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经济法（共10篇）
公益诉讼经济法 篇1
一、对经济公益诉讼概述
“诉讼”一词含义丰富, 《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诉, 告也;讼, 争也” (1) 。“告也”就是指通过某种途径进行控告。“争也”就是指在官员面前进行争辩。所以“诉讼”一词的原有意思就是指:原告因争议事件或者纠纷而向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权威机构举报、控告, 由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构对争议事件或者纠纷进行判定, 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或者纠纷。那么何为“公益”?首先, 公益应当是区别于政府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其次, 公益的对称方应当是私益。再次, 不同类型的公益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冲突, 公益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卢梭在谈到公益时指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 它只着眼于公共利益, 且并非所有人的利益———唯有公益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 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 因为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 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 那么, 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 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 (2) 公共利益要求对个人和群体的合法活动以及为了帮助或实现私人创新努力的公共服务机构的合法活动进行保护。由此, 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上看“公益”一词意指大多数人类应当享有的合理利益。目前, 并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对之做出明确规定, 因此这仍是一个弹性概念, 公益的确切含义应当是与一个国家法律秩序的价值概念来判断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权利是客观存在的, 公共事务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公共利益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 公共利益在立法中的表述过于简单化, 在执法中往往成为国家利益甚至政府利益的代名词, 在司法中往往缺乏相应的救济程序。” (3) 综上, 笔者认为公益诉讼就是指个人或者组织在国家现有法律秩序的基础上, 通过司法裁的方式争取或者判捍卫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形式。
经济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以经济实体法为基础的新型诉讼。国内有学者将经济公益诉讼概括为:“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可以根据经济法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规范, 侵犯国家和社会经济利益的行为, 向法院起诉, 由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在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 有专业法官主持的, 依法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 (4) 这样的定义方式与经济公益诉讼和经济实体法的内在联系相对应, 是符合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的一种定义方式, 因此, 本文采用此提法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定义。此外, 国内经济法学者对经济公益诉讼的概念鉴定基本一致, 故此处不再赘述。
经济公益诉讼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 诉讼目的的公益性。相比传统诉讼而言, 经济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超越了对私益的救济, 着眼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
其次, 诉讼主体的扩大化。与传统诉讼相比, 经济公益诉讼并不要求原告与被起诉主体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传统诉讼中, “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因诉权收到限制而无法提起诉讼, 更无法保护受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公共利益。
再次, 诉讼前提得到放松。在传统诉讼中, 必须已经造成实际损害才能提起相应的诉讼请求, 而在经济公益诉讼中, 不再要求必须业已造成实际损害。经济公益诉讼允许当事人在损害结果可能发生的前提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保护受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公共利益。
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研究及制度构建需要与经济法的基本属性结合起来, 在经济公益诉讼的基础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经济立法及经济司法等活动。下面笔者将着重对经济公益诉讼的基本理念做出论述。
二、经济公益诉讼的理念
(一) 传统诉讼的基本理念
受前苏联二元诉权理论的影响, 我国诉讼法学界一直以二元诉权理论作为通说。二元诉权理论包括实体诉权和程序诉权。实体诉权是指原告在实体上享有胜诉权;程序诉权是指原告在程序上享有起诉权。这种诉权理论认为诉权的主体必须是实体权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 非实体权益受损人无权提起诉讼。然而在当代权益纷争中, 这一诉权理论无法满足“公益诉讼”的基本要求, 因而经济公益纷争无法通过上述诉权理论顺利引渡到经济公益诉讼程序。因此要实现对经济法实体权益的完整保护, 应当更新诉权理论, 完善诉讼理念。传统民事诉讼强调“直接利害关系人”方有资格提起诉讼, 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以及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主体无法依据传统诉讼程序进入司法裁判。基于传统诉讼理念存在以上种种不足, 下面将对经济公益诉讼的基本理念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着力解决传统民事诉讼理念与经济公益诉讼理念在“现代型纠纷”上的冲突。
(二) 经济公益诉讼对诉讼理念的更新
1. 经济公益诉讼对诉权理论的更新
经济公益诉讼的诉权, 简称“经济公益诉权”是指当事人基于经济实体法的规定, 对可能违反经济实体法的行为或者事件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依法作出裁判的权利。早在原始社会时期, 纠纷的解决主要依靠私力救济。但随着社会的进步, 私力救济的局限性开始凸现。因此, 国家制定法律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诉讼制度也就随着法律制度的产生而诞生。诉权正是建立在纠纷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多元化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日益集中, 当今社会出现了很多现代型纠纷。这种现代型纠纷就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纷争。经济公益诉权是诉权的下位阶概念, 是相对于经济公益纠纷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 并通过个别而存在;个性包含了共性, 个性离不开共性。经济公益诉权作为诉权的一种, 它应当具备诉权的基本属性。那么, 享有经济公益诉权的个人或者组织应当有权对违法经济实体法的个人或者组织提起诉讼。
2. 经济公益诉讼对“当事人理论”的更新
传统当事人理论强调诉讼当事人与民事实体权利的对应性。国内几乎所有教材都把当事人定义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 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 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直接利害关系人。” (5) 这种“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理论无法适应现代法治社会中存在的公益纷争。然而在现代社会, 许多新型纠纷开始大量涌现。“这些纠纷往往表现为或是围绕离散性利益、扩散性利益、集团性利益的纷争, 或是当事人之间缺乏相互性和对等性的纷争。当这些纷争进入诉讼的领域, 就会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公益色彩” (6) 在传统诉讼当事人理论上看, 公益诉讼当事人是不适格的诉讼主体。因为传统的当事人理论认为: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中享有诉权的当事人必须是与实际损害或者纠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当事人理论应当是:只要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那么这个人就是当事人, 并不以具有实体法依据作为前提。这样一来就可以把“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纳入适格当事人的范围, 那么当事人就可以自己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保护。综上, 经济公益诉讼的实现依赖着当事人理论的更新, 而经济公益诉讼理论研究的发展正在扩展“当事人理论”, 使得“当事人理论”或者“当事人适格理论”随着经济公益诉讼理论研究的进步而发展。
3. 经济公益诉讼对“诉的利益”理论的更新
诉的利益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时, 需要运用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 (7) 在“无利益即无诉权”的原则下, 一般认为, 作为诉权要件的“诉的利益”是作为具体案件原告进入法院的前提。 (8)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诉的利益掌握着启动权利主张进入诉讼审判过程的关键, 也就是通过诉讼审判后面创制实体法规范这一过程的重要开端。” (9)
在我国, 传统诉讼的基本理念严重阻碍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因此理清这些阻碍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障碍尤为重要, 从而为经济公益诉讼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经济公益诉讼对传统诉讼理念的更新主要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 当然经济公益诉讼对传统诉讼理念的变革不只包括以上几个方面。现代诉讼的基本理念需要众多法学学者继续研究, 使其更加适合现代型诉讼的发展需要。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经济法纠纷大量涌现, 而经济公益诉讼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等有待继续深入研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司法救济, 也为了经济公益诉讼基本制度尽快进入立法阶段, 有必要推进经济公益诉讼基本理念的研究。而经济公益诉讼基本理念的研究, 必将推动经济法司法解决机制的进步。本文从经济公益诉讼的概念及其特征谈起, 着力探讨经济公益诉讼应当秉持的理念。
关键词：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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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建构的必要性 篇2
关键词:公益诉讼;经济公益诉讼;建构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20-0170-01
1经济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
现代公益诉讼的概念应为:相关组织或个人根据法律的规定,对违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造成事实上或潜在损害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其核心要义是对原告主体资格的扩大,不再拘泥于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从而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所谓经济公益诉讼,应属公益诉讼的一种,它是在经济法的兴起的背景下,出现了大量违反经济法的规定而侵害国家,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概念,其概念应为 “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由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对个人或者经济组织违反经济法,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适用经济法律进行处理的活动。”其核心是对经济法的违反,并且该种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2经济公益诉讼建立的理论依据
“经济法以独立的法律部门的面貌出现,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典型代表是美国和德国经济法的兴起。”而在我国,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法才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90年代实行市场经济后,伴随着重要经济法律法规的建立,经济法的体系已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经济法自产生之日起即是以社会为本位的,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侵犯的是社会公共利益。 “人类社会诉讼演进史和诉讼制度自身发展规律表明,诉讼形式是实体法律制度的必然派生,特定类型的实体法制度是相应诉讼形式产生的逻辑依据”也就是说,经济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应有相应的诉讼体制与之相对应。所以,为在经济法中实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进一步契合和完整,我国有必要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维护被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
3经济公益诉讼建立的现实依据
经济公益诉讼还来源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对建立该制度的需求,主要有:
①消费者损害所涉公益方面。对于市场中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关系问题,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消费者作为个体,相对于强大的经营者来说,其明显处于弱势地位。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国家建立了针对消费者的专门的保护制度。我国也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予以专门保护。但我国立法时尚未注意到的情况是:消费者的损害可能是仅仅针对个人的,但也有经营者的行为所致损害的不只是单个或几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是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目前并无司法手段帮助消费者不受这样潜规则的摆布。人民法院也并未认识到这一问题,而仅将此纠纷当作普通的民事纠纷来处理。虽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第(六)项中规定了消费者协会的支持起诉原则,但消费者协会只能支持个体消费者进行诉讼而不能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无法以其自身的力量维护广大消费者乃至公共利益。所以,“遵循公平与效益的法治理念,把握消费纠纷的公益属性,领会消费者权利的法律属性,构建科学合理的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是明智的抉择。”
②环境污染所侵及的公共利益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已作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而环境污染致害事件也同以往环境纠纷所侵害的通风,采光等私益问题不同,该类侵权行为越来越多的呈现出社会化的特征,对于这样的行为,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侵害国家环境权益,社会公共环境权益的活动,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但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于原告资格的规定却都限于“直接利害关系人”,所以,我国诉讼法上的主体限制实际上使《环境保护法》中“一切单位和个人”的规定失去了意义。检察机关在逐步摸索着进行环境公益诉讼并得到法院的支持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但这些环境公益诉讼毕竟还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诉讼主体的局限性阻碍环境公益诉讼的进一步推行,对环境保护不利。
总之,构建经济公益诉讼是完善我国经济法体制,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弥补我国诉讼法漏洞的重要手段,期待我国法律法规尽早对其做出规定。
参考文献:
[1] 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修订本第三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公益诉讼经济法 篇3
目前最早的公益诉讼出现在古罗马时代的法律中, 当时古罗马法律有公法和私法之分, 其诉讼体制也分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其中, 以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国家和政府的诉讼属于公益诉讼, 以保护私人利益的个体诉讼属于私益诉讼。因为古罗马法律体制下的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保护的利益不同, 它们诉讼的主体也不相同。公益诉讼的主体是无特别法律规定的任何市民, 它主要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私益诉讼的主体是特定个人, 它主要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在法治国家当中, 美国是最早使用公益诉讼的国家,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其公益诉讼体制已经趋于完善。另外美国的创新之处在于建立了集团诉讼制度, 集团诉讼制度是为了救济那些损害数额小且分散, 无法通过个人诉讼的集团。当前西欧各国普遍采用团体诉讼制度解决群体纠纷, 其中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德国。德国的团体诉讼制是通过实体法确定, 以立法形式直接赋予一定领域的某些具有法人资格的团体, 让其享有原告的诉权。
虽然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西方, 但是它的使用范围非常广, 具有普遍性以及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比较缓慢, 原因在于缺乏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学术界曾经对公益诉讼进行粗略的分类, 分为狭义公益诉讼和广义的公益诉讼, 目前广义的公益诉讼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基本处于空缺状态, 而狭义的公益诉讼主要是以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刑事诉讼。
二、公益的定义和公益诉讼概念
(一) 公益的定义
在我国的五四运动之后, “公益”一词逐渐地被人们熟悉, 解释为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的解释源于《辞源》, 它是指相对于一个人的私利、私欲。因此, 公益是指非特定多数人所应该享有的共同利益, 这个共同的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或某个集团的局部利益, 它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那么如何理解公共利益?首先从字面意思来看, 它是指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次从内涵上来看, 公共利益包括社会总体的共同利益和国家利益两个方面, 国家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侧重点不同。国家利益是指统治阶级的利益, 属于政治利益, 国家是社会成员的共同体, 具有公共性。国家的政治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否一致, 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 如果统治阶级是少数人, 那么政治利益就不等同于共同利益, 它仅仅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为了实现长久的统治, 他们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共同的利益。如果统治阶级是大多数人, 这时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比较接近, 大体上可以把国家利益说成社会共同利益。但是我们需要清楚的是, 国家利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
(二) 公益诉讼的概念
首先, 关于公益诉讼的定义是, 因公共利益受损而产生的纠纷, 行为人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规定, 其行为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存在事实上或潜在的损害结果, 任何公民或组织都有权利提起诉讼。换句话说, 公益诉讼是处理违法行为的活动, 这一过程要按照法定程序, 依法对个人或组织提起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进行审理并判决。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如果法律没有特殊规定, 任何人都可以行使诉权。需要注意的是, 公益诉讼和我国现行的公诉制度大不相同, 公诉是指我国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违反刑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提起的诉讼, 而公益诉讼的范围更广, 它既可以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 也可以是由拥有诉权的社会团体或组织提起诉讼, 甚至公民个人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三、公益诉讼在经济法领域的应用
(一) 经济法的公益性
经济法是可以帮助国家调整经济运行中的产生的经济法律关系的部门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生产逐渐变得社会化, 特别是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 加深了生产社会化程度, 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 整个社会正在从机械的社会个体向有机的社会整体转化, 经济法也在此时产生并快速发展。然而, 经济法不只是研究如何获取利益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保护国家社会经济有序、平稳、健康、持续的发展。经济法与民法有很大的区别, 经济法是可以影响国民经济的法律, 它有比较宽泛的法律目的和法律任务。近年来, 我国分别在市场管理、宏观调控、组织管理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体系。经济法的主流研究方式是, 以法律为调整对象、以调整手段为核心进行研究。但是经济法本身,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行为规范、规则行事、规范重心等问题, 这些问题导致经济法本身不能准确地进行自我界定。这就使得经济法与行政法和民法混为一谈, 其重要性不能突出出来, 无法恰当地使用经济法解决经济纠纷, 造成理论和实践脱节的局面。
经济法要在我国法律之中拥有立身之地, 就要对经济法重新审视。每一条法律法规的产生都源自于一种目的, 因此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法律的目的就是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对某种特定的利益进行保护。因此法的目的的一个层面是解决问题, 另一个层面是保护利益。个人利益为私, 国家利益为公, 两者由于性质的不同有明显的区分, 而社会利益具有很强的中立性, 很难判断社会利益属于公还是属于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社会成员的利益是社会利益, 它属于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社会利益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人利益, 个人是利益的归属。如果按照传统方法对利益进行分类很难得到准确的界定, 所以用这样的地域分类来区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就会使法律混同。另一种利益的分类方法是, 以利益的实际享有者不同进行分类, 这就可以把利益分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 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人类整体利益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社会公共利益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加快会促进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 人类利益结构中私人利益不断地减少, 社会公共利益逐渐增多, 个人所获得的利益甚至可以达到社会化。由于经济公益需要保护才产生了经济法, 因而经济法就是为了保护经济公益。
(二) 公益诉讼可以解决经济纠纷
公益诉讼是法律授权的任何组织和个人, 依法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公益诉讼的本质是保障、尊重宪法, 以及法律授权的社会弱势群体维权的权利, 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公益诉讼之所以被广泛地使用, 一方面它是为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达到社会相对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它可以防止滥用权力, 预防或者阻止违法破坏国家和社会的行为, 保障国内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维持社会经济秩序, 保证整个社会平稳健康的快速发展。可以说经济法是经济公益之法, 它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 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的部门法, 社会经济有秩序地良好运转是公益客体在经济上的表现。因此经济法既是维护和保障社会经济秩序的调整法, 又是社会经济秩序的保护法, 只有社会经济秩序稳定, 整个社会才会稳定, 社会才更加和谐, 从根本上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同时经济法的目的应该是有效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 始终关注整个社会公益。因此, 经济法和公益诉讼有共同的价值目标, 有助于公益诉讼解决经济纠纷。
四、消费者公益诉讼面临的问题
(一) 公益诉讼主体受到限制
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诉权, 但是限制了起诉主体。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定机关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公益诉讼程序, 又对法定的组织划定在半民半官性质上的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 这样其他的民间组织就不能参与进来。法律赋予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权与其协会性质有关, 消费者协会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设立, 并且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在民政部门核准登记后, 才能获得社团法人资格。这样的程序就使得消费者协会成为半民半官的性质, 相对于其他民间组织, 国家更重视和信任消费者协会, 这样一来其他民间组织就得不到发展和成长, 当消费者协会发展到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 它所拥有的法定诉讼权是可以水到渠成的。但是, 我国目前法律仅仅授予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权, 其他的组织或团体没有这种权利, 这就限制了我国公益诉讼的开展。任何个人、社会团体或组织, 甚至国家机关都应该参与到对抗非法侵害行为, 合理的利用公益诉讼权, 维护整个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动中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人民应该享有一切权利。这需要我国要不断建立健全公益法律制度, 加大消费者公益诉讼主体范围。
(二) 消费者公益诉讼内容受限
在法学理论上, 诉权具有双重含义, 分别是程序上的诉权和实体上的诉权。实体上的诉权, 指当事人请求法院经过审理作出判决, 实现其实体权益。程序上的诉权, 指当事人从程序上向法院请求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权利, 主要包括应诉权和起诉权。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定了消费者协会程序上的诉权, 但是没有规定实体上的诉权。目前, 我国法律限制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忽视公益诉讼的诉权内容, 这样就会使得少数法律主体肆无忌惮, 加大实际操作的难度, 从而产生“一行独断”的不良现象。所以要解决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各种问题, 需要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 在这个制度中要具体规定诉权主体、受案范围和管辖以及适用程序等方面。
五、构建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
(一) 构建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管辖制度
