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与抑郁症关系(共9篇)
糖尿病与抑郁症关系 篇1
目前研究表明, 在2型糖尿病 (T2DM) 患者中, 抑郁症发病率达30%左右, 是正常人群的2~3倍[1], 且两个病之间相互影响。精神病学家Menninger和Dunbar称糖尿病是一种精神压力导致的心身疾病[2]而Engum A等[1]表明抑郁是诱发T2DM的主要危险因素并可能加速糖尿病 (DM) 并发症的发生。下肢血管病变是DM的常见并发症, 严重者会发生DM足、坏疽, 下肢血管病变患者因下肢疼痛、麻木等症状可加重抑郁症状。现对我院内分泌科2006年10月~2008年10月住院的240例T2DM患者合并抑郁症与下肢血管病变程度进行回顾性分析, 探讨抑郁症与DM下肢血管病变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40例T2DM患者, 男性132例, 女性108例, 平均年龄 (57.48±11.43) 岁, 病程0.9~12年, 平均8年。T2DM诊断符合WHO1997年标准。经高分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下肢血管病变程度, 分为血管病变组与血管非病变组, 血管病变组142例, 男性76例, 女性66例, 平均年龄 (59.70±11.12) 岁, 病程4~12年, 平均9年。血管非病变组98例, 男性56例, 女性42例, 平均年龄 (51.48±12.53) 岁, 病程0.9~10年, 平均4年。同时, 按抑郁症分为DM抑郁症组和DM非抑郁症组, DM抑郁症组76例, 男性40例, 女性36例, 平均年龄 (58.48±11.53) 岁, 病程3~12年, 平均8年。DM非抑郁症组164例, 男性92例, 女性72例, 平均年龄 (52.70±10.12) 岁, 病程0.9~11年, 平均5年。
1.2 方法
1.2.1 多普勒超声检查方法
采用高分辨彩色多普勒超声 (美国GE公司, 型号VIDID7, 探头频率13MHz) 判定下肢血管病变。下肢血管病变评分标准[3]: (1) 评分:用总分评定病变严重性: (1) 0分为正常; (2) <10分为轻度; (3) 10~20分为中度; (4) >20分为重度。非病变组为0分;病变组为>0分。 (2) 标准: (1) 动脉内中膜厚度:厚度<1mm为正常, 计0分, 厚度1~1.2mm为轻度, 计1分, 厚度>1.2mm为重度, 计2分。 (2) 硬化程度:正常计0分, 内膜不厚但回声强, 无斑块为轻度硬化, 计1分, 为中重度硬化 (轻度伴有斑块或狭窄) 计2分。 (3) 斑块:未发现斑块为正常, 计0分, 单发斑块为1分, 多发斑块为2分, 弥漫斑块为3分。 (4) 狭窄:正常计0分, 狭窄30%~50%为轻度狭窄, 计1分, 狭窄50%~75%为中重度狭窄, 计2分, 无血流为闭塞, 计3分。
1.2.2 抑郁症分析方法
所有受检查对象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项[4], 判定标准总分小于8分为无抑郁, 超过20分为抑郁。分析下肢血管病变组和非病变组抑郁症发生率是否存在差异, 同时根据是否合并抑郁症重新分为DM抑郁症组和DM非抑郁症组, 分析两组患者的下肢血管病变发生率及病变严重程度情况。
1.3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非正态分布以中位数 (M) 和25%~75%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者以mean±SD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应用SPSS13.0版统计软件包。
2 结果
2.1 两组下肢血管病变与抑郁症比较
DM下肢血管病变组抑郁症患者55例, 发生率38.7%;非血管病变组抑郁症患者21例, 发生率21.4%;血管病变组抑郁症发生率较非病变组显著增高 (P<0.05) , 见表1。
2.2 两组下肢血管病变发生情况
DM抑郁症组下肢血管病患者55例, 发生率72.4%;非血管病变组抑郁症下肢血管病患者87例, 发生率53.0%;DM抑郁症组下肢血管病变发生率与DM非抑郁症组下肢血管病变发生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5。见表2。
★χ2=0.006 P>0.05, ▲χ2=1.465 P>0.05抑郁症组轻、中度病变发生率均较非抑郁症组增高, 但无统计学差异。#χ2=4.015 P<0.05, 两组重度病变发生率比较有显著差异;◆χ2=8.023 P<0.01两组总发生率比较有显著差异。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 T2DM患者下肢血管病变与年龄、病程、血压、血糖控制不良及吸烟史有关, DM下肢血管病变组年龄、病程、血压、糖化血红蛋白、吸烟史明显高于DM下肢血管非病变组, 说明是T2DM患者下肢血管病变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许多研究表明抑郁症将进一步恶化DM患者的血糖控制并且影响DM大血管和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发展[5], DM并发症与DM患者的抑郁症状具有显著相关性, DM抑郁状态和合并并发症的数目相关[6], 抑郁症发生与DM病程、并发症呈正相关[7], 导致治疗依从性下降并显著增加致残率和致死率[8]。DM并发症会引起患者自理能力下降, 产生自卑感、焦虑、内疚、绝望感、无价值感、降低自我评价, 产生抑郁症状。抑郁症使DM不易控制, 是加速DM并发症恶化的原因, 合并抑郁症的DM患者, 生活质量显著下降[9]。DM患者合并抑郁时, 严重影响患者的自理能力, 依从性降低, 难以接受DM教育, 自我控制能力差, 饮食、运动, 血糖监测, 药物治疗均难以执行, 更促进了DM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DM下肢血管病变, 主要表现为间歇性跛行, 下肢静息性疼痛和足部溃疡、坏疽和感染。反复的发作肢体麻木、刺痛、感觉迟钝、严重者出现干性和 (或) 湿性坏疽, 使患者心理压力增大, 导致抑郁加重, 楚英娜[10]等发现合并大血管并发症的DM患者抑郁程度显著高于无并发症的DM患者, 因血管病变致下肢疼痛的DM患者抑郁症状评分显著增高, 有人对美国匹兹堡市进行DM并发症的流行病学研究, 结果发现有下肢血管并发症的病人抑郁症状较重, 生活质量下降。本研究显示DM下肢血管病变患者抑郁症发生率较无下肢血管病变患者明显增高, 而DM合并抑郁症患者其下肢血管病变发生率显著增加, 病变程度更重, DM下肢血管病变与抑郁症可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 Engum A, Mykletun A, Midthjell K, et al.Depression and diabetes:a large population based study of sociodemographic, lifestyle, and clinic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p ression in type 1 and type 2 diabetes.Diabetes Care, 2005;28 (8) :1904~1909
[2] Kolawole Mosaku, MBBS, Fmcpsych, et al.Depression anxiety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diabetic patients:A comparative study[J].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2008;100 (1) :73
[3] 潘长玉, 高研, 袁申元, 等.2型尿病患者下肢血管病变发生率及相关因素调查.中国糖尿病杂志, 2001;9 (6) :323~326
[4] 汤林华, 张明园.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副反应量表[J].上海精神医学杂志, 1990;新2增刊:3~65
[5] Makine C, Karsidag C, Kadioglu P, et al.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diabetes specific emotional distress are associated with a negative appraisal of insulin therapy in insulin naive Patients with typs 2 diabetes mellitus.A study from the European Depression in Diabetes[EDID]Research Consortium[J].Diabet Med, 2009;26 (1) :28~33
[6] Williams LH, Miller DR, Fincke G, et al.Depression and incident lower limb amputations in veterans with diabetes[J].J Diabetes Complicatio ns, 2010;25 (3) :175~182
[7] Fisher L Chesla CA Mullan JT, et al.Contributors to depression in Latino and European-America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ics[J].Diabetes Care, 2001;24:1751~1757
[8] Lin EH Heckbert SR Rutter CM, et al.Depression and increased mortality in diabetes unexpected causes of death[J].Ann Fam Med, 2009;75:414~421
[9] 孙金枝, 侯宁宁, 王艳郁, 等.2型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与抑郁状态、社会支持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2;20 (4) :540~542
[10] 楚英娜, 陈景斌, 雷龙, 等.糖尿病并发抑郁症临床分析[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13;16 (11) :62~63
糖尿病与抑郁症关系 篇2
大学生抑郁症状、问题解决能力与压力感知的关系分析
目的:探讨大学生抑郁症状、问题解决能力与压力感知的关系.方法:使用中文版知觉压力量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以及中文版问题解决评价问卷对275名一年级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275名大学生中,52%存在健康危险性压力状况,55.3%存在抑郁症状.抑郁症状、压力感与问题解决能力评价总分及分量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r=.262-.617).路径分析提示,问题解决评价与抑郁症状和压力感知存在因果关系,特别是,问题解决评价分别可以预测抑郁症状与压力感知水平.结论:大学生目前抑郁症状与压力感知水平较高,个体问题解决评价是重要的`相关影响因素.
