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的现状

规制的现状（精选7篇）

规制的现状 篇1

一、我国电信业法律规制的现状

建国初我国电信业由国家利用行政手段来规制, 改革开放后, 我国电信业历经多次重组和改革改善了政企不分的状况, 电信市场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我国电信业公平的竞争需要一系列法律法规来对电信业进行规制。当前我国电信业的法律规制主要依靠《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 这两部法律对我国电信业的竞争产生约束, 但只能对电信业的不正常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进行规制。我国尚没有颁布一部完整的《电信法》, 2000年国务院发布的《电信条例》为我国电信业最高专门行政法规。《电信条例》明确了我国电信业规制要破除垄断、鼓励竞争, 确立了电信业务许可制度、资源分配制度、互联互通制度、电信资费制度, 列出了电信业中垄断行为的方式及相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明确了行业规制部门在电信业执法中的管辖权。《电信条例》在促进电信市场竞争、保护电信用户利益、引导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但《电信条例》的立法层级较低、部门立法色彩浓厚、缺乏可操作性的缺陷也制约了我国电信业的发展。

二、当前我国电信业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一) 电信业立法落后于我国电信业发展的实际

我国电信业改革缺乏完整的法律体系而步履维艰, 电信业市场竞争混乱, 恶性竞争始终存在。从电信业法律规制现状来看, 《反不正当法》和《反垄断法》并非专门规制电信行业的法律, 《电信条例》等专门法规的立法层级较低、权威性不足, 法律的适用性比较小。由于电信业法律体系不健全导致许多不正当行为由于无法可依而得不到有效解决。

(二) 尚未设立权威的电信业规制机构

工业与信息化部是我国电信业的规制机构, 但由于工业与信息化部和主要电信运营商存在许多联系, 且工业与信息化部既是电信业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 所以难以保证电信规制机构的客观性、公平性和中立性。随着新电信技术的引进, 单纯依靠工业与信息化部不能有效完成对电信业的规制, 电信业规制者由于缺乏最新行业动态也不利于网络信息的融合和新信息技术的推广。因此, 设立独立的电信业规制机构有利于对我国电信业规制, 促进我国电信业的发展。

(三) 电信业互联互通制度不完善

电信业是具有互联互通性质的行业, 先进入电信领域的企业能最大范围地开拓网络, 后进入电信业的企业没有足够广的网络空间且无法共享网络而不利于其竞争。因此, 确保电信业互联互通是电信市场公平竞争的重要因素。我国虽然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互联互通制度, 但在电信业竞争过程中先进入电信企业对新兴电信企业采取诸多限制条件, 不同电信业企业间互联互通的成本高昂或者无法相互接入, 造成网络无法共享, 排挤了新型电信企业的竞争。另外, 由于一些电信企业设置障碍来干扰网络的互联互通, 使得通信设施遭到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 扰乱电信市场秩序。

三、我国电信业法律规制的对策分析

(一) 制定我国电信业的专门法——《电信法》

我国在电信业颁布了多部法规和规章, 但电信业现有法规的立法层级较低, 在实际应用时会与上位法冲突而被代替, 因此我国亟需出台电信行业的专门法——《电信法》。我国的《电信法》要符合电信业规制的趋势和要求, 由电信技术专家、电信运营商、经济学家、政府各相关部门以及消费者代表来共同研究起草, 广泛征求各方渠道的建议和意见, 从促进我国电信市场的发展、保护电信消费者的权利及规范电信市场秩序等方面来规制我国电信业市场。《电信法》的出台可以有效改善我国电信业法律缺位的状况。

(二) 完善我国电信业互联互通制度

我国在《电信条例》中对电信业互联互通进行了规定, 但是规定过于原则化, 操作性不够强, 难于具体应用。因此, 进一步完善我国电信业互联互通制度, 要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规范网络互联互通范畴内的电信运营商, 细化电信运营商互通互联的责任, 加大阻碍和破坏互联互通行为的处罚力度, 明确电信运营商及其主要负责人在违反法律规定之后处罚措施, 落实电信运营商互联互通合同公开制度和引入互通互联报告制度、完善网间结算标准, 加强电信互通互联技术的研究和创新。

(三) 设立独立的电信业规制机构

在电信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为了保证我国电信业健康的发展, 要尽快设立独立的电信业规制机构。设立独立的电信业规制机构, 要使电信业的规制和运营分离, 避免电信业的发展受到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 给电信业的发展营造一个公平、透明的环境。另外, 独立的电信业规制机构要有独立的人事权、财政权、自主设置组织结构、独立执法的权力。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电信业规制机构的独立性, 还可以提高电信业规制机构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

[1]黄海波.电信管制——从监督垄断到鼓励竞争[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2]刘轩.电信规制改革的国际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 (2) .

[3]张占江.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关系的建构——以自然垄断行业内限制竞争问题的规制为中心[J].当代法学, 2010 (1) .

规制的现状 篇2

研究我国儿童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现状, 就要对我国现行有关儿童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作出分析和总结, 可从五方面着手: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中国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 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的综合性规章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教育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学生饮用奶计划”管理的意见》、《关于印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等) , 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的各种针对性规章 (《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和《母乳代用品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关于加强奶粉生产加工环节监管的通知》等) , 食品供应过程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与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有关的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应急事件处理暂行办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定 (试行) 》) 。

总的来说, 就现状而言, 专门针对儿童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虽然有所建立, 但过于分散且无针对性, 主要的几部法律对其描述寥寥几笔, 具有针对性且时效性极强的规定又仅仅散见于各种文件, 而且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这类本应与儿童食品安全有着紧密联系的法律却是并无涉及。因此, 我国儿童食品安全法律规制有着很大的不足。

立足于国家现状, 若要弥补不足, 就必须进一步优化儿童食品安全的规制工具和路径, 同时也要注意规制方式和内容的类型化, 克服儿童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漏洞和盲点。我国现行有关儿童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无论是规制工具、规制路径还是一般性规制和特殊性规制均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儿童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体系和内容, 必须在总体思路上实现四个方面的结合, 即传统规制工具与现代规制工具相结合、公共规制和私人规制相结合、一般性法律规制和特殊性法律规制相结合、现实国情和国际标准相结合。

第一, 从规制工具来看, 就我国儿童食品安全传统工具而言, 存在三点不足:市场准入规制存在漏洞、审批规制不健全、认证的有效性不高。同时儿童食品安全法律制裁也存在着不足, 行政处罚过低、行政问责制度不健全、民事赔偿不完善、缺少刑事法律责任追究、缺乏违法者的强制退出机制;相对于传统工具, 我国儿童食品安全现代规制工具的运用存在着更多的不足, 对其运用的不充分性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 信息规制没有与其他工具紧密地结合如:在儿童食品标签制度上的问题上, 儿童食品的有害包装和虚假标识也是诱导儿童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一大因素;信息规制与罚款制度未能紧密地结合;其次, 信誉制裁问题上亟需建立和完善市场信用制度;最后, 规制机构无法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 因而经济激励规制未能发挥效果。

第二, 从规制路径来看, 公共规制和私人规制均存有不足。公共规制方面, 儿童食品安全执法监督力量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信息来源匮乏;检验成本过高、行政拨款相对不足;大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关系很大, 某些政府部门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始作俑者。并且公共规制并不是万能的, 有些行为是无法进行强制性规制的。私人规制方面, 以三鹿奶粉问题为例, 暴露出我国食品监管的漏洞, 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缺少公开、公正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缺少第三方检测机构, 国家及各省市质监部门和检测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修改者。

