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历程(通用12篇)
现代化历程 篇1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水提出了新的要求:大力发展民生水利,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这是水利改革发展的现实出路[1]。纵观中国水利发展历程发现,中国水利发展源于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工程措施和以管理制度为主的非工程措施的共同作用。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在解决水问题时,往往十分重视技术工程措施,忽视制度和管理等非工程措施。许多水问题包括黄河断流、太湖污染、涉水灾害应急处置不当等,都与缺少制度安排与管理不善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国水危机,表面上看似资源危机,实质上则是治理危机,是水利管理制度建设长期落后于治水需求的结果。中国水短缺不仅是资源短缺,也是制度短缺,而制度短缺又加剧了资源短缺。
1中国水利现代化发展历程的演变
中国水利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可划分为孕育期(1949—1998年)、起步期(1999—2010年)、发展期(2011—2020年)和成熟期(2021年以后)4个阶段(图1)。孕育期是以水利工程建设为主的工程水利、传统水利,起步期是以人水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资源水利、现代水利,发展期是以人为本的民生水利。中国水利现代化经历60多年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实践,完成了从孕育期到起步期再到发展期的演变,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水利现代化道路。
1.1孕育期(1949—1998年)
孕育期是以工程水利为主的传统水利时期。早在1934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凸显了水利的重要战略地位。经过几十年气壮山河的水利建设,我国初步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工程水利的实质是通过工程措施来除水害、兴水利,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内涵是研究水利与工程的关系,特别是水资源规划、开发、利用的措施和理论,以及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运行与管理的理论与方法[2]。这一时期的水利现代化是以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为特征的治水思想,水利建设的重点是修建好工程、管理好工程以及不断改进完善,使之发挥更好、更大的效益。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以工程建设为主的工程水利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防洪灌溉等水利基础设施的兴建也为中国水利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水利现代化侧重原始的供水管理,实行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多部门、分散管理模式,管理目标单一。水的特性表现为一种强公共物品,政府主要采用行政命令进行水利工程的投资和建设、水灾害的防治、水资源调配和管理。同时,出现了少量正式的法律法规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简称《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简称《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简称《水污染防治法》)等。
1.2起步期(1998—2010年)
起步期是以资源水利为主的现代水利初级阶段。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资源需求量增加、水污染加剧,水资源短缺、水灾害日趋严重。长江洪灾、黄河断流、淮河污染等标志性事件,表明中国面临着全面的水危机。严峻形势要求中国水资源的管理应从供水管理转向需水管理和全面厉行节水。1999年,水利部确立了“实现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新的治水思路。资源水利的实质是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高度研究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等,确保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及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其内涵是依托水利工程对水资源的调节功能,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并举;建立以资源优化配置为基础的节约型社会和经济发展体系,以及防洪减灾体系。具体表现为:① 在水资源配置和高效利用方面,早期是以“开源”为主的供水管理,侧重于供水水量的时空调配,2002年《水法》的颁布标示着治水思想从“开源”的供水管理逐步转向了“开源节流”的需水管理;②在水污染治理和水资源保护方面,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提出的“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意味着,治水思想从以治污技术为主的单一水污染治理转向以综合管理为主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③在防灾减灾及洪旱灾害管理方面,2003年水利部提出的从“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从“农业抗旱”向“全面主动抗旱”的两个转变,意味着,治水思想从以工程手段为主的被动式洪旱灾害控制转向以综合风险管理为主的主动式洪旱灾害管理。
这一时期,我国侧重需水管理,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统一管理模式,管理目标兼顾社会、经济、生态。《水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水利现代化管理制度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水资源的供需矛盾、用水户之间利益冲突继续加剧,中国开始注重水法体系建设和基于市场机制的水利管理制度供给,水资源公共物品的属性由强变弱,逐步走向市场化。一系列水利现代化管理制度开始付诸实施,如水资源的宏观调配制度、取水许可制度、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排污税、排污收费制度、灾害补偿制度、期权契约等[3,4,5],且先后修订了《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颁布了《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文件。
1.3发展期(2011—2020年)
发展期是以民生水利为主的现代水利中期阶段。水利与民生息息相关,防汛抗旱事关生命安危,饮水安全事关身心健康,水利建设事关生存发展。21世纪以来,影响民生的突发水灾害事件频繁爆发,暴露出我国水利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如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病险水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问题等。以人为本是一切水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民生水利”,这意味着,中国水利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人为本的民生水利阶段。民生水利就是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利问题为重点,以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社会支持为途径,以构建城乡统筹、区域协调、人水和谐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为保障,着力解决好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生活保障、生存发展、人居环境、合法权益等方面的民生水利问题,努力形成保障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的水利发展格局。民生水利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以服务管理的理念和措施为抓手,在防灾减灾、水利建设、水利管理、水利改革中突出民生,服务人民群众。
此外,在中国水利现代化发展实践进程推进的同时,水利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目前,水利现代化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是一些专家学者对此做了些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水利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6,7,8,9,10]、水利现代化指标体系及评价[11,12,13,14,15]两方面;另一方面是由水利部办公厅、规划计划司、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共同成立的水利现代化研究课题组开展的一系列的、较为系统的水利现代化研究[16,17]。
2中国水利现代化发展启示
2.1中国水利现代化的成果
中国水利现代化的发展实践取得了长足进步,理论研究也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a. 水利现代化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对于水利事业的需求也不断变化,水利建设的重点内容也就有所不同。
b. 中国水利现代化发展经历了从“传统水利”到“现代水利”、从“工程水利”到“资源水利”再到“民生水利”的发展过程,伴随这一过程,治水思想从“征服自然、人定胜天”向“尊重自然、人水和谐、以人为本”的方向转变,同时形成了宏大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积累了丰富的水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探索出民生水利的新方向,这些都为水利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c. 中国水利现代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与其治水思想相适应的管理模式与制度供给,而这些管理模式与制度又较每一阶段的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d. 水利现代化理论研究成果比较少,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特定历史时期下水利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水利现代化内涵和特征、评价指标体系、水利现代化推进策略等方面。
2.2启示
a. 水利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必须以动态的观点进行水利现代化建设。今天,中国水利现代化已经步入民生水利阶段,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和新的需求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和深化中国水利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b. 新形势下水利现代化建设应加强调水利管理制度建设和创新。现有的水利现代化研究仅停留在宏观概念、原则、指导思想、指标评价等层面,缺乏对水利现代化概念及内涵的全面解析,缺乏对水利现代化发展演变过程内部作用机理的分析,缺乏从水利自身发展规律角度去探求水利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影响因素及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规范的、用于指导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发展管理模式与制度供给的理论分析框架。
c. 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和水情,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为行动导向,从制度创新角度展开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发展的管理模式与路径研究,分析政府主导下水利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机制,设计多维动力下中国水利现代化发展的管理模式体系,寻找基于战略前沿目标的水利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完善水利现代化实现的保障机制,从而有效促进水利现代化进程,达到保障国家各项安全、改善民生、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目的。
基于上述启示,笔者提出基于制度创新视角的中国水利现代化发展管理模式与路径研究的构想:按照“问题提出—模式发现—路径选择—实践示范—政策建议”的逻辑,从制度创新角度研究中国水利现代化问题。首先分析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及历史演变,借鉴国外经验,立足中国国情和水情,界定新形势下水利现代化的内涵,展开中国水利现代化演变规律分析;其次,基于水利自身发展规律,设计多维动力下水利现代化发展管理模式,即不确定条件下和适应性管理理念下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约束激励惩罚一体化的水污染治理模式、人水和谐理念下和政府主导合作框架下的洪旱灾害风险管理及应急管理模式,通过多维情景模拟结果给出水利现代化发展的管理模式比较分析;再次,确定水利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找出发展战略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建立发展战略路径选择理论模型,并从制度、投入、供给和利益角度给出水利现代化发展的保障机制;最后,选取某一典型区域,分析该区域水利现代化历史演变进程,评判水利现代化水平,制定水利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构建水利现代化发展路径,通过示范研究,从国家战略、政策执行和政策实施3个层面,提出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发展的相关政策、途径、措施及保障体系,形成有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发展管理模式及实现路径的一般理论,为国家制定水利现代化发展规划、政策和纲领性文件提供决策参考,达到促进水利改革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和改善民生的目的。
3江苏水利现代化发展的管理模式及路径选择
江苏省是全国的经济大省和经济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江苏省提出力争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构想。江苏省要在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水利现代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江苏现代化的基础、支撑和保障。江苏水利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积累,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水利工程体系,发展确立了一个理念、两个规律、三个统筹、四个任务的基本治水思路,即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治水理念,把握水的自然规律(良性循环规律)和经济规律(效率优先规律),统筹城乡水利共同发展,统筹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综合治理,统筹工程性措施与非工程性措施的协调推进,发展安全水利、资源水利、环境水利、民生水利。
根据《江苏省水利现代化建设总体规划》(2004)及苏发[2011]1号文件制定的2020年全省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的战略构想,结合江苏省洪水、干旱、水污染频发的现实水情,笔者提出了江苏水利现代化发展管理模式及路径选择的研究框架,如图2所示。江苏水利现代化发展动力因素应包括水资源供给与效率、水环境与生态保护、防洪减灾和水利发展保障4个方面。建立政府主导下的江苏水利现代化发展模式,包括不确定条件下江苏水资源适应性开发利用、约束激励惩罚一体化的水污染治理、洪旱灾害风险控制及应急管理;构建水利现代化发展路径选择模型,展开江苏水利现代化发展路径选择分析,旨在找出影响江苏水利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提出符合江苏发展的、更具针对性的水利现代化建设的对策措施,包括政府主导管理制度、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节水型社会的水价形成机制、利益协调的水利补偿机制等。
摘要:国家现代化需要水利现代化的支持和保障,水利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了中国水利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水利现代化取得的实践和理论成果,提出中国水利现代化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即以动态的观点,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和水情,基于水利自身发展规律分析,从制度创新角度研究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发展的多维动力管理模式及实现水利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以江苏为例,提出了江苏水利现代化发展的研究框架。
关键词:水利现代化,发展历程,治水思想,制度创新
现代化历程 篇2
一百年前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 ,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一百年来冲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 , 历尽了苦难又创造了辉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系统总结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意义重大而深远。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穿境越世,既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都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其指导地位。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 ”新中国成立后,他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强调: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 “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 , 势必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 ,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这是绝不允许的。”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要始终做到“坚定不移、不能含糊 ”;在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要坚持 “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提出:“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 , 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 “根本制度”明确提出并全面部署。
转变,现代化历程的关键性突破 篇3
一家外国媒体这样评述:“置身中国,我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确信,当历史学家回顾21世纪头十年的时候,他们会认为最重要的事件不是经济大衰退,而是中国的绿色大跃进”。
毫无疑问,中国发展的历史性转型让世界印象深刻。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加起来还要多的国家,面对世所罕见的艰巨繁重任务,面对世所罕见的复杂矛盾问题,面对世所罕见的困难和风险,进行一场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导引一场持久深刻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发展方式转变,国家始终保持稳定,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各种风险考验从容应对——纵观世界现代化历史,可谓前所未有。
“中国果断迈向小康社会主义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中国的转型之路,标志着中国引领世界时代的真正开始。”
英国学者克里斯·布拉莫尔的这个评语,或许有些夸大,但对一个奋力追赶现代化浪潮的民族而言,这样的转变,的确是一段意义非凡的“开始”。这个“开始”,超越了对发展速度的孜孜以求,意味着对发展伦理的新的诠释。
“人”是现代化最为核心的部分。如果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拓展出一条全然不同的“中国道路”,那么,近十年发展伦理的进一步完善、发展目的的进一步明确,则向世界展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中国价值”。回首十年,正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让那些预言“历史终结”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适应变化和自我修正能力”,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进入了—个新境界。
(二)许多西方史学家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普遍有中国善于从困境中崛起的感悟。
从某种意义看,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一次现代化问题集中爆发的“炎症”。突如其来的疫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暴露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深层症结,倒逼出一个国家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格局的历史性转型。回头再看,这种转型与其说是对发展方式的调整完善,不如说是对发展主体的重新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赶上世界”的强国梦想,让亿万中国人总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一度盛行于神州大地的响亮口号,生动地诠释了一个民族奋起直追的焦灼。正是在这种加速度的赶超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催生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也伴随着日益突出的各种问题。“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样的判断,包含着对更高水平发展的理解,也凝聚着对更高层次问题的思考。
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用?一场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让我们深刻审视发展的本质。2003年夏,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这一年金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确立为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原则。
20多年来奔驰在快速道上的中国列车,开始了新的出发。在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其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对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回应了这样的时代课题——
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现代化历程中深刻彰显“人”的基本价值,切实增进亿万人民的福祉?
一个处于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在国家的发展中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践行“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信念?
一种与西方社会制度不同的发展模式,如何在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上,维护经济增长的道德性,保障社会发展的公平性?
