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

制度转型（精选12篇）

制度转型 篇1

一、中国模式的形成

2008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非常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中国同时实现了经济体制平稳转轨和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是中国正确选择了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推行了增量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以渐进改革为主要发展战略, 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渐进式改革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保持了10%左右的快速增长, 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 综合国力显著提高, 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 从而形成了“中国模式”。

在三十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 中国为了发展经济, 增强综合国力, 应对全球化挑战, 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从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文化领域扩展和推进, 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户籍体制、基层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改革都在有条不紊地逐步推进。政府把改革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与基层自下而上的创造积极性结合起来, 通过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 校正改革的步骤, 使改革在不断深入的同时也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中国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 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展开, 都凝聚了很多基层创造的改革经验。在探索过程中取得的弥足珍贵的经验,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实现国家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方略。

二、中国模式的特点

1. 制度的内生性与移植性相结合, 坚持独立自主的改革发展策略。

一个国家良好的制度安排应该是内生性与移植性的优势兼容并蓄。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规则可以从国外发达国家移植过来, 例如,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就参考了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规则,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制度创立的成本。但是在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 从外部引进的制度与本国的文化传统和文明习惯之间肯定存在着冲突, 诺斯曾明确指出:“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 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 私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实绩低下的灵丹妙药。”

2. 中国模式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

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 只有经济迅速发展, 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是不能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 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 全球背景下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相协调, 最终促进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在中国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 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并加进了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改革开放之初, 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设计了三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党的十六大根据中国2000年人均GDP比1980年翻两番的事实, 把中国从2000—2020年的社会发展目标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 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性和创新性以及市场主体转轨的渐进性。

逐步明确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 这是适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发展体制。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在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中, 中国经历了艰难的体制探索:从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最后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然后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把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救出来, 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目标;1992年后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逐渐多样化,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等理念随之而生, 制度创制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逐渐扩展。

在市场主体培育途径上, 先培育非公有制经济市场主体, 使之充当市场经济的排头兵, 然后推动公有制经济改革, 促进公有制企业逐渐走向市场, 向市场主体转变;另一方面, 公有制经济企业向市场经济主体的转变也经历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 具体来说, 经历了放权让利、责任制、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等多个阶段。

4. 坚持在市场调节基础上国家对经济进行符合发展目标的有效的宏观调控。

计划和市场均是配置资源的手段, 它们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 又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同时坚持国家对经济进行符合发展目标的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不是万能的, 市场失效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容易发生, 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是克服市场失效的必要手段。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同时始终维护政府的强势地位, 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从而达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协调发展。

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过程中先采取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双轨并行, 然后双轨价格向单轨市场价格转变。中国通过渐进式价格市场化改革, 实现了价格市场化与市场供需均衡的匹配, 实现了与整体经济体制演进进程的匹配, 实现了与国家宏观调控方式的匹配。

5. 立足充分动员开发国内资源基础, 灵活多样利用外资, 改革开放同步进行。

中国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紧密相连的, 对外开放的进程与渐进式改革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在改革和开放同步进行的过程中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在改革推进上由易到难, 包括在改革重心上, 先在农村取得突破, 再逐步转向城市;在所有制变革上, 首先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再逐步变革国有经济的具体体制和机制;先改革商业流通体制, 再逐步深入到财政、金融、税收、投资、人事等体制。二是在开放区域及领域上由点到面, 由单一到多方位, 如对外开放区域先在沿海四个特区试点, 再扩大到沿海14个开放城市, 再逐步深入到整个沿海和中西部;开放领域则经历了从贸易到投资, 再到经济技术、金融等领域逐步深化的过程。

资金、技术、人才严重短缺是后起的国家碰到的突出问题, 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 中国在三十年的发展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从战略理念、政策上鼓励国内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以及其他合作经济充分发展, 使得国内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实行逐步扩大的开放政策, 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人才、外国管理经验及知识。中国灵活地运用了经济特区、开放区、开发区等方式, 利用国外资源只是用以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并未动摇社会主义基础。

6. 在区域发展战略上, 实现非均衡发展战略到均衡发展的完美过渡。

在发展过程中, 效率和公平是同等重要的, 必须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 从根本上说二者不可偏废。中国是一个大国,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能动员的资源是有限的, 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在此条件下, 中国先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东部地区, 待东部地区取得较大发展后, 再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最终实现整个国家的均衡协调发展。在扶持局部地区发展起来之后, 政府调整战略, 把效率和公平摆在同等位置, 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施必要的政策性倾斜, 避免财富和权力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 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实践已经证明, 并还将继续证明, 这是一个成功的战略。

三、反思中国模式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重新检讨、反思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在肯定中国模式种种鲜明的特点、总结其经验的同时,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模式存在的各种严峻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还主要停留在粗放型阶段, 高消耗、低产出, 环境污染比较严重,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三农问题, 尤其是农民工问题, 大量的农民工生活得不到保障, 没有养老金、医疗保险, 更没有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甚至在牺牲他们健康的前提下换来经济的增长。在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中, 寻租现象是个无法解决的客观事实,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不断发展中的中国模式得到了应有的肯定和评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2004年曾撰文论述中国发展模式的国际意义, 她认为, “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和国际矛盾的经验, 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 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的垄断的参考。”

中国模式需要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发展和完善, 中国模式续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 丰富了人类大家族的思想和实践, 我们坚信, 中国模式的未来也必将辉煌。

参考文献

[1]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希望——西方学者论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与实践[J].参考消息, 2004-06-10.

[2]田春生.中国模式:如何理解——从制度转型的视角[C]//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3]黄平, 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4]赵海均.1978—2007年中国大陆改革的个人观察[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5]俞可平, 黄平.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6][美]杰弗里·萨克斯, 胡永泰, 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0-2001.

[7][日]青木昌彦.制度及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双重性[J].中国经济时报, 2002, (4) .

[8][美]马丁·哈特—兰兹伯格, 保罗·伯克特.解读中国模式[J].庄俊举, 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2) .

[9][俄]季塔连科.论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J].远东问题, 2004, (5) .

制度转型 篇2

重构社会道德标准，重塑道德约束力量，要以政府法治和干部作风建设为引领，把权力关进制度和道德的双重牢笼

当前，社会上多个领域存在失德失信现象，引发了各个层面的公开讨论和普遍焦虑。有些属于公德的沦丧，比如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问题，以及范跑跑、小悦悦等事件；有些源于公权力的失范，比如时有发生的“萝卜招聘”、暴力拆迁等。除了公民素质修养、经济发展程度、社会风气熏陶等因素外，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原因：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历史背景。

从上世纪的改革开放开始，我国进入了革故鼎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原有道德约束体系逐步消解，新的体系还在建构形成之中，社会公众承受着因二者的冲突撕扯而带来的种种不安，容易产生焦虑、功利、浮躁、极端的社会心态，导致不同程度的权力失控、规范失灵、道德失范、社会失序问题。

其实，不论哪个历史时期，也不论哪个国家地区，每逢重大社会转型时期，都难以避免这种道德阵痛。它不是某一时期特有的社会现象，而是贯穿于人类社会改革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也曾感慨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痛斥“三代之政”不存。在晚清王朝的近代转型过程中，李鸿章预见到“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人心、制度和道德的冲击与破坏无法想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香港地区在从转口贸易港向商业大都市的转型中，经济高速发展伴生着严重贪腐，官商勾结、中饱私囊、行贿受贿等现象比比皆是。局势之严峻，最终促成了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转折时期，也产生了诸多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引发了大规模工人运动和所谓“进步主义”运动，才有了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出台与完善。可见，转型期的道德冲突，蕴含着重建契机。更何况，尽管有经济转轨对传统价值的冲击、社会转型对道德评价的调整，但一些是非曲直的基本标准始终存乎人心。虽然有“小悦悦事件”的悲愤，也有“最美妈妈”的感动；虽然有令人不齿的“毒奶粉”制造者，但也涌现了“油条哥”等社会良知守护者„„事实上，道德的天空中，依然群星闪耀。因此，对当前的道德危机，要客观理性看待。不刻意夸大其危害程度，不无端怪罪于社会制度，更不要对社会改革的前景丧失信心。

消除转型时期道德阵痛，则要坚持道德建设的制度取向。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党风政风影响社风民风，重构社会道德标准，重塑道德约束力量，要以政府法治和干部作风建设为引领，把权力关进制度和道德的双重牢笼。要面向全社会做好这项工作，特别是抓好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先进模范等重点人群。

文化是制度之母，要注重发挥文化在制度建设中的指引和滋养作用，在多元多变格局中确立主流道德标准和核心价值体系。最关键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军队院校教育转型政策制度研究 篇3

一、完善任职教育学员“选、调、训，用”政策制度

(一)健全生长干部任职教育学员选送机制

近年来，我军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比例大幅增加，面向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招收生长干部的规模显著扩大，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任职教育任务逐年加重。但由于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学员选送机制不规范，造成初级任职培训生源质量相对偏低，大多数学员毕业于非重点大学，新成立或升格的本科院校毕业生比例偏高；毕业专业庞杂、对口率较低，基础参差不齐，与接收高水平地方高校毕业生，提高生长干部质量的初衷背离，对院校教育转型造成了一定影响。

要建立资格准入制，对毕业院校类型、专业类别、学习成绩、综合表现进行严格规定，提高专业对口率，决不能以牺牲质量保证数量，确保招收学员质量不低于军队院校学历教育平均水平。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每年对招收学员基本资料进行逐级统计上报，总部根据接收单位和院校上报数据，组织审核评价，向全军通报有关情况，表彰、训诫接收工作先进和落后的单位，增强“人才战略工程”的群众性。要实施阳光操作，完善国防生遴选、国防奖学金发放等扶持政策的实施办法，配合有关地方高校，抓好国防生教育，使真正立志国防建设、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地方大学生进入国防生教育体系，确保生长干部任职教育学员质量。要创新招收办法，可按照逐级上报需求、总部统一协调、院校自主招生的思路，将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学员招生任务赋予院校，由院校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在总部统一计划内组织招生、培训，再分配到相关部队任职岗位，强化院校教育质量的责任感。

(二)健全干部轮训学员调学机制

必须进一步健全调学机制，切实解决干部轮训中的突出矛盾。要进一步加大任职教育宣传力度，将干部受训率作为部队建设评价的重要指标，使各级党委充分认清干部继续教育的重要意义，正确处理好正常业务工作与支持干部入学培训的关系，增强部队送学的积极性，克服工作困难，舍得把急需人才、优秀人才选派到院校培训。要把干部送学情况，作为部队落实“人才战略工程”的重要指标，适时总结讲评，及时防止和纠正出现不调、偏调、盲调干部入学等现象。要实行强制培训，将入校受训作为干部的基本任务，营以下干部和各级机关不定等级干部，每五年必须到院校进行本专业相关培训一次以上。要健全干部轮训档案，记载干部培训经历，作为选拔任用的基本依据。

(三)健全任职教育学员激励机制

要逐步推行生长干部任职教育学员双学位制度，授予达到一定标准的学员军事学双学位，对于获得双学位的学员，并在不提高定职基准起点(本科生副连、硕士研究生正连、博士研究生副营)的前提下，由部队根据其履职情况，予以指标外提前一年首次晋升的政策奖励。要实行生长干部任职教育淘汰制，按照3—5%的比例，由院校直接实行强制性末位淘汰，打破学员入伍即“进保险箱”、“捧铁饭碗”的传统思维，切实保证生长干部质量。要把入校培训纳入干部任期考核，一职任期内(含正职和副职)不参加本专业院校培训，或在校学习表现较差者，不通过考核，不予晋升，增强干部学习积极性。

(四)健全任职教育学员训任机制

任职教育是为岗位任职而实施的教育。训为任、训为提，是任职教育制度设计的核心。

为促进任职教育健康发展，增强学历教育院校教育转型的积极性、主动性，必须协调好训与任、训与提关系，严格落实《现役军官法》，改革干部任职、提升制度，建立完善配套的训任机制，实现训任紧密结合。要逐步把培训作为干部任职、提升的先决条件，使培训真正成为军事人才成长的关键环节。要针对初、中级军政后装干部和机关不定职级干部训任相对不落实的现实，加大制度落实力度，巩固军事人才金字塔的“塔基”。要采取有效措施，对任而未训、提而未训的干部，加大送学和培训力度，积极营造训任结合、训提一致的氛围，创设任职教育发展和部队人才建设的良好环境。

二、完善任职教育师资“引、留、训”政策制度

(一)完善教员引进政策

一方面，根据新体制编制，学历教育院校均编配一定比例的非现役文职教员，承担通用文化基础和学科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任务。这一体制，从理论上讲是十分必要和合理的，有利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吸纳普通高等教育优秀师资，提高军队院校教育质量。但是，从国情、军情、校情现实来看，国家普通高校教师总量相对不足，优秀师资资源竞争激烈：军队院校教职员工工薪福利待遇执行全军统一标准，大大低于国家普通高校，在非现役文职教员无军人荣誉感、责任感的精神支撑情况下，师资力量主要依托物质待遇支配资源配置，军队院校职能分工不同，少数以基础学科、工程技术学科为骨干专业的院校比大多数以军事学科、文史哲管军事应用学科为骨干专业的院校，容易获得高附加值科研项目，便于开辟军地双重经费筹措渠道，能够为师资建设提供相对强大的经费支撑。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军队院校非现役文职教员聘用困难重重，部分院校举步维艰，不仅影响了学历教育质量，也使得院校不得不在编制上对基础学科实行适当倾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任职教育力量。为此，必须立足国情、军情实际，配套完善非现役文职人员聘、用、管、保等政策，使院校能够操作实施，保证教学工作正常展开。

