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公益诉讼（精选10篇）
消费者公益诉讼 篇1
摘要：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消费纠纷的年增加,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群体性消费纠纷事件,因此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逐渐成为消费者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新手段。虽然立法上已将起诉主体加以明确,但也给予了一定的限制,而该限制正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关键词：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限制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带来经济交往的不断增加,由此引发的消费群体性纠纷也逐年增加。随着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确立,对于消费群体纠纷提起公益诉讼逐渐成为消费者维护其权益的新手段。那么何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谁又能提起该诉讼?
一、我国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
从司法实践来看,因侵害消费者权益以及消费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并非是近几年才兴起的,2012年的江苏某消协诉某火锅店案,可以称得上是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那么,什么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首先,要明确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是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一个分支而存在的。民事公益诉讼主要是指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国家专门机关对在民事、经济活动中违反民事、经济法律,导致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甚至是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行为依法提起民事诉讼,其目的是要求人民法院来通过审判形式来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①
而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其的组成部分,主要指的是在经营者存在侵害了或者即将侵害到不特定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的情况下,法律授权的特定的社会组织,为维护该类消费者社会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交由人民法院以审判形式处理此案件的诉讼行为。②
二、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
2013年,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施行,该法第47条对起诉的主体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作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唯一起诉主体才被立法所确定。
但是,该规定是否就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限制于消费者协会?虽然消费者协会作为起诉的主体确实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群体性消费纠纷数量的增加,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便受到了限制。
三、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限制
新民诉法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才能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新消法》中,也只明确了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才具有起诉主体的资格,这就导致了该领域“机关”与“其他组织”的缺失。
(一)“机关”缺失
《民事诉讼法》55条规定的是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才具有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资格,但却未对其中所谓的“机关”的类型详加列举。故在该类公益诉讼中,究竟哪些“机关”才可能享有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资格,在具体单行法律中就有了较为宽泛的理解。虽然我国对于“机关”的概念比较宽泛,类型也众多,但就公益诉讼起诉资格而言,赋予检察机关的起诉主体资格不仅是法学界所支持的,③而且也具有司法实践与理论基础。但是,《新消法》的47条中并未有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规定。因此,在该领域,检察机关是无该起诉主体资格。
(二)“其他组织”以及省级以下消协的缺失
由于新《消保法》只规定了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才具有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也就是说,在没有其他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法出台之前,只能由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才能提起该领域的公益诉讼。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那些处于农村或山区等偏远地区的消费者在其合法权利遭到侵害时,其只能向其所属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消费者协会或去北京寻求中国消费者协会,提起该公益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这也间接导致他们为了节约成本而选择忍气吞声,而不法经营商只会无所顾忌,恶性循环下,损害的只能是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利益。
因此,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资格限定在省以上消费者协会,不仅使得该领域公益诉讼开展受到桎梏,④同时,若涉及特殊领域消费侵权纠纷,具有专业性的社会团体,比如说营养协会、律师协会等,则能够凭借专业特长充分维护受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从新《消保法》实施一年多的实践数据来看,省级以上消协提起的该类公益诉讼并不多见。因此,是否能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对于该类公益诉讼的相关起诉主体资格能否进一步予以明确,不仅关系到对法院受理、审判消费维权案件的指导,也有利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慧.论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J].法商论坛,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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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学在.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解析[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2).
[4]刘璐.消费公益诉讼的法律构造[J].法学,2013(7).
消费者公益诉讼 篇2
关键字：消费者公益诉讼；诉讼制度；消费者团体；制度构想
消费者公益诉讼是指由于商品、服务提供者的不法行为，使整个市场经济秩序和消费者公众利益受到侵害或有受侵害危险时，根据法律规定，由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处理的诉讼活动。消费者公益诉讼不同于传统的诉讼活动，其目的具有显著的公益性，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
一、美国消费者集团诉讼制度
美国消费者集团诉讼制度最初的理论依据是衡平法思想，即任何人不得通过自己的违法行为获利。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遏制经营者的不法行为，保障消费领域的正常秩序。消费者集团诉讼是指由能够代表众多消费者集团成员利益的代表人提起的，旨在维护消费者利益，由管辖法院依法处理的集团诉讼。[1]
美国的集团诉讼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变化，很多制度规则都值得我们借鉴。主要有：第一，通知与退出制。基于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法院必须将消费者集团诉讼的有关事项通知给每个集团成员，这是消费者集团诉讼的必经程序。集团成员收到通知后，只要没有明确表示退出便是集团诉讼的成员，最终的判决结果对其具有约束力。通知与退出制体现了对全体集团成员利益的同一保护及对集团成员自主选择权的尊重。第二，和解制。在美国的消费者集团诉讼中允许代表消费者利益的一方与经营者进行和解，由于和解涉及到每个成员的利益，因此，和解的程序非常严格。法院先对和解的相关事项进行初步的审查和判断，在此基础上再举行听证会，该听证会所有成员都有权参加。一旦和解协议经过法院的确认，该协议就对集团成员具有约束力，除非该成员明确表示退出。第三，流动性补偿制度。流动性补偿指在集团诉讼中部分集团成员未领取其损害赔偿份额或在不能明确每个成员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在集团成员各自领取了相应份额后，对剩余的资金进行分配的方法。[2]补偿的方法主要有被告降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建立消费者信托基金用于消费者维权事业等。
消费者集团诉讼已经成为美国保护消费者利益不可或缺的诉讼机制，其在实践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不仅为受害的消费者提供了有效的救济方式，惩戒了被告的不法行为，而且实现了诉讼经济原则，节约了司法资源。
二、德国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
德国是建立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较早的国家，这一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保护消费者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德国的团体诉讼制度，是指为了使某团体组织成员的利益能够得到司法保护，法律规定该团体组织有权代表其成员起诉或应诉，其判决对团体组织的成员有拘束力的一种诉讼制度。[3]
在德国，消费者团体的诉讼资格必须经过行政许可和登记，其进行诉讼的目的为了保护团体成员的利益而不是维护自身的利益。德国消费者团体诉讼最初仅限于禁令请求之诉，经过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法律、法规又赋予消费者团体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不当得利剥夺请求权。禁令请求权较早规定在法律规范中且范围宽泛，但损害赔偿请求权受到严格限制，其必须经过受侵害的消费者授权才可提起。不当得利剥夺请求权是指由于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使多数消费者利益发生损害时，消费者可以请求将违法者获得的不当得利交纳于国库的权利。关于消费者团体诉讼的既判力问题，需要具体分析。禁令请求之诉与不当得利剥夺之诉，由于其不是基于消费者的委托而取得，因此，若是消费者团体作为原告被判决败诉，则该判决的既判力对于团体成员采取限制的做法，但胜诉判决对其则具有约束力。在损害赔偿之诉中，由于消费者团体的这一诉权是经过消费者授权的，因此该判决不论胜诉败诉，对作为授权主体的消费者都具有约束力。
德国消费者团体诉讼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使受侵害的消费者得到赔偿，而且有效地遏制了经营者的不法行为，促进了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同时，实现了诉讼经济原则，节约了司法资源。
三、日本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
在借鉴欧洲一些国家有关消费者保护方面的经验基础上，日本修改了《消费者契约法》于2006年确立了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成为日本司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不仅扩大了消费者团体的权利，提高了其社会地位，而且有效地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日本消费者团体的诉权比较单一仅限于禁令请求权。但是日本消费者团体诉讼的程序规则有其特别之处，主要表现为：第一，诉前和解前置程序。消费者团体在提起诉讼前，必须先和经营者进行交涉，以书面的形式向其提出停止侵害的请求，一周内没有达成和解协议才可提起诉讼。第二，对于同一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法院已做出判决，不论起诉的消费者团体是否胜诉，其他消费者团体都不得对此再提起诉讼。另外，该判决只对诉讼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不存在判决既判力扩张的问题。虽然日本的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建立在借鉴别国经验的基础上，但其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而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制度设计，并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日本消费者团体诉讼没有引入损害赔偿请求制度，很多学者对此表示遗憾。当然，消费者是可以通过选定当事人诉讼和私益诉讼来实现损害赔偿的。选定当事人诉讼是建立在相互的信任基础上，而消费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社会关系，实施起来比较困难；私益诉讼只是消费者个人提起的普通民事诉讼，不易举证，很难实现获得赔偿的目的。但是，这两种方式为消费者请求损害赔偿提供了可能性，意义重大。虽然日本的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从该制度确立起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四、我国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构想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者与经营者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被侵害利益的现象时常出现。但是我国民诉法只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没有针对消费领域的公益诉讼做出专门规定，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建立起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
通过对以上国家有关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简单分析，下面介绍我国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以下几方面的构想：首先，扩大原告范圍。我国法律只规定了有关机关和组织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原告范围并不明确，应该将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消费者协会明确规定为原告。另外，作为当事人的消费者也应该具有这一资格。其次，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消费者不论是在消费中还是诉讼中都处于弱势地位，应通过立法确定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原告只需提出经营者侵害行为的初步证据即可；至于侵害事实是否存在，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否有因果关系等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若被告予以否认则必须提供反证。[4]最后，减免诉讼费用。在消费者公益诉讼中，消费者胜诉后无多大私利，而不论胜诉败诉都要承担较大的诉讼费用，背上沉重的包袱。[5]因此有必要适当减免诉讼费用。
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已经拥有了建立该制度的支撑，然后通过不断的完善和发展，逐步实现消费和谐。
参考文献：
[1]宋会杰.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研究[D].河北大学，2010.
