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创新合作

国际创新合作（共12篇）

国际创新合作 篇1

国际形象是国际公众对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特定国家的整体印象和综合评价, 是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现与象征, 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的无形资产。当前, 中国正处于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 软实力的增强与GDP、军事实力的增长同样重要。国际形象作为“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它更直接、更有力地影响着国家利益的实现。

国家科技发展的国际形象以科技发展状况为核心, 其外延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多个领域。科技发展状况的国际认知不仅反映了国家的科技实力, 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和走向, 显示出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而且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向国际社会传输了本国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在提升本国国际地位, 争取国际社会认同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 启动并实施塑造中国国际科技形象战略, 使我国科技发展的国际形象更加清晰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1 战略目标——设计中国科技发展的国际形象

全球化时代, 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本国的国际形象。作为战略规划, 中国科技发展的国际形象必须能够反映当代中国特征, 值得向国际社会推介, 获得国际社会认同。在我国“和平发展”国家形象的前提下, 从科技角度, 国家科技形象应聚焦为“创新·责任·合作”。

“创新”——没有创新, 科技的进步就无从谈起。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灵魂。当前, 自主创新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树立“创新”的科技形象体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时代特征与需求。

“责任”——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已经带来了很多资源环境问题, 这些问题已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依靠科技进步才能最终摆脱资源环境约束的困境。作为一个大国, 中国已经开始通过一系列措施, 如节能减排, 循环经济等, 努力承担社会责任。肩负国际“责任”的科技形象有利于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合作”——资源环境问题已经广泛威胁到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 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开展国际间的科技合作, 积极参与国际科研计划, 如IGBP, IPCC, LUCC等, 将国际的视角引入中国, 同时也将中国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 展现出中国日益开放的科技形象。

2 战略措施——系统化实施

特定国家的国际科技形象是其对外交往中的重要背景因素, 一旦负面的形象刻入国际公众的思维, 在很长时期内都会成为其国际交往中的障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国家对科技形象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 认知者、认知对象的客观状况及信息传播渠道都会影响科技形象的形成, 因此科技形象具有很强的可塑性。由于认知过程的复杂性, 因此良好的科技形象决不是单凭一个部门、团体在短时期内可以塑造的, 它需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 实施系统工程。

1) 在国际科技合作中提升主体地位, 夯实树立良好的国科技形象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是决定国家科技形象的基础, 无法想象在一个科技水平极端落后的国家能够通过什么样的举措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随着全球性国际科技合作加速发展, 我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中所处的位置和地位的变化已经成为我国展现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实力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前驻北京事务所所长、海外调查部研究员江原规由说, 过去30年世界经济发生的最大变化, 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经济走进世界。伴随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以及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加快, 中国的发言权不断增加和增大, 主要表现之一是中国参与的国际会议越来越多。

全球性的国际科技合作日益增强。对于研究者, 国际间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飞速增长;对于企业, 跨国公司大力推进研发机构的全球化进程;对于国家而言, 国家政府间在多项科技领域开展了双边或多边合作。但是, 在这些合作中, 中国科研人员原始创新成果较少, 对于成果缺乏自信;本国企业在同跨国公司合作中缺少核心技术, 还没有平等的对话权;我国在国家政府间的科技合作还没有确立主体地位。

在国际科技合作中, 要增强我国科技的主体地位。科研人员要克服浮躁情绪, 增强科研的原创性, 提高科研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企业以市场为指针, 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市场开发, 提升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科研工作者要超越国家层面, 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全球性问题, 引导国际科技发展前沿。

2) 提高科技传播实力, 掌握塑造国际科技形象的话语权

科技传播实力对塑造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科技形象具有重大的作用。成功的科技传播不仅能够深刻理解国际形势变革下的科技传播的核心内容和主导方向, 而且能够根据国际受众的不同制定有效的传播方式与策略, 通过富有创造性的报道引导广大海外公众的关注点, 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中国科技传播实力较弱, “西强我弱”的国际格局致使我国在国际社会塑造科技形象的话语权缺失。这种缺失常常使我国与国际社会就某科技事件、科技现象的舆论搏弈中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提高科技传播实力, 掌握国际话语权是塑造我国科技形象的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

3) 在外交活动中增强科技形象意识, 提升国家形象

在新的国际格局中, 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因此, 科技在我国外交中的作用凸显。能源问题、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等都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以这些科技问题为由, 综合运用多种外交手段, 牵制我国的发展, 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因此, 在总体外交格局中, 科技因子应当纳入到外交战略的核心部分, 在国际谈判、科技合作等外交活动中增强科技形象意识。这样才能全方位的展现中国的综合国力, 提升国家形象。

4) 在民间交往中培养科技友人, 传递科技形象信息

当前, 人口的跨国流动日趋广泛。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卢金曾谈到, 俄罗斯人了解中国, 更多地是通过直接交往。每年前往中国的俄罗斯人有五六百万人次, 也就是说每25个俄罗斯人中就有一个去过中国。2008年俄罗斯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在俄罗斯的友好国家排行榜上, 中国居第一位。因此, 民间交往是传递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途径。一方面, 我国国民的科学素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整体的科技发展水平;另一方面, 人员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与国际人士建立友好关系的机会, 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友人都能够把自己的真实感受传达给周围的人, 这比通过报纸、期刊、网络都更有说服力。但是, 客观地说, 目前政府和媒体都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资源。

在民间交往中, 我们要把每一位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当作中国科技走向国际的使者, 多与外国人交朋友, 在人与人的交流中使外国友人逐步产生对中国的认同, 并深化这种情感。同时, 我们应当加强科普工作, 着重提高国民科学素养, 改变不良陋习, 使每一个中国人真正认识到自身的一言一行, 对科学的态度都与国家形象密切联系, 把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科技形象当作一种爱国主义行为, 让民间的国际交往成为展现中国良好科技国际形象的一个窗口。

3 战略重点——占领传媒制高点

纽约《侨报》主编郑依德说,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历经“机遇论”、“崩溃论”、“威胁论”和“复杂论”。过去的“中国热”都是由西方政、学、新闻界点燃的, 与民众日常生活较少直接关联。今天, 美国民众忽然发现, 他们不但置身“中国热”而且正在参与制造“中国热”。

一些美国人士认为, 随着国力的增强, 社会的日益开放, 中国应该更加自信地与国际媒体打交道。无可否认, 这些年来通过政治、外交、宣传的努力, 中国已在国际上赢得了比较正面的形象。但是由于中国的机体太大, 潜力和爆发力太强, 她的迅速发展又随时可能被西方政、商和新闻界的“意见领袖”引导到负面的认知上。况且,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全球化虽然推动了经济一体化, 但同时也加剧了国家和民族的自我认同危机感, 以致“软实力”的竞争反倒愈加激烈。与世界更加积极互动的中国, 必须坚定一个信念, 即只有中国自己最具解释权和发言权。中国应该也必须在世人筑梦中国时, 抢得先机, 以更大的自信、更高的透明度、更宽阔的开放来面对国际媒体, 一起来挖出一条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通道。

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指出, 做好党和国家的工作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办报纸也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这为我国在国际新闻传播中明确了方向。在新闻传播中, 只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才能适应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变化, 向国际社会传递我国崇尚和平发展信息, 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1) 转变新闻传播理念

在很多人的思想中, 新闻传播就是一种宣传。宣传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的想法“广播”给受众。潜意识里认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形成的形象是本国自己能够完全主导的, 这是把国际形象的认知方式和国民对本国的认知简单地等同起来。对于科技新闻事件, 过度渲染其“世界领先”, 报道方式简单化, 会使国际社会认为科技信息不可信。因而外国人会以他们习惯的思维来认识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变化。在不能深入、全面了解其科技对我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实质性变革的情况下, 用“奇迹”、“威胁”等词汇来描述中国的科技状况也就不奇怪了。

这种自上而下的新闻传播方式最终会导致科技宣传产生反效果, 同时还会造成国内外对本国国家形象认知产生巨大反差。这种反差常常会使国人陷于自我评价中, 无法正确估计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这都会在各个领域增加国际合作风险。

因此, 在科技传播中要增加人文色彩。在传播中, 既要报道科技新发现、新发明, 也要报道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环境以及生态待遇;既要报道科研的研发过程, 也要报道科研成果的转化及应用;既要报道成功的经验, 也要报道失败的教训;既要报道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 也要报道中国科技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即使是“成就性”的报道也要尽量避免站在中国立场上自说自话。关键是围绕科技这一主题, 挖掘背后的故事, 体现人性关怀。这样才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

2) 改革新闻传播体制

传媒体制改革是我国科技传播制度改革的一项长期的任务。其中, 转变政府管理模式是改革传媒体制最核心的内容。科技新闻是传达国家科技方针、政策的声音, 因此政府应当对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予以监管, 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介入媒体, 正确把握舆论导向, 不失语, 不乱语。但是, 对于一些政治性不强的新闻事件, 应当给新闻以自主报道的空间, 充分发挥新闻单位的市场动作能力, 调动其积极性的主动性。对于一些由于报道不实等引起的纠纷完全可以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加以规范。

