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性思维

2024-06-21

批评性思维（共4篇）

批评性思维篇1

摘要：批评性思维是一种人们语言生活中高层次的思维活动, 因而在翻译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简述批评性思维的概念、标准和要素, 并尝试性探讨批评性思维在口译和笔译中的应用。

关键词：批评性思维,清晰,准确,逻辑,公平

批评性思维是一种人们语言生活中高层次的思维活动, 因而我们需要在语言使用中加强批评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语言是人们思维过程中最重要的工具, 思维能力的开发和运用与语言能力密不可分。

一、批评性思维概述

通常, “批评性 (critical) ”一词用于意指“否定和挑剔”。学者们对其有不同的概念表述。“批评性”一词源于希腊语 (Kritikos) , 即去质疑、去理解和去分析。通过提问、感知人与物和分析的方式, 我们研究自己的思维和别人的思维 (John Chaffee, 1994) 。但是, “批评性”可被定义为“需要或做出娴熟的判断或观察”。更准确地来说, 批评性思维一般可定义为去有效辨别、分析或评价论点和真实主张, 去发现和克服个人固执和偏见, 去发掘和陈述支持结论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以及去对该信什么和该做什么做出合理、明智的决定, 而所需的各种各样的认知技能和思维活动 (Greg Bassham, 2004) 。换言之, 批评性思维, 就是用清晰性、准确性、精确性、一致性、逻辑性和公正性等标准进行评判的严密思维能力。

批评性思维的各种活动要素, 具体如下: (1) 积极地思维; (2) 通过发问, 仔细探索语言的情景; (3) 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情势; (4) 娴熟地阐述观点。

批评性思维, 就是要求我们积极地用自己现有的智能、知识和能力, 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势。一位批评性思维者决不会等着某事发生, 他会采取主动, 实现目标, 做出决策和分析问题。积极地思维, 需要人们有意识地去应接挑战, 解决问题, 而不是被动地做出反应, 而失去控制情势的机会。要对复杂的情势做出明智的决策, 人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寻求更多的信息, 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批评性思维有助于人们有效地应对各种生活情势 (John Chaffee, 1994) 。

1、通过发问, 仔细探索语言的情景

我们知道, 思维的一种重要成分就是通过相关的问题认真探索我们从事的话语情景。实际上, 人们很少知道, 提出问题尤其是合理而深刻的问题的能力, 是一种最强大的思维手段。只有提出那样的问题, 才会大大有助于我们认识到问题或困难, 从而做出明智的决策。当面临复杂的情势时, 首要的是要通过提出批评性问题衡量语言情景和多种相互作用的事件, 其中涉及到寻求事实、阐释、分析、综合、评价和应用等。

2、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情势

在有些情况下, 其它人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个好的观点或看法。一位批评性思维者愿意倾听和仔细研究别人的看法和新观点。一个人观点只能是问题的一个视角或视点。因此, 要增加和巩固知识, 人们必须寻求情势的其它视角, 而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3、娴熟地阐述观点

我们知道, 探索情势和问题的各个角度, 有助于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正发生的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 才产生批评性思维。要改进这种思维, 就必须集思广益, 倾听别人的意见或看法。在交流中, 应该强调, 人们能够娴熟地阐述观点。

二、批评性思维在翻译中的应用

在前节简述了批评性思维的标准和要素之后, 我们讨论一下在口译和笔译中批评性思维的运用。

1、口译

在人们交谈和讨论时, 交互式的交流常带有一种争论的口味, 并不一定会层面分明和直截了当。作为一个批评性思维者, 要认真细致地研究问题或情势。笔者认为, 要养成批评性思维, 须遵循以下步骤:

(1) 倾听别人的话语

倾听别人的话语, 其目的积极做出反应, 尽力去理解他们的论点论据, 处在他们的位置看问题, 了解人们关于事物新的想法和不同的看法。如果译者听得注意力不够集中, 则口头翻译就不太有效。认真倾听别人的话语, 通过批评性思维发现和澄清歧义。歧义, 有时是讲话人无心之过, 有时则是讲话人蓄意而为。对于故意创造的歧义, 翻译起来十分困难, 往往需要悉心领会, 巧妙译出或给予附加解释。对于无意造成的歧义, 在翻译时应当运用批评性思维, 通过上下文、背景知识、常识和逻辑, 推断真实意思, 或加以澄清, 然后予以准确传递, 以免听话人误解。

