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小说（共5篇）
英美小说 篇1
摘要：西方哥特主义萌芽于18世纪晚期, 在当代和现代作品中仍然盛行。哥特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一个特殊分支, 被评论家称作“黑色浪漫主义”。文章介绍了哥特小说的起源、背景、发展和影响。作为一种写作手法, 哥特小说在18世纪晚期兴起, 19世纪30年代衰落。尽管流行时间较短, 哥特小说对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的许多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哥特主义,哥特小说,起源,发展
1 哥特小说简介
在文学评论中, “哥特式”一词不幸地成为了贬义词——“恐怖”的同义词。其写作手法曾一度被讽刺为充斥着暴力、谋杀、复仇、强奸、乱伦, 甚至鬼怪出没和异常现象的写作定式。这一类型小说盛行忧郁、神秘且恐怖的气氛, 且充满了悬疑感 (Abrams, 2004:35) 。
哥特小说于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萌芽, 1764年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的出版, 标志着哥特小说的出现, 而1818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和1820年查尔斯·马图林的《流浪者梅莫斯》的发表标志着哥特小说的瓦解和衰落。尽管哥特小说表面“黑暗”, 实际上这类小说是为了表达善与恶的斗争, 以探索美德这一主题。这些小说一直揭露威胁人类、毁坏人类、甚至会使人类堕落的邪恶。然而不幸的是, 人们常会忽视这些邪恶, 甚至善恶不分。因此, 当人们问欧·康纳为什么她在作品中使用如此多的哥特技巧时, 她说, 当对听力不佳的人说话, 你需要大声喊才能让他听到;对几乎失明的人, 你则需要画非常大的图画才能让他看到 (O’Connor, 1969:34) 。因此, 我们需要使用哥特小说强大的力量唤醒人类, 让人们意识到罪恶和危险。只要催人堕落的罪恶存在, 哥特小说就会相应地不断发展。
2 哥特和哥特小说
在分析哥特小说兴起之前, 我们应该了解“哥特式”和“哥特小说”的起源。
2.1“哥特式”的含义
“哥特式”来自于“哥特”, 意为日耳曼族的一个部落, 曾在中世纪时代“助推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Punter, 1957:13) 。经考古学家确认, 这一部落早期的定居点在波罗的海, 后逐渐迁移到黑海。在公元3世纪, 哥特人入侵古罗马。在公元410年, 在阿拉力克国王的带领下, 哥特人占领了罗马, 随后, 在现在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区域上建立了王国。因此, 哥特人这一令人钦佩的部落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好战、野蛮和诡异。哥特部落衍生出的一些神话故事远不及为真实的哥特人而撰写的故事重要。罗马帝国的衰落之后,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中世纪知之甚少, 当“黑暗时代 (欧洲史上约为公元476-1000年) ”的提法囊括了文艺复兴时期, “哥特式”一词才开始“成为适用于中世纪所有事物的一个词” (Punter。1957:13) 。
2.2 哥特小说的起源
一般来说, 哥特小说指的是一种文学体裁, “背景是阴沉的配有地下城、地下通道和滑动板的城堡, 典型的故事集中强加给一个无辜的痛苦的女英雄, 一个残酷贪欲的恶棍, 做出大量的使用鬼魂、神秘失踪、其他耸人听闻和超自然的事件, 主要目的是利用神秘和各种恐怖的事物唤起人们内心不寒而栗的恐惧感 (Abrams, 2004:111) ”。
“哥特小说”来源于霍勒斯·沃波尔的著作:《奥特兰托城堡》。这部小说具有许多“哥特式”元素:源于祖先的罪恶、无尽贪婪和命运之间的冲突、无辜的女人、神秘的超自然现象、野蛮恐怖的肖像、在隧道走廊追逐的场景等。此类小说的气氛忧郁恐怖, 情节毛骨悚然。正是由于这些元素, 这部小说的副标题被命名为“一个哥特式的故事”。小说出版之后被许多作家引用改进。这一类型的小说被称作“哥特小说”。
3 哥特小说兴起背景
哥特小说兴起有深厚的社会和心理学背景。该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美学基础、西方文化影响和浪漫主义背景。
3.1 美学基础——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
哥特小说中的恐怖事物, 令人心颤的痛苦和罪恶不仅给读者带来内心的恐惧感, 还会带来怜悯感, 亚里士多德正是注重人类这两种感情。在西方文学理论和美学史上, 亚里士多德是理论的先驱, 他强烈倡导文学作品应表现恐惧、罪恶、谋杀、惊异和磨难。他的《诗学》重点描述这类内容, 原因在于它们能最大程度的激起人类的恐怖和怜悯。
悲剧可“产生更好的悲惨效果”和更多“令人心颤的效果” (亚里士多德, 2002:85) 。它可以带给人们一种强烈的悲剧审美愉悦, 最终达到宣扬“善良”和“美德”的功效。因此, 文学作品的目的是激起人们的情感, 释放恐惧、痛苦和怜悯。我们在文学作品的仇杀、乱伦和罪恶中不仅可以获得审美愉悦, 而且可以获得一种心灵的“净化”。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仅是对古希腊文学作品的总结, 而且成为西方文化中的理论的领先榜样——将丑陋 (包括恐惧、黑暗) 转变成美丽。深刻的美学内涵对哥特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2 西方文化影响
西方人更注重理智与情感、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他们宣扬的矛盾之美通过激烈的冲突和残酷的对局, 在审美意识中表现出来。因此, 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学创作, 具有揭示冲突、暴力和残忍恐怖的特点。不能说我们在文学作品中描述恐怖、冒险、黑暗和邪恶就是低俗的, 我们是为了追求感官刺激, 相反地, 恐怖、冒险和黑暗创造的痛苦可以转换成一种审美愉悦。更重要的是, 这种愉悦可为读者的内心注入自由乐观的品格, 同时, 这也是美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3 浪漫主义背景
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期, 英国文学进入了后理性主义时代 (17-18世纪末欧洲启蒙主义哲学盛行、以理性和常识占优势为特征的时期) 。各种艺术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了启蒙主义的平衡、和谐与规约。这一时期的许多思想家传播人类的理性方面, 压制情感、想象力和直觉, 否认神秘和超自然现象。蔓延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理性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斗争。哥特小说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同时也是浪漫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称作“黑色浪漫主义”。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早期成为英国文学中最流行的文学形式。
4 哥特小说的发展和影响
哥特小说在18世纪晚期起源, 并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衰落。尽管存在了如此短的时间, 它确实繁荣发展了一段时期, 并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作家影响深刻。
