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安全制度

集体安全制度（共11篇）

集体安全制度 篇1

据新华社讯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8日下午就世界医药卫生发展趋势和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医药卫生事业关系亿万人民健康，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民生问题。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饶克勤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医药卫生事业。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战略目标。2009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分析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周密部署，扎实工作，确保改革目标实现。

胡锦涛强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健全制度体系，加强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不断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胡锦涛强调，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要全面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要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加快建设医疗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原则，加快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要加快建立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坚持中西医并重，保障群众安全用药。

胡锦涛指出，中央已经明确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要重点抓好的5项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按照着力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切实抓好落实。要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逐步扩大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将全体城乡居民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要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确保基本药物价格合理和质量安全。要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把更多财力、物力投向基层，把更多人力、技术引向基层，切实增强基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要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最大限度地预防疾病。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优化公立医院布局结构，让广大人民群众放心满意。要通过落实好以上5项重点改革任务，有效解决当前医药卫生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使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切实做到病有所医，有效保障人民健康。要加快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机制，为医药卫生体系有效规范运转提供根本保障。

胡锦涛强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惠及13亿人的重大民生工程，事关重大，任务艰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把医药卫生工作作为关心群众、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的大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着力提高推动医药卫生事业发展能力和水平。

胡锦涛指出，长期以来，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爱岗敬业、辛勤工作，为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全社会都要关心、爱护、尊重医药卫生人员。广大医药卫生人员要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做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为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集体安全制度 篇2

2、活动前，有关负责人要仔细研究，周密计划，严格组织。

3、要派人事先勘察活动场地、环境，确保活动场地符合安全和活动要求。

4、要落实各项安全责任。各班必须有一名教师带队，低年级各班须二名教师。带队教师必须自始至终组织好队伍，照顾好学生，及时处置偶发事件。

5、集体活动前，必须进行一次针对性的安全教育。

6、无特殊情况，学生应戴安全帽参加活动。活动过程中应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不得私自脱离集体。遇有特殊情况应报告老师。

7、步行前去的活动，老师应与学生一道步行。

8、活动结束后，教师应把学生带回学校。如安排家长接送的，必须待最后一个学生接走后，带队老师方可离开。

9、活动中如需使用交通工具时，必须租乘国有（A类）运输单位的车子，所乘车辆必须符合安全要求，并与有关单位签订安全承运合同。不得超载，不得乘坐无三证（健康证、驾驶证、上岗证）的人员驾驶的车、船。

10、其他单位要求组织学生参加的集体活动，须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否则，学校应予拒绝。

新土改聚焦集体产权制度 篇3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新土改方案涉及宅基地制度、征地制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制度以及土地二级市场制度，被认为是自1978年实施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中国最大动作的一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尝试。

不过，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主任徐小青介绍，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虽然会对农地确权和相关试点工作做出部署，但不会就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一个整体的方案。

徐小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农村土地的各项改革都是围绕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这条主线展开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了包括农村工作在内的中央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农用地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限等农村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均离不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个核心，“因此高层对此非常重视。”徐小青说。

去年11月召开的三中全会，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政策目标，包括允许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和转让;赋予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和担保权能等。这次会议被认为对新土改最终定调，确定了总目标。

今年9月底，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和《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12月初，中央深改组又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多位从事土地研究的学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上述两份文件对下一步的土改工作具有指导意义，预计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依照这两份文件的意见和精神，出台更加具体的措施，进一步推动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在内的各项试点工作。

三权分置：放活土地经营权

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一轮土改，通过确立农村土地承包制，实现了农村集体所有权和家庭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那么新一轮土改的目的，就是实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多次表示，农地改革的基本方针已经明确，即“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推进土地合理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创新农业经营主体。

放活土地经营权，被认为是农村土地制度的一次重大创新，也是新一轮农村生产关系调整的核心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开创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与过去的规定相比，这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按照现行法律，农民对承包地只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没有处分权，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允许抵押、担保的，因为抵押、担保实际上就是一种处分权，一旦抵押担保，到期无法偿还贷款，那土地就变成别人的了，变成事实上的农村土地买卖。

但是，现实中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又需要资金，商业银行每一笔贷款都必须要有效抵押物，而农民又缺乏，造成了贷款难。

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为解锁农地抵押困局创造了制度基础。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允许抵押担保，既能缓解农民的贷款难，又能做到风险可控，即便到期还不上贷款，农民失去的也不过是几年的经营收益，并不会威胁到他的承包权。

“经营权与承包权的分离，解决了制约土地抵押的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问题。”农业部政法司司长张红宇认为，以承包权长期稳定来保障承包农户财产权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以经营权设定抵押来破解现代农业发展的融资难题，求得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结合。

但由于担心突破18亿亩耕地的红线，以及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中央在推进经营权流转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不能强制流转农民土地，不能改变土地原有的用途。

按照国务院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耕地总面积不低于18亿亩，但在现有条件下来看，实现难度很大。

因此，在新土改方案中仍将坚守18亿亩耕地的底线，小产权房将不会得到许可。“为什么说农民的小产权防不合法，并非因为他是农民，而是因为这样的建设不合规划，谁搞也不行。”陈锡文说。

农地入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率先破冰

农村承包地、宅基地以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被认为是新土改的“三块地”，而与前两者相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步伐最快，有可能最先破冰。

目前中国农村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分为农用地和农业建设用地。后者虽然与前者相比，比例不高，但绝对数量却很大，统计数据显示，村庄的集体建设用地是城镇所有基础建设用地的两倍。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又分为三大类：宅基地、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据统计，集体建设用地的总量大概有16.5万平方公里，其中至少70%以上是宅基地，属于经营性建设用地即乡镇和村办企业用地所占比例约为10%，而这10%也被认为是整个农村土改的突破口。

据前述消息人士透露，在新土改方案中，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可以不经国家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而是直接流转入市从事土地开发经营。