(2) 有根有据地支持陈述译语的观点

批评性思维允许译者在做译语陈述时, 随时监测自己理解的正确性。如果译者感到某一论断十分荒诞或不合理, 就要更仔细地体会上下文, 检查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译者还要分析讲话人的意图, 译者不仅要知道作者说什么, 还要努力搞清楚作者为什么这样说。清楚作者的意图后, 我们就可以更好的选择策略。

(3) 通过发问, 对议题做出积极反应

在倾听别人的话语之后, 一个批评性思维的译者会直接对议题做出积极的反应, 而不是简单地陈述别人的观点。要做到这一点, 主要还是通过针对议题提出问题。当然, 提出问题也有方式方法。首先, 要寻找在陈述中的容易出现的错误。其次, 要有一种挑剔的态度, 把模糊的东西从思维上理清。对一个批评性思维者而言, 要有意识地积累有关方面的资料数据, 以获得科学的结果。

2、笔译

(1) 判断一种陈述的正误

针对书面语中的论点和论据, 人们判断它们的真伪。要做好它, 人们需要凭借以往的经验、已知的知识、合理的推测进行分析, 看它们是否与事实相符。在尽力确定真理时, 须通过衡量事实, 认真研究其真实成分。用同样的方式, 仔细审查之后, 通过正误测验, 来给问题下结论;最后, 关于是否接受主张或改变我们的信念或采取行动方面做出最后的决定。在翻译活动中的批评性思维, 主要根据已有知识、常识或逻辑, 深入思考阅读的内容是否正确。比如, 对一个陈述句, 可根据上下文判断, 并确定文章论据是否支持该论断。

(2) 论点的准确性

通常, 思维的混淆往往来自于词的误用或来自于无法对词做出定义。选词的影响因素有人们的生活背景、阅读习惯、政治观点和信仰。要避免大多数人都用同样的方式用词。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 应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 力求准确。在修改自己或别人的译文时, 我们应当更具批评性精神。

(3) 显化原文隐含的逻辑关系

对于斩不断、理还乱的句子, 要批评性思维, 根据上下文逻辑关系、背景资料和常识, 重新组织, 不能硬译。要力图使译文清晰易懂, 真正起到沟通的作用。此外, 原文逻辑关系不清, 需要在翻译时理顺。

参考文献

[1]John Chaffee.Thinking Critically[M].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4.

[2]Greg Bassham.Critical Thinking[M].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04.

[3]Timothy B.Ja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4]Victoria Fromkin.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M].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5]David W.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批评性思维篇2

摘要：话语是社会和文化的构成要素，与其相互影响，相互包含。话语分析，既是其三者相互作用影响下的产物。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分析。本文从四个方面阐释了批评性话语分析，既概念、理论渊源、分析原则及主要方法。其中主要方法包括：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和话语历史背景分析。这三种方法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它们使批评性话语分析成为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分析的重要补充,使其变为一种社会行动,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分析原则；方法

1.引言

1.1什么是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也叫做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 ics)，旨在通过分析语言特征及其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挖掘隐含于语言中的意识形态, 进而揭露语言、权势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诞生于20 世纪70 年代，英国语言学家Fowler 等在《语言和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中首次提出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 揭开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序幕。

批评性话语分析被认为是批评语言学最有影响的一个分析，它通过分析大众语篇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和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不同学者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诠释不尽相同。Van Dijk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动力和兴趣来自于紧迫的社会问题，他希望通过分析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批评话语分析不仅关注社会不公正、不平等、权势，更意在揭露在这些不公正、不平等和权势的构建和维护过程中话语所起的微妙作用。Fairclough 认为“批评”的意思就是要揭示人们所不清楚的某些关系，比如语言、权势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Lazar把批评话语分析理解为对已经“自然化”的事物“去神秘化”的过程。Cameron指出这种自然化往往是服务于特定利益而违背了他人的利益。批评性话语分析家认为话语是影响人们思想和实践的强有力方式, 因而有必要通过详细分析揭示其中的权势关系。

在语言学上，批评性话语分析吸收了美国人类学家Sapir & Whorf关于语言和思维关系的假说(语言相对论和语言决定论)以及Halliday 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的理论, 主张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选择的语言形式是由其实现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选择即意义)，而CDA正是主张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 试图使人们意识到以前所没意识到的语言和社会结构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Fairclough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大论点：(1)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它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2)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之间是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3)语言的使用可以促使话语的改变和社会的变革。Fairclough 承认批评性话语分析并非“毫无激情而纯客观的”社会科学,批评性话语分析家都是带着激情和强烈的责任感而投入工作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独特之处就是它帮助被统治和被压迫群体反对统治者。它公开表明自己的动机是为被压迫群体谋求解放。这并不意味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不意味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学术标准低或方法不严谨。