4.1 哥特小说的发展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哥特式小说发展到现在,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而呈现出新的面貌。根据文学史, 我们可以把哥特式小说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哥特小说描述恐怖、丑怪和神秘, 表现了作者对中世纪的兴趣。小说中中世纪的主人公常被囚禁在城堡里。哥特小说中无辜的女人、恶棍、英雄、恐怖情节、追逐场景、重叠悬念和超自然现象将其推向另一个新的阶段。这类小说并不描述我们生活中细微的事情, 而是关注中世纪发生的不寻常事件。早期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有: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安·拉得克里夫的《乌多芙堡之谜》、马修·刘易斯的《僧侣》。
19世纪的哥特小说描述恐怖的起源—人类的灵魂, 城堡中不存在美、恶棍、和英雄, 这些东西都是存在于人类灵魂深处。所有的作品都在向我们解释一个问题, 那就是恐惧源于人类内心灵魂。这一时期的哥特小说还借鉴了其他派别的写作技巧, 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和意识流。代表作品有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 埃德加·爱伦·坡的《怪诞故事集》和《厄舍古屋的倒塌》。埃德加·爱伦·坡以短篇小说闻名, 对哥特小说的发展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Roberts, 1998:173) 。
哥特小说的第三个时期转移到了美国。这一时期的作品围绕神秘事件, 在阴郁气氛中叙述现代故事、探索人类灵魂的缺点和黑暗——社会越发展, 我们越找不到灵魂的栖息之地, 于是人类需要在浪漫主义的刺激中获得舒缓之感。这是当代哥特小说的心理起源。威廉·福克纳是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 代表作有《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和《献给艾米莉的玫瑰》。
4.2 哥特小说的影响
自1764年哥特小说出现以来, 许多西方小说家倾向于将哥特因素融入自己的写作之中, 他们试图创造一种“阴郁的沉思和恐怖氛围”, 使用神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来营造意想不到的效果, 以吸引大量读者。如:夏洛蒂·勃朗特和她的妹妹艾米丽·勃朗特、查尔斯·狄更斯和托尼莫里森。
查尔斯·狄更斯深受哥特式风格影响, 他的作品采用了许多哥特式元素。作品《雾都孤儿》成功地使用哥特式写作技巧, “他让他的读者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惨无人道的城市生活 (刘炳善, 1992:342) ”。奥利弗出生在一个济贫院中, 在残酷的条件下长大, 他忍受教区小吏的各种折磨。作者使用哥特式技巧对济贫院环境和苦难小男孩的描述激起了我们的同情。
夏洛蒂·勃朗特在她的《简·爱》也采用许多哥特式的写作技巧。对简·爱在她舅母家苦难的经历和雷德太太的房子的描述都显示出许多哥特式元素。在简·爱犯错误后, 雷德太太把她关进一个黑色小房子, 她遭受了来自周围环境和内心深处巨大的恐怖。简·爱在罗彻斯特家的经历也非常惊险, 作品对罗切斯特疯妻的生动描述激起了隐藏在我们的内心可怕的感觉。
《呼啸山庄》是作者艾米丽·勃朗特本身对生活绝望且痛苦呼喊的写照。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复仇是对十九世纪爱情的挑战 (刘炳善, 1992:378) 。《呼啸山庄》是一部典型的哥特式小说, 对心理活动和环境的描述都充满了哥特式的元素。艾米丽也介绍了描绘哥特式人物的精神分析法。
托妮·莫里森也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哥特式技巧。在她的第五部小说《宠儿》中, 她结合美国奴隶制的现实, 创造性地利用哥特元素创建了完全不同与传统哥特小说的艺术效果。
5 结论
本文主要总结了哥特式小说的兴起。作为文学界盛开的“蓝玫瑰”, 哥特小说曾经短期内大放异彩。尽管它并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 它描述并揭示了来自我们内心的邪恶、恐怖与怪诞。阅读哥特式小说, 人们可以去除恐惧和焦虑, 也能使内心得到净化。哥特式小说并不像一些人谴责的那样传播暴力、强奸或报复, 而是直接批评上述弊端。它提供了我们一个认识社会的方式, 使我们理解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未来哥特式写作技巧将会继续被使用, 哥特式小说也将在现代文学中继续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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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小说 篇2
关键词:英美文学 乌托邦 女性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乌托邦”一词最早是由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16世纪早期所创制的一个术语,这个词是拉丁文“Utopia”的音译它原出于希腊文“ou”(无)和“topos”(处所),意即“没有的地方”。“乌托邦”已被世界诸多国家和民族使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概念。从莫尔提出“乌托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主流的乌托邦文学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总是将女性与无知、愚昧、罪孽相联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女权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女性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一些英美女作家意识到了在乌托邦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她们在承袭西方主流乌托邦小说模式的同时,融入鲜明的女性主题,积极投入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创作,促使女性乌托邦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正反乌托邦两种小说模式,前者是乌托邦的乐观向上憧憬精神,后者蕴涵着居安思危忧患意识态度,两者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因此研究英美文学中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形成其独特的价值意义和思想源流,对世界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二 英美文学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发展轨迹简述
女性乌托邦小说兴起于18世纪后半叶,女性乌托邦小说,顾名思义,即以小说为载体,反映女性主义思想,展现乌托邦精神,关注女性和人类未来的小说。早期的经典之作当属英国作家萨拉·鲁宾逊·司各特于1762年出版的《千年圣殿》。该小说首开女性乌托邦小说之先河,暗示出女性中心主义的倾向,作品明确地向人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德才兼备的女性,不屑与男性为伍,情愿与女性共同生活。尽管没有男性的存在,或者正因为没有男性的存在,这些女性通过努力,能够建立一个几近完美的社会。
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繁荣期、衰退期、再度兴盛期这样几个阶段.