3) 推动传媒产业集团化

国际舆论较量的背后是国家传播能力的较量, 没有强大的传媒集团, 就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舆论导向, 就难以掌握国家科技形象的主动权。中国加入WTO后, 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拓宽, 国外大型传媒集团逐步进入我国, 我国传媒产业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了提高我国传媒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增强传媒的经济实力, 维护国家的舆论安全, 我国必须加快组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强的传播能力, 从而具有较强舆论导向力的传媒集团的步伐。

4) 探索新媒体传播方式

互联网是当代传播领域最令人兴奋的生长点。但这种传播手段的极端个人化及管理的相对困难性带来相当程度的信息失控。当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阅读电子出版物时, 我国必须重视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 重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差异。对新媒体的发展, 国家一方面要从高科技产业的角度予以扶持, 另一方面也要从精神产品的角度考虑其对社会舆论与精神生活的影响。换言之, 资金要注入, 政策要注入, 但内容也要注入。在技术与内容受到同等关注的前提下, 新媒体才能成为经济、快速、有效的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

作为新的传播方式, 建设国际传播的网站关键环节之一还在于有没有能够担当编辑的合适人才, 他们必须在某一专业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 并且有极佳的外文写作功底。有了这样的人才储备, 才能针对国际受众的特点, 写出兼具科技水准和文采 (外文) 的文章, 也才谈得上塑造中国科技发展的国际形象。

5) 充分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媒体

在提升我国科技传播能力的同时, 要充分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 “借船出海”, 传递我国科技发展的信息, 转变国际社会对我国科技状况的误读, 重塑良好的科技形象。但在“西强我弱”的大的科技传播格局下, 西方媒体对我国科技信息的认同度还很低。

以科技信息的来源为例, 涉及中国科技的报道, 国外消息来源多于中国本国的消息来源。同时, 国外媒体的报道视角、价值判断、态度和倾向等, 还是有明显的本位化色彩, 也就是说从本国的利益等出发进行报道, 西方媒体尤其如此, 比如说基本从竞争、威胁的视角去解读中国科技发展, 喜欢炒作中国黑客、技术间谍、威胁国家安全等负面议题。在这方面, 中国媒体甚至政府权威部门对它们的认知影响较小。

只有采取适当的科技传播策略, 增强传媒的可信度, 才能获得西方传媒的认同, 西方全球化的传媒系统才能为我所用。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控制者, 自身的形象直接决定着其传播信息是否被其他媒体所采信。首先要换位思考, 揣摸西方传媒的关注的焦点、思维习惯等, 对正面事物的报道增强人文色彩, 提高亲和力。其次, 对突发事件和敏感性问题, 主动出击, 不回避, 占领舆论主动权。

6) 推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

随着冷战结束, 全球多极化格局的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托全球信息传播网络垄断、控制国际舆论的局面倍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质疑。1980年, 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麦克布莱德委员会”通过了《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的报告。报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要求。这种要求符合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要维护并积极宣传我国的国家形象, 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在国际传播和国际舆论中的不利地位, 就应该积极推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 应当把推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以及塑造和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纳入我国的国际战略体系,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摘要：国家科技发展的国际形象不仅反映了该国的科技实力, 预示了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和走向, 显示出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而且通过向国际社会传输本国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在提升本国国际地位, 争取国际社会认同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文以我国“和平发展”国家形象为前提, 从科技角度将国家科技形象聚焦为“创新·责任·合作”, 并对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系统化措施和战略重点进行了讨论。在全球化背景下, 启动并实施中国国际科技形象战略, 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科技发展的国际形象, 使之更清晰、更积极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际形象,科技形象,传媒

参考文献

[1]王珏.“中国经济威胁论”及其国家形象悖论.国际观察, 2007 (3) :53-57.

[2]董青岭, 李爱华.和平·发展·合作——关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几点思考.理论学刊, 2006, 4 (4) :70-73.

[3]吴友富.关于中国国家形象品牌构建的几点思考.国际观察, 2006 (2) :15-19.

[4]倪建平.关于中国国家形象与外交政策的理论思考.东方学术文库 (第二卷) , 384-389页.

[5]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国际论坛, 2002, 5, 4 (3) , 14-21.

[6]翟杰全, 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影响因素与评价指标.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8, 8 (4) :3-6.

国际创新合作 篇2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人才与智力工作，充分发挥海内外优秀人才“强强联合”的团队作用，提高中国科学院人才队伍的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国内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国家外国专家局决定，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三期共同实施“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为规范计划的实施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围绕“1+10”科技创新基地建设，结合我院科技布局和学科发展的需求，按照“依托基地，先行启动，择优支持”的原则，创新三期院将组建一批创新团队，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共同支持。

第三条 中国科学院与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成立计划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对计划的审批、评估、监督与指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负责计划的日常管理事务。

第二章 团队组建

第四条 由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基地工作领导小组根据重大任务和学科建设的需求，部署、组建创新团队，并确定团队依托单位。

第五条 团队成员一般由5-8位国内相关领域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和5-8位在国外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于副教授及以上职位的优秀学者组成。海外成员中华裔学者所占比例不少于2/3。团队成员组成应具有合理的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

第六条 团队海外成员应具备的条件：

1、在海外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获得副教授或相当于副教授及以上职位;

2、取得过国际同行公认的重要研究成果，发表过多篇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或掌握关键技术、拥有重大发明专利等;

3、能够把握学科发展方向，提出创新性构想，并能够带动研究团队做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

4、与团队的依托单位或团队中的国内成员已经或正在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

5、确保在受聘期间能经常参加团队实质性合作研究，且每年到我院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3个月，受聘期间不得在国内其他单位兼职;

6、诚实守信、学风正派、乐于奉献、崇尚科学精神，愿意通过合作，促进科学发展。

第七条 团队国内成员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百人计划”入选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所占比例不少于2/3。团队的负责人由国内学者担任，负责团队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第八条 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基地和相关专业局将拟建创新团队方案报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初审。拟组建的团队应填写《中国科学院创新团队组建论证报告》。团队拟招聘海外成员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中国科学院海外评审专家进行评审。

第九条 由相关科技创新基地、主管专业局和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组对拟组建团队进行论证，团队至少3名海外成员代表和国内成员代表须参加团队论证会答辩。专家组由 7-11位相关领域的院内外专家及2-3位管理专家组成，其中院外专家所占比例须大于1/3，专家组名单须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论证通过后的团队由依托单位组织启动，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有关专业局备案。

第十条 院每年下半年度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对运行1年以上的新组建团队运行情况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团队将获得院人才专项经费的支持。领导小组将对团队的研究目标、学术水平、成员资格、国内外成员的合作进展等情况进行评审。未通过的团队经过调整、改进和完善后还可参加下一次领导小组会议评审，同一团队最多可参加两次评审。

第十一条 根据《中国科学院关于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和招聘海外知名学者的管理办法》(科发人教字〔2006〕205号)，中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领导小组”将对团队海外华裔成员进行遴选，授予其中3-6名学者中国科学院“海外知名学者”称号。

第三章 支持方式

第十二条 通过论证的新组建团队在运行第一年将获得国家外国专家局重点引智项目支持。团队运行第一年度海外成员的国际旅费和在华工作期间生活费由国家外国专家局提供资助，资助经费使用范围和标准按照国家外专局重点项目标准执行，相关费用在批准额度内在院办公厅财务报销。

第十三条 在项目正常运行满一年、经领导小组评审通过的团队，由中国科学院支持人才专项经费300-600万元(即中国科学院“海外知名学者”专项经费)，由科技创新基地支持项目经费200万元，经费由团队统一使用。经费分两次拨付至团队依托单位。

第十四条 鼓励中国科学院海外评审专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或“香港、澳门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获得者(项目已结题)作为团队海外成员参加创新团队工作，此类学者参加创新团队工作可按每人50万元(依托单位匹配10万元)向计划申请追加经费，由团队统一使用。每团队申请追加经费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第十五条 科技创新基地或团队依托单位在实验用房、仪器设备、人员配备和研究生招生等方面对团队应给予优先支持。

第四章 运行管理

第十六条 各科技创新基地和团队依托单位负责制定团队运行、人员聘用、经费管理、成果管理和海外成员的待遇等方面的管理制度。经费使用必须符合国家、院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团队依托单位或团队负责人与团队成员应签订聘用合同，明确团队成员的职责、义务、待遇和成果所属等相关问题。在团队运行期间，对不能履行职责和义务的成员可以按照合同约定解除聘任关系，同时，可增聘新的成员，建立规范的团队成员进退机制。