[2]李利敏.美国消费者集团诉讼若干问题研究[J].经济与法，2012.
[3]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4]张明华.消费者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研究[J].杭州商学院学报，2003（1）.
消费者公益诉讼 篇3
目前最早的公益诉讼出现在古罗马时代的法律中, 当时古罗马法律有公法和私法之分, 其诉讼体制也分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其中, 以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国家和政府的诉讼属于公益诉讼, 以保护私人利益的个体诉讼属于私益诉讼。因为古罗马法律体制下的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保护的利益不同, 它们诉讼的主体也不相同。公益诉讼的主体是无特别法律规定的任何市民, 它主要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私益诉讼的主体是特定个人, 它主要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在法治国家当中, 美国是最早使用公益诉讼的国家,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其公益诉讼体制已经趋于完善。另外美国的创新之处在于建立了集团诉讼制度, 集团诉讼制度是为了救济那些损害数额小且分散, 无法通过个人诉讼的集团。当前西欧各国普遍采用团体诉讼制度解决群体纠纷, 其中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德国。德国的团体诉讼制是通过实体法确定, 以立法形式直接赋予一定领域的某些具有法人资格的团体, 让其享有原告的诉权。
虽然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西方, 但是它的使用范围非常广, 具有普遍性以及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比较缓慢, 原因在于缺乏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学术界曾经对公益诉讼进行粗略的分类, 分为狭义公益诉讼和广义的公益诉讼, 目前广义的公益诉讼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基本处于空缺状态, 而狭义的公益诉讼主要是以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刑事诉讼。
二、公益的定义和公益诉讼概念
(一) 公益的定义
在我国的五四运动之后, “公益”一词逐渐地被人们熟悉, 解释为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的解释源于《辞源》, 它是指相对于一个人的私利、私欲。因此, 公益是指非特定多数人所应该享有的共同利益, 这个共同的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或某个集团的局部利益, 它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那么如何理解公共利益?首先从字面意思来看, 它是指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次从内涵上来看, 公共利益包括社会总体的共同利益和国家利益两个方面, 国家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侧重点不同。国家利益是指统治阶级的利益, 属于政治利益, 国家是社会成员的共同体, 具有公共性。国家的政治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否一致, 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 如果统治阶级是少数人, 那么政治利益就不等同于共同利益, 它仅仅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为了实现长久的统治, 他们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共同的利益。如果统治阶级是大多数人, 这时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比较接近, 大体上可以把国家利益说成社会共同利益。但是我们需要清楚的是, 国家利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
(二) 公益诉讼的概念
首先, 关于公益诉讼的定义是, 因公共利益受损而产生的纠纷, 行为人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规定, 其行为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存在事实上或潜在的损害结果, 任何公民或组织都有权利提起诉讼。换句话说, 公益诉讼是处理违法行为的活动, 这一过程要按照法定程序, 依法对个人或组织提起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进行审理并判决。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如果法律没有特殊规定, 任何人都可以行使诉权。需要注意的是, 公益诉讼和我国现行的公诉制度大不相同, 公诉是指我国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违反刑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提起的诉讼, 而公益诉讼的范围更广, 它既可以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 也可以是由拥有诉权的社会团体或组织提起诉讼, 甚至公民个人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三、公益诉讼在经济法领域的应用
(一) 经济法的公益性
经济法是可以帮助国家调整经济运行中的产生的经济法律关系的部门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生产逐渐变得社会化, 特别是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 加深了生产社会化程度, 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 整个社会正在从机械的社会个体向有机的社会整体转化, 经济法也在此时产生并快速发展。然而, 经济法不只是研究如何获取利益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保护国家社会经济有序、平稳、健康、持续的发展。经济法与民法有很大的区别, 经济法是可以影响国民经济的法律, 它有比较宽泛的法律目的和法律任务。近年来, 我国分别在市场管理、宏观调控、组织管理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体系。经济法的主流研究方式是, 以法律为调整对象、以调整手段为核心进行研究。但是经济法本身,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行为规范、规则行事、规范重心等问题, 这些问题导致经济法本身不能准确地进行自我界定。这就使得经济法与行政法和民法混为一谈, 其重要性不能突出出来, 无法恰当地使用经济法解决经济纠纷, 造成理论和实践脱节的局面。
经济法要在我国法律之中拥有立身之地, 就要对经济法重新审视。每一条法律法规的产生都源自于一种目的, 因此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法律的目的就是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对某种特定的利益进行保护。因此法的目的的一个层面是解决问题, 另一个层面是保护利益。个人利益为私, 国家利益为公, 两者由于性质的不同有明显的区分, 而社会利益具有很强的中立性, 很难判断社会利益属于公还是属于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社会成员的利益是社会利益, 它属于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社会利益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人利益, 个人是利益的归属。如果按照传统方法对利益进行分类很难得到准确的界定, 所以用这样的地域分类来区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就会使法律混同。另一种利益的分类方法是, 以利益的实际享有者不同进行分类, 这就可以把利益分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 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人类整体利益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社会公共利益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加快会促进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 人类利益结构中私人利益不断地减少, 社会公共利益逐渐增多, 个人所获得的利益甚至可以达到社会化。由于经济公益需要保护才产生了经济法, 因而经济法就是为了保护经济公益。
(二) 公益诉讼可以解决经济纠纷
公益诉讼是法律授权的任何组织和个人, 依法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公益诉讼的本质是保障、尊重宪法, 以及法律授权的社会弱势群体维权的权利, 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公益诉讼之所以被广泛地使用, 一方面它是为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达到社会相对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它可以防止滥用权力, 预防或者阻止违法破坏国家和社会的行为, 保障国内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维持社会经济秩序, 保证整个社会平稳健康的快速发展。可以说经济法是经济公益之法, 它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 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的部门法, 社会经济有秩序地良好运转是公益客体在经济上的表现。因此经济法既是维护和保障社会经济秩序的调整法, 又是社会经济秩序的保护法, 只有社会经济秩序稳定, 整个社会才会稳定, 社会才更加和谐, 从根本上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同时经济法的目的应该是有效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 始终关注整个社会公益。因此, 经济法和公益诉讼有共同的价值目标, 有助于公益诉讼解决经济纠纷。
四、消费者公益诉讼面临的问题
(一) 公益诉讼主体受到限制
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诉权, 但是限制了起诉主体。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定机关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公益诉讼程序, 又对法定的组织划定在半民半官性质上的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 这样其他的民间组织就不能参与进来。法律赋予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权与其协会性质有关, 消费者协会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设立, 并且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在民政部门核准登记后, 才能获得社团法人资格。这样的程序就使得消费者协会成为半民半官的性质, 相对于其他民间组织, 国家更重视和信任消费者协会, 这样一来其他民间组织就得不到发展和成长, 当消费者协会发展到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 它所拥有的法定诉讼权是可以水到渠成的。但是, 我国目前法律仅仅授予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权, 其他的组织或团体没有这种权利, 这就限制了我国公益诉讼的开展。任何个人、社会团体或组织, 甚至国家机关都应该参与到对抗非法侵害行为, 合理的利用公益诉讼权, 维护整个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动中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人民应该享有一切权利。这需要我国要不断建立健全公益法律制度, 加大消费者公益诉讼主体范围。
(二) 消费者公益诉讼内容受限
在法学理论上, 诉权具有双重含义, 分别是程序上的诉权和实体上的诉权。实体上的诉权, 指当事人请求法院经过审理作出判决, 实现其实体权益。程序上的诉权, 指当事人从程序上向法院请求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权利, 主要包括应诉权和起诉权。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定了消费者协会程序上的诉权, 但是没有规定实体上的诉权。目前, 我国法律限制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忽视公益诉讼的诉权内容, 这样就会使得少数法律主体肆无忌惮, 加大实际操作的难度, 从而产生“一行独断”的不良现象。所以要解决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各种问题, 需要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 在这个制度中要具体规定诉权主体、受案范围和管辖以及适用程序等方面。
