的有力助推器,为不同规模、质量、盈利状况、风险程度的企业融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市场资金流动性比较宽松的背景下,国家采取的各项决策和治理措施成效显著,资本市场开始全面复苏。从2006年起,股市告别了长达5年的漫漫“熊”途,市场交易日益活跃,总市值和流通市值跨越式上升,投资者队伍空前扩大,并一改过去以中小投资者主导的市场格局,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地位显著提升,市场开始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伴随着极度活跃的二级市场,一级市场的融资功能快速恢复。2006年,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实现了全流通,并恢复了资金申购制度;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国航、中国建设银行、中国神华、中国石油等大盘股成功登陆A股市场;开放式基金发行异常火爆,从整体上取得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

与此同时,证券公司的综合治理工作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2004年8月全面部署和启动的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主要内容是采取措施化解和处置证券公司历史遗留的风险问题。该项治理工作中,通过强力督促整改和处置高风险公司,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违规资产管理、挪用客户债券和股东占款、超比例持股等长期积累形成的巨大风险在全行业得以化解,流动性缺口问题全部解决,账外经营已全部清理或纳入账内反映。同时,证券监管部门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陆续起草、制定、修改了一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保证了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顺利开展,2008年4月23日,《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和《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正式发布,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长效机制得以建立,证券公司能够以全新的面貌适应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

这一时期,资本市场开始步入“走出去”与“引进来”双向开放的阶段:在QFII整体发展态势良好的背景下,QDII制度(2)试点也顺利结束,由点及面,开始了实质性发展;2006年1月,《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开始形成QDII方式与外资战略投资方式并举的局面。

5 思考与展望

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看到,中国资本市场法治环境逐步完善、风险意识深入人心,上市公司质量提高,监管水平不断改进。当然,我们也看到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政策积极引导支持、宏观经济稳定向好、法律制度提供保障、资本市场结构优化、上市公司质量提高、监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等因素。

一是政策积极引导支持。首先,我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加剧了资本市场的竞争,开放带来了新的制度创新和业务、产品创新,亟需政府从容应对,改革我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其次,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涨,企业融资扩股、再创规模的困难加剧,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急剧积聚也使寻求投资套利的社会压力加大;同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诸如企业明晰产权、经营监管分离、职工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等新问题,这些都要求政府提供科学完善的资本货币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

二是宏观经济稳定向好。不仅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高效配置的资本市场,同样,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也需要稳健的宏观经济基础支撑。这不仅需要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出发,适时调整财税、货币、出口等政策,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还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为资源的全球范围配置提供可能。

三是法律制度提供保障。这不仅需要不断调整、补充和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各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规范,提高市场运行的规范化程度,降低潜在风险;还要坚持依法治市,倡导合规经营、诚实守信,维护市场秩序;同时,合理和充分利用执法资源,加大资本市场执法力度,提高违法违规成本,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是资本市场结构优化。针对我国资本市场结构存在的最主要问题,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应当从下面四点着手,以扩展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从数量和规模上加强机构投资者建设,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平衡发展;通过让绩劣公司让壳退市、优化上市公司行业结构、规模结构和治理结构等手段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结构;促进和平衡股票、债券、期货及金融衍生品市场全面和多样化发展,以丰富金融产品、优化金融产品结构;既要发展沪深股市这样的主板市场,加快推出创业板市场,也要建设区域性权益类市场或产权交易市场,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五是上市公司质量提高。首先,推动并购重组市场规范发展,通过收购、兼并、资产置换等手段,把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其次,鼓励海外蓝筹股回归,鼓励国内优质企业加快改制上市步伐,通过资本市场做优做强;第三,通过不断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引入股权激励机制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水平;第四,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六是监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强化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把信息披露监管视作对上市公司监管的中心环节,并加强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协作,有利于推进监管的市场化,能够切实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首先,在不断完善信息披露规则的基础上,加强对信息披露的日常监管;其次,加强监管队伍建设,不断调整和优化内部机构设置,提高监管效率;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监管机构、自律机构、中介机构、社会监督等在内的多层次的监管网络系统的优势和作用。

尽管2007年底以来,资本市场遭遇“寒流”,上市公司市值大幅缩水,投资者情绪十分低落。但是,回顾历程,展望未来,如果上述因素能够得到有效贯彻和发挥,资本市场必将得到有效而完善的发展。我们依然坚信,中国资本市场的明天会更好。

参考文献

[1]贺小勇.金融全球化趋势下金融监管的法律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马庆泉.中国证券史(1987-1998)[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3]石英华.资本市场:热点与案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5-6.