诉讼管辖是指不同级别的法院, 或者同级别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案件受理权限和分工。目前我国刑事或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按照案件的性质、影响范围、标的额大小几个因素确定划分, 所以消费者诉讼案件的管辖也可以仿照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进行划分。比如以消费者公益诉讼案的受众多寡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侵害的人数众多且不能确定, 覆盖范围广, 影响恶劣的侵权案件。第二种是受侵害的人数比较少, 但是潜在的危害比较大的案件。对于第一种类型的案件, 由于牵涉的人数比较多, 应该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其他的公益组织及消费者协会提起诉讼, 被告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第二种类型案件可以由消费者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 这样也可以激励消费者参与诉讼。
(二) 确定消费者公益诉讼受案范围
前几年, 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出现, 大多都是采用行政诉讼、民事诉讼, 甚至刑事诉讼来解决问题, 但是仍然达不到预期效果。如果用消费者公益诉讼方式, 再加上合理的运用法律解决问题, 必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新《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益诉讼的受理条件, 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经济法的范围之中, 因此消费者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程序, 与传统的消费者民事诉讼有很大区别。
摘要：目前我国的公益诉讼还只存在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框架中, 其他法律法规也处于空白状态。我国相关部门正在努力把消费者公益诉讼应用在民事和行政案件中, 希望以此解决更多复杂的经济问题, 文章针对消费者公益诉讼在经济法领域的适用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提出构建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浅析环境公益诉讼 篇4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共利益； 环保法庭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与特征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或法人，出于保护全人类公共利益目的，针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不当或违法行为，在致使得环境已经受到或可能受到损害的情势下，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具有广泛性
一般来讲，当前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企业的行为造成的，而且因为环境破坏所遭受损失的主体更不是某一个人，甚至不是某一个区域的人，那么按照传统的诉讼制度要求确定原被告的身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公益诉讼的原告人即提起公益诉讼的人，可以是任何组织和个人，只要认为公共环境利益受到侵害，都可以作为公益诉讼人。这样的规定使得普通市民拥有了环境司法救济的权利，大量的破坏环境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通过起诉、审判的方式被批露，有效制约社会权力滥用。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具有公益性
公益性又被称为非直接利益相关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和与传统诉讼的原告不同，不以实现私人利益为目的，其所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也就是说原告起诉的原因并不是自身利益遭受损失，而是公众的利益遭受不法侵害。例如，一个渔民因为企业的污染导致自己无法从河里捕鱼而起诉该企业，那么这种起诉只能是传统意义的诉讼，但是如果是一个律师发现这种现象而到法院进行起诉，那么这种就可以称之为公益诉讼，即起诉主体和所实现的利益没有直接相关性，原告仅仅是为了公众利益而起诉。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预防性
当前的自然环境在人类的破坏下，可以说是非常脆弱的，大自然一旦遭到破坏，事后补救是非常困难的，而想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既可以是为了已经遭到侵害的环境利益，也可以是尚未发生的损害。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环境，从这一点上来讲环境公益诉讼具有预防性功能。
二、我国现行环境侵权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环境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过于严格
我国目前存在的环境民事诉讼和环境行政诉讼均属于私益诉讼，即原告起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更不是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将主体资格仅限定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将会导致环境的公共利益在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无人问津，即使有人关注也因没有诉讼主体资格没有办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可以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但是法律界定确实相当模糊，并没有明确怎样的机关组织可以进行诉讼。
（二）现行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不利于环境诉讼
我国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时效一般为2年，最长为20年。但由于环境侵权过程的复杂性，损害结果的渐进性和潜伏性，为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环境保护法》将环境诉讼的诉讼时效延长为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3年内。然而，对于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后果，别说是3年就是20年的保护期限也可能远远不够。因此，笔者认为，为了更好的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应当取消环境公益诉讼时效的限制，使得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在任何时候都能收到法律的追究，也可以减少致害人逃避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
（三）损害结果的认定不利益环境诉讼
因为环境污染对在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人们所造成的损害方式复杂多样，且专业性、技术性非常强。所以损害的结果一般都是无法确定和计算的。这一点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这样的现实暴露出来了当前环境公益诉讼的一个很大的难点--即无权威的认定结果，而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没有一个既定的标准。最终就会导致对损害结果赔偿的很少。
（四）事后补救不利于环境保护和环境诉讼
大自然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破坏后，已经变的非常的脆弱，自然生态平衡也遭到破坏，如果一旦彻底失衡则是不可逆转的。因此这一特性决定了当前我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应当走预防之路，而不是事后救济之路。事后补偿以损害结果的发生为前提，如果自然生态平衡遭到彻底破坏，那么事后什么补救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行为甚至只能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三、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建议
（一）放宽原告诉讼主体范围
既然是公益诉讼，就应当放弃传统民事诉讼中的"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允许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另外，原告的范围也应当扩大，不应当仅仅限定于个人，还应当明确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均可作为原告对于破坏环境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比如环保协会这样的组织在专业、资金技术等方面可以弥补个人的不足，如果在加上律师协会的协助，那么比起某个人的干预效果要好很多。所引起的社会反思也要大的多。
（二）合理规定原告的诉讼费用
根据当前我国的诉讼收费办法，诉讼费一般是由原告先交上，最后由败诉方承担。然而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是公众的环境权，原告起诉是为了维护环境公益，一般牵涉的事情比较多，尤其是对于污染的检测和污染的大小以及造成的潜在危险等等都需要专业知识的判断，从而导致的诉讼费用非常高，而这些费用由一般个人或者组织来承担都是非常困难的。高额的诉讼费对于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变得毫无实际意义。因此，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针对不同的起诉主体，规定不同的诉讼收费机制：1）若是由检察院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则可以考虑诉讼费由国家或者地方财政支出，因为检察院是国家机关，行使的是国家权力。2）对于个人或社团组织为原告提起的诉讼，可以通过建立公益诉讼基金的方式，从社会募集资金。这样可以减轻原告的诉讼费用。同时，我们还应该强调的是当败诉时，应当让原告承担一定的诉讼费，这样在可以有效防止诉讼泛滥。
（三）建立专门的环境审判庭
环境污染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所需要的专业知识相当的多。因此外国基本上都设有针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别法庭。目前我国在贵阳、无锡也设立了环境审判庭，专门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但这致使个别的，还没有推广到我国的大部分省份。并且，我国应当设置相应的专业鉴定机构来确定环境污染的危害和影响。
（四）取消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
根据前文所述，环境污染造成的结果具有潜伏性，短期内很难发现，并且即使发现了结果而对于造成此结果的原因也很难确定。比如一些重金属的污染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发现。所以，应根据环境污染的特点，取消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
环境污染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保护环境刻不容缓。但是，这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而最主要的是我们应当严格污染物排放规定，掐断环境污染的源头。可以说，公益诉讼仅仅起到了一个事后救济和时候惩罚的作用。真正要改善现在的环境，需要建立更完善的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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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生珍：浅议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J]，《法学》2009（5）
[4] 吴爱红：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
浅析我国公益诉讼制度 篇5
关键词：公益诉讼,侵害行为,公共利益,原告资格
自从2012年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首次将公益诉讼这一法律概念正式纳入我国法律制度当中后, 尽快完善我国的公益诉讼法律程序及其实体要件便成为了保护我国公共利益的当务之急。在经历了3年的等待后, 2015年2月4日公布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终于对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做出了初步规定。但鉴于新解释只用了8个条款对公益诉讼进行了概括性的规范, 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所以要准确理解我国现行的公益诉讼制度, 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一、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 做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应当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但究竟哪些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 《民事诉讼法》本身并没有进行相关的说明。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新出台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同样回避了这一点, 并没有对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做出具体的规定。但是, 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 人民检察院可以代表公众提起公益诉讼, 该规定为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打开了突破口, 然而人民检察院究竟该如何提起公益诉讼该规定并没有阐述, 所以公益诉讼的提起程序仍属空白。最重要的是, 仅仅依靠检察院的力量, 在面对日益增多的形式多样化, 受害群体复杂化的侵害公共利益事件面前, 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还需要等待后续的相关法律、法规来完善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尤其是“有关组织”的范围, 只有这样才能使公益诉讼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二、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及举证责任问题
新出台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84条对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可以看出, 提起一场公益诉讼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要件:第一, 需要有明确的被告;第二, 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第三, 需要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第四, 必须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其中的第三点即公益诉讼的原告在起诉时必须提交初步的, 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证据需要格外注意。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社会的公共利益是否受到损失, 只有在公共利益受损的前提下, 我们才能够提起公益诉讼。反之, 如果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公共利益受到损失就不能够提起公益诉讼。所以, 提起公益诉讼的对象必须是确已发生的损害事件, 如果仅仅有潜在的危险, 但还未转化为实际的损害就不能据此提起公益诉讼。这一点对我们准确理解我国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非常重要。此外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可以看出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为原告先初步举证公共利益遭到侵害, 即原告至少需要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并且已经产生了现实的损害结果。至于该行为与受到的损失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则是由被告来负责举证。