第三, 从规制的类型化来看, 一般性规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三点——进入规制上, 儿童活动的密集区是摊贩的聚集地, 但是目前这方面的规范还存在很大的漏洞;信息提供上, 食品经营者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在拥有与获取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基于成本等原因, 经营者大多不会主动披露法律不强制其披露的食品信息, 处于强势地位的食品经营者往往只会披露对其有利的消息, 少披露甚至不披露不利信息;质量规制上, 中国国家标准中对激素, 甲醛含量没有相关要求, 因此检验部门在2010年的圣元奶粉“激素门”, 2011年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含福尔马林事件中无用武之地。特殊性规制的不足, 主要是婴幼儿主食品方面, 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香港对我国实行的限购令以及相关奶粉事件的曝光, 反映出我国奶粉行业检测标准存在空白, 执法机关监督不力等问题。食品安全检测中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执法跟不上媒体曝光的速度。另外, 其他儿童食品方面, 目前, 在我国的儿童食品监管体系中, 3周岁以上儿童食品并未纳入儿童食品监管体系。按照相关规定 (如GB10765-20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儿配方食品》和GB10767-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 我国0—3周岁婴幼儿食品中的奶粉和米粉等配方食品, 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和标准。除此之外, 儿童食品没有其他特别规定, 其食品中添加剂的所执行的是《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和成年人食品没有区别。

参考文献

[1]应飞虎等:《公共规制中的信息工具》, 《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1]应飞虎等:《公共规制中的信息工具》, 《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2]刘少波等:《信誉机制、信用资源的有效供给与信用缺失治理——对中国当前信用缺失问题的信息经济学分析》, 《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2]刘少波等:《信誉机制、信用资源的有效供给与信用缺失治理——对中国当前信用缺失问题的信息经济学分析》, 《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

[3]《浅谈当前国内外食品检测标准、认证与食品监控新趋势》, http://www.gdapbf.com/news/single/cid/9/id/61/, 2013年3月18日访问。[3]《浅谈当前国内外食品检测标准、认证与食品监控新趋势》, http://www.gdapbf.com/news/single/cid/9/id/61/, 2013年3月18日访问。

骚扰电话规制的法律完善 篇3

一、骚扰电话的法律界定及其特点

(一) 骚扰电话的法律界定

根据2000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2012年公布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规定, 我们总结得出:骚扰电话是指未经电话 (包括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或者其他移动通信终端等) 持有者同意或者请求, 以拨打等方式向其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或其他违法犯罪信息的行为。[2]

(二) 骚扰电话的特点

1. 高度的分散性。移动电话的高普及率, 使得想要迅速准确地查找到电话源头, 非常困难。

2. 较强的隐蔽性。

借助互联网平台, 骚扰电话甚至可以随意改号, 这为许多屏蔽软件和系统, 带来了不小的技术难题。

3. 界定难度大。

由于人们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电话, 怎样进行界定?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比较概括, 模糊不清, 亟须监管部门作出相对明确的规定。

二、骚扰电话的分类以及违法性

文章所说的骚扰电话是指广义上的骚扰电话, 我们对骚扰电话进行了分类, 并指出骚扰电话违法性。不同类型的骚扰电话的社会危害性质不同, 据此可将骚扰电话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人身骚扰型、广告营销型、电信诈骗型的骚扰电话。

(一) 人身骚扰型

这类骚扰电话的特征是电话发起者 (主叫) 以各种污言秽语辱骂接收者 (被叫) , 或者对被叫进行人身攻击, 或者恐吓被叫, 或者单纯的多次反复拨叫被叫, 对被叫的个人生活造成困扰。这类骚扰电话侵犯了人们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名誉权、生活安宁权、休息权、生命健康权等, 依法可以进行治安处罚, 严重的构成侮辱罪、诽谤罪。

(二) 广告营销型

1. 广告型的骚扰电话, 这种是用电话间接推销自己的产品或服务。

我国《广告法》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内容、广告活动及广告审查等都有明确的要求, 而利用语音电话业务向任意或特定群体用户传播商业广告信息显然不符合《广告法》的要求。

2. 营销型的骚扰电话, 直接用电话营销自己的某种产品或服务, 电话即可办理相关业务。

中国保监会于2013年4月25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人身保险电话销售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电话销售业务市场准入具有相应的条件建立健全电话销售禁拨管理制度;保险公司对客户信息和电话录音内容负有保密义务, 不得用于其他商业用途等。

(三) 电信诈骗型

指犯罪分子通过语音电话、网络电话方式, 编造虚假信息, 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 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打款或转账的骚扰电话。我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3000元以上将依法定罪处罚, 电信诈骗行为将受到从严惩处, 而解释规定, 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 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 或者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 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以诈骗罪 (未遂) 定罪处罚。

三、要加强对骚扰电话的法律规制, 促进语音电话业务的健康发展

几年前, 在社会舆论和监管部门敦促下, 运营商开始认真治理垃圾短信, 情况日益好转。相反的是, 骚扰电话问题日益严重, 因此, 为了依法保护电信用户的合法权利, 维护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 一方面需要国家相关立法机关制定和完善规制骚扰电话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 电信运营商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实行行业自律;同时广大的电信用户应该提高防范意识, 积极主动的配合相关国家机关打击骚扰电话的活动。

(一) 立法追求精细化, 重视和加强的对骚扰电话的专门立法

鉴于骚扰电话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和较强的隐蔽性, 甚至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特别是由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 不少呼叫中心利用了群呼、透传等技术, 为遏制骚扰电话, 多个部门做了大量工作, 包括“清网行动”“查处伪基站”等整治活动的频率并不低, 但在实践中, 治理工作仍存在一定的法律难度。怎样界定和认定骚扰电话?如何细化电信企业必要的制止措施?这些都需要立法给出比较清晰的规定。

目前, 我国关于骚扰电话规制方面直接的专门立法, 只有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人身保险电话销售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但是, 国外对电话营销法律规制较为完善, 尤其是美国多年来制定了一系列电话营销规制法, 1991年的《电话用户保护法》对电话营销做了禁止性规定, 1995年《电话营销销售规则》进一步限制了拨打营销电话的时间, 2003年《拒绝来电实施法》又建立了适用于全国的拒绝来电登记制度。[3]在国内, 2012年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推出了类似项目, 开通了人身保险方面电话营销禁拨号码登记平台。消费者在所选择的禁拨期限内, 将不会接到所选择人身保险公司的营销电话。[4]由此可以看出, 国内有关人身保险的电话营销业务已经逐渐与国际接轨。但是, 在其它的电话营销业务、广告电话等方面, 我国法律对此并未做出相关规定, 因此, 需要以人身保险电话销售的法律规定为范例, 加强这方面的专门立法, 以更好的对相关的骚扰电话加以规制。

(二) 执法部门要严格执法, 违法必究

对于电信诈骗, 有专门的网络电话技术人员, 负责话务窝点网络电话设备维护, 高额线路操控者购买、承租网络虚拟线路、电话改号、群发电话等一系列严密的犯罪组织行为。[5]尽管, 我国对与电信诈骗类的骚扰电话, 法律有相关的规定, 但是, 现实中仍然存在很多关于骚扰电话相关问题, 如:个人信息非法买卖、运营商对骚扰电话提供各种支持、以及对“透传”的默许等。因此, 从监管层面看, 工信部与当地的通信管理局、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和公安局网警是信息管理的三支主要力量, 要严格执法, 真正做到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同时对违法的移动运营商也要进行严厉的处罚。

