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2024-10-03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精选8篇)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篇1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已然逐渐淡出作家创作视域,然而,新世纪之初,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再度繁荣。从数量上看,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十年间蔚为大观。《沧浪之水》《中国一九五七》《桃李》《大学之林》《经典关系》《所谓教授》《桃花》《教授》《大学纪事》《风雅颂》等一系列作品的问世,引人瞩目。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余绪犹在,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始终是许多作家关注的重点。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和精神危机始终存在并日益加剧。从揭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命运的全面和深度来看,新世纪小说更为大胆和深入。但从对知识分子心灵、文化心理的深层表现来看,新世纪小说则更加浮躁,很难超越90年代的创作。从十七年和80年代理想的幻象到90年代现实生活的书写再到新世纪的欲望表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正遭遇表现视域的狭隘、缺乏深度和艺术创造的粗糙等书写困境。

一、人文精神的萎缩

新世纪伊始,阎真的《沧浪之水》的发表和引起的广泛争议成为世纪初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这是一个关于“学而优则仕”的古老话题,但却深刻触及了当代知识分子在面临新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抉择时的挣扎、困惑和最终的选择等问题。池大为研究生毕业进入卫生厅,因一直坚守理想和道德准则,在爱情和事业上都遭遇困境,这种境遇只能通过丢弃自我、出卖灵魂和倚靠权势来改变,这是促使他最终放弃知识分子立场,进入权谋之争的主因。他经历了自我精神上的撕裂和痛苦,最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他从医政处副处长到卫生厅副厅长再到厅长,从一个饱受挤压和欺侮的小职员成功地转型为仕途强人。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良心谴责的声音和力量越来越微弱,当他跪在父亲坟前把他遗留下来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付之一炬时,他已彻底完成了从坚守理想和信念的知识分子到泯灭自我的虚无主义者的蜕变历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现实的挤压和利益的驱使面前不断进行精神蜕变的全过程,触目惊心却又无比真实。沧浪之水清洗出的正是知识分子日渐芜杂的灵魂。

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人文精神逐渐淡漠,价值观念出现了从精神追求到物质追求的位移,大学本身开始呈现出企业化的倾向,原有的学术范式和人文精神被冲淡,大学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模式已经向行政权力和经济效益方面倾斜,造成了专心于学术的知识分子难于立足和遭受冷遇的尴尬。新世纪作家对人文学科遭遇的尴尬充满了无奈和自嘲,曾经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启蒙运动中最具精神力量的人文学科如今已经变得贫弱无力,成为经济时代中的“鸡肋”,《桃李》中的邵景文、《教授》中的赵亮都放弃了最初选择的文学专业,而从事了更具实用效用的法学和经济学专业,《风雅颂》中曾经令杨科引以为傲的《诗经》研究也无法挽救他在职称评定中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大学俨然已经不再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

二、欲望漩涡中的新世纪知识分子群像

新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诞生了一批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在失去了启蒙等精神共鸣的同时,他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取向,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逐渐淡漠,开始转向对个人的物质生活和既得利益的追逐。80/90年代知识分子在坚守道义、良心和屈从于现实压力之间所经受的精神撕裂的痛苦在新世纪的知识者那里都已经得到轻松化解。张者的《桃李》是新世纪初期最重要的大学校园题材的长篇之一。小说真实呈现了当代市场经济对大学校园的巨大冲击。小说中的法律系硕士生导师邵景文,已经不是新时期初刘心武笔下那个充满了人道主义情怀、以拯救被“文革”戕害的心灵为己任、具有崇高道德的启蒙者形象,也不是9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陷入平庸琐碎的世俗生活,拮据困顿、自私自利的小人物形象,邵景文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新世纪消费主义社会特征的新导师形象,他被称作“老板”。作为新时代的社会精英和弄潮者,邵景文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商场和校园之间,扮演着导师、老板、律师等各种角色,他代表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完全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而做出积极调整,并已经从传统的道德君子角色中彻底解脱出来,不必再承担道义教化的神圣职责,他们开始大胆地追求物质和肉体的满足。新世纪作家对大学教师形象的塑造是一种集体的改写,在这些大学教师身上,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80年代作家笔下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并甘愿为科学和理想而献身的身影和风姿。这是一群权利与利益角斗场中的角斗士,他们不断利用自己学识资源的天然优势,追求和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他们已逐渐演化为欲望所奴役者和时代中的既得利益者。

三、“反右”和“文革”题材的重新挖掘

新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突破是“反右”和“文革”(下简称“反文”)题材的重新挖掘和书写。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方方的《乌泥湖年谱》、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等重要的长篇小说均是对“反右”题材的重新书写。新时期作家对于“反右”的挖掘对于政治灾难的书写主要集中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天云山传奇》《罗浮山血泪祭》《灵与肉》等作品都叙写了“反文”带给知识分子身心的巨大伤痛。新世纪作家作为非亲历者的叙述视角、创作立场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发生了改变。

从人物形象塑造来看,新世纪的“反文”小说不再塑造罗群、许灵均等敢于同命运抗争的时代悲剧英雄和神圣的精神受难者形象,而是书写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和精神伤痛,《中国一九五七》中的周文祥、冯俐,《乌泥湖年谱》中的许子恒、苏非聪等,他们的生命历程和悲剧命运才是当时中国普遍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状态。这是对新时期以来“伤痕”、“反思”主题的延续和深化。从叙事角度来看,新世纪“反文”小说从书写外在政治苦难转入对人物心灵的揭示。在新时期作家笔下,苦难成为历练人生的一笔财富,苦难难以磨灭知识分子的坚强意志和高贵品质。而在新世纪作家笔下,这种精神幻象被彻底打破,“反文”摧毁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肉体,更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和意志品质。作家不回避政治灾难的巨大毁灭性和沉重打击,更表现了灾难之后精神创伤的无可救赎。

新世纪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夹击下,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发展良莠不齐,其中,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朝向浮躁的市场化方向发展。许多作家放弃了对文学创作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方面的深度追索,作品呈现出庸俗、浅薄的特征。但同时,仍有一些作家始终坚守文学理想,执着于审美创新和文学意义的探求。如《中国一九五七》、《花腔》、《乌泥湖年谱》等作品无论从审美价值还是思想深度,都对80/9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有所超越。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新世纪成为中国当代小说一个重要的生长点,正逐渐从世纪初的浮躁心态中沉淀下来,“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将进入新的创作阶段。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篇2

2、《红日》是一部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故事以国民党的王牌整编74师在1946年的深秋向我军连水城第二次的进攻开始,直到1947年的被我军全部歼灭为止。作者吴强在《红日》中对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的运动战做了最生动的诠释。全书主要以孟良崮战役为背景,描述了惊心动魄的战争的场面,刻画了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和众多的战士的英雄的形象。

3、徐光耀《小兵张嘎》故事以1934年的白洋淀为背景,嘎子梦想参加八路,梦想得到一支属于自己的真枪。奶奶为了保护八路老钟牺牲了,嘎子只身上县城找传说中的罗金保,打鬼子替奶奶报仇。嘎子从此以小八路自居,紧接着又和区队八路打了一场挑帘战,嘎子缴获一把真枪。眼看梦想全部实现,枪却被区队长收了。嘎子想不通,和打赌认识的小伙伴胖墩一起重返县城。嘎子要单独替奶奶报仇。特派员刘燕却与孩子们在一起。经过种种误会和巧合,以嘎子为首的孩子们,粉碎了敌人的阴谋,配合区队八路使药品顺利过境,一举歼灭肥田斋藤一伙日本鬼子。

4、《小游击队员》是作家王愿坚的作品。其主要内容是: 樟伢子的父母掩护红军伤员时被白鬼子杀害了,带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成了孤儿的他四处寻找红军时遇到了红军的侦察员。在协助侦察员去敌区侦察时不慎被敌人发现,侦察员被俘。机智勇敢的樟伢子把敌人的工事情报图送给了游击队,游击队歼灭了敌人,救出了侦察员。樟伢子经历了战火的考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小游击队员。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篇3

