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题材小说(共5篇)
非洲题材小说 篇1
多丽丝·莱辛关于非洲题材的小说主要是指1950年到1960年之间的作品, 描写的多是非洲的风土人情, 善于描绘个人在环境的压迫下所产生的心理、行为, 特别是对非洲的穷苦白人关注得比较多, 与白人生活紧密相连的黑人自然频频进入了读者的视线。通过这些作品, 莱辛向世人揭露和批判了种族主义的罪恶, 展示了黑人的勤劳与善良, 不仅向读者展示了殖民时期的非洲和生活在那里的人民, 更是融入了她本人对非洲的复杂情感与看法。通过分析莱辛早期非洲题材的小说, 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小说都饱含对南罗德西亚白人社会的愤恨, 并对黑人们的生存状态表示了极大的同情, 然而她的描写往往是有距离的。作为一名深受英国传统教育的白人女作家, 虽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关注人们的生存, 反对种族歧视与殖民主义, 但还是无法彻底摆脱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的自豪与骄傲的情绪, 白人优越的意识总会无意识地流露, 这就导致了她早期非洲题材的小说在鲜明的反殖民意识中又深藏难以发觉的殖民意识。
一、多丽丝·莱辛非洲题材小说中的反殖民意识
莱辛早年曾在非洲生活了二十五年, 曾亲眼目睹了非洲殖民地白人与土著黑人的生存状态和相处状况, 青年时期甚至投身于反对殖民主义的左翼政治运动中, 想要改善土著黑人的生活处境, 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对莱辛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她关怀人们的现实生活, 她的非洲题材小说表达了她对生活在非洲殖民地困窘的白人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土著黑人的深刻同情, 体现了反殖民意识。
首先, 莱辛的小说颠覆了白人优越的殖民神话。在殖民时代, 欧洲白人殖民者一直以为黑暗野蛮的非欧洲地区带去光明者自居。他们认为白人是优于其他种族的, 宣扬白人的道德观念、宗教礼仪, 说要替那些“未开化”的荒蛮地区送去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 推动殖民地的文明化进程。但是在莱辛的笔下, 真实的非洲殖民地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白人一方面, 莱辛刻画了失败、无能且穷苦的白人殖民者形象, 如《野草在歌唱》中的迪克, 《第二座茅屋》中的范·希尔登等, 并且揭露了白人的虚伪残暴, 颠覆了殖民神话中白人光鲜优越的形象。在黑人一方面, 莱辛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内外兼慧的形象, 《野草在歌唱》中勤劳踏实、热心宽容的摩西, 《高地牛儿的家》中礼貌友好、喜欢打扮的查理, 《饥饿》中向往美好生活的青年扎巴兀, 等等。他们都有着美好的品质, 闪耀着珍贵的人性光辉, 颠覆了殖民神话中黑人肮脏、懒惰、好吃、愚笨的刻板印象。
其次, 对殖民主义走向衰落的揭示。莱辛的非洲题材小说通对白人与黑人生活状态的描写, 揭露了殖民主义、种族偏见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特别是精神上的困顿与扭曲。殖民主义体制下种族的偏见与隔离不仅给土著黑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创伤, 而且给白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特别是一些穷苦白人, 由于在殖民意识强烈的非洲, 白人贫困就像是一种罪过, 遭到白人社会的排斥, 而固有的社会体制与自己的思想又使自己不可能融入黑人所在的社会圈子, 边缘感让他们处在崩溃的边缘。黑人与白人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更是显示出了殖民统治的穷途末路。在非洲系列小说中, 莱辛透露出殖民地政府的管理政策正悄悄改变:削减殖民者的一些特权, 赋予土著人一些权利, 以维护殖民地的统治。白人不似以前可以随意打黑人, 否则黑人可以去警察局控告, 而且黑人有选择是否为白人工作的权利, 以前是用卡车、士兵把土人押送给白人农场主, 强迫他们劳动, 如今却要让土人签订契约来雇佣他们, 虽也时有强迫的成分, 可半哄半吓地留住土人工作还是与以前的暴力强制有着本质区别, 显示了殖民者在殖民地的力量正在弱化。
二、多丽丝·莱辛非洲题材小说中潜伏的殖民意识
莱辛虽然在作品中处处为黑人鸣不平, 尽可能地体现出要与土著黑人平等共处的态度, 把他们称为“同胞”, 但是她的英裔白人身份总是会让她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尽管莱辛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批评, 但经过进一步阅读分析可以发现在莱辛的作品中, 她更偏爱于描写白人殖民者的艰苦生活和痛苦的精神状态, 对白人倾注了更多的感情, 这明显区别于土著黑人。
莱辛作品中有白人中心主义意识的残余。首先是莱辛更青睐描述白人殖民者。在殖民地非洲, 土著黑人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 与白人的殖民者的生活是紧密联系的。综观莱辛的非洲题材小说的创作, 从长篇的《野草在歌唱》、《暴力的孩子们》到收录于《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抟日记》中的短篇小说, 共有三十多篇, 但从黑人的视角来展开故事的却只有《饥饿》这么一篇小说而已, 其他则都是通过白人的视角讲述的。黑人在莱辛的小说中成为第一主角的也就只有两三篇, 而白人成为主角则完全是压倒性的多数。在众多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个丰满而复杂的白人殖民者主人公形象, 土著黑人作为非洲生活中的一个庞大存在, 多数时候却只不过是表现白人世界的一个标志性的背景而已。其次是夸大白人的痛苦, 缩小黑人的痛苦。莱辛非洲题材的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地是在殖民地, 当时正值种族矛盾激化的时代, 还有许多殖民地土著黑人处于白人的残酷剥削之下, 处于水深火热的生存斗争之中。土著黑人是遭受种族歧视伤害最大的一个群体, 其痛苦却在莱辛的文本中被淡化、被漠视。这里主要分析《野草在歌唱》中的受害者分析莱辛的这种态度。玛丽一出场就是一具丑陋恶心的尸体, 让人生厌, 后来又写了她的苛刻与神经质, 让人生恨, 可随着对玛丽的出身环境、生存现状的深入展开, 就让人越来越同情她。她受困于教育与现实的落差之中, 既深恶痛绝地排斥又不由自主地沦陷在对摩西的情感中, 身心的痛苦与折磨最终使她形容枯槁、精神陷于错乱中, 而摩西无形中对她的压力似乎成了玛丽疯狂的直接主因, 最后摩西还罪恶地剥夺了似乎要看到光明了的玛丽的生命。于是, 作者不露声色地让读者的情感转向了:玛丽是最大的受害者, 摩西是残忍与罪恶的。
白人殖民者尽管残酷、虚伪、贪婪, 被赋予了诸多负面形象, 但在刻画时其形象往往是非常复杂的, 总是有其他值得人们赞赏的品质。且白人的负面形象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引起的, 而不是主人公本性就是如此, 与土著黑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如《野草在歌唱》中的迪克, 虽是失败者的象征, 却不得不让人承认他是一个正直的白人农场主, 在他眼中, 黑人不仅是必需的发财工具, 而且是可以交流的人。他有一颗仁爱之心。玛丽固然不讨人喜欢, 却拥有白人引以不傲的美德:诚实。于是, 读者一般都不会彻底否定一个有着诸多缺陷的白人, 而多数时候也是抱有一种复杂的态度, 让人既痛恨又同情, 在谴责的同时不由得赞赏, 这是莱辛的无意还是故意?
