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题材小说（精选12篇）
农村题材小说 篇1
中国文学进入当代阶段以后, 小说创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农村题材小说的兴盛就是一个显著标志。本时期, 农村题材的小说无论在作家队伍方面还是在作品数量方面, 规模都非常壮观。其中不乏代表着本时期文学创作最高成就者, 农村题材小说和本时期极为活跃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起构成了本时期小说创作的两大支柱。农村题材小说在十七年大量涌现, 并成为代表本时期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 这一现象不是偶然出现的, 它受十七年期间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与农村题材小说自身的特征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农村题材小说在当代文坛十七年大量涌现, 并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一起占据十七年文坛的重要位置并取得巨大成就, 不是偶然现象, 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的, 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农村题材小说是从现代文坛演变分化而来的。中国现代文坛二十年代, 鲁迅开创了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风气, 以回忆重组故乡的风土人情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坛大量涌现。当时著名的乡土小说作家台静农、王鲁彦、彭家煌、许钦文、废名等无一不受到鲁迅创作的影响。三四十年代以来, “革命”逐渐融入乡土小说的创作之中, 丁玲等作家开始强调“农村”, 开始在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融入革命的因素, 用“农村”来置换“乡土”。“革命进入农村, 对农村题材的小说及其概念的形成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于客观方面而言, ‘革命’构成了农村的新的现实;于主观方面而言, ‘革命’促成了观照农村的新的视野。”于是农村题材、农村生活的作品在文坛上逐渐增多, 尤其是在四十年代以延安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而中国文学进入了当代阶段以后, 文艺工作总的指导方针沿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新中国文艺工作总的指导方针, 也就是当代文坛十七年基本延续着延安文艺的传统。而延安文学是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的, 因此十七年文坛必然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 同时在新中国广大的农民翻身解放获得了土地, 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表现农村农民生活的作品就必然增加, 而因为农村题材的小说具有革命的色彩, 因此必然在十七年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与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一起占据当代文坛五六十年代文学的重要位置, 成为本时期文坛重要的支柱。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的优秀作品因为其创作的显著特点, 代表了本时期文坛的最高文学成就。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在取材、人物塑造、创作风格等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紧跟社会主义国家农村工作和建设的步伐, 取材于新中国的农村生活, 采用革命话语介入的模式, 描写农村生活, 塑造了大量的农村新人形象, 在创作上体现出了民族化、大众化的色彩。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承继了延安革命文学的传统, 展现出自己的新貌。由于对现实斗争的强调, 要求作家去关注反映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重大的变革, 因此,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以新中国国家的农业政策和农村变革所发生的变化为素材, 用一种革命话语的模式, 描述了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 从解放前夕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 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反“右倾”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到六十年代党中央再次强调“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主要反映的是农业生产和阶级斗争。如最早反映农业合作化的李凖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 即表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可以说农村题材小说的创造是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同步成长的, 是在引导大众改变价值观念的同时与大众一起成长的。正因为是对正在发生的社会运动作如此近距离的描写和在政策指导下对未来进行勾画,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在整体时代躁动情绪的影响下开始营造着理想化的田园生活和乌托邦的未来世界。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具有浓厚的政治理想化色彩, 并不去反映生活现实的复杂性, 反而形成了一种统一的模式:农村建设的每一步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的, 每个创业英雄的创业史都是在困难中一步步成长, 创业英雄自身既是领导者, 又是被引导者, 在他们这些人物的领导下, 社会主义农村建设蓬勃发展。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就是这种叙事模式的代表性作品。
伴随着对新中国农村建设生活的理想化表现,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新人形象。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将塑造社会主义的新的英雄人物形象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主要任务。在十七年的农村题材的小说中, 出现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的标本的新人形象。他们思想崇高、道德纯正、形质健壮。《创业史》中梁生宝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典型。梁生宝不顾父亲的反对, 大公无私地带领村里的群众, 克服重重困难建立的灯塔农业合作社, 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农村建设的带头人一方面表现出对提高生产技术的极高热情, 另一方面又表现出顾全大局、联系群众、任劳任怨、谦虚谨慎的鲜明党性, 与时代文艺政策紧密贴合。但是这些英雄人物在对待爱情方面几乎是一个同一个态度, 他们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的合作化事业, 无暇顾及自己的情感生活, 即使面对优秀异性的主动示爱, 他们也表现的唯唯诺诺、躲躲闪闪。作者很少正面去描写这些英雄人物的爱情生活。这种表现方式在《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三里湾》等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梁生宝面对爱情选择放弃, 让恋人进城做工人。陈大春面对盛淑君散步的邀请, 坚决拒绝选择了去做工作。在农村题材的作品中英雄人物的恋爱一般都是英雄无暇顾及个人感情, 恋人采取主动的态度, 最后经历重重事情, 在英雄事业成功之时, 也就是他们爱情收获之时。与正面英雄人物相对应的还有中间人物和反面人物。中间人物一般都是思想比较落后的平凡农民, 他们在英雄人物的感召和改造下, 思想都落后向先进发生转变, 比如梁生宝的爹梁三老汉就是中间人物的代表。由开始的反对梁生宝的互助合作组的工作, 到后来的完全支持“宝娃子, 好样的!”。与英雄人物对立的反面人物, 一般就会描写反面人物如何在正面人物开展的事业中进行重重阻碍、搞破坏, 最后当然以行为失败, 而英雄人物取得斗争的胜利告终。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人物塑造的这些特点主要是由当时的塑造新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方针相关的, 是阶级斗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体现, 是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产物。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代表了当时文学创作的显著成就, 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作家的叙述模式与富有政治色彩的权力话语紧密联系, 造就了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独特的艺术形式。
参考文献
[1]王又平:《从“乡土”到“农村”——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主导题材形成的一个发生学的考察》,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7月.
[2]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叶君:《从乡土到农村:中国现当代文学题材的重要转换》, 《河北学刊》2005年5月.
农村题材小说 篇2
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与发展过程
二、中短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家与作品
三、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丰收
四、长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家与作品※
五、寻求新的替代：革命英雄传奇
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与发展过程 概念：
革命历史题材因所具有的革命内涵而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题材严格区分开来，它特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具体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参与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构成了革命历史小说叙述的主要对象。
开端：解放区文学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开始就在表现对象和思想内涵上有着较明确的规范，并由此而同“历史小说”严格区分。至于在解放区创作的那批作品，也就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奠基之作。特殊意义：革命历史小说承担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
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革命历史小说讲述的是革命之所以产生的必然性，人民由挫折、失败走向胜利的规律性，以及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推翻一切反动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合理性。为了实现教育功能，革命历史小说高扬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艰苦卓绝中的乐观主义，生死考验而前的坚贞不屈，构成了革命历史小说中常见的场景和主人公的性格核心。由于题材的特殊性，革命历史小说在表现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时，往往比其他题材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和崇高感。
发展原因：受到特别关注 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革命历史小说有着诸多良好的发展条件：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许多作家亲身经历了这些伟大斗争，为英雄立传的激情和责任感促使他们把笔触伸向那些可歌可泣的业绩;建国前在战争控惚的岁月里作家没有足够的精力来从容地进行艺术构思，建国后和平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些都使革命历史小说在建国初期能够迅速崛起，成为与描写农村生活创作并驾齐驱的两大题材之一。其涉及作家之广，创作成果之多，艺术水准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在本时期的创作中都是独占鳌头的。
发展过程：
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
60年代：左倾思潮带来严重干扰
本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艺术特点（1）强烈的故事体和纪实体特征
（2）革命历史小说的成熟，集中地体现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其标志是作家对“史诗性”的追求和一批作品体现出来的“史诗风范”。（3）革命历史小说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审视，都不可能进人一个更深刻的层面，缺少个人的视野和个性化的表现。对作品规模的片面追求也使得不少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产生了“半部杰作现象”。
二、中短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家与作品 1.孙犁的小说
2.茹志鹃、刘真的小说 3.王愿坚、峻青的小说 1.孙犁的小说 创作题材：
北方农村和农民所经历的时代风云变幻：从抗日战争到土改到变工互助、到合作社。这是将他1944年的成名作《芦花荡》、《荷花淀》到建国初期的《山地回忆》、《吴召儿》等，再到《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作品贯穿起来的一条线索。
总体风格：
尽管他的作品也不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但在他的创作中，浪漫主义情调却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即透过那些复杂纷繁的革命斗争、社会生活的描写，寄寓着作家本人对纯美的乡土风物、纯朴的人际关系、纯厚的人伦情感、纯真的童年生活的深切眷恋和向往，这使得孙犁关于革命历史的叙述成为田园牧歌、乡村情歌和革命颂歌的交响，表现出个性化的抒情风格。
艺术特征：※
1.寄风云变幻于诗情画意，这是孙犁小说抒情风格的主要表现。2.善于刻画女性人物形象：李佩钟、小满儿
3.叙述方式上，以简洁明了的手法记事写人；叙述中采用抒情主体融入情节的结构方式。4.小说语言“如话性”和“如画性”兼具。
5.在叙事风格上，孙犁对革命历史的叙述是温和的、温情的，甚至在明朗的基调中时而流露出一些淡淡的感伤和怅然。2.茹志鹃、刘真的小说
茹志鹃的文学成就主要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题材多来自解放战争时期和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属于前者的有《关大妈》、《百合花》、《澄河边上》、《三走严庄》等，属于后者的有《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春暖时节》、《里程》、《如愿》、《阿舒》等。代表作品：《百合花》结构的“细致严密”且“富于节奏感”，故事发展与人物刻画很好结合，以及“通篇一气贯穿，首尾灵活”和“前后呼应的手法”
茹志鹃小说的艺术特色：
首先是情感的体验重于事件的叙述。
细节的妥善安排使茹志鹃的小说具有细致的结构。
更适合于表现“生活激流中的一朵浪花，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里的一支插曲”，茅盾把她的风格概括为“清新、俊逸”。
刘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大多叙说的是自已在革命队伍中的童年印象，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儿童口吻叙述，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时常叫“刘清莲”或“小刘真儿”。以童年视角来写童年印象，构成了刘真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3.王愿坚、峻青的小说 王愿坚
