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管辖权

民事管辖权（共8篇）

民事管辖权 篇1

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程序原本是公民一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权利, 但由于我国目前立法中对于管辖权异议程序规定不够完善, 从而导致了现实中部分当事人对此权利的严重滥用并异化为一种拖延诉讼的合法武器。而滥用管辖权异议程序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其不仅严重消耗了人民法院宝贵的司法资源同时将会严重影响到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以及当事人实体正义的实现。因此分析和讨论此项权利被严重滥用的背后成因并有针对性寻求改革路径以及提出完善建议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管辖权异议程序的运行现状评析

自司法解释中首次规定管辖权异议程序以来已然三十余年而管辖权异议程序的运行现状如何? 笔者通过对现有资料和学术成果的研究分析发现我国现行宽松的法律规定使管辖权异议极其容易被滥用, 其滥用行为是时候应当予以程序上的规制了。

( 一) 立法的粗陋规定

第一, 定位不清。对管辖权异议的规定从第三十八条管辖制度中的一个内容是管辖制度的救济程序; 现如今调整至民诉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而作为一审程序庭前准备的组成部分属于审前程序。这样的定位是否恰当?

第二, 审限不定。尽管司法解释中规定了作出异议是否成立的书面裁定是十五日, 但实践中这样的期限并不包括送达的期限。这就导致在送达期限这一部分将有可能会融入法院自由裁量权的因素, 因而十五日的期限规定形同虚设。

第三, 滥用程序无制裁后果。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对于所有的管辖权异议程序均需要作出裁定, 当事人对于驳回异议的裁定还可以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然而对于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诉讼行为却没有规定具有制裁效力的后果从而导致违法成本非常低。

( 二) 司法实践的不堪重负

由于当前立法对管辖权异议程序的粗疏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违法成本基本为零致使拖延诉讼的现象泛滥, 愈演愈烈的管辖权之战在实务中已成为了被告拖延诉讼的合法武器。

1. 异议驳回率过高以及上诉改判率过低。通过对近年来管辖权异议案件的统计可以看到异议驳回率过高以及上诉改判率过低现象日趋明显, 体现出绝大多数案件中存在滥用管辖权异议以拖延诉讼的现象, 造成了对于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从而导致在案多人少的大环境下无疑使得法官更加不堪重负。

2. 异议成本过低。根据我国《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 如果当事人在案件中提出管辖权异议只有在异议不成立时才需交纳五十元到一百元不等的成本费用, 而且当事人对于因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而提起上诉的案件亦无需交纳案件受理费。从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出即使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被驳回也不会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和风险, 面对此种低成本和低风险却高收益的诉讼途径当事人何乐而不为。

3. 滥用管辖异议的主要表现。本文所提到的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 笔者将其拖延诉讼的情况大致总结为以下几种:

第一, 被告方毫无事实和理由根据而随意提起管辖权异议。此类当事人在其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直接主张受理法院无管辖权而不提供任何的证据材料和事实理由。

第二, 在选择性管辖案件中明知受理法院有管辖权而故意以偏概全提出管辖权异议。此类情况主要体现在合同纠纷案中如合同纠纷应由被告人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当被告人住所地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虽明知但故意提出应有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第三, 短时间内发生的被告为统一企业或者同一个人的多起类似案件中被告以相同理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被法院驳回后仍就类似案件提出管辖权异议并连续上诉以达到其拖延诉讼的目的。

二、滥用管辖权异议程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现实中对于管辖权异议程序设计的缺陷实际上强化了与实体公正无关的程序利益争端, 把管辖的内部分工外部化为一种诉讼利益 (1) , 消解了管辖权异议程序并使原本应有的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行使和平衡心理吸收不满的程序性功能反而异化成为了当事人用以拖延诉讼的策略与工具。

( 一) 法院之累

管辖权与审判权之冲突。法院作为审判权的行使者在管辖权异议案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如何居中裁判将直接影响到整个案件实体正义的实现。但在滥用管辖权异议权利日趋严重的现实环境下法官亦显得尤为无奈, 因为我国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 当事人是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法官虽明知被告有意滥用但仍不得不依法办事。笔者曾不止一次听到来自法官朋友的抱怨与叫苦, 处理管辖权异议的工作量实在太大! 相信原告方面对仅仅在一个程序性问题上纠缠过久而无法进入实体审判也是一样的焦急与无奈, 最终导致实体判决的维权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消失殆尽从而即使胜诉也是无益。

( 二) 当事人之困

起诉权与异议权之对抗。管辖权异议程序设立的目的在于通过增加当事人异议的权利来平衡原告的诉权, 现如今滥用管辖权异议导致被告的权利受到过度保护而对原告诉权的保护则处于微小和虚置的状态, 结果将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关于实体权利的失衡。被告可以紧紧利用提出管辖权异议而争取到的难得的应诉准备时间而不断增加自己的砝码: 有更充足的时间去搜集有利的证据以及为了逃避债务而悉数转移财产等等。对于知识产权类型的案件来说案件久拖不决本身就是权利效果的消解与丧失。即使将来胜诉也会因为过长的审理周期而导致知识产权例如新型技术以及商标权等的技术寿命的新颖性和时效性等丧失殆尽, 原告即使胜诉也已经失去了维权的意义。

( 三) 律师之精专

诉讼策略与滥讼之界限。律师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之中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重要人物。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案件一般以有律师代理的情况居多, 律师对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设立以及运用和法律后果与权利实行的效果等均有较为全面的把握, 作为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往往不懂得透过特定而专业的诉讼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最大权益, 此时律师的专业意见就显得非常重要。但通过律师帮助而提起的管辖权异议其性质应定性为诉讼策略还是诉讼欺诈的问题实难予以定性。这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潜规则的侥幸心理已经形成风气, 律师在这样的诉讼环境下如何平衡诚实信用与胜诉之上的利益观和价值观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帮助当事人运用自己的权利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值得深思。

三、管辖权异议程序完善的可能进路

( 一) 对管辖权异议程序的理念修正

要解决滥用管辖权异议达到拖延诉讼目的的问题就首先要理顺管辖权异议程序的理念与逻辑。管辖权异议乃至整个管辖制度的逻辑基础是在于审判假定, 即各法院之间判决结果应当是完全一致或至少大体一致, 到哪里接受审判结果都几乎相同。 (2) 在这一假定之下原告选择管辖权主要是根据诉讼便利性与节省诉讼成本的角度进行考虑, 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诉外利益可图尤其是不会涉及到司法地方保护的问题。因此应当明确管辖权异议程序仅仅是作为当事人对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救济性程序, 主要目的是为了充分保证管辖权的正确分配和审判权的具体落实并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在管辖权事实比较清楚的前提下法院应当依照法律进行审判并正确树立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而当事人应当更多地关注案件的实体问题减少投机取巧的侥幸心理; 律师应当将眼光放到对案件实体情况的辩护当中并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 二) 制定高效可操作的制裁措施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导致滥用管辖权异议现象泛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立法规定过于宽松以及违法成本过低, 因此应当制定多重高效的制裁措施并通过对滥用异议行为进行侵权行为定性和对滥用异议行为采取惩罚性制裁措施以及增加滥用异议人的败诉风险等方式进行程序规制。

1. 诉讼费用。从保证法院的诉讼成本得到合理回报的同时又能够有效遏制滥用异议的角度, 可考虑通过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方法, 即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应通知其限期缴纳案件受理费, 逾期不缴纳的视为未提出申请而且如最终经审查所提异议成立, 裁定移送的则同时退回预收的案件受理费。

2. 侵权之诉与损害赔偿制度。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中针对滥用法律诉讼与德国的禁止程序欺诈的行为相类似的有益经验, 建立滥用异议权的损害赔偿侵权责任制度。对滥用管辖权异议程序尤其是对一方当事人通过无因型异议拖延诉讼而造成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损失的, 可以通过一般侵权责任的原理与规定要求权利滥用人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且损害赔偿的对象包括受损一方的误工费以及律师费和知识产权的损失等费用。受损方可在本诉中一并提起侵权之诉并对此负证明责任而法官根据管辖权异议的理由及相关证明材料作出最后判决。