2.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渊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的文化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主要是靠文化(当然包括意识形态)来确立和维持(或再现)。过去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未必正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Antonio Gramsci , Jorgen Habermas 和Louis Althusser。虽然批评性话语分析家们并非总是明确指出他们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研究的确有着很大的影响。

Gramsci 认为,资本家阶级之所以能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懂得将两种社会结合起来,即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和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的结合。政治社会要靠诱劝和威胁来维持，文明社会是靠“霸权”(hegemony)来维持的。霸权指的是靠赢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或默许来维持现行的体制和制度。强调“霸权”就必然要强调意识形态，就必然要关注日常生活结构和习俗是如何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成为正常关系这一关键问题。

Althusser 认为意识形态并非纯粹的“观念”(ideas)，而是与社会机构的具体实践(如课堂教学是如何组织的)紧密相连的。他还注意到意识形态在固定人们的社会地位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这种作用是决定性(或结构性)的，个人要在这种作用下反抗似乎永远是徒劳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家对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但总的来说，Gramsci 和Althusser 对批评分析(特别是Hall 等人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启发和影响是很大的。

Habermas 是法兰克福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一门批评的科学必须关注语言和社会交际的历史背景。他首次提出“理想的言语情景”(ideal speech situation)这一概念,认为“理想的言语情景”是那些没有任何权力关系掺杂其中的乌托邦式的交际。他认为理性话语可以避免扭曲的交际(distorted communication)，即背离“理想的言语情景”的“意识形态话语”(ideologicaldiscourse)。他的观点对德国的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批评性话语分析有一定影响。

Michel Foucault 的话语理论对批评性话语分析亦颇有影响。他认为话语是人类科学(包括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的知识体系(knowledge systems)，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历史文化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构而成。另一方面，话语与权力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而话语和权力又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和政府机构就是靠掌握话语(知识)来掌握权力的。Foucault的话语理论给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启示是：话语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所谓隐藏在话语深层的思想或意义“核心”或“绝对真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意义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批评性话语分析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所吸取的营养主要来自Mikhail Bakhtin。Bakhtin 强调语篇的对话性，也就是Kristeva 所说的语篇交织性或语篇体裁交织性。语篇交织性指的是,任何语篇都是一长串语篇链上的一环,它既受制于又得益于并且改变着其他的语篇。任何语篇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已存在的各种体裁(如科学论文体裁和广告体裁等)的影响，体裁交织性(intertextuality)是绝对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一般来说，语篇的制造者会同时受到两种压力的影响：一种是循规蹈矩；一种是大胆创新,将各种体裁交织起来创造新意，从而影响社会文化结构,促进社会变革。

3.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原则

Fairclough 和Wodak阐述了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应遵循的八条原则：

1.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对社会发展和矛盾在语言和其他符号中的表现进行剖析，而不是为了纯语言研究而分析语言的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与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分析是一种互补关系。

2.话语反映权力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强调权力关系在话语中的体现。权力关系通过话语得以巩固或变更。以媒体和政治之间的权力关系为例,从表面上看，采访者在很大程度上(如话题、角度、时间等)对被访者有控制权，但实际上被访者常常打破这种格局。采访往往变成争夺控制权的较量，被访者会打断采访者的问题或借回答问题之机大做政治演说。但是，说“话语反映权力关系”并不等于说话语实践和权力关系之间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对应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将“话语之中的权力”和“话语之上的权力”区分开来，前者相对稳定,后者则是不断变化的。改变或创新话语实践也会导致权力关系的改变和更新。

3.话语是社会和文化的构成要素——话语与社会文化实际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即互相包含、互相影响。语言运用对社会和文化(包括权力关系)的再现或更新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话语权力。各权力阶层都想争夺这一权力。话语构成社会文化，因为它描写着世界、确定着社会关系和身份。任何语篇,哪怕只是语篇中的一个句子，都同时具有三种功能：表意(描写现实)、人际(建构社会关系和身份)和语篇(使语篇各部分相互衔接、连贯)功能。

4.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既然话语具有上述功能,它自然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即通过特殊的方法描写和建构社会，再现权力关系(除了不平等的阶级关系，还有不平等的性别和种族关系)。但是，说“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并不等于说语篇中的所有观点(包括老百姓的常识)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宣传性质。要就此作出判断，光凭分析语篇还不够，还必须考察语篇是如何被解释和接受以及它们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

5.话语具有历史关联性——话语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也就不可能在没有历史背景作参照的情况下得以解读。