(三) 立法应当加强对移动或固定通信、互联网通信业务经营者的立法规制

对来势汹汹骚扰电话, 3·15晚会在密切关注, 经调查发现, 一些运营商实际却在为骚扰电话提供各种支持。为从源头和渠道上治理电信诈骗类骚扰电话, 建议:首先, 建议两高加快出台两项司法解释: (1) 根据十一届五次会议两高答复, “由于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不包括单位, 如何追究运营商的刑事责任问题, 必要时, 也可以由两高通过司法解释先予明确”。 (2) 将出售、购买银行卡行为纳入视为出售、购买伪造银行卡行为, 按照刑法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处罚。其次, 根据十二届一次会议两高的答复:“如果有证据证明电信运营商明知行为人利用电信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由电信运营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近些年, 我国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 各种网络电话软件十分流行, 由此也引发了各种骚扰电话来袭。依据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从而, 加重网络服务商的安全管理责任。第二十六条还规定,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 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 情节严重的, 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 广大电信用户只有依法追究移动、固话运营商和互联网通信业务经营者的法律责任, 才能迫使他们履行社会责任。所以, 我国要加强对移动、固定通信和互联网通信业务经营者的义务的相关立法, 从而, 从根本上减少电信诈骗类骚扰电话对人们的影响。

(四) 立法应当加强对电信用户的立法规制

我国现行的《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和《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要求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依法登记和保护电话用户办理入网手续时提供的真实身份信息, 对用户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但是, 全面落实电信用户实名制在实践中却遇到了障碍, 切实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 还是需要法律制定可以实际操作可行实施细则, 这样更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

2003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启动了“别打我电话”项目, 只要用户申请了“别打我电话”的注册服务, 推销公司每违规拨打一个“别打我电话”列表中的电话, 就将被罚款1.1万美元, 同时还可能面临消费者诉讼。这为我国对于加强电信用户的立法规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我国也可以从立法上规定如果用户申请了不接受广告、营销的电话服务, 如果还有单位拨打, 就有可能承担大额罚款, 那么, 骚扰电话就会大大减少。

四、结语

总之, 对骚扰电话的法律规制就是要规范每一个法律主体的行为, 语音电话业务是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而产生的, 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不应该成为困扰人们生活和工作的问题根源。因此, 文章通过对骚扰电话进行法律界定、分类、违法性分析, 并提出法律规制建议, 以期能够提供立法借鉴, 从而更好地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 促进电信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摘要：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手机已经非常普遍, 移动电话业务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 由于大量非接收者愿意接听的骚扰电话出现, 严重侵犯了广大电信用户的生活安宁权。文章通过骚扰电话在现实中存在问题进行简要法律分析, 提出应当加强对骚扰电话进行法律规制的建议, 以更好地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 促进电信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骚扰电话,电信,法律规制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国家领导人曾受骚扰电话干扰[EB/OL].http://rmrbapi.people.com.cn:82/share/index.php?itemid=7_18010&tagid=5&devicetype=1, 2015-03-13.

[2]徐冬梅.骚扰电话的分类、危害与监管困境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下旬刊) , 2011 (09) .

[3]刘国.电话营销法律规制问题研究美国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江西大学学报, 2012 (3) .

[4]李心萍.骚扰电话太烦人如何根治是关键[EB/OL].http://www.wenming.cn/xj_pd/ssrd/201412/t20141208_2332280.shtml, 2015-03

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综述 篇4

关键词：环境规制,分类,选择

改革开放将近4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综合国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增强,开创了中国经济的全新景象,但接踵而来的环境问题成了追求经济发展付出的高昂代价。北京雾霾、上海松花江死猪事件、河南污水灌溉麦田事件等一系列重大污染事故的频发,已经严重危及大众的身体健康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刻不容缓。因此,为了中国经济的协调、和谐、可持续的发展,我国政府把环境问题列入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出台了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但为了环境保护工作能够严格有力的执行,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选择和实施有效的环境规制工具成了健全环境规制体制,提高环境规制能力,加大环保执行力度的关键之一。本文回顾并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和实施,以便为我国环境规制工具研究提供文献背景,指导企业在追求经济绩效过程中尽可能避免环境污染行为的发生。

一、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一)外部性与规制理论

外部成本或外部效应被称为外部性。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外部性概念在经济学文献中非常难定义,但外部性在经济学中又是重要概念之一。马歇尔是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最早定义"外部经济"。马歇尔提出外部经济是企业外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减少,重点考察外部因素对本企业的影响,进而上升为其他企业的成本与收益又是如何被本企业行为影响的问题。此外,庇古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第一次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外部性。庇古认为外部性不能影响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因为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对其他经济主体施加的收益或成本不能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者能够自觉按公共利益干预产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这是庇古理论的前提,但现实中的局限性大部分产生于公共决策。科斯是美国制度的经济学家,为了发展和完善庇古理论,他提出了科斯理论。科斯提出产权界定是外部性的本质,可以自愿协商替代,也就是用市场交易形式处理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科斯指出,在治理外部性问题的时候,政府规制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事实上,污染主体独享环境污染造成的收益,但是全体成员都要一起来负担所造成的危害,即环境污染属于负外部性,只要市场和私人谈判后仍然处理不了负外部性问题,就有必要采取政府规制的手段。

(二)环境战略管理理论

20世纪末期以来,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发展的世界性问题,为了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了一系列的环保相关法律法规,企业为了谋求“绿色”出路,在政府的法律政策面前不得不重视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环境战略应运而生。环境战略是企业为了减弱对自然环境的消极影响,积极主动的遵循政府环境规制而做出的一系列行动的企业战略(Sharma,2000)。关于其内容方面,学术界最具代表性的是Hart(1995)提出环境战略管理包括污染防控、产品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三方面观点。Hart指出,污染防控是企业采取首端治理来最小化污染排放总量,产品管理是将环保贯穿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使得环境成本最小化。可持续发展是企业实施主动型的环境管理,最小化企业在成长与发展中的环境负担,在未来的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关于对环境战略的分类方面,国内外学者基于企业对环保的态度,将环境战略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类。SHarma和Vredenburg(1998)提出的反应型环境战略和前瞻型环境战略,是学术界最具代表性的分类,之后有学者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反应型、防御型、适应型和前瞻型战略。我国学者秦颖(2004)和张?(2005)将其分为规制应对被动型、风险规避适应型、机会追求主动型和持续发展超前型。

二、环境规制的分类

环境规制,是指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个体或组织为对象而制定实施的各项政策与措施的总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环境规制进行了分类。我国学者张?认为环境规制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正式的环境规制因经济主体排污行为的不同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不具有强制的执行要求,属于道义劝告性质的环境规制。赵玉民(2009)等学者在对环境规制内涵界定的拓展上将其分为显性环境规制和隐性环境规制。Benelmans-Videc将环境规制分为了经济激励型、法律工具型和信息工具型三种。马士国(2008)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基于经济激励的规制工具与衍生型的市场化规制工具。张弛(2005)因适用范围的不同将环境规制分为出口国环境规制、进口国环境规制和多边环境规制。而最具代表性的是Francesco(2011)将环境规制类型分为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政策。

(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以环境保护为目的通过制定环境规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来约束企业排污行为的规制工具,其通常限定企业采取技术标准和绩效标准等。Kuntze认为通过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具体条例可以有效刺激包括制度的应变情况、覆盖范围以及执行情况等方面来帮助企业降低污染排放。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主要特点是被规制的企业几乎没有选择权,必须遵循政府规制,否则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受规制单位企业在遵循环境规制政策中会选择提高企业的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政府的监管难度和监管成本也就降低了,并且避免部分长期不可逆转的污染现象发生,在短期内使得环境绩效得以改善(Silvo,2002)。但另一方面,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下的政府监管严格,增加了其执行成本。在企业方面,Watson(2004)认为过于刚性和一刀切的做法未必有效,企业在政府规制要求下为了达标而达标,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起到了消极的作用。但从目前各国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实施情况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使用最为广泛。

(二)激励型环境规制

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又被称之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是指政府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排污者的排污决策,引导企业将环境规制贯穿于企业追求经济绩效的过程中,降低企业的排污水平,而不是通过严格的排污限额来规范排污者的行为。其实施工具主要包括环境税费、补贴、排污权交易等政策工具。与命令控制型相比,Jaffe认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考虑了社会成本和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另外,企业在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下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方式,使得企业环境规制的实施较灵活。并且,通过明确企业的排污权,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减少排污量,将污染排放控制在可接受水平内。