第十八条 海外成员应积极参与团队的研究方向、人事、财务等重大事宜的决策和管理，并应通过网络、国际会议、联合培养研究生和接收国内学者访问等方式推动团队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

第十九条 在团队人才专项经费中，人员费用(包括海外学者工资、食宿以及交通，研究生培养、助手聘任等费用)支出比例不超过40%;国际学术交流费用(包括国内成员到海外成员实验室访问交流、举办学术会议等费用)支出不超过20%;其余用于科学研究以及购买必要的小型仪器设备。人才专项经费不得用于购买大型仪器设备。

海外成员来我院工作的工资、往返旅费、住宿等费用按财务制度和聘任合同约定从院拨付的人才专项经费中支付。海外成员的工资参照国家外专局相关标准执行，各团队可根据海外成员实际工作时间，按天或周发放。

第二十条 国家外国专家局为“创新团队计划”海外成员办理来华工作许可和办理“外国专家证”开辟“绿色通道”，并提供相应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便利条件。

第二十一条 对团队中有突出贡献的海外成员，可优先推荐国家“友谊奖”候选人，参加国家“友谊奖”评选。

第二十二条 团队运行期间发表的论文、专著以及获得的专利等均应标注受“中国科学院、国家外国专家局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资助(英文：Research Supported by the CAS/SAFEA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Program for Creative Research Teams)。对研究成果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将按国家的法律法规、院所的管理制度和签订的聘任合同等进行合理分配。

第五章 考核评估

第二十三条 各团队须建立年度报告制度，每年应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年度工作进展报告;科技创新基地和依托单位对计划的执行和经费使用负有监管责任;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团队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并负责组织相关考评工作。

第二十四条 团队获院支持2年后，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专家学者对团队工作进行中期检查，内容包括团队运行管理情况、海外成员工作情况、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经费使用与管理等。对团队运行中存在问题及时提出整改和完善的意见;对拒不执行院有关规定、团队运行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计划执行效果差的团队，将及时终止计划的执行，并视情况要求其退回剩余经费或全部人才专项经费。

第二十五条 在团队启动后4-5年，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对团队工作进行终期评估，就团队的科学研究成果、国际学术地位和竞争力的提高、对相应学科发展的贡献、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管理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评估。对评估优秀的团队院将通过重要方向项目和研究平台建设等方式优先给予继续支持。

第二十六条 终期评估专家组由7-11位相关领域的院内外专家及2-3位管理专家组成，其中院外专家所占比例须大于1/3，专家组名单须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对团队的评估工作，将根据情况邀请中国科学院海外评审专家等国外专家参加。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创新二期组建的在运行团队项目按照原《中国科学院创新团队组建和管理办法(试行)》(科发人教字〔2003〕19号)继续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负责解释。

国际创新合作 篇3

【关键词】广西 高职院校 国际交流与合作 策略 创新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3C-0004-02

国际化是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广西南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为广西高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和更广阔的空间。当前正是广西贯彻十八大精神，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的关键时期，立足当前，认真分析和正视广西高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有开拓性和新亮点的策略，成为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重要课题。高职院校相对于本科院校而言，办学历史不长，文化积淀不够，但是这些不足对于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来说并非完全是不利因素。实际上，年轻的高职院校更容易摆脱传统办学思想的约束，通过合理吸收世界先进办学理念，依据地方市场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要求，能够调整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创新职业人才培养模式。基于此，本文从五个方面探讨广西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创新策略。

一、彰显特色，提升优势，打造区域性高职院校品牌

广西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一个渐进的系统工程，必须立足当前与实际，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的开展。广西与东盟各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双方人文关系与文化传统亲近密切，国际交流源远流长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相关领域的探索与研究已广泛开展并受到重视，如2013年9月以“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服务经济转型升级”为主题，教育部和广西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13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在广西科技馆成功举办，旨在进一步促进广西职业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全面加快发展广西职业教育。广西各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多个民族有着相近的亲缘关系，在文化认同、生活习惯和风俗信仰方面极为相似。广西同时也是中国第三大侨乡，有200 余万广西籍的华侨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各个国家，这些条件十分有利于东盟国家学生理解中国的教育文化，接受广西高职教育的服务及产品。而广西背靠大西南，南邻北部湾，面向东南亚，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唯一水陆相交的省区，既有通往东南亚中南半岛的陆上交通路线，也有前往东盟各海岛国家的多个港口，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双方的高职教育交流与合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可以说，广西的地缘优势是一种其他省份无可代替、引人瞩目的地域优势。此外，广西的生活消费水平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处于较低水平，与东盟国家十分相近，这对于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东盟各国而言无疑是非常契合的。基于上述优势，广西高职院校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应抓住机遇，扬长避短，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推出符合东盟各国实践需求的职业教育产品，赢得这一重要消费群体和市场份额。广西高职院校与东盟各国应进一步挖掘各自的职业教育资源，共同开辟新的交流合作领域，充分利用各自在人才、资金、区位、政策及学术积累等领域的条件，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真正实现“1+1>2”的效果。广西高职院校应借助政府部门牵线搭桥的合作项目开展广泛的对外合作办学，主动联系国外优秀高职院校，全面引进先进的教师、教材、课程计划、课程资源、教学设计、考核标准等，选择有发展潜力与合作条件的优质项目作为载体。如在课程内容上，可以合理运用网络多媒体技术，科学构建国际对话和合作的规则，重视知识结构的变化，最大限度地在教学方法、手段、评价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应清醒地看到，无办学特色就难以形成竞争力，特色在高职教育发展中已成为重要的竞争利器与无形资产。广西高职院校在创建高水平职业院校，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应形成一种比优势、创特色的战略觉醒，以生机和活力走特色化发展道路。准确定位，立足东盟，主动适应广西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积极探索依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平台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实施策略，打造有竞争力的区域性高职院校品牌。

二、优化政策与战略组合，实现规范与扶持并举

政策与战略是高职教育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广西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应在完善的法律规章的范畴内开展，因此，完善合作的法制环境，优化政策组合是广西高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实需求。即国际交流与合作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具有严谨的法定依据，不能违背国内和国际的相关法律、公约及协定。高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还涉及学历、学位、学分的互相认可，因此，广西高职院校应树立国际性标准观念，全面实现与国际通用标准及惯例的接轨，如各种职业的专业资格标准、职业教育质量准则，等等。参照已有的国际惯例，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各种对外合作项目进行规范管理。深化改革运行机制，集中优势，整合资源，力求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学校各项工作的跨越式发展。树立长期合作的理念，避免短期化倾向，加快制度建设的步伐，以完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管理机制，如师资队伍的建设方面，应树立市场观念、开放观念和竞争观念，完善淘汰机制，建立竞争和激励机制，加大外籍教师和专家的引进力度，吸引更多高水平、国际化的教师到广西高职院校任教，促使国际化教师队伍管理新模式的完善。对于本院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发展潜力的优秀教师给予大力资助，为培养他们成为国家化师资人才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既要严格规范，又要科学扶持，与新变化和新形势相适应，让教师在国际交流与合作进程中各尽其才，充分发挥优秀人才的团队效应。

三、建立高职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加大国际宣传的力度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提升，高职教育逐渐被视为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出口产业，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来提高国际竞争力，是许多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取向。广西高职院校应以先进国家为参照系，通过建设先进的理念机制，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基础，树立“教育是服务”的办学观念，积极探索和建立高职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将学校的各项工作打造成一条完善的服务链。深入分析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加大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努力营造国际化的校园文化环境，将学生看做服务的对象，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将最优质的教育服务提供给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努力将广西逐渐打造成为区域性国际化高职教育服务中心。在引进国际先进教育资源的同时，还要“走出去”，扩大广西高职教育在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例如，与广西毗邻的东盟地区可以作为广西高职教育输出的第一站，并逐渐拓展至其他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应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加强国际推广，提高知名度，如开展一系列广西职业教育展、汉语考试介绍会、留学说明会，等等，利用各国传媒及华人华侨团体等资源来进行招生宣传。从邻近的东盟各国开始，逐步辐射到世界更广阔的范围。同时，还应充分重视互联网这一经济、有效的途径，加强国际招生宣传网页的建设和维护，为广大国际学生提供了解广西的有效平台，让他们加深对广西高职教育优势的了解，强化学习动机，充分认识到前往广西学习对其人生发展规划的意义和价值。endprint

四、拓宽教育教学合作领域，以国际化高规格人才为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规定了人才培养的基本质量和规格，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方向与层次。广西高职院校要在新形势下发展壮大，必须在综合考虑广西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人才需求及区域特色基础上，借鉴国际上高等教育合作成熟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发展形式，大力拓宽与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合作管道，如在项目合作、特许（授权）办学、国外分校等层面，增加职业教育产品供给的选择性和多样性，力争在新的机遇期构建广西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新优势。这就要求进一步创新现有的高职教育结构，前瞻性引进国际上新的专业和成熟的学科，优化学科专业和课程资源建设，优化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和招生就业体制，转换合作机制，加强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产业调整和布局领域的探究，以培养面向国际，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需要的职业人才为目标。职业教育不只是靠需求驱动的，更是依靠发展需求来驱动的，适应国际化的职业人才是具有全球意识，熟悉WTO规则的人才。因此，除知识技能的培养外，还应重视学生国际意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深刻理解多元文化，增进对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的理解。

