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职责

知识分子的职责（共6篇）

知识分子的职责 篇1

教育部2002年2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较图书馆规程 (修订) 》总则第二条再次规定了图书馆在高校教育中的职责:“高等学校图书馆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 履行教育职能, 为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人才, 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阐明了大学图书馆是大学生获取知识, 陶冶情操, 净化心灵, 锻炼思维判断能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把自己雕塑成一个合格的、健康的、有创新力的知识型人才, 为祖国的现代化发展, 贡献毕生精力所肩负的职责。

笔者结合自己从事图书管理工作多年的实践, 对大学图书馆在大学生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应尽的职责浅述如下:

1 大学图书馆属大学的一个行政编织机构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教育规模的扩大, 信息事业的社会化发展, 高校把图书馆的建设列入了议事日程, 摆在了重要位置。

纵看中国近代史, 横观世界发展史, 教育革命总是在社会改革之前。重视教育是人类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各级各类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大学图书馆是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重要课堂。是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自学成才的基地。

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 大学图书馆排在学校军人队列的副班长位置。围绕教学活动进行着收集、整理、储存文献信息, 办理借书还书的登记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科学技术上升为第一生产力, 图书馆不再是大学的二级机构。变成了知识的殿堂, 信息资源的中心。他是大学生, 教职员工获取信息资源的媒介。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着大学生的成长进步。鉴于图书馆在新时期发挥的特殊教育作用, 引起了大学领导的重视, 图书馆的规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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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办公设施、工作人员待遇等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奠定了图书馆在大学教育中的基石地位。

2 大学图书馆汇集了人类优秀文化遗产

传播着历史文明和现代化信息, 是知识的海洋。对大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起了大学教授没有启迪的作用。

大学图书馆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大学生普遍反映, 在校四年上课与在图书馆学习的时间比例是1:3。图书馆对学生的吸引力说明了图书馆为学生提供了充足、丰实的养料。启发了学生的心智, 使有志的学生能够随心所欲地畅游在知识的大海里探索事物的内在运行和发展规律, 寻求治国强国的真谛。

图书馆不仅是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基地, 更是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社会实体;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知识的宝库;是社会教育的主要阵地。是培养教育大学生成长为有知识、有理想、有文化、有记录、有与时俱进并敢于开拓创新的作用。

3 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 能力、水平、服务动机直接关系到图书馆发挥职责

图书馆在大学里的地位, 作用不容置疑。能否尽到职责, 关键问题市图书馆管理人员的素质。电影剧本写得再生动, 选不好演员, 就起不到教育群众, 宣传群众、激励群众的效果。图书馆藏书再多, 没有认识它, 熟悉它, 懂它的工作人员, 就好比千里马没有遇到伯乐。不能把最好的书, 急需的书介绍给读者, 不能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渴望的书籍和珍贵的资料, 就是无人之地。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社会在快速发展, 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注入。当代大学生对知识的追求比任何时期都强烈。据党教部门统计, 高等学府里的博士生导师比改革开放前多了三五倍。一个地级市的卫生系统在上世纪没有一个博士生, 现在多数市级医院都有一至五个。住院医师中五分之一是硕士毕业生。过去基层乡镇干部队伍中根本没有大学毕业生, 大专生也屈指可数。今天的农村大学生当书记, 村委主任已不鲜见, 个别地方村官还是硕士毕业生。尽管如此, 还有一定数量的大学生暂时找不到工作。不是没有位置, 是大学生信息不灵, 与用人单位、企业缺乏沟通;也可能是学业不专不精, 缺乏竞争实力, 或者是所学专业偏冷, 社会就职渠道少, 又不敢改行挑战自我。

和谐社会要求以人为本。大学生也不例外, 他们在看书学习默默攻读尖端知识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更希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读到最有价值的书, 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大学图书馆这个独特的教育阵地, 决定了工作人员肩负着人类文明, 弘扬灿烂文化, 培养大学生的职责。

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具备受过高等教育, 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具有接收新信息。掌握新知识的能力。热爱图书馆工作并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做传播知识的使者和沟通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加强软件建设, 使图书馆与本市、本省、全国高校, 甚至世界名牌大学的图书馆联网, 建立空中通道, 手机前沿信息知识, 然后加工整理, 分门别类编制目录, 供大学生博览, 开阔他们的视野, 拓宽知识面, 瞄准世界尖端攻读。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做好图书馆的人性化服务, 图书馆才能发挥作用, 尽到大学教育中的职责。

