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制论文

科技体制论文（共12篇）

科技体制论文 篇1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这需要提高农业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益, 其前提是改革农研体制, 健全市场规则、规范市场秩序、确保市场对农研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一、农研宏观管理体制创新

从多头管理向成立跨部门的国家农研委员会转变。[1]全国一盘棋, 按照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人才培养与使用、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的原则, 通过“并、转、建、撤”的整合、改革、改造和改建, 解决国有科技力量分散、课题小、重复、农研资源浪费的问题, 逐步建立以重点农研机构和涉农大学为主体、力量集中、机构精干、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竞争合作、官研学产中 (介) 联系紧密、相互配套、相互促进、效益优化的农研体系。

农研主体创新。按照其社会效益的大小, 农研院所可以分为公益性与应用性二类。前者是非赢利组织, 后者是企业。公益性院所从事业单位向非营利性、自治性的组织转变。

二、公益性农研院所转变为非盈利组织

科研机构分公益类和应用开发类二大类。历经20多年的探索, 最终把农业科研性质重新定位为“公益性”, 并已形成共识。[2]很多国家都把农业科研作为政府保护的对象。

农业高新技术成果因自身科技含量高、技术商品化难度大、保密性差等特点, 以及国家相关配套政策还不完善, 许多经营性高科技成果交给企业开发的效果普遍较差, 不仅科研院所回报率低, 而且往往导致科技成果夭折。公益性农研院所转变为企业是不成功的。长期以来, 农民无偿或低偿地使用农研成果, 为增加农产品供给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市场失灵”和市场机制缺陷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 都需要政府介入。但是“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面对社会成员不同的偏好和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压力, 政府不可能计算出社会福利函数的最优解;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其它人一样, 都是“经济人”, 由他们组成的政府自然要把个人利益带进政府决策中。

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困扰下, 非营利组织被当作除市场和政府之外, 解决一些重大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第三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式。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理论相比, 汉斯曼用企业所有权理论解释非营利组织的理论 (合约失灵理论, contract failure theory) 影响较大。他认为, 当与某类客户相联系的市场交易成本和所有权成本都非常高的时候, 最有效率的安排可能是不让任何人取得企业的所有权, 而是把企业塑造成一个无所有人的或非营利性的机构。[3]

萨拉蒙认为, 通过第三方机构来实施政府功能, 政府与第三方分享在公共基金支出和公共权威运用上的处理权。政府更多的是充任福利项目管理者, 而把相当程度的处理权留给非政府部门。政府既为公共福利提供更多的资金;又避免出现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在萨拉蒙看来, 在政府失灵和合约失灵理论中, 非盈利组织往往被视为在政府和市场失灵之后的辅助性衍生物, 是由于政府局限而产生的公共物品生产的替代物 (品) 。

美国学者伯顿·韦斯布罗德提出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理论。韦斯布罗德认为, 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在满足个人的需求方面存在相互替代性。正是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局限性, 导致了对社会组织的功能需求, 这是社会组织存在的主要原因。他的思维逻辑:个人的需求是异质性的, 而政府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是倾向于多数选民的偏好的, 这就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这些不满意的个人一般可以有如下几种替代性选择:一是移民;二是形成较低层次的政府;三是求助于市场;四是求助于社会组织。由于迁移成本的不确定性、政府的有限福利责任以及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给连带性和排除他人消费的不可能性而导致市场的无效率, 这些替代性选择都不足以完全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这就意味着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之外的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有存在的功能需求, 其提供公共物品的数量取决于公共部门能够满足选民多样性需求的程度, 以及选民需求的差异性程度。

政府和非盈利院所的分工:政府提供资金, 后者配送服务。合作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合作卖者”的模式, 后者仅仅是政府项目管理的代理人, 拥有较少的处理权或讨价还价权。另一种是“合作伙伴关系”的模式, 后者拥有大量的自治和决策权, 在项目管理上更有发言权。

科技商品或服务由非营利组织来提供, 生产者的欺诈行为就会少得多。这是因为非营利组织受到“非分配约束”, 在提供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商品和服务时, 虽然有能力提高价格或降低产品质量, 而且不用担心消费者的报复, 但他们仍然不会去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因为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不能参与分配。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生产者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 从而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我国的政府失灵包括政府在不断满足农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农研等物品和服务严重不足。发展非盈利院所, 目的是提高农研产品的质量, 提高政府科技投资的效率。

我国非盈利院所发展的目标是混合模式, 在这种混合模式中, 其功能是提高政府科技服务的质量。我国政府和非盈利院所的目标一致性, 使二者将互相支持, 协调发展。

科技非政府组织大致可分为五类: (1) 专业性学会、研究会; (2) 行业科协和综合性科协; (3) 教育、科研等非营利性大学、科研院所; (4) 生产力促进中心等中介机构; (5) 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等。[4]

非盈利院所的原则:维护社会公平;“不以营利为目的”。非盈利组织虽弘扬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 但仍然要按个人的贡献分配, 多劳多得。根据国际非盈利组织的发展趋势, 非盈利院所应该有合理利润, 以引进和留住人才。但是要限制股金分红额。自主、民主管理, 发挥本院所专长, 院所之间结成相互需求、互为市场的功能性联系, 以推动共同成长。把非盈利院所的资金筹集和使用分开, 按照专业化分工进行专业化协作, 就会形成理想的机制性功能结构。通过国内外、省市内外的院所合作与联合, 优化配置科技资源, 提高科研竞争力和效益。引入合理、有效的课题全成本核算机制。资助方、受助方和科研人员都要按照最小成本和最大效益原则, 加强对研发成本的控制。

非盈利院所的配套条件:加大财政投入。由于我国捐资助研的体制不完善, 缺乏专门为非营利院所服务的筹资组织, 使得一些组织或个人的捐款愿望无从实施, 导致非营利院所资金不足。这就需要增加财政投入, 政府从非营利院所那里购买公共服务。

建立农研基金会, 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农村科技基金会应该具有三点特性:一是在资金运用上不受来自任何部门的强制干预;二是通过自身公正、透明、高效的工作, 树立可信度, 培育稳定的资金来源;三是着重提高科技产品质量, 赢得社会认可;四是接受法律、和舆论的严格监督。[5]

非盈利院所经费来源必须以国家投入为主, 以募集资金为辅。在院所初创时期, 政府应给予更多的投入;资金使用以政府监督、公众、媒介舆论监督为主, 内部自律为辅。要向主管部门或单位和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报送年度工作报告, 接受业绩考核。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应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对非营利科研机构的运行绩效定期进行评估考核。法制有力、扬善抑恶, 使更多的人投入慈善事业。制定《遗产法》和《捐赠法》, 后者规定, 当捐款人经济条件恶化时, 财政和社会按照捐款的规模, 给予回报性补助, 保证捐款人的合法利益和基本生存条件, 诱导人们更多的捐款;《国有资产法》使国有资产不流失, 鼓励人们向国有的非盈利院所捐款。

三、政院 (所) 分开

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 制定和实施科技法规, 创造科技发展的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 逐步建立政府指导农研市场、市场引导院所的体制。政府对院所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 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 从事无巨细的指令性、分配性行政转向指导性、服务性行政。实现有限行政、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 不是用行政审批来决定院所的设置, 而是用“院所设置法”来规范院所的生死存亡;不是批课题拨经费, 而是依据“农业科研法”来分配项目、奖励科研成果;不是垄断学科评价和质量评估, 而是依据“科技质量法”, 开展社会评估和市场评估。凡是能够放下的权利, 政府都要还给院所, 充分发挥农业院所的主观能动性。[6]

院所要摸索适合本单位、本学科科技的管理办法。政府通过项目配置引导院所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 学科设置突出前瞻性、交叉性、高起点, 根据学科发展进行动态调整。坚持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 先进齐全的设备等资源配置倾斜于优势学科;强化成果管理理念, 促进院所间学术交流, 建立和完善成果的共享平台, 促进先进设备、信息等科技资源的共享, 促进成果的社会应用。部分国有的科技机构可委托给大学、企业或非营利组织代为运营, 农研院所的内部事务接受政府依法监督和检查。

应用性院所从事业单位向现代院所制度转变。科技院所法人治理的基础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 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个人 (知识产权所有者) , 作为科技院所的出资者, 拥有其所有权。由出资方代表、专家代表组成的董事会或理事会是院所的最高决策机构, 负责确定院所的组织章程、宗旨、发展方向、发展战略、规划和财务收支计划, 面向社会选聘院 (所) 长。院 (所) 长负责科技业务和日常管理工作, 对董事会负责;院 (所) 学术委员会决定学科设置、课题设置、科技人员组成和科技方案及其实施。

第一, 建立一整套科学的组织制度安排规范企业领导行为,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 相互依存, 相互制衡, 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第二, 建立“法治”, 按照科学的治理结构管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都要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应的议事规则行使权力和承担责任。

第三, 建立一整套规范的激励、监督、制衡机制, 激励代理人和广大职工, 同时使公司内部的监督、制衡机制与院所的监督、制衡机制相结合, 形成有序运作。对企业高层管理者与技术创新者的激励, 主要采取与绩效挂钩的薪酬制度, 其薪酬应包括基薪、岗位工资、年终奖、期权期股、职务消费以及福利补贴等。

第四, 健全监事会, 强化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对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监督评价体系;实行公司会计由股东单位委派与轮岗制度;实行严格的内部审计制度;建立企业安全预警评价体系。

四、农研资源配置体制创新

从“小范围”转向“大市场”和“大社会”分配项目。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 构建切实可行、公开公平、清晰规范、客观公正、招标竞标、择优委托的评审项目制度, 构建非政府的社会评估、市场评估等中介评估评审制度, 构建与国际评价方法和标准一致的项目分配、评审和人才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重大项目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 将更多的控制权给予科技产出影响最大而又最难监督的专家和研究团体, 要其承担相应风险 (即成功的荣誉和失败的惩罚) 。适当使用“集体惩罚”机制和问责制度。集体惩罚可以迫使组织内部的精英成员更多地采取合作态度。