五、解放思想，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广西高职院校在过去20多年的国际化办学实践中，取得了很多成绩，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各高职院校应从实际出发，发挥地域和行业优势，不断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近年来，一些高职院校已经做出了重要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为例，从2006年开始，学校通过桂林市政府牵头，申请加入了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成为其旅游教育类会员单位。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通过全球招标，选取香港理工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作为项目执行方，具体协助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开展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改革，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两个项目班，全面引进世界先进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模式、课程计划、互动式教学法和评估体系。经过多年的教学改革，相关数据显示，项目班学生在专业水平、外语技能和职场适应性方面全面超越非项目班学生。该国际项目的成功实施，在全国乃至世界旅游高职教育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另辟蹊径，通过与世界顶级国际行业组织合作，不仅引进了先进的国际教育资源，还全面提升了学校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充分说明了合作模式的创新可能带来的巨大效益。

综上所述，广西高职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正处在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各高职院校应自觉把握时代的脉搏，在对外合作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创新，积极拓展教育教学合作领域，加大宣传力度，以国际化高规格人才为培养目标，引进来的同时还要走出去，打造有竞争力的区域性高职院校品牌，全面提升广西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刘魁.价值链视阈下广西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研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8）

[2]缪秋菊.高职院校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对策[J].职业时空，2013（8）

[3]潘小明.高职院校教育国际化的内涵、要素与动因[J].职教论坛，2012（33）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2013A013）

【作者简介】张海琳（1976- ），男，壮族，广西贵港人，硕士，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国际交流。

国际创新合作 篇4

国际合作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办学形式,其主要是引进境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材与课程等,培养一批优秀的复合型人才[1]。然而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还存在的不足,因此,为了提高我国教育结构的办学水平,本文就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模式创新进行深入探讨。

二、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的特点

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时代性特点,当前人们为了能够使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不断的追求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使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不断增大。为了满足对于学习的需求,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人们学习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有效国家的教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形式,以满足人们的学习需求。这就是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的时代性特点。二是多样性特点,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的发展表现形式多样,其中包括授权办学,国外高校直接办学,以及国际教育项目合作。三是不均衡性特点,其不仅体现在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差异,而且其发展的速度也不同,另外,对问题的重视程度也有着一定的差异。

三、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模式创新

(一)交流模式的创新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的交流模式也可以称之为交往活动。国际合作的两方进行对话与交流,最终达成合作,其体现了资源与利益的共同享受,其文化与教育成果得到更新。因此,当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交流模式为“主体—主体”。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应是双向的,然而实际中确是单向的。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不提倡“主体—客体”的形式,只有在两方平等、互利的情况下,才能够使其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融资模式的创新

教育资金是教育事业的主要部分,其直接关系到教育是否成功[2]。因此,要想使教育机构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资金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实施过程中,不仅有公办高校,还存在着有民办教育机构。因此,对于融资模式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从当前形势来看,一般都在通过政府注资、学费收取,捐赠,产学研结合等融资模式。因此,需要对融资模式进行创新,其中可以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其次,为高校的融资创造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并完善收费政策与学生资助体系。

(三)管理模式的创新

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主要是教育中的管理制度体系,其对教育事业来说有着重要意义[3]。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管理模式的构建中要体现良好的价值观,要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形式。例如,在大学管理模式当中渗入以人为本的管理形式,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使学生能够感受到大学教育的自主与平等,从而使学生奋发向上,不断提升自我。另外,将“自由”渗透到管理模式中,实现大学生自由的学习,与大学生独立的精神相符合,从而实现真正的意义。

(四)教学模式的创新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模式还存在着不足,其中有包括教学目标过于单一,教学手段较为传统,一般都是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主要以教材内容为主,以教师为中心,这种枯燥单一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处于被动的状态,无法使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需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比如,将互动式的教学模式引入到教育中,其主要是让师生之间进行交流与沟通,以此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另外,分层教学模式也是一项有效的教学方法,由于学生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层次,针对于不同层次采取有效的方式,这样能够使每个学生的学习得到提升,以此使全体学生的水平不断提高。跨文化教学模式主要是通过网络的形式的达到的,其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交流、学习的平台。

(五)构建高效的师资力量

师资力量的建设是实现教育事业的重要内容,因此,国际合作教育不仅需要中方教师,还应当引入外籍教师[4]。对于教师的需求来说,不仅需要有专业的知识,还应当具备较高的综合素养,这样才能保证教育的质量。比如,武汉理工学院在师资队伍的建设当中,中方教师都是国内名校的博士以及硕士,并适时对教师进行培训,以合作的方式将教师送往西方进行培训,加强教师对各国的文化学习,使教师的综合素养得到提升,为合作办学奠定良好的基础,以此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合作的更好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国际合作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办学形式,为了使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模式得到创新,本文主要从交流模式的创新、融资模式的创新、管理模式的创新、教学模式的创新等方面进行分析。因此,只有选择合适的国际教育合作对象,选择正确的国际高等合作教育模式,加强国际合作教育的内部管理,构建高效的师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得到良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魏乾梅,谢仲文.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西部地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以广西为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0:47-51.

[2]高雪莲.国外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J].高等农业教育,2007,01:85-87.

[3]王培强,杜桂萍.关于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问题的思考[J].航海教育研究,2005,02:12-14.

国际警务合作 篇5

一、以国际刑警组织为依托,在国际刑警组织框架内开展国际多边合作是当今国际警务合作的发展趋势。

二、通司法协助条

约

和

引

过

缔

结

中

外

刑

事

渡条约,广泛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强化双

施

国

际边警务合作是当今国际警务合作的重要渠道和模式。

三、实侦查协作是当

今

国

际

警

务

合作的重要手段。

居留：被用作长期居留签证的简称，拥有该类型签证可以在规定时间内以相应的法律权益在该国领土生活。

涉

外

警

务

：即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职权，对具有涉外因素的事务实施行政和 刑事 管辖活动的总称。

级别管辖，公安机关上下级之间，受理和侦查涉外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涉外警务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违反涉外公安行政管理法规的外人或外国组织，依法实施的行政制裁。是公安机关的重要涉外警务执法行为。

跨境追缉：对潜逃国外的犯罪分子，在有关国家警察机关的配合下，按照其越境逃跑方向 进行追捕的一项侦查措施。

外国人入境是指非本国公民持合法有效的护照或其他国际旅行证件、签证，从一国地区对外开放或者指定的口岸进入该国或者地区境内。外国人出境，是指居住或停留在本国的非本国公民，依据本国法律规定，离开国境。

洗钱只指“通过合法的活动或建设将违法获得的收入隐藏、伪装或投资的过程”。

跨国遣返：指一国执法机关，将潜逃至另一国的本国籍犯罪嫌疑人或罪犯，在有关国家机 关的协助下，通过拘留、驱逐、引渡等程序押解回国的执法行为。

国际警务合作,是不同国家的警察机关在警察事 务领域为完成特定的警务相互提供支持、援助、协助、配合的一种执法活动。华民侨。： 是

指

定

居

在国

外的中

国

公限期出境：公安机关对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外国人取消其在中国居留的资格，责令其 在指定的期限内离开中国的一种处罚措施。

跨国有组织犯罪：指3人以上有组织的实施的、涉及两个以上国家并触犯了他们的刑事法律的行

为。

引渡：一国把在本国境内而被他国指控为犯罪或判刑的人，根据他国的请求，在条约或互 惠的基础上移交给请求国审判或执行刑罚的一项制度。简答题

刑事司法协助：指各国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相互提供协助的行为。刑事司法协助又可分为广义和狭义的司法协助：广义的包括诉讼文书送达、协助调查取证、刑事诉讼转移、判决的执行、引渡、被判刑人移管；狭义的仅指诉讼文书送达和协助调查取证。建立国际司法协助制度，在中国是一个新领域，在立法、司法及理论研究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试图以我国司法实践为基础，遵循国际法原则和规范，对健全中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作一些评析和初步探索。

中外警务合作条约中双方交换的情报类别：1.合作范围内的犯罪活动的情报； 2.涉及两国公共安全利益的重大国际活动犯罪的情报；

3.两国公民在对方国家实施犯罪活动或者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报； 4.本国惩治犯罪方面的立法情报； 5.其他相互感兴趣的情报。