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直接进入城市土地市场，而必须由政府按照规划征用为国有土地之后，才能在目前的城市土地市场上进行交易。

不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我国市场化改革历经三十多年，多数产品和生产要素都实现了市场化，而土地作为最为基本的生产生活要素，市场化仍相对滞后。土地在农业、工商业、住宅间的配置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而非由市场完成，土地交易处于卖方垄断下的买方竞争，造成了一方面城市土地价格不断高涨，另一方面大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闲置的矛盾局面。

郑风田认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城乡建设统一市场的好处，就是打破了目前一头沉的现状。

“过去是大量的要素向城市流动，包括土地用途从农用到非农地的巨大增值收益也基本上流向城市，导致城乡发展失衡。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可以让增值部分留在农村，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新的试点方案料将就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出具体的试点办法，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破题。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目前农村尚缺乏统一规范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及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可能带来的影响的不确定性，试点的步伐不会过快。

陈锡文就一再提醒，“入市”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却有着明确的前置条件和限制条件，“只有属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如过去的乡镇企业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才可以进入城市的建设用地市场，享受和国有土地同等权利。”

因此，新的试点方案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准入，也将遵循严格和谨慎的原则。据了解，北京市从今年开始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目前仅有1%的集体建设用地得到了入市批准。

宅基地退出：限定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

之前，有媒体报道称，新土改方案最大的亮点是提出了宅基地的退出机制。具体来说，退出的宅基地可由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市场价格回购，预留一定面积用于宅基地再分配，其余可以调整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实现宅基地财产性收益。

如这一方案若获批，则少数剩余宅基地通过退出和调整，可以“变身”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不过，有接近方案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宅基地流转只能限定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这一点在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中不会突破。

随着城镇化发展，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务工，导致农村宅基地闲置浪费问题日益突出。

政策虽然对宅基地退出与收回做出了规定，但由于使用权是无偿退出，导致有关政策不具有可操作性。

在现实生活中，对农民而言，退出闲置的宅基地既没有对房屋的补偿，也没有对退出宅基地的补贴，他们的选择当然是不会主动退出;而对农村集体来说，收回的宅基地不能直接上市交易、不能搞开发建设，同样也缺乏收回的动力。

近些年，安徽、浙江、宁夏、湖南等多个省区都对宅基地退出机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安徽省提出通过建立补偿机制，激励宅基地退出;浙江省则将宅基地使用权量化为“宅基地权票”，通过权票交易、流转实现农民宅基地的有偿退出。

据悉，新试点方案很可能会在农村内部建立一个宅基地市场，实现宅基地的有偿退出、出租和交易，既保留了宅基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制度，又达到了市场调配土地资源的目的。

征地制度：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仍存在巨大分歧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土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后，补偿标准最高不超出土地被征收前3年年均产值的30倍。

由于补偿标准比较低，农民不满意，这些年各地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国土管理部门曾在上世纪末提出了“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拓宽安置途径、完善征地程序”的改革思路。其后各项与土地改革相关的方案，均围绕这一思路展开。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在总结上述思路及其实践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两个总体性目标：缩小政府征地范围，以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其目的，旨在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所获得的比重。

这次会议结束后，国土部开始着手修订1986年颁布、仅在1998年修订过一次的《土地管理法》。其修订思路，是允许集体建设土地进入市场流转，将集体建设土地与国有土地提升至同地同权同价地位，以及相关内容的一系列修改。

从2009年开始直到2012年底，这部法律曾三次进入人大立法的修改计划，但至今修法计划仍未实现。

郑风田分析认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还有严重的依赖，另一方面是对如何分配征地收入各方存在很大的分歧。

国土资源部调控和监测司改革协调处处长王爱民曾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在没有解决地方政府庞大债务问题，没有寻找到合适的替代土地财政方式的情况下，贸然打破现行土地基本制度构架，可能会带来不可想象、无法收拾的严重后果。

“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郑风田说，如果巨额增值收益全部留在当地，会造成农民间的财富巨大不平衡，必须建立合理的土地税收制度，解决地方政府以及不同区位农民间的收入分配问题。

据悉，新土改试点很可能先按照不同的分配标准，在东部、中西部试点。深圳去年在这方面已经开始了探索，村集体、个人可获得30%的土地增值收益。

集体林权制度 篇4

集体林权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集体林权制, 即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它包括:《土地改革法》规定的分配给农民个人所有的通过合作化时期转为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林地;集体所有的土地上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种植、培育的林木;集体和国有林场等单位合作在国有土地上种植的林木;“四固定”时期确定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森林、林木、林地;林业“三定”时期部分地区将国有林划给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且已由当地人民政府发放了林权证的。

摘自《中国环境报》

小学学校集体活动安全管理制度 篇5

一、下课后要轻步走出教室，参加课间轻松愉快的活动。未经许可，不得进办公室，不在办公室周围喧哗，不随意串班。

二、值日生在预备铃之前，应主动认真地将黑板擦干净，把讲台整理好。

三、课间休息不追赶打闹、起哄、搬动桌椅、乱写乱画。

四、上下楼梯靠右慢行，不得拥挤，不推人、撞人。

五、按《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具体要求，不在教室、操场各处追逐打闹，狂奔乱跑，防止互撞，禁止怪声喊叫，不做危险游戏，不攀爬栏杆、篮球架等设施。不要到升旗台、花栏附近玩耍，禁止学生乱扔纸屑、攀爬围墙栅栏、教室窗台和教室内桌椅。不跳校园各处台阶。

六、老师在楼梯、操场行走，学生应有礼貌地问侯、让道，不得抢行拥挤，冲撞老师。

七、学生在违背上述要求时，应服从值周干部和老师的劝阻及教育，严重者接受学校处理。

八、班主任在课间要随时观察该班学生活动情况，发现学生有不安全行为，及时制止、教育。

集体林管理呼唤制度创新 篇6

我国自然保护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只是为了用好用活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配置森林资源，提高效率，更需要考虑到国际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缓解气候变化的关注，需要考虑到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在改善当地居民生计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管理。