从项目经费制向项目前部分划拨与项目中、项目后奖励结合的经费投入制度转变。根据具体情况, 把部分项目经费改变成为奖励基金。凡是取得成果者, 即获得奖励。

五、农研人才管理体制创新

重视引进外资和人才, 加强农研机构与国外农研机构的合作与交流, 通过对一些重大科技项目的共同研发, 解决资金不足、人才不足和创新不足的问题。

从传统的人事管理向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转变。发现、培养造就、凝聚、使用数以万计的科研、推广、经营、服务、管理等人才组成的农研队伍。进一步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 吸引优秀人才从事农研, 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公益型科技院所的科技人员应确认公务员身份, 构建有效的内部动力机制、激励机制。按照成果和课题的完成质量和社会效益、科技创新程度对科技人员实行激励措施。合理配置人员, 制定实施合同聘任制, 能者上、庸者下, 优胜劣汰, 形成开放流动、竞争高效、自由探索、鼓励创新的研究氛围, 使科技机构始终保持活力, 多快好省地出成果。

提高涉农专业研究生质量。政策倾斜, 投入支持, 条件改善, 制度保障, 培养农研领军人物。

鼓励农研机构以自己的科研成果通过股份制或利用信贷资金等形式, 兴办科技企业, 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走自我发展之路。

六、农研法制创新

实施世界最严厉的保护知识产权措施, 以保护发明者、持有者的权益。重新修订或制订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 加强其可操作性。保护私人的知识产权, 也要保护国有科技财产不受侵犯。

实现从主管官员无责任制度向问责制度、连带制度转变。与公务员问责制相适应, “农研法”要建立经费分配人与使用人的利益连带关系。根据情况, 经费使用成功, 项目分配人得奖, 经费使用失败, 项目分配人受到惩处, 促使人们提高农研经费的使用效益。从项目结项验收向项目跟踪验收转变, 有奖举报个别人盗取国家科技经费问题。根据情况, 切断那些没有能力进行研究, 只有“能力”获得项目的人的财路。对于骗取科技经费者, 根据情节, 追究其经济责任, 直至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周志太.农业自主创新的大趋势[J].科技管理研究, 2009 (3) :12-14.

[2][5]周志太, 刘耀.农业科技院所转变为非赢利组织分析[J].商场现代化, 2009, (03) .

[3]Hansamn Henry, 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J].Yale law Journal, 1980, (89) .

[4]陈家昌.我国科技非政府组织的决策参与问题探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7, (11) :29-32.

[6]周志太等.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政校分开的新体制[J].高等农业教育, 2006, (06) :23-27.

[7]吴凤菊, 王德爽.当前我国科研政策述评[J].新华文摘, 2008, (13) :123-125.

[8]王云骏.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视野中的非政府组织发展[D].上海:复旦大学, 2005:8-9.

[9]戴小枫等.关于中国农业科研性质与深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J].中国农学通报, 2007, (10) :5-10.

[10]齐振宏.我国农业技术创新过程的障碍与支撑平台的构建[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6, (01) :53-57.

[12]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等.国家农研创新体系建设方案, 2007-05-22.

[13]杨巍.我国粮食作物技术进步模式的经济学分析[D].2007:62;76.

[14]农业部.全国农研成果组成、运行规律和利用研究[M].北京:中国农研出版社, 2006.

科技体制论文 篇2

紧密结合——温家宝在科技部调研时强调

2013-2-22 6:02:02来源：《 人民日报 》（2013年02月22日 04 版）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１日电（记者顾瑞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２１日在科技部调研时强调，继续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上午９时许，温家宝来到科技部，看望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基础研究司、社会发展科技司、农村科技司、重大专项办公室等司局工作人员，参观了科技十年重大成就展。

温家宝在座谈时说，新世纪以来，全世界在信息、能源、新材料、生物和生命、环境保护、高端制造等领域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各国都在抢抓先机，探求大的突破，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从根本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继续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核心技术和新产品研发上尽快有所突破、有所发明、有所前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每个领导者、企业负责人和广大科技人员都要有紧迫感。

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篇3

摘要

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创新创造关键在人。要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扩大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实施范围，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职务发明法律制度，使创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制定促进科研人员流动政策，改革科技评价、职称评定和国家奖励制度，推进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引进国外高质量人才和智力。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坚决打击侵权行为，切实保护发明创造，让创新之树枝繁叶茂。

吕建

政协委员

南京大学副校长

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升级，科研机构的科研方式也必将加以转型升级并与之相适应。我们需要一种开放、公正、长效的、能够反映科学研究创造性工作特征的、以创新质量和贡献程度为导向的评价机制。现今我国正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期中，科技创新处于迅猛发展态势。在国家需求和市场经济的驱动之下，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然而由于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根本不同的特性，工程化的资源分配方式与科技创新活动的本质常常格格不入，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能够正确定位与良性互动，就会使社会上一些浮躁与功利氛围蔓延到高校和研究机构，打乱了科技创新活动本应遵循的规律与节奏。

李华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石化长岭分公司董事长

科技创新是一个老话题！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所谓的进入新常态，要继续平稳保持适当增速的社会发展，维持现有的模式肯定不行了。所以必须以创新来驱动，这已基本形成社会共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做？怎么才能把创新驱动变为现实，我觉得还是大家对创新的理解要更加全面、更加有内涵。

面对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时，我们所理解的“创新”是比较片面的。大家一般更偏重于理解为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创新非常重要的一个本质，但是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把创新单纯理解为技术创新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在这个层面我们不把“创新”的完整意义把握住，我觉得创新驱动还是不会像我们所想象和希望的那样顺利发展。

换句话说，创新必须建立在体制机制同步创新的基础之上，技术创新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技术谈技术有点片面和狭隘，现在有很多制约创新潜力、创新作用发挥的因素，这个限制性的因素就是体制和机制。现在创新和研究领域还存在很多禁锢，其中包括思想层面的禁锢，这种禁锢不打破，创新不可能形成驱动力。无论企业还是政府，必须借助国家新一轮深层次的改革措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理解的创新驱动发展这项国家战略才能得到顺利实施。

江林昌

全国人大代表

烟台市人大副主任

烟台大学副校长

“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均统一于‘四个全面’的整体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是牵好今年改革发展的‘牛鼻子’的关键，也是‘四个全面’在全面落实、协调推进的关键点。” 全国人大代表、烟台市人大副主任、烟台大学副校长江林昌认为，为这一总的战略目标提供基本动力、基本保障与基本支撑的关键，在于要抓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他认为，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更为迫切，因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点目标与重要领域，需要有创新型的人才去支撑，一个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一定离不开大量的创新型人才。只有大量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后，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壮丽画卷才会得到完美的呈现。

郑惠强

全国政协委员

民盟中央副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最关键和最核心的要素是具有独特创新思维的科技人员，尤其是具有杰出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然而，在现行分配体制下，高端人才和科技人员的贡献与其收入和待遇明显不匹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全身心投入科技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一支庞大、稳定而且有活力的科技队伍。这就需要大张旗鼓地激励科技人员在最大限度发挥聪明才智的同时，让他们在发明成果、专利技术产业化过程中有所回报，增加合法收入，因创新而致富，乃至实现“一朝致富”的梦想。

2015 《政府工作报告》

摘要

提高创新效率重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要改革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方式，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政府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和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研究，鼓励原始创新，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向社会全面开放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把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就一定能够迎来万众创新的浪潮。

潘复生

全国政协委员

科技成果的浪费已成为全社会最大的浪费之一，大力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科技成果属于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有本质差异。如果把有形资产看成火车，无形资产看成汽车，用“铁路”规则来规范“汽车”行为显然不可行。

科技成果具有很强的转化应用时效性和转化可能增值国有资产、不转化必定贬值国有资产的价值实现特性，管理部门责任重大。但管理部门一方面把科技成果当作有形国有资产管理，另一方面科技成果浪费又不承担任何责任。管理不到位必然影响科技成果的及时转化，从而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重庆市科协常委

科技体制论文 篇4

当今世界, 科技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以大规模耗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世界主要国家都更寄希望于科技创新, 增加创新投入,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速产业优化升级, 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先机, 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制高点。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指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 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 最关键的是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我国正处在加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 更加注重自主创新, 更加注重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更好发挥科技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应该看到, 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迅速, 科技实力明显增强。但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相适应。诸如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深层次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在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创新科技体制机制, 为科技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支持。当前, 应着重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

1 创新产学研有效结合机制

以“自愿平等、权责对等、互惠共赢”为原则, 以产业科技攻关、企业技术攻关和技术升级为重点, 通过技术入股、股份合作、改制重组、技术外包、委托开发、购买成果等形式, 形成权责明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期合作机制。完善激励机制, 激发科技创新各要素的活力。主要包括:

1.1 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股权激励机制

企业和科研机构以产权为纽带合作建立股份制企业, 产学研各方将各自拥有的资金、技术等资源根据各方的有效需求进行整合, 将合作创新活动纳入企业组织内部进行。要明确科技成果产权和合作各方的责权利, 企业内部分配要合理体现产学研合作各方利益。

1.2 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政策激励机制

发挥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作用, 加强政策面的导向和支持。通过税收、信贷、价格、财政等经济杠杆, 形成对企业产学研合作的政策倾斜,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激励与引导作用, 使企业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获得市场优势并尽快将其转化为竞争力。政府应通过设立技术创新风险基金、建立产学研合作奖励基金等办法推进产学研的深度合作。

1.3 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机制

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风险预警机制, 对未来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作出合理评估。逐步建立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利益与风险共担的责任制度, 分层次、分阶段分解风险责任。谁投资多谁受益大, 谁承担风险大谁受益多。研制阶段的技术风险, 主要由技术供给方, 即学、研方承担; 转化过程的技术风险应由双方共同承担; 营销阶段的市场风险则主要由技术吸纳方, 即企业承担。

1.4 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

分配方案要体现责、权、利对等的原则, 体现产学研各方所做贡献的大小。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利益应大于结合之前单个成员的收益之和, 以保证各成员在结合之后所获取的利益大于其不加入时的利益, 体现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先进性。注意无形资产在利益分配中的适当份额。

1.5 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

产学研结合是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 其实质是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种要素的有效组合。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协同能力越强, 创新绩效越显著。要强化各方的协同、合作, 形成统筹各方资源协同创新的机制、流程和操作系统。