三、公益诉讼的管辖法院问题
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诉讼, 公益诉讼的受理法院有级别限制。根据新《解释》285条的规定, 公益诉讼的管辖法院为中级人民法院。这是因为公益诉讼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案件数量虽然不会大量的发生, 可是一旦发生往往涉及的人数众多, 并且社会影响较大, 法院审理的难度也较大, 因此直接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 根据新解释的规定, 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并不是绝对的, 新《解释》285条的最后还规定了“中院管辖原则”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除外。结合我国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就是如果一个公益诉讼案件交由下级法院审理能够更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和解决纠纷, 那么上级法院便可以将该案件移送下级法院进行审理, 所以基层法院在特殊情况下也是可以受理公益诉讼案件的。除了级别管辖外, 新解释还规定了“地域管辖原则”, 即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所在地法院来管辖公益诉讼案件。由于侵权行为地可以细分为侵权行为发生地以及侵权结果发生地, 而且鉴于公益诉讼的影响范围, 在现实中往往有不止一个法院有资格受理公益诉讼案件。为了防止重复审判和管辖权异议, 新《解释》规定了当出现就同一侵权行为分别向多个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时, 由最早立案的法院行使管辖权。另外, 在必要时由它们的共同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以便节约司法资源和统一司法尺度。
四、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关系问题
由于公益诉讼中涉及的侵权行为通常在损害公共利益的同时, 也侵害了很多人的个人利益, 所以难免会导致在提起公益诉讼的同时, 还有大量与该侵权行为相关的私益诉讼案件。那么究竟该如何处理由同一侵权行为所引起的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之间的关系, 就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目前学界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几点共识。首先, 由于私益诉讼的原告肯定是具体的被侵权人, 而公益诉讼的原告是检察机关或有关组织, 并不是被侵权人, 有一定的代理诉讼意味, 另外公益诉讼无论在诉讼主体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与私益诉讼都不相同, 因此两者决不能简单的合并审理。我们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在侵权行为已经明确时, 应该对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进行单独的起诉和审理。而当侵权行为还不能够确定时, 两者应该分别立案, 并暂时中止私益诉讼案件的审理, 待公益诉讼案件的判决对该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做出认定之后, 再恢复私益诉讼案件的审理。由此可以看出公益诉讼除了代表公共利益, 行使诉讼权利, 维护公共的合法利益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即在某些侵权行为不能确定的情况下, 由公益诉讼来确定该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以及该行为是否导致了损害结果的产生。所以公益诉讼不仅是维护我国公共利益的制度保障, 同时也是维护私人利益,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重要一环。
五、公益诉讼的调解、和解及撤诉的处理方式问题
根据新《解释》第289条的规定, 对公益诉讼案件, 当事人可以和解, 人民法院可以调解。在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后, 人民法院应当将和解或者调解协议进行公告。公告期间不得少于三十日。公告期满后, 人民法院经审查, 和解或者调解协议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 应当出具调解书;和解或者调解协议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 不予出具调解书, 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判。由此规定, 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出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不同之处。在一般的民事案件中, 调解贯穿于案件始终, 在判决书下发之前, 即使法院已经审理完毕, 双方当事人只要对权利义务达成一致都可以调解。但在公益诉讼中, 由于原告并非侵权行为的直接受害人, 所以其和解协议和调解协议都必须向社会进行公告, 由社会对该协议进行监督, 如果该协议损害了公共利益, 那么就不应当被允许。这种公告监督程序, 是公益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的显著区别。公益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还有一点显著区别在于撤诉方面。新《解释》第290条规定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后申请撤诉的, 人民法院不予准许。这是因为当法庭结束辩论阶段后, 被告究竟有没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庭已经可以作出判断, 一旦法院能够确定损害事实确已产生, 那么法院就应当做出判决, 如果此时原告有权利撤诉, 就很可能导致已经受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无法得到补偿, 进而使侵权人逃脱法律的制裁, 这显然违背了设计公益诉讼制度的初衷, 因此代表公共利益的原告在法庭辩论阶段结束后是不可以撤诉的。
参考文献
[1]杜万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重点问题解析[J].法律适用, 2015 (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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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民智.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解与适用[N].人民法院报, 2012 (04) :6.
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分析 篇6
环保法在其四次草案中, 起草者在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要求的立法中几经周折, 迫于各方压力终在《环保法》中确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相比与民事诉讼法的限制, 此番立法更为严苛。在新《环保法》出台之前, 地方司法实践中对于公民是否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的要求, 不乏有前瞻性的规定, 如以贵阳为例,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意见》中明确:个人拥有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 禁止个人借助公益诉讼为自己谋利的行为。他们认为, 公民是是因环境问题受害的直接关系人, 也是最广泛的群体。因而应当赋予他们诉权, 结合公益诉讼的基本属性, 因而做了上述限制性规定。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不能也不应当限制在仅仅依靠政府的范围之内。环保行政部门依据宪法、法律规定承担各项行政职能、权力, 而与之对应的他们也要承担相当的职责与责任, 结合现在中国国情, 一方面, 行政机关在简政放权的把背景下, 精简机构, 人员本就受到控制, 不具备在职责范围之外承担公共利益保护的职责, 另一方面, 行政机关的职权都是宪法、各大组织法所赋予, 改变各行政机关的职能属性必然付出极大的立法成本, 在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的今天, 直接赋予行政机关法律职权代价过大。
二、鼓励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参与诉讼
(一) 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必要性
首先, 在公民不被允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背景下, 能够独立自主完成环境公益诉讼社会组织数量少、且适格的诉讼主体数量相对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污染面积不断扩大的基本现状而言乃是捉襟见肘。其次, 现国内社会组织普遍规模小、公益性、募集资金困难、发展规模有限。
(二) 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正当性
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对法律的实施实行监督, 而行政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者, 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有必然性与正当性。一方面, 检察机关在行政主管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 应作为而不作为, 不应作为而作为, 以及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有权依其职责提出司法建议, 要求行政主管机关及时履行职责,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 检察机关亦可代表国家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追究环境侵害者的法律责任。在新《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支持起诉原则, 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 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对符合起诉资格的环保团体予以支持
(一) 财政支持
目前我国环保社团主要分为四类一是由政府部门发起组建的环保社团, 占49.9%;二是由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社团, 占7.2%;三是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 占40.3%;四是港澳台及国际环保社团驻大陆机构, 占2.6%。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社会组织的地域分布严重不均衡, 且自身财政、诉讼力量薄弱无法与强大的污染者对抗。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负责人的介绍, 作为国内环保第一大组织, 他们在之前在各地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被驳回诉讼起诉的案件中, 除了客观上缺乏法律规定外, 很大一部分系无法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所致, 其他组织也就不言而喻了。因而政府有必要建立鼓励、扶持环境保护组织的专项基金, 使得更对的环境公益组织走向保护环境中来。
(二) 技术支持
现阶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组织普遍缺乏保护环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 提供的服务也仅限于帮助反映情况、协商、提供咨询等方面, 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域外先进经验, 培育一批环境保护团体, 特别是民间自发的环保组织, 促进环保团体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注意改善政府与环保团体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其自治性和自主性。在其成员之间普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知识, 让这些社会团体从实体上到程序上都能得到确实的提高, 从而提高自身的环境保护能力, 进而达成我国法律设置环境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
(三) 政策支持
这要体现在设立专门基金支持公益诉讼的提起, 避免社会团体望诉讼费用心叹。应当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政策支持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一方面明确专项基金的用途、申请方式, 另一方面明确违法使用专项基金的法律责任, 使得专项基金用在刀刃上, 真正促进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改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现状调查报告:杨东平.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的转型与博弈[M].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公益诉讼理论与模式探析 篇7
一、公益诉讼概述
公益诉讼是指在国家行政机构或其他公权力机构、公司、企业、团体和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行为使社会公共利益遭到危害的情况下,任何公民和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有权就该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的罚金诉讼制度,又称为民众诉讼制度,罗马《大法官法》中规定有“堆置、悬挂物件的责任”,即大法官为了维护通行的安全,规定只要有人在房屋堆置或悬挂物件,即使尚未造成损害,任何市民都有权告发,称“堆置、悬挂物件诉”,法官可以据此直接追究房屋所有人和管理人的责任。然而,当时的罚金诉讼制度因本身有着诸多的缺陷,以致后来消亡,没有被各国所传承下来。在20世纪后,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相互间影响增强,出现了更多的公共领域,有了更多的公共利益需要保护,但却缺乏对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机制,出现了严重的“公物灾难”问题,公共利益被蔑视,弱者权益被凌辱,社会迫切需要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基于这一现实,西方国家纷纷开始对公益诉讼制度做出立法。
二、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已成为学界一个热门问题,众多学者纷纷以大量论文证实了其可行性。笔者认为,一种新的诉讼形式在形成的初始阶段,应把它作为原有诉讼程序的特别程序,不必追求一步登天,以避免太多的变动导致工作上的失误。因此,应把公益诉讼制度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程序。
(一)公益诉讼的启动.