王愿坚（1929～1991），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市相州镇相州七村。1944年底，王愿坚参加了滨海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队，开始了文艺创作。1954年王愿坚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党费》。1958年初，创作了《七根火柴》、《三人行》和《赶队》等歌颂二万五千里长征英雄事迹的作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到公开批判，并于1969年初下放到安徽省军区独立师体验生活。1972年，调回北京改写反映红军长征的《万水千山》电影剧本，后又与陆柱国合作改编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并创作电影剧本《四渡赤水》。
他的代表作《党费》、《七根火柴》、《普通劳动者》等多篇小说，长期被选入大、中、小学语文课本，并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朝等多种外文，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臧克家（中）与王愿坚（右）
《闪闪的红星》剧照 潘冬子（王愿坚编剧）王愿坚小说的艺术特色
1.王愿坚的创作是从战地报道开始的，他的小说体现了从报道、故事到短篇小说的艺术转变。
2.以回忆体的方式来叙述革命故事，从而突现出对“革命历史”的追忆和回味，是王愿坚短篇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
3.注意克服以前创作中存在的拉杂臃肿，缺乏艺术上的凝练和精粹等毛病，尝试着从故事中提取诗意。
4.作为一位部队作家，王愿坚的小说创作更强调作品的教育意义。
峻青，（1922-1991），原名孙俊卿，当代作家。山东海阳县人。1922年3月生。幼年家贫，只读了几年小学，13岁便去工厂当童工。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写出第一篇作品《风雪之夜》，后担任报纸的记者和编辑工作。解放后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从1954年起写了一系列优秀短篇小说，如《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老水牛爷爷》等。散文创作也成就斐然，代表作有《雄关赋》、《秋色赋》等。
峻青的作品大多取材于自己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胶东半岛，主要叙述自己曾经历过的1942年前后的抗日战争到1947年前后的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斗争生活。峻青小说的艺术特色
1.峻青的小说也是从战地报道中演化出来的，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和紧张感，以此来表现战争的残酷和英雄的崇高。
2.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也是峻青采用的主要方法。
3.用场景的营构和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和烘托人物，使峻青的小说具有油画般的质感。4.峻青的小说也有某些不足：如缺乏节制的抒情和议论与紧凑的故事情节显得很不和谐，故事的回叙部分往往拖沓、冗赘，在后来那些抚今追昔、新旧对比的作品中，这一弱点尤其突出，以至于让说教性压倒了故事性。
三、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丰收
从1957年《红旗谱》等的出版到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的问世，在此六七年间，长篇小说不仅数量空前，而且佳作联袂，琳琅满目，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丰收期。成就与特色※
第一，在反映生活上，注重历史事件与历史过程的记录，形成了以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为主干，辅之以历史题材和城市生活题材的基本格局。
第二，在人物塑造上，注重描写无产阶级英雄，呈现出以英雄人物为主体，中间人物、转变型人物相环绕，辅之以反面角色的人物画廊。
第三，在艺术风格的探求上，恢宏、明朗、刚健、高昂构成了这批小说总体性的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
促成这次长篇小说丰收的因素
首先，由于长篇小说创作比其他文学样式更需要作家的生活积累、资料积累和艺术积累，而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的记录，人生经验的回顾与反思，也更适合长篇小说的表现。因此，一批从中国革命中走过来的作家，当他们开始回味这一历史过程，表达自己在这一血与火的历史过程中的特殊经验时，便较多地选择了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而他们长期的生活积累与艺术准备，则为其创作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就社会条件来说，新中国的成立也为长篇小说的作者提供了较好的创作环境。由于长篇小说的生产周期较长，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最后，社会生活的安定也促成了新的需求。读者对长篇小说阅读需要的增长，对作家从事长篇创作无疑也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和推动。
四、长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家与作品※ 1.梁斌的《红旗谱》 2.杨沫的《青春之歌》 3.欧阳山的《三家巷》 4.吴强的《红日》 5.曲波的《林海雪原》
6.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7.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1.梁斌的《红旗谱》
梁斌《红旗谱》
第一代：朱老巩、严老祥、朱老明、冯兰池 第二代：朱老忠、严志和、冯贵堂 第三代：大贵、运涛、江涛、春兰 干部形象：贾湘农、夏应图 朱老忠：农民英雄
严志和：地道的农民：革命性与如软弱性
电影剧照
小说主要是以冀中平原锁井镇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基本情节展开的。而阶级斗争的严酷事实则将锁井镇划分为以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为代表的农民阶级跟以冯兰池家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两大敌对阵营。
当然，这不仅是一般的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它是作者立足于新的时代理念，对民主革命时期农民历史命运以及中国革命史所进行的艺术概括。
重要人物形象：
朱老忠：反抗性；侠义性；坚韧性。朱老忠是作者向当代文学贡献的一个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的农民革命英雄艺术典型。严志和：革命性与软弱性
正是因为有了严志和以及串联穷人与冯老兰对簿公堂的朱老明、一心盘算发家致富的朱老星、庄稼活和木匠活的好把式伍老拔、封建礼教观念浓厚的老驴头、具有正统观念和狭隘意识的老套子等一批个性鲜明地地道道的农民形象，与朱老忠理想化的英雄形象构成互补，才使《红旗谱》对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革命历程反映得更为真实与浑厚。
《红旗谱》的艺术特点
1.具有史诗气度，描写重大历史事件
2.着力刻画农民英雄形象（老一代农民和青年农民）
3.作者努力寻求阶级斗争这一时代主题与民族心理、乡村风俗和传统文化的联结，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想完成一部具有民族气魄的小说”。4.不足：缺乏统一性 2.杨沫的《青春之歌》
杨沫（1914-1995）杨沫主要作品有《青春之歌》、《苇塘纪事》、《芳菲之歌》、《英华之歌》、《自白——我的日记》、《不是日记的日记》等。
自传体成长小说
林道静：女性革命知识分子 关于《青春之歌》的论争
1960年的修改本，改动、删削了那些林道静在“接受了革命教育以后”仍然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增加表现林道静在深泽县与工农结合的七章，和“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 的参加、领导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
青春三部曲：《青春之歌》、《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
3.欧阳山的《三家巷》
《三家巷》以打铁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周炳的思想性格发展为中心，以“革命加爱情”为基本线索，描绘了三家巷三代人30年间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力图由此反映从1919年到1949年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革命从城市到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又从农村回到城市的革命斗争历程。其中，“六二三”反帝风暴、省港大罢工、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背叛、广州起义、上海白区斗争、震南村的自发反抗、抵制日货运动、延安的“抢救运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等等，都有浓墨重彩的描绘，显示了作者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夙愿。
4.吴强的《红日》
情节：撤出涟水——莱芜大捷——孟良崮战役：华东战场全局 人物：军长沈振新、副军长梁波、战士刘胜等 艺术：更加开阔；人物更具有丰富性
上海某公园的吴强雕像
谁不说俺家乡好（电影《红日》插曲）5.曲波的《林海雪原》 曲波（1923-2002），山东黄县人。15岁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初期任团指挥员，奉命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牡丹江一带的林海雪原进行剿匪战斗。这一斗争经历，为他后来创作《林海雪原》提供了生活依据。解放后，他转到地方工作。1955年开始创作《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此后，又相继完成了《山呼海啸》、《戎萼碑》、《桥隆飙》等长篇小说。
40年代内战初期，东北解放军的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深入人迹罕至的长白山区和绥芬草原，围剿数十倍兵力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小说主要描写四次战斗——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原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这些事件依次构成小说的线索。
《林海雪原》的“独创性”，人们大体上注意这样的两个方面： 一是艺术方法方面的“民族特色”，即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说岳”等的结构和叙事方式。
另一是夸张、神奇化赋予故事、人物的“传奇性”，这包括人物活动的环境(深山密林、莽莽雪原)的特征，故事情节上的奇特，以及人物性格上的“浪漫”色彩。
黑龙江省海林县杨子荣烈士纪念馆 6.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都是曾被囚禁于国民党监狱的中共党员，重庆解放前夕越狱脱险。《红岩》的写作方式 “组织写作” ：《红岩》约十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在后来的“文革”期间，成为重要作品的主要生产方式。创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作者从权威论著、从更掌握意识形态含义的其他人那里，获取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加工的依据，放弃“个人”的不适宜的体验，而代之以新的理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
主要人物 江姐 许云峰 齐晓轩
重庆歌乐山
《红梅赞》
《绣红旗》
7.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1914-2004），安徽旌德人。30年代开始文学活动，1938年到延安。40年代的创作主要是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和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除《上海的早晨》外，还著有表现抗日战争期间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长篇《长城万里图》（共六卷：《南京的陷落》、《长江还在奔腾》、《逆流与暗流》、《太平洋的拂晓》、《黎明前的夜色》、《雾重庆》）。
多卷本长篇《上海的早晨》在对城市生活的展示上，范围有了一些扩大。这是五六十年代不多的以资本家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
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向“不法资本家”展开斗争，揭露其唯利是图的本性，在斗争中团结、教育、改造，是这部庞大的作品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论述，是作者人物性格设计上的依据。
不过，在这部作品中，仍提供了50年代初期城市生活的某些状况，尤其是围绕资产者的日常生活、经济活动的图景，和城市在改造过程中，原先城市中心力量在迅速边缘化过程中的复杂反应。
五、寻求新的替代：革命英雄传奇 知侠《铁道游击队》 冯志《敌后武工队》 曲波《林海雪原》（前已讲述）
文学创作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能为广大“劳动群众”所阅读，这一关系到文学“方向”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人们会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大部分创作的读者，仍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新文艺作品并未很好“占领”“旧小说”的读者群，即使如赵树理这样的作家，立志用自己的通俗化小说来争夺农村读者，其成效也是值得怀疑的，更遑论城镇的广大的“小市民读者”了。
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解放区”的一些作家曾写作表现革命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如《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等。它们采用“旧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运用接近日常口语的叙述语言，并有很强的行动性和故事性。这些作品的出现，被看作既“有着旧小说的遗迹”，但又“‘扬弃’了中国的旧小说”的创作。
这种对“旧小说”既承继、又改革的创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虽说并未受到大力提倡，但也出现了若干的长篇，如50年代出版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等几部语言通俗，有很强故事性的小说。在五六十年代，对小说的评价尺度，主要来自“经典”的写实主义小说；当时，并不认为对不同类型的小说，在尺度上应有所区分。《铁道游击队》
知侠(1918-1991)，河南汲县人。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除长篇《铁道游击队》外，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铺草集》、《沂蒙故事集》和中、短篇集《沂蒙山的故事》等。短篇《红嫂》在60年代曾被改编为戏曲、舞剧等多种形式。
《铁道游击队》
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于1954年。小说写抗日战争期间，山东临沂、枣庄一带的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在中共领导下组织游击队，在临枣、京浦铁路线一带展开活动。夜袭洋行、飞车夺枪、撬铁轨、炸火车、化装成日敌潜入临城等，都是富有传奇性的情节。在笔法、情节设计等方面，借鉴了侠义小说的表现方法。
《铁道游击队》 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刘洪、芳林嫂
王强
《敌后武工队》
冯志的长篇《敌后武工队》出版于1958年。它以1942年日本军队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的“扫荡”为背景，写八路军的武工队在敌占区所开展的斗争。
思考题
1.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总体艺术特色是什么？ 2.孙犁小说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3.茹志鹃小说的艺术特色有哪些？
4.为什么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形成了长篇小说的创作高峰，这些长篇小说的艺术特点有哪些？
反思消费时代的军事历史题材小说 篇3
关键词：军事历史题材小说；战争文化心理；现代化迷思
中图分类号：1207.4文献标志码：A