2 创新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机制

2.1 建立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

把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成效纳入各级政府工作日程, 列入主要领导抓科技发展的考核内容, 作为各级党政领导政绩考核督导的重要依据。制定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 建立各级政府科技创新指数定期公布制度, 系统评价监测科技创新水平。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联系重点科技项目和科技人才制度, 务求实效。

2.2 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估制度

把技术要素参与分配作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依法保证企业技术创新的合法权益。制定企业技术创新评估指标体系, 对企业技术创新项目、自主创新产品、技术创新人才、创新经费投入、研究开发机构、科技成果转化、自主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成效定期进行评估, 明确国有企业负责人对自主创新的领导责任并将其作为业绩考核主要内容之一。探索完善以政府奖励为导向、企业奖励为主体的科技创新奖励制度。

2.3 完善高校、科研院所科研绩效考核评价机制

加强原始创新与集成创新, 把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建立产学研结合的创新平台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制订科学的科研资质评价、科研能力评价制度。完善政府资助项目评估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 将科研资源和科技信息的协作共享作为绩效考核的内容。完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 将建立科技园区、创办科技型企业、联合建立工程实验室、中试基地、企业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 以及大型科研仪器的协作共享等作为绩效考核的内容。

2.4 创新人才考核评价体系

引导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价值取向, 出台有关政策, 在职称评审、岗位聘任、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研究与开发经费等方面倾斜支持科技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活动。鼓励企业通过股权、期权、分红、奖励等方式激励为企业发展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高技能人才, 增强企业对创新人才的吸引力。

3 创新科技企业培育机制

3.1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鼓励企业建立技术研究开发机构, 支持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申报和创建国家级、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 中心、重点实验室等, 安排专项科技经费, 对认定的企业研发机构予以项目资助或奖励。鼓励企业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设立研发机构, 或通过联营、投资、参股、控股等方式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组建紧密型技术研究开发联合体。加大企业参与科技计划实施的力度, 产业目标明确的科技项目由企业牵头承担。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进一步落实税收激励政策, 对企业从事的各类研究开发活动, 按照税法,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

3.2 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落实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结合实际, 按照突出企业主体、鼓励技术创新、实施动态管理、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积极培育和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促进企业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 形成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引导和服务, 认真落实有关优惠政策。

3.3 引导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标准战略

鼓励企业的创新成果申请知识产权, 支持企业专利技术的产业化。支持企业采用和制定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财政科技投入倾斜支持企业核心技术的专利化、专利标准化和标准全球化活动, 对重大发明专利申请以及相关标准制订产生的费用给予适当补贴, 对经济效益好、社会贡献大的专利项目及发明人给予奖励。

3.4 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由企业、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牵头, 整合优势学科和技术资源, 通过成果转让、委托 (合作) 开发、共建技术开发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实体等多种形式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联合开展产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研究和攻关, 共同承接政府重大研发项目, 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引领产业发展。

3.5 建立政府分类指导机制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针对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 开展分类指导。建立面向初创企业的专业化支持服务体系, 促进各类创新资源的整合和输入, 加快初创型企业的出孵、成长。加强对成长型企业的培育, 发挥各类科技园区的功能, 促进成长型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才集聚, 实现规模、效益的快速扩张。引导各类要素向具备一定产业优势的成熟型企业集聚, 以重点产业和主导产品延伸产业链, 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发展, 完善产业供需和协作链, 形成产业集群。

4 创新科技与市场对接机制

4.1 促进技术转移

以加速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为主线, 以建设技术转移体系为支撑,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科技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综合利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 加强产学研结合与互动,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提高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率。开展各级科技计划项目成果、应用型科研成果的技术转移, 提高技术转移和扩散的成功率。培育和发展技术转移机构, 支持创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支持创建民营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鼓励各类技术转移机构探索多种形式的服务创新。

4.2 加强技术市场建设

建立功能齐全的常设技术交易市场, 进一步加强技术市场、生产力促进中心等机构在省、市、县的服务网点建设。完善网上技术市场及各级分市场, 并结合产业需求逐步建立网上专业技术市场, 吸引成果、技术、中介、资本、人才等要素集聚, 实现互联互通, 形成服务于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和科技人员的技术交易网络。

4.3 发展科技中介机构

政府切实转变职能, 由科技中介机构履行职能的事项, 要尽快由政府行政部门转移到中介机构。鼓励、扶持科技中介机构发展, 发挥其在提供科技信息、节省企业研发成本、提高资本效率、促进科技成果与市场对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进科技中介机构联合和重组, 形成一批规模较大、执业水平较高的科技中介机构, 提高科技中介机构的竞争力。

4.4 打造技术经纪人队伍

完善促进技术经济人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 积极培育技术经纪人协会、技术经纪人专业委员会等组织,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开展技术经纪活动, 加强对技术经纪人的培训, 提升技术经纪人队伍的整体素质, 逐步形成一支活跃、稳定的技术经纪人队伍。

4.5 创新科技金融结合模式

整合资源, 建立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和人才天使基金, 开展创新创业风险投资服务。拓展金融与科技结合的方式和途径, 鼓励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设立科技分支机构, 加强新型融资模式、信贷产品、服务手段的创新和推广。试点开展科技担保、知识产权质押、科技保险等科技金融结合业务。开展技术产权交易融资。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

5 创新科技管理机制

5.1 建设资源型科技管理部门, 提升科技管理能力

从过去以项目管理为主的“项目型科技管理部门”向以统筹科技资源为主的“资源型科技管理部门”转变。跳出单纯的项目管理, 从如何凝聚、统筹科技资源, 发挥资源作用出发, 担负起集聚、调动和有效运用科技资源的职责, 打破科技资源条块分割壁垒, 统筹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的科技资源, 加快产学研用一体化,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将科技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

5.2 实施“主题计划”和“专项工程”管理模式

从以“促进技术”为主的解决“点”的问题变成以“满足需求”为主的解决“面”的问题, 构筑基于共同目标、从系统着眼的不同技术领域相互协作机制。各类科技计划服务于主题计划和专项工程, 统筹科技资源, 加强协同创新, 切实解决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

5.3 完善项目管理监督机制

在重大项目管理上, 实行“立项、管理、验收”分离的管理模式。科学设计、严格规范项目评审过程, 确保评审结果的公正性。加强过程管理, 落实项目承担单位的法人责任, 加强项目中期评估、验收和档案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经费管理, 完善预算评估和调整程序, 探索建立科研经费信用管理和绩效评价制度, 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完善企业科技经费管理机制, 设立企业科技经费专户, 企业获得的各类财政资金全部进入专户, 实行专账专户管理。

5.4 完善科技投入体制

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创新投入方式, 优化投入结构, 努力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的增幅高于当年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幅。进一步探索、完善成果转化类项目政府投入的有偿使用机制, 逐步扩大科技投入参股、贴息范围。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科技创新。

林区林业科技体制改革建议论文 篇5

3.1加强科技机构建设

确立公益性质。市、县两级林科所和推广中心作为集科学研究、技术推广、生产示范、生态监测于一体的面向基层、面向林农的事业单位，应全部划定为公益一类、纳入财政全额预算。如果地方财政紧张，可先加大差额拨款单位的经费包干基数，或改自收自支单位为差额拨款单位。整合科技资源。合理确定在科研、推广两方面的业务比重，市级林业科技单位应侧重应用性研究、兼顾技术推广，县级林业科技单位应侧重技术推广、兼顾应用性研究。已建林科所和推广中心的地方，实行合署办公即“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尚无林科所或推广中心的地方，迅速恢复或申请设立。完善基础设施。采取多种途径，争取各方支持，有效突破“实验室没有、仪器设备缺少、试验基地偏小”的瓶颈制约。市林科院要抓住“湖北幕阜山竹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主站设在潜山的机遇，提升硬件装备水平。

3.2加大林业科技投入

大幅度增加林业科技经费。各级有关部门每年要多安排几个科研和推广项目，并逐步提高资金额度。尤其在围绕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加大财政科技经费的支持力度。切实增加林业建设的科技含量。加快林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将林木良种、技术规范、先进工艺、质量标准等科技因素植入林业发展的全过程，尤其在林业重点工程、林业骨干企业、林业重点乡镇中更应广泛应用，提高科技贡献率。

4.3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大力引进专业技术人员。完善事业单位招考办法，及时补充新鲜血液，基层招录对象可放宽到大专生。继续实施招硕引博等特殊政策，重点引进栽培和加工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加强科技人员的教育培训。组织必要的进修培训、观摩考察、学术交流等活动，注重科技人员的知识更新和思维、意识更新，抓好现有大学生和年轻人的锻炼培养，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3.4完善科技创新机制

支持产学研单位联合攻关。林业龙头企业、骨干企业是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品牌创建的主体，应围绕地方主导产业(如楠竹、桂花、油茶、茶叶等)、依托行业主管部门、联合知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组建若干个“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特色产业研发中心。加强市林科院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积极争取上级支持，推进国际竹藤中心咸宁竹产业创新设计研究院项目的顺利落户。通过国家、省、市三级联手，将该院建成立足湖北、面向中部五省，集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咨询服务于一体的以软件为主的科技创新平台。

3.5优化科技单位管理

美国的国防科技管理体制 篇6

一般认为，美国政府对国防科技活动的正式管理与支持是从1945年开始的，经过70多年的发展演变目前美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独特国防科技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使得美国在国防科技管理活动方面不断走在世界前列，保证了美国在世界国防科技领域始终处在领先地位。

一、美国国防科技管理体制的发展演变

美国国防科技管理体制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改革完善，其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美国独立到1940年二战以前，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府很少涉及科技活动；二是1940年到1970年，二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和科技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得美国迅速建立了一个以军事为目的的科技研发体系，二战后的长期冷战使美国又进入一个以军事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活动时期；三是1970年至1988年的转型时期，由于世界局势的变化，美国不断对其科技政策进行调整，科技管理体制也发生相应变化；四是冷战结束后至今，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发生重大改变，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美国的国防科技政策又进行了重大调整。