女性乌托邦小说的萌芽期是在19世纪后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起来的,此时期的代表作是玛丽·布莱德里·莱恩创作的《米佐拉:一个预言》。1890-1920年是女性乌托邦小说创作的繁荣期。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她乡》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外还有玛丽·葛瑞菲斯的《今后三百年》、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镇》、萨拉·奥恩·朱依特的《尖冷杉之邦》等。这一时期的女性乌托邦小说表现出一个惊人的特点,作者一般仅仅充当叙述者的角色,故事大都设定在一个与世隔绝、远离现世的女性社群,不为人知的神秘之地;这类小说关注的中心是对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的描写和理想的社会制度、女性生存的自然以及人文环境的描绘上。1920-1960年是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干涸”期。這一时期的作品都主张女性服从传统价值观念,蔑视任何偏离传统的行为。1960年以后,女性乌托邦小说再度兴盛。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玛吉·皮尔西的《在时间边缘上的女人》,莫尼克·维迪格的《女游击队员们》、坡丽姆·亚历山大的《公元2150年》。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科幻小说,借助科幻因素驰骋想象,拉开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上述女性乌托邦小说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确实令人神往,它给在实际生活中频频受挫的女性以慰藉和鼓舞。1980年以后的作品呈现出与早期女性乌托邦完全不同的创作思想,这一时期的女性乌托邦小说对未来世界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但是在20世纪后期,历尽沧桑的女性主义思想家目睹了人类生存境况的不断恶化,开始对女性和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冷静理智的思考。小说作品呈现出与早期女性乌托邦完全不同的创作思想。这种新型的乌托邦小说是乌托邦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例如娥秀拉·勒瑰恩的《无依》等作品。“反乌托邦”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迅速,较为出色的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有:多丽丝·莱辛的《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女仆的故事》、勒瑰恩的《永远回家》等。在《女仆的故事》中,作者借助科幻形式,将过去与现在性别关系的不平等投射到未来所创作的女性反乌托邦小说,小说假想了吉里德共和国为了解决人口锐减问题,将该国妇女按功能分类。女主人公奥弗雷德是一个“女仆”,她的母亲曾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敌视男性,坚持必须建立一个与男权文化决裂的女性乌托邦,然而她的主张不但没能实现,而且适得其反。她们没有设法寻求促使两性关系和谐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与此背道而驰的极端做法,由此可能造成的恶果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通过上述女性乌托邦小说发展轨迹的分析表明,无论是女性乌托邦小说家,还是反乌托邦小说家,其目的或为寄托理想,或为讽喻现实,或为警世,让女性不断反思。但两者的目标是共同的:为全人类、男人与女人创造一个美好和谐的世界。
三 对英美女性乌托邦小说的思考
英美文学中的女性乌托邦在英美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寄寓着英美两国文学作家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幻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乌托邦”担负着关怀人类终极命运的历史使命。面对当时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性别压迫和种族歧视这样严峻的现实,女性乌托邦文学家试图用乌托邦小说的形式来实践她们对女性未来和人类未来的设计,从分析英美文学中女性乌托邦小说发展轨迹的过程中,可以提出以下几点的思考。
(一) 女性生存现状的体现及所处社会环境的思考
《使女的故事》所讲述的故事是一位在基列不幸沦为“使女”、后来侥幸逃出的女性代表,向读者讲述发生在未来21世纪初的亲身经历。作者描绘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生存图景:
“那些关于在壕沟里或林子里或废弃的出租屋内的冰箱里发现女尸的报道—多数是女的,偶尔也有男的,最可怕的是有时还有孩子—他们穿着衣服或一丝不挂,有的遭人强奸有的没有,但无一例外都死于非命。总有一些地方人们不愿涉足,每天得小心翼翼,仔细锁紧门窗,拉上窗帘,不敢熄灯,以防万一。”
“有时,我一想到自己,一想到自己的身体,眼前便会出现骨骼架:……里面充满有害物、变异的蛋白质、像玻璃一样粗糙的劣质晶体。女人们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片、药丸……此外还有梅毒的突变类型,任何一种菌体都对它无可奈何。”
作者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所遭受的压迫,以女性的生存困境隐喻了个人类的未来。
西蒙娜·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描述女性的地位体现在一直不能够说“我们”,不能够把男性改化为“他者”,因为她们“缺乏具体的办法,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与其他相关的统一组织旗鼓相当的整体……她们散居于男性之中,因为住房、家居、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诸因素而附属于父亲或丈夫等等身份的男性。”
20世纪末的英美社会,暴力和犯罪无所不在,充满了不安定因素,人人自危,女性更是如此,以上均表达了对所处社会的两性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况的思考。
(二)否定特权和等级渴望建立和谐社会
在吉尔曼的《女儿国》中,女人们将权力视为一种集体的公共的经验,避免使一些人的权力凌驾于另一些人之上,个人利益永远跟集体利益相联。她们致力于民主建设,公民自己直接参与集体决议的过程。决议结果力求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不同需求,旨在提高个人和全民素质,人类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而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形式都应平等、合作互爱。
在《黑暗的左手》中,摆脱了性别差异的格辛星也摆脱了人类二元对立思想的束缚,取消了性别差异,任何以男性为中心或女性为中心的权力话语和统治体系便不可能存在。格辛星是理想的女性乌托邦,在这里,权力被重新分配,生理上的性别差异不再是决定一个人是适合治家还是适合治国的主要因素。小说借这样的虚构社会,促使我们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
《克兰福德镇》构建了一个远离男权统治的女性王国,这个母权制社会如同一片净土,丝毫没有被工业化滋生的价值观所污染,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昔日淳朴的价值体系。小说中的女性世界完全摆脱了父权制的种种限制,群体成员之间关系密切,形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女性独立领域,即女性乌托邦。