此外, 莱辛非洲题材的小说创作虽然相对以前的白人作家而言, 对黑人倾注了更多的人道关怀。但是, 通过其小说的叙述, 原本的殖民体系所构筑的黑人世界的整体印象并未得到本质性的改变, 反而强化了殖民神话中的黑人形象。如在对黑人的住宅区进行描绘时, 往往是一种脏、乱、差的景象。黑人搭建的小棚子“不像人为搭建的住所, 好似从天空中伸下的一只巨大的黑手, 抓起了一把木棍和草, 变魔术般地丢弃到地上, 于是就形成了这些小棚子……这里到处都是苍蝇。……在那十来个挺着肚子、几乎赤裸的黑人小孩眼睛上飞来飞去。……这儿的女人们身上披着当衣服穿的肮脏布料, 有的人从腰部以上都是赤裸的, 两只干瘪的乳房下垂着。”[1]P102-103诚然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黑人土著确实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 生活条件与白人根本就没得比, 但莱辛的描写未免太带有厌恶感。再看《高地牛儿的家》中, 白人住的地方干净整齐, 繁花似锦, 雅致迷人, 而以保洁道为界, 土著仆人住的地方就是另一番景象:苍蝇乱飞, 腐烂酸臭的味道四溢, 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在她的笔下, 土著黑人的住所几乎就没有干净的, 或者是精心收拾过的, 让人觉得土著黑人好像不懂房子的建设, 不知道讲究卫生一样。
莱辛在花笔墨想塑造一个血肉丰满的个性化的黑人时, 即使他起先表现出了诸多优点, 但最终都摆脱不了殖民神话所赋予的劣根性。可以说黑人一旦受到了作家的关注时, 都是以偷盗、撒谎、狡猾的居多。就如在多部小说中都会有这样的语言:“他是黑人, 一有机会就要偷盗、强奸或是谋杀, 一辈子也改不了这种本性。”[1]P18即使是《小檀比》中一向对土著表现出友好的简, 在面对自己的物品丢失时, 也会自然对土著起疑, 因为“是土著就不可信, 甭管表面有多好;随便逮谁来细查, 保险就能查出个贼, 这句格言可是久经考验的”[3]P131。《饥饿》中的主人公扎巴兀进城时忍不住去偷了好心给他吃食的萨姆一行人的箱子, 虽然后来又主动地悄悄还了回去, 但写到他在草地上匍匐着去摸箱子, 又拎着箱子跑开时是那么娴熟, 就好像是天生就擅长这么做一样。进城后他很自然地就把手伸向了别人自行车篓里的面包, 偷衣服时“一眨眼的工夫, 他已经翻过篱笆, 拔腿跑了”[3]P314。后来混入杰瑞的组织时, 他首次偷起东西来就如老手一般干净利落, 暗合了殖民神话中恶劣的黑人本性。莱辛的写作有时就成了对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合理性的宣传, 与殖民统治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共谋关系, 暴露了她潜意识里的殖民意识。
作为白人殖民者阵营的里的一员, 莱辛敏锐地意识到了殖民统治终将土崩瓦解, 但她在高调地反对殖民主义地同时, 她在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了对白人的偏爱和对黑人的歧视, 并使殖民话语得到了强化。尽管莱辛在对待殖民主义的态度上表现了一定的矛盾性, 但相对于其他来自殖民地的白人作家而言, 莱辛的写作对殖民主义的揭露与批判是真诚而热烈的, 而且她也一直致力于反对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实践中, 走在时代的前列, 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她创作时所体现出的不惧权威、坚持批判、勇于创新的精神, 值得我们一生去求索。
摘要:多丽丝·莱辛是当代英国著名的女作家, 她走向文学创作时正值二战后反殖民、反霸权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 殖民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一名有责任感、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作家, 莱辛关注时事, 作品紧扣历史进程, 反映了非洲殖民地的现实状况。她本人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身份赋予了她独特的视角和立场, 使她既有鲜明的反殖民意识, 又不可避免地沾上了殖民意识的印迹, 矛盾的意识也反映在她的早期非洲题材作品中。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非洲题材小说,殖民意识,反殖民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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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青春小说盛行题材倾向的反思 篇2
一、年轻一代:迷、乱、俗、哀
阅读网络青春小说其实是年轻一代的一种释放本能的途径, “一种本能的满足可以取代另一种本能的满足, 艺术作品正是这种替代性的满足。如此在这样一个宣泄释放的过程中阅读, 又获得了另一种替代性的情感共鸣”, 纵观年轻一代所追捧的网络青春小说的题材,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处于迷、乱、俗、哀之中。
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加上三年的高中, 网络小说几乎是学校领导与老师最讨厌学生选择的读物。原因是网络小说容易使学生沉迷其中, 荒废了学业, 甚至把他们导向不正确的价值观。而特别是随着网络小说改编成电视剧, 其影响更为广泛, 即使是网络不畅通的地区, 也能在电视上观看到。在2012年3月就因为穿越剧发生了这么一出悲剧:福建漳浦县的两名小学女生相约自杀, 其中一名女生在遗书中写到, 想要穿越到清朝拍电影。小学与中学阶段, 特别是未成年阶段, 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 受社会、家庭和学校等诸多因素综合的影响。如今, 网络作为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社会化环境及影响因素, 已经成为了影响未成年人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有网络的地方就有网络小说的时代, 网络小说对年轻一代的价值导向有着重要的影响。网络小说特别是网络青春小说, 因为虚拟而用谎言编织了一个又一个虚幻而美好的梦, 让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正确价值观的年轻一代沉迷其中, 难以自拔, 一不小心还会误入歧途。
网络青春小说题材的错综复杂也反映出年轻一代思想的乱。在多元化的世纪, 没有对年轻一代有硬性规定的统一思想统一路线, 思想天马行空, 无所约束, 从而在网络青春小说中书写着各种标新立异甚至是变态极端的心理。而读者的选择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即使在一些明知道“很黄很暴力”的网络青春小说, 也依然可以从中得到阅读的快感。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自我的主心骨, 正如上海复旦附中的一名“90后”陈维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现在的我们——‘90后’, 真正要的, 也许只是一个路标, 一座灯塔, 因为, 我们已经迷路太久了”。