（一）自由发展时期（1940年以前）

1915年，美国成立了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这是美国政府成立的第一个军事研究机构，扩大了政府组织科学研究的权限。同年，美国海军成立了海军咨询委员会。在史密森博物研究院和国家科学院的倡议下，时任总统威尔逊指令国家科学院组成国家研究委员会，其任务是为政府、大学、企业和其他研究组织之间的合作创造条件。至1920年美国已形成了由联邦实验室、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私人科学基金会设立的科研机构组成的全国性的科研体系。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的重点是农业、国家资源、军事以及航空器等的发展，但几乎没有对科技研发进行投资，也没有制定国家科学规划和国家技术规划，除航空领域外，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依靠发明者个人和企业自行推动，并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节自己的研究领域。美国军事科研的技术成果缺乏统筹管理和使用，由美军各军兵种各自为政、互不通气进行分散管理。

（二）逐步建立以军事为主要目的的科技研发体系（1940年—1970年）

1941年罗斯福总统批准成立了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该办公室比一战期间的国家研究委员会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并在二战期间统筹了全国的科学研究活动，美国著名的“曼哈顿计划”、雷达以及青霉素等重大科技项目的研发、都是在该办公室的领导下完成的。通过这些研究计划，美国确立了政府委托私人部门承担研究项目，在政府、企业和民间研究部门互动下，协调实施国家科技计划的科研机制。“曼哈顿计划”的成功显示了这种科研机制的巨大效率。1941年美国政府成立了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以适应战时需要，加速武器装备的研制。从1945年开始美国联邦政府的相关机构分别对大学的科研活动进行资助。1946年成立的海军研究办公室在得到国会授权后与美国的81所大学签订了177份研究合同，扶持了600多个科研课题。1947年成立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则掌管了原子能科学的研究活动。1958年为了巩固美国在空间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美国制定了《航空航天法》，将以前的航空咨询委员会及其研究所合并，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在科研管理方面做出了重大努力，逐渐形成了以国家实验室和民间企业以及私人研发机构合作的研发体系，确立了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体系，将原隶属于国防动员局的科学咨询委员会改组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并成立了由总统任主席、政府各部门首脑为委员会成员的美国科技最高决策机关—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全面加强科研工作的领导与管理。

（三）科技政策调整转型时期（1970年—1988年）

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建立了以军事技术为主的科技研发体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过分强调国防与空间技术研究，严重削弱了民间工业科技的发展。进入70年代，美国又发生了经济衰退，政府开始反思长期以来的科技政策，并对科技政策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1972年尼克松政府成立技术评估办公室，制定了《科技评估法》，要求对重大科技项目进行评估，对国家拨款的研究与开发优先项目进行调整。1974年美国政府成立能源研究发展局，后升格为能源部，以期加强在石油、煤炭、太阳能、风能、地热以及核能等方面的能源研究和开发利用。1976年在时任总统福特的建议下，美国国会批准设立了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并于当年4月通过了《国家科技政策、组织和优先法》，这是美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一部科技立法，赋予了政府制定国家科技政策的权责，同时也确立了美国国家科技政策在国家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四）冷战后的国防科技管理体系（1988年至今）

1990年根据美国国防部授权法，美国成立了“国家关键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中9人由政府指定，包括政府官员、私企技术专家和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专家各3人，另有4人分别是国防部、能源部、商务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指定的代表，委员会由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牵头。根据法律要求，“国家关键技术委员会”在2000年之前每两年要向总统和国会提交一次有关国家关键技术的双年度报告，这些“关键技术”应是对美国长期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在制定和完善国防科技政策的同时，美国政府国防科技管理体制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包括改革国家实验室管理体制，将部分国家实验室委托私人企业管理；着力开展军事技术民用化、商品化和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工作，并由高级技术研究署主要负责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指定由商务部和国防部全面负责高技术研发，不再单设机构，等等。

二、美国国防科技管理组织机构

美国为依托军事技术维护其国家安全和一超独霸地位，先后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世界瞩目的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工程”、“导弹防御计划”等。这些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在短时期内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取得了巨大成功，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综合国力。这些国防科技重大项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领导和有效的组织实施。

美国政府涉及国防科技管理的主要部门是国防部，此外还有能源部、国家宇航局、商务部、国务院等部门。美国的国防科技研发力量主要是私营企业，还有少量的政府、军队的科研生产力量。国防部每年制定关键技术计划，对影响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关键技术给与重点支持，并组织军兵种提出武器装备需求，经国会批准和总统签署指令后，由国防部组织军兵种实施武器装备科研和生产计划。在国防部提供的科研经费和武器装备购置费的支持下，由政府、军方、私营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进行武器装备的论证、设计、研制和生产。有关核武器和军用航天系统的研制生产，则由国防部和能源部、宇航局共同组织实施。在武器装备研发过程中，国防部和军方有专门机构对国防科研生产全过程进行监控管理。

三、美国国防科技管理实施

美国国防科技组织管理实施包括立项管理，实施管理，以及评估和验收管理。

（一）国防科技立项管理

美国国防科技立项管理，在充分考虑国家安全需求的前提下，经过充分论证和开展预研工作，通过制定专项科技研发计划为立项形式，并在专门委员会或常设机构的领导和组织下实施管理。

从美国历史上已经组织实施完成的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可以看出，这些项目往往起始于科学家或高层决策者个人提出的建议或设想，经过政府和军方以及科技界和企业反复酝酿和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如著名的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即是建立在《高边疆：国家生存的战略》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这份报告是由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局长格雷厄姆和美国氢弹之父泰勒为首的数十名科学家为建立确保美国安全的战略防御系统向里根总统提出的。里根在1983年3月23日宣布了举世震惊的《战略防御倡议计划》，并于1984年1月批准“战略防御研究计划”，成立了“战略防御计划局”。1985年3月该局首次向美国国会提交了“战略防御倡议研究计划”报告。由此看来传统上美国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的产生，没有法定程序和固定方法，而是一个根据国际军事竞争环境变化和国家重大安全需求的决策过程。近30年来由于美国政府、军方、军工科研机构和企业日益重视国防科技管理，加之科技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运用，美国在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的产生上，逐渐由过去的科学家或高层决策者的个体行为，发展到以国防部为主导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决策行动，通过制定导向性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战略或计划，运用科技管理方法和工具，形成了科学规范的国防科技重大项目立项管理制度。

（二）国防科技实施管理

美国政府在二战和冷战时期提出的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和“导弹防御计划”，都是以维护美国国家最高安全利益为指向，采取政府集中统一领导下的科技研发实施体系，组织众多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参与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研发活动，并以企业为实施主体。“阿波罗”计划在高峰时期有2万家企业和200多所大学、80多个科研机构参与组织实施，参与人数超过30万人。

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军事变革，国家安全更加依赖于高科技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美国在保持其科技竞争优势和经济掌控优势的同时，力图全面控制和抢占新的军事科技制高点，不断推出军民融合色彩浓厚的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同时，美国政府一改过去反对企业联盟的政策，鼓励与国防部有紧密联系的军工企业进行联合和兼并，以此扩大军工企业规模，增强军工企业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国防科技实力。

（三）国防科技评估和验收管理

美国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项目具体特点和要求实行中期检查和评估，从质量、进度和财务支出预算等方面跟踪控制，尽可能降低风险。为了加强对国防重大工程项目的评估，美国政府于2002年出台了计划评估等级工具（PART），该工具适用于美国所有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的绩效评估，以达成客观、透明评价政府国防科技计划的实施。

美国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的定期评估和完成验收，一般都由相应的专门机构负责，专门机构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在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管理全过程发挥作用，为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实施提供了可靠保证。在政府制定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相关法律法规时，专门机构监督立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以避免政府盲目决策。在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立项和评估过程中，专门机构负责评估立项的可行性以及对投标单位进行评估，其评估结论对招标具有决定性作用。在项目的跟踪管理和验收过程中，专门机构负责监督和评判。总之，专门机构是政府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组织机构，有效发挥了监督和咨询作用，保证了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四、美国国防科技体系的军民一体化

美国国防科技体系具有高度军民兼容性，国防科技力量雄厚。国防部是美国国防科技研发的主导单位，其科研体系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军队科研单位，由美军组建和直接控制，主要从事应用研究。二是大学科研机构，美国480多所“研究型大学”中，与国防部签署合同的有250多所，军事科技基础研究项目的50%是由大学科研机构完成的。三是国防工业企业科研机构，这些企业研究机构除了从事军品试制和生产外，还积极进行国防科技开发和应用研究。四是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如联邦能源部有三个研究所主要从事与核武器有关的科研活动。美国国防科技体系军民一体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国防科技体系市场化。美国军工产品科研生产都是通过市场经济方式、按照市场规则完成，政府、军方和企业共同承担科研开发风险，相互进行科研情报信息交换和技术转让，成果共享，互惠互利。美国《联邦采办条例》规定，“合同官应公开合同业务，以增强竞争和扩大工业界参与”，“实行全面和公开竞争”。

二是运行机制顺畅高效。美国国防科技产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体系，包括利益机制、政策机制、计划机制、合同机制和法律机制。通过完善的国防科技政策和规划、计划，引导、推动和规范国防科技进步与发展。同时，美国的国防科研和生产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国防科技各项活动都在严格法律规范下进行。

科技创新向体制化方向发展 篇7

提案指向“行政化倾向”

根据记者的统计, 政协代表、九三学社许可新建议“减少行政化倾向, 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政协代表、九三学社冯培恩建议实施“政府决策, 执行和监督分离的制度”, 防止科技创新的投资腐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董事局主席邓中翰呼吁制订自主创新法;政协代表、华旗资讯总裁冯军提议建立科技创新海外服务中心。

北京邮电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告诉记者, 尽管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正由“政府主导”走向“市场主导”, 但是九三学社两位代表提到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行政命题的科研计划与科研人员专注的科研问题时有冲突, 同时在行政指挥下, 一些科研人员要花大量时间应付各种检查、验收、鉴定等事项, 助长科技界的名利之风。因此, 该教授认为, 在科技创新中“减少行政化倾向”十分必要, 建立“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的制度”也是可取的。

配套支持提上议事日程

据记者了解, 冯军去年的提案就希望商务部在海外建立中国企业海外孵化器, 今年其有关建立科技创新海外服务中心的提案将承办单位改成了科技部、商务部、外交部、知识产权局等多个部委。而邓中翰则希望国家建立与创新型国家战略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政策, 致使自主创新的各要素在配套支持、各环节衔接转化等方面得到制度保障。