作 者:骆宏 马剑虹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浙江,杭州,310028 刊 名: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ISTIC CSSCI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年,卷(期): 12(4) 分类号:B844.2 关键词:大学生 抑郁 压力 问题解决论压力知觉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 篇3
关键词:压力知觉;抑郁;青少年
一、文献回顾
张文新(2002)认为抑郁是指对于外界压力感到无力应对,从而产生的一种消极情绪[1]。在林崇德、杨治良和黄希庭(2004)编撰的《心理学大辞典》中,抑郁指"情感低落", 表现为负性情感的增强,表现为沮丧感、不适感的心境状态[2]。
抑郁症和与抑郁相关的症状在青少年人群中是很常见的。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率介于4%-24%之间[3],有调查研究表明,我国的儿童青少年学生中,大约有37%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中,最为常见的表现为焦虑、抑郁。这表明抑郁症往往在青春期发生。
许多研究表明,青少年所面对的抑郁症状的危险是不可忽视。抑郁症状可能影响青少年正常的生长发育,此外,青少年抑郁症状是与大量的发病率和死亡有关的一种严重的疾病。许多研究表明,抑郁症状甚至可能导致自杀。Varley认为抑郁症状是青少年人群中选择自杀最大的风险因素,抑郁症状持续时间越长,自杀的危险性越高。因此,研究青少年抑郁及在青少年时期与其相关的危险因素是很重要的。
压力知觉是指人们在面临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某些刺激事件和不利因素时,感到心理上的紧张和不适,反映出个体的一种紧张和失控状态[4]。压力知觉是影响青少年抑郁的一个重要因素。压力强度和抑郁程度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也就是说,压力知觉总是与严重的抑郁症状有关系。研究还表明,当压力长期存在时,抑郁症状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因此,了解压力知觉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对于缓解、预防青少年抑郁情绪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对象来自陕西省的两所高中高一年级的学生,一共发放5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491份为有效问卷。被试平均年龄是15.90岁,标准差为0.91,年龄在13至19之间,其中包括249名男生(50.7%)和242名女生(49.3%)。调查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言进行集体测量,当场完成后交回问卷。
(二)研究工具
1、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3)是用来衡量参与者抑郁症状的水平。CES-D-13一共由13个项目组成,被经常使用[5]。CES-D-13由三个维度构成,包括躯体症状(共有5个项目,如"我不能集中精力做事"等),抑郁情绪(共有5项目,如"我感到消沉"等)和积极情绪(共有3个项目,"我感到未来有希望"、"我感到快乐"和"我生活愉快")。
2、压力知觉量表
压力知觉量表(PSS)是使用最广泛的用于测量压力知觉的心理量表之一[6]。量表由14个项目组成,其中,七个是正向制定(例如,"你有多少时候感到事情按照自己的预期发展?"),七个是负向制定(例如,"你有多少时候感到自己不能控制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参与者被要求评估在过去一个月内的压力知觉水平,用5个等级表示(从"0=从不"到"4=经常")。通过将14项得分相加,获得PSS量表的总分数。得分越高,表明知觉到的压力越高。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用SPSS16.0进行基本的数据处理。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独立样本t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压力知觉的总体描述
PSS压力知觉量表的得分越高,表明知觉到的压力越高。491名高中生的压力知觉平均数为32.92,标准差为5.56,男生压力知觉平均数为32.20,标准差为5.60,女生压力知觉平均数为33.57,标准差为5.58。结果表明,青少年的压力知觉是存在的,并且女生的压力知觉强于男生。
(二)抑郁的总体描述
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3)的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明显。491名高中生的抑郁平均数为10.41,标准差为7.08,男生抑郁平均数为9.90,标准差为7.26,女生抑郁平均数为12.03,标准差为6.73。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是存在的,且女生抑郁情绪比男生强烈。
(三)压力知觉和抑郁的相关研究
对压力知觉与抑郁的得分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其相关系数是0.287**。结果表明,青少年压力知觉与抑郁在整体上是正相关,压力知觉与抑郁总分在0.01水平上是显著正相关,这也就是说青少年压力知觉越强烈,越容易产生抑郁情绪。
(四)青少年压力知觉、抑郁情绪的性别差异比较
男生压力知觉的得分为32.20€?.60,抑郁情绪的得分为9.90€?.26,女生压力知觉的得分为33.57€?.58,抑郁情绪的得分为12.03€?.73,t值分别为-2.566**、-3.187***,结果表明,青少年压力知觉、抑郁情绪存在性别差异,并且压力知觉的性别差异是极其显著的。
四、结论与意义
(一)研究结论
首先,压力知觉与抑郁情绪在青少年中是存在的,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是相一致的。
其次,压力知觉与抑郁是相关关系,并且压力知觉与抑郁在0.01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最后,压力知觉与抑郁情绪在青少年中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压力知觉与抑郁情绪都显著的高于男生。
(二)研究意义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即扩展了关于压力知觉与抑郁症状之间关系在青少年人群中的研究领域。大量的研究探讨了压力知觉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出了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同时,探讨了压力知觉与抑郁情绪在青少年中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对减少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出现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家长、学校以及社会应该尽可能的给予青少年更多的关注,在青少年面临巨大压力时,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帮助他们最大可能的缓解压力,顺利的应对困难,从而,降低青少年出现抑郁情绪的可能性,更加身心健康的成长。
参考文献:
[1]张文新.青少年发展心理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2]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心理学大辞典(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3]Avenevoli, S., Knight, E., Kessler, R. C., & Merikangas, K. R.Epidemiology of depress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Vol. xii). New York, NY, US: Guilford Press,2008.
[4]杨廷忠.社会转型中城市居民心理压力的流行病学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2003,(9).
