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管辖（精选9篇）
跨区域管辖 篇1
一、“跨区域管辖案件”的发展进程
(一) 1999年的司法解释
在1999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当中, 对我国行政诉讼管辖问题作出了调整。在1989年的刑诉法规定中, 管辖法院为原告所在地法院;1999年的修订对该条作出了调整, 为“具体行政行为”所在地, 同时还规定了管辖权的异议制度、设定了专门法院的概念。
(二) 2002年司法实践的创新
2002年的司法实践对案件的管辖问题有重大突破。1989年《行政诉讼法》发展到2002年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 但是“民告官”的愿景始终未安全实现, 地方政权严重干预法院审判权, 导致群众的维权举步维艰。为了突破这个限制, 浙江省台州市在2002年的时候进行了司法改革, 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开始推行异地交叉管辖的方式。当原告人数众多 (通常情况是超过10人) , 或者被告是县级以上政府的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基层法院提交, 再由中级法院指定到其它基层法院管辖, 避免地方权力对审判权的干涉。
(三) 2008年司法解释的创新
2008年出台的司法解释, 对行政案件的管辖实践的创新作出认可。在2008年出台的《管辖规定》当中, 仅仅从第1条对行政诉讼法14条作出了解释, 其它的规定条文都与法律的规定有所出入, 《规定》对司法实践中采用的交叉管辖制度予以认可。除此以外, 《规定》还提出了:当事人对制定管辖存有异议的情况下, 仍不适用管辖异议的相关规定, 这也就意味着中级法院的制定管辖拥有强大的约束作用。
二、新法中对跨行政区域管辖案件规定的解读
(一) 不应直接理解为异地交叉管辖案件
在2015年新出台的《行政诉讼法》当中, 第18条对法院管辖权作出了修改, 即认可了跨行政区域的管辖。对这条的理解, 不可简单地理解成是对异地交叉管辖实践的认可。2002年的时候浙江台州市率先开展了异地交叉管辖的司法实践, 该项实践虽然是对传统法院管辖的重大突破, 但是很快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因此在2006年的时候又下发了通知, 通知中提出在实行交叉管辖的基础之上, 中院可以行使管辖权。
对于异地交叉管辖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弊端, 台湾陈新民学者曾经提到:法律应当限制异地交叉管辖权的使用, 只有在原审法院无法审理该案件, 或者无法按照预期公正审理该案件, 才可以通过中级法院指定的方式, 将管辖权移交给其它基层法院。内地也有很多学者提出, 采用异地交叉管辖的司法实践, 使法院裁定管辖与法定管辖之间的主次关系发生颠倒, 打乱了法律既定的管辖秩序, 在实践中也导致了部分基层法院相互推脱案件、或者相互争抢案件的情况, 破坏司法审判的秩序。
目前我国的跨行政区域的法院并没有完全建立, 因此如果单纯的通过《行政诉讼法》对异地交叉管辖进行认定, 就注定了该种立法是短暂的。
(二) 通过扩大选择管辖的适用, 来实现跨区域管辖
各国各地区都在通过立法的方式, 来扩大原告起诉时选择管辖的范围。在近几年新出现的行诉案件当中, 法律给予了原告更多选择管辖的空间。在我国台湾的行诉法当中, 第15条对社会保险纠纷的法院管辖作出了规定, 规定了管辖法院既可以是原告的居住地、也可以是原告职业活动所在地。美国的立法中, 并未将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作出严格的区分, 但是法律明确规定了, 除了不动产案件只有由该不动产是专属管辖只改, 其它的案件中原告都可以选择在行为发生地、原告居住地、被告居住地等多个法院中某个来提起诉讼。
由此可见, 将行政诉讼当中的选择管辖范围进行扩大化, 已经成为全球多个国家 (地区) 的立法趋势, 我国的行诉法修正也应当顺应该趋势, 但是结合2015年新出台的行诉法, 以及司法解释来看, 并且对选择管辖的适用进行扩大。但细观新法中第18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语言文字中有扩大适用范围的趋势, 但仍需要以下几项措施加以辅助:一是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 规定高级人民法院所指定的管辖行政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 同样有权利管辖中级人民法院辖区中其它行政案件;二是每年应当对有权跨行政区域管辖案件的法院作出适当调整。
三、结语
2015年新出台的行诉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跨行政区域管辖案件, 是对传统法院管辖区的突破, 同时也是对公民依法行使起诉权的保障。但目前我国跨行政区域法院建设还不够完善, 该项条文的实现还需要更多的措施加以辅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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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倩, 李晓新.国家结构形式中的司法权配置问题研究[J].政治与法律, 2012 (10) .
“天河工程”有望跨区域空中调水 篇2
“十三五”期间，“天河工程”有望每年在青藏高原的三江源、祁连山、柴达木地区分别增加降水25亿、2亿和1.2亿立方米，中远期有望实现每年跨区域调水50亿立方米，大约相当于350个西湖的蓄水量，缓解黄河和部分内陆河水资源短缺问题。
“‘天河工程一旦成功，有望实现跨区域空中调水，构建南水北调‘空中走廊。”“天河工程”领衔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在“天河工程”论证启动会上说。据报道，“天河工程”这种天基跨流域调水新模式，或将有效改善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现状，解决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
“天河工程”论证启动会暨第一次专家组会议9月9日至11日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十位“两院”院士及部分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参加。该科研项目由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联合团队主持，旨在科学分析大气中存在的水汽分布与输送格局，进而采取人工干预手法，实现不同地域间大气、地表水资源再分配。
王光谦介绍，观测结果显示，在大气边界层到对流层范围内存在稳定有序的水汽输送通道，可将其称为“天河”，可在中国三江源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实行空中调水，改变云水资源在两个流域间的转化，以增加黄河流域的降水量。这种天基跨流域调水新模式被称为“天河工程”。
“我们首先将通过对大气中水汽含量及‘迁徙路线的监测，掌握水汽‘迁徙规律，并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人工干预，解决北方地区地表水资源短缺的局面。”王光谦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庄国京引述的权威监测报告显示，近30多年来，我国北方地区主要河流径流量总体呈下降趋势，据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2025年将有可能面临物理性缺水。
作为国家重要战略性工程，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方地区缺水问题，但西线工程由于海拔较高、地形复杂、生态脆弱等原因，尚处于论证阶段。“因此，寻找和探索新的水资源调控理论和方法势在必行。”王光谦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员会主任包为民认为，“天河工程”及未来南水北调“空中走廊”的构想，有助于实现青藏高原地区生态效益最大化，促进全国特别是北方经济社会发展。
他说，“这种新方案，对于改善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现状，开拓黄河流域水资源来源，对于保护三江源生态安全屏障及整个黄河流域经济社会腾飞具有重大作用。这项工程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天河工程”有望每年在青藏高原的三江源、祁连山、柴达木地区分别增加降水25亿、2亿和1.2亿立方米，中远期有望实现每年跨区域调水50亿立方米，大约相当于350个西湖的蓄水量，缓解黄河和部分内陆河水资源短缺问题。
“天河工程”团队成员、青海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常务副院长魏加华介绍，“天河工程”团队现在已经开展了云监测卫星及星座初步论证、地面实施系统初步构想，针对云水资源监测需求完成了有效载荷需求分析及卫星初步方案，开展了采用火箭、导弹实现中远程人工降雨实施方案的研究。
跨区域管辖 篇3