6.语篇与社会的关系是间接的——社会文化结构及其演变过程与语篇之间自然有关联，但其关联是间接的。其间充当中介的是“话语秩序”(orders of discourse)，即与特定场合或情境相关的话语实践规则。英国政策、文化以及政治与媒体的关系有什么变化，都或多或少反映在政治话语秩序的变化之中，如撒切尔夫人把传统中在政治话语秩序中严格区分的话语(如保守和自由话语)的体裁交织起来,把政治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秩序交织起来，把媒体采访与政治演说体裁交织起来。此类交织导致话语秩序和语篇体裁界限的变更，然而这种变更终究还得靠语篇的语言特征来实现。如此,语篇与社会通过话语秩序这个中介发生了间接的联系。

7.话语分析是解释性的——对不同的听/读者来说,由于情感、阶级地位、种族、性别、年龄、态度、认知图式以及信仰的不同，尤其是由于对有关背景所掌握的信息量不同,同一语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如撒切尔夫人用了很多诸如people、we 之类的字眼,意义模棱两可。

people 是指全体国民、中产阶级、下层老百姓还是大资本家? we 是指执政党、所有政党、政府和老百姓还是大资本家?

批评性话语分析家根据撒切尔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她演说中的上下文,得出这样的解释:它们指的是有权阶级,即贵族、政客和资本家。但应指出:没有绝对权威的解释,解释是动态的，一旦掌握了新的背景资料,便可以对过去的解释加以修正甚至彻底推翻。

8.批评性话语分析是社会行动——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其宗旨是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促进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进步。由于批评性话语分析家的努力，许多国家都在推广使用非歧视性语言，改善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形象。另外，批评性话语分析家对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对话所作的分析，导致了一系列规范当代医务人员的语言和行为规则出台，医生须在各种培训或研讨班上学习这些新规则。类似的规则在学校、机关、法庭等都有出台。上述社会文化进步都与批评性话语分析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4.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

系统功能语法分析

系统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三大功能:表意功能、人际功能和篇章功能。

及物系统是表现表意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Halliday 认为及物系统是人们用语言描述现实的基石，它把人们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描述成各种不同的过程,并指明各种过程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现实世界中的同一过程,在语言上却可以用及物性系统中不同类型的过程来叙述,或者用同一过程,但变换参与者的位置。选择哪一种过程,怎样安排参与者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识形态。例如，如果一部有关第三世界的记录片始终把第三世界的穷人当作及物性动词的宾语,那就必然给读/听者留下这样的印象:穷人是被动的牺牲品,而不是斗争的参与者。

人际功能是指能表达作者/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以及他/她对事物的推断的功能。它直接与态度、观点等相关,是一条展示意识形态作用的捷径。如对何人使用何种称谓体现着作者/讲话者的态度，如尊敬、同情、鄙夷、友好、中立等。语篇转换中对语态的选择也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

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

Bakhtin 语篇体裁理论强调话语实践的多产性和创造性,多产性和创造性来自语篇的异质性,也就是语篇交织性。任何语篇都是以现存语篇为基础并在诸多语篇体裁中选择的结果。

Fairclough发现当代英国的公共机构有“商品化”的趋势,从话语方面看,主要表现在话语秩序的重组和语篇体裁的交织上。他发现公共机构话语日益“聊天化”(conversationalization)，原来的公共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秩序被打乱,二者疆界各有伸缩。他认为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疆界变化部分地通过这种话语实践的变化而得以实质化。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强调作者对语篇生成的修辞意图,强调读者在理解语篇时对这种修辞意图的理解。

系统功能语法分析是对作者如何选择性地利用语言系统所作的分析,而语篇体裁交织分析则是对作者如何选择性地利用话语秩序和语篇体裁所作的分析。不同的体裁体现不同的意义潜势,代表着不同人或群体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有助于揭示不同语篇材料和体裁在特定语篇中结合的方式与和谐程度,进而考察其语义和语用功能。商谈体裁的重要特征是对话双方的平等性,护士对病人的理解、同情和鼓励,表现在她使用会话体标记语(如you know);重复病人的话(如good)以接续病人的思路;帮病人把话说完(如When you could be having sex.)。话语历史背景分析