在我国自然保护区内，集体林占有相当比例，自然会引起社会多方面的关注。据调查，云南全省自然保护区中的集体林面积占保护区总面积32.44％，福建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林业用地中集体林占其中的75％，辽宁全省54个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中，集体林面积占保护区总面积的41 3％：贵州省集体和个人所有的集体林约占森林面积的85％。

保护区中的集体林参与林改已是大势所趋，主管部门业已认识到其改革必须遵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法律。例如：辽宁省要求保护区内集体林权改革应积极稳妥进行，可以先行试点，再稳步推开。保护区内集体林管理及其配套政策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难点和热点问题，其治理制度亟待创新。

首先，是如何保障林农利益的问题。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对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保护条款多，而对林权权利人的权益则关注较少。《森林法》规定，自然保护区的森林严禁采伐，对其他的经营活动也作了严格限制。由于保护区保护管理的限制，林农难以对生长在保护区内的集体林开展经营，无法获得实际的利益，造成了保护区的依法管理同林农的对立。因此，制定法律法规时，不仅要使生物多样性得以保护，还需要进一步保障林农权益。保护区内也要适度放活经营权，如对实验区的集体林，尤其是人工用材林，经济林、竹林，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允许林农依法自主经营，保障林木所有者的处分权。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可以建立利益共享机制，鼓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生态旅游以及开发利用非木材林产品，如野生菌、药材、花卉等，大规模启动自然保护区内居民可替代性生计项目，如经济林、劳动力转移、扶贫、林农技能培训，生态型产业、改灶节柴等。

第二、明确政府责任，探索林地置换或赔偿制度。保护区大多处在贫困地区、山区，生态系统脆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区内资源利用受到极大制约。保护区内的居民承担了保护的成本并丧失了部分的发展机会，却没有为此得到相应的足额补偿。相关部门有必要采取将保护区内的集体林与周边国有林置换，对自然保护区内的集体林进行征用或赎买等措施降低保护区内集体林比重。需要限制保护区内集体林商业化流转，特别要禁止公权力和商业资本联手，开发林地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

第三，建立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制度和资金保障制度。社区共管是采取社区，公众、非政府组织团体等积极参与的合作性共管模式，因此需要制度化安排作为保障。政府需要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及公众参与的磋商机制，为公益性组织和公众参与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提供平台。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在四川省平武县建设“社会公益保护地”，探索政府监督、民间管理的新型保护地模式或许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民间筹集到了自然保护的资金，与此同时，也为公众参与自然保护工作搭建了平台。

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篇7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行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再次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即打破城乡土地的“二元化”,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城乡土地权能的一致与否,是决定城乡土地市场统一或割裂的基础力量。[1]目前,我国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因其产权主体的不同而导致权能存在较大差异,这不仅是导致土地征用市场国家垄断、农村隐性土地市场大行其道、城乡土地市场割裂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是始终无法出台对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同样适用的转让程序、定价方式等规定的关键所在。只有当赋予农民集体完整的土地产权之后,才有可能打破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行政垄断,使集体土地合法入市,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杨贵青(2015)、刘连泰(2015)等学者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承载了太多的社会义务,应赋予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相应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黄宝连(2012)、李明华(2015)、何传新(2016)等学者认为,土地制度改革是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实现的。施建刚(2012)、李景刚(2011)等学者则针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张晓云(2012)等学者认为应赋予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继承的权能。袁震(2012)等学者认为我国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立法现状存在诸多不足,应在总结各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我国学者对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发现,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是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明确农民的土地权利,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2,3,4,5,6,7,8,9,10]在此思路下,本文选取浙江省、河北省及广东省三个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状况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省份,比较其相邻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价格差异。

2 不同产权建设用地价格对比

有学者指出,产权因素和区位因素是造成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价格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11]为了清晰地比较产权差异所造成的集体与国有土地价格差异,排除区位因素造成的影响,本文以浙江省、河北省、广东省为例,分别代表未进行试点地区、近年进行试点地区以及早期即进行集体土地流转且相关制度较完善的地区,选取相邻位置国有建设用地与集体建设用地交易价格进行对比。其结果如图1、图2、图3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土地市场网、中国土地动态监测系统。

由图1、图2、图3可知,在尽可能排除区位影响,只考虑产权因素影响的前提下,浙江省和河北省国有土地价格明显高于集体土地,浙江省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价格差异最大,广东省两种产权土地价格变化总体一致。究其原因,本文认为由于浙江省尚未出台任何关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地方规定,导致其两种产权的土地处于两个市场之中,集体土地灰色市场大行其道,土地价格不能正确反映其价值;此外,不允许集体土地入市流转又会减少建设用地的供应量,从而导致国有土地价格升高。由图1可看出,浙江省国有土地价格明显高于其他两省。《河北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中第三条指出,“本办法所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是指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出让、出租、转让、转租和抵押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除一句“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并未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做出相应规定。所有权制度是产权制度的核心,只有在所有权明确的前提下规范其使用权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河北省两种产权土地价格仍存在较大差距。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创新上,广东省一直走在我国前列,早在2005年即出台《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虽然此办法同河北省一样仅针对集体土地使用权,但是广东省的流转模式在不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由集体经济组织集中土地、统一规划并出租给企业使用,集体成员直接享有股份分红权,避免了国家征地。这就赋予了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对等的所有权,因此如图3所示,广东省不同的产权的土地价格及其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通过以上对比,本文认为,作为我国集体土地入市、构建城乡统一土地市场最大障碍的产权制度,应在所有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完善使用权制度。鉴于此,下文将针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提出改革的思路。

3 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现行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不明确和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残缺。

