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成员（精选9篇）
集体成员 篇1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收, 因征地款分配而引发的纠纷也日渐增多, 严重影响了农村的和谐稳定。如若处理不当将会对农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而解决此类纠纷的核心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问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不仅对城市化进程有着巨大影响, 也牵涉这农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由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利益纠纷, 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引发的矛盾纠纷严重影响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安全。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现状
当前, 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该怎么认定, 认定标准是什么, 由谁来认定, 意见多种多样。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尚无明确的规定, 司法解释也未对其有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并且还出现了不同法律不同意思的情况, 从而导致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认识出现了差别, 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
1. 通过村委会认定
村民委员会有经营、管理集体资产的职能, 又有村民自治、协助行政的职能。就我国目前来说, 相应的规章制度并没有覆盖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此情况下, 农村集体基础成员资格由村民委员会进行认定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但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不属于村民自治的内容, 而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的事务。所以, 由村民委员会来认定农村集体基础组织成员资格有一定的越俎代庖的嫌疑。只等弄粗集体经济组织相关制度趋于完善, 村委会对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权力终须还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 通过法院认定
通过人民法院认定, 即司法认定, 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法院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认定。司法认定具有其不完善之处, 具有事后性、被动性, 即只有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其资格被剥夺, 并采取法律行动, 以寻求司法救济, 法院才可以对其资格认定进行审查。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是否属于“村民自治”, 这一说法也曾引起了理论和实践届的思考和讨论。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认定不仅仅是有法律依据的, 而且是对权力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认定具有滞后性和事后性, 不应将通过司法程序确定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作为经常性的方式, 而应将其作为一个补充方法, 维护权益最后的屏障。
3. 通过立法认定
截止当前, 我国还未制定全国性的、相对明确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也没有其他相关的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如何认定做出明确规定。只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进行统一立法, 对成员资格的认定做出原则式或列举式的规范, 才能真正达到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 规制不法行为的效果。
(二)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存在问题
1. 由村民委员会认定的缺陷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 由村民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在这里, 一般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 判断收益应该归谁所享有, 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其次, 收益应该怎么分配, 分配多少, 除非政府对支付金额有指导性意见, 但在规定的数额外, 村民委员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笔者认为, 由村民委员会认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是不合适的。据前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分析, 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 农村集体经济组是具有自我管理功能的集体组织, 对于其成员资格认定, 应由其自主确定。
2. 以户籍制度为依据认定的缺陷
目前, 认定成员资格标准, 以户籍为基础, 严格确定, 这是不利于保护广大成员的利益的。目前, 在某些地方对于成员资格的定人, 基于户籍制度, 同时对收益做出其他的限定条件, 这个标准是相当苛刻的。不能只考虑户口应迁而未迁的, 不得享受这样收益, 比如外嫁女;还要从严把握迁入人员, 只要没有一直居住在村中, 就应该视为挂靠户;二婚或者多婚者, 其配偶户籍均迁往该村, 则只能认定当前配偶有享受村集体收益的权力等等。诸如此类的分配方案大同小异, 剥夺了一些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人的资格, 其中有很多地方市违反法律规定的。且与我国的土地制度背道而驰。
3. 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从判例来看,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判决, 大多数都没有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明确的解释说明, 且不同地区判决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比如外嫁女、空挂户、退伍军人、外出上学群体等, 他们有的被剥夺了分配权, 有的保留了其分配权益, 但是无论是怎样的判决, 法院都没有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出定性或者明确。《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 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 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 应予支持。”是大多数法院判决时的依据。就算法院的判决在事实上支持了当事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 但其态度依然是犹豫不决, 不敢明确表态。这种做法, 实际上是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维权设置了障碍。且由于法院的判决不可借鉴性, 也照成了很大程度上的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困境和原因分析
村民会议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市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 也是解决此类争议的基本途径。而实际情况是,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产生后, 不管市从村民自治还是行政或者司法维权路都异常困难。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于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
(一) 村民自治的局限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的产生, 争议之处正是集中于, 村小组会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是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村民自治方式。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的社会风气逐渐开放,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趋于简单, 但是在农村中传统观念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血缘、姻亲以及长久传承下来的家族关系仍然是农村社会关系的主体, 相对于法律, 这种关系更加具有优先权。
尽管98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第二十条第二款中做出规定,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 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但现实状况是, 在许多农村在中却有另外规定。“民主”成为了剥夺、“外嫁女”“入赘男”等群体的合法利益的工具。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户籍不在本村, 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公民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交予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这对于杜绝“民主”对小众集体的权益损害, 是没有根本性作用的。
(二) 司法救济的困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的出现, 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群体寻求司法救济, 但往往纠结果并不理想。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后, 那时就有法院受理过一些设计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认定的案件, 主要体现为宅基地分配、土地承包及安置补偿费用等纠纷, 大多数法院并作出了判决。但是, 由于那时的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是独立的法人, 所以没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导致即使判决纠纷当事人胜诉, 也很难执行到位。
2010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做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 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表面上看, 条款似乎为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 但依照此条款, 纠纷当事人却必须拥有“村民身份”, 试问如若具备“村民身份”, 何来纠纷之有呢?村民身份的概念在该法中也没有明确。
(三) 行政介入的不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在第一条第二款做出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要求取得该权利的, 应当向集体经济组织和指导该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行政机关提出, 而不能作为民事诉讼提出”, 这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还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来解决。但村民自治组织不是一级行政机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并不能纳入行政救济的范围。且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认定属于村民自治, 行政命令等强制解决方式市基层政府不能用的;而就算政府出面调解纠纷, 即便达成合意, 村委会也可以反悔不履行。
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特意强化了政府的指导地位。但是, “责令改正”“指导、支持、帮助”等权力对村并没有明显的制约作用;且内容、方法与方式也没有明确规定;导致村民“自治”并没有在政府的“领导”和“指导”下进行。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对策与思路
(一)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经过长期发展, 根据当时国情推出的一种独有的经济组织形式, 但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很多问题和不适用暴露出来。当前来说,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没有实际的职能和地位, 组织方式还很薄弱, 其运转维持只能依靠农村的行政机构或自治组织。因此,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机构,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运行的管理、决策、监督, 自主经营, 自主决策, 才能保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前发展
更应该重视的是, 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重要性。目前, 我国没有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及其成员资格、成员权力作出规定, 有的只是零散的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而且, 村委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相似, 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照成了严重阻碍, 同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力也难以保障。因此, 根据当前国庆, 结合农村实际情况, 制定一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是解决此类纠纷最紧迫、最有效的方法
(二) 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体资格认定的法律主体
1. 从严发挥村民自治作用
由村民自治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虽然具有不确定性, 但成员资格的确定直接关系到相关人员的利益分配, 也直接影响其他村民的利益, 因此也是合理的。由该组织内成员通过村民自治的机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员大会) 决定成员资格, 这是尊重既有的成员权利的重要体现, 也是限制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少数群体利益损害的手段。