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较为广泛的有环境税和排污权交易。环境税通常又称为庇古税,是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的一种。庇古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征税的方法来解决环境污染这类负外部性问题,排污主体应通过向政府缴纳税收来承担污染受害者的损失,将外部问题内部化。补贴是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另一种工具。激励型环境规制中的补贴指的是政府直接对污染主体采取的环保活动相关成本的补偿。排污权交易是Coase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对庇古税的一种批评,Coase认为环境问题不在于污染本身,而是污染者与受害者之间能否达成协议,将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有效的分配和交易。也就是说,污染源也可作为商品,通过货币交换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来减少排污量,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环保。

(三)自愿型环境规制

自愿型环境规制是指企业和政府或者一些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非盈利组织之间的一种非法定的,从自身提出的旨在保护环境、改善环境质量的相关计划、协议或承诺,且这些自愿协议企业可以选择参与与否。在自愿型环境规制下,政府和企业或非营利组织之间可以自行达成环境管制协议,或是由政府提出并倡导一些环保实施计划,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状况自主选择参与或不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对政府和企业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对于企业来说,采取自愿协议一方面在社会公众面前可提高其认知度进而提高其产品公信度,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另一方面,企业对于政府的环境规制由被动约束转为主动约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环保方法和工具,不仅减小了环保组织的压力,也利于换取政府对企业支持。对政府来说,自愿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政府与企业之间关于环境问题的信息不对称,企业可以向政府反映其关于环境治理的难题,政府可以根据企业提供的信息改进环境规章制度,以期达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补,并且,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可以为政府节约监督和执行成本,企业违反政府环境规制的概率降低,政府也可以将节约下来的成本用于其他方面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三、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宏观角度对环境规制的实证研究很多,但对环境规制变量的选取却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环境规制进行度量。

(一)基于污染治理投入

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的排污治理成本越高意味着承受的环境规制越强。Morgenstern(2002)以行业的污染减排投资和运行费用总和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Lvinson(1996)将企业的污染治理投入额进行回归来估计美国各州及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Gray(1987)使用污染治理投资占总成本或产值的比例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指标。Pearce(2001)认为将政府和企业污染减排支出结合能够更合理的度量环境规制。我国学者赵红(2007)利用“三同时”政策下的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来衡量环境规制。张成(2011)使用地区单位产值的污染治理投入额来替代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沈能(2012)在考虑了产业结构差异的情况下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了调整。

(二)基于替代指标

Sancho(2000)、Domazlicky(2004)以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或达标排放率作为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Dasgupta实证研究认为GDP与环境规制之间存在强相关性可以衡量环境规制的严格度。陆(2009)利用国民收入水平研究环境规制与净出口的关系。还有学者认为汽油中的含铅量与环境规制之间有很大相关性,可用其替代环境规制的强度(Cole,2006)。其他替代指标还有许多: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傅京燕,2006)、政府对企业进行的环保监督次数(Cohen,2003)、环境绩效标准(田东文,2007)和环境法规的颁发次数(李永友,2008)。

(三)综合评价指标

单一指标可能存在片面性和数据可获得性问题,且单一指标只是从一个角度对环境规制进行度量,学者们考虑到单一指标的缺陷,研究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来度量环境规制变量。就国外而言,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有CF指数、FREE指数和LCV指数(Levinson,2001)。在国内,傅京燕和李丽莎(2010)用一个目标层(ERS综合指数)、3个评价指标层(废水、废气和废渣)和若干个单项指标层构建了我国各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标。综合指标中首先选取了污染物的达标率且对这些单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然后计算标准化后指标的调整系数,最后通过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和平均权重计算出环境规制综合指标。唐国平(2013)认为,污染物分为生活排放量和工业排放量,而我国污染物的排放主要是因工业的发展需要,所以傅京燕在基本思路和方法上,只选取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来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用于反映环境规制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效果。

首先是对工业三废排放达标率的标准化。

其中,Xij代表第i个省第j种污染物排放达标率,min(Xj)和max(Xj)表示j种污染物排放达标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其次,计算各污染物排放达标率的调整系数Cij:

其中,调整系数Cij表示,i省的j类污染物排放量(Tij)占当年全国同类污染物排放总量(∑Tij)的比重与该省的工业产值(Pi)占当年全国工业产值(∑Pi)的比重之比,也就是i省的j类污染物单位产值排放量(Uij)与当年j类污染物单位产值排放量的全国水平之比。

最后,根据各项标准化后的污染物排放达标率和调整系数计算出单项污染物环境规制指数和综合环境规制指数:

Eij=Rij×Cij(i=1,2,…,30;j=1,2,…,5)

TEi=∑j5=1Eij(i=1,2,…,30;j=1,2,…,5)

其中,Eij是i省j类污染物的单项环境规制指标,Eij越大,表明i省j类污染物受到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TEi是i省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标,该值越大,表明该省的综合环境规制越强。

除了傅京燕和唐国平的综合指标以外,郭际(2015)在朱平芳(2011)对FDI与环境规制的实证研究中为解决各类污染物计量难以横向比较的问题构建出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标基础上加以优化,得出了另一个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标。

首先,定义第i地区第j种污染物的相对排放水平:

其中,Pij表示i地区的j类污染物单位工业产值排放量,Apij表示j类污染物单位工业产值排放量的全国平均水平。

然后,计算出各地区污染物排放的综合指标:

最后,计算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标: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环境污染控制费用也在日渐增加。环境规制作为影响企业绩效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对以后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离不开环境规制。选择正确的外部环境规制工具可能给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效率带来事半功倍的作用。本文回顾了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和分类,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规制指标的研究成果,期望对日后相关环境规制的研究提供参考帮助。

参考文献

[1]Francesco Testa,Fabio Iraldo,Marco Frey.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Firms,Competitive Performance:The Case of the Building&Construction Sector in Some EU Region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1,(92):2134-2144.

[2]HART.A Natural Resource Based View of The Film[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20):986-1014.

[3]傅京燕,李丽莎.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J].管理世界,2010,(10):87-98.

[4]胡元林,郑文.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SCP的研究框架[J].改革与战略,2015,(2):145-150.

[5]马士国.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与实施:一个述评[J].世界经济文源,2008,(3):76-90.

[6]秦颖,武春友,徐光.企业行为与环境绩效之间关系的相关性分析与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2):129-132.

[7]唐国平,李龙会,吴德军.环境管制、行业属性与企业环保投资[J].会计研究,2013,(6):83-90.

[8]张?.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间的关联机制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5,(4):34-39.