摘要：大学图书馆是大学里必不可少的场所, 是大学生获取知识, 陶冶情操, 净化心灵, 锻炼思维判断能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把自己雕塑成一个合格的、健康的、有创新力的知识型人才, 为祖国的现代化发展, 贡献毕生精力所肩负的职责。而且需要非常重视的地方。因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需要有好的素质, 对新信息的敏锐度, 良好的工作心态等。

关键词：图书馆,大学生,素质,信息

知识分子的职责 篇2

(1)对总监理工程师负责，根据合同文件对合同段工程施工进行全面监督和管理，负责驻地办监理人员的管理、检查和协调。

(2)根据监理工作的需要向承包人签发有关函件、通知、指令，并报总监办备案。

(3)全面熟悉合同文件，技术规范和设计图纸，纠正设计图纸中明显的错误，对合同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并报总监办。

(4)审查承包人的总体施工组织设计，提出意见报总监办。审批承包人的分项工程进度计划，监督承包人施工计划的实施。对滞后于计划的工程，敦促承包人采取措施，并报总监办。

(5)审查或根据授权批准承包人的变更设计。

(6)审查承包人的任何分包人的资质及分包工程类别、数量，提出意见报总监办。

(7)评审承包人的代表和主要人员的工作，对不称职的人员可提请总监理工程师批准撤换。

(8)主持每月召开的常规工地会议，研究和解决合同执行中的各种问题。

(9)审批承包人的分项开工申请书，签发分项工程开工报告。

(10)审查并签发单位工程停工令、复工令、工程付款凭证和工程结算书。

(11)组织编制监理月报，专题报告和工程总结。

(12)审核承包人的中间计量、支付证书，提出意见报总监力。

(13)主持分项工程的中间交工验收，签发分项工程中间交工证书。

(14)审查承包人的竣工报告，参加合同段工程交工验收，负责缺陷任期对工程的检查、督促承包人进行维修，参加缺陷责任期满后的检查验收。

(15)整理监理资料，每月审查各监理人员的监监理日记。

(16)经常巡视施工现场。

(17)负责现场监理人员的考勤工作。

二、驻地副高监

(1)负责高监指定或交办的监理工作。

(2)按高监的授权，行使高监部分职责和权力。

(3)熟悉设计文件和图纸，审查、评估设计对工程地质采取的技术方案和措施，对具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问题提出书面评述和意见报驻地工程师。

(4)会同道路、结构、试验工程师检查和鉴定结构的地基和基础工程。

(5)会同道路、结构工程师审查承包人提交的对不良地质或地基的技术处理方案或措施，或土石成份变化，若导致变更设计，负责审查授权范围的变更设计。

(6)协助道路、结构工程师处理施工中有关的疑难问题。

知识分子的路 篇3

做官也着实不容易。做官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算到了顶儿尖儿了。而且，在前面所说那些研究历史的人看来，宰相制度是“中国式的民主”的最好表现。他们说在明朝以前，宰相是政府的领袖，皇帝的诏命非经宰相副署，不生效力，于此可见皇帝并不能专制。然而，单看汉朝一代，丞相因为得罪而罢黜的，被杀的，自杀的，就有不少。皇帝这个老板是很难侍候的，规谏他过了分，逢迎他不到家，都有吃官司的可能。某人终身不仕，值得写在传记里，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不是说他们看透了皇帝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矛盾，故而不屑当皇帝的伙计，去侵害民众的利益，只是说他们比一般知识分子乖觉些，能够早早脱离危险，或者根本就不去接近危险罢了。一些高蹈的诗歌文章大抵是从这样来的。元朝人写些曲子，极大一部分表示看轻利禄的思想，骨子里只是说明了在异族入侵的时代，皇帝的伙计更不容易当，或者你想当也当不上。