网络青春小说有低俗化的趋向, 在百度搜索上还有人曾这样百度“低俗的我想找一些低俗的小说来看看”, 而事实上低俗小说随便到一个网络小说阅读网都能找到。例如一部名叫《宅魔王》, 2012年2月5日登上了起点首页的强力推荐榜, 于2012年8月26日累积获得五百张月票 (起点的新书月票奖及老书月票奖奖励具体金额为:第一名:人民币1万元;第二、三名:各人民币6000元;第四-六名:各人民币3000元;第七-十名:各人民币1000元) , 内容表达口语化, 一些粗口脏话也不避讳, 例如“雷哲彻底无语了, 他真想把威尔斯的翅膀拽下来, 然后问他是不是那个仇人故意找来整自己的, 这你妹的CCAV都出来了”“是你妹啊! 你们这保密工作怎么做的”, 一句粗口“你妹的”在同一章中出现了两次, 读者倒是司空见惯了, 所以丝毫不影响其登上强力推荐榜、获得月票。网络青春小说的低俗除了一些文字上的粗俗, 还表现在大多数小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色情的描写, 在此不赘举例了。
在21世纪的今天, 年轻一代不再需要上场打仗, 不需要忍饥挨饿, 也能享用着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便利, 但他们却要承担可能以前那些年代所不需要承担的哀痛。曾少武、杜军在《90后青少年的网络小说阅读心理——以文化消费观念为视角》中, 有这样一段切实的分析:“我国90后青年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 他们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 来自家庭6个长辈的过度关心及其寄予的高度期望必然对90后青年学生造成超负荷的心理压力。加上许多学校以高考考分为指挥棒, 青年学生的课业负担严重挤压学生的自由发展空间。青年学生的一举一动, 在校受到学校管理, 回家受到家长监督, 其自由空间越来越小, 自由时间越来越少。”年轻一代肆无忌惮把网络青春小说增添上五颜六色, 有夸张的红色喜悦, 深沉的蓝色忧郁, 极度的黑色绝望, 朦胧的灰色欲望, 乖张的橙色性情。这百变的题材其实正是他们所挣脱不掉的悲哀的一种体现。
网络青春小说都市言情、校园言情、玄幻、武侠、科幻这些盛行的题材让年轻一代痴迷, 同时也折射出他们的迷茫、狂乱、低俗、哀痛的精神特质。在一个开放性、匿名性的网络环境下, 他们毫无保留地暴露出自己最真实、最深层的一面, 让人唏嘘不已——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要改变这种状况, 当务之急是培育一个强大而正确的向导, 指引着年轻一代走向正确的方向。
二、青春追求:空、大、假、虚
涂绪谋曾探究网络青春小说中的穿越古代题材所体现出青少年的一些陋习、弊病, “折射出了当今青少年世界的一些现象, 如偏执的世界观和视角、对现实的迷失及幻灭感、‘拒绝长大’的逃避倾向、严重的功利主义以及拜金主义等”, 同时他指出这一种影响的严重性, “穿越小说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及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需要教育工作者以及社会各方面积极关注并加以适当引导”。而其他网络青春小说的题材也同样折射出青少年青春期的精神特质, 总而言之, 反映出他们青春追求的空、大、假、虚。
江汉大学学报曾刊登了一篇学术论文《论小说题材的审美个性》, 文中提到“小说题材是创作主体审美精神的新发现。它是一种由于情感需要导致的精神活动, 题材意识的最初苏醒, 或者说唤醒题材意识的本原动力, 就是小说因素。”再一步印证网络青春小说题材的选择与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年轻一代青春的追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甄别了格律恩在理解和叙述圣西门及其学说的误解, 批判了格律恩不求甚解、断章取义的学术态度。他们认为文本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 根据文本而引申和推导思想有可能导致错位和失误;如果只借助“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推测、揣摩和判断, 研究基础就更不牢实, 于是只能通过关注细节、描述客观和判断审慎来弥补。诚然, 通过对网络青春小说文本的解读来分析青少年青春追求情况不够充分, 但亦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通过关注细节、描述客观和判断审慎”来弥补。首先, 关注细节:在一些讨论网络青春小说的贴吧里, 他们畅所欲言, 有以下的一些言语“本人曾经看过一本H书, 叫《乳来伸掌》。这意思就表达的很明确, 也很到位, 让人初一见就产生了极为深刻且生动的印象”“当一个人有了盛名之后, 那拉炮屎都是香的”“别听X点的, 什么刷数据必究, 刷数据必封杀?那都是放屁”, 从中可以看出来一部分人青春追求的空洞, 没有实事求是, 脚踏实地;夸夸其谈中把一些东西夸大——这是青春追求的空与大。
接着是描述客观和判断审慎, 这可以从较客观地描述网络青春小说来判断审慎青春追求。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文本与思想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是一一对应的”观点时, 网络小说尚未出现, 网络小说作为网络时代的特殊产物, 与传统的“文本”不同, “网络青春小说”未必要对号入座。正如蓝爱国所说“对文学作品而言, 题材既不是无差别的也不是决定性的, 题材的选取和生成一方面取决于文学本体和本体之外的很多方面, 另一方面取决于主体对于客观生活的认识和选择。”例如在起点上连载的一部都市小说《极品抽奖》, 林羽拥有一枚可以抽奖的戒指, 每个月总会来那么几次, “可以抽本易容术、抽本武术、抽本厨房美味大全、抽本2053的科技技术大全, 当然, 抽奖系统还可以抽点其他东西, 未来科技, 超级宠物, 富可敌国, 权倾天下, 纵横花丛不再是梦”。这部网络小说赤裸裸地表达了不劳而获的思想与渴望, 文本与思想上可谓是对应的。再从青春一代创作网络小说的心理来看, 要么是为了求财, 即获得点击率与报酬, 要么是为了求表达, 即精神上的释放与发泄, 不满于现实的条条框框, 反映的是青春追求中的造作与虚伪, 即“假”与“虚”。
三、网络青春小说:简单化与游戏化
杨燕在其论文《浅谈网络小说的负面效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网络小说的三大负面效应, 其中之一是“网络小说娱乐至上导致文学创作媚俗风潮”, 她认为文学应该把人两种主要的原始欲望性欲与攻击欲加以道德化的处理再表现出来, 而不是网络小说以感官化的形式宣泄出来、直接表现出来, 还认为“网络小说被越来越多年轻人作为休闲娱乐工具”。确实, 大部分网络小说写手把网络文学简单化与游戏化了, 也正是这一种创作方式对文学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文心雕龙》中说“龙凤以藻绘呈瑞, 虎豹以炳蔚凝姿; 云霞雕色, 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 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 盖自然耳。”就是说文章要自然。而大部分网络小说没有达到刘勰这一种“自然”的标准, 相反以“自然”为幌子, 连最基本的小说理论都没有掌握。例如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的, 但在众多网络小说中, 读者一读而过, 心中很少会留下一个诸如诸葛亮、林黛玉、孙悟空、宋江等这样深刻生动的人物形象, 网络青春小说通常会以故事为中心, 把讲故事当作重点, 而忽略了对人物的塑造。这一些文学基本功的缺乏, 使得网络文学趋向简单化。面对众多粗糙的网络文学作品, 莫言指出, 网络文学推崇的肆无忌惮地言所欲言的创作方式, 固然是其吸引人的地方, 但由此造成的大量文字垃圾的堆积, 足以完全毁掉读者的胃口。