关键词:“右派”知识分子,右派形象

自新时期以来, 关于反右运动, 关于那些在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在当代作家笔下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叙述, 并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小说作品。在这些以右派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中, 作家们或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他们关于苦难的集体记忆, 或以非亲历者的身份对右派的故事进行解构和重建。而这些故事都离不开与之相关的右派人物形象, 因此很有必要对此些性格各异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作出分析。笔者将右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右派形象大致分为四类:坚贞不屈的受难者, 虔诚改造的原罪忏悔者, 沉沦与挣扎的妥协者, 民间视角下的“另类右派”。事实上这些形象的特征在文本中并非整齐划一, 而且时有交叉, 因此, 这样的划分只能以这些形象最典型最突出的特征为主, 力求做到相对的清晰与合理。

一、坚贞不屈的受难者

在大多早期的右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 有这样一类右派主人公形象:他们无论是作为党的干部, 还是普通知识分子, 虽然被打成右派后受尽磨难, 却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 对祖国、对党、对事业、对人民无限地赤胆忠心。

《布礼》中的主人公钟亦成, 原本可谓少年得志, 只因为在“反右”期间写了一首赞美生命的四句小诗, 一夜之间被打为右派, 遭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虽然历经种种坎坷艰辛, 但他始终抛开个人的恩怨, 对党抱有坚定的信念。由于王蒙在作品中对这种忠诚的热烈讴歌, 使得钟亦成这一人物形象被人们广为称道。显然, 作家在当时也没有意识到, 革命者的“不思悔改”与其遭受的磨难形成的巨大反差, 恰恰反证了主人公经历的原来不过是一场政治上的的荒唐闹剧。

《天云山传奇》中的主人公罗群, 是作家鲁彦周笔下塑造的一个坚贞不屈的知识分子型干部形象。作品描写1957年反右运动时, 罗群身处政治理想与科学真理的矛盾冲突之中:作为天云山考察队的政委, 他必须服从上级领导砍伐森林的决定;而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 他又深深懂得违反自然规律的严重后果, 但他最终选择了拒绝执行领导的决策, 也因此被打成右派。在随后的二十年里, 尽管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罗群仍然坚持对真理的追求, 从没放弃自己的信念。

《人啊, 人!》中的何荆夫曾是一个有理想的大学生, 1957年因为写了一张批评学校领导的大字报而被打成右派。二十多年里, 他到处流浪, 尝尽了生活的困苦和艰辛。当文革结束后, 他被召回学校任教, 但他并没有满足于这种平静的新生活而放弃思考, 因为使他痛苦的不仅是十年浩劫的结果, 更是它的原因, 而且结果和原因在今天的现实中都仍然存在着。因此在整理自己这些年来的心得体会后, 他终于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可以说, 在这个被“大写”的人身上饱含了作家戴厚英所冀望的理想人格。作者在众多同期作品中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人道主义这一当时尚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主张, 体现出其难能可贵的先觉者姿态和勇气。

今天的读者再看这类坚贞不屈的受难者形象, 难免会质疑其形象是否过于高大完美、过于理想?但在这些作品问世的当时, 读者对此却不会产生疑问, 因为在新时期之初, 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还是读者的阅读期待, 都注定了人们需要作家创造出这样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 利用这样的完人来重建他们久已崩塌的信念, 而这正是作品在当时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二、虔诚改造的原罪忏悔者形象

在众多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中还有一类原罪忏悔者形象, 这类原罪忏悔者往往自觉认同血统论, 并将之转化为基督教般的“原罪”意识, 从而虔诚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改造。

《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主人公章永璘, 就是这样的原罪忏悔者典型。一方面, 他无法忘却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带给自己的成长记忆和文化印记;另一方面, 在虔诚接受劳动对身体改造的同时, 为克服自己的原罪意识, 他还寄望于通过钻研《资本论》以从思想上脱胎换骨, 来实现自己的精神改造。出于对当时流行的血统论的自觉认同, 他甚至考虑过与马缨花结合“生出流着健康的劳动人民的血液的下一代”, 企图以此来改变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的血统。可以说章永璘对自我的“改造”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再现了处于那个极左年代的多数普通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尽管他们未必都如章永璘般被关进高墙, 但他们所面临的是一种自我监禁的心灵牢狱, 而这心灵的牢狱对知识分子而言同样可怕。

《失态的季节》中的主人公钱文, 在被划为右派之前是一家文学刊物的副主编。反右运动一开始, 工作组的领导曲风明针对钱文所写的一首关于怀念大海的小诗, 对他进行了一番痛快淋漓的批判, 尤其由于一次与右派分子廖琼琼偶遇并共进西餐之后, 钱文彻底地被批倒、批臭、靠边站, 他没有想到自己为一顿饭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此时的他找来许多书籍, 希望从中找出对自己处境的比较科学的解释, 在读了大量的名著后, 这时的钱文开始认同知识分子的原罪论, 认定知识分子确实需要改造。于是, 在极“左”思潮统治的特殊历史背景下, 钱文们越是虔诚地改造自己, 越是想努力克服原罪意识, 离他们追求的真理越远。中国文化从源头上一直遗传下来的结构性缺陷, 精神价值维系纽带的过分薄弱, 造成了这一代“原罪忏悔者”的悲剧。

三、沉沦与挣扎的妥协者

九十年代以后的非亲历者作家创作的作品中, 却开始出现灰色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 他们不再是亲历型作家们笔下的高大全, 而还原成善良、软弱的普通人, 在政治和生存的压迫下一步步变得委曲求全, 失去与现实抗争的愿望和能力

《中国一九五七》是作家尤凤伟的一部力作, 其主人公周文祥是北京K大中文系的青年才子, 在1957年学校的整风运动中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 结果却成了第一批身陷囹圄的右派知识分子。面对这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大风暴, 如何在那“小人如野草般疯长”的年头生存下去则成为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他最终选择了妥协, 他学会了在斗争中明哲保身, 也学会了排队“告密”, 在小说第三部中甚至沦为吃蛇一族。对周文祥这样的妥协者形象, 今人要进行单纯的道德评判是很容易的, 但是从对历史的记录这个角度来说, 若没有周文祥们的回忆和转述, 那段历史就会象作品中冯俐交给周文祥的那叠寄意深远的白纸那样, 永远只能成为“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了。

与周文祥妥协于极左政治的压迫不同的是, 《叔叔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叔叔却是妥协于自身在重获新生后的种种欲望。年轻的叔叔被打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后, 慢慢由恐惧变成麻木、冷漠, 随遇而安地选择了与一个普通农妇结合。文革平反后, 叔叔成为一个受人仰慕的著名作家, 并随之开始了放纵的生活。他致力于隐瞒屈辱的过去, 为自己树立社会英雄般的崇高形象, 而妻子和儿子的存在却证实了他的故事的虚假性。他于是选择与妻子离婚, 并反对儿子来到自己身边生活, 后来在与儿子的冲突中, 他又打伤了儿子, 此后他才发现他一生的不快乐恰恰在于这个被打败的儿子就是昨天的自己。小说尽管单单指涉叔叔——一个类似精神领袖的著名作家, 但以叔叔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丑陋与虚妄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四、民间视域下的另类右派

应该说大多数右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都是基于作家的启蒙精英立场而创作的, 但少数作家却另辟蹊径, 在作品中选择了民间立场。在这种独特的民间视域下塑造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也因此独具特色, 笔者将之归为另类的右派形象。