国际创新合作 篇6

据悉，中国教育部于2015年4月正式批准筹备设立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筹）是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定位为创新研究型的高水平大学，将全面引进以色列理工学院优秀的学术系统、学术标准和学科优势，致力于建设成为一所国际公认，集教育、科研和创新能力为一体的高等院校。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筹）的启动建设标志着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国际合作模式、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工作又取得了新突破。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筹）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种文化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的标志性合作项目，将成为中国教育国际合作的标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知名学府和国际性区域创新中心，成为中以两国合作的重要平台。

汕头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李嘉诚表示，科技和创新是建立个人和集体财富的强大动力，只有通过有内涵的教育和健全的法制，才可期待创新能力和创新信心增强，使其成为打造自主、公平、快乐和丰盛未来的核心动力。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筹）中方候任校长李剑阁在致辞中表示，有信心和各位同事一起，提倡独立自由思考、敢于挑战权威的学习风气，移植以色列“鼓励探索、包容失败”的创新基因，在中国广东省培养世界前沿理工人才。

国际创新合作 篇7

本报讯 (本刊记者张荫芳) 2009年7月21日, 新华保险与国际SOS达成全面战略合作, 围绕全球化保险理赔及救援运营服务共同推出“全球化人身风险服务管理方案”。由此, 新华保险在全球人身风险服务管理领域率先打造出具有全新视角和竞争优势的差异化服务模式。

据悉, 该方案打破了目前国内保险业仅有专属产品涵盖境外救援医疗责任的惯例, 将境内外医疗救援、境外医疗服务网络与住院理赔风险管理, 以及境外旅行综合援助等系列保障服务系统性嵌入新华保险多元化保险产品中, 从而使该“全球化人身风险服务管理方案”所惠及的客户量从以往3万境外救援医疗险客户大幅扩展至800余万, 占其客户总量的2/3, 达到最大受益客户规模, 最终使新华保险各层级客户均能享受到如影随形的紧急救援服务。值得一提的是, 受益最广的普通客户将拥有业内独一无二的境外理赔协助与及时的医疗救援等一系列高附加值服务;而VIP客户将更能享受到尊贵的紧急医疗转运及12小时电话医生健康管理服务。

新华保险运营管理中心主任唐庚荣表示:“我们之所以选择与国际SOS全面战略合作, 不惜加大成本投入和创新服务举措, 目的是借助其完善的救援网络、医疗资源和先进的全球网络管理经验, 向各层级客户提供高品质高效能的全球人身风险管理服务, 从而做到充分保障客户利益”。

国际创新合作 篇8

一、长北气田概况

中国最大的陆上气田合作开发项目是由中国石油与壳牌集团合作开发的长北天然气项目, 该项目于1999年9月签订合作合同, 2000年至2001年进行开发评价, 2005年5月进入开发建设阶段。到2008年8月26日天然气日产量一举突破1000万立方米, 仅用不足3年的时间就提前2年建成了年产30亿方的天然气产能, 已成为中国石油上游业务中最大、最成功的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区块位于鄂尔多斯盆地长庆靖边气田东北部, 行政区隶属陕西省榆林市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该区大部分处于毛乌素沙漠。项目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建成一个日处理能力10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中心处理厂, 建成单井到厂区的天然气管网;二是钻新井53口, 其中双分支水平井35口, 水平井18口。三是对原有四个集气站、一个集配气总站和16口天然气井改造, 以便达到最佳的商业供气效果。根据合同规定, 壳牌是本项目的作业者, 中石油将提供部分人员参与项目建设。

二、长北气田国际合作中的管理创新

1. 长北气田国际合作开发面临的难题。

经长期的地质调查与勘探证明, 这个我国第二大盆地, 沉积岩巨厚达6000米, 是一个基底结构复杂, 具有古、中新生代沉积盖层未经褶皱变动的“克拉通”盆地。由于它的稳定性, 储油 (气) 构造不发育, 储油 (气) 物性不好, 圈闭条件差, 往往被人们贬低, 或不被重视与青睐。它的油气有效渗透率仅为0.49毫达西左右。不易开采的低渗和特低渗透, 低压、低产的岩性油气藏。经过长期的研究和与多家国际公司的合作都无果而终, 最终摈弃过去的思路, 在国际合作中不把“最难啃的骨头”交给合作伙伴, 而是选择把具有典型特点的区块拿出来, 确立“互利双赢”的合作理念。

2. 管理创新及主要做法。

资源型企业生命的根基和保障就是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而无序的开采、缺乏有效性和科学性的管理, 使资源被无法挽回的浪费掉了, 因此统筹看待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利益, 是资源性企业提高开发水平的基本点。长北项目开发建设初期就非常重视统筹规划, 用3年时间花费6000万美元进行前期评价和方案优化。其管理具有一定的双重性, 一方面是本土资源国内开发的项目, 另一方面引入国际合作, 而且外方是作业者, 这又变成了典型的国际项目, 相当于承包商在国内做的国际项目。

(1) 采用国际石油公司通行的组织管理模式。成立了新的“联管会”。根据联管会决议, 由壳牌公司和中国石油共同组建“长北合作项目联合工作组”。“联合工作组”分为“产能建设项目组 (PMT) ”和“资产管理项目组 (AMT) ”, 分别负责合作项目的产能建设和生产作业。根据中油股份公司对外合作管理要求, 长庆油田分公司组建了“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长北天然气开发项目经理部”, 主要负责参与长北合作项目的中方人员的人事组织管理、业绩考核、薪酬发放和党团组织建设。通过对中方人员的管理考核, 将中油股份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对长北项目建设的方针政策、指导意见贯彻到具体工作中去。

(2) 长北气田的HSE管理创新。以“三个100%”为目标, 以现场HSE风险控制和提升员工安全技能为重点, 以严格考评和“心与意”的沟通管理为手段, 通过大量的各种HSE专业培训, 不断强化领导者HSE管理责任, 全面落实各种事故控制工具, 严格现场监督管理, 坚持持续不断地HSE作业改进, 构建了浓厚的全员参与的HSE文化, 及时纠正、消除了各种风险隐患, 自2005年项目启动至今持续保持了安全、平稳的态势。形成先进的HSE文化理念, 提出的“以人为本”和“所有事故伤害和职业病都是可以预防的”、“追求零伤害、零事故、零污染”等HSE管理理念。应用丰富的风险控制手段, 如工作危险性分析 (JHA) 、工作许可 (PTW) 、事故控制技术 (A.C.T) 等。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是简单易学, 实用有效, 可以为项目HSE管理提供有效手段。完善HSE文件体系, 大到工程建设, 小到办公旅行, 都有HSE控制程序。齐备而丰富的管理程序, 使规范管理成为了可能, 为实现文化管理奠定了基础。有充足的HSE资金保证基础, 专门设置项目建设HSE经费, 并含在工程预算中, 帮助承包商改善HSE条件。这点在试生产作业站点改造中得到了明显体现, 投入的5000万人民币改造费用中, 大约有80%以上都是用于提高生产系统安全等级的。强大的技术支持体系, 确保了HSE问题得到妥善处理。中石油具备当地项目建设HSE经验, 在HSE管理上也有着独到之处。壳牌公司有着众多经验丰富的健康、安全和环境专家, 随时为长北项目的HSE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到2008年底, 长北项目已创造了“无损失工时记录”超过720万人工时的新记录;“零可记录事故”天数已达到630天, HSE管理业绩在壳牌公司亚太区所有公司中排名第一。长北项目HES管理理念和模式, 被中国石油确定为“上游业务HSE管理的样板”, 在长庆油田和中国石油被广泛宣传与推广。自2006年下半年至今, 已有71个团体、920多人次到长北项目“学习”、“取经”。

(3) 推广合同化的管理。以合同化运作为手段, 以“两个高”为原则, 组织生产。根据项目产建和生产需要, 与承包商签订作业合同后, 由项目组内部设立的合同管理者, 具体负责每一份合同的管理和执行。目前长北项目共有各类作业合同379份。其中:天然气产能建设作业合同215份, 天然气生产作业合同43份, 后勤服务及其它合同121份。

(4) 生产运行突出“四早、两高”。严格遵循“平稳、均衡、效率、受控、协调”的原则, 积极落实各项生产组织保障措施。制定了详细的配产方案, 绘制了相应的生产运行曲线图, 计划详细到了每一口井和每一天的产量, 通过计划产气量与实际产气量的对比, 精心组织实施生产计划, 保证全年供气量的顺利完成。2007年3月1日, 中国石油与壳牌公司共同宣布长北天然气合作开发项目正式开始商业生产。2008年, 长北项目担负的天然气生产任务异常繁重———30亿方的天然气生产任务。这不仅影响着项目全年生产目标的实现, 更影响着油田保障“北京奥运”天然气供应“政治任务”的完成。面对压力大、任务繁重, 项目部在生产组织和管理上, 狠抓“四个早”、力保“两个高”的原则 (四个早:早部署、早运转、早投产、早主动;两个高:高效率、高质量) , 精心组织天然气生产, 协调供气计划安排。