中德电信法律规制的比较研究 篇5

一、我国电信法律规制概况

电信法律规制包涵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为管理法规, 二为管理机制。如果把电信法律规制比喻成一把管理电信行业的手枪, 管理法规就是其中的子弹, 管理机制则是其中的扳机。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就管理法规而言, 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开始着手《电信法》的起草工作。1988年国务院正式将《电信法》列入年度立法计划。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开始将《电信法》起草工作列入其工作规划, 1998年和2003年《电信法》连续两次作为第一类立法项目被列入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 电信法迟迟不能出台。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政府在2000年9月25日补充性地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作为目前我国唯一一部专门针对电信行业的专项性管理法规, 它从电信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电信网间互联调解制度、电信经营许可制度等八个方面对我国的电信行业进行了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我国电信行业正常运营秩序的作用。因此它也被我国业内人士称之为“小电信法”。

关于日益突出的电信行业垄断问题, 我国政府在2007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2008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 。该法吸收借鉴了国际上公认的较为成熟的《反垄断法》基本原理和内容, 反映了各国在反对限制竞争、维护竞争机制等重大问题上的共识, 顺应了世界各国在反垄断领域的立法潮流。它的颁布为我国电信重组提供了政策依据, 同时对于我国政府通过遏制电信业的行政垄断, 提高监管透明度, 限制基础电信运营商的垄断行为, 促进互联互通最终实现电信资源优化配置, 保障电信市场竞争的公平和有效, 提升消费者福利这一终极目标意义巨大。

二、德国电信法律规制的改革

德国的电信法律机制改革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改革前德国电信业与中国相似处于一种政府高度垄断的局面。国家往往通过行政手段来调节电信行业秩序。对于行业内部的矛盾缺乏专项性的法律武器。这一局面与德国电信业飞速发展的良好态势极不相符。1989年, 德国政府顺应形势的要求开始对德国电信行业进行改革, 制定了《联邦邮电管理局法》、《邮电企业改革法》、《邮电管制法》等电信业专项法规。这些法规奠定了德国电信法律体系的基础。

为了顺应欧盟的要求进一步解决德国电信服务行业的垄断局面, 德国政府提出了一部新的电信管理法案初稿。经过层层审议, 德国电信法 (TKG) 于1996年正式施行。该法批准了德国在1998年1月1日前结束电信垄断, 开放市场, 不再限制电话市场准入, 同时制定了新的竞争环境下的电信市场规则。此法取代了《联邦邮电管理局法》、《邮电企业改革法》、《邮电管制法》等法规成为德国政府维护电信行业正常秩序的重要手段。2003年欧盟颁布电信管制指令框架, 这标志着欧盟各国电信管制进入新的阶段, 在这一指令的指导下, 德国政府对《电信法》进行了重大修改, 新的《电信法》于2004年颁布实施。此法对电信业竞争各方达成利益制衡意义深远。

针对产业垄断问题, 除了《电信法》之外, 德国政府还对原有的《反限制竞争法》 (GWB) 进行了大量的修改, 2005年颁布实施了新《反限制竞争法》。该法法对于电信业的垄断问题同样适用。在两部法律的关系上, 《电信法》被认为是“专门适用于电信领域的特别反限制竞争法》。但是其内容并非都具有反限制竞争法的性质, 他还对电信业专业领域的事务作了大量的规定, 比如《电信法》中有关许可证、基础设施以及电信发射设备等方面的规定, 就与反限制竞争法无任何关系。《电信法》并不是一部反限制竞争法, 她仅仅在费率管制和公共网络接入以及互联互通方面体现出反限制竞争法的特征。

三、中德电信法律规制的比较

1. 相同点

纵观中德两国在电信法律规制建设的历程, 不难发现, 两者在许多方面还是具有共同点的。

(1) 电信管理法规方面

中德两国的立法者不约而同地以电信业特有的行业问题和电信行业普遍存在的垄断问题为基本框架构各自构建了本国的电信法律体系。

针对电信业特有的互联互通、行业许可证制度等行业性问题, 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十七条中规定:“电信网之间应当按照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公平公正、相互配合的原则, 实现互联互通。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专用网运营单位提出的互联互通要求。”第七条:“国家对电信业务经营按照电信业务分类, 实行许可制度。经营电信业务, 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

德国政府在1996年颁布的《电信法》中就上述行业性问题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就电信业经营许可证而言, 德国《电信法》规定:“德意志联邦对电信行业实行许可证制度, 许可证的发放是收费的, 具体标准由联邦经济部确定。许可证可分为四级, 分别为:1级, 运营公众移动无线的传输;2级, 运营卫星业务的传输;3级, 运营上述两个级别涉及的电信业务的传输;4级, 在已有设施上运营话音电话, 不包括运营传输权利。”而针对互联互通问题, 德国《电信法》规定:“任何主导运营者都必须非歧视性地向竞争者提供接入, 竞争者享受’主导运营者提供给其下属机构’的同等互联条件。与1990年6月28日的《欧盟指令90/387/EEC》一致, 主导运营者必须贯彻开放网络条款 (ONP) 。任何运营者都有义务向其他运营者提供互联, 没有达成互联协议的, Reg TP将在互联一方提出申请的六周内公布仲裁后的互联条款。”

对于电信业普遍存在的垄断问题, 中德两国立法者的认识是一致的, 即破除垄断, 促进竞争。为此, 两国政府都积极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对应这一行业痼疾。

我国虽然没有就电信业垄断问题进行专门立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解决该问题就无法可依。相反, 我国政府在其他几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都对行业垄断问题进行了规制, 其都适用于电信行业。如1993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 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 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四条:“电信监督管理遵循政企分开、破除垄断、鼓励竞争、促进发展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德国政府在解决电信业垄断问题上同样制定了许多法律。具体而言, 德国政府采取了专业性立法和反垄断立法两种模式。专业性立法方面, 德国政府颁布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电信法》。在该法总则部分说明立法的目的:“通过对电信部门的管理, 促进竞争, 保证适宜的和足够的服务遍及全国, 提高频率的管制。”该法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确保电信市场的公平和有效竞争。在反垄断立法方面, 德国政府颁布了《反限制竞争法》。正是在这两部法律的作用下, 德国电信业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电信市场。

(2) 电信管理机制方面

中德两国在电信业管理机制方面同样具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两国电信业在体制改革前都面临着政企不分的困局。如前所述在1998年之前, 我国电信业处于国家邮电部直接掌控之下。邮电部是国家电信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 又是电信行业的实际经营者, 体制上呈现出高度垄断, 政企不分的局面。德国电信业在80年代改革之前的体制与我国相似由联邦邮政部进行管辖。邮政部不仅进行行政管理而且还负责电信业务的实际运营, 政企合一。

在破除“政企合一”格局的过程中, 两国都采取了市场化的形式。。98年后, 我国政府在电信业实行公司制, 先后成立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公司, 使得电信业与国家行政部门分离, 独辟市场, 实现了政企分离。80年代后德国电信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 相继成立了德国联邦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Deutsche Bundes Telekom AG) , 邮政服务公司 (Mail Service) , 电信业摆脱了行政化的局面, 成为德国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不同点

由于国情的不同, 中德两国在电信法律规制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具体可以表现在以下几点。

在电信管理法规方面, 德国的电信法律体系较之我国相对完善。就数量而言, 德国政府针对电信业现存的行业性问题专门制定了《联邦邮电管理局法》、《邮电企业改革法》、《邮电管制法》、《德国电信法》等数部法律。而我国仅仅制定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及其他的一些散见于《宪法》、《刑法》中的与电信业有关的法律条文。我国《电信法》的起草工作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已启动, 但由于法治理念和国家经济上的原因始终不能出台。对于破除电信业的垄断局面, 德国政府双管齐下, 除了在《电信法》中对垄断行为做了大量的限制性规定, 还专门制定了一部《反限制竞争法》对电信行业的垄断行为进行约束。而我国政府针对电信业垄断问题可采用的法律武器仅仅只有一部《反垄断法》。《电信条例》仅仅在总则中明确了我国破除电信业垄断格局的大政方针。相比较而言, 我国的法律规制稍显单薄。

就质量而言, 德国政府所制定的几部电信业法规, 性质上都是国家法律, 其内容涉及到了电信业的方方面面, 细致入微, 涵盖了每一个细节, 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而我国的《电信条例》只规定了电信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电信网间互联调解制度、电信经营许可制度等八个方面的内容, 不够全面。而且这部“小电信法”从性质上讲归根到底是部行政法规, 他的缺陷十分明显:行政色彩较浓, 管理范围宽泛;规定概括, 缺乏可操作性;未对电信行业的垄断问题作出实质性调整。