3.1 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

3.1.1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一直以来都是影响集体土地入市流转的制度缺陷之一。由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以及《民法通则》等可知“农民集体”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其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形式分为三类,分别是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学界对此普遍质疑,我国在立法上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界定不清晰,这三种主体均是松散的农民群体,虽然在法律上被授予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资格,但是并不具有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本文认为,这种质疑既有其合理之处,又不完全准确。其合理之处在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集体经济组织已名存实亡,不再具备实际经营管理土地所有权的能力。其不准确之处在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在法律层面上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表述不够明确,相反地,与城市土地的“全民所有”“国家所有”相比,农村的集体所有权应该说是更为明确具体的,即三类农民集体。这种集体所有权是具有实质内容的,其用途是由符合法律条件的全体村民集体决定。[12]但我国城市土地所有权却并未出现主体虚位、易位等现象。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国家虽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但是城市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由国务院代表行使,在实践中由各级政府行使。集体组织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享有明确的所有权,国家与集体之间的产权界定是明确的;但就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农民集体”本身,以及集体组织内部关系而言,却是模糊的,本文认为这是造成农村土地所有权模糊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在“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农民集体”中,“乡(镇)农民集体”缺乏存在的事实基础和法律基础,学界已普遍认为乡(镇)农民集体已不宜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相较之下,“村内农民集体”即村民小组虽占有农村集体中大部分土地但其数量繁多,每个村民小组分摊到的土地非常有限,若以村民小组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会导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成本的上升以及因土地资源不均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均。“村农民集体”虽同“村内农民集体”一样面临着组织不健全、所有权被弱化等问题,但多年来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建设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自治经验和浓郁的民主氛围;此外,统一规划、规模经营也有利于土地用途管制以及降低土地的成本。因此,本文认为应将村级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7]

另一方面,集体组织成员与集体之间关系不明确,要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模糊的现状,就必须重新界定集体组织的内部结构。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新思路。笔者认为,“确权确股不确地”可作为重新界定集体组织成员与集体之间关系的突破口,即集体土地每户都享有一定份额的所有权,但是这种权利不对应具体的土地,而是一种近似股份制的稳定的内部结构。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由于人口流动、土地征收征用、自然灾害、婚姻变化等原因,不得不随时对土地承包权进行适当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必然会影响土地承包的稳定性从而降低土地的利用效率。但若是不进行调整,则可能导致部分农户土地大幅减少或丧失,从而失去生活保障。[13]这种“确权确股不确地”的集体组织内部结构克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调整与不调整间进退维谷的困境。同时,对集体建设用地而言,也为其入市流转后的收益分配奠定了基础。

3.1.2 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不明确

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不明确,即哪些集体土地能够进入土地市场进行交易是不清晰、具有争议的。集体土地从状态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存量建设用地;另一类为规划集体建设用地。前者包括乡镇(村)企业用地、宅基地、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后者包括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乡镇村建设规划,农村集体所有的农用地通过转用审批后的建设用地,以及尚未开发利用的农民集体所有的未利用地。据《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废弃的乡村公益设施用地,以及存量建设用地中的倒闭破产或搬迁的乡镇村企业用地可以直接进入建设用地一级市场。而对于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中的宅基地和规划集体建设用地,其能否直接入市还存在较大争议。[14]

目前看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限制宅基地的流转,认为农民无偿获得的宅基地是城市居民无权获得的社会福利,其流转不利于耕地的保护,甚至可能会导致农民居无定所、生活难以保障。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禁止宅基地的流转相当于禁止建于宅基地之上的房屋流转,损害了农民的财产权;其次,耕地保护绝不是通过禁止宅基地入市达成的,而应通过加强土地用途管制和控制宅基地超标等行政和法律手段;最后,农民也是理性的经纪人,对于如何处分自己的财产有充分的判断能力。此外,仅允许宅基地在集体成员内部流转,不仅无法体现房屋的实际价值,也不利于形成统一有效的市场。

规划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即将未利用地和农用地不经政府征收而直接转变其用途为建设用地。反对者认为允许农用地直接入市将会导致耕地的大量减少,笔者持反对意见。允许农用地直接入市转为建设用地,不仅要遵循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及现行《土地管理法》中农用地转用指标控制制度,而且要通过政府严格的审批,政府由征地主体转变为土地管理者,这种角色转变能使其更好地行使监督权,比现行的征地制度更有利于耕地的保护。因此,也应将规划建设用地纳入到交易客体中来。

3.1.3 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残缺

在同一社会制度下,不同土地所有权应拥有对等的权能,可在我国,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严重失衡。一方面,集体土地的数量、用途和流转,均受到严格的限制,如严禁集体建设用地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等;而对于国有建设用地却未做出相应的限制。另一方面,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收制度实际上剥夺了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处分权。农民集体仅仅是集体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国家才是实际上掌握其最终支配权的主体。可见,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残缺的产权。这种所有权的残缺必然促使集体土地使用权权能的不完整。

3.2 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度

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不仅指土地所有权的完全实现,更多的是要丰富和完善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他项权利,尤其是集体土地使用权。在我国,实行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相分离的土地利用制度,不管是国有土地流转,还是集体土地入市,均是指在土地所有权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流转其使用权。

本文根据《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担保法》以城市土地出让权为参照,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权能进行比较分析,整理得下表。需要指出的是,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一种,但因在《物权法》中对宅基地使用权作了单独的规定,因此在下表中将其单独列出,与其他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别论述。