《芙蓉镇》作为80年代较早“有意无意地从民间的视角和立场反思中国民主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存在的悖谬与悲剧现象”的优秀作品, 为反思文学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途径和立场[1]。该作品的男主人公秦书田本来是一个有着光明前途的文艺工作者, 因为编导反封建的风俗歌舞剧《喜歌堂》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应该说秦书田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很普遍, 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是以“癫怪”的行状来应对历史的荒唐。

这个在作品中被芙蓉镇人称作“秦癫子”的右派, 其癫怪表现为他在运动中表现出几近滑稽的“积极”, 如文中描写了他把示范“黑鬼舞”、“塑狗像”等侮辱人格的差事, 当成“艺术性劳动”去积极完成的情节。应该看到, 在极左的政治语境中, 秦书田的“积极”只是一种黑色幽默式的荒诞, 叙述人借此反讽了极左政治本身的癫狂。秦被小镇人形容为“穷快活, 浪开心”的癫子, 他的癫怪中, 有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在小镇人眼中的异质性和喜剧性的放大, 有“竹林七贤”般的“佯狂”, 也有对生存意义的拷问。他是用戏谑来直面人生的痛苦, 就象他编写的那些喜歌一样, 是带泪的笑, 是对命运的特殊的挣扎和反抗。作品描写他始终鼓励女主人公胡玉音活下去才会有希望, 一切才有可能, 这种朴素的生存哲学正体现了这位“癫怪”的右派分子并不是执行精神胜利法的阿Q, 而是一位对生活有深刻理解的智者。

朱总人是莫言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的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 其右派身份竟然源于一个荒唐的闹剧:原来他所在的小学在当年因为抓不出右派, 上级派来一个反右大王来帮助完成任务, 这位大王要求所有老师到操场集合并让每人出来走几步, 朱总人老师在走路时不幸先迈的右脚, 而按照反右大王的理论就是走路先迈右脚的就是右派, 就这样朱老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但似乎这顶沉重的帽子并没有对朱老师的生活造成什么直接影响, 他依然乐天知命, 所以文中才会有其种种精彩的表现。在叙述者口中, 他仿佛一个民间英雄, 几次比赛中他都令人难以置信地取得了胜利:跳高比赛时他居然采用一种自创的背跃式, 跳出远远超过他身高的高度, 而这种姿势在当时还没有人试过, 直到几年后的世界冠军采用才得以为大众所知;乒乓球比赛时他凭借神鬼莫测的发球和大量的擦边球, 把县里来的冠军打得风度尽失;游泳时他与其它右派的保留节目是“比赛水下憋气”, 而这自然又是以他的胜利而告终;一万米的长跑比赛时他又以大白鹅一般难看的姿势坚持跑完, 并在比赛的最后关头由于其它运动员的“意外”退场而获得了第一名。总之, 朱老师的形象离那些一贯高大帅气、风流倜傥的知识分子形象似乎差得很远, 但其所拥有的种种民间“功夫”却恰恰是普通城市知识分子所缺乏的, 这使得这个“被埋没的天才”在众多右派形象中脱颖而出。

通过对以上几种右派形象的归类分析, 在可以看出, 在右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初期, 作家受到自身的世界观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局限, 在作品中往往不由自主地在自怜的基调上将知识分子崇高化, 而有意无意地回避对知识分子失去独立精神人格的痛苦难堪的自我解剖, 所塑造的坚贞不屈的受难者和虔诚改造的原罪忏悔者的形象大都陷入了模式化的窠臼中。随着时间的流逝, 近年来的右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右派形象呈现出复杂和多样的态势, 无论是出于知识分子严格的自审意识而塑造的妥协者的灰色形象, 还是民间视域下的另类右派形象, 都体现了作家们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小说观念的发展。应该说作家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们笔下的右派故事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相, 他们笔下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也越来越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余英时, 中国知识分子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2]许子东, 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论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 篇4

农村题材小说在当代文坛十七年大量涌现, 并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一起占据十七年文坛的重要位置并取得巨大成就, 不是偶然现象, 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的, 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农村题材小说是从现代文坛演变分化而来的。中国现代文坛二十年代, 鲁迅开创了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风气, 以回忆重组故乡的风土人情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坛大量涌现。当时著名的乡土小说作家台静农、王鲁彦、彭家煌、许钦文、废名等无一不受到鲁迅创作的影响。三四十年代以来, “革命”逐渐融入乡土小说的创作之中, 丁玲等作家开始强调“农村”, 开始在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融入革命的因素, 用“农村”来置换“乡土”。“革命进入农村, 对农村题材的小说及其概念的形成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于客观方面而言, ‘革命’构成了农村的新的现实;于主观方面而言, ‘革命’促成了观照农村的新的视野。”于是农村题材、农村生活的作品在文坛上逐渐增多, 尤其是在四十年代以延安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而中国文学进入了当代阶段以后, 文艺工作总的指导方针沿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新中国文艺工作总的指导方针, 也就是当代文坛十七年基本延续着延安文艺的传统。而延安文学是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的, 因此十七年文坛必然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 同时在新中国广大的农民翻身解放获得了土地, 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表现农村农民生活的作品就必然增加, 而因为农村题材的小说具有革命的色彩, 因此必然在十七年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与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一起占据当代文坛五六十年代文学的重要位置, 成为本时期文坛重要的支柱。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的优秀作品因为其创作的显著特点, 代表了本时期文坛的最高文学成就。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在取材、人物塑造、创作风格等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紧跟社会主义国家农村工作和建设的步伐, 取材于新中国的农村生活, 采用革命话语介入的模式, 描写农村生活, 塑造了大量的农村新人形象, 在创作上体现出了民族化、大众化的色彩。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承继了延安革命文学的传统, 展现出自己的新貌。由于对现实斗争的强调, 要求作家去关注反映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重大的变革, 因此,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以新中国国家的农业政策和农村变革所发生的变化为素材, 用一种革命话语的模式, 描述了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 从解放前夕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 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反“右倾”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到六十年代党中央再次强调“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主要反映的是农业生产和阶级斗争。如最早反映农业合作化的李凖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 即表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可以说农村题材小说的创造是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同步成长的, 是在引导大众改变价值观念的同时与大众一起成长的。正因为是对正在发生的社会运动作如此近距离的描写和在政策指导下对未来进行勾画,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在整体时代躁动情绪的影响下开始营造着理想化的田园生活和乌托邦的未来世界。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具有浓厚的政治理想化色彩, 并不去反映生活现实的复杂性, 反而形成了一种统一的模式:农村建设的每一步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的, 每个创业英雄的创业史都是在困难中一步步成长, 创业英雄自身既是领导者, 又是被引导者, 在他们这些人物的领导下, 社会主义农村建设蓬勃发展。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就是这种叙事模式的代表性作品。

伴随着对新中国农村建设生活的理想化表现,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新人形象。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将塑造社会主义的新的英雄人物形象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主要任务。在十七年的农村题材的小说中, 出现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的标本的新人形象。他们思想崇高、道德纯正、形质健壮。《创业史》中梁生宝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典型。梁生宝不顾父亲的反对, 大公无私地带领村里的群众, 克服重重困难建立的灯塔农业合作社, 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农村建设的带头人一方面表现出对提高生产技术的极高热情, 另一方面又表现出顾全大局、联系群众、任劳任怨、谦虚谨慎的鲜明党性, 与时代文艺政策紧密贴合。但是这些英雄人物在对待爱情方面几乎是一个同一个态度, 他们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的合作化事业, 无暇顾及自己的情感生活, 即使面对优秀异性的主动示爱, 他们也表现的唯唯诺诺、躲躲闪闪。作者很少正面去描写这些英雄人物的爱情生活。这种表现方式在《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三里湾》等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梁生宝面对爱情选择放弃, 让恋人进城做工人。陈大春面对盛淑君散步的邀请, 坚决拒绝选择了去做工作。在农村题材的作品中英雄人物的恋爱一般都是英雄无暇顾及个人感情, 恋人采取主动的态度, 最后经历重重事情, 在英雄事业成功之时, 也就是他们爱情收获之时。与正面英雄人物相对应的还有中间人物和反面人物。中间人物一般都是思想比较落后的平凡农民, 他们在英雄人物的感召和改造下, 思想都落后向先进发生转变, 比如梁生宝的爹梁三老汉就是中间人物的代表。由开始的反对梁生宝的互助合作组的工作, 到后来的完全支持“宝娃子, 好样的!”。与英雄人物对立的反面人物, 一般就会描写反面人物如何在正面人物开展的事业中进行重重阻碍、搞破坏, 最后当然以行为失败, 而英雄人物取得斗争的胜利告终。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人物塑造的这些特点主要是由当时的塑造新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方针相关的, 是阶级斗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体现, 是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产物。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代表了当时文学创作的显著成就, 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作家的叙述模式与富有政治色彩的权力话语紧密联系, 造就了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独特的艺术形式。

参考文献

[1]王又平:《从“乡土”到“农村”——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主导题材形成的一个发生学的考察》,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7月.