四、德国经验的启示

通过上述比较, 可以得出我国在电信法律规制建设方面的进步与不足。进步我们需要保持, 不足之处, 我们可以通过积极吸取德国电信法律规制改革的宝贵经验进行完善。

首先, 我国政府必须加快《电信法》的制定步伐。在德国电信业的改革过程中, 电信法是德国政府规范电信市场最重要的法律依据。他通过各种管制措施促进了电信市场的公平竞争, 确保了电信服务商在全国范围内提供高质量的电信服务, 同时他还提高了电信资源的利用效率。我国电信法至今仍停留在拟定过程中, 没有完善的法律为公平竞争提供依据和保障, 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电信业缺乏健康、顺利成长的法律氛围。此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 我国的电信业想要与国际市场接轨, 在国际竞争中分得一杯羹, 就必须加速对电信法律规制的完善, 而电信法的出台则是其重要的步骤。

其次, 针对电信业的垄断问题, 我国政府除了在具体的法律管理制度方面要不断加以完善外, 还要在管理机制上做努力。建议我国政府可以借鉴德国的相关经验。建立反垄断部门与行业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对于不正当定价和瓜分市场协议之类的垄断行为, 应该由反垄断部门处理;而对于发放许可, 确立行业运营商产品或服务应该收取的价格等问题, 应该由有关行业监管部门负责。此外, 在行业监管部门与反垄断部门之间还应该构筑多样化的权力配置格局。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明确我国电信监管机构间的职权划分, 而且可以完善其整体调控机制, 对于整顿电信业的垄断局面意义深远。

摘要：近年来, 我国电信业发展迅速, 前景良好。与其配套的法律规制也日益完善。本文从我国电信法律规制的现状出发, 结合德国电信法律规制的改革历程, 比较两者间的异同, 进而提出我国完善电信法律机制的几点建议。

论我国网络规制的模式选择 篇6

1 网络世界规制的三种模式:法律、网络社会规范及信息科技手段

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它的跨越国际性、去中心化的特性, 赋予了网民无限的创造性和巨大活动空间。但是除了来自现实世界的法律制度之外, 网络上的自我规范机制, 以及信息科技本身都发挥着规范网民网络行为的功能, 这三者构成了网络世界规制的基本运作方式。

1.1 现实生活中的法律作为网络世界的规范机制

对于网络世界该如何规范的问题, “不少学者主张在这个科技改变一切的时代中, 我们必须尝试采取与过去相当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面对网络活动引发的争议, 同样也有人主张网络世界本身应该构成一个‘网络主权’, 应通过网络主权特有的规范解决网络上所出现的争议问题。” (1) 然而网络发展的经验显示, 网民活跃于网络虚拟世界的同时, 也要在现实活动, 如果因为网络上的行为发生争议, 一般还是需要用在现实世界的法律制度进行规制。特别是国家机关, 基于近年网络发展对现实生活的巨大影响, 随时密切关注着网络的动向。所以研究网络规制模式的问题就必须把法院对网络行为的管辖权如何认定, 现实的法律制度如何适用于网络包括进去。

1.2 网络社区和网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网络世界的自我规范机制

互联网络除了IP 地址、域名服务等少数几个技术层面的问题, 是以通过单一组织、以集权化的方式运作以外, 网络本身基本上是按照分权化的哲学进行运作的。就像David Post教授所说, “这个分权化的特色, 表现在无数个别的电脑网络通过网络通讯协定相互连接这个层面上:在运作上, 个别的电脑网络仍然保持其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并且通常自行制定内部的使用规则。” (2) 也就是说, 在全球化的网络世界里没有“政府”的概念。网络的多样化则表现在网络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从学术网络、政府机关网络到商业性质的网络, 网络的性质难以概括全面, 而网民的背景则更是错综复杂。另外网络的通讯能力跨越国界, 基本上可以说是具有全球化的特性。那么在考虑有关网络世界规制模式的时候, 可能还要考虑任何规范模式都必须同时在不同的国家领域内发展, 未来的方向更可能受到各国不同文化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的影响。

但是网络并不是一种无规则可循的混乱状态。就像在我们中国的乡土社会里, 更多的是通过非正式法律的习惯或规则以及相应的社会制裁手段来获得有效的规范效果, 不见得就一定要用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法律强制工具。同样地从网络的发展历史来看, 许多不成文的网络规范事实上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网络规制效果。

从网络社区的形成以及其网络文化的现状来看, 由于网络社区已经从过去的学术精英社区, 只是学术与研究的专用, 现在已经过渡到商业化大众普及阶段。大量网民涌入网络世界导致的结果, 虽然并不一定能全盘推翻原有学术精英社区建立的网络文化, 但网络商业化所造成的网络文化变迁, 很可能就是人们将现实世界中所接受的法律观念与制度, 大量有意无意地移植到网络上。这些移植的法律观念, 和原有的网络文化融合的结果, 是否成为更多网络社区形成的基础, 以及更多网络规范具体形成、实施的起点,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可以肯定的是, 网络世界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秩序、杂乱无章的世界。不同的网络社区都有成员要遵守的网络惯例与网络礼仪, 也是大多数网民认同的。还有一些比较大的网络社区、论坛还出台了一些规则, 形成了比较规范的网络活动机制。比如某个网民不经认可在论坛里发布广告性质信息, 或者散播谣言、淫秽物品, 他就可能被版主踢出该论坛, 甚至可能受到其他网络成员的反击报复, 或者大量电子邮件, 如flame (3) 的攻击。

但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 比如网络世界是否可以发展出独立于真实世界之外的主权和法律制度?目前网络世界自我规范的运作机制, 是否足以达到预期的规范效果, 而不必再过多使用现实世界的法律来进行规范呢?

1.3 信息科技作为一种网络规范机制:电脑软件的规范功能

从网络活动的现状着眼, 我们可以发现实电脑软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扮演了控制网络行为的角色。这就意味着以“信息科技”作为规范网络活动的可能性。设定电脑软件, 可以决定我们在网络上能够和“谁”沟通, 用“何种方式”沟通, 以及能够取得“哪些”网络信息;目前网络上形形色色的密码制度, 用以控制网络使用者的活动范围, 便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例子。例如, 如果你想在网络上阅读成人色情杂志, 通常便会被要求以某种方式设定一个个人密码或身份证明, 从而方能获得阅读的权利。目前网络上几个比较著名的密码或身份证明制度, 包括Adult Check (成人检查) 、First Pin等, 都以验证使用者的年龄为主要目的。另外, 在网络自我规范机制方面, 网络使用者在面对其不愿接收的信息时, 通常可以通过诸如“Kill fill”或者“Cancel moose”此类电脑程序功能的使用, 可以阻拦一些没有用的网络信息或者电邮。也就是说, 通过电脑软件的帮助, 网民可以自主决定他所愿意接收的信息种类与内容。同样目前在网络上被普遍用来过滤“儿童不宜”的色情猥亵信息的软件也具有类似的功能。

在现实世界里, 分区使用是否能够有效执行, 或许涉及昂贵的立法与执法成本, 而在网络世界里, 使用信息科技所涉及的整体成本, 则可能相当低廉。有的学者主张, “这种以电脑软件作为控制网络活动的模式, 事实上不能杜绝电脑黑客从事非法网络活动, 相反这些软件的强大控制功能, 正是吸引黑客破解这些软件程序码的诱因。” (4) 不过,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由于这些电脑软件事实上提高了一般网络使用者想进入某些网络禁区的交易成本, 等于是以提高交易成本的方式, 提高了网络监管的效果, 从而以有效的方式提高规范功能, 即使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规范效果, 但是就实际层面而言, 这种规制效率可能已经接近理想状态了。

其次, 信息科技和电脑软件本身的弹性也具有规范优势。因为在现有程序码的控制作用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改写电脑软件程序码以达到预期的理想规范效果。这种不断改造网络面貌的力量, 掌握在人类手中, 也不用担心 “人被科技奴役”。以电脑软件作为规制主轴的模式, 与网络规范整合后所发挥的规范作用, 也许是在现实世界的法律制度之外另一个规制发展的方向。