我们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国有土地使用权与集体土地使用权的不一致,农业用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非农业用途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相比,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受的限制要低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主要体现在前者可依法自愿流转,且承包方可以是集体经济组织外的成员,而后者具有严格的流转限制,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对象必须是本集体的成员,且其用途仅限于住宅,使用面积必须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规定的专门标准。除宅基地使用权之外的其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只有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转移时,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才能发生流转。尽管如此,两者的权能设置除了在限制程度上有所不同之外几乎是一致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同样是非农用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相比大相径庭。可见,我国土地使用权权能是按照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非土地的用途来设置的。本文认为,应按照土地的用途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同等的占有和使用土地的权利、获得土地收益的权利、出租与转让的权利、抵押的权利以及物上请求权。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比浙江、河北、广东三省不同产权相邻建设用地流转价格以及集体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程度,发现我国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在所有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完善使用权制度,仅对使用权的流转做出规定效果并不明显。鉴于此,本文认为,首先,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在理论上虽是明晰的,但是由于“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农民集体”其自身问题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或易位,为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的现状,可考虑将完善之后的“村农民集体”作为农村集体土地唯一的所有权主体,并以“确权确股不确地”为原则重新界定“村农民集体”的内部结构。其次,将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存量建设用地以及规划建设用地均纳入到交易的客体范围,允许其直接入市流转。最后,在同一社会制度之下,残缺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必将导致使用权的不完整。在此基础上,对比不同产权土地使用权权能,按照土地的用途而非所有者的“身份”来设置土地使用权权能,使集体土地使用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一样,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出租、转让、抵押以及物上请求的权利。

摘要：文章对比浙江、河北、广东三省相邻建设用地流转价格以及集体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程度,认为我国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在所有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完善使用权制度,仅对使用权的流转做出规定效果并不明显。鉴于此,在针对我国所有权主体虚位、客体不明确、权能残缺等问题提出改革思路的基础上对比不同产权土地使用权权能,提出应按照土地用途而非所有权主体赋予集体土地使用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同等的权能。

集体安全制度 篇8

1 可考虑增设“坏账清理”科目

根据现行会计制度, 每年年终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短期投资、应收账款、存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资产进行全面检查, 对于已发生损失但尚未批准核销的各项资产, 应在资产负债表补充资料中予以披露。这些资产包括: (1) 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2) 无法收回的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 (3) 盘亏、毁损或报废的存货; (4) 死亡毁损的农业资产; (5) 盘亏或毁损的固定资产; (6) 毁损或报废的在建工程。事实上这些工作相当多的行政村没有操作, 而农村会计服务中心一方面不清楚各行政村的具体情况, 由此可以更为真实地反映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待处理长期投资损失, 使资产负债表结构更为合理, 更能真实反映资产运作状况。

2 取消“内部往来”科目

“内部往来”总账科目, 用于核算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发生的经济往来业务和应付及暂收款项。从多年的实践看, 我认为弊端较多, 建议财政部在修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时取消“内部往来”总账科目。作为过渡, 分别将其核算内容调整到“应收款”和“应付款”总账科目中, 在“应收款”总账科目中分设“应收所属单位”和“应收内部个人”二级科目;在“应付款”总账科目中分设“应付所属单位”和“应付内部个人”二级科目。这样, 既可以体现出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属单位、农户与其他单位、个人的内外区别, 减少村财会人员编制会计报表和统计村集体经济组织债权债务的工作量, 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难题。待条件成熟时, 取消上述新增的二级科目, 其核算内容直接归并到“应收款”和“应付款”总账科目中。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发生的应收未收及暂付款项, 通过“应收款“账户进行核算;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发生的各种应付未付及暂收款项, 通过“应付款”账户进行核算。

从会计科目设置的需要看应予调整。按照规定, 会计科目设置应能科学地反映会计对象, 全面核算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运动静态和动态情况;会计科目设置应服从于会计报表使用者对外提供信息的要求。但从实际操作层面看, 将“内部往来”科目设置为资产类和负债类双重账户, 当借方发生额大于贷方发生额时, 属于资产类账户;当贷方发生额大于借方发生额时, 属于负债类账户;而“内部往来”账户的余额只能反映一定时期所属单位和农户明细科目借贷方的差额, 没能真正体现出一定时期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所发生的应收未收、暂付款项、应付未付及暂收款项全貌。同时, 在填制科目余额表、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时, 不能依据“内部往来”总账账户直接取数, 而是需要将所属单位和农户明细账的借方余额、贷方余额单独统计、汇总, 分别填报。这有悖于会计科目设置原则。

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农村经济管理实践看需要调整。自农村税费改革以来, 化解村级债务工作提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各地普遍采取激励、奖励等办法, 帮助村集体经济组织化解村级债务。为把这项工作做好, 业务部门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债务进行了普查摸底, 帮助村制订了化解村级债务计划, 还经常下去巡回指导, 进行检查验收, 并兑现奖惩。在工作中, 最大的工作量是村级债务的核实。

3 增设二级科目

现行会计制度对管理费用、应付福利费科目下设的二级科目只列举极少几个科目, 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农村财务核算要求。按照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可在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和会计报表汇总的前提下, 根据需要增设、减少或合并某些会计科目, 但目前该项工作明显滞后。如果各核算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和核算要求自行增设二级科目, 一是缺少了严肃性和规范性, 二是也不利于乡镇与乡镇之间、县与县之间, 乃至省与省之间核算的统一性。由于缺乏统一规定, 会计在账户处理时会分设在不同的科目, 违背了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为此, 湖北省房县财政局在各乡镇农村会计服务中心多年的提议下, 2013年初步拟定了管理费用的二级科目为村主职干部报酬、办公费用、会议费、书报费用、差旅费用、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维修、宣传教育、副职干部误工补贴、招待费用、培训费用、考察费用、水电费、邮电通讯费、审计费、其他管理费用。对于应付福利费拟定了二级科目为文化教育、计划生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困难户五保户补助、烈军属补助、老干部补助、老人补助、环境卫生支出、村道修建、水电维修、征兵费用、民兵训练、公益水费支出、公益电费支出、治安消防费、其他福利费用。这样有利于财务会计准确把握经济业务核算要求, 也有利于乡镇之间的财务管理要求。

