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袖的艺术修养

政治领袖的艺术修养（精选3篇）

政治领袖的艺术修养 篇1

教学有法, 教无定法, 贵在得法。教法方法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要实现特定的教学目的就应选择特定的教学方法。恰当地使用特定的教学方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是一门艺术。艺术是一种美, 教学艺术就应体现寓教于乐之美, 应令学生陶醉而不能自拔, 美不胜收而心向往之, 闻道解惑而欣喜若狂, 最终达到自觉实践的目的。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以下简称基础) 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 其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教育学生, 坚定政治立场,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引导学生增强法制观念, 提高法律意识, 使大学生能正确行使法律权利, 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基础课集政治性、思想性、法律性和时效性于一身, 横跨政治学、哲学、法学、伦理学等多学科, 内容杂、任务重、学时少、学生多, 如果教学不讲究方法, 不体现艺术, 该课就失去了意义。

一、案例教学方法与教学艺术

以时下社会或校园发生的典型事件为背景材料, 围绕教学内容和目的设定问题, 或引导学生分析材料而发现问题, 再经由讨论, 找出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或解决问题的办法, 或者客观评价社会现象及他人的行为, 最终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这就是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方法不是非得灌输什么、使之接受什么, 而是通过典型事件的分析评价, 提高学生明辨是非和抗干扰、抗压的能力。当然最终还是要促使其自觉修正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的思想观念, 提高法律意识。但这“符合大学生认知规律和心理需求”[1], 有利于大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它是“一种与单纯理论讲授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挖掘了学生的潜能, 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实现了由‘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2]这种转变符合大学学习生活的特点, 有助于刚入校的大学生摆脱以前学习生活的窠臼和牢笼的羁束, 发展个性, 拓展思维, 并尽快适应大学学习生活。这是大学新生必须适应的转变, 也是基础课的教学内容之一。

案例教学最难的是选取案例。适宜的案例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 [3]从而达到引导学生知荣辱、辩是非、明善恶、识美丑, 并意识到公民的责任和肩负的使命;同时, 引发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索。因此, “运用案例教学法, 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尤其是结合教学的内容、对象、目标要求等系统要素, 力求实现教学形式与内容, 目标与途径的有效整合, 实现案例教学法最大的效用”。[4]

“通过设计恰当的案例以案说法, 能够有效帮助青年大学生准确理解相关法律知识并学习将相关法律知识运用于生活实际”。[5]这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南京副教授换偶案[6]为例对此作以阐述。该案几乎可以涵盖基础课所有知识。就思想而言, 换偶涉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就道德而言, 换偶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背, 有违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就法律而言, 换偶即是违法行为又是犯罪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第四条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忠实的原则、违反了《刑法》第三零一条涉嫌构成聚众淫乱罪;就思想而言, 讲政治、顾大局也是我们理解该案判决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 就此可将涉性违法犯罪的情形做一归纳, 包括强奸、通奸、卖淫嫖娼、重婚等, 甚至可扩展至非婚同居、非婚生子女、第三者等问题, 教学艺术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该案例亦可看出, 即使在法律基础部分, 也不能割断思想道德部分, 因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并不是简单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叠加。道德与法律“包含着相同的价值观。公平、正义、人道、人权是法律的基本准则, 而它们又属于道德价值范畴, 它们构成了法律和道德的纽带。道德之本在于公平, 法律之本也在于公平, 道德之盛在于法治之行, 道德与法律在根本目的上是有共通之处的。”[7]“二者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共同服务于经济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8]南京副教授换偶案作为社会热点问题, 考虑到大学副教授这一与学生生活最贴近的主体, 这显然也是一种生活化的教学方法;考虑到我们在案例中所使用的文字、图片和视频等, 这显然也可称之为多媒体教学方法;考虑到问题的开放性及讨论, 这显然也可称之为开放式教学方法、讨论式教学方法。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贴近学生生活、带给学生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等, 这本身就是一种教学艺术。因此, 教学中使用的案例绝不能信心拈来而应精挑细选, 绝不能任意设问而应精心布局, 绝不能离题万里而应合乎于道德与法律。同时, 应有利于促使学生自觉践履。

二、渗透教学方法与教学艺术

“你看了一个东西不太懂, 但多看几次以后, 就会不知不觉地吸收进去了。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方法。”[9]诺贝尔奖得主、杰出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将其称之为“渗透性的学习方法”。“什么叫渗透性呢?就是在你还不太懂的时候, 在好像乱七八糟的状态之下, 你就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因为很多东西常常在不知不觉中, 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接触, 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懂了。”[10]渗透式的学习方法是杨振宁对美国学生学习方法的概括, 区别于我国学生的按部就班的学习方法。杨振宁认为二者各有优劣, 取长补短方能取得最佳效果。与学习方法相适应, “美国教育比较重视启发式, 中国教育则比较重视灌输式”。[11]有人认为, 渗透教学就是“通过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生活经验、社会实践、时事新闻等多种教育因素的渗透, 来说明、表现、印证思想政治概念、观念、原理等, 以提高课堂的生动性和实效性的教学方式。”[12]考虑到渗透性学习方法基于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上, 任由个人随其兴趣爱好发展, 故我们更应将渗透教学方法理解为: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爱好, 鼓励学生广泛涉猎多学科的知识, 多动手多实践, 开发创造思维, 有个性, 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且, 必须意识到渗透教学方法仅是为了弥补按部就班、灌输式教学方法之不足而不是取而代之。基础课内容很杂, 学生可能一时不能接受或听不懂, 但听久了自然就会获益。正如杨振宁谈到在西南联大听王竹溪先生的演讲时所说:“他作了一系列关于相变的演讲。……我也去听了……没有听懂。是不是白听了呢?不然, 因为从那以后我就不时地对这个问题注意。……我后来写的第一篇关于相变的文章……是10年以后。这10年期间断断续续地对这类问题的注意, 最后终于开花结果了。”[13]也许基础课起到的正是这个作用。

