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政策

标准政策（精选11篇）

标准政策 篇1

河南鑫利安全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鑫利公司) 成立于2011年8月, 现有员工30人, 其中注册安全工程师15人, 安全评价师12人。为充实外援技术力量, 鑫利公司聘请了涵盖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冶金、机械、建材以及轻工、纺织、商贸等多种行业的专家80多人。自成立以来, 鑫利公司从全面贯彻落实安全法规政策入手, 以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为抓手, 充分发挥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在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作用, 以服务企业安全生产、当好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参谋和助手为宗旨, 全面体现公司“携手鑫利、安全发展、诚信经营、优质服务”的精神风貌和宗旨。

掌握应用法规政策

鑫利公司成立之初, 就专门建立了安全法律法规数据库, 并指定专人负责收集和整理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出台的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为确保公司所有成员都能够全面掌握和应用好安全法规和政策, 鑫利公司分别通过网上公布、组织集中授课等形式开展学习和培训。特别是在安全生产标准化的推进工作中, 鑫利公司采取了组织学习讨论、深入企业宣传以及主动与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沟通联系的“三结合”办法, 在吃透政策向内使劲的基础上, 既取得了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 又得到了企业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认可。自成立以来, 鑫利公司在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深入企业宣传200余次, 开展了包括安钢集团、沙钢永兴集团等大型企业在内的50多项安全生产标准化咨询和评审业务。

成立两年多来, 鑫利公司在探索注安如何助“安”的工作中, 充分发挥了法律法规赋予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权利和义务。不仅取得了客户的信赖、赢得了市场, 更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能够适合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生存和发展的新路子。

逐条指导助企“达标”

安全生产标准化已成为了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 但目前仍有很多企业对于安全生产标准化缺乏认知, 甚至有些企业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安全生产标准化, 更不知道安全生产标准化应如何推进。为了让企业紧紧围绕本行业标准扎实做好标准要求的各项工作, 鑫利公司本着“讲透”标准、逐条指导和总体把关的工作思路, 一方面采取沿用中国传统文化、搜集截取影视图像以及结合标准条款进行讲解的办法, 制作了图文并茂的教育培训课件, 通过宣贯培训和授课, 发动企业全体员工参与到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之中, 使接受咨询、指导的企业实现了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全员、全面、全过程”的全覆盖格局;另一方面, 鑫利公司还积极组织成立了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指导工作组, 深入企业进行指导。

鑫利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现场

工作组采取搜集整理和推广各先进企业典型经验的办法, 在帮助企业理解标准的基础上, 本着“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 逐条对照标准对企业进行“手把手”式的传授和指导, 确保接受鑫利公司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的企业在结合自身实际活学活用的同时, 切实实现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

在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中, 鑫利公司认真制定了严格的评审程序、规定、标准和规范, 所有参评专家从专业的管理角度, 始终坚持严格审核、把关和打分, 从不放过任何不符合标准要求的细节。经过鑫利公司咨询、指导和评审的50多家企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均受到了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高度肯定和赞赏。同时, 鑫利公司也被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称为咨询、指导和评审信得过单位。

助“安”之路困难重重

鑫利公司在开展有关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过程中发现, 目前仍有很多企业不知道“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这项工作。有的企业虽然下发了关于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文件, 但根本不知道安全生产标准化是什么, 更不知道如何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有些企业的领导和管理人员认为只要企业出钱, 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就能为他们做好安全生产标准化并取得相应级别的达标证书。

认识的误区以及对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工作的不理解, 是事务所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这就需要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安全生产协会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 大力宣传注册安全工程师和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作用、地位和重要意义。

国家一再下发关于安全标准化全部达标的时间限制并提出了“四个一批”的具体要求。“即:对在规定期限内仍达不到最低标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破坏环境、浪费资源, 以及发生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的企业, 要依法关闭取缔一批;对在规定时间内未实现达标的, 要依法暂扣其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 责令停产整顿一批;对具备基本达标条件, 但安全技术装备相对落后的, 要促进达标升级, 改造提升一批;对在本行业 (领域) 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企业, 要加大支持力度, 巩固发展一批。”虽然相关政策已经下发, 但仍有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在生产;一些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实现达标的企业, 并没有进行停产整顿;具备达标条件的企业没有及时进行改造和升级;一些具有示范带动作用企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 也没有得到及时巩固和发展。

政策贯彻落实的执行力在安全生产标准化的推进工作中大打折扣, 也制约和影响着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工作的开展。

探索创新继续前行

注册安全工程师及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作为企业推进安全生产工作的好帮手和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监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好助手, 已经成为服务企业安全生产及协助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 不可或缺的个体和群体。只要政府、企业及安全中介机构都能够充分发挥好各自的职能, 只要法律法规的完善能够满足安全发展的总体要求, 注册安全工程师和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一定能够在服务安全生产及协助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领域内做出更多的工作、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具体到鑫利公司来说, 我们通过扎实工作和优质服务, 已然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声誉, 对内建立了一个团结协作、能打硬仗的员工队伍, 对外得到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和好评, 受到了当地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高度肯定和赞赏。有成绩不骄傲, 有困难不气馁。鑫利公司将会在发扬以往传统的基础上, 不断探索和创新, 力争克服困难、攻克难关、开创新局面。

标准政策 篇2

课程名称：《形势与政策》 总学时数：16学时 学分：1学分

适用专业：三年制高职所有专业

一、课程性质与定位

1、课程性质

《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高校培养目标为依据，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系列课程中的一门必修课，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同时，结合我省和我院实际情况，将“形势与政策”拓展为国情省情校情和时政教育。

2、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一门综合性与应用性很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它的相关课程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二、课程的教学目的及任务

1.引导和帮助学生掌握认识形势与政策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学会正确的形势与政策分析方法，特别是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国内外重大事件、社会热点和难点等问题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能力，使之能科学预测和准确把握形势与政策发展的客观规律，形成正确的政治观。

2.帮助学生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鼓励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通过实践体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清晰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系列政策体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课程目标

本课程主要以当前国内外重大的热点问题为契机，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帮助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了解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本课程着重对大学生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

重大改革措施的教育；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原则立场教育。

同时，围绕安徽省省情、我院院情，引导学生爱祖国、爱安徽、爱学院、爱专业、爱学习，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四、教学内容

1、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教学中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教育，引导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难点：针对学生对总体形势的认识，解决思想实际问题。

2、课程教学内容

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具有理论性与时效性的特点，因此其内容具有特殊性，不同于传统课程有固定的教学内容体系。本课程教学内容根据教育部社政司和和安徽省教育厅下发的每学期《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主要围绕党和国家推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当代国际、国内形势的热点、焦点问题，并结合我院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来确定，组织实施我院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工作。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要紧紧围绕国内外形势、重大事件、重要时事和我国的对外政策，围绕我省建设，以提高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知能力为着力点，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引导学生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大局。

五、课程教学形式

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理论性、知识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同时又具有原则性、时效性等特点，因此，要根据课程教学要求和大学生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包括课堂教学、电视教学、网络教学、报告会、专题讲座、社会实践等，做到系统讲授与形势报告、专题讲座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交流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大集中与小分散相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应用多媒体、投影仪、相关电影或纪录片、报纸、杂志等教学资源，帮助学生多角度、多方面了解社会，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六、考核办法

作业：听课做读书笔记。

考核方式：写一篇1000字以上的心得体会。

七、推荐教材或讲义及主要参考资料

推荐教材：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教育部社政司委托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编辑出版，每学年共6期。

《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主要参考资料

①多媒体资源、网络资源。

②有关中央重要的会议文件、中央领导人讲话。

③《半月谈》。

④《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十八讲，红旗出版社。⑤《中国青年报》。⑥《人民日报》。⑦人民网。

论美国贸易政策中的双重标准 篇3

[关键词]贸易政策美国双重标准

中图分类号：F757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5－0028－07

2009年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其中“购买美国货”的条款规定，凡刺激计划所支持的工程项目，一般情况下必须使用美国国产的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此法一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舆论一片哗然。然而，细察美国的所作所为可知，“购买美国货”之类的贸易政策本来就是美国的行为常态，至少在1933年，美国便出台过类似的“购买美国货法”。美国历史所展示的规律性特点是，当自己产业力量薄弱时，曾长期实行不折不扣的贸易保护主义，借此而赢得富强乃至权霸天下；当自己拥有了强大竞争优势后，则大张旗鼓地标榜自由贸易，并刻意掩饰曾经一贯的保护主义传统；而当自己竞争优势衰退时，又会重拾保护主义，或者选择性地实施自由贸易，目前的美国便是如此。本次国际舆论哗然一片，实反映出人们对于美国的贸易政策本性普遍地认识不清并抱有幻想，也折射出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流布已广，以致遮蔽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真相。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美国在贸易领域玩弄双重标准的基本事实作一论析，希望能够有助于辨别当今国际贸易体系中美国贸易政策的本来面目。

带头阻挠发展中国家发挥其比较优势

美国贸易政策的双重标准首先体现在，它一方面大唱经济自由主义的高调，动辄给人开列包含贸易自由化内容的“华盛顿共识”政策药方，另一方面却又带头阻挠发展中国家发挥其比较优势。本来，在现有国际贸易体系中，纺织品和农产品及低端制成品，大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正好是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相对集中的领域，合理的国际贸易体制理应让这一比较优势正常发挥出来，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不多手段中的主项。然而，实际情况正恰相反，美国主导的关贸总协定多轮谈判规定了几乎所有产品的贸易自由化义务，唯独把纺织品和农产品排除在外。