关于网络文学, 早有“经典化”与“去经典化”之论。但盛行的网络青春小说, 除了一小部分是写手苦心孤诣力求打造精品外, 多数写手是漫不经心地码字, 没有认真对待, 正如欧阳友权说的“网络写手在自由的空间里逍遥恣肆, 以短平快的文字游弋于虚拟的快乐世界, 不追求经典性与精致性, 他们要做的只是如何更充分地展示自己和被他人欣赏, 他所诉求的是自况而非自律, 他追求的是‘当下’和直观, 而不是经典的深度与意义。”陈定家在其著作《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中, 也这样表述“文学经典在走向大众化和娱乐化过程中, 其商品化、快餐化、游戏化、庸俗快倾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日趋严重”。网络小说的游戏化日趋明显, 也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
综上所述, 网络青春小说所盛行的题材虽然为网络文学的发展锦上添花, 但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迫切地要求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迷失的年轻一代、扭曲的青春追求以及简单化、游戏化倾向等都需要我们正视并去解决, 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发展中的事物必然要面临的窘境, 而网络文学发展的自我调节以及多数作者的努力, 网络文学将给予我们精神世界更多正能量。
参考文献
[1]袁月华.对我国网络小说发展与创新的思考[J].青海师专学报,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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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涂绪谋.论网络穿越小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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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燕.浅谈网络小说的负面效应[J].文学教育, 2008.
[7]于洋, 汤爱丽, 李俊.文学网景网络文学的自由境界[M].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非洲题材小说 篇3
《笨花》继承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 也找到了适合这一内容表达的完美形式, 以革命的历史观念和方法来表现二十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民族革命和抗日战争, 使人们再一次重温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军阀混战、阶级矛盾、民族危机和文化挑战的风云史。与梁斌的《红旗谱》相近, 《笨花》也是一部以鲜明的政治立场来反映中国民主革命和冀中敌后抗日斗争的乡村画卷, 描写冀中农民在甲午风云后的生存现实和参与抗战后的命运历程。冀中在抗日战争初期是敌占区, 抗日的形势十分严峻。正是燕赵文化精髓的承传和党的正确领导, 使笨花人在民族灾难面前空前的觉醒, 笨花人深明大义, 没有国家的前途, 就没有个人的前途。他们在在党的领导下, 坚韧、智慧、机智、英勇的在敌后与日伪斗争, 各尽所能的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尽着自己的力量。但《笨花》中的“英雄人物”是退去了传统题材的神秘光环的现实中的“英雄”, 铁凝努力挖掘出了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正义力量和英雄性格, 以向氏家族为首的一群“中国凡人”承担着演绎中国革命大历史的使命:旧军人向喜识破了日本人请他出山的阴谋, 支持两个儿子到抗日根据地, 宁愿回到笨花老家做一名大粪厂的经理, 最后为救自己的同胞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儿子向文成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中, 在自己的家中办起夜校, 向村民传授着文明和救国的道理, 腾出自家的大西屋做后方医院, 在笨花村的抗日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女儿取灯的断事智慧而冷静, 成为一名优秀的抗日干部, 后被小袄子出卖而惨遭日寇杀害;长孙向武备是一名冀南特区的游击队员, 后来成为太岳抗日根据地一位久经锻炼的领导人;十四岁的弟弟向有备也成为一名八路军的卫生员, 在实际的锻炼中成长。性格“各拧”的西贝时令积极要求进步, 成为尹区长的助理员;平时爱说大话的“瞎话”叔, 为了笨花全村人的利益, 死于日本人的屠刀下;就连走动儿也在笨花的黄昏消失了, 他辞别了家和“幽会”的女人, 去了一个国家民族更需要他的地方, 成为一名抗日的交通员, 象一支黑暗中游走的烛光, 带领那些为民族的生存和希望奔走的人, 到该去的地方———“面对那个纷繁复杂的历史年代的种种艰难的选择, 这群人最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 揭示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耐力和韧性, 这是一个民族的底色.”[2]正是这些普通的农民、乡村知识分子承担着革命的道义和民族的尊严, 在维护日常生活的正义和神圣的民族抗战中, 他们无私的为了国家民族倾其所有、流血牺牲, 那种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崇高精神和道德情操使平凡的生命焕发出强烈的光彩。《笨花》凸现的是在日常化、生活化的厚重叙事, 这种日常生活来自铁凝最真挚的个人体验和家族记忆, 那独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日常生活叙事极具感染力, 它以独特的审美意蕴成为凝聚人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优秀作品, 这使小说超越了传统经典的现实主义叙事的美学命题而达到了真正意义上成熟的“政治小说”, 维护的是主流文学的核心价值体系:作品中以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浪漫的表达, 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显示出了向传统文学的回归, 通过再现历史场景肯定革命的正确性、历史的进步性, 推崇传统道德、弘扬民族正气, 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力量。