无论是道德, 还是法律, 都重在实践。有道德之人是重视实践践履之人。一个人明知何是善、何为恶, 何为美、何为丑, 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 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 如果不按照真善美的指引去做, 那么也不是一个有道德之人。一个人熟读法律、精通法律, 如果不能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 那么也不能称之为守法之人。而实践主要是在课堂之外的。何以促使学生课外自觉践履?这就需要促使学生进行自我渗透, 发挥教育环境的渗透作用。教育环境不是基础课任课教师所能控制的范围, 如果教育环境是非不分、善恶不辩、美丑不明、真假不分, 那么基础课就很难取得实效, 教师的一切努力可能只是带来学生内心的冲突和对现实的不满。这是很可怕的现象!这就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反渗透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基础课在思想教育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践履,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当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里, 教育环境很难发挥积极的渗透作用。

在思想教育部分 (基础课第一章到第三章) , 阐述人生观、价值观必须以世界观为依托, 因为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世界观的必然反映。解释世界观就必须说两个问题:一是世界的本原;二是世界有无规律。无论哪一个问题, 都必须有一定的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历史学等各学科的基本知识。如果单纯地指明世界的本原是物质, 物质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 那么这种说法学生从小就知道, 很难对后面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产生影响。太阳每天都会东升西落, 为何如此?显然, 这个问题每个人都知道答案。但进而问:每个人都是由生到死, 这是自然规律还是神的意旨?在这从生到死之间的短短瞬间, 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无论学生的答案是什么, 接着的问题是:也许大家说得都对,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 又为什么会离开世界?我们到底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当然, 我们不是为了探究人人信服的答案。我们的目的是经过如此循序渐进式的引导和启发, 最终让学生理解生命的真谛、人生的意义。当然, 要将学生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正轨而不是让学生开始对神顶礼膜拜。如果学生真的理解了生命的真谛、人生的意义, 反过来必须再验证第一章理想信念、第二章爱国的内容, 无论是理想信念, 还是爱国, 都离不开对生命的真谛和人生意义的理解。否则, 理想成为空想, 信念成为拜神, 爱国更是无从谈起。这明显需要教师的渗透能力。而这种能力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教学艺术。以如何防止被骗为例, 我在教学中讲三句话。第一句:“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二句:“即使天上掉馅饼, 也不会砸到我头上”。第三句:“如果你认为天上掉下的馅饼真的砸在了你的头上, 那么你千万不要‘买单’”。无需解释, 学生都能明白什么意思。基础课就“应与生活世界相链接, 让其走向生命形态、具备生气活力, 让生活成为一本活的、立体的教科书”。为此, “应从四个方面来构建生活化的教学体系, 即:为学生的学习生活导航、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融入校园文化生活、与社区生活接轨”[14]。这也正是基础课的魅力所在。

三、魅力教学方法与教学艺术

“任何课程教学都要有魅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由于教学过程的特殊性, 尤其要有魅力。所谓魅力是一种美好而动人心魄的力量。教学魅力就是教师的教学活动所产生的美好而震撼学生心灵的力量。”[15]“‘基础课’课堂教学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本课程教学的成败。‘基础课’教师必须使自己的教学充满活力, 让教学过程具有震撼学生心灵的魅力。”[16]“充分锤炼人格魅力, 提升学识实力和科研实力, 灵活运用教学艺术, 教学理念、方式和方法, 重视实践活动”[17]等都可以提高基础课的教学魅力。简而言之, 教学魅力体现为理论魅力、知识魅力、艺术魅力和人格魅力等。教学魅力本身就包含教学艺术, 本身就是一种教学艺术。

教学魅力在第一堂就必须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尤其是教师的人格魅力和知识魅力。因为第一堂课要做的事只有一件:激发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兴趣。至于本门课程的要求、考试及成绩评定、参考阅读书目等, 当然需要说明, 但不应成为第一堂课的主角, 充其量只是一个跑龙套的。不可否认, 有的课本身就有吸引学生学习的兴趣, 但即使如此如果教学没有魅力, 学生也会逐渐失去听课的兴趣。基础课似乎并没有天然的魅力, 学生反而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甚至断言“这不就是思想品德课吗?就是政治课!”这当然是一种错觉。如果任其泛滥, 后果可想而知。其实, 不论任何教师, 都可以施展知识魅力。因为学生与老师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信息差。这正是师所以为师、生所以为生的原因。