五、构建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
(一) 构建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管辖制度
诉讼管辖是指不同级别的法院, 或者同级别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案件受理权限和分工。目前我国刑事或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按照案件的性质、影响范围、标的额大小几个因素确定划分, 所以消费者诉讼案件的管辖也可以仿照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进行划分。比如以消费者公益诉讼案的受众多寡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侵害的人数众多且不能确定, 覆盖范围广, 影响恶劣的侵权案件。第二种是受侵害的人数比较少, 但是潜在的危害比较大的案件。对于第一种类型的案件, 由于牵涉的人数比较多, 应该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其他的公益组织及消费者协会提起诉讼, 被告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第二种类型案件可以由消费者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 这样也可以激励消费者参与诉讼。
(二) 确定消费者公益诉讼受案范围
前几年, 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出现, 大多都是采用行政诉讼、民事诉讼, 甚至刑事诉讼来解决问题, 但是仍然达不到预期效果。如果用消费者公益诉讼方式, 再加上合理的运用法律解决问题, 必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新《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益诉讼的受理条件, 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经济法的范围之中, 因此消费者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程序, 与传统的消费者民事诉讼有很大区别。
摘要：目前我国的公益诉讼还只存在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框架中, 其他法律法规也处于空白状态。我国相关部门正在努力把消费者公益诉讼应用在民事和行政案件中, 希望以此解决更多复杂的经济问题, 文章针对消费者公益诉讼在经济法领域的适用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提出构建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公益诉讼之困 篇4
在迈出“草根NGO环境公益诉讼案”第一步后，“自然之友”被700万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费用的报价困在了原地。
时机成熟了
去年8月，云南曲靖市的一座水库边，突然出现了大量牲畜的尸体。经过检测，水库内有毒物质铬含量超标，牲畜都是在饮水后死亡的。
真相很快浮出水面，铬来自于当地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他们将5000吨铬渣随意倾倒在水库边上。随后，媒体又爆出14万吨铬渣堆放在珠江源头旁长达十余年、南盘江六价铬含量超标2000倍、周边村庄癌症率高发等一系列问题。
作为一家民间环保NGO，“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公众参与议题负责人常成等人决定派出工作人员和“自然之友”的公益律师团一道，前往曲靖实地调查。
到达陆良后，他们发现污染情况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公益律师团成员杨洋回忆，铬渣堆放地周边土壤明显发黄，周边水稻田里的水泛着白沫，甚至连距离铬渣几十米远的围墙，都结满了白色晶体。
为了取样，总干事李波用手指刮取了一些墙上的白色晶体。晚上睡觉时，他被痒醒了，用水冲了半天才有所缓解。同行的其他成员开玩笑说，要是有不法之徒企图投毒，随便从墙上刮一点就够了。
回到北京，律师团迅速形达成一致：准备材料，向曲靖市中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铬渣污染事件发生后，当地环保局对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依法处以了30万元行政罚款。当地政府对也其下达了停产通知，并要求企业加快铬渣无害化处理。
虽然有专家称，被铬污染过的生态水系和土壤若想恢复到未被污染之前，恐怕要将近40年的时间，但政府并没有在处罚中提及生态恢复的问题。
这一次，“自然之友”希望通过诉讼，以更具效力的法律判决，而非行政命令的方式，执行肇事企业污染后的赔偿问题。
他们的公益诉求也有别于行政处罚：除了要求肇事方停止侵害，消除环境危害，还要拿出专门的资金，用于恢复当地生态。
早在2008年，“自然之友”就开始关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前年，他们内部还专门开启公益诉讼项目。这次铬渣污染事件成了他们第一次实践。
在我国，没有明确关于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社会各界对公益诉讼也没有清晰、统一的认识。
多数学者倾向于宽泛地界定公益诉讼，即凡属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公共利益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都可以理解为公益诉讼。
1990年代中后期，“公益诉讼”这一概念才被引入中国。2005年，以全国律协发布《公益诉讼苏州宣言》为标志，公益诉讼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如郝劲松状告铁道部拒开发票案、李刚状告全国牙防组虚假认证案等。
而在环境污染事件中，公益诉讼却很难立案，法院的理由是，原告与案件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在铬渣污染发生前一个月的渤海溢油事件中，“自然之友”等11家民间环保组织，就是基于上述考虑，放弃了向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这一次，“自然之友”觉得立案的可能性很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铬渣污染事件发生的曲靖市专门设有环保法庭。
最近几年，云南、贵州等省份高调设立环保法庭，通过地方法规鼓励环境公益诉讼。甚至有云南的法官公开表态：环保法庭设立的初衷就是环境公益诉讼。
“自然之友”最初的计划是，联合另外一家民间NGO组织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作为原告，将曲靖市环保局列为第三方，起诉被告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要求被告立即停止污染行为，并赔偿造成环境损失。
曲靖市中院没有马上受理，而是建议“自然之友”将曲靖市环保局也拉入到原告中去。他们认为，把环保局列为原告有益于取证，而且环保局可以与两家NGO分担环境损害的评估费用。
这是“自然之友”难以接受的。他们担心，一旦夹杂官方成分，案件很有可能以调解告终。
果不其然，曲靖市环保局一位副局长在和李波的一次沟通中，“看似无意”地提及了调解的主张。
“自然之友”的律师曾祥斌认为，调解不是不可以，但他们更希望先经过庭审。
经过数次协商之后，“自然之友”接受了曲靖中院的建议。事实证明，环保局成为原告之一后，这起公益诉讼的成功立案水到渠成了。
2011年10月19日下午，律师团将修改过后的诉讼材料交到了曲靖中院。五分钟后，他们就顺利拿到了案件受理通知单。
取证之难
成功立案并不意味着接下来就会顺风顺水，“自然之友”很快就遇到了公益诉讼之难。
去曲靖市工商局查肇事企业档案时，杨洋和曾祥斌的经历让人啼笑皆非：工商局要求他们自备复印机和打印机。
经过沟通，工商局做出让步：只准许他们拍照，不能复印。杨洋心里还纳闷：按照工商总局的规定，查询企业工商档案是不准拍照的。难道曲靖市工商局不知道吗？既然他们只让拍照，那就拍吧。
二人拍了十分钟左右，一名负责人可能觉得不妥，制止了他们的拍照行为，转而又答应给他们复印。
而前往14万吨铬渣堆放地取证的经历，也堪称惊险。最初，“自然之友”直接向陆良化工实业提出希望实地调查堆放在南盘江边的14万吨铬渣处理情况。陆良化工实业的法人代表徐建根很痛快地答应了，但是他本人一直称没有时间见面。
三次预约未果，“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决定自行实地走访铬渣堆放地。
正当他们拍完照片留证，准备开车掉头离开的时候，一辆轿车横在路中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从车上下来的几个人，自称是陆良化工实业保卫科的人。没说几句话，他们就抢走了调查人员的相机和录音笔，还报警称“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来厂偷铬渣。
曾祥斌觉得可笑：接触铬渣时间稍长，回去就有口鼻喉干、皮肤瘙痒之类的症状，谁还会去偷剧毒的铬渣？他们也报警，表示调查团成员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
警察赶到现场调解，保卫人员仍然拒绝交还相机和录音笔，几经协商，当“自然之友”拿回相机和录音笔时，发现照片和录音都已经被删掉。
当时杨洋就想：如果前来取证的是政府部门，对方还会不会如此？
巨额评估费
艰难地完成取证后，鉴定成了横在“自然之友”面前的一道坎儿。“自然之友”提出的诉讼请求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求被告赔偿因铬渣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失。
污染范围、污染程度，以及污染造成经济损失的具体金额，则需要由具备评估能力和司法鉴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作出鉴定。
如果没有生态环境损害评估鉴定，即便“自然之友”胜诉，法院也无法判定被告的赔偿金额。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国内既具备评估能力，又有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少之又少。而且，鉴定的费用还非常高。
“自然之友”曾向一家具有司法评估资质的机构提出过鉴定请求。对方提出的报价是700万元，这完全超过了“自然之友”的承受能力。2011年，这个公益组织全年总支出亦不过500万元。
“鉴定费用是很高，但也没高到这个地步。对方提出的报价很不负责任。”杨洋认为，数十万到上百万还算一个比较正常的价位。但即使如此，也是“自然之友”无法负担的。而且一旦官司没有获胜，这个评估费用如何落实，也将成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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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一度寄希望于原告之一的曲靖市环保局提供帮助。但环保局表示，部门预算有限，无法分担这笔鉴定费用。
现在，“自然之友”找不出任何一家既有评估能力、鉴定资质，费用又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的机构。他们只能呼吁具备评估能力、鉴定资质的机构，能够出于公益的考虑，减免部分费用。
“可能对外界来说，这个案子能立案已经成功了。如果停留在形式意义上的成功，我们心有不甘。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走完所有程序，实际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样也能为以后的案件提供更多参考价值。”“自然之友”公众参与议题负责人常成说。
争议
“自然之友”此次诉讼的成功与否，仍然是一城一池的成败，亟需突破的还是法律的限制。
“自然之友”铬渣污染事件公益诉讼案刚立案时，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不吝赞美之词，称此案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历史性突破，也是我国无利益相关者提起公益诉讼的一个良好开端，必将对正在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产生深刻影响”。
他的话似乎应验了。
去年10月24日，“自然之友”铬渣污染事件公益诉讼案立案后五天，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增加了公益诉讼制度，拟首次赋予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
草案拟规定：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不少法学专家和环保人士认为，如果民诉法修改最终能够确立这一条款，无疑将会为我国公益诉讼打开一扇“广阔的大门”。
但是，拟修正案中“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如何界定，值得玩味。
许多法律界人士将“有关机关”解读为国家检察机关。而对于“社会团体”，“自然之友”内部和学界一样，也出现了两派不同的观点。