作为一部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 作品具有唯物史观和明确的写作目的, 但并不是传统革命题材的所“强制”写作的那中笼统的“革命史”, 《笨花》无论在“反映生活的真实”还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方面都对经典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有所超越。在人物塑造上, 她超越了“高大全”式的革命英雄塑造及模式化、类型化、概括化的粗线条的叙事框架, 表现出更尊重历史真实、作家主体选择和文学本身规律的新的意识形态的特征, 比如对于向喜这个旧军人的塑造, 她说:“在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前, 一般中国百姓的国家观念是淡薄的, 但是日本人来了以后, 民族的凝聚、中华民族的强烈意识、国家的意识在全民当中被唤起了。培育向喜这个人物的过程中, 刚开始我给他设计的不是回到粪场, 我设想他开了一个地下的兵工厂, 造枪的厂, 暗中支持八路军打日本人。我觉得这是戏剧化, 有几分做作的, 不太适合这个人物的归宿和性格的形成。于是我让他后退一步, 就要他去了大粪场, 没有让他和共产党直接合作。他坚决拒绝当汉奸, 他的后代子孙都是共产党, 但是他没有, 他后退一步。我觉得这个是恰如其分的。他回到粪场, 在粪场里和日本人有一场恶战, 最后死在粪池里。”[3]《笨花》中的人物不再是单纯依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或历史风云中的简单符码, 而是充满生活智慧和生命质感的。就是在这段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中, 铁凝也没有忽略日常生活的暖意, 极具诗意的描绘了一群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他们以“和”为贵的处世姿态、四季的农事、不同的故事和命运, 饶有兴味的描绘了冀中乡村的风土人情、民俗特征, 弥补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所缺乏的日常生活的恒久的魅力和诗意, 因为这正是统革命历史题材中常常被遮蔽的生活。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 革命的唯一目的和社会主义道德的不断净化演变成一种权威性的宰制力量, 它以排出日常生活和人性的复杂为代价, 与革命无关的情感和欲望, 都被视为“不洁”和不道德的, 爱情和亲情不再成为一种询唤和感召, 战争的正义性被无限夸大为一种人性和道德宣战的实践。就是极具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家孙犁也被战争思维所主宰, 《荷花淀》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小说不仅反映了抗日战争中, 以对战争中人性美和人性美的歌颂焕发出永恒的艺术魅力。但它依然存在人性的压抑和失落的问题, 小说中的人物被战争需要神圣化和模式化了, 淡化了自然属性和个性自由。
《笨花》既继承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规定性”, 但又以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对传统革命历史中所遮蔽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彩的、诗意的展现, 用一种饱满温润、准确结实的艺术质地去追求史诗化的思想承载, 铁凝以崭新的革命历史叙事手段弥补和纠正了历史叙事在两个方的偏差: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过度历史化和概念化;后新时期以来文学个人化和私人化方向的极端发展。这是铁凝在新世纪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风云初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历史经典叙事的回望中做出了世纪性的超越。传统革命题材的小说中因主要写革命斗争的生活而忽视人的生活, 集中表现人在战争中的生活;而《笨花》更多地体现战争中人的生活。因此, 冲破了既定的意识形态模式,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 抓住了主流文学为革命现代性诉求论证的精髓, 跨越既往社会主义的历史政治遗产与现实中国“和平崛起”之间的鸿沟, 以一个党员作家和文学官员的政治身份完成了主流文学的使命。
摘要:论文将铁凝的《笨花》与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进行对比, 指出《笨花》既继承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规定性”, 但又以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对传统革命历史中所遮蔽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彩的、诗意的展现, 用一种饱满温润、准确结实的艺术质地去追求史诗化的思想承载, 铁凝以崭新的革命历史叙事手段在“反映生活的真实”还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方面都对经典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有所超越。
关键词:“笨花”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日常生活叙事,超越
参考文献
[1]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第182页
[2]铁凝、崔立秋:《笨重与轻盈的奇妙世界——关于铁凝〈笨花〉的对话》, 河北日报2006年1月6日
非洲题材小说 篇4