Foucault 强调话语的历史性。他的观点影响了德国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家,如Utz Maas 认为“话语是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语言形式”,只有将话语同社会实践的历史联系起来,话语分析才有意义也才有可能。他批评篇章语言学只津津乐道于对语篇内在特征的挖掘上,提倡历史背景为重心的话语分析,并用这种方法对德国纳粹领导人的演讲、学生领袖的演讲、口号和新闻报道作过犀利的批评性分析。德国的Siegfried Jager 也深受Foucault 的影响，认为话语是跟行为和权势有关的被制度化和规约化的语言形式，话语是历史长河,任何话语都有其历史渊源，它既影响着现今又决定着未来。他与妻子对德国新右翼分子所编辑出版的所有报纸和杂志(特别是其中的引语、典故、隐喻等)进行分析，发现里面隐藏着“侵略性”、“反民主主义”和“种族隔离”等思想意识。

历史背景分析必然包含语篇交织性分析。前面介绍的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注重不同语篇体裁的交织，但intertextuality 既有体裁交织又有语篇(文本)交织的意思,话语历史背景分析所包含的intertextuality 分析主要是指文本交织性的分析。

5．结束语

任何社会科学都或多或少带着一定的政治偏见。批评性话语分析也不例外,它公开表明自己的动机是帮助被统治和被压迫群体反对统治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并不意味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学术标准低或研究方法不严谨。从本文介绍的理论渊源、原则和方法来看,批评性话语分析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当今西方世界在社会文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有不少是批评性话语分析家努力的结果。

参考文献:

袁枚批评文体呈现的思维特征篇3

一、袁枚批评文体的直觉思维特征

传统思维方式注重整体性的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评论形成了一种以直观体悟为主的思维模式。具体说来, 就是文学家通常是依靠直觉经验从整体上来感受他们所评价的文学作家和作品。袁枚受到历朝诗论文论的影响, 在他的批评文体中也同样保留着这种特质, 这就使得他的批评文体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直觉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 文学评论就倾向于保全文学作品的精气神, 而不是把血肉骨骼经络分割开, 研究它各个部位组织。这种直觉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文体的批评文体中, 分为画面感、体悟性与浑融性这三个方面。

1、直观性的论证和有“画面感”的阐述

在袁枚的批评文体中, 论诗诗因其简短的句式结构以及诗性内涵, 是最能表现出直觉思维的一种文体, 而这种讲求直观感受的直觉思维就最为体现在他论诗诗的画面感中。袁枚通过把他所创作的对象画面化、生动化, 使观者更能清晰地了解到他所描述的文学对象, 而不是只能从字句上理解。他笔下原本单调枯燥的论述在生动、呼之欲出的诗句组合下, 呈现出一种浑然一体才整体印象, 让人读之便解其义。而这种浑然一体的直观整体感受即为诗中的画面感。

首先, 他擅长借意象入诗, 再将意象组合规整, 从而构架出一幅格外鲜明的生动图景。在袁枚论诗组诗《续诗品》中, 这种例子屡见不鲜, 如《选材》当中“金貂满堂, 狗来必笑”[1]一句, 袁枚首先是架构出了一个空间, 通过这个空间里“金貂”之精贵和“狗”之平庸之间的差距, 衬托出他对于选材重要性的文学主张。还有《固存》中的“重而能行, 乘百斛舟。重而不行, 猴骑土牛”[2], “成百斛舟”和“猴骑土牛”形成了鲜明的形象差距, 一个给人日行万里之感, 而另一个却是止步不前, 也直观的写明了诗人的学识修养对于作诗的重要性。除了《续诗品》以外, 还有《品画》中“蛟龙生气尽, 不若鼠横行”[3]一句, 与以上类似, 这句诗用一个“生气尽”和“横行”进行对比, 一个画面给人感觉死气沉沉, 一个画面给人感觉杂乱却格外富有生机, 袁枚也是通过两个画面的对比, 论述了作诗“要教百句活, 不许一字死”[4]的诗论主张。

其次, 袁枚也同样擅长融景于诗。例如在《仿元遗山论诗》中, 袁枚就以“一缕青丝袅碧空, 半飞天外半随风”[5]一句来评价金冬心。这一句既有静态感官“青丝”, 又因“袅”“飞”“随”三个字有了动态感。与之相类似的还有评价严冬友的诗, 其中“桃花一绝高僧偈, 看到红云尽处无”[6], “桃花”“高僧”“红云”组成了一幅气象高远的画面, 充分地体现了严冬友清高的性情。此外, 在《续诗品》中也同样有这种融景于诗的句子, 如《用笔》篇的“星月驱驰, 华月奔驰”[7];《理气》中的“汤汤来潮, 缕缕腾烟”[8], 画面感也是跃然眼前。此外, 除了论诗组诗外, 袁枚的一首五言古诗《读书》中的“横空一赤帜”[9]一句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横空”一词极具动态感, 而“赤”这一字又极具画面感, 似乎能看到一面旗帜高昂在蓝天下, 颜色鲜红明亮, 这句话十分形象地体现了袁枚力求革新的决心。