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做皇帝的。历代打天下的与篡位的，都不是知识分子。这因为知识分子没有实力，他注定是个伙计的身份。既然注定当伙计，即使他胞与为怀，立志要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碰到老板这一关，就只好完全打消。张横渠的“四句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志大言大了。前三句不去管它，单看第四句，他说要为万世开太平。什么叫太平？依咱们想来，该是指民众都得享受好的生活而言。民众不是空空洞洞的一个概念，是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好的生活不是空口说白话，是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试想，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的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这样的太平是皇帝和他的伙计们所能容许的吗？这样的太平真个“开”了出来的时候，还有皇帝和他的伙计们存在的余地吗？所以“四句教”只能在理学家的口头谈说，心头念诵，而太平始终开不出来，历代的民众始终在苦难中过活。

能够帮助皇帝的是好伙计。皇帝要开道帮他开道，要聚敛帮他聚敛，要提倡文术就吟诗作赋，研经治史，要以孝治天下就力说孝怎样怎样有道理，这些人所得的品评虽然未必全好，可是在当时总可以致身显贵，不愁没有好的享受。然而与民众的全体利益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从民众的全体利益出发，他们只是帮了皇帝的忙。你看，司马光编了一部史书，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资治”，不是说这是皇帝的参考书吗？司马光当然是个好伙计。还有王安石，他的新政没有能够推行。而今人却认他为大政治家。现在不问他是不是大政治家，单问他计划他的新政，到底为宋室打算，还是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想来也只能说他是宋神宗的一个好伙计，而不是代表什么民众的利益的吧。你要做官，不论做得好做得坏，只能站在皇帝的一边。站在皇帝的一边，自然不能同时站在民众的一边。武断一点说，我国历史上就不曾有过站在民众一边的官。

用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当皇帝的伙计，就说这是民主，那是小孩儿也骗不动的。不料偏有人要想骗这么一骗，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时代过去了，皇帝没有了，国家的名号也换过，改称民国了，可是看看教育界的精神，还是在那里养成一批伙计，看看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还是一副伙计的嘴脸。这倒不是民主能不能实现，民众能不能做成老板的问题。到机缘成熟的时候，就会来这么一个激变，那时候，该实现的实现了，要做成的做成了，只有知识分子守着传统的伙计精神，以不变应万变，却是绝对没有安身立命的余地的。

知识分子的职责 篇4

用药前了解患者相关情况

①了解病情和检查结果，以便判断治疗效果和药品不良反应。②

评估患者自我照顾的能力。③确定患者是否存在危险因素。包括特定的病理生理变化，尤其是肝肾功能损害、药物过敏、服用多种药物、使用容易出现问题的药物(如镇静催眠药、口服降糖药等)的患者;特殊患者(孕妇、老人、幼儿、体重过低者);使用治疗指数小的药物(如锂盐)的患者;既往出现过药品不良反应的患者;有遗传危险因素的患者。

给药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来源：考试大

①了解药物知识，减少治疗中的差错。如同一药物治疗不同疾病

时用量可能不同;同一种药物可能有不同的剂型，给药剂量可能有差异;某些静脉注射药物若渗出血管外可引起局部损伤，若发生意外要及时采取措施。②给患者用药时，仔细阅读医嘱，若有不清楚的地方，与医生核对。核对患者姓名，仔细阅读给药说明，核对药物名称、给药时间、剂量、浓度和给药途径，核对剂量计算方法是否正确。③防止发生配伍禁忌。为了防止药物配伍禁忌的发生，除对药物性质、已报道的注射药物配伍资料、影响药物稳定性的因素有深入了解外，还应遵守下列原则：根据药物性质选择适宜的载体溶媒;在药物配伍时一次只加一种药物到输液瓶中，充分混匀后，检查有无可见的变化，再加入另一种注射药物，并重复相同的操作和检查;两种药物在同一输液中配伍时，应先加浓度较高者，后加浓度较低者，以降低发生反应的速度;有色的注射用药物应最后加入，以防有细小沉淀时不易被发现;注射用药物配制结束后应尽快使用。