实质上, 魅力教学离不开典型案例。基础课绪论第一堂课选下列案例比较理想:许霆案、[18]清洁女工捡黄金案、[19]南京副教授换偶案、长江大学学生救人事件等, 最近发生且极具教育意义;而马加爵案、硫酸泼熊案等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案件也比较合适, 但因发生的时间有些久远似乎不提也罢, 毕竟有损大学生的形象。许霆案针对的是用自己的银行卡在自动取款机上取钱而构成犯罪, 清洁女工捡黄金案针对的是“捡”东西而构成犯罪。虽然两个案件同样都构成犯罪, 似乎与基础课内容并不相符, 但此时我们是举重以言轻, 因为两个案例都涉及到法律与道德的双重问题。用自己的卡取钱本身并无问题, 但在明知自动取款机存在故障的情况下, 还反复取钱的行为, 虽然同样涉及到犯罪, 但同时也涉及到即使我们不知道该种行为可能构成犯罪, 但我们应不应该那样做。这涉及到道德问题。道德和法律正是基础课的两大主线, 学生明白了这学期我要讲什么。而该门课的重要性和趣味性通过这两个案例的讲解也是显而易见的。实质上, 这主要体现出了知识魅力。再如基础课的第三章, 我们在教学中放映了2010年春我国西南五省旱情的的图片、文字和视频, 这显然是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铺垫, 而不是仅仅是为了关注旱情而设。当学生看了图片、视频而发出“哎哟”的惊叹之时, 我们适时提出问题, “旱灾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能战胜干旱吗?”实际上是要引出“人类能战胜自然吗” (世界观) 但我们并没有直接问。接着的问题是“我们从哪儿来, 要到哪儿去”, “从来到去这一短暂的瞬间, 我们要做点什么” (人生观、价值观) 。一下子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及辩证的思维等都调动起来, 而使该章的课堂变得有趣了, 教学效果很好。

当然, 任何教学方法都不是孤立的, 综合运用方可相得益彰, 方显教学艺术之美。

摘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性极强, 但目前却只能停留在理论教学层面上。如何促使学生自觉践履, 在实践中体现一定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意识, 是任课教师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就要讲究教学方法, 体现教学艺术。本文以案例教学、渗透教学和魅力教学为例进行教学实证研究。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方法,教学艺术,案例,渗透,魅力

政治领袖的艺术修养 篇2

在学生眼里, 公共课《绪论》部分第一节课的课堂教学效果, 基本确定了他们对学科教师的教学水平、课程喜好度的评价。因此, 公共课《绪论》教学中, 我们要把师生相互熟悉、让学生把握全书基本结构、把握学生实际水平确定教学内容难易程度等问题融合在新课导入、内容展开、教学效果检测等问题中。这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而找对学生的兴趣点, 确定适当的切入点, 切实注重实施实践教学的特点, 对于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新课导入:适当的切入点

所谓的“适当的切入点”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教材的重点, 二是学生的兴趣点。这两者必须紧密结合。这是以寻找教材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思考角度, 符合实践教学中的实用性原则, 它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有利于形成活跃的课堂气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部分的标题是“珍惜大学生活开拓新的境界”, 分四小节展开, 主要围绕大学生在新的学习环境下, 如何提高自己、如何成才的问题。暑假期间我查找“南京艺术学院”词条时发现, 很多老生、已被南艺录取的新生都在上面留言, 谈论南艺的校风和学风的好坏问题。于是, 我决定以他们在“南京艺术学院吧”中关于南艺校风和学风的言论内容作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第一节课的导入内容。

据此, 我设计了这样的教学PPT:

针对以上言论, 我设计了三个问题, 请同学们谈谈自己的看法: (1) 校风、学风与个人的关系问题; (2) 高中生与大学生在学习上的差异问题 (学习方法、思考问题的模式等) ; (3) 如何客观地评价一个好学校, 即好学校的标准是什么?

无论是从课堂讨论的热烈程度, 还是从课堂作业来看,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抓住了学生的兴趣点, 可以迅速引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第一节“适应人生新阶段·培养优良学风”的教学内容。更重要的是, 在分析南艺的学风和校风的过程中, 增强了学生作为新南艺人的自豪感, 使他们认识到南艺之美在浓厚的艺术氛围、自由的学习环境、悠久的历史、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甚至有很多同学在期待校园建好后的美丽面貌。此外, 对这一问题的多角度展开、不断深入, 能与以后的教学内容 (如成才问题等) 形成密切的关联。

2 新课展开:教学内容难易度的把握

如果说寻找适当的切入点、获得快速有效的课堂导入是试图抓住学生眼球的话, 那么成功有效的教学展开, 则是试图抓住同学们的心。

目前, 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努力解决“教学内容难易度的把握”问题:一是通过分析学生课堂作业的反馈情况确定学生接受新知识或新思想的能力;二是尽量从学生“学”而非教师“教”的立场思考教学内容的传授方法 (包括教学节奏、语言组织等) 问题;三是确立教学内容难易度、传授方式等与学生接受能力、思维习惯等相匹配的教学理念。一句话, 以促进学生能“更好地学”为中心, 让他们学得开心, 又能学到有用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让他们在成长的路上走得更好。

注重教学反思, 注意学生的课堂反馈, 能让教师发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信息。例如, 渗透在教学中自己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有多少同学喜欢或不喜欢, 甚至讨厌?为什么?它还能加强课内课外与学生的互动、形成良好的师生情谊, 能有效促进课堂纪律的管理、课堂效果的提高。我个人还坚信, 对于公共课教师来说, 上课是一个很重要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