抑郁症与冠心病关系中医初探 篇4
关键词:冠心病,胸痹,情志
抑郁症被认为是冠心病的一种独立危险因素, 冠心病患者亦被认为是抑郁症的高危人群。2008年, Mosovich等[1]对冠心病和抑郁症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 1冠心病引发抑郁症;2抑郁症引发冠心病;3二者有共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冠心病属于祖国医学“胸痹”“心痛”“真心痛”的范畴, 中医早已认识到情志因素与冠心病密不可分, 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心病源流》 认为七情中“喜之气能散外, 余皆足令心气郁结而为痛也……总之之七七情情之之由由作作心心痛痛, , 七七情情失失调调可可致致气气血血耗耗逆逆, , 心心脉脉失失畅畅, , 痹痹阻阻不不通而发心痛”。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内所因心痛证治》 指出:“真心痛皆脏气不平, 喜怒忧思所致, 属内所因”, 即肯定了精神因素为胸痹所发之内因。
1生理上心神关系
1.1神藏于心心统七情 《灵枢·邪客篇》曰“心藏神, 为五藏六腑之大主, 精神之所舍也”。《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 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 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心在在情情志志活活动动中中起起着着君君主主之之主主导导作作用用, , 外外物物作作用用于于人人产产生生的的各各种种情志活动皆是通过心的调控产生应答反应。一切情志活动的产生离不开心。张景岳于《类经·摄生类·天年常度》中指出:“神之为意有二:分言之, 则阳神曰魄, 阴神曰魂, 以及意志思虑之类皆神也。合言之, 则神藏于心, 而凡情志之属, 为心所统, 是为吾身之全神也”。其认为心神是人的最高主宰, 魂、神、意、魄、志之类皆属神, 由心神化出而统属于心, 情志活动是“心任万物”这一生理功能的内在体表现和外在体现。
1.2心肝经络相连《素问·脏气法时论》篇曰:“心病者, 胸中痛, 胁支满, 胁下痛, 膺背肩胛间痛, 两臂内痛”, 其心痛发作时疼所涉及的部位为肝胆两经络循行的部位。《灵枢·经脉》曰“胆足少阳之脉…以下胸中、循胁里…其直者, 从缺盆下腋、循胸, 过季胁……是动则病口苦, 善太息, 心胁痛, 不能转侧”, 指明了心、胆在经脉传变和病症之间的相互联系。赵献可在《医贯》中认为“凡脾、肾、肝、胆”, “各有一系, 系于心包络之旁, 以通于心”;《医宗必读》指出“肝者, 将军之官, 位居膈下, 其系上络心肺”。心与肝生理上可通过经络相互联系, 病理上也可通过经络相互传变。
1.3心肝相互为用心与肝的关系, 主要功能为行血藏血, 以及精神情志的调节。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曰:“肝藏血, 心行之”。心主行血而肝主藏血, 心主藏神而肝主疏泄。心为一身血液循行之原动力及枢纽, 肝为一身血液之湖泊可贮藏血液并调节血量, 两者相互配合, 共同维持血液的正常运行。心行血功能正常, 则血液供应充分, 肝有血可藏;肝贮藏调节血量功能正常, 则血液适用有度, 心有所主、有血可行, 心气推动血液在脉道中正常运行, 需肝气的条达疏泄。心藏神而主精神、意识、思维及情志活动。肝主疏泄而调畅气机、调节情志, 心肝相互为用共同维持正常的精神情志活动。心主神藏神, 肝主疏藏魂, 心肝相互为用、互相依存, 共同维持正常的精神思维活动。
2心神病理状态
《素问·举痛论》曰:“惊则心无所倚, 神无所归, 虑无所定, 故气乱矣。”《薛氏医案·求脏病》云:“肝气通则心气和, 肝气滞则心气乏”。《灵枢》亦指出:“悲哀愁忧则心动, 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可见, 情志刺激都可能伤及心神。气血不和, 百病乃变化而生。元·李杲在《东垣十书 · 安养心神调理脾胃论》中提到:“灵兰秘典云:心者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凡怒忿悲喜恐惧, 皆损元气。夫阴火之炽盛, 由心生凝滞, 七情不安故也”。《类经· 疾病类·情志九气》曰:“情志之伤, 虽五脏各有所主, 然求其所由, 则无不从心而发”。由此可见七情皆可伤及于心, 而且七情致病, 心病首当其冲。《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内所因心痛证治》: “脏气不平, 喜怒忧郁所致, 属内所因”。《杂病源流犀烛 · 心病源流》则认为七情除“喜”之气能散外, 余皆足令人心气。秦景明 《症因脉治》云:“心痹之由, 或焦思劳心, 心气受伤”。
3疏肝柔肝调理气机
治疗疾病, 总以疏通气机为要。临床上因肝之疏泄不及和疏泄太过的心脉瘀阻和心脉挛急为主的病证, 治疗以疏肝柔肝、 调理气机为主。疏之即以刚克柔, 柔之即以柔克刚, 辛散以助其条达之性, 即疏肝;用酸以敛其上冲之性, 收其浮越之阳, 使其调和柔顺, 即柔肝。代表方剂有一贯煎、镇肝熄风汤、逍遥丸、天麻钩藤汤、柴胡疏肝散、六味地黄丸等, 上方用之, 可使气郁得之疏泄, 气滞得之畅行, 如肝郁日久所致气滞血瘀、心脉痹阻, 则改用理气活血化瘀之法, 方用血府逐瘀汤加减, 或配伍失笑散、四物汤、丹参饮等;肝郁气滞导痰气交阻则佐以化痰, 方用温胆汤、瓜蒌薤白半夏汤、小陷胸汤等。
4讨论
冠心病患者大多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 从现代医学上来认识, 冠心病所带来的不适及疼痛感可扰乱机体内环境, 失去心理平衡, 出现焦虑、恐惧、抑郁等不良情绪;其次, 患病后身体机能降低, 继而面临职业危机、社会压力等也是患者产生焦虑、 抑郁的原因。中医理论认为, 人的精神活动由心所主, 冠心病患者由于心血亏虚、心气不足而致心失所养, 或心火扰动、扰乱心神而出现抑郁或焦虑。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 人们认识到社会环境、心理因素对冠心病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精神情志因素是冠心病发生、发展及转归的主要因素。实验研究表明, 长期的精神刺激可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对改变自主神经功能, 包括心率增快、心率变异性降低、压力感受器敏感性降低;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对自主神经功能的改变, 血小板聚集作用增强, 以加重冠心病患者病情[2]。《内经》云:“忧思则心系急, 心系急则气道约, 约则不利”。在精神因素的调节中, 肝的疏泄功能占主要地位, 肝为气血调节之枢纽, 在循环系统中起主要作用。《丹溪心法》: “气血冲和, 万病不生, 一有怫郁, 诸病生焉”。故在采用扩冠、抗凝等药物治疗的同时, 须重视患者的精神。医者应了解病史, 详细耐心的查体, 用诚恳、关怀、热情的态度对待患者, 以取得患者的充分信任和宽慰, 同时应多方开导, 使患者心情舒畅乐观, 避免过于激动及悲伤, 正确认识和对待疾病, 减轻患者的思想负担, 使其不致过于紧张, 以利于调畅气机、疏通气血, 进而脏腑功能协调。
参考文献
[1]Mosovich SA, Reichenberg A, Bansilals, et al.New insights into the link betwee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depression[J].Int J Clin Pract, 2008, 62:423-432.
