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手（共5篇）
无形的手 篇1
自由经济论的鼻祖、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所写的经典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以下简称《国富论》) , 总结了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和近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全面论述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分工、商品、市场、利润、货币、资本、工资、地租、赋税、财政、奖金、公债股票、政府职责、人民教育、社会保险等丰富内容以及对其进行了具体设计;他从人性出发, 把“一只无形的手” (即一只看不见的手) 当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创设了一整套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模式和经济规则;是迄今为止, 近现代主要政治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一、“一只无形的手”
亚当·斯密关于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的论述, 出自《国富论》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二章“论限制进口国能生产的产品”部分。他的经典论述是在《国富论》中的这样一段话:“但每个社会的年收入总是与其产业的全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恰好相等, 或者说, 是一个同那种交换价值恰好相等的东西。由于一个个人都尽可能地用其资本来维护国内产业, 并且努力经营, 使其产品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 因此, 他就必然尽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增大起来。的确, 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 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 考虑的只是自己资本的安全;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 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 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之下一样, 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些假装为公众利益而经营贸易的人做过多少好事。事实上, 这种装模作样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 用不着多费口舌去劝阻他们。”
如何解读《国富论》中仅有的一句“一只无形的手” (即一只看不见的手) 全部经济含义和作用, 则会因人因时而异。有的人把“一只无形的手”仅仅解释为市场机制, 有的人把它解释为价格机制或价格体系;还有的人把它解释为自发秩序的形成机制, 其政策含义都是拥护斯密所说的“简单明了的自由制度”。有的人把它说成是一只美丽可爱的手, 而有的人则把它说成是一只血淋淋的黑手, 残酷之手。
在斯密看来, 在“一只无形的手”所提供的制度框架下, 只要每个人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就会造成利及他人和社会的后果, 无须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就能自发地发展经济。
而在新自由主义看来, 这“一只无形的手”, 是一只神奇、神秘的一只手, 是一只神通广大的一只手, 只要国家实行绝对自由化、全面市场化和全面私有化, 市场在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和作用下, 就会自我发展、自我调节、自我均衡, 就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就能达到促进社会总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以及社会整体的进步的目的。
新自由主义者还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 它与生俱来, 不可消除。并认为只有私有制合乎“人性自身规律”, 天经地义, 无可否定, 永世长存。
对自私的理解, 有的人从客观行为及其效果方面给出自私的定义为:“自私, 是指人以损害他人、社会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行为”。通俗地讲, 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 不顾别人和集体的利益以及损害他人、社会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行为。如谋财害命、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制假售假、制毒贩毒、偷盗行凶、诈骗钱物、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行为。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 一个人仅有自私的动机与意识, 而没有发生损害他人、社会的利益来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行为, 就不能算自私。这正如一个人有杀人动机而没有杀人, 就不算杀人犯是一个道理。根据这一概念来判断世上每一个人的行为, 我们相信, 由于社会有伦理道德与法律的约束, 在这个世界上, 绝大多数人就不是自私的, 自私的只会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偶尔会在某一事情上表现为自私的, 而在其他多数事情上则表现为不是自私的;绝大多数人在其一生中, 自私的成分必然少于不自私的成分, 不自私是主要的, 自私则是次要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某一事情上是自私的, 就否定一个人在多数事情上都是自私的;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人是自私的, 就推断出全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荒谬结论。