在纺织和服装领域，“到1990年代初，美国针对40多个国家，尚维持着3000种各不相同的进口配额。”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部门贸易自由化的一拖再拖使得发展中国家遭受重大利益损失。以2001年为例，服装和鞋类的进口仅占美国进口总值的6.5％，但其关税却占到美国全年关税总收入的一半；鞋类进口虽不及汽车进口值的10％，但其关税收入却超过了汽车进口的关税收入。尤其具有扭曲性的是，纺织品领域的这种贸易限制完全只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因为“发达国家从来没有限制过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纺织品进口”。更有甚者，美国的纺织品关税也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乌拉圭回合”规定，美国可对50％的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征收15％～35％的关税，相比之下，日本仅对22％的纺织品进口征收10％－15％的关税。所以说，美国在贸易自由化问题上尽管要求其他国家削减关税并减少补贴，自己却不愿开放市场，尤其不愿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中减少补贴。结果是，“这些行径直接导致了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不利的一方总是发展中国家”。

在农产品方面，美国也是一贯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美国政府打着粮食安全、农村投资、反周期支付等旗号，向本国农民提供大量的补贴。例如，美国对糖的进口设置很小的配额，一旦超过配额即征收接近150％的关税，20世纪90年代末的统计表明，国内甜菜和甘蔗种植者因此而获得10亿美元。可是，这样的保护政策“阻止了穷困潦倒的产糖国向美国进行出口，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等国家被剥夺了本可用于食品、燃料、药品等项的宝贵外汇收益”。再如，2002年的政府补贴使得美国小麦出口价低于生产成本达46％，玉米出口价则低20％。向世界市场如此倾销过剩农产品，严重困扰众多农业产值和农村就业均占主体的发展中国家。全球范围内，从奶制品到棉花的诸多部门中，发展中国家都因无法抗衡发达国家的巨额补贴，只得丧失本会存在的借助出口改善民生的机会。

墨西哥的困境就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在不对称自由贸易下所遭命运的缩影。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执行之后，美国农业依然获得大量补贴，致使农产品直接成本远低于墨西哥，造成墨西哥农业不得不经受美国农业的直接竞争。与此同时，“美国自己却仍然使用非关税壁垒来阻止墨西哥农产品的进入。这些政策严重危害了墨西哥的农村经济”。对于一个1／5的就业仍在农业部门、3／4以上的穷人来自农村的国家来说，实施所谓的自由贸易严重加剧了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况且，即使在产出明显增长的制造业部门，自由贸易协定也反而“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净损失”。所以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指出：“墨西哥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很明显仅靠贸易自由化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此项重任的。”墨西哥的遭遇最为典型地展示了美国奉行的片面自由贸易政策给发展中国家酿成的苦果。

在产业调整和产业政策领域言行不一

美国的双重标准也体现在对待产业调整的态度上。自由贸易据称能够提高总体福利水平，其中一个关键机制就是产业调整，各国借此从生产效率偏低的产业转向效率较高的产业。然而，反复教导他人的美国，为了保住自己的产业，却不断翻新保护主义手段，抵制实质性的产业调整。从自动出口限制、反倾销、反补贴、保障与特别保障，到方兴未艾的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无不借争取产业调整时间之名，却行消除进口竞争之实。因此，所谓“临时”贸易防卫措施被频频滥用，最后凝固成长期的制度化壁垒。美国的钢铁业就至少历经了：1969－1974年的多个“自动限制协议”、1978－1982年的“最低价格机制”、1982－1992年的新一轮“自动限制协议”、1992－1993年和1998－1999年的大量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些“临时”措施加在一起，前后连续保护长达数十年之久。

纺织品贸易的例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最终解决该领域中临时措施凝固为制度化壁垒的问题，“乌拉圭回合”规定从1995年起，用十年时间消除由来已久的纺织品贸易数量限制，这本身倒的确给产业调整留出了过渡时间。可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中，除挪威于1998年已认真履行义务外，美国及欧盟等都没有在过渡期内进行产业调整，特别是美国把限制性配额中的90％一直“保留到最后一刻”。本来按照协议，从2005年1

月1日起，世界应进入纺织品无配额限制的自由贸易时代，但美国在未利用好过渡期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反而又以面临进口激增为由，随即启动对中国输美纺织品服装实施“特别保障”限制。事实一清二楚，对于自己的夕阳产业，美国也是迟迟不愿进行调整的，它惯于通过贸易限制把矛头指向其他国家，乐得迫使他人来承担竞争成本。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实际上更有条件进行产业调整。据研究，在钢铁、汽车、纺织品等行业，美国降低一半关税或取消配额之后的调整成本仅占自由化后收益的1.5％～4％。但即使如此，美国的决策者也不愿承担应有责任。与美国相比，众多发展中国家才真正缺乏产业调整所需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发展中小国，一般产业结构单一，缺乏竞争优势，容易受到出口市场波动的影响，它们往往还存在失业率高、保障体系差、融资渠道少、行政能力弱、教育程度低、财政对关税依赖大等其他问题。难怪美国自己的经济学家都要质问：“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就是美国，具有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相对较高的就业水平等，如果这样的国家都在进口增加的时候采用防卫措施的话，那么处于多重问题下的发展中国家又该以何种程度来使用这一措施呢?”

当然，产业调整对谁都不容易。有人曾经说得轻巧：既然某些产业没有竞争优势，那就放弃好了，可以转到“某些正在扩展的行业，例如制造巧克力或参加合唱团”。但现在更多的人认识到，不能用过于理想化的模型来分析贸易自由化的一般均衡作用，毕竟难能无代价或者低代价地从一个产业转换到到另一个产业。“在没有替代行当扎实保障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受得起让现有国民财富之源或者公民生计饭碗被竞争夺走”。民主制度下的美国深感产业调整的社会压力，它不愿迈开调整步伐，也自然是有道理的。然而，面对风险高得多的弱小国家，美国却屡屡要求它们快速地走向贸易自由化，进行“休克疗法”式的激烈产业调整，甚至引发社会动荡也在所不惜。这不是十分自相矛盾吗?

在与贸易密切相关的产业政策上，美国也大搞双重标准。日本经济崛起过程中，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此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相比之下，对于美国应用产业政策的情况，大家往往多有不察。但实际上，“美国拥有自己或多或少隐蔽的方法，对产业投资给予成本补贴，为的是人为促进产业竞争力。在这些方法中，一个专门的美国特点就是研发开支，其中大部分与国防和航空航天采购相挂钩”。正因如此，斯蒂格利茨等人会说：产业政策“无论是在促进西方发达国家还是铸造近代东亚奇迹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通过采取纯市场政策得到发展的”。然而，美国却过河拆桥，通过乌拉圭回合“限制了发展中国家采用产业政策的权利”，“尤其是禁止发展中国家使用在发展过程的相应阶段上发达国家曾经采用过的政策”。

在美国主导下，乌拉圭回合有关协议硬是区分了两类补贴，凡给予出口或给予进口竞争产业的补贴原则上均被禁止，而给予研发、区域发展、环保达标的补贴则均获许可。当然，即便在补贴的禁区，美国也不会让国际规则来约束自己，它所惯用的国际贸易竞争手段，如进出口银行A接低成本地获得政府贷款和担保、向出口商提供优惠出口信贷支持、向美国货的海外进口商提供优惠买方信贷，以及允许美国公司延期缴纳出口收入所得税，等等，都照用不误。如此一来，这套量身定做又对人不对己的游戏规则，听任发达国家通过研发等高级补贴手段获得日益悬殊的技术优势，却又阻止发展中国家利用直接补贴等初级手段辅助自己的产业发展。如果屈服于这一扶强抑弱的制度安排，弱势国家在自由化的国际贸易体制中，终将只能屈从发达国家的旨意，永远为产业强国“打下手”。

人所共知，美国的资本市场特别发达，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的流动性也很强，按理说美国不太需要产业政策，可事实远非如此。“美国实际上一直拥有隐性的产业政策，迫使劳动力从夕阳产业大规模地转向技术更先进的朝阳产业，如信息和电讯产业”。最突出的是，美国政府常以投资国防研发为补贴形式，在刺激国防技术研发的同时，最终让民用部门及整个经济享受其溢出效应。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工业利用军事计划资助下的研发，能够获得民航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方面的成本优势，这种能力大大造就了美国在这一国际市场上几近垄断的地位。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波音707作为至今商业上最成功的喷气飞机，本来是为美国空军开发的KC135战时加油机”。同样，美国的“计算机、数控机床、卫星，以及最近的复合材料和硅酸盐等行业的最初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军事支出”。

事实上，美国国防部专门设有“先进研究项目局”(ARPA)，该局“在数个产业特别是计算机和软件产业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现在无数人每天使用的因特网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就叫ARPAnet。在加速美国尖端技术产业开发方面，先进研究项目局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国防研发促成民用技术突破的美国例子还有很多，如半导体产业。“从1948年晶体管的发明到1962年集成电路的商业应用，美国军方发挥了‘促进创新的第一个用户的作用”，“军事和航天部门的订货为集成电路提供了最初的市场；庞大的政府需求使大量的新厂商进入该领域，加速了集成电路向非军用产品市场的渗透”。美国式产业政策的好处是：一方面在选定的高溢出、高潜力领域，为高成本、高风险的产业研发提供资金补贴，借此在高新产业中获得先发优势并将之转变为一种长效竞争优势乃至垄断优势；另一方面，美国式产业政策不会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因为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使军事采购摆脱国际自由竞争规则。面对这样的制度安排，弱势者徒唤奈何。如此看来，强者的补贴方式因其老到而无法禁止，弱者的补贴方式因其幼稚却被叫停，真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结果只能是放大国际竞争的不公平性，从而拉大国际间的发展差距。

按照自己需要随意改变贸易游戏规则

美国的双重标准做法还包括，根据自己需要随时重新制订贸易游戏规则。与发展中国家捉襟见肘的窘境相反，美国手中握有很多王牌，而且有能力在恰当时机打出这些王牌。面对新兴国家加工制造能力的挑战，美国在“乌拉圭回合”中，执意把服务业、知识产权、投资等自身优势领域纳入自由化谈判议程，并且作出承诺，“作为回报，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将可以获得更好的市场准入待遇”。然而，“发达国家在乌拉圭贸易谈判桌上取得巨大利益后，便扬长而去”。在这场十足的骗局中，新增贸易条款所产生的福利绝大多数为发达国家占有，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只是微乎其微”。面对如此承诺与结果的不对称、义务与利益的不对称、劫贫济富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变形，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只能称“乌拉圭回合”为“迄今为止最为失败的一轮贸易谈判”，也故此在随后几年中，当“发展中国家逐渐从谈判的结果中清醒过