[4]范永进,陈岱松,李济生.中国股市早年岁月(1984—199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0年历程论文 篇8

1980年7月28日, 全国小语会在大连成立。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董纯才、吕叔湘等都在会上做了精彩的演讲, 指明语文教改的方向和目标;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斯霞、霍懋征、袁2) 老师介绍了宝贵的教学经验。与会代表在深感幸福、精神振奋之时, 也倍感重任在肩, 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 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历史使命在召唤我们要为之奋斗一生。

我作为特级教师代表在首届全国小语会上当选为理事, 至今已连任七届。30年来, 我始终没有离开全国小语会这个温馨的大家庭。是啊, 她给予我太多的收获:我从这里了解了语文教学发展的历程和前景;感受了小语会浓浓的学术氛围;观赏了“新秀”们精彩的语文课;结识了教育前辈、知名专家;聆听了催人深省的一场场讲座;参观了一所所璀璨的明星学校。丰富多彩的学会活动, 为我们语文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开辟了教学改革的一条条新路, 也为各省市的语文教学改革和学会工作指明了方向。

浓浓的学术氛围

全国小语会每届会议都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名师, 每位与会代表根据大会提供的专题须携带表明自己学术观点的论文经验, 代表们在会上各抒己见, 畅谈语文教学发展中的问题, 有时辩论得相当激烈, 会场上呈现了研究、探索的热烈场面。

学术研究后来又创新了内容和形式, 即用展示成果的形式阐明自己的观点。记得代表们曾分享过山东烟台几所小学识字教学的成果和精彩的语文课, 大开眼界, 收获颇丰。

会议期间, 专家学者常常深夜审读我们的论文, 并提出中肯的意见。一次斯霞老师看过我的《教给识字方法, 培养识字能力》一文后, 曾说:“小杜啊, 你的经验非常好, 但是你举的课例怎么都是电化教学的?咱们国家的学校大部分在农村, 他们哪有条件天天用电化教学啊!你可以举一些城市农村都能用的简便的教学方法, 说服力才强呢!”斯霞老师的话语重心长。在我以后的电化教学中, 我将“现代媒体与传统媒体有机结合”当成了一个重要课题研究, 并且有了显著效果。这与斯霞老师当年正确的引导是分不开的。

在学术研讨会上, 专家们曾讲过:“搞学术研究, 允许‘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却不允许‘王麻子剪刀独此一家’。”这使我进一步认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方针。会后, 我在多年的识字教学研究中, 注重学习各种流派的识字教学理论、经验, 学习各家之长, 实现“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融合互促”, 取得了明显效果, 这是小语会给予我的启示和帮助。

精彩纷呈的语文课堂

全国小语会举办的教学观摩活动中, 执教老师表现出了个性化的教学风格, 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鲜明的教学特色, 体现了以生为本、关注学生生命发展的先进理念。港澳台语文同仁的课堂, 使我们耳目一新, 让我们走向开放的语文大世界, 也增进了我们与港澳台地区及兄弟省市的交流, 促进了语文教学改革与发展。

青年教师投入课改的热情, 点燃同行们进一步实践、研究、创新的火种。观摩活动确实锻炼、培养了新人, 我们十分欣慰, 并看到了语文教育发展的希望。同时, 精彩的课堂教学也给予各省市小学语文新课程改革以启示, 解决疑惑、找出差距、效仿榜样、开辟新径, 推动了语文教学改革。在识字、阅读、习作、口语交际等教学方面, 小语会通过评课、讲座等形式, 从教学思想到教学方法上都给予我们正确引导, 使老师们懂得了为什么而教, 教什么, 怎样教才有实效。小语会专家的理论主张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实践指导操作性强, 实用有效。这也是近些年小语会的教学观摩活动吸引力如此之大的重要原因。