苏州科技体制改革成效与不足 篇8

一、苏州科技发展的成效

(一) 机制创新,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一是支持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投入主体。目前全市大中型内资工业企业已普遍建立了研发机构;推动企业将技术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知识产权标准化、技术标准产业化;引导企业介入高校院所早期研发, 构建利益共同体;二是强化创新型企业梯队建设。实施促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瞪羚计划”和“雏鹰计划”。仅2014年上半年, 两类企业受益面分别达100%和59%;三是加大科技政策落实力度。2013年落实科技创新税收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66.7亿元, 同比增长12%, 其中落实企业研发加计扣除2, 377家, 加计扣除额66.38亿元, 增长26%, 折合减免企业所得税16.54亿元。

(二) 创新引领,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一是推动产业技术创新。连续三年设立纳米技术、医疗器械及新医药与科技成果转化专项, 在创新源培育、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方面持续加大投入;二是加快创新载体建设。2014年以来, 中科院电子所分所落户苏州, 苏州纳米城、纳米产业技术研究院建成使用, “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大科学装置、中科院药物所成果转化中心等载体的科技成果研发及产业化也得到加快推进;三是积极打造创新型园区。全市已建有7个国家级、省级高新区, 并建成了苏州太阳能光伏、昆山可再生能源、吴中医药等23家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三) 多元投入, 完善科技金融机制。

一是构建多元科技投入体系。构建了以财政科技资金为引导, 金融信贷、上市融资、股权交易、风险投资为重点渠道, 科技保险、融资担保、质押借贷、信用评估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投入体系;二是不断改进财政科技投入方式。从事前支持、直接支持更多地转向事后补助、间接支持。制定了《苏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科技支行风险池专项资金等;三是不断规范科技经费管理机制。实现了项目管理流程的信息化。市级科技计划均通过媒体公布项目申报要求、拟立项数等信息。

(四) 整合资源, 全力构筑人才高地。

一是大力培育引进高端人才。2014年上半年, 组织申报省双创人才计划150人;新增姑苏领军人才计划70人, 累计514人;新增国家千人计划32人, 累计达157人, 其中创业类“千人计划”专家95名;二是全力扶持领军人才创新创业。2014年上半年, 450家姑苏人才创业企业预计实现销售收入达60亿元, 同比增长20%。目前人才企业中, 销售额过亿元的17家, 过千万元的110家;三是优化高层次人才服务环境。成立苏州科技服务中心 (姑苏人才计划服务中心) 和千人计划专家联合会, 深入开展国际精英创业周等活动。

(五) 更新理念, 完善科技服务体系。

一是完善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建成苏州自主创新服务广场并获批“国家技术转移苏南中心”, 打造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等六大服务平台。仅2014年上半年,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共举办专题对接会12场, 达成意向52项, 落地2项;技术经纪人队伍超过1, 000人。科技咨询平台会员数量达3, 722人, 访问量累计达82万次;二是完善科技金融公共服务平台。全力打造“科技金融超市”, 进一步提高“科贷通”的覆盖范围。2014年上半年, 制订了《关于进一步推进苏州市科技金融深度结合的实施方案》。“科贷通”为149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21.8亿元;三是完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网络。仅2014年上半年, 大仪网累计入网仪器1, 602台 (套) , 原值9.8亿元, 服务企业300余项, 通过平台完成供需对接130项;四是大力推动科技合作交流。开展了8场大型产学研对接会, 共有500多位企业家赴高校对接, 近100家企业与学校达成合作意向。第六批科技镇长团的105名成员共走访企业2, 600余家次, 举办专题报告或讲座140余场, 帮助企业申报各类科技项目500多项, 引进高层次人才250余人。

二、苏州在科技创新中的不足

苏州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对于“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从思想认识到体制机制上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创新文化建设仍然滞后于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有待提高。

一是创新要素的活跃程度不高。首先, 创投风投活跃度不高。虽然目前苏州市拥有创业投资机构272家, 管理资金规模达880亿元, 但与苏州市近2万家科技企业总数相比, 苏州市创业投资的活跃度还不够高, 尤其是缺乏投资早期的知名天使投资机构;其次, 科技服务业规模偏小。2013年, 苏州市技术交易额58亿元, 全省第二名, 低于南京 (169亿元) , 仅占全省的1/10;科技服务业收入135亿元, 全省第二名, 低于南京 (351亿元) , 占全省的14.5%;最后, 全社会R&D投入偏低。2013年, 苏州市全社会R&D投入占GDP比重为2.6%, 不但与省内兄弟城市相比, 无优势可言 (低于南京2.92%、无锡2.7%) , 更是与北京 (6.16%) 、上海 (3.4%) 、深圳 (4%) 、杭州 (2.95%) 等先进城市的差距明显。

二是产业综合竞争力还有待增强。在全市有13万多家工业企业,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仅占到0.18%。与之相比, 早在2012年底, 上海市中小微型高新技术企业达4, 400多家, 占全部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94%。

三是产业缺乏核心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反映地区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比重偏低, 与国内先进城市比差距较大。2013年, 苏州市专利申请量为141, 076件, 其中发明专利44, 477件, 占31.53%;专利授权量81, 665件, 其中发明专利4, 413件, 仅占5.4%。与之相比, 上海市的专利申请量为86, 450件, 其中发明专利39, 157件, 占45.3%;专利授权量48, 680件, 其中发明专利10, 644件, 占到21.9%。另外, 深圳市的专利申请量为80, 657件,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32, 208件, 占39.9%;专利授权量49, 756件,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10, 987件, 占到22.08%。

四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还不强。首先, 研发投入偏低。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0.98%, 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 更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 (全省平均1.1%, 全国平均0.99%, 发达国家2.5%~5%) ;其次, 中高层人才缺乏。领军人才普遍反映, 在管理、营销、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中层人才相当缺乏, 而在面广量大的传统企业中, 人才缺乏现象更加突出。

五是科技资源的使用和管理还有待完善。已有的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 科技经费使用方式需要进一步创新。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小科技企业发展等方面, 一些固有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没有消除, 比如税收政策、财政管理体制。

三、原因分析

湖北高校科技管理体制创新探讨 篇9

1 高校在国家创新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家创新工程是国家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全面提升我国的科技竞争实力而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国家创新体系由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政府部门等组成。高校科技创新是国家创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在国家创新工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1 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创新的阵地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 创造知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和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从国内的情况来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高校的面上项目在70%以上、重点项目在50%以上, 且呈良好的增长态势;“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在高校工作的占50%以上;一些地方用作基础研究的科学基金项目也有70%的投在高校。国家的论文产出中, 国内论文超过55%在高校, 被国际上收录的论文60%以上在高校。近年来, 国家通过“985工程”、“211工程”的实施, 高校学科建设取得快速发展, 涌现了一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逐步提升, 从而使高校成为我国知识创新的重要阵地。

1.2 高校是培养创新人才和传播知识的摇篮

高校是学术交流最活跃的地方, 从知识的萌芽、创造到产出, 在知识的创造者之间进行着融合、交汇而形成为一些新的理论和新思想, 这是知识产生过程中知识阶层内部的知识传播。高校从专科、本科到研究生教育, 实际上就是知识的传播过程, 这个传播过程还伴随着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特别是学生参与了科学技术研究后, 创新能力得到锻炼, 为持续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

1.3 高校在科技创新领域起着发动机作用

高校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 广大科技人员积极从事技术发明, 并通过专利许可和技术转让等形式,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在科技创新领域起着发动机的作用。这一点已被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的实践所验证。例如, 美国一向把本国各高校当作科技创新的主要阵地, 将高校科技创新作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助推器。举世瞩目的“硅谷”便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科技创业的最为成功的典范。还有一些国家则通过加强教育培训, 培育创新意识来发挥高校在科技领域的带头作用。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政府都允许大学教授将自己的科研创意拿到外面与公司企业合作, 通过占股份的方式获得回报。法国教育与科技部则每年从“技术研究基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启动创建高校企业的“青苗工程”项目, 支持有新思想的科技人员进行竞标, 中标者可获得国家1～3年的研究技术开发费用。

2 湖北高校科技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科研院所相比, 高校科技具有学科综合优势、人才集中、新生力量众多、学术环境比较自由宽松等特有的优势,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归纳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科技创新的潜力发挥不够

目前制约我省高校科技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科技资源分散, 科研队伍整合困难, 利用效率较低。我省高校虽设有众多的科研机构, 如到2005年底, 全省高校除成百上千的校级和省级研究机构外, 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3个,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7个,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9个, 但大部分科研机构学科覆盖面窄, 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不强, 搞相似科研的机构重叠, 缺乏统筹规划、统一管理, 普遍存在小作坊、个体单干、研究课题重叠、内部恶性竞争等现象, 不利于学校整体规划, 更难集中优势, 增强与外界的竞争实力。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高校科技与教学分割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高校的人才优势和学科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长期以来, 我国高校多沿用校、院 (系) 、教研室的行政管理体制, 这种体制是针对教学型大学而制定的, 不利于学科交叉和融合。它将每个教师固定并隶属于某一个教研室, 教师只能在上课之余, 进行一些小规模的研究活动, 难以在校内外进行大规模的、跨学科的研究活动, 难以适应现代科学研究群体化和学科交叉、研究对象复杂化的时代要求。

2.2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高校是知识产品的最大生产基地。从科学发明、发现, 科技成果、专利与非专利技术到学术论著、论文, 计算机软件, 高新技术产品等, 几乎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所有领域。从一定意义上, 高校是知识产权这个无形资产的最大拥有者。但由于当前高校广大教师、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 对知识产权管理的措施不力, 导致知识产权流失、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成为我省高校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很多科技人员热衷于申报课题、撰写论文和申报科技奖励, 但对科技成果如何走向市场却漠不关心。有学者曾做过调查, 在我国高校中, 科技成果转化所包含的四个环节在高校受重视程度如表1所示。

据世界银行估计,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只有15%左右, 而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70%～80%。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国家宏观层面的因素, 也有学校层面的因素。