(三)历史的关键细节,往往具有象征意味。2002年12月5日,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来到西柏坡,在一组被称为“赶考”的雕塑前久久凝望。在西柏坡,胡锦涛同志殷殷告诫:“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这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价值原点。这一个十年,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到“群众利益无小事”,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到“务必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们党一再强调的执政理念,体现出共产党人的民本情怀。
十年,从人出发、以人为本、在人落脚,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交汇为激昂的时代主旋律——
这是充满人性关怀的十年。越是经济发展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越是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财政教育支出2012年比2005年增加近10倍,保障房建设资金从2007年到2011年实现了20多倍的增长。越是困难群体,越是得到更为体贴的关怀。连续7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1000多万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十年来,民生成为首选项,写下温暖的篇章。
这是人民权益彰显的十年。无论是国家赔偿法的修订,还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无论是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还是信息公开范围的扩大;无论是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探索,还是人大代表选举“城乡平权”等民主形式的完善,公众的权利边界得到拓展,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保障。十年来,权利成为流行语,诠释发展的深度。
这是发展迈向纵深的十年。免费开放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全力实现广电村村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城乡,人民文化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把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延伸到流动人口,对特殊人群实行特殊关爱;实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十年来,和谐成为主题词,标注着发展的高度。
不仅要物质的丰富,更要精神的充实;不仅要福利的改善,更要权利的拓展。如果说新中国6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格局中的政治版图;改革开放30多年风雷激荡的实践,更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那么十六大以来的十年行进,则标定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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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套用莎士比亚的话说:中国已达到了伟大境界,如今面对着随之而来的责任。
实际上,对于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者,这样的责任,首先是带领世界1/5的人口走向现代化,不断顺应这片土地上13亿人民的期待。
30多年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社会。城镇化率由不足20%到超过50%,农民工数量占到整个农村人口的1/3。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发展中大国,无数被时代改变命运的普通人,希望权益得到保障、生活更加幸福。日益增大的经济规模带来“分配焦虑”,走向全面小康的路途增加“利益敏感”,无数与社会共同转型的普通人,渴望权力更加透明、权利得到尊重。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无数与国家一起成长的普通人,期待凝聚共同理想、提升时代精神。
如何满足这些不断增强、迅速成长的期待?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现代中国的发展思路,“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内容,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对“中国责任”的深刻回答。
在一个即便是回家过年也能构成“世界上最大规模迁徙”的国度,任何细微的政策调整都会涉及庞大人群。但就在这十年,我们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农村脱贫人数与整个法国的人口相当,新增1.1亿就业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人口大国……
用严苛的目光挑剔,肯定还有不均衡、不合理甚至不公平,但如果以十年为单位、以13亿为基数、以现代化为坐标,我们便会多一份感慨和信心。让世界1/5的人口,在短短十年里迅速提高生活质量,逐步彰显人的价值,这是中国面对责任这道考题交上的一份厚重答卷。外电这样评价:改善民生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轴,让人民幸福成为政府工作的主题。
(五)“让人民幸福”,这确实是十六大以来十年探索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人向来是全部哲学的核心。共产主义的宏伟构想,正是为了“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就是让人复归到真正人的本质,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史无前例地解决了十几亿人口温饱问题和初步达到小康之后,社会主义中国需要开启对自身的重新审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贫富差距在拉大;物质需求渐渐满足,但更高层次期待出现井喷;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对资源环境的透支难以为继;生活境遇有了巨大改变,但对公平正义的呼唤日益强烈。面对这样的挑战,如何更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
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论断,表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发展伦理的深刻把握。“正义的增长”不仅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命题,更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的性质只有在保证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各项权益”,“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这十年的突破在于,我们以各种制度建设将公平正义的理念熔铸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改善民生力度,保障各项公民权利,构筑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拓展了新的疆界。
或许还原一两个场景,能更清晰地看到这种发展与进步。这一个十年,7亿农民结束了2600年种田交税历史,两亿多农民工在远离乡村的城市找到了生活的新希望;全国范围内建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农业补贴资金规模从1亿元增加到1600多亿元,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广袤农村;全国98%以上的村委会实行直选,6亿农民直接参与基层群众自治。努力冲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多年困局,一个更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现在希望的田野上。
这是十年中国最值得铭记的改变。自成立之初,我们党就把“人民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为人民服务”更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宗旨信念。新世纪十年,我们对如何保证人民利益,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对怎样为人民服务,有了与时俱进的探索。在这一个十年的壮阔实践中,“人民利益”,不仅有物质丰富的目标,更有公平正义的要求;“为人民服务”,不仅指向让群众共享成果,更包含让人民共治国家。这是我们党90多年来人民性本质的一以贯之,是为人民服务信念的历史跨越。
(六)从某种程度上讲,把人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质量。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回答的共同问题。
阿根廷早在1962年人均GDP就已超过1000美元,但此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贫困化程度很高,收入分配失衡,跌进“拉美陷阱”长达50年之久。上世纪初,美国道德失衡、社会失序,马克·吐温斥之为“镀金时代”。环境污染、分配不公甚至官员腐败,几乎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说,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化,也是对现代风险的积极回应。身处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民主化、信息化、全球化浪潮相互叠加,只有“发展为了人民”,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充分调动人民的创造伟力,避免剧烈转型中的发展失衡、分配不公与腐败危险。
在这个不平凡的十年,法治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每一个目标背后,都有沉甸甸的收获。政务信息公开化、干部选任透明化、网络问政制度化,执政理念的革新带来执政方式的变革。大幅度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重大决策事项必须征求和汲取民意,政府职能的转变促成社会管理的创新。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个十年里,民主进程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前行。
从民生到民权,正是在这十年里,亿万中国人熟悉了“维权”,习惯了“监督”,认同了“公开”;从民享到民建,正是在这十年里,亿万中国人积极“围观”,热忱“参与”,坚定“互动”。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抗击非典抗震救灾,草根慈善网络议政……中国人民进发了与伟大祖国风雨同舟的公民意识,呈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引领着一个民族迈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坚实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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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回望,也许我们仍觉不足,却不能不感叹历史的进步——听证会虽在细节上还屡受诟病,但不要忘了,这种参政形式只是近十年才广泛运用;信息公开虽然还会面对各种质疑,但同样要看到,公开透明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人权”入宪,“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写进十七大报告,物权法保护私人合法财产,对公民重要权利的保护措施由法律进行确认、以政党意志加以推行……
这是十年中国最弥足珍贵的收获。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权利,体现人的价值,释放人的活力。一项项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反映了我们党日益清醒的执政自觉:即便推进改革会带来更大压力,即便培育群众的权利意识可能会面临更大挑战,即便在这个过程中,争议的声音可能变多、质疑的音量可能变大,但坚持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是通往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七)“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外国学者这样感叹。
放眼各国,这样的挑战,也曾在各个国家的不同阶段先后出现。中国问题的“世所罕见”在于:我们经历的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双重转型。当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两三百年才走完的路,也把各种本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集中在了同一时空。
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这种世所罕见的双转型,与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浪潮的相互叠加。5.38亿的网民规模,3.88亿的手机网民,中国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日益高涨。不再有其他国家面对转型阵痛的从容过渡期,我们面对的是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彼此互联,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两者交织,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相互激荡,提出问题的速度频率越来越快,解决问题的时间窗口越来越小。
放眼全球,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文明,无论是近代历史还是现代社会,每一次大的转型,既是对人的解放,也是对执政者的挑战。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关键在于执政者与民众是否能在动态调整中,找到“政治信任”的结合点。这种信任,如果仅仅理解为“有经济绩效便有公众支持”,难免会因经济受阻而削弱。把人放在发展的最高位置,以发展方式的自我革新,力避“信任困局”,正是社会主义中国在这十年的重大突破。
把人放在发展的最高位置,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既是对“转型困境”的突破,更是对发展伦理的升华。十年来,面对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体现社会主义特质的各项制度安排不断推进;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多层次的治理结构、广泛性的参与平台日渐完善;面对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利益的表达、协调和平衡机制日益形成;面对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求共识的价值导向深入人心。在市场经济体制极大激发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力之后,以合理的顶层设计与完善的微观治理来保证公平和正义,从而获取更广泛也更深厚的政治信任,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更深刻的体认,也是中国可以对世界文明做出的更大贡献。
令人感慨的是,不久前,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公布的“2012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中,中国政府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这是十年转型“中国价值”最为丰厚的回报,是十年探索“中国道路”最有分量的收获。面向未来,持续的转型还将带来更大的挑战,现代化的路程不会平坦,这份调查映现的民意民心,当使我们长久思之:如何做才能不愧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这样评论,中国的变化对于全人类而言,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十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13亿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以无数个体为单位的生命旅程,汇聚成一个国家的鸿篇巨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境界。
这是一条通往民族复兴的道路,一条13亿人民共同铸就的道路。
(据《人民日报》)
现代化历程 篇4
本文对20世纪以来中国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 从时间的角度把演变历程划分为六个时期,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今后数学课程改革和建设的启示.
1 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的演变历程
从1902年中国颁布的第一个正式学堂章程起, 对20世纪以来中国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的演变作一回顾, 从它们发展的风风雨雨中, 从它们跳动的脉搏中, 感受其演变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也为今后中学数学课程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我国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的演变历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1 第一次尝试时期 (1902—1948年)
由于1902—1922年这一时期中学里没有现代数学内容, 所以说, 真正意义上的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是从1923年开始的, 先后在中学数学课程增加了统计与概率、行列式和微积分.1922年11月北洋政府仿效美国公布了“新学制”, 之后全国教育联合会组织“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草拟中小学课程纲要.1923年公布的“高级中学算学课程纲要” 中要求学习行列式, 它以独立的章节存在, 而概率是以“排列组合及机会”出现, 但没有具体的内容要求.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教育部, 1932年又公布了一个新的学制, 在1932年学制出台的前前后后曾先后三次修订过“中学数学课程标准”.在初中阶段, 从1929年颁布的《初级中学算学暂行课程标准》开始就有统计图表, 1932年和1936年《初级中学算学课程标准》中都有统计图表、统计大意, 即使1941年颁布的《六年制中学数学课程标准草案》中, 第一学年 (即初中一年级) 还是要学习统计图表和统计大意, 1941年《修正初级中学数学课程标准》和1948年未及实施的《修订初级中学数学课程标准》中都有统计图表及方法.
在高中阶段, 1929年颁布的《高级中学普通科算学暂行课程标准》中就明确要求学习或然率和行列式, 但没有增加微积分.从1932年、1936年的《高级中学算学课程标准》以及为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 而在1941年《修正高级中学数学课程标准》和《六年制中学数学课程标准草案》都有概率、行列式和微积分.被看作未必再有像17世纪下半叶发明的人类精神最高胜利的微积分, 在1932年的标准中只是附录, 之后的标准中微积分成为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它不是独立的章节, 而是包含在方程论的章节中;概率学习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加强:排列组合及机会或然率或然率及其应用.
1948年的《修订高级中学数学课程标准》虽然未及实施就解放了, 但是有理整函数之微商即微积分又被删去了.
1.2 过渡时期 (1949—1952年)
解放后, 由于一时还来不及制定出适合新中国的数学课程标准, 于是在1950年2月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召开普通中学数理化教材精简座谈会, 根据座谈会所讨论的精简原则, 以流行的教科书为主要依据, 拟定了《供普通中学教学参考适用数学精简纲要 (草案) 》, 相应的课本称为“精简本”, 在精简本中微积分退出了中学数学课程, 而统计与概率论、行列式留了下来.这套教材结束了中学数学教材供应混乱的局面, 起到了统一中学数学教材的历史作用, 基本保证了教学质量, 程度相当于建国前的中学理科.
1951年出台的《中学数学课程标准草案》还是沿袭了1950年精简纲要中的现代数学内容, 不过, 这个标准草案并没有实施.
1.3 第二次尝试时期 (1952—1965年)
由于从1952—1958年近6年的时间, 我国中学数学课程全面学习苏联经验, 以苏联中学数学教学大纲为蓝本制定我国中学数学教学大纲, 以苏联中学数学教材为蓝本编写我国中学数学课本, 把苏联10年制学校学习的数学内容拉长在我国中小学12年中来学, 程度比建国前和建国初期的数学教学内容低得多, 微积分、概率论、行列式等内容已没有它们的踪影了, 只有简单统计图表在初中一年级学习, 所以这一阶段少学了不少应该学习的数学内容.
为了纠正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的严重的教条主义, 解决中小学数学教材知识面窄、内容少、程度低的问题, 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进行了又一次地尝试.从1957年就开始编写中小学数学暂用课本, 这套暂用本的程度大体上提高到建国初期的水平, 但是行列式、导数等内容还是未能增加.在1960年大跃进思潮影响下的教育改革把概率统计内容放进了中学数学教材, 统计内容下放到小学五年级学习, 但由于理论要求过高、过深, 又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 使得教师难以教, 学生难以学, 因此, 不久便退出了教育舞台, 只能作为选学内容, 有人把这次概率的进入与退出称之为解放后概率的“第一次兴衰”. 1961年, 由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 对1958年以来那场教育革命进行了彻底的反思, 在广泛调查和专题研究基础上, 调整中小学数学课程和教学内容, 制定教学大纲和编写通用教材, 在1963年颁布了《全日制中学数学教学大纲 (草案) 》, 高中阶段要求讲授一些概率和行列式的初步知识, 但没有微积分初步.与教学大纲相随的十二年制课本于1963年秋季就开始使用了, 这套中学数教材许多教师反映是建国以来编写的几套课本中最好的一套, 是多年来制定中学数学教学大纲和编写课本的经验总结, 但也有其不足和缺点, 可是经过征求意见之后的“送审本”还未及批下来, 人们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1.4 调整时期 (1966—1995年)
在1966—1976年的“文革”期间, 由于全国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教材由地方自编, 各地方的学生数学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为了统一这种混乱的局面, 在认真总结了我国三十年来中学数学教学大纲制定和教材编写的经验, 深入研究了几个发达国家中学数学改革情况的基础上, 提出了“精简、增加、渗透”的六字方针, 以此来调整中学数学课程内容.