抑郁与攻击的关系研究 篇5
一、抑郁与攻击的关系
1. 抑郁与一般性攻击
许多研究结论显示,抑郁症患者群体具有更高的攻击水平。Weiss和Catron用自我报告的儿童抑郁量表 ( The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和焦虑量表对350所公立学校的儿童 ( 平均年龄为10. 5岁) 施测,同时也统计了他们自我报告以及同伴教师报告的攻击性。研究发现,抑郁和攻击性之间的相关显著 ( f = 0. 35) ,研究者将其解释为内隐问题行为和外显问题行为的相关 ( p =0. 389) 。事实上,他们发现外显问题行为 ( 包括多动、注意力问题和攻击行为) 与内隐问题行为 ( 抑郁和焦虑)具有显著正相关 ( r = 0. 46) 。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的比较发现,可能并不是抑郁和攻击行为本身存在某种特殊关系,而是抑郁和攻击行为并存的人在内隐问题行为和外显问题行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抑郁和攻击只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内隐问题行为和外显问题行为还包括很多其他的症状。比如孤僻好斗的男孩只与较少的同伴交往,在自我报告及老师报告中有焦虑; 而外显问题行为包括注意问题。他们引用了其他研究来阐明攻击可能会导致同伴拒绝,而这反过来会导致问题的内化,从而产生内隐问题行为。但他们认为这并不能支持抑郁直接引起攻击的理论 ( 因为抑郁与多动不相关) ,但却与攻击的结果导致抑郁的理论一致。他们没有探索焦虑作为抑郁和攻击共有的表现,它会在这个关系中起什么作用。尽管在他们的因素分析中,焦虑与内隐问题行为和外显问题行为都存在显 著相关 ( 分别为0. 91和0. 41) 。
Roland随机抽取了2083名挪威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对他们的抑郁症状、攻击性以及欺负他人的行为进行自我评估。研究者把攻击分为回应攻击性和主动攻击性,并认为主动攻击性是欺负他人的原因。在男孩中,抑郁症状与主动攻击性相关,而这又会预测到攻击他人的行为。Roland认为主动攻击性 ( 即攻击其他人时 所感觉到 的力量) 作为“动力系统”,可导致欺负他人的行为。在女性中,抑郁症状和攻击性相互作用并预测欺负他人行为。女性在抑郁水平高的情况下主动攻击性会表现为欺负他人的行为。研究者讨论了抑郁在攻击中扮演的“原因”角色,但他的设计为横断面研究,这个因果关系是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确定的。抑郁还可能是通过冲动的中介作用与攻击密切联系,因此,欺负他人的行为仅仅是作为主动攻击的形式,并不能认为是与抑郁有密切联系的。
Taft等人检查了抑郁与一般性攻击( 例如: 针对别人而不是伴侣的攻击) 、参战退伍老兵配偶间攻击的关系。研究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量表得分与两种形式的攻击均有显著相关。贝克抑郁量表 ( BDI) 是评估近两周的抑郁水平的,而攻击性量表是针对近一年的攻击性水平的。作者承认,横断面研究设计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攻击性的因果关系。
Sher等人用攻 击史量表 ( Aggression History Scale) 评估被试过去的攻击行为,用冲动量表 ( Barrat ImpulsivityScale) 评估被试的冲动水平,用哥伦比亚自杀史量表 ( Columbia Suicide History Form) 评估被试的自杀行为,用临床结构访谈量表 ( SCID - 11) 评估被试的抑郁水平。研究发现,存在酒精滥用的抑郁组过去的一般攻击行为和冲动水平明显比控制组要高一些。但是同样的,抑郁的评估是针对目前的状态的,而攻击和自杀的评估是针对过去的。
Maiuro和他的同事对某所城市医院的病人进行评估,比较一般攻击男性( 有过冲动性攻击行为史) 与自杀倾向男性以及非暴力控制组的抑郁水平。此研究采用了贝克抑郁量表 ( BDI) 、巴斯 - 德基敌意问卷 ( Buss - Durkee Hostility Questionnaire) 以及仇视和敌意趋向问卷 ( Hostility and Direction of Hostility Questionnaire) 。仇视和敌意趋向问卷包含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 ( MMPI)里面涉及自责和责他的51个项目。研究结果显示,自杀倾向男性和一般攻击男性的贝克抑郁量表分都比控制组要显著高。巴斯 - 德基敌意问卷的结果显示,两组被试相对控制组来说,都有高水平的内隐敌意,但不同的是一般攻击男性有较高的外显敌意。后者的发现与仇视和敌意趋向问卷结果一致。自杀倾向男性与控制组只在自责水平上存在差异,而一般攻击男性在自责和责他得分上都有差异。一般来说,一般攻击男性和配偶间攻击男性在愤怒和敌意的分数上无差异,但配偶间攻击男性更容易有明显的抑郁。作者质疑这种高水平的抑郁可能与“公众发现其对配偶施暴后的内疚与羞耻”有关[3],但这两组被试在内疚上并未 发现差异。 也就是说,Maiuro等人的研究也是横截面研究,而且是对目前抑郁水平和过去自杀、攻击行为进行自我报告。作者认识到这种研究设计的局限,并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愤怒和敌意的特质进行评估。总之,有证据表明,当前具有抑郁症状的人在过去的经历中可能对家庭或陌生人有过攻击。然而,这些都是回顾性的研究。
2. 抑郁与配偶间攻击性
社区样本的研究显示,男性抑郁症状与其对配偶进行身体攻击存在正相关。Bland和Orn对城市居民进行随机取样调查,他们使用诊断访谈表评估反社会水平、周期性的抑郁以及酒精依赖、配偶间攻击行为。没有诊断的受访者中,基线报告配偶间攻击率为15. 5%。在确诊抑郁的受访者中,配偶间攻击率增加到54. 5% 。同时确诊为抑郁和酒精依赖的受访者中,其配偶间攻击率增加到84% 。Pan等人采用非有序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了11870名白人丈夫对妻子进行人身攻击的可能性。他们发现,抑郁症状使得温柔丈夫对妻子进行轻度人身攻击 ( 比如推搡、扇巴掌) 的可能性增加到30% ; 而严重的人身攻击 ( 如拳打脚踢、殴打) 的可能性增加到74% 。Julian和Mc Kenry对家庭暴力组和家庭关系与之匹配的控制组进行了比较研究。家庭暴力组比控制组明显具有更多的抑郁症状,临床抑郁症状的报告率为45. 2% ,而控制组只有20% 。Maiuro等人 ( 1988) 也发现具有家庭暴力的男性相对非暴力控制组来说贝克抑郁 量表得分 更高,而且,67% 的家庭暴力男性都被诊断为抑郁症。Capaldi和Crosby发现,年轻女性的抑郁症状可以预测其亲密伴侣对其的心身虐待。Kim和Capaldi发现男性的抑郁症状与其实施心理和身体的虐待都有密切的关系。作者认为,抑郁与虐待相关,但这中间可能存在一个中介变量。抑郁成为配偶间攻击的危险因素可能是因为它是负性情绪指标 ( 易怒和消极情感的易感性) 。负性情绪在一项纵向研究中被发现是配偶间攻击的预测指标,由此可见,可能是消极情绪 ( 包括抑郁) 的易感性以及冲动把抑郁与亲密伴侣间攻击联系到了一起。
在大学生样本中,也发现亲密伴侣间的口头和身体的攻击与施暴者的抑郁有显著相关[4]。Taft等人研究了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男性老兵的配偶间攻击和一般性攻击,发现抑郁与攻击之间存在直接相关。在Cogan和Fennell’s对大学生性和暴力的研究中,对伙伴有暴力行为的学生比没有暴力的学生抑郁得分要高。Vivian等人评估了来夫妻门诊的男性和女性的抑郁 ( BDI) 和配偶间攻击,发现样本中男性和女性的抑郁都与配偶间攻击显著相关。Boyle和Vivian以无暴力且夫妻关系融洽的社区样本为控制组,研究了前来进行联合婚姻治疗的被试。研究发现在治疗中的男性有较高水平的愤怒和抑郁,虽然抑郁和配偶间攻击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但作者没有考虑或评估可能在治疗组存在双边的配偶间攻击,也没有评估女性的抑郁和愤怒。他们认为抑郁是通过与愤怒的关系与配偶间相关联的。
Stith等人对85个评估配偶间暴力犯罪的风险因素的研究进行meta分析发现,抑郁 ( 通常用贝克抑郁量表测得) 对其具有调节作用。Stith等引用了14篇检验男性抑郁与配偶间攻击关系的文献,其中有12篇发现其具有显著影响。对于女性配偶间攻击犯罪来说,有6篇文献发现了显著影响。跟研究一般性攻击的文献一样,配偶间攻击犯罪的抑郁的评估也是在攻击发生之后。