2.3 科技创新的管理体系不够合理

这主要表现: (1) 分配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目前不少高校把收入同课题经费相联系, 直接导致科技人员不做好本职工作, 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课题经费申请上, 课题申请到手后, 只花少量的时间做一点表面文章交叉。同时, 科研激励的形式也比较单一, 正面激励的多, 负面激励的少, 导致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难以发挥。 (2) 科研考评办法不够科学。从目前各校制定的科研考评办法来看, 大多侧重于量化考核, 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 不能客观地反映科研成果本身的质量和研究者的实际水平。由于注重了对人的考核评价而不是评价科技活动本身, 从而恶化了科技活动的管理环境, 进一步促成和助长了四种不良科技评价现象的发生。一是科学技术评价分类不明确, 用同一评价标准评价不同类型的科技活动, 不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不同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二是评价中存在重形式走过场、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评价结果使用不当等,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等不良风气和短期行为;三是专家评议制度和信誉制度不够完善, 在一些评价活动中存在重人情拉关系、本位主义现象, 影响了评价工作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四是对于“非共识”项目缺乏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 不利于创新性项目的立项, 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发现和成长。 (3) 科研机构行政化。科研机构行政化倾向已成为高校科技创新工作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并严重影响到高校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及重大科技成果的获取。 (4) 科技信息管理弱化。虽然大部分高校已运用信息网络来加强科技管理, 但信息网络不够健全, 其作用的发挥与科技人员的实际需求还有较大差距。

2.4 科技创新的水平有待提高

科技创新发展不均衡, 部属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强, 省属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较弱, 特别是那些新组建的、办学历史不长的本科院校, 科技创新能力急需加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既与我国原有的科技体制与经济脱节、科研与教育分离的弊端有关, 也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本身的缺陷有关。

3 创新湖北高校科技管理体制的主要措施

国家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与高校科技发展的规律要求高校加快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 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立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又符合教学环境和科技发展自身规律的科技管理的运行机制, 走产学研合作的道路, 促进高校科技与企业和社会的结合, 不断增强高校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服务, 为湖北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高校科技管理体制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制度、机制、环境、人才等多个方面, 需要总体谋划, 整体推进, 以期取得预期效果。

3.1 深化改革力度, 构建高校科技管理运行的新机制

传统的高校科技管理体制在受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大背景下, 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 高校科技与市场、与企业相互脱节, 从而严重影响到高校科技潜能的发挥。创新高校科技管理体制, 就是要加大高校科技改革力度, 以市场为导向, 建立新的科技管理运行机制, 使高校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机制包括: (1) 科技投入机制。要通过科技基金的设立, 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充分调动科技人员投身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2) 科技激励机制。要按照市场导向的基本原则改革用人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及利益分配制度, 做到赏罚分明, 公平合理地提高科技人员的创新回报。对于国家重大项目的课题, 按照科研经费的一定比例进行配套奖励;对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员, 可按照研究成果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大小给予奖励; (3) 科技导向机制。根据我省高校的不同特点, 积极组建高校技术转移中心等中介机构, 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作为高校科技发展的主攻方向, 运用市场机制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同时, 有条件的高校, 可以筹建或合建高校大学科技园, 孵化高校科技研发项目并逐步进入市场, 促进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 (4) 科技人才引进、培养和发展机制。制定并完善人才筛选制度, 扩大后备队伍, 明确培养目标。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 要在工作及生活方面实行一定的倾斜;要通过在职提高或脱产选送、国内进修等多种形式与途径, 帮助中青年骨干提高业务素质和水平。 (5) 科技绩效考核机制。遵循科技活动的规律, 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对考核时效、考核周期、考核成果等作出合理的规定, 鼓励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 (6) 科技资源整合机制。建立独立于教学体系之外、具有“双元组织结构”特征的科研体制。这种体制改变了按院-系-教研室对教师进行管理的行政旧体制, 有利于形成多样化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 聚集拔尖人才, 培育学校的竞争优势, 提升学校承担重大项目的能力。

3.2 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促进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湖北高校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具体内容包括: (1) 通过广泛的宣传, 加深高校广大科技人员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及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的认识, 提高他们知识产权保护的紧迫性和主动性, 促使他们自觉地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2) 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制度, 提高高校知识产权的管理水平、运用能力与保护能力。高校可以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把知识产权的管理纳入科技管理的全过程, 注重对专利的申请、管理与保护、合同的制定与管理, 设立专项或配套资金用于知识产权的取得、维护、保护以及具体的实施, 并建立相应的专利申请与审查制度。 (3) 制定并实施知识产权经营保护战略,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经济效用, 大力推进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目前, 我省高校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到2004年底, 我省高校共有高校科技企业112家, 实现销售收入34.61亿元, 位居全国第六位, 实现利润2.27亿元, 位居全国第五位。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及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开发的电力环保、光通讯产品、高速新型船舶、氨基酸及其衍生物产品、动物疫苗等一批高技术产品已成为国内知名品牌。今后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知识和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 切实保障职务成果完成人的技术权益和经济利益, 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3 制定和完善政策, 为高校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

高校科技创新工作的开展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这种环境的营造主要是行政行为, 因此, 高校应通过制定和完善科技管理政策, 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展。 (1) 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 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参与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努力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 (2) 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才考评制度。要在学校内部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 要不拘一格使用人才, 要彻底抛弃那种论资排辈的传统做法, 对那些富有创造精神的年轻的科技工作者, 要大胆地提拔和使用, 使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3) 加强科技信息网络建设。高效的信息网络平台不仅可以为广大的科技人员提供强大的检索功能, 而且可以及时获取各种科研信息, 提高科技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从而促进高校科技管理工作质量的提高。 (4) 鼓励学科间的交叉与合作。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学科的高度分化与综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这就要求高校加强政策创新, 鼓励科技人员进行交叉学科和多学科知识的学习和实践, 鼓励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 有效推进科技创新。 (5) 改革职称评定制度。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 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不同的需要设置不同的教授岗位, 鼓励教师去聘任, 促进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形成。 (6) 建立和行政权分离的学术机构, 促进学术活动健康发展。 (7) 推行科研项目课题制管理模式。科研队伍由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组成, 课题负责人以固定人员为主, 流动人员由课题负责人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和争取到课题的实际情况自主聘任, 受聘人员的相关费用由课题组负担。

3.4 加强科技管理队伍建设, 提高科技管理人员整体素质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科技管理队伍是推动我省高校科技创新工作更好更快发展的迫切需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科技管理工作者, 应具备以下素质: (1) 思想素质。高校科技管理者应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 重视职业道德修养, 崇尚奉献精神, 不计较个人得失, 甘于为科技人员“打杂”, 乐于为科技人员做“嫁衣”。 (2) 业务素质。高校科技管理者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自觉主动地学习现代科学知识, 丰富和拓展知识面, 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全面了解高校科学研究的性质、特点及内容, 较系统掌握科技管理所涉及的专业知识、最新的科技成果及最新的发展动态, 以便为科技人员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3) 管理素质。高校科技管理者应熟悉科技管理学的基本知识, 掌握现代管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等多方面的知识, 善于组织协调, 能够将现代管理思想和方法灵活地运用于科技管理全过程, 不断创新科技管理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促进科技管理上水平、上台阶。 (4) 科技素质。高校科技工作者应掌握计算机的操作方法, 了解并能熟练运用各种科技统计软件, 以适应高校科技管理信息化趋势。要能利用信息平台及时地为科技人员提供科技信息, 为高校科技工作创造条件, 同时又能运用计算机对各种科技信息进行整理、统计与分析, 不断提高高校科技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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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科技管理体制建设浅析 篇10

一、新时期科技工作面临的挑战

1.经济发展科技化。当前,世界经济正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迈进,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已经从原始的依靠生产经验积累发展到依靠技术创新突破来推进。科技管理是科技创新的有力保障,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能源行业为例,科学化的管理手段能够指导国家同时进行传统能源的开采和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有效地降低了对不可再生能源的开采率,推动了资源的合理、高效和综合利用。

2.社会发展信息化。进入21世纪,世界知识经济发展进程日益加快,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网络化加速发展,信息、科技、教育等知识产业逐步成为主导产业。在信息产业的支持下,科技成果可以在各国之间得到快速的传播,使科学与技术得到很好的融合。另外,在信息化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科技管理工作也面临着改革和创新的机遇,可以利用计算机建立人力资源管理和项目申报管理数据库,提高管理效率,为科技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但目前我国企业科技管理人才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网络信息普及程度也不高,这将成为科技工作者和管理者迫切需要改进的问题。

3.科技发展国际化。当今科技已成为跨国界的全球化活动,伴随着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研究资源和研究成果可以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很好的流动和共享。科技研究和开发的国际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机遇,更是一个挑战。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吸引众多的科技投资和优秀人才,增强本国科技创新能力,同时对全球市场和资源进行争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应当加大科技投入,提供广阔的科技资源和优越的科研环境,努力减少本国优秀科技人才的流失,加速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实力。

4.科技管理创新化。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管理工作已经不是单一的行政管理,而是一个涉及企业技术开发、产品制造、交流合作、人才建设等多方面的综合管理。科技创新管理是指通过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结合企业实际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可行有效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科技战略的创新是科技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管理的创新实质是科技超前性和管理前瞻性的结合,合理的科技战略的制定即是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可行性预测,通过提前制定和完善科技管理手段来适应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这就要求科技管理人员具备较高的科技文化水平和灵活的科技头脑,准备把握科技的发展动向和企业发展特点,为企业的进步及时献计献策。

二、树立正确意识,实现科学管理

科技工作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其经济属性体现在科技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发展科技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同时,科技工作又是一项探索知识、发现自然、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实践活动,具备社会属性。科技管理工作者应该准确把握科技工作的内涵,明确科技管理工作的定位,树立全新的科技工作意识,积极促进科技资源合理配置,努力提高科技管理水平。