众所周知,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条件之一是必须满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条件中的第四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这一条件。由于环境问题具有流动性、累积性、群体性、综合性、隐秘性、受害对象的不特定性等方面的特点, 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往往是跨区域的, 而我国现行环境保护审判法庭的管辖划分仍以传统行政区划为基础, 导致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案件难以确定管辖, 许多环境纠纷案件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具体而言, 环境保护审判庭管辖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 各级环境保护审判庭设置不合理。某些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的地区未设置环境保护审判庭, 而部分污染等环境问题相对少的省市在诸多基层法院设立环境保护审判庭, 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湖北省环保合议庭在省、市、县三级120多家法院已实现“全覆盖”。环保合议庭的成立有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 但在基层法院设立过多的环保合议庭, 基层环境保护审判法庭只能管辖其行政区划范围内的环境纠纷案件, 管辖范围十分有限, 受案数量不多, 导致环境保护审判法庭“庭多案少”。第二, 严格按照行政区划确定管辖范围, 阻碍了环境纠纷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由于水、空气等自然资源的流动性, 水、空气污染往往是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地不同, 严格的行政区划管辖会导致案件无法被受理。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可能导致各地方法院对案件推诿或争抢。确定案件管辖、解决环境纠纷需要考虑各方面因素, 需要各方的合作与协调, 传统行政区划管辖模式难以达到这一效果。
解决上述问题应采取跨区域集中管辖模式, 建立环境保护巡回法庭。跨区域集中管辖模式是指在确定环境纠纷案件管辖时, 打破传统行政区划管辖模式的限制, 将环境纠纷案件跨区域集中审理。其具体方案为: 取消基层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及其派出法庭, 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集中受理其管辖区域内的环境诉讼一审案件, 在环境污染案件不多的省份, 可指定一个或几个中级人民法院统一受理第一审环境诉讼案件。当事人不服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 可向高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提起上诉。
对于跨省的流域环境污染案件, 充分考虑环境纠纷问题的特征, 可设立专门的环境保护巡回法庭。设立环境保护巡回法庭, 可参照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制度模式进行设置。环境保护审判庭巡回法庭可依据流域将全国分为七大巡回区, 设立七个环境保护巡回法庭, 巡回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的派出法庭。巡回法庭的受案范围为: ( 1) 巡回法庭受理其巡回区内的针对环境纠纷提起的, 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行政、民事、刑事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 对巡回区内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刑事、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申请再审的案件; ( 2) 巡回区内跨省级行政区划第一审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民事案件, 资源保护、开发有关权属争议纠纷民事案件, 自然资源环境保护、开发、利用等环境资源民事纠纷案件; 实践中可以实地情况因地制宜, 做出调整。在某些地区可以设定试点区。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试点。
传统的按照行政区划确定管辖范围的模式, 在环境保护法庭确定管辖范围时, 会限制法庭管辖范围, 限制进入司法程序解决的环境纠纷案件的数量。为解决这一问题, 在环境保护审判法庭的管辖模式上, 可采取跨区域集中管辖模式, 取消基层法院设立的环境保护合议庭, 由中级法院管辖其区域范围内的环境纠纷一审案件, 实行案件集中管辖。对于跨省的流域污染等环境问题, 可以流域为基础设立环境保护巡回法院, 确定巡回区, 以打破传统管辖模式造成的地方保护等限制因。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模式, 有利于解决国家环境资源法治的统一性与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矛盾, 提高环境资源审判法庭的专业性, 完善环境司法制度。
摘要：受传统行政区划管辖模式的影响, 环境保护审判法庭管辖受到限制, 庭多案少, 环境保护审判法庭管辖问题亟待解决。针对环境保护审判庭管辖问题, 应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模式, 以流域为基础设立环境保护巡回法庭, 确定巡回区, 以打破传统管辖模式造成的地方保护等限制, 使环境纠纷案件通过司法途径得以解决。
关键词：地域管辖,跨区域集中管辖模式,巡回法庭
参考文献
[1]王社坤.中国环保法庭建设的现状与问题[J].清华法治论衡, 2012, 02:1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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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创业:主动应对全球化 篇4
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极大的受惠于这种跨区域创业流动。六七十年代从台湾来到硅谷的华人移民在硅谷打拼创业的同时,也建立了发达的华人人脉网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在硅谷创业的大陆留学生常常能通过这些人脉网络获得来自硅谷华人移民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例如谢青、金海平等人都受惠颇多。而这些大陆留学生创业成功之后,在硅谷和大陆的投资过程中也会和这些硅谷的华人移民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例如陈大同、邓峰曾经是橡子园的天使投资人。随着这些大陆留学生进一步扩展创业的空间范围,他们逐渐将以中关村、张江为代表的大陆高新区同硅谷联系起来。而通过这样的联系,来自硅谷产业网络进一步链接到了大陆,硅谷的华人社群也逐渐同中国大陆接驳,从而形成了跨区域创业社群。
许多归国留学生创业者的工作,几乎是将硅谷的新产业发展路径完全移植到了大陆,从商业模式到产业定位,这可以从搜狐与Yahoo!,百度和Google,当当和Amazon的相似性上发现端倪。但与其说是模仿,不如说这些创业者在创业时已经建立了一个学习和超越的标杆。重要的不是模仿与否,而是这些留学生回国创办企业的过程中,所引入的硅谷成熟的创业精神、游戏规则、创业的模式以及视角。这些跨区域创业者创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硅谷模式“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的过程。
回到大陆的创业者也并没有割断与硅谷的联系,他们每年都会数次回到硅谷,除了与投资人见面或拓展业务之外,更重要的是接触硅谷技术的前沿发展,搜寻新的商业模式和人才,发展在硅谷的人脉网络,感受产业的动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呼吸硅谷的创业空气”。换言之,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大陆高科技产业集聚区得以通过这样创业者个人的联系,跟上硅谷前进的步伐,“与硅谷一起思考”。这些创业者对以硅谷为代表的世界产业发展前沿能够保持更新和跟踪,同时结合国内市场和产业的实际来进行定位和布局。几乎所有的跨区域创业者,无论是从事的是通讯、集成电路产业还是互联网领域,抑或是金融投资人,都几乎不约而同的将自己的时间里留给中关村和硅谷同样的比重,成为了在太平洋上空频繁穿梭的空中飞人。
实际上,这种通过跨区域创业者来推动本地产业发展的,最成功的经验是台湾新竹和印度班加罗尔,在这些区域崛起的过程中,跨区域创业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华人企业家的帮助下,台湾先后成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工业研究所”等机构来推动岛内的产业发展;跨区域企业家们也帮助台湾投资发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产业,从美国获得技术转移;硅谷的华人投资人也向台湾提供了大量经验、建议和直接投资来帮助台湾发展风险投资,继而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印度班加罗尔的产业发展,肇始于1985年惠普公司的印度裔主管蕾坦•巴苏(Radha Basu) 在班加罗尔地区设立了印度惠普公司,为惠普提供外包服务。此后,大批来自美国的印度人在班加罗尔等地创办了一系列以软件服务外包为主业的公司,学习美国的高科技企业的组织和运行经验,引入先进的管理模式,将印度次大陆和北美两个区域的产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并抓住了“千年虫”的产业良机,将印度的外包产业进一步推向了世界。
改革开放之后,超过一百多万的留学生负笈海外,他们中许多创业精英的归国创业着实为国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传统上,我们对于跨区域创业的认识,更多的停留在留学生回国投资所创业的公司本身,这无疑是远远不够的。跨区域创业的意义远比这个要宽泛,在进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区域产业联系远远超越了地理和政治的分隔,而跨区域创业者、企业家们则是这一联系的天然传播者和纽带。跨区域创业是以中国、印度等地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积极主动应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的重要手段,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发展自主创新的必经道路。对于中关村来说,跨区域创业本身不仅帮助了中关村高技术产业落地,更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关村产业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密切联系,帮助中关村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条,推动中关村更加紧密和主动的迈向国际。