南艺的学生要经过专业、文化双重筛选, 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 所以有的同学在文化学习上确实有欠缺, 主要表现在:内容讲多了, 有学生就会说:“老师, 我抓不到重点”, 说课堂上“被感染的”比“记住的”多;分析多了, 有学生会觉得“云里雾里”。这都是严峻的问题, 也是很好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公共课老师无论是备课, 还是组织教学的过程中, 始终要把教学内容难易度、教学方法选择等与学生接受能力的匹配问题放到首位, 让学生乐在学习中, 自己也乐在教学中。

对于“适应人生新阶段·培养优良学风”教学内容的展开, 我主要让学生联系实际情况, 围绕上文的《言论》部分, 谈谈自己对南艺学风和校风问题的看法, 要求他们这样表述:“同意哪句话, 为什么?”“不同意哪句话, 为什么?”还让学生朗读了一篇南艺毕业生写的《南艺的味道》一文。

很多学生反对“南艺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牢笼”, 他们回忆说, 自己在入学前专业考试过程中, 曾得到南艺志愿者的帮助, 有的明确表示以后也要当志愿者来帮助他人。他们基本同意“什么校风、学风, 看个人吧!”他们对南艺的基本评价是:“南艺比不上清华, 比一般大专院校要好。”

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 同学们一直在不断反思, 反思自己, 反思网上对“南艺的校风和学风”的评论。为了帮助他们理清思路, 我首先分析了南艺与清华的可比性:清华的强项是工科, 我们南艺是艺术类院校, 能比较的是清华的艺术类专业。其次, 我们南艺有百年历史、学术传承有序, 这是清华艺术类专业所不可比的, 我们要为此而自豪。至于为什么有的公司愿意要清华的艺术类毕业生而忽视我们南艺的学生,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清华的艺术类毕业生沾了更多的母校的光!最后, 我强调说, 无论在清华还是在南艺, 如果四年中认真学习、努力实践, 我们都能成为优秀的毕业生。反之, 不过有张文凭而已。

让学生讨论自己对南艺的认识过程中, 我发现许多同学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尤其是当我提醒他们南艺的新生录取率很低, 他们是过关斩将进入南艺的“英雄好汉”时, 他们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感和自豪感。以20班为例, 80%的同学在作业中表示, 通过同学们的讨论和老师的分析、归纳, 第一次发现自己作为南艺新生是一件多么值得自豪的事, 自己也因此变得自信起来。有同学在作业中说, “我突然有一种长大的感觉。”也有同学认为, “进入大学, 脱离了家长、老师和学校的束缚, 人变得自由了, 却也迷茫了。在未进大学之前, 几乎什么都是固定的, 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高考。在高考之前只有一盏灯亮着,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全力以赴。进入大学, 所有的灯都亮了, 却不知道何去何从。不过, 这节课让我重新认识自己, 我不会再这样迷茫下去。”

可以看出, 写教学反思和注重课堂教学反馈对我的教学具有巨大的帮助:它加强了我和学生的情感沟通, 促使我更好地投入教学的准备、组织等活动。学生说自己在课堂上被老师的激情所感染, 他们没有意识到, 正是他们课后对我教学的反馈很好地保持、激发了我的教学热情。

3 课堂作业:教学内容的巩固与展开

老师和学生讨论问题过程中, 有时会有结论式的或问题式的思想火花, 稍纵即逝, 如果不写下来, 一会儿就忘了;有些内容是同学们以为记住了或理解了的, 可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时, 又不知从何下手, 或理解有误。因此, 通过课堂作业 (随笔式、问题式) 的形式再现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记忆, 尤其在气氛热烈的课堂教学情况下, 显得尤为重要:它符合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规律, 即在30分钟后重复所学内容有助于更好地记忆;有助于学生对相对集中的知识团块进行整理, 通过反思, 提高归纳能力, 也有利于学生自我反思习惯的养成;有助于教学节奏的把握, 即热烈时体验激情, 安静时体验内省。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尽快完成高中生和南艺新生的身份定位转变, 我又设计了三个问题, 如下:

(1) 你为什么选择南艺?你喜欢南艺的什么?

(2) 作为新南艺人, 你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事?

(3) 如果想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南艺, 扩大南艺的正面影响, 你该怎么做?

设计课堂作业时, 我考虑了“认识南艺”、“认识作为新南艺人的自己”、“如何让自己成才”等问题, 它们是以另一种形式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中第一节“适应人生新境界”、第二节“肩负历史新使命”等教学内容的展开, 也是教育理论联系自身实际的理论实践。

学生的作业显示, 只有极少数同学是真心喜欢南艺浓厚的艺术氛围、自由的学术气氛而选择南艺, 相当一部分的同学说是因为自己文化分数低, 但是, 这部分同学接着说, 通过这段时间在南艺的生活 (或这节课老师对清华与南艺的比较分析) , 自己开始喜欢南艺了, 对自己有了自信, 对未来有了规划。

对于如何扩大南艺在社会上的正面影响, 以16班75人为例, 同学们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类:认为可以通过微博、节目宣传等扩大南艺的正面影响者占13%;而71%的同学表示, 自己就是南艺向外界宣传的“名片”, 严格要求自己, 让自己成才, 通过让自己的作品得到生活认可的方式自豪地向社会宣称:“我是南艺毕业的!”“南艺是个好学校。”

4 激励模式:巧克力VS精英榜

在我的课堂上, 如果学生积极回答问题, 就可以在黑板的左下角标题为“南艺2012精英榜”的条目下, 端正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然后取走讲台上的一块巧克力。这是我激励学生认真学习、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的两种模式。