评估治疗效果来源：考试大

护士对患者病情变化的观察最为直接，接触也最为密切。为了及

时观察治疗效果，护士应该了解治疗的合理性，出现药物疗效时患者的表现和时间。

促进患者依从性

老年患者按照医嘱用药的依从性差。为提高患者依从性，护士可

与医生沟通，尽可能简化用药方案，调整用药时间以适应患者生活习惯，采用适宜的制剂，如易于吞咽的液体制剂，使用容易打开的药瓶，用药方法的书写要清楚，字体要大而清晰;制订药物治疗方案时，要考虑患者经济承受能力;通过书面和语言两种方式，简要清楚地向患者(或看护人员)讲明治疗计划和用药方法;初次使用的药物，或用药品种有所改变时，可通过用药日记、特殊的药盒等方式，帮助患者记录用药情况;争取患者的朋友、亲属和社会志愿者去帮助患者;若患者有意不按医嘱用药，需通过加强用药宣教来解决。来源：考试大

进行用药宣教，提高药效来源：考试大

①告诉患者所用药物的名称，大致类别，最好用药物的通用名称。

知识分子的痛史 篇5

《儒林外史》是一部知识分子的丑史吗？

不！《儒林外史》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痛史。

《儒林外史》写的不是知识分子百出的丑态，而是知识分子百出的痛态。

《儒林外史》的作者本人，就是一个痛苦了一生的儒。他，“文澜学海，落笔千言徒洒洒”。他，“三十年来，哪得双眉时暂开”。他，“明日明年，踪迹浮萍剧可怜”(均吴敬梓作八首《减字木兰花》中句)。他看透了世态炎凉：“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仗仆”。他过够了困窘生活“拨寒炉之夜灰，向屠门而嚼肉”(见吴作《移家赋》)。他虽也温饱过，荒唐过，但实际上是终生潦倒，一世凄凉，甚至以好书易米，以夜行暖足。死了连埋葬的钱都没有，“身后茅屋余破漏”(程晋芳《哭吴敏轩》)。他写《儒林外史》，实在是哀人写哀事，悲人写悲剧，痛人写痛史，惺惺惜惺惺。要说讽刺，那也是含着泪在讽刺，是一种不幸的知识分子对不幸的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辛酸的自我嘲弄式的讽刺。他不仅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实际上也是在把被毁灭的美好的东西显示给人看，使人笑了之后深思，深思之后痛哭。别林斯基把果戈理叫作诗人，因为果戈理的喜剧中有悲剧性，笑中有深刻的哀伤。我们也完全应该把吴敬梓看成这样的诗人。我们决不能把旧社会的凶残化为一笑，收场大吉。

一个初夏，天时乍热，东方月上，王冕和秦老一道在打麦场上小饮。当时“眠鸥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

何止一代文人有厄，几千年私有制历史，简直是天天贯索犯文昌。

《儒林外史》写儒林。这些儒们，他们是在自由自觉合目的性地劳动创造吗？他们的所作所为又能使得任何人得以自由自觉合目的性地劳动创造吗？

贯索犯文昌！

当人们的异己力量在犯全体人民的时候，贯索犯文昌哪里还能算是意外的奇事？

鲁迅写了个清末的孔乙己，吴敬梓笔下有一些儒也曾经历过与孔乙己差不多的命运。

周进，六十多岁还不曾进过学，门外狗叫，人家就晓得这位穷儒来了。梅玖小小年纪，只因进了学，就敢于在他面前搭架子。三十多岁的举人王惠，当着只能吃老菜叶下饭的周进，大咽堆满春台的鸡、鱼、鸭、肉。在工匠修理贡院时，周进想挨进去看看，被“看门的大鞭子赶了出来”。第二天，他的姐夫化了点钱让他进去观光。他百感交集，一阵心酸，“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几个旅客表示愿意帮助他纳监进场，他感激得“跪倒叩头”，把几个旅客叫作“重生父母”。

范进，五十四岁还是个童生。他到已经当了学道的周进跟前去参加考试时，“十二月上旬，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辛辛苦苦去考了一场，回家时，家里人已经饿了两三天。中了举，欢喜得发了疯，头发跌散，满手黄泥，一身的水。亏得杀猪的老丈人打了一记耳光，昏倒在地，才治好了疯病。

在那人吃人的社会，在那知识分子除了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考了上去，做官报效朝廷之外，决不可能靠知识创造自己的事业以利己利人的社会，蒙受苦难，大出洋相的，何止周进、范进这两个穷儒。这样的穷儒哪里还有什么人的尊严，哪里还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样子？