2. 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仲裁机构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通过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来解决因土地承包经营产生的纠纷。但申请仲裁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获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农村土地承包法》这一规定将申请仲裁的事项限制于“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本文认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成员资格是问题的两个方面, 不能将其泾渭分明, 司法机关作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裁决权, 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条件。
3. 发挥乡镇政府或农业主管部门作用
乡镇人民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是基层行政机构, 他们直接对农村负责, 接触群众最多, 了解农村情况也最实际, 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都是靠他们最终贯彻实施的。因此, 将其乡镇府和农业主管部门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确认机关, 是政府发挥职能的体现。
4. 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纠纷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其法定职责进行裁决。人民法院裁决的存在使侵害少部分特殊群体的利益的几率变得更加渺小, 且他们收到侵害后的合法权益也有了救济渠道。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在第一条二款做出规定:“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很多人认为该项条款导致人民法院对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缺乏主管的权力。其实该项法条依然保留村民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重要前提条件, 即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界定权利。
(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必须明确
立法上没有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 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 必须在立法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作出相应的规定, 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本文以为, 如下规定可供立法时参考:1.可以给予户籍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 由于工作或其他需要, 迁出原集体经济组织, 在原经济组织内不享有成员权, 同在经新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接纳入户的;2.可以给予成员资格的, 需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的农民, 婚后落户在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
3. 可以给予其成员资格,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或收养的子女, 户籍在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 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
(四) 城乡一体社会保障机制需要建立完善
我国部分省市及相关部门为探索符合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并进行了相关试点, 已出台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性的文件, 我国社会保障机制正在初步形成并逐步完善, 从农村开始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计划生育保险和医疗保健制度等看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些保障措施仍是片面的、单一的, 大都是以一定社区范围的村民为保障对象的福利制度, 主要是依据当地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来决定着福利的多少, 并没有形成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一系列保障措施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给农民带来了福利。
后现代化的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的产生是紧密相连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 只有在明确的主体下, 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 在严密的司法救济下, 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下, 新情况和新问题才能逐步解决, 村民自治才能更加科学有效, 期望最终消除此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纠纷, 平衡农村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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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成员 篇2
发布时间：2006.10.23
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目前，随着我县一大批重点工程的陆续推进，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征地补偿款分配方面的纠纷日益增多，给我们的审判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其中很多问题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问题。本文从我院实际审理的一件普通案件入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观点，希望大家特别是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认真参阅，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结合审判实践，审理好该类案件。同时，要认真总结、研究此类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提出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努力运用审判职能，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确保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和谐发展。
案情简介：1981年，原告、原告父母及原告的同胞兄弟妹3人加上原告之长嫂，一家共7人取得了原籍所在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此后一直延包至今。其间，在第二轮延包前，原告父亲死亡，原告及其兄弟妹嫂5人全部结婚或外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或在本地婚后农转非，其中长兄嫂在原籍生育的一子亦随其父母农转非且户口迁出本地。在第二轮延包中，其弟、兄又通过原集体村组将自己母亲和自己婚后之配偶及其子女共9人进行了农村土地承包登记并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除其母亲户口一直在原地外其余8人户口均未迁回原籍。2003年，其母去逝。2004年底，因国家重点工程渝湘高速公路建设的需要，占用原被告一家原承包地之一部分，获得一笔不菲的征地补偿款，原告之弟、兄拒绝给付原告一定的份额。原告遂诉之法院，要求分割此笔赔偿款。被告则以第二轮承包合同书上未记载原告姓名，以及原告自出嫁以来一直未履行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权利义务，即未对土地进行管理以及未上缴税费等理由进行抗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标准问题，是我国现行法律上的空白点，也是法学界的一个长期争论而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很多法律都提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对其成员资格如何确定，却缺乏统一的明确的标准。本案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问题，故联系相关理论进行如下分析。
一。成员权的基本涵义
成员权，又称为社员权，是指社团法人的构成即社员对社团法人所享有的一种独特的民事权利，即团体中的社员依其在团体中的地位而产生的具有利益内容的权限，其根本特点在于权利基于社员的资格产生，它是在社团中产生的权利，这与其它的一般民事权利有别。成员权是具有相对性的权利，对外它是绝对权，对内它是相对权。其权利既有平等性，又有按份性。
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权，则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所享有的权利。它可以表现为物化的权利，即每个人拥有对一块特定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也可以表现为获取集体福利、失地补偿、股权红利等其它形式，还可以表现为民主管理等政治性权利。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成员权、村民的关系问题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成员权的关系。在实践中，成员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常有相互交错的现象。承包经营权主要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和其他人（包括企业）依法承包集体的土地以后所享有的各种权利，而成员权是每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享有的权利。其区别主要在于：
首先，二者的主体不同。成员权的主体为具有本集体、本团体中具有农村户籍的人员，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已扩大到成员以外的一切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人和集体。
其次，两者的权利内容不同。成员权既包括对集体财产、福利、收益的分配、使用的权利，也包括对集体组织的集体事项作出表决、参与决策等政治性民主权利。但土地承包经营权仅仅是一种财产性权利，其内容离不开对土地本身的权利行使。
第三，两者取得的方式不同。成员权的取得主要表现在出生、婚姻、收养、移民等几种方式上。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既可以是从集体经济组织之手原始取得，也可以通过流转方式继受取得。
（二）村民与集体组织成员的区别
二者都是法律概念，其不同点是：
（1）从外延上讲，村民的外延要大于集体组织成员。一般情况下，村民是指居住在本村、户籍在本村并且属于农业户籍的人口。但后来，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多，现在的村民则是既包括本村村民即集体组织成员、也包括外地人的集合。
（2）从取得的条件上讲，成为集体组织成员的条件严于成为村民的条件。凡在一个地方居住的人可以称之为村民，但其不一定是集体承包组织的成员，要成为集体组织成员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换言之，集体组织成员一定是村民，但村民不一定是集体组织成员。
（3）从使用的法域上讲，行政法上使用村民较多，而经济法或者民法上使用集体组织成员较多。
（4）从历史与现状上考察，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全体成员应当以村民小组为原则、村外为例外予以明确界定。换句话说，集体组织成员往往在村民小组范围内使用，而村民则在行政村范围内使用。
（5）从权利范围上讲，集体组织成员的权利要大于村民。一个外地人在某村长期居住，其可以取得村民资格，参加村民选举，但如果其没有被集体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同意取得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话，其就不能获得集体经济利益。集体组织成员除了享有政治权利以外，还享有经济民主管理权利。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
（一）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遵循的原则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应当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成员权理论为基础，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基本条件，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作为判断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该坚持的一般原则。同时，应当考虑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转移的趋势，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具有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特殊情形作出特别处理，并辅之以明确成员资格的保有期间、确立资格取得的唯一性等原则。简言之，也就是在确定特定农业人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标准问题上，将成员资格的取得、丧失以及特殊情形的处理作为整体来系统地把握，考虑各种因素后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二）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
是否具有成员资格，不但是关系到政治权利的问题，而且最现实的意义是关系到经济分配的财产性权利问题。什么情况下成员资格始取得？是采取出生地主义、血统主义还是户籍原则决定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对此，目前不能在任何一部全国性法律中找到答案。学术界主要有三种主张：
（1）登记主义：即采取单一标准的做法，以户籍所在地是否在该村组，作为确定是否具有本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标准。
（2）事实主义：即主张以是否实际在本村组长期生活为标准来确定成员资格。
（3）折衷主义：即采取复合标准的方法，主张以户籍登记为原则，以长期居住的事实状态为例外来确定集体组织成员资格。
另外，尚有权利义务关系说，即以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形成的事实作为判断标准的方法。即以必须与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及管理关系的人，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笔者认为，认定集体组织成员的依据应当以户籍为一般原则，尤其是原始户籍在本村组则自然取得该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这是一种原始取得即当然取得，即使没有在本地登记户口，但只要其未在其它地方登记户口，就应认定其户籍在本地。但是，不能仅以户口作为认定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唯一标准，否则不仅将会剥夺因超生而没有上户口的人的生存权，而且对哪些除了没有户口之外而与其他成员没有任何差别的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三）在认定成员资格时需要的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没有取得承包地的，是否享有成员资格？没有取得承包地，可能具有成员资格,也可能不具有成员资格。换句话说，有没有承包地，并不决定某人是否具有成员资格。有了成员权并不一定马上分得承包地和可以享受其它集体福利。