西部广电跨区域合作逻辑 篇5
1.1 区域经济发展概况
依据不同的区域划分进行相应的分析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此,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划分方式, 将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个部分。通过对三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对比, 具体分析三个经济地带下中国广电行业区域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十二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土地面积681 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总面积的71%;人口约3.5 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28%。西部地区幅员辽阔, 但大部分地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是需要国家大力开发的地区。西部地区的显著特征是地域性突出, 多元民族文化突出。在目前我国已认定的55 个少数民族中, 有将近50 个世居在今天的西部地区, 多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奠定了西部地区内涵丰富、意蕴久远的璀璨文化。同时, 西部地区与12 个国家接壤, 陆地边境线长达1.8 万余公里, 约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91%;与东南亚许多国家隔海相望, 有大陆海岸线1595 公里, 约占全国海岸线的1/10。西部地区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有利于跨国界的文化交流, 更有利于自身的文化传播。在“西部大开发”战略,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宏观战略背景下, 西部广播电视行业有着空前的发展机遇。
中国的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 其中湖北省武汉市为中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中部地区总人口约3.61 亿, 占全国人口的28%, 其中农村人口占全国近三分之一。中部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 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随着目前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中部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湖南省, 依靠文化产业这只轻骑兵屡创佳绩, “电视湘军”、“出版湘军”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创意产业的长足发展正是“中部崛起”战略中繁荣文化体育事业的新体现。
中国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 个省 (市) , 人口稠密, 交通网络密布, 历史开发早, 技术条件好, 是我国最发达的经济带。东部经济地带经济发展主要是加强传统工业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大力开拓新兴产业, 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档消费品工业, 使产品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 加快经济特区, 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东部经济带高校密集, 人才高度集中, 科技发展走在全国前沿, 资金充裕, 思想开放, 是中国广电行业发展的绝佳地带, 孕育出一批广电行业的排头兵、领头羊, 如北京卫视、上海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等无论在资产运作还是内容生产和引进方面均走在全国的前列。
1.2 广电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关系
GD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指标之一。
从总量上看, 2003年西部十二个省级行政单位占地681万平方公里, 但是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2954.7亿元, 占全国的16.9%。而东部和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94297.2亿元, 占全国的83.1%。中东部以不到全国30%的国土面积却承载了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由此可见, 西部与中东部经济实力差距非常明显。
从人均GDP来看, 东西部地区差异同样非常明显。“西部地区2003 年的人均GDP为6040.69 元, 是东部地区的0.382902 倍, 两者相差9735.37 元;到2012 年时, 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上升为29632.21 元, 是东部地区的0.535506两者相差25702.75 元。从绝对值上来看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在扩大, 但从两者之间的比值来看, 东西部地区的差值在缩小。”[1]虽然人均GDP的绝对值在不断拉大, 但是从人均GDP比值的缩小我们则不难看出, 西部地区经济增速高于东部地区, 这也为西部广电的长足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整体而言, 无论该卫视地处哪个区域, 只要节目受到市场的欢迎和观众的认可, 该卫视频道在理论上就可以得到充足的资金并获得较快的发展。但是现实中, 一个地方卫视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更多的是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和地方思想观念是否开放的制约。“除上海文广、北京台等非真正意义的省级卫视外, 各省级卫视的广告收入与各省的GDP一般成正比关系。”[2]但是也有例外, 处于中部经济地带的湖南卫视主打“快乐中国”, 掀起国内的娱乐狂潮;安徽卫视主打“电视剧”也在广电行业占据一席之地。“湖南卫视和安徽卫视等经济落后省份的卫视凭借优质的节目就做成了强势省级卫视。”[3]由此可见, 广电业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 一方面与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另一方面又不完全随着经济走势而亦步亦趋。
1.3 东部广电与西部广电的概况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区域自身地理位置的条件限制, 导致区域广电业发展的失衡, 其中尤以西部广电和东部广电的差异最为明显。
失衡主要体现在广电人才培养与引进、节目的创新与创意、盈利模式与市场化运作、技术设备等诸多方面。
而目前广电市场的竞争空前的激烈, 品牌战略、差异化定位、市场细分在逐步挤压自身实力薄弱的地方卫视的生存空间。以西部广电为参照进行对比, 我们会发现区域广电发展的不均衡来自四大方面。
首先, 西部广电面临着来自央视霸权的威胁。中央电视台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的电视台, 掌握着政策、渠道和资源的综合优势。许多优秀的广电人才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会优先选择到央视谋求长久的发展, 地方卫视很多时候只能被动地在剩下的人才中遴选。央视在全球多地拥有自己的记者站, 与国际上许多电视台展开了良好的合作, 能够第一时间抢到独家新闻, 甚至可以垄断信源。重大事件的全程追踪和报道, 例如“奥运”等大多由央视垄断直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如《新闻联播》等, 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规定, 需在规定时间无条件转播。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央视与其他国内卫视相比具有绝对的优势。在一段时间以“由于其权威性和广泛的覆盖性, 中央台的广告收入历年都占到全国整体电视广告收入的1/3左右, 一枝独秀。”[4]
此外, 东部和中部省市强势的广电的存在也不断冲击着西部广电的市场。在竞争逐步白热化的今天, “马太效应”在广电行业进一步得到应验, 强者更强, 弱者更弱。东部地区的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北京卫视、上海东方卫视, 中部地区的湖南卫视、安徽卫视几乎占据了中国省级卫视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其中浙江卫视、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最具有特点, 其中“浙江卫视具有规模集群效应的综艺栏目带及优秀首轮剧策略;江苏卫视周末引爆的相亲情感综艺版块及全年大剧独播策略。”[5]差异化的定位使得他们在广电混战中收获颇丰。2015 年第一季度全天收视率排行的前六名分别是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北京卫视、上海东方卫视和山东卫视。前6名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东部、中部地区的省级卫视。而在西部地区的省级卫视中排名最靠前的云南卫视仅列第14 名。湖南卫视全天的收视率是云南卫视的4倍还要多。单从收视率来分析, 西部广电的收视率同东部、中部地区相比, 差距显而易见, 这种差距并非短期内能扭转的。