( 三) 对管辖权异议程序进行速裁化构建

在当前我国民诉法关于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框架内, 能够起到部分遏制滥用管辖权异议程序的治标办法就是由法官快速处理管辖权异议程序并尽量缩短处理管辖权异议的时间从而实现管辖权异议的快审查以及快裁定与快移送。

1. 审理期限速裁化。遏制拖延诉讼的最有效办法是在立法中明确管辖权异议程序中各个环节的审理时间节点并在具体的程序设计上应当最大限度地压缩处理异议的时间成本。各地法院针对立法中对审限的模糊规定以及在司法中过于冗长复杂的处理环节均在控制审查异议的时间成本上进行了有益探索。

2. 一审引入听证制度。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对于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一审案件法官只是根据当事人所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以及与之相关的证据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并在十五日内做出裁定而不会选择开庭审理或是召开听证会。但是这种做法长期以往的后果便是: 因为当事人在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材料后不能够及时的参与从而无法充分保证其诉讼参与权和知情权以至于随后恶性循环又直接导致了管辖权异议案件上诉率过高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可考虑在管辖权异议的一审程序中引入听证程序, 由双方当事人同时参与管辖权异议审查听证会且在听证会上双方当事人可自由对质并陈述意见而听证会的形式和时间则可以由法官灵活控制以省去不必要的繁琐程序。相信通过听证会的召开可以在保障异议人权利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原告的诉权并增加裁定的透明度以有效地吸收消解当事人的不满情绪从而减少异议案件的上诉率。

3. 最终确立管辖权异议一裁终局制。笔者认为滥用管辖权异议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具体体现为管辖权异议的两审终审制等过于宽松的法律规定以及过于严格的异议权保护制度设定。程序的宽松导致了投机取巧的侥幸心理有机可乘, 而严格的救济程序和基本为零的异议成本以及无因型的异议裁定启动程序则为滥诉者提供了绝好机会。因此笔者建议通过一系列的改良性的制度建设最终将获得一裁终局的法理基础与制度基础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实行管辖权异议一裁终局制。而且笔者认为亦大可不必存在如果实行管辖权异议一裁终局制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正常的管辖权异议诉讼权利得不到足够司法救济的担忧, 因为笔者相信, 通过前文所提到的进一步完善对于管辖权异议诉讼费用和损害赔偿制度以及在管辖区异议一审程序中引入听证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后足以实现保证管辖权的正确分配和审判权的具体落实以及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目的。

摘要：本文从对管辖权异议程序的运行现状入手, 进而分析此现状产生的原因和负面影响并在最后结合司法实践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以期促进管辖权异议程序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滥用

注释

11张卫平.管辖权异议回归原点与制度修正[J].法学研究, 2006 (4) .

22 傅郁林.管辖权异议背后玄机[N].法制日报, 2002.9.

民事管辖权 篇2

住所地石家庄市康乐街14号祥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改芹，总经理。

薛建士诉上诉人河北国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冯现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柏乡县人民法院(20XX)柏民二初字第83—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撤销柏乡县人民法院(20XX)柏民二初字第83—1号民事裁定书;

2、将本案移送至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或其它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事实和理由

依照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之规定，管辖错误也应再审，故请求贵院认真审查薛建士诉上诉人河北国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冯现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管辖权，在该案中柏乡县人民法院无管辖权，上诉人向其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后，一审法院无视相关法律规定，即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申请。

现为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出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柏乡县人民法院(20XX)柏民二初字第83—1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移送至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或其它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一、该案应移送至上诉人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即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之规定，上诉人的住所地在石家庄桥西区。

而另外几名被告的住所地均不在柏乡县，故该案应由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管辖，柏乡县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

二、一审法院以“柏乡县中学食堂的标的物在柏乡县，经营权担保的履行地在柏乡县。

”的理由，认定其有管辖权是错误的。

首先，该案只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不存在对柏乡县中学食堂标的.物的争议，不应适用标的物所在地法院管辖的规定;其次，上诉人从未将柏乡中学食堂的经营权向薛建士及任何人提供担保，且薛建士也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是柏乡中学食堂的担保权人，故一审法院在裁定中称的“经营权担保履行地”是子虚乌有的。

所以，柏乡县人民法院对该案无管辖权。

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柏乡县人民法院柏民二初字第83—1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移送至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此致

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河北国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浅议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 篇3

关键词：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管辖权冲突；平行诉讼

一、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概述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是某国法院依据国际条约或者国内立法受理和审理某一涉外民事争议的权限或资格。近年来，各个国家都比较重视国际间的民商事交往，解决涉外民商事争议的方法自然也成为各国关注的焦點。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首先，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是解决某一涉外的民商事争议应由哪国法院审理的问题，其当事人、标的物或法律事实至少有一项具有涉外性，法院也有可能适用外国法律作为定案的准据法，不同于国内管辖权。

其次，行使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主体是某国法院，是司法管辖权，区别于仲裁管辖权。虽然大多数国家都允许双方当事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所以管辖权的确立具有强制性；而仲裁管辖权的行使主体是仲裁机构，管辖权的取得依赖于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不具有强制性。

二、行使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依据

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观念等均不同，确定管辖权的依据也不尽相同，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国籍

是把涉外民事纠纷中的当事人国籍作为行使管辖权的标准。无论当事人是原告或被告，也不论其身在何处，当事人的国籍国法院都有管辖权。但这一标准的影响力在逐步弱化，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人口流动量加大，国籍标准已不足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2.地域

是一国法院对在本领土范围内发生的案件都有管辖权。主要包括：一是以被告的住所、经常居住地为依据确定管辖权；二是被告的主要财产所在地；三是以标的物所在地为标准确定，便于法院控制和执行等；四是以诉讼原因发生地作为行使管辖权的依据，一般有侵权行为地、合同签订地等。

3.双方协商

即以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或合意确定管辖法院，是意思自治原则在诉讼程序中的体现。多数国家都允许当事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确定管辖权，以减少国家间确定管辖权时的冲突，便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4.专属管辖

专属管辖往往是基于公共秩序的目的制定的。一般与一国政治、经济、法律等密切相关，但公共秩序的含义很模糊，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规定也千差万别，若专属管辖的范围过大，也属于扩大管辖权的方式。

三、解决管辖权冲突的途径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积极冲突表现为各国相互争夺管辖权，如：平行诉讼；消极冲突是各国法律对某一涉外民事争议都不规定管辖权的情形。[1]这些冲突是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不利于正常国际民商事交往的进行，所以，管辖权冲突的解决是核心问题。

国际上虽尝试通过国际公约来确定统一的管辖权标准，但各国情况不一、具体实施上存在偏差，效果也不显著。各国制定国内法律时不能仅从本国利益的角度考虑，也应奉行国际礼让的原则，合理地规定本国的管辖权范围。

首先，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确定国际管辖权时也应尊重别国的主权。当某一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辖权被多国争抢时，各国基于本国利益考虑，会选择对外国法院的判决不予承认与执行，这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在尊重他国主权原则能减少此类管辖权冲突的发生。

其次，承认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管辖原则，各国均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当事人可以在争议发生之前或之后合意选择管辖法院的原则，排除了其他国家法院的管辖权。由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防止管辖权的冲突，当事人也会自觉履行判决，有利于争议的有效解决。[2]

再次，不方便管辖原则，是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不方便审理主动放弃管辖权，由其他适格的法院审理案件的制度。若各国均认同此原则，不仅可以方便当事人，而且也是积极解决管辖权冲突的有效途径。

最后，“一事不再理”原则，是针对“平行诉讼”等的情形，当事人对同一诉讼中同一请求已在他国法院受理或已审结的涉外民事纠纷，法院不得再受理此案，可以避免重复受理造成的审理资源浪费。

四、我国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现状及完善建议

我国在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问题上一直奉行国际礼让原则，虽然在逐步与国际接轨，但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