我们为什么需要被激励?因为我们需要一种能提供自我突破、自我精进的动力, 而动力是成就、改变和成功的核心。可以说, 无论是获得激励还是激励他人, 都在努力走向成功。而且, 这一届新生没有开学前的军训, 这也是他们相互展示、相互交流的好机会。

众所周知, 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这两类激励模式, 能促使学生更认真地学习, 能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虽然我们有偏好物质奖励或偏好精神奖励的差异, 但两者结合能发挥更好的功效。当时, 我还不失时机地告诉他们:踏踏实实做许多小事很重要;上课时你能坚持不睡觉、不玩手机, 坚持认真听课、跟着老师的思路走, 对当下的自己来说, 你就是取得了成功;不要把成功看得很大, 所谓成功就是认真做好自己该做的每一件小事。从同学们的课堂随笔来看, 许多同学喜欢这两种激励方式, 认为由此增加了自己取得成功的自信。还有同学开玩笑地写道:“老师, 你家的巧克力是不是多得吃不完?”

5 结论:艺术类高校新生思政课的双向主体实践教学模式

通过上文以南京艺术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实践教学模式为案例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在备课和新课导入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关注学生的兴趣点。找对学生的兴趣点, 确定适当的切入点, 有助于我们解决第一节课中需要处理的师生相互熟悉、让学生把握全书基本结构等问题, 它能快速拉近师生之间的情感距离, 也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维模式。

(2) 新课展开过程中, 教师要时刻注意把握教学内容难易度与艺术类学生实际接受能力之间的匹配问题, 过难和过易都不利于教学内容的有效展开。教师经常性地做教学反思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以南京艺术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实践教学为例, 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分析学生课堂作业的反馈情况确定学生接受新知识或新思想的能力;二是尽量从学生而非教师的立场思考教学内容的传授方法 (包括教学节奏、语言组织等) 问题;三是确立教学内容难易度、传授方式等与学生接受能力、思维习惯等相匹配的教学理念。

(3) 把课堂讨论、课堂作业纳入理论实践教学之中, 重视它对于学生课堂内容的记忆、检测、展开等功能。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分析、归纳和综合的思维模式, 也有利于学生自我反省行为习惯的养成。

(4) 为了创造热烈、活跃的课堂气氛, 教师可以适当地使用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两类激励模式, 让学生获得一种自我突破、自我精进的动力。

可以看出, 教学中始终重视师生双向主体互动和角色互换贯穿了以上所有的教学实践活动, 本文将其称之为“艺术类高校新生思政课的双向主体实践教学模式”。这种实践教学模式主要具有三个特点:

(1) 把教师和学生视为双主体。总体而言, 从“教”的角度看, 教师是主体和主导者;从“学”的角度来说, 学生是主体和主导者。这一角度特别重视教师把握教学内容难易度与艺术类学生实际接受能力之间的匹配问题, 强调教师站在艺术类学生实际学习能力基础上备课、组织课堂教学。

(2) 整个教学活动是双主体互动的过程。双主体互动的程度主要体现在课堂气氛的活跃度上。这一过程既强调教师利用多种途径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例如, 利用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 , 也注重通过学生积极发言、认真听课等参与活动保持课堂气氛的活跃、保持教师的教学激情。

(3) 整个教学活动也是双主体角色互换的过程。就教师而言, 要做教学反思, 时刻保持一种向学生学习的心态, 通过课堂作业等途径反省自己:今天课上哪些内容触动了学生, 为什么?哪些内容学生不感兴趣, 为什么?用怎样的语言、怎样的表述方式学生会对此感兴趣?对于学生来说, 教师多设计一些与课程相关、生活中又有接触的实际问题让他们自己来分析、讨论、总结, 然后, 教师循着学生的分析作更进一步的分析。这样既让学生从“学”的角色替换为“教”的角色, 又给教师一个展示自己能力、获得学生钦佩的机会, 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总之, 在艺术类高校新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中, 我们教师要始终以学生自身的成长、成才需求为线索, 可以通过各种实践教学模式实现“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 大力促进艺术类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1) 2012年南艺新教师培训过程中, 许多老师的讲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米如群书记的“南艺是个好学校, 南艺需要好老师”的命题, 以及奚传绩教授的《陈垣先生的“上课须知”》、邬烈炎教授的《职业与方法:关于课程设计》、沈行工教授的《艺术素质培养与因材施教》等, 分别从南艺新教师的职业追求、教学内容设计等方面传授了他们的教学理念和经验。其中奚传绩教授在文中讨论的第五个问题是“如何上好第一堂课”, 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教学实践方法;邬烈炎教授和沈行工教授等从专业教育的角度出发, 分别强调了专业课程教学中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审美判断力的方法论问题。在我看来, 如何活学活用这些专业教学的理念和经验, 将有利于开阔我们艺术类公共课教师的教学思路, 即艺术类公共课课程设计中可以有意识地融入一些审美判断力、批判性思维等教学内容, 使之与专业教学一起, 成为大学生艺术教学的双翼, 使他们在艺术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2) 其他班有第三类观点, 即悲观地认为无法扩大南艺在社会上的正面影响。