[2]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篇5

《笨花》继承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 也找到了适合这一内容表达的完美形式, 以革命的历史观念和方法来表现二十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民族革命和抗日战争, 使人们再一次重温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军阀混战、阶级矛盾、民族危机和文化挑战的风云史。与梁斌的《红旗谱》相近, 《笨花》也是一部以鲜明的政治立场来反映中国民主革命和冀中敌后抗日斗争的乡村画卷, 描写冀中农民在甲午风云后的生存现实和参与抗战后的命运历程。冀中在抗日战争初期是敌占区, 抗日的形势十分严峻。正是燕赵文化精髓的承传和党的正确领导, 使笨花人在民族灾难面前空前的觉醒, 笨花人深明大义, 没有国家的前途, 就没有个人的前途。他们在在党的领导下, 坚韧、智慧、机智、英勇的在敌后与日伪斗争, 各尽所能的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尽着自己的力量。但《笨花》中的“英雄人物”是退去了传统题材的神秘光环的现实中的“英雄”, 铁凝努力挖掘出了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正义力量和英雄性格, 以向氏家族为首的一群“中国凡人”承担着演绎中国革命大历史的使命:旧军人向喜识破了日本人请他出山的阴谋, 支持两个儿子到抗日根据地, 宁愿回到笨花老家做一名大粪厂的经理, 最后为救自己的同胞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儿子向文成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中, 在自己的家中办起夜校, 向村民传授着文明和救国的道理, 腾出自家的大西屋做后方医院, 在笨花村的抗日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女儿取灯的断事智慧而冷静, 成为一名优秀的抗日干部, 后被小袄子出卖而惨遭日寇杀害;长孙向武备是一名冀南特区的游击队员, 后来成为太岳抗日根据地一位久经锻炼的领导人;十四岁的弟弟向有备也成为一名八路军的卫生员, 在实际的锻炼中成长。性格“各拧”的西贝时令积极要求进步, 成为尹区长的助理员;平时爱说大话的“瞎话”叔, 为了笨花全村人的利益, 死于日本人的屠刀下;就连走动儿也在笨花的黄昏消失了, 他辞别了家和“幽会”的女人, 去了一个国家民族更需要他的地方, 成为一名抗日的交通员, 象一支黑暗中游走的烛光, 带领那些为民族的生存和希望奔走的人, 到该去的地方———“面对那个纷繁复杂的历史年代的种种艰难的选择, 这群人最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 揭示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耐力和韧性, 这是一个民族的底色.”[2]正是这些普通的农民、乡村知识分子承担着革命的道义和民族的尊严, 在维护日常生活的正义和神圣的民族抗战中, 他们无私的为了国家民族倾其所有、流血牺牲, 那种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崇高精神和道德情操使平凡的生命焕发出强烈的光彩。《笨花》凸现的是在日常化、生活化的厚重叙事, 这种日常生活来自铁凝最真挚的个人体验和家族记忆, 那独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日常生活叙事极具感染力, 它以独特的审美意蕴成为凝聚人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优秀作品, 这使小说超越了传统经典的现实主义叙事的美学命题而达到了真正意义上成熟的“政治小说”, 维护的是主流文学的核心价值体系:作品中以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浪漫的表达, 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显示出了向传统文学的回归, 通过再现历史场景肯定革命的正确性、历史的进步性, 推崇传统道德、弘扬民族正气, 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力量。

作为一部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 作品具有唯物史观和明确的写作目的, 但并不是传统革命题材的所“强制”写作的那中笼统的“革命史”, 《笨花》无论在“反映生活的真实”还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方面都对经典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有所超越。在人物塑造上, 她超越了“高大全”式的革命英雄塑造及模式化、类型化、概括化的粗线条的叙事框架, 表现出更尊重历史真实、作家主体选择和文学本身规律的新的意识形态的特征, 比如对于向喜这个旧军人的塑造, 她说:“在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前, 一般中国百姓的国家观念是淡薄的, 但是日本人来了以后, 民族的凝聚、中华民族的强烈意识、国家的意识在全民当中被唤起了。培育向喜这个人物的过程中, 刚开始我给他设计的不是回到粪场, 我设想他开了一个地下的兵工厂, 造枪的厂, 暗中支持八路军打日本人。我觉得这是戏剧化, 有几分做作的, 不太适合这个人物的归宿和性格的形成。于是我让他后退一步, 就要他去了大粪场, 没有让他和共产党直接合作。他坚决拒绝当汉奸, 他的后代子孙都是共产党, 但是他没有, 他后退一步。我觉得这个是恰如其分的。他回到粪场, 在粪场里和日本人有一场恶战, 最后死在粪池里。”[3]《笨花》中的人物不再是单纯依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或历史风云中的简单符码, 而是充满生活智慧和生命质感的。就是在这段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中, 铁凝也没有忽略日常生活的暖意, 极具诗意的描绘了一群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他们以“和”为贵的处世姿态、四季的农事、不同的故事和命运, 饶有兴味的描绘了冀中乡村的风土人情、民俗特征, 弥补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所缺乏的日常生活的恒久的魅力和诗意, 因为这正是统革命历史题材中常常被遮蔽的生活。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 革命的唯一目的和社会主义道德的不断净化演变成一种权威性的宰制力量, 它以排出日常生活和人性的复杂为代价, 与革命无关的情感和欲望, 都被视为“不洁”和不道德的, 爱情和亲情不再成为一种询唤和感召, 战争的正义性被无限夸大为一种人性和道德宣战的实践。就是极具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家孙犁也被战争思维所主宰, 《荷花淀》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小说不仅反映了抗日战争中, 以对战争中人性美和人性美的歌颂焕发出永恒的艺术魅力。但它依然存在人性的压抑和失落的问题, 小说中的人物被战争需要神圣化和模式化了, 淡化了自然属性和个性自由。

《笨花》既继承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规定性”, 但又以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对传统革命历史中所遮蔽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彩的、诗意的展现, 用一种饱满温润、准确结实的艺术质地去追求史诗化的思想承载, 铁凝以崭新的革命历史叙事手段弥补和纠正了历史叙事在两个方的偏差: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过度历史化和概念化;后新时期以来文学个人化和私人化方向的极端发展。这是铁凝在新世纪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风云初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历史经典叙事的回望中做出了世纪性的超越。传统革命题材的小说中因主要写革命斗争的生活而忽视人的生活, 集中表现人在战争中的生活;而《笨花》更多地体现战争中人的生活。因此, 冲破了既定的意识形态模式,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 抓住了主流文学为革命现代性诉求论证的精髓, 跨越既往社会主义的历史政治遗产与现实中国“和平崛起”之间的鸿沟, 以一个党员作家和文学官员的政治身份完成了主流文学的使命。