(5) 采办工作赋有国际操作特色。采办具有标准化、效率高、速度快、计划性强、法律性周密等特点, 对参与长北项目开发建设的承包商首先应提供详尽的资格审查资料, 通过认真细致的现场考察、资质审查、实力考评等测试, 获取资格后方可进入正式的招投标程序之中, 参与后续投标工作。在长北地面建设工程的一期工程中, 对分项工程实行了项目总承包合同 (EPC) 制招投标方式。将一期工程分成两个总承包合同, 在国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承包商资格审查与招投标工作。整个过程包括总承包商资格预审查、资格正式审查、技术标投标与评标、商务标投标与评标等;在长北地面建设工程二期工程中, 对工程设计承包商及施工作业承包商的招投标采用了“单价+总价”相结合的合同制招投标方式。基于项目本身特点及其在EPC操作运行方面的一些具体情况, 采用这样的招投标合同方式。

(6) 锻造高素质的对外合作人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中方项目部依照对外合作“学习、消化、吸收”的工作方略, 始终把员工队伍业务技能素质的提高, 作为履行职责、不辱使命、维护企业形象与利益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借鉴学习壳牌公司人才培养经验, 坚持“请进来、送出去”, 大力开展英语、HSE、技术、管理及职业资格取证等各类培训。已先后向中国石油、长庆油田输送出了40多名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长北项目中方和壳牌的管理员工总数不足300人, 而作业现场的人员也只有70人。与国内同“级别”气田上千人用工量相比, 长北项目管理凸显了在高新技术与装备广泛应用基础上的“高效”。

(7) 创新钻井作业管理。井工程工作模式, 长北钻井施工由亚太区三地联合进行, 北京提供商务支持, 马来西亚米里提供技术支持, 榆林现场提供决策;钻井作业方式, 三地联合办公通过卫星通讯进行实时传输, 可快速提供施工中遇到复杂情况, 有效提高了施工效率, 保证施工平稳有序进行;钻井现场监督, 榆林施工现场由总监、施工工程师、监督组成的现场管理链, 对钻机作业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督, 保证了施工质量的提高;施工质量, 长北钻井施工根据钻井实际情况, 借鉴壳牌全球管理学习曲线理论, 针对新开钻的井, 都要在已施工过井的基础上实施施工质量提高计划, 同时现场引进QA/QC工程师、钻机教练、泥浆专家、有效保证施工质量和施工天数改进;甲乙方奖励机制, 长北项目组注重甲乙方协作, 强调在平等条件下实现双赢, 为此根据项目提高计划制定详细的奖励机制, 极大提高了承包商积极性, 加快了产建进程。最短的建井周期达到153天。

(8) 创新地面建设模式。地面建设工程开创了“数字化管理、自动化控制, 远程监控、无人值守, 安全节能、运转高效”的气田建设新模式。“井丛集气、远程调产、间隙计量、气液混输、变压生产、分区清管、集中净化、安全环保、无人执守、全面监控”的特色已成为长北项目的崭新模式。

三、长北气田合作开发成功的意义

1997年11月原国家计委批准长北区块对外合作, 1999年9月23日中国石油与壳牌 (中国) 公司签订合作合同, 2005年8月起正式开发建设, 到今天, 长北项目历经十年, 成为中国石油上游业务中最大、最成功的对外合作项目, 也是跨国石油巨头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市场上最大的投资项目。正如中国石油一位领导者所言:“长北十年, 浓缩了中国石油开展对外合作的历史, 在中国石油与天然气发展史上, 成为了居延长、玉门、大庆勘探开发之后, 第四个具有“地标”意义的事件。”

国际创新合作 篇9

逆势而上化解危机

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冲击,无疑,中国托盘行业也难以独善其身,不少企业的生产与销售都受到影响。但是,在危机中,仍有一些企业看好托盘行业前景,把握市场机遇,获得了快速发展。

上海力卡塑料托盘制造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胡文龙总经理向与会者介绍了本企业如何正确解读国家4万亿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坚定“逆势而上”的策略,在危机中抓住商机赢得快速发展。他说:“2009年3月10日国务院颁布的《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将托盘产业纳入物流业九大重点工程之一。受此鼓舞,我们从2009年四、五月份开始毫不犹豫地全面恢复托盘生产,到九月份已经将前几个月预先生产出的产品销售一空,年底前仍需开足马力生产才能满足订单需求,预计全年公司将创记录地实现年产托盘120万片以上的佳绩,化解了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对未来发展我们充满信心。”

其实,像力卡这样的托盘企业在上海金山、在全国还有不少。同力卡一样首次作为2009托盘国际会议赞助商的金华市捷特包装有限公司、浙江荣信模具塑料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庆豪、南京汉青竹业等国内知名托盘生产企业,都以其不断增强的实力印证了中国托盘企业的崛起。

不仅中国托盘企业已逐渐在全球托盘行业占有重要一席地位,中国托盘市场的巨大潜力也吸引了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包括欧洲、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托盘巨头不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开拓力度。出席此次会议的亚洲托盘系统联盟轮值主席、韩国托盘协会会长徐炳伦先生,欧洲托盘协会最高执行官哈里·雅各比先生,日本托盘协会会长冈田和夫先生等国际托盘行业组织的高层决策者,都纷纷表示将继续关注与支持中国托盘行业发展和托盘联运体系建设。

环保再生成为热点

随着哥本哈根会议即将召开,环保与节能减排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托盘循环利用、原材料再生、可持续发展也因此成为本届大会的另一重点内容。大会主办方特别邀请了包装行业专家解读了国家七部委联手研究制定的《机电产品包装节材代木工作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了应加强机电产品包装的回收利用,逐步建立节材代木机电产品包装物共用系统。许多托盘企业由此方案的颁布看出新的商机。

国宝集团物流及工业产品事业部总经理王祖锦博士在演讲中提出了托盘与包装循环利用的解决方案。即,零部件在专门定做的托盘上转运,免去了三到四次重复包装的浪费,可循环利用的单元化包装使托盘升级到了工业品直接单元化包装,在整个供应链系统中节约了包装,减少了托盘用量,节省了成本。这个市场方兴未艾,大有可为。

近年来,众多企业在托盘“新材料”开发与推广、生产替代木质材料托盘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大量实践,其中尤以生物材料、速生吴清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托盘专业委员会主任竹纤维材料的研发占绝大多数。有的企业充分利用农作物秸秆纤维制作复合材料托盘,部分企业已经形成批量生产,并在实际应用中不断改进,但是目前这种新型托盘在耐冲击、耐久性方面尚待改进,需要继续进行深层次开发和探索。

而汉青竹业公司“以竹代木”托盘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以竹代木”托盘的生产可以很好地利用我国竹材生长量巨大、范围广、繁殖速度快的特点,为国家节约很多成材的树木,对促进环保、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汉青公司制作托盘采用的速生毛竹通常是两、三年的幼竹材,这样细小的竹子目前被视为废材,一般作燃料使用。该企业在竹纤维板材加工工艺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已成功解决竹板材联片、粘合、钉制等难题,研发出全塑喷保护面“以竹代木”的竹托盘产品,确立了自己在竹托盘新材料、新产品领域的领先地位。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中国托盘行业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发展后,要立足长远,认清形势、把握方向、与时俱进,加大力度研制代木托盘,以适应全世界对环保的要求。只有充分做好可持续发展这篇文章,才能保证整个托盘行业的持续发展,才能有企业的更健康生存。

技术创新引领方向

可喜的是,参加本次大会的托盘企业对技术创新、科研投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特别是总结出同一产业链上的企业必须联手进行超前的、开拓性的研发,这不但适应本企业和行业发展的需要,而且可以把预研的产品变为应对市场危机的利器。

其中,浙江荣信模具塑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兆西的发言引起很大的反响。据他介绍,几年前,浙江荣信公司就联合了两、三家上游托盘企业,共同投资,超前研发,瞄准有较高科技含量的整体气体辅助发泡塑料托盘产品,为今后发展做技术储备。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他们开始启动新品生产,结果为几家企业赢得了市场。他们现在又瞄准新的市场需求,开始研发利用各种废旧塑料再生的注射模具和生产工艺,准备在未来的环保科技竞争中再打一次胜仗。

胡兆西先生说,国外托盘生产大量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值得关注。例如,国外塑料托盘制造企业采用发泡技术、空气辅助装置,使托盘生产材料消耗低、重量轻、强度高、整体性能好;使用塑料托盘专用材料,在原料配方上不断进行改进;并积极推广在塑料托盘上广泛使用RFID(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等。与之相比,国内大多数托盘企业还基本停留在初、中级发展阶段,分散经营各干各的,导致了技术含量普遍偏低,市场竞争力不强。这种局面应当引起企业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托盘共用系统呼之欲出