1.创新意识。创新是科技发展进步的灵魂和原动力。科技管理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为科技发展提供创新的制度和环境。 因此,科技工作者和管理者都应全面具备创新意识,并将其充分发挥到科技管理工作中去。创新管理的意识适用于项目申请、资金运转、人才配备和考核奖励等各个方面。项目申报与完成的过程中,创新的沟通方式可以为科研人员顺利完成科技攻关提供良好的条件;人才建设中,创新化、合理化的工作方式能够使得科技人员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实现自我价值;科技管理采取先进的考核评价理念和创新的鼓励机制, 能够奖赏有据,可以极大的激发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2.人本意识。人是生产力的创造者,是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因此,以人为本的人才发展模式是企业革新和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科技管理工作中应当重点把握的方向。企业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方面应当加强人力资源的科学化管理,加强企业内部的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从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角度去培养和利用人才。再者,企业管理部门应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措施,为各类科技人员发展提供不同的平台,为其创造学习机会,落实各项鼓励和奖励措施,激发技术人员的工作热情,促进科技成果的产生。

总之,树立创新化和人本共存的科技管理意识是当今企业科技管理人员需要加强和完善的重要能力。只有将科技化的管理融入到技术创新、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各方面,才能够使得科技管理全面化、制度化、人性化。

三、完善科技管理体制,提升核心竞争力

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一套完善的科技管理体制来支撑。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至今已走过三十年,而企业在改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研机构的改制、改组给企业管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企业在科技管理体制的完善过程中拥有更多的政策和资源,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化配置政策、 信息和财政等各种资源来为科技创造提供有力保障。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企业的科技管理体制将会有一个新变化,建立一套完善化、科技化的管理体制,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企业应当将发展实际和国家科技政策制度相结合,在实践的指导中不断探索和完善有效科学的管理制度。

1.把握发展机遇,创建产学研用联合体。自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科教兴国”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科技战略以来, 我国企业的科技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在科技发展中有了较为全面的定位,切实落实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科技项目创新研究,努力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基础性、战略性和综合性的科技问题。同时,企业还应逐步加强同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有效地整合科研资源,成为科学研究的产业化基地,从而形成产学研用的有机科技联合体。 联合体的形成一方面能够促进科学成果的有效转化和平稳落地;另一方面也能够使得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

2.优化资源配置,营造创新环境。科学进步和科技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诸多要素,如制度、政策、资金、人力资源、信息等,这些要素的积聚对科技发展和创新至关重要。科技管理部门与其他政府管理部门有着多渠道的联系合作,因此,要主动把分散于政府各职能部门和社会中的各类要素资源进行引导和聚集,整合配置到科技创新工作中去。优化创新的企业环境不仅能够加速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而且能够提升员工的素质,有力地促进企业的长久发展。因此,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是企业长治久安的有效措施。

科技体制论文 篇11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科技文化教研部，河北 石家庄 050061）

当今世界，协同创新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供新的动力，也是优化配置社会创新资源的助推器，其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保持科技优势的主要创新模式。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科技部署和整合创新资源，抢占未来科技发展的制高点。

因此，实施科技协同创新战略必将成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增强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的必然途径，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仅“要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1]。这一重要论述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指导意义。

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程来看，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协调，科技和市场“两张皮”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我们知道，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以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为标志，以推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为目标，在我国科技系统内部推行“半计划”和“半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改革，一方面，以市场手段削减科研院所的事业经费和完成对应用研究院所向企业化转制；另一方面，政府出台和实施一系列科技计划（如“863”计划、攀登计划、攻关计划、“973”计划等），大幅增加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投入。十多年过去了，以优化配置科技资源为核心的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国家宏观管理体制没有理顺，产学研相结合的科研协同创新体系尚未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科技计划的财政投入对社会资源投入的引导作用趋弱。政府既是竞争性项目的投入主体，又是参与全程的管理主体，但是，始终缺乏一种科学的独立的监督评估体系，许多重大科技计划从设计到立项、实施、结项，都是各部门自己决策、验收，缺乏事后的评价，大量的科技经费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造成相当大的重复和浪费，使得有限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低下，对其他社会资源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不明显，导致基础研究领域协同创新“缺血”。

2.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性差。我国知识创新能力较强，国际排名居前列，科技论文发表总数为第11名，国民专利申请数量惊人，但是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我国企业及主要产业的技术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国家10～20年，极大地制约了我国企业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直接成因是R&D人员的主力，尤其是顶尖级创新人才集中在大学和科研院所，所提供的创新成果不能满足企业的市场需求，而企业与大学和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创新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

3.我国产学研结合仍然不够紧密。产学研合作主要以短期项目为主，缺乏形成产业技术创新链的战略层次合作；产学研合作协议对各方的责、权、利界定不清，对风险承当没有共识，对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收益等合作成果分享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难以形成利益分配、风险共担的协同创新机制。主要原因是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没有理顺，政府与市场在创新中的互动关系不确定，政府缺位、错位、越位现象时有发生，政府宏观调控协同创新的能力有限。

4.科技中介组织孵育不健全，技术市场体系薄弱，未能建立畅通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渠道，导致我国科研成果的平均转化率很低，不及发展中国家的三分之一，更不及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2]。科研成果难以转化，协同创新就不能实现经济效益。

5.长期分离的军民创新体系，已不适应当今世界军民技术发展的融合和交叉趋势，高新技术在军民创新体系中相互转化已成世界发达国家科技协同创新的重要领域。

综上所述，过去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侧重改革创新资源的配置方式，使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发挥。下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其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创新体系，加强政府宏观管理机制体制的改革，形成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关系，整体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键举措是构建开放、互动、竞争、协作的科研协同创新机制。

二、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框架下的协同机制是关键

按照创新理论，区域创新体系是由技术创新相关行为主体，以及这些主体之间的联系、运行机制和制度组成的开放的网络系统[3]。

区域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是指系统的各个主体要素（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政府、中介组织和金融服务机构）为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而进行联系所形成的协同机制，促进系统内部的创新资源合理的、有序的流动。

从宏观层面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一种协同机制，整合分散在国家各部门、地方、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中介组织和金融服务机构的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资源，形成整体的合力，以提升我国科研协同创新的效能。概括起来，科研协同创新机制是以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为重点，以整体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配套措施作为基本思路，实现全面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1.发挥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即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凝聚创新人才的主体、创造知识产权的主体和科研成果应用的主体，这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从世界范围看，企业研发能力在国家竞争力中发挥着主体与核心作用，韩国、瑞典企业研发费用占国家总开发费用的75%。但是，我国企业还没有成为R&D投入的主体，企业R&D投入严重不足。有数据表明，我国企业R&D投入占销售收入不足0.39%，即使高新技术企业也只有0.6%，占不到创新型国家的10%。要改变这种现状，企业要发挥市场主体和R&D投入主体的“双重”主体作用，吸引和聚集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人才、技术，建立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区的政产学研相结合的协同创新组织。同时，紧紧围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战略技术、前瞻技术的迫切需要，依托大型骨干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协调国家重点研究型大学和中科院系统，构建方向明确、产权清晰、组织紧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联盟，以提升我国在战略产业的技术水平。

2.增强知识创新的源动力。大学和科研院所作为知识创新的主体，其创新行为既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又要遵循科技发展的规律。由此，其动力既来自传播、应用知识而进行协同创新的外在动力（市场因素），也来自创造、加工知识而进行协同创新的内在动力（科技因素）。要增强知识创新的动力，必须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动力两个方向，即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两个维度，加快推动对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机制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譬如，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要执行者，想方设法鼓励企业增加向大学的投入，鼓励研发经费管理机构在大学建立研发中心[4]，大学则要充分发挥在基础研究、人才、技术和国际交流上的优势，以弥补市场导向和成果转化上的不足。

3.完善政府法制和政策环境的保障功能。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中通过宏观管理来促进各创新主体要素之间的协同创新，政府通过对区域创新活动实施规范、高效的行政管理职能，营造适宜科研协同创新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破解系统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加快政府宏观管理机制体制的改革，协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并出台配套措施。第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配套法制法规，保障协同创新参与各方的自主创新成果不受侵犯。第二，使用经济手段引导协同创新发展方向、统筹各种社会资源。政府主要使用财政投入之外的间接手段（如科技项目、优惠税收、可控物价、资本市场），其目标是建立政府引导的、多元的社会创新资源投入体系。第三，多管齐下，采取更多措施引导和扶持科研协同创新。在重大科技项目决策时，重点考虑产业层面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在政府采购上，优先安排协同创新项目；在行业标准制定上，鼓励协同创新的主体参与制定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的国际行业技术标准；在收入分配上，出台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政策。第四，营造人尽其才的文化氛围和鼓励创新团队的政策环境，建设高素质的创新人才队伍。

4.发展社会化的科技中介服务组织。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充当连接各创新主体的媒介角色，按照政府引导、社会联办的原则，联合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加快建立技术交易中介组织、技术共享平台、金融服务机构等科技中介服务创新支撑体系，促进科研协同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三、促进河北省科研协同创新

立足于河北省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的省情，牵住科技体制这个“牛鼻子”，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全面实施科研协同创新发展战略，增强河北省的经济实力，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1.以开放创新为先导，拓展京津冀区域科技协同创新领域。协同创新是开放创新的新发展。开放创新先行，拓展区域科技合作领域是河北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现实选择。在京津冀区域范围内，首都北京具有知识创新的绝对优势，天津具有产业技术创新的相对优势，总之，都是河北省科技合作的重要伙伴。尤其是随着京津城际、京石高铁的开通，区域科技资源的快速对接成为可能，同时，三地的科技合作已经初露端倪，如一批特色产业创新链和产业链初步形成，科学技术对京津冀区域社会经济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加强[5]。不过由于地方政府利益驱动，三地之间的科技合作存在明显不足：科技协作程度低，缺乏产业层面的协同创新成果。

拓展区域合作领域，需要理清河北省与京津两市的科研协同创新的思路，就是以企业为主体，“三个”技术领域，“三种”合作模式。

——在公益领域突破。“两市一省”基于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联系，完全可以在研究开发的诸多领域联合投入，知识共享。在公益领域想有大突破，就要共享。建议加强在基础性研究、重大疾病预防、图书文献资料服务、知识基础设施利用等方面的合作。河北省既要“走出去”，政府引导和鼓励企业在北京建立研究开发机构，并加强同京津大院大所和著名大学的合作；同时又要“请进来”，实现引智进门。河北省大学和科研院所可设立一定数量特聘客座教授和首席专家等岗位，吸引京津高端创新人才来河北兼职，不求所有，但求为我所用。