于是, 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数学教学大纲 (试行草案) 》正式颁布, 相应的数学教材开始使用, 逐年更换.高中学生要求学习微积分、概率、包含在线性方程组中的行列式、逻辑代数等现代数学内容, 其中导数注明了必学和选学内容.
1982年颁布了《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数学教学大纲 (征求意见稿) 》, 要求学习统计初步和概率、微积分、行列式、向量、矩阵、随机变量、数的位进制和逻辑代数简介.在这个大纲中提出了三类实施方案, 第一、二类基本相同, 是为理科设置的, 第二类只有概率、行列式, 是为文科设置.由于学生志趣不同, 毕业后去向不同, 以及各个学校教学水平不一, 对这些内容的教学也非常灵活, 而且六年制重点中学在全国所占比例也非常小.
由于高考指挥棒的影响和一些人的反对等因素使得高中数学教学内容再次退到只学十七世纪以前的传统的初等数学内容.1983年教育部发出了“关于颁发高中数学、物理、化学三科两种要求的教学纲要的通知”, 在《高中数学教学纲要 (草案) 》中, 数学内容划为较高要求和基本要求两部分, 与之相应, 较高要求的高级中学数学课本是将六年制重点中学供理科学习的高中数学课本改编为这套课本, 称为甲种本, 基本要求的高级中学数学课本称为乙种本;在甲种本中有微积分、统计与概率、行列式、向量等, 在乙种本中概率、行列式, 但都是选学内容.由于高考只按照基本要求命题, 所以选学内容实际上是不学内容, 形同虚设;较高要求教学内容只有少数学校执行.初中的统计初步内容一直必学内容.
尽管在1986年和1990年对1983年的全日制中学数学教学大纲作了两次修订, 但是变化不大, 所以自1983年教学内容大幅度调整以来, 微积分初步、行列式、概率等内容 (约占100课时) 由必学改为选学, 这使得中学数学教学内容再一次地走向了低谷.
1.5 第三次尝试时期 (1996—2002年)
从1983—1995年近12年的时间中学数学课程里没有现代数学内容, 到1996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 (供试验用) 》和与之相应的中学数学教科书开始, 微积分、统计和概率、简易逻辑、集合、线性规划、平面向量和空间向量等现代数学知识走进了中学数学课程, 但行列式从80年代在中学数学课程里成为选学内容到逐渐消失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2000年对96年的大纲进行了修订, 概率统计与以往相比内容进一步加强, 同时增加了统计知识, 其他现代数学知识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由于“四难”现象并未解决, 教学效果平平, 缺乏实际运用, 所以又逐渐走向低潮, 到2000年以后原来增加的许多内容不断地删减;微积分也删减了导数的定义、导函数、二阶导数、二阶导数的物理意义.与以往一样, 统计初步是初中三年级的必学数学内容, 到2001年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稿) 》和实验教材中, 不仅有统计初步, 而且有概率知识, 这是历史上首次把概率初步知识下放到初中的尝试.
1.6 继续探索时期 (2003年以来)
世纪之交, 许多国家都在数学新课程改革, 尤其是美国, 始终站在改革的前列, 相比之下, 我国的教育改革步伐显得较为迟缓, “如果教育的内容以传授老化的知识为主, 则学生的学习将会不断地强化脑力的退化;如果课程内容无法符合社会的需要, 则一大批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学生将会学非所用, 无法应付国家在人才素质方面面临的窘境.”所以为了顺应国际数学改革潮流, 跟上时代, 在1999年就启动了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稿) 》颁布并开始实施, 2003年《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 》也进入实验阶段, 新课程不仅继承了微积分、统计和概率、简易逻辑、集合、线性规划、平面向量和空间向量等现代数学内容, 而且增加了信息安全与密码、矩阵与变换、优选法与试验设计初步、统筹法与图论初步、风险与决策、开关电路与布尔代数等内容更多的现代数学内容.由于2003年标准还在实验探索阶段, 所以这些现代数学知识能否站得住脚, 都将在实践中去考验它们.
2 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的启示
2.1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要与科技发展相一致
科技的发展不断向数学提出更高的要求, 数学化的手段在各种高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 高科技本质上是一种数学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说, 近代中国还在学习推崇备至的数学“经”书, 这与西方学习的现代数学相差甚远, 落后了, 自然就要挨打.我们知道, 微积分是研究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有力工具, 它的应用最为广泛, 是进一步学习数学以及研究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那么, 在中学学习了微积分的初步知识, 对于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的学生来说, 在从事现代化工农业生产都很有用;对于继续升入大学学习的学生来说, 可在大学学习以微积分为基础的其它课程, 可以省出时间学习更为有用的近现代数学知识.
概率统计是研究客观世界大量偶然现象中的的规律性的科学, 应用非常广泛.例如, 在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要用到概率统计, 所以在中学增加概率统计知识也是必要的.
从适应现代化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出发,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在中学数学教材中增加现代数学内容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说“读了12年的数学, 却对有奖销售中所谓‘中奖概率’不曾接触, ”这值得我们反思.
2.2 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在引入的过程中要注意使用合理有效的方法
我们注意到, 现代数学知识在中学数学课程里出现的时候, 都要加上相应的限定词, 比如“统计初步”、“微积分初步”、“简单统计图表”、“简易逻辑”、“逻辑代数简介”中的“初步”、“简单”、“简易”、“简介”, 等等.其目的是在讲授或学习这些内容时, 仅仅掌握基本思想和内容, 对理论不做或略作探究, 不能把整个内容和盘托出, 或是把高等数学内容作简单的移植而下放到中学数学里, 所以这些内容的引入应以直观描述为主, 以掌握方法应用为重点, 不追求理论上的抽象性和严谨性.比如, 1996年供试验用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中就有“导数的定义”, 而在2000年修订后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中则没有“导数的定义”, 我们知道“ε”是微积分大门的高门槛, 对于中学生而言, 只要改造极限理论的表述方法, 使它变得简单易学, 又丝毫无损它的严格性;或者干脆不讲严格的极限理论, 只要求学生会求导数, 算积分即可, 扫除学生学习上的一些障碍, 让大多数学生能接受基本的现代数学内容.
2.3 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要在不断借鉴有益经验和实验的过程中完善
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不是简单地把现代数学知识下放到中学, 因为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授课时数、师资水平、地区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 所以增加现代数学内容, 必然要精简传统的数学内容, 那么增加什么, 增加多少, 精简什么, 精简多少, 教材怎样安排, 这些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因此, 在数学教学大纲或标准的研制、相应教材的编写、试验、推广、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中, 要不断地借鉴有益经验和吸纳最新实践研究成果, 使上述问题逐渐地得到解决.比如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数学教学大纲 (草案) 》中增加了概率和行列式, 在根据本大纲编写相应课本的过程中, 查阅了中外古今资料, 吸取了我国几十年特别是建国后编写课本的经验教训, 也吸收了一些外国的有用经验, 多次到工厂、农村公社、学校、科研等单位了解他们的需要, 又反复同一线教师商量, 研究实际的教学可能.所以这套课本比以前的课本有较大改进和发展.
2.4 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要必须遵从教育和教学规律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 解放前学欧美, 解放后学苏联, 其结果有些方面降低了水平, 强化了论证严谨性.1958年开始, 提出走自己路推行跃进式的改革, 其结果以失败告终.随后又提出“抓双基”, 培养三大能力历时不到三年.“文革”期间又强行推进冒进式的改革, 结果更糟, 不得不“拨乱反正”, 回到基础, 这些历史的教训, 就足以表明教育教学改革如果不遵从教育规律, 仅靠“长官意志”必然要失败.
从近20年的改革进程来看, 尽管比以前好的多, 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 但问题还不少.比如20年前就提出要推行素质教育, 反对应试教育, 情况有如何呢?应试教育在某些地区、有些方面愈演愈烈, 而学生的素质在某些方面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比如德育、体育等) ;又如现在在素质教育的基础上, 提出创新教育, 情况又怎么样?正像有些大学领导所言, 现在招的大学生考试成绩比过去高了, 但创新能力降低了.其原因像有些老科学家而言, 他们过去上小学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来来来, 来上学, 去去去, 去游戏”;而现今相对应的说法:“来来来, 来考试, 去去去, 去补习”.学生背着繁重的功课负担, 哪里有时间去发挥自己的特长、爱好和兴趣, 没有爱好和奇异感, 就不能充分显示想象力, 没有丰富的想象力, 就很难发展创造力.不仅小学如此, 中学也一样, 由于高考的压力, 导致功课压力重, 随之就影响个性、爱好、想象力的发展, 最终导致了创造力的下降.再如, 尽管课程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伴随着教学方法也相应有很多方法, 如探究法、合作交流等各种方法, 但由于考试的压力, 有的除了教材中的内容还要增加许多内容, 为了赶任务, 只好“穿新鞋走老路”.从以上可以看出, 当今课程内容改革虽然已有了很大进展, 但还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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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历程 篇5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近代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过程》两个专题内容进行重新的整合,加深对中国经济现代历程的理解。
过程与方法:以问题探究的方式,通过对近代和现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考察,构建起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知识体系,形成历史认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历史感,通古今,通中外,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考纲要求及课本导读】
1.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民族工业的兴起: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洋务派近代工业创办极其影响;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2.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民国初期和国民政府前十年民族工业的发展;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工业;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发展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3.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三大改造;中共八大的正确决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5.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决策极其意义(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
6.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7.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教学重点】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 【教学难点】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民族工业的兴起
【教学方式】以问题的探究贯穿课堂,点对点回顾归课本,讲练结合
【教学过程】:
导入(情境导入):展示一组图片张謇与大生纱厂、一五计划时期的宣传画、邓小平与改革开放,请你为这组图片命一个主题,谈谈你的依据。问题解决:这组图片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历程,而要讲出依据则需要学生调动已学习的知识,理解图片的内在逻辑,从而建立起本节内容的知识框架: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探索
(一)资本主义现代化探索时期(1840—1949)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
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受苏联模式影响,既有成就又有失误。第二阶段(1978—
现在)
一、资本主义现代化探索时期
引导学生回顾相关专题的标题以及课文内容,要求学生画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图,并分析各阶段上升或下降的原因.检查学生一轮复习中基础知识的落实。
设计三个探究题深入理解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探究一: 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经济结构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动?之前是什么样子?
(2009安徽文综高考)材料:上海开埠后,“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土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丝、茶的出口额迅速增长。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万斤;丝的出口从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由于丝、茶等农产品的大量出口,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粮食生产转而种桑植茶。
——摘编自李侃等《中国近代史》
针对材料所反映的现象,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成及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影响。(10分)由于西方列强侵略,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开埠通商;中国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中国传统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逐步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让学生建立起和经济史专题一《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的内在联系,理解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转型。
探究二 : 任选一个历史时期,说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一股新气息。辅助理解材料:这些埠口,在中国封闭的社会体系上戳开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外国资本主义的东西因之而源源不断地泻入、渗开。这是一种既富于贪婪的侵略性,又充满进取精神和生命力的东西。它们在旧社会的肌体里沉淀、发芽、生根、膨胀。于是两千年来的清一色变成了斑斑驳驳的杂色。通过这些窟窿,中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城乡社会的演变由此而缓缓发生。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探究三:近代中国经济工业化的特点,翻阅教材中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各个阶段的表现,说明中国近代工业化有什么特点?
1、双重压制,曲折发展:中国近代化受国内封建势力和外部资本主义的压制,发展缓慢,历经曲折。
2、起步由地主阶级领导:中国近代化是从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开始的。(区分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3、先天不足: 中国近代化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资金、技术、人才的准备不足。
4、后天畸形:近代工业的产业结构不协调;地区分布不平衡。
5、直接吸收外来成果
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引导学生理解近现代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近代化。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
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受苏联模式影响,既有成就又有失误。第二阶段(1978—
现在)
探究一:20世纪50到70年代是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黄金二十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什么特点?中共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有哪些成功探索?出现了哪些失误?