再次, 境外电视媒体对西部广电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自2002 年起, 国家广电总局逐步批准包括凤凰卫视咨询台、凤凰卫视中文台、HBO、CNN、BBC、CNBC、华娱电视等数十家境外电视媒体在大陆地区拥有有限落地权, 由此揭开了境外广电媒体同大陆广电媒体竞争的序幕。虽然由于相关政策的限制, 目前境外媒体对西部广电还不会造成过大的冲击, 但是其先进的技术、成熟的运营体制和经验正在不断向西部地区渗透。“青海卫视已同新闻集团合作, 新闻集团不仅将向青海卫视提供众多节目制作内容, 还将介入青海卫视的广告经营。”[6]一旦相关政策全部放开, 必将大面积波及西部广电。例如香港凤凰卫视的新闻类节目, 以其国际化的视野, 开放的言论, 迅速抢占了国内大型城市的主要市场。
最后, 由于四级办台的固化模式, 导致西部广电自身内部之间也存在着博弈和厮杀。在面对境外媒体、央视以及东部省级卫视的联合围剿下, 西部广电本身应作为战略同盟关系, 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以冲出重围。但是既然同为卫视频道, 西部广电内部的竞争也是必然存在的, 重庆卫视与四川卫视由于同属巴蜀文化圈, 在节目和内容上有很大的同质性, 其竞争也处于白热化阶段。省级卫视除了外部的争斗也有自己自身的内耗, 成都电视台在很大程度上分流了四川卫视在省内的收视率。四级办台导致各级电视台之间无序竞争, 相互瓜分观众群, 使有效覆盖效益降低。
在此基础上, 成都市广电局的杨晓阳提出了“西部弱势广电”这一说法。在该理论框架中西部弱势广电受到了双重打压, 一方面来自东部强势广电的扩张围剿, 另一方面则是受到来自成渝经济带、关中经济带的四川卫视、重庆卫视、陕西卫视等西部强势广电的制衡, 西部弱势广电的发展举步维艰。然而这种弱势只是相对而言, 西部弱势广电在西部的特定区域不仅不是弱势反而还是强势, 这与所选取的参照系有关。除四川卫视、重庆卫视、陕西卫视、贵州卫视属于西部的相对强势广电外, 其余西部广电则处于绝对弱势广电的地位。由于我国广电除了盈利之外, 更多的承载的是一种宣传属性、事业属性、政治属性, 致使“西部地区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从建台开始由于是事业单位, 在实践中就以公益事业的身份出现, 免费提供节目, 不搞成本核算, 经济效益, 市场竞争的观念很弱, 广播电视频率资源的配置, 规模的形成, 都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7]
我们可以明确的得出结论, 广电业在区域之间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 央视一家依仗其得天独厚的政策、资源、渠道一家独大;东部、中部各省级卫视依托发达的经济, 差异化的市场定位, 成熟的市场运营手段独占鳌头;西部广电则因观念的落后, 制度的僵化, 资金的匮乏处于弱势地位, 难以在这场包围战中突出重围。
2 跨区域合作的模式
2.1 跨区域合作的历史机遇
由于广电的区域发展失衡, 故而需要通过跨区域合作重新找到广电发展的平衡点。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西部广电拥有难得的历史机遇与其他区域的广电进行深度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多维度的, 既可和国际的广电行业加深沟通与交流;又可和东部广电确立合作项目, 借助东部广电人才、技术、运营、创新等多方面的优势带动自身发展;也可在西部广电内部结成同盟, 为了西部广电共同的利益, 突破其他地区广电的包围圈。
当前宏观的大环境对于广电跨区域合作非常有利。
首先,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为西部广电跨区域合作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2000 年1 月, 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担任组长,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担任副组长。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后,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2000 年3 月正式开始运作。其目的在于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 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该项政策出台的背景在于“平衡发展”, 全国发展不平衡, 西部地区发展也不平衡, 中央需促进西部地区扩大对内和对外开放, 促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资源、国内和境外的资源, 能够在市场的驱动下更多地流向西部地区。西部广电可借此契机得到更多来自东部地区的资金支持, 吸引更多的人才, 以便于西部广电在与其他地区广电合作的基础上异军突起。
其次,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的提出, 为西部广电跨区域合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借助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 涵盖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重庆、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等18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广电的跨区域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方面我国广电可借此与国际上的广电传媒展开深度的交流与合作, 另一方面圈定的这18 个省、市、自治区本身就囊括了三个经济地带, 三个经济地带间广电的跨区域合作符合“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区域合作精神。
2.2 跨区域合作的必然性
2.2.1 我国四级办台体制弊端凸显
在中央、 省、 地级市和县四级办台的体制下, 我国电视覆盖率空前提高, 2013 年全国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98.42%, 高覆盖率下有着较为明朗的市场前景;但是也存在着规模小, 资源集中度低, 地方政府设置行政壁垒干预广电跨区域合作的现象。总体而言我国广电在经营模式、科技水平、人才培养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广电存在较大差距, 只有破除行政壁垒, 实现广电跨区域合作才能综合提升我国广电行业的整体实力。
2.2.2 “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与目前中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和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相比, 中国在国际舆论的影响力远远不够。我国需通过市场的逻辑进行运作, 实现优胜劣汰, 强强联合, 组建我国的强势广电集团以便于同世界传媒巨头相抗衡。借此向世界更好的传递来自中国的声音, 向世界更好的宣传中国的形象。
2.2.3 由于广电区域间的失衡发展, 西部弱势广电和东部强势广电均有内在的联合发展需求
“强势传媒在实力聚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产生向外扩张的内在需要。它的首要和现实的扩张方向和扩张对象理所当然是国内弱势传媒。这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扩张进程是不可逆转的。”[8]
2.2.4 跨区域合作的模式
2.2.4.1 制播分离模式
制播分离是指电视播出机构将部分节目委托给独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但在此处指的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地方广电通过与弱势广电的深度合作, 将自身的优质资源和过剩产能输出, 在提高自身优质节目收视率的同时, 提升弱势广电的收视率, 最终达到互利互惠, 共生共赢的有利局面。“上海文广旗下的第一财经频道目前已落地宁夏卫视;隶属湖南广播电视台的湖南经视部分节目也已在青海卫视开播。”[9]双方的合作涉及产品运营、人员培训、节目创新等等全方位的深度合作。
2.2.4.2 市场定位、分众传播模式
在资讯和信息的获取渠道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魔弹论”早已过时, 并不是广电播出什么, 人们就会看什么, 因此广电需要做到市场细分, 在分析市场的基础上做好自身定位, 在大众传播的基础上做到“窄众传播”。广电跨区域合作就是要发挥各所在地媒体的优势, 通过对各区域受众的具体分析, 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目前市场细分以上海东方传媒第一财经最为典型“第一财经下辖三个频道, 上海第一财经 (地面频道) 主要面向投资者众多、要求财经信息相对高端专业的长三角经济圈观众;东方财经 (数字电视频道) 致力于为用户提供24 小时全球市场资讯, 目前全国用户2000 多万;宁夏第一财经 (卫星频道) 借壳宁夏卫视, 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财经节目为主, 覆盖了全国大多数中心城市, 有效收视人口近4 亿。”[10]