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和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设定公益诉讼可由三种原告发起:
1、检察院.
检察院作为国家的公权力机关,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社会公益的护卫者。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32、638和646条的规定,检察官可以提起婚姻无效之诉、确认婚姻存在与否之诉。在一切情形下,上级州法官可以申请禁治产,检察官还有权代表国家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重大民事案件提起诉讼。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和非诉案件程序法的规定,日本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主要是作为公益代表人参加与公益密切相关的民事诉讼案件.在我国,由于检察机关长期担任刑事公诉职能,不涉足于纯粹的民事纠纷领域,并且基于检察机构设置的现状,如果使其承载太多的职能,必然导致诉讼效率下降和经费、人力的不堪重负。因此,在我国对检察机关应赋予这几类案件的管辖权: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有关的公害案件;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等与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损害公共利益的案件;涉及其他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案件。这些案件涉及的企业地位高于其他团体和自然人,对社会公益的损害具有极度的广泛性和普遍性,由检察机关行使救济权比一般自然人和团体更有优势。
2、团体。
在我国,发挥着保护消费者权益作用的公益性团体主要是消费者协会,其作用在于面对一些垄断企业的不平等格式条款,代表大众的利益对其进行指责,而在如今的社会形势下,这些企业和部门均以沉默相回应,让消协机构陷入尴尬境地,症结便在于消协对这些霸王条款并无起诉的资格,而遭受实际损失的人往往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不愿意起诉。假如赋予消协这样的社会团体于诉权,制定霸王条款的企业们如果不改变横蛮的强加给消费者的义务,将会陷入官司缠身的不利境地,这样就很大地起到了保护消费者的作用.
3、私人.
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作为权益所有人的自然人个体当然是最有权利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在放宽主体限制的情况下,主要应考虑怎样避免恶意诬陷的情况发生。因此,要对主体责任明确规定,当事人诉讼应有明确的事实及证据,如当事人恶意诬告,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令其赔偿企业应诉所造成的损失。另外,应明确适案范围,即该案件的标的必须是公共利益,自然人只能在法律准许起诉的公益案件范围内起诉。
假如起诉的自然人有多人,我国在这种情况下为代表人诉讼。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诉讼人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英美法系的规定则为集团诉讼,采取“默示参加、明示退出”的原则,有效地解决了由于原告的不确定性和广泛性造成的困难,因此是处理存在共同利益案件的一种高效而经济的方法,值得我国借鉴。
(二)案件受理.
案件受理是能否进入司法程序的一道门槛,鉴于公益诉讼是一种新类型的诉讼,为防止起诉人对它的认识出现误差,以导致日后撤诉等事由发生,应该在案件受理时严格把好关。在案件受理时应严格审查案件是否属于公益诉讼的范围、起诉人是否有正确的诉讼动机,其使命在于将滥诉和恶意诉讼挡在门外。这样,既可以避免使企业卷入无谓的纠纷中,保障了企业的利益,也避免热心公益的人士错误提起诉讼,浪费诉讼成本。
(三)审级。
有人认为,由于公益诉讼涉及的利益有关社会全局,并且这种新型诉讼案件在立法和实践中都缺乏依据,技术性、专业性强,因此需要有较高素质的法官来审理,认为由中院审理较为合适,并且设置专门的审判庭来行使审判职能。在由哪一级法院审理的问题上,美国环境公益诉讼中法院的管辖权根据被告的不同而不一样。以环境保护署为被告的诉讼案件经法律特别规定由哥伦比亚特区的巡回法院管辖,而其他的以企业、机关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则由被告所在地法院或者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法院管辖.笔者认为在公益诉讼制度得到一定的推行后,可能会产生大量的这类案件,并且一些公益诉讼案件标的额较小,如果全由中院来管辖,会给中院造成较大的负担,不利于其上诉审职能的行使。参照美国做法,将一部分特别公益诉讼案件由中院审理,其他的仍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由中级法院审理的应当是技术性较强、社会危害性大、取证相对困难的案件,包括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环境污染案件等国家机关为被告的案件,而以其他企业为被告的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四)诉讼费用。
各国的司法实践都对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做出了一些特别的规定,如美国实行胜诉薪酬制,律师费用从胜诉所获赔偿中支付,法院如认为合适,也可将诉讼费用判给诉讼的任何一方。德国实行“败诉者负担主义”,诉讼费用由败诉人承担。法国规定当事人提起越权之诉时,事先不缴纳诉讼费用,败诉时才按标准收取,数额极为低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鼓励公益诉讼,保护受害人权益。我国的诉讼法中为了使有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能充分保障自己的权益,有缓交、减免诉讼费用的规定。针对公益诉讼的特殊性质,从培养公益意识、鼓励当事人对抗不公正待遇的角度出发,可以对公益诉讼的费用适用诉讼法上的特别规定,即在当事人提起公益诉讼时,可不事先缴纳诉讼费用,待案件审结时如果被告败诉,由败诉一方承担律师费、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如果败诉一方是公益诉讼的原告方,应酌情减免。
(五)举证责任.