特点:中国经济曲折发展。成功的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纠正农村工作“左”的错误、八字方针、周恩来恢复调整国民经济、邓小平提出全面整顿。
失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探究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思考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政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政治稳定
经济: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探究三:“以史为鉴”,从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的历程中,你能得到哪些启示呢? 纵观中国的工业化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在实践方式上大体经历了近代时期的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苏联模式再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一个国家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应该结合自己的国情。” • 最后展示必修二中的专题一、二、三、七的标题,要求学生能讲出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理顺,并学会用长时段的眼光来观察与分析历史现象。深入理解由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中华民族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探索这一主题。同时告诉学生如何感悟历史,历史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政治、经济、文化。
三、课后拓展题
材料一
我们必须考虑积累的界限问题,投资的最大界限问题。在我们这里弦绷得大紧了。把它绷得大紧,使商品荒更加尖锐化,已经不行了……不从供求平衡角度作详尽的分析,这自然不是“表面的”缺点,不是“形式上的”疏忽,而是一个深刻的内在的错误……为了使国家工业化得到实现……不仅应当保证对建筑材料等等的需求的相应的货币,而且应当保证这种建筑材料相应的供应……(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未来的砖头”建造“现实的”工厂。
——摘编自布哈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1928年9月)材料二
如果撇开内部和外部的环境抽象地来讲,我们当然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进行工作。但是问题在于:第一、不能撇开内部和外部环境;第二、如果从我们周围的环境出发。那就不能不承认,正是这个环境促使我们迅速发展我国的工业……我们是在一个技术非常落后的国家内取得了政权的……假如我们的工业和技术像德国那样发达,假如我国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像德国那样大,那么高速度发展工业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迫切了……假如我们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一,假如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也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高速度发展工业的问题就不会这样迫切了。
——摘自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8年11月)
材料三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现代化历程 篇6
关键词:输配电 用电 现代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TM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7(c)-0062-02
输配电及用电工程在电力企业中相当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电力企业将电能输送及分配给电能使用方,形成输电和配电的工作,进而出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逻辑关系。电力企业对其所在区域的电力用户进行电能输送,这一过程可称为输电工程;供电厂将电能合理的分配,以满足电力用户的使用要求,这一过程可称为配电工程。输配电及用电工程对电力用户的生产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的现代化标准发展模式起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1 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的作用
1.1 输配电工程带动我国经济水平的进步
电力企业通过电力的输送分配完成企业自身的生成运营,输配电的发展对于电力企业的经济发展及运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输配电不仅是电力企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水平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电能不仅电力企业会停产,许多相关的用电生产企业也会陷入瘫痪状态。
1.2 用电工程的提升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
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生命之源,而电可谓是现代生活的生命之源。现如今的生活没有电能将直接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人们在现实中对电能的依赖性很大,电能为电脑、电灯、电视等电器提供工作能源。科技发展的现代社会大多数人依靠电能生活,如果没有电能,将直接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如果长期没有供电,严重的会出现社会的恐慌。所以发展现代化的输配电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2 现代化模式在我国输配电及用电工程中的应用及准备工作
(1)电力企业信息智能化科学管理,引入和研发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步向智能化、信息化、现代化输配电发展。电力企业的输配電自动现代化模式逐渐应用,智能化的电网建立在集成高速的双向通信网络基础上。智能现代化电网供电厂可以将电能直接分配到电能用户,减少很多电能损耗的环节,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浪费,确保供电质量的同时提高了电能的利用率,增强了我国输配电自身优化性能,为社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2)电力企业引进高技术全面性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对于电力企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企业内部人才的培养,通过培训考核等形式培养出一批理论技术强、实践能力操作好、熟练操作智能现代化电网的输配电各个环节的全新型人才,并且每年定期培训,这样电力企业的高技术性全能人才将越来越普及化,使企业内部员工技能全面的提升。
(3)关注国家颁布的相关政策,跟随国家的政策,例如“十二五”的规划政策等,利用信息化时代的特性全面发展电力企业,细化到各个项目的实施细则。运用国家对电力企业的政策措施,突破瓶颈更大程度的发展。对于电力企业内部的重点技术进行重点发展,带动相关的技术进步,以更好的实现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现代化模式。
3 乌海电业局在输配电工程中应用现代化模式所作出的贡献
我乌海电业局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十二五”的领导,大力发展现代化输配电模式,对国民生产总值做出了应尽的贡献。乌海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11.21亿元,同比增长22.8%,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53.8亿元,增长14.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21元,增长10.1%,农区居民人均纯收入8226元,增长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60.9亿元,增长20%。乌海地区安排220 kV电网项目10项,新建220 kV变电站3座,扩建4座,新增变电容量180万 kVA,线路147 km。工程总投资4.8亿元。乌海电业局在110 kV电网项目的建设也比较突出,其中安排110 kV电网项目23项,总投资6.04亿元。新建110 kV变电站11座,新增变电容量132万kVA,线路长度618 km。主要输配电项目如表1所示。
4 结语
我国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现代化模式在如火如荼的发展中,包括乌海电业局在内的输配电及用电工程还有很多的不足,仍处于发展阶段,想达到完善的现代智能化模式需要电力企业各个方面都进行改进,仍需电力人员的不断努力。借鉴国外直流电应用技术,应用先进技术、高端人才优化自身企业,提升输配电及用电工程的智能化模式,提供安全、可靠、高效的电能,为我国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率。
参考文献
[1]尹超.农村配电网降损策略[J].电子世界,2012(22).
现代化历程 篇7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因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有力的中产阶级,所以,现代化运动的赞助者和推动者是一个“联合阶级”———大致由三个集团构成:军人、世俗的知识分子和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1]45。其中,由军人推动的军事改革是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1903年12月练兵处成立前,掌握军队的兵部基本上是文职衙门。按惯例,部务堂官由文职高官充任,并只能从文官系统中产生,他们往往身兼二职或多职,也不是永久派驻军事部门;军队的武职人员在兵部占次要地位,所以兵部往往缺乏干练的军事行政长官。同时,兵部工作仅局限于从事行政管理与后勤工作。它无权指挥皇帝直辖的中央禁军,且地方军队的管辖权大都操纵于各省督抚诸官吏手中。可见,兵部的职责与西方国家主管军事的部门比起来小得多[2]118。练兵处成立后,它成为推动军事现代化的主要机构,使晚清新军之编练由杂乱无章走向正轨,订立了许多新的包括建立军事学堂的规章制度,建立专业的、技术性的军事学堂和使高级将校受到现代化训练的讲武堂,把编练新军的速度加快了,给中国军队输送了新鲜血液、带来新气象,使新军成为逐渐接近现代水平的新式陆军。
不过,这一时期的练兵处虽谕令奕劻、袁世凯和铁良三人主持,且其中两名是满族亲贵,但因奕劻忙于外务等事,且对兵家之事知之甚少,而铁良也年轻,军事经验不足,所以练兵处的实际负责人是袁世凯及其北洋亲信。正是在这一时期本来已经势力很大的袁世凯,通过控制练兵处,利用编练全国新军的职权,率先将北洋的部队完成现代化转型———建立北洋六镇,并将势力由直隶扩展至东北内蒙山东和江北等地。正是因袁世凯军事实力咄咄逼人,引起满族亲贵的恐惧。首先,与袁私交甚深的铁良反目,接着采取削夺袁世凯等督抚的兵权,创办贵胄学堂等措施,总之,练兵处阶段是晚清军事学堂管理机构暨“新军编练指挥机构的转变时期”[3]253。
1906年11月兵部改称陆军部,并将练兵处和掌管全国马政的太仆寺并入其中。此时陆军部职权甚大,因为海军部门和军队总参谋部还未成立,所以,两部门有关职权暂由陆军部下属的海军处和军谘处负责,这样陆军部除总理全国陆军事务,统辖京内外各新军和绿营、军事学堂、军械制造局厂,还暂管海军和军咨二处。皇族亲贵——尚书铁良、左右侍郎寿勋和荫昌开始实行集权,袁氏亲信也因其足疾开缺而相继从陆军部离职。
正是在这一时期,陆军部颁布设立现代军队的根本政策[2]119,公布了军事学堂的基本制度和建立大型的由中央控制的兵工厂计划,且它将所执掌的分派将校到各镇的政策,改为挑选官兵到天津、保定、日本等所设的军事学堂或各省讲武堂、练兵营受训。陆军部在军队现代化方面的成就明显,这是军事学堂管理机构暨“新军编练指挥机构实行军队国家化时期”[3]253。
1909年7月,军谘府成为军队统帅(皇帝)的参谋本部,有关国防用兵的一切计划与命令,都由军谘府拟定奏请皇帝批准后由陆(海)军部遵照执行。它还掌管全国国防建设、处理国内外军事情报、军事参谋等业务,管理陆军大学,测绘学堂、指挥驻节各国武官、各地情报人员及各级军事参谋人员等,军谘府成立至1912年3月30日是晚清军事学堂机构暨“新军编练指挥机构军政军令正式分开,而完成近代参谋指挥系统时期”[3]253。
总之,随着新军的编练,晚清中央军事学堂管理机构暨编练指挥机构在适应世界潮流、借鉴欧美和日本新式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在在满满汉汉((尤尤其其是是袁袁世世凯凯))实实力力派派的的矛矛盾盾和和斗斗争争中中趋趋于于现现代代化化,,也也推推进进了军事学堂的现代化进程。
清朝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方督抚一直存在矛盾和斗争。为解决全国军队领导不统一、装备不划一、平时不能集中训练、战时不能有效统一指挥的状况,1903年12月4日,清政府诏令成立练兵处,并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充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4]10。此项任命看似利于满族,但庆亲王是袁世凯的靠山,铁良此时同袁世凯尚未反目,下属军政、军令、军学三司的首脑全是袁的亲朋,所以练兵处实际上为袁所操纵,练兵处地位处于兵部之上。袁自任会办练兵大臣以后,便一面编练新军,一面逐步改造八旗、绿营和各省旧军,至1905年6月编成北洋六镇。同时“保定北洋军事学堂的开办”为六镇建设造就了军事人才,解决了新军‘乏才之患’”[5]30。随着袁地位上升和势力膨胀,满族亲贵对其疑忌日增。早在小站练兵之时,就有御史王乃徵受指使弹劾袁“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疑于帝制自为”[6]9659。1906年以后,随着立宪思潮兴起、革命排满运动日益扩大,以及袁编成北洋六镇、身兼多种要职、权倾朝野、党羽成群,满族亲贵更视其为危险人物。尤其是1905年12月21日和1906年10月26日曾举行直隶河间和河南彰德两次秋操,表明北洋军政集团势力已形成,此时,满族中排汉的强烈代表铁良等贵胄少壮派对袁甚为敌视。不过袁依靠北洋势力,又推荐同党徐世昌、赵秉钧分任新设巡警部尚书和侍郎,并依侍奕劻欲总揽朝务。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接受军机大臣瞿鸿禨将北洋新军统帅权收归中央的建议,设置陆军部统管全国练兵、兴办军事学堂等事,部务主要由奕劻、铁良、寿勋、荫昌等满族班底负责。当然满族亲贵支持设立军事学堂,所以它专设贵胄学堂;又将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改为陆军部直属的通国速成武备学堂。1906年11月18日,感到处境不妙的袁世凯主动奏请交出除第二、四镇外的四镇兵权并自请开去参预政务、会办练兵事务等八项兼差。慈禧也觉其权势过重,马上批准其所奏并命满族凤山将军接管北洋四镇。此举对袁打击不小,但他并不甘心,于1907年弹劾铁良、凤山,试图夺回军权。铁良反奏袁“存心叵测,若不早为抑制,满人势力必不能保全”[7],慈禧心为所动,遂决定将袁调离北洋。同年9月,着令免去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夺掉其对北洋各军的直接指挥权,改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同时明升暗降的还有张之洞。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晏驾”,光绪弟载沣出任摄政王,隆裕太后垂帘听政,二人因袁在1989年出卖光绪耿耿于怀,故冷落袁。不久,于次年1月发上谕,以袁“患足疾”为由“,着即开缺回籍养疴”[8]12,使袁归隐原籍。同年2月,载洵受命为海军大臣,7月15日,以载沣弟载涛与皇族毓朗共同管理军谘处,同日发布谕旨皇上亲任大元帅并以摄政王载沣代理和兼任禁卫军统帅,至此满族亲贵掌握了军队和学堂的管理和指挥权。
二、军事学堂对军队近代化的作用
既然“任何社会的现代化,终归要以‘人’的变化为前提”[9]45,那么改造中国旧军队的希望要寄希望于各类军事学堂,当然,这些学堂必然要借鉴西方同类学堂经验。1900年以后清廷中央和地方督抚大员都意识到改革军政的必要,而设立军事学堂就成为军政改革计划中最重要内容,这一方面基于绿营和湘淮各军对于外来势力弱不禁风,还有一点是中国历来尊崇教育。另外,军人之特点也不容忽视“:军队成员能以发生积极现代化影响力的原因(之一),是军人尤其是干部能在任务范围之内培养进取心和自信心,基本上这也是一种现代化的态度。”[9]46至于士兵的训练、教育和纪律,能发挥扫除文盲盲、、提提高高现现代代化化技技术术训训练练、、培培养养团团体体生生活活观观念念和和爱爱国国心心的的功功能能。。另另外,现代军队事务如兵工、绘测、情报、医疗、运输、心战,也远非旧式军人胜任。以上所述,足见培养现代化军人的专门机构——军事学堂的必要。
若说晚清“即使军事创新不是领导一切改革的因素,也是推动的因素”[9]54的话,那么军事学堂的建立尤其至少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因素。
现代化历程 篇8
一、英国现代学徒制发展历程
英国现代学徒制从传统学徒制演变而来。1563年,英国颁布了《工匠学徒法》(Statute of Artificers 1563),[1]对学徒资格、学徒年龄、学习年限及师傅资质要求做出规定,这是英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学徒制的发展,传统学徒制在之后的两百年间逐步发展壮大。第一次工业革命使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大规模机器生产取代了个体手工作坊式生产,熟练工人的需求量大大下降,传统学徒培养模式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的生产要求,逐渐被学校职业教育所替代。在两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下,传统学徒制湮没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浪潮中。然而,单一的学校职业教育过于重视理论教学,无法与工作岗位实践训练很好地融合,难以满足社会生产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职业教育发展究竟向何处去?此种情况下,学徒制又重新进入英国政府的视野,基于新的时代要求,将传统学徒制与学校职业教育模式相结合,实现了学徒制的华丽转身———现代学徒制建立。
(一)现代学徒制的建立
20世纪90年代,面对社会生产力不断下降、失业率攀升等问题,结合德国、芬兰、瑞士等国职业教育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英国政府开始反思并寻求出路,将问题的源头指向了本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缺失: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足,相关培训机构较少;学生、家长对职业教育存在认识误区,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学校职业教育长期脱离企业实践,毕业生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等等。鉴于此,英国政府于1991年发布了《21世纪教育与培训》(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the 21st Century)白皮书,要求着力解决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问题,让更多16~19岁的青年能够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教育。[2]为了提高青少年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及学历证书的比例,增加中间层次技术工人的人数,英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现代学徒制。1993年11月,英国政府宣布实施现代学徒制,1994年10月,全国14个试点行业部门首先进行了学徒制的改革,1995年在全国54个行业全面展开。[3]
(二)现代学徒制的发展
1997年至今,英国现代学徒制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首先,政府高度支持,设立专门机构。1998年,英国就设立了监测工厂企业学徒制执行情况的专门机构,2007年,这项职责由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Ofsted)承担。其次,扩大培训规模。1999年,政府批准提供现代学徒制培训的行业部门迅速扩展,达到83个。最后,对现代学徒制进行资助扶持。2000年起,政府通过培训与企业委员会(Training and Enterprise Councils,TECs)向现代学徒制提供资金支持。学徒制培训内容也日臻完善:其一,2003年,理论知识首次引入现代学徒制,在强调实践技能培训的基础上明确了对学徒理论知识的要求(包括离岗培训);其二,2005年,学习与技能委员会(Learning and Skill Council,LSC)发布了《学徒制蓝图》(Blueprint for Apprenticeships)报告,确定了学徒制的培训框架,指导学徒制的开展。[4]
(三)现代学徒制的完善
近年来,英国政府加强政策引导,改革成效显著,现代学徒制发展较为完善。首先,法律体系逐步健全。早在1964年,英国就制定了《产业培训法》(Industrial Training Act),成为包括学徒制在内的多种培训的法律依据。进入21世纪,国家制定了多部关于学徒制的专门法律,比如2008年的《学徒制草案》(Draft Apprenticeships Bill)及2009年的《学徒制、技能、儿童与学习法案》(Apprenticeships’Skills’Children and Learning Act,ASCL),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现代学徒制的地位。其次,国家成立了相关的机构促进现代学徒制的普及和推广。2009年4月,英国国家学徒制服务中心(National Apprenticeship Service,NAS)正式成立,该机构是英国国家性质的学徒制管理机构,利用网络为用人单位、学生、培训机构提供信息,这对于推动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最后,形成了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英国现代学徒制的组织管理涉及众多机构,不同部门、机构各司其职。学习与技能委员会、行业技能开发署(Skills Sector Development Agency,SSDA)与行业技能委员会(Sector Skills Councils,SSCs)以及资格与课程署(Qualification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QCA)分工负责各学徒制项目的开发与管理;各学习与技能地方委员会及颁证机构在地方层面具体管理学徒制的实施;培训机构与雇主共同承担学徒制的教学。[5]
二、英国现代学徒制的成效
经过20余年的发展,英国现代学徒制取得了显著成效,并促使英国的职业教育由落后面貌转变成为现如今国际职业教育界推崇的成功典范,可以说,英国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都受益于此。
(一)学徒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数逐年提升
现代学徒制极大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据商业创新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 novation and Skills,BIS)估算,政府对3级学徒每投入1英镑可获得28英镑的收益,2级学徒也能创造26英镑的收益。[6]鉴于学徒制的巨大收益潜力,英国政府采取诸多措施,学徒数量不断增加,既有为就业做准备的青年人,也有为提升职业技能的成年就业者:2002/2003年新增学徒数为16.8万,2005年至2009年连续五年,这一数字分别递增至17.5万、18.4万、22.5万、24万和28万,2010/2011年更是超过40万。2014/2015年新增学徒共计有50万,远远超过了十年前的18.9万人。[7](下页图1所示)卡梅伦政府对发展现代学徒制高度重视,承诺在上届政府创造的230万个学徒岗位基础上,到2020年要创造300万个学徒岗位,[8]并确保学徒培训的质量,使英国的年轻人都能拥有光明的未来。
注:2015/16年的数据仅限于2015年8月至2016年1月。资料来源:Apprenticeships geography,equality&diversity and sector subject area:starts 2002/03 to 2015/16 reported to date[EB/OL].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al-data-sets/fe-data-library-apprenticeships.2016-06-12.