结识可敬的前辈、专家

1978年我被评为天津市首批特级教师, 但我仍在学校课堂“封闭”地工作着。是全国小语会带我走入教育的先进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学习、参观、交流, 使我这只“井底之蛙”“跳出井口”, 看到广阔的五彩缤纷的语文大世界。我的教学由“封闭”开始走向“开放”。尤其是近距离接触并结识了一些教育界的前辈和专家, 使我逐渐懂得了语文, 懂得了语文教学, 也加深了对教育的认识。

1982年, 我在山东济南参加全国小语会理事会议, 我有幸和袁2) 老师同住一室。当时, 我曾带着三年级《李时珍》这篇课文请教袁2) 老师。我问袁2) 老师, 课上老师应提出哪些问题。袁老师中肯地说:“应该想学生会提出哪些问题, 怎么引导学生读书、思考、议论。”接着, 她帮助我设计如何启发学生自己发表意见, 如何引导学生质疑、解疑, 互相补充。回津后, 我按袁老师的方法去做了, 那节语文课上果然气氛十分活跃。课后, 学生说:“这样上课真带劲!”袁2) 老师给予我的不是一般的教学方法指导, 是教师角色转变问题, 是相信学生、让学生成为主人进而得到发展的闪光的教育思想。从此, 我加大了改革步伐, 在研究教材的同时研究学情, 改进教学方法, 这使我和我带领的青年教师的语文教学获得了一次次成功。

全国小语会使我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德高望重的田本娜教授。她经常教导我, 要走自己的教学之路, 要保持自己的教学特色。又说:“高尚的师德, 求真、求实, 关注学生发展是对老师的起码要求。”田先生一辈子实实在在做学问, 认认真真研究语文教学, 谦虚待人, 为我和我们那一代, 以及现在的新一代在做人上树立了楷模, 是我们心目中的一面旗帜。

最使我们受到震撼和熏陶的是崔峦老师热爱祖国语文的深情、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赤诚。在几次全国小语会上, 他旗帜鲜明地、动情地大声疾呼:母语教育绝不能削弱!这已成为我们实践、反思、探索的动力, 促使我们以深厚的感情教语文、研究语文, 执著地投入语文教学改革。

全国小语会不仅帮助我们领悟了语文教学的真谛, 还传给了我们语文教学的真经, 引领我们走上语文教学的成功之路。

30年历程论文 篇9

笔者教龄已有30余年。30年来, 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变迁中, 笔者也不知不觉由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教师变成了一个年近花甲的老教师, 同时, 笔者也在经历着一个又一个年代的学生, 从当初的“70后”、“80后”、“90后”, 到近些年的“00后”, 每一个年代的学生都标志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 这些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各有体现, 但是最能把他们的个性充分地表现出来的, 莫过于小学作文写作了。

在笔者从事教学初期 (即上世纪80年代初) , 所教导的大多为1971、1972年出生的学生。那时, 市面上的教辅材料少得可怜, 农村小孩也不易获取到, 而且农村条件普遍比较差, 家庭能供给小孩上学已属不易, 为他们购买课外的教辅 (如作文选集或者其他参考书) 则有点天方夜谭了。此外, 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资讯非常缺乏, 整个村只有一两家人有电视, 所能接收的电视频道也非常少, 其他方面资讯如广播、杂志、报纸也同样匮乏, 所以, 学生所写的作文很难从其他地方获得帮助, 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生活体验以及对生活的一些感想。那时学生作文中的语句和词汇既称不上华丽也说不上精彩, 但是却有很厚重的生活感和真实性。笔者在小学作文课堂教学中, 主要也是与学生分享一些与生活经历有关的事宜, 或者直接以与生活经历相关的课文作为范例, 来讲如何写作文。