另一方面，学历教育院校教育转型，急需引进适当规模的部队优秀人才，充实教员队伍，改善师资结构。必须建立配套的法规，把院校教官制与部队领导干部任用结合起来，在院校设立一定数量教官岗位，专门用于教官聘用，将教官制度由指挥军官拓展到参谋军官，不仅可聘用指挥员，还可以聘用经验丰富、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各類机关干部，使全军院校均受益；畅通教官由部队到院校再到部队的流动渠道，对教官任用作出法规性规定，使优秀教官能够优先提拔、破格提拔到部队领导岗位，把院校教官制作为优秀人才选拔培养的重要环节，以两年为基本任期，任期结束必须任用到原部队原职或更高职级领导岗位，实现优秀军事人才有序流动、优先任用。

(二)完善拴心留人制度

近年来，学历教育院校适应教育转型需要，逐步加大了面向部队选调教员的力度，引进了一定数量的部队干部担任教员，很大程度地优化了教员队伍的经历结构，促进了任职教育质量的提高。但是，选

调的部队干部教员相对院校教员整体水平，学历偏低、职务偏低、年龄偏大，同时涉及家属工作、子女就学、住房置换等问题，而且调到院校任教后，就面临转业的现实，相当一部分实践经验丰富、教学组织协调能力强、有专长的部队调任教员难以保留。在院校自身营造拴心留人氛围的同时，更需要上级给予拴心留人政策，为保留優秀人才提供保证。要结合院校教育工作实际，适当放宽转业限制，从政策上规定，在年度考核合格的情况下，从部队选调的教员，十年内一般不安排转业。要适当缩短职称晋升进程，将部队调任教员在部队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时间，按一定比例折算为从教年限，在通过新教员资格认证后授予教员职称，根据教员任职时间与部队专业岗位任职时间，综合认定其初职、中职任职时间，加快部队调任教员成长，体现公平与效益，稳定教员队伍。

(三)完善教员培训制度

把院校教员任职教育，纳入军队院校训练任务规划，加强教员继续教育的组织。严格落实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培训制度，把相应职称培训作为职称晋升先决条件，不训不晋。完善新教员集训、教研室主任集训、导师集训等制度，院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定期组织教员集训，做到新教员不训不任，教研室主任、导师任后即训。着力抓好教员代职训练，各总部要把所属院校教员代职纳入干部代职计划，通过指令性计划，全局协调部队和院校，为院校教员代职提供可靠保障，实现院校教员代职训练制度化、经常化、正规化，院校要将教员代职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整体规划，每年选派10—20%的教员赴部队代职，积极培养理论实践复合型教员，要积极开拓教员代职渠道，加强与部队联系和协作，依托部队建立代职基地，有计划地安排教员进行短期岗位见习(1—6个月)和任务型代职(完成部队院校协商确定的某项工作)。

三、完善任职教育教学与保障政策制度

(一)归口培训任务计划

任职教育种类繁多，培训任务下达政出多门，有些班次重叠交叉。目前，院校承担的任职培训任务，除总政调学计划外，还有总部各业务部门、各军区(军兵种)甚至国家有关部委根据业务建设需要委托院校培训的班次，且各班次一般主要集中于4—6月份和10—12月份，院校立足于主动服务，有任务必训，组训、保障比较困难。而且个别班次培训内容相同、规模不大，但下达任务主管部门不同，必须分班教学，加重了院校教学、保障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培训质量。

必须规范培训计划程序，严格按照训练任务规划，统筹计划，科学安排，把学历教育院校的任职教育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要理顺任职教育任务分工，总政主要负责按照训练任务规划宏观把握各院校、各专业任职教育总量，并向院校下达中高级干部任职教育计划；将干部轮训纳入专业训练体制之中，总政将干部轮训计划下达到各总部、军区(军兵种)训练部门，再由各大单位将专业干部轮训任务合理安排后，下达到院校承训。

(二)规范任职教育保障机制

任职教育学员层次高、培训规格高、教学标准高，对教学基本设施和资源的要求明显高于学历教育，应该给予更大的教育投入。目前，总部虽然不断加大任职教育投入，但由于训练经费总额较低，只能保障中、高级培训重点，承担大量初级培训、师旅团参谋人员轮训的学历教育院校保障相对滞后。在学历教育院校教育转型中，培训任务层次多，尤其是干部轮训在校学员定额不多，但不同班次同时施训，培训量累积叠加，造成教室、实验室、园区网、训练场等教学设施和宿舍、餐厅等生活设施整体条件相对落后、承训能力相对紧张。

因此，必须下大力规范任职教育保障机制，根据任职教育教学、训练、生活等特点和要求，建立保障标准制度，规范教育投入和保障；规范任职教育生活保障，尤其是针对任务较多的1—3个月的任职教育，明确学员不转供给关系情况下的生活保障方式方法，为院校搞好保障提供政策依据；加快院校教学装备更新步伐，扭转学历教育院校教学装备远远落后于部队装备平均水平的现状，提高科技含量，确保院校教学装备与部队主战装备、新装备同步发展，为提高任职教育质量奠定物质基础。

(三)完善院校部队协作机制

院校教育离不开部队支持，部队建设同样依赖于院校支撑。尤其是在教育转型中，院校迫切需要部队的人才、经验和环境。院校和部队均有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需求和愿望。由于协作机制不健全，院校部队的交流合作渠道不够畅通，协作效益还不够明显。要进一步完善院校部队协作机制，畅通合作渠道，从制度上增强部队协助院校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切实解决院校教员代职、学员见习、观摩演习的困难，推动院校部队互借平台、共享资源、互利双赢。要探索院校部队联教联训机制，促进院校教育与部队训练有机结合，积极协调组织院校部队一体化训练。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制度转型 篇4

1 土地储备制度产生的背景

1.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摆脱贫困、解决温饱、走向小康,改革开放以来的无数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只有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久繁荣。土地作为一种极其特殊的生产要素具有自然经济双重属性,其市场结构由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资源的占有形式两方面共同决定。我国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但是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却尤为稀缺,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需要国家对土地进行完全垄断才能保证稀缺的公共物品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利用与有效配置。当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失灵时,政府必然使用那只 “看得见的手”对稀缺公共物品进行分配,实现宏观调控的政府职能。也正是基于这种国家对于土地完全垄断的倾向,土地储备制度才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我国范围内的推行显得迫在眉睫。

1. 2 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的相伴产物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明确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由此拉开了影响深远的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的序幕。伴随着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过程的是数额庞大的改制资金需求,下岗职工的安置补偿、生产技术的转型升级以及国有企业的减债增资都需要资金支持,然而国有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商业银行不愿发放贷款、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有限。受制于土地交易市场的不健全、土地交易信息的不完全,占国有企业资产很大比例的土地资产在变现过程中困难重重,改制重组的国有企业急需一个有效平台以实现这一 “惊险跳跃”。在此背景下,土地储备制度应运而生,作为促使国有企业土地资产 “重生”的制度创新,在解决国有企业现有困难、缓解地方政府资金压力的同时,也通过对国有企业土地资产的开发整理、上市交易最终实现了土地资产的价值增值与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1. 3 招拍挂土地出让制度的现实需求

2002 年国土资源部通过了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从而建立了我国国有建设用地的“招拍挂”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实行这一制度的前提条件就是政府要垄断土地出让的供给。由于我国土地供给制度几经变迁,现存国有建设用地存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产权不清权属不明使得存量土地的开发再利用难上加难。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出让从建国初的 “无偿、无限、无流动”到如今的 “有偿、有限、有流动”, “三无”变 “三有”的过程中许多单位和企业往往钻政策漏洞,自行处置已有土地资源,绕开政府进行土地转让或出租。国有企业在土地供给市场的这种供给行为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成为事实上的多头供给土地,扰乱国有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完全垄断。故此,政府为了垄断国有土地一级供应市场,需要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加大存量土地的开发再利用,实现有限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

2 土地储备制度的发展阶段

( 1) 1996 年,第一家土地储备机构在上海成立,随后各地的土地储备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如今全国各地已有上千家各级土地储备机构。各地土地储备机构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以及国内发达城市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纷纷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土地储备制度。纵览全局,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经历了由地方政府试点探索到向全国推行并最终立法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鲜明发展脉络。

( 2) 1996—1999 年,是土地储备制度的探索发展阶段,其代表事件是上海、杭州等地纷纷建立土地储备机构。1996年11 月上海市土地发展中心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针对土地的储备开发机构,旨在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实现政府对土地供给的宏观调控。1997 年7 月30 日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成立,同时建立了土地收购储备管理委员会,其建立初衷是政府为解决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土地资产变现问题。随后,南通、青岛、武汉等地纷纷成立各地土地储备机构。

( 3) 1999—2003 年,是土地储备制度的全面推行阶段,其代表事件是 “杭州经验”的推广。从全国土地储备机构的工作目的来看,各地开展土地收购储备工作主要是为了实现集中土地供应、调控土地市场、推行 “招拍挂”土地出让制度,并以此提高土地利用收益、盘活国有企业土地资产、筹措城市建设经费。就各地具体实践经验来看, “杭州经验”的推广,使得数百城市成立土地储备机构,开展土地储备工作,在盘活国有企业资产、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等方面具有一定积极影响,但面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快速增长需求各地在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等方面成效有限。

( 4) 2003—2007 年,是土地储备制度的立法建制阶段,其代表事件是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出台。在这一阶段,各地土地储备机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土地调控中出现了建设用地总量增长过快、低成本工业用地过度扩张等问题。针对土地储备制度实施暴露出来的问题,2006 年国务院以通知的形式明确要求加强国有土地储备管理,建立土地储备资金财务会计核算制度,2007 年出台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从国土、财政、银行三部门职能范围出发对土地储备工作予以规范。由此,土地储备制度正式确立,土地储备中心具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

( 5) 2007 年至今为土地储备制度的规范完善阶段,其代表事件是政府各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出台。从2007 年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出台,到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及银监会联合出台 《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土地储备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从1996年上海市土地发展中心的建立到历经十余年的全国各地的实践检验,土地储备制度有效解决了原先土地无偿使用制度下留存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为政府培育土地交易市场、规范土地交易行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土地储备制度的现存问题

3. 1 土地储备中的政府定位不清

在全国各地土地储备制度实行的现实情况来看,土地储备中心往往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经由政府授权行使政府职能,另一方面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而从事企业经营活动。既是 “裁判员”又是 “运动员”,双重职能在政策黑箱中运作往往引来诸多争议。单就土地储备中心的政府职能来看,土地储备中心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追求社会公平。反观土地储备中心的企业职能来看,又要求土地储备中心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益。在同一时空下,土地储备中心受困于这双重角色的限制,举足不前难以取舍。

3. 2 土地储备中的收储范围扩张

土地储备的收储范围在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中已有明确规定,要求土地储备来源为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收购的土地、行使优先购买权取得的土地、已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批准手续的土地以及其他依法取得的土地。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土地日益成为地方政府获取收益的主要渠道,相应地土地储备制度也逐渐发生变化,收储范围不断扩大化,即由最初的以土地回收和土地收购为主,转为以土地征收为主。无论是国外土地储备经验的借鉴还是我国建立土地储备制度的初衷,均要求储备土地以存量建设用地为主。但在日益增长的土地需求面前,各地土地储备中心难以经受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收储土地中新增建设用地比例不断增加,大多数在50% 以上,更有甚者超过80% 。法律条文本身的模糊性以及征收制度中的地价补偿,使得收储范围严重扩大,土地储备制度偏离建立时的初衷。

3. 3 土地储备中的资金筹措困难

土地储备,由于其项目体量较大,运作周期较长,对于资金需求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无论国内外每个城市在土地储备制度建立的初期都曾遇到资金筹措困难的问题,有的城市顺利化解矛盾,有的城市因此陷入僵局。就我国大部分城市土地储备机构的运作机制来看,政府前期投入是主要来源,但是资金量较少,其他融资渠道又以单一的银行贷款为主。而银行贷款不仅存在着财务成本较高的问题,还存在着贷款期限与储备土地的运营周期不配套的问题。为了偿还巨额银行贷款,不少地方土地储备机构沦为银行家的“奴隶”,受制于银行还贷压力,被迫违背土地市场规律,过度过量供给土地。

3. 4 土地一级市场未完全垄断

提高政府对于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是实行土地储备制度的目标之一,但在现实实践中,土地这一具有显著稀缺性的公共物品在 “看不见的手”失灵的情况下并没有得到“看得见的手”的有效调控。各地土地储备机构虽然建立了相应的土地储备制度,但对于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极为有限。究其原因来看,是由于各地土地储备中心并没有完全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在收购方面,除了各地土地储备中心,旧城改造办公室、建设委员会等部门均能够对国有存量土地进行回收。在出让方面,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满足城市建设的大量资金需求,采取以土地换资金等隐性土地出让形式。收购与出让方面,土地储备机构均没有实现完全垄断,使得土地市场的规模经济难以实现、城市开发建设效率低下、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3. 5 土地储备中的补偿标准较低