(二)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保障现代学徒制的实施
英国在学徒制方面建立了完备的法律法规,为现代学徒制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08年1月,英国政府公布了《世界一流学徒制:解放天赋,发展所有人的技能》(World-class Apprenticeships:Unlocking Talent,Building Skills for All)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通过立法来明确学徒制的法律地位,消除其模糊性”。[9]2008年3月,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部(Department for Children,Schools and Families,DCSF)与创新、大学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Innovation,Universities and Skills,DIUS)联合向议会递交《提高期望:促进教育系统运作》(Raising Expectations:Enabling the System to Deliver)白皮书,指导青年和成人技能教育的实施,其中要求给每一位16~19岁的青年都提供学徒制培训的机会,各地政府都要建立相应的扶持机制,并为缺乏技能或失业的成年人开展技能培训。[10]随后,2008年7月,两部门共同发布《学徒制草案》,以立法的形式为现代学徒制奠定了法律基础,规范了学徒制培训,保障了现代学徒制的地位。之后,《学徒制、技能、儿童与学习法案》于2009年11月由议会正式颁布,标志着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和管理真正纳入法律轨道。[9]2015年9月,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发布《企业法案》(Enterprise Bill)将学徒制纳入保护条款,不允许提供质量低下的学徒制培训,旨在改善英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三)形成现代学徒制的培训框架,制定相应培训标准
现代学徒制培训框架对学习内容和标准做出基本规范。各级学徒制的培训框架尽管内容有所差异,但都包含三个要素:能力本位要素,其形式是国家职业资格(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NVQ);知识本位要素,其形式是技术证书;可迁移的关键技能,其形式是关键技能资格。[12]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能力本位要素,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国家职业资格,其他两个要素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要素设计的。学徒的种类多样,英国针对不同类型的学徒都制定了相应的标准。2011年,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英国教育部(th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Df E)、国家学徒制服务中心以及技能资助局(Skills Funding Agency,SFA)共同制定了《英格兰学徒制培训规格标准》(Specification of Apprenticeship Standards for England,SASE),对各级学徒制培训提出最低标准,提出了每个级别学徒制在英语、数学和信息通信技术,学徒权益责任,学习和思维能力方面的具体要求,具有法定效力,各行业的培训必须对照执行。该标准自2011年发布之后,又于2013年3月、2015年2月进行两次修订,对高等学徒制(Higher Apprenticeship)、功能性技能(Functional Skills)、中等教育普通证书考试(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GCSE)等方面做出修订。2015年3月23日,英国技能资助局发布了新学徒的标准清单,用于雇主和培训机构招募和培训学徒。这个清单汇总了2014年、2015年间不同时期颁布的各行业学徒标准,涵盖了金融、机械、医学、法律、管理、食品等各领域的54种职业,明确了学徒的具体工作角色和所需的技能。[13]
(四)学徒制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对应,给予学徒未来多项选择
针对16岁及以上的年轻人,英国现代学徒制又可以由低到高细分为中级学徒制(Intermediate Level Apprenticeship)、高级学徒制(Advanced Level Apprenticeship)和高等学徒制(Higher Apprenticeship)。这三级学徒制与国家职业资格有着紧密联系(如图1所示)。国家职业资格是英国颁发职业资格证书的一种考核制度,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National Occupational Standards,NOS)为导向,以不同工作所要求的基本能力为基础,以实际表现为考核依据。[14]国家职业资格针对不同职业制定出相应的行业标准,覆盖英国90%以上的职业岗位,是劳动者求职、任职的资格凭证,是用人单位招聘、录用劳动者的主要依据。学徒制与国家职业资格挂钩,一方面,学徒获得的资格认证可得到全国雇主的认可,学徒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学徒取得的各项资格证书与普通教育证书可以互通,这就保证了学徒能够继续选择高等教育,提高了其参加学徒制的积极性。
三、英国现代学徒制的优势
英国推行现代学徒制20多年,目前基本改变了传统上职业教育被忽视的情况,实现了职业教育的跨越发展。总结起来,英国现代学徒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纵向比较:相较于传统学徒制的“现代性”
学徒制作为一种在生产过程中以口传身授为主要形式的技能传授方式,是手工业生产条件下职业教育的一种主要形态,其发展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前后。[15]作为早期职业教育雏形的学徒制,以技能教育为中心,通过行业中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师傅手把手将技术传授给徒弟,产教结合,实现对技艺的传承和持续发展。[16]区别于传统学徒制,英国现代学徒制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功能目的现代性。传统学徒制的功能目的偏重生产性,是维系、扩张家庭生产,行会控制生产以及工厂压榨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方式,学徒的学习成效并未被置于最核心的地位;而现代学徒制的功能目的是教育性的,在经济考虑的背后,以高效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的,学徒不再被视为业主或企业的私有物,而是国家公共的人力资源,英国政府旨在通过发展现代学徒制,为经济发展源源不断输送人才。[17]第二,实施管理现代性。传统学徒制是行会制度的产物,无论是具体实施、教学指导,还是师徒关系、监督管理,都受到行会的控制,国家对学徒制的干预较弱;现代学徒制则实现了国家层面的统一规范和管理,英国现代学徒制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从政府层面大力推广,制定了多部针对学徒制的法律,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成立专门机构,提高管理的实效性。第三,教学方式的现代性。传统学徒制的教学主要靠师傅对徒弟的技艺传授,徒弟一方面是师傅的学生,一方面是师傅的帮工,学习的同时还必须完成生产任务,教学并没有规范的模式和程序,随意性较大;而英国现代学徒制融合了师徒传授与正规职业教育的形式,学徒的身份即学院或培训机构的学生和企业的学徒,有着严格规范的教学程序和内容,在课程教学和企业培训方面,英国不仅实行全国统一的现代学徒制课程框架,还对行业的培训标准做出严格规定,保证学徒培养的质量。
(二)横向比较:相较于其他先进职业教育模式的“系统性”
相较于学科本位的学校职业教育模式、日本企业职业教育模式、澳大利亚TAFE学院办学模式等目前世界范围内先进的职业教育模式,英国现代学徒制的“系统性”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体参与的系统性。与其他职业教育模式相比,英国现代学徒制涉及众多参与方,包括政府、行业、企业、雇主、培训机构、学徒和家长等,这些参与主体彼此协调,形成一个完整的利益相关者系统。其中培训机构和雇主承担了学徒的培养任务,学徒及监护人与企业之间订立合同,明确各方权益及学徒在岗培养的具体岗位、教学内容等,各参与主体之间相互监督。第二,运作模式的系统性。英国现代学徒制的运作模式可以简单概括为“合作培养,工学一体”,合作培养即培训机构与雇主合作开展学徒培训,学院或培训机构主要负责理论教学,雇主承担学徒实践技能培训,其中雇主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行业、企业所需培养高质量对口人才;工学一体是指学习、工作一体化,培养过程、从业过程一体化,学徒、学生身份一体化,理论教学、技能传授一体化,学生根据个人需求选择课程,在指定的企业里面边学习、边工作,既获得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又获得一定的报酬。[16]第三,人才培养系统性。英国现代学徒制在人才培养方面突破了单一的学术、技能要求,实现了对学生理论知识、实践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培养,将学习与就业在学生进入社会之前紧密结合在一起,除了使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外,更为关键的是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念和就业态度。相对于学校职业教育忽视实践、理论教学与实践脱节,企业职业教育模式轻视理论、学生发展后劲不足的种种问题,英国现代学徒制有效地规避了这些缺陷,在学习者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能充分提高其实践技能,积累工作经验,养成良好职业态度,实现高质量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因而受到英国上下的一致认可。
四、英国现代学徒制的挑战与应对
尽管英国现代学徒制具有很大优势,在过去的发展中取得显著成效,但在推行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近年来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力推进改革进程,促进现代学徒制发展。
(一)英国现代学徒制面临的挑战
1. 学徒人数增多,培训质量下降
尽管英国的学徒人数不断增长,但令人堪忧的是学徒培训质量下降,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2015年10月,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发布《学徒制:为未来的成功发展技能》(Apprenticeships:Developing Skills for Future Prosperity)报告,揭示了现代学徒制发展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了培训质量的下滑。比如提到,在英国最需要学徒制培训的领域,没有为青年提供足够的培训机会,使青年难以掌握先进的专业技能;在学徒人数激增的客户服务、零售、管理和护理等行业,学徒制的培养重点脱离雇主需要,课程设置并未从雇主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出发,经过培训的学徒还是无法很好地适应工作岗位。[19]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培训提供者单方面追求学徒数量,不以学徒的技能需求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在资助时,将学徒培训规模置于考核的首要因素,各行业雇主得到的培训补助金各异(零售业的学徒补助金最低,工程行业的最高),最终导致各行业发展不均衡。现代学徒制的规模扩大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培训质量为代价的,如果继续下去而不加以改进,势必影响现代学徒制长远发展。
2. 现代学徒制参与方众多,利益不均衡使培训效率受限
英国现代学徒制涉及的相关利益者众多,各方的利益诉求不尽一致,寻求平衡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首先是雇主与学徒的关系,现有培训模式以雇主为主导,增加企业培训灵活性的同时,对学徒的兴趣和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忽视,弱化了学徒的利益,影响了学徒学习的积极性和培训效果。其次是雇主和培训机构的关系。培训机构直接承担教学任务,先与各地方学习技能委员会签订合同,后再同雇主签订培训协议。[20]在学徒和雇主关系的确立中,培训机构起到桥梁作用,雇主与学徒之间的培训合同必须通过培训机构来达成。作为学徒和雇主的中介方,培训机构的出现意味着培训过程中出现了另一个“利益相关者”,尽管是为雇主和学徒搭建桥梁,但这会使政府资金分配的透明性有所下降,培训制度的市场化机制又会进一步刺激这些培训机构,增加与雇主协调关系的难度。
3. 学徒参与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弱势群体获取信息能力较差
调查显示,年轻人被问及关于参与学徒制的最大障碍时,他们最常提的问题之一就是信息掌握不够。[21]信息的不对称使这些青年难以找到理想的学徒岗位,这个问题在少数族裔群体中更为显著。首先,少数族裔父母对这种工作本位学习模式知之甚少,孩子很难从父母身上对学徒制有所了解并得到父母的支持。其次,社区组织中关于学徒制的普及和推广有限,并且没有考虑少数族裔语言和文化的劣势,少数族裔因为了解不够产生抵触心理,这也是学徒制无法很好吸引这些年轻人的原因之一。最后,学校缺乏为适龄年轻人提供足够信息和指导的有效途径,作为除家庭和社区之外最大的信息来源,学校在克服学生形成的性别、种族意识和职业理念刻板印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这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信息的获取。
4. 政府资助分配不平衡,中小型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是否决定开展现代学徒制最直接、最核心的因素是经济利益,几年的学徒培训费用,尤其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鉴于此,英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激励措施,以使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成本与收益大体相当,最为突出的就是进行经费资助。然而,英国是根据学徒制培训的最终结果提供相应培训补助的,如上文所述,政府采用实用主义的资助刺激手段,实行定量配给制度,过分强调培训的数量与规模,也就是说企业规模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提供培训的能力,因此这样的分配机制显然无法让中小型企业雇主(Small&Medium-sized Enterprises,SMEs)满意,这类企业雇主的参与热情也就大打折扣。
(二)应对挑战采取的举措
1. 淡化规模效应,采用多种方式强力促进培训质量的提升
针对培训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英国政府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2013年10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牛津大学宣布现代学徒制新一轮改革,旨在提高学徒制培训质量。[6]英国将逐批启动“开拓者项目”(Trailblazers Project),对一些领先的企业部门和关键职业针对性开发新的学徒制标准,学徒必须在雇主严格独立的评估下展示他们的能力;同时,英国专注于培养高技能学徒,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高技术行业的就业需求。这些高技能学徒相当于全国公认资格的4级或更高(根据国家学徒制服务中心,6级学徒相当于学士学位,7级学徒相当于硕士学位)。[6]政府方面,首先加大对现代学徒制的资助。2014年,英国政府投资4,000万英镑支持20,000多名高等学徒培训,满足用人单位需求的同时保证学徒培养的质量;学徒税将在2017年4月以雇主工资单0.5%的比率推出;2019年至2020年,英国政府用于学徒制的支出将是2010年至2011财年的两倍,其中包括新设的学徒税收入。同时,英国政府对学院等各类培训机构的投入将有显著增加,预计达9亿英镑。[24]其次,加强监管力度,尤其针对培训存在的不足之处及时进行监督纠正,同时还要对那些表现不佳的学校或培训提供者建立最低的业绩考核标准,如果无法实现,则立即采取干预行动(intervention action)。[25]最后,重视评价考核,确保质量评估系统适用于目前雇主导向的现代学徒制,对培训质量评测时,注意方法灵活性和信息透明度,进行多角度、全方位考察。
2. 协调雇主学徒关系,鼓励学徒了解并参与学徒制
在现代学徒制的众多参与方中,雇主和学徒是最关键的主体。为了兼顾学徒和雇主的利益,政府鼓励学徒和雇主充分交流,通过直接交流,年轻人可以对雇主有更全面的了解,并拥有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英国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巡回招聘活动(milk round),当地的学生可以直接从雇主那里了解现代学徒制的培训情况,这有助于最大限度提供学徒与雇主相处的机会。[26]同时,政府注重现代学徒制在雇主中的推广,促进雇主进一步了解现代学徒制,并真正领会参与的益处。此外,政府大力推动全面公开现代学徒制的相关数据和信息,确保信息需求方可以便捷获取,力求家长、老师、学校、社区多方面支持并引导青年人全面认识和理解现代学徒制,使更多适龄青年参与其中。[27]
3. 增强现代学徒制宣传推广力度,保证信息透明公开
在推广宣传方面,英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助推现代学徒制的普及。比如英国政府于2009年建立学徒制官网,为供需双方搭建网上互动平台,针对雇主、学徒、培训机构等不同群体广泛提供现代学徒制信息。此外,从2008年算起,目前英国已连续9年开展“国家学徒制周”(National Apprenticeship Week)活动,通过举办研讨会、年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向雇主和学生宣传现代学徒制。最新的“国家学徒制周”活动于2016年3月14~18日成功举办,宣传力度不断增强,期间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和活动,参加的企业共承诺招募30,084名学徒,比2015年增加了7,000多名。[28]政府还致力于建立更多教育技能培训机构,为所有学徒和家长提供就业指导,确保学徒可以获得雇主所需的就业技能,为将来工作做好准备。
4. 改革资助标准和方式,加强对利益各方的支持
现代化历程 篇9