4 规范“专项应付款”科目

现行会计制度在附注中提到有接受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拨款, 可增设“专项应付款”科目, 该科目核算政府机构专门拨付的专项建设资金。当收到上级划拨专项建设资金时, “借:银行存款, 贷:专项应付款”。当支付工程款项时, “借:在建工程, 贷:银行存款”。待工程竣工验收时, 根据不同情况, 作出不同的账户处理。同时, “借:专项应付款, 贷:公积公益金”。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由于支付工程款项时, 并没有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 而是通过“银行存款”科目核算。如果遇到一个上百万元或近千万元的建设项目, 有的需要跨年度施工, 其资产负债表上所体现的“专项应付款”余额也许在百万元或近千万元, 从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外债近千万元。而事实上, 工程款项是随着工程进度和施工合同双方所协定的付款方式、付款时间支付工程款项。这就造成了资产负债表与实际情况不实, 影响了资产负债表填报的质量。因此, 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专项应付款”项目, 使其反映的内容更接近实际, 更易为人所理解。

摘要：《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已运行九年, 在实际运行中已不能满足现实村级组织核算需要, 亟待完善。对此, 浅谈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看法, 使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更加符合村集体经济发展需求, 促进村集体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关键词：修改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

参考文献

[1]郑文凯.新编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教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2]财政部基层财政干部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经济组织“三资”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69-73.

集体安全制度 篇9

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集体林权,集体林权法律制度

一、制度变迁理论

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许多学者都探究、讨论过。基于不同的视角,各个学者给出的制度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就是人对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的一种本能思维或心理反应。诺斯则从人自利性的角度分析,认为制度是人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缔结的契约。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制度这一概念,其实我们都可以说制度揭示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产物。

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最优状态。随着时间、空间的转变,制度也必然的发生变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主体是影响制度变化的重要因素,其决定着新制度的性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以及新制度产生的力量。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的矛盾推动了制度的变迁。当然,制度在受内因推动向前进步时,也必然受到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制约。所以,制度的变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有时呈现出逐渐推进的渐进式变化,也有时表现为突发的激进型改变。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二、集体林权法律制度的变迁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在制度变迁的每个时期相应的集体林权法律制度也会随之变化。在1949—1952 年的土地改革时期,国家逐渐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了与当时的土地政策相适应,我国于1950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按照法律规定分得了林地,并形成了“四权”统一的林地个人所有制。

从1953 年开始中央倡导发展农业合作社,并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所以,当时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一般以户为单位,自愿组合成林业生产互助组,但山林所有权基本稳定不变。直至1956 年颁布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中明确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农民土地的处分权基本被剥夺。人民公社拥有了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山林由个人所有过渡到集体所有。虽说1961 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并且国务院在1963 年颁布了《森林保护条例》,196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但面对这种所有制度转变,相关配套的法律并没有起到保护森林的作用,以致随后林业发展建设受到重创。林权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导致各地哄抢山林,随意砍伐林木的现象层出不穷,使我国林业资源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改变林业发展面临的困境,1981—1991 年的10 年间我国开始逐渐将原本属于集体所有的林权制度转为集体、个人混合所有,并于1981 年颁布了《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确定了林业“三定”政策,农民对部分林地拥有了经营权。但得到林地经营权的农民并未对政策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急于将分到手的林地变为私有,之后对林地上的林木进行了大规模的砍伐。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中央出台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

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林权的市场化运行提供了政策保障。为顺应这个趋势,1998 年我国对森林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森林法为深化林权改革,建立林权林地流转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全国各地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通过“确权到户”获得了属于自身的林权,这进一步促进了集体林权自由转让。

稳定的林权制度能够为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对其产生激励机制。而回顾我国的林权改革过程,林权的所有者始终处于一种反复的、变化的状态,从农民所有到集体所有然后又回到农民所有。制度的频繁变化使得原本就不够清晰的林权变得更加模糊。农民的林权总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缺少稳定性,导致其缺乏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不愿意也不敢冒险将精力和资金投入到长期的林业生产中,于是只能谋取短期的既得利益。而短期的经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森林资源,不利于森林整体功能的实现。

但在林权改革的整体进程中,林业“三定政策”还是为现在进行的林权改革搭建了基础框架。在自留山的经营中,保持林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林木归个人所有。此时林农就对林木享有了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而股份制合作经营则为林业生产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方面的投入。农户以及其他经营主体可以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按份入股,并且按股分红。这为拥有林地却无法经营的农民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林权的交易流转也充分盘活了林业经营。在林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林地的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分离,分属于不同的主体。通过这些权利的快速流转可以盘活林业资源、扩大林业生产规模、增加农民收入,最终使林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三、目前集体林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制度若要达到最优的状态就必须要考虑制度间的依存性。既要考虑单一制度中不同功能的相互依存性,也要注意整体制度结构中不同制度间的相互依存性。有效的制度变迁一定是所有的因素和制度全部合理的归于一个框架内,且充分考虑了配套制度与主要制度的功能协调和逻辑统一,以发挥整体的最优功能。基于此理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是一个整体改革,若要达到目标也需要内部各个因素的协调统一。但目前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仍存在很多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的环节,需要通过健全法律制度来配合整体的改革。

首先,林权主体在确权后仍不明确。农民通过确权这一过程获得了抽象化的林权,但同时却对拥有的资产无法进行经营和保护,由此也不会关心林地的生产和发展。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个人和集体拥有的都是部分的林权,这就导致林权的流转存在难度。流转过程涉及到的程序和主体过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使流转主体丧失信心,从而使新的林业生产主体无法进入林业生产活动中,造成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缺失。现有税收法律制度规定的税费过重,也是降低农民受益和从事林业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因素。由于林业产品收益率低,投资者就不愿意将资金投入生产周期长且风险较大的林业,长此以往势必会阻碍林权的流转。

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对拉动林业生产积极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森林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种效益。这些效益决定着林业经营具有利他性和外部性。也就是说,林业主体拥有的各种权利在行使时会受到社会因素的约束和国家的干预,经营主体不可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实现利益最大化。其中林木的采伐限额管理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一制度的产生有其合理、必然的原因,但事实证明其已经不适应现有的林业生产。现阶段,林农收入的多元化结构决定了其不再只依靠砍伐林木获得经济收入。而且林农也清楚林木只有在最佳采伐期时进行采伐,才能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所以,放宽对林木采伐的限制,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就迫在眉切。