纵览现有各地土地储备模式,在征购、回收土地环节均需要对土地以及地上附着物进行一定补偿,但是存在着补偿标准较低、补偿差异巨大的问题。一些土地储备中心贪图操作上的便利性,仅通过几个简单指标就确定补偿金额,使得原土地使用者产生抵触情绪。被收购者的不配合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谈判难度,迫使土地回收周期延长,土地储备成本上升。另外,因为原土地使用者无法具有与土地储备机构相当的谈判地位与能力,被收购者难以言及收益分配的公平有效。而土地储备中心也更倾向选择谈判能力较弱、收购成本较低的土地以寻求更大的经济利润,对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自然无从顾及。

4 土地储备制度的转型路径

自1996 年上海市成立土地发展中心以来,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近20 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大背景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储备制度转型合理路径显得尤为迫切。

4. 1 明确土地储备的管理体制机制

现行土地储备制度往往是政府以委托代理或者授权经营的方式由土地储备中心进行土地储备,土地储备中心兼具政府行政职能与企业经济职能于一身。基于这种单向的垂直委托—代理关系,需要使中央政府、地方土地管理部门以及土地储备机构形成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管理体系。此外,还应解决好由于 “中央统一立法,地方分级执法”所带来的不同层级之间信息传递失真、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

4. 2 制定土地储备的科学合理规划

土地储备制度需要以合理土地供应计划为主导,更需要与现行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相衔接。按照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以中长期土地利用规划为指导,科学设置在时间与空间上均与已有规划相匹配的土地储备总量,从而优化土地储备结构和周期。在科学合理规划的管理与协调下,避免地方政府 “盲目圈地”、“盲目卖地”的短视行为,最终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项目风险最小化。

4. 3 拓宽土地储备的投资融资渠道

针对现行土地储备模式筹资困难的问题,未来土地储备制度的转型需要广开筹资渠道,这样不仅可以增加资金供应的稳定度,而且可以降低投融资风险。具体来看,在土地资源管理水平较高、条件相对成熟的区域,可尝试建立土地基金、发行土地债券等融资方式,解决土地储备过程中的融资难题。由此,逐渐改变原先以地方政府为融资平台的主体、以土地储备为融资抵押物、以银行信贷为主要资金来源的传统融资模式,逐步地通过税收、土地出让金管理等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开辟地方政府新的财政收入来源。

4. 4 强化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能力

土地储备制度建立的初衷即强化政府的调控能力,而政府强有力的调控源自其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因此,对现有土地管理体制进行再次梳理,实现完全垄断一级土地市场是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转型之道。由现有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包括土地收购、储备、出让在内的土地一级市场的运作全过程,真正做到 “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通过政府有形之手的调控,合理配置土地这一具有明显稀缺特性的公共物品。

4. 5 建立土地储备的公众参与机制

由于我国现有土地供应在一定程度上由政府垄断,并且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呈现出管理者替代所有者的趋势,使得土地储备的目标逐渐偏离本质,政策黑箱下 “寻租”行为频发。因此,让政策黑箱在阳光下运行并将土地储备行为置于全社会关注监督之下则成为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必然选择。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土地储备运作过程,加快推行土地储备的信息公开制度,充分保证土地关系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促使土地储备由政府专断向公众参与转型。

摘要：我国土地储备制度从建立已走过20多年的发展历程,成就与问题并存。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对于我国现行土地储备制度进行梳理总结,探究土地储备制度的诞生背景、发展历程与现存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研究结果: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诞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历经探索发展、全面推行、立法建制、规范完善四个阶段,存在政府定位不清、收储范围扩张、资金筹措困难等问题,明确管理体制、制定合理规划、拓宽融资渠道等方式是未来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转型之道。

关键词：土地储备制度,发展历程,转型

参考文献

[1]卢新海,邓中明.对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的评析[J].城市规划汇刊,2004(6):26-33.

[2]马骁,翟婧彤,王振坡.我国土地储备制度转型研究[J].中国房地产,2015(4):24-34.

[3]沈飞.当前土地储备制度发展的问题与建议[J].中国土地,2014(11):33-34.

[4]陈晓芳.我国土地储备制度正当性考辨——以收储范围为视角[J].北京大学学报,2011(9):117-126.

[5]贾生华,张宏斌,金星,等.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模式、效果、问题和对策[J].现代城市研究,2001(3):44-47.

[6]吴次芳,谭永忠.赋予新机制更大活力——对完善土地储备制度的几点看法[J].中国土地,2001(8):21-24.

[7]杨遴杰,林坚,李昕,等.国外土地储备制度及借鉴[J].中国土地,2002(5):36-39.

[8]赵艳华,罗永泰.土地收购储备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5(1):46-49.

制度转型 篇5

摘要：近来，一组组来源于国有企业的薪酬数据，将人们的视野引向了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学者对于我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研究历史已久，成果颇硕。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的主要问题在于：薪酬分配的约束机制不健全；薪酬结构设计不合理；薪酬分配的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过大；福利模式过于单一，福利措施不够人性化等。其原因是：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企业管理观念落后；企业薪酬体系不健全等。基于原因分析，应对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问题需要从国家宏观政策和企业自身健身等多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本文中，笔者在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上，以从个人角度和思路，从问题、原因、对策三方面着手对我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国有企业 薪酬制度 问题 原因 对策

薪酬是指企业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员工的各种劳动报酬及相关收入，广义的薪酬还包括一切非货币形式的福利服务等，它是企业对它的员工为企业所做贡献而给予的相应回报，是调动企业员工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国内对我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研究进行研究的主要两类人员：学者、政府研究人员与企业管理者，这两类人员的研究出发点不同，因而研究成果各有特色，作为学术理论研究的有：国有企业薪酬制度评价研究（孙冰，2005），经济转型时期国企薪酬管理对策（徐小平，2002）；政府研究人员与企业管理者立足于管理实践与政府政策的研究有：广东省国有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刘伟清，2005），国有企业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革举措（丁红梅，2003）。综合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的研究其基本思路是摆出现状、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当然也非完全如此。丁红梅提出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应遵循的原则：报酬与绩效挂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固定收入与风险收入相结合。李冬梅则总结了国有企业薪酬改革成功案例的经验，诸如关注原薪酬体系中的焦点问题、岗位评估方案要与员工沟通等。孙冰则对国有企业薪酬制度评价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一、我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

近来，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原因在于其天价年薪，与普通职工的年薪形成了巨大的差距，存在着相对不公平的薪酬激励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在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一）薪酬分配的约束机制不健全

没有制定薪酬管理办法，薪酬管意性较大，某些国有企业往往是主管领导一句话，就决定员工的工资等级晋升、奖励幅度等，企业薪酬管理缺乏科学的程序和制度。有的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无计划、无预算，企业薪酬分配出现领导有多大胆，员工薪酬有多高的现象。许多企业薪酬总额增长幅度超过实现利润增长幅度，员工实际平均薪酬增长幅度超过劳动生产率。企业内相互攀比现象十分严重，人工成本在企业经营成本中的比例过大，影响着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二）薪酬结构设计不合理

职业薪酬设计缺位，等级工资制度不能全面反映职工在不同劳动岗位上的差别，企业薪酬分配按“身份”，不按岗位、技能、业绩，同工不同酬现象相当严重。薪酬结构不合理，低工资、高福利、高补贴现象严重，工资能上不能下，能增不能减，实际上形成了终身待遇。工资水平与市场价位脱节，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国有企业一般职位的员工工资收入水平高于劳动力市场价位，而关键、重要职位员工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劳动力市场价位。薪酬分配过度地向管理机构员工倾斜，管理成本在企业成本中比重过大。现阶段国有企业薪酬在总体上是偏重保障功能，尚未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功能错位。

（三）薪酬分配的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过大

国有企业的薪酬激励缺乏相对公平，行业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明显过大。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员工薪酬相差悬殊，航空、邮电、铁路、金融、证券、保险、电力等行业的职工，年薪不仅超出其他行业很多，有的差距甚至高达几倍，住房、保险等福利待遇也较之优越。不同地区的同类型国有企业的薪酬分配也存在巨大差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发达的大中城市与中西部地区相比，薪酬差距非常大。广东省职工平均工资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之比（按地区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为1：2.45，1999年为1：4.08。

（四）福利模式过于单一，福利措施不够人性化

现代薪酬设计除了基本薪资、津贴、奖金等直接薪酬外，还包括非物质报酬，如保健计划、非工作时间的给付、特定的停车位、参与决策、活动的多元化丰富化等等。目前国有企业薪酬标准单一，缺乏严格的绩效考核。在增加职工的收人方面，多年来都是升级一条道，没有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造成了职工工资等级与实际技术等级相对脱节。就工人八级制工资来说，许多工人早已突破了八级工资标准，而且企业职工突破工资等级的面逐步扩大，但工资分配却没有体现出来，工资的激励职能被削弱了。

二、我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现阶段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较大的弊端，还面临不少困境，并引发了一些问题，其原因可做以下分析。

（一）国有企业改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

国企薪酬分配约束机制薄弱的根源在于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完成，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程缓慢，国有独资企业比例较高，政府主管部门没有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薪酬分配的有效制度和办法。产权制度改革的不到位，影响了企业薪酬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薪酬分配按照计划管理，改革开放后，强调企业自主权，新的国有企业薪酬管理办法跟不上，形成“老办法不灵，新办法缺位”的状况。

（二）企业管理观念陈旧，未形成科学的薪酬管理体系

企业的薪酬管理缺乏战略导向性。对薪酬是企业人力资源的一种战略性投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遵循市场规律，违背人力资本市场的价值规律。平均主义根深蒂固，出于多种原因考虑，特别是怕因调整薪酬方案“引发事端”，而不能够对原有的薪酬方案进行检讨和调整，起不到激励作用。许多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还没有实现与工作绩效的有效挂钩，薪酬制度的激励作用难以发挥。没有进行明确的薪酬策略规划，国有企业原有的薪酬定位是：注重保障功能，忽视激励功能。没有设置科学的提薪和职业发展通道。没有有效的把握员工的需求，并针对需求提供有效的激励方式，取得员工的认同。薪酬方案缺乏配套体系，执行不力。

三、应对转型时期国有企业薪酬制度问题的对策

（一）优化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宏观政策配套

加快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通过积极推行股份制、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推动垄断行业改革、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以及深化集体企业改革、促进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蓬勃发展起来。明晰企业产权关系，建立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使资产所有者代表真正到位，形成自我约束机制和企业内部权力制衡机制，为建立现代企业薪酬制度提供企业产权基础。

健全薪酬宏观指导监控体系，实行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间接引导企业合理确定工资水平以及和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增长幅度；全面推进并健全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逐步建立企业人工成本预测预警制度；加强工资分配执法监督力度。

加快健全劳动力市场，尽快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实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职业化、市场化，保证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意识、薪酬理念与市场接轨。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制，妥善处理好下岗职工进市场问题。

健全与工资相关的法律体系，加强立法调节，通过立法规范薪酬分配行为和调节收入水平，保证薪酬收入的健康发展。

（二）优化转型时期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具体对策

以企业发展战略为导向，确立正确的薪酬理念和原则，制定企业的总体薪酬策略，明确划分职类职种，进行有效的工作分析和职位价值评估，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国有企业薪酬结构。加强沟通和培训工作，探究员工思想、转变员工观，让员工了解薪酬改革或参与制度设计，以顺利贯彻实施薪酬制度。在施过程中,不断修正方案中的偏差，建立薪酬管理的动态控制机制，要根据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和经营战略的调整，对薪酬方案进行适时调整。

合理的企业薪酬结构，以岗位为基础，以业绩考核为核心，员工薪酬与岗位责任、个人能力、工作业绩以及企业经济效益相挂钩。薪酬由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构成，效益工资部分应不低于总薪酬的40%；企业经营者与员工要分开考核，经营者薪酬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效益，员工的薪酬高低，主要取决于岗位和工作业绩。注重公平性，进行工作分析，编制岗位说明书；进行岗位评价，合理确定企业内部各岗位的相对价值；建立公平的级别体系。体现竞争性，为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注重非物质报酬，体现激励性。具备人工成本总额调控机制，保证经济性。薪酬分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薪酬制度公开化，具备合法性。有着动态的薪酬管理修正和控制机制。

参考文献

制度转型 篇6

近日，本刊记者来到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采访了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长袁再青，就中国会展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展览业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四个功能定位 助推中国会展业发展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以会展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政策理论为研究方向，紧密联系中国会展经济的实际，聚集各方面的人才和力量，共同为促进中国会展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据袁再青介绍，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经去年的换届改选后，更加明确的自身功能和定位，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即研究、促进、服务、沟通四大功能。首先是研究功能，这是协会安身立命之本。研究会的职能主要包括理论研究和务实研究，例如今年上半年在泰山召开的学术年会，就体现了研究会的传统特色；同时还有论文评选活动，把全年行业内人士在会展业的研究成果汇集和推荐，集成论文集。研究会下半年的任务首先就是继续做好论文成果汇集和发布的推荐工作，再围绕国发15号文件的要求，进一步加深对该文件的认识，对文件贯彻过程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探讨。