我国银行信息化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20世纪90年代对于柜面业务初步实现信息化处理,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5年,主要进行和完成全行性的数据大集中工程,信息化在原来信息技术基础薄弱、管理机制不健全和有效投入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显著成绩。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应用于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各银行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借鉴国内外现代银行经验,从银行实际出发,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促进业务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十年来银行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历程如图1所示。
一、信息技术基础平台建设
以建立和完善总行“三大中心”即数据中心、软件研发中心、灾备中心为重点,以进一步完善网络系统为依托,逐步完善信息技术基础平台,为业务的经营管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服务,提升银行信息系统集约化运行水平。
十来来随着银行发展战略要求改变“一行千面”的服务模式,建立统一的服务渠道,提供统一的客户体验。需求催动建立一种粗粒度、松耦合面向服务的统一IT架构,主要包括满足现有业务需求、对银行有战略价值、有影响的公共应用、交易构件及数据结构,同时包括满足将来业务需求的新的公共服务或系统功能,实现银行数据整合、业务处理和渠道访问的无缝集成。
二、经营决策支持平台建设
以经营决策支持平台建设为目标,关注银行数据结构一致性研究,制定统一的信息资源目录,建立数据共享和交换平台,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和统一管理,更好地采用多维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进行数据的深层分析与综合利用。然后以数据结构、业务流程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应用服务渠道,明确各个相对独立的应用系统的共性部分,对于共性部分尽可能进行功能抽取,建立公共构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个系统的部署及实现方法。
以开发和优化银行“三大系统”即综合业务系统、信贷管理系统和以数据仓库为基础的综合报表系统为重点,以扩展和细化数据维度与粒度为关键,逐步建设以风险防范为中心的经营管理平台和以经营战略分析为中心的决策支持平台。
三、信息技术标准体系建设
依据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结合信息化发展的需要,分层次、分步骤地制定银行信息系统的有关标准,形成较为完整的信息化标准体系,全面提升银行信息化建设的标准化水平。银行信息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是作为银行总体经营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描述如何有效、经济、规范、连续地推进银行信息化建设,是对银行信息化建设从战略目标、总体策略、实施步骤、关键技术、相关规范、信息化阶段划分及费用投入等方面做出的总体谋划,强化规划指导作用,整体协调推进科技和业务的深度融合。
十年来银行业以IT建设现状为基础,按照业务发展要求,建立信息技术标准体系,设计、实现和完善银行IT架构,规范IT管理,不断进行银行信息化发展,推动银行科技发展由分散模式向集约模式的转变。
四、信息科技风险防范体系建设
信息科技风险防范是一个内涵深、外延广的多维度定义。信息科技风险防范的事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常常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之间互为表里,交织在一起互相纠结。影响安全的各类风险之间往往相互关联,只有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探析,才能进行全方位覆盖。银行业务极端重要性要求信息化系统必须安全、稳定、高效运行,要求银行通过合理的架构设计和技术手段提高网络的安全性。
十年来,银行专注信息科技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加强数据中心、各级行机房和网络系统的安全建设,建立和完善各种信息科技风险应急处置和风险防范机制,构建完备的信息科技风险保障体系,有效防范、控制和化解信息系统风险,满足银行业务发展的安全要求,有效提升信息科技风险防范水平。
五、信息技术组织管理体系建设
现代化历程 篇10
一、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与改革开放的大潮息息相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历了复兴、成长及多元发展时期, 每个时期都有许多广为传唱的代表作。
1.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复兴期 (1977~1982年)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复兴始于1977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在音乐文化领域, 政治挂帅的革命歌曲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 一批抒情歌曲、娱乐性流行歌曲新作品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 中国音乐艺术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期间的流行音乐既有“文革”前创的优秀作品《我的祖国》《我们的田野》, 电影《刘三姐》《柳堡的故事》《洪湖赤卫队》等主题插曲;也有新创作的优秀作品《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祝酒歌》、《泉水叮咚》《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这时期的流行音乐在唱法上大都沿袭抒情歌曲的正统唱法, 但许多艺术家开始大胆创新, 代表作品包括:李谷一在《乡恋》中的“气声”唱法, 令人听来更觉情真意切, 甜美而清新。苏小明在《军港之夜》中淡化演唱技巧, 用一种自然的声音低吟浅唱, 旋律温柔朴实, 词曲结合亲切自然。
2.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成长期 (1982~1994年)
20世纪80年初, 电视开始进入普通百姓人家, 相伴而生的是港台地区的电影、电视连续剧风靡内地, 其中的主题曲展示出与文革时期“高强硬响”音乐观念截然相反的演唱风格, 带来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化形态。特别是1984年, 香港歌手张明敏身穿中山装在央视春晚演唱的《我的中国心》, 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广泛传播。这无疑给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极大地刺激了内地流行音乐的创作。一大批歌手在模仿港台演唱的同时, 注重各自风格的完善和发挥。程琳的《风雨兼程》, 朱明瑛的《莫愁啊, 莫愁》, 成方圆的《童年》和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都曾掀起一阵追捧的热潮。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出现了美声、民族和通俗三种专业分类, 流行音乐的文化地位在唱法的细划中得到认可和提升。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中国流行乐坛无论是词曲、演唱还是歌手的实力都获得了空前的辉煌, 涌现出《烛光里的妈妈》《爱的奉献》《山不转水转》《好大一棵树》《少年壮志不言愁》《好人一生平安》等经典作品和毛阿敏、韦唯、田震、刘欢、那英、李娜等知名歌手。
3.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多元发展期 (1994年至今)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日益网络化、全球化、一体化, 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日趋明显。在此大背景下,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也进入了多元发展期, 各种唱法、各种流派、各种音乐表现方式竞相绽放。首先是歌手和歌曲产生的速度前所未有, 偶像与实力并存, 摇滚与抒情并重。其次是歌手演唱的风格异彩纷呈。陈琳吸收了前期流行歌曲的元素, 将摇滚风格融入《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之中, 声线收放随心所欲;孙楠的演唱富有热情, 一曲《不见不散》声音嘹亮, 挥洒自如。韩红的天籁之声宽广流畅, 代表作《天路》深情而不失自然。第三, 数字化电脑音乐制作技术的普及, 降低了流行音乐合成录音成本, MTV的出现使得流行音乐的传播以电视为媒介, 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立体生动。第四, 校园民谣成为流行音乐中的一匹黑马, 老狼的《同桌的你》, 水木年华的《蝴蝶花》, 极光组合的《十年》都曾好评如潮。第五, 以通俗、轻松、幽默为特点的网络流行音乐异军突起, 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和庞龙的《两只蝴蝶》都是通过网络脱颖而出, 由此带动了大量的平民歌手借助网络把自己所创作的流行音乐展示给社会。
二、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文化功能
与其他音乐形式一样,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也具有与文化特征性对应的基本文化功能。从流行音乐对社会、对人产生的实际作用的角度分析,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文化功能表现在艺术文化功能和社会文化功能两个方面。
1.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艺术文化功能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是艺术领域的一份子, 其艺术文化功能显而易见。首先, 流行音乐具有认识功能。作为以演唱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艺术, 流行音乐歌词通俗易懂, 曲调流畅洒脱, 相比古典交响乐这样的严肃音乐, 人们能够更直观地通过现代流行音乐认识社会生活、体验创作者的审美倾向和思想情感。如《小芳》的歌词就采用直白叙述的方式, 语义明确, 感情指向清晰, 非常方便与欣赏者的沟通, 有效扩大了接受群体。其次, 流行音乐具有教育功能。中国现代流行作品大多遵循正面文化价值, 体现主流意识形态, 以一种生动性、趣味性和导向性的评价被听 (观) 众接受, 发挥对人的教育功能。如表现爱国情感的《五星红旗》, 表现儿女亲情的《常回家看看》, 表现美好祝愿的《好人一生平安》及表现英雄主义气概的《少年壮志不言愁》。第三, 流行音乐具有审美功能, 能够给欣赏者以身心的愉悦, 从而陶冶情操,
古筝记谱法中工尺谱初探
李杨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本文仅对筝古老的记谱法唐筝乐谱和工尺谱中的工尺谱进行探究。从工尺谱的产生与运用、工尺谱在《弦索备考》中的运用以及探究工尺谱的意义等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对我们了解早期古筝所使用的记谱法、特别是对工尺谱的探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古筝;记谱法;工尺谱
筝作为中国较为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变迁, 发展, 革新, 现已发展成目前我们看到的二十一弦古筝。针对二十一弦古筝, 现在通用的古筝记谱法有简谱与五线谱两种, 从目前运用情况看简谱更为普遍。而从古筝发展的早期来看, 所使用的记谱法亦有唐筝乐谱《仁智要录》和工尺谱等记谱法。本文仅对古筝记谱法中工尺谱进行初探。
一、工尺谱的产生与运用
筝因其历史悠久而被人们赋予古筝的美名, 而工尺谱作为记录和传承古筝文化的媒介为其发展和传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工尺谱起源。工尺谱起源说法不一, 有学者说工尺谱是一种来源于异国的记谱法。清人凌廷堪在《晋秦始笛律匡谬》中说:“字谱始于隋龟兹人苏袛婆琵琶。”何昌林先生在《音乐论丛》 (六) 中发表名曰:《燕乐二十八调之谜》一文中认为中国的俗字谱是拜占庭字母谱与符号谱的综合。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工尺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传统记谱法。如杨荫浏老先生认为
提高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中国现代流行音乐不断吸收古典音乐和民族传统音乐的精华, 有效克服了肤浅、纯娱乐消遣的弊端, 表现出独具特色的美学价值。如《暗香》《荷塘月色》《香格里拉》等作品的产生, 大大提升了流行音乐的审美品格, 增强了流行音乐的审美价值。
2.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
流行音乐源于基层社会, 更多地显示出娱乐、交际和消费等社会文化功能。首先, 流行音乐没有古典音乐那样的理性深度, 通俗易懂, 欣赏者基本不需要刻意去思考就能够成为主动的文化参与者, 体味到其带来的精神享受。特别是在现代电子技术条件下, 以影视的形式展现出的各种流行音乐选秀活动 (如: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等) , 更是以休闲娱乐的方式丰富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 因而成为大众闲暇时间缓解身心压力的有效途径。其次, 在人们的社会交际活动中, 流行音乐扮演着交际媒介的角色。在众多的歌厅、舞厅、卡拉OK会所, 易学易唱的流行音乐是各种交际活动中的重要因子, 是亲朋好友相互交流、祝福和共同欢悦的催化剂。在通俗音乐所创造的欢快氛围中, 交际活动的文化内涵和客观效果明显提高。第三, 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商品化的精神产品, 在进入流通领域后必然显示出强劲的消费功能。这种功能既显示在各种音响制品的流通销售、各种商业性质工尺谱起源于唐教坊筚篥上用的工尺字谱, 敦煌的“燕乐半字谱”就是工尺谱的早期形式。黄翔鹏先生在1992年第四期《黄钟—武汉音乐学报》发表名曰:《工尺谱探源》一文中把工尺谱字的组合体系与曾侯乙编钟的乐音体系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曾候乙钟律是工尺谱的起源, 马海生先生在1994年《中国音乐》第二期中发表名曰:《工尺谱来源》一文中再次论证了《楚辞》:“四上竞气, 极声变只。”中的“四上”是最早出现的工尺谱字。学术界对工尺谱的起源说法都不尽相同, 我们也应当客观的看待此问题。但是, 可以确定的是工尺谱这一古老的记谱法是在我国浩瀚的音乐历史长河中起源, 并在音乐的传承中发展。
2.工尺谱在各筝艺流派中的早期运用。现今中国古筝各个流派主要有河南筝艺流派、山东筝艺流派、浙江筝艺流派、潮州筝艺流派和客家筝艺流派。这些流派在早期使用传统乐谱方面, 潮州筝艺流派多使用“二四谱”, 而山东筝、河南筝、浙江筝派在早期都毫无例外使用的是“工尺谱”。可各流派皆因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 语言特色使工尺谱的部分记谱细节有着些微的不同。工尺谱是用竖式直行书写, 每一大板 (一个乐句) 写一个直行, 并在首句标明板数的一种记谱法书写形式。其中每一大板的左侧为谱字, 右侧为板眼和左手演奏技法。
工尺谱有十个基本符号。它们是:“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乙”, 其中“上、尺、工、凡、六、五、乙”对应简谱中的“1、2、3、4、5、6、7”。工尺谱的读谱视唱为
的演唱会的举办, 还显示在与流行音乐相关的动漫、卡通、游戏及音乐与商业活动结合等产业化链条的形成。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来自大众, 其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真实的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而对于中国现代流行音乐文化功能的探究, 更有利于培植正确导向, 理顺娱乐性、商业性、审美性和社会教育性的关系, 使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创作和发展更贴近人们生活, 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绚烂之笔。
摘要:流行音乐 (Popular Music) 是中国现代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起源于美国爵士音乐的“通俗音乐”, 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 凸显音乐国际化、商品化, 表现方式多元化和传播手段现代化的特点。在短短的三十几年中, 不仅给中国传统音乐理念和音乐形式等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而且使中国的音乐格局和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全面回顾中国现代流行音乐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历程, 找寻时代的印记, 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其自我更新的活力和张力产生的文化功能, 给中国现代流行音乐一个客观、恰当的定位。
关键词:中国现代流行音乐,发展历程,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王思琦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文化功能研究《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02期
[2]张欣流行音乐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与发展《大众文艺》2010年第19期
晚清新式教科书的近代化历程 篇11
一晚清新式教科书的起步期