2.2.4.3 全媒体融合模式
在广电、电信和互联网三网融合的时代大背景下, 广电行业也跨入了移动互联的新时代。“区域性广电传媒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实际上就是广电传媒的‘新媒体化’过程, 即广电传媒的现代化、数字化过程, 同时也是区域性广电传媒跨区域发展的过程。”[11]全媒体的信息传送为区域广电的跨区域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芒果网络电视台、浙江 (新蓝网) 等省级网络广播电视台已实现视频内容的全球网络传送。此外, 上海东方传媒、北京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纷纷开设手机台, 与电信运营商合作, 覆盖手机用户, 借助3G和移动互联网延伸视频内容的全球传播。”[12]在移动互联网的逻辑下, 广电如果固守传统的电视平台, 很难在跨区域传播与合作中有新的发展, 将内容的传播渠道拓宽是迅速抢占市场, 积累粘性用户的不二法门。
2.5 跨区域合作的问题
无论是制播分离的体制产生, 还是随着新媒体发展, 电视节目从电视端到移动互联网端的跨越, 还是产业的不断扩张, 从区域性到全国性再到世界性的跨越式发展, 都显示我国广电跨区域合作在不断深化, 力度在不断加大, 但是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 广电跨区域合作的政策仍旧模糊不清。广电跨区域合作深化的同时, 广电运营的体制和机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壁垒和禁令犹存。“2011 年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 原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 电台、电视台在改革中, 不允许搞跨地区整合, 不允许搞整体上市, 不允许搞频道频率公司化、企业化经营。”[13]如果按照该新闻发言人的说法, 许多现在正在启动或运营阶段的广电跨区域合作项目或都将流产。
立足本土跨区域合作实现双赢 篇6
东兴区发放蚕种21893 盒, 较上一年增发5% , 产茧84. 5 万kg, 农民售茧收入2450 万元, 增收306 万元, 蚕茧上车率平均达93% , 同比上升3 个百分点; 解舒率平均达64% , 同比上升15个百分点, 毛折较上年同期降23kg; 茧丝长较上年同期增加84m; 茧层率较去年提高1 个百分点。两个县 ( 区) 蚕茧全部顺利销售完毕, 较快实现了资金回笼。主要做法有:
1 巩固发展本县蚕桑产业基地, 提升产业化发展水平
荣县是第一批实施2013 年蚕桑产业发展项目基地, 聚丰养蚕专业合作社作为项目实施单位, 精细谋划, 精心实施, 通过项目拉动, 荣县蚕桑产业基地得到较大的提升, 全县桑园面积达到3760hm2 ( 56400 亩) , 养蚕乡镇16 个, 村106 个, 养蚕农户20600 户, 建有小蚕共育室110 个, 室外大棚11200m2, 推广纸板方格蔟12 万片, 新建桑园作业道路6558. 7m, 排水沟渠263. 2m, 桑园建设更加标准, 养蚕设施大幅改进, 户均养蚕量显著提升, 蚕桑基地大为巩固。2014 年在过水镇、河口镇等新发展桑园118. 4hm2 ( 1776 亩) , 建成室外大棚11200m2, 新建共育室2000m2, 培育年养蚕30 ~ 50 张的养蚕大户170 户, 涌现了一大批专业化养蚕农户, 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我县蚕桑产业发展水平。
2 加强技术推广, 不断提升蚕桑、蚕茧生产技术水平
蚕茧质量是产业的立足之本, 提升蚕桑、蚕茧生产技术水平是提高蚕茧质量的最有效手段。荣县重点加强了蚕品种的选择, 蚕桑、蚕茧生产技术的推广, 通过试验摸索, 春季、晚秋使用 “8字号”蚕品种, 春二批使用 “7532” 蚕品种, 夏季使用 “两广2 号”蚕品种, 秋季使用 “川山 ×蜀水”、“7532”蚕品种, 将一年4 批次养蚕变为7~ 8 批次; 推广标准桑园建设、小蚕共育、大蚕省力化饲育、纸板方格蔟上蔟等技术, 全县小蚕共育面达到70% , 大蚕省力化饲育达到92% , 纸板方格蔟使用比例65% , 同时加强了对蚕农的技术指导, 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工作, 今年已开展技术培训115 场次, 参训农民1. 3 万人次, 发放技术资料1. 25 万份, 促进农民掌握蚕桑生产技术。
3 提质增效助农增收
根据荣县的实际及提质增效的需要, 学习涪城的做法, 开展仪评收茧试点工作, 促进蚕农使用新技术, 提高蚕茧质量。2015 年仪评收茧量72. 7 万kg, 占全部收茧量的67% , 在今年丝绸行情不好的情况下, 荣县蚕茧单产达到39kg /盒, 增加3kg /盒, 蚕茧上车率、解舒率得到较大提升, 茧价普遍提高4 ~ 6 个等级, 级差达到0. 5 元/kg, 比周边价格高3 ~ 5 元/kg, 单张蚕种增收达到195元, 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 全年养蚕量达40 盒、养蚕年收入达5 万元的农户有300 多户。
4 跨区域合作实现双赢
跨区域学校委托管理之实践探索 篇7
当前,国家把发展教育作为改善民生之首,明确了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为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提出的新的重大战略目标。在现行教育体制不能做出更大调整的前提下,如何通过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应着重思考的问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是要实现简单的教育平均主义,而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提升教师整体素质,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缩小学校、城乡、区域间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
2012年9月,在成都教育“深化城乡教育互动发展,促进教育圈层融合”的指引下,为了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从“学有所教”向“学有良教”的跨越,“区域教育联盟”不断创新互动发展模式,成都市教育局委托成都市金沙小学对蒲江金钥匙学校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委托管理。
委托管理在中国是一种新型的学校管理模式,最早始于2005年的上海,强调管理权的转移,由优质学校代替原有薄弱学校进行管理,以促进薄弱学校管理模式、教学质量的更新和提高,培育校园文化。但成都市金沙小学与蒲江金钥匙学校之间的委托管理与之不同:学校之间并非区域内托管,而是跨区域托管;托管校长不是仅组建团队,还要担任被托管校的法人校长。将隶属不同行政区域学校“联姻”“捆绑”,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均属于首创。这意味着,托管不仅要面临地处中心城区全国知名学校与农村地区薄弱学校之间因巨大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种种挑战,更依赖于两个不同地区各级行政职能部门的精诚合作与齐心协力。
二、文化差异的冲突与管理实践的困惑
金钥匙学校是蒲江县教育局主管的公立农村小学,2000年由原敦厚初中和敦厚小学合并组建为敦厚九年制学校,后更名为金钥匙学校,改为六年制小学。学校建有标准化塑胶操场,实现了多媒体设备及网络的班班通,硬件条件相对完善。但因所在区域蒲江县西来镇敦厚社区是当地较为偏远的社区,距离县城约20公里,生源多为留守儿童及贫困家庭儿童,家长文化普遍不高,学生居住也较为分散。
目前学校教职工共有19人,教师文化结构为:本科学历37.5%,大专50%,中师及初中文凭12.5%。教师整体专业度低,在岗教师年龄结构较大,无法在完成基本工作的基础上做出成绩和特色。学科结构性方面,语数与科任教师配备极不平衡,科任教师严重缺失,无专职体育、计算机、音乐、健康、品社等学科教师,结构性缺编情况突出。
1. 跨区域委托管理所面临的困境与劣势
(1)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待遇差
城乡教育投入的差距直接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带来城乡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均衡。由于学校学生人数较少,全校生均经费十分有限,经费短缺是金钥匙学校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首要问题。经费问题制约了教师培训质量,导致教师福利、工作环境均不尽如人意,工作无积极性,对学校认同度低。
(2)生源流失严重,管理粗放,办学效果差
学校管理者对学校发展缺乏责任心,在校时间少,倡导“无为之治”,对学校问题放任自流。行政团队缺乏以身作则的态度和服务意识,维护自身利益,独断独权,不愿采纳教师的建议。学校规章制度极为松散,无法体现奖惩,未与绩效挂钩,致使教师考核不透明、不公平。教师也对自己的教学质量和水平抱无所谓态度。近年来,学生以每年近17%的速度减少,原因是家长工作流动和不满意教育水平而转学等。
(3)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脱节,未形成教育合力,学生面貌堪忧
进城务工人群加大,留守儿童大量产生。据调查,金钥匙学校有33名留守儿童,占全校学生的33%。在亲情长期缺失的状态中,家长不重视家庭教育,将所有希望寄托给教师,而教师纷纷埋怨家长素质低,不管孩子,恶性循环,导致学生学习能力差,生活习惯差:随地扔垃圾、字迹潦草、语言不文明、衣服脏乱、经常不完成家庭作业……
(4)教师观念陈旧,生本意识弱,课堂教学效益不高
虽然全县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课程改革,组织了实小联盟等形式的校际教研活动,但学校部分教师对推进新课程改革认识不够,投入力度不大,持否定态度的人较多,新的教学观、教师观和学生观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教学方法还是老一套,“满堂灌”“填鸭式”还有一定的市场,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由于缺乏专职教师,再加上课前准备不足,没有真正地实现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对教材拓展不够,补充不足,挖掘不深,师生互动少,有效训练时间和内容缺失,未能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较差。