二是有了选举权，是否就具有成员资格，并必然享有某个村集体资产（如土地等）的分配权？选举权属于政治权利的范畴，分配权属于经济权利的范畴，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简单地把二者混同。为了减少农村选民资格纠纷，应实行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脱钩、选举权和分配权相分离的制度。即使有了选举权，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具有成员资格和享有集体资产分配权。
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方式
前已述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应当以该成员是否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常住户口为基本判断依据。这一标准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相适应，也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然共同体特征的必然要求。
户籍是证明一个公民自然情况最直接、最基本的依据，以户籍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基础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首先应当考虑的因素。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也无法否定户口登记在确定公民自然情况方面的重要作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原始取得，二是加入取得。
1.原始取得即出生取得，即是指通过人口的自然繁衍，祖祖辈辈生活在特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而当然地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成员权。原始取得的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出生。对于基于出生取得成员资格的，在该成员出生时，必须其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因父母双方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其子女也具有成员资格的情形，一般不会产生争议。但父母中一方具有本组织成员资格而另一方为非农业人口或其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时，对其子女的成员资格确定，则应结合出生时的实际落户情况而定。只要出生时依法登记了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则该出生人员自出生时即取得了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2.加入取得。加入取得主要有以下方式：
（1）婚姻：即通过缔结婚姻关系加入另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成为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享有成员权。其中包括女子嫁到男方而成为男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包括男子入赘女方而成为女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情况。
（2）收养：收养属于拟制血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合法的收养手续收养被收养人，则被收养人取得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享有成员权。
（3）移民：即因国家重大工程或国家重大政策而进行的移民，原成员迁到另一地区后重新获得土地，进而成为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享有成员权。
五。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取得的时间
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取得的方式，总体上可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原始取得自出生时开始：有出生证的以出生证上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的，以在派出所或村委会登记的时间为准；既没有出生证，也没有在派出所或村委会登记的，只要其没有在其它地方登记就应认定其户籍在本地，且以有依据能证明的出生时间为准。
难以界定的是继受取得的时间。我们知道继受取得必须经历两个步骤：成员会议（或代表会议）通过和办理户口迁移手续。（1）如果会议通过之日是在户籍迁到该集体组织之日前，则成员资格应自户籍迁到该集体组织之日起开始取得，因为成员资格的取得是以户籍登记为一般原则的。（2）如果会议通过之日是在户籍迁到该集体组织之日之后，成员资格应自会议通过之日起开始取得。
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已经结婚而没有将户口迁出的人，究竟属于哪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缺乏界定标准，由此引发了争议很大的“出嫁女”问题。
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的确认，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取得其他社会保障之前，一般不宜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对于因以下四类情形被注销或者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的人，应当认定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1、死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于死亡时终结，因此，从死亡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即行丧失。
2、已经取得了其它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自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时起，其原拥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随即丧失。
3、取得设区市的非农业户籍。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具有相同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在取得设区市非农业户口之后，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已经被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之内，所以在其取得了设区市非农业户口之时，即应丧失其原拥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
4、取得非设区市城镇非农业户口，且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或者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在非设区市以及城镇尚未普遍建立，取得其非农业户口并不必然享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往往仍需以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土地保障其基本生活。但如果已经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或者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因其脱离了对原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需求，应当认定其丧失了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某个家庭中有部分成员死亡或者迁入设区的市转入非农业户口，那么，这些人的成员资格当然丧失、自然终结。但在法定的承包期内，其承包地也不能马上收回。因为，作为承包方的户还存在，尽管部分成员资格丧失了，但该户承包的土地还必须维持现状，不能作调整。
如果某一户的成员只有一人，其突然或正常死亡或者户口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人口的，或者某一户的成员有几人，而这些人又突然全部死亡或者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在这两种情形下，成员资格均应丧失，承包地也应收回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取得承包地后，因升学、当兵提干、当工人、当公务员，有固定工作且户口也迁出，或者经商办企业且人和户口已迁出，在这些情况下其成员资格均丧失。但只要这些成员所属家庭的其他成员还在该集体组织，那么这些成员先前承包的土地也不应交回或者被收回。在以上三种情况下，当该承包地被征用时，该家庭仍可按照相应的规定获得补偿。如果整个家庭不存在了，那么补偿费应作为遗产由相应的继承人继承。应当注意的是，当成员资格丧失时，由成员资格派生出来的除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外的权利均应丧失。反过来，承包地存在，并不代表其集体承包资格仍存在。若某个农户仅书面放弃了承包土地权利，那么按政策应直接补偿给农户的费用则该家庭将无法获得（如粮食直补资金），但补偿给集体的费用该家庭可以间接获得，集体的其他福利该农户也可以分享，只要该家庭的成员没有丧失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即可。
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保留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保留，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离开村子，但其成员权不消灭的情形。例如，农民进城务工、服兵役、学生上学期间、两劳人员“两劳”期间等。在以上的几种情形中，这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不必然永久地离开，所以有必要对其成员资格予以保留。
八。“出嫁女”的成员权问题
“出嫁女”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用语。“出嫁女”这一概念不仅仅指出嫁妇女，也包括上门女婿。“出嫁女”总的来说分为两类。第一种情况是“农嫁非”，即农业人员嫁给非农业人员，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出嫁后仍住在本村，即结婚后还在娘家所在地居住；二是出嫁后不住在本村。这种“农嫁非”的情况，“出嫁女”的户口一般都在原村。第二种情况是“农嫁农”，这又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农村女子嫁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男子，这种情况矛盾不突出；二是农村女子嫁到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三是农村女子嫁给在本地生活但户口在外地的农民工。从户口迁移的情况看，“农嫁农”又可以分为户口没迁走和户口已迁走两种情况。
从以上分类来看，“出嫁女”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户口没迁走和迁走后又迁回来的情况。很多“出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争，实际上大多是为了取得土地补偿费。而判定其是否有权取得土地补偿费，关键要看其有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针对以上对“出嫁女”的分类，结合上述所论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资格认定的原则，笔者认为：第一，对于“农嫁非”的情形，比如，农村女子嫁给城市男子，她们在城镇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没有固定的职业，原则上她们并没有离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认定她们拥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第二，对于“农嫁农”的情形，如果“出嫁女”是嫁到外地的，并且户口迁到外地，她的土地应到男方婆家去分，娘家的土地将不再保留，其在娘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也将消灭。对此，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也有相应的相应的规定。第三，在以上情形中，如果“出嫁女”嫁到外地但户口没有迁走的，其是否能够拥有娘家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主要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态度，如果该组织通过民主议定程序，愿意让“出嫁女”享受集体成员的权利，则集体之外的人员也没有权利反对。但是，由于该种情形下，“出嫁女”在娘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只是挂一个户口，而生产、生活都不在本地，她完全可以依法取得婆家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所以笔者认为，原则上不应该认定其成员资格和享有成员权。第四，在“农嫁农”情形中，对于有的“出嫁女”的户口本来迁走了，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又迁回来的，原则上也不再享有原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但要充分考虑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九关于土地补偿费的性质和分配方法
（一）土地补偿费的性质
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以补偿为条件，强制取得他人的土地所有权的行为。在我国，土地征收实质上上是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征收，但由于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度，因此国家征收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主要是农民的承包地。
对征地补偿费性质的认定，官方的说法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失地补偿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实质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但鉴于我国宪法规定的土地所有权主体只有国家和集体两种，故认为土地被征用，只是某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减少，是集体财产的损失，土地的补偿费是对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有权被征收后的补偿，更符合我国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认为土地补偿费是对某一被具体征用土地的某一承包农户的失地补偿，目前在法律上尚无依据。