来”时，它们便开始积极寻求修改相关协议。

然而，在美国方面，它远未满足于已有收获。为了进一步以己之长搏人之短，美国在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后又推动达成了信息技术、电信、金融服务等国际协议。其中信息技术协议即要求协议方，“到2000年1月1日，取消电脑、半导体、软件、电信设备等类产品6000亿美元的关税”。需要提醒的是，信息技术、电信、金融服务还只是美国打开世界服务贸易的起点，“美国的贸易分析家还想在法律、金融、保健、电子商务、卫星娱乐放送、教育诸方面减少贸易壁垒。许多美国公司期待着从这些领域的协议中收获巨额利润”。如此扬长避短式的贸易规则制订，无非要让美国在全球化中进一步食弱者之利而自肥。

把日益增多的服务业新领域纳入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无疑将使国际管辖权延伸到一国内部，可以想见，弱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定会更易受到外部力量的长驱直入，不仅难能增加福利，反而会限制发展的自主性。比如，服务业协议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媒体，这意味着它们将被掌控于财大气粗的境外企业手中，随之就会有海外操控者利用优势控制信息流通这样的风险。再如，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议实会限制主权国家的政策空间，有利于境外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多哈回合”中引入的关于竞争政策的多边规则也会妨碍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显然，为了打开他人市场、扩大自己的赢利机会，美国热衷于游戏规则的创新，以达到扩大国际贸易受管辖范围、压缩其他国家利益空间的目的。

将知识产权引入国际贸易体系尤其包含了可疑的动机。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要求向技术所有者支付高昂专利费，并禁止对创新产品进行仿制，这等于损不足而补有余。其一大后果就是阻碍技术扩散，加固强者的市场垄断地位，也进一步打压落后者迎头追赶的可能，只会拉大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业已存在的技术与财富鸿沟。据专家估算，充分履行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将会从发展中国家向美国转移58亿美元，向五个其他发达国家转移25亿美元”。更有甚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妨碍发展中国家获取急需救命药品，简直有违人类基本良知。“就在2003年9月坎昆会议之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反对使用生命救济药的国家。坎昆回合之后，即使美国陷入舆论的重重压力，却仍然坚持此类药品的使用应严加限制”。因此，贸易专家干脆主张，“知识产权保护永远都不该成为贸易谈判的一部分”，况且本来就存在一个专管此事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双重标准还包括，当其他国家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时，美国会额外提高准入门槛。由于美国的漫天要价，中国“入世”时购买了一张“高价入场券”，这已广为人知。然而，人们无法理解，为何当弱小国家申请“入世”时，美国等也还要漫天要价。以尼泊尔和柬埔寨为例，它们不仅也经历了漫长的谈判过程，而且在2003年“人世”时，都只能接受更高的门槛。在商品贸易方面，两国被迫承诺对本国关税细目全部实行关税约束，而已有成员国仅对一小部分关税细目实行约束。在服务贸易方面，尼泊尔被要求开放多达70个潜在服务部门，“比其他成员国高出许多”；柬埔寨被要求在视听服务及物流服务上作出让步，可“至今没有贸易成员国在该问题上作出过什么承诺”。再有，虽然发达国家都未曾就农业及农产品出口补贴作过承诺，但柬埔寨被迫放弃农业及农产品出口补贴权。另外，两国“人世”时都“答应削减其本应享受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权利”，这也超过了世贸组织的一般标准。

凡此种种，又给了人们一个深入观察美国贸易政策的机会。记得2000年初，美国表示，为了促使柬埔寨改善劳工条件，包括大幅提高劳工工资，准备扩大输美纺织品的配额，然而，频频声称热心于改善国内外劳工处境的美国工会势力最终成功阻挠了这一倡议。同样，它们也成功阻挠了给予非洲国家关税特惠的立法，使得非洲穷国无法像加勒比等地区贫困国家一样，享受某些产品对美出口的免税待遇。如此举措不过彰显一个事实：不管其言辞多么动听，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更感兴趣于把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拒于美国门外，而非帮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劳工”。窥一斑可知全豹，美国的行为与用心借此不难索解。

面对日益倾斜的世界弱势者应当警惕

揭露美国涉及国际贸易的诸多双重标准绝非苛求美国。由于美国的实力，由于其当今世界秩序中的支柱性角色，美国的贸易行为，尤其是扭曲既有游戏规则的行为，对整个国际贸易体系必然造成极大的负面后果。首先，在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可以看到大国博弈留下的制度性缺陷。突出的例子是，《关贸总协定》第1条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但第14条却是“非歧视原则的例外”，第24条则允许成员国组成关税联盟和自由贸易区等歧视性集团。第11条一般禁止使用进口配额和数量限制，但第13条却自相矛盾地规定：当实施这些配额和数量限制时，应以非歧视方式加以管理。这样的矛盾性构成了规则的漏洞，往往先被强势国家或集团加以利用，继而日益腐蚀性地扩大开来。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要在区内享有自由贸易待遇，汽车62.5％的零部件必须原产于本区，纺织品和成衣等也有类似严格规定。如今，正是这种名为“自由”，实为对内特惠、对外歧视的贸易区在世界泛滥，分割并扰乱着国际多边贸易体系。

其次，美国作为主导者的偏私行为往往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如今农产品贸易中壁垒林立，始作俑者正是美国，是它为了对糖类、奶酪和牛肉等少数产品实行进口配额限制，在1955年争取到了免受关贸总协定管辖的许可，并从此引发了欧洲和日本变本加厉的跟风。再次，就那些负面影响极大的非关税壁垒而言，也往往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使用在先，然后导致在全球范围内一发不可收拾。1986年前尚无一宗发展中国家提起反倾销案，但自1995年后，其反倾销案提起数每年多在百宗以上，屡超发达国家，其中一大部分是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与传统上的关税手段相比，非关税贸易壁垒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伸缩性、隐蔽性，它们可以将世贸组织的诸多规则消灭于无形，因此，无疑放大了出口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投资于出口型产业的风险。如果说一个“无壁垒的自由贸易世界”是自由主义者念念于兹的目标，那么，最有力量促进此目标的美国却因其双重标准而偏偏扮演着一个起相反作用的角色。

更为严重的是，在充满双重标准的国际贸易制度安排中，一方面，正面的补偿性差别待遇效应非常有限，“优惠制度对最不发达国家出口的作用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却可看到不少实打实的逆向差别待遇。例如，即使在关税领域，虽然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率仅为0.8％，但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却维持着3.4％这一高出四倍的水平。在农产品领域，仅以2001年为例，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费用即达3110亿美元，是其给予发

展中国家补助费用的六倍。故此，美国前总统卡特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领导人峰会上要说：“发展中国家在其贸易来源上所受到的限制是其获得的海外援助的三倍。”还有，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相并列时，其地位的不对称性一目了然。从对国际贸易规则制订的影响力，到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最后所诉诸的惩罚机制，不管是寻求法律渠道解决问题，还是通过其他手段，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占尽优势，这种优势随时都可转变为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更大的份额。

所以，就是在所谓“共赢”的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岂能无保留地开放给这样一个倾斜的国际体系?贸易自由化是否就带来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或者说在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就存在毋庸置疑的正相关性，学界远未形成共识，相反倒有相当多的反证。据对74个国家二战后历程所作的分析，“虽然开放度在上升，但其中46个国家却经历了经济增长的显著减速。相对很少的国家能够获得并维持足够高的增长率，并接近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事实上，1960年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组并未显示任何‘追赶性趋同，大多数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似乎在拉大而不是缩小。”同样，在实证研究了1975－1994年亚非拉广大地区后，经济学家得出结论：“不管是按照关税和非关税限制措施还是按照贸易量来计算，衡量贸易开放度的所有指标与增长之间都不存在统计学上重要的相关性”。与此同时，据对1960－1973年50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良好的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也即正是进口替代政策才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下，国际上久已形成一种把自由开放简单等同于发展进步的普遍舆论，连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多相信，一旦降低贸易壁垒、与国际一体化接轨，就定会带来出口增长、贫困消除、经济繁荣等等。可惜，在这个倾斜的世界上，这种想法纯属危险不堪的一厢情愿。即使是自由贸易通常的拥护者都在提醒：“自由贸易不是一个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妙招，当其他基本的经济问题亟待解决时，不应当夸口自由贸易带来的扎实收益。”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有潜力的发展中大国假如迷信开放，包括迷信出口，坚持只将拥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将难以建立独具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果只会陷入依附境地。特别是假如长期把比较优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之上，更形同自踩陷阱。“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进行贸易，同时缺乏其他要素优势，不可避免地会把芸芸众生打入永久的相对被剥夺状态，因此也将取消大多数人认同的完整‘发展目标。”在廉价劳动力供过于求的世界上，此话永远会是至理名言。

基于这个倾斜世界的无情现实，大有必要抛弃似是而非的陈说俗见，回归贸易到底为何这一本源问题。贸易无疑可以加速经济的结构转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但出口根本上是为了引进资本货物、中间产品、原材料、技术、服务、观念、制度等用以增强自身力量的短缺要素，一句话，贸易及开放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最应当避免的是舍本逐末，让经济政策立足于对外经济部门，长期牺牲国内经济与社会部门，只知一味扩大“出口创汇”、盲目累积美元纸币、甘愿贸易条件恶化，全然忘记出口本质上是为了支付进口、应服务于国内福利的改善，久而久之混淆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最终异化为给产业强国“打长工”。鉴于此，必须恰如其分地评估开放带来的好处，而不是热衷于解除贸易与资本限制，让国际经济一体化左右自己的发展观。从长远看，只有致力于促进国内投资、稳定宏观经济、开发人力资源、推动技术创新、建立良好的治理，并且致力于构建适当的体制克服外部负面冲击，一国才能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并让这种经济增长真正施惠于本国国民。