在托盘国际大会上,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托盘标准化和托盘共用系统建设问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托盘专业委员会主任吴清一教授强调了托盘企业团结的必要性和托盘共用循环租赁系统建设的攸关性,号召所有托盘相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同心同德携手共筑托盘共用体系,共创托盘联运的国内市场、亚洲市场、世界市场。

国际创新合作 篇10

1 基本现状

截至2011年,我校与近100所欧洲院校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其中包括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约克大学、爱丁堡大学、德国洪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法国巴黎十一大、巴黎高师、巴黎高科、瑞士苏黎世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瑞典皇家工学院、乌普萨拉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

近年来,在校际层面每年选派约180名学生赴欧洲伙伴学校进行为期一学期的交流,接收约110名欧洲学生来我校进行一学期或一学年的交流。同时每年假期有约150名我校本科生赴欧洲伙伴学校参加短期班,接收约140名欧洲学生来我校进行多种形式的短期班交流。

2009年,我校参加了欧盟EMECW框架下由比利时根特大学、瑞典隆德大学、法国中央理工大学分别组织的Lisum、Tandem、Lot14师生交流项目,2010年和2011年又分别加入了隆德大学组织的EMEALot11师生交流项目。至今共派出49名我校师生参加欧盟项目,接收12名来自欧盟的师生来我校进行学习和研究。

2011年,我校探索建立一批海外办事处(联络点),在欧洲地区将办事处设在了人才密集、与我校有着长期友好关系的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在负责引智引才的同时开展对外宣传、促进国际合作、推动发展联络等工作。

2 学科建设情况

2.1 实施伙伴计划,推进深度合作

“十一五”期间,学校启动了“海外一流学科伙伴计划”,它是浙江大学为进一步提高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成效而启动的战略性措施,依托“985工程”创新平台、国家重点学科等,结合学科特点和自身优势,创新合作与交流方式,面向高水平大学和学术机构,确定若干个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全方位推进合作。

我校信息学部、工学部、人文学部在欧洲找到了各自的合作伙伴:工学部与柏林工业大学结成合作伙伴,积极建立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和教师间的科研合作;信息学部计算机学院与波恩大学离散数学研究所的教授进行了互访讲学、共同举办了“芯片设计中的数学”讲习班、合作出版了文献;另外,信息学部的光学工程研究所与瑞典皇家工学院、法国光学研究院、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结成合作伙伴,控制系与德国美因茨大学、伊尔姆瑙工业大学、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院结成合作伙伴;人文学部与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联合举办了“蒋介石与抗战”学术会议,合作对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蒋介石相关资料进行整理,派教师到牛津进行进修。

通过实施“海外一流学科伙伴计划”增强了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的核心竞争力,探索了一条优势学科、特色学科迈向国际先进水平的新路子,同时发挥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一批对接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群。

2.2 建立联合实验室,探索合作新模式

本着“创一流科研水平、培养一流人才”的宗旨,浙江大学和一些欧洲知名高校、研究所、公司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在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科技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入的全面合作,共同探索研究合作的新模式,培养高水平研究(下转第45页)(上接第12页)型人才,促使双方的伙伴关系更加紧密。其中的典型“瑞典皇家工学院——浙江大学光子学联合研究中心”成立于2003年10月。现有教授5人(瑞典方3人),副教授12人(瑞典方5人),博士后4人(瑞典方2人),联合培养博士生10余名,国际硕士班硕士生10余人。中瑞光子学联合研究中心促进双方在科研领域和研究生教育方面展开多项合作,具体包括:成立联合研究小组,进行研究人员交流,联合发表研究成果;每年选择一部分浙大和瑞典皇家工学院(KTH)的优秀学生攻读联合培养博士学位;开设国际光子学硕士课程,KTH和浙大共同负责科研与教育质量管理和控制。

2.3 实施联合培养,培育复合型人才

为了更好地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使学生具有创新思维和多元化视角,我校与欧洲高校开展了若干联合培养项目,以此来加强学校与学校、学生之间的沟通,打造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全新教育模式。

2009年,我校管理学院与法国里昂商学院、美国百森商学共同创立了创业管理三校联培项目(Global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GEP)。GEP项目是对国际合作办学模式一次成功的探索,极大推动了浙大管理学院与国际著名商学院间的合作。

2011年,管理学院又法国里昂商学院签署了“中法创业创新学院”合作意向书,在此框架下,双方将在全球创业项目(Global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GEP)、世界创业论坛(World Entrepreneurship Forum,WEF)、奢侈品管理合作项目、酒店管理合作项目、IDEA项目(School of Innovation,Design,Entrepreneurship and Arts)、学生交流项目以及教师交流、合作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

在文科领域,凭借浙江大学与柏林工业大学双方多年的深入全面的合作关系,我校德语专业和柏林工大文化与技术专业促成了国际硕士双学位的合作。从2010年9月开始,外语学院德国学研究所每年将推选5名硕士生参加此双学位项目,在杭州和柏林两地学习,用两年半时间完成学业后获得中国的德国语言文学硕士和德国的交际与语言硕士学位。

2.4 革新留学生培养,打造品牌项目

培养知华、友华的国际学生不仅是中国大学国际化进程中责无旁贷的义务,同时留学学位生培养的水平与规模也是衡量一所大学国际综合竞争力地位与声誉的重要指标。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同类首个硕士学位授予点,由浙江大学自主设置,只招收外国留学生。

“中国学”硕士专业立足浙江大学外语学科和人文学科的雄厚实力,发挥浙江大学的多学科优势,面向世界各国各地区,特别是在国际高水平大学招收具有大学本科生资格的优质学生,全力推广中华文化,增加国际学生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当代社会的了解,为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作贡献。

2010年,来自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洪堡大学的12名硕士生成为该方向的首批留学生。作为浙江大学“海外交流与合作”行动计划的特色专业,中国学专业已经成为学校与欧洲一流大学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渠道,成为我校吸引欧洲优质生源的主要专业。除了上述三所学校,我校与德国基尔大学、意大利都灵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等欧洲优秀高校也在“中国学”专业领域开展了合作。

过去的五年,浙江大学与欧洲高校的交流合作既积极“走出去”,又重视“引进来”,既“筑巢引凤”,又“借船出海”,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未来浙江大学将进一步以推动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的方式构建学校外事工作大格局,有组织、成建制、大规模地开展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主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推动学校冲击国际一流目标。

摘要：本文介绍了浙江大学在“十一五”期间秉承“构建学校外事工作大格局,全面增强学校国际竞争力”的工作方针,开拓创新,与欧洲高校开展了一系列高层次的国际合作项目的情况。

国际创新合作 篇11

一、十字路口的国际合作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

联合国“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MDG）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所取得的共识。“千年宣言”签署后的近15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状况正迅速改观；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和平与安全问题构成国际合作的主要挑战。尽管“千年发展目标”议程主要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主导，但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正对国际合作的前景和性质产生重大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在欢迎致辞中呼吁，为2015年后发展所面临的理念和战略挑战提供全面的分析和创新的思维方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在总结中强调，应继续建设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全球挑战的学者网络，推进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讨论。德国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伊梅·舒尔兹指出，必须基于既有经验和教训制定既有普世意义又能带来巨大变革的2015年后全球发展新议程；新议程应承认不同的发展需要，同时解决贫困、不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等相互关联的全球性问题。为建立共同身份，全球发展合作的主要平台应从经合组织转向联合国。

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吴红波在主旨演讲中介绍了联合国对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设想和目前的各项活动，包括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设立开放式工作组的初衷。联合国尤其重视继续推进“千年发展目标”中未完成的各项任务，并将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统一议程的中心议题。联合国大会主席将于2013年9月就此组织专题讨论。吴红波强调“千年发展目标”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石，2015年后发展议程将是一项具有普世意义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吴红波在交流中进一步介绍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关键领域：首先，重中之重是要特别关注动荡国家及维持和平与缔造和平的相互关系。其次，人权问题应成为新议程的组成部分，但必须在从生存权到政治权的不同层次间实现平衡。第三，尽管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G20）并未就推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正式协调，但联合国欢迎G20发挥重要作用。第四，尽管包括建立联合国工作组在内的相关措施正着力应对联合国改革这一薄弱环节，但联合国系统内机构众多，难以协调。最后，新兴经济体应通过应对国内发展挑战和增加对南南合作的贡献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设定中发挥关键作用。

二、新全球目标的设定与未来发展

因为“千年发展目标”成功地争取到了各国对发展问题和确定共同发展目标的支持，与会者同意设立新的发展目标，但也指出不能简单地更新“千年发展目标”。要推进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一个框架性协议。许多与会者支持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遍议程。酝酿新目标需要各方共同参与，目标的总体数量不应过多且应明确界定，应更多倾听发展中国家的意见。针对特定行业的目标和与“千年宣言”兼容的目标将受到欢迎。