摘要:论文将铁凝的《笨花》与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进行对比, 指出《笨花》既继承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规定性”, 但又以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对传统革命历史中所遮蔽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彩的、诗意的展现, 用一种饱满温润、准确结实的艺术质地去追求史诗化的思想承载, 铁凝以崭新的革命历史叙事手段在“反映生活的真实”还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方面都对经典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有所超越。

关键词:“笨花”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日常生活叙事,超越

参考文献

[1]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第182页

[2]铁凝、崔立秋:《笨重与轻盈的奇妙世界——关于铁凝〈笨花〉的对话》, 河北日报2006年1月6日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篇6

一、题材分类:标准纷繁

网络青春小说从产生到发展都是借助了网络这个媒体, 而网络本身又具备虚拟行这一特点, 所以不同网站下的青春小说的分类都带有其网站创建者、管理者、编辑的主观因素, 因而网络青春小说的分类因网站而不同。总的来说, 网络青春小说并没有固定的分类标准, 为了方便不同阅读趣味的读者找书, 各大文学网站基本是按照各自对于写作题材的理解进行类别划分, 添加标签, 以便搜索链接。且看下面七个综合排名较强的正版文学网站的分类方式 (一些不属于网络青春小说的不在此列出) :

起点:玄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青春、历史、军事、游戏、竞技、科幻、灵异、同人

红袖添香: (言情小说) 穿越时空、总裁豪门、古典架空、玄幻仙侠、青春校园、都市高干、白领职场、女尊王朝、耽美同人、魔法幻情、台湾言情; ( 幻侠小说 ) 玄幻奇幻、都市情感、悬疑小说、科幻小说、网游小说、武侠仙侠、惊悚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 ;经典小说 (商场小说、官场小说、婚姻家庭、职场励志、纪实文学、乡土文学

小说阅读网:奇幻小说、武侠仙侠、网游小说、历史军事、灵异推理、都市小说、古代言情、总裁豪门、穿越小说、仙侠魔幻、校园小说、同人小说、魔幻传奇

潇湘书院:穿越、架空、历史、都市、青春、豪门、魔幻、玄幻、异能、耽美

晋江文学城 (原创言情站) :古言武侠、都市言情、古代穿越、科幻悬疑网游; (耽美同人站) :现代耽美、古代耽美、百合、同人耽美、同人言情动漫、同人言情小说影视纵横中文网:奇幻、玄幻、武侠、仙侠、历史、军事、都市、娱乐、竞技、同人、科幻、游戏、悬疑、灵异

言情小说吧:豪门总裁、都市高干、穿越架空、仙侠·幻情、纯爱·耽美、职场·励志、宫廷斗争、种田重生、青春·校园、灵异·恐怖、综合其他、言情小本

小说排行榜:玄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言情、历史、军事、游戏、竞技、科幻、灵异、悬疑、同人

正如宋玉霞所分析的, “从以上题材类别看, 各网站分类的方式不一致, 名称也不统一, 即使是同一网站内部, 分类的标准也并不统一。如果细究起来, 这种分类方式并不十分严谨, 有些以时间为分类为标准, 如划分古代言情、现代言情;有些以中外文化背景为标准, 如玄幻和奇幻;有些以小说发生的环境背景为标准, 如都市情感、青春校园、豪门、婚姻职场;有些以约定俗成的网络小说要素为标准, 如穿越、架空、玄幻、异能、网游、同人、女尊等等”。

的确, 上述不同网站的分类方式错综交织, 有些是内容重叠, 例如起点中文网、潇湘书院都有“都市”与“青春”这两个类型, 其中, “都市”类型中主要讲述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在都市中奋斗的题材也可以归为“青春”类, 也是属于青春的故事, 而直接归类为“青春”的也有一部分是都市生活的。而有些网络小说写的是主人公的成长过程, 既写了大学校园生活, 又写了都市职场的, 这一类应该归为“都市”还是“青春”呢?例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辛夷坞“暖伤青春”系列小说, 讲述大学女生郑微莫名其妙被断了与青梅竹马的联系, 在大学里重新开始了一份恋情, 但也以男孩的出国破碎, 进入社会后郑微与两个男孩重逢, 两个男孩重新对其展开追求, 郑微也陷入情感抉择的故事。由此亦可以理解网络小说为何分类错综交织了——是因为其跨越的阶段、包括的内容复杂, 并非一个标准单一的类型可以划分的。

二、题材类型:丰富多样

网络小说题材广泛, 蓝爱国曾这样划分题材类型, “可以大致分为:言情、都市、幻想、军事、推理、游戏、历史、同人耽美、竞技九大类别”这些分类看似杂乱无章, 但熟悉网络小说的读者却一眼就能判断这些类型之间的最大不同, 找出自己感兴趣的类型, 而网络小说写手们也能根据自己的写作题材把所写的小说归为哪一类。网络青春小说, 之所以有众多的类型, 是因为在大多数的小说中所发生的事情多是在“青春”阶段的, 就上面所提到的九大类别来看, 无论是在中校园的学生 (言情类) 、都市中的女强人 (都市类) , 还是穿越到古代市井种田重生、宫廷中卷入宫斗 (历史类) , 无论是在战争中成为英雄 (军事类) , 还是在江湖化身为大侠, 无论是奇幻中的神人鬼三界 (幻想类) , 还是查案推理中的曲折迷离 (推理类) 等等这些故事都是由年轻的人带着一颗年轻的心去演绎。

网络青春小说在大多数的读者眼里, 就像市场上的菜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任人挑任人选, 蔬菜类里有瓜类, 瓜类里又有丝瓜、南瓜、茄瓜等, 即每一个大的分类中有更多小的分类。例如在潇湘书院, 当你搜索“青春”这个类型时, 就会出现一系列小说, 而每一部小说都有更详细的标签, 让你了解到更完整的题材。

例如《错上黑老大》的标签是:青春 / 现代 / 诙谐搞笑 / 搞笑, 豪门, 宠文, 黑帮, 爽文, 女强;《市长, 我爱你》的标签是青春 / 现代 / 正剧 / 高干, 总裁, 婚姻、专情, 小三, 契约;《重生复仇千金》的标签是青春/现代/轻松小白/豪门, 异能, 重生, 复仇, 高干, 腹黑。“青春”是这些小说共同的元素, 即它们都是典型的网络青春小说, 但分类却可以非常丰富而细致。

通过这些这么详细的标签, 我们几乎可以猜想到该小说主要讲述的故事发生的背景、人物, 甚至连小说的中心塑造人物形象也能猜到八九分, 例如《重生复仇千金》的标签中有“高干”“腹黑”这两个词语, 这透露着小说中的女主角或男主角或两人是一个当高官或高官的儿女, 表里不一的冷酷、有心计。从这些大大小小的分类中, 可想而知网络青春小说的题材是多么的丰富多彩。而通过这些丰富多样的类型也有利于读者辨别不同的题材的网络青春小说, 为他们寻找到最想要的读物提供一索引途径。

三、题材特征:大众化与边缘化

对于当下的网络青春小说的题材, 有网友吐槽说是千篇一律, 其大众化是显而易见的。而又因为假如选择的题材具有大众性, 可以满足某一群体普遍的阅读需求, 便能比较持久地受写手和读者的欢迎, 所以大众化小说层出不穷。而现在网络青春小说题材的大众化最明显的两处表现在:一、性别式大众化, 即“男频”与“女频”中的读物在各自领域中有各自的特色;二、故事式大众化, 即同一故事原型, 用不同的情节不同的手法等加工成不同的小说。