这两个“进”，后来是进了，发迹了。他们的人性又从一种异化转到另一种异化。没发迹时，他们受苦。发迹后，虽没做什么罪恶昭彰的坏事，但是由缺吃少穿发展到了白吃白穿。他们这种人的人性异化，异化在无论发迹与否，都不能占有人的本质，都不能自由自觉地合目的性地劳动创造。只不过未发迹时，被践踏；发迹后，徒然消耗民脂民膏，而并不能为人民造福。周进当了学道，考虑的只不过是：“我在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结果，取了个同样年老而穷困的范进。周进的所谓“真才”，也只不过指的会做一手八股文章。

周进、范进还算不坏，当官的王惠、当乡绅的严贡生，这样的儒就显然是吃人的兽了。

王惠当举人时，就欺负尚未发迹的周进。一当上南昌太守，就打听南昌“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生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当前任太守的儿子说南昌太守府原先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将要在王惠任内换成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时，他还一本正经地说什么“而今你我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可是就这么一个既贪婪又残酷的家伙，“各上司访问，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做到两年多些，各处推荐。”

在私有制社会，劳动产品、劳动过程都从人异化了出去，有权有钱就能叫鬼推磨，能做官能捞钱的捷径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光明大道，趋炎附势成了理所当然的社会风气，人怎么能不从人异化，人怎么能不从人这个族类本质异化呢？

为什么五河县的人听说某人有品行就歪着嘴笑？因为有品行不等于有钱有势。为什么五河县的人听说某人做诗赋古文就眉毛都会笑，因为中举人进士做官，靠的不是诗赋古文而是八股。

八股制艺，多少年使多少人入迷呀！鲁编修父女最能算作典型了。鲁编修简直把八股吹得神乎其神。他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这位鲁先生对女儿天天灌输这一套，把一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的姑娘也弄成板板六十四的八股迷。

马二先生更是一辈子陷在八股里头。他倒真是吃透了这一套，说来头头是道。什么“文章总以理法为主”；写文章批文章都不能“有碍于圣贤口气”；不能“带风花雪月的字样”。他“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他认为“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因为“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

文章本来是人们用来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的，是为了使人们幸福。可是八股这种鬼东西却也成了异化于人的敌对力量，成了对生产、生活无用甚至有害的东西，使人痛苦的东西。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只要文章中试官，就可往上爬，弄个一官半职，大刮民脂民膏。文章异化于人，人异化于人的族类本质。文章是他的敌对力量，他是人民的敌对力量。文章使他吃苦头，他使人民吃苦头。

封建王朝有两个使人的族类本质异化、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软武器，除了八股，就是礼教。王玉辉，大女儿守节在家，三姑娘又成寡妇了。女儿怕连累爹妈，下决心绝食自杀殉夫。王玉辉的老婆及亲家公婆全不同意。可是这位开口闭口讲“礼”，还写出了一部《礼书》的先生倒很能身体力行当样板。他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不必拦阻”。女儿饿死了，他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

吴敬梓写的是明朝，实际上影射的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明朝有何心隐这样具有叛逆思想的哲学家，有李贽这样具有战斗性格的血性男儿，有东林、复社这样敢于对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党人，还有海瑞、左光斗、史可法这种有点操守，能为人民办点好事的官吏。可是清朝几次文字狱，使得知识分子人人心惊胆战，以致有学问的只埋头搞考据，有才情的则大弄游戏笔墨，终于弄得真人几乎绝迹，假货充斥市场。名士是假的。所谓“王佐之才”与“真儒”也是假的。侠客是假侠客，神仙是假神仙。和尚，有的是骗子，有的是无赖。假风盛行，青年学样了。蘧公孙把高启未曾发表的“诗话”，加上自己的大名，谓之“补遗”，刻印送人，从而充当了所谓“少年名士”。牛浦搞到牛布衣的诗稿，从此冒充牛布衣，以诗人自居，到处招摇撞骗。