砂石行业相关政策和标准出台 篇4

2013年, 随着砂石行业规模的壮大, 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提升了对砂石行业管理的重视程度, 逐步出台了一些政策和管理措施, 如《机制砂石行业发展指导意见》通过了工信部组织的专家验收;《建设用砂石开采准入条件》通过了由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组织的专家组评审;《机制砂生产技术标准》通过专家评审, 近期将向社会发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工业统计报表制度的有关要求, 中国砂石协会已在国家统计局申请立项, 建立砂石行业重点企业统计报表制度, 纳入国家统计局系统。

(摘自中国建材数字报)

2017年养猪补贴新政策和标准 篇5

2017年养猪补贴新政策和标准每年补贴政策和惠农项目并非一成不变，但国家对生猪产业的扶持力度却始终都在。无论是一号文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还是生猪行业的各项新政，都透露出国家对行业的关注。2017年生猪补贴的力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规模补贴标准和补贴数额

①生猪养殖规模3000头以上的，补贴80万。

②生猪养殖规模2000到2999头的，补贴60万。

③生猪养殖规模1000到1999头的，补贴40万。

④生猪养殖规模500到999头的，补贴20万。

动物防疫补贴及相应补偿

1、这些重大动物疫病疫苗免费

国家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病实行强制免疫政策。上述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养殖场(户)无需支付疫苗费用。

2、因这些重大动物疫病扑杀，补偿损失

国家对因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小反刍兽疫发病的动物及同群动物，布病、结核病阳性奶牛实施强制扑杀。对因上述疫病扑杀畜禽给养殖者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助。

3、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每头80元

对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给予每头80元的补助，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

4、病害猪损失每头补贴800元

对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和无害化处理费用予以补贴，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标准为每头800元，无害化处理标准为每头80元。

六大项补贴可以申领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农业部罕见地发布了生猪生产的顶层设计性文件——《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也就是“十三五”生猪生产规划。

2017年会秉承2016年，生猪养殖补贴政策并不会减少，依然会有多种补贴等待认领。

1、良种工程项目与相关补贴

农业部计划实行良种补贴政策，在天津、河北等省市和黑龙江农垦、广东农垦实施生猪良种补贴政策，中央财政对使用优良种猪精液进行品种改良的养殖场户给予补贴，每头能繁母猪按照每年使用4份精液进行补贴。

2、调出大县奖励政策与相关补贴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会对统计数据达到规定标准的县予以奖励，数据涉及生猪调出量、存栏量和出栏量。每个县的奖励资金原则上不少于100万元，主要用于规模化生猪养殖场的猪舍改造、良种引进、粪污治理的支出，养殖大户购买种公猪、母猪、仔猪和饲料等的贷款贴息和保险保费补助支出，生猪防疫服务费用支出等。

3、标准化养殖项目

标准化养殖项目支持适度规模生猪养殖场进行标准化改扩建，包括节水设施、节料设备、清粪设施、漏逢地板等改造，实施自动化环境控制等。标准化畜禽养殖示范场创建成功后，可以获得一定的补贴，每个改建、扩建项目单位补助资金规模在50万元～100万元之间不等。

4、生猪育种补助政策

生猪育种补助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开展联合育种，对生产性能测定、遗传物质交流、遗传评估、大数据平台建设给予补贴。

但鉴于目前行业的实际情况，能够搭建属于自己的育种平台的养猪场或养殖企业仍在少数，基层养殖户能从这项政策中直接受益的程度并不高。

5、生猪养殖保险政策

生猪养殖保险政策施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例如能繁母猪保险、育肥猪保险、生猪价格指数险。这些险种都被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范围内，作为惠农政策的一部分，帮助参保的养殖户在遭遇疾病、自然灾害、行情剧烈波动时挽回部分损失。

6、废弃物综合处理项目

标准政策 篇6

关键词 盗窃罪 追诉标准 宽严相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修八》）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二百六十四条中增加：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三种行为类型（以下统称新三类盗窃），改变了盗窃罪的基本罪状。使得盗窃罪的行为类型从两种扩展到五种，严密了刑事法网。过去，入户盗窃和扒窃只在两种情况下构成犯罪：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二是单次盗窃数额达到法定标准的。不具备以上两项条件之一的，或者以其他犯罪论处，如入户盗窃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论处，或者给予治安处罚。然而修改后的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从条文上看，刑法降低了这三种盗窃类型的入罪标准，新三类盗窃成为与数额较大、多次盗窃并列的盗窃类型，犯罪数额和犯罪次数不再是犯罪成立的条件，这就将大量过去按照行政处罚程序的案件纳入到刑事程序中。无疑加大了盗窃罪打击的适用范围，此为“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相较于已经废止的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此次《解释》大大提高了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此为“宽”。

两年时间内，盗窃罪的变化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刑修八》增加盗窃罪的构罪范围。到《解释》提高盗窃罪的立案标准。难道立法机关对盗窃犯罪行为的打击由严变宽了吗？笔者认为不然。从《刑修八》的“严”，到《解释》的“宽”，正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

从实体正义方面看，近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如果还按照以前盗窃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立案标准，既不能真正惩罚犯罪，保障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和公民的人身安全，也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故不能用盗窃数额和盗窃次数来限定上述三种类型的盗窃犯罪，而应以其行为作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切实保障实体正义。

从程序正义方面看，特别是在量刑环节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要求量刑活动以量刑个别化、罪刑相适应等原则为指导，在个案中提取量刑情节，对不同犯罪处以宽严有别的刑罚，具体表现在：

1、严格把握羁押条件。一是合理把握逮捕的三要件，尤其是必要性条件，积极探索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切实贯彻刑诉法关于逮捕的规定。二是消除对外来人员的歧视，建立工作制度，创新工作机制，加强工作配合，保障外来犯罪人员的到案率，解除承办人的后顾之忧。三是完善非羁押措施。根据新刑诉法的修改，探索完善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执行制度，尤其对于没有固定住所的外来人员，可以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方式，切实减少羁押的比例。

2、明确新三类盗窃的量刑起点。《量刑指导意见》关于盗窃罪第一档量刑起点适用的情形为“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的”，从社会危害性上看，新三类盗窃要低于上述情形，基于罪刑相适应原则，新三类盗窃的量刑起点原则上应当低于《量刑指导意见》中第一档量刑起点的规定。根据罪状之间的对比，笔者认为，新三类盗窃的量刑起点以一至六个月拘役为宜，因为拘役处于盗窃第一档刑罚的居间位置，如果行为人存在从轻情节，就可以在拘役刑以下判处刑罚，也即判处非监禁刑，同时也可在存在从重情节时，判处有期徒刑，以体现宽严有别。

3、扩大单处罚金的适用范围。对于盗窃这种典型的侵财型犯罪，罚金刑就可以起到较好的特殊预防作用，而没有必要动用监禁刑。但目前来看，单处罚金的适用率非常低，远没有发挥其在刑罚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具体案件中，可以综合犯罪情节、主观恶性及犯罪人的性格、经济状况等因素，对情节较轻且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犯罪分子，可以考虑适用单处罚金。

4、扩大管制刑、缓刑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在新三类盗窃中，对于那些情节轻微，主观恶性小，但没有罚金刑执行条件的，应当扩大适用缓刑和管制刑。最后，为体现区别对待、该严则严的原则，对于那些犯罪情节严重、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犯罪分子，确需要以监禁方式进行改造的，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但应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中得到充分体现和贯彻，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罚执行中也应得到充分体现和贯彻，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基本刑事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体现了人权、公正、秩序的价值。作为我国现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从方方面面指导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

标准政策 篇7

一、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标准的选取和确定

(一) 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标准选取的原则

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评估既是一个事实和技术判断的过程, 也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通过对政策演变和评估背景的分析, 遵循“以人为本”和“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价值理念, 以推进社会公平和实现保障性住房资源优化配置为宗旨, 制定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标准的选取和确定原则。

1. 合理性原则

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本质在于价值判断, 因此科学合理的评估标准是评估活动的正确导向, 这就要求在制定评估标准时应体现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的合理性。

2. 合法性原则

政策的合法性是指政策具有的某种特性, 这种特性不仅来自正式的法律或规范, 更主要的是来自依据某种特定的价值体系所判定的、得到相关群体支持和认可的政策规范的可能性或正当性。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策能否以及如何以社会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所认可的方式有效运行;二是政策有效性的范围、基础以及来源。由于政策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特征, 在对其评估的标准设定中引入“合法性”的概念也是恰当的。

3. 现实性原则

政策现实性是针对政策的可实现性和可操作性而言的, 其内涵应该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每种政策都要与它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二是每种政策都应该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和可运作性;三是每种政策都必须关注其制定、运行及实施成本。对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标准的选取也要在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基础上, 重视其体现的现实价值和实际意义, 提高评估标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二) 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标准的选取与阐释

在对政策评估标准的历史演进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 按照“以人为本”和“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评估标准价值导向, 结合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特点, 可以把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评估标准划分为事实标准和价值标准两个层面。根据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阶段, 其评估标准的确定包括政策方案、政策过程和政策结果三个方面。

1. 保障性住房政策方案评估标准

政策方案评估是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首要环节, 从范畴上属于执行前的预评估, 从实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定分析对象的政策活动。由于保障性住房政策方案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因此有必要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对其作出全面的评估和分析。在政策方案评估标准的构建中, 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几点:是否有利于“元政策”的精神;是否有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是否有利于成本的降低;是否有利于负影响的消除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有关政策目标的评估标准;二是有关政策方案可行性的评估标准。

(1) 目标标准

确定政策目标是规划保障性住房政策方案的基础和前提, 为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评估提供了直接的标准和依据。政策目标的设定与政策要解决的相关问题有直接关系, 在评估标准的确定过程中要明确目标是否具体、明确和恰当等, 另外还要分析政策对非目标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概括起来, 评估保障性住房政策目标的标准设定可以重点考虑以下三点:

①政策目标的可行性

政策目标首先要具备合理性和可行性, 即在现有的背景和条件下, 通过多方面努力可以实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影响保障性住房政策目标实现的各种资源条件, 如人员、资金和技术等;二是间接制约保障性住房政策目标实现的诸多环境因素, 如政治环境、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

②政策目标的具体性

政策目标还要体现实际的价值和意义, 即政策目标必须具体化、明确化。考察和评估保障性住房政策目标的具体性应该主要考虑三点:一是政策目标的描述和界定要清晰;二是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明确的时间期限;三是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具体的约束性条件。

③政策目标的针对性

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为了解决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因此每一项相关政策在确立政策目标时都应该针对实际问题, 切中要害。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目标针对性的评估要看其政策目标的范围是否正确, 指向是否明确。

(2) 可行性标准

保障性住房政策方案的可行性评估是政策执行前的预评估, 主要用于对保障性住房政策方案进行考察, 并对其发展趋势和前景作出预测等, 其标准的设定主要应该包括:政治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两个方面。政治可行性, 主要考虑政策方案是否能够得到政治资源的支持及其支持程度。经济可行性, 主要考虑政策方案能否拥有足够经济资源的支持及其支持程度。

2.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评估标准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评估主要指的是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所涉及问题的评估和分析, 其标准选取和制定也是针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执行环节, 主要考虑政策执行者的态度、政策执行是否按预期计划、政策的宣传力度以及相关信息反馈等方面。

3. 保障性住房政策结果评估标准

政策结果的评估是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重要内容, 也可以说是整个政策评估过程的核心部分, 政策目标的评估和政策过程的评估等都是围绕政策结果评估为中心开展的。

(1) 事实标准

保障性住房政策的事实是在政策运行后形成的, 因此其事实标准 (技术标准) 是一种“回溯性”标准, 是针对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后的资源利用和产出等情况设立的评估标准。

①经济

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经济标准, 即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考虑的政策成本和政策收益的比较标准。其设立源于住房资源的稀缺性, 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政策资源投入的使用及分配问题;政策资源的投入和分配是否正确。

②效率

构建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效率标准就是为了考评产生一定绩效的某项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状况、资源投入和产出是否达到了最佳状态, 或者说测算某项政策取得一定效果时所需要的资源数量。效率标准的设立包括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两个方面。

③效果

在目前我国的住房市场上, 对住房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存在巨大矛盾, 这就需要大量的保障性住房资源的供给, 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可控因素的制约, 使得政策难以充分地解决相关问题, 不能满足相关人群对保障性住房资源的需求。因此, 必须构建效果标准来衡量政策目标实现后对特定问题解决和消除的程度。

④回应性

回应性标准是与社会理性和行政管理理性相联系的, 是政策实施结果满足特定社会群体需要的程度。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回应性标准属于指向性标准, 主要用以考察某项保障性住房政策对其特定受益目标群体 (如低收入人群) 需求的满足情况。

(2) 价值标准

对保障性住房政策进行事实判断后, 还需要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价值、执行程度、因政策实施而引起的利益分配格局的转化等问题作出判断和分析。因此, 需要构建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价值标准 (社会政治标准) 以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从而透视和反映保障性住房政策发展的整体状况。

①公平性

经济、效率和效果等事实标准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使政策获取更多的收益”, 而公平性标准则更多关注“所获取的更多收益到底为了谁”。因此, 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公平性标准主要指保障资源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也就是说, 公平性标准是用来衡量由特定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执行而引起的资源、价值、收益及成本在不同社会群体与成员之间的分配和配置是否符合社会公正价值取向的基本原则。

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公平性标准具体表现为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两个层面。水平公平也称为横向性公平, 其理念表达为“相同者受相同待遇”, 即同样的群体和个体要享有相同的资源分配。垂直公平也称为纵向性公平, 其内涵反映的是“不同者受不同待遇”, 即对于特殊人群或者有需要的区域允许分配额外的保障性住房资源。保障性住房政策中纵向性公平的具体要求应该是多元的。例如不同收入水平人群之间和不同发展阶段地区之间保障性资源的分配就需要考虑纵向性公平。

②充足性

充足性标准衡量的是特定的政策效益对该政策问题、政策诉求及目标人群的需要、价值和机会的契合程度与满足情况, 它明确了对政策方案和有价值的结果之间关系强度的期望。这一标准具有事实标准的性质, 包含着事实与价值的互动, 但对于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评估来说, 更多的是对价值标准的体现。另外, 充足性标准可以设计为一种相对标准, 即充足性标准既与政策本身的规划目标相关, 也和人们的主观意愿相关。也就是说, 如果某项政策符合现实中解决问题的主观意愿, 即使实施效果不能满足政策设计的目标要求, 在评估中也可以认为该政策具有充足性。

③适宜性

适宜性标准要衡量的问题是所需的政策结果是否真正具有价值或者值得去做, 对于政策的适宜性评估一般遵循效率与公平兼顾。保障性住房政策适宜性的标准有较强的复合性特征。构建适宜性标准的目的是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目标的价值以及支持特定目标的前提和假设是否可靠进行分析, 从而综合评判某项政策的目标与政策本身对社会是否适宜和合理。由于适宜性标准是超越任何一套现存的标准, 是衡量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元标准, 因此不存在适宜性的标准定义与衡量指标。但是, 可以针对政策自身的特点在构建评估标准时, 考虑以下主要问题:政策目标的设定是否有价值、是否必要, 设定目标所提出的假设是否合理等。

二、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体系构建

在“以人为本”和“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价值取向指导下, 设定了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评估标准后, 就需要构建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综合体系。一个完整的政策评估体系应该能体现整体性和特殊性、静态和动态以及多方面综合效益等, 评估体系界定了评估的内容和范围, 也决定评估结果能否全面、客观地反映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际价值和效果。依据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标准, 本文尝试构建了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综合体系 (见图1) 。

保障性住房政策从问题的提出、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执行、最后产生的结果和影响, 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和环节。在保障性住房政策方案评估、政策过程评估和政策结果评估三个不同阶段, 政策评估都有其相应的内容, 评估体系的构建充分考虑了各个环节的特点和要求。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结果的综合评估是对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后产生的政策效果和相关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 这个环节的评估是整个政策评估过程的重要内容。评估体系是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核心内容, 它不仅是评价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基本工具, 也体现了一定时期和背景的特点以及特定的价值取向, 不仅为衡量政策效果和影响提供了依据, 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保障性住房政策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体系中的诸多评估标准是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过程不同环节和各个层次评估依据的集合, 其中既有定性标准也有定量标准。因此, 这是一个涉及到多因素、多层次的综合评估过程。由于各个指标及其影响因素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相关者主观意愿的影响, 故这种评估和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结论上的模糊性。尤其对于定性标准的相关分析, 以及涉及到专家访谈和调查的因素, 对保障性住房政策某些评估指标的判断会存在差异, 客观上难以通过统计学的方法来测算相关指标的具体评估数值。因此, 对评估标准的进一步具体化和细化, 是接下来要做的重要工作, 也是评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1].贠杰杨诚虎.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 (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7

标准政策 篇8

2013年以来, 江苏13个地市政府为加强和规范家庭农场管理, 陆续出台了区域性家庭农场认定标准或登记办法, 围绕家庭和农场设置各类指标近30项, 基本上构建了一个识别、引导和扶持家庭农场的有效框架。

(一) 经营者个体指标

1. 行政管理维度。

主要指农场经营者户籍, 分三种情况。 (1) 具有农村户籍。11个市设置了该指标。除盐城外, 10个市要求具有当地农村户籍, 其中连云港要求具有农场所在地农村户籍。 (2) 有关部门认可的非农村户籍人员。以无锡为代表。该市允许在本地具有3年以上农业从业经历, 经所在市 (县) 区农村工作部门认可的非农户籍农业从业人员成为农场经营者。 (3) 未明确户籍要求。包括南京和常州市。常州要求具备农场生产经营管理能力。

2. 自然属性维度。

包括农场经营者年龄、学识等指标。 (1) 年龄指标。分为下限、上限和上下限并存三种情况。如淮安、无锡经营者应年满18岁;连云港经营者控制在男性55岁以下、女性50岁以下;泰州经营者年龄为18~65周岁, 宿迁为18~60周岁。 (2) 学识指标。除连云港要求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外, 大部分市采用农业技能指标替代学识指标。如淮安、南通、宿迁、泰州等地要求经营者持有农民技术资格证书等。

3. 法律属性维度。

如淮安规定经营者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能够独立进行民事活动。

(二) 农场经营指标

1. 行业维度。

所有地方政府都明确了传统种养农业作为家庭农场经营主要范围, 但均突出了瓜果、蔬菜、园艺、肉禽、蛋禽等高附加值农业行业。部分地区将农业周边行业纳入家庭农场经营范围。如无锡、苏州、淮安等地将休闲观光农业纳入经营范围, 常州将农业销售、生态旅游纳入经营范围。

2. 规模维度。

所有地方政府都采用量化方式设置了家庭农场经营最低规模, 但在具体指标上结合本地实际做了适当调整。在适度规模方面, 苏州、南通等地要求农场经营规模应与家庭成员劳动生产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相适应。在稳定经营方面, 各地方政府均要求土地流转最低时间不得少于5年。在劳动力使用方面, 各地方政府均要求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 7个市要求从事农场生产的固定家庭成员人数不少于2人, 6个市要求家庭农场无长期雇工或长期雇工不超过家庭固定劳力。

(三) 经营主体指标

1. 资产维度。

大部分地区要求家庭农场具备基本的场房、场地、办公设施以及一定的配套农业机械。苏州、连云港、常州还要求家庭农场具备一定的生产经营资金。其中, 苏州、连云港明确要求家庭农场经工商登记且注册资金不少于10万元。