（二）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收到土地补偿费后，是否能够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进行分配，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有些地方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分配予以认可，有些地方则予以禁止，而有些地方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留一定比例（如70%）后再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事项应当由村民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而土地被征收后的补偿费分配事宜，涉及每一个村民的切身利益，因而应当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该决定有最终效力。一旦决定该土地补偿费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间进行分配，则应按照前述成员权理论进行操作。因为农村承包户的土地使用权是掌握在集体经济组织手中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通过民主议定程序调整农户之间的承包地。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2条、23条规定了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偿费的分配原则，但对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未作规定。国家在征收土地时，必然要对土地的权利人的财产权造成损失，由于这种损失是土地权利人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作出的牺牲，因此，依据公共负担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的规定，“承包方享有以下权利：„„
（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土地权利人理应得到补偿。虽然在我国目前的土地征收制度模式下，被征地的承包农户不是征收法律关系的主体，但这不等于可以无视被征地承包农户的土地财产权，为了弥补被征地农户在耕地基本建设中投入的损失，理应对被征地农户予以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24条规定，在“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外，对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应当遵循“发包方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集体经济组织过半人数的意见就是土地补偿费分配的意见。实践中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一）土地补偿费直接分配给被征地承包户所有，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均未持异议。此种情况，应视为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已予以认可。
（二）土地补偿费由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决议在全体成员间进行统一分配，由发包方在其机动地指标内，或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全体承包户中调剂弥补相同质量和数量的土地给被征地农户。
（三）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少数成员或承包户，愿从自己承包的土地中调剂出相同质量和数量的土地给被征地农户，而将该被征地的土地补偿费用来分享。
（四）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会议做出决议，既要统一分配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又不愿调剂弥补相同质量和数量的土地给被征地的农户。这在土地多、人口少，即人地矛盾不突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屡有所见，因为土地被征用后该农户的生活生存基本上不受影响，仍有大量土地可供耕作。
对上述一、二种分配方法应予支持或认可，因为不违反现行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而对第三、四种做法则不予支持。其理由在于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和承包期内承包户有权享有从土地上得到收益的权利的原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方享有以下权利：„„
（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相悖。
十。本案应如何处理
在本案中，第二轮承包时，原告之弟、兄瞒着原告，只将其母及各自家庭中已全部农转非且户籍不在本地的家庭人口填入第二轮承包合同，而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明显疏于审查，怠于履行义务，非法剥夺原告的承包权，其错误行为应予纠正。
1.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等相关规定，因此，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理应撤销，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
2.违反政策规定。国办发明电[2004]2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中规定：“坚决纠正对欠缴税费或土地抛荒的农户收回承包地。要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以欠缴税费和土地撂荒为由收回农户的承包地，已收回的要立即纠正，予以退还。”中办国办厅字[2001]9号文件《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规定：“农村妇女无论是否婚嫁，都应与相同条件的男性村民享有同等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其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和其它有关经济权益。”
3.违法肢解主体。原被告等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延包取得了由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土地，是以“户”的名义取得的承包经营权，集体经济组织对其家庭成员之间的内部再分配不应介入过早。
具体到本案来说,在第一轮承包时全家共有成员七人,即原告、原告父母和原告之兄、弟、妹、嫂。当时集体分配承包地时，是按这七人的份额取得承包地的。该承包地经第一轮承包和以后的延包，现尚在承包期内，对其收益理应享有所有权。虽然在第一轮承包后，原告及原告之兄、弟、妹、嫂等五人均已“农转非”并将户口迁出，但因为该五人迁入地不是设区的市，也未在其它地方取得承包地，基本生活尚未得到有效保障，故仍享有对原承包地的经营权，现承包地被征用，其补偿款理应得到分享。其父母虽然长期在此生产生活且户口也未变动，但因在该笔补偿款取得之前已过逝，补偿款不仅不是其遗产，而且依法也不应该保有其份额。原告之长兄嫂所生之子，因其出生时父母尚在原籍地生产生活且户口也未迁出，故其因出生而自然享有成员资格，理应是该笔补偿款的享受主体之一。至于原告之丈夫及子女、原告之弟媳及其子女、原告之妹夫及其子女、原告之兄嫂户口迁出原籍地后（即在农转非后）所生之子女，因出生时其户口既未在原籍地，而且也没有在此地生产生活，故均不应参与该笔补偿款的分配。
综上，被告等人辩称的“原告一直未履行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权利义务，未对土地进行管理，未缴纳税费”等理由不能成立，能够参与该笔补偿款分配的只能是原告、原告之兄弟妹嫂及其兄嫂所生之子等六人。
1、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家庭承包是以户为单位的，如果你家被征的土地是家庭承包地，那么你们兄弟三人作为家庭成员有权按份分得征地补偿款，也就是说征地款应分为五份，你们各得一份。
2、如果所征土地是你父亲以协商、招标、拍卖等其他方式承包的，那么该笔征地补偿款可以视为你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你父亲去世后，你父亲所得的一半价款40万可以作为遗产由你兄弟三人和你母亲共同继承。
集体成员 篇3
案例：年近40岁的易柳英与其子陈世东，原住湖南省株洲县南阳桥乡某村。2001年，易柳英携子改嫁到渌口镇湾塘村某组，遂将户籍迁到该组，开始承包责任田，交纳农业税费。享受该组2002年至2004年分配的集体收益。2005年初，在按人口分配县工业园管委会支付的土地征用费、青苗补偿费、土地使用权租金等集体收益时，该组以易柳英母子是“外来户”为名。将他们排除出收入分配名单。2006年初。易柳英母子与该村民小组及湾塘村委会多次协商未果，遂将村民小组及村委会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村民小组以易柳英母子系“外来户”的名义拒绝给其分配集体收益的行为，侵犯了易柳英母子的合法权益，理应承担全部责任。在收益分配中，湾塘村委会没有参与收益分配过程，不应承担过错责任。法院最后判令被告渌口镇湾塘村某村民小组分给原告易柳英、陈世东母子征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等3527元。
点评：近年来，由土地补偿费引发的涉诉信访在整个涉农信访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类纠纷往往涉及农民的根本利益，具有矛盾激烈、难以化解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二十四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子支持。”土地补偿费系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丧失的补偿，其分配主体应当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所有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本案中，易柳英母子将户籍迁到某村民小组，依法承包责任田、履行交纳农业税费等相关义务后，已取得了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应与该村民小组其他成员享有同等权利，应平等地参与收益分配过程，故法院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集体成员 篇4
一、土地仲裁承包机构认定模式
有学者认为, 应当由土地承包仲裁机构来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然而, 实践中, 无法找到某个挂了牌的“农村土地承包的仲裁机构”, 更没有相关的法律对其性质和效力加以明确以及对其权限、组成及运行机制的加以规定。即便当前有一套完整的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仲裁体系, 那么该仲裁是否属于行政裁决, 当事人不服仲裁决定之时, 是否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 “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由该规定可以看出, 该仲裁裁决不应当属于行政行为。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法院对此类案件又可能不予受理, 继而导致出现当事人状告无门的窘境。因此, 由仲裁机构作为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主体并不可取。
二、有关行政机关认定模式
当前由有关行政机关认定模式中的认定主体主要有县政府、镇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等行政机关。由于各地的农村风俗习惯各不相同, 行政执法力量的有限性决定了行政执法部门难以对各村的风土人情都了解得面面俱到, 故由相关的行政机关来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会造成政策无法落实到位, 无法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 也不利于农民基本权益的保障。因此, 由有关行政机关来认定成员资格的做法在实践中不易操作。
三、村委会通过“村规民约”方式认定模式
通过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来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 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是最为普遍也是最为合理的做法。但是, 由于管理机制的不完善, 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 所以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往往容易出现一些私权利滥用的情形。例如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村干部或者财力雄厚的乡绅, 会利用村民自治来剥夺其他的人权利, 以实现自己更大的利益, 这样便容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 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村委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 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 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由此可见, 村民自治要在符合我国当前现行的宪法、法律法规前提下的自治, 不是无限制的自治, 不可滥用权力侵害私权。司法实践中当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时, 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其相关内容无效。
四、司法机关认定模式
司法机关认定, 也就是人民法院认定, 是指由法院通过司法途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予以认定。司法认定具有滞后性和被动性, 只有在成员资格遭到否定, 或者成员利益遭到侵害时, 当事人诉诸法院才能启动。笔者认为, 司法机关认定与村民委员会通过“村规民约”的方式进行认定并不矛盾。第一, 是否是直接认定存差异, “村规民约”认定模式是基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成员身份进行认定, 属于直接认定。而人民法院认定模式, 往往是对已经具有成员身份的村民认为其自身资格遭到“村规民约”的剥夺, 诉求到法院要求法院维护其合法的权益, 属于间接认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之规定, 可以得出人民法院通过对“村规民约”或分配方案的审查于法有据, 但是由于司法认定的滞后性和被动性, 不应由司法机关直接作为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主体, 它应理应成为间接的认定主体。
鉴于当前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立法缺失, 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国情, 笔者认为, 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组织享有自治权, 由自治组织通过“村规民约”的认定模式来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较为合理, 人民法院不应当轻易否定。可采取“村规民约”认定模式与司法机关认定模式相结合的方式来认定, 即以“村规民约”的方式认定为主, 司法机关认定模式为辅。由村民委员会作为直接的认定主体, 而人民法院的作为间接的认定主体。人民法院对“村规民约”既要尊重, 不可轻易否定它的效力, 又不可放任不管, 而应该进行必要的干预。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成员资格的认定不仅涉及到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收入分配权、土地承包权, 而且关系到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由于当前法律的缺失, 农村集体经济成员资格的认定主体不明确, 存在重复认定, 甚至互相否定的情形, 本文从当前实践中常见的四种认定模式进行分析, 提出通过“村规民约”认定模式的合理性, 而人民法院应当成为间接认定主体。希望本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主体问题有所裨益, 进而促进农村和谐发展。
关键词：成员资格,认定主体,村规民约
参考文献
[1]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会讲话稿 篇5
刚才,薛克同志宣读了委党组关于处级干部任职的决定。这次全委处级干部选拔充实调整，共涉及64名同志。其中，新提拔处长和调研员19名、副处长和副调研员27名，交流轮岗处级干部10名，处室职能整合和更名重新明确职务的处级干部8名。今天下午的新任处级干部集体谈话，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必要程序。借此机会，首先向大家表示真诚的祝贺!希望同志们履新顺利，再创佳绩!