其他研究也发现了愤怒与抑郁的关联。愤怒爆发与抑郁有正相关,这也就意味着抑郁可能对攻击性行为有调节作用。另外,临床研究文献发现,具有抑郁症的男性会表现出攻击性和暴力,但没有自我报告的抑郁情感,这可能意味着亲密伙伴间暴力犯罪者的抑郁表达可能被攻击行为阻止或掩饰了。
3. 抑郁与自我攻击
弗洛伊德认为自杀是对自我的攻击,而抑郁又与自杀有关系。Barraclough等人调查了100名自杀者的家属,询问他们生前的精神状况,发现70% 的人有抑郁症,15% 的人酗酒,64% 的人是因为其他严重的疾病或精神问题导致的抑郁。此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些抑郁症状,如失眠、体重减轻、悲哀、注意力难以集中等。在这群人里,44% 的人有抑郁症病史被治疗过,而48% 的人有抑郁症前期症状但未治疗。Maiuro等( 1989) 对其作了后续研究,检查自杀和攻击性男性的抑郁,相比无攻击性控制组,两个实验组被研究对象都显示出较高的抑郁,但不同的是,自杀组表现出内隐性敌意,而攻击组表现出外显性敌意。
Baumeister曾提出关于自杀原因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自杀是试图逃避由挫折引起的一些反感的自我意识的行为,这些反感的自我意识会让个体觉得自己不符合自我标准。通过对自杀者的日记和个人主义文化的 回顾性分 析,Baumeister ( 1990) 提出了“解构思维”的概念,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狭隘的认知过程,通过这个认知个体避开了让其痛苦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 如自我挫败感) ,而冲动水 平开始上 升。抑郁是“解构思维”试图避免的消极情感之一,在Baumeister的理论中,抑郁情感似乎是自杀前状态的特征之一。Baumeister认为,抑郁是调节变量,它增加了逃避理论的认知特征。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引用了一些证据: 在遇到消极事件时,抑郁会增加个体对自我挫败感的意识,这样消极情绪就会被个体感觉。然而,这个证据也可以解读为抑郁是解构思维的基础,或者说两者呈螺旋式相互促进。这样看来,自杀并不是单独由抑郁引起也不是单独由解 构思维引 起。Merari’s以巴勒斯坦自杀性爆炸未成功者为样本作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个样本中,Merari’s ( 2010) 发现报告有“抑郁倾向性”的只有53. 3%( 自杀倾向性则只有40% ) 。这个团体充满着一种社会政治定义的行为,这种行为给予他们生和死的意义。他们用自杀行为来让自己感觉高尚,而不是逃避自己,也就是说,他们用自杀的行为来使自己从失败者变成烈士英雄。恐怖分子将攻击指向自己来达到攻击其他群体的目的,这可能与单纯的自杀不同。
二、引起抑郁与攻击的共同原因
1. 遗传
遗传学研究发现,抑郁与攻击之间的关联可能是它们都源于第三个因素,那就是遗传。Livesley,Jang,Jackson,Vernon对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进行比较研究发现, “情感的不稳定性”受到基因影响为49% ,而这种情感的不稳定性包含了抑郁和愤怒。“素质 - 压力”说认为,5 - 羟色胺转运体基因遗传变异会引起抑郁症。有项关于染色体的研究中也发现,攻击和染色体的异常有关。也有科学家发现某些基因的缺陷会导致攻击性的加强,例如有研究就发现MAOA基因的缺乏者攻击性比其他人更强[5]。然而,Carver等人在其综述中指出,遗传对抑郁和攻击的影响离不开另一个额外因素: 社会环境及不利的生活经历。因此,具有基因变异的人暴露于生活压力下时,更加容易产生抑郁和攻击。
2. 神经 - 心理学因素
一些研究已经发现脑脊液单胺代谢水平成为抑郁和冲动的链接。以93例处在重度抑郁发作期的病人为样本研究发现,攻击性和尝试自杀的次数都与脑脊液单胺代谢产物5 - 羟色胺降低显著相关[6]。
Peluso等人评估了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抑郁症患者以及健康对照组的冲动。无论是抑郁症组还是双向情感障碍组都比对照组更容易冲动。作者认为他们评估的是冲动特质,但如果延伸到心境状态,冲动的绝大部分维度可能都与抑郁症组的心境状态相关。因此,冲动可能是抑郁症状的后果。
Carver等人对认知和神经生物学进行详细的回顾发现抑郁与冲动性攻击之间存在关联。从规划和战略的高阶系统以及反射性的、盲目的、联想式的低阶系统这两种模式的概念出发[7]认为,低血清素是执行控制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一个标志,这个过程可以扩大或者抑制两种模式对行为的影响,从而也就表现出冲动性攻击或者抑郁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他们的文中还提到,潜意识的联想方式决定了在对低血清素反应时会发生什么。“联想方式”是一种神经网络,新的生活经验会被拟合在这个网络系统中。引用Beevers的研究,他们认为,抑郁的人在潜意识里面有很多负面的联想,而且他们容易用这一负面图式来加工新的经验,从而引起负面情绪。对于这些有抑郁联想方式的人,我们需要应对这种负面联想的反思过程,但郁闷的人无法进行这一过程,因为他们的执行控制过程中无法过滤负面信息和干扰。把该理论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冲动性攻击,会发现低血清素的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与之相关联的是产生责怪和外化行为。不过,作者对关于多巴胺以及外化行为的方法激励进行大量文献查阅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文献参考。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低血清素放大了之前在功能放射水平以及联想模式上的倾向。如此,低血清素和执行控制力的缺乏导致抑郁症患者的迟钝和负性情绪。Carver等认为生物因素与个体差异相互影响而产生行为后果。他们的理论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期望抑郁和冲动性攻击发生在同一个体身上,因为低血清素与个体差异会产生相互作用。但因为他们所查阅的文献均是要么单独评估抑郁症群体的血清素情况,要么单独评估冲动性攻击群体的血清素情况,并没有检查两者兼有的群体的情况,所以他们应该并不能排除两者皆有的个体具有不同的神经反应模式。
3. 依恋类型
不安全的依恋方式也被证实与抑郁和攻击,特别是亲密伴侣间攻击相关。Bowlby表明,婴儿期、儿童期或者青少年期依恋安全感的丧失促成了后来抑郁症的发展,会导致“对自我世界的悲观、绝望”。Bowlby和作者对抑郁症的认知模式相信,这些儿童的认知和感受会导致抑郁的产生,尤其是不安全依恋方式的儿童再次遭遇失去的时候。儿童消极依恋方式对成年后情感障碍的长期影响的纵向研究支持Bowlby的理论。Harris等人发现,幼年父母死亡或长时间与父母分离会增加成年期抑郁的风险。同时,患有抑郁症的成人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更多的是描述父母的拒绝和难以亲近。Mikulincer和Shaver在100多个研究中检查成人依恋与抑郁( 和焦虑) 的关系发现,安全的依恋方式与低水平的抑郁 ( 焦虑) 保持着稳定的关系。相反的,自我报告的依恋不安全感与频繁复发的严重的抑郁相关。其中依恋焦虑似乎与抑郁的人际关系方面 ( 过分依赖,缺乏自主性———即依赖性抑郁) 相关更甚,而依恋回避则与内隐性抑郁如完美主义、自我惩罚和批评相关。不安全的依恋风格也被认为是一个预测亲密伴侣间暴力行为的因素[8]。因此,依恋不安全感可能是影响抑郁和亲密伴侣间攻击的一个共同因素。
虽然抑郁的存在会提升一般攻击、亲密伴侣攻击和自我攻击的风险,但其对自我攻击的影响是最大的。Wilson和Daly发现配偶间行凶在所有婚姻中的概率为百万分之八到百万分之三十五,而配偶间的排斥和分离可以将该概率提高到百万分之四十四到百万分之九十八。通过比较,离婚男性的自杀率约为百万分之一千七百,而离婚女子的自杀概率为百万分之四百五十。我们不能确定抑郁症在上述情况中都存在,但在创伤性事件压力下其攻击行为的对象为自己。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本文的一些研究中,一些方法论问题浮出水面: 其一,某些研究只单独评估了抑郁或者攻击,但是它们的结论却涵盖了两者; 其二,大多数的研究是回顾性或者横断面研究,如果能够实施纵向研究,可大大提高分析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其三,许多研究并没有评估抑郁的严重程度。此外,焦虑在抑郁与攻击之间的作用应该成为将来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总之,就目前研究文献看来,抑郁应该是攻击的一个危险因素。