其次，促进功能，即把行业的促进活动作为研究会活力的来源。下半年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在潍坊召开年会，以研讨会的形式，总结今年会展行业的总体情况和发展形势，展望新一年的发展趋势。袁再青指出，现在会展行业活动比较多，但是活动创新性欠缺，希望能在下半年策划一些创新活动，聘请一些会展行业专家提出建议，从而适应会展行业的发展要求。研究会每年的主要活动除了上半年学术年会和下半年的年度研讨会，还包括服务京交会，已经连续两次为京交会会展业务人员做培训，今后还会继续做好京交会培训工作。此外，研究会还和UBM合作，助推京交会。

再次，服务功能。服务会员企业、服务会展业，是研究会存在的意义，研究会作为社团组织，就是要为会员做好服务工作，增加会员的凝聚力。一是要搞好会员活动，提供会员活动平台，为他们提供智力支持。研究会为一些会展业比较发达的省市做了一些课题研究规划方案。二是为会员做好业务服务工作，研究会组织展陈企业进行培训和国外考察；上半年在日、韩进行了一次展陈企业的考察；此外，带领会展经理人对米兰世博会进行了考察；其中，研究会为UBM主办方做了两届“展会客户管理如何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相关培训，反响不错。三是为商务部承办了一些工作：包括发布《中国会展行业发展报告2014》；受商务部服贸司委托，承办了支持引导展会评审工作的具体事项。

最后是沟通功能，即搭建会员企业和政府机关沟通的桥梁，正如不久前研究会举办的贯彻落实国发15号文件座谈研讨会，商务部有关行业领导、机关领导和行业基层人士一起就贯彻落实该文件进行研讨并提出建议。下半年研究会还将继续以国发15号文件精神为指导，以研究会“四项功能”为抓手，为企业和政府搭建沟通平台，全面推进研究会工作。

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说到当前会展业比较热门的话题和关键词，无外乎是“新常态”，前几年会展业发展比较快，近几年对于我国经济中低速的温和发展趋势，业内已经形成共识，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袁再青认为，现在会展行业的焦点问题是如何理顺政府领导和市场化运作的关系。国发15号文件指出了市场化的方向，对于一些细节还有待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到底是什么关系？怎样发挥彼此之间的作用？国发15号文件指明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同时发挥好政府应有的作用。他解释说，在市场化的基础上，一定要注重政府所应该发挥的作用，政府不能完全淡出、退出，甚至不作为。在国发15号文件之后，各省市对会展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很多会展城市发展会展业的激情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加高涨。作为政府，应该加大推动会展业市场化，积极营造市场化环境和培育市场主体，一方面要促进市场化发展，另一方面要为会展业各个方面提供支持。因此，完善政策是各级政府亟需做的。同时，政府不要过多干预市场，按照中央要求，要逐步减少政府主办的会展，从而控制政府主办展会的财政支出，但政府在支持会展业方面的财政支出和投入的资源不但不能减少，反应增加，包括领导的精力、会展行业环境的打造和财政政策的实施。

比如，某个博览会需要控制财政投入，使其更加市场化，但作为一个城市的会展资源，如果其税收、财政支持都撤出，并非一个正确选择。政府不能搞形式主义，应该用实实在在的措施去促进城市会展业发展。所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任重而道远。尽管国发15号文件的主要对象是各级政府，但企业要从里面发现自己的机遇。对于会展行业的机遇和挑战，重要的是转型升级。包括结构的优化、区域的整合、质量效益的提高；包括改善结构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运用，以及专业化、品牌化等。这关系到中国会展业能否从会展大国变为会展强国，做到了，就牢牢占领了市场，也就把握住了机遇。

多措并举 亟待落实国发15号文件

“十三五”是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新时期，“互联网+”将成为中国会展业发展趋势。众所周知，滴滴打车、电商、云服务改变了生活，而展会作为一个经济平台虽然不会完全被互联网取代，但是要相互融合。袁再青指出，组展商、场馆如果能和互联网融合起来，一定会有新的发展前景。

他强调，传统会展一定要和网络会展、移动互联相结合，如近年来出现的网上展厅、3D展厅受到关注。

袁再青说，国发15号文件中提到“四化”——信息化，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市场化作为一个整体，是今后发展的重点。政府展会将会逐步减少，将来能够发展起来的就是市场化展会。而从新技术对经济社会商业模式的冲击、重构来讲，今后会展活动如果不能和互联网做好实质性的融合，不能够借助、运用互联网提升展会质量，展会便没有出路。如今互联网的展会服务商，犹如战国时代，各有各的高招。但还没有如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一统江湖的互联企业。只有把移动互联和传统展会融合好，提升移动互联的服务效益，未来会展业的发展才有好的前景。

其次，制度化、标准化建设是将来会展行业发展的方向。对于国发15号文件中没有提及的法制化，袁再青解释说，依法治国是大的方向，会展行业的市场化需要法制化来规范。法制化就是制度标准，是对市场化的一种规范，对行业、展商、知识产权等的规范，是中国会展业从大到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文件里提到的行业标准、诚信体系建设、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包括如何打造市场环境、完善法规政策，这些都是和法制化相关联的、有针对性的部分。法制化要落实，就包括完善诚信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诚信建设工程，就是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提供诚信的产品服务，建设“四个体系”（《意见》座谈研讨会已提到）。

再次，是会展统计方面的标准，目前该标准不够全面、细致，该标准也没有全面贯彻和运用。对此，袁再青表示，国家技术监督局有会展标准化委员会，出台了一些标准包括展会的搭建标准等，但这个标准的宣传贯彻权威性没有建立起来。在研究会也有一个统计工作委员会，目前所做的统计工作也得到了业内的重视和认可。但是行业目前仍然缺少一个全国都在用的、都认可的统计标准，许多地方按照当地的标准进行统计，还有些展会是自己进行统计，但都缺少第三方认证。这就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落实。

最后，如何实施好人才建设成为会展业未来几年的重要内容，如人才教育，培训等。会展教育培训是会展人才培训建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研究会之前在泰山举办了一个会展教育论坛，讲述了会展人才的行业定位和发展创新。袁再青介绍，就中国会展专业教育规模来说，中专、大专、本科在校生有好几万，会展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基础已经建立。但是会展教育方和企业对于人才的理解是有差异的。会展教育为何不能完全满足企业要求？他认为一是需要校企结合育人。会展教育应包括专业教育和在职培训。研究会做过一些会展项目经理和设计搭建人员的培训，他指出这一点很重要也是弱点，因为没有现成的机构来组织和保障这种在职培训。之前研究会和河北省人事部做过策划师的培训，该培训有人事劳动部的盖章，具有权威性，对于技术职称的评定很有吸引力。二是需要人才引进，包括国际高级人才。研究会日前和台湾会展业共同搭建两岸会展人才交流平台。再有就是，国内组展商聘请国际人才当副总或者创意总监也是一种办法。我们应以多种方式实施会展人才战略，逐渐缩小与国际会展强国的差距。

论社会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 篇7

一、我国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

(一) 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发展

人民调解员一般是经过民主的选举或者是聘任熟悉本领域且具有威望的人, 并且人民调解员在解决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可以灵活地运用方法比如:可以综合地运用情、理、法, 来疏导矛盾纠纷的当事人。在这解决纠纷的过程中, 人民调解员能够与纠纷的当事人更容易产生共鸣, 能够使当事人双方心平气和的化解矛盾, 有助于防止矛盾的激化, 能够促进社会稳定的发展。

(二) 有利于缓解诉讼的压力

与诉讼程序相比之下, 人民调解制度不仅不需要那些繁琐和严格的程序, 还不需要花费大量的费用, 但是它确能够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人民调解员就可以利用这一高效率的优势, 来调解民间的大量的纠纷, 从而可以避免当事人走繁琐的诉讼程序。并且这对于我国司法资源缺乏的情况来说, 缓解了诉讼的压力同时也节省了我国司法成本。

(三) 有利于减少恶性案件的发生

我国的人民调解员来自于人民群众, 他们能够及时的发现并有效地对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进行调解, 将矛盾消灭在萌芽之中。此外, 针对那些易转化为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 人民调解制度可以有效地去防止, 从而减少恶性案件的发生。如果出现人民调解员解决不了的案件时, 他们也能够及时地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让相关部门能够早点的了解和早点介入, 从而防止和化解矛盾, 减少因不及时导致恶性案件的发生。

二、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问题

(一) 宏观与外在的问题

1.纠纷主体的多元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由于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地出现, “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 使得纠纷主体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状态。在我国传统纠纷的对象主要是家庭成员和邻里之间, 但这种纠纷比较单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快速的发展, 导致产生矛盾纠纷的当事人不再仅限于过去的自然人, 它还涉及到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相互的纠纷。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 在这种环境下如何让纠纷当事人对调解员产生信任感, 并且能够使当事人诚心的履约, 这是新时期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难题。

2.纠纷主体的法律意识增强

在推行法治建设的进程中, 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地提高, 在面对纠纷发生时, 他们更倾向于走诉讼的道路, 改变了以往“耻讼”、“厌讼”的观念。另外在以往的情况下, 人民调解员可以采用道德的权威来劝服那些不愿妥协的当事人。当面对法律知识不足的当事人来说, 他们会采用不利判决或者引诱的方式让当事人达成妥协。但是现在出现纠纷的当事人大多都有一些法律知识, 他们更加希望能够通过法律这条程序来有效地保障自身的合法利益, 并且认为调解就是“和稀泥”, 不够规范, 造成调解功能的减弱。

(二) 微观与内在的问题

1.人民调解组织不健全

当代我国的人民调解组织存在着人少案多和经费短缺的困难。再加上纠纷主体的多元化和纠纷类型的复杂化, 更加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调解能够在矛盾的最佳时机进行主动地介入并化解矛盾, 防止了矛盾的升级。但因行政编制限制, 调解人手短缺、经费保障不足, 大大地影响到工作的积极性和效果。

2.调解员职业化程度较低

人民调解员作为一种职业, 应该具备职业资格和技能考核的标准, 要有职业的意识和道德, 并且具备相应的职业报酬和奖励机制的规定。但是传统的人民调解基本上不具有职业的条件, 他们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大多是依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靠情理来展开的。但是调解的结果往往依懒于调解员个人的权威和个人魅力。由于现在的基层调解组织的权威在减弱, 同时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地提高, 导致了调解产生了不好的效果。

3.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低

目前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在性质上是合同的性质, 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它需要经过司法确认才会产生强制的效力, 所以立法者对调解的信心不足。

人民调解员为了促成调解协议的成功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经过司法确认的过程中会常常遇到问题。比如在法官考核的案件中是不包含司法确认的案件, 与此同时, 职业的法官会因为调解协议的文书制作的不够标准, 不符合审判的工作, 导致了法官的积极性不高, 对调解协议也不予确认, 这样反而使人民调解员产生了抵触的情绪。可事实上, 人民调解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法, 在表达上是可以简单和模糊化的。此外, 调解协议需经司法确认这一环节, 使当事人会产生一种误区, 不经过司法确认的调解, 协议是不确定或者是无效的。这样在客观上会鼓励当事人不主动履行协议, 引发诚信问题。

三、完善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议

(一) 为人民调解制度注入新的元素

第一, “效益型”的调解元素。

对于传统的人民调解来说, 它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纠纷, 化解矛盾, 做到案结事了的效果。其工作的重点在于对已发生的事情进行调查, 对从而发掘问题。但是对将来的事情考虑的很少。调解的过程就像“切分蛋糕”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有可能分不平均, 导致事半功倍。所以应该为人民调解注入新的“效益型”元素, 由“分蛋糕”转向“做蛋糕”的心态, 实现纠纷解决、利益增值、调解职业良性的循环, 达到双赢的效果。

第二, “服务型”的调解元素。

目前由于纠纷主体的多元化, 而在我国人民调解制度中存在着大量的“管理”要素, 使得人民调解员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所以要打破这种局面, 使它变成一种服务型地调解方式。在调解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自愿的原则, 按照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解决纠纷, 另一方面要为当事人提供一种不同于“打官司”的法律服务。调解员和当事人之间处于平等的地位, 它不能以“调解官”的身份自居, 应该持有一种服务的态度。

(二) 全面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的素质

作为一个职业, 必须具有高素质的队伍。可对于如何提高整个队伍的素质, 就要加强职业准入的标准。人民调解员的职业准入可以参考成熟的公务员录用考试, 鼓励高校的毕业生或者有经验的人来积极的参加职业调解员的考试, 根据其所学的专业和优势, 来为不同的调解机制注入新的血液。此外还可以招聘兼职的调解员, 为特殊领域的纠纷提供补充的能量。

(三) 确立司法审查制度

人民调解主要针对的是民间的私人纠纷案件, 达成的协议在性质上属与合同的性质。另外人民调解制度是国家设立的单独的一种解决纠纷的制度, 调解协议本是经过了人民调解组织的主持和审查的, 就应该赋予其强制的执行力, 不应该在经过司法权的确认。所以应该由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来代替了司法确认这一程序。这样人民调解协议有了强制执行力, 法院仅是对调解的过程是否自愿、协议的内容是否违法进行审查, 当事人之间就不会产生误区, 增加了诚信的效果, 使社会更加和谐。

摘要：曾被西方学者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制度, 对预防和化解社会的矛盾, 维护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 随着社会的转型, 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其受到了挑战, 其自身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 导致解决纠纷的能力下降。在新形势下如何推进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 使其更有效地发挥“第一道防线”这一优势的作用, 因此要完善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 推动社会和谐的发展, 从而进一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

关键词：社会转型,人民调解制度,建议

参考文献

[1]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 2014 (2) .