公益律师团成员夏军认为，“社会团体”，应是按法律含义界定，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规定的“达到一定会员数，经过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中国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但目前大部分获得“社会团体”证书的组织，都是官办的社团组织。草根性质的民间组织，注册社会团体很难，全国只有少数几个。“自然之友”和大多数民间NGO一样，都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从法律上，不算“社会团体”。
在他看来，这次修正对民间NGO来说“名宽实紧”，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倒退。
李波则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修订案中的“社会团体”，并非指登记时所拿的证书名称，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的是除政府和商业组织之外，其他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包括了目前拿着“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的大部分民间NGO。
“环境问题必须引起政府重视。”李波说，去年我国环境污染损失超过了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6%，甚至超过了教育支出的4%。如果修正案放宽提起公益诉讼的要求，拓宽诉讼主体的多元化，能对环境保护起到很大帮助。
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对草案中的“社会团体”作出明确解释。无论最终修正案能否通过，对“社会团体”如何界定，“自然之友”都走在了立法前面。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探索，为更多的民间NGO赢得参与公益诉讼的机会。
绿事件
《公益组织信息公开制度》预计年内出台，这一制度由民政部委托清华大学进行专项研究。届时，包括慈善组织高管薪酬等内容都需要公开。此前，包括最重要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均属于自愿公布范畴。
3月19日，温家宝在全民民政会议上表示，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北京市将从今年起推动公务人员逐步退出慈善公益组织，以保持慈善公益组织的志愿性、社会性和民间性，更好地与政府合作开展工作。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张瀛岑提出议案，要求打破慈善垄断。由于目前只有极少数慈善机构获得了政府的特别许可，政府主导的或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慈善机构维持垄断格局。从本质上说，由“郭美美”等事件引发的慈善危机，其症结在于“慈善垄断”。
在央视的3.15晚会上，“中华学生爱眼工程”被曝光，该项目以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用眼习惯为名义，将原本30元的镜架以129元的价格卖给学生。
北京市红十字会近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情况，其中，2012年“三公经费”预算85万余元，比2001年的113万余元减少了27万余元。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在“两会”中提议，在自愿、无偿的原则下，在适龄国家公务员中开展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宣传动员工作，争取更多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入库。
消费者公益诉讼 篇5
关键词：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范围,诉讼请求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是指法定适格主体, 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向法院起诉, 由法院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活动。公益诉讼所涉及的范围较广, 表现在受损害者或即将受损害者的数量较多, 其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和非经济损失的程度都比较严重。今年出台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完善了我国现有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有利于小额分散性利益的救济。
一、明确和扩大了适用范围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条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 一共五项, 我将其简称为“存在实际损害”、“存在损害危险”、“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霸王条款”、“兜底条款”。第二项和第四项尤其值得关注。第二项中“对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作虚假或引人误解宣传的”, 这其实就是公益诉讼对虚假宣传的规制。本项的规定与《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订草案送审稿) 》中对虚假宣传行为的规定相契合, 没有采用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用“虚假宣传”修饰“引人误解”, 从而扩大了消费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第四项“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规定的”即“霸王条款, 对“霸王条款”的规制是该司法解释规定的亮点之一, 该解释同时赋予了起诉主体就该项可以提起确认之诉的权利, 这恰恰是与《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的无缝连接。
新的司法解释弥补了民事诉讼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范围的空白, 以列举的方式界定了其适用范围, 对司法实践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二、起诉主体规定上留有余地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 民诉法关于起诉主体的规定较为模糊和笼统, 消保法的规定明确但是太过单一, 所以起诉主体这块儿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仍将起诉主体规定为省级以上消协, 采用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规定。这种明确且单一的规定表明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配置仍具有垄断性, 其他消费者组织和省级以下消协虽有保护消费者权益之职责但是却无消费公益诉讼之诉权。
但是第二款“法律规定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机关和组织”的规定是在为将来扩大起诉主体提供法律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7月1日正式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内蒙古等1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本级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试点。2015年7月2日出台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2月最高法发布的《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均规定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时, 在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 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目前, 检察机关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虽然只是在开展试点工作, 但是, 这无疑在特定区域范围内拓宽了起诉主体的范围。
三、诉讼程序的特殊性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结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我国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有了自己独特的诉讼程序。第一, 消协起诉前置程序的存在;第二, 法院受理后必须公告案件受理情况, 并且必须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第三, 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调解协议的, 人民法院进行公告;第四, 人民法院认为和解、调解协议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 出具调解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 不予出具调解书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此环节类似于美国消费者集团诉讼中法院对和解的干预, 限制了诉讼主体对私权的处分。第五, 判决生效后, 人民法院必须书面告知行政主管部门, 并可发出司法建议。
新司法解释的出台, 完善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程序, 该程序来源于民讼普通程序但又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是公益诉讼的特有程序。在该程序中, 法院的自由裁判权得到了充分发挥, 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 不再中立和被动, 而是公共利益的主动维护者, 如对当事人调解协议与和解协议的司法干预。
四、私益之诉的“搭便车”
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明确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损害赔偿不在其列, 原告不能要求被告赔偿损失, 也就是说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公共利益并不直接等同于个人的利益。在德国的团体诉讼程序立法中, 将团体利益与团体中成员的个人利益区别开来, 明确规定这两者之间的诉权不相互重复或抵触。美国的消费者集团诉讼, 法院起着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的桥梁作用。诉讼团体可以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判决效力及于所有没有选择退出的受损消费者。在台湾, 消费者保护团体可在受让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后提起诉讼。可见, 我国采取的是德国的“不作为之诉”模式, 我国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功能缺失。然而, 在私益诉讼中, 消费者提起的都是财产或人身受损后的赔偿之诉, 公益诉讼中损害赔偿的缺失, 导致其判决不能直接对消费者个体损失赔偿的适用, 其判决效力并不能解决消费者个体所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新司法解释赋予了私益诉讼“搭便车”的权利:在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起诉的是同一侵权行为时, 公益诉讼生效判决认定之事实可免除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其中, 利于消费者的认定可直接支持, 利于被告的认定被告仍须举证。“搭便车”的规定, 表明我国不仅在实体法方面对消费者存在倾斜性保护, 在程序法方面同样存在倾斜性保护。
私益之诉的“搭便车”行为是公益诉讼审判结果辐射所有受损害的消费者的一种表现, 解决了消费者私益诉讼中举证难的问题, 这既鼓励了消费者依法维权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又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但是, 这种辐射, 仅在于事实的认定方面, 这也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功能缺失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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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6年<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订草案送审稿) >.