摘要:抑郁症通常被看作攻击的反向指标,因为它与攻击的能量需求和指责趋向明显相矛盾。然而,实证研究表明,抑郁症的存在会增加一般攻击、亲密关系间攻击以及自我攻击的风险。虽然这些研究大部分是横断面研究和回顾性研究,不足以证明抑郁是攻击的一个诱因,但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了抑郁与攻击是相关的。抑郁症作为攻击的一个风险指标可能源于第三个因素,如遗传、生理心理因素或不安全的依恋。本文将对相关研究作一综述。
糖尿病病人的抑郁心理调查与护理 篇6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05年3月—2006年12月糖尿病病人126例,男92例,女34例;年龄14岁~81岁,平均58岁。
1.2 内容
主要内容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经济状况、职业、婚姻情况、家族史、对疾病的认识。
1.3 测量方法
在住院1周内向病人发放抑郁自评量表(SDS)。发放量表前由专门培训护士与病人单独面谈,向其说明研究的目的,填写要求和注意事项,承诺保密性,并取得病人的同意。共发调查量表126份,回收有效量表126份,有效回收率100%。
2 结果
2.1 糖尿病病人的抑郁情况
126例病人中抑郁检出率为91.3%。SDS得分为47.25分±10.44分,与我国正常人常模总分均值29.78分±0.46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糖尿病病人抑郁症状的因素分析(见表1)
表1可见,病人抑郁症状与性别、年龄、家族史、病程、文化程度、个人医疗费用的支费方式,对疾病的认识有显著相关性(P<0.05)。男性、年龄偏大、有糖尿病家族史、病程越长、文化程度低、医疗费用个人负担比例偏大、对疾病知识了解少,则抑郁症状越明显,其他因素与病人抑郁症状关系不明显(P<0.05)。
3 护理
3.1 帮助病人尽快适应角色
糖尿病病人病程长,住院后环境、生活习惯改变,病人不能适应。医护人员应理解病人,接待病人要主动热情,与病人交谈时语气温和,尽量满足其合理的生理和心理需求,积极为病人创造良好的住院环境。
3.2 糖尿病的治疗和护理
为病人介绍糖尿病的基础知识和治疗要求。强调糖尿病早期治疗、长期治疗、综合治疗的原则,目标是血糖恢复或是接近正常水平,纠正代谢紊乱,最终消除糖尿病的“三高”症状,延缓或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具体治疗措施以饮食治疗和合适的运动为基础,根据不同病情给予药物治疗。
3.2.1 饮食治疗
向病人讲解饮食与糖尿病的关系,与病人及其家属共同制定饮食计划,指导病人正确进食。禁用葡萄糖、蔗糖、蜜糖及其制品,可以食用含糖少、丰富的维生素、无机盐、粗纤维的蔬菜,含糖量少于3%的蔬菜可以自由选择。按照病人性别、年龄、身高计算出理想体重,根据理想体重和工作性质计算出每日所需热量。坚持每周测量体重。
3.2.2 药物治疗
糖尿病病人长期用药给病人带来很大的思想负担,大部分病人易接受口服降糖药,文化程度低的病人较难接受注射胰岛素。应告知病人胰岛素治疗是一种补充胰岛素不足的替代治疗,副反应少。教会病人三餐前测量尿糖,介绍测量尿糖的意义,注射胰岛素的病人要教会其正确的注射方法,讲解低血糖的临床表现、低血糖的预防和纠正措施。
3.3 开展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3.3.1 教育方式
采用资料宣传、口头讲解、黑板报、定期开展知识讲座及多媒体等多种形式进行教育,对不同的病人选择不同的教育方式。教育过程中可进行提问、讨论以调动病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语言亲切、态度和蔼,根据病人文化程度选择适当的语言,保证病人能听懂、能理解,同时多采用视听手段。
3.3.2 并发症的预防及护理
增加病人及其家属对糖尿病并发症的防治知识的了解,严格执行糖尿病的饮食治疗、运动治疗及药物治疗,定期检查血脂,控制高血压、忌烟,定期对视力、眼底进行全面检查,保持眼部清洁,预防感染,如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避免剧烈运动及游泳。出现视力改变时,应尽快就诊,坚持热水洗脚(水温<40 ℃)。保持脚清洁干燥,避免使用电热毯,热水袋以防烫伤,鞋子应大小合适,透气性好,袜子松软、润滑,睡前检查足部有无损伤和感染,趾甲修剪不能太短,每天坚持30 min~60 min的小腿和足部运动,改善下肢血液循环,及时添加衣服,保持室内空气新鲜,远离感染人群,传染病流行期间,少去公共场所,避免交叉感染。有上呼吸道感染的早期症状时,应立即治疗。
3.3.3 出院健康指导
告知病人不吸烟,不喝酒,低盐饮食,少吃钠盐。运动要长期进行,循序渐进,不要在清晨起床后空腹进行,外出活动要携带糖块,以防低血糖发生,离家不可太远。
教会病人和家属胰岛素的剂量计算和注射方法,包括选择注射部位、消毒方法、注射手法、注射途径、注射部位的更换、胰岛素的保存及诺和灵笔的处理及保存。指导病人掌握低血糖昏迷的表现及处理方法。
帮助病人提高自我监测和自我护理的能力,防止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掌握血糖、尿糖的测量技术,了解糖尿病控制良好的标准,如空腹血糖不超过7.8 mmol/L,饭后2 h不超过11.1 mmol/L。
指导病人定期门诊复查,有条件随身携带识别卡,或自作随身卡,记有年龄、住址、联系电话、病名、应用胰岛素用量,以备急用。如病情有变化及出现并发症时,应该及时就诊。
3.4 运用支持性心理治疗技巧实施护理干预
3.4.1 交谈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利用各种治疗和护理机会多与病人交谈,倾听病人的陈述,鼓励病人说出所关心的事并提出问题,恰当地予以解答。同时,运用安慰、指导、鼓励等技巧,改善病人的认知、情绪、意志和行为,帮助病人应对住院期间遇到的各种困难。
3.4.2 疏导
邀请出院病人与住院病人进行交谈,现身说法鼓励病人之间进行交往,增进病友之间的友谊,开展积极的信息交流,以消除紧张不安情绪,淡化心理刺激。
3.4.3 情绪调节
教给病人若有不愉快的想法时应暗示自己停止这种想法,通过幻想美好前景或听音乐、看电视、下棋等活动分散不良情绪。
3.4.4 认知行为疗法
糖尿病病人抑郁发生率高,可以通过认知和行为技术来改变病人的不良认知,进而改变病人的不良情绪和行为。在模拟刺激情境下,训练不良思维的控制及理性思维的应用,鼓励病人在现实刺激情境下运用理性的思维。每次治疗结束后要病人对自己每天遇到的刺激情境、情绪、思维进行自我监测。研究表明降低应激或应激反应有利于控制血糖,减少血糖波动。也可以通过行为疗法来降低应激或应激反应[1],如让糖尿病人运用肌肉松弛的方法,使糖尿病病人的代谢得到良好的控制。
4 体会
糖尿病病人最常见的心理问题是抑郁。国内报道[2]26%糖尿病人有抑郁表现。抑郁已成为糖尿病的危险因素。抑郁可使病人处于应激状态,并引起血糖升高,病人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而激发胰岛素抵抗。大量研究表明[3],糖尿病病人的性别、家族、病程、并发症、文化程度、经济水平等均与抑郁有关。抑郁可以是糖尿病的发生原因,也可能是糖尿病发生的后果。无论如何,减少糖尿病抑郁情绪的发生,将有利于病人更好地控制血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因此,应引起医护人员的高度重视。临床上除了对糖尿病病人给予合理治疗外,还应进行准确的心理评估,有针对性地实施心理干预,要重点关注经济负担重、文化程度偏低,对疾病认识不足的病人。
摘要:[目的]探讨糖尿病病人抑郁水平及其相关因素,有针对性地实施相应的护理。[方法]选取126例糖尿病病人,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对病人进行调查。[结果]糖尿病病人SDS得分为47.25分±10.44分,抑郁症状发生率91.3%,抑郁水平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病程、家族史、医疗费支付方式、对疾病的认识等因素相关。[结论]糖尿病病人抑郁水平显著增高,医护人员应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其采取应对方式,减轻抑郁,促进康复。
关键词:糖尿病,抑郁,抑郁自评量表,护理
参考文献
[1]王兰,袁丽.心理社会因素对糖尿病的影响及干预[J].护理研究,2005,19(5A):760-762.