2 我国网络规制发展的三个阶段

自网络从军事用途、学术用途逐步发展进入商业应用时代之后, 在商业利益的推波助澜下, 网络以飞快的速度进入了现代人的生活之中。而或许也因为网络成长的速度过于快速, 社会大众对于网络上的失序现象却又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与渲染。于是“报刊、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 过去的十年中从严格管制的状态走向减少、放宽和解除管制 (from regulation to de-regulation) ;而网络媒体的法律与规范的环境的发展趋势恰恰与此相反。正在从无管制的状态日益走向增加管制 (from non-regulation to regulation) 。” (5)

有的学者把我国互联网的管制分为三个阶段, 1994—1999年为“低度监管”阶段, 这时期因为互联网刚刚发展, 还没有显示出强大威力, 政府态度基本是放任的;2000—2003年为 “中度监管”阶段, 以监管为内容的法规大规模出台, 并成立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新闻管理局作为主管机构, 随后地方上相应设立了对立机构, 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从2001年开始, 对不良网站的屏蔽和信息过滤技术也明显提高, 通过IP报文关键字过滤的技术能够监测进出互联网国际入口的绝大部分信息, 含有敏感字段的网页一经发现, 就被强制阻止进入客户端。同时政府开始主导互联网内容建设行动, 从防御被动监管转为预防和预防的主动攻防。

2004年后, 跨入“高度监管”阶段。经过十多年的摸索, 政府认识到了网络对国家信息发展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对网络内容的鱼龙混杂、谣言丛生、犯罪四起提高了警惕, 于是加强在了对网络内容领域的管理, 确立起“‘分类主导’模式, 即在互联网的不同应用领域启用不同的领导策略:一方面对互联网的经济和科技功能强势扶持;另一方面对互联网的内容表达和信息传播则控制引导”, (6) 并且政府已能够熟练“运用各项传统的管理技能, 调动各种组织和社会资源, 形成了多管齐下的监管体系。” (7)

3 今后我国网络规制模式选择应考量的因素

2010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发表《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 介绍了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现状, 阐述了政府关于互联网的基本政策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基本观点, 其中把我国互联网管理体系的总体表述为“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和有效管理互联网, 努力完善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 (8) 并把管理互联网的基本目标是定位为:“促进互联网的普遍、无障碍接入和持续健康发展, 依法保障公民网上言论自由, 规范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 推动互联网积极有效应用, 创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民权益, 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 (9)

从目前国际形势来看, 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于采取“网络内容分级制度”与“从业者自律规范”两项, 兼顾网络发展的特性和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我国网络使用人口已居世界第一, 对于网络的使用环境并不陌生。将来不断投入资金力量发展网络是政府必须要推行的目标, 所以必须要在开放自由网络环境与管制网络内容上进行权衡。综合世界各国网络发展趋势与网络的特征, 我国网络规范尤其要主要以下几点:

第一是实施内容分级管理制度。现在世界各国对网络内容管理政策, 都趋向于对网络信息制定一套规范标准, 采取分级管理的方式。我国也可以试行制定比较清晰容易识别的分级符号, 显示在网页中, 使网民在浏览网站以前就可以自行判断, 做好预防准备的工作。

第二是政府要把握好管理角色。政府如果是基于保护未成年的立场对网络内容进行规范, 是可以接受的。但也要注意比例原则以及合理的说明义务。如果限制手段超出了规范的原本目的, 就会抑制网络自由的本质和发展。而政府对一种新兴媒介是管制还是支持, 会间接影响到新媒介对人们生活改变的程度。当然政府是否应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都采取中立的态度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第三是尊重网民的自主选择权。一个民主社会总是“试图通过给人们创造机会, 塑造他们的‘作为公民的能力’” (10) , 如果一个国家相信他的民众不是“愚民”, 给予他们锻炼和纠错的机会, 对于网络内容选择的权利, 就应该充分信任地交由网民而不是公权力机关或大商业集团来决定, 让网民在网络上享受信息的多样性, 自由的表达、讨论, 推动社会文明的创新发展。

第四是公民理性的培养。除了硬件的信息建设要重视, 公民理性的培养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让民众在网络空间充分行使网络权利的时候, 能够保持现实生活的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 用宣传引导文明的方式代替粗暴的拦截断网。人文观念与科学技术并重的提升, 将会是信息教育的重点。

注释

1 具体论述参见刘静怡:《资讯科技与法律制度的互动:从网路规范模式看台湾社会面临的网路言论自由与资讯隐私危机》http://www.ios.sinica.edu.tw/ios/seminar/infotec2/info2-18.htm。

2 转引自刘静怡:《资讯科技与法律制度的互动:从网路规范模式看台湾社会面临的网路言论自由与资讯隐私危机》http://www.ios.sinica.edu.tw/ios/seminar/infotec2/info2-18.htm。

3 指在计算机网络中对 (某人) 非礼, 在因特网上发送侮辱性言语;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炸弹使互联网用户的计算机超载崩溃而不能访问网络。

4 参见刘静怡:《资讯科技与法律制度的互动:从网路规范模式看台湾社会面临的网路言论自由与资讯隐私危机》http://www.ios.sinica.edu.tw/ios/seminar/infotec2/info2-18.htm。

5 张西明.从 non-regulation走向regulation网络时代如何保障言论自由[J].法学, 2001 (7) :47.

6 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26.

7 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19.

8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 http://www.scio.gov.cnzxbd wz/201006/t660625.htm。

9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 http://www.scio.gov.cnzxbd wz/201006/t660625.htm。

环境规制的综合理论研究 篇7

关键词：绿色发展,环境规制,规制工具,有效性

绿色发展是2002年联合国计划发展署结合中国国情指出的中国发展之路。实施绿色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然而在此过程中经济与环境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 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在中国这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大国中, 由于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 矿物燃料的规模使用引起的污染物排放造成了环境严重污染和生态破坏, 同时粗放生产引发的环境问题也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环境规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问题, 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是必然的趋势。那么, 如何认识环境规制, 怎样划分环境规制, 如何对企业产生影响, 以及有效性有哪些?围绕这些问题本文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环境规制的内涵

学术界对环境规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开始, 环境规制被看做是政府以非市场手段对环境资源利用的直接调控, 随后, 由于环境税、补贴、押金退款、经济刺激手段的出现, 对环境规制起到了良好的功效, 因而环境规制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修正, 归纳为政府对环境资源利用的直接与间接调控, 不仅包括行政法规, 还将经济手段和利用市场机制政策等纳入其中。这一阶段, 环境规制的制定和执行主体得以扩大, 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产业协会、企业等。二十世纪末, 随着生态标签、环境认证、自愿协议的相继采纳, 学术界再次对环境规制的内涵做出修正, 指出除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刺激机制外, 另添加了非正式环境规制。

二、环境规制的分类及其相互关系

当前, 对于环境规制的分类,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 环境规制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其中, 根据对环境规制实施对象的约束方式不同, 正式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第二, 根据对不同的政府行为研究, 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刺激型和商业政府合作型。第三, 根据适用范围的不同将环境规制分为出口国环境规制、进口国环境规制、多边环境规制。第四, 依据管制执行的严格程度, 将环境规制分为障碍式管制和合作式管制。第五, 环境规制具体的可分为五类:命令控制、市场激励、强制信息披露、自愿规范、商业政府伙伴关系。

综上所述, 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对环境规制进行多种分类, 但是每一种分类仅仅是侧重点不同, 并不影响环境规制的实质内容。笔者仅将最主流的第一种分类做简单描述。