1.强调协议管辖的主导地位

协议管辖在解决国际管辖权冲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国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并未对此作出规定，仍需适用第34条的规定，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情形还很严格，仅限于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就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协议选择法院，而且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笔者建议法规对此制度的限制不能太苛刻，协议管辖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若法律干涉过多，会限制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使其不能发挥作用，比如：法律规定协议管辖的形式只能是书面形式，口头表达协商一致的意思也能参考；另外，关于协议管辖的争议范围只要不属于专属管辖的，都应可协议选择，不能仅限于合同或财产性质的争议上。

2.“一事不再理原则”

平行诉讼虽可以便利当事人，但会产生多个判决相互矛盾的后果，不利于解决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冲突。我国民事诉讼法却没有明确规定国际民事诉讼中的平行诉讼问题，虽然这与国家极力扩大管辖权的做法相悖，当笔者认为应当确立一事不再理制度，若某涉外民事案件已经在别国审理，我国一般情况应不再受理；对于不违背国家利益的判决，法院也应承认并执行该判决。

3.“不方便管辖原则”

不方便管辖原则可以限制管辖权的过分扩张，有利于建立一个和平相处的国内外环境，促进国家间民商事交往，虽然我国立法上并未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运用，这表明我国立法有意向确定不方便管辖原则。

关于管辖权制度的重要性，有律所说“打涉外官司，先打管辖权，再打时效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最后才谈事实和法律”[3]，所以说，管辖权制度是审理国际民事纠纷的首要问题，直接影响着整个诉讼案件的审判结果。

参考文献：

[1]刘力.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2]杨劲.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3]刘冰.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浅析，法制与社会，2009（02）

作者简介：

论民事管辖权异议权的正当行使 篇4

(一) 不正当行使管辖权异议权的特征

民事案件的管辖, 是指确定各级法院之间和同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其主要包括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管辖权是法律赋予法院对案件进行受理的权利, 而管辖权异议权则是法律赋予当事人对受诉法院提出不服该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主张的权利。该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障民事案件的被告方的诉讼权利, 使得法定管辖规定得到施行, 限制民事审判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但是在审判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当事人不正当行使管辖权异议权的情况, 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即为滥用自己的管辖权异议权。所谓滥用管辖权异议制度是指作为被告一方的当事人基于拖延诉讼时间的目的, 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向受理案件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被法院裁定驳回后, 又利用诉讼法有关程序提起上诉。[1]其突出的特征有:1、被告方当事人在知道受诉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 仍提出管辖权异议。2、被告方当事人虽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但并没有支持其异议的事实理由。3、被告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 提交的申请书中填写了理由, 但明显与事实不符。4、被告方当事人在一审法院裁定其管辖权异议不成立时, 为了拖延诉讼时间而提起上诉。5、被告方当事人用足了法律赋予其行使权利的时间, 在提交答辩状或者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提交异议申请书或上诉书。

(二) 不正当行使管辖权异议权的危害

滥用管辖权异议权严重的拖延了诉讼时间, 使得法院审理案件的效率低下, 浪费了极为有限的司法资源, 给审判程序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同时, 部分的原告由于案件诉讼时间长而感到身心俱疲, 因此撤销诉讼放弃自己的权利保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而滥用权利的被告却可以利用此项权利来延长诉讼时间, 推后债务的履行, 此种做法严重侵害了原告方的实体利益。此外, 由于地方性法院可能受到系统内部对于法官到某一时间点必须达到一定结案率要求的影响, 如果当事人在距结案点时间很近的时候提出管辖权异议, 法官为达到结案率指标要求, 则只能被迫采取压迫原告做出利益让步与被告和解或是要求原告先撤诉其后再来立案的方式来尽快终结案件, 而无疑这些都将大大打击实体权利人对于法律公正的信心。[2]

二、管辖权异议权不正当行使的原因

(一) 管辖权异议制度存在立法缺陷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 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进行审查, 异议成立的, 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异不成立的, 裁定驳回。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 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可以上诉, 由上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决。基于上诉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当事人行使管辖权异议权只有在行使时间方面受到了限制, 对于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是否要求有具体的事实理由、对恶意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当事人是否应当进行惩戒等法律并没有做出详尽的规定, 存在诸多的当事人在没有具体的事实理由或者明知事实理由不成立的情况下仍提出管辖权异议, 而法院对于这类当事人也并没有可以采取的措施来制止此类现象发生。加之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成本极为低廉, 根据现行的《诉讼费交纳办法》, 当事人只有在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管辖裁定后, 需交纳70元的诉讼费用作为其管辖权异议不成立的费用。[3]

(二) 当事人自身诚信意识的缺失

由于我国的法治水平还不高, 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 部分地区的法院受人情关系的影响而做出不公正的实体裁判的现象仍然存在。被告方在收到原告方的诉状后, 一方面担心受诉法院偏袒原告方, 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行使管辖权异议将案件移交给自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法院来受理, 方便自己参加诉讼, 节省成本。此外, 在债权纠纷诉讼中, 存在着诸多的被告欠钱不还, 希望通过滥用管辖权异议权来拖延时间。部分被告采取此种诉讼策略:在答辩期的最后一天来提出管辖权异议, 在被驳回之后又在上诉期最后一天提起上诉, 用足了法律留给当事人行使权利的时间, 并利用这段时间通过转移自己的财产的方式来达到逃避债务的不法目的。此种诚信意识的缺失严重的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 相关配套制度的空白

由于我国的文化教育水平还不是很高, 存在着大量的不懂法的公民, 他们在遇到诉讼纠纷时都是通过寻求律师帮助的方式来解决。而某些律师为了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不惜违背职业道德, 利用法律规定不完善, 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建议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来达到不法目的, 进行恶意诉讼。但我国对于律师的管理较为松散, 没有建立相关的诚信档案制度, 在律师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的情况下, 并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对其也不会造成什么消极影响, 这无疑加剧了审判实践中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权现象的出现。

三、督促管辖权异议权正当行使的对策

(一) 提出管辖权异议须有具体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由于我国立法对管辖权异议的提出设置的门槛过低, 只要求当事人提供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即可, 对于是否要求有具体的事实理由没有过多的限制, 也不需要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据资料来支撑, 导致管辖权异议权的行使过于容易。因此, 立法对此应当完善, 限制这种滥用管辖权异议权的情形, 要求当事人在提出管辖权异议时一定要有相应的事实理由, 且要谨慎填写, 不得胡编乱造, 并且要提供证明材料来证明其申请的正当性, 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 增加管辖权异议权的行使成本

对于当事人提起管辖权异议应当收取一定的费用, 限制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权。对于当事人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 我们可以采纳诉讼风险保证金制度, 要求异议人向一审法院交纳诉讼风险保证金。如果二审法院撤销一审管辖权异议裁定的, 诉讼风险保证金全额退还, 若是维持一审管辖异议裁定的, 则人民法院有权没收其交纳的保证金。诉讼风险保证金制度的确立, 对于原告来说, 其在起诉时就会谨慎考虑是否要提起管辖权异议, 如果滥用权利将会自行承担案件所带来的风险。[4]

(三) 建立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权的惩戒制度

《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审理针对管辖权异议的上诉案件时, 如果当事人的上诉无理由, 而原审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的, 上诉法院将对提起管辖抗辩的当事人予以罚款, 处以100至1万法郎的罚款。如果一方当事人对法院无管辖权的抗辩有过失, 并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时, 上诉法院还可以发出命令, 要求其向对方当事人赔偿损失。[5]我国可以借鉴法国相关立法规定, 对当事人恶意提起管辖权异议进行罚款, 并要求被告方赔偿对方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 以此来对不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进行惩戒。

(四) 加强法律职业道德建设, 建立律师的诚信档案制度

我国的律师事务所是由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师协会共同进行管理的, 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 在律师出现违背职业道德的情形时, 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有可能会进行互相推诿, 导致对律师行业的管理较为松散。因此要对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师协会的管理职责进行严格分工, 增加律师的职业道德培训, 建立律师的诚信档案制度。对于那种常利用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律师应当拉进黑名单, 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惩戒, 例如执业禁止等。以此来强化律师的职业道德, 提高其职业道德修养, 减少滥用权力的现象发生。

四、结语

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是法律建立的一种救济性措施而不是不法当事人谋求利益的工具, 对于不正当行使管辖权异议权的当事人, 我们应当严惩。对于这种现象的防治, 需要法院、当事人、律师各方共同努力, 加强制度建设、增强诚信意识、培养职业道德, 督促当事人正当、合法、合理的行使管辖权异议权, 促进司法公正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徐州审判1、2期-对当前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案件有关特征的分析与思考.