我们在讲利己与利他行为时, 也有必要弄清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含义。利己, 是指人在利己愿望指挥下以不损害他人、集体、社会利益前提下满足自己利益需要的一种利己行为。亚当·斯密所说的人们参与社会分工和以商品形式满足他人需要的行为, 这种为“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己心”的真正含义, 只能理解为, 并不是出于利他的动机, 也不是一种对他人的恩惠, 而只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满足自己的需要。它所体现的只能是一种互通有无、物物、商品与商品、商品与货币互相交换的关系。因此, 把亚当·斯密所说的“利己心”归结为“自私自利”, 显然是不恰当的, 严格地讲, 并不是一种“利他”行为。在这里, 亚当·斯密并没有把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严格区别开来。事实上, 资本家的“自私心”和小商品生产者的“利己心”是有其质的区别的。因此, 把一般人的利己心和资本家的自私心混为一谈, 同样是不恰当的。此外, 斯密也并没有把一般人的利己心和资本家的自私心看做是人的“自然本性”, 而是把它看做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关系的必然反映。因而他认为, 人具有双重人格———追求个人利益和崇尚道德情操。那些把不同时代、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人, 统统看做是同样具有自私、利己本性的自然人, 显然不符合亚当·斯密的思想。
新自由主义者们试图把一部分“人的自私性”动物化、扩大化、固定化、永久化的根本目的, 就是要肯定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永恒性与合理性, 从而否定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而有的人故意混淆利己与自私的界限, 把人们衣食住行、正当婚配、维护和行使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的利己行为指责为自私;甚至把英模人物献身于社会、人民、民族、国家以及献出生命的行为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他行为) , 也被指责为自私行为。有的人故意混淆利己与利他的关系, 把人们通过自身的劳动与服务获得的相应报酬, 看做是某些人的利他行为, 也就十分荒谬了。利他行为, 应该是指那些出于对他人、集体、社会、民族、国家利益的关心和关爱 (不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利) , 以牺牲自己的财力、物力、精力甚至健康与生命, 而不图任何回报的行为。如慈善捐款、捐物、志愿者活动、舍己救人、舍己为公、舍己为国、舍己为人等行为。
二、“一只无形的手”的局限性
郎咸平教授曾说, 二百三十年以来, 无数人渴望从书中挖掘有用的东西, 最终发现了一句话“看不见的手”, 它在《国富论》中只出现过一次, 众所周知, 一篇巨著里一个词出现一次, 最多只能称其为一个文化信息, 一个词偶然地出现, 这不是经济学思想, 更不是理论, 亚当·斯密也就没有定性解释过它的本质特性。人们对它似懂非懂, 几乎所有人的解释都是自圆其说, 一传十, 十传百, 无限的放大, “看不见的手”就成了神话。
笔者通过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等各类新闻媒体看到, 亚当·斯密“一只无形的手”被国内外某些经济学者、经济学家奉若神明、顶礼膜拜, 好像只要有这样“一只无形的手”, 就能包治百病, 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我们必须看到, 亚当·斯密对“一只无形的手”的描述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之上, 而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这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张建刚博士所说, 完全竞争市场只是市场中的一个特例, 市场的常态却是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 同时在一些领域还存在完全垄断市场。在市场是非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 如果经济人只依据自身的效用函数而不考虑其他人决策对自己决策的影响, 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其结果只能是恶性竞争, 难以实现最优结果。博奕论中的“囚徒困境”很好地揭示出了单纯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 更不可能实现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对于“一只无形的手”思想, 北京师范大学宫敬才教授全面总结和提出了十大理论上的缺陷:作为根据的现实性因素不足;缺乏价值观升华的层面;缺乏伦理性的因素;缺乏对政府行为和政治人行为自私性的分析;缺乏对市场运行机制固有缺陷的分析;片面看待比较优势;缺乏对社会公正的关注;缺乏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缺乏对未来人的关注和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笔者认为, “一只无形的手”思想的主要局限性在于:
1. 它存在伦理上的局限性。
为牟取巨额暴利, 奸商资本具有无孔不入、不择手段的疯狂逐利性, 其疯狂和歹毒充分表现在只会追求一己私利的最大化, 会置法律、道德于不顾, 置社会大众的基本生存权利于不顾, 会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让市场“一只无形的手”实现所谓利益最大化, 绝不会是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而只可能是少数人或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它不会关心民生而只会置贫富两极分化加剧而不顾, 使之人性异化、动物化、禽兽化, 人或国家都变成贪婪的动物;只会推崇物质财富第一、金钱第一, 从而忽视精神财富、社会公平与正义。这正如德国社会经济学家格罗·詹纳尖锐地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丑陋外观, 其中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它是一场强者对弱者, 金钱对效率, 总体经济对人类自然生存条件的战争……资本主义将最终走向成功还是失败———对此只能有唯一的答案, 那就是缺乏社会利益导向的工业文明是没有前途的, 而危害社会并损害自然界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则更是危险的。”
2. 它存在经济功能上的局限性。