——在互补性领域拓展。“两市一省”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产业发展有互补性的空间，在互补性领域想有大拓展，就要合作，建议拓展的领域是:对新能源产业增长点的共同培育，加强电子信息、金融服务、先进装备制造、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河北省要主动发展，把联合建立产业技术研发中心或虚拟研发中心作为吸纳与聚集京津科技创新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和领军人才的重要方式。

——在竞争性领域提升。“两市一省”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不可避免地面临共同市场、共同资源等的竞争，在竞争性领域想有大提升，就要错位发展，通过竞争促进发展，河北省要主动承接京津的传统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他们眼里的“夕阳产业”）向环京津的河北县（市）转移。坚持“错位发展”的方针，利用产业转移带来的创新资源，合作建设各类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创业园，使之成为京津冀科技资源集聚、实现创新创业的基地。

2.以组织体制为支点，撬动全社会的创新资源。科研协同创新要求统筹全社会的创新资源与要素，而政府作为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执行者责无旁贷。但河北省目前还没有一个组织可以统筹、聚集、管理过于分散的社会创新资源，为此，我们转变单纯依靠科技主管部门推动协同创新的旧观念，突出组织创新、配套机制体制的改革，为河北省实施科研协同创新战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1）逐步建立一把手抓科技协同创新的组织体制。把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引导各级领导，特别是一把手转变思维方式和领导方式，工作重点由主要依靠创新投入向更加注重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转变。

（2）成立由各级政府分管科技工作的领导任组长的科技协同创新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各部门、各地区的科技创新工作。

（3）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科研协同创新联席会议制度。河北省科研协同创新涉及省、市、县的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和合作，为此，建立由科技、财政、教育、发改、地方税务、地方金融机构等部门组成的科技协同创新的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协调解决创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共同出台、宣传、实施有关促进科技创新的法制法规和政策措施。

3.以创新平台为载体，建立各种形式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创新平台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综合运用行政的、经济的、科技的、法律的政策措施，对分散在政府部门、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金融服务机构的创新资源实施大整合，打造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1）在企业层面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政府出台经济政策，鼓励省内大型骨干企业，依托重点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燕山大学、河北科技大学）和国家驻冀科研院所和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河北省科学院，加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建设。一是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高端制造产业、节能环保服务、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鼓励技术基础好的企业，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关键技术与瓶颈技术有新突破。二是在大力扶持石药集团、华药集团、英利集团、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国电联合动力公司等5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同时，稳步发展省级重点实验室，力争在战略技术领域有新突破，为河北省抢占世界新能源产业的制高点提供科技支撑。

（2）在产业层面组建技术研究院。政府利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大力扶持企业组建高层次的产业技术研究院。在整合国家级、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依托河北省骨干企业（英利集团、新奥集团、河北钢铁集团公司、石药集团、华药集团），集成河北省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研发优势，拓展产业创新价值链，重点在太阳能光伏发电、煤基清洁能源、钢铁、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技术、化工和医药等技术领域组建各种组织形式的产业技术研究院，致力于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的研发，参与制定国际行业技术标准。

（3）在产品层面组建工业设计研究院。以政府投入为主体，定位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服务，由政府部门牵头，整合省内大学及科研院所的创新资源，在各领域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组建河北工业设计研究院，集产学研于一体，以工业设计技术孵化器为载体，构建中小企业科技中介服务支撑体系，以提升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4）打造军民协同创新平台。加大政策引导和投入保障力度，推动国防创新资源向民用企业开放和有限共享。其主要措施是，依托省内优势企业，联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54所、13所、718所和省内重点工科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大力开展卫星导航、半导体、电子信息、船舶制造等军民两用技术的协同攻关，共建军民协同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加快军用高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应用和产业化进程。

（5）构筑科技基础条件网络平台。以政府投入为主体，对已建或在建科技门户网站及相关数据库进行优化集成，统一设计，解决运行服务上的分散分隔，实现统一通畅的数据汇交和资源利用，实现各子平台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作，建立快速的、高效的、公平的公共产品服务创新支撑体系。

4.完善政府宏观管理体制，加强协同创新的战略问题研究。建立和完善政府科技管理机制是提升河北省科研协同创新效率的重要课题。

（1）强化综合协调的宏观管理，弱化直接的微观管理，实现由重项目管理向重综合管理的转变。切实改变以往抓科技工作就是抓科技项目的旧观念，形成项目、平台、人才、环境四位一体的综合协调的新理念。

（2）加强科研协同创新的战略问题研究，实现科技计划由被动受理向主动设计转变。设计科技计划，要求从着眼全局，研究全省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所提出的重大科技需求，并依据科技需求主动设计重大的科技项目和创新平台，而不是被动受理。如河北省中长期技术路线图的绘制工作，它是由科技厅牵头，联合大学和科研院所共同完成的。

（3）从制度设计上完善决策、监督、评估的机制。一是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的咨询优势，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二是依照投入主体、管理主体、监督评估体系相互分离的原则，建立科学、独立的监督评估机制。

5.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优化协同创新的法律环境。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的配套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河北省科研协同创新提供法制保障。一是加快形成知识产权的评估、预警机制，促进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化。二是健全对专利成果转化的奖励制度，积极推进协同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变。三是完善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政策，大学、科研院所、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技术发明成果的所得收益，参与协同创新团队享有60%～90%的比例。四是鼓励协同创新的各主体参与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行业技术标准。

［1］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gov.cn/ldhd/2011-04-24/content_1851436.htm.

［2］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2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R］.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3］吴贵生.区域创新体系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J］.重庆商学院学报，2002，（4）：3.

［4］马万华.从伯克利到北大清华——中美公立研究型大学建设与运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62-63.

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篇12

1 科技管理的内涵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NRC) 在1987年的报告中将科技管理定义为:科技管理是一个包含了科技能力的规划、发展和执行, 并且用来规划和完成组织营运以及策略目标的跨科别领域。

科技管理的目的在于鼓励创新, 促进经济成长和增进全人类的利益。短期的科技管理包含品质改善程序、高效率的制程设计等, 长期的科技管理内容则包含了整体性、策略性的科技预测与规划。科技管理是一个整合了各种专业领域, 诸如科学、工程学、企业管理等跨领域的学科, 其影响组织的研发、设计、生产、营销、财务、人事以及信息等各个不同功能部门的活动, 包括组织的日常运作以及策略规划。科技管理将重心放在组织的策略目标上, 以解决管理系统中隐藏的缺点, 并改善组织的生产力, 增加管理效果和加强组织的竞争优势。

在国家与政府的层级中, 科技管理的重点在于, 公共政策必须适用于促进科技, 利用科技的变革来增进人民的福祉。科技管理主要研究科技对整体社会的影响, 特别是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方面的影响。

2 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科技管理体制, 是科技活动的组织结构、管理体系和制度的总称。我国原有的科技体制在集中全国的科技资源方面曾有过一定的优势, 但仍存在着科技与经济脱节的现象, 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 包括科技管理体制所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科研院所的治理结构, 科技资源的使用和监督等, 都是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瓶颈。目前, 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资源配置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在科技资源配置中, 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2) 决策机制不适应科技创新的需要。宏观调控能力不足, 科技管理体制官僚化, 科技和经济在国家层次上的决策机制中存在许多弊端;缺乏高层次的科技决策咨询、评估、监督机构, 不能就科技发展和科技体制的总体设计、战略重点提供政策建议与咨询意见。 (3) 自主创新不适应科研活动的特点。各创新主体适应制度变革的基础薄弱,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科研院所的运行机制还不适应科研活动多样化的特点。科技管理僵化, 人才活力难以激发, 无法适应科技创新的规律。

3 现行科技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现行科技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 科技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30%, 高新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0%。

(2)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科研开发力量过多, 美国企业的研究人员约占全国研究人员总数的80%, 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约占全国总量的65.1%, 而我国绝大多数研究人员在企业之外, 企业内应用研究仅占全国总量的约10%。

(3) 科技力量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独立科研机构的大量重复设置;科技人员难以流动, 难以进入企业和市场。

分析我国目前科技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变迁造成。只有逐步探索、研究和解决好这些科技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走一条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技管理之路, 我国的科技发展才会有一个更健康、稳定的发展基础。

4 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当前, 政府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 把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在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工作, 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 启动重大科技专项。但由于传统的体制机制制约了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发挥与提升, 这些投入未必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只有深化改革,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我国经济才能走上依靠科技自主创新促进发展的良性轨道。为此, 笔者就改革和创新科技管理体制提出以下三大路径选择。

(1) 建立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

一是梳理各部门科技管理职能, 归并整合, 防止交叉。二是完善与强化宏观科技协调机制。建议加强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科技政策和重大科技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等方面更多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国家科技行政部门可作为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 负责协调相关各部门贯彻科教领导小组的决策。

(2) 建立科学的项目管理机制。

一是与科技相关的政府部门主要负责立项决策与项目验收, 不再直接分配项目。二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科技基金委员会, 将原有的科技攻关、重大专项等科技计划一并纳入国家科技基金委员会管理。国家科技基金委员会统筹负责各类科技项目的分配与实施, 实行信息公开、程序公开、阳光操作, 接受相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三是建立独立的国家科技项目监督评估委员会, 由科技、产业、政府等方面相关人士组成, 对项目的决策、执行过程进行监督, 对项目的科技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进行评估。

(3) 整合创新资源, 构建结构合理的科技管理体系。

科技管理体制的创新, 从其核心内容来讲, 主要是设定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 如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 理清政府、市场和科技创新主体的定位与功能, 整合创新资源, 形成创新价值链。在创新科技管理体制中, 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 确立政府与市场在科技发展中的职能界限, 通过立法维护科学技术活动的正常秩序, 利用各种经济手段引导科技发展方向及社会资源配置, 确立国家在重大平台技术、共性技术、公共技术领域的供给作用, 确立国家宏观科技管理制度, 规范科研机构体系。建立起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分工合作、联系紧密的创新体系, 构建具有灵活的、可调整的科技宏观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梁建伟, 马文建.管理绩效与科技管理创新[J].2006.

[2]张克军.科技管理创新的思考[J].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