到了20世纪90年代, 笔者从事教学有10余年了, 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波及到我们的海岛, 农村很多地方开始富裕起来, 农民的生活也逐步宽裕, 一些有思想的农民开始重视孩子的教育, 如给孩子买一些参考资料 (如《小学生作文选集》、《小学生周报》) ;农村有过半的家庭都安装了电视机, 小孩子获取信息的渠道也丰富起来了。这时候, 小孩子就逐渐体现出一些个性, 一些对语文有兴趣的小孩就开始巧妙地在他们的作文中适时地穿插一些成语、箴言或者其他名人名言, 让作文看起来较为生动活泼, 如在寒假期间, 笔者给小学生布置了作业即让学生写一篇关于过年或者相关的作文, 一个学生写了一篇关于帮家里贴春联的作文, 文中开篇即写道:“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天之计在于晨, 今天是新年第一天的早晨, 帮家里干一件春节非常重要的事---‘贴春联’, 心里非常地激动和开心。”文中非常真实又生动地将贴春联这件极具春节特色的事情描写出, 又巧妙地应用一些关于春联 (对联) 的字句来述说春节的一些习俗和意义, 文章写得既生动活泼又不失生活的真实感, 也不失文雅, 笔者当年即把这篇文章当作范文给学生们详细讲解。

到2000年后, 城乡的交流趋于频繁, 学生们所接触的信息也越来越丰富, 特别是近些年来, 很多农村家庭装上了电脑, 孩子们的信息量也越来越丰富。一些条件宽裕的家庭甚至可以带孩子去到外地外省参观旅游, 增长见识, 其他学生也可以通过电脑或电视或其他媒体, 跨越海岛的局限, 接触到最新的信息, 这是二十年前笔者刚工作时梦寐以求却不敢想象的事情, 但是令笔者困惑的是, 现在小孩的语文水平特别是作文水平, 不仅没有提高, 反而陷入更糟糕的状况。小学生写作缺乏生活经验, 作文中出现了内容空洞、词汇贫乏、语句不通顺等毛病, 甚至一些学生的作文以虚构为主, 胡编滥造, 不符合生活实际;网络词语泛滥, 却不知道如何使用;个性不明显, 没有特色, 写作内容和题材千篇一律, 更有甚者, 直接抄袭作文选中的篇章, 这种做法既侵犯了原作者的知识产权 (虽然小学生不知情) , 也严重阻碍了小学生真实语言的表达和文字的表达, 他们的个性特征也受到了严重的压制。

这些情况让笔者作为长期处于农村教育一线的小学语文教师感到非常担忧, 为此, 笔者根据自己的多年教学经验, 略提及一些与青年教师特别是在农村教学的青年教师共同分享。

二、回归真实

回归真实指双方面的回归, 一是事件真实性的回归, 二是情感的回归。事件真实性的回归是指小学生在写作文时, 要提倡以周围真实的事件为出发点, 而不是以虚构为主, 不符合生活实际。生活是写作的源泉, 只有对生活细致地观察、仔细地品味, 才能写出适合小学生层次的好作文。此外, 学生也需要从情感上回归, 没必要千篇一律地套用一些高言大志、虚假情感, 比如“赞美扶老奶奶过街乐于助人的小朋友, 赞美深夜加班敬业的老师, 赞美捡钱交给警察叔叔的拾金不昧精神, 赞美祖国的美好河山”等这些几十年来一直套用的老套故事和情感。学生应当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感想、学生自己认为的喜厌善恶, 除非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 不要压制学生的真实情感, 这些也有助于树立学生讲真话做真事最起码的道德品格。

二、巧用参考材料

小学生初学作文, 确实困难重重, 用些参考资料辅助其学习, 这也是正常的事, 对于初学的学生, 我认为这是可以的。我也鼓励他们去买些好的参考资料。但是参考资料水平参差不齐, 有的人适用, 有的则不适宜。比如, 有一个同学描写植物, 作文选集中描写种苹果他也跟着写种苹果树, 我们身在南方, 根本没这回事, 这样写显然是闹出了笑话。但一些文章中的写作方式和技巧则是可以学的, 因为学生在作文中不懂得用修辞方法, 写作业没有特点。小学生先从模仿开始, 逐步走向成熟, 这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 我在教学作文时帮学生审题, 明确写作要求之后, 读一两篇《同步作文》中的习作, 帮助他们分析, 一步步引导, 这特别适合中低年级的学生, 很有效果。