[2]冯卫国.转型社会中的人民调解制度:挑战及其应对[J].法治研究, 2015.

[3]易玲, 易亮.人民调解协议履行的保障措施[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1) .

[4]潘婕.论社会转型期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中南民族大学, 2007.

提升制度执行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 篇8

再好的制度都要靠人去执行, 而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 就有可能出现或多或少问题, 综合近年来我公司制度执行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硬性制度软性执行

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 不能坚持原则, 执行标准, 而是人为的进行搞变通, 形成人情执法, 主要表现为:一是对违反制度规定的定性上, 责任不明, 定性不准, 或是碍于情面, 本应加重问责的却定性偏轻;二是在处罚金额上不能将制度执行到位, 一些制度的处罚往往都有一个区间段, 因而给执行者以认识态度、违规情节、悔改表现等为由, 出现人为的减轻处罚;三是在执行制度的对象上, 有时本应对一个部门 (单位) 集体违反制度进行问责, 但制度执行时往往更多的只是对主要领导考核, 而其他人员则未能进处理, 如经营指标的完成情况考核制度的落实。

2.系统制度偏重执行

在制度执行过程中, 往往关注安全生产、经营财务、物资供应等重点领域制度执行情况多, 而对其他领域的制度执行却关注少, 出现系统制度不能综合协调, 整体推进, 全面执行, 而是偏重执行的现象。

3.统一制度特权执行

在制度执行过程中, 有的存在对下级员工容易执行, 而对机关部门人员和领导干部却难以执行到位, 形成变相的制度执行特权现象。制度执行的特权现象结果形成示范效应, 既损害领导干部形象, 也导致职工群众不满意, 久而久之制度难以执行下去。

4.长效制度短期执行

制度只要印发没有宣布废止, 就应当一直具有约束力, 但是实际制度执行过程中, 往往存在一项新的制度一出台, 都会进行广泛宣传, 抓好执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逐渐淡化, 有的甚至束之高阁, 无人过问, 形成长效制度短期执行的现象。

二、原因分析

制度执行存在的问题, 不同制度、不同单位和领域原因也不尽相同, 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的宣传不到位, 没有让广大员工真正认识到执行制度目的、意义和要求, 形成广泛认同, 自愿执行。二是在工作中重指标轻管理, 尤其在市场竞争激烈, 经济效益不好的单位, 实现安全, 完成指标, 扭亏脱困, 成为领导干部工作的重点, 职工群众关注的焦点, 而在如何抓好制度的执行方面存在投入精力不足。三是员工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素质决定执行力。目前煤矿生产一线员工由于受行业苦脏累险和经济低位运行等因素影响, 普遍存在文化程度偏低, 年龄结构偏大, 工作压力大的特点, 对制度的认识和执行难以到位, 认为制度过多麻烦累赘, 出现制度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说起来重要, 干起来不要的现象。四是在制度执行中, 监督力度不够, 存在哪个领域的制度则哪个部门抓落实多, 而其他部门则关注少, 不能形成有效的助推合力。五是反“四风”不够彻底, 个别党员干部在制度执行中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作风漂浮, 深入基层, 深入职工群众不够, 在制度面前带头执行, 模范表率作用没有有效发挥。六是制度本身不够科学不够完善, 有的甚至存在脱离实际, 执行难的问题。七是在执行过程中, 考虑单位和部门利益, 不能从大局着想, 整体利益出发, 从而搞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现象。八是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执行部门和人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 多以罚款处理, 缺乏必要的解释, 帮助受制度约束人员分析违反规定的原因, 应吸取的教训, 组织开展相关讨论等, 以罚代管, 出现逆反情绪。

三、应采取的措施

1.要加大制度宣传力度, 提高员工执行意识

每项制度印发后都应有一个宣传阶段, 尤其涉及面广且长期适用的制度如党风廉政建设制度、职务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安全生产奖惩规定、安全质量标准化奖惩规定、出差管理规定、平衡记积分卡管理规定、人力资源管理规定和考勤管理制度等, 应通过班前会、党员学习日、周五安全大课等多种形式组织广大员工进行学习讨论。必要时制度起草部门还要组织开展专题讲座, 印发宣传学习材料, 对员工学习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及时作出说明解释, 提醒员工在制度执行中应注意的事项。此外, 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要注意充分运用违反制度受到处理的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 促使广大员工结合实际、分析原因、吸取教训、引以为诫。

2.要建立制度执行文化, 创造员工良好执行环境

执行是一条纪律, 必须要所有人去坚持, 靠文化的力量驱使所有人共同遵守。因此, 企业内部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执行文化。一是要倡导一种以执行为荣的良好氛围, 引导每名员工都自觉、自愿地遵守公司的制度, 对违背制度的行为都能相互提醒、纠正, 形成一种人人守制度、事事重执行的企业文化。二是要提倡实事求是, 从我做起的工作作风。一方面要鼓励员工讲真话, 及时反映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执行中的困难, 上下齐心、共同解决, 而不是任其私下一味地抱怨或消极执行;另一方面, 包括领导者在内的每个人都要树立从我做起的意识, 争当制度执行的标兵、楷模。三是积极倡导制度至上、精准执行理念, 让每个员工都自觉养成习惯在监督的环境下工作, 习惯在法制的轨道上用权, 习惯在制度的约束下办事, 正轨上岗, 规范操作, 不断提高执行意识和水平。四是要在一些公众场所、重点岗位制作一些制度执行漫画、警语、提示标志等进行张贴, 平时组织开展制度执行知识竞答、征文比赛、标兵评选等活动, 大力营造制度执行氛围。

3.加强监督落实和责任追究, 保障制度有效执行

各单位及相关部门在保证所制定制度科学性的前提下, 应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落实工作。一是要及时跟踪制度的传达情况, 保证制度能够及时传达至每一位应当知悉的人;对于需要下级单位上报审批或报备的有关情况, 上级单位相关部门要按时催收并及时审核、批复。二是要了解掌握各级单位制度执行情况, 对执行中存在问题要认真进行分析安研究, 如属制度自身的问题要尽快解决。三是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为提高制度执行力, 各单位应通过多种方式对制度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并将其纳入对单位及个人的考核体系, 以保证各项制度规定能落到实处。四是要加大对违行为的责任追究及处罚力度。为保证制度规定的严肃性, 对违反制度的单位及个人, 要加大处理处罚力度, 严肃追究其违规责任, 提高其违规成本。

4.改进工作作风, 发挥领导人员在制度执行中的模范表率作用

要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领导者在制定制度时必须保证程序的合理性, 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 避免主观臆测、朝令夕改。二是领导者要知人善任, 建立一支好的执行团队, 要努力营造“团队协作”的整体氛围。公司各部门要相互配合、相互协作, 增强大局观念和整体意识, 强调在工作中按程序办事, 按制度办事。三是领导者自身要成为一个好的执行者。领导是制度的制定者, 也应是制度的执行者, 在制度执行中不能置身事外, 凌驾于制度之上。领导者只有自己认真遵守自己制定的制度, 才能带动每个人都自觉遵守, 反之则相反。

5.切实搞好制度的废改立工作, 提高制度本身的科学性

科学的制度必须具备可行性, 才能促进公司的良性发展, 规范员工的行为, 而脱离实际的制度, 往往难以执行, 不能发挥其作用, 还可能会使执行者产生对立情绪。对单位的制度体系要围绕企业发展目标和管理要求, 科学设置, 配套建立, 避免制度过多重复, 甚至制度之间相互“打架”的现象。

参考文献

[1]贾瑞龙.团队执行力的缺失与提升[J].企业改革与管理, 2014, (3) :64-66.

[2]王卫军.提升员工执行力的实践与反思[J].企业改革与管理, 2015, (7) :57.

[3]叶春明, 丁江浩.浅谈提高基层统计执行力的关键[J].商, 2014, (11) :21.

[4]魏海玲.正确做事有效执行[J].中国石油企业, 2013, (11) :122.

[5]吴百军.如何提高班委执行力[J].科教文汇 (下旬刊) , 2013, (12) :172-173.

[6]杨永芳.对国企制度执行力的几点思考[J].中国外资, 2013, (23) :197-198.

[7]谭昊.企业青年员工提高执行力策略分析[J].化工管理, 2015, (27) :7.

制度转型 篇9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开始进入转轨和转型的历史时期, 并一直持续至今。所谓转轨与转型, 从宏观意义上说, 即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或者说, 从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国家。国家转型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其出发点在于经济, 但其落脚点却在于民生, 因此, 虽然转型发展最初发源于经济, 但是在内容上超越经济领域而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改革。

一、转型发展研究综述

针对转型发展的内涵与范畴, 目前在理论界还莫衷一是, 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洪银兴 (2003) 认为, 转型发展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 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增长方式的转型, 即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三是社会转型, 即由不发达经济转向现代化经济。晓亮 (2005) 把转型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 社会资源配置完全由指令性指标配置, 转向主要由市场配置;第二, 政府职能由审批型转为服务型, 由运动员转为裁判员;第三, 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 由公有制的一统天下的所有制结构, 转为社会主义国有制为主导,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第四, 人们的收入分配由原来的所谓按劳分配转向按生产要素分配;第五, 社会的阶层、阶级结构由无阶级变为有阶级, 由阶层单纯变为多个阶层并存;第六, 整个社会经济从封闭型转为开放型。孙津和范丽雯 (2011) 认为转型发展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主要领域, 其相应的转型分别体现为有导向和被调控的平等权利、能力与道义同一的执政根据、以发展为基础和手段的利益平衡、以及价值导向与行为示范的和谐张力等, 并且这些领域是相互影响的, 在体制和机制的层面上更是相互交叉的。丁任重和郭洪涛 (2011) 把转型发展概括为在实现社会稳定、坚持对外开放、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同时, 立足本国国情,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具体内容包括:从纯公有制经济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从渐进式改革到攻坚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中国对外开放是局部开放到全局开放,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从“三高发展”到“统筹发展”, 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

综合上述研究者的观点, 转型发展应该是一种综合转型, 包含了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中心的经济转型、以和谐社会为抓手的社会转型和以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的政府转型。其中, 经济转型是基础, 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就无从谈起;社会转型是目的, 如果说经济转型是为了把蛋糕做大, 社会转型则是为了把蛋糕分匀, 换言之, 经济转型是为了扩大和巩固社会转型的物质基础, 社会转型是为了让更多人分享更好的改革成果;政府转型是保障, 通过体制机制改革, 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 为社会进步提供一个明确的前进方向。

经济转型的关键是创新和内需。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必须由以低成本劳动为主的要素支撑, 转变为以科技进步支撑为主, 这就必须强化创新;必须由以投资和出口为主的需求支撑, 转变为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均衡支撑为主, 这就必须扩大内需。强化创新的实质, 是促进知识作用的增强及其地位的全面提升, 而知识扩大再生产依赖于优质的人力资本供给;扩大内需的实质, 是促进城乡居民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 强化创新和扩大内需, 最终都归结到一个大写的“人”字上面。因此, 当前促进经济转型, 必须加快社会转型来加以促进。如果没有社会转型支撑, 经济转型将难以深入推进。

从转型发展的前景来看, 未来的发展应该是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个人作用地位逐渐上升的发展、国家竞争力加速上升支撑的发展。面对强化创新和扩大内需的紧迫要求, 面对社会转型的严峻现实, 只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形成全新的制度供给, 加快推进以强化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政府转型, 才能适应这种变化, 才能有效支撑全新的发展格局。

二、新时期转型发展的内涵特征分析

中共十八大报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这五大建设一起抓。和“五位一体”相呼应, 转型发展应是创新发展、低碳发展、和谐发展。

(一) 转型发展是创新发展。

创新发展的基础是新兴产业, 新兴产业的主体是创新型企业, 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又离不开创新的环境。因此, 以创新发展来推动转型, 分别包含了对新兴产业、创新型企业和创新环境的要求。一是要坚持高端引领, 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科技创新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紧密结合, 增强产业的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 加快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服务经济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要突出企业主体, 着力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企业是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 是经济实力和发展活力的根基。要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鼓励企业把更多资金投向成果转化, 推动企业真正成为创新需求、研发投入、技术开发和成果应用的主体;三是要深化改革开放, 着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以科技创新推动转型发展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 要把加强政府规划引导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紧密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体制机制。