科举时代,我国并没有“教科书”一词。“清朝末年,我国的儿童读物,大约分两种,一种是启蒙的,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日用杂字书》《日记故事》《幼学》等;一种预备应科举的考试的,例如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辞之类。”无论哪种儿童读物,都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现代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使用;第二,有与之配套、专供教师使用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等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科教学建议、每课的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根据国家教学计划(课程方案)规定的课程分类(比如语文、历史、数学等)分门别类地分级编写出版和使用。”传统的儿童读物显然不具备这三个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学堂面世,新学制出现,适应新学堂新学制的教科书纷纷涌现。这是新式教科书的起步期,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晚清教科书起步期的第一个阶段体现为教会传教士编撰的教科书。西学东渐之后,新式教科书率先在教会学校使用。传教士利用创办学校作为传教的主要手段,学校需要相应的教科书,甚至“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1877年,教会学校有了专业化的教科书出版机构——益智书会,同年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大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这是一个专门负责编辑出版和选用教科书的教会出版机构。当时出版和选用的教科书一部分是益智书会自己编辑出版的;另一部分是其他出版机构已经出版的西学著作,包括算学、博物、天文、地理、化学、植物、动物、心理、历史、哲学、语言等学科。传教士们选用教科书的原则是内容浅明易懂,编排体例由浅人深,适用于学校教育。教科书除了供教会学校以外,还向各地的传教区赠送。在1897年中国开始自编教科书之前,晚清各类新式学校采用的教科书绝大部分为教会机构所出版,其中主要是通过益智书会选用或出版的。益智书会的教科书不仅惠及了新式学校的学生和当时的知识分子,且对国人自编教科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不过,教会教科书的缺陷也一目了然:内容上,注重自然科学而轻视社会科学,出版体系并不完整;在编辑队伍中,传教士再怎么号称“中国通”,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知识结构仍存在着隔膜。因此,教会教科书虽然开创了晚清教科书的近代化历程,但这一历程的最终完成,则有待于国人自身的探索,尤其是民营出版业的努力。
19世纪90年代后期,国人开始自编教科书的事业,这是起步期的第二个阶段。国人汲取了教会教科书的长处,注重教科书内容的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和生动活泼。1897年,南洋公学设立相当于小学的外院。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合编《蒙学读本》,“蒙学课本,共三编,是为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因为体裁模仿外国课本,这种教科书具有明显的近代色彩。新式教科书的效果,以南洋公学创始者盛宣怀的话说:“外院学堂,令师范生分班教之。比及一年,师范诸生且学且诲,颇得知行并进之益。外院生亦多颖异之资,能专于学。”不过客观地说,这套教科书内容稍显深奥,“印刷则用铅印,又无图画”。1898年,上海三等学堂的创办者钟天纬决定探索一条由浅入深的识字之路,于是自编《字义教科书》,共12册计12个专题,特点是用白话文解释词义并进行组词,这是我国近代首部用语体文编写教科书的读本。同年,在无锡创办三等学堂的俞复、丁宝书、杜嗣程、吴稚晖等人也自编《蒙学读本》共7编,并于1902年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这套教科书作为教学实践的结晶,从选材到内容都经过推敲和检验,内容生动活泼,编排由浅入深,形式新颖多样,适用于小学教学,影响非常大。该书经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审定,先由文澜书局石印,后由文明书局出版。“楷书石印,附有图画,形似内容,均比较美观,故盛行一时。不及三年,已重印十余版;在小学教育界占势力者五六年。”1902年,上海澄衷学堂教员刘树屏深感传统教育违背教学规律,批判传统教材“不责以日用行习之常,而反语以性与天道高远难行之旨,不循循焉师尼善诱之术,而唯束缚以立之威。”于是编辑出版8册《字课图说》,无论从选词到注音释义,还是分类编排,都非常注重儿童心理,注重教育的日常化和生活化。以上这四种教科书表征了国人对新式教科书的最初尝试,他们吸收了教会教科书的长处,探索了一条既尊重传统文化,又尊重儿童教育心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方式,标志着我国近代教科书出版业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从总体上看,这四种教科书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依照,没有现成的规律可依循,所以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教科书出版体系,从而使知识的传授处于零散和被割裂的阶段。
二晚清新式教科书的成熟期
1904年,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横空出世,标志着晚清新式教科书的成熟。它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教科书,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教科书,它有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首先,基本抛弃了传统教育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以近代分科设学的概念统筹出版,科目包括国文、算数(笔算、珠算、代数、集合、用器画等)、格致、化学、修身、地理、历史、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心理学、英文等十余种,学科建制更为健全。其次,按照学制要求来编辑课文,分编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教科书,具有近代学制概念。时人评价道:最新教科书这种按学期制度编辑的方法,“实开中国学校用书之新纪录”。再次,它有教授法,即配合课本教授用的、与每学科、每册课文相适应的教授法用书。这是以前所有教科书都匮乏的。最新教科书自1904年开始陆续出版,仅初、高小就有11门32种156册,是当时我国小学教科书科目最完备的一套课本,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为近代中国从学塾制的教学转入学校制的过程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
综合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各方面的情形,可以看出它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知识界、社会变动的必然结
果。具体有如下两个因素:
首先,最新教科书的问世离不开张元济、高梦旦等近代启蒙人士的群策群力。张元济等人加盟商务印书馆,标志着商务印书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运营机构,而是普及教育、改良社会的一个思想启蒙重镇。商务的创始人夏瑞芳以经营印刷业起家,当他向编译出版业迈进时,他找到了张元济。张元济是戊戌维新时期的启蒙人士,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重视新式的教育事业,吸纳西方的教育理论,并有意借助出版新式教科书的东风,大力推进新式学堂的建设,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改良。据粱长洲的回忆:“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教科书的起因是张元济先生对当时市上通行各种教科书质量不满意。他在辛丑年底致友人论学校书里明确地提出了应把注意力从办高等教育转移到普及初等教育,并指出当时各种课本不合教育原理,应请懂教育有学问的人编新的课本。”最新教科书问世之前,商务印书馆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本馆延请海内外通人名士,研究教育问题。……乃合群力、集众智、商榷体例、搜罗材料。”自1901年下半年起,商务请杜亚泉编了国文教科书《文学初阶》六册;1903年5月,张元济聘请爱国学社的教员蒋维乔、庄俞、徐隽等人编撰新式教科书;1903年冬天,张元济聘请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高梦旦进入编译所,主持教科书的修订工作。高梦旦在日本留学期间,考察了日本维新事业,他认为日本维新成功的根本在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小学这个基础。在与张元济交流时,“谈及小学教育和编辑小学教科书之重要,两人十分投契”。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在解释新式教科书编辑的缘起和编辑大意时,开宗明义地点出新式学堂建设成效微弱的根源:“我国仿西法设学堂,迄今几四十年而无明效大验者,弊在不知普及教育原理,无小学以立之基,无国文以植其本。贸贸然遽授以高尚学术、外国文字,虽亦适救时之用,而凌乱无章,事倍功半。所以行数十年而不得大收其效也。”因此,商务编辑的最新教科书,根据儿童教育学的原理,编辑方式“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已知及未知,按儿童脑力体力之发达,循序渐进,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常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庶几拾级而登,无或陨越”。可见,商务编撰的最新教科书,贯彻着张元济等启蒙人士对儿童心理、儿童教育的先进理念,承载着他们意图通过教育来改良社会的热望。
其次,编撰的最新教科书,是对晚清以来涌现的众多新式教科书的扬弃。新式教科书亮相于晚清,源于教会学堂教科书的示范,兴盛于新式学堂的创办。新式学堂的创办则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变动的结果,尤其是教育领域改革的结果。士大夫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如张之洞、盛宣怀、廖昌丰和江标等省级官员,开始改组书院和创办新式学堂。新式学堂起初是零星的,而在1895年以后数目日渐增加,新式教科书应运而生。从近代中国第一本稚嫩的新式教科书——南洋公学外院的自编教科书,到无锡三等学堂的蒙学读本,再到商务印书馆成熟的最新教科书,小小一本教科书,既是新式学堂进行新式教育的迫切需求,更体现了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课程体系的变动,即在“实学”的名义下接受西方知识。“西方知识在实学的名义下得以在新课程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件事标明西方思想在传统的思想价值领域已被承认占有一席之地。”
西方知识在实学的名义下在新课程中占有突出地位,具体表现在如下两点。第一,在教科书中,扩大了教育内涵。南洋公学外院的自编教科书开篇并不鼓吹伦理道德,而是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1901年,南洋公学师范院修订了自编教科书,在编辑大意中明确指出了教科书借鉴西方教育观念,纠正了中国传统蒙学只重德育的教育偏见,兼顾德育和体育的编辑意图。在六十课的故事中,“属德育者三十,属智育者十五,属体育者十五。”即使教科书中保留着伦理道德教育内容,但编者在取材上也有所变化,他们不再从传统典籍中寻找素材,而是主要编译西方的作品。因为“如二十四孝之类,半涉迂诞,尤不足以为教,故概不登录。凡所捃拾,大半译自西书,略加点窜”。扩大教育的内涵在文明书局出版的无锡三等学堂的教科书表现得尤其突出。三等学堂经五年时间共编成七编,“前三编,就眼前浅近事物,引起儿童之兴趣。四编专重德育。五编专重智育,采辑子部喻言”。最新教科书借鉴了前人的有益探索,也根据德育、智育和美育的教育要点,精心选材。“一、本编德育之事,注重家庭伦理,使儿童易于实行。一、本编智育之事,只言眼前事物,不涉机巧变诈,以凿儿童之天性。一、本编颇重体育之事,以振尚武精神。”第二,教科书引入西方近代科学,强化了分科意识。比如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格致教科书中,在第一课释格致中指出:“就天然之现象,以窥其真迹,日观察。从器械作用之现象,以得其佐证,日试验。合观察试验,以为物理之研究,日格致。”文明书局崭露头角之日,正是日译教科书风行之时。诸如动物、植物、卫生、体操等科目的教科书,是传统社会匮乏的,文明书局通过学习和改良日译教科书,出版了适合中国儿童使用的近代教科书,较为系统地在教科书中体现了近代分科思想。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更是门类齐全,初小教科书包括国文、格致、算术、修身、笔算、珠算入门和地理7种,高小教科书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理科、算术、珠算、修身、农业和商业共9种;中学教科书则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代数、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等11种。
三晚清新式教科书与白话文的关联
晚清以来的新式教科书有一个迥异于传统蒙学读本的特点:那就是编者们无一例外地注重文字的浅显化,新式教科书的文字从浅明的文言过渡到白话文。从近代新式教科书发展历史上看,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正处于承上启下的过渡期内。一方面,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继承了晚清以来新式教科书的创新之处,尤其是前人在编辑课文内容时的做法:采用简单明了的文字,以适应儿童的理解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确立了文字简明化和生活化的方针,并且将这种方针贯彻到底,日后的教科书必然会采用白话文。因为只有白话文才是最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语言。所以当有识之士批判商务最新教科书采用的浅明文言尚有弊端,需要对教科书的文字进一步改革时,他们实际是按照最新教科书确定的方向前行,只是他们尚不自知罢了。
为什么在新式教科书中采用浅明的文字?当时的编者主要出于两个角度的考虑。第一是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新式教科书的编辑认为,传统中国的语言与文字相分离,即口头语与书面语判然两别。对启蒙阶段的儿童来说,他熟悉的是日常生活的语言,由于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很难理解书面语的意义。书面文字
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大障碍,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越过这个障碍。1901年,南洋公学在编辑大意中阐明:“我国文字语言,离为二物,识字之所以难也。其文序与语次相歧者,……童子尤难领悟,是编专取文语同次者,凡倒装语法,及文中所有,语中所无之字,概不阑人。”编者的解决方案是:教科书中的文字和语言相一致。商务印书馆的编者们也指出:“七八岁未经受教之儿童,脑力薄弱,思想简单,忽授以与言语毫不相涉之文字,其困苦万状,殆不可以笔墨化。”于是最新教科书中阐明:“本编虽纯用文言,而语意必极浅明,且皆儿童之所习知者。”商务印书馆蒋维乔说:“教科书之形式、内容渐臻完善者,当推商务印书馆之《最新教科书》。…在白话文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蒋维乔只指出了最新教科书的形式与内容的完备,其实更重要的是文字的创新,即浅明文言的使用,包括采用简单的文字,使用和语言一致的文字等等。第二是从教育目标的角度。晚清以来新式教科书的编辑者,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者,其目的明确:教育的目标是要普及知识,改良社会,与此目的相违背的做法必须要舍弃,比如使用文言文。因为“泰西之读本,为科学(即天文地理之学)之管钥,亦笔札之资粮。过雅过俗,两不适用”。以媒介学者麦克卢汉的话说,媒介即信息。文言文不能表达新知识,甚至与新知识相冲突。所以舍弃古雅的文言文,适用浅明的文字,这是时代的要求。如果继续用文言文,“也只造就少数勉强能文的高材生,跟所谓国民教育相差太远”。如果要造就适应时代的新人才,必须用简明的文字传播西方知识。这是编者们从儿童心理学、教育学摸索出的必然规律,也是教科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什么最新教科书使用浅明文言尚且不够,日后的教科书仍需进一步改革,乃至于使用白话文?吴研因批评“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的文言,虽然比蒙学读本、蒙学课本的文言,简明了些,但是要儿童了解,仍是很不容易”。在他看来,最新教科书采用了浅明文言并风行一时,但浅明文言依然是文言,不能克服文言语意烦琐的弊端。于是吴研因等人在江苏苏州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实行了用白话文自编教材,“后来索性中年级也用白话了。……到了1917年,我亲自主办一师附小的时候,除了高小语文仍用文言教学以外。高小其他科目和初小各科,凡是要用文字教学的,一律改用了白话。”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风起云涌,加之北京教育部竭力提倡国语,于是1920年以后出版的小学教科书,例如商务的《新法教科书》、中华的《新体教科书》等都采用了白话编辑,文言教科书渐被淘汰。最新教科书确立了教科书中选取文字的原则:简明化和日用化。一旦确立了这一原则,文字必然从浅明文言过渡到白话文,因为只有白话文才是真正简单通俗、生活气息浓厚的文字。
这里有一问题需澄清: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提倡“国语的文学”,否认了国语教科书对白话文运动的推动力量。他说:“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白话文运动兴起于1917年,距离最新教科书诞生的1904年已有13年之久,当年的小学生已长大成人,他们天然青睐白话文,不仅大量购买阅读《新青年》等白话文杂志,且在五四运动之后,“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学生为何青睐白话报刊,一方面如胡适所说“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另一方面则是教科书的功劳。
四晚清新式教科书的价值
综观晚清以来的新式教科书,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新式教科书既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需求,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一方面,转型时代的近代中国,由于新式学堂的纷纷创办,为新式教科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新式教育催生新式学堂,新式学堂催生新式教科书,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另一方面,近代的出版人胸怀远大的理想,他们的出版并非单纯的商业活动,而是文化创新行为。新式教科书的受众是少年儿童,这就意味着新式教科书的出版意义深远,它将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于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一代新人。教科书逐渐完备之际,也就是近代教育发达之时,更是近代人才勃兴之日。