军事历史题材小说经过短暂的沉寂后，上世纪90年代后期重新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亮剑》、《父亲进城》、《历史的天空》、《军歌嘹亮》、《狼毒花》等军事历史题材小说不仅赢得了市场，而且也把“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诸多全国性奖项收获囊中。在一个远离全国性战争已近60年的今天，创作者从感情生活的角度切入军事题材的创作，以个人欲望、性格命运、历史的偶然性作为文学叙述的基本动力，不仅塑造了革命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品格，而且也衍生出了“大院”题材等新的文学命题。但是在繁荣的背后，军事历史题材小说对于人物草莽性格的偏爱、对于传奇性叙述的迷恋，使该类型小说出现了题材过度开发的隐忧。同时，战争文化心理成为一种历史积淀，依然在小说中发挥一种主导作用，并形成了一种现代化的迷思，使这些军事历史题材小说呈现出类型化的趋势，也影响了小说对人性的进一步开掘和丰富。
一、新时期军事历史题材走向繁荣的叙事策略
“宏大叙事”在小说中表现出强硬的意识形态规定性和意识形态生产功能，使得作者在重写“革命史”时，能够依靠穿越历史的迷雾，从而提炼出“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使军事历史题材小说具备了“史诗化”的品格。但是“宏大叙事”之后，以往被主流意识形态遮蔽的历史细节应如何被整合进新的叙述中去?在对历史进行重构时应如何展示历史的丰富性、残酷性?同时又应如何避免叙述纠缠于细节而使故事零散化?而作者的努力又如何才能同时被主流意识形态和普通受众所接受?
针对上述问题，小说家们进行了一系列尝试，不仅巧妙地化解了叙事危机，而且还寻找到新的基点反观、重构历史，使军事历史题材作品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普通读者的双重认可，并成为新的阅读热点。
首先，作者从感情生活的角度切入军事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使小说出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质。正是这种角度的转换，使作者在塑造主人公时，可以依照主人公的性格选择历史事件，同时根据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强化主人公的性格，在历史的冲突中使主人公具有悲剧的美感。《我是太阳》的主人公关山林，一身执着于成为“战神”的理想。在战争年代，他的这种执着与时代的走向同步，因而关山林的生命汪洋恣意，他率领部队关东剿匪、激战四平、攻打锦州、进军沈阳，一路如猛虎下山、攻城掠地，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的信念，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而历史的进程，又使他的信念更加坚定。因此，当他在战场上尽管被炸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但是他却能凭着信念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康复并投入到新的战争中去。这种强悍，使他具有了力的美感。但是步入和平年代后，他对战争的渴望无疑与历史的进程相悖。坚定的信念变成了偏执的古怪，他成为历史的异类，只能在平庸中消磨漫长的生命。这，不仅无损于关山林英雄的形象，相反却使他的悲剧更加震撼人心。
其次，由于切入角度的变化，缓解并弥合了意识形态的紧张对立，使历史更人性化。抗日战争，国共双方合作是主流，斗争是次要方面。但过去的军事历史题材小说，由于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在构建这段历史时，突出了斗争的一面，以国民党官员的自私猥琐、贪生怕死来映衬共产党指战员的英雄无畏，从而为我党在抗日战争所起的主体性作用提供了文学化的注脚。但是在《出关》这部作品中，这种对立映衬关系发生了改变。小说以一种超验的视角展开叙述。叙述人刘修文在临终之际，看见了阔别已久的马家军将领马成义在前方牵马等待。一个我党的高级干部，在弥留之际最惦记的人，竟然是屠杀西路军战士的刽子手，这样的情节安排确实匪夷所思。在随后的叙述中，刘修文、齐闯、程子和等西征被俘的红军指战员与马成义之间恩怨情仇逐步展开，他们在民族大义面前，艰难地度过了由敌对到怀疑再到肝胆相照共赴国难的生命历程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使这个战争故事焕发出复杂奇特的色彩。虽然这批接受马家军改编的红军战士最终绝大部分战死疆场，而直到建国后的今天，他们依旧因为牺牲时的身份而只能列入失踪人员名单，无法享受到他们应有的烈士称号，但是他们的忠诚、英勇，使得他们能够穿过被遗忘的历史，依旧引起了读者的尊重。
再次，切入角度的变化，必然带来叙述动力的变化。个人欲望、性格命运、历史的偶然性成为上世纪90后军事历史题材小说叙述的基本动力，使得作者在重构历史时，不仅可以在历史呈现必然性的一面时避免历史零碎化，同时也显示出不可预知的丰富性。《历史的天空》的主人公梁必达参加革命，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当兵吃粮，当然要选择有酒有肉的国军，梁必达在投奔国军的路上，却与共产党的部队遭遇，如果不是对女性的爱念，梁必达是不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正是这种偶然性，使得梁必达的故事，更像一个英雄的培养史、成长史。梁必达的性格、欲望并没有因为参加革命而改变，只是他在一次次严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把性格、欲望中与革命进程相适应的一面发挥到极致，同时把不适应的一面掩藏在心里，成为不为人知的世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的勇猛、机智，引导着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他的对立面往往莫名其妙地死亡、倒台，这无疑与他心里隐藏的权谋之术有关。人物性格的复杂，使历史具体进程中的细节变得诡异、血腥，同时也充满了无数的谜，因而历史也因它的丰富性而打破了读者的心理预期，从而产生一种阅读和阐释的快感。
二、繁荣下的隐忧：过度复制后的耗尽
军事历史题材小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叙事策略的改变，但是如果这种叙事策略成为小说唯一可行的策略，那么这种策略将严重影响着小说的美感，使小说丧失了它应有的丰富性。“畅销书总是新的，但绝非前进一步……畅销书作家没有经典意义上的作品，只有行情和名目全新的标准化产品。”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如今市场上颇受关注的军事历史题材小说，它们既有同类型小说的复制，同时又有作家的自我复制，已经成为一种商品社会的标准化产品。
(一)小说人物类型化趋势严重。
首先表现在主人公形象塑造上，突出他们草莽英雄的特质：遵从江湖义气、崇尚暴力，以粗俗为荣、迷信以战止战。《亮剑》中的李云龙在警卫员和尚被即将改编的土匪误杀后，出于江湖义
气，率领部队踏平山寨，手劈俘虏数十名，把血腥暴力的一面发挥到极致；《狼毒花》中的常发，“骑马挎抢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三十斤狼吃四十斤肉”，一声吼，双枪炒豆子一般叫，一排指头粗细的杨树应声挨个这段，刀裁一般齐。这些草莽英雄的特质，在许多小说中都被无节制地颂扬。其次是主人公性格单一、缺少发展。战争，使人性扭曲，使人产生异化。但是在这些小说中，战场的血腥没有使英雄们的性格产生任何变化，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们的性格却都一成不变。执着与偏执，无非是在境遇改变下人们对他们性格的不同称谓而已。《军歌嘹亮》中的高大山、《最后的军礼》中的赵大刀、《亮剑》中的李云龙，他们的性格在小说中没有发展和变化，表现出了一种整齐划一的相似。再次是主人公情感生活简单粗糙、高度贫乏。在前十七年的军事历史题材小说中，由于叙事策略的不同，小说很少涉及主人公的情感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忠诚、智慧是主人公的唯一品质，战争成为过滤主人公情感杂质的天然屏障。随着叙事策略的改变，主人公的一生贯穿于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他们的情感世界已经无法规避，如何塑造这些人物的情感世界，成为一个文学形象能否成功的关键。但是遗憾的是，这些英雄们的情感世界高度类似，都表现出专制、固执、简单、粗鲁、暴力、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等特点，既是家庭的决策者，又是家庭的局外人。
(二)情节呈现高度传奇化、同一化趋势。
首先表现在一些经典场景设计的类似，如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守军在我军发起冲锋时，突然撒下大批黄豆，致使我军指战员脚下打滑，丧失战斗力，伤亡惨重；我军在进入东北之初，苏联友军拒绝我军接收日本人的装备，于是我军指战员利用俄罗斯民族嗜酒的特点，比拼酒力，一杯酒一座军火仓库，使我军顺利得到精良装备；我军高级指战员在参加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后，都鄙视国民党教员，无理取闹，争执不断等等，这些场景，是我军解放战史上的经典案例，但是作者在采用这些案例时，由于没有更深入的挖掘，只是进行简单改写和挪用，因而使读者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其次表现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如首长身边都有一名武艺高强、赤胆忠心的警卫员，他们在战场上为了保全首长安全，舍生忘死挡在首长前面，替首长挡子弹；在首长受伤后，又敢于违反纪律拔出手枪，胁迫医生尽全力抢救；在情场上，警卫员也能与首长密切配合，迂回穿插，配合首长完成爱情攻坚战，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主仆关系的现代化改写。又如首长与妻子关系的设置，他们出身背景或文化背景形成高度反差，首长都具有高度的阳刚气质，而妻子无疑具有阴柔的艺术特质，在战争年代，阳刚气质用铁血赢得美人心，这是对古典小说中英雄救美的现代化改写；在和平年代，妻子又忠贞不二，成为首长落难后的拯救者和精神支柱，这是对古典小说中美人爱英雄的现代化改写等等。同时还表现在主人公命运的安排上。主人公在战争年代战功赫赫，虽然不断与组织产生严重冲突，但都能得到首长的及时偏袒和爱护；在和平年代，又都痴迷战争、渴望战争，最后沦为社会的边缘人，在平庸中消磨生命……主人公命运设置的高度同一化，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英雄迟暮的悲剧意识。
(三)主题思想呈现同质化趋势。
赞颂英雄执着信念、视荣誉为生命的完美品格；继续军民鱼水情深的主题，讴歌革命军人不忘百姓、救危扶困的完美品质；继续“献了青春献子孙”的奉献牺牲主题。同质化的主题思想，使得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上难以形成突破；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的雷同，进一步加剧了小说的思想危机、耗尽了同一类型的小说资源。同质化的主题思想，严重排斥了他种可能的叙述空间，在使自身描述的生活、历史取得书写生活与历史本质与真相的合法性同时，也使小说重新陷入一元论和普遍主义的窠臼，它所构筑的历史空间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误读。
三、战争文化心理与现代化迷思
为什么当下军事历史题材小说会出现严重的过度复制?这首先源于一种“战争文化心理”的制约。“从抗战爆发——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这四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战争因素深深地锚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尤其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与狂热的非理性的奇特结合，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因战争的胜利而陶醉于军事生活，把战时军队生活方式视作最完美的理想境界……这种文化心理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在当下军事历史题材小说中，这种战争文化心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道德认知来取代对生命本体价值的认知。
在一些热销的军事历史题材小说中，主人公似乎只是被贴上了一个革命者的标签，如果忽略他们出场的年代和政治身份，读者会发现作者几乎是按照传统小说中的道德认知，来塑造革命英雄形象的。“忠、勇、智、信”这些至高的道德标准，随着经典情节模式的挪用，也自然而然地转移到革命英雄身上。如用离散与寻找的情节设置来体现部属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如用“千里护嫂寻兄”的情节设置，来凸显主人公拒绝女性诱惑，信守诺言的品格，这些在传统中国小说中十分常见，同样也能在当下的军事历史题材小说中发现它的身影。《最后的军礼》中的赵大刀，他的遭遇就是完全按照“离散与寻找”来进行情节设置的：长征途中负伤掉队、解放战争中负伤转业、朝鲜战场的受伤被俘，每一次与组织失去联系后，他都能重归组织的怀抱，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情节的安排，来突出他的忠诚品格。赵大刀护送革命女青年赵果投奔延安，只不过是用革命的圣地取代了“兄”的角色而已，赵大刀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信”的道德认知。道德认知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对小说文学价值的否定，但是完全用道德认知来取代对生命本体价值的认知，就会使中国的军事历史题材小说，简化为传奇性的英雄故事，从而影响了小说文学价值的提升。
(二)过度颂扬在战争中崛起的主体力量——农民的精神状态。
人民军队的主体是农民，但是中国革命是在科学理论指引下，以先进文化为指引的人民战争，不能简单化为一场农民战争。遗憾的是，在许多军事历史题材小说中罕见对农民军人的思想改造，他们性格中隐含的“奴役性创伤”反而被无条件认可并高度颂扬。非常有趣的是，在当下军事历史题材小说中，机会主义者、投机分子、变节分子等反面典型往往由知识分子充当，知识分子成为农民军人的对立面，成为需要在革命中“改造”的对象；农民军人则是知识分子生命的保护者和守护神。如在《狼毒花》中，“父亲”一直是采用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利用常发。常发在醉酒后持枪行凶，但父亲法外施恩，收服这名武艺高强的草原游侠。抗日、剿匪、解放战争中，常发屡次出
生入死，保护了父亲及全家的生命安全。战争一结束，常发失去利用价值后，就被“遗弃”在草原，因为他的本领只能祸害到“父亲”的政治生命。善于权谋之术的知识分子与忠肝义胆的草原英雄形成鲜明对照，更需要改造自身的不是草原英雄而是知识分子本身。
同时，通过对父权政治的认同与回归，来论证农民精神状态的合法性。比如在许多小说中，常会出现父子对立的情节设置：父亲决定儿子的命运，把儿子送人部队这个大熔炉进行改造，儿子则由强烈的反叛到对父亲设计道路的认同。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农民军人的粗暴、固执、野蛮、自私的性格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因为他们动机高尚——为了革命奉献子孙；结果明显——儿子的生命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得到升华，或是在军队的千锤百炼中增长了智慧和本领，成为共和国的新的柱石。
(三)迎合了民族主义情绪和低俗的心理趣味。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升温，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可以说不》、《大国崛起》等纪实类文学作品中，也同样体现在军事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民族主义情绪，遮蔽了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状态，使民族战争始终笼罩在一种军事乐观主义的氛围下。如在《亮剑》中，李云龙指挥的队伍与精锐的日本关东军遭遇。武器装备恶劣的中国军队，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展开白刃战，用大刀、红缨枪等冷兵器，在同等兵力情况下取得了战场的胜利。在战场上，手持大刀的中国英雄，依照中国武术的技巧对日军的技战术品头论足，这样的情节设计，完全背离历史的真实。现代战争，极为重视轻重火力的配置和防御纵深，只有在阵地被突破等不得已情况下，才会采取白刃战。虽然占据有利地形，装备恶劣的中国军队想要突破日军的防线十分困难，但是《亮剑》中的这种场景，被许多作品所仿照，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突出中国军人的英勇。这种依靠精神战胜装备的“神话”，只能显示单纯的军事乐观主义，是对民族主义的盲目肯定。同时，一些积淀的低俗趣味也被写入作品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英雄形象更加真实。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中，首长石光荣居然调动部队返乡，用猪肉炖粉条来报答父老乡亲对自己的关爱，这无疑是一种“富贵不还乡譬如锦衣夜行”的心理，和平时期动用一支军队，有着严格的程序和权限，石光荣一级的首长带领一支队伍回乡探亲，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背离真实的情节设置，只能理解为作者对某些低俗趣味的迎合。