[2]张蕾.浅议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D].中国政法大学, 2009.15.

[3]阮健.民事诉讼中滥用管辖权异议问题研究[D].北方工业大学, 2011.10.

[4]阮健.民事诉讼中滥用管辖权异议问题研究[D].北方工业大学, 2011.21.

民事管辖权 篇5

副教授

上传时间:2008-7-9 浏览次数:717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关键词: 《民事诉讼法》修改/当事人申请再审/管辖

内容提要: 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管辖权上提一级，基层人民法院不再拥有这类案件的管辖权，这一变化是我国立法机关结合我国司法的现实状况而作出的一个创新。但是，由此也引出了与民事再审案件管辖权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正确理解法律修改后相关内容的变化，深入把握这些变化的意义，从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的层面对这些变化进行考察，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的措施。

我国《民事诉讼法》经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进行了该法颁布以来的第一次修改。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民事案件再审程序的启动方式上仍然沿用了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三元制模式。作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审判监督”机制，本次修改虽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以国家公权力支配再审程序的基本格局，当事人再审申请权的诉权化改造并没有真正实现，但是，相关制度的精心设计，无疑为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的切实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对于解决“申诉难”的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能的法律手段。就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民事案件的具体操作程序而言，本次修改的内容涉及到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再审事由上的进一步细化；另一个方面是对再审案件的管辖权的进一步完善。本文将尝试对后者所发生的变化及其所蕴含的法理作一分析，希望有助于理解并进一步把握这一变化的精神实质。

一、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管辖权的变化

本次修改关于当事人再审案件管辖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将受理当事人再审申请的管辖法院确定为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的上一级法院。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在本条中，明确了受理当事人再审申请的管辖法院为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由于我国有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这四级人民法院都有可能作出生效的裁判，所以，除了基层人民法院之外，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下一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具有管辖权。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本条所谓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不表示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一方面，如果理解成既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则与修改以前的规定没有区别，这一修改就毫无意义了；[1]另一方面，从语法上分析，“可以”在这里是一个助动词，作为动词“申请”的状语；“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是一个介词词组，作为助动词“可以”的补语。“可以”用来修饰“申请”，“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用来补充说明“可以”。所以，这里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一语，应当理解成：如果要申请再审，只能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另外，还应当注意，“上一级人民法院”在里还有一个限定受理再审申请的法院级别的含义，“上一级”是法定的受理再审申请的法院级别，如果超越了这个级别，或者低于这个级别，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符合这个级别的法院就应当不予受理。

2、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的审判权归属于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同时建立了再审案件的分流机制。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于再审案件的管辖权采取受理权与审判权合并的方式，即受理法院同时也是审理法院。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上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条件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提审。”在这里，再审案件的受理权与审判权发生了分离，即上级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可以自己审理，也可以交给下级人民法院审理。而下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受理该再审案件，其审理再审案件的依据是上级人民法院的指令。修改以后的《民事诉讼法》显然采用了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的原理，将再审案件的受理权与审理权进行了合理的分离式配置，即决定受理再审案件的法院不一定是实际审理再审案件的法院。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二款首先明确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这里明显排除了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可能性。紧接着，法律对于更高级别的法院即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作出了机动性安排，即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可以由本院再审，可以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还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在这里，“其他人民法院”同时具备双重含义：其一是指低于作出再审决定的人民法院的下一级人民法院；其二是指作出申请再审所针对的裁判的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因为，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只能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所以，对于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只能作如是理解。例如，如果再审决定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可以交给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如果再审决定是由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则可以交给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至于“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一语，按照以上的推论，也只能是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而不可能是基层人民法院。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的案件，是“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而“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只能是由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作为原审的案件。

应当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排除了基层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整体上提高了一个审级，即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但是，这并不等于基层人民法院完全不再具有再审案件的管辖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本条不在修改之列），基层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进行再审；中级人民法院对基层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也可以指令基层人民法院再审。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依然保留了这一由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机制。此外，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如果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这里也不排除交给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管辖权变化的意义

正如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康生所指出的，此次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重点是为了解决当事人“申诉难”和“执行难”的问题，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2]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在再审程序方面，强化当事人再审申请权的实现，使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更加切实地受到司法保障，并且得到公正的对待，就成为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之一。

作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其不同于法院通过自我监督和检察院监督启动再审的案件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当事人并不拥有直接启动再审程序的刚性权利，即法律所赋予当事人的仅仅是“申请”再审的权利，而不是一种利用公权力的权利，即诉权。“‘申请’这个概念具有显而易见的非讼性、简易性和单向性。„„申请的目的在于启动法院的职权，而不在于形成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3]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对待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就不可能像对待当事人提起诉讼那样基于审判的义务而予以接纳。在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后，虽然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但是，仔细审视该条第二款列举的十三项再审事由，仍然难以得出当事人已经拥有再审诉权的结论，其本质上仍然还是当事人行使“申请”权的事由。有学者认为：“再审的功能并非纠错”，所以，“将实质性事项列入再审事由是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失误”，应当将这些实质性的再审事由转化为形式化事由。[4]基于同样的思路，笔者以为，在目前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仍然难以实现诉权化改造的现实情况下，为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提供必要的程序性保障不仅是明智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令人欣慰的是，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管辖问题上的设计可谓用心良苦，其对于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的保障的效用远高于具体的再审事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再审案件的管辖法院的司法水平决定着再审的公正性，而不是它的再审事由。

首先，将受理当事人再审申请的管辖法院确定为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这种安排显然是在充分考虑我国司法的现实状况而作出的大胆创新。

纵观世界各国立法例关于再审案件的管辖规定，多数国家都是由原审法院管辖再审案件的。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84条规定：“再审之诉专属于作出第一审判决的法院管辖„„”，日本《民事诉讼法》第422条规定：“再审专属作出经声明不服的判决的法院管辖。对审级不同的法院就同一案件所作的判决，其再审的诉讼由上级法院合并管辖。”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99条也规定：“再审之诉，专属为判决之法院管辖„„”。域外多数国家将再审案件的管辖权赋予生效裁判的原审法院，固然有民事诉讼模式、社会背景及审级制度方面的原因，[5]但是，除此之外，与这些国家的立法例关于再审的事由的规定也不无关系。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了10项再审事由，其每一项再审事由都是较为确定的而且是必须予以纠正的瑕疵，相比较之下，我国修改前后的《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再审事由都存在着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问题。[6]再者，我国司法的权威性的确还存在着不如人意的情况，当事人之所以申请再审，“很大程度上是对原审裁判的不信任，希望寻求更高级别的、其认为更权威的法院的再次裁决。”[7]出于上述的原因，我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管辖权上提一级，应当说是一种审时度势的现实考虑。同时，也要看到，尽管在我国的司法运作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再审程序毕竟是对已生效的裁判重新进行审定，需要格外的谨慎和更高的司法水准，如果再审与原审在审判结构上没有什么区别，则同样难以达到维护司法权威性的目的。因此，相对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规定，我国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管辖权上提一级的模式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创新，甚或可以说是对世界民事再审程序的司法管辖权制度的一个贡献。

其次，将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受理权与审判权适度分离，有利于及时审查受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有利于人民法院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再审案件的审判效率。