消费者公益诉讼 篇6
一、消费者群体权益受侵害的状况分析
(一) 消费领域的主要市场主体企业与一般市场主体消费者形成明显的强弱对比
利益是人生存的现实需要, 它构成了人的生命的驱动力。人人都讲利益, 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更是如此。本来就处于对立地位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更加激烈。在这种利益博弈的格局中, 由于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信息极不对称, 且多以个体身份进人消费领域, 很难与实力强大的生产经营者相抗衡, 从而造成两者之间实质上是一种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因此, 处于强势地位的生产经营者垄断市场, 频繁侵犯消费者群体权益。
(二) 现阶段我国经济特点加剧了消费领域的利益冲突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 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利益格局已被打破, 同时, 由于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 致使在新的利益格局形成中, 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程度不相同, 争取利益的能力也不同。这种差异, 突出地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在消费领域, 原有计划体制下的经济基础, 造就了一批如铁路、银行、电力电信等具有强大市场垄断能力的国有企业, 它们从自身利益出发, 利用其优势地位垄断市场, 损害消费者群体利益。这一特殊的国情使得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情况尤其严重, 消费领域的矛盾冲突激烈。
(三) 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公益诉讼制度不健全
在消费领域, 相当一部分侵权行为所侵害的不只是某个特定主体的合法权益, 而是涉及整个消费者群体的利益, 许多侵害对于未来的潜在消费者来说也是普遍存在的。我国现有的法律虽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很多方面作出了规定, 但从诉讼维权角度来看, 依照传统的诉讼理念和司法制度, 案件原被告都是特定的, 权利受到被告违法行为侵害的主体也是特定的, 这使得现实生活中的消费者群体权益受侵害的案件, 很难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加以解决, 从而在纠纷解决的社会机制方面形成了相当大的真空地带, 使得消费者群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司法保护。
造成以上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的解决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目前, 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我国建立适合国情的公益诉讼制度。
二、公益诉讼的起源与现状分析
(一) 公益诉讼的起源
公共利益是指全社会或某一领域的共同利益。各个国家历来都非常重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古罗马时期, 由于当时的政权机构不像现代这样健全, 仅依靠官吏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利益是不够的, 所以, 就授权市民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 可以代表社会集体直接起诉, 以补救维护公益力量的不足, 这种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诉讼即是公益诉讼的最早起源。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 个私行为很容易损害公共利益, 这种利益的损害单靠政府加强管理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救济。作为有助于实现公共利益的诉讼机制, 公益诉讼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采用。近些年来,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在很多的领域尤其是消费领域, 出现了一些典型的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这使得公益诉讼制度的引入和构建成为我国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 国外立法和司法制度现状
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立法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公共利益的保护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于是公益诉讼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并引起广泛关注。在现代司法史上, 美国是最先重拾罗马公益诉讼制度的国家。从19世纪末开始, 美国先后制定了《谢尔曼法》、《克莱顿法》等一系列反托拉斯法, 对可能破坏社会经济秩序,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明确规定, 除了受害人有权起诉外, 检察官也可以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追究违法者的责任;而且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诉请禁止性裁决。二战后, 美国在社会变革中又出现了许多专门保护女性、儿童、消费者等弱势群体权益的公益机构, 公益诉讼制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现在, 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公益诉讼制度。
世界许多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都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 赋予诸多主体对侵害公益行为的诉讼权利, 这些制度和经验将为我国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公益诉讼制度过程中提供重要借鉴。
三、我国消费领域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
公益诉讼与我国传统的诉讼制度存在冲突, 所以, 必须转变观念, 构建符合实际国情的公益诉讼制度。
(一) 赋予原告主体资格
根据诉讼法的规定, 在传统诉讼中, 原告必须符合两个条件:法定的主体, 包括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二者缺一不可。而公益诉讼权利主体是不特定的, 具有分散性和不确定性, 所以, 在公益诉讼中, 不应要求原告是直接利害关系人, 而应当突破传统诉讼理论中原告主体“一元化”的框架, 允许更多主体提起诉讼, 实现诉讼主体的多元化。就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公益诉讼而言, 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 应将原告资格赋予以下主体:
1. 国家检察机关。
我国宪法规定,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 有权对一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进行监督。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 检察机关负有义不容辞的保护职责。从现实生活来看, 在消费领域中, 侵害消费者群体权益的行为多表现为行业性的垄断, 消费者处于明显弱势。在这种情况下,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益权力适时地介入其中, 以公益诉讼的方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显得更加必要。
2. 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
在我国, 消费者协会作为专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团体, 代表着消费领域内众多消费者的共同利益, 这种利益虽不同于全社会的普遍利益, 但也具有公共性质。当消费者的普遍利益受到侵害时, 消协和其他消费者组织应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 而且作为固定的组织, 它们有专职工作人员, 有一定的资产和经费来源, 具有较强的诉讼能力。然而, 目前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消费者协会仅能以社会团体身份支持消费者起诉, 这对于消费者群体权益的有效维护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在维护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公益诉讼中, 应当赋予
3. 消费者。
目前, 公民的法律专业水平比较低, 而且作为个体来讲财力有限, 这种诉讼力量的弱小会导致诉讼效果不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现实生活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具备了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相当财力并且具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人是理性人, 赋予公民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并不等于每个普通公民都会去随意行使这项权利, 导致滥诉。另外, 在消费领域的侵权案件中, 消费者毕竟是直接遭受人身或财产侵害的受害人, 作为侵权行为的被影响者, 他对案件事实的了解更为清楚, 往往能够及时发现违法行为, 作为个体, 他在诉讼意志上也较少受到干扰, 维权时积极性主动性更高。所以, 应当赋予消费者以公益诉讼的起诉权,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 消费者不仅有权利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提起私益诉讼, 有权利为了维护消费者群体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私益诉讼中提出公益诉讼请求的权利。
(二) 建立胜诉奖励制度
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以维护公益为目的, 鉴于目前社会公益维护不力的现实, 建立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对此, 我们可以效仿英美等国的法律实践, 设立原告胜诉奖励制度。人是经济人, 理性人, 行事多以利益最大化为其出发点,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对于那些为了维护社会公益起诉并胜诉的原告进行奖励, 可以提高消费者的诉讼积极性, 对损害社会公益的行为进行广泛监督, 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群体权益, 而且也利于惩罚不法经营者, 维护公平竞争, 促进经济发展。
(三) 诉讼判决的适用问题
在消费领域中, 受到公益侵权行为侵害的消费者往往是不特定的多数人, 所以, 在相应的公益诉讼中, 享有原告资格的主体通常都会有不特定多数人, 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 其他诉权主体则均有可能在其后针对同一侵权行为提起相同的诉讼。因此, 应当建立涉及公益侵权案件的判决适用制度, 使法院所作判决的效力不仅仅只局限于诉讼当事人, 而是遍及所有享有原告主体资格的人, 使判决效力具有辐射性。这样不仅符合传统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而且还可以大量减少司法资源的耗费, 降低当事人
摘要：从消费者群体权益保护视角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对于我国法制的完善以及消费者群体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消费者群体权益受侵害的状况主要表现为:消费领域的主要市场主体企业与一般市场主体消费者形成明显的强弱对比, 现阶段我国经济特点加剧了消费领域的利益冲突, 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公益诉讼制度不健全。目前, 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我国建立适合国情的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原告主体资格, 建立胜诉奖励制度等。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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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公益诉讼 篇7
根据2014 年新《消法》的制度设计,将来出现大规模消费侵权案件时,消费者协会能以原告的身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消费者协会是形式意义上、法律意义上的原告,受到不法侵害的消费者则是实质意义上、经济意义上的原告。消费者协会本质上是消费者的法定代理人,但无需消费者出资聘请律师,也不需要亲自出庭,只是需要证明自己受到了损害,并告知相关的个人信息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分享胜诉利益,实现零成本维权梦想。
中国《民诉法》修改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并损坏社会公共利益时,有资格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民诉法》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机关和组织能提起公益诉讼,在现行的司法环境下,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时很可能出现混乱状态。公益诉求不断出现,法院受理缺乏明确依据,这一矛盾会对法院工作形成一定的冲击。进一步明确主体资格,成为多方共识。
一、法律规定的机关