(一) 性别式大众化。同一性别的读者会有类似的阅读需求, 所以形成了男性读物、女性读物 (即“男频”“女频”) 两大类网络青春小说。就用女生与男生所感兴趣的穿越小说与玄幻小说作为例子分别分析一下。穿越小说备受女生的欢迎, 从早期的席娟的《交错时光的爱恋》、黄易的《寻秦记》到最近的金子的《梦回大清》、桐华的《步步惊心》等便是最好的范例。即使是大同小异的穿越小说, 点击率依然非常高, 女读者们依然热衷, 仿佛百读不厌。相对而言, 玄幻小说则是名副其实的男生的“心头好”。从萧鼎的《诛仙》开始, 再到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天蚕土豆《斗破苍穹》, 到现在, 玄幻依然是各类网络小说阅读网点击率依然名列前茅。以起点为例, 该网站的“月票PK榜” (截止到2013年4月27日) 排行前三名的都是玄幻小说, 《武动乾坤》《莽荒纪》《光明纪元》, 点击率分别是59038923、27963442、12070720, 数字惊人。

(二) 故事式大众化。很多网络青春小说都有着大同小异的故事架构, 然后不同的写手改了一下时间、地点、人物等, 运用了写作的原理甚至一些小技巧, 便能把原有的小说翻新一遍, 就比如一间房子, 每次用不同颜色粉刷一下, 给人的感觉便是焕然一新。例如穿越小说, 同是要达到穿越的效果, 但写手则各显神通制造出不同的穿越的方式与途径。《木槿花西月锦绣》穿越现场是这样的“一阵尖锐的车鸣, 一片强烈的灯光, 使她本能抬手遮挡那光芒, 恍惚中听到长安疯狂的叫声, 然而无尽地黑暗向她袭来。”《步步惊心》的穿越现场是“张小文从阳台上把沉重的梯子一点点挪到浴室, 试了试平衡, 小心翼翼上了梯子, 突然脚一滑, ‘啊’的一声惊叫, 身子后仰重重摔倒在瓷砖地上, 一动不动。”《金风玉露》的穿越现场是“她想呼吸, 她想挣扎, 可换来的, 却是江水汹涌的灌入她的口鼻, 呛入她的肺部。窒息, 令她感觉胸膛里像被万根以上的钢针反复扎着, 痛不可挡。同时, 似乎有莫名的力量, 把她拖到江水深处。”一般是在现实中不小心出车祸、滑下梯子、溺水等意外事故, 或不小心碰到某个穿越的媒介或契机。而一旦穿越到古代, 就多是穿越到清朝或明朝, 成为古代的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 一不小心又进了宫, 卷入宫廷的勾心斗角中, 而这个过程一般都曲折动人、惊心动魄, 又再演绎披着新装的大众化故事。而且一旦某一种题材流行开来, 读者们绝不是三分钟热度, 而是十分的热爱, 一路追捧各种类似的小说, 一看再看。再如“都市”题材的小说, 也容易吸引到读者, 变得大众化。这一是因为在都市生活的群体因其相似的环境相似的故事能在小说找到共鸣感, 二是因为非都市生活群体因为好奇或向往都市生活而关注小说来满足现实中的缺失。网络青春小说的大众化是其发展的趋向, 但经典的元素不会突然在时间中流失, 就好像酒没有变, 变的是装旧酒的瓶子, 依然有络绎不绝的人来光临。

在网络青春小说大众化的同时, 亦有不少写手意识到这一问题, 便追求创新, 力求标新立异, 于是形成了网络青春小说的题材的边缘化。所谓边缘化是指向人或事物发展主流的反方向移动、变化, 非中心、非主流, 关注的不是整体, 而是个体, 不是主流, 而是支流。边缘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小说内容的反潮流, 二是小说思想感情反主流。 (一) 小说内容的反潮流, 仔细观察一下各小说阅读网页便能找到其蛛丝马迹。在科技昌明的今天, 大家的目光主要停留在大城市, 所以“都市”题材被炒得热火朝天, 而网络青春小说新兴的一种题材“种田”, 不是塑造了科技发达的新型的农民形象, 就是穿越到农耕时代, 做了地主或地主婆。再看, 我们理想的职业是医生、作家、教师、公务员等才是符合潮流的, 但一部网络青春小说《天才相师》, 在起点中点击率为19219063, 同时被印刷出版, 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21世纪竟然还有这么多人热衷“相术”, 相师也得到那么多人的认同。这一种边缘化的反潮流的内容的题材, 其实带领读者去了解更多平日少接触的领域, 开拓了读者的眼界。

(三) 小说思想感情反主流。网络青春小说思想感情反主流具体表现关注了更多被忽视或被轻视的群体。而这被忽视或轻视的群体包括生活中的情妇、小三, 也包括小说中的非主角人物。自由行走所写的《第三种爱情》颠覆了人们对情妇深恶痛绝的感情, 还让人们同情上了主角邹雨, 甚至理解了地下情的无奈与疼痛。还有匪我思存所著的《千山暮雪》中的童雪是不折不扣的小三, 男主角莫绍谦为借慕家之力拯救家业, 早已被迫与慕氏千金慕咏飞结婚, 为复仇保养了仇人之女, 在百般折磨童雪之中却逐渐动了真感情。更有趣的一种现象是, 写手关注了小说中的某一非主角人物, 把“男二” (第二男主角) 或“女二” (第二女主角) 扶正了, 最后得到了女主角或男主角的爱。例如“春天不开花”写的《杯具女王》, 因为上一辈的怨仇, 秦然有预谋地接近童颜, 顺利地使童家家破人亡之后, 两人离婚。五年后, 童颜带着她的孩子回国继续艰难地生活着, 一男性卓正扬追随在童颜身边, 帮助她, 而秦然亦放不下童颜。最后, 童雪选择与卓正扬在一起, 秦然依然处于深深的愧疚之中。很明显, 从小说的故事架构以及在人物上所花的笔墨来看, 秦然当属第一男主角, 但小说却让第二男主角卓正扬与女主角童颜修成了正果, 似乎在为许许多多部小说中条件很优秀、对女主角很好却始终得不到女主角的所有第二男主角鸣不平, 为第二男主角改变了悲剧的命运。这颠覆了大众的价值观, 也是网络青春小说题材边缘化的一种表现。

四、结语

当下网络文学的研究越来越丰富, 网络青春小说题材的研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文在散布在各网站中茫茫的小说海中, 以网络青春小说为对象, 把它的题材分门别类, 归纳总结出题材的类型与特征。其题材分类的错综交织、题材类型的丰富多样既是网络青春小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也是网络青春小说发展的源泉中的支流。而题材的大众化与边缘化这两大特征, 则既体现了网络文学发展的主导方向与力量, 又尊重了“小人物”“小思想”, 即体现了人本思想。我们有理由相信, 网络青春小说的发展是向前的, 而题材类型与特征将不断更新, 同时也留下更多的依据让研究更深一层。

摘要:文章从错综交织的题材分类、丰富多样的题材类型和大众化与边缘化这三方面分析论证了网络青春小说题材的主要类型与特征。

关键词:青春小说,题材分类,题材类型,题材特征

参考文献

[1]欧阳友权.主持人语[J].创作与评论, 2012.

[2]金春平.网络青春小说写作艺术特征初探[J].小说创作, 2013.

[3]宋玉霞.网络女性小说研究[D].兰州大学学报.2012.