应该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种类来分别进行管理。对于商品林地采伐就可以根据农民的意愿随申随批。对已经成熟或过熟的人工用材林可以优先采伐。根据市场的变化来随时调整年度采伐量。对商品林放松采伐管控的同时却要加强生态公益林的采伐管理,特别对生态极为脆弱的地区要实行禁伐。但对林地环境较好的公益林可以准许有计划的采伐,但要以促进森林生态功能和自我补偿能力为目的。

另一需要关注并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是林业税费制度。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既有的税费制度使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背负了过重的税费负担。除正常的税费负担之外,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也被强加在了林农身上。林业税费有其合理的存在原因。因森林具有的外部性特点,国家才对林木的采伐实施采伐管理制度,而林业税费也正是对因采伐而丧失的森林外部性的补偿。于是林业税费制度和采伐管理制度形成了互补。但林权改革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农民的收入能够提高,所以必须将不合理的税费去除。

所以,要规范整理林业税目,取消对林农不合理的税费。除国家规定的涉林税费之外,各地自行设立的一律取消,继续稳步推进对林业税收的减免政策的实施。对现有的林业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降低林业的运行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林业单位为林业生产经营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人是推进改革的主要力量,所以最后还应从人员入手提高林地管理者的法制意识和对林业法律法规认知程度。减少地方政府对林地管控的行政干预,避免为了地方引进招商项目而对林地的破坏。健全征占用林地管理制度,建立林地征用预审制度,使林业部门参与到工程建设用林地计划的编制和审批活动中。同时,在立法和执法上不断完善林地的保护与管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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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得桂.关于深化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J].林业经济,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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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忠潮,童静.我国林权制度变迁中的可持续性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0,(10).

[6]谭世明.制度变迁视角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5).

[7]贾治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我们的几点启示[J].林业经济,2006,(6).

集体安全制度 篇10

1 多措并举, 稳步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山西省沁源县是革命老区, 原太岳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地处太岳山东麓, 山西省中南部, 县域面积2 556km2, 16万人, 254个行政村。城北村属城中村, 两委班子团结, 群众基础好, 有一定的可经营性资产。全村738户, 1 838口人, 耕地面积53.267hm2, 林地面积193.866hm2。年固定收入550余万元, 2013年全村总收入2 100万元, 村民人均收入10 315元。

1.1 注重宣传教育, 打牢思想基础, 为试点工作创造改革氛围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程序性、操作性都很强, 但工作实施起来较难。难在哪里?首先是“认知”问题。对此, 在机构建立, 人员到位, 经费投入的前提下, 突出开展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进户入脑”宣传活动, 通过组织到北京市、陕西省等具有成功经验的地方考察学习, 集中村民学习, 反复解读政策, 详细对比算账, 印制“村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白册”, 设置咨询点等办法, 使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初步的认识, 调动了村民认可与参与的热情, 筑牢了思想基础。民意调查显示, 村民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认知率达98.7%。

1.2 找准矛盾焦点, 突破工作难点, 为试点工作筑牢改革的基石

农村普遍存在重钱轻物、重分配轻监督的思想, 认为只要不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 资产监管无关紧要;另外, 尽管在村一级都实行了会计委托代理制, 但由于人员素质等原因, 还存在手续不完备、资产添置处置程序不到位的问题, 集体资产被挪用、损坏、低价承包、擅自变卖, 造成集体资产流失、贬值现象等等。为稳妥解决这些问题, 试点村自筹资金80万元, 聘请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评估公司全程参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如, 在确定农民股权分配办法中, 参考律师建议, 坚持民主决策, 村民自愿的原则, 采取了“优先土地股、增配人口股、创新预留股”的办法。城北村在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之后, 由于迁入人口不断增加, 2004年将集体机动地分配到户, 再次进行了小幅调整, 调整后的人均土地占有量仍不足333m2。股权分配细则中, 将给予约占村民总数60%的有土地经营权的村民配发土地“优先”股, 将来无论股份经济组织经营盈亏, 土地股都按当年全县平均每667m2产值分配;全体在册村民都配发人口股, 根据当年股份经济组织经营收益进行分配, 有效规避了老户与新迁入户可能在利益分配方面带来的矛盾。设置“预留股”, 维护人口合理增加家庭的合法权益。

1.3 强化组织协调, 发挥部门优势, 为试点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业务涉及全县十几个部门, 如何集中优势资源服务好试点工作是其中的关键所在。沁源县成立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组, 采取“相关部门派驻人员, 全程无缝隙参与”的办法, 集体办公, 分工协作, 实行“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理, 发现问题村内解决, 出现矛盾就地化解。例如: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时, 出现了占有土地而无村里户口;有户口多年不在本村;因上学、参军、获刑等原因户口被转走后, 人常年在村里生活, 户口没有及时迁入等问题。由于实行了集中办理, 这些问题最长在72小时之内彻底解决。到目前, 解决户口、土地确权等方面的问题79件。

在稳妥迈出三步的基础上, 沁源县进一步确定了试点工作的总体思路:“一清、两建、三确权”。“一清”就是清产核资。对集体所有的账面有价资产、账外资源性资产进行全面清理核实, 对不良资产严格按程序核销, 对违法违规流失的资产依法依规追缴, 摸清核准集体资产家底;“两建”就是建立集体资产明细账、资源性资产登记簿。清产核资结束后, 对集体资产分别建立明细账, 包括集体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资产、有价资产等;对登记未进入账内的机动地、四荒地、多经地等资源资产建立登记簿;“三确权”就是确定产权、股权、经营权。对清查核定的集体资产, 由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报批, 颁发产权证书;召开村民大会议定配股方案, 将经营性资产按方案配股到人, 成立股份制经济组织并颁发股权证书;确定资产经营权, 将不同类型资产以租赁、入股、承包等方式明确到责任人。目前, 试点工作已处于清产核资, 清人分类阶段。呈现出发展势头强劲, 全村民心集聚, 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创新方法, 探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路径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关系村民切身利益, 关乎农村社会稳定。说到底就是要创新“三资”管理制度, 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壮大集体经济, 实现农民增收。沁源县农经中心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农村集体资产使用效益, 管好、盘活农村集体资产, 促进农村发展”方面, 确保试点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在试点过程中, 坚持运用“四结合”的改革方法, 探索改革之路径。