(二) 转型发展是低碳发展。

低碳发展是以“三高 (高效率、高效能、高效益) 三低 (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 ”为基础, 以低碳为经济发展方向, 以节能减排为主要发展途径, 以碳中和为主要发展技术的新型发展模式。作为21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革命, 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保护环境的需要, 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以及缓解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的需要。这既符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 又可以面对来自国际上的挑战。

(三) 转型发展是和谐发展。

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转型发展新阶段既要加快经济发展, 又要满足消费者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既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又要为社会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提供清洁的水、清新的空气、绿色的空间和优美的环境。在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转型发展就是从不和谐向和谐转型。这里的和谐, 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社会内部的和谐, 也包括经济、生态的和谐。经济转型要实现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和谐, 落实到调整经济结构上, 就是要遵循共享增长、包容增长原则, 把人们的关注重点从一味追求GDP、增长速度转到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上来。社会转型和体制转型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和谐, 需要加强对收入分配结果的调节, 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 与低碳发展一脉相承, 转型发展还必须立足于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三、制度创新是坚持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生态文明制度等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等制度的革新, 是支配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更, 是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变更, 其直接结果是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促使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涌现, 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制度创新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就是要建立在能够合理配置资源, 同时又具有自我发展动力的经济体制, 建立以法制与法律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 建立能够有效沟通国家与民族、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并能够具有较高效率的、体现宪政精神的政府运行体制, 在保证社会总体进步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归根到底, 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来构建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保障。

一是更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就是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 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以政府干预之长弥补市场调节之短, 同时又以市场调节之长来克服政府干预之短, 彼此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并以制度的方式体现出来、规范下来、运行起来, 努力形成有利于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通过资源配置市场化, 使市场按照效用性标准, 将资源配置给最能充分发挥资源效用的市场主体;使政府从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腾出更多的时间组织市场、规范市场、管理市场, 将职能真正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二是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的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 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 推进国有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健全各类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尽快打破行政性垄断;分离垄断行业中的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 将竞争性业务推向市场;优化对自然垄断业务的监管, 在保持国家必要控制力的前提下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

三是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只有从体制改革、制度建设上着手, 建立统筹城乡发展、构筑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保障体系, 才能从全局上、根本上突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和结构。以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 着力改变城乡分治的规划管理和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市场, 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建立健全推动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提升大中城市的功能服务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 增强城市辐射力和带动力。只有在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上取得重大突破, 才能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和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 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采取措施, 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切实保障农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 使广大农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 使广大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

四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宏观上看,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 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和私人财产。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微观上看,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着力深化初次分配制度改革, 着力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 推进制度和机制创新, 消除体制性障碍, 实现分配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 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五是加快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要求, 合理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职责范围, 积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分开。在抓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 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大力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使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过多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观。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建立“决策科学、分工合理、执行顺畅、运转高效、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 完善机构设置, 理顺职能分工。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 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责权。全面推行依法行政, 强化外部监督体制, 实行政府行为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政府自我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洪银兴.社会转型、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J].江海学刊, 2003.5.

[2]晓亮.论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J].经济学家, 2005.2.

[3]孙津, 范丽雯.中国转型的主要内容及发展可能[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5.

[4]丁任重, 郭洪涛.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探索与转型[J].经济学动态, 2011.4.

制度转型 篇10

关键词：职业教育,制度,研究述评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与教育管理体制的逐步转型, 我国职业教育制度面临的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变革。新的制度环境对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制度产生了强烈冲击和严峻挑战, 同时这也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了解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相关研究现状, 有利于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学者从各个层面对职业教育制度进行研究, 三十多年的历程大大丰富了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成果, 与此相关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一) 职业教育制度的历史研究

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产生开始于近代。有学者认为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嬗变对近代工业化进程有明显的“路径依赖”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沿着:现代工业移植——手工业改造——区域性的产业焦聚的道路演变的) , 认为影响这种路径选择的因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结构和就业方式;二是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构成;三是专业分化和社会分层[1]。

有学者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历程:“实业学堂的兴办”——“实业教育制度的确立”——“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 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从酝酿萌芽到正式确立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1840-1904年 (初步确立期) 、1904-1912年 (初步调整期) 、1913-1922年 (正式确立期) , 呈现出几个明显特征:“实业救国”的思潮贯彻始终;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 所包含的专业门类逐步拓宽;在教育目的上, 从单纯的社会本位发展到个人本位, 最后再到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并重;职业教育走向制度化的过程, 既有实业教育从萌芽到发展为职业教育的内在动因, 也在更多的时候依附于普通学制变革的契机[2]。

有学者通过梳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职业教育政策分析职业教育制度,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9年, 这一时期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处于一个严格的计划经济时期, 职业教育政策要与严格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到20世纪末期, 计划经济不断弱化, 市场经济不断建立, 职业教育政策主要是推进职业教育改革, 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职业教育政策主要是推进职业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适应社会对职业教育人才需求[3]。

综上, 对于职业教育制度的历史研究, 学者们主要从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职业教育制度的嬗变路径、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等层面分析职业教育制度的历史发展, 对职业教育制度历史的研究逐渐丰富与深化, 但各个层次的职业教育制度 (例如:初等职业教育制度、中等职业教育制度、高等职业教育制度) 的历史发展还未得到系统的分析。

(二) 职业教育制度内涵及构成要素研究

1.职业教育制度的内涵研究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 有其特定的制度内涵。对于职业教育制度的内涵问题, 即回答“什么是职业教育制度”的问题, 学者刘晓 (2010年) 归纳了以下典型观点[4]:第一, “体系说”, 即认为职业教育制度是一组从宏观到微观的制度和规范体系, 代表观点认为职业教育制度是“人们自觉制定的并要求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职业教育活动的规范体系, 是调整各种职业教育机构与各种职业教育管理机构和社会其他相关机构之间以及各种职业教育机构内部各种关系的中介, 是确保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 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极为重要因素”[5], “职业教育制度包含着使职业教育秩序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制度总和, 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制度体系” [6]。第二, “状态说”, 即关于职业教育的一种稳定的行为方式和结构状态, 代表观点认为职业教育制度“是指关于职业教育的一种稳定的行为方式和结构状态, 这种稳定的行为方式和结构状态是建立于有关职业教育的共识和规范之上的, 并由一定的强制性或权威性的规则加以调整和约束”[7]。第三, “规则说”, 即职业教育的规定性及其运行规则或法律法规, 代表观点认为“职业教育制度是指根据就业市场和教育规律借以增进人们从事未来或现在职业所需知识技能而形成的激励和约束人的方针、法律、政策的泛称, 也就是职业教育的规定性及其运行规则”[8]。第四, “选择说”, 认为现代职业教育制度是指“职业教育活动中各种权利的某种安排及相应的作用机制的选择”[9]。

董仁忠 (2008年) 在其博士论文中, 认为职业教育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10]:广义的职业教育制度, 是指人们自觉制定的并要求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职业教育活动的规范体系, 是调整职业教育实施机构与其他利益相关者 (包括职业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其他相关机构和个人等) 之间, 以及职业教育机构内部各种关系的中介, 是确保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 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极为重要因素;狭义的职业教育制度, 是指国家根据特定社会的性质及其他情况而制定的对职业教育事业进行组织、领导、管理的职业教育政策、法规条例以及对职业教育机构的设置和权限规定。张涵 (2008年) 认为, “职业教育制度是约束和调整职业教育实施主体 (职业学校和其他组织) 与职业教育活动有关的以及职业学校内部成员活动规则的总和, 是制约和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它是由正式的规范体系、非正式的规范体系和实施体系的机制三部分构成。它可以创造合作条件并营造发展环境”[11]。

2.职业教育制度的构成要素研究

职业教育制度作为一种制度, 它是一个涵盖多种构成要素而且表现形态各异、相互联系与制约的复杂整体, 对职业教育制度进行结构分析重要且必需。有代表意义的是, 学者董仁忠借鉴经济学和制度哲学等学科关于制度结构的认识, 并结合职业教育的规律和特点, 对职业教育制度进行多维结构阐释:从地位看, 借鉴制度哲学的相关观点, 可以把职业教育制度分为职业教育基本制度和职业教育从属制度;从构成要素看, 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观点, 可以认为职业教育制度是由非正式的规范体系、正式的规范体系和实施机制三部分构成;从起源看, 借鉴制度经济学的相关观点, 还可以把职业教育制度分为内在职业教育制度和外在职业教育制度。从实践领域来看, 在宏观层面上人们通常把职业教育制度划分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职业教育办学体制、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中高职衔接制度、职业教育和其他教育类型沟通制度、职业学校管理体制、职业学校教育制度、行业企业职业培训制度、职业教育政策法规、职业教育督导和评估制度 (也可以把它作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 、职业教育教师教育制度及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等[12]。

综上, 学者们对职业教育制度的内涵及构成要素的研究较为成熟, 由此可见, 对职业教育制度内涵的理解并不需要统一的概念、含义进行刻意概括, 对其进行的各个领域的研究可以基于不同领域的学科视角进行理解。

(三) 职业教育制度的关系论研究

分析职业教育制度与他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更好地理解职业教育制度的作用与功能, 例如:学者刘红将职业资格制度与职业教育制度两者的关系分成起始、发展和完善三个阶段, 起始阶段 (1985-1994年) 依托职业教育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事实上对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两者关系还处于一种极为狭窄的范围之内;发展阶段 (1995-1999年) 两者由“相互保护”阶段过渡到“职业教育适应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阶段;完善阶段 (2000年至今) 两者的关系由“相适应”发展到了“相衔接”[13]。卢绍娟分析了如何通过职业教育投资效果的显现来促进职业教育制度的制定与运行:增加职业教育投资强度, 开辟多种筹资渠道;改善职业教育投资内部经济效益;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职教制度及其运行制度等[14]。

综上, 分析职业教育制度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地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 可以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然而, 与此相关的研究少且散, 有待学者们加强职业教育制度关系论的系统性研究。

(四) 职业教育制度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国外职业教育制度的总结和考察, 可以高瞻远瞩地、客观全面地分析我国职业教育制度, 关于国外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有学者系统地概括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例如:卢海弘认为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制度呈现四大趋势:职业教育终身化、职业教育上移化、职业教育与企业培训合作化、普通教育职业化和职业教育普通化[15]。芮小兰等归纳了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改革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政府统筹, 完善政策法规;完善资格证书体系, 贴近劳动市场;吸纳社会资源, 注重“双师型”队伍建设。也有很多学者具体地分析某个国家的职业教育制度, 例如:夏成满通过论述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的历史发展、内涵及其特征, 比较全面地对当前德国实施“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德国改革“双元制”职业教育进行了深入分析,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政策统筹与指导, 引导学校以服务社会为宗旨, 以就业导向为准绳, 准确定位改革江苏省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建议和对策[16]。

综上, 更多国家的职业教育制度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 对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然而, 一方面, 大多学者仅仅是单一地关注国外职业教育制度的特色对我国的启示作用, 而对他国与我国实施不同职业教育制度的归因分析较少;另一方面, 国内外职业教育制度的比较研究还处于基于某个国家某种制度的静态分析中, 缺少其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动态追踪与分析。

(五) 基于不同视角的职业教育制度研究

职业教育制度是一个相对较大的领域, 基于不同的视角或背景、选择不同的范围或样本进行微观探索, 从而更为深入、具体地研究职业教育制度。主要有以下三种视角:

1.选择具体地域对职业教育制度进行设计研究, 例如:

迟旭 (2008年) 在其博士论文《区域经济视域下吉林省职业教育制度设计研究》中基于区域经济视角对吉林省职业教育的发展价值作了较为详细的辨析, 同时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办学经验之基础上, 从职业教育投入制度与保障制度、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等层面设计符合吉林省区域经济特色的职业教育制度, 并为其潜在价值的实现指明了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向[17]。学者陈建华 (2009年) 通过考察浙江省慈溪市的职业教育, 得出发挥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制度创新是行之有效的职业教育改革模式:构建多元主体的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结构、正式职业教育制度创新与非正式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并重、主体职业教育制度创新与配套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相结合、自创式职业教育制度创新与借鉴式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兼顾等[18]。

2.对具体领域的职业教育制度的探讨, 例如:

学者贾建国 (2009年)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认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必须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 以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最终实现利益共赢。为此, 政府应该从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就业导向、构建利益对话机制、重组职业教育管理机构、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体制和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大力推动高职集团化办学、构建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等七个方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制度进行变革与创新[19]。

3.就职业教育制度的某个具体内容进行探究, 例如:

学者赵学昌 (2010年) 对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制度进行了宏观探究, 认为亟待建立权威、科学的校企合作组织协调制度, 认可和规定职业院校的多元办学制度, 制定或完善科学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制度、独立的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定制度、独立的职业院校招生考试制度、有效的技能型人才地位和待遇提升制度、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 在学校规章层面, 亦迫切需要加强相应的制度创新[20]。

综上, 对于职业教育制度微观层面的研究将职业教育制度研究更加细化、更加切合实际。然而, 对于目前职业教育界较为热点的问题, 诸如城乡职业教育、区域职业教育等制度的分析较为罕见, 有待学者们对其进行关注和研究。