军事历史题材小说的过度复制，还源于这种复制能够满足并强化受众的某种心理迷思。由于制度的不够完善，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因此普通受众在无法完善制度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充满道德力量的英雄主体来消灭这些不公正的现象，因而产生一种道德的迷思；厌倦了职场上的尔虞我诈，权谋机术，渴望用真实的本领进行面对面的较量，因而产生了一种力的迷思；从贫穷到富贵，“自古将相宁无种乎”，因而产生一种对权势地位的迷思；生活的平庸，因而产生一种重归高尚的迷思……受众根据自己的这些心理需求，对小说所塑造的历史信以为真，对那些不符合自己心理预期的历史细节视而不见。正是在这种迷思的力量下，作者、市场、受众产生合谋，使得同类型小说能够反复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热点。作者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放弃了对文学本质的探求和深化，沉迷于复制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为了赢得尽可能多的受众，它必须把艺术标准降低到尽可能低的‘共同标准’，剔除不能被‘普遍理解’的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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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青春小说盛行题材倾向的反思 篇4
一、年轻一代:迷、乱、俗、哀
阅读网络青春小说其实是年轻一代的一种释放本能的途径, “一种本能的满足可以取代另一种本能的满足, 艺术作品正是这种替代性的满足。如此在这样一个宣泄释放的过程中阅读, 又获得了另一种替代性的情感共鸣”, 纵观年轻一代所追捧的网络青春小说的题材,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处于迷、乱、俗、哀之中。
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加上三年的高中, 网络小说几乎是学校领导与老师最讨厌学生选择的读物。原因是网络小说容易使学生沉迷其中, 荒废了学业, 甚至把他们导向不正确的价值观。而特别是随着网络小说改编成电视剧, 其影响更为广泛, 即使是网络不畅通的地区, 也能在电视上观看到。在2012年3月就因为穿越剧发生了这么一出悲剧:福建漳浦县的两名小学女生相约自杀, 其中一名女生在遗书中写到, 想要穿越到清朝拍电影。小学与中学阶段, 特别是未成年阶段, 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 受社会、家庭和学校等诸多因素综合的影响。如今, 网络作为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社会化环境及影响因素, 已经成为了影响未成年人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有网络的地方就有网络小说的时代, 网络小说对年轻一代的价值导向有着重要的影响。网络小说特别是网络青春小说, 因为虚拟而用谎言编织了一个又一个虚幻而美好的梦, 让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正确价值观的年轻一代沉迷其中, 难以自拔, 一不小心还会误入歧途。
网络青春小说题材的错综复杂也反映出年轻一代思想的乱。在多元化的世纪, 没有对年轻一代有硬性规定的统一思想统一路线, 思想天马行空, 无所约束, 从而在网络青春小说中书写着各种标新立异甚至是变态极端的心理。而读者的选择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即使在一些明知道“很黄很暴力”的网络青春小说, 也依然可以从中得到阅读的快感。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自我的主心骨, 正如上海复旦附中的一名“90后”陈维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现在的我们——‘90后’, 真正要的, 也许只是一个路标, 一座灯塔, 因为, 我们已经迷路太久了”。
网络青春小说有低俗化的趋向, 在百度搜索上还有人曾这样百度“低俗的我想找一些低俗的小说来看看”, 而事实上低俗小说随便到一个网络小说阅读网都能找到。例如一部名叫《宅魔王》, 2012年2月5日登上了起点首页的强力推荐榜, 于2012年8月26日累积获得五百张月票 (起点的新书月票奖及老书月票奖奖励具体金额为:第一名:人民币1万元;第二、三名:各人民币6000元;第四-六名:各人民币3000元;第七-十名:各人民币1000元) , 内容表达口语化, 一些粗口脏话也不避讳, 例如“雷哲彻底无语了, 他真想把威尔斯的翅膀拽下来, 然后问他是不是那个仇人故意找来整自己的, 这你妹的CCAV都出来了”“是你妹啊! 你们这保密工作怎么做的”, 一句粗口“你妹的”在同一章中出现了两次, 读者倒是司空见惯了, 所以丝毫不影响其登上强力推荐榜、获得月票。网络青春小说的低俗除了一些文字上的粗俗, 还表现在大多数小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色情的描写, 在此不赘举例了。
在21世纪的今天, 年轻一代不再需要上场打仗, 不需要忍饥挨饿, 也能享用着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便利, 但他们却要承担可能以前那些年代所不需要承担的哀痛。曾少武、杜军在《90后青少年的网络小说阅读心理——以文化消费观念为视角》中, 有这样一段切实的分析:“我国90后青年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 他们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 来自家庭6个长辈的过度关心及其寄予的高度期望必然对90后青年学生造成超负荷的心理压力。加上许多学校以高考考分为指挥棒, 青年学生的课业负担严重挤压学生的自由发展空间。青年学生的一举一动, 在校受到学校管理, 回家受到家长监督, 其自由空间越来越小, 自由时间越来越少。”年轻一代肆无忌惮把网络青春小说增添上五颜六色, 有夸张的红色喜悦, 深沉的蓝色忧郁, 极度的黑色绝望, 朦胧的灰色欲望, 乖张的橙色性情。这百变的题材其实正是他们所挣脱不掉的悲哀的一种体现。
网络青春小说都市言情、校园言情、玄幻、武侠、科幻这些盛行的题材让年轻一代痴迷, 同时也折射出他们的迷茫、狂乱、低俗、哀痛的精神特质。在一个开放性、匿名性的网络环境下, 他们毫无保留地暴露出自己最真实、最深层的一面, 让人唏嘘不已——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要改变这种状况, 当务之急是培育一个强大而正确的向导, 指引着年轻一代走向正确的方向。
二、青春追求:空、大、假、虚
涂绪谋曾探究网络青春小说中的穿越古代题材所体现出青少年的一些陋习、弊病, “折射出了当今青少年世界的一些现象, 如偏执的世界观和视角、对现实的迷失及幻灭感、‘拒绝长大’的逃避倾向、严重的功利主义以及拜金主义等”, 同时他指出这一种影响的严重性, “穿越小说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及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需要教育工作者以及社会各方面积极关注并加以适当引导”。而其他网络青春小说的题材也同样折射出青少年青春期的精神特质, 总而言之, 反映出他们青春追求的空、大、假、虚。
江汉大学学报曾刊登了一篇学术论文《论小说题材的审美个性》, 文中提到“小说题材是创作主体审美精神的新发现。它是一种由于情感需要导致的精神活动, 题材意识的最初苏醒, 或者说唤醒题材意识的本原动力, 就是小说因素。”再一步印证网络青春小说题材的选择与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年轻一代青春的追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甄别了格律恩在理解和叙述圣西门及其学说的误解, 批判了格律恩不求甚解、断章取义的学术态度。他们认为文本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 根据文本而引申和推导思想有可能导致错位和失误;如果只借助“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推测、揣摩和判断, 研究基础就更不牢实, 于是只能通过关注细节、描述客观和判断审慎来弥补。诚然, 通过对网络青春小说文本的解读来分析青少年青春追求情况不够充分, 但亦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通过关注细节、描述客观和判断审慎”来弥补。首先, 关注细节:在一些讨论网络青春小说的贴吧里, 他们畅所欲言, 有以下的一些言语“本人曾经看过一本H书, 叫《乳来伸掌》。这意思就表达的很明确, 也很到位, 让人初一见就产生了极为深刻且生动的印象”“当一个人有了盛名之后, 那拉炮屎都是香的”“别听X点的, 什么刷数据必究, 刷数据必封杀?那都是放屁”, 从中可以看出来一部分人青春追求的空洞, 没有实事求是, 脚踏实地;夸夸其谈中把一些东西夸大——这是青春追求的空与大。
接着是描述客观和判断审慎, 这可以从较客观地描述网络青春小说来判断审慎青春追求。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文本与思想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是一一对应的”观点时, 网络小说尚未出现, 网络小说作为网络时代的特殊产物, 与传统的“文本”不同, “网络青春小说”未必要对号入座。正如蓝爱国所说“对文学作品而言, 题材既不是无差别的也不是决定性的, 题材的选取和生成一方面取决于文学本体和本体之外的很多方面, 另一方面取决于主体对于客观生活的认识和选择。”例如在起点上连载的一部都市小说《极品抽奖》, 林羽拥有一枚可以抽奖的戒指, 每个月总会来那么几次, “可以抽本易容术、抽本武术、抽本厨房美味大全、抽本2053的科技技术大全, 当然, 抽奖系统还可以抽点其他东西, 未来科技, 超级宠物, 富可敌国, 权倾天下, 纵横花丛不再是梦”。这部网络小说赤裸裸地表达了不劳而获的思想与渴望, 文本与思想上可谓是对应的。再从青春一代创作网络小说的心理来看, 要么是为了求财, 即获得点击率与报酬, 要么是为了求表达, 即精神上的释放与发泄, 不满于现实的条条框框, 反映的是青春追求中的造作与虚伪, 即“假”与“虚”。
三、网络青春小说:简单化与游戏化
杨燕在其论文《浅谈网络小说的负面效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网络小说的三大负面效应, 其中之一是“网络小说娱乐至上导致文学创作媚俗风潮”, 她认为文学应该把人两种主要的原始欲望性欲与攻击欲加以道德化的处理再表现出来, 而不是网络小说以感官化的形式宣泄出来、直接表现出来, 还认为“网络小说被越来越多年轻人作为休闲娱乐工具”。确实, 大部分网络小说写手把网络文学简单化与游戏化了, 也正是这一种创作方式对文学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文心雕龙》中说“龙凤以藻绘呈瑞, 虎豹以炳蔚凝姿; 云霞雕色, 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 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 盖自然耳。”就是说文章要自然。而大部分网络小说没有达到刘勰这一种“自然”的标准, 相反以“自然”为幌子, 连最基本的小说理论都没有掌握。例如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的, 但在众多网络小说中, 读者一读而过, 心中很少会留下一个诸如诸葛亮、林黛玉、孙悟空、宋江等这样深刻生动的人物形象, 网络青春小说通常会以故事为中心, 把讲故事当作重点, 而忽略了对人物的塑造。这一些文学基本功的缺乏, 使得网络文学趋向简单化。面对众多粗糙的网络文学作品, 莫言指出, 网络文学推崇的肆无忌惮地言所欲言的创作方式, 固然是其吸引人的地方, 但由此造成的大量文字垃圾的堆积, 足以完全毁掉读者的胃口。
关于网络文学, 早有“经典化”与“去经典化”之论。但盛行的网络青春小说, 除了一小部分是写手苦心孤诣力求打造精品外, 多数写手是漫不经心地码字, 没有认真对待, 正如欧阳友权说的“网络写手在自由的空间里逍遥恣肆, 以短平快的文字游弋于虚拟的快乐世界, 不追求经典性与精致性, 他们要做的只是如何更充分地展示自己和被他人欣赏, 他所诉求的是自况而非自律, 他追求的是‘当下’和直观, 而不是经典的深度与意义。”陈定家在其著作《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中, 也这样表述“文学经典在走向大众化和娱乐化过程中, 其商品化、快餐化、游戏化、庸俗快倾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日趋严重”。网络小说的游戏化日趋明显, 也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
综上所述, 网络青春小说所盛行的题材虽然为网络文学的发展锦上添花, 但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迫切地要求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迷失的年轻一代、扭曲的青春追求以及简单化、游戏化倾向等都需要我们正视并去解决, 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发展中的事物必然要面临的窘境, 而网络文学发展的自我调节以及多数作者的努力, 网络文学将给予我们精神世界更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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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题材小说推荐：美人戾气重 篇5
63万多字，节前两天工作不是特别忙了，就抽空看完了。
说好的学习呐。。。
(╯`□′)╯(┻━┻
女主重生到几岁，从小美到大，父母已去，住在当小官的舅舅家。舅舅家人多，关系稍微复杂，女主受一些欺负。不过这些都在重生后，变得不是大问题。并且还有一个颜好学问好的未婚夫，一个颜好从小学问就牛逼的弟弟。本来女主也不是智商低的人，一路也算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威胁伤害。
男主，从小和女主定的娃娃亲，家中巨变落魄之后，自己撑起了整个家。一路科考，然后娶女主，然后进翰林院，进东宫，升迁很快，但还说得过去吧。到后来终于为父母报仇，拉下了仇人。从此王子公主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总的来说，剧情发展合情合理，不拖沓。后院争斗部分有，也不是特别重(太重的看着心情压抑)。科考政治部分也有。男女主一路福星高照，最后很圆满。很轻松的文。
羡慕天生长得好看的人!赢在了人生起跑线!!!真心的
作者：耳耳钉
农村题材小说 篇6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神性；乡土小说；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1-0008-02
沈从文作为乡土作家，小说以清新自然、朴实明净著称。他以极其浪漫的笔调，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浪漫雄强、温情脉脉的边地风情画。特别是他创作的一系列以湘西农村为背景的小说，以展现湘西风情为意旨，辅以表现人性美好为中心，传递出作者本拙古朴的人生审美理想。
沈从文曾在文章中提出：“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一定是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也就是发现了‘神’。”因此，沈从文的美学思想是“爱”、“神”、“美”三者一体的，则“神性”是“爱”与“美”的结合。“神性”于沈从文的美学思想而言，是人的一种精神特质，表现为对“美”、“善”、“真”的追寻，这是一种具有泛神论色彩的美学观念。“神性”是最高形式的人性，主要指超越世俗，超越功利性功利心的那种自由，安适，不自谋，勇于牺牲的人格精神（但不是盲力）。
在这里，“神性”中有智慧，有湘西边民真诚、果敢、善良的崇高人性美，这样才能构成审美层面的“神性”。在其作品中，湘西风情风俗，男女之爱还有湘西边民的“人性”都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闪耀着神性之光。
下面将分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湘西边地巫风盛行，边民“信鬼神，重淫祀”
他们信神、尊神，认为“神”主宰者万物。所以举行壮观、神圣的傩事活动，向神祈祷。如《凤子》中特设《神之再现》一章，详细描写了献牲、祭拜、上表等繁杂的请神、娱神、送神活动，集中了楚地民间大行其道的傩巫风俗，充满了秾丽、神奇、欢乐的浪漫气息。《神巫之爱》则表现了楚地的巫文化和傩戏（湘西一带敬神的一种仪式）。沈从文深受楚地巫文化的影响，他笔下的湘西男子常常被赋予了神性色彩描写，他们的姓名中大多加“傩”字或者“天”字，如傩送，傩佑，天保等。
在这个神尚未解体的湘西社会中，礼神敬神的活动频频发生，而其中的边民展露出了别具一格的“人格美”。这里的人们真诚地信仰着神，而在这信仰背后，是人性的淳朴，正直，观念的单纯。这些神秘古老的敬神礼神活动，正因为有湘西边民表现出的 “人性美”在其中，才构成了审美意义上的“神性”。
二、湘西男女之间的“爱”是超越世俗的，没有功利性功利心，具有神性的美
湘西男女追求的是自由真摯、纯洁的爱情，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外在物质的束缚。他们甚至可以为了爱情，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求达到爱的最高境界。这种不计回报的牺牲，体现着湘西男女之爱的庄严和崇高。
首先，男女之间的爱情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功利性色彩，体现了爱情庄严。如《龙朱》写白耳族王子龙朱爱上了黄牛寨寨主女儿的故事，龙朱被赋予了高贵的品格，热情、勇敢、诚实，他的爱是美丽的真诚的——“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边城》中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是纯洁的，他们之间没有门当户对的观念，也没有嫌贫爱富的心理。他们彼此喜欢和被吸引的是对方身上的美好品质，并不是爱情以外的物质和观念，因此，他们的爱情纯粹而高尚。在这里男女之间的爱情超越了现实，功利性的成份几乎完全淡化。他们也并非只是追求身体的抚慰和性欲的满足，而是将爱情升华了——他们想要达到的是灵魂上的共鸣，精神上的满足。这体现了“爱情”的庄严，不受任何功利性物质的亵渎。
其次，湘西男女之间“以血换血”的爱情观，体现了爱情的崇高。如《媚金·豹子·与那羊》里民间的英雄豹子与美人媚金约会，却因寻找避邪的白羊发生误会，先后拔刀自尽，用血誓言了这份爱。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们把爱情当作最神圣的事情，他们的爱具有神性的色彩。《月下小景》中，XX族人的习气，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傩佑和他心爱的女孩子，为了永远拥有神圣的爱情，不惜双双走向另一个世界，双双殉情而死。他们的爱是血性的，全生命的。这种“以血还血”的牺牲，体现了爱情的神圣崇高。