2. 制度维度。

大部分地区要求家庭农场建立农业投入品进出台账, 农事生产记录档案, 财务管理制度。其中, 连云港、盐城等地要求相关生产制度上墙公开。苏州、南通要求家庭农场建立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3. 效益维度。

分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经济效益。各地要求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80%以上。其中5个市将农业收入限制为家庭农场收入。徐州、南通等地要求家庭农场亩均效益高出普通农户20%, 苏州、盐城等地要求家庭农场人均收入高于当地农民人均收入30%。 (2) 社会效益。各地方政府要求家庭农场在农业技术运用、品牌建设、诚实守信、生态建设等方面对当地农业产业发展起示范引领和典型带动作用。

二、对江苏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思考

(一) 家庭农场的“家庭”特征指标不明显

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 其行为主体是家庭。家庭的“同居共财”属性要求其具备相对完整的财产权、承担合理的伦理责任和相对独立的社区性家等特征。从江苏各地指标分析, “家庭”特征并不明显。一是对于家庭财产。场房场地、配套机械等指标只是家庭财产的外在表现形式, 没有体现家庭财产“同一家计”的本质要求以及家庭财产内容的全部。二是各地认定指标基本没有关于家庭社会伦理责任的内容, 忽略了家庭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特征。三是对于家庭的社区性。农场经营者户籍指标否运用于判断家庭范围并无明确规定, 当地传统熟人社区对家庭资格的认可会对家庭成员范围认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二) 家庭农场的“适度”控制指标较缺乏

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是与传统农业家庭经营的主要区别之一。但是经营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当农场生产单位投入大于单位产出时, 就会出现规模不经济。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要适度。从江苏各地指标分析, “适度”缺少具体控制指标。一是家庭成员生产能力的判断指标。是以家庭成员个人学识、技术水平为标准还是以当地农业平均劳动生产力为标准不明确。二是家庭成员范围。家庭特征认定指标不明确, 家庭成员范围难以确定。农场经营规模是以固定从事农场生产的家庭人员数量判断还是以全体家庭成员数量判断不明确。三是长期雇工与“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应与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力、经营管理能力相适应”指标如何共存不明确, 而家庭成员范围也会影响雇工的数量范围。

(三) 家庭农场的“主体”核心指标不明确

家庭农场是传统农村家庭由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向市场化、商品化生产方式转变的产物。市场主体特征更为明显, 应具有独立的意思能力, 一定数量的财产, 明确的经营范围和技术能力。从江苏指标分析, 家庭农场的意思能力和责任能力指标相对模糊。一是家庭农场意思表示主体指标模糊。家庭作为一个团体, 对外进行意思表示需由具体家庭成员代为做出。对于这一家庭成员是谁及其产生机制不明确。二是家庭农场责任能力指标不明确。资产是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基础, 决定了其责任能力。家庭农场责任财产范围是否以场所场地、设备、注册资金等为限?还是及于其他家庭财产不明2确0。1三5是年作第为9家庭期农中场旬主要刊资产的承包或流转土地经营权能时否作为代责 (任总财第产范60围0不期明) 确。Times

三、关于家庭农场认定的几点建议

(一) 以“户”为家庭农场的家庭范围指标

家庭是家庭农场的关键指标。其不仅关系到家庭农场的家庭经营属性, 还涉及家庭农场经营主体、责任能力以及规模大小等指标的确认。从社会治理角度看, 具有统计意义的家庭在我国往往与“户”共用。一是“户”是现实家庭的主要表现形式。我国家庭成员一般被登记在同一户籍簿当中, 成为一户, 户就是家庭。成年子女从母家庭中独立出来后获得新的户籍登记, 成家立业。二是在法律中农户与家庭是替代使用的。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表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根据户籍赋予, 以户为家庭单位的。三是以户籍作为家庭成员的外在表彰, 具有公示公信效力, 有利于地方政府对农场家庭经营、成员范围等指标的认定。四是“户”在本质上没有“城乡”差别, 以“户内主要成员”从事农业生产作为家庭经营特征, 有利于掌握先进技术的非农户籍人员进入农业生产。

(二) 灵活把握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指标

规模经济理论认为规模要适度, 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产生规模不经济。农业生产也不例外。本文认为, 家庭农场规模是否适度, 不能简单地设置最低面积或劳动力数量标准, 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判断。一是农民家庭从事家庭农场经营的机会成本。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 农民不再被限制在农村。脱离农业生产外出务工成为农民家庭的首要选择和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农民家庭选择经营家庭农场, 放弃外出务工, 务工收入就是经营家庭农场的机会成本。因此, 家庭农场适度规模最低标准应是能给家庭带来同等外出务工收入的土地亩数, 即外出务工人均年收入*家庭人数/当地亩产年均收益。二是家庭农场劳动力使用效率。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主要是针对我国“人多地少”基本国情下的农民就业不足, 其所指向的是农民充分就业。其最大经营规模为自家劳动力充分使用之时, 即家庭适龄劳动人口*当地单位劳动力平均耕种面积。这也是我国家庭农场标准的“适度规模”。在农业生产技术和自然环境既定条件下, 金土地单融位产量相对固定, 家庭农场效益主要来自规模N生O产.9单, 位20成1本5Fi降n低an。c在e存在雇佣劳动时, 农场最 (大C规u模m为u单la位ti雇ve工ty额N外O成.本60等0于) 规模生产单位成本节约之时。

(三) 推进家庭农场土地权益配套制度建设

资产是市场主体履行承诺的保障。农业生产的核心资产是土地。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市场价值实现机制的不健全, 限制了家庭农场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入手, 充实家庭农场市场经营资产指标。一是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乡镇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建设, 引导建立县域综合性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形市场, 完善流转程序和交易规则, 建立流转信息、指导价格、流转用途等信息共享机制, 维护土地经营权流转正常秩序, 保障土地经营权流转关系的持续化和稳定化。二是完善农村融资担保法律制度。适当放宽《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对农村承包经营土地、宅基地抵押的限制。在土地确权基础上, 健全农村土地产权登记、流转制度和土地经营权抵押、流转、处置操作程序。三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由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 降低农民对土地的生存依赖度, 逐步改变农民固守土地的传统观念, 提高农村土地流转效率。

参考文献

[1]周学东.《对江苏家庭农场发展与金融服务的调查与思考》.《金融时报》, 2013.7.8第10版.

[2]高强, 周振, 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实践界定、资格条件与登记管理》.《农业经济问问题》, 2014.9.

[3]屈学书.《我国家庭农场发展问题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14.6.

[4]江苏省工商局家庭农场调研组.《关于家庭农场工商登记的调研报告》.《工行行政管理》, 2013.6.

[5]肖立梅.《我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探究》.《法学杂志》, 2012.4.

标准政策 篇9

两岸《标准检测认验证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分析

在性质上, 两岸《标准检测认验证合作协议》属于类似ECFA的架构协议, 系为两岸针对标准、计量、检验、验证和消费品安全等五大领域建立合作机制做出方向性、原则性的规定, 同时制订出未来合作互动的组织安排。具体而言, 两岸《标准计量检验认证合作协议》将建立标准、计量、检验、验证认证和消费品安全等五大领域的合作机制。兹简述其具体工作项目如下:

两岸共通标准合作

促进两岸合作制定推动共通标准, 将有助于缩减标准内容差异, 使两岸产业界于设计、生产相关商品时能提前将相关标准资讯纳入考量, 通过产品规格标准的合作, 降低成本与消除贸易障碍, 以活络两岸商品流通与拓展商机, 并协助产业升级。其具体工作项目包括建立标准资讯交流平台, 以及掌握台湾各机构组织所推动的两岸标准沟通管道, 并协调、配合办理两岸共通标准合作事宜, 推动两岸共通标准交流研讨与标准制定相关行动等。

两岸检测验证交流合作

由于台湾高科技产品与检测技术较为成熟, 建立两岸检测验证交流合作将缩小两岸产品检测及验证程序等的差异性, 减少厂商重复检测及验证资源的耗费, 促进两岸双方产品的流通性, 进而为产品品质把关。其具体工作项目包含建立两岸检测验证资讯交流平台, 进行有关技术法规及检测验证资讯交换、推动两岸检测验证交流合作, 以及依据国际符合性评鉴机制的运作原则与要求, 建置两岸商品检验源头管理合作机制, 以建立双方相互之间对产品测试、工厂检查报告及品质管理系统验证证书的信心。

两岸认证合作机制

依国际符合性评鉴架构, 建立两岸试验室认证机构, 特别是台湾的认证基金会与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合作管道, 推动商品检测及认验证机制的相互承认, 加强两岸认证技术交流, 使两岸检测报告及验证证书皆能获得双方主管机关或使用者接受, 并增进两岸经贸活动的便捷化。其中具体工作项目, 尚包含建立两岸认证机构交流平台, 以及运用认证机构交流平台, 共同发展具弹性且可减少符合性评鉴成本的认证方式, 进而使得双方所认证的实验室、检验机构及验证机构的报告或证书能够获得彼此承认等。

促进两岸法定计量及量测标准合作

促进两岸法定计量及量测标准交流, 推动法定计量交流及度量衡器测试实验室的相互合作, 协助岛内传统度量衡业者根留台湾, 生产布局中国大陆。此外更整合两岸检测资源, 强化岛内产业发展所需的量测基础建设, 有助于未来中国大陆能基于相同计量基础而直接承认台湾的检测报告。在具体合作事项上, 包含建立计量资讯交流平台、推动两岸法定计量技术交流合作, 以及促进两岸量测标准实验室交流合作, 以增进两岸量测标准的相容性。

建立两岸消费商品监督预警机制

建立两岸权责机关对话管道, 推动两岸市场监督合作, 进行消费商品安全资讯交换、不安全消费商品讯息通报及市场监督管理等法规合作, 将有效防止不安全商品输入台湾市场, 落实源头管理, 确保消费者生命财产的安全。其中主要工作项目, 包含推动建立两岸消费商品安全资讯交流平台, 以了解、分析两岸市场监督制度及相关法规、执行单位、分工等资讯, 并安排市场监督人员互访、经验分享、培训、短期研究, 进而建置两岸市场监督资讯共通平台, 以及推动建置两岸不安全消费商品快速通报机制, 藉由双方不安全消费商品资讯通报联络窗口, 就重大突发事件指定紧急联络机关相互通报, 并建置两岸不安全消费商品资讯通报网及建构快速通报协处机制, 并掌握已输入消费商品流向, 进而即时采取停产、下架、召回等相关必要措施。