二、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从以上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 职业教育制度越来越受到职业教育界研究者的关注, 横跨中西, 纵览古今, 研究成果丰硕翔实。近年来有关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成果突飞猛进,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从研究目标而言, 理论与现实相结合

综观我国职业教育历年来的研究成果, 可以看出研究目标更为现实化、科学化。一方面, 职业教育制度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描述事实, 而是遵循其科学的逻辑展开, 例如:楼世洲 (2007年) 基于工业化进程的“路径依赖”分析了近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嬗变, 从而分析出影响这种路径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劳动力结构和就业方式、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构成、职业分化和社会分层[1];另一方面, 职业教育制度理论的研究不是纯粹的理论堆砌, 而是结合实际问题, 尝试解决问题, 例如:李晓 (2010年) 基于平等、公平是职业教育制度的最高价值标准和价值追求, 梳理了职业教育财政制度创新和职业教育发展趋向创新是重点, 社会就业制度创新及职业教育体系本身创新是难点, 从而提出了具体建议[22]。

(二) 从研究内容而言,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职业教育界研究者们的视角越来越开阔, 从教育学、社会学、政策学、管理学等多角度进行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 在不同学科基础上探讨职业教育制度的问题。董仁忠 (2008年) 以观念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为主线, 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观点阐述了制度变迁及其路径依赖原理, 探讨了职业教育观念在职业教育制度变迁中的作用[23];张社宇 (2003年) 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教育平等视野下的职业教育制度的创新[6]。在内容上, 既有职业教育制度政策、建议等宏观指导, 也有对具体地域、具体制度等微观现实问题的探究, 贾建国 (2009年)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作了探讨[19];迟旭 (2009年) 在其博士论文中对吉林市职业教育制度进行设计研究[17]。

(三) 从研究方法而言, 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

有关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涵盖了文献分析法、实践调查法、中外比较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 例如:陈建华 (2009年) 结合了文献分析法、实践调查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对浙江省慈溪市进行调查分析, 得出地方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制度创新是行之有效的职业教育改革模式的结论[18];宛立群 (2010年) 结合了文献分析法、中外比较法等方法详尽介绍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有关教育考评的组织管理、考评种类、形式和内容, 并针对我国职业教育的考评提出了借鉴意见[28]。

三、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 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特点鲜明, 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增添了亮丽的风景线。然而, 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与实践毕竟还处于探索阶段, 笔者认为目前职业教育制度研究在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 需要广大职业教育理论界与实践界不断探索与创新:

(一) 在研究目标上

目前职业教育制度研究虽有现实化和科学化的趋势, 但教育的本真——“人的发展”在此类研究中分析较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指出:“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给经济世界提供人才:它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的。使每个人的潜在才干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 这既符合教育的人道主义的使命, 符合应成为任何教育政策指导原则的公正的需要, 也符合既尊重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又尊重传统和文化多样性的内源发展的真正需要。”对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 除了追求现实和科学, 对教育的本真——“人的发展”也不能忽视。

(二) 在研究内容上

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的视角虽越来越开阔, 但职业教育制度的横纵向研究还不成体系, 例如:从职业教育制度的横向分类来看, 初等职业教育研究、中等职业教育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制度研究、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制度研究等以及纵向上的我国各个时期职业教育制度研究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此外, 对于职业教育的热点问题诸如城乡职业教育、区域职业教育等制度的分析也较为罕见, 有待职业教育界的不断努力。

(三) 在研究方法上

虽然研究者们集聚了多种研究方法对职业教育制度进行分析与研究, 但其研究大多停滞于静态分析, 缺少动态追踪。对职业教育制度研究要在研究方法上得以创新, 不仅要对职业教育制度的历史、内涵、结构等方面进行静态描述, 而且对职业教育制度在国内外的实施成效进行动态追踪与分析。

制度转型视野中的民国初年 篇11

在告别帝制、走向共和的制度转型漫长进程中，民国初年虽然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但是这一阶段的政治发展却非常耐人寻味。对此，唐氏的眼光相当敏锐，迥异于伤感当年民主化命运多舛的传统视角。他在书中不仅生动地描述了民国初年诸多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而且对袁氏当国的最后结局并不悲观，认为以民主代议制度为目标的制度转型，决不是三年五年之功。从东西方的历史经验来看，历时数百年，始能毕其全功。

因此，民国初年的政治发展，不能仅从民主化成败的角度来评价，更多的需要关注过程与经验。回顾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不难发现从晚清新政开始的传统政治社会变迁进程开始加速，在民初的两年里，政治权力、政治合法性、政治参与、政治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变化速度，事实上超过了过去人们的判断与认知，正如美国学者列文森所说：“君主制的种种象征已被如此彻底地消除了。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提醒我们，新的共和国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

在经验的层面上，从《临时约法》的颁行、竞争性议会选举的开展、言论出版的自由，到国会政治的运作与宪法草案制定，民初中国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制度转型过程。这些政治发展不仅无可置辩地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而且表明当时的中国实际上正处于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时期。民主转型是民主制度的创建过程，宪法的制定与宪政制度的实施是民主转型的主要内容。经验表明，转型期是民主化进程中最不稳定的阶段，时刻具有被旧政权颠覆的危险。民主转型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第一步，随后才是决定民主制度存续的民主巩固阶段。从民主化的角度观察民国初年的政治发展，其实更符合民主转型的特征，即一个皇权专制政体开始解体，形成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或回到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或出现革命政权。

当然，民主转型在民国初年只是昙花一现，其发生与失败同样迅速。失败的原因同样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唐氏的解释也颇有新意。他不仅看到袁氏只是一个老官僚，平生只注重权位和荣誉的个人悲剧性因素，更重要的还发现制度因素，即革命党人以内阁制取代总统制，让袁世凯做虚君元首的制度设计，与袁氏抵死不做虚君的权力诉求发生冲突，这是导致最后政治破局的重要起因。这样，民国初年制度选择的重要性浮出了水面。

1913年末民主化试验的失败，确实与当年政治精英的制度选择密切相关，其中最致命性的原因是国会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中“超议会制”宪政模式。从宪政理论上来说，“超议会制”是一种严重违背宪政分权与制衡原则的畸形政治制度，核心是立法（国会）至上，而不是三权分立与制衡。权力之间缺少互相制约的关系，行政权对立法权不能发挥平衡作用、司法权对立法权也不存在制约作用，立法权却可以过度侵占行政权与司法权，凌驾在两权之上，形成立法对行政、司法权力单向的制约关系。不言而喻，这种宪政制度如果实施，将会给国会议员们带来巨大的政治权力。

而且“超议会制”政体并没有满足北洋派的总统权力目标。1913年8月19日袁政府宪法研究会向国会制宪会议提交一份宪法草案大纲，提出的总统权力主要有：一、有任命国务员及驻外公使，无得议会同意之必要；二、对于两院之议决有复议权及拒绝权；三、有发布紧急命令权；四、有令国会停会权；五、得参议院之同意，有解散众议院权；六、行政最高权委任于大总统，内阁总理及各部总长辅助。在《天坛宪法草案》披露后，袁氏对草案全文最深虑者有两点：一、大总统任免国务员有无得国会同意之必要；二、大总统对于国会有无解散之权。10月16日，袁在增修约法咨询文中就提到取消参议院对国务员及外交大使的同意权，改为“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袁还振振有词地认为：“查国务员同意权不容于内阁制之国，惟总统制美国始有此规定。”应该承认此时北洋派提出的制宪要求，除要求总统行政主导权外，基本上属于当时法国责任内阁制中总统权力范畴，与当代法国半总统制下的总统权力更加相似，并没有超出宪政框架。

但是国会制宪会议拒绝考虑北洋派的政治利益要求，其总统权力目标在宪法草案中基本上落空。对此，袁世凯及其支持者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袁在10月25日、11月4日两次通电中公开抨击宪法草案的政体设计。宪法草案中弱势总统权力的规划，还意味着北洋派政治权力在未来制度实施后将进一步丧失，其既得政治利益也会受到重大损害，所以袁世凯认为宪法草案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甚”。这种削弱大总统与政府威信的做法，“使对内对外均无以保其独立之精神，而为国会之役使”。这些是袁断然不能接受的。

在制度主义者看来，政治制度变迁的实现要通过制度主体的创新行为来实现。当时决定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最重要力量并不是国会，而是袁世凯的北洋政治集团。对于袁世凯这样的实用主义政治人物来说，以较少的代价攫取更多的政治利益是其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袁氏在1912年接受共和制度，其实就是建立在这种判断之上。以他不多的现代政治知识，当然会期望民国国家元首的权力与地位要远远超过他在前清的职权，在民国为自己谋求比旧制度中更多的政治利益。如果这一期望受挫，袁氏自然就会改变最初对共和民主制度的不反对态度。民初的两年，就是袁对民国新政治制度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过程。

但是《天坛宪法草案》，特别是其中的“超议会制”政体，既没有充分承认当时左右中国政坛的北洋集团的政治利益，也没有从制度创新方面实现北洋集团提出的正当的权力目标，从而失去了北洋派对政治制度变迁的支持。对渴望在新体制中攫取更多的权力与利益的北洋政治集团来说，由于政治目标在宪政制度框架设计中落空，不满之情是难以抑制的。民主转型也因此失去了对他们的吸引力，更无法奢望获得他们的支持与推动。制宪最后的失败，恰好是北洋政治集团害怕在未来的政治制度变迁中丧失已有权力而激烈反对的结果。但是袁世凯在1914年以后的制度选择也是错误的，无论是他在1914年建立起来的“超总统制”的威权体制，还是后来恢复帝制的努力，都无法获得稳定的政治发展，也无助于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其实考虑到中国行政集权制度传统、北洋派总统权力与国会各政党立法权力的不同利益诉求，合理的宪政制度选择可以是类似于当代法国的“半总统制”。意大利学者萨托利说：“最适用的政体，就是最好的政体。”这种政体制度兼有总统制与议会制的长处。一方面总统有相当大的政治实权，政府总理对总统负责，可以满足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对实权总统地位的权力需求，另一方面行政与立法关系容易协调，当政府与议会发生冲突时，总统在同总理及议会两院议长磋商后，可以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选举，在宪政制度框架内解决总统与议会的政治冲突。当代法国“半总统制”政治运作相当成功，不但造就了一个强总统，而且产生了一个相对稳定与有效的内阁。二十世纪第三波民主化经验也证实，对民主转型国家而言，半总统制比纯粹的内阁制或总统制更有吸引力。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民初政治发展的过程与结局，不仅验证了唐氏特别强调的制度转型的艰难性，而且包含制度转型失败的合理性。各国民主化研究表明，一国的民主转型过渡到威权或极权政治，这种失败结局意味着民主的崩溃。民国初年民主转型的结局，就是民主崩溃的一种形式。1914年的中国是二十世纪世界上第一个民主转型变成威权政治的国家。不过，世界范围内各国民主化经验不断启示我们，民主化是一个过程，是专制政体不断实现民主化的艰难过程，它不是一个直线过程，而是一个曲折复杂多变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民主崩溃其实是一种普遍与合理的政治现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一些威权主义政权如萨拉查的葡萄牙、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法西斯国家意大利、德国，都是对本国民主化失败的反应。正如亨廷顿所说，“在二十世纪，极少的国家能够在第一次尝试中就建立起民主的政治体制。”

制度转型 篇12

一、地勘单位会计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不符合当前的管理体制和单位性质

我国1996年版本的地勘会计制度是为了适应地勘单位向企业化转变过渡时期的实际情况, 遵循1993年财政部颁布的“两则”“两制”的基本原则, 结合地勘单位的特点而制定的。简而言之, 是对当时国有地勘单位在“戴事业帽子, 走企业路子”的形势下出台的会计制度。

当前, 陕西国有地勘单位经过省政府的强力推进, 已改制为省国资委监管的国有独资集团公司 (企业) 。同时, 经过企业化前较长的过渡期和企业化后的发展, 地勘单位的业务结构已发生了显著变化, 由单一承担国家预算勘查项目或以承担国家预算勘查项目为主, 扩展到探、采、冶一体化以及开展工程勘察、建筑施工、医疗服务等多种经营领域。因此, 继续执行地勘会计制度, 已经不符合陕西国有地勘单位的实际情况, 难以全面准确反映企业化后的单位业务状况。

(二) 国家基金制度制约了产权管理体系的建立

长期以来, 地勘单位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 国家投资是地勘单位的主要资金来源, 不具备建立企业资本金制度的条件, 在财务制度上, 实行的是国家基金制度。目前, 陕西地勘单位已率先改革和发展为省国资委监管的“四自”企业。按照《国有资产法》、《企业财务通则》等规定, 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产权管理体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 应实行实收资本金制度。改制后的地勘单位的当务之急, 首要的是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司关系, 理清出资人与经营层的责、权、利关系。同时, 随着地勘单位资本金来源的日益多元化, 既有国家资本、国有法人资本, 也有民营资本、外商资本, 国家基金制度无法满足现代企业产权管理的需求。