1、正式环境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定义:立法或行政部门制定的、旨在直接影响排污者做出利于环保选择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规制工具包括:企业确立必须遵守的环保标准和规范、规定企业必须采用的技术等。主要特征:污染者几乎没有选择权, 被迫机械地遵守规章制度, 否则将面临严厉的处罚。作用:通过命令控制型规制政策, 可以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和环境管理的系列标准;将政策的内容由原先的只注重污染治理转变为资源环境的综合治理以及节能减排上来。局限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使环境业绩得到迅速的、可测量的改善, 但另一方面, 其对政府监管也有较高的要求, 执行成本较高。对企业来说, 过于刚性和一刀切的做法, 可能会损害企业的效率, 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应用范围:目前世界各国环境规制中,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应用的最为广泛。我国目前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其他相关单行法、部门法, 实施的新五项制度和老三项制度中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三同时”制度等, 都属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2、正式环境规制—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

定义:政府利用市场机制设计的、旨在借助市场信号引导企业排污行为, 激励排污者降低排污水平, 或使社会整体污染状况趋于受控和优化的制度。规制工具包括:排污税费、使用者税费、产品税费、补贴、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押金返还等。主要特征: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使经济主体获得一定程度选择和采取行动的自由, 为企业采用廉价和较好的污染控制技术提供了较强的刺激。作用:市场激励型规制政策可以明确企业的排污所有权, 激励企业主动减排, 积极进行技术革新, 把排污控制在环境容量和环境净化能力的安全临界点之内。局限性:首先, 在市场体系不健全时, 排污税、补贴和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等工具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其次, 经济主体对上述工具的反应存在时滞, 工具的作用往往要通过一段时间才能显露出来。应用范围: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于1972年OECD颁布“污染者付费原则”后引起各国的关注, 并逐渐开始采用。

3、非正式环境规制—自愿型环境规制

定义:由行业协会、企业自身或其他主体提出的、企业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旨在保护环境的协议、承诺或计划。规制工具包括:环境认证、环境审计、生态标签、环境协议等。主要特征:自愿型环境规制是建立在企业自愿参与实施的基础上的, 一般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作用:利于企业的节约成本、效率提高, 也可降低企业外在的市场压力。局限性:与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相比, 自愿型环境规制更多强调的是企业、行业的主动性和主导作用, 政府或置身于事外, 或参与其中但只是一个配角或合作伙伴, 或即便充当主角, 亦不再有刺激性经济手段的运用。实践中, 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企业或行业与政府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双边协议, 如美国XL计划;二是由企业或行业发起倡议或承诺, 政府并不参与其中, 如3M公司的3P计划;三是由政府设计并提出各种计划, 企业自愿决定是否参加, 如美国的33/50计划。应用范围:目前, 其应用正逐年增加。据美国EPA估计, 2000年有超过13000家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机构参与了自愿型环境规制。我国目前实行的自愿型环境规制有1993年3月3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标志、1995年开始推行的1S014000和2003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清洁生产和全过程控制等。

4、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1) 联系:从规制目标、规制性质等角度看,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之间具有一致性。第一,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目标都在于环保, 都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同时又都具有某种约束性, 使个体或组织的行为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第二,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之间的区分不是绝对的, 一定条件下, 他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比如信息披露, 最初出于企业自愿, 属于自愿型环境规制。但当发现信息披露是促进环保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后, 国家便在贷款、上市等方面采取相关激励措施, 此时, 信息披露便由自愿型环境规制转化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不仅如此, 一些国家还强制企业进行信息披露, 此时, 信息披露就又成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2) 区别:从规制提出主体、规制对象、规制成本、规制效率等角度看, 它们之间又具有明显的不同。第一, 运行成本、效率与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方面。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运行成本较高, 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较低, 但环境改善效果显著。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运行成本较高, 环境改善效果总量不确定, 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较高。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环境改善效果总量不确定, 但运行成本较低, 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也高。第二, 规制的提出方面。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提出主体为立法行政部门, 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提出主体为政府部门、企业、行业协会、社区或其他主体。第三, 规制对象方面。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的规制对象为所有个体和组织, 而自愿型环境规制的规制对象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第四,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刚性较强, 个体和组织无任何讨价还价余地。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 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柔性, 企业与个人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但以付出经济代价为前提。自愿型环境规制, 企业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可以选择自我规制, 也可不进行自我规制。

三、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

根据对环境规制的分类和每种类型下环境规制工具的归纳分类, 可以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生产成本、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进入的影响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环境规制对企业的作用机制图如图1所示。

传统观点认为当企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降低污染时, 成本会随之提高, 利润就会下降。但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利益和发生成本之间应该是平衡的。环境约束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额外的负担不能期望使利润提高, 而且在此期间企业要采纳一些新的和更为有效的降污技术。好的经济绩效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环境目标获得的, 当公司评价他们生产过程的整体效率, 制定战略改变废物最小化和无效率时, 污染预防实践行为能给那些环境保护积极的公司提高边际利润赢得竞争优势, 一个积极的环境政策能够产生组织优势使得企业更具有竞争性。

四、环境规制的有效性研究

环境绩效的相关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环境管理研究的重点。环境规制的合理安排和有效执行能够兼顾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不仅可以提升环境质量还可以使污染者获利并从中获得竞争优势。正确的环境规制可以向工业企业发出资源无效率和潜在技术改进的信号, 激发创新,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国内外有关环境规制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是成本收益分析, 二是信息不对称。

1、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

由于环境规制的执行需要以成本为代价, 因此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可以判定规制的有效性。成本—收益角度的规制有效性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对成本的影响, 二是环境实施层面的选择对成本的影响。

环境规制工具对成本的影响主要分为三种:第一, 因为污染的收益具有信息不对称性, 如果规制者对社会成本了解错误, 会导致环境规制的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产生不同的结果。第二, 规制者对某一规制工具的偏好取决于污染的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社会成本曲线的相对斜率, 可以通过在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之间进行选择求得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第三, 根据环境规制的遵从成本、行政成本和污染损失成本, 对成本—收益进行均衡分析。

2、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

信息不对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规制的低效率、政府行为、企业行为。

虽然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资金逐年投入不断增加, 但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因而环境规制并未实现其预期目标, 环境规制效率低下。环境规制失效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第一, 信息成本过高、环境规制工具缺乏弹性、法律法规不健全和政府干预失效。第二, 经济性规制过度而社会性规制缺位、规制目标模糊以及规制规则不符合现实需要。第三, 环境规制相关者对于与环境规制相关的信息了解程度不同, 则环境规制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政府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环境规制的有效性, 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已经从最初的命令和控制管制, 经过基于市场途径的规制政策进入以基于信息的对策为特征的阶段。作为环境规制者的政府不仅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政府本身也会影响环境规制过程中相关主体的信息不对称状况, 二者都会影响环境规制的效果。企业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环境规制的有效性, 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反应是决定环境规制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 同时环境规制执行力度的信息会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 通过命令控制型规制政策, 可以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和环境管理的系列标准, 将政策的内容由原先的只注重污染治理转变为资源环境的综合治理以及节能减排上来,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控制环境方面见效快、可靠性强, 但同时具有高成本、低效率、低激励的弊端。市场激励型规制政策可以明确企业的排污所有权, 激励企业主动减排, 积极进行技术革新, 把排污控制在环境容量和环境净化能力的安全临界点之内。对于环境规制研究的重点应是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并且非正式型环境规制随着社会的发展, 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得到运用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熳:环境规制约束下的企业行为[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2]彭海珍、任荣明:环境政策工具与企业竞争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 2003 (7) .

[3]GUASHCH L, R HAHN:规制成本与收益:对发展中国家的寓意[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4 (1) .

[4]曹光辉、朱勇、张宗益:不对称信息下的排放监督与管理[J].环境保护, 2005 (9) .

[5]胡兴龙: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制度与股市效率[J].经济论坛, 2003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