《消法》中关于公益诉讼原告的规定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但是从立法的层次上来看,虽然它同《民诉法》都属与法律这一位阶,但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程序还是存在差别。3《民诉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般法律,基于此,基本法律效力高于一般法律。4《民诉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作了概括性、指导性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特定领域专门立法,公益诉讼制度由单行法规定。现行《消法》的公益诉讼主体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不仅无法与《民诉法》的公益诉讼制度相衔接,更不能质疑法律规定的机关享有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民诉法》没有明确指出法律规定机关是哪个机关,但国家负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可以通过行政执法的方式,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加以制约,例如工商管理机关查处假冒伪劣商品。行政执法手段不能满足对消费者权益的完善保护的要求,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提起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通过判决制止经营者的不法行为。中国并没有设立专门行政机关保护消费者权益。《消法》第四章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明确了各级政府责任,负有落实消费维权工作的职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也应履行相应的职责。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例,经过多年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内部,专司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部门得以建立和发展,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办法相继出台并在不断完善中,行政执法职能更加明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消费者申诉,调解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争议,查处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因此工商部门有职责保护消费者权益,可以作为法律规定机关代表众多消费者对不法行为提起诉讼。
同时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是适合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在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具体制度进行安排时,可赋予检察机关原告资格。
首先,中国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有法律基础,1《民诉法》第14 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些可以看作是检察机关获得的参与公益诉讼的概括性授权。检察机关自产生以来,就负有监督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有效的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其次,检察机关拥有遍布全国的申诉控告网络,及时收集和受理侵害公共利益的案件具有自身优势,加之检察工作人员有常年的办案经验,工作能力强,可以正确把握和收集相关证据,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认同,具有良好的诉讼主体资格优势。最后,有由检察机关提起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并不违背诉讼法理,还符合国际惯例。在德国,检察机关可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根据公益原则,在诉讼中享有广泛的参与权。在美国,联邦总检察长可因国家利益的需要,介入一切民事诉讼案件,对任何涉及国家利益的民事案件追究责任。法国的《新民事诉讼法典》也有类似规定。2
二、有关组织
按照民事诉讼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的规定,有关组织可以作为诉讼主体,“有关”的界定是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原则上应与其诉求存在一定关联。地方法院的司法实践支持这样的观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立案受理公益性案件时,应当着重审查“原告是否为法律明确规定的机关或同其所诉事项存在一定关联的组织”。
根据这一定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关组织,主要是《消法》第36 条规定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这些组织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为设立宗旨的社会组织。虽然法律规定在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组织的定性上没有什么差别,但实质上两种消费者组织在职能有巨大差异。根据现行《消法》第五章的规定,消费者协会虽然名义上的法律定位是社会组织,但事实上在中国是以“民办官助、民意官办、官民结合”形态出现。各级消费者协会是经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批准成立的,各级财政还会给予必要的经费,并不是某个人或某集团的行为。这些决定了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半官方性质,依法执行着部分行政性事务,而其他消费者组织则没有这样的职能。
有关组织真正介入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是解决公益性纠纷实现公益目的的重要条件之一。一些国家授权各种民间组织代表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这些社会团体在公众消费领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可以有效解决公益性消费纠纷人数众多,不可能全体人员参加诉讼的现实困境,也可以避免“搭便车”问题,司法强制有力地保障了这类社会团体的监督权。
由消费者协会等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是将有共同利益的多数消费者的诉权“信托”给消费者协会等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台湾地区的“消费者保护法”规定,当经营者有重大违法行为时,消费者保护官和消费者保护团体可以向法院诉讼请求停止或禁止。这种不作为之诉,能克服单个消费者力量薄弱的问题,由特定官员和团体行使诉权以平衡双方诉讼实力达到保护社会公益的目的,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在德国,关于团体诉讼的立法,强调对权利保护的预防,其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和通说认为团体行使诉权限于不作为之诉。团体行使法律特别授予的不作为请求权,以达到维护经济立法的自由经济或消费者利益的目的。不过消费者团体可以进一步利用“任意的代替诉讼原则”从个人处获得授权,并以自己的名义来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中国消费立法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消费者组织在进行公益诉讼的时候,也可以明确赋予其不作为之诉请求权,还可以基于成员授予的“诉讼实施权”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
中国早在2003 年中国便出现了消费者协会支持起诉的公益性案件。2003 年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派出了法律顾问支持“童车伤人案”的儿童家长起诉厂家,并支付了相关诉讼费用,这是广东省首例由消费者组织支持起诉的公益诉讼案件。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在实践中已经走入法庭,进入公众视线。随着新法的实行,消费者协会的监督权获得司法强制保障,将更有力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功能上讲,消费者协会无疑是中国影响最大、体系最健全、发展最成熟的社会团体,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事业中起着中坚作用,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团体中带头人,对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保障社会健康运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消法》明确了部分消费者协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中的主体资格,可以加强这部分组织对经营者的监督,也使得消费者协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能有了司法保障。这一规定对于明确和细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具有进步性,但诉讼主体资格限定于中央和省级消费者协会,未与民事诉讼规定的“有关组织”相衔接,排除了其他级别的消费者协会,同时也排除了其他消费者组织。基层的消费者协会更贴近经济生活,其他消费者组织也是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宗旨,都与可诉事项具有天然的联系,依据《民诉法》的立法意图,它们不应该被排除在诉讼主体之外。
三、消费者个人
关于消费者个人能否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原告这一问题,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后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反对观点主要认为:现在中国公民文化水平不高且差距较大,公众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缺乏法律素养,加上个人财力有限而公益诉讼难度大、成本高,所以消费者个人不适合提起公益诉讼。同时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机制援助消费者个人进行公益诉讼,放任个人不受限制的提起公益诉讼,容易造成滥诉,浪费司法资源,破坏司法秩序。反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消费者个人的素质和经济能力上,但赋予消费者个人主体资格,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行使这一权利,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有能力行使这一权利,更不能以消费者群体中个人的客观条件而剥夺其享有主体资格的权利。这些理由都不能成为限制消费者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有力依据。
无论是《民诉法》,还是《消法》,都没有涉及消费者个人能否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原告的问题。现实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客观存在,一些带有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让人担忧,在公益诉讼上无所作为造成的社会损失将无法弥补。而消费者个人往往是经营者不法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作为最广泛的社会主体,对各种各样的侵权行为接触较多,是公共利益的最忠实的捍卫者和保护者,消费者个人当然拥有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消费者有权对不法行为人提起公益诉讼,保护消费者群体公共利益。
中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每个公民都有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力,普通消费者是中国公民,对消费者公共利益具有扩大了的诉的利益,应当被赋予诉权,这样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如果仅仅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上,容易造成对公益诉讼资源的垄断,造成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动力不足的情况。将原告资格赋予最广泛的社会主体,不仅可以增强动力,而且对于不法侵权者无疑是巨大的威慑。消费者作为经济关系的直接主体,能切身感受到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敏感发现公益侵权行为,事实上多数侵害消费者公益的行为往往最初是由消费者检举和揭露的。因此,消费者可以代表消费者群体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
尽管此次《民诉法》的修改没有明确消费者个人的主体资格,但实践中不乏消费者个人提起的具有公益性质的消费纠纷诉讼。2006 年上海市民邓维捷起诉中国四大商业银行收取ATM跨行查询费用0.3 元,这一事件发生后,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后来此种查询费用在2007 年停止收取。这个具体案件是消费者个人提起的诉讼,看似维护个人私益,但是公益性质明显,以起诉的方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最终迫使不合理收费取消,措施惠及所有消费者。实践中还有许多有类似作用的案例,例如朱燕翎起诉雀巢转基因食品案、李刚博士起诉全国牙防组案。他们的行为早已超出了私益保护范围,为民众谋福利得到广泛支持,是“战斗着的消费者”,无疑成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益诉讼的重要力量。德国诉讼法学家H·盖茨曾说“:私人为了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不断增多,这种状况被大多比较法学者认为是今后民事诉讼最主要的发展,这一变化可能给民事诉讼的形式和特征带来巨大变化。”