与会者指出，在制定目标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应考虑落实的难易程度。在确认各国动员国内资源完成目标的能力的同时，应积极争取私有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援助仍将发挥作用，发达国家应维持援助规模。南南合作将发挥辅助功能，不能取代官方发展援助（ODA）的作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反复引证，但各方理解不一：有的认为它应被理解为在诸如氣候变化的国际协商中发展中国家的更大政策空间，也有的认为它隐含新兴经济体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时应承担与经合组织国家不同的责任。对中等收入国家应对新议程作何种贡献的问题，鉴于其内部存在大量贫困人口，故有学者认为其主要贡献应是解决国内问题，而其他与会者则提倡责任的分担。

与会者也围绕援助的未来作用展开了讨论。有学者认为援助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也有学者认为新议程中援助仍应发挥中心作用。这引发了有关援助有效性与发展有效性议题（后釜山进程）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意义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两项议程的统一将进一步推进全球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新的“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并不适合新兴经济体的参与。

与会者还围绕2015年后发展议程协商过程中的重要行为体的作用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了解到，欧盟将以开放的心态听取各方意见，欧盟正以开放和包容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地位。联合国方面的准备工作正在全面进展中，犹以2013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为重点。新兴经济体需要通过与其他全球行为体互动和联合的方式在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方面起建设性作用。在提出宏大而复杂的发展目标之前，新兴经济体应当首先启动操作层面的相关讨论，以便使辩论去政治化，使得今后的发展措施更为务实。

所有与会者一致同意，新的发展目标应当有更广泛的听众，媒体在吸引公众关注新发展议程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智库也将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正式协商开始前为辩论提供咨询。智库可以帮助政府制定基于事实的政策，在协商过程中帮助突破因政治因素而形成的各种困境。与会者们一致认为智库间的全球合作和共同立场能帮助其增强自身影响力。

三、新兴经济体与全球发展合作

与会者建议，如果能平衡新兴经济体的国内发展和国际责任，那么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可成为新兴国家的一项框架性协议，而“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统一将会促进这两者间的平衡。与会者一致同意，一方面需要用新理念来评估南南合作的贡献，另一方面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各成员国也需重新考虑对官方发展援助的界定。

与会者就“千年发展目标”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内发展的意义交换了意见。尽管中国在“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该“目标”在中国国内话语和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并未得到明显体现，这也提出了国际发展目标的附加值问题。另一方面，“千年发展目标”在印度尼西亚的国内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印尼政府改革了其行政架构，在国家、地区和世界各个层次上都将“千年发展目标”作为主流。

nlc202309020732

从欧洲视角看，制定“千年发展目标”的初衷反映了一种南北泾渭分明的思维模式，这正在发生转变。目前，欧洲各援助国的挑战是如何将发展合作从狭隘、孤立的政策领域转为包括环境和外交等多重领域在内的广泛国际合作。这种“超越援助”的发展合作理念也会成为通过援助以外的方式落实普遍议程的关键。

新兴经济体尚未建立起类似于经合组织这样的“援助产业”，而只是在发展合作中依循不同的途径而已。新兴经济体未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往过程中让“千年发展目标”明显地进入话语体系或起到规范性作用。相反，与会者强调了南南合作区别于南北关系以及传统发展援助的种种特性，并肯定了南南合作和官方发展援助拥有共同的目标。从诸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投资方面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而论，南南合作和官方发展援助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仍有必要进一步承认两者的差异以实现优势互补。

与会者同意，短期内南南合作与发展援助委员会不会有汇合点，因为新的伙伴关系仍将由经合组织主导。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们指出，如果不愿意遵从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标准，那么除了批评其发展合作架构外，还应根据自己的标准评价各自对外援助的影响。因此南方国家应努力开始做好“自己的功课”，为推进这一理念而做一些分析性工作，如可在金砖国家机制下搭建一个南南合作平台，用以制定共同的标准和指标。这一工作被普遍视作是所有对外援助提供国最终达成共同标准之前必要的中间步骤。

尽管南南合作没有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作出重要贡献，但有学者认为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设定过程中应得到改变，因为南南合作实际上已对“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作出了重要贡献。明确承认南南合作的贡献也将是新兴经济体增强“软实力”的一种方式，这也将随着新兴国家继续增强其合法性和作为全球行为体的可信度而变得越来越重要。有代表建议，在加强南南合作和官方发展援助的整合方面，受援国可发挥牵头作用。

与会者一致认为，须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其主要平台应是G20、联合国发展合作论坛、世界银行、IMF、地区性组织（如非盟，东盟）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目前的制度安排未能为新兴经濟体提供充分的政策空间。这主要体现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谈判过程和多哈回合谈判中，G20为八国集团（G8）所主导，“全球伙伴关系”中援助国仍占据强势地位。此外，新兴经济体相互间合作也较为困难，因为其相互了解远不如其对经合组织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同时其利益也难有交汇点。

讨论主要集中在BRICS、G20和发展合作论坛上。关于发展合作论坛，一些与会者赞成提升其地位。考虑到南南合作日益上升的重要性，应该促进三方合作。与会者强调论坛应先解决简单问题，后着手复杂问题。G20应成为一个解决复杂的发展合作问题的平台。该平台将推广以“首尔共识”为基础的、有关发展合作的多种灵活性解决途径。但是，合法性问题将仍然是G20的关键挑战。关于BRICS，与会者建议其向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敞开大门，建议其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平台（比如可以通过金砖国家银行），建议其引入与发达国家的对话机制。

与会者还讨论了新兴经济体合作的前景。一是引入诸如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议之类的行业讨论机制，也可通过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等多边组织进加强行业协调。二是加强南方各国的协调，尤其注重在多边协商之前达成共同立场，旨在增强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力。诸如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绿色发展战略等共同挑战，应是加强合作的优先领域。最近建立的印度发展机构也被作为增强政治声音的例子。与会者也强调了充分利用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发展势头的紧迫性。

国际创新合作 篇12

一、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思想

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作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 反映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一个目标系列, 有其内在的规律与特点, 是一个有机构成体系, 实施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的方法、途径或者模式呈多样化。就大学讲, 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 是教育教学、学科科研、师资队伍、学生工作、后勤保障等多方面协同作战的一项综合性工作, 它与传统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突出了学生国际化创新能力的培养, 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知识、素质、能力结构的根本性要求。因此, 如何根据地方综合性大学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的需要,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实施国际化创新教育, 将国际化创新教育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基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国际化创新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国际化创新教育体系和国际化创新教育管理与机制, 是综合性大学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本研究组根据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的特点, 结合近几年的实践和探索, 提出地方院校建立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以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为核心, 从学科核心课程设计、课程教学体系改革、实践教学环节设计、专业教育阶段的多模式设计和教学管理模式建立五个方面, 并引入“PBL”教学新模式, 为构建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的新体系, 探索一条具较强可操作性的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的培养之路。

本研究通过对“平台+模块式”课程体系建设、管理教学改革、多模块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专业教育阶段的多模式设计、教学管理制度的完善五方面进行综合改革, 构建新型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体系, 建立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的各个教学环节及一整套可操作性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 达到培养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的目的。

二、构建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体系

本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尤其突出实践教学对理论教学的支撑作用, 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进行理论探讨和阐述。基于学科平台课程, 遵循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相结合、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知识积累与能力培养相结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课内教学与课外教育相结合、人才质量的总体品质与个性化培养相结合的原则, 对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设计, 具体的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体系的实施框架如上图所示。

该培养体系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 具体说明如下:

1.整合相关学科, 构建以经济学学科为基础、管理学科为核心、国际化创新管理为前沿的基于学科的平台课程, 按学科大类平台设计全新的课程体系, 形成体现国际化与创新性要求的“平台+模块式”课程体系。

2.深化教学改革, 发挥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的示范带头作用。改革教学方法手段, 引入“PBL”教学新模式。基于问题的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 简称PBL, 也称作问题式学习) , 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 通过学习者的合作解决真正的问题, 从而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 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在管理学实践教学中引入此种教学法, 打破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

3.构建多模块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 在实践中培养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改革原有依附理论教学的单一实践教学模式, 重新合理定位实践教学;整合实验室, 优化资源配置, 创建新型实践教学平台。

4.分阶段设计多模式的国际化专业教育体系。

5.完善教学管理制度, 为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创造更好的条件。

三、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体系的特点

本研究构建的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体系的特点如下。

1.率先在经济管理学科教学中提出创建多模块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 其中创建“零距离”产学结合示范实践教育基地的构想和实施, 突破产学结合的空间瓶颈, 使学生在第一时间深入生产实践现场, 有助于学习的深化和转化, 给创新提供更充分的空间。

2.提出分阶段构建多模式的专业教育体系, 在创新型国际化管理人才培养中, 糅合本科生、研究生与MBA不同层次人才, 建立本、硕打通的人才培养模式。

3.率先在经济管理学院中提出“PBL”教学方法, 引领管理学教学的改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