湘西男女追求纯洁的爱情，竭力不让爱情受到外来元素的污染，湘西男女之爱体现着“神性美”。在这里，“美”、“爱”与“自由”在这里达到高度一致，体现了“美”与“爱”的超越性。
三、在沈从文美学观点中，“神性”的观念是植根于“人性”之上的
“神性”是“人性”的升华，表现为崇高性。这里所说的“人性崇高”是相对于都市人虚伪、自私、病态的人性来说的。在沈从文作品中，作者将边民“善良、淳朴”的人性美展现到了极致，充满着神性光彩。如《龙朱》中“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种种比譬全是为了他的美。他的德行则与美一样，得天比平常人都多。”可见，龙朱无论是外貌，还是内在品质，都是一个非常高贵无比的人。作者将龙朱的美展现的淋漓尽致。《会明》中，会明天真和善，永远做着伙夫，总想像着把腰间缠的三角旗插到阵地上去，他们无不“全身心浸透着对于理想的忠诚”，“对于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与“虔诚的皈依和牺牲”。《边城》里，美丽天真的翠翠、她的殉情的双亲、侠骨柔肠的外祖父、豪爽慷慨的顺顺，都具有作家所向往的“人性”美。在那几乎与世隔绝的角落古风犹存，人们身上更多一些淳朴，作家也对它作了美化，用以表现对“人性”美的向往与追求。
在沈从文创作的都市作品中，如《八骏图》、《都市一妇人》、《绅士的太太》等，展现的是都市人人性的扭曲，他们虚伪、自私、病态。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所塑造的湘西理想人物，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式的情怀。沈从文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湘西人民身上的野性、自然人性，神性的精神，就是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审美精神。沈从文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创作风格 ，奠定了他在乡土文学上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M]. 广州： 花城出版社，1984.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从文研究资料（上下册） [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1.孟天放，女，北京朝阳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2013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2.杨蕾，女，山东潍坊人，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13级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
农村题材小说 篇7
汪曾祺小说的悲剧选材首先体现在卑微人物生活希望的破灭。汪曾祺小说的人物多是卑微且自甘卑微的。他笔下的人物品类繁多:贩夫走卒、乡村郎中、小学教员、农夫村姑、和尚尼姑, 大部分都是一些平凡朴实的下层劳动人民, 他们既没有高远的理想, 也没有奢华的企望, 只追求平平安安的生存, 然而就是如此平实甚至谦卑的生活期望也不能实现。他们不得不承受环境带给他们的无言的屈辱与惨痛的折磨。《寂寞与温暖》中的沈沅不过想从事她深爱的事业, 想给漂泊一生的父亲立一块碑, 但她被打成右派, 连为父亲奔丧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八千岁》中的“八千岁”仅靠两元七毛钱起家, 勤劳本分, 但“八舅太爷”的出现, 使他勤俭致富的梦想遭到破灭;《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只是想让儿子下雨天能穿上胶鞋, 但他的生意却被贪心的人挤垮。这些安分守己的小人物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 厄运一一降临在他们身上, 使他们濒于绝望的边缘。鲁迅先生说,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只顾自己生存的小人物是没有多大价值可言的, “最有价值的东西, 往往是最平凡而普遍的东西, 也往往是最容易被我们漠视或歪曲的东西, 不是因为他不重要, 而是因为我们对他的价值还没有真正的认识。”[2]就像这些小人物, 他们或迂腐, 或精明, 当灾难降临时, 他们陷入生活的罗网中, 奋力挣扎, 最终却一无所获。汪曾祺说:“主要是我小时候的环境, 就是生活在这些人当中, 铺子里的匠人, 做小买卖的这些人, 有人写评论, 说我将所有人物雅化。”[3]诚然, 对于作者来说, 随和且富于同情心的父亲影响了他的一生, 使他对劳动人民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悲悯与同情, 当他将这股悲天悯人的情怀灌注于作品时, 我们则能从卑微人物的生活境遇中, 体味到生活希望破灭的悲剧根源, 也许这就是汪老选材的用意吧。
其次体现在男女情爱的幻灭性结局。汪曾祺的作品的悲剧意蕴也体现在男女情爱的悲剧结局的表达上。在很多篇章中, 他笔下的情爱梦想最终归于寂寂死去, 由此带来的悲剧意蕴便异常沉重。比较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和沈从文的《边城》, 两者有很多像的地方。这种“像”不单指两部小说的结尾, 也不单是指那种叙事结构。这种“像”也许更多是指包括这种结构的因素在内所营造的轻婉哀愁的意蕴。翠翠痛苦的希望, 不知结果的等待;十一子和巧云之间欲进不进, 迟迟疑疑的缓慢节奏, 被躁动勇猛的刘号长冲得稀烂, 他摧毁了巧云的童贞, 更惩罚了十一子。小说最后写道“十一子的伤会好不?会的, 一定会。”十一子的伤会不会好呢?巧云能不能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呢?他们会依靠他们的勤劳而得到幸福吗?作者似乎显得很乐观, 但这种肯定又似乎是作者在宽慰读者的心。这在《边城》里似乎更加明显, “也许明天就回来!”翠翠一个人在青山绿水中无望的等待, “也许……也许……”是最大的不确定, 翠翠面对的是无边的时间的挑战, 明天就回来, 连作者本人都不相信。当读者被巨大的悲痛攫住的时候, 作者的“释然”又使他们含着泪微笑了, 而悲剧的震撼却久久地回荡不去。
如果说在《大淖记事》中作者对男女情爱的悲悯哀愁隐藏在热闹轻快的文字后面, 需要读者自己辨识, 那么在《小孃孃》、《珠子灯》等小说中那种深刻彻底的男女情爱悲凉则是扑面而来的。《小孃孃》中世家子弟谢晋天于家庭的飘摇之中, 与年轻美丽的姑母相依为命, 虽然两个人心心相印, 但也无法彻底摆脱那种罪恶感的阴影, 并且小姑姑终因难产而死, 将无法承受的生命的痛苦压在了谢晋天一个人身上。《珠子灯》全篇则更是弥漫了一种彻骨的悲凉, 这珠子灯的古老风俗是为祈求多子的, 但孙晓芸的六盏美丽的珠子灯只点过一次, 孙晓芸虽与丈夫琴瑟相和, 情深意笃, 但丈夫新婚不久, 便暴病而亡。出身书香门第的她最终也没有遵守丈夫“不要守节”的遗言, 独自一个人过着凄凉孤寂的日子, 后来“她整天在床上躺着”, 没有声息, 在绝望中聆听珠子灯散落摔碎的声音, 这凄静冷清的声音正是她与丈夫爱情悲剧的写照。《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为了生计不得不委身于王氏父子, 而他钟爱的王家二公子却拒绝了她的求爱。《露水》中那对“露水”夫妻本是夫唱妇随, 相依为命, 最终却因男人的死而演绎成一曲悲歌。文章以“露水好大”开篇, 又以“露水好大”结尾, 给人以凄凉入骨的颤栗。
汪老笔下虽有明海和小英子式的纯洁无瑕、温馨浪漫的爱情牧歌, 但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所表现的更多的却是这种痛苦、无奈的爱情悲剧, 不管是富家子弟, 还是贫苦人家, 青年男女所遭受的往往是幻灭性的情爱结局。爱情悲剧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 令人读后黯然神伤, 肝肠寸断。汪曾祺选取男女情爱的幻灭性爱情作题材, 悲剧意蕴油然而生。
再次小说的社会环境折能射出的人世沧桑。写小说, 汪老并不满足于单纯地讲故事, 在小说人物的背后, 作者用不经意的笔调向读者展示了深刻的社会背景, 以社会背景来衬托人物, 以人物来反映时代背景。就汪曾祺小说的题材来说, 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建国前和建国后。建国前主要以军阀混战和抗战为背景。抗战时期国家民族的灾难使作者背井离乡奔波到西南边陲, 民族的危机和物质的匮乏给当时的人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造成了双重的威胁。在这种威胁下, 人们都在朝着不同的方向, 在不同的状态下求生存。汪曾祺正是观察到了这一点, 他用忧伤的笔调去描述这些事物, 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正直青年对当时的黑暗社会, 对被时代与社会扭曲了的人性的痛苦与激愤。《鸡毛》中的金昌焕偷了无依无靠的文嫂的三只鸡, 表现了作者对这些灵魂扭曲了的人的嘲讽。《日规》中生物系助教蔡德惠面对动荡的社会, 却能正襟危坐潜心做学问, 最终死于肺结核, 这背后隐藏了作家的悲愤与无奈。是当时所有正直的人的共同情感。汪曾祺以一个作家的身份, 以深沉的情感, 敏锐的观察、深刻的认识去体验和把握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心理状态。
汪曾祺解放后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描写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后这一时期的生活。其中真实的展现了“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历史真实。《黄油烙饼》里萧胜的奶奶饿死了, 北食堂的社员咽的是掺了糠的红高粱饼子, 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 而南食堂的干部开了三天的“三级干部会议”, “第一天吃的是羊肉口蘑萷子蘸莜面, 第二天炖肉大米饭, 第三天, 黄油烙饼。”差距如此之大, 官僚主义作风可见之严重;《寂寞与温暖》中的沈沅面对
日本巨著《源氏物语》中有关唐文化的体现
杨红
(潇湘职业学院湖南娄底417009)
【摘要】紫式部的名著《源氏物语》的出现, 体现了日本古代文学在不断从中国文学中汲取滋养的同时, 又积极谋求自我发展与繁荣的全过程。本文试从唐文化在《源氏物语》中的具体体现, 来探讨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及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化良好的吸收状况, 从而更好地促进中日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紫式部;源氏物语;唐文化
自从6世纪前后中国文学开始传入日本列岛后, 日本文学就一直深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紫式部的名著《源氏物语》就是日本本土文化与中国文化交融后产生的结晶, 被誉为日本古典文学的最高峰。《源氏物语》表面上看起来是纯粹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 但它其实受到了唐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源于紫式部自幼就受到唐文化的滋养和熏陶, 她在创作中借鉴、吸收了唐文化的优秀成果, 广泛运用了唐诗文, 大量引用了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 从而丰富了她作品的内涵, 形成她作品的血与肉。《源氏物语》的出现, 体现了日本古代文学在不断从中国文学中汲取滋养的同时, 又积极谋求自我发展与繁荣的全过程。
一、白居易诗文对《源氏物语》的影响
《源氏物语》受唐文化的影响颇大, 它在继承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成果, 特别是它借鉴、吸收了白居易诗文很多方面的内容, 更是体现了这一点:
1、《长恨歌》在《源氏物语》中的大量体现
首先, 在思想结构上, 《长恨歌》的思想结构是双重的, 讽喻与感伤兼而有之, 这对于《源氏物语》思想结构的形成, 影响是巨大的。
《长恨歌》的讽喻意味表现在, 它开篇就道明“汉皇重色思倾国”, 并对唐明皇的荒淫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种种弊政进行揭露, 以预示唐朝盛极而衰的历史发展趋势。《源氏物语》也与这一思想相呼应, 通过源氏上下三代人的荒淫生活, 及贵族统治层的权势之争, 来揭示贵族社会崩溃的历史必然性。两者的相似, 并非偶然的巧合, 紫式部是有着明显地模仿白居易《长恨歌》的目的意识的, 她在《源氏物语》开卷“桐壶”卷就道出了这一讽喻的主题思想:“这般专宠, 真叫人吃惊!唐朝就因有这种事儿, 弄得天下大乱, 这消息渐渐传遍全国, 民间怨声载道, 认为此乃十分可忧之事, 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来呢——如今更衣已逝, (桐壶帝) 又是每日唉叹不已, 不理朝
胡支书和王祚祜的刁难和侮辱默默忍受, 透过沈沅的遭遇, 反映了反右派斗争时期给人所带来的悲惨遭遇。《天鹅之死》中, 汪曾祺描写一只天鹅被人打死, 另一只不鸣不食寻找一块结实的冰面, 从高高的空中掉下来, 把自己的胸脯在坚冰上撞的粉碎;而跳《天鹅之死》的白蕤在文化大革命中, 因为一句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 受尽了“地包天”的折磨。《七里茶坊》中, 汪曾祺则用了更为直接的词语来表示, 如“标准田”、“以虚带实”, 这些属于当时的专业词汇, 揭露了当时浮夸风和大跃进所造成的后果, 其中这里面还有三句很沉痛的话, “他们 (坝上的人) 真辛苦!”, “我们 (坝下的人) 也很辛苦!”, “中国人都很辛苦啊!”。这三句话其实就是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 是一颗伤的心的人生感喟。
如果说一些小人物的故事不足以引起重视的话, 那么《八月骄阳》则是一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再现。这是汪曾祺在事隔二十年后的1986年写老舍先生投湖自尽的悲剧。文化大革命中, 身为文联主席的老舍先生不堪侮辱, 被迫害致死, 临死时, “脑袋上都是用皮带抽的伤, 身上净是血嘎巴!”, 可谓伤痕累累, 体无完肤, 令人震惊。作者借文中人物顾止庵道出了心声, “我本将心托明月, 谁知明月照沟渠”, “士可杀, 不可辱!”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摧残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多少人含冤莫政。这真是太荒唐了。” (“桐壶”卷)
由此可见, 《长恨歌》与《源氏物语》都是通过爱情故事, 展开各自时代的历史画卷, 具有明显的讽喻性, 而且都是以讽喻手法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世相的。
其次, 从作品结构来看, 《长恨歌》内容分两大部分, 一部分写唐明皇得杨贵妃后, 贪恋女色, 荒废朝政, 以致引起安史之乱。另一部分则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 唐明皇对死去的杨贵妃的痛苦思念。《源氏物语》也有类似的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描写桐壶帝得更衣、失更衣, 复把酷似更衣的藤壶女御迎入宫中过起重色的生活, 不理朝政。另一部分则描写桐壶帝的继承人源氏与众多女性的爱情生活。
白居易和紫式部都是通过对主人公渔色生活的描述, 进一步揭示各自时代宫廷生活的淫糜, 来加深对讽喻主体的阐发。所以说, 紫式部是以白居易《长恨歌》的李、杨爱情故事作为参照而写下《源氏物语》的。
再次, 就人物塑造来说, 《长恨歌》对唐明皇的爱情悲剧, 既有讽刺, 又有同情。比如白居易用同情的笔触, 写了唐玄宗失去杨贵妃之后的哀念之情, 这样主题思想就转为对唐杨两者坚贞爱情的歌颂。《源氏物语》描写桐壶帝、源氏爱情的时候, 也反映出紫式部既哀叹贵族的没落, 又流露出哀挽的心情;既深切同情妇女的命运, 又把源氏写成是个有始有终的庇护者。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源氏的同情与肯定。也就是说, 白居易和紫式部都深爱其主人公的“风情”, 感伤的成分是浓重的。在《源氏物语》中, 无论写到桐壶帝丧失更衣, 还是源氏丧失最宠爱的紫姬, 他们感伤得不堪孤眠时, 紫式部都直接将《长恨歌》描写唐玄宗丧失杨贵妃时的感伤情感, 移入自己塑造的人物的心灵世界。
2、白居易其他诗句在《源氏物语》中的大量运用
《源氏物语》中大量运用了白居易的诗作, 其中直接引用的
白, 忍受不了的, 死去了, 苟活于人世的, 内心在承受岁月的煎熬和良心的谴责, 如今的我们是无法去深刻体验那种痛苦的经历了。但逝者已矣, 末名湖的水洗涤了老舍的血痕, 时间让人学会了遗忘, 但我们不能遗忘屈辱的历史, 巴金老人多次呼唤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 而文革结束后, 汪曾祺在重返文坛后的第一篇小说《骑兵列传》中明明白白的说, “但愿这些老同志平平安安的, 但愿以后永远都不搞那样的运动了。但愿不再有那么多人的肋骨、踝骨被打断。”[4]声声泪, 字字血, 这是经历过悲惨岁月的人的心声, 这种超乎言表的悲剧意蕴让人悲从中来, 泪不能禁。
摘要：小说题材的选择往往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倾向。本文通过对汪氏小说中卑微人物生活希望的破灭、男女情爱的幻灭性结局及社会环境所折射出的人世沧桑这些富于个性的悲剧题材的确定, 论述了汪氏小说独特的悲剧意蕴。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题材,悲剧意蕴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 (第一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 1993.
[2]张恒学.社会主义悲剧观念与中国当代文学[M].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3]汪曾祺、施淑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家[J].上海文学出版社, 1998 (4) .