汪曾祺小说的悲剧选材首先体现在卑微人物生活希望的破灭。汪曾祺小说的人物多是卑微且自甘卑微的。他笔下的人物品类繁多:贩夫走卒、乡村郎中、小学教员、农夫村姑、和尚尼姑, 大部分都是一些平凡朴实的下层劳动人民, 他们既没有高远的理想, 也没有奢华的企望, 只追求平平安安的生存, 然而就是如此平实甚至谦卑的生活期望也不能实现。他们不得不承受环境带给他们的无言的屈辱与惨痛的折磨。《寂寞与温暖》中的沈沅不过想从事她深爱的事业, 想给漂泊一生的父亲立一块碑, 但她被打成右派, 连为父亲奔丧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八千岁》中的“八千岁”仅靠两元七毛钱起家, 勤劳本分, 但“八舅太爷”的出现, 使他勤俭致富的梦想遭到破灭;《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只是想让儿子下雨天能穿上胶鞋, 但他的生意却被贪心的人挤垮。这些安分守己的小人物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 厄运一一降临在他们身上, 使他们濒于绝望的边缘。鲁迅先生说,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只顾自己生存的小人物是没有多大价值可言的, “最有价值的东西, 往往是最平凡而普遍的东西, 也往往是最容易被我们漠视或歪曲的东西, 不是因为他不重要, 而是因为我们对他的价值还没有真正的认识。”[2]就像这些小人物, 他们或迂腐, 或精明, 当灾难降临时, 他们陷入生活的罗网中, 奋力挣扎, 最终却一无所获。汪曾祺说:“主要是我小时候的环境, 就是生活在这些人当中, 铺子里的匠人, 做小买卖的这些人, 有人写评论, 说我将所有人物雅化。”[3]诚然, 对于作者来说, 随和且富于同情心的父亲影响了他的一生, 使他对劳动人民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悲悯与同情, 当他将这股悲天悯人的情怀灌注于作品时, 我们则能从卑微人物的生活境遇中, 体味到生活希望破灭的悲剧根源, 也许这就是汪老选材的用意吧。
其次体现在男女情爱的幻灭性结局。汪曾祺的作品的悲剧意蕴也体现在男女情爱的悲剧结局的表达上。在很多篇章中, 他笔下的情爱梦想最终归于寂寂死去, 由此带来的悲剧意蕴便异常沉重。比较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和沈从文的《边城》, 两者有很多像的地方。这种“像”不单指两部小说的结尾, 也不单是指那种叙事结构。这种“像”也许更多是指包括这种结构的因素在内所营造的轻婉哀愁的意蕴。翠翠痛苦的希望, 不知结果的等待;十一子和巧云之间欲进不进, 迟迟疑疑的缓慢节奏, 被躁动勇猛的刘号长冲得稀烂, 他摧毁了巧云的童贞, 更惩罚了十一子。小说最后写道“十一子的伤会好不?会的, 一定会。”十一子的伤会不会好呢?巧云能不能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呢?他们会依靠他们的勤劳而得到幸福吗?作者似乎显得很乐观, 但这种肯定又似乎是作者在宽慰读者的心。这在《边城》里似乎更加明显, “也许明天就回来!”翠翠一个人在青山绿水中无望的等待, “也许……也许……”是最大的不确定, 翠翠面对的是无边的时间的挑战, 明天就回来, 连作者本人都不相信。当读者被巨大的悲痛攫住的时候, 作者的“释然”又使他们含着泪微笑了, 而悲剧的震撼却久久地回荡不去。
如果说在《大淖记事》中作者对男女情爱的悲悯哀愁隐藏在热闹轻快的文字后面, 需要读者自己辨识, 那么在《小孃孃》、《珠子灯》等小说中那种深刻彻底的男女情爱悲凉则是扑面而来的。《小孃孃》中世家子弟谢晋天于家庭的飘摇之中, 与年轻美丽的姑母相依为命, 虽然两个人心心相印, 但也无法彻底摆脱那种罪恶感的阴影, 并且小姑姑终因难产而死, 将无法承受的生命的痛苦压在了谢晋天一个人身上。《珠子灯》全篇则更是弥漫了一种彻骨的悲凉, 这珠子灯的古老风俗是为祈求多子的, 但孙晓芸的六盏美丽的珠子灯只点过一次, 孙晓芸虽与丈夫琴瑟相和, 情深意笃, 但丈夫新婚不久, 便暴病而亡。出身书香门第的她最终也没有遵守丈夫“不要守节”的遗言, 独自一个人过着凄凉孤寂的日子, 后来“她整天在床上躺着”, 没有声息, 在绝望中聆听珠子灯散落摔碎的声音, 这凄静冷清的声音正是她与丈夫爱情悲剧的写照。《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为了生计不得不委身于王氏父子, 而他钟爱的王家二公子却拒绝了她的求爱。《露水》中那对“露水”夫妻本是夫唱妇随, 相依为命, 最终却因男人的死而演绎成一曲悲歌。文章以“露水好大”开篇, 又以“露水好大”结尾, 给人以凄凉入骨的颤栗。
汪老笔下虽有明海和小英子式的纯洁无瑕、温馨浪漫的爱情牧歌, 但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所表现的更多的却是这种痛苦、无奈的爱情悲剧, 不管是富家子弟, 还是贫苦人家, 青年男女所遭受的往往是幻灭性的情爱结局。爱情悲剧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 令人读后黯然神伤, 肝肠寸断。汪曾祺选取男女情爱的幻灭性爱情作题材, 悲剧意蕴油然而生。
再次小说的社会环境折能射出的人世沧桑。写小说, 汪老并不满足于单纯地讲故事, 在小说人物的背后, 作者用不经意的笔调向读者展示了深刻的社会背景, 以社会背景来衬托人物, 以人物来反映时代背景。就汪曾祺小说的题材来说, 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建国前和建国后。建国前主要以军阀混战和抗战为背景。抗战时期国家民族的灾难使作者背井离乡奔波到西南边陲, 民族的危机和物质的匮乏给当时的人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造成了双重的威胁。在这种威胁下, 人们都在朝着不同的方向, 在不同的状态下求生存。汪曾祺正是观察到了这一点, 他用忧伤的笔调去描述这些事物, 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正直青年对当时的黑暗社会, 对被时代与社会扭曲了的人性的痛苦与激愤。《鸡毛》中的金昌焕偷了无依无靠的文嫂的三只鸡, 表现了作者对这些灵魂扭曲了的人的嘲讽。《日规》中生物系助教蔡德惠面对动荡的社会, 却能正襟危坐潜心做学问, 最终死于肺结核, 这背后隐藏了作家的悲愤与无奈。是当时所有正直的人的共同情感。汪曾祺以一个作家的身份, 以深沉的情感, 敏锐的观察、深刻的认识去体验和把握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心理状态。
汪曾祺解放后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描写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后这一时期的生活。其中真实的展现了“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历史真实。《黄油烙饼》里萧胜的奶奶饿死了, 北食堂的社员咽的是掺了糠的红高粱饼子, 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 而南食堂的干部开了三天的“三级干部会议”, “第一天吃的是羊肉口蘑萷子蘸莜面, 第二天炖肉大米饭, 第三天, 黄油烙饼。”差距如此之大, 官僚主义作风可见之严重;《寂寞与温暖》中的沈沅面对
日本巨著《源氏物语》中有关唐文化的体现
杨红
(潇湘职业学院湖南娄底417009)
【摘要】紫式部的名著《源氏物语》的出现, 体现了日本古代文学在不断从中国文学中汲取滋养的同时, 又积极谋求自我发展与繁荣的全过程。本文试从唐文化在《源氏物语》中的具体体现, 来探讨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及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化良好的吸收状况, 从而更好地促进中日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紫式部;源氏物语;唐文化