这一切都体现出女性对特权和等级的否定,将自身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追求和谐平衡社会环境的渴望。
(三)呼吁重新认识母性的定义,消除社会差异
20世纪后期的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是“男性”价值观和行为的必然产物,认为男性代表的是人类和文明的领域,而女性、原住民、儿童、动植物等则扮演了自然的角色。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都源于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反思、批判和超越男权思维,重建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的关系。
在男权社会中,母性被认为是女性的自然属性。根据男权社会的逻辑,既然只有女性具备生育和哺乳等生理功能,那么女性就应该承担养育孩子的任务。由此生理性别差异导致社会性别差异。社会性别差异不仅体现在家务分工上,还体现在社会分工中。社会劳动的分工又导致一系列的价值差异。
美国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家舒拉密斯·费尔斯通在其经典著作《性别的辩证法》一书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她分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男女的“生物谱系”在人类生育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尔曼建构了一个可以同时作为女性精神和肉体家园的可以认同的大写的“妇女”,完成了对女性系谱的追寻。
吉尔曼的《她乡》描绘了一个男性早已消亡,“性阶级”不复存在,女性摆脱了性别压迫的理想社会。“她乡”的女子通过“处女生殖”或“自体生殖”来繁衍后代,从而形成了以母亲和女儿的关系为核心并且通过女性之间的友谊层层向外发散扩展的由爱主导的女性世界。吉尔曼对男权话语和文化中的“母性”和“母职”进行了重新定义。吉尔曼正是以乌托邦小说的形式,借助想象营造着女性和人类的精神家园,将现实中的男权话语彻底颠覆,尽显女性话语和文化的辉煌。《她乡》是女性乌托邦文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吉尔曼也成为树立女性乌托邦小说典范的枢纽人物。
在科技与人文日益失衡的今天,英美文学中女性主義乌托邦小说中的思想虽不十分成熟,但所表达的这种思想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强调的是以道德和伦理为准则指导技术的发展,强调生存与发展、科技与人文、人与自然的平衡,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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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小说 篇3
关键词：英美海洋小说,《白鲸》,海洋精神
黑格尔(Grorg Wi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在其《历史哲学》中将人类文明分为三种形态：1.干燥的高地与广阔的草原、平原。此地产生了游牧民族。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不确定性，黑格尔认为，他们就像洪水一样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与退出，对历史的影响甚乎其微。2.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世界文明古国大部分分布在这一类地区，“这些区域里产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了大国的基础。因为，这里的居民生活所依靠的农业，获得了与四季有序的帮助，农业也就按着四季进行;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3.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在黑格尔看来，海洋是联系各民族的因素。“人类在大海的无限中感到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同时鼓励人类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卷入无穷的依赖性，但是大海却挟持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黑格尔21)。黑格尔以亚洲、非洲、欧洲说明这三种形态对人类发展史的影响，他认为欧洲文明的地形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以希腊、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海岸地带，这里的海洋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故乡;第二部分由法国、英国、德国组成，并由美洲的美国继承发展，它们是古希腊与古意大利文明的传承者。第三部分是东欧的波兰、俄罗斯和各斯拉夫国家，它们出现比较晚，保持了欧洲与亚洲的联系。
英美海洋小说作为海洋文学的一个文类，处于欧洲文明的第二阶段，笔者在此对其进行梳理，使读者对于英美海洋文学的发展能有一个宏观的把握。
一、什么是海洋小说
要理解什么是海洋小说，我们首先要把海洋小说纳入海洋文学这一个大的范畴中来加以考察，同时要根据海洋小说本身的特点来进行概括。
“海洋文学”这一名词最早提出是在讨论海洋的诗歌中，由台湾著名的诗人朱学恕在其诗歌评论集《开拓海洋新境界》书中提及，而目前很少有学者论及海洋小说的定义。根据朱先生关于海洋文学的定义，海洋文学就是用文学形式来抒发人类对于海洋的热爱之情，对海洋精神———冒险、创新、有恒、豪迈、开拓等———的弘扬之志，同时，他将海洋文学的表现范围划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海洋，二是内在的海洋(颜一平23)。而海洋小说作为海洋文学中的一个文类，结合其本身的特点，我们可以据此来定义：海洋小说，就是那些以海洋为背景，或以海洋精神为描写对象，或者以人与海洋之间关系为描写主题的小说。
其中海洋精神主要涉及审美上的意义，基本定义是：由战胜外在的险恶力量而凸显人类的本质力量，由把握宇宙的精神而充盈内在的自我，由对海洋的认识而展示出来的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英国海洋小说的发展
无论是在早期的文化形成期，还是近现代文化的蓬勃期，岛屿和海洋都一直深刻影响着英国海洋文化的形成。在最早期的英国，海洋可以说是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保障，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航海热潮的兴起，使海洋成为人们发家致富的工具，英国政府也鼓励国民的航海行为，并组织海外贸易活动。这一时期成为英国资本积累时期，也诞生了海上帝国———大英帝国。
早期的英国海洋文学主要作品为一些诗歌，如《贝奥武甫》就出现了航海、灯塔等名词。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对英国早期航海及商贸事业的发展作了真实的记录和描写，并深刻地刻画了英国当时已出现的独特、新兴的职业：海员和商人。这是英国后来进行海外扩张和殖民，成为海上霸主的先声，也是英国海洋文学的滥觞。