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受理权与审判权做出了适度分离的设计。即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受理权属于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而对于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却不一定由受理案件的法院进行，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可以由本院审理，或者交给其他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交给原审人民法院审理。这种设计的好处在于：

第一，有利于及时审查受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解决当事人“申诉难”的问题，而“申诉难”的表现之一就是当事人的“申诉”迟迟得不到明确回复，长期处于游离不定的状态，由此引起了当事人的诸多不满，为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明确规定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审查受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而且应当在3个月内审查完毕。[8]符合条件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这一规定将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的审查法院和审查期限落到了实处，为及时处理当事人的“申诉”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可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申诉难”的问题。

第二，有利于人民法院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再审案件的审判效率。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管辖权上提一级之后，中级以上特别是高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可能面临着再审案件数量加大的现实问题，如果再审案件都由受理法院进行审理，可能会出现法院案件数量不均衡的局面，有可能造成案件堆积，久拖不决，反而造成了新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可以由本院审理，交给其他人民法院审理，或者交给原审人民法院审理。这样，可以减轻再审案件给上级法院可能带来的案件累积的压力，有利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再审案件的审判效率。在这里，将再审案件交给原审人民法院审理是指那些“存在程序性错误”，“当事人对原审的成见或矛盾并不激烈”的案件。毕竟原审人民法院“了解案件具体情况”，有利于当事人权利的及时救济。[9]

三、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管辖权存在的不足及改善措施

总体上说，《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法律保障，特别是作为程序性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再审案件的管辖问题相对来说落到了实处。但是，立法本身就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活动，难免出现百密一疏的情况，何况本次法律修改确乎具有“应急”倾向，在某些程序的设计上仍然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这里仅就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管辖权存在的两点不足略加考评，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

（一）将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管辖权一分为二缺乏合理性。

对于“管辖”这个概念，学界多数表述为“各级人民法院和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但是，与此同时，几乎都强调法院的审判权。如“对某一民事纠纷，人民法院首先要有审判权，然后才考虑确定管辖权的问题。”[10]也就是说，学界公认的关于管辖的基本原理，包括对案件的受理与审理直至做出判决，而不仅仅是一个“受理”案件的问题。从域外的立法例来看，实际上也贯彻了这样的理念，极少将案件的受理权与审判权截然分开的。即使存在受理案件的法院将案件交由其他法院审理，也必须是以法定的理由为前提的。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规定：“诉讼虽属于该法院管辖，但第一审法院考虑到当事人及接受询问的证人的住所、应使用的勘验物所在地及其他情况，为避免显著地拖延诉讼或者在当事人之间谋求平衡之必要时，根据申请或依职权，可以将诉讼的全部或一部分向其他管辖法院转移。”[11]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管辖权的转移的规定缺乏必要的原则和依据，随意性比较大。对此，学者们早有不同见解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12]遗憾的是，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在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管辖问题上，不仅没有改变这种随意转移管辖权的格局，反而进一步分离了案件的“受理权”和“审判权”，高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问理由地将自己决定再审的案件“向下转移”，交给其他人民法院甚至是原审人民法院审理。虽然这种做法从法院对案件行使管理权的角度可以引申出千般理由，但是，其将管辖权一分为二，割裂案件的受理权与审判权的内在联系的客观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做法依然是职权主义司法模式的风格，没有从当事人的角度考虑，说严重些就是对当事人诉权的粗暴干涉，不仅极易引起社会公众对立法意图的误读，同时也给司法解释造成了额外负担。基于上述理由，笔者建议下次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应当在案件的管辖权转移问题上采取谨慎的限定原则，如果必须转移管辖权，应当附以必要的理由，且以明文加以规定，以杜绝管辖权转移的随意性。对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及时作出司法解释，以免在司法实践中引起混乱。

（二）再审案件的审理方式存在矛盾。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管辖权上提一级，从理由上说，是为了保证再审案件的审判质量，消除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管辖申请再审案件公正性的顾虑”。[13]应当说，这种政策性的考虑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考虑，政策性与逻辑性不能发生冲突，特别是不能与审判活动的基本规律发生冲突，否则就会影响到法律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仍然沿用了原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即“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将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管辖权上提一级之后，该条规定应当继续适用，但是，其在逻辑上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将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管辖权上提一级，就意味着再审案件的审理法院不再是原审法院，而是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这种情形显然是“提审”，按照法律规定，就应当适用第二审程序；但是，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如果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应当适用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还可以上诉，这显然与前述的“提审”的事实相矛盾。第二，如果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安排，仍须由上级法院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理，上级法院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还可以提起上诉。这样一来，就会因为再审程序的发生而提高了案件的审级，这与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级别管辖又发生了冲突，同时也增加了高级别人民法院的负担。

笔者认为，级别管辖是民事诉讼管辖的基本制度，即使是再审程序也不能违反级别管辖的基本规定。我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既然将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管辖权上提一级，就应当合乎逻辑地将其再审程序作为“提审”来处理，上一级人民法院经过再审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当事人不得再提起上诉。如果因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作出的，为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而赋予当事人对于按照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以上诉权，那么，就应当将再审案件的管辖权赋予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域外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所采用的正是此种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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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晓晨）

注释: [1] 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2] 参见胡康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载黄松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5页。

[3] 汤维建等著：《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381页。

[4] 陈桂明：《再审事由应当如何确定——兼评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得失》，《法学家》2007年第6期，第4页。

[5] 参见黄松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18-19页。

[6] 参见赵刚：《仓促的修订，局部的完善——对〈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初步解读》，《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第3页。

[7] 同前注5，第19页。

[8]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原院院长批准。”是指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完毕。参见黄松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105页。

[9] 同前注5，第109页。

[10] 汤维建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181页。

[11] 白绿铉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38页。

[12] 参见李浩：《民事诉讼级别管辖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现代法学》1996年第4期。

民事管辖权 篇6

关键词：冲突原因；当事人意思自治；解决方法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和发展，国际间经济、文化、人员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它使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产生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导致了国际民事争议大量增加，一旦要适用法律，我们必须先确定案件的管辖权。

一、意思自治原则和国际民事管辖权

意思自治原则，即是指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选择支配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准据法的一项法律选择原则[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修订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49页]。它有着两方面的功能：其一、以民事权利抗御非正当行使的国家权力；其二、使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不受来自其他当事人的非法干预。

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笔者认为是否可以理解为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而当事人自主处分自己的程序权利，在国际民事诉讼中的主要体现莫过于根据当事人双方的合意确定案件的管辖权——协议管辖。可以说 ，在法院管辖权的确定上，是否承认协议管辖以及在多大的范围内承认协议管辖，常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是否开明和便利诉讼的标准之一[李玉泉主编：《国际民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87页。]。它是契约自由和私法自治原则的自然延伸和必要补充[刘仁山主编：《国际民商事程序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87页。]，它体现了当事人协商的一致性，当事人就其争议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之管辖法院作合意选择或分配，是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而当事人依法行使该权利的直接法律效果就是改变了地域管辖权的效力，它可以使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获得管辖权，也可以使原本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丧失管辖权。

（一）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具有下列优势：首先，它是针对传统冲突规范尤其是其连结点所存在的机械、僵化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改进措施。随着国家间的民商事交往愈益频繁而密切，国际民商事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传统冲突规范的那种对某一类法律关系只规定一个硬性的缺乏灵活性的连结点的做法，已无法适应解决现实的民商事法律冲突的需要，为了克服传统的冲突规范的这种弊端，人们提出了对僵化的传统冲突规范进行“软化处理”的主张，其具体办法之一，便是用灵活的开放性的连结点取代传统冲突规范中的僵固的封闭性的连结点。其次，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助于实现国家保护弱者和受害者的政策取向。最后，有利于回避主权者意志的直接冲突，尊重当事人的利益抉择。传统冲突规范在解决法律适用问题过程中更直接地体现着立法者所代表的国家意志，这种反映主权者意志冲突的所谓“冲突规范的冲突”，显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顺利进行，抑制民商事主体进行国际民商事交往活动的积极性。为此，我们确定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可以促进国际间经济的交流和发展。