被吴敬梓看作好人，作为正面形象来塑造的一些知识分子是不是占有了人的本质，人性未曾异化呢？

杜少卿，为了帮助不少不值得帮助的人，家产弄得精光。由于他有点文才，有点名气，对他颇为了解的巡抚荐他去朝廷“引见擢用”，他表示“麋鹿之性，草野惯了”，要求另访，而且终于装病坚辞。但他这样做，只不过因为想留在南京这个好玩的地方，同老婆经常一道看花喝酒，图个快活。他欣赏的生活是：夫妻两口子天天弹琴饮酒，知命乐天，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

迟衡山，他批评“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似乎很有点政治抱负。可是他建议办的大事，也只不过是要大家出钱来建造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

这些人所做的唯一大事就是凑钱造了一个泰伯祠，搞了一次古色古香的大祭。那么严肃认真，那么郑重其事。

泰伯肯让天下，比起抢天下、骨肉相残是强一点，是要有人性一点，是值得推崇、值得纪念一点，但是这样的事情，实际上除了让南京市民看一次热闹之外，又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呢？

吴敬梓还写了一个和王惠截然不同的蘧太守。这个太守在他任职期间，满衙门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这“三声”当然比王惠那“三声”要好些。但是，一个太守衙门里，光是吟诗、下棋、唱曲，那只不过无害或少害于人民，而决非有利于人民。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以他们的知识为人民造福，也就是自己既不能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又丝毫无助于使别人真正占有人的本质。

杜少卿从萧云仙由于“博雅”而成大功得出一个结论：“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且无论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也且无论读书人当了宰相、将帅之后是否还想读书，是否还需要读书，退一步说，即使宰相、将帅全是读书人干，而且干了之后还不断勤奋读书，那又怎么样呢？在私有制社会、在一个人性无法不异化的阶级对立的世界，谁能有多大作为呢？就因此，知识分子自古以来“达则兼济天下”往往是空想，“穷则独善其身”也往往困难很多。

知识有什么用？进不能为人民办些好事，退不能靠它养活自己，难怪虞育德读书为了中进士，中进士为了做官，而做官则为了搞点积蓄，买点田地，过个温饱的晚年。他在离开南京国子监博士这个位置进京前，对杜少卿倾诉心曲的那一番话，听来实在使人大有凄凉之感。他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十担米，每年养育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儿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既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这可以算是知识分子在人生道路上的大觉醒吧！但是这种觉醒实在是一种使人心酸、使人淌泪的觉醒。

在人性广泛异化的历史发展阶段，人性并未完全泯灭。这种未曾泯灭的人性，既活在一些知识分子的身上，也活在一些非知识分子的身上。

鲍文卿，一个戏子，却很懂得一个人的价值。大名士出身的知县向鼎，被人向按察司诬控为“昏庸不职”，“相与做诗文的人，放着人命大事不问”。与向鼎并无交谊的鲍文卿跪下求情，认为向鼎敬重斯文无罪，要求按察司免了向鼎的参处。而向鼎也的确知恩能报，厚待了鲍文卿一家两代。鲍文卿在向鼎面前很有发言权，可是他从不因此受贿为人说情，他义正词严：“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他认为行贿的人“若有理断不肯拿出几百两银子来寻人情；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就要叫那一边受屈，岂不丧阴德？”

杜少卿不愿在县官在任时去陪他喝酒，却在县官获罪下台无处栖身时，请县官来家居住。一个裁缝帮他家做了一箱衣服，工钱领过后，说是母亲死了，要求借四到六两银子，他马上把尚未打开价值二十多两银子的一箱衣服全部送给了这个裁缝去卖钱办丧事。季苇萧说他“绝世风流”，劝他娶一个有情的美丽小老婆，才子佳人及时行乐，他却认为“娶妾的事最伤天理，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他对被人怀疑为变相卖淫的沈琼枝既无玩弄的意思，又无猜疑的心肠，以平等的态度爱护尊重待如上宾。

当然，在人性广泛而严重地异化的社会，未曾完全泯灭的人性也只不过有如天空眨眼的星星，草丛出没的流萤。但是，就因为有它，文化才有所谓民主性精华，艺术才有所谓永恒性珍宝，人类才能得以绵延，新人类才能有望出现。

吴敬梓有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们是开头的王冕和结尾的四个“市井奇人”。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分析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时，指出作品中女主人公玛丽花“尽管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性格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她总是合乎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吴敬梓笔下的这几个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就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男的玛丽花。