在早期的众多文学作品中，海洋已经不仅仅是作为背景出现了，有时成为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因为在这一时期，人们丰富的海上航行生活，海洋贸易和海上捕捞业的发展，为海洋文学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此期的海洋文学作品主要描写海洋的神秘危险与博大广阔，作家们注重对人物和海洋形象的原始粗犷的自然本真状态的描述，展示人物和海洋天然的野性和不羁的精神，具有较强的传奇性和神秘性。但是随着人类逐渐征服海洋，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大海形象逐渐走向社会化，带有更多的象征性。尤其是英国第一部小说，丹尼尔·迪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其本身就是一部典型的海洋小说。它在海洋小说作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部作品的成功奠定了迪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他塑造的鲁滨逊形象也成为早期英国殖民者的粗犷描写。还有迪福的《辛格顿船长》，文学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罗伯特·史蒂文森的名著《金银岛》等，都属于这一时期海洋小说的典型作品。
十九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海洋文学作家康纳德钟情于海洋，在青年时代就在海洋上历险，八年的航海生涯，颠沛传奇的海上经历，造就了他作品中的特殊视野。在他创作的一系列航海小说中，如《“水仙花”号上的黑鬼》、《黑暗的心》、《吉姆老爷》等，大海是一个特殊的、与世隔绝的社会，它除去一切不必要的芜杂，只剩下暴虐与美德和意志的较量，人类的道德信念和品质在此面临无情的考验。对他而言，海洋是一个神秘而自由的世界。但是在大海里谋生的人，却也因为残酷的生活空间而发展出独特的强韧性格与权力关系。海洋塑造了航海人的特质，而海洋所形塑的独特文化与权力空间则是康拉德所有海洋文学作品里不断叙述的人生舞台。在《“水仙花”号上的黑水手》中，作者在寂静的幽暗大海中描绘出人们对忠诚、团结和患难与共的号召。《吉姆老爷》以狂暴的大海和凶险四伏的海滨部落为背景，表现了吉姆的心灵的历程，剖析了人面对的诱惑和复杂的道德情感。在《青春》中，他写出了一群年轻水手与大海搏斗时的豪迈，写出了他们青春的活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他们与作者一样热爱海洋，因为它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在狰狞的大海面前，康拉德和他的人物都经受了考验，证实了自己的存在，认识了自己的力量。
三、美国海洋小说的发展
根据美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情况，我们可将美国文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为第一阶段，186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第二阶段，一战后至今为第三阶段。三个阶段海洋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是由早期注重对大海进行自然主义式的再现，逐渐向象征主义的多层意象表现过渡，并最终走向生态主义。其中海洋小说的发展更是辉煌。从内容上来看，海洋小说对海洋的描写经历了由大篇幅宏观展示到局部描绘，由原生态的海洋景观的真实再现转变到象征寓意和生态思想的表现。
库柏是美国海洋文学的奠基人。19世纪20至40年代，他写了11部海洋小说，如《两个船长》、《舵手》、《海狮》等，这些作品大多源于他少年时期的水手生活，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浪漫主义的想象才能。
赫尔曼·麦尔维尔是19世纪美国最重要小说家之一。迫于生计，他于1839年到海上谋生，先在一艘商船上当海员，后来又在捕鲸船和军舰上当水手，游历了很多地方，并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前两部小说《泰比》和《奥穆》都以他的航海经历为素材，描写了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土人生活和美国青年在这些岛屿上的历险，深受读者欢迎。此后他又创作了三部航海小说：《玛地》、《雷得本》和《白外套》。1851年他发表了其代表作《白鲸》。该小说讲述的是一艘捕鱼船在亚哈船长的指挥下，与海上恶魔———白鲸莫比·迪克作殊死搏斗的故事，塑造了一群团结协作、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水手形象，情节惊险、曲折、扣人心弦。白鲸是一股与人类为敌又难以征服的、邪恶的力量，而孕育白鲸的大海也是杀机四伏，蕴藏着巨大的破坏力。船长亚哈试图反抗和征服白鲸，也就是征服大海，但最终却走向了毁灭。
被誉为“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杰克·伦敦也有着丰富的海上生活体验，他做过海上劫匪，做过海豹捕猎船上的水手，以海洋为背景的小说是他对海洋文学的重要贡献。他的很多作品，如《海狼》、《白牙》等都是描写太平洋岛屿和阿拉斯加的土著人和白人的生活，可说是他短暂一生的历险记。
杰克·伦敦的长篇小说《海狼》被公认为海上题材里写得最好的小说之一。他塑造了一个尼采式的超人形象———“海狼”船长拉森，他粗野、残暴、刚强、率直，信奉“强权就是真理，懦弱就是错误”，这揭示了人类身上的兽性和残忍的利己主义，在海洋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故事中关于“魔鬼”号海豹捕猎船及其航行活动，海上神秘莫测的风光气候，以及水手海上生活等的许多描述都以杰克·伦敦的亲身经历和经验为蓝本。而在稍后发表的《白牙》中，杰克·伦敦则塑造了一个既有野性又有人性的强者形象。
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把他的“硬汉形象”置于大海之上，塑造了一个“打不败的英雄”老人桑地亚哥的形象。小说集中地表现了老人意志的坚韧和在失败面前保持尊严的“硬汉”性格。在小说中，老人桑地亚哥具有开明的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意识，大海是他息息相通的朋友：老人总是把大海当作一个女性，当作一个给人或者不愿给人以恩惠的女人，要是她干出什么鲁莽或顽皮的事儿，那是因为她身不由己。但是在实际行动上老人却无所畏惧地去征服大海，显示出无比的勇气和决心，其结果是导致大海和自身的两败俱伤。
海明威在作品中表达了整体生态观，揭示了征服和统治自然的可怕后果，呼吁人类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他所追求的这种人与海的和谐关系，是二十世纪的海洋文学新理念，并将成为人类新世纪的海洋精神。
大海，在英美文学史上，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形象，人类对它怀有不同的情感，给它注入了不同的理念，对它持有不同的态度，从而也显示出不同的人文精神。纵观英美文学史，英美海洋小说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探海阶段，即19世纪前表现出来的对海洋的探索;赞海阶段，即19世纪前期浪漫主义表现出来的对海洋的赞美;斗海阶段，即19世纪海洋小说表现出来的人类与海洋的搏斗;亲海阶段，即20世纪以来表现出来的对大海的敬佩、热爱、保护”。
四、《白鲸》的海洋精神解读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作为一部典型的海洋小说，其主要特点在于：以海洋为背景，以海洋精神为主题，海洋的意象象征涵义丰富。
海洋精神主要涉及的方面：由战胜外在的险恶力量而凸显人类的本质力量，由把握宇宙的精神而充盈内在的自我，由对海洋的认识而展示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三者在《白鲸》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白鲸》的故事十分简单，情节线索也很单纯，从以实玛利自荐到“裴廓德”号上当水手，跟随亚哈船长去追击白鲸，到发现白鲸并与之搏斗，最终“裴廓德”号连同它的水手沉入大海。情节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动力核心之一。《白鲸》对一个简单的故事情节却写了六十万字。如果对其中的内容作一个分类，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差不多有一半的篇幅是有关捕鲸业的掌故和传统，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关于鲸类的百科全书。剩下的也就是那些面对大海时作者和主人公的无尽海洋抒情：大海在不同地点、季节、风向中变幻莫测的壮观写意画和作者随时随地的大段即兴议论。那为什么这样一部文学作品能成为文学的经典，为后世读者和批评者高度评价呢?