三、鼓励看课外书, 深入理解课文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也是培养学生读写能力的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古语云:“书读百遍, 其义自见。”学生通过读书可以间接地看到或懂得许多自己平时生活中从未见到的事物, 学到许多不曾学到的知识, 提高了学生的见识, 陶冶了他们的情感, 丰富了孩子们的语言, 这些都是在他们作文学习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常常会鼓励他们多看课外书。如看《读者》、《小学生周报》等报刊杂志, 看我国的四大名著, 收听新闻广播, 增长见识, 拓展知识领域。通过不断地接触、锻炼, 练就一手好笔杆。再者是, 笔者强调他们需认真学习语文课, 因为每篇课文都是优秀的范文。“学习语文就是为了作文”, 我反复强调应该学习语文课中好的篇章段落, 对课文中的优美句、段, 哪怕是一个好词, 我都会引导他们注意, 帮助他们分析理解, 让他们体会在作文中怎么应用。如四年级语文课文《搭石》, 学习作者怎样写具体、写生动、写到位, 因为学生在平时作文中, 总是写不具体、不深入, 很肤浅地应付一两句了事, 甚至像喊口号似的, 有骨无肉。在笔者的不断启发帮助下, 一些学生开始找到写作的感觉, 也喜欢写真实情况的作文。前年笔者指导的学生即在母亲节举行的一次征文比赛中讲述《我的妈妈》, 内容具体, 情感朴实丰富, 荣获了好评。

四、认真批阅, 写好评语

老师美妙的评语能点燃学生写作的希望。我们经常看到当老师把作文发下来的时候, 学生不仅关心自己得什么等级, 也很关心老师给他们的评语。如果老师只是随意地写一些评语或者不写评语, 学生可能会感到有些失落;如果老师写的评语恰当, 对学生起到帮助, 可能就事半功倍, 收获颇丰了!一般来说, 笔者会花相当比例的时间来批阅学生的每一篇作文, 需要修改的地方, 一般都会帮他们改正, 或向他们提出需要修改方面的问题。其次, 我注意写好每篇作文的总评, 注意措辞, 尽量地给予鼓励, 激发他们再次写作的欲望和信心, 也就是激励评价。最后注意评分。其实学生是很在意分数的, 他们中可能不懂得自己的作文写得怎样, 只是从老师给的成绩来判断自己的作文好与坏, 如果老师给他高分的话, 这就是一篇好作文, 他们就高兴, 下次就会努力去写, 如果老师只给他低分的话, 就认为是差的作文, 他们就不高兴, 下次就没有太大的信心去写作了。多年来我一直很注意学生作文得分问题, 只要他写的语句比较通顺, 内容比较具体, 或者有一两段或一两句闪光的内容, 我就给他高分, 就拿出来念, 与大家一同分享, 激发、帮助和引导学生:作文就是这么写的, 好文章就是这么写的, 给了他好的评语, 给了他好的分数, 收到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五、结语

总之, 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学生的学习特别是语文学习来说是双刃剑, 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只要老师不随从浮躁的潮流, 愿意付出, 从多个渠道帮助学生成长, 愿意一步步地引导学生, 学生写作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摘要:文中通过笔者从事30年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小学生作文写作状况的变化, 探讨社会的变迁在小学作文中的影响, 提出了目前小学生作文的问题, 并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 提出了提高小学生作文写作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小学生,作文,30年,变化历程

参考文献

[1]刘亚雄.小学作文开放式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2003, 13 (1) :57-59.

[2]王定波.谈小学作文教学中的“三真”[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09, 11 (6) :108-110.

30年历程论文 篇10

一、高校学生党建工作30年的简要历程

1.探索阶段:

深刻认识到学生党建工作的重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经过拨乱反正, 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9年3月, 邓小平同志提出, 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要求高等学校的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要加强对学校各项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但是, 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 一些地方削弱了党对高校和学生党建工作的领导, 少数学生被政治投机分子所利用, 导致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邓小平同志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 他强调高等学校必须“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1]

2.发展阶段:

为学生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大领导力量。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特别重视高校的党建工作, 一系列相关制度先后出台, 如《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政 (1993) 4号) 、《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1] 。这些制度确立了高校的领导体制, 即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明示了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高校领导体制的确立, 为学生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大领导力量。

3.深化阶段:

重视高校系 (处) 级单位党组织建设。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高校所属院 (系) 党的建设工作, 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所属专业学院 (系) 党组织的工作职责, 1998年, 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党组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党建工作基本标准》 (教党 (1998) 12号) 。同时, 各地开始了有益探索, 如江苏先后颁布了《江苏省高等学校院 (系) 党组织工作暂行规定》 (1999年)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院 (系) 党建工作基本标准》 (苏委教组 (2002) 77号) 等。此外, 中组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 (2004年)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见》 (教党 (2007) 11号) 等都强调了要重视党员发展工作, 充分发挥院 (系) 党委 (党总支) 的政治核心和保证监督作用。30年来, 尤其是近20年来, 按照中央部署, 各地党委、教育部门和高校将学生党建工作重心不断下移, 把学生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突出地位。

二、高校学生党建工作30年的显著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来, 学生党建工作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等诸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

1.思想建设不断升华。

改革开放以来,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虽有过短暂的曲折, 但各高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对学生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 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 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 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教育广大学生党员, 不断提高其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目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成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2.发展的量与质不断攀升。

30年来, 高校在校学生党员的比例逐年上升, 已由1990年的1.16%上升到现在的逾8%。从2002年到2006年, 全国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由16.8万名增加到80.8万名, 增长了近5倍。目前, 全国大学生党员总数已近208.2万[3] 。同时质量不断提高。1978年后入党的优秀学生党员已遍布各行各业。例如, 有两位1978年后入党的领导已当选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3.队伍建设不断优化。

30年来, 各高校党委不断加强学生党建工作队伍建设。目前, 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良、专兼结合、结构合理、规模适度、适应时代发展和当前大学生培养要求的高素质的学生党建工作队伍已经形成, 这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队伍保障。

4.组织建设不断创新。

30年来, 学生党支部建设不断创新和加强, 党建工作深入到学生中间, 把党支部建在年级、班上、宿舍楼、学生社区、学生社团、科研团队、实验室、学位点等最基层单位, 真正做到“学生党员走到哪里, 党的工作就做到哪里”。例如, 扬州大学便在符合条件的学院建立了学生党总支。

5.培训工作不断加强

改革开放后, 学生思想呈现多元化, 加强培训刻不容缓。学校采取的培训方式多种多样, 有党课培训, 举办专题报告会, 开办网上党校, 探索学生党员教育社会化之路等。各校以党校为主阵地, 构建起学生党员发展培训与党员的再教育机制。

6.红色网站不断涌现。

改革开放后, 包含信息科技在内的高科技迅猛发展。很多高校积极抢占网上制高点, 掌握网上大学生党建的主动权, 建立了“红色网站”。1998年, 清华大学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红色网站, 此后全国各地迅速建起了200多家类似的“红色”站点。它们成为理论学习的重要阵地, 成为学生自我教育的有效途径。

7.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30年来, 学生党建在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完善和发展, 其制度主要有:一是组织发展制度, 如组织员制度、推优制度、考察制度 (如思想汇报制度、谈心交心制度、发展党员预审制度、公示制度等) 、入党介绍人制度、预备党员转正制度 (如转正申请、公示等) 、党员的继续教育制度等[4] 。二是组织生活制度, 包括理论学习、民主评议、党员发展、主题党日活动等。三是组织考核制度, 加强学生支部的目标管理。四是先进性建设制度, 如监督制度、组织生活制度、联系师生制度、党内民主参与制度、党员责任制度等。

8.基地建设不断拓展。

党建工作基地是加强学生党建, 开展社会实践, 培养先进学生党员的重要平台。各高校都建立了富有特色的党建工作基地, 深入开展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极大地增强了学生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以及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9.作风建设不断强化。

作风建设是学生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 其功能主要服务社会和引领青年。各高校鼓励和引导学生党员在认识社会中坚定理想信念, 在关注社会中培养社会责任感, 在服务社会中促进成长成才。在学生党建工作中, 重要的是要用学生党员的良好作风吸引学生, 以此赢得广大学生对党的高度认同和坚定信仰, 把更多的优秀学生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 凝聚到党的事业上来。

10.民办高校的学生党建工作得到发展。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在民办高校蓬勃发展的进程中, 大学生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不断提高。2000年, 中组部、教育部党组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力量举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中组发 (2000) 7号) , 不少地区按照通知要求, 出台了加强学生党建工作的有关措施。有的省市还召开了民办高校党建会, 推动了民办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开展。

三、高校学生党建工作30年的主要经验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成功经验, 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各高校从实际出发, 创造性地贯彻中央要求, 不断推进工作的改革创新。