吴敬梓一落笔就发了一通感慨：“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接着，捧出了一个崎磊落的王冕。

王冕，生活半靠劳动，半靠卖诗卖画。他“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县官访问，他不见。说这个县官“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相与他。”朱元璋当吴王时，访问他，他见了，劝朱“以仁义服人”。朱得天下后，要他做官，他隐姓埋名不再露面了。

吴敬梓写到“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净尽”，他大有寂寞之感：“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都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婚、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也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世风日下，社会越来越不象样了，于是，吴敬梓就从市井的尘垢之中去挖出了四颗发亮的珍珠。其中出色的，当然要数季遐年和荆元。

季遐年，自小无家无业，在和尚庙里安身，也就在那里“随堂吃饭”，长期打秋风。可他写得一笔好字，而且好还好在不是一味学古人法帖，而只是“由着笔性写了去”，“自己创出来的格调”。他见了好纸好墨乐意写时，不求他写他也起劲的写，不情愿写时，大把银子也买不到他的字。得了钱，拿钱吃饭，剩下的钱全不要了，随便送给不相识的穷人。

荆元，职业是裁缝，除了干活，余下的工夫就弹琴写字，也很喜欢做诗。他认为裁缝并不玷污读书识字，读书做诗弹琴也不妨碍同时做裁缝。他的人生观是：“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可以看出，吴敬梓理想中的知识分子是阶级社会中难以出现的、靠劳动吃饭、闲来读书写作、作画弹琴、自得其乐、“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

应该说，吴敬梓笔下的知识分子都是各种各样的人性异化了的新人类史前的人物。他理想的人物也是既不能使别人、复不能使自己真正全面占有人的本质的新人类史前人。

这能怪谁呢？在人性非异化不可的私有制社会，知识分子，爬上去了的也罢，沉下去了的也罢，都只能有人性异化的命运。贯索总是犯文昌。

作者“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他要“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了。

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 篇6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存在着一种重视工农而轻视知识分子的主流倾向。十月革命胜利后，这种倾向无疑地要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了恶性的发展。1918年7月之后，苏维埃政府开始建立书报审查制度，对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实行垄断和控制。1921年8月，列宁下令解散由高尔基倡导的以保护知识分子为目的的“饥荒救济委员会”，导致高尔基出走国外。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怀疑、不合作、甚至反对的态度激怒了列宁，他亲自签署命令，表态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战，指名把一批学者驱逐出境。1922年5月19日，列宁亲自致函安全部门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就“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进行周密布置，指示说：“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个信函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是年底，安全部门即将近三百名知名学者、文学家、科学家装上两只大轮船，流放欧洲。著名哲学家洛斯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都被送进船内，因此，这船被称作“哲学船”，而这次震惊世界的集体流放事件，也被称作“哲学船事件”。

列宁在世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大体上还算得上温和。到了斯大林执掌政权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斯大林开始把斗争的利刃指向知识分子。奥威尔在《1984》中有一警句是：“老大哥在注视你。”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监视的主要对象。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就是从整肃知识分子开始的。1928年，由维辛斯基主持对“沙赫特事件”进行审判，指控五十三名知识分子制造矿井事件，接受境外资金和设备，勾结原矿主搞破坏活动等等。审判后，几十名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被处死，或被监禁和流放。后来证实，构成被告的罪行，基本上是凭空捏造的。1929年，在乌克兰对“乌克兰解放联盟”进行公开政治审讯，一批著名历史学家被加以“民族主义”的罪名受到惩处。1930年，又相继出现所谓“农业党”和“工业党”的案件，据说两者都是“反革命地下组织”，其实也是“莫须有”的。在前一个案件中，著名农业科学家恰耶诺夫、经济学教授康德拉捷耶夫等在秘密审判中受到迫害，株连达二十万之众；后一个案件也使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及专家教授被加以组织破坏及间谍活动的罪名，遭到监禁和处决。