（二）一般而言，当事人协商一致选择管辖法院是不应受任何限制的，而且这种合意既可以在争议发生之前确定，也可以在争议发生之后选择。这对于避免因各国有关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过于僵硬而带来的法院管辖权的不合理、不公正现象非常有利，对于协调和解决国际民事冲突也无疑是个很好的途径[刘力：《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有关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以及国际公约都对此予以积极肯定，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5条、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1995年改革法案第四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都有协议管辖的规定。

但是，由于人的自利性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法律素养不同，又给“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带来了无法避免且无法克服的缺陷：

1、可能损害当事人本国的司法主权。

2、违背法律的精神内涵，人为的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公平。

3、双方当事人对自己协议管辖的法院、法律适用程序以及判决文书的执行当中所产生的实际困难缺乏了解，片面追求公平公正而合意做出了不利于双方当事人诉讼的管辖法院，浪费了诉讼时间、财力、物力等诉讼资源。

为此，在提倡尊重当事人选择并协调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时，各国依据公共秩序保留原则，都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做出了限制，其目的在于：1.防止当事人以“意思自治”为借口规避内国法的适用。2.维护本国的公共利益，防止外国法的适用与本国的公共政策相违背。3.体现国家意志和政策导向，促进法律的更公平适用。

二、其他解决管辖权冲突的方法和原则

虽然“意思自治原则”为解决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法，但我们还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把握以下解决管辖权冲突的原则。

（一）维护他国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国家主权。正因为如此，各国都依照本国法律确定管辖权，也据此判断外国法院对此是否有管辖权。2.尊重他国主权应以平等互惠为原则。否则，我们在维护他国主权时就会危害本国主权。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法院在确定对某一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时，通过综合考虑待决案件事实发生地、争讼标的物所在地、当事人的住所、居所、惯常住所地、法人的注册地、管理控制中心地、商业中心地等因素，通过比较其中联系最为紧密的因素，从而确定是否应当由本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权。

（三）便利诉讼原则。便利诉讼原则要求在确定对某一案件应由何国法院管辖时，要考虑到是否便利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进行诉讼，以及是否便利法院对案件的审理，以节省时间、财力和物力，节约诉讼资源，降低诉讼成本。

最后，我们可以看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对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确定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故我们采取其他方法作为其补充，以更好的协调管辖权的冲突，保障民事主体的基本利益不受侵害。

参考文献：

[1]李玉泉主编：《国际民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

[2]李旺主编：《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3]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修订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民事管辖权 篇7

关键词：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滥用管辖权异议,公正与效率,当事人平等,适度救济

管辖权异议是一项旨在矫正管辖不当的制度, 但一直以来我国民诉法的相关规定较为原则, 2012年修法时除了法条序号的调整外亦无实质变动。该制度的粗疏是造成滥用管辖异议权现象大量出现的基本原因, 而在新《民事诉讼法》第25条扩大协议管辖、第127条第2款增设国内案件应诉管辖, 尤其是今年2月4日开始实施的新《民诉法适用解释》第208条导入立案登记制度之后, 滥用管辖权异议的乱象很可能更为加剧, 故而该制度亟待完善。管辖权异议制度涉及的子问题较多, 笔者仅就其中与滥用管辖异议权的规制关联较为密切者做一探讨。

一、滥用管辖异议权的现状及成因

目前我国滥用管辖异议权的现象严重,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虽然各地法院的情形不尽相同, 但大体而言, 管辖权异议得到一审法院支持的比例只有10%左右, 并且绝大部分当事人针对一审驳回异议的裁定提起了上诉, 但二审的支持率却不足5%。

当事人滥用管辖异议权的动机不一, 或者是为了获得更充足的搜集证据的时间, 或者是为了逃避履行债务、转移财产, 或者是为了拖延诉讼、周转资金, 等等。从司法实践来看, 滥用管辖异议权的特点主要有:第一, 绝大多数针对地域管辖提出;第二, 提出异议的理由不一;第三, 绝大多数当事人不举证或举证不充分;第四, 异议案件的审理周期较长。[1]除却上述共同的特点外, 管辖权异议上诉案件还有三个特点:合同纠纷案件较多;跨地区当事人的比例高;法律专业水平高, 多数有律师代理。[2]

导致当事人滥用管辖异议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外, 社会诚信的缺失也是重要的原因, 另外还有由对司法权消极性的片面理解而导致的审判权缺位, [3]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因立法粗疏带来的制度供给不足。立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 对管辖权异议及上诉的申请理由没有限定, 给了当事人可乘之机; (二) 没有对管辖权异议处理的程序、期限等作出具体规定; (三) 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诉讼成本过低, 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或上诉无需交纳任何费用, 只有在最终裁定确认异议不成立时才需要交纳50至100元的诉讼费; (四) 对滥用管辖权异议的当事人缺乏有效的制裁机制。

二、合理设定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构建原则

法律程序可分为产生权利的程序、实现权利的程序以及裁决异议的程序, 其中, 裁决异议的程序最容易导致程序的增殖。因此, 救济性异议程序设置的必要性及其强度应当主要由该程序所涉利益的大小决定。程序事项救济程序的设计应当首先考量实体利益, 同时也要兼顾程序利益, 而程序利益与“元制度”的目的和价值有关。作为法院系统内部工作分工的管辖制度的正当性在于案件审理权分配根据的合理性, 管辖错误仅是法院内部分工的错误, 与实体公正没有直接关联 (因为理论上每一个法院的审判都是公正的) , 相对于本案审理程序来说, 管辖权异议程序仅是一种从属性的程序, 只要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优势, 异议制度的目的就达到了, 不应过于追求程序的复杂化。[4]但另一方面, 作为一项产生于本土的颇具中国特色的“内生型”制度, 管辖权异议制度设置的初衷主要在于破解我国实践中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难题, 使被告能够对抗法院的不当管辖。实践已经证明, 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地危害到法律正义的实现, 妨碍统一开放、平等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因此, 作为旨在纠正不当管辖的管辖权异议制度又应当具有相当的程序保障功能。此外, 赋予被告管辖异议权也可以平衡原告通过主动起诉所获得的选择优势, 实现当事人平等。

从以上诉讼原理出发, 笔者以为, 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设置应当遵循公正、当事人平等、效率以及适度救济四个原则。公正, 就是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目的应当在于或者有利于实现诉讼公正。当事人平等是指法院应当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 让当事人有机会充分地参与本案程序和管辖权异议审查程序。效率就是要求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处理应当力求低成本和迅速化, 避免拖延本案诉讼或者造成整个诉讼成本过高。适度救济是指对管辖不当的救济应当适可而止, 避免造成“程序过剩”。

三、限定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条件和期间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7条, 当事人只要认为法院管辖不当的, 就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 对于提出异议和上诉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均未着墨。这一立法的缺陷致使在司法实践中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往往仅提交一纸申请书而无任何证据, 更有个别被告甚至只是把申请书寄到法院就算了事。而在国外, 管辖权异议属于有因异议, 说明理由是异议成立的实质要件, 如果当事人不说明异议的理由, 法院即不予受理。另外, 在理论上, 管辖权问题属于法院依职权审酌的事项, 对之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 但法院并没有职权调查的法定义务, 职权审酌也不排除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为防止当事人滥用异议权, 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举证, 举证程度应达到表面证据, 对于没有任何证据的, 法院可以驳回管辖权异议。在管辖的确定上要求当事人举出一定的证据是国外的惯常做法, 如德国法理论认为, 如果管辖权产生于案件与法院或其辖区的特殊关系, 比如被告在法院辖区有住所的, 则该事实在发生争议时需要原告举证证明。[5]为防范当事人随意提出管辖权异议, 今后我国立法有必要要求提出异议的当事人说明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理由, 对于没有说明异议理由的, 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还应举出一定的证据对其异议理由进行证明, 如无任何证据, 法院可以驳回其异议。