从小说本身来说，情节是基本上是不发展的，或者说缓慢地发展，其中的物理时间，也就是说从出发捕鲸到捕鲸船的沉没，读者感觉中情节的时间也不过短短几个月，但似乎经历了漫长岁月。麦尔维尔这样写，主要是由作品的题材决定的，即《白鲸》是海洋小说决定的，茫茫无边的大海是小说唯一的背景，除了偶尔路过的几艘捕鲸船和海上的风浪变化，显然没有更多的遭遇，这使得作者在创作时不得不将线性时间分解成空间的细节加以再现。这就是海洋作为《白鲸》的背景所带来叙事策略上的改变。
《白鲸》在文本表层表现出来是亚哈船长在海上追捕被称作莫比·迪克的大白鲸而复仇，最终船毁人亡的故事，而深层的结构中却有着一种逻辑上的悖论，即作者提出一个命题总有其反命题，每一次意义的阐述总是伴随着消解的冲动，总体上是矛盾、混乱的。所以在作品中出现了多维矛盾视角：(一)技术的矛盾视角。一方面，大海寓意自然，出海是“摆脱尘世苦难，厌世感，忧郁症的一剂良药，也是一切罗曼蒂克，忧郁症和心不在焉的年轻人而设的天然避难所”。另一方面，热衷于捕鲸的生命快感，人的强大理性力量和科学技术对于大自然的不断征服。(二)人性的矛盾视角。善与恶、生与死、人性与非人性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这在主人公亚哈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亚哈“高超的理解力”使他能感觉到人类生存的困境，为了改变这种困境，要对人类的苦难进行清算的决心，使他不断战胜险恶的力量，凸显了人类的尊严。(三)宗教的矛盾视角。沉思总是和水始终结合在一起的，《白鲸》也可以解释为水的沉思录。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基督教的忠诚与背叛也是紧密结合的，《白鲸》中的人物名字大多直接来源于《圣经》，“裴廓德”号似乎是另一艘诺亚方舟，航行于上帝的国度，只不过它最终沉没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悲观主义色彩和宿命论色彩。在这里，大海如果不是上帝，那也一定是人与上帝展开对话的理想场所。莫比·迪克如果不是上帝的化身，那也一定是上帝充满警示与启迪的神迹。
参考文献
[1]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21.
[2]颜一平.海洋精神和海洋文学——读朱学恕的《开拓海洋新境界》和《饮浪的人诗集》[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1990, (18) :11-12.
[3]杨中举.从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和生态主义——美国海洋文学述略[J].译林, 2004, (6) :6-8.
英美小说 篇4
当代英语世界的知名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曾于2011年10月21日访华, 并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进行演讲。在接受文汇报采访时提出当今文学理论的六个转向, 其中第四个为“人-动物间互研究”的兴起, 它探讨的是人与非人的对立关系, 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动物对人类的重要意义。无独有偶, 格莱汉姆·哈根 (GrahamHuggan) 和海伦·提芬 (HelenTiffin) 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与环境》 (Post-colonialEcocriticism:Literature, AnimalsandEnvironment, 2010) 是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扛鼎之作, 该理论中一个重要分支为后殖民动物研究, 它将人和动物的不平等关系纳入到理论大框架内。
以上的批评风潮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南航的姜礼福在此方面成果较多, 曾发表论文《英语文学批评中的动物研究和批评》 (天津外国 语大学学 报 , 2013.5) 和《西方后殖民生态批评述评》 (外国语文, 2013.6) , 并编著《动物与帝国主义———英语文学中的后殖民动物研究》 (2013) 一书。其论文《寓言叙事与喜剧叙事中的动物政治———<白虎>的后殖民生态思想解读》 (当代外国文学, 2010.1) 是以印度作家阿迪加的小说为例, 将后殖民动物批评运用于文本分析。
二.后殖民动物批评视阈下的英美小说
当代小说中的动物研究主要着眼于近现代美国文学, 兼以英国文学、澳大利亚文学和加拿大文学为参考。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以小说为主, 同时兼顾诗歌、戏剧乃至影视作品。近年来后殖民动物批评被运用 于经典文本的 分析, 选取分别出自四个不同时期的五部小说为例:麦尔维尔的《白鲸》 (超验主义时期) 、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 (现实主义时期)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福克纳的《熊》 (现代主义时期) 、罗伯特斯通的《灵魂之湾》 (后现代主义时期) 。
《白鲸》以最终没有赢家的悲惨结局收尾, 揭示出人类不能偏执于对自然的抵抗和复仇。《野性的呼唤》讲述了被人类奴役的狗在经历万砺千磨之后, 最终放人类社会并复归自然的故事, 借助动物的视角反观人类社会的阴暗面。《老人与海》中老渔夫竭尽全力从自然得到的猎物马林鱼最终依然被自然以另一种方式夺回, 有着光辉形象的圣地亚哥本质上也不过一个在自然面前遭遇失利的落寞英雄。《熊》的情节简单, 仅仅是讲述一个男孩在长辈指导下捕猎一只体型庞大之熊的前前后后。山姆和艾萨克都曾有机会杀死老熊但都放弃了, 因为他们仰慕并深深地敬畏的熊是原始古老的荒原、大森林的象征。《灵魂之湾》通过鱼群啃食人体的惊悚画面, 展现人类遭遇失势时的窘境和在自然面前的苍白无力且软弱渺小的形象。
三.后殖民动物批评视阈下的澳洲小说《浅滩》
《浅滩》是蒂姆·温顿 (TimWinton) 的经典代表作, 于1984年获得澳大利亚文学最高奖项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许多评论家将它看做是一部环保题材的作品, 大多运用生态主义的理论来分析这部小说, 旨在揭露人类对鲸鱼的残酷迫害, 但针对《浅滩》的生态研究未能真正揭示其背后的本质原因。整个小说可以从三个部分进行解读。第一部分讨论捕鲸者的残忍猎鲸行径, 鲸鱼对于人而言扮演着“他者”角色。第二部分围绕代表捕鲸者的丈夫与代表抗议者的妻子之间的矛盾展 开论述, 将崇尚环保者也纳入“他者”范畴。第三部分紧紧围绕鲸鱼之死与夫妻和解的议题, 彰显后殖民生态批评反压迫、反殖民及和谐共生的终极理念。