政治领袖的艺术修养 篇3

人格(Personality)一词最早发源于拉丁语中的Persona,原义为演员所带的面具或脸谱,后来引申为演员在戏剧中所扮演的特定角色[1]。虽然早在西方古希腊和中国远古时期就已经出现对人格问题的思考,但推动人格研究真正走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无疑是19世纪以来心理学的兴起与繁荣。在心理学界看来,人格是指人们在先天生理遗传和后天环境影响中逐渐形成的,涵盖了需要、动机、气质、情感、意志等各种心理要素,并在变化不居的客观条件中沉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个体心理特征和外显行为的独特身心结构。而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人,其政治人格就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的心理结果,也是在政治生活中外化于行的政治自我,是个体人格系统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政治领袖人格虽然也隶属于政治人格系统,但政治领袖和一般政治人毕竟是有区别:政治领袖是特定阶级、集团和民族政治中的政治精英和领导核心,是特定历史时期重要事件的决策发起者和领导组织者;而一般政治人却不以政治作为自身职业,而是在某个时空以多样方式行使国家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而参与国家管理活动,就算是那些已经进入了国家政治权力体系的公务人员,由于他们所跻身的位置较低,拥有的权力也有限,其影响力自然不可与政治领袖相提并论[2]。总之,作为人民群众的一般政治人更多的是一种整体概念,意味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最终决定性作用,是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而政治领袖则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细节和剖面起着决定性意义,成功的和伟大的政治领袖必然是顺应历史大潮和人民意愿而有所作为的人物。因此,政治领袖人格是指作为政治领袖的个体在生理遗传和现实社会环境的交织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在一系列政治实践中沉淀起来的相对持久和独特的内在心理动力系统和外在行为模式的统一体。

政治领袖人格具有如下主要特征:1系统性和动态性。构成政治领袖人格系统的独特的需要动机、情绪情感、意志信念、气质性格等各个心理要素,从发展效度和发展方向的整体和全过程来看是协调的、和谐一致的;政治领袖作为“现实的人”脱离不了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其人格的发展始终都被置于一定社会制度及其发展水平和时代特征的制约之下,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对政治领袖的人格有不同要求,就是同一国家和同一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历史背景中对其人格的要求也是动态地变化发展着的。2民族性和阶级性。政治领袖诞生成长于和领导着一定的民族,而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必然浸染着包括政治领袖在内的该民族每位成员从而使他们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风格与气派,政治领袖对本民族人民的领导和历史的创造也必须从既有的民族传统出发,才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政治领袖同时也是一定阶级和集团的代表,他们的几乎一切行为都绝非仅是个人的爱憎喜恶,而总是要与一定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相联系,一个政治领袖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反映、维护和拓展了一定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受到了本阶级群众的真诚拥护和爱戴,若这个阶级是被历史所“选召”的新兴阶级,由于阶级利益某种程度上的“普遍性和一致性”也会受到来自于其他阶级民众的肯定与支持。3差异性和同一性。物质世界是多样的,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制度、民族文化和阶级集团对政治领袖的要求是不同的,而且政治领袖们多态的先天生理特征在不同的后天环境的影响下也会衍长成各异的个性特征;但人们却有着相同的“类特征”和“类本质”,而且同样是群属动物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与人的联系在今天“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拓中更加频繁,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在多样化的缤纷中呈现出统一的和谐基色。

二、政治领袖人格的单元关系模型分析

美国人格心理学家L·A·珀文提出了人格的单元论,即人格是由动机单元、认知单元和特质单元构成的。但从人格生成的一般规律来看,珀文提出的动机、认知和特质单元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增加具有最初决定意义和客观外在性的遗传和环境单元以及“评价人格生成进展状况及调节行为的监控单元,也应增加代表人类学习成果的经验单元”[3]。只有这几项单元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才有可能形成包括政治领袖人格在内的健全的人格心理结构,如图1。

需要和动机单元。需要源于人的自然属性,是从人的匮乏状态中萌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欲望。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要的五个层次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各种需要相互联系和制约,共同推动着人类从低级需要向高级需要发展。动机是随着需要强度的增加,在有相应的外部刺激的作用下产生的心理状态。需要向动机、动机向行为的过渡发展都会受到来自经验单元和监控单元的道德法律、经验教训和“社会禁忌”制约,一些违反了社会规则体系的需要和动机会遭到“压抑”。在对政治领袖人格的研究中发现,在早期生活愿望和学习动机上,他们大多数想通过教育改变或改善当时家庭的生活境况,或者为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做准备;高度的成就欲和冒险精神是这些人成年初期最突出的人格特点,这指引着他们通过实际的、具体而细微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行为奔向某种宏大的、总体的社会目标;他们成年后的生活中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自我实现的需要尤为强烈,而且实现自我潜能和价值的每一个行动都掷地有声[4]。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甚至认为存在一种基本的政治人格,它以强烈的权力冲动为特征,吸引着政治人参与政治的正是那种行使权力、控制他人的机会;政治活动是自我满足政治行为者人格需要的方式之一,政治活动的权力动机来自补偿未被满足的自尊需要[5]。沃辛斯基(Oliver H·Woshionsky)则从政治参与者的基本动机中揭示了政治人格的基本类型:欢愉型、义务型、程序型、游戏型、地位型、使命型和谄媚型。可见,需要和动机在政治领袖人格的生成过程中具有发源性和始端性的重要意义。