1. 方向正确: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高校是思想文化的交汇地, 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的思想文化阵地, 指导学生党建工作。30年来,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大理论成果,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勃勃生机。正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2.政治保障:

坚持和改善党对高校的领导。 党组织是学校的政治核心, 30年来, 各高校坚持和改善党对高校的领导, 这是学生党建工作的政治保障。首先, 各级领导的重视是学生党建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其次, 从学校、院系到班级建立起纵向职责明确、横向形成网络的学生党建工作体制。第三, 各高校基层党委适时调整党组织设置, 覆盖了全部的学生党员, 扩大了党委的辐射面, 强化了党对高校的领导。

3.重要平台:

召开高校党建会。 1990年4月, 中组部、中宣部、国家教委党组联合在京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高校党建工作的会议。这是几部门贯彻中央精神, 协同抓好高校党建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此后, 会议每年召开一次, 同时, 各省 (市) 也相应召开了党建会。以党建会为平台, 各高校交流学生党建经验, 展示学生党建成果, 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4.经济支持:

确保经费投入。 《普通高等学校党建工作基本标准》 (教党 (1998) 12号) 明确要求, 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在财力上有保证;重视党校建设, 在经费上有保证。《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见》 (教党 (2007) 11号) 也要求高校要加大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经费投入。许多地方和高校在学生党建工作上都有较大投入, 为学生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持。

5.科技凭借:

党建工作网络化。 当前,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网络化的发展方兴未艾。党中央和教育部高度重视, 要求各高校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各高校积极开创网络时代学生党建工作的新局面, 开发适合的教学软件, 在校园BBS上开设“学生党建”专区, 积极创办网上党校, 开通党建博客等。

6.党建先导:

学生党员的先进性。 赢得青年, 才能赢得未来。各高校以学生党员先进性建设为先导, 学生党建工作取得较大成就, 主要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学生党员头脑, 使之思想先进;积极做好学生党员的发展工作, 使党员队伍先进;建设好学生党支部, 发挥其在学生中的“战斗堡垒”作用[5] 。

7.工作中心:

学生的成长成才。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中心是育人。唯有围绕育人根本任务抓学生党建, 坚持抓基层、打基础, 才能充分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唯有始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才能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大学生特色的党建工作之路。

8.理论支撑:

学生党建研究的兴盛。 党建工作是一项需要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重大课题。高校学生党建研究渐入学者视野, 有关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但总体而言, 高校学生党建研究还稍显逊色, 必须强化其学术品格, 增加其学术含量, 给实践以更有力的指导。

9.源头活水:

共青团“推优”。 党建带团建, 团建促党建, 做好“推优”工作, 既是共青团事业发展的需要, 更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高校共青团组织重视推荐优秀共青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 对“推优”的意义、要求和程序等做出明确规定。共青团“推优”为党组织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

10.持续动力:

改革创新精神。 各地党委、教育部门和高校根据党组织的根本任务、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特征和当代大学生的新期待, 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始终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形成做好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整体合力和常抓不懈的工作机制, 全面加强学生党建工作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 努力做到在理论上有新发展、在实践中有新创造。

30年来,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成就, 积累了丰富经验, 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深入探讨、解决。例如, 如何使学生不仅在组织上入党, 而且更要在思想上入党;如何把握学生入党的具体标准和要求;如何加大在低年级发展党员的力度;如何处理好大学生党建与团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学生党建工作经费如何确保并不断增加;如何将学生党建工作的实践进行理论提升等。

总之, 大学生党建工作是高校党建工作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通过不断改革创新, 才能逐步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时代特征、高校特色和大学生特点的党建工作之路。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经历了探索、发展和深化阶段。文章阐述了高校学生党建工作30年所取得的10个主要成就, 总结了10条主要经验。

关键词:学生党建,30年,历程,成就,经验

参考文献

[1][2]郭伟.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地位和作用[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1) .

[3]杨晨光.向党输送新鲜血液的坚实基地[N].中国教育报, 2007-11-23.

[4]肖爱平, 肖和华.新世纪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问题与基本思路[J].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 2002, (4) ;丛振涛, 宋旭升.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建的思考与实践[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 (Z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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