农村题材小说 篇8
一、题材分类:标准纷繁
网络青春小说从产生到发展都是借助了网络这个媒体, 而网络本身又具备虚拟行这一特点, 所以不同网站下的青春小说的分类都带有其网站创建者、管理者、编辑的主观因素, 因而网络青春小说的分类因网站而不同。总的来说, 网络青春小说并没有固定的分类标准, 为了方便不同阅读趣味的读者找书, 各大文学网站基本是按照各自对于写作题材的理解进行类别划分, 添加标签, 以便搜索链接。且看下面七个综合排名较强的正版文学网站的分类方式 (一些不属于网络青春小说的不在此列出) :
起点:玄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青春、历史、军事、游戏、竞技、科幻、灵异、同人
红袖添香: (言情小说) 穿越时空、总裁豪门、古典架空、玄幻仙侠、青春校园、都市高干、白领职场、女尊王朝、耽美同人、魔法幻情、台湾言情; ( 幻侠小说 ) 玄幻奇幻、都市情感、悬疑小说、科幻小说、网游小说、武侠仙侠、惊悚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 ;经典小说 (商场小说、官场小说、婚姻家庭、职场励志、纪实文学、乡土文学
小说阅读网:奇幻小说、武侠仙侠、网游小说、历史军事、灵异推理、都市小说、古代言情、总裁豪门、穿越小说、仙侠魔幻、校园小说、同人小说、魔幻传奇
潇湘书院:穿越、架空、历史、都市、青春、豪门、魔幻、玄幻、异能、耽美
晋江文学城 (原创言情站) :古言武侠、都市言情、古代穿越、科幻悬疑网游; (耽美同人站) :现代耽美、古代耽美、百合、同人耽美、同人言情动漫、同人言情小说影视纵横中文网:奇幻、玄幻、武侠、仙侠、历史、军事、都市、娱乐、竞技、同人、科幻、游戏、悬疑、灵异
言情小说吧:豪门总裁、都市高干、穿越架空、仙侠·幻情、纯爱·耽美、职场·励志、宫廷斗争、种田重生、青春·校园、灵异·恐怖、综合其他、言情小本
小说排行榜:玄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言情、历史、军事、游戏、竞技、科幻、灵异、悬疑、同人
正如宋玉霞所分析的, “从以上题材类别看, 各网站分类的方式不一致, 名称也不统一, 即使是同一网站内部, 分类的标准也并不统一。如果细究起来, 这种分类方式并不十分严谨, 有些以时间为分类为标准, 如划分古代言情、现代言情;有些以中外文化背景为标准, 如玄幻和奇幻;有些以小说发生的环境背景为标准, 如都市情感、青春校园、豪门、婚姻职场;有些以约定俗成的网络小说要素为标准, 如穿越、架空、玄幻、异能、网游、同人、女尊等等”。
的确, 上述不同网站的分类方式错综交织, 有些是内容重叠, 例如起点中文网、潇湘书院都有“都市”与“青春”这两个类型, 其中, “都市”类型中主要讲述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在都市中奋斗的题材也可以归为“青春”类, 也是属于青春的故事, 而直接归类为“青春”的也有一部分是都市生活的。而有些网络小说写的是主人公的成长过程, 既写了大学校园生活, 又写了都市职场的, 这一类应该归为“都市”还是“青春”呢?例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辛夷坞“暖伤青春”系列小说, 讲述大学女生郑微莫名其妙被断了与青梅竹马的联系, 在大学里重新开始了一份恋情, 但也以男孩的出国破碎, 进入社会后郑微与两个男孩重逢, 两个男孩重新对其展开追求, 郑微也陷入情感抉择的故事。由此亦可以理解网络小说为何分类错综交织了——是因为其跨越的阶段、包括的内容复杂, 并非一个标准单一的类型可以划分的。
二、题材类型:丰富多样
网络小说题材广泛, 蓝爱国曾这样划分题材类型, “可以大致分为:言情、都市、幻想、军事、推理、游戏、历史、同人耽美、竞技九大类别”这些分类看似杂乱无章, 但熟悉网络小说的读者却一眼就能判断这些类型之间的最大不同, 找出自己感兴趣的类型, 而网络小说写手们也能根据自己的写作题材把所写的小说归为哪一类。网络青春小说, 之所以有众多的类型, 是因为在大多数的小说中所发生的事情多是在“青春”阶段的, 就上面所提到的九大类别来看, 无论是在中校园的学生 (言情类) 、都市中的女强人 (都市类) , 还是穿越到古代市井种田重生、宫廷中卷入宫斗 (历史类) , 无论是在战争中成为英雄 (军事类) , 还是在江湖化身为大侠, 无论是奇幻中的神人鬼三界 (幻想类) , 还是查案推理中的曲折迷离 (推理类) 等等这些故事都是由年轻的人带着一颗年轻的心去演绎。
网络青春小说在大多数的读者眼里, 就像市场上的菜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任人挑任人选, 蔬菜类里有瓜类, 瓜类里又有丝瓜、南瓜、茄瓜等, 即每一个大的分类中有更多小的分类。例如在潇湘书院, 当你搜索“青春”这个类型时, 就会出现一系列小说, 而每一部小说都有更详细的标签, 让你了解到更完整的题材。
例如《错上黑老大》的标签是:青春 / 现代 / 诙谐搞笑 / 搞笑, 豪门, 宠文, 黑帮, 爽文, 女强;《市长, 我爱你》的标签是青春 / 现代 / 正剧 / 高干, 总裁, 婚姻、专情, 小三, 契约;《重生复仇千金》的标签是青春/现代/轻松小白/豪门, 异能, 重生, 复仇, 高干, 腹黑。“青春”是这些小说共同的元素, 即它们都是典型的网络青春小说, 但分类却可以非常丰富而细致。
通过这些这么详细的标签, 我们几乎可以猜想到该小说主要讲述的故事发生的背景、人物, 甚至连小说的中心塑造人物形象也能猜到八九分, 例如《重生复仇千金》的标签中有“高干”“腹黑”这两个词语, 这透露着小说中的女主角或男主角或两人是一个当高官或高官的儿女, 表里不一的冷酷、有心计。从这些大大小小的分类中, 可想而知网络青春小说的题材是多么的丰富多彩。而通过这些丰富多样的类型也有利于读者辨别不同的题材的网络青春小说, 为他们寻找到最想要的读物提供一索引途径。
三、题材特征:大众化与边缘化
对于当下的网络青春小说的题材, 有网友吐槽说是千篇一律, 其大众化是显而易见的。而又因为假如选择的题材具有大众性, 可以满足某一群体普遍的阅读需求, 便能比较持久地受写手和读者的欢迎, 所以大众化小说层出不穷。而现在网络青春小说题材的大众化最明显的两处表现在:一、性别式大众化, 即“男频”与“女频”中的读物在各自领域中有各自的特色;二、故事式大众化, 即同一故事原型, 用不同的情节不同的手法等加工成不同的小说。
(一) 性别式大众化。同一性别的读者会有类似的阅读需求, 所以形成了男性读物、女性读物 (即“男频”“女频”) 两大类网络青春小说。就用女生与男生所感兴趣的穿越小说与玄幻小说作为例子分别分析一下。穿越小说备受女生的欢迎, 从早期的席娟的《交错时光的爱恋》、黄易的《寻秦记》到最近的金子的《梦回大清》、桐华的《步步惊心》等便是最好的范例。即使是大同小异的穿越小说, 点击率依然非常高, 女读者们依然热衷, 仿佛百读不厌。相对而言, 玄幻小说则是名副其实的男生的“心头好”。从萧鼎的《诛仙》开始, 再到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天蚕土豆《斗破苍穹》, 到现在, 玄幻依然是各类网络小说阅读网点击率依然名列前茅。以起点为例, 该网站的“月票PK榜” (截止到2013年4月27日) 排行前三名的都是玄幻小说, 《武动乾坤》《莽荒纪》《光明纪元》, 点击率分别是59038923、27963442、12070720, 数字惊人。
(二) 故事式大众化。很多网络青春小说都有着大同小异的故事架构, 然后不同的写手改了一下时间、地点、人物等, 运用了写作的原理甚至一些小技巧, 便能把原有的小说翻新一遍, 就比如一间房子, 每次用不同颜色粉刷一下, 给人的感觉便是焕然一新。例如穿越小说, 同是要达到穿越的效果, 但写手则各显神通制造出不同的穿越的方式与途径。《木槿花西月锦绣》穿越现场是这样的“一阵尖锐的车鸣, 一片强烈的灯光, 使她本能抬手遮挡那光芒, 恍惚中听到长安疯狂的叫声, 然而无尽地黑暗向她袭来。”《步步惊心》的穿越现场是“张小文从阳台上把沉重的梯子一点点挪到浴室, 试了试平衡, 小心翼翼上了梯子, 突然脚一滑, ‘啊’的一声惊叫, 身子后仰重重摔倒在瓷砖地上, 一动不动。”《金风玉露》的穿越现场是“她想呼吸, 她想挣扎, 可换来的, 却是江水汹涌的灌入她的口鼻, 呛入她的肺部。窒息, 令她感觉胸膛里像被万根以上的钢针反复扎着, 痛不可挡。同时, 似乎有莫名的力量, 把她拖到江水深处。”一般是在现实中不小心出车祸、滑下梯子、溺水等意外事故, 或不小心碰到某个穿越的媒介或契机。而一旦穿越到古代, 就多是穿越到清朝或明朝, 成为古代的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 一不小心又进了宫, 卷入宫廷的勾心斗角中, 而这个过程一般都曲折动人、惊心动魄, 又再演绎披着新装的大众化故事。而且一旦某一种题材流行开来, 读者们绝不是三分钟热度, 而是十分的热爱, 一路追捧各种类似的小说, 一看再看。再如“都市”题材的小说, 也容易吸引到读者, 变得大众化。这一是因为在都市生活的群体因其相似的环境相似的故事能在小说找到共鸣感, 二是因为非都市生活群体因为好奇或向往都市生活而关注小说来满足现实中的缺失。网络青春小说的大众化是其发展的趋向, 但经典的元素不会突然在时间中流失, 就好像酒没有变, 变的是装旧酒的瓶子, 依然有络绎不绝的人来光临。
在网络青春小说大众化的同时, 亦有不少写手意识到这一问题, 便追求创新, 力求标新立异, 于是形成了网络青春小说的题材的边缘化。所谓边缘化是指向人或事物发展主流的反方向移动、变化, 非中心、非主流, 关注的不是整体, 而是个体, 不是主流, 而是支流。边缘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小说内容的反潮流, 二是小说思想感情反主流。 (一) 小说内容的反潮流, 仔细观察一下各小说阅读网页便能找到其蛛丝马迹。在科技昌明的今天, 大家的目光主要停留在大城市, 所以“都市”题材被炒得热火朝天, 而网络青春小说新兴的一种题材“种田”, 不是塑造了科技发达的新型的农民形象, 就是穿越到农耕时代, 做了地主或地主婆。再看, 我们理想的职业是医生、作家、教师、公务员等才是符合潮流的, 但一部网络青春小说《天才相师》, 在起点中点击率为19219063, 同时被印刷出版, 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21世纪竟然还有这么多人热衷“相术”, 相师也得到那么多人的认同。这一种边缘化的反潮流的内容的题材, 其实带领读者去了解更多平日少接触的领域, 开拓了读者的眼界。
(三) 小说思想感情反主流。网络青春小说思想感情反主流具体表现关注了更多被忽视或被轻视的群体。而这被忽视或轻视的群体包括生活中的情妇、小三, 也包括小说中的非主角人物。自由行走所写的《第三种爱情》颠覆了人们对情妇深恶痛绝的感情, 还让人们同情上了主角邹雨, 甚至理解了地下情的无奈与疼痛。还有匪我思存所著的《千山暮雪》中的童雪是不折不扣的小三, 男主角莫绍谦为借慕家之力拯救家业, 早已被迫与慕氏千金慕咏飞结婚, 为复仇保养了仇人之女, 在百般折磨童雪之中却逐渐动了真感情。更有趣的一种现象是, 写手关注了小说中的某一非主角人物, 把“男二” (第二男主角) 或“女二” (第二女主角) 扶正了, 最后得到了女主角或男主角的爱。例如“春天不开花”写的《杯具女王》, 因为上一辈的怨仇, 秦然有预谋地接近童颜, 顺利地使童家家破人亡之后, 两人离婚。五年后, 童颜带着她的孩子回国继续艰难地生活着, 一男性卓正扬追随在童颜身边, 帮助她, 而秦然亦放不下童颜。最后, 童雪选择与卓正扬在一起, 秦然依然处于深深的愧疚之中。很明显, 从小说的故事架构以及在人物上所花的笔墨来看, 秦然当属第一男主角, 但小说却让第二男主角卓正扬与女主角童颜修成了正果, 似乎在为许许多多部小说中条件很优秀、对女主角很好却始终得不到女主角的所有第二男主角鸣不平, 为第二男主角改变了悲剧的命运。这颠覆了大众的价值观, 也是网络青春小说题材边缘化的一种表现。
四、结语
当下网络文学的研究越来越丰富, 网络青春小说题材的研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文在散布在各网站中茫茫的小说海中, 以网络青春小说为对象, 把它的题材分门别类, 归纳总结出题材的类型与特征。其题材分类的错综交织、题材类型的丰富多样既是网络青春小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也是网络青春小说发展的源泉中的支流。而题材的大众化与边缘化这两大特征, 则既体现了网络文学发展的主导方向与力量, 又尊重了“小人物”“小思想”, 即体现了人本思想。我们有理由相信, 网络青春小说的发展是向前的, 而题材类型与特征将不断更新, 同时也留下更多的依据让研究更深一层。
摘要：文章从错综交织的题材分类、丰富多样的题材类型和大众化与边缘化这三方面分析论证了网络青春小说题材的主要类型与特征。
关键词：青春小说,题材分类,题材类型,题材特征
参考文献
[1]欧阳友权.主持人语[J].创作与评论, 2012.
[2]金春平.网络青春小说写作艺术特征初探[J].小说创作, 2013.
[3]宋玉霞.网络女性小说研究[D].兰州大学学报.2012.