认知单元是指一切有认知能力的个体所共有的认识事物的基本心理过程,主要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想象和思维等环节,它在形成政治领袖人格及其一系列价值目标的过程中起着信息输入和加工的作用。经验单元是指个体成长过程中积累的各种认知成果及其相应的认知图式以及情绪情感意志等积淀性经验,它为个体进行持续性认知和不断完善目标体系提供了知识基础和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正向支撑。认知单元是经验单元的源泉,而经验单元又反过来对认知过程进行制约和调控。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的政治领袖表面普普通通,却拥有着共同的心理特征——自命不凡,这反映出个体相对于一般社会群体的边缘感和自我优越感,这成为它们领导或试图领导各种社会活动的重要心理因素[4]。而且某些传说或偶发性因素(如:赵匡胤降生时“体有异香,三日不散”;孙中山出生时出现了“紫气东来”的祥瑞之兆等)通过人们有意无意的“雷森塔尔效应”将期望和预测潜移默化传递给了当事人,再加上萌动的英雄崇拜和学业、社会活动中取得的成功,强化了该群体与众不同的优越感。例如,少年毛泽东在东山求学期间写作的《立志》《救国图存论》等一些文章就体现出一股“居恒鹜高远而鄙流俗,有九天俯视之慨”的沉雄气质受到了众多老师和同学的称赞与重视。他曾在1955年接见谭世瑛回忆当年之事时说:“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个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同。”[6]他还在反抗父亲和私塾老师的经历中认识到,对方的妥协和客气是由公开的、较为激烈的反抗导致的,而任何的怯懦或屈服则只能换来对方的压迫加剧。这一认识影响了他的一生,胜利极大地强化了他的斗争情结,促成了他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的反抗斗争。

监控单元既是认知单元和经验单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又对二者实施计划、协调、控制、评估和修正,并从二者中获取反馈信息。虽然经验单元也具有一定的监控功能,但监控单元涉及更为高层次和基本的信仰和元认知领域,其施行监控的力度和广度深度是经验单元所不能比拟的。信仰总是通过一定的人生理想或人生目标体现出来的,但理想又是有层次的,主要有社会理想、生活理想、职业理想、素质理想等。但这些层次不同、类型不同的理想并不呈现出一种绝对线性的递进轨迹。例如,革命时期的工农加入红军队伍,最初的动机也许只是为了保卫“打土豪分田地”的成果和家园或为了“混口饭吃”,但他们经过革命的淬炼和党的教育之后,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了打倒军阀除列强、建立新中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目标。青年马克思曾经写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7]。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拥有一个“英雄梦”,这种理想一旦确立,就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不但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信仰,而且将包括爱情、婚姻在内的一切日常事务都融入实践这种信仰的行动中[4]。监控单元的信仰和理想目标体系通过对认知单元和经验单元进行监控进而对整个政治领袖人格的生成过程进行监控,不断监测出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并以此进行调控,促进个体向着既定目标不断迈进。

特质单元是指个体已经形成的较为稳定和独特的身心结构或模式,它是以往各个单元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的汇集性产物,是个体人格结构的主要表现。政治领袖人格一般具有以下特质:1强烈的政治需要和政治成就欲。孙中山追求的是轰轰烈烈的“社会成就”而非狭隘和自私的“个人成就”,他要立的是名垂青史的不世之功,他的成就动机直接指向了革新社会这一宏大的社会政治问题[4]。2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崇高的道德品质。青少年的周恩来发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时代强音,还在香港西医疏远读书的孙中山就“念念不忘‘革命’”。政治领袖以民族国家的兴盛为最高目标,更多的是一种指向“集合体”的历史义务,因而对其的道德评价不应从人际小节或是局部视域出发,而应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为准。3高度的政治自信、情绪情感调控力和坚强意志。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和“与天、地、人奋斗,其乐无穷”等名句就反映出了他高度的政治自信,而且他在1932年的中央苏区遭到“左”倾路线前所未有的打击后,仍然将满腔的革命赤诚投入到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并等待时机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8]。4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政治能力。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践选出的属于中国人民的伟人,他屡次在革命的重大关头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高超智慧和非凡胆略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光明前景。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他(指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9]

遗传和环境单元作为根源性影响单元,从人还处于胚胎状态起就已经交互地对其开始发挥作用了。遗传因素如智力和气质等是父母身心特征传递给子女的一种生理历程,是人格生成的生物前提;而且遗传因素的个体差异,也为个体人格的差异提供了最初的可能性。环境因素则是个体生命孕育之初尤其是生命诞生之后,对其人格生长产生影响的自然和社会因素的总和。环境使遗传所提供的最初人格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而且社会生活及其环境则是制约个体人格发展水平与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对个体的社会认知图示、信仰、性格等特质的影响尤为显著。古今中外伟大的政治领袖们无一例外地都从他们的祖辈那里继承了健全的身心,并十分注意在高强度的工作之余进行适度的体能锻炼以保持充沛旺盛的精力——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就很喜欢游泳,美国总统奥巴马喜欢篮球,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拳击和柔道高手。从“制造人格的工厂”的家庭来看,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父亲都比较严厉和干练,而母亲则都非常温柔善良,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他们都继承了父亲刚毅、进取的男子气概,也吸收了母亲那种勤劳坚韧的优秀品质。人格的生成伴随相同的实践,政治领袖人格是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和演绎一定的政治角色,逐渐磨练而成的。研究发现,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几乎都有过为践行理想而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在当时极端险恶的社会背景下,每一个重大的决策都是一种可怕的冒险,都面临牺牲或死亡的考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练就了杰出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创造性人格。”[4]