这次处级干部选拔充实调整，是在新形势下进行的。一方面，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改革工作需要加快定位转型。当前，我委正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新常态新作为”大讨论活动,努力营造“敢为会为有为”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中央新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去年下半年，省委巡视组通过开展常规巡视，对我委干部交流轮岗和廉洁勤政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按照委党组关于“抓重点、出亮点”的要求，全委各项业务工作取得新的成绩，委机关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单位，省委、省政府、国家发改委和社会各方面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因此，这次处级干部选拔充实调整工作，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大家知道，省委、省政府和省委组织部、省编办对我委的工作，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给予了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委党组对干部队伍建设高度重视，把选优配强处级领导干部作为增强干部队伍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抓手，千方百计为同志们的成长进步想办法、谋机会、拓空间。去年以来，在政府机构改革、简政放权和编制职数压缩的情况下，委党组多次向省委组织部、省编办汇报争取，积极反映全委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神风貌和取得的优异成绩。在这次选拔充实调整中，委党组明确提出了八条基本原则和四项具体要求，实施方案报请省委组织部批准同意。在同志们的支持配合下，通过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取得了预期良好的效果。
大家普遍反映，这次干部选拔充实调整有三个突出鲜明的特点：一是，导向正确。 坚持“以工作论英雄、凭实绩选干部”，严格落实新时期“好干部”20字标准，体现了事业发展的需要，营造了风清气正、公平公正的氛围，凝聚了“正能量”。二是，组织严密。 这次共提拔了46名处级干部，是我委干部队伍建设中相对较多的一次。在选拔充实调整过程中，委党组严明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做到了严格细致规范，统筹推进、压茬进行、稳步实施。人事处及时向省委组织部汇报沟通，给委党组提出合理化建议，做了大量认真扎实、富有有效的工作;从民主推荐、素质展示，到个人有关事项核审、考察公示等，各个环节进展都很紧凑也比较顺利。三是，加大交流。 我们把持续加大干部轮岗交流力度作为重要原则，将干部提拔重用与轮岗交流结合起来，多层次、多岗位锻炼培养干部。此次轮岗交流，除处级干部外，还有处以下干部4名。这有利于同志们丰富阅历、强化历练，有利于激发干部队伍活力，也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
事业的传承，关键是靠接班人。当前，发展改革任务艰巨繁重，迫切需要一支德才兼备、干事创业、奋发有为的干部队伍，也迫切需要一支承上启下、推动发改事业不断进步的中坚力量和业务骨干。可以说，在座的各位同志，肩负着党组织的信任和重托。前不久，我代表委党组在党员干部大会上讲了一堂党课。按照委党组研究的意见，“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扩大到全委党员干部，与“新常态新作为”大讨论活动协同推进。大家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重要指示和省委、省政府“一个定位、三个提升”的决策部署，紧密结合巩固扩大群众路线教育和文明创建的成果，认真对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通过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新常态新作为”大讨论活动，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改进工作作风，在全委争做践行“三严三实”的表率。具体来讲，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争做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表率。 践行“三严三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首要的就是牢固树立和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纪律意识。这是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讲政治，就是要政治上跟党走，保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辨别力。 做到自觉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立场清醒坚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作为处级干部，自己的一言一行各方面高度关注，要时刻绷紧讲政治这个弦，管好自己言行举止，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特别是这次轮岗交流的干部，要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到新的工作岗位后要尽快地进入角色、开创创新。
顾大局，就是要立足全局、谋划长远。“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省发改委的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宏观性和综合性。省发改委的大局是什么?就是要抓住事关全省和长远的大事，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政特别关注的要事，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的好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增强把握宏观的能力，想大事、议大事、抓大事。希望各个处室和每名处级干部开展各项工作，都要放在全省大局中去考量、谋划和推动。
守纪律，就是要自觉把党的纪律和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既要严格遵守党章党纪、国家法律等成文规矩，还要严格遵守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不成文的规矩，严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要向党组织讲真话、说实话，从思想深处树立起对纪律和规矩的敬畏意识和戒惧之心。从各处室和广大干部来讲，就是要坚决执行委党组的决定，自觉维护委党组权威，做到任何时候都与委党组同心同德。
第二，要争做重实干敢担当乐奉献的表率。 重实干、敢担当、乐奉献是一名干部思想境界和党性觉悟的鲜明反映，也是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
重实干，就是要干到实处、干出实效。 大家知道，做好发展改革工作，重过程，要实干;更重结果，要实效。作为处级干部，要做到既抓部署更重落实。要盯住事关全局的重点事项，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把委党组部署的各项工作抓得紧而又紧、实而又实，做到一抓到底、务求实效。
敢担当，就是要强化责任意识，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承担责任。 发展改革“急难险重”的任务较多，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很高。新任职处级干部，虽然职务提升了，但不能只当“二传手”，更不能做“甩手掌柜”。要找准自身定位，既做“指挥员”，充分调动处室同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做“战斗员”，齐心协作，亲力亲为，扎实做好处室各项工作。
乐奉献，就是要甘于吃苦、心无旁骛，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 我多次讲过，省发改委干部综合素质是高的，是一支风清气正、团结实干、敬业奉献的队伍。这次处级干部选拔充实调整，委党组的用意十分明确，就是不让默默无闻、任劳任怨、踏实工作、实绩突出的老实人吃亏。希望新任职的同志在更加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扬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精神，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为委党组独当一面，为发展改革事业贡献力量。
第三，要争做高标准严要求争一流的表率。 一个干部的能力水平、综合素质不会因为提拔调整到新的岗位自然而然得到提高，而是需要持之以恒地从严从实要求，坚持不懈地自我加压、负重奋进。
高标准，就是要高点定位。 有什么样的工作定位，就有什么样的工作标准，也决定着工作的实际效果。要做到“谋定而后动”。特别是各位新任处长，要按照委党组“抓重点、出亮点”的部署要求，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抓紧研究提出下步工作的思路和办法，进一步明确“抓什么”、“怎么抓”、“谁来抓”，尽快有效地布局推动。
严要求，就是要从严从实。 职务的晋升更多的意味着工作上高标准和严要求，意味着肩上更重的压力和责任。无论是为官从政还是做人处事，无论是思路谋划还是任务落实，无论是业务工作还是作风建设，都要一以贯之地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成就事业、更快地成长进步。