自从6世纪前后中国文学开始传入日本列岛后, 日本文学就一直深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紫式部的名著《源氏物语》就是日本本土文化与中国文化交融后产生的结晶, 被誉为日本古典文学的最高峰。《源氏物语》表面上看起来是纯粹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 但它其实受到了唐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源于紫式部自幼就受到唐文化的滋养和熏陶, 她在创作中借鉴、吸收了唐文化的优秀成果, 广泛运用了唐诗文, 大量引用了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 从而丰富了她作品的内涵, 形成她作品的血与肉。《源氏物语》的出现, 体现了日本古代文学在不断从中国文学中汲取滋养的同时, 又积极谋求自我发展与繁荣的全过程。
一、白居易诗文对《源氏物语》的影响
《源氏物语》受唐文化的影响颇大, 它在继承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成果, 特别是它借鉴、吸收了白居易诗文很多方面的内容, 更是体现了这一点:
1、《长恨歌》在《源氏物语》中的大量体现
首先, 在思想结构上, 《长恨歌》的思想结构是双重的, 讽喻与感伤兼而有之, 这对于《源氏物语》思想结构的形成, 影响是巨大的。
《长恨歌》的讽喻意味表现在, 它开篇就道明“汉皇重色思倾国”, 并对唐明皇的荒淫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种种弊政进行揭露, 以预示唐朝盛极而衰的历史发展趋势。《源氏物语》也与这一思想相呼应, 通过源氏上下三代人的荒淫生活, 及贵族统治层的权势之争, 来揭示贵族社会崩溃的历史必然性。两者的相似, 并非偶然的巧合, 紫式部是有着明显地模仿白居易《长恨歌》的目的意识的, 她在《源氏物语》开卷“桐壶”卷就道出了这一讽喻的主题思想:“这般专宠, 真叫人吃惊!唐朝就因有这种事儿, 弄得天下大乱, 这消息渐渐传遍全国, 民间怨声载道, 认为此乃十分可忧之事, 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来呢——如今更衣已逝, (桐壶帝) 又是每日唉叹不已, 不理朝
胡支书和王祚祜的刁难和侮辱默默忍受, 透过沈沅的遭遇, 反映了反右派斗争时期给人所带来的悲惨遭遇。《天鹅之死》中, 汪曾祺描写一只天鹅被人打死, 另一只不鸣不食寻找一块结实的冰面, 从高高的空中掉下来, 把自己的胸脯在坚冰上撞的粉碎;而跳《天鹅之死》的白蕤在文化大革命中, 因为一句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 受尽了“地包天”的折磨。《七里茶坊》中, 汪曾祺则用了更为直接的词语来表示, 如“标准田”、“以虚带实”, 这些属于当时的专业词汇, 揭露了当时浮夸风和大跃进所造成的后果, 其中这里面还有三句很沉痛的话, “他们 (坝上的人) 真辛苦!”, “我们 (坝下的人) 也很辛苦!”, “中国人都很辛苦啊!”。这三句话其实就是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 是一颗伤的心的人生感喟。
如果说一些小人物的故事不足以引起重视的话, 那么《八月骄阳》则是一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再现。这是汪曾祺在事隔二十年后的1986年写老舍先生投湖自尽的悲剧。文化大革命中, 身为文联主席的老舍先生不堪侮辱, 被迫害致死, 临死时, “脑袋上都是用皮带抽的伤, 身上净是血嘎巴!”, 可谓伤痕累累, 体无完肤, 令人震惊。作者借文中人物顾止庵道出了心声, “我本将心托明月, 谁知明月照沟渠”, “士可杀, 不可辱!”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摧残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多少人含冤莫政。这真是太荒唐了。” (“桐壶”卷)
由此可见, 《长恨歌》与《源氏物语》都是通过爱情故事, 展开各自时代的历史画卷, 具有明显的讽喻性, 而且都是以讽喻手法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世相的。
其次, 从作品结构来看, 《长恨歌》内容分两大部分, 一部分写唐明皇得杨贵妃后, 贪恋女色, 荒废朝政, 以致引起安史之乱。另一部分则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 唐明皇对死去的杨贵妃的痛苦思念。《源氏物语》也有类似的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描写桐壶帝得更衣、失更衣, 复把酷似更衣的藤壶女御迎入宫中过起重色的生活, 不理朝政。另一部分则描写桐壶帝的继承人源氏与众多女性的爱情生活。
白居易和紫式部都是通过对主人公渔色生活的描述, 进一步揭示各自时代宫廷生活的淫糜, 来加深对讽喻主体的阐发。所以说, 紫式部是以白居易《长恨歌》的李、杨爱情故事作为参照而写下《源氏物语》的。
再次, 就人物塑造来说, 《长恨歌》对唐明皇的爱情悲剧, 既有讽刺, 又有同情。比如白居易用同情的笔触, 写了唐玄宗失去杨贵妃之后的哀念之情, 这样主题思想就转为对唐杨两者坚贞爱情的歌颂。《源氏物语》描写桐壶帝、源氏爱情的时候, 也反映出紫式部既哀叹贵族的没落, 又流露出哀挽的心情;既深切同情妇女的命运, 又把源氏写成是个有始有终的庇护者。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源氏的同情与肯定。也就是说, 白居易和紫式部都深爱其主人公的“风情”, 感伤的成分是浓重的。在《源氏物语》中, 无论写到桐壶帝丧失更衣, 还是源氏丧失最宠爱的紫姬, 他们感伤得不堪孤眠时, 紫式部都直接将《长恨歌》描写唐玄宗丧失杨贵妃时的感伤情感, 移入自己塑造的人物的心灵世界。
2、白居易其他诗句在《源氏物语》中的大量运用
《源氏物语》中大量运用了白居易的诗作, 其中直接引用的
白, 忍受不了的, 死去了, 苟活于人世的, 内心在承受岁月的煎熬和良心的谴责, 如今的我们是无法去深刻体验那种痛苦的经历了。但逝者已矣, 末名湖的水洗涤了老舍的血痕, 时间让人学会了遗忘, 但我们不能遗忘屈辱的历史, 巴金老人多次呼唤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 而文革结束后, 汪曾祺在重返文坛后的第一篇小说《骑兵列传》中明明白白的说, “但愿这些老同志平平安安的, 但愿以后永远都不搞那样的运动了。但愿不再有那么多人的肋骨、踝骨被打断。”[4]声声泪, 字字血, 这是经历过悲惨岁月的人的心声, 这种超乎言表的悲剧意蕴让人悲从中来, 泪不能禁。
摘要:小说题材的选择往往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倾向。本文通过对汪氏小说中卑微人物生活希望的破灭、男女情爱的幻灭性结局及社会环境所折射出的人世沧桑这些富于个性的悲剧题材的确定, 论述了汪氏小说独特的悲剧意蕴。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题材,悲剧意蕴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 (第一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 1993.
[2]张恒学.社会主义悲剧观念与中国当代文学[M].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3]汪曾祺、施淑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家[J].上海文学出版社, 1998 (4) .