2. 跨区域委托管理带来的考验与冲击
委托管理涉及的两所学校,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支援方为市区优质品牌校,受援方为郊县偏远农村学校),形成的学校文化特色、学生生源水平及办学理念亦有所不同,使得两所学校在管理文化、制度文化、团队文化、精神文化、课程文化、教学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支援方管理团队强势进入受援方学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冲突。
改变一所承载了许多历史因素、背负了许多历史包袱的薄弱学校,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绝非一蹴而就,因此,绝不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我们必须跨越一个个难关,如师资队伍的稳定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稳中求进、城镇化进程中生源的分流减少、托管行政团队与本土行政梯队的无缝衔接……不断探索,调整步伐,摸清方向,让学校发展进入“更新代谢”的良性循环,真正具备自我成长的机能,拥有主动发展与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三、在实践中思考,在探索中前进
成都市金沙小学和蒲江金钥匙学校有着不同的外部环境、内部能力和资源及学校文化,如何实现真正的融合,更好地发挥委托管理功能,这需要在委托管理的前期做好学校规划、工作制度及流程改进,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
为了缩短提升学校“底部”、增强“造血”功能,让学校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周期,我们把工作重心放在观念、文化、课程、队伍四大办学核心要素上,着力更新育人观念,重构课程体系,重塑学校文化,提升办学质量,催生金钥匙学校的蝶变。
在实践中,我们提出“情感融入—观念融合—整体提升”治学三部曲,力图勾画出金钥匙学校师生“自愿成长—自觉成长—自主成长”三级发展脉络。通过“暖阳关爱、质量提升、共同成长、文化建构”四大工程及愿景构建、学校文化融合、师资队伍打造、课程评价改革等举措,推进托管的深入进行,保障托管成效。
1. 全面评估,准确定位,理念先行,愿景引领
从启动托管之初,我们就积极深入学校,全方位地对学校的常规管理、教师队伍、课程活动等现状做了专题调研,力争全面了解学校办学情况,及时准确地掌握第一手资料。群策群力,发动广大教职工共同思考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结合金沙团队的力量共同探讨学校发展规划,形成切实可行的《委托管理实施方案》及《学校三年发展规划》。
根据学校的实际及对教育的理解,我们将学校的办学理念定位为:“追逐梦想,幸福成长”,努力打造一所国际生态田园学校,构建一种开放、幸福、田园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氛围。学校确立了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抓手,以科学规范的学校管理为保障,以“文化立校、科研兴校、质量强校、特色扬校”为脉络,促进学校内涵发展,提升学校办学水平的目标。与此同时,学校指导每位教师制定专业发展规划,构建自我评价机制,激活教师原动力,体验成功带来的快乐。
2. 真情奉献,赢取信任,重构文化,共同成长
委托管理的核心在于提升学校“底部”和造血功能。托管不仅仅只是管,更重要的是帮;不是走过场,而是动真格;不是玩形式,而是动真情。因此,我们把“不为名利,只为奉献;不为作秀,只为实干”作为工作原则,倾集团学校团队之力量,从学校发展规划、文化建设、师资队伍打造及校本课程构建等领域全面帮扶,上至学校发展顶层设计,下至每周工作具体实施,向金钥匙学校输入大量的人力和智慧支持。
委托管理给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优质教育资源,给教师的学习、交流和培训提供了平台和机会。至今,金沙小学已派出行政人员80余人次到金钥匙学校开展调研、指导工作,派出名师120余人次送课金钥匙学校,引入金钥匙教师60余人次参加各级高端培训。
两校还开启了“一对一”共同成长计划。建立教师成长共同体,努力实现从输血到造血,自主成长;建立学生成长共同体,注重交互体验,引领多元成长;建立家长成长共同体,实施民主管理,携手成长。共同成长计划引入共同管理精神,构建学习型团队,将学校建成学生、教师和家长“三位一体”的学习型社区。在成长共同体特色项目的引领下,两校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帮互学,实现共同成长,共同发展,以共同管理代替等级管理,营造出人文、民主、开放、和谐的管理氛围,提升了学校内涵和社会声誉。
在硬件环境改造方面,学校建设了以“幸福林”“梦想舞台”“开放式学习体验区”“个性化展示空间”为核心的田园生态校园环境,从环境文化入手,构建了充满生机活力、灵动温馨的学校文化。
3. 建章立制,人文管理,激发潜能,搭建平台
建立一套有效的学校管理制度,是实现学校管理高效化的重要保证,也是办好学校的有力手段。学校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运用柔性化管理和以激励为主的评价方式,让校园氛围充满“正能量”。学校坚持民主开放的管理原则,坚持校务公开,开展民主监督,进一步完善教代会制度,用好每次教师例会,组建教师民主管理委员会,使教师的主人翁地位得以彰显,将教师深度卷入各项制度的制定、评价与反馈过程中。同时,学校大量任用优秀青年教师担任学校后备干部充实行政梯队,构建校园危机干预体系,针对潜在危机事件制定详细预案,保证托管工作的正常运行。
“一枝一叶总关情!”学校发展的动力主要源于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人文管理是金钥匙学校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与能动性的最有效手段。学校开展了系列暖阳工程,改造修缮教师宿舍,修建淋浴房、母婴室、教师午休室,为教师提供爱心营养早餐,设立生日假、子女升学假,提升教师生活质量。学校不断完善绩效机制,通过全面量化、定岗定薪、按劳取酬、优劳优酬,搞活内部分配制度。以课时化为主线,以业绩为中心,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建立吸引人才、稳定人才、激励人才创造价值的分配机制,激发教师的内驱力,鼓励教师专业发展和业务拔尖,切实创造有利于优秀教师脱颖而出的良好工作环境。
为了让每个孩子享受到适合、优质的教育,学校开展了系列关爱工程:送给每个孩子一根跳绳、一本字帖、一把口琴,帮助他们写得一手好字,掌握更多的体育技能和艺术技能;为贫困学生联系资助,募集过冬衣裳;放学后,为留守儿童留一张书桌,帮他们补习功课……沉静的校园渐渐地充满歌声、笑声、读书声,金钥匙学校成为师生共同学习、共同管理、尊重差异、勇于创新的理想家园。
4. 聚焦课程,提升质量,转变观念,自主更新
委托管理并非简单的文化植入,高高在上地给予,而是从学校发展和师生成长的需要出发,不是考虑要把学校变成什么样,而是学校能够发展成什么样。为此,托管中,我们把更新育人观念、重构课程模式、重塑学校文化、提升办学质量作为主要目标,不断摸索和总结适合金钥匙实际需要的教师培训体系和质量监测体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1)深化课程改革,推进教学常态机制
学校优化了作息时间,保证学生每天阳光体锻1小时;开发校本课程,充分挖掘金沙集团、中国海关的课程资源推进农耕课程,开设涵盖体育、艺术、语言、益智、生活技能五大类近20门科目的“梦想教室免费选修课”;组建学生社团,构建“适合每一个孩子”的新型课程模式;开展以品行教育为核心的德育课程,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学生的行为习惯迅速改善,更加自信开朗,思维更加灵活。
(2)实施质量监测,促进教育质量提升
金沙小学与金钥匙学校携手努力,通过大力开展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质量监测体系,形成相对统一的“度量衡”:培养目标统一、教学要求统一、学科标准统一、课程设置统一、训练体系统一、测评手段统一。两校打通了课程、资源、活动、专家和社会力量的全面共享通道,并根据实际情况和所在地资源实施特色项目和特色考评反馈。学校以问题为导向,以课堂为阵地,以主题化校本教研为抓手,给学生创造了积极、轻松的课堂环境,实现全面提质。
(3)科研兴教,课题培师
学校以教研组和年级组活动为核心,以课堂教学改革为重点,加强教育科研工作,引导教师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积极投身到课题研究中,开展科研工作,争取早出成果,出好成果,出较高水平的成果。在推进科研兴校的过程中,学校通过修订、完善科研奖励条款以及实行“鼓励冒尖,重点扶持”等激励手段,逐步形成科研竞争机制。对已经获准立项的(校、区、市级)课题,学校发给一定的课题研究经费,提供技术支持。对承担课题研究任务的教师,给予计入教学工作量的措施,在绩效考核中加分,为教师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全校形成全员参与的科研氛围,使教科研工作步入健康轨道。
教师在课题研究中掌握了更多的教育新理念、新方法,并积极运用于教学,起到了良好的质量促进作用。现在,学校已逐步形成科研室带头、教研组跟进的雁阵之势,通过科研引领、课题落实,推进学校的各项工作。
目前,跨区域学校委托管理工作圆满收官,金钥匙学校已树立了准确的定位,全面更新了各项规章制度,构建起内涵发展的硬环境,全新的办学形象已然形成;“幸福课堂”“梦想教室选修课”“农耕课程”三位一体的现代课程体系,夯实了发展的核心基础;依托成都海关资源和金沙文化开发建立的资源平台,实现了高位均衡、密切融合,凝聚起家校社会教育之合力。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研究 篇8