农村题材小说 篇9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余绪犹在,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始终是许多作家关注的重点。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和精神危机始终存在并日益加剧。从揭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命运的全面和深度来看,新世纪小说更为大胆和深入。但从对知识分子心灵、文化心理的深层表现来看,新世纪小说则更加浮躁,很难超越90年代的创作。从十七年和80年代理想的幻象到90年代现实生活的书写再到新世纪的欲望表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正遭遇表现视域的狭隘、缺乏深度和艺术创造的粗糙等书写困境。
一、人文精神的萎缩
新世纪伊始,阎真的《沧浪之水》的发表和引起的广泛争议成为世纪初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这是一个关于“学而优则仕”的古老话题,但却深刻触及了当代知识分子在面临新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抉择时的挣扎、困惑和最终的选择等问题。池大为研究生毕业进入卫生厅,因一直坚守理想和道德准则,在爱情和事业上都遭遇困境,这种境遇只能通过丢弃自我、出卖灵魂和倚靠权势来改变,这是促使他最终放弃知识分子立场,进入权谋之争的主因。他经历了自我精神上的撕裂和痛苦,最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他从医政处副处长到卫生厅副厅长再到厅长,从一个饱受挤压和欺侮的小职员成功地转型为仕途强人。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良心谴责的声音和力量越来越微弱,当他跪在父亲坟前把他遗留下来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付之一炬时,他已彻底完成了从坚守理想和信念的知识分子到泯灭自我的虚无主义者的蜕变历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现实的挤压和利益的驱使面前不断进行精神蜕变的全过程,触目惊心却又无比真实。沧浪之水清洗出的正是知识分子日渐芜杂的灵魂。
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人文精神逐渐淡漠,价值观念出现了从精神追求到物质追求的位移,大学本身开始呈现出企业化的倾向,原有的学术范式和人文精神被冲淡,大学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模式已经向行政权力和经济效益方面倾斜,造成了专心于学术的知识分子难于立足和遭受冷遇的尴尬。新世纪作家对人文学科遭遇的尴尬充满了无奈和自嘲,曾经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启蒙运动中最具精神力量的人文学科如今已经变得贫弱无力,成为经济时代中的“鸡肋”,《桃李》中的邵景文、《教授》中的赵亮都放弃了最初选择的文学专业,而从事了更具实用效用的法学和经济学专业,《风雅颂》中曾经令杨科引以为傲的《诗经》研究也无法挽救他在职称评定中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大学俨然已经不再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
二、欲望漩涡中的新世纪知识分子群像
新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诞生了一批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在失去了启蒙等精神共鸣的同时,他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取向,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逐渐淡漠,开始转向对个人的物质生活和既得利益的追逐。80/90年代知识分子在坚守道义、良心和屈从于现实压力之间所经受的精神撕裂的痛苦在新世纪的知识者那里都已经得到轻松化解。张者的《桃李》是新世纪初期最重要的大学校园题材的长篇之一。小说真实呈现了当代市场经济对大学校园的巨大冲击。小说中的法律系硕士生导师邵景文,已经不是新时期初刘心武笔下那个充满了人道主义情怀、以拯救被“文革”戕害的心灵为己任、具有崇高道德的启蒙者形象,也不是9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陷入平庸琐碎的世俗生活,拮据困顿、自私自利的小人物形象,邵景文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新世纪消费主义社会特征的新导师形象,他被称作“老板”。作为新时代的社会精英和弄潮者,邵景文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商场和校园之间,扮演着导师、老板、律师等各种角色,他代表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完全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而做出积极调整,并已经从传统的道德君子角色中彻底解脱出来,不必再承担道义教化的神圣职责,他们开始大胆地追求物质和肉体的满足。新世纪作家对大学教师形象的塑造是一种集体的改写,在这些大学教师身上,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80年代作家笔下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并甘愿为科学和理想而献身的身影和风姿。这是一群权利与利益角斗场中的角斗士,他们不断利用自己学识资源的天然优势,追求和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他们已逐渐演化为欲望所奴役者和时代中的既得利益者。
三、“反右”和“文革”题材的重新挖掘
新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突破是“反右”和“文革”(下简称“反文”)题材的重新挖掘和书写。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方方的《乌泥湖年谱》、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等重要的长篇小说均是对“反右”题材的重新书写。新时期作家对于“反右”的挖掘对于政治灾难的书写主要集中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天云山传奇》《罗浮山血泪祭》《灵与肉》等作品都叙写了“反文”带给知识分子身心的巨大伤痛。新世纪作家作为非亲历者的叙述视角、创作立场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发生了改变。
从人物形象塑造来看,新世纪的“反文”小说不再塑造罗群、许灵均等敢于同命运抗争的时代悲剧英雄和神圣的精神受难者形象,而是书写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和精神伤痛,《中国一九五七》中的周文祥、冯俐,《乌泥湖年谱》中的许子恒、苏非聪等,他们的生命历程和悲剧命运才是当时中国普遍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状态。这是对新时期以来“伤痕”、“反思”主题的延续和深化。从叙事角度来看,新世纪“反文”小说从书写外在政治苦难转入对人物心灵的揭示。在新时期作家笔下,苦难成为历练人生的一笔财富,苦难难以磨灭知识分子的坚强意志和高贵品质。而在新世纪作家笔下,这种精神幻象被彻底打破,“反文”摧毁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肉体,更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和意志品质。作家不回避政治灾难的巨大毁灭性和沉重打击,更表现了灾难之后精神创伤的无可救赎。
农村题材小说 篇10
关键词：“右派”知识分子,右派形象
自新时期以来, 关于反右运动, 关于那些在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在当代作家笔下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叙述, 并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小说作品。在这些以右派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中, 作家们或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他们关于苦难的集体记忆, 或以非亲历者的身份对右派的故事进行解构和重建。而这些故事都离不开与之相关的右派人物形象, 因此很有必要对此些性格各异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作出分析。笔者将右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右派形象大致分为四类:坚贞不屈的受难者, 虔诚改造的原罪忏悔者, 沉沦与挣扎的妥协者, 民间视角下的“另类右派”。事实上这些形象的特征在文本中并非整齐划一, 而且时有交叉, 因此, 这样的划分只能以这些形象最典型最突出的特征为主, 力求做到相对的清晰与合理。
一、坚贞不屈的受难者
在大多早期的右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 有这样一类右派主人公形象:他们无论是作为党的干部, 还是普通知识分子, 虽然被打成右派后受尽磨难, 却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 对祖国、对党、对事业、对人民无限地赤胆忠心。
《布礼》中的主人公钟亦成, 原本可谓少年得志, 只因为在“反右”期间写了一首赞美生命的四句小诗, 一夜之间被打为右派, 遭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虽然历经种种坎坷艰辛, 但他始终抛开个人的恩怨, 对党抱有坚定的信念。由于王蒙在作品中对这种忠诚的热烈讴歌, 使得钟亦成这一人物形象被人们广为称道。显然, 作家在当时也没有意识到, 革命者的“不思悔改”与其遭受的磨难形成的巨大反差, 恰恰反证了主人公经历的原来不过是一场政治上的的荒唐闹剧。
《天云山传奇》中的主人公罗群, 是作家鲁彦周笔下塑造的一个坚贞不屈的知识分子型干部形象。作品描写1957年反右运动时, 罗群身处政治理想与科学真理的矛盾冲突之中:作为天云山考察队的政委, 他必须服从上级领导砍伐森林的决定;而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 他又深深懂得违反自然规律的严重后果, 但他最终选择了拒绝执行领导的决策, 也因此被打成右派。在随后的二十年里, 尽管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罗群仍然坚持对真理的追求, 从没放弃自己的信念。
《人啊, 人!》中的何荆夫曾是一个有理想的大学生, 1957年因为写了一张批评学校领导的大字报而被打成右派。二十多年里, 他到处流浪, 尝尽了生活的困苦和艰辛。当文革结束后, 他被召回学校任教, 但他并没有满足于这种平静的新生活而放弃思考, 因为使他痛苦的不仅是十年浩劫的结果, 更是它的原因, 而且结果和原因在今天的现实中都仍然存在着。因此在整理自己这些年来的心得体会后, 他终于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可以说, 在这个被“大写”的人身上饱含了作家戴厚英所冀望的理想人格。作者在众多同期作品中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人道主义这一当时尚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主张, 体现出其难能可贵的先觉者姿态和勇气。
今天的读者再看这类坚贞不屈的受难者形象, 难免会质疑其形象是否过于高大完美、过于理想?但在这些作品问世的当时, 读者对此却不会产生疑问, 因为在新时期之初, 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还是读者的阅读期待, 都注定了人们需要作家创造出这样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 利用这样的完人来重建他们久已崩塌的信念, 而这正是作品在当时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二、虔诚改造的原罪忏悔者形象
在众多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中还有一类原罪忏悔者形象, 这类原罪忏悔者往往自觉认同血统论, 并将之转化为基督教般的“原罪”意识, 从而虔诚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改造。
《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主人公章永璘, 就是这样的原罪忏悔者典型。一方面, 他无法忘却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带给自己的成长记忆和文化印记;另一方面, 在虔诚接受劳动对身体改造的同时, 为克服自己的原罪意识, 他还寄望于通过钻研《资本论》以从思想上脱胎换骨, 来实现自己的精神改造。出于对当时流行的血统论的自觉认同, 他甚至考虑过与马缨花结合“生出流着健康的劳动人民的血液的下一代”, 企图以此来改变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的血统。可以说章永璘对自我的“改造”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再现了处于那个极左年代的多数普通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尽管他们未必都如章永璘般被关进高墙, 但他们所面临的是一种自我监禁的心灵牢狱, 而这心灵的牢狱对知识分子而言同样可怕。
《失态的季节》中的主人公钱文, 在被划为右派之前是一家文学刊物的副主编。反右运动一开始, 工作组的领导曲风明针对钱文所写的一首关于怀念大海的小诗, 对他进行了一番痛快淋漓的批判, 尤其由于一次与右派分子廖琼琼偶遇并共进西餐之后, 钱文彻底地被批倒、批臭、靠边站, 他没有想到自己为一顿饭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此时的他找来许多书籍, 希望从中找出对自己处境的比较科学的解释, 在读了大量的名著后, 这时的钱文开始认同知识分子的原罪论, 认定知识分子确实需要改造。于是, 在极“左”思潮统治的特殊历史背景下, 钱文们越是虔诚地改造自己, 越是想努力克服原罪意识, 离他们追求的真理越远。中国文化从源头上一直遗传下来的结构性缺陷, 精神价值维系纽带的过分薄弱, 造成了这一代“原罪忏悔者”的悲剧。
三、沉沦与挣扎的妥协者
九十年代以后的非亲历者作家创作的作品中, 却开始出现灰色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 他们不再是亲历型作家们笔下的高大全, 而还原成善良、软弱的普通人, 在政治和生存的压迫下一步步变得委曲求全, 失去与现实抗争的愿望和能力
《中国一九五七》是作家尤凤伟的一部力作, 其主人公周文祥是北京K大中文系的青年才子, 在1957年学校的整风运动中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 结果却成了第一批身陷囹圄的右派知识分子。面对这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大风暴, 如何在那“小人如野草般疯长”的年头生存下去则成为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他最终选择了妥协, 他学会了在斗争中明哲保身, 也学会了排队“告密”, 在小说第三部中甚至沦为吃蛇一族。对周文祥这样的妥协者形象, 今人要进行单纯的道德评判是很容易的, 但是从对历史的记录这个角度来说, 若没有周文祥们的回忆和转述, 那段历史就会象作品中冯俐交给周文祥的那叠寄意深远的白纸那样, 永远只能成为“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了。
与周文祥妥协于极左政治的压迫不同的是, 《叔叔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叔叔却是妥协于自身在重获新生后的种种欲望。年轻的叔叔被打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后, 慢慢由恐惧变成麻木、冷漠, 随遇而安地选择了与一个普通农妇结合。文革平反后, 叔叔成为一个受人仰慕的著名作家, 并随之开始了放纵的生活。他致力于隐瞒屈辱的过去, 为自己树立社会英雄般的崇高形象, 而妻子和儿子的存在却证实了他的故事的虚假性。他于是选择与妻子离婚, 并反对儿子来到自己身边生活, 后来在与儿子的冲突中, 他又打伤了儿子, 此后他才发现他一生的不快乐恰恰在于这个被打败的儿子就是昨天的自己。小说尽管单单指涉叔叔——一个类似精神领袖的著名作家, 但以叔叔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丑陋与虚妄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四、民间视域下的另类右派
应该说大多数右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都是基于作家的启蒙精英立场而创作的, 但少数作家却另辟蹊径, 在作品中选择了民间立场。在这种独特的民间视域下塑造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也因此独具特色, 笔者将之归为另类的右派形象。
《芙蓉镇》作为80年代较早“有意无意地从民间的视角和立场反思中国民主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存在的悖谬与悲剧现象”的优秀作品, 为反思文学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途径和立场[1]。该作品的男主人公秦书田本来是一个有着光明前途的文艺工作者, 因为编导反封建的风俗歌舞剧《喜歌堂》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应该说秦书田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很普遍, 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是以“癫怪”的行状来应对历史的荒唐。
这个在作品中被芙蓉镇人称作“秦癫子”的右派, 其癫怪表现为他在运动中表现出几近滑稽的“积极”, 如文中描写了他把示范“黑鬼舞”、“塑狗像”等侮辱人格的差事, 当成“艺术性劳动”去积极完成的情节。应该看到, 在极左的政治语境中, 秦书田的“积极”只是一种黑色幽默式的荒诞, 叙述人借此反讽了极左政治本身的癫狂。秦被小镇人形容为“穷快活, 浪开心”的癫子, 他的癫怪中, 有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在小镇人眼中的异质性和喜剧性的放大, 有“竹林七贤”般的“佯狂”, 也有对生存意义的拷问。他是用戏谑来直面人生的痛苦, 就象他编写的那些喜歌一样, 是带泪的笑, 是对命运的特殊的挣扎和反抗。作品描写他始终鼓励女主人公胡玉音活下去才会有希望, 一切才有可能, 这种朴素的生存哲学正体现了这位“癫怪”的右派分子并不是执行精神胜利法的阿Q, 而是一位对生活有深刻理解的智者。
朱总人是莫言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的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 其右派身份竟然源于一个荒唐的闹剧:原来他所在的小学在当年因为抓不出右派, 上级派来一个反右大王来帮助完成任务, 这位大王要求所有老师到操场集合并让每人出来走几步, 朱总人老师在走路时不幸先迈的右脚, 而按照反右大王的理论就是走路先迈右脚的就是右派, 就这样朱老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但似乎这顶沉重的帽子并没有对朱老师的生活造成什么直接影响, 他依然乐天知命, 所以文中才会有其种种精彩的表现。在叙述者口中, 他仿佛一个民间英雄, 几次比赛中他都令人难以置信地取得了胜利:跳高比赛时他居然采用一种自创的背跃式, 跳出远远超过他身高的高度, 而这种姿势在当时还没有人试过, 直到几年后的世界冠军采用才得以为大众所知;乒乓球比赛时他凭借神鬼莫测的发球和大量的擦边球, 把县里来的冠军打得风度尽失;游泳时他与其它右派的保留节目是“比赛水下憋气”, 而这自然又是以他的胜利而告终;一万米的长跑比赛时他又以大白鹅一般难看的姿势坚持跑完, 并在比赛的最后关头由于其它运动员的“意外”退场而获得了第一名。总之, 朱老师的形象离那些一贯高大帅气、风流倜傥的知识分子形象似乎差得很远, 但其所拥有的种种民间“功夫”却恰恰是普通城市知识分子所缺乏的, 这使得这个“被埋没的天才”在众多右派形象中脱颖而出。
通过对以上几种右派形象的归类分析, 在可以看出, 在右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初期, 作家受到自身的世界观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局限, 在作品中往往不由自主地在自怜的基调上将知识分子崇高化, 而有意无意地回避对知识分子失去独立精神人格的痛苦难堪的自我解剖, 所塑造的坚贞不屈的受难者和虔诚改造的原罪忏悔者的形象大都陷入了模式化的窠臼中。随着时间的流逝, 近年来的右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右派形象呈现出复杂和多样的态势, 无论是出于知识分子严格的自审意识而塑造的妥协者的灰色形象, 还是民间视域下的另类右派形象, 都体现了作家们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小说观念的发展。应该说作家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们笔下的右派故事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相, 他们笔下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也越来越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余英时, 中国知识分子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2]许子东, 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农村题材小说 篇11
毫无疑问，本书获得茅盾文学奖，作者徐贵祥在其中灌注的心血是相当巨大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对这部作品的获奖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在接触文本之前，更多的读者接触的是由张丰毅、殷桃、李雪健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历史的天空》。正是由于电视剧的热播，文学接受者才开始注意对《历史的天空》的小说文学文本进行阅读，进而使其在图书市场的销售量大增，并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该书的获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这种电视剧热播、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紧随其后上市的情况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亮剑》、《父亲进城》(电视剧名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暗算》、《功勋》、《延安颂》、《长征》、《八路军》、《新四军》等等革命历史作品都是电视作品与文字作品的上市同时进行，甚至有的电视作品还先于文字作品。电视剧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影响莫过于作家权延赤的《狼毒花》了，原著的出版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除了文学评论界对其简单的介绍与分析外，并未产生更大的影响。但随着由于荣光等人主演的同名电视剧《狼毒花》在2007年夏季各省市卫星频道的热播，爱睡女人、打仗不要命的“老常”一下子走进了千家万户。紧随其后的就是文学作品的再版与热卖，甚至连权延赤的其他作品也得到了市场的青睐，文学界也不得不对《狼毒花》开始了新一轮的重新解读与研究。而改编自都梁同名小说的电视连续剧《亮剑》在央视热播，也获得了极高的收市率。紧接着该剧的原版小说便出现在中国大的大街小巷。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了剧本先行，电视剧亮相，然后才是文学文本的露面，宣告了政治/艺术/商业三位一体的红色影像文学的诞生呢?