浅析我国公益诉讼制度 篇8
关键词：公益诉讼,侵害行为,公共利益,原告资格
自从2012年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首次将公益诉讼这一法律概念正式纳入我国法律制度当中后, 尽快完善我国的公益诉讼法律程序及其实体要件便成为了保护我国公共利益的当务之急。在经历了3年的等待后, 2015年2月4日公布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终于对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做出了初步规定。但鉴于新解释只用了8个条款对公益诉讼进行了概括性的规范, 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所以要准确理解我国现行的公益诉讼制度, 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一、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 做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应当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但究竟哪些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 《民事诉讼法》本身并没有进行相关的说明。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新出台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同样回避了这一点, 并没有对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做出具体的规定。但是, 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 人民检察院可以代表公众提起公益诉讼, 该规定为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打开了突破口, 然而人民检察院究竟该如何提起公益诉讼该规定并没有阐述, 所以公益诉讼的提起程序仍属空白。最重要的是, 仅仅依靠检察院的力量, 在面对日益增多的形式多样化, 受害群体复杂化的侵害公共利益事件面前, 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还需要等待后续的相关法律、法规来完善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尤其是“有关组织”的范围, 只有这样才能使公益诉讼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二、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及举证责任问题
新出台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84条对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可以看出, 提起一场公益诉讼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要件:第一, 需要有明确的被告;第二, 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第三, 需要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第四, 必须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其中的第三点即公益诉讼的原告在起诉时必须提交初步的, 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证据需要格外注意。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社会的公共利益是否受到损失, 只有在公共利益受损的前提下, 我们才能够提起公益诉讼。反之, 如果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公共利益受到损失就不能够提起公益诉讼。所以, 提起公益诉讼的对象必须是确已发生的损害事件, 如果仅仅有潜在的危险, 但还未转化为实际的损害就不能据此提起公益诉讼。这一点对我们准确理解我国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非常重要。此外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可以看出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为原告先初步举证公共利益遭到侵害, 即原告至少需要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并且已经产生了现实的损害结果。至于该行为与受到的损失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则是由被告来负责举证。
三、公益诉讼的管辖法院问题
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诉讼, 公益诉讼的受理法院有级别限制。根据新《解释》285条的规定, 公益诉讼的管辖法院为中级人民法院。这是因为公益诉讼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案件数量虽然不会大量的发生, 可是一旦发生往往涉及的人数众多, 并且社会影响较大, 法院审理的难度也较大, 因此直接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 根据新解释的规定, 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并不是绝对的, 新《解释》285条的最后还规定了“中院管辖原则”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除外。结合我国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就是如果一个公益诉讼案件交由下级法院审理能够更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和解决纠纷, 那么上级法院便可以将该案件移送下级法院进行审理, 所以基层法院在特殊情况下也是可以受理公益诉讼案件的。除了级别管辖外, 新解释还规定了“地域管辖原则”, 即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所在地法院来管辖公益诉讼案件。由于侵权行为地可以细分为侵权行为发生地以及侵权结果发生地, 而且鉴于公益诉讼的影响范围, 在现实中往往有不止一个法院有资格受理公益诉讼案件。为了防止重复审判和管辖权异议, 新《解释》规定了当出现就同一侵权行为分别向多个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时, 由最早立案的法院行使管辖权。另外, 在必要时由它们的共同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以便节约司法资源和统一司法尺度。
四、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关系问题
由于公益诉讼中涉及的侵权行为通常在损害公共利益的同时, 也侵害了很多人的个人利益, 所以难免会导致在提起公益诉讼的同时, 还有大量与该侵权行为相关的私益诉讼案件。那么究竟该如何处理由同一侵权行为所引起的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之间的关系, 就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目前学界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几点共识。首先, 由于私益诉讼的原告肯定是具体的被侵权人, 而公益诉讼的原告是检察机关或有关组织, 并不是被侵权人, 有一定的代理诉讼意味, 另外公益诉讼无论在诉讼主体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与私益诉讼都不相同, 因此两者决不能简单的合并审理。我们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在侵权行为已经明确时, 应该对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进行单独的起诉和审理。而当侵权行为还不能够确定时, 两者应该分别立案, 并暂时中止私益诉讼案件的审理, 待公益诉讼案件的判决对该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做出认定之后, 再恢复私益诉讼案件的审理。由此可以看出公益诉讼除了代表公共利益, 行使诉讼权利, 维护公共的合法利益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即在某些侵权行为不能确定的情况下, 由公益诉讼来确定该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以及该行为是否导致了损害结果的产生。所以公益诉讼不仅是维护我国公共利益的制度保障, 同时也是维护私人利益,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重要一环。
五、公益诉讼的调解、和解及撤诉的处理方式问题
根据新《解释》第289条的规定, 对公益诉讼案件, 当事人可以和解, 人民法院可以调解。在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后, 人民法院应当将和解或者调解协议进行公告。公告期间不得少于三十日。公告期满后, 人民法院经审查, 和解或者调解协议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 应当出具调解书;和解或者调解协议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 不予出具调解书, 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判。由此规定, 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出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不同之处。在一般的民事案件中, 调解贯穿于案件始终, 在判决书下发之前, 即使法院已经审理完毕, 双方当事人只要对权利义务达成一致都可以调解。但在公益诉讼中, 由于原告并非侵权行为的直接受害人, 所以其和解协议和调解协议都必须向社会进行公告, 由社会对该协议进行监督, 如果该协议损害了公共利益, 那么就不应当被允许。这种公告监督程序, 是公益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的显著区别。公益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还有一点显著区别在于撤诉方面。新《解释》第290条规定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后申请撤诉的, 人民法院不予准许。这是因为当法庭结束辩论阶段后, 被告究竟有没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庭已经可以作出判断, 一旦法院能够确定损害事实确已产生, 那么法院就应当做出判决, 如果此时原告有权利撤诉, 就很可能导致已经受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无法得到补偿, 进而使侵权人逃脱法律的制裁, 这显然违背了设计公益诉讼制度的初衷, 因此代表公共利益的原告在法庭辩论阶段结束后是不可以撤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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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呼唤环境公益诉讼 篇9
时代呼唤环境权
早在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庄严宣布：“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这是国际法文件上首次明确了环境权这一概念。
2011年广东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了广东要大力建设民主环保、民生环保、科技环保和法治环保的要求。所谓民主环保就是要求充分尊重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利，包括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环境决策权、环境监督权等，充分依靠公众的力量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民生环保就是要求保护公众在环境中的利益，让公众公平享受环境保护的成果和好处，两者都体现了保护公众环境权的基本精神。
环境权在现代社会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人作为一个生物体，要在地球上生存必需特定的生态环境条件，而环境整体和各环境要素都有多方面的价值，其中突出表现为两方面的价值：一是财产价值或经济价值；二是非财产或非经济价值，主要体现为生态价值。
在传统的法律当中，环境资源的财产功能和价值已基本得到保护，但是其生态价值和功能却往往受到忽略。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得这些原本充足的资源变得日益稀缺，人们的自然权益正在被逐渐剥夺，因而，为人类能够充分享有这些基本的生态环境条件、环境价值提供法律保障极其必要。
环境权的本质
20世纪6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的学者和律师首先提出了环境权的主张，并在一些立法中得以体现。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宪法或者法律对环境权予以确立，环境权在国外已经被普遍接受为一项基本人权。
从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律对环境权的表述，可以进一步确认环境权的本质。例如：《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1980年）第3章第19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无污染的环境中”，“国家有义务监督、保护这一权利，保护自然。”。《韩国宪法》（1980年修改）第35条规定：“所有公民都有在健康而舒适的环境的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为了环境保护而作努力。”