我国对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当事人双方的诉讼规定的是取证责任倒置,即举证责任由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他们比一般公众掌握更多的信息,举证也较容易。公益诉讼案件亦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在公益诉讼中,原告仅就被告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行为危害公共利益进行举证,被告对本身行为的免责事由进行举证,如被告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可以免责,则应遭到败诉的后果。
三、结语
公益诉讼经济法 篇8
关键词：诉讼观念,厌讼,公益诉讼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某种事实以及支持着该事实的思维架构如果是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一社会所特有的, 或者说即使不完全是特有的但特别显著地表现出来的话, 就可以说这种东西不是自然本身而正是文化。在这个意义上, 对于所谓法来说具有核心般意味的社会事实就是诉讼的形态。”诉讼作为最能展现争议双方激烈对抗的争议解决手段和大量综合运用法律、体现立法思想的法律程序, 不得不说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浓重缩影。因此, 通过研究中国传统社会诉讼观念的形成原因, 以古为镜, 思考当今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 以获得几点启发。
一、中国传统诉讼观念概述及形成原因分析
(一)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厌讼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其发表的《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 将一个社会上层的贵族、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或者社会中的上层精英文化, 称之为“大传统”, 而将一般社会大众, 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 称之为“小传统”。按雷德菲尔德的理论, 一个国家法律文化中的诉讼观念也应是一种“二元”结构, 即由大传统的诉讼观念和小传统的诉讼观念共同构成的。中国古代社会, 无论是统治阶级、上流社会还是乡民文化, 都透露着厌讼、耻讼的诉讼观念, 甚至将“无讼”作为社会理想, 这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所谓厌讼, 就是一旦发生纠纷, 纠纷双方不喜欢、不愿意求助于诉讼手段解决, 或是对诉讼有着极为负面的评价, 甚至引以为耻。一些古代社会关于打官司的谚语就流露出中国传统社会深刻的厌讼观, 如:“冻死莫当盗, 气死莫告状”、“一争两丑, 一让两有”、“人命官司两家穷”、“衙门府底赔杯酒, 赢得猫儿卖了牛”、“八字衙门朝南开, 有理无钱莫进来”、“衙门从古向南开, 就中无个不冤哉”等等。
如果说这些民间谚语反映的是中国小传统的诉讼观念, 那么中国大传统的诉讼观念则表现在主流的思想流派中, 这些思想流派经过几千年的融合成为了统治者推崇的封建思想意识, 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
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各个流派几乎都将无讼作为社会理想, 这一影响使得中国乡民及上流贵族都对以诉讼解决纠纷这一手段敬而远之, 由此使得“厌讼”成为了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比如儒家就认为, 教化作为一种手段, 其目的就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 巩固封建统治。主张“德治”的儒家期望通过教化, 使人们产生以讼为耻的内省心理, 从而达到“无讼”的目的。孔子曰:“听讼, 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可见, 作为无讼论的奠基者, 孔子将建立一个“以和为贵”的大同社会作为其社会理想。
法家认为对轻罪采取重刑, 人民就不敢犯轻罪, 轻罪不能产生, 重罪更不会出现, 试图通过严厉的刑罚手段以达到“去刑”“无讼”的世界。虽然与主张德治教化的儒家所采用的手段不同, 法家倾向于严刑峻罚、轻罪重刑, 但其社会理想都有相似之处。
墨家作为小生产者利益的代表, 希望建立一个互爱互利、“强不执弱, 众不劫寡, 富不侮贫, 贵不傲残, 诈不欺愚”理想国, 即建立一个和谐和睦的“无讼”世界。
中国古代先秦思想家的理论虽然不同, 但关于建立一个“无讼”社会的理想却极为相似。而这些思想流派到了秦汉时期, 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事件为代表, 随着封建中央集权政权的建立, 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 吸收了法家、道家等各种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的思想因素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论, 将遵从的义务内化为民众的思想意识, 少纷争、无讼的太平盛世也成为了衡量统治者的治国之术的重要标准。除了特定时期的统治需要, 如武后称帝后建立了铜匦 (告密箱) , 还派侍卫保护上京告状的平民外, 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一直以“无讼”作为向民众所描述的社会理想。
正是这种“无讼”思想的长期积淀, 使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崇尚和谐, 人们追求的是“民风淳朴”、“人心敦厚”, 鄙视“重利轻义”, 甚至主张“舍身取义”。由于崇尚“无讼”伴随着而来的必然是“厌讼”、“贱讼”, “良臣畏讼, 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 莠民以讼为本能”, 以至于早期的“辩士”、“讼师”等职业更为人们所鄙视, 被斥之为“讼棍”。
(二)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的形成原因分析
1.思想原因。每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及终极理想, 它潜藏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心世界, 并通过其行动表现出来。“无讼”是存在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及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属于精神和理想的范畴,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都可以找到其影子。和谐观和中庸思想的影响, 使得古人必然从追求自然界的和谐, 到进而追求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这样的“和谐”在社会关系领域里必然体现为“无讼”。
我国传统的诉讼观念是以“息讼”为前提的, 追求的是“讼端尽息, 官清民闲, 熙熙嗥嗥, 岂不成太平之世哉”的理想境界, 而以“大德小刑”论为主、强调“德主刑辅”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成为了历代统治者的选择, 整个封建社会从上到下都强调道德的调整、依赖于德治, 将法律作为统治工具, 这种法律工具论的论断使得人民漠视法律、鄙视法律, 对法律的评价较为负面。其体现在诉讼这一程序上, 就是厌讼观念成为了主流。
2.经济原因。我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 且重农抑商, 这种男耕女织的生活一直到近代西方列强侵略才打破。在农业社会的背景下, 我国封建统治者只关注休养民生, 而百姓也只求得遇明君及瑞雪兆丰年, 以求没有苛捐杂税和获得大好收成。在义务本位的封建法制统治下, 不仅没有税法这一说, 全凭统治者一人之言决定税负高低, 就连民事方面的律法也极其稀少。从律法的编纂上来看, 不仅重刑轻民, 即刑法条则众多而民事条则寥寥无几;从规定的范围上来看, 规定涉及的社会生活方面较为狭隘, 如民事方面主要涉及婚姻嫁娶和继承、买卖等, 刑事罪名则主要是严重危及统治者统治和封建伦理纲常的“重罪十条”, 且只强调义务本位, 具有浓厚的重刑主义观。
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重农抑商的统治理念下, 商业得不到极大的发展。能够“成商成市”的往往具有地理上的优势或是历史原因, 由此形成了行会组织以及具有当地特色的交易习惯, 渐渐形成了行会法, 典型的有井盐法。这种依靠行会内部解决的民事纠纷, 以及商人社会地位不高等各种因素, 使得“厌讼”成为必然。
农耕社会的经济条件也使得统治者更加注重地方官的税收政绩, 本来就集行政、财政、司法职务为一身的地方“父母官”在任上往往只重税赋缴纳, 想尽办法塑造一个“清平无讼、盛年丰收”的地方形象以使政绩卓著。
3.制度原因。美国学者海利 (John O.Haley) 在其《厌讼的神话》一文中指出, 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都会积极利用诉讼, 关键在于一个社会能否为国民利用诉讼提供制度上保证。日本诉讼率的低下, 不是所谓“厌讼”心理使然, 而是其司法诉讼制度上的障碍造成的。海利先生的观点可谓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对诉讼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研究, 仅仅从法意识、法律制度内部着手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处在封建统治压迫下的劳苦民众, 对于义务本位的律法不是没有“讼”的要求, 反而是有着极大的需求。比如百姓对于清官的渴望, 使得民间塑造了几位典型的清官形象, 从侧面反映了人民对于“青天大老爷”能够辨别是非、倾听民意的极度渴望。而“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平生不作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六月飞雪”等俗语则反映了民众在现世无法沉冤得雪或是获得公正评断的残酷现实, 只能寄望于来世或是超自然现象以获得寄托。这种寄望于个人 (如明君或是清官) 和超自然现象的“救世主”怪象, 恰恰反映了我国传统社会在诉讼制度上的缺失。
传统中国社会在诉讼保障制度上的缺位, 一是反映在诉讼制度的设计上, 二是反映在家族法的兴盛上。我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无不以“无讼”作为其法律秩序的最高要求。至于那些衔恩受命的地方官吏们, 他们解决纷争的理想手段不是听讼决狱, 而是礼义教化。他们总是以减少诉讼为己任、为己政绩卓著的标志。社会舆论总是对那些能够勤助息讼之地方官褒扬有加, 且从不考虑其所息之讼的是非曲直。在这样的背景下, 还未进入公堂打官司就需要缴纳一大笔费用购买状纸、请状师、写状纸也不足为奇。即使进入公堂, 还未得述情实就先来个“喝堂威”, 原被告各打几十大板, 甚至连相关的证人在作证前也要先经受体罚。除了想以官威恐吓双方当事人及证人, 保证各方说真话机率的考量外, 更多地是对“刁民”提起诉讼的惩罚, 还未听取情实、光就上公堂这一事实就可认定为“莠民”。
如此令人生畏的诉讼体验使得人们有了“厌讼”心理, 转而依靠“家法”来解决纷争, 由此形成了家族法兴盛的局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 而儒家文化的精神支柱就是封建的家族主义。“家国一体”的社会模式是中国传统法律生存的土壤, 家庭是基本的社会经济组织。梁启超曾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传统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社会关系中, 有三种是家族关系, 而尊君既可以看做是国家本位的体现, 也可以按父子关系作为家族的一部分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国”、“家”一体, “国”、“家”不分。在这里, 法律的调整不仅显得多余, 而且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 因为诉讼意味着以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纷争, 法律的强制破坏了温情脉脉的家族亲情, 违反了家族制度所赖以维系的“亲亲”、“尊尊”原则。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及问题
2008年底,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挂牌。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却遭遇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零”的尴尬。直到2010年6月21日, 昆明市环保局一纸诉状将辖区内两家养猪企业告上法庭, 指控其污染地下水源致使附近上千村民出现饮用水危机, 才打破了“零”的尴尬, 拉开了我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的序幕。虽然打响了“第一案”, 但如若不改变我国现行法律中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诉讼模式、诉讼费用等均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 环境公益诉讼始终难逃“大棒打蚊子”的命运。
与我国相比, 环境公益诉讼在美国开展得如火如荼, 并为公民参与环保事业、保护人类共同的环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无疑对我国学者、环保主义者具有极大的“诱惑”, 甚至十年前, 引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曾一度被称为中国环境保护“最后的希望”。我国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新增了公益诉讼制度, 为保护群体性利益提供了诉讼保障。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修改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承认了公益诉讼的地位, 如前所述, 甚至可能是中国环境保护“最后的希望”。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这一定语限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 当前只有《海洋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中的“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符合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要求, 可以代表国家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行为, 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 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着如下问题:
一是原告主体资格问题。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不必细言, 但谁能代表群体性利益提起公益诉讼则有待考究。除了公民个人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外, 还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国家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 首先是因为国家负有为全体公民保护环境的责任, 应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途径排除对环境的损害;其次是因为个人诉讼机制存在着不足。个人诉讼是一种勇敢者的诉讼, 当勇敢者缺位时就会导致环境损害所涉及的环境公共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因此, 国家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一极必不可少。”
如前所述, 依照我国当前法律, 我国能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只有《海洋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的“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原告主体资格要求较高, 须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排除了公民个人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学者们讨论的检察机关、ENGO组织等都没有获得原告主体资格。打个比方, 当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如同一栋新建的大楼, 虽然建立起来了, 但是大门只开了一条小缝, 得以入住的房客少之又少, 可以说是“空有外观”, 还未能真正发挥应有的环境保护的作用。
二是客体问题, 即“对人的损害”还是“对环境的损害”的问题。我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使用了“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描述, 似乎未将公益与私益作明确区分。“公益”即公共利益, 但何谓公共利益, 目前理论界还未达成共识。即使是“私益”, 何为环境污染的利益相关者在实践中界定都存在着模糊性, 逞论“公益”的界定了。一般来说, 公共利益所代表的是多数人的共同利益, 比如正义、公正、善良等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和朴素的道德论, 以及空气、土壤、环境这些公共产品所体现的价值都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环境公共利益涉及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两种价值:一方面,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水、土壤、森林都是人须臾不可缺少的, 此时的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 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独占性和消费排他性, 其产生的利益表现为公共利益;另一方面, 环境是人类社会性生存的必要条件, 水、土壤、森林是人的劳动对象或生产资料, 此时的环境则可以特定为独立的“物”而成为所有权的客体, 其产生的利益表现为私人利益。这两种价值是同时表现在环境这个客体上的, 环境并不会因为具有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双重价值而自动分开:一棵树, 若表现为公共利益, 那么它可以制造新鲜空气、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气候;若表现为个人利益, 那么它可以生长果实、提供燃料、作为制作家具的原料, 还可以变卖。
“对人的损害”就是环境作为所有权的客体并体现私人利益时所使用的概念, 而“对环境的损害”则是损害了环境作为典型公共产品的价值, 如对清洁空气、水源的损害。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本应是为规避“公地的悲剧”的风险而设立的, 在找不到或无法明确权利主体时也可代替求偿, 以待将来权利主体明确后转交。大规模环境污染事故等对私益的损害, 则已经有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的诉讼机制作为救济途径。但实践中, 环境公益诉讼的客体仍无法明确, 甚至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即将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代替环境受污染的几十户村民向排污者求偿作为公益诉讼。公益诉讼之所以特别, 不是因为原告主体的身份特别, 而是因为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与传统诉讼的认定标准不同, 赋予了更广泛的起诉权;且诉讼客体是公共利益, 即针对的是环境作为公共产品的价值受到的损害应得到合理赔偿, 如美学的价值、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等。当前,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环境污染……等社会公共利益”到底指代的是私益和公益还是单指公益, 还有待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来明确。
三是诉讼结果问题。一个好的诉讼体验和满意合理的诉讼结果, 往往是影响当事人诉讼观念的关键因素。俗语说:“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新型诉讼或是大案要案的判决结果除了在司法体系内部具有指导性意义外, 经过媒体报道和广泛传播, 实际上也影响着潜在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观念。在提起诉讼前, 当事人会根据所收集的信息和证据判断可能获得的结果, 并从中选择最优的解决方式。由于环境本身具有的特殊性 (是一个复杂、联系紧密的生态系统) , 所以除传统的民事、行政责任承担方式外, 还需要更为灵活、多样的责任承担方式。此外, “公益”本身的价值就是难以估量的, 以环境来说, 某块土地的重金属污染可能经过长时间的生态系统演化发展为水污染、动植物品种变异或消失等二次污染, 同时也是二次侵权。如何合理判断与环境所受损害相适应的责任承担方式, 成了环境法庭法官的难题, 也使得潜在的原告因为对获得合理诉讼结果的巨大疑惑而踟躅不前, 这也是上文提到环境法庭遇“冷”的原因之一。
三、传统诉讼观念形成原因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启示
传统诉讼观念属于意识范畴, 如上文所述, 其形成必然离不开思想上、经济上、制度上的原因。“厌讼”文化成为我国传统诉讼观念的特征, 与以义务为本位的封建社会的背景条件有极大的关系, 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影响下, 即便某些时期的讼率激增, 往往也只是改朝换代将至、社会矛盾激增的表现之一, “厌讼”成了时代的主流。如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背景下, 抛却了传统的“以讼为耻”的诉讼观念, 讲求对合法权利的保护, 诉讼成为了人们保护自己合法权益、诉求主张的有效途径之一。“有事上法院说去”成了人们普遍的法律意识, 这从侧面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人们的权利意识普遍提高。季卫东教授就认为, 权利意识与诉讼行为之间必然存在着正比例的相关关系;诉讼率可以作为法和权利意识发达程度的衡量指标。
但无法否认的是, 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遇“冷”的状况。通过对中国传统厌讼观念的原因探究, 发现其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有几点启发:
一是改变冷漠的环境意识, 树立环境权利意识。目前, 我国公民的环境意识还主要停留在获得清洁空气、水源、土壤等基础的环境要求上, 对于生物多样性、基因多样性以及环境的美学、历史价值等都还未有保护意识。这种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仍停留在环境污染, 而忽略环境破坏的狭隘认识使得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遇“冷”。即使是有诉权的机关及有关组织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一后果也难以判断, 破坏行为易于判断, 但“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则过于模糊, “国家损失”并不等于社会公共利益, 这样的表述容易使相关部门认定只有国家海洋保护动物才值得保护, 才能成为提起公益诉讼的缘由。正是没有正确恰当的环境权利意识, 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在千呼万唤中出炉后, 却在现实遇“冷”。如若不改变狭隘的环境诉权观念, 即使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 也无法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损害救济、遏制侵权的作用。
二是建立科学有效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提高环境诉讼体验的质量。与美国民众的“尚讼”不同, 中国民众普遍都将诉讼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 非“迫不得已”不为之。虽说高诉讼率并不能完全成为一个良好的法律社会的衡量指标, 但如若公民欲提起诉讼便有与之相应的诉讼渠道, 这便是良好健全的法律社会的表现特征之一了。在美国, “美国民众的滥讼已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已有不少美国学者认识到, 诉讼泛滥根本上是道德失败的产物, 必须恢复对诉讼的正确理念、用道德和理性认识诉讼的危害。”现如今, 我国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法治化进程, 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 鼓励公民以诉讼为途径实现自我的诉求, 建立公正、高效、健全的诉讼机制是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重要任务。但是,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法治社会并非诉讼社会, “健讼”不是诉讼泛滥, 而是健全诉讼机制, 使得公民不因制度上的原因而“厌讼”, 实现诉讼作为最后手段的权利保障功能。
民事公益诉讼主体探析 篇9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许多污染环境，危害社会公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不断发生。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对公益诉讼做了规定，但是其过于笼统，并没有明确公益诉讼提起的主体。通过对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做了探讨，分别就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公民个人、其他组织进行维权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主体
民事公益诉讼是指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专门机关依法对在民事、经济活动中违反民事、经济法律，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活动。
一、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确定原则
1.职能相关性原则
该原则要求对于民事公益诉讼中担任原告的机关和组织必须与该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具有职能上的相关性。这样能够保证原告对于欲保护的公共利益有熟悉性、相关性和取证的便利性。
2.有能力性原则
该原则要求担任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机关或组织具备人力、财力、专业鉴别能力方面的保障。只有公益诉讼的原告有能力履行诉讼和相关应诉准备工作时，才能使公益诉讼制度不至于形同虚设，真正发挥其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
二、我国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类别
1.行政机关
学界对行政机关能否成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争议较大，支持者认为：行政机关很多是公益诉讼案件涉及问题的行政主管部门，其对于问题的专业性判断和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较一般机关组织更为专业，因此由行政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对侵害者提起诉讼能够更好地保护公共利益。反对者认为：行政机关更多的是公益诉讼案件涉及问题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有责任和义务管理本辖区内的相关事务。如果由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容易使行政机关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民事公益诉讼是民事诉讼，诉讼原被告双方法律地位平等，行政机关在具体事务中处于行政督导和管理的地位，同时又让其作为原告，易造成行政机关角色担当的混乱。
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应当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作为原告对有关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行政机关对于所辖范围内的危害公共利益的问题能够掌握最新最全面的资料，同时其能够做出专业性的判断，具有对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的相关性和熟悉性以及取证的便利性。当行政机关对于案件没有权限予以管理时，应当适时地赋予行政机关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及时有效地制止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2.检察机关