(三) 单一的资产减值政策难以全面反映资产实质

地勘单位企业化后, 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 因市场本身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 资产的价值面临着较高的风险, 各类资产都有可能发生减值。特别是地勘单位改制后为了发挥比较优势, 对自有探矿权、采矿权加大投入, 这些投资在原有体制下实行的是核销制, 在现行体制需自我承担。与其他资产相比, 由于地质工作的固有特征, 探矿权、采矿权更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但按现行的地勘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规定, 仅仅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没有考虑其他资产发生减值的可能, 不能准确反映出资产是“预期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的实质。

(四) “四三三”的收益分配政策虚增经营成果且增加了单位负担

地勘会计制度规定, 地勘单位实现的节余与收益在缴纳所得税后, 按照四三三比例分配, 即:提取40%地勘发展基金 (主要用于发展积累) , 提取30%公益金, 提取30%职工奖金。这种分配政策, 使本应进入成本费用的福利支出、职工奖金在净利润中列支, 造成利润虚增, 同时还加大了企业外部负担。一是增加了企业所得税的负担。《企业所得税税法》规定, 企业发生的合理薪金支出包括奖金以及职工福利未超过工资总额14%的部分都可在税前扣除。二是增加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的上缴。《陕西省省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地勘企业以年度净利润抵扣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政府补助收入等后为基数, 按10%的比例向财政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五) 对新生业务现行制度缺乏规范

地勘单位面对市场, 视野不断开阔, 与市场融合度逐步加深, 新生业务不断涌现。地勘会计制度受当时出台背景的限制, 又长期没有修订, 对许多新生业务的处理没有相应规定, 如企业兼并、融资租赁、投资理财等等, 发生时企业只能参照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处理, 带来了一套账务体系两种制度混用的现象。

(六) 按地勘会计制度编制的财务报告难以适应公司筹资等业务对外披露信息的要求

地勘企业以地勘会计制度为基础编制的财务报告, 在对外提供时, 由于会计信息的可比、公允性的要求, 必须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二次转换。比如, 在给国资委上报决算时, 就要根据相关规定在形式上进行转换;在对外合作或筹融资时, 就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实质转换, 同时还要在年终中介机构出具的决算审计报告基础上, 请中介机构重新审计。一个单位几套报表, 既加大了成本, 又耗费了时间, 影响了效率。

二、制度转型的建议

(一) 转轨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进程需要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产物, 是新时期反映经济活动、确认产权关系、规范收益分配的会计技术标准, 是编制和提供会计信息的重要依据, 是资本市场的重要游戏规则, 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依据, 是国家社会规范乃至强制性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勘企业作为省属的大型企业, 要解决因执行地勘会计制度带来的弊端, 就应顺时应势, 尽快转型到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这种转型, 既是适应体制机制转变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是政府会计管理部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2007年1月1日实施后, 陕西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省国税局、省地税局就联合印发了《关于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的意见》, 要求从2009年1月1日起, 全省国有及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的大中型企业要全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二) 转型中应关注的问题

地勘单位在转轨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过程中, 除做好转换前的调查现制度与新制度的衔接准备工作外, 对于准则没有做规定或虽有规定但不具体的行业特有业务, 典型的如矿业权、地勘费、地质勘查项目等, 要制定出具体的操作办法。

会计制度与财务制度相辅相成, 地勘单位会计制度的转型离不开财务制度的转型。2006年财政部出台的新的企业财务通则, 是现行企业财务制度体系的核心。地勘单位在会计制度制度转型的同时, 应由执行地勘单位财务制度转轨执行企业财务通则。尤其应关注的是, 地勘单位财会制度的转型, 是为了适应体制机制的变化, 促进地勘单位更顺畅更好的发展, 不能因财会制度的转型而丢失了国家对地勘单位改革过程中给予的财税优惠政策。不仅如此, 因陕西国有地勘单位的体制改革在全国先行一步, 为确保改革的成功, 地勘单位在财会制度的转型过程中, 除落实好现有政策外, 更应借机进一步争取新的扶持政策。

三、地勘单位会计核算建议

(一) 矿业权的核算

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 是地勘单位的核心资源。2006年颁布的27号企业会计准则, 对石油天然气等液体矿山开采中矿区权益的会计处理做出了规定, 但对固体矿产矿业权的会计处理尚未作出明确规定。矿业权的会计核算主要涉及矿业权的初始成本计量、取得后的后期投入、转让或对外投资处理、摊销和期末的减值测试等。根据矿业权的属性和企业会计准则中无形资产的定义及特征, 矿业权应属于无形资产。在此原则下, 地勘企业可比照无形资产准则的一般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实际工作中则需要着重关注后期的投入处理和摊销处理。

矿业权的后期投入主要是为扩大地质成果的勘探投入, 建议先在“研发支出”科目中归集, 在每一勘探阶段结束后, 根据地质勘探报告结合经济性评价, 进行“资本化”或“费用化”判断处理。对于用债务性资金的投资勘探产生的利息, 由于地质勘探周期长, 投资大, 建议按照17号准则的规定或资本化或费用化。另外, 矿业权中的探矿权不同于其他一般无形资产, 在持有期间不产生直接或间接收益, 只有当转让处置后或转化为采矿权开采经营后, 才会带来收益。因此, 建议对已转为无形资产的探矿权, 在持有期间可不进行摊销, 当出让处置后一次摊销, 或转化为探矿权开采后分期摊销。

(二) 地勘费的核算

陕西省政府为了推进地勘单位的企业化改革, 地勘单位体制改革后, 原在事业体制下财政安排的地勘经费基数仍然保留。地勘费即财政补助收入, 是地勘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 由财政根据批复后的部门预算按月拨付, 规定的用途是首先用于确保离退休人员生活费的足额按时发放, 其余由单位自行支配, 目前主要用于补助在职人员的工资。目前在地勘单位执行地勘会计制度的情况下, 在需编制企业会计报表时, 参照国务院国资委的有关规定, 将地勘费过渡至“主营业务收入”。在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后, 应具体分析。对于保证离退休人员的资金, 具有代收代付的性质, 建议通过往来科目核算, 对于地勘单位属地化时, 国家财政划定的地质勘查费基数, 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可将10%左右转增国家资本金的部分, 建议如转增时, 先转增资本公积金, 待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再转至实收资本, 其余部分, 因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及其应用指南规定的“无偿的、有条件的”及非“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的特征, 应列入“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科目核算。

(三) 地质勘查项目的核算

地质勘查是地勘单位的主业, 也是支撑地勘单位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发展的基础业务。地勘单位从事的地勘项目除对自身的项目进行勘探外, 主要包括了两类项目, 商业项目和政府地勘基金项目, 构成了地勘单位收入的重要来源。地勘基金项目同商业项目一样, 也是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取得。从地质勘查项目的实际来看, 有的在一个会计期间能够完成, 有的跨会计期间才能完成。在国民经济分类上, 它属于专业技术服务业。企业会计准则对技术服务业, 尤其是对地质勘查项目这类特殊的技术服务业的具体规定较少。它的特殊性在于, 它虽属于技术服务业, 但从其工作投入和成本构成来看, 人工费、设备使用费特别是野外施工费占总成本的大部分;另外, 委托方与受托方一般是根据工作量签订固定单价合同。根据这种特点, 对于其收入成本的确认, 可按照准则对提供劳务收入确认的方法核算, 即按完工百分比法进行核算。

对地质勘查项目成本核算对象的确定和成本核算项目的设置, 除应遵循《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一般原则外, 应结合地勘勘查工作的特点和管理需求加以确定。具体讲, 可按照项目名称、工作手段分级设账, 结合费用科目辅助核算, 或者按照项目名称、费用科目分级设账, 结合工作手段辅助核算。地质项目是指具体的地质勘查任务, 工作项目是指为完成地质勘查任务所采用的工作手段和技术方法, 包括地形测量、物化探、钻探、硐探、岩矿试验等等。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对于商业项目, 有利于进行分析、考核, 落实成本管理责任制, 对于政府基金项目, 则满足了政府对地勘专项基金的管理要求。因为政府基金项目预算标准的制定、企业申报项目预算的编制以及决算的编报等均是按这种明细项目分类确定的。

四、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转型后应配套的财政优惠政策建议

陕西省地勘单位事业转企业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具有较强的探索性和风险性。政府在推进省属地勘单位转企过程中, 制定了财政、人员、资源配置一系列特殊政策予以支持, 转企后的地勘单位继续执行地勘财会制度就是支持政策之一。但由于继续执行地勘财会制度无法适应改制后地勘单位融入市场的要求, 制度转型势在必行。转型过程中政府支持政策的形式可以调整, 但力度不应减弱。据此, 提出如下建议:

(一) 国家资本金政策

地勘单位底子薄, 积累少, 资本金严重不足, 在改革过程中政府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一是按照国土资源部、陕西省出台的有关改革配套政策, 改革前地勘单位持有的探矿权和采矿权, 属前期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矿产地的, 转让时经批准其价款全部或部分可转增为企业的国家资本金。二是根据国务院有关地勘单位改革方案的有关规定, 地勘单位在属地化、企业化改革的过程中, 可以继续将国家划定的地质勘查费基数中10%左右的勘查费转增国家资本金。在争取新的充实国家资本金政策方面, 一是可对每年应向省财政上缴的10%国有资本收益, 给予3年左右的免缴优惠政策, 直接转增为国家资本金或资本公积金。理由是, 按照陕西省财政厅2011年出台的有关规定, 对应上缴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有减免的先例, 如对文化类企业、粮食储备企业等给予了三年内暂不上缴的政策。地勘单位与上述企业具有相似性, 转制前均为公益事业单位, 而且市场竞争性弱, 目前如没有地勘费, 地勘单位普遍处于亏损状态。同时, 国有资本收益本身的用途就包括向国有企业追加资本金投入, 对于特殊情况免缴的按规定要直接转增国家资本或者国有资本公积。另外, 目前4个地勘企业下面还保留有事业性质的医院、学校, 在计算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计算基数时, 应扣除下属的事业性质单位形成的结余。二是可对取得省财政出资形成的矿业权时应缴纳的矿业权价款, 争取免缴转增国家资本金或资本公积金的政策。企业化时, 省政府曾承诺对地勘单位无偿配置矿权, 但一直没有兑现。当前, 国有地勘单位都不程度地承担省地勘基金投资的勘查项目, 按照规定, 对找矿成果显著的可优先以协议方式取得, 地勘单位对取得此类矿权时, 要力争免缴政策, 直接转增为国家资本金或资本公积金。

(二) 财政贴息政策

陕西国有地勘单位企业化后, 转型步伐加快, 经营规模持续扩大, 但资本金投入不足, 流动资金贷款上升, 利息负担加重, 持续经营难度加大。地勘单位属地化时, 国务院、财政部规定, 对实行属地化管理的地质勘查单位组织队伍转产, 安排职工再就业等工作的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财政继续给予贴息扶持。属地化管理的地质勘查单位的转产项目贴息,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 初审后向财政部汇总申报, 省财政应积极组织落实对陕西国有地勘单位财政贴息政策。

(三) 税收优惠政策

政府按照税法规定, 在相关改革文件中指出对地勘企业给予税收支持政策, 主要包括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等税法中已有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虽缺乏个性, 适用于一般企业, 但地勘单位在纳税申报时也要充分利用, 因有了这些文件的特别强调, 更容易获得税务部门的理解与支持。除此以外, 陕西国有地勘单位可借鉴山东省的做法, 向政府积极争取一定时期内的、系列的、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山东省为了支持地勘单位改革, 山东省地方税务局专门出台了《关于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地勘队伍改革的通知》, 包括营业税扶持政策、房产税扶持政策、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扶持政策、房产税扶持政策、车船使用税扶持政策、城镇土地使用税扶持政策、印花税扶持政策等, 每项优惠政策具体到项目, 十分明确, 易于执行落实。如关于营业税扶持政策明确指出, 地质勘查单位在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过程中, 承担各级政府安排的地质勘探工作而取得的财政拨款, 在规定时间内不征收营业税;地质勘查单位和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 按国家规定免征营业税。

争取增值税财政补贴政策。一是对营改增后增加的税负积极申报补贴。营改增的目的之一是解决营业税制下“道道征收, 全额征税”的重复征税问题, 减轻税负。但地勘单位营改增后, 因税率由原来的5%提高到6%, 在不发生大规模购置设备的情况下, 受地质勘查项目投入特点和业务模式的影响, 能取得可抵扣的税票少, 税负反而加重。对类似情况, 陕西省有专门的营改增试点过渡期财政扶持政策, 地勘单位应认真测算, 对增加的税负, 向政府申报补贴。二是增值税属中央与地方分成的税种, 地勘单位可积极探讨, 搜集研究政策, 充分反映地勘单位当前的实际困难, 对地方分成的部分, 是否可争取一定期限内的先缴纳、后由财政返回的政策。

进一步争取所得税优惠政策。地勘单位改制后整体上有利润, 但如果每年没有政府的地勘费, 大部分单位将陷入亏损。鉴于此, 地勘单位是否可探讨对所得税地方留成的部分, 同增值税一样, 向政府努力争取一定期限内先缴纳、后由财政返回的政策。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制度[M].北京:地质出版社, 1996.

[2]财政部基建司.地质勘查单位财务制度讲解会计制度[M].北京:地质出版社,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