近年来, 城商行在监管部门的政策引领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 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并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扶持中小企业成长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据银监会最新统计, 截至2010年末, 全国城商行存款规模达6.1万亿元, 贷款规模达3.6万亿元, 其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到1.1万亿元, 较年初增加44.4%。
此外, 近年来城商行的发展情况显示, 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趋势已愈演愈烈。据统计, 2010全年有17家城商行成功实现更名。全年有62家城商行跨区域设立103家异地分支行 (含筹建) , 超过了2009年的数据。面对城商行跨区域发展扩张速度过快的问题, 在全国城商行发展论坛第十一次会议上, 银监会强调城商行要“立足地方经济、严守风险底线、改进金融服务、实现科学发展”, 并提出今后将审慎推进城商行跨区域发展, 把城商行内控机制作为重点检查项目, 对内控不健全的城商行的新设网点申请, 将“暂停审批”。可见, 在新的形势下, 对于城商行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城商行跨区域发展原因分析
(一) 宏观原因
1. 促进金融体系完善
“十五”规划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国有金融机构的“体制改革”问题, “十一五”规划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产品创新”问题, 而“十二五”时期应该着力推动“体系完善”, 把改革重点从健全国有金融机构的微观体制、创新金融产品等转移到健全国家整体金融体系、完善金融服务功能等方面来。城商行作为金融体系中的第三梯队, 其发展与完善, 对于形成一个多层次银行体系, 满足一国经济体中不同层次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 促进经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的互动性决定着经济一体化中的区域金融必然走向一体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 不能越出中心城市的城商行只能坐失良机。而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失去了城商行的有力支持, 其步伐也不得不放慢。因此, 城商行走出单一城市, 结盟或者合并组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实现区域内城商行一体化, 这既是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利用再增长优势
当同一行业的竞争者较多而处于势均力敌时, 行业内所有银行由于竞争的日益激烈, 只能保持最低的利润水平, 对其自身的成长非常不利。而通过并购重组, 能够使得银行业相对集中, 可以有效地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 提高银行的利润率, 为其进一步增长打下基础。
(二) 微观原因
1. 应对激励的竞争
随着银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 特别是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纷纷进军中小企业市场这一城商行的传统业务领域, 城商行迫切需要通过跨区域发展来寻找新的利润来源。另外, 银行业务的同质性导致了竞争更加剧烈。跨区域发展可以扩大经营规模、增加盈利、加快城商行产品和业务创新步伐。
2. 追求规模, 降低平均成本
传统的银行业务是以存贷款为主, 国内银行中主要的利润来源, 主要还是来源于存贷款利差。在这种情况下, 存贷款的规模越大, 收益就越好。国内银行业的这种传统经营模式, 促使了银行都会去追求规模发展。另外, 银行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效应非常突出的行业, 规模扩大不仅能够增加更多的收入, 还能够相对降低成本, 如单位资产的人力成本、技术支持成本、后台结算成本、风险内控成本及其他后勤保障成本。这样, 一方面成本收入比显著降低, 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利润规模提高了盈利能力。
3. 分散风险
城商行局限于单一城市, 往往将资金集中在这个城市的某几个发展比较好的行业, 这样就会造成贷款的行业集中度偏高, 埋下巨大的风险隐患。另外城商行在日常风险管理过程中, 还会面临所处区域的特殊性所带来的区域系统性风险。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 导致经济发展快的地区资金缺口大、社会信用体系完善, 银行处于相对有利位置, 盈利能力就比较强, 风险相对比较小;而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 由于资金需求小、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滞后, 银行就可能面临发展停滞、不良资产增加的风险。如果银行采取跨区域发展模式, 就可以有效规避这种行业风险和区域风险。
4. 提升品牌价值
由于银行的高风险性和高公众性特征, 银行的信誉和品牌常常成为核心竞争的重要因素。城商行由于起步比较晚、整体实力相对较弱, 因此在与其他银行竞争时并不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城商行在自身努力下实现了跨区域发展, 自然就会大幅提升品牌价值, 这对于开发金融产品、培育忠诚的客户群有着深远的意义。
三、我国城商行跨区域发展已经采取的模式和最新动态
1.联合重组
联合重组是指某一行政区域内的多家城商行重组成立一家新的银行。一般是政府主导省内城商行较大规模的合并。这类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城商行中合并时间最早的徽商银行。合肥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徽商银行作为存续公司, 采取“6+7”的吸收合并模式, 吸收合并芜湖等5家城商行及六安等7家城市信用社组建而成徽商银行[1]。
2.购并城市信用社或农村信用社
购并城市信用社或农村信用社是指一些城商行在自愿和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 异地并购城商行或城市信用社。2004年12月, 哈尔滨城商行收购双鸭山城市信用社, 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双鸭山分行, 成为全国城商行的第一家异地分行。
3.直接设立异地分支机构
这种模式是依靠单一银行自身的发展, 达到监管部门的要求后突破地域限制。城商行跨区域设立分行, 既可以在省内设立, 也可以在省外设立。2006年4月, 上海银行在宁波市设立分行, 从而拉开城商行直接设立异地分支机构的跨区域发展模式的序幕。之后其他城商行也先后效仿。这种方式也成为城商行跨区域主要的发展模式[2]。
4.设立村镇银行
据银监会数据显示, 2010年3月末, 全国有村镇银行214家, 但截至当年底, 这一数字已经达到349家, 另有110余家获批筹建。新增村镇银行, 50%以上是城商行发起设立的。实现跨区经营, 确实是城商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最大动机, 也成为城商行拓展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手段。
5.购并国有银行的网点
购并国有银行的网点是指城商行收购国有银行撤并的县域及以下地区的支行网点。2005年, 锦州银行利用建设银行县域网点收缩的机会, 购并了建设银行两家县域支行, 并将其重组成自己的县域支行。
6.参股控股异地城市 (农村) 商业银行或城市 (农村) 信用社
这种模式下, 被投资机构事实上成为城商行的子公司。典型的是南京银行在2006年入股山东日照市商业银行, 持股18%, 成为其第一大股东[3]。
7.由一个强式金融企业购并
2010年, 湘潭、株洲、衡阳、岳阳4家城商行和邵阳城市信用社成功重组, 并引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大股东, 成立华融湘江银行, 开辟了资产管理公司主导城商行联合重组的新模式。
城商行跨区域发展在这几个主要的发展模式下, 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动态。有的跨区域步伐迈到境外。如北京银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设立了代表处, 富滇银行则在老挝设立了代表处。部分中小银行在跨区域进入某地市场时,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采取了首先在异地县域设立支行而非在地级市设立分行的形式。如齐商银行设立了青州支行, 莱商银行设立了平邑支行。也有城商行根据自身特色, 在大多数城商行的跨区域首先瞄准经济发达的大型城市的同时, 选择与所在地经济环境相似的地区作为跨区域的目标城市。
四、关于城商行跨区域发展中如何应对可能存在的问题的建议
城商行在快速扩张后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风险管控速度跟不上发展速度;二是没有核心竞争力, 没有特色化、差异化经营, 欠缺内涵式发展。特别是齐鲁银行发生的金融票据伪造突发事件发生后, 城商行的发展引起了整个金融界的关注。监管部门已对城商行跨区域发展从严审批。但笔者认为, 跨区域仍然是做好做强一家中小银行的必然选择。更名改制、跨区域发展, 甚至包括上市, 这些都应该是一家股份制银行做大做强所必需的步骤, 也是一家小银行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但是城商行不能陷入“唯规模论”的单一增长模式。城商行在今后的跨区域发展中应该做到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
(一) 进行不同层次的跨区域发展