对于检查机关能否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学界也有所争论。支持者认为：一方面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权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拥有专业的从事司法工作的队伍，并且具备调取证据和分析证据的优势，有着丰富的诉讼经验，大大提高了公益诉讼的效率，能够更好地保护公众利益。反对者认为：将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存在公权力干涉私权的风险。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代表介入公益诉讼中，其强势地位易对被告以及法院造成压力，打破原被告平衡局面，也无法保证法官的中立审判。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是目前各国普遍的做法，也得到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的普遍认同，应当将其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检察机关作为我国法律监督机关，拥有专业的司法人员，调取证据分析证据，丰富的诉讼经验，面对强势的被告能够有效运用法律武器抗衡。其中立的地位能更好地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参与诉讼，形成强大的司法威慑力。但应当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设定一定范围：包括严重环境公害案件，如大气污染、水污染、食物污染、土壤污染、核泄漏污染等；国有资产严重受损案件；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2]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的职能并未明确规定其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为促进民事公益诉讼更好地发展应当将检察机关此项职能加入，从而为其起诉提供法律依据。
3.公民个人
对于公民个人能否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国外很多允许其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排除了公民个人的主体资格。有部分反对将公民个人纳入公益诉讼主体范围的学者认为我国当前不适宜将公民个人纳入公益诉讼主体范围。在当前法治思维薄弱的情形下，如果赋予其诉权，很有可能会导致公民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同时对于如何区分公民提起的诉讼是为保护其个人私益还是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的标准还不明确，司法机关无法很好地处理此种情形，因此将公民个人排除是目前采取的最为适宜的方式。
笔者认为，公民个人应当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公民参与民事公益诉讼是管理国家事务的体现，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公益诉讼的社会价值，给予公民公益诉讼的诉权，可以激发公民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维权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法律素养，可以使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处于全社会每个公民的监督之中，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法制化社会的建设。
4.有关组织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有关组织”必须是我国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包含社会团体和民间公益组织。社会团体是根据《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在民政部门备案的组织，其它组织如果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具备相对固定成员的组织，该团体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第二，该组织成員必须有共同的宗旨，有共同的行动纲领；第三，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具有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第四，有可供该组织进行活动的资金。[3]该主体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时应当遵循“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优先，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居次”原则。[4]
《民事诉讼法》第55条对公益诉讼的规定打破了传统民事诉讼的形式，丰富了维权途径，扩大了权利救济（下转第52页）（上接第48页）范围，为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其规定笼统不明确，导致实践工作开展有所障碍。本文对公益诉讼主体的类别的论述旨在分析各个主体的维权可行性，主体的多元化，使更多的适格主体参与到民事公益诉讼中来，促进该项制度的发展，更好地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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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素红，邓海林.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探析[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7（2）.
[3]潘申明.比较法视野下的民事公益诉讼[M].法律出版社，2011，323.
[4]郭雪慧.论公益诉讼主体确定及其原告资格的协调——对《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思考[J].政治与法律，2015，（1）.
作者简介：
民事公益诉讼执行制度初探 篇10
一、诉前禁令
诉前禁令是《知识产权法》中的表述, 其是指提起诉讼前法院责令侵权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法院有权依照一方当事人请求, 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 为防止迟误可能给权利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或者证据被销毁的危险。因为是在诉讼前对违法行为的禁止性措施, 因此诉前禁令应当由对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依申请人申请才得以启动, 发布禁令是为了保护权利人免受难以弥补的损失, 发布错误的禁令同样也会给被控侵权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特别是诉前禁令是未经庭审程序, 完全依据申请人的单方申请作出的, 因此对其必须严格限制。这也是避免司法保护这种公共资源被当事人滥用的必然要求, 因此法院对禁令是否执行要做十分慎重的判断,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诉前禁令, 实体上一般应审查以下四个要件: (1) 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知识产权; (2) 不采取有关措施, 是否会给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3) 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4) 禁令的作出是否会损害公共利益。我们可以借鉴知识产权领域对诉前禁令的审查条件, 制定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前禁令的适用前提。并且对申请人提供担保的资金可以规定由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先行垫付。
二、先予执行
对民事公益诉讼的先予执行制度的构建可以参照民诉法的规定, 民诉法第106条规定了先予执行的适用范围, “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 可以裁定先予执行: (一) 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 (二) 追索劳动报酬的; (三) 因紧急情况需要先予执行的。”因为在经济法中所涉及到的侵犯的客体是社会性财产和社会性行为, 因此侵犯这类客体的不会涉及到第 (一) 和第 (二) 项的案件范围, 对第 (三) 项规定中提到的因紧急情况需要先予执行的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该条在《民诉意见》的第107条有了对“紧急情况”的进一步解释, 即“ (1) 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出妨碍的; (2) 需要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 (3) 需要立即返还用于购置生产原料、生产工具货款的; (4) 追索恢复生产、经营急需的保险理赔费的。”可见, 除了后两条的情况外前两条都可以直接拿来适用在民事公益诉讼当中。
《民事诉讼法》107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 (二) 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人民法院而已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 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 驳回申请。申请人败诉的, 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先予执行遭受的财产损失。”笔者个人认为民事公益诉讼中对先予执行的适用条件可以规定为“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危害公共利益”以及“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 对于该条第二款, 《民事诉讼法》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担保, 而在民事公益诉讼中, 因为案件已经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因此法院对案件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对该案现阶段以及不加制止是否会更进一步侵犯公益完全可以做出判断, 并且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还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也势必会影响效率, 因此在民事公益诉讼的先予执行中可不比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 只规定在原告败诉时赔偿被告损失即可。最后, 《民事诉讼法》对先予执行的启动方式也可以从106条看出是依申请启动, 由于民事公益诉讼更倾向于法院职权主义模式, 并且其涉及到公共利益, 不能因为没人申请就不去维护公益, 因此, 对其启动方式可规定为依申请和依职权两种方式更为妥当。
对先予执行要不要规定对被告的救济?笔者认为是必要的, 因为被告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保护, 如果被告认为先予执行没有必要并且会侵害自身利益, 完全可以像现行民诉法规定的一样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 但复议期间不停止对裁定的执行。
三、判决的执行
对于判决的执行问题, 四中全会公报提出,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审执分离, 原义是法院内部将审判与执行分开, 审判员负责审判, 执行员负责执行。目前审判权和执行权的分离, 在相关法律中有明确表述。《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执行员, 办理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事项, 办理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中关于财产部分的执行事项。《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 执行工作由执行员执行。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设立执行机构。
虽然法院内部有立案审判执行的分权制约, 但司法不公现象仍有发生。由于在执行过程中法院的决定和裁量权力较大, 法院执行庭法官腐败现象多发。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程雷提到了当前的几个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改革方案:一是将执行权交给司法行政机关, 二是交给公安机关, 三是成立相对独立的属于行政系统的执行机构, 如执行总局等。程雷介绍, 在这些方案中, 因为司法行政机关目前执行力仍比较弱, 有人对此表示担心;而公安机关当前的社会管理、社会治安的压力已经非常大, 交给公安机关也存在问题;现在可能比较合理的途径就是重新设立机构, 给它配置相应的权能和执行的警力、执行手段。笔者认为, 重新设立执行机构的成本是否过大, 并且涉及到新设机构的问题, 其归属于何部门, 向何部门负责, 受何部门监督等等都是要解决的新的一系列问题, 因此在现有的公安机关里增加部分人员配备, 一方面解决执行问题, 一方面也缓解已存的社会治安压力, 不为一个选择。因此, 把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介入案件执行的机制引入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执行中, 应当是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执行的一个不二选择。
摘要：诉讼的执行制度是整个诉讼活动中付诸实践的主要制度, 执行问题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案件能否得到一个良好解决, 也关系到司法威信的树立。民事公益诉讼相对于传统的民事诉讼来说更加关系到人民权益的维护, 因此其执行问题也应加以注重, 又因其与传统民事诉讼不同, 因此在执行上也有自身的特点, 笔者认为民事公益诉讼在执行制度上应根据所在诉讼中时间点的不同分为三种类型, 即诉前的诉前禁令、诉讼中的先予执行、和诉讼完结后对判决的执行。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执行制度,诉讼程序
参考文献
[1]崔先康.解读“四中全会公报”之一:法院审执分离能否解决“执行难”[EB/OL].财新网,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