事实上，这种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度繁荣。对应着中国社会深刻的历史转折，时代语境的巨变促成了新的革命历史想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又无反顾地走上了经济体制改革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中国发生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改变了中国延续了几十年时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中的主宰力量。政治语境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动以及新的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这种变动表现在社会文化语境上便是：首先，政治与文学的规约、冲突日见其少，思想的空间日见其大。其次是人们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呈多元、分散的态势，比如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再次，思想的探索与交锋更重视现实中的问题甚至是制度层面的、可操作的问题，比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以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问题等等。正是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这些变化，构成了以个人体验与趣味为核心、世俗价值观为底色的新的文学时代。新的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创作观念，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体式来标明二者的联系：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文学语境的变化——文学创作的变化。关于这次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金元浦谈道：“在道德准则上，一批人实际上已经经历了由传统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转化，由崇尚精神完善到崇尚物质实惠的转化。人们的物质消费的欲望日益高涨，享乐型的生活期望日益膨胀：人们往往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只关心生活和身边的‘小型叙事’；人们不再关注哲学文化的形而上终极探寻和未来世界的‘辉煌远景’。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所谓的‘生活质量’。”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行为的灵活性、自由性以及追求利润的合法性激活了长期被压抑着的国人的金钱意识和消费意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里。人们关心的是怎样获取自己起码的生活资料，怎样最大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这一切都排斥着他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文学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生存和发展环境被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彻底改变，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学接受者阅读行为的改变。在新的经济文化条件下，大众的阅读行为虽然仍在广泛地发生着，但是他们的阅读对象发生了变化。普通大众是按照他们各自的兴趣和文化水平选择文本进行消费。他们的阅读动机转向了娱乐性、消遣性、感官刺激性、知识性。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也被纳入整个社会化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中，消费对生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是非常直接的。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虽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文学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的制衡仍然存在，文学仍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实现国家新的战略目标的需要。
归根结底，在幕后操纵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电视剧命运的无形之手就是电视媒体生产背后的市场商品经济运营策略，毕竟影视作品的传播归根到底是一个市场机制问题。市场经济的崛起，对国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改变是显著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行为的灵活性、自由性以及追求利润的合法性激活了长期被压抑着的国人的金钱意识和消费意识。在这种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也在实质上被纳入到整个社会化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中，消费对生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是非常直接的。因此，文化产品的投资者们便看中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这个巨大的潜能市场。一方面，它代表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其的生产、传播、流通必然受到国家的重视与保护，甚至有可能得到国家的部分资金援助：另一方面。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文化消费者群体是巨大，构成是多层面的。上到政府官员，下到平民百姓，都对革命历史题材文化产品具有浓厚的兴趣。普通百姓想从中看娱乐及刺激，政府则想让青少年从中看到民族精神与英雄精神，受到革命先
农村题材小说 篇12
一.五个故事的设置:小人物与大题目。
《职业》中本有五个故事。即:中年妇女专收旧衣烂衫维持生计;异乡妇女常年在外卖化风丹, 生意不太好做;一位老者在暮色中凄凉地卖壁虱药;秀气的苗族女孩卖杨梅、粑粑;不能上学的小男孩卖椒盐饼子西洋糕贴补家用。这五个故事中分别出现男、女、老、少, 有本地人, 也有外地人, 基本上概括了下层劳动者。他们的行为表现了共同的主旨:牺牲自己部分的权利和自由, 不得不为生活而奔波。
“《职业》是个很大的题目。职业是对人的限制, 对人的框定, 意味着人的选择自由的失去, 无限可能的失去。”[3]若真将每个故事独立成篇, 则难以达到大题目的要求。若将五个故事并列叙述, 虽能合乎要求, 未免太繁琐。
而小说的妙处在于:将前四个故事用并列结构合成一体构成前半部分作为背景略写, 将最后一个故事作为重点详写以深化主题。
它的好处有三:
一是在内容上扩宽了反映现实的广度。
前四个故事的主人翁作者已做好了选择, 有老者、中年人、少女。既有本地的, 也有异乡人。再加上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也进入劳动大军, 一幅完整的职业图景就形成了。正如汪曾祺所说:“这样, 内涵就更丰富, 主题也深化了, 从‘失去童年的童年’延伸为‘人世多辛苦’。”[4]
二是在结构上更紧凑, 有利于主题的深化。
前四个故事是并列结构, 因为都是略写, 实际上每个故事仅仅只是劳动职业的一个场面, 它们的作用限于合为一体地提供后面小男孩出场的背景, 或渲染气氛, 或提供一幅南方小城小巷的民俗画卷。
那为何只选择小男孩的故事详写呢?
因为小男孩太小了, 他是最不应该过早去工作谋生的。他本该无忧无虑地上学, 就像那些学他吆喝的小孩一样天真快乐。小男孩的故事是最能引人同情和反思的。汪曾祺对这个故事挖掘很深, 利用小男孩失去人世间最美好的童年, 以小见大, 反映了问题的深度。
三是利用前后故事间的联系, 有效地扩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
可以想象:那个专收旧衣烂衫维持生计的中年妇女可能也有一个儿子, 他会像故事中的小男孩吗?那个常年在外卖化风丹的异乡妇女, 为什么不回家?是为了家里的小孩能过得更好吗?卖壁虱药的老者有一个孙子吗?他的吆喝声是多么低沉苍老啊!他还有人生的希望吗?卖杨梅、粑粑的苗族女孩该有弟弟吧, 他能在家读书吗?
若从小男孩的角度去联想可得到更丰富的内涵:小男孩的给人家洗衣服的妈妈会像中年妇女样辛苦吗?若家中有变故, 她会离乡背井在外谋生吗?小男孩长大了, 他在人生的暮年又会成为卖壁虱药的老者吗?当然读者可以有更多的合理的想象。
二.同中有异、多姿多彩的“吆喝叫卖”声:劳动的辛酸和美。
《职业》不仅是写劳动的辛酸, 更突出写了劳动的美。这正是汪曾祺小说独特之处。“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 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 有诗意的, 生活是可欣赏的。”[5]这充分体现在对贯穿全文的“吆喝叫卖”声的多次描叙上。令人称奇的是:文中有十三次不同场面的“吆喝叫卖”声, 而每次写法均不同。真可谓奇葩摇曳, 多姿多态。
先听前四次“吆喝叫卖”声。只要是关涉美的地方, 作者就浓墨重彩。
第一种吆喝重在写声音本身的特点, 比喻和夸张的运用表现了作者对这种声音由衷的赞美。“有旧衣烂衫找来卖!”这是一位专收旧衣烂衫的中年妇女的叫卖声, 作者突出了声音的特点:一是“脆”, “就像一个牙口极好的人咬着一个脆萝卜似的。”二是音调高, “她这一声真能喝得千门万户开。”三是音气足, 可以一口气拉得很长, 传半条街远。这种特点的声音大概只有唱高音的女人才能发出。另外还注意到她声音中方言特点:“有”字切成“尤”字音。
第二种吆喝重在写叫卖之物, 五个连续问句表现了作者对人的关注。“有人买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这大概是另一位卖药女人的吆喝。作者不再重复写声音的特点, 而专写自己听吆喝声的思考, 通过对叫卖之物中出现的两个名词的自问自答, 表达了两重含义:异乡人在外生意不太好做及“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
第三种吆喝重在抒写自己对它的感受, 情境交融的画面传达出人生的悲苦“壁虱药!蚤药!”这可能是一位老者, 他聪明地选择了黄昏后才出来叫卖。昏暗的暮色光线与低沉苍老的声音交织, 在逐渐宁静的夜色小巷中回荡, 显得格外凄清、悲凉。
第四种吆喝妙在写哟喝之人, 通过对叫卖少女的肖像的着墨, 散发出清丽、明快的色彩, 也使文章增加了亮色。“卖杨梅_____!玉麦粑粑_____!”作者仅仅通过对哟喝之人, 即当地的苗族少女的肖像描写, 以及对她们所卖之物的大小、颜色、清香的描述, 让人产生对吆喝之声的美好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种吆喝声从音调的变化角度看, 分别是从高音到过渡音, 再到低音, 最后转变为欢快的音调。从节奏的变化看, 四种声音分别从悠长到缓慢, 到短促, 再到绵长。从音质的变化看, 四种声音分别由中年妇女, 老人, 少女所发出。从听众的心里感受看, 分别由赞美到思考到叹息再到愉悦。虽重复同写吆喝之声, 但文章笔法既循规律又极尽变化之能。
再听小男孩出场后奏响的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主旋律。这种吆喝先后出现九次, 每次描述各不相同, 每次都只突出小男孩的一个方面, 渐渐的, 小男孩的形象就清晰了, 丰满了, 叫人难忘。
“椒盐饼干西洋糕!”
前三次是间接写, 写吆喝声背后小男孩的故事。吆喝声只是一个引子, 分别引出了他所卖的食品, (这应该是一种适合小孩子四季早晚都能卖的小商品) , 他独特的小贩形象, 以及他的身世介绍, 使读者明白他不能上学的原因。
中间三次写了小孩两个细节和他特有的吆喝声。工作时, 小男孩尽职尽责, 严肃、认真, 像个小大人。他会像成人一样抵制各种对小孩的诱惑, 这使他与普通的同龄小孩区别开来。但若稍有闲暇, 他也会在路上痴痴地看马, 百看不厌。天真、好奇, 他毕竟还是个儿童。
当正面直接写他有腔有调的吆喝时, 作者特意给它谱了曲, “556--532.—”这也是汪曾祺唯一谱曲的小说, 通过语言陌生化的手法, 读者似乎从曲谱中能够学唱这句, 可以听到小孩那抑扬顿挫的、稚嫩的而又熟练的叫卖童声。
后三次写学吆喝的调皮同龄小孩和小孩自己学自己的吆喝, 童趣盎然。
由于小男孩的吆喝声好听, 也引起了众多同龄小孩的好奇。“捏着鼻子吹洋号”, 他们随口一溜就作了诙谐的改编。游戏本是儿童的天性, 他们善于发掘生活中的趣味, 只是这建立在小男孩的尴尬、无奈上。“少年不知愁滋味”, 只管好玩, 哪有什么恶意呢?
最后写小孩学自己的吆喝, 属全文点睛之笔。当他放工去外婆家吃饭, 见巷子里没有人, 忽然大声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看到这, 读者该会扑嗤一笑, 完全被这童真感染, 感受到小孩略带幽默感的苦味。的确, 远距离的回忆淡褪了生活本身的沉重与悲凉, 留给我们的是温馨与平和。
由于作者热爱生活, 观察精细, 善于挖掘, 尤其是具有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 以小见大, 以小题材表现了大题目。《职业》宛如一首复杂多变的多重奏乐曲, 余韵悠长, 让人回味无穷。
摘要：《职业》讲了劳动的辛酸和美, 由五个小题材故事分两部分构成, 分别体现了劳动的广度和深度。“吆喝叫卖声”贯穿着五个故事中的五种职业, 共出现十三次, 每次写法均不同, 侧重点也不同, 显示了作者深邃的思想和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
关键词：汪曾祺,职业,叫卖声,重复
参考文献
[1][2][3]汪曾祺:《思想·语言·结构》, 《晚翠文谈新编》, 三联书店, 2002年版P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