争一流，就是要创先争优。 委党组多次强调，“谁是英雄好汉，工作中比比看”。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是工作在一线的业务骨干。大家要强化“有位就要有为、有职更要有责”理念，全身心投入，把委党组的信任和重托转化为工作的动力、热情和干劲，结合处室实际，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发展改革工作推向前进。
响应中央和省委号召，争做践行“三严三实”的表率，从我委来讲就是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重实干敢担当乐奉献、高标准严要求争一流。这既是对新任处级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全体处级干部的要求。对此，真诚地希望同志们：一要勤于学习调研。“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我们既要学深学透党的最新政治理论，吃透中央和省委有关精神，努力提高思想境界和党性修养;又要学好学精业务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特别是要养成研究思考问题的习惯，掌握解决复杂矛盾和问题的本领，提高驾驭全局、统筹发展、综合协调的能力。要更加敏锐地捕捉重大问题、重大变化并加以科学应对，及时准确地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多提创新性建议，真正做到“参到点子上，谋到关键处”。二要注重团结共事。团结出凝聚力、战斗力，也出干部、出形象。统筹协调是发展改革部门的重要职能，作为处级干部，更要强化主动服务的意识，善于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工作的合力，做到“对内一条心、对外无杂音”。特别是各位新任处级干部，要充分认识团结的重要性，营造处内和谐协作的氛围，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调配合，团结带领全处同志履好职、尽好责。三要务求廉洁自律。反腐倡廉逢会必讲。大家提拔重用后，找我们的人多了，诱惑多了，面对的考验也多了。我们要信念不能动摇，心智不能迷乱。要知廉尚廉守廉，算清“经济、政治、家庭、亲情”四笔账，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希望同志们慎言、慎行、慎独、慎微，不能因一念之差、一件错事，断送了来之不易的大好前程。各处室主要负责同志是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
集体成员 篇6
一、土地流转优先权的法律属性
土地流转优先权是指农地发包或者流转时,法定优先权人在同等条件下和法定期限内享有承包该土地的优先权利。传统理论上的优先权是一种法定担保物权,也称优先受偿权。土地流转优先权是基于集体组织成员权而派生的一项法定权利。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特殊的共同共有,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共有,表现为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土地流转虽应按市场原则进行,但出于在同等条件下保护本集体组织成员的土地权利,照顾组织成员的利益,法律赋予其优先权。关于土地流转优先权的性质,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 理论界说法各异,概况起来,主要有三种学说:第一种是债权说,此观点认为, 相对其它债权,优先权是具有优先性的债权。第二种是物权说,有的认为优先权虽在本质上是债权,但因法律规定而具有物权效力,是债权的物权化;有的认为优先权是权利保护的一种方法,应归担保物权范畴。第三种是折衷说,认为优先权既有物权性质,又有债权性质,兼具两权效力。前述观点,虽均从民事权利内涵的不同侧面对优先权的属性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合理的一面,但各自的缺陷比较明显。依笔者之见,从民事权利的作用分析,土地流转优先权既不是债权,也不是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应定为一种形成权,权利一经行使即可发生债的主体变更,而优先受偿权则是对财产价值分配结果的优先。也就是说,权利人可依据这一法定权利,无须义务人承诺,以自己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权利发生、变更、消灭或者产生其他法律效果,形成以所有权人与第三人同等条件为内容的合同,在所有权人与优先权人之间形成权利义务关系,排除所有权人将财产处分给他人的可能。具体而言,可从该项权利的以下特征进一步认识。
1.创设的法定性。土地流转优先权是立法赋予集体组织成员的一种权利,并非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基于意思自治,当事人虽可约定一定权利的享有,但约定的内容不能改变或限制集体组织成员的优先权,否则,该约定无效。
2.主体的特定性。土地流转优先权是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即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而产生的,具有成员权属性和特定的人身属性,只能由集体组织成员享有。集体组织成员是生产或生活在集体组织中,与该组织依法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然人,通常表现为农民个体。土地流转中的农户也称农村承包经营户,以家庭为单位,是经营性非法人组织。虽在诉讼中两者均可成为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但在优先权享有上不同。所以,优先权的主体只能是集体组织成员,而不包括农户。
3.物权的绝对性。从本质上讲,物权是权利人在法定范围内对物的支配及其权利的实现方面具有排他性和绝对性。土地流转优先权体现了物权绝对性的特 点,具有对抗权利主体以外的第三人的效力。在土地流转中,同等条件下,相对人取得承包权应以优先权人放弃或丧失权利其权利为前提。反之,发包方或流转人无视优先权与相对人形成的土地流转关系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4.内容的实体性。从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看,土地流转优先权的主体包括发包方或流转方与集体组织成员,双方既是权利主体,也是义务主体;客体是这一民事权利义务指向的物权关系,即发包或流转的土地,并非民事诉讼中案件争议事实;内容是实体法规定的法定的权利、义务。
5.类型的创新性。从历史渊源看,在古代欧洲日耳曼时期,实行土地权利总有制度,耕地为公社所有,各家庭从公社获得分配的土地使用权,土地只能卖给本公社成员,不能擅自转让他人。这一制度虽与我国农村土地成员集体所有相类似,但本质不同。近代以来,西方大多国家的土地归个人所有,在其民事法律中自然不涉及土地流转优先权问题。我国宪法、法律规定农地所有权归成员集体, 农户享有承包权和经营权,土地流转优先权的设定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事权利。
二、土地流转优先权的表现形式及 取得
(一)表现形式
按承包方式和流转主体不同,可将土地流转优先权分为三种。
1.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经营权流转的优先权。流转是财产权利经济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法定方式流转其经营权。但按照《承包 法》33条第5项和47条之规定,转让方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受到一定的限制,即如果受让方中有本集体组织成员,那么在流转条件同等情况下,组织成员优先取得受让权。为了使该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好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1条、第19条中又作了补充规定,从价款、期限等主要流转条件上进一步充实了优先权的内容。
2. 外来承包者以转让方式流转时的优先权。这种转让是对通过家庭承包以外的方式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一方面,法律赋权经营权人可以协商或招投标的方式将其经营权有偿转让他人,解除原承包合同关系,由受让方与发包方重新建立新的承包合同;另一方面, 按照《承包法》第48条的要求,在外来承包者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时,本集体组织成员如有承包意向,在同等条件下,应享有优先权。
3. 外来承包者以租赁方式流转时的优先权。依照《承包法》第49条规定,在承包期内,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将经营权依法租赁他人。这种租赁形式没有改变原土地承包关系,与《合同法》第224条第1款规定的有关转租的要求相一致。因此,如果发包方不同意转租,则组织成员就有行使优先权的可能性。
(二)取得要件
依权利是否已经实际取得为标准, 可将民事权利分为既得权与期待权,土地流转优先权是将来可能取得的一种权利,应属期待权的范畴。
1.有明确的流转行为。民事行为是一种表意行为。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示是民事行为的重要构成要素。只有在发包方或流转方作出真实的流转意思表示 时,优先权人才有主张行使优先权的可能。同时,流转行为的内容必须适法,不能违反强制性规范,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否则行为无效。
2.流转条件同等。按合同法一般原理,同等条件的主要内容可理解为合同成立必备的主要条款。《合同法》第12条所列举的内容是合同的一般条款,具体合同的主要条款应按法律的直接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确定。就承包经营权流转来说,判定条件同等可参照《承包法》37条第2款中所列的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一般条款,重点从流转土地用途、价款及支付方式、期限等方面来衡量。