两岸《标准检测认验证合作协议》的重要性分析

标准、计量、检验、验证和消费品安全这五大领域都是两岸经贸进一步密切互动的关键配套措施。以标准来说, 固然无论是国际或国家标准, 原则上都属自愿采用性质, 但厂商自愿适用标准进行生产后, 便能开发出具有相容性且能够互通的产品, 降低研发与生产成本, 同时也可确保产品的品质与增加产品的价值与流通性。另一方面, 自愿性标准也是许多强制性法规的基础。例如在强制性商品检验制度中, 便常常需要纳入相关标准成为法规的一部份, 作为评估商品是否符合卫生、安全和环境的要求的内容。再如当局采购的规格要求, 也常会引用相关标准作为依据。从这个角度观察, 标准虽然是自愿性质, 但却是确保产品品质、增加产品价值的软基础设施。

虽然目前已有许多国际、国家或产业标准可资依循, 且WTO相关规范也要求应以国际标准为依归, 但对于尚未形成标准的新兴产品, 若能通过各种机制, 引导形成中的标准朝向对自身产业有利的方向发展 (最好包含自己所拥有的专利权) , 以享有“先行者优势”, 向来为美日等国重要的经贸策略。观诸两岸的产业发展结构, 对于如LED照明、数字电视、TFT液晶面版等尚未形成国际标准的新兴利基产品, 若能通过两岸合作机制, 发展出两岸“共通”标准, 即在同一技术架构下, 仍可就自身产业需求制定可相容、互通的标准, 并先于欧美日韩等国家推动形成国际标准, 则小至两岸经贸, 大至国际市场, 台湾厂商除可在产品销售获取优势外, 且可藉由全球专利授权扩大利益 (使用内含专利的标准时, 仍须取得权利人授权) , 更有助于这些新兴产品通过两岸与全球的强制检验与政府采购。

就产业发展而言, 通过两岸合作参与标准制定工作及开发大陆内需市场可协助产业升级, 使台湾产业摆脱过往OEM或ODM的代工型态。两岸可针对尚未形成国际标准且具备合作利基的新兴科技产业进行标准合作, 帮助台湾产业拓展大陆市场, 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链, 进而布局全球、分散风险。但目前台湾产品输往大陆市场时, 由于在检测标准、检测程序、认验证及市场监督等符合性评鉴体系基础架构运作机制上仍存在许多差异, 且各主管机关间也缺乏对话管道, 因而常需重复检验或验证, 平白耗费不少时间与成本。故若能藉由验证认证合作来降低两岸贸易的技术性障碍, 将有助于台湾产品加速拓展大陆庞大内需市场。而在此一过程中, 计量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也可收提高两岸量测技术水准, 进而促进计量产业发展的效果。特别是通过计量技术提升精密仪器的精确度与稳定度, 则是提升检验服务, 以及维持高科技产业品质稳定与可靠的关键。

其次, 近年来各国和地区通过双边合作机制, 强化计量与标准等事项的双边合作的机制, 成为一种常见的发展。如《美国与加拿大计量与标准合作备忘录》、《美日测量合作备忘录》等即为显例;日本也与中国大陆通过中日计量标准合作委员会的架构, 建立起进行定期对话与合作关系;而美国也与中国大陆于2008年签订了《中美关于计量、标准和认证领域合作议定书》。由此可知, 国际间双边计量与标准合作机制的盛行。

事实上, 在检验与认验证合作方面, 通过双边 (如相互承认协定) , 以及与区域合作机制 (如APEC的电信相互承认机制) 等安排, 早已为国际间认为具有弹性且可减少符合性评鉴成本的方式。例如台湾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签署相互承认协定, 相互承认强制性领域的电机电子产品符合性评鉴结果 (测试报告和证书) ;与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 (CPSC) 签署备忘录, 进行不安全产品资讯交换;并分别与若干国家签署一般性合作协议/备忘录, 交换分享相关经验与资讯, 并进行技术交流, 均属于通过双边协定降低不必要成本, 促进贸易的例子。

最后, 在消费安全方面, 近年来中国大陆不安全消费商品问题严重, 往往造成消费者的恐慌与不安, 并持续引发消费者心理恐慌的连锁效应。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 为避免再度发生不安全消费商品流通造成民众恐慌等类似事件, 确有必要推动两岸消费商品安全合作。除了一方面加强外贸商品管制及市场抽查等措施外, 两岸如能建立起市场监督法规合作机制, 促进不安全消费商品讯息交流, 以落实源头管理, 将可有效降低不安全产品危害事件的发生。事实上, 欧盟与中国大陆在2006年便已建立类似合作机制 (也即欧盟消费商品快速警示系统, 简称RAPEX-China制度) 。在RAPEX-China机制下, 双方除资讯交换外, 中国大陆尚将依据欧盟的通报案件进行调查, 追踪其境内不安全商品来源, 并自出口端即采取如强化出口检验与限制出口等必要预防措施。

此外, 大陆相关强制性检测验证法规、制度比台湾繁复, 权责分工及执行方式也有所不同, 两岸如能建立商品资讯交流平台, 进行双方消费商品安全有关法规、行政措施及不安全商品资讯交换, 将可更加了解相关不安全消费商品处理机制, 使双方能即时采取加强检验措施。

依据前述分析, 倘若两岸能在标准、计量、检验、验证认证、消费品安全领域进行双边合作, 不仅将可强化双方对彼此法规制度的了解, 也可有效回应产业需求, 也建构消费商品安全合作的机制。特别是任何经贸互动关系原本就是利弊互见的发展, 而除产业利益外, 消费者权益的确保, 更是必须纳入考量的因素。因此, 两岸除了市场开放外, 还必须通过许多配套措施, 方足以建构一个兴利防弊的经贸关系。就算没有ECFA, 两岸商品在WTO架构下正常互动, 仍然需要建立这样的合作机制, 以消除不必要的贸易成本与障碍, 并为消费者权益把关。

总之, 为进一步落实两岸《标准检测认验证合作协议》的价值, 建议除在推动过程中, 应通过如定期公告技术讨论文件、标准草案、开放参与技术讨论等方式, 强化制订过程中各阶段的透明性, 以强化程序的正当性, 强调产业参与及透明化, 以避免双方因公权力介入引发产业争议外, 合作的范围也应以具有强烈潜在商机与发展潜力的商品为优先考量, 并应以产业界已形成共识的产品, 通过由下而上的方式, 由产业界通过对话机制提出范围, 并宜避免由当局通过由上而下的方式选择, 以维持其中立性, 避免发生“选择赢家”后所生的排挤效果与外界的质疑。

标准政策 篇10

近年来, 伴随着全社会标准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和民政事业各领域业务工作标准化需求的不断扩大, 民政事业标准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民政范围标准化认识不断深化, 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发展中的问题与不足依然存在。

2 问题与不足

2.1 管理机制尚未理顺

目前, 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由民政部人事司牵头各业务司局统筹管理, 同时成立了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标准化技术组织, 标准化工作构架初步成形。但与之相匹配的规范化管理机制尚未健全, 因此造成标准项目立项论证不够充分、协调困难的情况时有发生。

2.2 标准体系有待完善

标准体系是标准化工作的基石, 建立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是有效开展标准化工作的重要基础。目前, 民政事业各领域尚未建立完善、统一、协调、科学的标准体系, 标准化工作者难以从总体上把握标准化建设的总体方向, 难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

2.3 领域发展水平不均

囿于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 民政事业各领域标准化工作水平悬殊。就总体而言, 康复辅具、地名管理等领域的标准化建设成果突出, 有些已达国际水平。就具体领域内部而言, 以社会福利领域为例, 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势头迅猛、成果众多, 发布了数十项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 标准体系与标准化发展规划亦已基本成形;相较而言, 妇女儿童福利方面的标准化工作则略显逊色。

2.4 标准结构不够合理

现有标准覆盖领域不全面、标准结构不平衡是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存在的一大问题, 也是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从分布领域来看, 康复辅具领域标准数量较多;就标准类型而言, 现有标准以设施设备、辅具仪器、机构建设标准为主, 管理和服务标准较为欠缺。总体而言, 民政事业标准现状与巨大的管理与服务标准化现实需求严重不符, 难以适应民政事业的快速发展。

2.5 标准水平有待提高

目前, 我国在民政事业标准化基础理论和工作方法、重要领域国际标准跟踪、标准实施推广机制等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由于民政事业领域广泛、内容多样、标准化关键技术较为复杂, 因此现有研究水平难以满足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的需求, 已成为制约标准化工作开展的瓶颈, 造成一些已立项标准研制进展缓慢, 个别标准标龄较长、针对性不强的现象。

2.6 专业队伍亟待建立

作为新兴标准化领域, 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具有工作领域繁杂、业务类型众多的特点, 虽然民政部历来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但目前的标准化专业人才队伍无论是数量还是专业化程度都尚不足以满足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的需求, 难以有效支撑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因此, 急需进一步壮大民政事业标准化专业队伍, 培养一大批既熟悉重要领域专业知识又精通标准化原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3 政策建议

3.1 深化创新民政事业标准化管理机制

3.1.1 建立健全民政事业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协调机制

协调统一是标准化的重要内涵。对于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我国而言, 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覆盖面广泛、参与方众多、利益相关人群数量庞大, 且内容繁杂, 因此相较于其他标准化领域, 在标准化活动过程中, 需要交流、沟通、协调的内容更多。此外, 由于民政事业标准受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地区差异以及生活习惯、民族风俗等因素影响较大, 相关要求与指标又与广大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因此协调难度更大。