就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 民诉法的规定是提交答辩状的期间。如果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 就案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陈述或者反诉的, 可以认定为应诉答辩 (新《民诉法适用解释》第223条第2款) 。但如果异议的理由是在答辩期已经经过后才发现的, 当事人可以在庭审中提出异议。另外, 如果当事人在原答辩期内没有对案件管辖权提出异议, 之后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 法院据此给予当事人新的答辩期, 这时被告是否能够提出管辖权异议?对此人们意见不一。[6]笔者以为, 除非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改变了诉讼标的, 导致管辖依据发生了变化, 或者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导致案件标的额超过了受诉法院级别管辖标准等特殊情况, 以不准许被告在新的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为宜。其理由之一在于诉讼效率的考虑, 其二是被告在第一个答辩期的答辩可以视为应诉管辖的依据。

除了对一审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条件予以限制外, 法律还有必要对当事人针对管辖权异议裁定提出上诉的条件进行限定。对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尤其是小额程序的案件, 应不允许当事人针对管辖权异议裁定进行上诉。对普通程序案件, 可以实行上诉许可制度。

四、完善管辖权异议的审理程序

我国民诉法没有对管辖权异议的处理程序作任何规定, 实践中法院往往只是根据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和相应的证据材料进行书面审理, 既不开庭也不举行听证, 如果当事人对异议裁定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一般亦仅作书面审理。这种行政化的处理模式虽然效率较高, 但却牺牲了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 其正当性不无问题。因此, 有必要对管辖权异议的处理程序予以完善。

域外一般认为管辖权属于诉讼要件, 对其采取法院职权审查制, 但法院并不在当事人的陈述之外独立地依职权探究。法院审理时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但无需进行口头辩论, 不过, 如认为确有必要, 也可以进行任意性口头辩论。考虑到管辖问题在我国的特殊重要性, 笔者认为不宜机械地借鉴域外的这种做法, 但也不应使用普通程序来审理。就管辖权异议的处理程序, 立法者认为必要时法院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听证, [7]并且我国已经有一些法院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如福建省福鼎市法院在收到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书后, 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 并由审理本案诉讼的业务庭组成合议庭在7日内举行听证。另有学者主张引入附带审理模式, 将管辖权异议审理程序视为一种与本案诉讼相连的附带诉讼, 由法院根据相对简易的程序进行处理。[8]笔者以为, 管辖权异议的审理程序既要去行政化, 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又要避免过于冗长, 拖延本案诉讼。基于此, 管辖权异议由审理本案诉讼的法庭审理即可, 无需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原则上应当开庭, 但由管辖权问题的辅助性和程序性所决定, 通常只需采取简易程序。在案情简单、并且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实行书面审理。

鉴于管辖权异议上诉权被滥用的主要原因是成本低、风险小, 近年来我国一些法院尝试以速裁程序对管辖权异议二审案件进行审理, 旨在通过缩短审理周期、降低当事人的可期待利益来达到遏制滥用管辖异议权的目的, 其例如上海高院2007年出台的《关于加强管辖权异议处理的若干意见》。笔者以为这种做法值得推广。

在审判实践中, 时常发生当事人不服生效的管辖权异议裁定而申请再审或由法院提起再审的情形。从《民事诉讼法》第198、199、200条的规定来看, 立法没有对管辖权异议裁定的再审予以规定。根据新《民诉法适用解释》第381条, 可以申请再审的裁定有两类, 即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定。从体系解释而言, 应当认为381条是认可对管辖权异议裁定进行再审的。但这种对程序事项设置三重救济机制的做法有违于诉讼法理, 也不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故有必要对该条做限缩解释, 将可以再审的裁定严格限定于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

目前我国法院对于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 不论是否附具异议理由, 也不论是否有证据证明, 均需下裁定。笔者以为, 这种机械且成本较高的做法应予改变。对于当事人仅提出管辖权异议而不说明理由的, 法院得不予受理。对于虽然说明了理由但经法院释明拒不提供证据的, 法院可以口头驳回该异议。此外, 对于有多个管辖连接点, 被告的管辖权异议如未穷尽受诉法院在所有情形下均无管辖权的事实和理由的, 除法院经职权审酌认为管辖错误的以外, 法官亦得以异议显无理由口头驳回之。对于一审适用简易程序, 尤其是小额程序的案件, 由于这类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 管辖权较易判断, 法院可以采取口头裁定处理管辖权异议。即使是在普通程序和上诉程序中, 法官亦可以作出驳回管辖权异议的口头裁定, 但如果案件需要移送其他法院的, 应当在庭后补作书面裁定。

五、缩短管辖权异议的处理期限

我国民诉法未对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理期限进行规定, 实践中审查期限往往相当之长,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 法院在受理案件到最终确定案件管辖耗时可长达228天![9]因此有必要缩短管辖权异议的审理期限。

首先, 限制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期限。结合审判实践及民诉法关于管辖权异议提出期限的规定, 从异议的提出到一审法院作出裁定, 审查时间以限定在1个月内为宜。具体如下:经审查管辖权异议不成立的, 法院应当在5日内裁定驳回。异议成立的, 应当在3日内征询原告意见, 原告同意移送案件的, 应于次日作出移送裁定;原告不同意的, 应在7日内作出书面裁定。如果涉及管辖权异议的主要证据需要鉴定的, 审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管辖权异议的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的, 可在立案后3日内作出驳回上诉的裁定;对上诉理由有不同意见的, 也应在15日内作出裁定。

其次, 应实现案卷移转的便捷化, 缩短卷宗移送的时间。案卷的移送可以采用绿色通道简易操作, 即只移送异议申请、一审裁定、上诉状及相关证据。还可以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建立案件专人对口交接制度, 简化交接手续, 缩短交接时间。今后条件成熟时, 并可通过视频、计算机网络等双向视听传输技术建立远程审查平台。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的管辖权异议裁定提起上诉的, 一审法院在发送上诉状副本后即可移送卷宗, 案卷移送最迟不得超过5日。二审法院应在裁定作出后立即通知一审法院承办法官, 并在3日内完成退卷工作。需要移送管辖的裁定, 应在裁定生效后10日内完成案卷移送。

另外, 对于当事人已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 在异议经法院裁定驳回后, 当事人又向法院提出要求重新给予答辩期的, 除非在管辖权异议处理之后原告变更了诉讼标的, 否则不应再给予当事人答辩期。

六、设置针对滥用管辖异议权的罚则

对滥用权利的规制可以从侵权赔偿和程序性处罚两方面进行。前者将滥权行为视为民事侵权而科处滥权人民事责任, 其立法例如《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 该法将“滥用法律诉讼”作为损害赔偿之诉的诉因。程序性处罚是指对滥权人科处程序法责任, 具体包括滥权行为无效、诉讼费用承担以及罚款等,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民事诉讼法》第88条的规定。

在我国, 虽然新《民事诉讼法》第13条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 并针对恶意诉讼 (第112条) 和恶意逃债 (第113条) 的滥权行为作了明确规定, 另外还设立了撤销之诉 (第56条) 来对滥权行为的受害人进行救济。但除了可以对滥用诉讼权利者施加诉讼费用制裁外, 我国民诉法并未将滥用诉讼权利纳入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中进行规制, 也没有设置其他一般性处理规范, 更没有针对滥用管辖异议权作出专门规定。可见, 完善相关的罚则甚为紧迫。笔者以为, 对滥用管辖异议权的行为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增设罚则:第一, 排除滥用管辖异议权形成的不正当的诉讼状态。对滥用管辖异议权的, 应当认定由此产生的诉讼状态无效, 但由于新民诉法取消了管辖错误的再审事由, 故而对此类案件当事人无权申请再审。第二, 损害赔偿。对滥用管辖异议权造成对方当事人经济损失的, 受害人可以诉诸民事侵权制度要求滥权人承担损害赔偿之债, 赔偿的范围包括其因为滥权多支出的差旅费、误工费、通讯费、材料费等。但由于民诉法第十章没有将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纳入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 因此无法对滥用管辖异议权的当事人施加罚款制裁, 这一立法漏洞只能留待今后修法时再予弥补。

不少人鉴于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诉讼成本几乎为零而主张修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提高这类案件的诉讼费用, 如以本案诉讼标的额来计算管辖权异议的诉讼费用。但笔者以为, 管辖权毕竟属于程序事项, 并且管辖是对法院系统内部处理案件的分工, 具有浓厚的职权性, 因而不应将处理管辖问题的诉讼成本大幅度地转移给当事人, 以处理实体事项诉讼费用的标准来对待管辖权异议的做法违反了诉讼法理。

此外, 鉴于一些律师在滥用管辖权异议中推波助澜, 有必要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 规范其诉讼代理行为。如果法院发现律师恶意滥用管辖异议权的, 可以向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等单位提出司法建议, 要求给予一定的惩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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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军辉, 李蓉.试析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中的几个程序问题[J].求索, 2010 (2) :139.