大约作家和诗人长于反映社会现实，传递时代情绪，而且语言可以承载各种危险的思想观念和意义，所以受到的控制特别严密，迫害特别残酷，而损失也特别惨重。1921年，诗人古米廖夫在一起“反革命”案中被枪决。曼德尔施塔姆于1934年被捕，他是为一首十四行诗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在诗中，他把斯大林写成“克里姆林宫的登山家”，“杀人凶手”，具有“蟑螂触须般的阴险目光”和“蛆一样肥胖的手指”。几年后，他被消灭在海参崴劳改营内，死前患上精神分裂症。他的妻子一边逃避逮捕，一边设法将他的诗作分散保存，为了万无一失，几乎把每行诗都背了下来。曼德尔施塔姆死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人敢于提起；直至1987年才获平反，五十年间在苏联境内未曾发表过一首诗。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在1922年被捕，随后被禁止发表作品，1931年在高尔基的庇护下流放法国。《骑兵军》作者巴别尔1939年被捕，次年即被枪决。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和女儿被捕，她长期失去工作，想当一个洗碗工也不可得，在困顿孤独中自缢而死。比较幸运一点的，像小说家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作者，被调至剧院工作之后，长达十五年没有出版过作品。1946年，他们把讽刺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开除出作协，使其生活失去保障，作品无法出版。左琴科一直找不到一个职业，领不到退休金，至1958年仅领到一次，就死掉了。就是高尔基这样的文坛领袖，也都有材料表明，对他是加以“软禁”的。“契卡的铁扫帚毫不留情，”索尔仁尼琴说：“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智者，甚至超凡入圣的天才被压进泥土中，不留痕迹，永无尽头，而且一去不复返。”

“老大哥在注视你”。窃听、告密、诽谤、跟踪、逮捕、监禁、流放以致枪毙，都是极常见的。一面展开群众运动、大审判，一面加强秘密警察的力量，致力于制造恐怖，毒化社会空气，使每个人从中学会顺从。有一份告密材料显示，巴别尔曾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二十大召开，平反系列冤假错案，思想知识界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解冻”时期，西方称为“去斯大林化”时期。实际上，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性变化，所奉行的依旧是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政时略见宽松，但也不时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犹如癫癔发作般地间歇性进行；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更为保守，僵化，以致倒退了。

拒绝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拒绝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去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把诗人布罗茨基当“寄生虫”告上法庭，被判流放北方，接着放逐西方，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事，可见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的程度。正因为存在着对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高压，才酝酿成为后来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直接起因，是1965年克格勃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这两名作家，只是因为在西方出版自己的著作而被判重刑。于是，有数百名持不同政见者用公开示威、写信抗议的方式表示对作家的声援。1968年，“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加入其中，随后成立人权组织。麦德维杰夫兄弟、索尔仁尼琴等，也都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见各有不同，在运动内部互相批判，但在反对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以及放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等方面是一致的。对苏联当局来说，如此异端的政见，确实可以构成致命的威胁。然而，“老大哥”的目光犹在，一旦发现目标，由国家机器所施予的打击仍然是迅疾有力的、具毁灭性的。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官方已经有意识把打击的目标缩小，在战术上不同于斯大林时代倾向于大规模的搜捕和杀戮，在镇压技术上明显地精致化了。对于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官方尽力设法孤立他们，把他们开除出国家原子能机构或作协，然后设法驱逐出国。萨哈罗夫已经被安置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亲属多人也做出了安排，只是由于他的坚持，才最终留了下来。但是，他的子女因此遭到匿名信的死亡威胁，当局对他的家庭一再发难，比如拖延不让他的妻子到意大利治疗眼疾，等等。1975年夏秋之交，他为反对株连家属而发出痛苦的呼吁，他说，他的家人正被利用作为反对他的“人质”。即使如此，仍然不失为一种“礼遇”；至于其他的追随者，那处境就要恶劣得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经过一阵短暂的交替，最后换成了戈尔巴乔夫。他极力标榜“新思维”，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这对于传统政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时，意识形态的裂缝迅速扩大，思想文化界变得活跃起来。禁区开始打破，禁书重新出版，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老大哥”的目光变得疲怠乏力，散漫游移。随着政治的松弛和思想的活跃，知识与权力结束长期紧张对峙的局面，呈现出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态势，大批知识分子成为“有机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进入政权结构甚至高层，成为高参，即所谓“智囊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在有着异议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史上是从未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