叶广芩满族题材小说的民俗研究 篇7

一、俗与雅:民俗的书写

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 既展示了人物崇高与卑劣、真实与虚伪、善良与软弱、欢乐与痛苦、智性与惰性并存的复杂人性和贵族精神;又营造出一个充满世俗美感的生活环境和彰显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 使人物的灵魂从浮躁的尘世中得到涤荡与升华。

(一) 俗世里的人物刻画

民俗, 既是民族文化意识的外化表现, 也内化于民族成员的生活之中, 与民族文化心理互相渗透。因此, 文本中关于民俗的书写, 对塑造人物形象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汉族只承认父系亲属、男权统治的封建观念不同, 满族习俗讲究重视内亲、亲近母系亲属, 对家庭中的女性给予比较尊贵的地位。满族独特的女性文化使叶广芩塑造了许多散发着独特光辉的女性形象。比如《采桑子》中痴迷京剧艺术的大格格、追求爱情离家出走的二格格、献身革命光荣牺牲的三格格, 《豆汁记》中善良守礼的莫姜、《逍遥津》中自尊自立的大秀……特别是《状元媒》、《大登殿》中的母亲 (盘儿) 形象, 敢于抗争、独立自主, 极富人格魅力。母亲是下层旗人的后代, 为了抚养年幼的弟弟成了三十岁的老姑娘。后来无意中被贵族后裔的父亲相中, 成了父亲的填房。洞房花烛之夜, 母亲才知道父亲并非比自己大六岁, 无所畏惧、刚强不屈而又极重名分的母亲不满被欺骗, 大闹洞房, 母亲为了尊严几经周折, 显示出一种独立的人格和可贵的气节。母亲给金家大宅门带来了鲜活的市井气息, 家中一有难事一定是母亲出头露面, 儿女在外闯祸受气, 只有母亲为自家孩子打抱不平;日本宪兵队来家检查, 母亲抵挡周旋, 保护家人, 母亲以生命树立起的坚定信念体现出民族文化精神的可贵之处。

叶广芩笔下的女性形象, 坚强而又善良、忠贞而又自尊, 无论是出身尊贵还是地位低下, 都表现出贵族精神中最稳定的内质, 正是这样的女性, 用柔弱的臂膀承担起了传承民族文化、拯救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 闪耀着可歌可泣、可钦可敬的人性光辉。

(二) 雅境中的文化观照

在传承了千百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道家、儒家的文化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 以人物的意识形态 (精神民俗) 来展现文化, 同时文化又构成了人物生活和精神的背景。

在《醉也无聊》中, 五姐夫生于华门长于鼎食, 可他却信奉老庄哲学闲云野鹤般的生活、飘逸洒脱的做派和空灵恬淡的性情。对于道家提倡的清静无为、无所不容的哲学思想和贵族精神中“闲来无事不从容, 睡觉东窗日已红”的人生追求, 叶广芩持批判的态度。但不可否认, 五姐夫的精神主流, 传达出的是一种个体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不懈追求, 这种追求不是道德的完满, 而是生命的解放, 为此他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摆脱外物的束缚、超越世俗的羁绊、恢复朴野的人性。

在《曲罢一声长叹》中, 以“儒”来概括老七舜铨的一生。他是事亲至孝的儿子、是和蔼可亲的兄长、是温良恭谦的君子。在纷乱的时代, 恪守家族的贵族气质和儒家的文化传统, 寄情于琴箫、沉湎于书画, 坚持自己的人格操守。通过舜铨的形象, 叶广芩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和“忠”、“孝”、“和”、“德”的人格魅力由衷的赞赏。这种对本民族精神的强烈认同感, 能够有效地防止文化的断裂、超脱世俗的卑污, 成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核心。

二、常与变:民俗的传承与变异

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 既表现出她对往昔岁月贵族旗人精神气质和生活品位的眷恋与认同, 于字里行间营造出一种怀旧的氛围;又在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 探究旗人贵族文化传统的消极意义, 关注这种文化传统在新时期的处境与变动, 并对其在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不断挤压下逐渐走向没落的境遇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与无奈。

(一) 温情脉脉的怀旧情结

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 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就是对旗人民俗的怀旧情绪。叶广芩依托对民俗的文学化阐释, 再现了经记忆滤化的过往生活, 表现出她对旗人命运的关怀、气质的欣赏;对家族精神的眷恋;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彰显出一种崇高的人文关怀精神。

学者王元化曾说, “近两百年来京剧在民间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中所蕴含的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 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2]叶广芩在《逍遥津》中塑造了一个男旦钮青雨的形象, 他终日沉迷于京剧之中, 活在戏里、活在旗人优裕洒脱的贵族心态里, 甚至迫于淫威, 成为日本人玩乐的工具, 为人所不齿, 但最后他却以枪杀日本要员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慷慨悲壮。可见, 传统京剧中蕴含的忠孝信义的精神、惩恶扬善的道德观, 就是在这经久不绝地浅吟低唱中潜移默化, 成为老百姓现实生活中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参照。

在《豆汁记》中, 叶广芩写落魄旗人莫姜的起居坐卧无不合乎规矩, 她睡觉安静、说话不紧不慢、走路轻快、目不斜视、嘴角永远微微上挑, 再加上对身外之物的淡漠、恬静随和的性情、以德报怨的行为, 虽出身卑微, 却得到了众人的尊敬。通过莫姜的行为方式, 叶广芩道出了“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 不能正五音”的人生道理。

(二) 真情守望中的全面突围

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 是对满族民俗的书写, 是对故园记忆的怀旧, 除了具有传承文化和抒发情感的作用, 还有哀叹家族衰微、反思历史消极、修正社会道德、呼唤人情人性的意义, 可以说是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

我们从她的满族题材小说中, 既看到了忠孝节义这些烛照过人类精神的火焰, 也看到了传统文化没落、商品经济冲击之下精神之火的次第熄灭。在《醒也无聊》中, 金家五爷舜锫聪明但浮躁、多情却不专, 唱得地道京剧、写得苍劲书法、说得流利英语, 却热衷于声色犬马, 最后犯烟瘾成了“倒卧”。舜锫就是邓友梅所说的“有文化没职业, 有教养没技能”[1] (P.3) 的纨绔子弟, 是没落腐朽的旗人文化的人格化象征。在《雨也萧萧》中, 老三舜錤深受传统文化熏陶, 遵循封建道德规范, 对二格格嫁给商人坚持反对。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 在传统的道德文化与现代的商品经济发生矛盾时, 舜錤屈服了, 鉴定古玩时把真文物说成假的, 再低买高卖, 奸诈至极。舜錤可以说是“新”与“旧”的混合物,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体, 他心灵的煎熬来自于自身的堕落, 对此叶广芩感到痛心疾首:“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 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髓中, 背叛也好, 维护也好, 修正也好, 变革也好, 惟不能堕落。”[1] (P.337)

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 艺术化地描摹了往昔岁月满族旗人的民俗, 刻画人物形象、展示文化底蕴, 充满眷恋、惋惜、反思、批判的复杂情感, 带有一定的文化寻根意味。面对着已经消失的满族语言、服饰、饮食、职业甚至是满族精神, 叶广芩用满族题材小说, 复活民族的古老记忆、连通民族的文化之根, 保护民族之神韵、传承民族之精魂, 为满族文化作传、传统文化作传、为中国文化作传。

摘要: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 立足于现实, 揭示满族传统文化逐渐走向没落的现状, 于字里行间充斥着眷恋与同情、反思与批判的复杂情感。本文通过民俗的书写和对民俗的传承与批判两个方面, 展现叶广芩满族题材小说文学审美和民俗研究的双重艺术价值。

关键词:叶广芩,满族题材小说,民俗,反思

参考文献

[1]叶广芩.采桑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9.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篇8

一.五个故事的设置:小人物与大题目。

《职业》中本有五个故事。即:中年妇女专收旧衣烂衫维持生计;异乡妇女常年在外卖化风丹, 生意不太好做;一位老者在暮色中凄凉地卖壁虱药;秀气的苗族女孩卖杨梅、粑粑;不能上学的小男孩卖椒盐饼子西洋糕贴补家用。这五个故事中分别出现男、女、老、少, 有本地人, 也有外地人, 基本上概括了下层劳动者。他们的行为表现了共同的主旨:牺牲自己部分的权利和自由, 不得不为生活而奔波。

“《职业》是个很大的题目。职业是对人的限制, 对人的框定, 意味着人的选择自由的失去, 无限可能的失去。”[3]若真将每个故事独立成篇, 则难以达到大题目的要求。若将五个故事并列叙述, 虽能合乎要求, 未免太繁琐。

而小说的妙处在于:将前四个故事用并列结构合成一体构成前半部分作为背景略写, 将最后一个故事作为重点详写以深化主题。

它的好处有三:

一是在内容上扩宽了反映现实的广度。

前四个故事的主人翁作者已做好了选择, 有老者、中年人、少女。既有本地的, 也有异乡人。再加上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也进入劳动大军, 一幅完整的职业图景就形成了。正如汪曾祺所说:“这样, 内涵就更丰富, 主题也深化了, 从‘失去童年的童年’延伸为‘人世多辛苦’。”[4]

二是在结构上更紧凑, 有利于主题的深化。

前四个故事是并列结构, 因为都是略写, 实际上每个故事仅仅只是劳动职业的一个场面, 它们的作用限于合为一体地提供后面小男孩出场的背景, 或渲染气氛, 或提供一幅南方小城小巷的民俗画卷。

那为何只选择小男孩的故事详写呢?