2、整体性的感悟和直觉性的断言

在袁枚的批评文体中直觉思维是最常见的一种思维模式, 具体说来就是对事物直观性和整体性的一种把握和判断。在袁枚的批评文体中它首先表现为用简略精确的语言来表述作品所带给他的审美感受, 也就是在评价某一作家或作品的时候, 袁枚多用简洁精确的词语或短句来概括对象某一单方面的审美特点。在《随园诗话》中, 这类现象尤为常见。例如:

“人谋事久而不得, 则意思转淡。何士颐秀才《感怀》云:‘身非无用贫偏暇, 事到难图念转平。’真悟后语也。其他如:‘贫犹买笑为身累, 老尚多情或寿征’, ‘书因补读随时展, 诗为留删尽数抄”, 皆不愧风人之旨。”[10]

这段袁枚在论述何士颐《感怀》这首诗的时候, 旨在一个“悟后语”处, 他首先提出“事谋久后意转淡”的观点, 然后认为何士颐的这首诗妙就妙在这种透悟之感, 他又评价此诗的其他几句皆是“风人之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袁枚以一种直观体悟的方式来评价《感怀》这首诗, 而不是逐字逐句的系统性审美解析。此外还有, 如:

“有妓与人赠别云:‘临歧几点相思泪, 滴向秋阶发海棠。’情语也。而庄荪服太史《赠妓》云:‘凭君莫拭相思泪, 留着明朝更送人。’说破, 转觉嚼蜡。佟法海《吊琵琶亭》云:‘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泪眼哭苍生。’一般杀风景语。”[11]

同样也是袁枚就“情语”做出的评价, 同样三首写情的诗歌, 他认为有“情语”、“嚼蜡之语”以及“杀风景语”之分, 而他所关注的地方旨在一个“情”字, 描摹太透略显乏味, 描摹不透又让人不能共情, 最好的便是恰到好处的修辞和雕琢。

其次, 这种体悟式的直觉思维还表现为一种寻章摘句式的批评方式, 这种方式与整体把握并不相同, 而是从其中某一句甚至是某一字来进行一种直观的审美体会, 从而进行评价。例如:

“尹文端公论诗最细, 有‘差半个字’之说。如唐人:‘夜琴知欲雨, 晚簟觉新秋。’‘新秋’二字, 现成语也。‘欲雨’二字, 以‘欲’字起‘雨’字, 非现成语也, 差半个字矣。以此类推, 名流多犯此病。必云‘晚簟恰宜秋’, ‘宜’字方对‘欲’字。”[12]

袁枚就“差半字”这一现象进行论述, 举例唐人所作“夜琴知欲雨, 晚簟觉新秋。”一句分析, 分别从“欲雨”、“新秋”两字入手, 拆字分析。在这里, 袁枚挑出这首诗的某一句话, 进而某一字来分析。这种方式虽与从整体把握的审美感受不同, 但因为是直接跳过整体, 而对其中字句特点的发掘, 以其特征总结出一种独立范畴, 因而也同样具有直觉思维体悟性的审美特点。

二、袁枚批评文体的辩证思维特征

在文学批评文体中, 袁枚作为“性灵派”诗人, 主张不拘一格、抒发性情的文学创作, 因此在他的文学评论作品中, 这种不讲求固守的文学思想更为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语言和创作技巧方面, 也因此, 这种思想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观, 而在他的诸多批评文体中, 他的论诗诗是最能表现他的辩证性思维。这种思维是一种大局观的体现, 它不拘泥于事物的某一方面, 而是从多个角度分析, 已达到全面了解事物的目的。

1、巧饰与质朴相交替的批评风格

作为“性灵派”领袖, 袁枚在对于作诗上有着明确的主张, 他认为诗歌应发自性情, 诗成自然, 著以个性, 然后才能够造就一首好诗。然而再讲求技巧的时候, 他又就“巧饰”与“质朴”这两种对立方发表了这样一些与他之前言论不同的观点, 他说道:“诗宜朴不宜巧, 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 然必须浓后之淡”[13]、“盖诗有从天籁来者, 有从人巧得者, 不可执一以求”[14]。可见, 他虽然论诗力求不加雕琢、浑然天成的“天籁”之作, 但对于巧饰锤炼也同样重视, 甚至有所强调, 在《随园诗话》中, 他就总结道:“人功未极, 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 亦须人工求之。”[15]具体而言就是只有质朴没有技巧的雕琢难成诗, 质朴固然重要, 但技巧的修饰也不可忽视。可见, 袁枚所强调的“性灵说”虽然讲求真情真性, 是对乾嘉时期考据风的对抗, 然而在他具体到创作的过程中时, 却同样重视人工的修饰和逐字逐句的推敲。这种执两用中的想法表现在他的论诗诗中, 呈现出一种辩证式的思维方式。如同样相同论述“改诗”题材的两首诗, 虽然体裁完全相同, 所表述的内容也大致类似, 但两首论诗诗的创作方式却完全不同, 如下面这首五言古诗《改诗》, 中心论点旨在“改诗难于作, 辛苦五定程”:

“改诗难于作, 辛苦无定程。万谋箸不下, 九转丹难成。游觉后历妙, 陈悔前茅轻。抽丝绪渐引, 汲井泉弥清。妆严绝色显, 叶割孤花明。如探海岳胜, 人到仙不行。如奏钧天律, 鸟哑凤始鸣。……”[16]

除第一句话以外的后26 句话都是在铺陈排序, 运用了大量修饰性的辞藻, 能见到明显的斧凿之痕, 而这些雕琢之句大多都是对此诗中心论点的一种强调。同样是“改诗”题材, 袁枚的另一首小诗却比此清新脱俗了一些, 给人的直观感受也尤为浑然天成。《遣兴》其五:

“爱好由来落笔难, 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筓女, 头未梳成不许看。”[17]

这首诗的中心论点同样在第一句“爱好由来落笔难, 一诗千改始心安。”然而对于这个论点的论证, 他却从生活中最常见的细节入手, 以家常语入诗来比喻到老作诗还如少年时一般, 诗未改成就决不罢休。四句诗通透质朴却恰到好处, 浑然天成。可见在同样的题材中, 袁枚的论诗诗, 也可以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表现出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

2、用典与白话相统一的批评用语

在诗歌语言的“用典”和“白话”方面, 袁枚也秉持着强烈的辩证思想, 他一方面厌恶考据派诗风, 反感诗坛仿古拟古风气, 另一方面又格外的讲求用典的恰当性, 反对堆砌典故, 反对用生僻典故,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也同样体现了袁枚批评文体的辩证性。“先生之诗, 专主性灵, 故运化成语, 驱使百家, 人习而不察。譬如盐在水中, 食者但知盐味, 不见有盐也。”[18]具体说来, 就是将典故运化为自己的东西, 既不着痕迹又神来之笔。同样是两首论述“苦吟”的诗歌《题陈古渔诗卷》和《箴作诗者》, 就呈现出了两种不同角度的表现手法。如在《题陈古渔诗卷》中:

“地当六代悲歌易, 胸有千秋下笔难。我学王戎留赠语:森森更愿束长竿。”[19]

这首诗的主旨是表明作诗之不易, 贵在苦心。在这首诗中, 袁枚巧妙的化用了魏晋时期王戎的典故, 来说明“苦吟”的虽用典却没有生僻乖张之感。而他另外一首同样是论述“苦吟”的诗歌《箴作诗者》却更显得直白和通俗易懂:

“物须见少方为贵, 诗到能迟转是才。清角声高非易奏, 优昙花好不轻开。须知极乐神仙境, 修炼多从苦处来。”[20]

在这首诗中, 他就用直白通俗的语言论述了“苦吟”对于作诗的重要性, 无用典无生僻, 却明白透彻了阐明了他的观点。除了描写“苦吟”的论诗诗含有辩证性外, 还有描写“仿古”的论诗诗也同样蕴含着对立统一的思想。例如在《读书》一诗中, 他就用平白显明的语言论述了诗人对于“仿古”应有的态度的关系, 在这首诗中他以“我道古人文, 宜读不宜仿。读则将彼来, 仿乃以我往。”[21]来表达仿古不可无我的诗学思想。而在另一首论述“仿古”的论诗诗《答曾南村论诗》中, 他写道:“八音分列公商韵, 一代都存< 雅>< 颂> 声。”[22]在这里他则是以音律和经典来表达“诗无古今”的文学思想。相同的题材, 类似的主题, 呈现出的风格却截然不同, 袁枚在强调作诗出于自然发自真情的同时, 仍然保有着完整的辩证性的思维方式。