2.1 将集体资产管理与市场需求相结合, 确保资产保值增值

城北村依据有利的区位条件, 已建成18 000m2的商贸区, 仅此一项年固定收益在540万元。目前, 试点村筹建7 000m2的商贸市场、50 000m2的商业住宅小区和6.667hm2的蔬菜种植园区, 放大了集体资产价值。

2.2 将集体资产管理与扩大民主相结合, 全力维护农民权益

紧紧抓住“清理登记、公开公示”等关键环节, 把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作为民主管理工作的切入点, 全过程“阳光操作”, 充分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具体要做到:集体家底清楚、村民身份明朗、农民利益保障、合作运行合理、多方关系和谐。使村民真正当家作主, 成为集体资产的主人, 源头化解农民因土地、集体资产占有不均产生的诸多矛盾, 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2.3 将集体资产管理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把规范管理摆在首位, 着力建立农村集体资产评估、登记管理、集中采购、添置处置、信息管理、合同鉴证、廉政建设等制度, 做到用制度管事, 用制度管人, 确保集体资产在阳光下规范运行。

2.4 将集体资产管理与规模经营相结合, 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在抓大项目、上好项目的同时, 将来新股份经济组织集体经营性资产中40%预留集体, 通过集体优势持股量, 保证后续发展中有充裕的资金再投入, 解决以往重分配轻积累、再投入缺失、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3 存有困惑, 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在推进试点工作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不少问题, 而且一些问题的出现给他们增加了很大压力与困惑, 如何合理解决好这些问题, 寻找破解疑难、困惑及问题的有效办法, 是今后顺利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

一是农村集体经济基础普遍薄弱, 很难承担前期费用。城北村前期投入到资产评估、法律服务、违法违规流失的资产追缴等方面的费用高达120万元之多, 以沁源县为例, 能够独立承担起这项费用的村不到一成。

二是受农村教育落后的影响, 人员素质偏低, 人才缺乏。改革完成后将成立新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 参与市场竞争, 新经济组织股东代表是否具备议事能力以及经营人才的匮乏将成为影响和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

三是新经济组织将会与“两委会”交叉任职, 管理模式很难摆脱“行政化”。虽然改制后新组织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负责制的“三会一制”法人治理机构, 但管理层成员基本脱不开由原有的村干部担任, 是不是会出现政企不分的局面。

四是村民参与新经济组织生产的积极性会不会受到影响。新组织将会就地解决大量农村劳动力, 呈现“农民变股民, 农民变工人”的局面, 现有农民素质还有待于提高, 会不会出现“重返大锅饭农业社”, “穿着新鞋走老路”的局面。

集体林林权制度改革探析 篇11

林权指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是森林资源财产权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林权证是森林、林木、林地唯一合法权属凭证, 是维护经营单位和林农合法权利的主要依据。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

2 集体林权

集体林权指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或单位对森林、林木和林地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3 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解决林业发展动力机制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式对林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林业发展深层次问题日益显现, 集体林权归属不清、权责不明、利益分配不合理、林农负担过重等问题制约了林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林业蕴藏的巨大经济和生态效益没有完全发掘出来。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措施, 就是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通过明晰产权、放活经营、规范流转, 激发广大林农和各种社会力量投身林业建设的积极性, 解放和发展林业生产力, 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将林权落实到户、到人, 还山、还权、还利于民, 使广大林农耕者有山、耕山有责、务林有利、致富有门。

3.1 转变林农生产经营观念。

观念上的转变是改革成败的关键。由于产权得到明晰, “集体林”或“干部林”变成了“自家林”, 林农作为权利人对山林有了经营自主权, 其经营和管护意识得到极大增强。

3.2. 转变林业部门职责。

职能上的转变是改革成败的基础。林业部门把工作中心从繁重的育林护林事务中转移到行政执法、公共服务和技术服务等上来, 逐步建立起以监管、执法、服务为主的新型管理服务体制。

3.3 促使市场流转有序和规范运行。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完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体系和建立要素市场, 规范和促进资源的合理流转, 开辟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有效途径, 保障了林农合法利益。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加快林地、林木流转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产权交易平台, 加强流转管理, 依法规范流转, 保障公平交易, 防止农民失山失地;加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 加快建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师制度和评估制度, 规范评估行为, 维护交易各方合法权益”。

4 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 对森林资

源保护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 用制度促效能。只有积极转变观念, 探索管理新路子, 大力实施配套改革, 才能促进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的健康和稳步开展, 才能推进全县林业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

4.1 强化森林资源流转体系建设。

逐步规范森林资源的流转, 是现代林业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由此, 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制订的有关森林资源流转管理规定, 结合实际情况积极组建要素市场, 建立森林资源产权交易中心, 对依法流转的林地、林木等生产要素实行挂牌交易,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森林资源流转的程序、办法, 促进森林资源资产合法、有序流转, 切实保障林农利益。

4.2 强化森林采伐制度管理。

凡是林木采伐, 无论是主伐、抚育间伐、更新采伐、林分改造及其他采伐, 都要进行伐区调查作业设计。要推行伐区作业设计单位和个人“双持证”上岗制度;要根据不同采伐类型、采伐树种和林分状况, 选用不同的作业设计技术方法, 严格伐区调查作业设计质量管理。

4.3 强力推进生态公益林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