3.在合理期限内主张。《承包法》没有明确优先权行使的期限,《解释》第11条第2款规定了除斥期间。因此,一般而言,优先权人主张优先权的期限主要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如果采取书面公示形式流转土地,权利主张的提出要在公示期内;二是未公示的,必须在他人使用承包地后两个月内提出主张请求。以其他方式发包的,发包方应预先通知本集体组织成员参加,否则,本集体组织成员可诉请法院宣告发包行为无效。
4.以明示方式提出请求。从意思表示形式的角度看,民事法律行为有明示和默示两种方式。默示方式的效力是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交易习惯或当事人的约定而产生,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结合优先权的法定性特点和土地流转实践,优先权人向发包方或流转方主张优先权利时,必须以口头、书面等其他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进行。
三、土地流转优先权适用中的几个 问题
尽管立法对土地流转优先权的行使作了较为清晰的规定,但实践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1.优先权的限制。优先权虽是法定权利,但其行使与保护有一定限度的。农村“四荒”地属特定集体组织成员集体所有,且在一些贫困山区,往往也是组织内部成员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解释》第19条同时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四荒”地时,鼓励组织外部的单位和个人参与,这并非排除组织内部成员的承包权利。
2.优先权的丧失。优先权不是优先权人的绝对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优先权人如有下列行为,则权利丧失。一是未在合理期限内向发包方或流转方明确主张自己优先受让的;二是以明示方式自愿放弃权利行使,不论相对方是否收到该意思表示;三是严重违约或擅自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对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被解除承包关系。优先权丧失后,权利人请求保护,法律不予救济。
3.优先权竞合的处理。实践中,经常出现数个组织成员均主张行使优先权的事实。这一竞合实际上是同体同权的并存现象,它不同于民法上通常讲的责任竞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现行相关立法规定不明确。大多数人认为,在同等条件下,应遵循《民法通则》所确定的民事活动基本原则和《承包法》第33条规定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原则具体加以处理。第一,初次流转时,若有上述竞合情形,应从平等、自愿要求出发, 尊重发包方或流转方的意愿,由其自主选择其中一个优先权人为受让人。第二,再次流转时,如果原受让人也同样享有为优先权,且都主张权利,通常应流转给原受让人,这样,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维护原受让人的投入利益, 实现流转的目的。
摘要：集体组织成员土地流转优先权是一种形成权。随着农地流转进程加快,组织成员主张、请求保护其优先权的要求日益强烈。文章着眼于促进农地合法有序流转,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对这一优先权的法律属性、表现形式、取得要件及适用中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探讨。
集体成员 篇7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也是贯彻“十六字”原则的首要环节。实现集体领导, 既要求党委正副书记平等待人, 强化民主意识, 又要求党委委员摆正位置, 强化参与意识, 认真负责地行使权利, 为此, 党委成员应注重在三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在不断提高认识、增强自身能力素质上下工夫
紧紧围绕争做合格的党委委员, 深化认识,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一是正视差距。在一个党委班子内部, 委员成分不同, 经历不一, 考虑问题、参与决策的水平各不相同, 且多数与正副书记相比还存有一定的差距。有的干具体事可以, 但出谋划策就显得吃力;有的讨论简单的问题还有话说, 遇到复杂问题便束手无策;还有的安于现状, 认为自己水平不高能应付, 办法不多能对付, 缺乏提高素质的紧迫感。因此, 做一名合格的党委委员, 必须正视差距, 看到不足, 努力在参与集体领导的实践中提高自身素质。二是明确目标。盯着做合格的、称职的、有作为的委员, 在工作中努力实现三个做到:即做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 运用这些科学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问题, 在是非面前保持清醒;做到科学统筹谋划, 精于设计部队建设, 既能吃透上情, 又准确把握下情, 既会抓重点工作, 又能兼顾一般, 既抓眼前, 又想长远, 能从全局出发, 及时向党委提出符合实际的工作思路和建议;做到善于协调关系, 认真落实党委决议, 检查督促抓好落实, 要善于联系群众, 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能围绕党委决心意图组织群众开展工作。三是勤奋学习。精选学习内容, 优化学习方法, 明确学习目的。特别是要反复学习《党章》、《党委工作条例》、《民主集中制学习资料》等理论知识, 认真领会党的三代领导人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上级的指示精神, 切实领会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 掌握集体决策的原则、程序、方法、步骤, 加深对政策规定的理解和把握, 不断增强参与集体决策的水平和能力。这样就会在参与集体领导时不说“外行话”、不办“外行事”, 真正为党委分忧解难。同时要注重调查研究, 摸准基层实情, 把基层官兵的心声带到党委决策之中, 确保党委每次决策都符合部队和官兵的利益, 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二、要在加强党性锻炼、提高自身修养上下工夫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永葆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一是自觉培养高尚的人格。做到襟怀坦荡, 不媚上, 不媚俗, 坚持说实话, 讲实情, 办实事, 求实效, 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把职位看成干事业的舞台, 实现自己价值的平台, 多享受工作, 少享受权力。只有人格高尚了, 才能想官兵之所想, 急官兵之所急, 帮官兵之所需, 抱着对党的事业和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态度, 积极主动参与党委集体决策。二是要培养良好的议事品格。正确处理好分工负责和集体领导、行政职务和党内职务的关系, 坚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勇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大胆行使议事权, 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当自己的意见被否定时, 要有虚怀若谷的态度, 虚心听取不同意见, 既不要当场打断作解释, 也不能会后违反原则闹情绪, 以良好的议事品格, 使班子内部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良好氛围。三要自觉维护班子团结。有事没事多走动, 大事小事勤商量, 多通气, 多谈心, 多点拨, 多提醒。自觉做到考虑工作讲大局, 处理关系讲大度, 不同意见求大同, 反对“小心眼”, 克服“小脾气”, 纠正“小动作”, 刹住“小广播”;坚持在团结的时候讲团结, 及时通报日常工作情况, 做到日常情况定期通气, 重要情况当天通气, 紧急情况及时通气。实践中, 只要班子成员坚持这样做了, 大家在参与党委决策时才没有顾虑, 才能愿意乐意讲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为党委的正确决策提供参考。
三、要在遵守制度规定、落实党委决策上下工夫
在党委集体决议形成之后, 党委的意图是靠首长的行政权力推动落实的, 而首长的分工是军政两名主官的分工, 军政首长向党委负责。作为副职要向正职负责, 认真领会正职的意图, 落实正职的要求, 尽到一个助手的职责。一是要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坚持积极参加双重组织生活, 虚心听取其他委员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积极宣传党委的决议和主张, 自觉维护党委的威信, 主动汇报个人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积极参加党委民主生活会, 自觉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 主动亮思想, 自觉揭短亮丑, 达到统一思想、增进信任的目的。要严格按《党委议事规则》办事, 严格遵守议事保密纪律, 防止跑风漏气, 造成工作上的被动。比如, 党委在研究干部晋职, 战士提干、选改士官、学技术等敏感问题时, 作为班子成员, 决不能提前走漏风声, 更不能在会后把每个委员讨论发言的细节散布出去。否则, 不但影响班子内部的团结, 还会降低党委的威信。二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委员, 要防止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强调到不适合的位置, 各吹各的号, 各唱各的调, 抓啥啥重要。工作中, 由于每个委员都负责着某一方面或一个部门的工作, 在有些工作的联系和交叉中, 还有一个协调好各种关系和相关力量的问题。不论是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都要发挥能动性, 主动想问题, 积极参与其中, 主动为党委出谋划策, 以“合唱演员”的身份, 与班子成员一起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在参与决策、落实决议时, 要自觉做到“三处”和“三个到位”, 即:站得要恰到巧处, 说得要恰到妙处, 做得要恰到好处;班子中定准位, 工作中干到位, 用权中不越位。每个委员只有把各自的位置摆正了, 相互间的关系协调了, 党委班子才能形成合力, 各项工作任务才能保质保量完成。三是要抓好工作落实。首先要谋划到位, 按照党委的决议和首长的意图科学计划, 合理安排, 充分调动所属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把措施定在前、要求提到前、困难想在前, 找准切入点, 形成明确的抓落实的思路, 有针对性地落实好党委的决议。其次要落实到位。副职是正职的左膀右臂, 必须通过自己具体的实际工作, 使正职的意图、决策得以兑现和落实。副职抓落实中要具体扎实, 不怕麻烦。党委、正职的决策往往是全局、宏观上的, 要转化为实际效果, 还需副职做许多具体的工作。如组织和协调机关力量, 制定具体的督促检查、跟踪指导的办法和措施, 具体解决实施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等等, 都要由副职协调抓好落实。再次要对落实的情况主动向党委和军政首长汇报, 做到安排的工作事事有落实, 件件有回音, 把党委、军政首长的意图变为现实。