跨区域发展要结合自身发展状况, 并且采用合适的发展道路, 不可盲目跟随。城商行可以根据自身状况, 选择是否进行跨区域发展以及什么样层次的跨区域发展。
1. 全国性银行
少数处于城商行前列的实力强的银行, 可以走这条发展道路。一般是资产规模在800亿元以上大型城商行, 并且具有较大的品牌知名度的银行。比如说北京银行, 上海银行。
2. 大区域性银行
通过区域内联合重组的城商行, 可以利用地缘优势, 与区域经济相互促进, 在省内以及临近区域发展。比如徽商银行, 江苏银行。
3. 社区银行
规模较小的城商行, 要求侧重于本地业务, 发挥本土优势, 不求做大, 但求做精。
(二) 深耕细作, 打造特色银行
城商行, 在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 要始终坚持自己的市场定位, 明确自己的服务对象。从城商行服务中小企业的调查中可见, 发展好的城商行, 都是在中小企业服务方面做得有特色。城商行必须在中小企业这个领域中深耕细作, 着眼于中小企业客户, 研究开发出专门的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业务产品和服务渠道, 并运用个别案例树立品牌形象, 从而占领相应的市场份额, 提高银行竞争力[4]。
(三) 兼顾提高风险管控和应对能力
多数城商行当前还处在重规模发展、轻内控管理的粗放经营模式中。在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强内部管理, 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守好风险底线, 把握发展与风险管控的平衡,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5]。
(四) 自主创新, 大力发展非存贷业务
大多数城商行盈利模式单一, 主要的利润点是存贷款利差。这就导致只能靠跨区域增设网点来加快增长。而现在监管收紧, 使得“物理网点”扩张受到限制。但是在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新业务方面, 并没有限制, 城商行可拓展这些新业务, 挖掘电子商务、网络银行等科技产品的价值。自主进行业务创新, 从而一定程度改善盈利模式。
摘要：城市商业银行 (下文简称城商行) 跨区域的迅速发展, 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扶持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壮大。但是跨区域发展过于迅速也导致了一些问题和风险的出现。本文分析了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原因, 总结了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主要模式, 并针对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审批政策的收紧, 提出了在新的金融环境下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城商行,跨区域发展,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周好文, 刘飞.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模式分析[J].金融论坛, 2010 (10) :52-56.
[2]张吉光.城商行跨区域发展:模式纷呈 (之一) [J].银行家, 2009 (12) :64-66.
[3]张吉光.城商行跨区域发展:模式纷呈 (之一) [J].银行家, 2010 (1) :80-82.
[4]周千驰.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研究[J].武汉金融, 2010 (12) :38-39.
跨区域管辖 篇9
[关键词]跨区域；动态立体；消防救援圈；加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火灾的各自危险越来越多，火灾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性都有所加强。这对以辖区为主的消防力量来说是一个不少的挑战，单凭辖区的消防力量有时无力完成大型的消防安全任务，所以迫切需要跨区域的协同救援机制。
一、我国现行的消防资源问题
（一）人力资源问题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这个在任何领域都一样。从人力的数量上看，目前我国县级以上城市70%消防站的消防人员数量未达到最低编配标准，1132个县（区、旗）消防大队仅有1～3名消防监督人员，近500个新建消防站无兵派驻。按国家规定标准还有154个地市需新建消防特勤站，778个县（市、旗）需建立消防站, 现城市建成区需新建2448个消防站，全国共需新建消防站3370个。[1]从人力的质量上看，由于一个辖区可配置的消防装备与可接受的消防培训均有限，使得其不能建立能够应对各类灾害、技术全面的队伍。按目前的消防力量增加模式，消防人员数量与质量的缺乏与事业发展需求的矛盾更加突出，也会在一些地区造成消防力量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失衡，造成消防资源浪费和政府社会管理公共安全服务职能的缺失。
（二）设备经费问题
尽管今年来我国的消防设备有很大的改进，国家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仍滞后于消防工作的需求，不同城市的设备配置差别很大特别是东中西部城市之间的设备配置水平。某些地方的系统基础重复建设对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这些情况存在下，一旦遇到重大事故往往会力不从心[2]。
（三）信息技术问题
当今社会是信息的社会，在消防领域也应该积极利用信息化设备。但是由于我国区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情，往往导致信息的流通不畅。又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技术比较滞后，而且即使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怎么样本土消化也是一个待考虑的问题。
二、加强跨区域动态立体消防救援圈的必要性
跨区域动态立体消防救援圈是指责任区消防部门(总队、支队、大队、中队)在难以独立处置管辖区内发生的火灾、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的情况下，通过跨区域调集消防力量共同完成灭火救援任务的一种救援行为。这种救援行动不是静止的，是以灾害事故的变化而变化的。
（一）消防知识的普及提供了加强跨区域动态立体消防救援圈的人力基础
随着人们素质的提升，也逐渐增强了消防忧患意识。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区的宣传栏或者海报等各种宣传方式知道或者了解了消防知识，也超越了传统的消防观念的局限。
（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加强跨区域动态立体消防救援圈的物证保障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新兴城市不断涌现，区域合作日益加强。这也为资源的共享提供了快速便捷的途径，在充足的经费保证的前提下，人们在火灾成本研究基础上能够更有效的配置资源。
（三）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加强跨區域动态立体消防救援圈的技术保障
跨区域动态立体消防救援圈要求对重大危险源灭火救援的需求量要有精确的计算，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从消防供水、消防装备、人员素质以及交通通讯等方面，分析消防重大危险源灭火救援需求计算的主要特点，并以油罐区消防用水量计算以及普通蛋白泡沫灭火剂用量计算为例，建立消防用水和灭火药剂等需求量的计算方法。
三、建立跨区域动态立体消防救援圈的意义
（一）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一体化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迅速, 综合实力强大,国际形象良好,正是因为这些优势的存在,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快速提升。然而,“防患于未然”是很有必要的。经济一体化城市群的安全和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建立起一个跨区域消防救援体系,有助于保障经济一体化城市群的公共安全,为经济一体化城市群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只有建立起跨区域动态立体消防救援圈才能应对突如其来的消防危险，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随着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一旦发生连锁性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创建一个具有快速全面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能力的“灭火救援圈”,强化这面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消防能力与时俱进的需要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致灾因素增多。我国加入WTO后,公安消防部队努力为投资者和广大公民提供广泛有效的生命安全和财产保障,走多功能发展之路,更多地参与社会抢险救援,实现与国际接轨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1]朱力平, 杨政. 加强跨区域动态立体灭火救援圈的研究[J].消防科学与技术,2007,26(4):251-255.
[2]朱力平.关于动态立体灭火救援圈的思考[J].消防科学与技术,2004, 23( 4) : 385-386.
[作者简介]熊新全，河南新乡市消防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