环境权在各国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的表述也有类似之处。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979年）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参与对环境的改善与保护。”《法国环境法典》（1998年）第110·2条规定：“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每位公民均有权拥有一个有益于健康的良好环境，并且由他们确保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发展。”
通过对以上表述分析可看出，环境权的本质是强调人们对生存环境享有特定环境条件的权利。尽管对特定环境条件的描述文字各有不同，但目的都是在于强调保护一种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环境权司法保护的主要形式是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权的实现途径不同于传统的私人权利，环境权不是基于所有权而是基于生存需要而产生，环境权每个人都拥有，但它与多数人的利益、公共利益密切相关，难分难解。环境权与环境状况相关，往往以共享、不可分割的形式存在，难以为特定人群明确具体份额。这样就产生两个难题：一是由于环境权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受到影响的人往往有想搭便车的心理，希望别人来解决相关问题。二是通过主张个人权利的方式来改善环境状况往往难以凑效，其牵涉的利益多和人群广，需要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进行衡量。因此，对于环境权的法律保护和司法救济必须要有新的路径。
笔者将30多年来在探索和实践中所形成的保护环境权的法律路径归纳为两个，一是私权救济的方式，即部分与公民个人生活密切联系或者与个人利益关系明显的公民环境权利，可以通过私权实现的一般途径来实现。典型的路径是主张相邻权、人格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寻求法律救济。但是，由于环境权的特殊性，在救济这些权利时也需要对传统的制度进行改造，如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等制度进行创新等；二是公权救济的方式。大部分的环境权利不但与公民个人而且与公共利益密切联系，最好采取公权途径来实现。将这些权利让渡给政府衡量和行使。公民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监督和对抗政府的权利。典型的权利是公民环境知情权、公民参与环境决策权、公民环境监督权和请求权等。
1998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丹麦的奥胡斯市通过了《在环境事务中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简称《奥胡斯公约》，公约就“获得信息的权利；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诉诸法律的权利”等三项与环境相关的权利制定了国际最低标准，确保市民要求公开信息的权利，政府机构负有收集、保管和普及环境信息的义务。同时，关于重大建设项目和重要决策，在决策的早期阶段即要求公众参与。并且，当环境遭到破坏或公众权利受到侵害时，确保可使用诉讼等司法手段的权利。公民保护其环境权的主要诉讼形式是公益诉讼。
虽然中国目前的环境法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环境权，中国也没有加入《奥胡斯公约》，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承认公民环境权，国务院2005年在《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实行环境质量公告制度，定期公布各省（区、市）有关环境保护指标，发布城市空气质量、城市噪声、饮用水水源水质、流域水质、近岸海域水质和生态状况评价等环境信息，及时发布污染事故信息，为公众参与创造条件。公布环境质量不达标的城市，并实行投资环境风险预警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企业要公开环境信息。对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通过听证会、论证会或社会公示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强化社会监督。研究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公诉制度。”这一文件较为清晰地反映了环境权的内涵，也从国家层面上提出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张。
nlc202309030622
广东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
自1998年以来，广州海事法院共审理公益诉讼14件。这些公益诉讼都是由水污染事件引起，其中行政机关提起的诉讼12件，检察机关提起的为2件。行政机关中，由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提起的诉讼有8件，其他机构包括环保部门、环境卫生部门、政府派出机构、海事部门。
这些机关中，部分是直接依职权提起诉讼，如海洋渔业主管部门作为国家海洋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部门，在海洋及海洋资源受到损害时，依照1982年《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1条及1999年《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的规定，代表国家向责任人追讨损失。部分是间接依职权提起诉讼，由于这些机构对环境保护承担职责，当海域受到污染时，他们必须采取应急措施进行清除污染，由此而产生费用，又由于污染是排污者造成的，排污者有义务消除危险、排除妨碍，所以清污费用应该由排污者负担。行政机关主张清污费用，也是责成排污者承担排除妨碍责任，这类的案件最多。由检察院提起的两起诉讼是为了维护公共环境安全，保护公众利益而提起的。
广东省的检察院系统在实践环境公益诉讼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广州市各区检察院已经提起了5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东莞、南海、深圳等地的检察院也提起过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这些实践为全国推行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区伯打官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海珠广场自2006年起因地铁六号线施工而被围蔽。自围蔽后，海珠广场失去了往日的繁华，附近的居民除了要忍受地铁施工带来的噪音和出行不便外，更是丧失了乘凉、休闲的绿地空间。经常在此活动的广州人区少坤于2011年9月14日向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广州市建委、市城管委、市林业和园林局，请求各被告立即要求相关部门组织撤离海珠广场东广场的围蔽及内部人员和财物，并对该广场恢复原状。
这一案件属于较为典型的环境公益诉讼，但是法院却以区少坤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裁定对区少坤的起诉不予受理。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正在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给公益诉讼带来新希望，2011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次会议，对《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审议。此次的草案新增了一项条款，即：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民事诉讼法》中首次引入公益诉讼的概念。让我们期待着环境公益诉讼的春天尽快到来。
（注：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初探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篇10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性质
当前学理界未对行政公益诉讼有一种准确界定, 一般来说,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 当公共利益受到来自行政行为的侵害时, 法律允许特定当事人对该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由此, 我们也可以归纳出行政公益诉讼相比较其他行政诉讼而言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 行政公益诉讼具有“公益性”。
第二, 行政公益诉讼不要求原告与被诉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厉害关系。
第三, 行政公益诉讼判决的效力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二、我国目前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状况
现阶段, 我国实践中产生了大量的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 如严正学诉椒江文体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等等。这些民告官的案件带引起了普通公民的关注, 有些案子已经走上司法程序。
然而现实中的行政公益诉讼却遭遇屡屡败诉的尴尬境地, 面对此种情况, 我国学者仍然坚持不懈的研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并热情不减。尽管很多学者大声呼吁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并且《行政诉讼法》修改稿也规定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内容, 但我国学者很清醒的看到, 草案中并没有对举证责任、受案范围作明确规定, 草案的制度设计框架并不明晰, 并且草案也不具备直接推行的现实可行性。另一方面, 中国人明哲保身的传统思想也让学者们进一步担忧, 该制度会不会最后形如虚设。总而言之, 想要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中国发挥作用, 构建这一制度将会是一个系统工程。
三、日本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日本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也叫作民众诉讼, 即允许公民针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而向法院起诉的制度。民众诉讼起诉主体比较广泛, 普通民众即使和案件不具有利害关系仍可以提起诉讼。日本民众诉讼的原告限定为必须是日本居民, 与此同时, 日本为了避免此种宽泛的起诉主体可能导致的滥诉后果, 特别设计了一个监察请求前置程序, 即公民在起诉之前需要提出监察申请, 对具体行为进行起诉, 使其得到认可。具体而言, 对日本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特点, 可以做如下概括: (一) 日本民众诉讼起诉主体限定为日本居民, 该规定对起诉主体限制较小, 随着日本社会发展, 日本对于行政诉讼起诉主体的规定呈越来越小的发展趋势。 (二) 日本民众诉讼在扩大起诉主体的同时, 对于起诉程序方面的设计则更加严密。设计了监察请求前置的程序用以防止滥诉。 (三) 日本民众诉讼的举证责任以行政机关承担为主。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 而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性问题和民事性问题则采用主张者举证的原则。
四、架构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通过对日本行政公益诉讼研究, 可以对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出初步构想:
第一, 适当放宽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资格限制。日本民众诉讼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行, 跟日本较宽松的起诉主体资格有关。这样的规定有利于唤起人们的权利意识, 使人们敢于行使对行政行为的民主监督权。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也应该突破“直接利害关系人”形式, 让任何公民包括“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可以享有为维护国家公共利益而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对于放宽起诉主体资格可能产生的滥诉问题, 则可借鉴日本监察前置的做法, 通过对起诉程序作特殊规定来规制以避免和防止民众滥诉。
第二, 对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进行合理分配。正如前文所说, 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有可能是与案件无直接厉害关系的“弱势群体”, 面对某些享有公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 往往势单力薄。何况行政机关的法律、政策性规定纷繁浩杂, 由原告来承担举证责任具有相当难度, 这样也会大大降低他们对行政公益诉讼的参与度。
第三, 为行政公益诉讼设立奖励机制。一般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必定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 往往最终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于公民这种维护公益的奉献精神进行物质鼓励一是可以对公民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一定补偿, 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励其他公民参与到行政公益诉讼中来, 最终获益的还是社会大众。因此, 我们可以仿效国外的做法, 从败诉被告所缴纳的罚金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对被告的奖励。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一种诉讼制度, 对于平衡公共利益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和推广, 不仅能从制度上维护公共利益, 限制公权力, 更能在实践层面加强人们对公共利益的重视, 促进人们积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