叶广芩满族题材小说的民俗研究 篇5
一、俗与雅:民俗的书写
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 既展示了人物崇高与卑劣、真实与虚伪、善良与软弱、欢乐与痛苦、智性与惰性并存的复杂人性和贵族精神;又营造出一个充满世俗美感的生活环境和彰显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 使人物的灵魂从浮躁的尘世中得到涤荡与升华。
(一) 俗世里的人物刻画
民俗, 既是民族文化意识的外化表现, 也内化于民族成员的生活之中, 与民族文化心理互相渗透。因此, 文本中关于民俗的书写, 对塑造人物形象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汉族只承认父系亲属、男权统治的封建观念不同, 满族习俗讲究重视内亲、亲近母系亲属, 对家庭中的女性给予比较尊贵的地位。满族独特的女性文化使叶广芩塑造了许多散发着独特光辉的女性形象。比如《采桑子》中痴迷京剧艺术的大格格、追求爱情离家出走的二格格、献身革命光荣牺牲的三格格, 《豆汁记》中善良守礼的莫姜、《逍遥津》中自尊自立的大秀……特别是《状元媒》、《大登殿》中的母亲 (盘儿) 形象, 敢于抗争、独立自主, 极富人格魅力。母亲是下层旗人的后代, 为了抚养年幼的弟弟成了三十岁的老姑娘。后来无意中被贵族后裔的父亲相中, 成了父亲的填房。洞房花烛之夜, 母亲才知道父亲并非比自己大六岁, 无所畏惧、刚强不屈而又极重名分的母亲不满被欺骗, 大闹洞房, 母亲为了尊严几经周折, 显示出一种独立的人格和可贵的气节。母亲给金家大宅门带来了鲜活的市井气息, 家中一有难事一定是母亲出头露面, 儿女在外闯祸受气, 只有母亲为自家孩子打抱不平;日本宪兵队来家检查, 母亲抵挡周旋, 保护家人, 母亲以生命树立起的坚定信念体现出民族文化精神的可贵之处。
叶广芩笔下的女性形象, 坚强而又善良、忠贞而又自尊, 无论是出身尊贵还是地位低下, 都表现出贵族精神中最稳定的内质, 正是这样的女性, 用柔弱的臂膀承担起了传承民族文化、拯救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 闪耀着可歌可泣、可钦可敬的人性光辉。
(二) 雅境中的文化观照
在传承了千百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道家、儒家的文化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 以人物的意识形态 (精神民俗) 来展现文化, 同时文化又构成了人物生活和精神的背景。
在《醉也无聊》中, 五姐夫生于华门长于鼎食, 可他却信奉老庄哲学闲云野鹤般的生活、飘逸洒脱的做派和空灵恬淡的性情。对于道家提倡的清静无为、无所不容的哲学思想和贵族精神中“闲来无事不从容, 睡觉东窗日已红”的人生追求, 叶广芩持批判的态度。但不可否认, 五姐夫的精神主流, 传达出的是一种个体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不懈追求, 这种追求不是道德的完满, 而是生命的解放, 为此他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摆脱外物的束缚、超越世俗的羁绊、恢复朴野的人性。
在《曲罢一声长叹》中, 以“儒”来概括老七舜铨的一生。他是事亲至孝的儿子、是和蔼可亲的兄长、是温良恭谦的君子。在纷乱的时代, 恪守家族的贵族气质和儒家的文化传统, 寄情于琴箫、沉湎于书画, 坚持自己的人格操守。通过舜铨的形象, 叶广芩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和“忠”、“孝”、“和”、“德”的人格魅力由衷的赞赏。这种对本民族精神的强烈认同感, 能够有效地防止文化的断裂、超脱世俗的卑污, 成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核心。
二、常与变:民俗的传承与变异
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 既表现出她对往昔岁月贵族旗人精神气质和生活品位的眷恋与认同, 于字里行间营造出一种怀旧的氛围;又在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 探究旗人贵族文化传统的消极意义, 关注这种文化传统在新时期的处境与变动, 并对其在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不断挤压下逐渐走向没落的境遇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与无奈。
(一) 温情脉脉的怀旧情结
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 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就是对旗人民俗的怀旧情绪。叶广芩依托对民俗的文学化阐释, 再现了经记忆滤化的过往生活, 表现出她对旗人命运的关怀、气质的欣赏;对家族精神的眷恋;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彰显出一种崇高的人文关怀精神。
学者王元化曾说, “近两百年来京剧在民间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中所蕴含的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 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2]叶广芩在《逍遥津》中塑造了一个男旦钮青雨的形象, 他终日沉迷于京剧之中, 活在戏里、活在旗人优裕洒脱的贵族心态里, 甚至迫于淫威, 成为日本人玩乐的工具, 为人所不齿, 但最后他却以枪杀日本要员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慷慨悲壮。可见, 传统京剧中蕴含的忠孝信义的精神、惩恶扬善的道德观, 就是在这经久不绝地浅吟低唱中潜移默化, 成为老百姓现实生活中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参照。
在《豆汁记》中, 叶广芩写落魄旗人莫姜的起居坐卧无不合乎规矩, 她睡觉安静、说话不紧不慢、走路轻快、目不斜视、嘴角永远微微上挑, 再加上对身外之物的淡漠、恬静随和的性情、以德报怨的行为, 虽出身卑微, 却得到了众人的尊敬。通过莫姜的行为方式, 叶广芩道出了“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 不能正五音”的人生道理。
(二) 真情守望中的全面突围
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 是对满族民俗的书写, 是对故园记忆的怀旧, 除了具有传承文化和抒发情感的作用, 还有哀叹家族衰微、反思历史消极、修正社会道德、呼唤人情人性的意义, 可以说是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
我们从她的满族题材小说中, 既看到了忠孝节义这些烛照过人类精神的火焰, 也看到了传统文化没落、商品经济冲击之下精神之火的次第熄灭。在《醒也无聊》中, 金家五爷舜锫聪明但浮躁、多情却不专, 唱得地道京剧、写得苍劲书法、说得流利英语, 却热衷于声色犬马, 最后犯烟瘾成了“倒卧”。舜锫就是邓友梅所说的“有文化没职业, 有教养没技能”[1] (P.3) 的纨绔子弟, 是没落腐朽的旗人文化的人格化象征。在《雨也萧萧》中, 老三舜錤深受传统文化熏陶, 遵循封建道德规范, 对二格格嫁给商人坚持反对。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 在传统的道德文化与现代的商品经济发生矛盾时, 舜錤屈服了, 鉴定古玩时把真文物说成假的, 再低买高卖, 奸诈至极。舜錤可以说是“新”与“旧”的混合物,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体, 他心灵的煎熬来自于自身的堕落, 对此叶广芩感到痛心疾首:“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 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髓中, 背叛也好, 维护也好, 修正也好, 变革也好, 惟不能堕落。”[1] (P.337)
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 艺术化地描摹了往昔岁月满族旗人的民俗, 刻画人物形象、展示文化底蕴, 充满眷恋、惋惜、反思、批判的复杂情感, 带有一定的文化寻根意味。面对着已经消失的满族语言、服饰、饮食、职业甚至是满族精神, 叶广芩用满族题材小说, 复活民族的古老记忆、连通民族的文化之根, 保护民族之神韵、传承民族之精魂, 为满族文化作传、传统文化作传、为中国文化作传。
摘要: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 立足于现实, 揭示满族传统文化逐渐走向没落的现状, 于字里行间充斥着眷恋与同情、反思与批判的复杂情感。本文通过民俗的书写和对民俗的传承与批判两个方面, 展现叶广芩满族题材小说文学审美和民俗研究的双重艺术价值。
关键词:叶广芩,满族题材小说,民俗,反思
参考文献
[1]叶广芩.采桑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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