[2]许玲,王德全.2型糖尿糖病人的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J].中国糖尿病杂志,2003,11(1):46-50.
抑郁与脑卒中病灶关系60例分析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40例, 女20例, 均为我院2004年10月至2007年9月门诊或住院患者, 经临床症状、体征及头颅MRI (或CT) 确诊为脑卒中血管症, 符合1995年中华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血管病诊断标准[2], 排除意识丧失、失语及痴呆病, 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2版修订本 (CCMD-2-R) 及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4版 (DSM-Ⅳ) 抑郁诊断标准。上述病例中脑出血20例, 脑梗死40例;大脑皮质病变10例、皮质下病变36例、基底节病灶6例、大脑半球前部病灶4例、左侧大脑半球病灶4例;首次发病36例, 2次或2次以上发病24例。
1.2 抑郁程度评定
采用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 (SDS) 评分[3], 计分方法:抑郁指数为SDS测得分除以总分80即得, 以抑郁指数来评定, 抑郁指数≥0.5诊断为抑郁。其中轻度抑郁为0.5~0.59, 中度抑郁0.6~0.69, 重度抑郁≥0.7。
1.3 神经功能缺损评定
采用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 (1995) , 因排除意识丧及失语, 故缺损分值0~15分为轻度, 16~30分为中度, 无重度患者 (31~45分) 。
1.4 统计方法
计数资料作χ2检验, 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抑郁发生率本组脑卒中60例中发生抑郁27例, 发生率为45%, 其中轻度20例, 中度5例, 重度2例, 表明大部分抑郁为轻、中度抑郁。
2.2 抑郁与脑卒中部位的关系
皮质下病变抑郁发生率高, 与其他部位的病变相比差异有显著性 (P<0.05) , 见表1。
2.3 抑郁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的关系
神经功能轻度缺损者16例, 发生抑郁6例 (38) , 神经功能中度缺损者44例, 发生抑郁25例 (57) , 故神经功能缺损严重, 抑郁发生率高, 差异有显著性 (P<0.05) 。
2.4 抑郁与卒中次数的关系
本组60例中首次发病者36例, 发生抑郁12例 (33%) , 2次或2次以上发病者24例, 发生抑郁15例 (62%) , 故卒中次数越多, 抑郁发生率高, 差异有显著性 (P<0.05) 。
3 讨论
既往研究脑卒中患者抑郁发生率多在40%~50%, Gordon报道脑卒中后抑郁发生率高达79%, 本研究显示脑卒中后抑郁发生率为45%, 抑郁的程度以轻中度为主, 占抑郁症患者的74%, 重度抑郁较少。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生原因不明, 有研究显示与心理因素有关, 如家庭关系和社会支持等, 但多数学者认为神经生物机制起重要作用。认为可能与脑卒中部位有关, 一侧或两侧额叶梗死与抑郁有关, 左侧额叶前部及其邻近的梗死明显与抑郁有关, 尤其是脑卒中后头几个月内[4]。通过功能影像学, 可观察到左额叶局部血流量降低程度与抑郁症病情严重程度相关[5], 可能是左侧前额叶皮质在正性情绪中起重要作用, 也可能与躯体致残的严重程度有关, 本文表明脑卒中抑郁发生率为45%, 皮质下、皮质、基底节病灶、大脑半球前部病灶、左侧大脑半球各部位的脑卒中均可引起抑郁, 皮质下病变抑郁发生率最高。抑郁的发生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及卒中次数有关, 卒中次数多, 抑郁发生率高, 反之则发生率低。脑卒中后抑郁是指脑卒中后引发的抑郁症, 它属于继发性抑郁症的一种, 前提条件必须是脑卒中, 而非其他事件, 而且它必须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其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少、运动迟缓、主动性减退、缺乏自知力、悲观失望等。其发生机制可能为脑血管病直接损坏了5-羟色胺神经元和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及其通路, 使这两种神经递质低下, 从而导致抑郁, 卒中致残对病人产生心理应激, 随后因社会功能障碍、经济损失及孤独感等导致病人陷入无助、绝望的处境, 而引发抑郁。脑卒中后抑郁, 不仅会加重患者的精神痛苦, 也会妨碍其神经功能的恢复, 增加躯体疾病治疗的复杂性, 延缓病情的恢复。抑郁已成为急性脑卒中患者常见并发症, 并影响神经功能的康复, 其发生与病灶有密切相关, 对分布于皮质下、皮质、基底节病灶, 大脑半球前部病灶, 左侧大脑半球各部位病灶的患者应常规行心理测试及精神学检查, 以早发现抑郁并且及时治疗。抑郁的缓解不仅能促进神经功能的康复, 而且能使患者摆脱抑郁所带来的精神折磨, 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作为临床医生应对脑卒中后抑郁高度重视, 选择合适的抗抑郁药以及心理行为康复治疗。
参考文献
[1] 张明国.精神疾病和疾病负担[J].中华医学杂志, 2001, 81 (2) :67.
[2] 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疾病的诊断要点[J].中华神经科杂志, 1996, 29 (6) :379 ̄379.
[3] 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3, 7 (增刊) :160 ̄161.