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市场失灵”现象的频繁发生, 由一国或少数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到世界范围内的金融风暴、经济危机, 从根本上宣告了“一只无形的手”在经济功能上的失效性。因而, 更加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以及马克思论述过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必然会衍生的资本金融化、虚拟化及金融市场中投机、赌博和欺诈盛行等论断的正确性。因此, 每个国家只有积 (下转8页) (上接6页) 极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纠正和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缓解收入分配越拉越大的矛盾。在当代, 不少国家大量依赖市场以外的机制来维持社会的健康发展运行, 如失业福利、退休金制度、公立学校系统、公共医疗等等。这些非市场的因素, 正是一切政府利用“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
二百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证明, 人类发展到今天, 世界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每一个国家, 单纯地依靠“一只无形的手” (市场自由经济) 是不能解决国内与国际关系中发生的一切问题, 必须与“看得见的另一只手” (政府干预经济) , 相互发生作用, 才能有效地组织、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促进人类的进步。
摘要：围绕亚当.斯密“一只无形的手”思想的提出, 对新自由主义者的人性自私、利己与利他作了剖析, 从而指出“一只无形的手”的局限性。
关键词：“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利己,利他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 等, 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9:327.
[2]格罗.詹纳.资本主义的未来[M].宋玮, 等,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3]宫敬才“.看不见的手”思想的十大理论缺陷[J].河北学刊, 2003, (6) .
[4]张建刚.对新自由主义微观基础的批判[J].生产力研究, 2010, (8) .
无形的手 篇2
用“无形的手”留住企业的核心员工
企业核心员工是企业核心能力的人才载体，他们掌握着关键资源，是企业盈利的第一要素，是企业的核心和代表，是企业的灵魂和骨干，是每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确切地说就是核心员工的竞争。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面临着企业核心员工的流失问题，这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危害，影响着本企业内部员工的团队士气和凝聚力，间接导致生产能力下降。企业留不住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激励机制出了问题，因此对核心员工激励机制的探讨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亚当&dot；斯密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在他的不朽名著《国富论》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被称为“无形的手”的原理。即经济运行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动调节，即便每个人都是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其结果也会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了表述这一原理，他写道：“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生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大”。
这只“无形的手”在核心员工的激励方面，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是企业制定制度和机制的重要理论基础。企业只有通过运用“无形的手”制定并执行有效的核心员工激励机制，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充分激发核心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所谓激励，就是组织通过设计适当的外部奖酬形式和工作环境，以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惩罚性措施，借助信息沟通，来激发、引导、保持和规划组织成员的行为，以有效地实现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目标的系统活动。
激励的实质，就是运用“无形的手”的原理，通过设计一定的中介机制，以使个人与组织目标最大限度地一致起来，调动个人的精神力，让他们有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发利用其人力资源，在劳动工作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运用“无形的手”，企业核心员工的激励应该包含两个基本层面：一是“制度激励”，即设计和建立统一规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激励制度，并在整个企业范围内贯彻实施；二是“管理激励”，即激发其积极性，使企业最大限度地运用其人力资源，为企业生产经营做贡献。相比较而言，制度激励是企业需要建立的一种长期稳定的根本性激励机制，它是管理激励的基础或前提。而管理激励更加强调民主互动，更强调人力资本主权。
运用“无形的手”企业核心员工激励机制的建立必须从以下八个方面加以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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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行有效的绩效评估