从后殖民生 态批评角 度来看, 澳洲生态平衡惨遭破坏与其长达数百年的殖民史存在密切联系。捕鲸业是随着西方殖民者的进入而日益壮大的, 发达国家也有捕鲸业, 但未引出如此突出的矛盾。温顿通过揭示人与自然的对立和人之间的对立, 成功展现他超前的后殖民生态主义意识。该小说表达温顿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普遍和谐感的追求和向往, 与后殖民生态批评所极力推崇的观念不谋而合。温顿曾经说过:“人类的繁荣是以消耗自然界中的资源为代价的, 因此说, 自然是我们人类作为个体、作为文化而生存之必需。但是, 人类已经不可思议地忽视大自然, 面对的是只顾眼前经济的残酷事实” (刘云秋) 。因此自然的力量被边缘化, 自然也成为人类文明征服的 对象, 但人类盲目地向大自然索取, 贪婪之后必要承担后果, 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以很直接的方式完全沉浸在自然和自然力对他们生活的冲击之中。而事实上自然需要人类的保护, 人类也需要自然的庇佑。
另一方面, 温顿的小说作品中涉及“澳大利亚社会所面临的来自环境、物种以及气候变化等的众多问题” (侯飞) 。纵观他的小说, 有很多是以澳大利亚的原生态自然环境为背景的, 因此他也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知名的生态文学作家。诸如在《浅滩》、《呼吸》和《蓝背鱼》等作品中, 都充满了对于大自然产生强烈的向往, 文字中洋溢着返璞归真的气息。在他的诸多小说中, 主人公身上透出一种纯朴之美, 与原始粗犷的自然环境遥相呼应。无怪乎温顿会说:“自然界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灵感源泉” (刘云秋) 。
四.后殖民动物批评视阈下的新西兰小说《骑鲸人》
《骑鲸人》是一部有着诸多看点的新西兰小说, 也是一个关于女孩和鲸鱼的传说。这个关于女孩和鲸鱼的故事已经在新西兰流传了很久, 直到2000年一位新西兰作家、毛利人威蒂·因哈摩尔, 才将这个故事写成了小说。后由导演尼基·卡罗于2002年翻拍成电影, 同年9月9日于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映。八岁的Kahu是旺格拉的毛利部落成员, 出生于新西兰并一直在用战斗来证明她的仁慈、领导能力和不屈意志。族人们都称呼她为派基亚, 即传说中的“鲸骑士”。派基亚之名代代相传, 并由男性继承人来继承酋长的称号。因现在没有男性继承人, 年长的首领非常急于找到一个 继任者。Kahu是他唯一的曾孙, 然而根据毛利人的传统不能以一个女孩作为继承者。当数百鲸鱼涌向海滩并威胁到毛利人部落的 未来时, 正是Kahu拯救了部落, 同时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拥有与鲸鱼交流的天赋。
新西兰毛利人的生活里充满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富有戏剧性的人物和事物。神话和历史、梦幻和现实、科学和信仰, 纵横交错, 使人忘记了虚构和真实之间的界限, 这是一幅史诗般的毛利族生活的瑰丽画卷。《骑鲸人》把新西兰的现代生活和毛利族的古老神话融合在一起, 把毛利人的价值观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将对自然和环境的保护及男女平等精神融合在人同自然界的平等观念之中, 表达了人类的共同愿望。小说基于毛利文化, 又超越了毛利文化的局限 , 触及了人 类的通病———对女性的压制、对自然界的破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在这部小说中, 可以看到一个民族 (哪怕是一个部落) 精神力量与性格特质。这些具备内容实质性的东西才是成就他们生存、强大的必要条件。它表现的民族奇观给观众一种视觉形式上的“陌生”与“疏离”, 就是这种新鲜感就足以让观众不忍离去。
摘要：后殖民动物批评将人和动物的不平等关系纳入到理论大框架内。除却数部英美国家的经典小说之外, 澳洲文学和新西兰文学也呈现出明显的后殖民动物批评特征。《浅滩》侧重于反映人与环境、动物的关系, 而《骑鲸人》侧重于借动物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后殖民生态批评,动物研究,英美小说
参考文献
[1]蒂姆·温顿著;黄源深译.浅滩[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6
[2]Graham Huggan&Helen Tiffin.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 Animal and Environment[M].Routledge, 2010
[3]刘云秋.蒂姆·温顿访谈录[J].当代外语研究, 2013.2
[4]侯飞.蒂姆·温顿小说的“屏幕化”解读[J].电影文学, 2013.3
英美畅销小说翻译中的透明化错觉 篇5
关键词：英美小说,归化,异化,透明化错觉,大众文化
在速食文化和草根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 大众口味成为了决定文学作品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漂洋过海而来的英美文学经过翻译之后也逃脱不了这一番审判——大众的品位或许纷繁, 但是总的来说, 译文至少应当是“通顺、流畅”的。无论译文是散文还是诗歌, 小说还是非小说, 只要读起来通顺, 只要剔除了原有语言及文体特征而显得透明, 让人觉得它反映了外国作家的个性与意图或外语文本的基本意义——换句话说, 就是让人觉得译文实际上不是译文, 而是“原作”——大多数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都会予以认可。[1]译者出于这种心理预期, 力求“正确表征原作的思想”, “再现作者的精神风格”, “做到流畅自然”[2], 以满足读者的阅读要求。
一般而言, 目前出版大部分的译本都基本做到了以上几条要求, 在市场也大受欢迎, 《哈利·波特》、《暮光之城》、《达·芬奇密码》便是个中翘楚。这些作品的译者为了最大化地使读者与原作者无障碍地沟通, 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归化手段, 甚至是不得已的改编和删减, 让读者产生了一种译本话语透明化和作者在场的错觉[3]。
由于这种几乎无障碍的、良好的阅读体验, 大多数读者都迷失在这种译者营造的“感觉、激情、兴趣、行为和习惯的共集”[4]中, 重要文化信息的缺失反而显得无关紧要。笔者在本文中将用《哈利·波特》系列中的一些选段来进行比较和分析。
以下是《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的一段对话的原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皇冠编译小组的翻译:
George's fi ngers groped for the side of his head.