论民事诉讼法中的管辖规避 篇8

近年来, 由于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民事诉讼中专业性问题大量增加, 涉及的领域呈现出复杂化与多样化的特点, 而规避管辖问题成为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法律条文原本是为了规范某一社会问题, 应该具有统一性和确定性, 而实际上关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管辖制度的判断标准却不统一, 法律条文的规定也是柔性有余而刚性不足, 这就造成了目前我国司法实务中规避管辖行为不断滋生的现状, 这一现象成为现代诉讼制度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通过对民事诉讼中规避管辖问题的现状和原因的深入剖析, 我们可以了解到此行为造成的危害, 从问题入手找出解决此问题的有效对策, 继而有效的解决司法实践中规避管辖的问题。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规避管辖现象存在的原因分析

确定一个案件的管辖权是民事诉讼的第一环节, 管辖制度是否完善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有很大的影响, 规避管辖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一些几点。

第一, 现有管辖制度的漏洞。立法上的不完善为那些想要钻法律空子的人提供了条件, 使规避管辖的行为成为可能。一方面, 管辖标准难以把握。拿级别管辖的判别标准来说, 几乎每个省级地区都有一套自己的关于级别管辖的判别标准, 这增加了管辖标准的复杂性, 加大了判别管辖标准的难度。对于地域管辖的标准来说,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各种解释对其进行规范但效果却并不显著, 各种规定前后标准不一致、相互冲突。另一方面, 管辖规则不具有刚性。在我国, 即使违反了管辖规则, 也是不需要承担什么相应的程序后果的, 对于管辖规则来讲, 就是因为其缺乏刚性从而导致管辖规则成为一纸空文, 这也就意味着它可以随意被违反, 这同时也是造成混乱的管辖局面的重要原因。因此, 可以说管辖规则缺乏刚性是导致“规避管辖”的制度性障碍。

第二, 司法腐败问题。近几年来, 我国反腐案件频出, 即使在高压的反腐政策下仍然有许多人铤而走险, 一些意志比较薄弱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禁不起利益的诱惑, 把手中的权利作为为己谋利的一种工具, 与一些投机取巧的人进行权钱交易。在司法队伍当中, 一些专业素质和思想素质不高的人依靠裙带关系混入其中, 个别党政部门的领导有时也通过一些行政手段对司法工作进行干扰, 使司法无法独立, 工作无法展开。如果说法院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么审判人员便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如果审判人员无法做到严于律己, 坚守社会正义的防线, 那么规避管辖问题也会屡禁不止。

第三, 当事人基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考量。首先, 当事人基于诉讼方便及诉讼成本的考虑。由于我国的国土面积太大, 当事人到异地进行诉讼和在本地进行诉讼的诉讼成本显然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案件的当事人就会考虑诉讼成本的问题, 这就会诱发当事人去选择规避管辖。其次, 当事人意识中的司法或审判“地方保护主义”观念。因为“地方保护主义”关联的则关系到诉讼成败的问题, 也直接导致了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寻求本地法院来解决矛盾纠纷。而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 尽管有时候案件当事人会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但他们也会尽可能地避免。最后, 当事人对法院系统整体公信力的否定评价。司法实践当中存在的枉法裁判、裁判不公、司法不严等现象似乎并不鲜见, 这实际上影响了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居中审理、公正裁判案件的期望和信心, 当事人对法院系统的不信任感直接导致其“为个人利益担忧, 进而促使其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求保障”。而这种情况往往就会导致其使用规避管辖的手段以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三、民事诉讼中管辖规避造成的危害

第一, 有损司法的公正性。如果法院在受理案件时能够统一立案标准, 严格审查立案条件, 秉持程序公正的理念审理案件, 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遏制各种形式的规避管辖行为的。然而在司法实践当中, 案件的当事人通过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规避法院的管辖权, 公然的蔑视法律, 这种做法是对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的一种损害和挑衅。在一些规避管辖的案件中, 有些法院与案件当事人篡夺案件的管辖权, 这在客观上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在司法实践当中, 规避管辖的情况会造成案件实际情况和法院的审判力量不相适应。

第二, 有损当事人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方面的立法初衷是为了满足法院受理案件和便利当事人进行诉讼, 但是这种立法考量只是停留在一个基本层面上。而从法官的角度来讲, 管辖与案件当事人并无多大的关系, 其只是各级法院对于某些特定案件的审判权的内部分工, 因此没有必要给予当事人过多管辖方面的权利, 这样做可以减省很多诉讼程序从而避免迟延诉讼。因此, 在司法实务当中, 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是得不到法律的充分保障的, 而还有一些案件当事人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来规避管辖, 更是给其他当事人的利益带来或多或少的损害。在司法实务中, 这些规避管辖行为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法律的有效维护和保障, 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会因此而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损害。

第三, 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在民事诉讼中, 当事人利用法律制度的漏洞进行的规避管辖的行为, 实际上提高了诉讼成本, 也大大降低了诉讼效率。在司法实践中, 有很多案件当事人通过变更实际的诉讼标的额来规避级别管辖, 使得原本无管辖权的法院却获得了案件的管辖权, 对于案件当事人来说, 这样做不仅使其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还会增加额外的诉讼费用支出。而从法院的角度来看, 这不仅会降低法院的办案效率, 法院调查取证、采取诉讼保全等活动也会因此而额外增加很多的人力物力, 实际上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严重浪费。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民事诉讼中的规避管辖行为是一种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

四、结语

对于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规避管辖现象的研究, 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 也是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民事诉讼管辖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是程序公正的首要价值所在, 我们应当对其有足够的重视。正所谓管辖是诉讼的第一道门, 只有守好这一道门才能保证后续秩序良好。规避管辖现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只有遏制住规避管辖现象, 才能够理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管辖秩序。民事诉讼管辖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一块基石, 有序的管辖才能造就司法的大厦, 民事管辖制度的合理合法是一个国家实现诉权保障、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的基本前提。管辖规则如果得不到完善, 就会造成规避管辖泛滥的现象, 最终将影响程序公正的实现, 使司法权威大打折扣。因此, 研究规避管辖问题、完善管辖制度, 是法学界不能回避的一个课题, 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

摘要：规避管辖, 就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 在起诉时, 通过利用我国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中的漏洞向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从而规避实际有管辖权的法院的管辖, 其最终的目的是在诉讼过程中避开对自己不利的因素或者利用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规避管辖”, 我们可以称之为诉讼欺诈或者法律欺诈, 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我国的诉讼秩序及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当中, 当事人主要通过人为的改变地域管辖中的联结点, 改变诉讼标的额, 改变案件性质、影响范围或者繁简程度等手段对管辖进行规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现有管辖制度的不完善, 当事人“利益至上”观念的影响及对管辖知识的欠缺以及司法腐败问题。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规避管辖问题, 可以从弥补法律制度的漏洞, 普及管辖方面的法律知识, 制定相应的制裁和救济措施等方面对规避管辖现象进行有效的规制。这一现象的解决对于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民事诉讼程序,管辖制度,规避管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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