在此背景下, 民政事业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应建立起由民政部标准化主管部门牵头组织, 相关业务司局协同支持,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支撑, 相关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企业以及地方民政厅 (局) 积极参与的高效运转的标准制修订协调管理机制, 形成“单一归口管理+广泛征求意见”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将有效避免民政事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重复立项、内容交叉。标准制修订协调管理机制图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 在民政事业国家、行业标准立项阶段, 首先由相关单位 (包括民政部标准化主管部门与其他业务司局、领域内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地方民政主管部门等) 提出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

如果该标准项目所处领域已成立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标准制修订项目工作建议应首先上报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 通过后上报民政部标准化主管部门进行立项审查;如果该标准项目所处领域未成立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标准制修订项目工作建议应直接上报民政部标准化主管部门进行立项审查。

在上报至民政部标准化主管部门进行立项审查并获得通过的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中, 行业标准项目由民政部标准化主管部门直接下达立项;国家标准项目由民政部标准化主管部门上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进行审批, 获批立项后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至民政部标准化主管部门。

根据所在领域是否已成立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所下达的标准项目分别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民政部标准化主管部门组织研制, 在向各利益相关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分别组织审查。其中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审查通过的标准应上报民政部标准化主管部门审查。

在民政部标准化主管部门审查通过的标准中, 行业标准由民政部标准化主管部门批准发布;国家标准项目由民政部标准化主管部门上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进行审批, 获批后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3.1.2 建立健全民政事业标准化动力机制

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下, 来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民政服务市场化的推动力, 来自政府、民政服务提供者、社会公众的支持力, 都将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民政标准化的动力。其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民政服务市场化是民政标准化动力机制的外部动力要素。政府、民政服务提供者、社会公众的支持是民政标准化动力机制的内部动力要素。

建立起涵盖所有动力要素在内的一整套有机联系相互补充的动力机制, 将有效推动民政事业标准化活动顺利开展, 保障社会公众尤其是特定人群的切身利益;此外, 包括标准研制与实施在内的一系列的标准化活动又将反作用于民政事业标准化动力机制中的内部和外部动力要素, 激发出新的创新需求, 形成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良性循环。

民政事业标准化动力机制如图2所示。

3.1.3 建立健全民政事业标准化保障机制

民政事业标准化的健康发展, 离不开标准化主体各方面的协同推进。在此背景下, 民政事业标准化主管部门应做好宏观统筹, 创造有利于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的条件和环境, 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 提供有效政策指导, 逐步建立起由政府部门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包括政策和制度保障机制、组织保障机制、人才保障机制、资金保障机制、知识产权保障机制等在内的民政事业标准化保障机制, 为民政事业标准化提供物质、技术、人才与环境保障, 不断提升民政事业标准化建设的广泛性、有效性。

3.2 继续完善民政标准化顶层设计

3.2.1 细化健全各领域标准体系

在《全国民政标准化“十二五”发展规划》确立的民政标准体系总框架下, 深入开展养老服务、优抚安置、减灾救灾、社会救助、社区服务、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福利彩票、康复辅具、婚介婚庆、殡葬服务、地名、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民政事业各领域标准体系研究, 明确建设原则与依据, 在兼顾各领域实际需求与未来引领的基础上, 建立一批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分类科学、开放兼容的民政事业各领域标准体系, 明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布局和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分布构成, 同时为地方标准留足对接空间, 为民政事业各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提供整体依据。在标准体系运行过程中, 应随时根据民政事业各领域工作发展的现实问题和需求, 及时对标准体系框架及具体内容予以调整完善, 为民政类社会服务科学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3.2.2 制定各领域标准化工作规划

制定标准化工作规划, 对标准化工作进行整体部署, 有利于切实凝聚合力, 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民政事业各领域可依据《全国民政标准化“十二五”发展规划》、《关于在民政范围内推进管理标准化建设的方案 (试行) 》、《民政部关于开展民政标准化建设示范单位 (地区) 创建活动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以及各领域构建的标准体系, 结合民政事业各领域工作特点与现实需求, 确定一段时期内的标准化工作目标, 细化工作内容, 分解重点任务, 安排进度要求, 提出资源配置要求和保障措施, 在此基础上严格筛选出本领域标准制修订项目, 明确标准名称、性质、级别与责任单位, 从宏观角度对我国民政事业各领域标准化建设进行统筹规划、设计发展路径, 这将有效提升民政事业各领域标准化建设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为各方工作提供系统指导, 从而推动民政事业各领域标准化工作快速稳步开展。

3.3 进一步加大民政事业标准研制力度

3.3.1 组织开展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

在民政事业各领域标准体系内, 本着“急用先立、需求导向、效果优先”的原则, 以助推行业规范化发展为出发点、以提高民众生存和生活质量为落脚点, 依据各领域标准明细表, 制定标准制修订计划, 有计划、有步骤、有侧重地开展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研制工作, 为全国范围内民政类社会服务各领域民政事业规范化建设提供总体依据与共同规范。

3.3.2 引导鼓励地方、企业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

在开展国家、行业标准研制, 从国家或行业层面对民政事业各领域提出统一要求的同时, 对于现阶段因地域文化、习俗等不同而形成差异较大, 或因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差距较大的民政事业的具体业务板块, 应引导、鼓励地方根据辖区内实际情况与现实需求分别开展民政事业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 促进民政标准化地方实践有效开展。同时, 应鼓励民政类社会服务各领域优秀企业建立内部企业标准体系, 在相关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基础上, 研制并使用更精细化、更体现企业特点的企业标准。

3.3.3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密切跟踪国际国外相关领域标准化进程, 根据我国实际需求, 及时引进、采用国际国外先进标准, 提升我国民政事业标准水平。同时, 在康复辅具、殡葬服务等基础较好的民政标准化领域以及养老服、等社区服务国际标准化重点领域, 密切关注、积极参与民政事业国际标准研制活动, 增强我国在世界相关领域国际标准化事务中的话语权。

3.4 不断强化民政类社会服务标准宣贯实施

3.4.1 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标准宣贯活动

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建设示范工程”以及民政范围管理标准化建设试点框架内, 继续大力开展民政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 通过示范辐射作用, “以点带面”地全面带动我国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水平的整体提升。

与此同时, 通过编写标准化培训专业教材、召开动员会、举办培训班等形式, 提高民政事业各领域工作人员标准化意识;同时加大标准化对外宣传力度, 提高全社会对民政事业标准化的认识、理解与支持, 为标准的宣贯实施、切实落地奠定群众基础。

3.4.2 深化创新标准宣贯实施制度与机制

研究制定民政事业标准实施情况与标准化建设情况监督检查和评估管理办法, 完善监督检查工作机制, 探索建立标准化工作奖惩机制, 同时按照“分类推进”的原则, 鼓励各级地方民政事业主管部门依靠当地政府制定地方奖励办法, 其中对于政府主导提供的民政业务工作与服务,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定期开展监督检查活动;对于市场化民政服务项目, 充分发挥协会、企业作用, 广泛开展测评、达标、等级评定等活动, 以此不断提高标准实施积极性, 确保民政事业各领域各层次标准的实施效果。同时, 在民政部及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民政厅 (局) 网站合适位置增设标准化栏目, 实时发布国内外 (及辖区内) 民政事业标准化最新动态, 形成民政事业各领域标准研制、宣贯、信息发布和工作交流的综合平台, 促进政府、公众、研究机构与企业间的标准化信息沟通与交流。

3.5 持续加强民政事业标准化队伍建设

加强民政事业标准化专兼职人才队伍建设, 将标准化列入民政事业各领域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及服务人员的培训内容, 针对民政服务末端服务人员普遍知识水平不高的现状, 想方设法开发通俗易懂的标准宣贯教材, 培养民政事业自己的标准化人才队伍。同时积极引进一批既懂标准化、熟练掌握外语又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建立民政事业各领域标准化工作专家库, 组建一支覆盖面广、业务水平高的专家队伍, 为民政事业标准化战略推进、技术标准审定、标准化科研项目审查、标准制修订指导等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具体措施可包括:

——选择一批基础好、实力强、以民政服务与管理为专业亮点的高等院校, 在相关专业中开设标准化课程, 为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打造贮备力量。

——相关管理机构、行业协会等要加大对民政事业标准化的宣传力度, 普及相关知识, 并重点对具有专业技术背景和一定管理经验、水平的人员进行标准化培训。

——进一步完善民政事业各领域的标准化专家委员会, 视工作需要进一步吸纳相关领域的专家, 科学规划民政事业标准化建设的发展, 加强重点民政事业标准制修订的指导协调, 提高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科学决策水平, 进一步推进民政事业标准化战略的实施。

——以民政事业标准制修订项目为核心, 不断壮大相关标准化专家队伍, 形成标准化专家网络和信息库。

——通过政策引导, 使民政服务提供者中的技术人员, 以及科研机构和相关行业协会的研究人员逐渐成为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的主力军。

摘要：作为现代民政的重要构成, 近年来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受到了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文章在现状梳理和问题分析的基础上, 参考国内外标准化管理先进做法和良好经验, 从管理机制、顶层设计、标准研制、标准宣贯实施和队伍建设五维度提出了民政事业标准化工作政策建议, 为落实民政事业标准化战略任务、提升民政事业标准化整体水平探索现实路径, 可为民政部门制定民政事业标准化相关法规、政策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标准政策 篇11

杨学山指出, 当前要进一步提高对光伏产业的认识, 明确思路, 积极研究通过新能源发展解决环境、能源等问题。目前光伏产业发展还面临行业进入门槛较低、市场信号释放滞后、产品质量亟待提高、产业集中度有待加强、总体产能存在过剩等诸多问题, 要加强行业统筹规范,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进一步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杨学山强调, 从应用角度看, 目前光伏发电乃至整个新能源在国家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还很低, 要加快相关政策细化和标准制定, 重视光伏与建筑设计的结合、与电网的结合、与能源互联网及制造业互联网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