其次,新式教科书确立了科学理性的态度。晚清以来的新式教科书非常注重科学理性的启蒙,教科书不但按照现代科学的门类编撰,且学科知识结构本身不断逻辑化和系统化。在内容方面,随处可见诸如“电话、望远镜、汽机、时辰钟、显微镜”等现代发明,同时教科书提倡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和逻辑方法,并引入了大量的科学名词和术语。教科书对科学理性的追求,使得原本沉浸在子日诗云中的学子从皓首穷经的学问之路转向了新的科学天地,培养了学子们的科学精神。胡适那一代的知识精英高度评介商务印书馆的工作,认为“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甚至于“当然比北大重要多了。”
再次,新式教科书促成了民营出版业的迅速崛起。事实上,许多民营出版机构的发生发展都和教科书息息相关。1906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数目共102册,其中民营出版机构发行的就有85册,分别为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和时中书局三家。商务印书馆如果不借助于教科书的出版,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也不可能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作出巨大的贡献。陈叔通说:“商务发财主要是靠教科书。”中华书局1912年以2.5万元开张,以出版发行教科书获得厚利,资金增长很快。以教科书出版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民营出版业,不仅使近代中国出版业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即出版业的中心由教会书局和官办书局转向了民营出版业,同时成为近代经济的重要门类,以自身的繁荣为近代都市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我们将研究的目光投向晚清以来的新式教科书时,无论是在编辑理念、编辑方式,还是内容选择、语言选择以及价值观念上,都能清晰地看到教科书一步步地从科举时代的传统读物中脱胎换骨。晚清新式教科书的发展,对近代社会影响深远,不仅推动了教育变革,同时促成了价值观念的更新。且创建了新的经济门类,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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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历程 篇12
然而, 历史是不可以分割去研读的。在我们即将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 只有全面回顾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艰难探索、追求, 认真总结其间的曲折、教训、经验, 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完善, 使我们的行为更加自觉, 使我们的步伐更加坚实。
一、模式选择的不断完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并巩固社会主义, 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急需解决的中心问题。建国之初,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 除了从马、恩、列、斯等人的著作中获得一些理论知识外, 主要是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学习来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许多经验, 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情况在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之初, 由于缺少经验和当时比较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没基本上是照抄苏联的一些做法。对于这种情况, 毛泽东多次表示要采取辩证的分析态度。他指出:“解放后, 三年恢复时期, 对搞建设, 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 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 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 但总觉得不满意, 心情不舒畅。”实践经验证明, 以高度集权制为主要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过有益的指导作用, 但它的一些弊端也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斯大林工作中的错误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感觉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从1955年年底到1956年初, 毛泽东身体力行, 对我国的工农业情况进行了半年的调查研究。其成果就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篇报告以苏联的经验为鉴,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要解决的五大经济关系和五大政治关系。《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没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这种探索的目的是寻找“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适合中国的路线”。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 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 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 原则和苏联相同, 但方向有所不同, 有我们的一套内容。从总体上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的探索起步是正确的, 有许多闪光的思想, 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这些探索是在肯定苏联模式的基础和前提下进行的, 是针对具体方针和政策上的缺点、失误所进行的探索, 还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认识到苏联模式的总体框架有什么问题。薄一波同志曾经这样总结道:“所以长时间内, 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内做改进、调整的文章, 始终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和“左”的错误思想逐步在党内占据了上风, 这次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索误入了歧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由于极“左”思想路线的长期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了一段短暂的徘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通过总结和思考历史经验, 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 并达到了质的飞跃。这次新探索取得的成果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要通过自己的探索, 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 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新路。邓小平精辟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 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 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 从来不能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 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论述表明了在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新探索。在这些新的思想理论指导下, 中国的经济建设很快走出困境, 实现突飞猛进的增长, 市场经济模式逐步得以完善, 发展逐步趋于健康、科学。为此,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
二、内涵积累的不断丰富
从“四个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的全面实现现代化是世界潮流, 是中国人民百年来的梦想和追求。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现代化、使中国繁荣富强为己任。早在1945年, 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之初, 1954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想, 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四个现代化”的最早表述。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把现代化的内容进一步表述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以后, 毛泽东又提出了现代化的国防问题。到这时, 毛泽东已比较完整地表达出了我们通常所讲的“四个现代化”的内涵。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被三届人大、四届人大所接受, 并成为我们国家在20世纪的奋斗目标。从实质上看, “四个现代化”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现代化内涵的, 是以工业现代化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现代化, 还主要是指技术发展水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诸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 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在不断丰富和全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 实现“四个现代化”, 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 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改变一切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因而是一场广泛的深刻的革命。之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党在实践中明确提出, “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 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 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和谐社会。至此, 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已经完善、科学, 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和奋斗目标。
三、战略决策的不断成熟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发展目标。这既表达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良好愿望, 同时也反映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还很肤浅。
中国的“赶超”战略酝酿于“一五”期间。1955年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要超过美国的目标:第一步, 用大约3个五年计划 (即15年) 左右的时间, 基本建成社会主义, 打下现代化基础;第二步, 用10个至20个五年计划 (即50到100年) 左右的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这一发展目标还是比较谨慎的。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地提前完成, 特别是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 毛泽东同志把发展战略一再提前。1958年, 毛泽东同志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我国在工农业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 可能不需要从前所设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接着, 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了“7年超过英国, 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 使赶超的时间表再次提前, 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旨在使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大跃进”。由于忽视甚至违背客观规律, 再加上3年严重的自然灾害, 我国的发展进入了非常困难的时期, “超英赶美”逐渐地成为空话。
总体上看, 新中国成立的头十几年里, 我们在发展战略上选择了一种以强调数量增长和以外延方式为主的封闭式模式。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缺乏正确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我国制定并逐步完善了分“三步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第一步, 从1980年到1990年, 用10年的时间, 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翻一番,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 到20世纪末, 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80年翻两番,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 到2l世纪中叶, 使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 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 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三步走”战略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吸收, 又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决心用100年左右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 实现现代化的雄心壮志。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辉煌成就已充分证明“三步走”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的国情的, 它正确地反映了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进程。
党的十六大以后, 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的认识更加成熟, 审时度势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方针。这不单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总结, 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发出的一个提示, 是对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认识上的不断深化, 亦是执政党决策思维不断成熟的过程,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发展就是硬道理”再到科学发展观,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党的决策思维正在走向理智、走向科学、走向成熟。这是我们国家的幸运, 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中国必将在正确决策的幸运中崛起。
摘要: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 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 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迈入了一个新时期。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 在现代化模式、内容、战略目标等诸多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现代化,探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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