"Saintlike, "he murmured.
"What's wrong with him?"croaked Fred, looking terrifi ed."Is his mind affected?"
"Saintlike, "repeated George, opening his eyes and looking up at his brother.
"You see...I'm holy.Holey, Fred, geddit?"[5]
人文社翻译:
乔治用手摸索着脑袋的一侧。
“动听啊。”他喃喃地说。
“他怎么啦?”弗雷德惊恐地用哑声问道, “他脑子也受伤了?”
“动听啊, ”乔治又说了一遍, 抬眼望着他的兄弟, “你看……我有个洞。洞听啊, 弗雷德, 明白了吗?”[6]
台湾版翻译:
这段对话发生在哈利逃脱伏地魔追杀之后。乔治在保护哈利的过程中被斯内普的咒语割掉了, 回到家后就失去的耳朵和弗雷德开了一个玩笑。
对于原文中同音不同义的翻译, 人文社明显采用了归化的方法, 将其同质化为中文中的类似现象, 为服务读者借助原文“创造”了一个新的笑话;彭倩雯小组的翻译则选择了忠实于原文, 尽管没有照顾到不懂英文的读者, 仍然尽可能地表现了原文的幽默。人文社的翻译看似更优, 为所有的读者营造了流畅的阅读体验, 但这种几乎毫无痕迹的译文却牺牲了英语中不同于中文的语言方式, 将读者的注意力转移至情节发展上, 进而阻挡了读者接触新的、陌生的文化现象。此现象在人文社翻译的《哈利·波特》系列丛书里多次出现, 比如:
Some sort of explosion took place in the pit of Harry's stomach.
"What--live with you?"he said, …"Leave the Dursleys?"[7]
马氏姐妹:
哈利的心膨胀起来。
“什么——跟你一起生活?”他说, ...…“离开德思礼家?”[8]
郑须弥:
哈利胃里发生了某种爆炸。
“什么?和你一起生活吗?”他说, ......“离开德思礼家吗?”[9]
以上选取自《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 当哈利的教父布莱克建议哈利和他一起生活时。
值得一提的是, 郑的版本出版于2000年, 马氏姐妹的则是2009年新译本, 被书迷们戏称为“珍藏版”。从读者反馈来看, 马氏姐妹的版本在“流畅、通顺、直白”方面显然要更胜一筹, 此处节选的文段也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哈利与教父冰释前嫌, 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心中都非常幸福。这时教父又邀请哈利与他一同生活, 哈利想到自己终于可以离开姨夫一家, 不用再受折磨, 自然是心中狂喜。马氏姐妹摒弃了“胃里爆炸”这种中文读者不熟悉的、有些怪异的措辞, 改为“心膨胀”, 不仅无形中削弱了主人公此时的情绪感受, 更将一个新鲜的意象用陈旧、平庸的意象所取代[10]。
Lawrence Venuti在其名著《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的第一章就提到了“透明的错觉”这个概念:
“透明”这种错觉是通顺话语所形成的效果, 是译者通过采用通行的用法、坚持连贯的句法和明确的意义所形成的效果, 也是竭力保持译文的可读性所形成的效果。[11]
Venuti通过反对营造这种错觉的归化翻译来反对英美文化霸权和个人主义著作权思想, 提倡主要为文化精英服务的异化翻译。然而, 笔者在这里认为, 对于处于中文语境中的译者和普通读者来说, 适当减少对英美畅销小说翻译透明化的追求, 正是反抗文化“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手段。
近十年来, 英美畅销小说的译本的销量在国内蒸蒸日上。《哈》系列和《达·芬奇密码》曾一度跻身国内畅销书排行榜——这些小说在国内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广大读者, 也就是文化中产阶级。
英美优秀畅销小说在我国的大热不仅应该带来新的叙事方式、故事情节, 更应该让读者体会到新的、陌生的语言方式、文化现象甚至是价值观。郭建中教授在解读Venuti理论时曾说:译者永远不应把所有的差异都抹掉。[12]的确, 这种差异, 也就是畅销小说译本中非本土的语言文化因素, 是本国流行文化丰富、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 然而, 译者对透明化的追求让读者丧失了这种机会, 对“不规范”语言的摈弃[13]让别致的文化意象凭空蒸发。同时, 这种如原作般流畅的错觉让读者放松了阅读的戒心, 完全沉浸到情节的起伏中去, 只获得了阅读故事后被动的快感, 在这个过程中, 却几乎没有主动的思考和咀嚼的停顿。
这种透明化错觉营造的过山车般轻松而刺激的阅读体验让大众在面对异化程度较高的作品时失去了快速、准确处理信息能力, 导致了文化的“贫富悬殊”, 也就是文化精英与普通读者间鸿沟的出现。正如鲁迅所说:“我们的译书……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 有很受了教育的;乙, 有略能识字的;丙, 有识字无几的。……至于供给甲类读者的译本, 无论什么, 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14]随着社会和教育的发展, 人们的文化水平都有所提高, 尽管如此, 乙类读者, 即文化的中产阶级, 仍然是各类印刷品主要的服务对象。他们不仅是推动文化更新的中坚力量, 也代表了国民阅读素质的平均水平;可不幸的是, 乙类读者在半个多世纪后英美文化再次席卷而来时与甲类读者的差距并未缩小, 因为文化精英阶层早已接受更严谨、忠实的译本进行学术提升, 而文化中产阶级则仍然在透明化的迷雾中徘徊不前, 以一种几近自恋的心理状态要求译文最大限度的归化, 却并未意识到, 这种评判标准对自己本身的阅读能力和本国的文化更新并无益处。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