三、基于政治领袖人物人格单元关系分析的我国当前领导干部选拔培养的思考

(一)以识解传统与现代政治领袖人格的特征分野为基点

儒家思想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儒家所追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人格是“圣人”——“圣人者,人道之极也”,其对“圣人”人格的阐释也较为系统:从内涵上说,圣人是“既仁且智”“仁智之极”;从整体特征上说,圣人“至强”“至辨”“至明”;从外在事功上看,圣人“立德”“立功”“立言”;从修养方法上看,圣人“积善成德”“穷理尽性”[10]。但在以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封建宗法制度和专制皇权为具体历史背景的封建中国,儒家的“圣人”人格必然走向异化,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从“圣人=统治者”演变成为了“统治者=圣人”,这意味着“圣人”从最初的一种人格追求、一种统治者取得统治地位所必须达到的道德高度,褪变为统治者在道德上固有的非凡性和毋庸置疑性,无论获取最高权力的途径和方法是否道德,只要权力人占据了统治中心,他就会被道德化为“天命所归”,而作为权力争夺中“败寇”的一方则往往被视为“失德”或“少德”之人,不配拥有神授之君权。由此,“父王”取代了“圣人”,即君主皇权与宗法父权相结合,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独断与专制的性质和家长制作风。与“父王”人格共生的是“臣民”人格和“官僚”人格,前者表现为对权威和“克利斯玛型”政治领袖的盲崇和狂热,后者则表现为对上奴仆式的绝对顺从和对下“父母官”式的作威作福。但无论是何种政治人格,无一例外地都呈现出权力本位和特权情结、感性泛滥和理性缺失、双重人格和崇尚人治、“小集团”主义和“夜郎自大”性。

西方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也造成了畸形的政治人格以及政治领袖人格,宗教的或世俗的政治领袖们皆在华美神圣的礼服下和冠冕堂皇的祷词后暗自进行着诡秘而不光彩的“世俗”举动。当文艺复兴的文明之光照耀到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时,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和君主专制的《君主论》应运而生。马基雅维利(NiccolòMachiavelli)坚持认为“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们的行动去赢得伟大人物与才智非凡的声誉”[11],而且伟大的政治领袖必须将政治和道德剥离开来,“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15],“君主……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15]。很明显,虽然此时新时代的曙光已乍现,但这个时期对政治领袖人格的界定还仍具有很浓重的封建君主专制痕迹。到了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了三种政治领袖人格:法理型统治人格、传统型统治人格和魅力型统治人格。他进而指出,法理型统治“是那种借助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的统治”,因而法理型政治领袖人格是与非人格化科层制、专业知识、理性规则、开明包容等人格信息紧密相连的,为现代政治领袖人格提供了范式基础。伯恩斯(James Mac Gregor Burns)的《领袖论》一改以往把领袖个人的人格心理作为研究着眼点的倾向,而是注重对领袖所处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研究。“领袖永远是个人性的并同时是(权力)结构性的,他永远同时具有个人的性格色彩和权力结构的政治色彩”[13],但伯恩斯对“结构和情境中的领袖”的关注以及对置于英美政体和政党政治范围内的“交易型领袖”的强调,都显示出他本人对“常态政治”和“常态政治领袖人格”的肯定与褒扬,这无疑与韦伯的法理型政治领袖人格的价值取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专断性向制度性政治领袖人格的现代转换。

(二)以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领袖人格为旨归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领袖人格观的创始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14]伟大的政治领袖不仅是应时而生的,也需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和顺势而为,只有当他们真正了解到群众的呼声和意愿、真正理解改造社会的条件,才能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其指明前进之路。但无论政治领袖多么伟大,他仍然只是普通劳动群众中的一员,永远都只能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一切歌功颂德和个人迷信最终都会被历史证明为为滑稽可笑的悲剧。列宁则是在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中来把握领袖人格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他进而指出,“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6]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看来,政治领袖应是“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17]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者的邓小平,他不仅继承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领袖是一个政治集团而非个人”的思想,十分强调党的集体领导,还进一步提出“党的领导集体要有核心”的思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中央政治局,关键在政治局常委班子,“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18]而“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1]他吸取了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后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24],因此必须正确对待历史人物和领导核心,绝不能夸大个人,要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这些论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领袖人格的理解。

时代创造伟人,伟人引领时代。在新形势下,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领袖人格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领袖人格除了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如下特质:1具备远大理想和现阶段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首先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伟大旗帜的擎旗人。2树立弘扬“四观”,带头反对“四风”。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树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树立为人民利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马克思主义事业观,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切实抓好打基础利长远工作的马克思主义政绩观;要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优良的作风从根本上巩固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3鲜明的中国风格和宽广的世界眼光。要坚持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来认识我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方位、基本国情以及中国道路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既要有兼容并蓄的胸襟和眼光,基于我国国情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又要在国际交往的关键时刻彰显好中国风骨。4卓越的和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要适应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不断推进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熟练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管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事务;要强化学习意识,由知识型向智识型转变,把“高学历”转化成为“高学力”;要认真扎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真正摸清情况找准问题切入口,防止拍脑袋决策;要带头践行担当精神,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业中勇立新功。

(三)以构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为抓手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说:“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21]。邓小平也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是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21]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领袖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现今全党如火如荼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背景下,通过长效机制的构建来培育健全的政治领袖人格和未来的政治领袖,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