因为小男孩太小了, 他是最不应该过早去工作谋生的。他本该无忧无虑地上学, 就像那些学他吆喝的小孩一样天真快乐。小男孩的故事是最能引人同情和反思的。汪曾祺对这个故事挖掘很深, 利用小男孩失去人世间最美好的童年, 以小见大, 反映了问题的深度。

三是利用前后故事间的联系, 有效地扩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

可以想象:那个专收旧衣烂衫维持生计的中年妇女可能也有一个儿子, 他会像故事中的小男孩吗?那个常年在外卖化风丹的异乡妇女, 为什么不回家?是为了家里的小孩能过得更好吗?卖壁虱药的老者有一个孙子吗?他的吆喝声是多么低沉苍老啊!他还有人生的希望吗?卖杨梅、粑粑的苗族女孩该有弟弟吧, 他能在家读书吗?

若从小男孩的角度去联想可得到更丰富的内涵:小男孩的给人家洗衣服的妈妈会像中年妇女样辛苦吗?若家中有变故, 她会离乡背井在外谋生吗?小男孩长大了, 他在人生的暮年又会成为卖壁虱药的老者吗?当然读者可以有更多的合理的想象。

二.同中有异、多姿多彩的“吆喝叫卖”声:劳动的辛酸和美。

《职业》不仅是写劳动的辛酸, 更突出写了劳动的美。这正是汪曾祺小说独特之处。“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 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 有诗意的, 生活是可欣赏的。”[5]这充分体现在对贯穿全文的“吆喝叫卖”声的多次描叙上。令人称奇的是:文中有十三次不同场面的“吆喝叫卖”声, 而每次写法均不同。真可谓奇葩摇曳, 多姿多态。

先听前四次“吆喝叫卖”声。只要是关涉美的地方, 作者就浓墨重彩。

第一种吆喝重在写声音本身的特点, 比喻和夸张的运用表现了作者对这种声音由衷的赞美。“有旧衣烂衫找来卖!”这是一位专收旧衣烂衫的中年妇女的叫卖声, 作者突出了声音的特点:一是“脆”, “就像一个牙口极好的人咬着一个脆萝卜似的。”二是音调高, “她这一声真能喝得千门万户开。”三是音气足, 可以一口气拉得很长, 传半条街远。这种特点的声音大概只有唱高音的女人才能发出。另外还注意到她声音中方言特点:“有”字切成“尤”字音。

第二种吆喝重在写叫卖之物, 五个连续问句表现了作者对人的关注。“有人买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这大概是另一位卖药女人的吆喝。作者不再重复写声音的特点, 而专写自己听吆喝声的思考, 通过对叫卖之物中出现的两个名词的自问自答, 表达了两重含义:异乡人在外生意不太好做及“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

第三种吆喝重在抒写自己对它的感受, 情境交融的画面传达出人生的悲苦“壁虱药!蚤药!”这可能是一位老者, 他聪明地选择了黄昏后才出来叫卖。昏暗的暮色光线与低沉苍老的声音交织, 在逐渐宁静的夜色小巷中回荡, 显得格外凄清、悲凉。

第四种吆喝妙在写哟喝之人, 通过对叫卖少女的肖像的着墨, 散发出清丽、明快的色彩, 也使文章增加了亮色。“卖杨梅_____!玉麦粑粑_____!”作者仅仅通过对哟喝之人, 即当地的苗族少女的肖像描写, 以及对她们所卖之物的大小、颜色、清香的描述, 让人产生对吆喝之声的美好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种吆喝声从音调的变化角度看, 分别是从高音到过渡音, 再到低音, 最后转变为欢快的音调。从节奏的变化看, 四种声音分别从悠长到缓慢, 到短促, 再到绵长。从音质的变化看, 四种声音分别由中年妇女, 老人, 少女所发出。从听众的心里感受看, 分别由赞美到思考到叹息再到愉悦。虽重复同写吆喝之声, 但文章笔法既循规律又极尽变化之能。

再听小男孩出场后奏响的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主旋律。这种吆喝先后出现九次, 每次描述各不相同, 每次都只突出小男孩的一个方面, 渐渐的, 小男孩的形象就清晰了, 丰满了, 叫人难忘。

“椒盐饼干西洋糕!”

前三次是间接写, 写吆喝声背后小男孩的故事。吆喝声只是一个引子, 分别引出了他所卖的食品, (这应该是一种适合小孩子四季早晚都能卖的小商品) , 他独特的小贩形象, 以及他的身世介绍, 使读者明白他不能上学的原因。

中间三次写了小孩两个细节和他特有的吆喝声。工作时, 小男孩尽职尽责, 严肃、认真, 像个小大人。他会像成人一样抵制各种对小孩的诱惑, 这使他与普通的同龄小孩区别开来。但若稍有闲暇, 他也会在路上痴痴地看马, 百看不厌。天真、好奇, 他毕竟还是个儿童。

当正面直接写他有腔有调的吆喝时, 作者特意给它谱了曲, “556--532.—”这也是汪曾祺唯一谱曲的小说, 通过语言陌生化的手法, 读者似乎从曲谱中能够学唱这句, 可以听到小孩那抑扬顿挫的、稚嫩的而又熟练的叫卖童声。

后三次写学吆喝的调皮同龄小孩和小孩自己学自己的吆喝, 童趣盎然。

由于小男孩的吆喝声好听, 也引起了众多同龄小孩的好奇。“捏着鼻子吹洋号”, 他们随口一溜就作了诙谐的改编。游戏本是儿童的天性, 他们善于发掘生活中的趣味, 只是这建立在小男孩的尴尬、无奈上。“少年不知愁滋味”, 只管好玩, 哪有什么恶意呢?

最后写小孩学自己的吆喝, 属全文点睛之笔。当他放工去外婆家吃饭, 见巷子里没有人, 忽然大声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看到这, 读者该会扑嗤一笑, 完全被这童真感染, 感受到小孩略带幽默感的苦味。的确, 远距离的回忆淡褪了生活本身的沉重与悲凉, 留给我们的是温馨与平和。

由于作者热爱生活, 观察精细, 善于挖掘, 尤其是具有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 以小见大, 以小题材表现了大题目。《职业》宛如一首复杂多变的多重奏乐曲, 余韵悠长, 让人回味无穷。

摘要:《职业》讲了劳动的辛酸和美, 由五个小题材故事分两部分构成, 分别体现了劳动的广度和深度。“吆喝叫卖声”贯穿着五个故事中的五种职业, 共出现十三次, 每次写法均不同, 侧重点也不同, 显示了作者深邃的思想和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

关键词:汪曾祺,职业,叫卖声,重复

参考文献

[1][2][3]汪曾祺:《思想·语言·结构》, 《晚翠文谈新编》, 三联书店, 2002年版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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