党委成员如何更好地参与党委集体领导, 需要把握和注意的方面还很多, 但只要我们每个党委成员不断研究参与集体决策的新情况、新问题, 积极参与集体领导, 党委决策就会更具有科学性、广泛性、准确性, 部队建设也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全面协调持续发展。
摘要：党委成员如何更好地参与党委集体领导, 只要我们每个党委成员不断研究参与集体决策的新情况、新问题, 积极参与集体领导, 党委决策就会更具有科学性、广泛性、准确性, 部队建设也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全面协调持续发展。
集体成员 篇8
征地补偿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 依法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并按照被征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目前我国的征地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以及青苗补偿费。
之所以要进行补偿是由我国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度所决定的。目前我国处于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二元结构。具体于农村又可概括为“集体所有、个人利用”的模式。因此基于该制度所确定的以土地用途为标准的补偿制度存在着先天的不足。
二、区分经济和行政的土地补偿新标准
现在的征地行为兼具经济性和行政强制性两重属性, 补偿也应划分为出于经济行为的补偿和出于行政行为的补偿两部分。征地改变了农民原有的状态, 为使农民作出接受、适应该改变的决策, 需要进行补偿。经济行为的补偿应是被征地农民的机会成本, 通过这笔补偿能使农民处于不低于目前生活水平的水平。行政行为的补偿应契合行政目的, 即使得这部分农民的收入水平与结构和迁入城镇的收入水平相契合。
( 一) 经济性补偿可藉由保护村民成员权来实现。《物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已逐步物权化, 下一步的方向应是集体所有权的完全物权化, 这在客观上为村民成员权的实现与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用来解释法人成员权利的成员权被我国创造性地应用于农村集体中, 由共益权和自益权构成的成员权可分别从征地程序和补偿取得这两方面来应用。
1. 共益权保证了征地程序的正义。共益权指集体成员为集体利益而参与集体事务的权利, 主要包括集体事务的决定权、监督权和代为诉讼权。如果对重大事项做了决议或其他法律行为而未经集体成员决定, 该行为无效。重大事项就包括了征地行为。这从源头上对村委会的权利进行了限制, 防止公权力在征地方式、补偿分配等核心问题上的滥用进而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利益。监督权不仅赋予普通村民对公权力督查之权利, 而且确保村民对村中事务的知情权, 确保村民对集体财产的处分收益之行为的及时了解与是否介入。代位诉讼是指允许成员以保护集体利益的缘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该权利发生于法益受损时, 是保障村民的救济权利。共益权主要从程序上保证村民维护作为集体成员的利益不受侵害。
自益权指集体成员为实现自己在集体所有权上的利益而行驶的权利。包括对集体财产的享用权和从集体财产上取得个人权利或者财产的权利, 征地补偿特指第二种权利。此处的集体财产不应包括因公力投资而使土地增值的部分。自益权的实现应以村民处于原生活水平为限。
2. 行政补偿依托于土地发展权而实现, 目的是使失地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结构与城镇收入水平结构相一致。
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的派生权利, 指通过基于人力、资本、技术等全要素投资引致的土地利用的纵深扩展或用途变更而使原所有权人获得更大发展增益的权利。农村集体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人, 当然应该获得该部分利益的一部分或者全部。
土地发展权通常通过对土地增益的货币补偿来实现。土地增益可分为自力增益与公力增益。前者指土地所有权人改善土地物理化学地质形状、改善基础设施、增加附属物所带来的土地增益。这部分增益由土地所有权人当然所有, 本文将其归于自益权中。后者指非以土地所有权人直接投资投劳而获得的增值, 通常由于社会性投资产生了外部性后果。这部分增益由社会资本推动, 理应由社会共享。土地的所有权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也应获得该部分增益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此处的土地发展权特指因公力而引致的增益。
就我国实际而言, 土地开发由国家控制, 政府通过土地用途管制、征地补偿、国有土地使用权二级市场交易等行政制度首先以国家名义占有土地发展增益, 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国家土地征用。即我国目前由外力导致的土地增益是由行政力量所推动的, 其补偿也应对该行为带有行政性的补偿。政府征地的目的是推进城镇化建设、使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故行政性补偿应使得征地农民的征地后收入水平可以和迁入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一致。同时为了使农民尽快适应城镇生活, 理应为其提供必要的职业培训以及社会保障。这些共同构成了征地的行政补偿部分。
三、新补偿方式适用的注意事项
( 一) 出让权与受让权区域相分离。美国将土地分为出让区与受让区, 土地发展权的增益由受让区分配给出让区, 即出让区通过出让土地发展的权利从受让区获得补偿。该划分方式适合我国对耕地等特殊用途土地专属保护的实际。
( 二) 救济制度完善。新标准的核心在于由按土地用途补偿转为按权利补偿, 所以完善我国侵权损害尤其是这两项权利受损的救济制度甚为必要。
摘要：目前我国的征地过程主要是由行政力量主导推进的, 逐渐转向符合经济规律、符合法律规定的征地过程是一定的。现行的按土地用途来进行补偿的标准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均, 转为以成员权和土地发展权为理论基础的按经济补偿与行政补偿进行补偿的征地补偿新标准可以规避这一问题。
关键词：征地补偿,成员权,土地发展权,经济补偿,行政补偿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周友军.论我国土地权利制度的完善[J].中国法学, 2012 (1) :45-54.
集体成员 篇9
陈士能主任代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并向长期辛勤耕耘在广东省城镇集体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 表示亲切的问候。陈士能主任在讲话中指出:广东省是传统的集体经济大省, 集体工业在其鼎盛时期总产值曾经达到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7%, 安排劳动就业占全省新增劳动就业35%。广东省轻工集体经济总产值、销售值、出口值等长期在全国同行业处于领先位置, 风靡全国的“广货”之中的众多品牌, 不少产自轻工集体企业或者与轻工集体企业有着密切的渊源。广东省轻工集体经济多年来为全国轻工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士能主任对广东省城镇集体企业联社的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建议。
陈士能同志指出, 要推进城镇集体经济的理论创新, 要推进组织机构定位的创新, 要推进联社组织成员结构的创新, 要推进联社职能和运行方式的创新。广东省城镇集体经济一定能够再创新的辉煌。
陈士能主任曾在2005年致函广东省黄华华省长, 希望广东省重视集体经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此函引起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以省经贸委牵头组成联合调查组,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解决城镇集体经济存在问题的相关意见。在广东省政府的关心下, 最近, 广东省联社已经正式由广东省二轻集体企业联社更名为广东省城镇集体企业联社, 登记为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
陈士能主任在广东期间, 会见了佟星副省长。陈士能主任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对联社和集体企业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 相信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 广东省城镇集体经济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