三、袁枚批评文体的意象思维特征

在古代文学批评文体中, 受到文学体裁以及语言的限制, 评论家们在文章中表明自己观点或是评价作家作品的时候大多倾向于一种更容易被他人理解的表达方式, 即通过带有感性、形象的概念或事物来表达对抽象世界的理解。“取象比类”就是意象思维一种特别直接的表达形式, 袁枚由于他本身的文风特点, 使得他更容易将“取象比类”运用到文学评论的创作中, 这也就使得他的散文一类的批评文体, 如书信、尺牍、序跋等, 避免了枯燥无味的空泛理论, 而更多地区性增添了文学性和趣味性。在袁枚批评文体中, “取象比类”通常呈现出的形态一般是一些生活中的基本常识以及事物间的各种逻辑关系。

1、以道譬论的批评方式

袁枚擅长将生活中的基本道理及普遍现场融入到对文学理论的创作和理解中, 在表达一些文论主张时, 通过这些蕴含哲理的事例说明文论思想, 使人看得更为分明。在《答兰垞第二书》[23]中, 他辩驳对方关于学唐还是学宋的问题引用这样一个例子“其道如射然。弓矢, 学也, 运弓矢者, 才也。”他以射箭作比, 仿古对于作文的人来说, 就像弓箭之于弓箭手一样, 弓箭的存在只是一种器具, 并不能决定技术的好坏, 而真正的关键只在于那个射箭的人是否能将弓箭运用的得心应手而为自己实际所用。因此, 他认为学唐还是学宋并无比较, 关键则在于学习者是否能内化这两种不同风格, 而为己用, 之后他又提到“杜称多师为师, 《书》称主善为师。”就是表明他最终要将这些风格化为己用而不单只是仿效的文学主张。同样的, 在《龚旭开诗序》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他就作诗状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作诗如鼓琴然, 心虚则声和, 心窒则声滞。”[24]他选取了常人所熟悉的演奏乐器时候的状态与作诗的状态相类比, 《礼记》中有“凡音者, 生人心者也。”之句, 音乐由心而生, 作诗亦然, 虚静的心胸可以创作出美好的诗篇, 而空滞的心胸却使得诗枯然无味, 在这里袁枚强调了作诗前的心态。此外, 在《从弟艧斋诗序》中也有取象比类的典型例子。在文章中, 他先就“苦吟”对于作诗的重要性做了一个定论, 然后他以“今夫五行之味, 苦先乎甘;圣人之学, 愤先乎怒。”[25]等例证试图说明在生活中, 成功的喜悦往往先是伴随着苦困而存在的, “苦吟”“苦思”是创作一首好诗的前提条件。

2、拟物譬论的批评手段

袁枚能够清晰的洞察到生活中寻常事物所呈现出的状态, 从而将这些事物以及这些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结合到他的批评文体中。例如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 袁枚在论述到文章好坏, 风格高低之时, 他陈述道:“夫物相杂谓之文。布帛菽粟, 文也;珠玉锦绣, 亦文也;其他浓云震雷、奇木怪石, 皆文也。”[26]布帛菽粟、珠玉锦绣、浓云震雷、奇木怪石看似毫不相干, 但皆是生活中缺一不可的事物, 它们虽然作用、功能互不相同, 但各自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 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被替代, 也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无所谓存在与否, 他以这一自然界特质来类比诗文中的风格, 表达出无论功用如何、贵贱如何, 适用的才是最为文章添彩的这一主张。而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 他就骈文的骈散性质做了详细的论述, 他认为骈文的创作不可偏执, 不可单一的使用骈句, 也不可不讲究骈文章法, 因此他这样比喻道:“草木, 奇数也;而由蘖而瓣鄂, 则偶矣。山峙而双峰, 水分而交流, 禽飞而并翼, 星缀而连珠, 此岂人为之哉?”[27]草木为蘖是奇数, 化而为瓣则是偶数, 峰是偶, 而峙却是奇数, 分道之水、飞禽之翅、连珠之星, 本是偶数的事物经过变化成为了奇数, 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本是如此, 没有永远的奇数也没有永远的偶数。袁枚将这种关系运用到这篇序言中, 生动的论述了骈体文创作的骈散性。

3、拟人譬论的批评手法

袁枚同样也擅长通过文学批评语言的“拟人化”来阐释他的文学观点。“拟人”与“拟物”都是借用客观存在的对象来阐述自己文学观点, 但它们又有明显的区别。“拟人化”是根据古代传统思维方式的整体性, 依照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 把文学与人本身结合起来, 直观的以人本身来探求文学的内在特质。早前钱钟书就曾指出这一思维方式的特质:“其能近取诸身, 以文拟人”[28]。这种“近取诸身, 以文拟人”的思维方式, 就是在文学评论中以人本身的特质来概括文学的审美特征。袁枚在他的散文批评文体中, 也常常体现这种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