[4] Carson AJ, Machale S, Alien K, et a1.Depression after strokeand Lesion location:A systematic review[J].Lancet, 2000, 356 (9224) :122.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抑郁的关系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科2010年5月-2011年12月门诊随诊的稳定期COPD患者95例, 男51例, 女44例。年龄34~78岁, 平均 (58.2±6.8) 岁;病程4~30年, 平均 (16.32±11.28) 年。所有的患者均符合2007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COPD学组颁布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诊断标准, 即吸入支气管舒张剂后FEV1/FVC<70%。Ⅰ级:FEVl≥80%预计值, Ⅱ级:50%≤FEV1<80%预计值, Ⅲ级为30%≤FEV1<50%预计值, IV级为FEV1<30%或者FEV1<50%预计值合并慢性呼吸衰竭。本试验不包括伴有支气管哮喘、弥漫性泛细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活动性肺结核、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患者。
1.2 方法
1.2.1 心理测评 由专人测评, 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 (HAMD) 进行测试, 受试者独立完成, 不允许任何暗示或提示。
1.2.2 根据评分将患者分为A、B两组, A组 (63例) 为可能有或有抑郁的COPD患者 (HAMD评分≥7分) , B组 (32例) 为无抑郁的COPD患者 (HAMD评分<7分) 。对两组的患者进行身高体重的测量, 计算体重指数 (BMI) ;行肺功能及血气分析检查, 肺功能主要观察指标为一秒钟用力呼气量 (FEV1) 、最大肺活量 (FVC) 、FEV1/FVC及FEV1占预计值 (%) 、血气指标为PaCO2及PaO2。
1.2.3 根据2007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COPD学组颁布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诊断标准, 将95例患者进行分级, 完成汉密顿抑郁量表 (HAMD) 问卷调查。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PEMS 3.1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以表示, 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HAMD评分
95例稳定期COPD患者HAMD评分<7分 (正常) 32例 (33.68%) ;<17分 (可能有抑郁) 38例 (40%) ;<24分 (肯定有抑郁) 21例 (22.10%) ;>24分 (严重抑郁症) 4例 (4.21%) 。
2.2 A、B两组患者的肺功能、血气及BMI的比较
A组的肺功能、血气及BMI与B组比较均有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3 各级COPD患者的HAMD评分比较
不同分级的COPD患者的HAMD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随着COPD病情加重, HAMD评分越高, 抑郁程度就越高, 见表2。
*与A组比较, P<0.05
3 讨论
COPD是一种身心疾病, 常伴有各种精神心理异常, 其中抑郁情绪是最常见的负性心理表现之一, Lou[1]等观察了1100例门诊COPD患者和1100例无COPD的正常对照组, 发现合并COPD患者抑郁症发病率约35.7%, 远高于正常对照组。本研究95例患者中, 25例 (26.32%) 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说明COPD患者有较高的抑郁症患病率, 其病因可能与遗传倾向、COPD反复发作、久治不愈以及COPD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器质性损害等多种因素有关[2]。抑郁降低机体的免疫功能, 增加机体对于疾病的易感性, 抑郁症动摇了患者战胜COPD等原发躯体疾病的信心, 影响患者的诊治效果和对待诊治的态度。抑郁使COPD患者自我照顾能力下降, 营养摄取不足, 从而加速健康状况的恶化, 低BMI是COPD病情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3], 本研究发现抑郁合并COPD患者BMI显著低于不合并抑郁的COPD患者。抑郁症还导致患者对呼吸困难感觉的钝化, 拒绝接受治疗或依从性减低, 增加COPD急性加重的次数, 造成FEV1下降幅度增加, 抑郁与COPD交互作用, 形成心理-疾病恶性循环, 可促进COPD症状的反复发作或恶化[4]。本研究发现抑郁组的COPD患者病程长, 肺功能各项指标和PaO2更低, PaCO2更高, 与非抑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与国外一些研究结论一致[5]。本研究结果亦发现不同COPD病情严重程度的HAMD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病情较重者HAMD评分较低, 说明COPD的病情严重程度与抑郁症发生率密切相关, 病情重的患者更容易合并抑郁症, 与文献报道一致[6,7]。
因此, 对COPD患者进行各种治疗时, 也应及时评估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 对伴有抑郁的患者应进行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或药物治疗, 减轻抑郁症状可能有利于促进肺功能的改善, 提高COPD患者的生活质量, 改善COPD患者预后。
摘要:目的:分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稳定期) 与抑郁的相关性。方法:选取稳定期的COPD患者95例, 分为A、B两组, A组为可能有或有抑郁的COPD患者 (HAMD评分≥7分) , B组为无抑郁的COPD患者 (HAMD评分<7分) 。对所有的患者进行身高、体重的测量, 计算体重指数 (BMI) , 检测肺功能及血气分析, 汉密顿抑郁量表 (HAMD) 问卷调查;分析COPD与抑郁的相关性。结果:A组BMI、肺功能及血气较B组均有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随着COPD患者的病情加重, 其抑郁的程度也加重。结论:COPD患者常伴有抑郁, 与抑郁相互影响。
关键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抑郁,相关性
参考文献
[1]Lou P, Zhu Y, Chen P, et al.Prevalence and correlations with depression, anxiety, and other features in out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n China:a cross-sectional case control study[J].BMC Pulm Med, 2012, 12 (1) :53.
[2]蔡闯, 钟南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焦虑抑郁的关系[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7, 30 (1) :71-72.
[3]冉丕鑫, 王辰, 姚婉贞, 等.体重指数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及生活质量的关系[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7, 30 (1) :18-22.
[4]Laurin C, Lavoie K L, Bacon S L.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exacerbations in COPD:a response[J].Eur Respir J, 2008, 32 (4) :1129-1130.
[5]Yohannes A M, BaldwinR C, Connolly M J.Prevalence of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J].Int J Geriatr Psychiatry, 2003, 18 (5) :412-416.
[6]Di Marco F, Verga M, Reqqente M, et al.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COPD patients:the roles of gender and disease severity[J].RespirMed, 2006, 100 (10) :1767-1774.
糖尿病与抑郁症关系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年2月-2011年2月收治84例糖尿病患者,其中男39例,女45例,年龄 (68.4±2.5) 岁;入选患者符合1999年WHO的糖尿病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及焦虑心理;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按数字随机表法分为对照组42例和观察组42例,两组一般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西药治疗,主要包括口服美比达、拜糖平、格华止,同时皮下注射胰岛素,总疗程3个月。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包括预防并控制感染、及时去除坏死组织、控制血糖、营养神经、建立良好饮食习惯、进行糖尿病运动疗法、及时解答患者提出的疑问。观察组患者均接受个体化心理护理干预,患者入院后均建立一份治疗及护理档案,实施糖尿病临床护理路径,责任护士根据护理路径内容进行护理及健康指导,护士主动与患者沟通并耐心给予健康教育 (主要包括糖尿病基础知识、治疗方法、自我护理的方法及内容等) 、认知疗法合并支持性的糖尿病教育、糖尿病运动疗法、放松疗法、社会支持,心理护理的内容及方式应该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及意愿给予适当调整,护理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给予疏导、支持、鼓励、解疑等心理护理。
1.3 抑郁及焦虑评定
参考国内报道,抑郁及焦虑评定采用Zung氏抑郁及焦虑自评量表[2],分为焦虑自评量表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包括20个项目,每一项目分为4级评分,分值为1~4分。SAS统计得分低于50分为正常;50~60分为轻度焦虑;61~70分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者为重度焦虑。SDS指数=SDS自评总分/满分 (80分) ×100%,指数<50%为正常范围,50%~59%为轻度抑郁,60%~69%为中度抑郁,70%及以上者为重度抑郁。护理前 (入院时) 、护理3个月后均评定焦虑及抑郁程度。
1.4 统计学处理
用SPSS 12.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字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心理护理前 (入院时) ,两组患者不同程度的焦虑及抑郁所占的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心理护理3个月后,观察组焦虑及抑郁症状正常范围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
3 讨论
糖尿病的复杂性及并发症的多样性致使患者需要持续多年乃至终身的药物治疗,糖尿病患者较正常人更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3]。报道提出,存在焦虑、抑郁心理的2型糖尿病患者病程长,且血糖、血压及血脂控制均比无抑郁及焦虑的患者更差,血糖控制达标的时间延长,低血糖发生次数增多,且并发症多而增加医疗费用[4]。糖尿病作为一种心身疾病,心身交互影响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中均起着重要作用。老年患者由于机体生理功能逐步衰退、退休后社会角色转变等影响,导致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均有所下降,老年患者对健康讯息的吸收能力较中青年患者差,对疾病存在错误认知,大多数糖尿病老年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及焦虑心理[5]。
目前普遍认为,对2型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影响最大的是心理因素,其次是社会因素,包括文化程度、职业、年龄及患者的并发症情况等[6]。针对老年患者的身心特点,笔者认为心理护理的重点要侧重疾病的健康教育、社会支持、不良情绪疏导及支持性教育,帮助患者建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消除患者对疾病的误解,有利于取得患者对治疗的配合,通过指导患者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调整情绪,有利于控制及稳定糖尿病病情。
参考文献
[1]叶任高, 陆再英.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46-50.
[2]翟玮, 孟萍.伴抑郁、焦虑情绪障碍的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与抗抑郁焦虑干预[J].中国临床康复, 2005, 9 (24) :215-216.
[3]孙丽娟.2型糖尿病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及个性特征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4, 12 (4) :267-268.
[4]陈湘, 谭子强.2型糖尿病焦虑、抑郁调查及对糖尿病治疗效果的影响[J].医学临床研究, 2010, 27 (8) :1454-1455.
[5]张雄, 孙伟, 李亚军.呼伦贝尔地区老年抑郁症患病率与影响因素研究概述[J].中国医学创新, 2011, 8 (2) :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