有效的绩效考核会对企业核心员工的管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通过绩效考核可以对核心员工的功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可以明确工作目标，引导核心员工的努力方向，并对核心员工形成一定的约束力。同时，通过绩效考核结果的兑现，可以让绩效优秀的核心员工领到丰厚的绩效奖金和令人羡慕的精神奖励。因此，绩效考核应是核心员工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
薪酬虽然不是激励核心员工的最重要因素，但员工仍希望能够得到与其业绩相符的报酬，因为薪酬待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人才的市场价值，是员工能够充分发挥工作能力的物质保障和动力。核心员工的薪酬可以由基本工资、股份收入、风险收入和期权收入等几个部分组成。其中，股票期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应用最为广泛、最富有成效的一种前瞻性的激励机制，特别是对于上市公司和准备上市的公司。股票期权是一种风险与机会并存的激励机制，可以把核心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整体利益联系在一起，只有当公司的市场价值上升的时候，享有股票期权的人才能得益。
（三）安排有挑战性的工作
核心员工都希望能够有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能在工作中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因此，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给核心员工搭建好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的“舞台”，即安排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赋予核心员工高于其实际能力的工作目标，激励其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从中获得一种成就感、认同感、责任感和自我发展感。如果让一位才华出众的核心员工长期做一项没有挑战性的工作就很容易使他感到非常无聊，产生挫折感。时间一长，他或者懒散低效，或者辞职，就会造成企业和个人的重大损失。
（四）企业文化激励
企业文化是一只无形的手，规定了员工的基本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体现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被视为集聚人才和留住人才的生命线。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激发员工的创造激情，形成一种精神振奋、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良好风气，培育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与企业共命运的精神，发挥出其他管理制度所无法比拟的激励力量，产生超常的激励效率。因此，企业应努力形成以企业文化为核心的“社会场”，使员工产生归属感和整体感，形成一种共有的生活方式，从“为了生存而工作”变为做好工作而生存。
（五）创造发展机会
核心员工更多的是要实现社交、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体现自我价值。企业有责任为核心员工的发展创造机会，实现其事业追求，这就需要企业实行充分授权，让核心员工做有意义的参与，鼓励个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容忍“（摸索新方法产生）聪明的错误”和试验，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工作环境和自主创新、具有团队精神的企业文化氛围，促使核心员工和企业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变核心员工对企业的被动忠诚为主动忠诚。
（六）规划职业生涯
有效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是企业留住优秀人才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强化核心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关注核心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提供职业生涯机会的评估，帮助员工设定职业生涯目标，并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措施，营造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的组织氛围，让核心员工对未来充满信心。让核心员工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在企业中的发展前途，这样才能让核心员工与企业结成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在必要时，企业可安排内部创业，满足企业核心员工想当老板的心态，通过制度化的授权，使企业的运作趋于安定。
（七）建立制衡机制
适度的制衡机制可以培养核心员工的企业精神和合作意识，避免他们因受到企业的重视而滋生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这样会造成企业如果继续雇佣他们，就有可能会支付过高的人力成本，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八）保全核心能力
企业应适当分权，不能让某一个核心员工在较长的时间内拥有或控制企业的关键技术和重要权利，这样可避免核心员工因个人欲望过于膨胀而做出有损于企业利益的事情。同时，应当重视企业内部的人才储备和人才梯度的建设，建立良好的企业内部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给核心员工形成压力和动力。此外，企业还要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及相关的法律问题的处理，如在核心员工招聘合同的条款中，要明确阐述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做到有备无患，避免在核心员工离开时给企业造成的损失。
有形的焦虑和无形的手 篇3
我花了4个多小时看了展览，当然这4个小时我也是看得比较粗略，可以想见展览体量很庞大，其中文字量和视频长度尤其花时间。整体上看，本届双年展水准比较高，展出开幕当天，微信朋友圈传播着邱志杰的看法，这在我看来可能要求稍高，他是这样评价这次双年展：“在这样一个各校策展专业的并置语境，注定要引发策展手段的炫技。只有极少的清醒者能克制住策展走上前台的欲望。策展是要让人看到作品还是‘策展作品’？过度的自我意识，过于急切地书写策展的历史，过于热切地塑造策展史的文化英雄，是为了建立一个教学单位所需要的知识合法性吗？是不是有一只更大的无形的手在捏着这只娇柔的小手？策展是由不高兴和不安炼成的，由影响力赋予其权力。因此，对一个地域和人群的影响的深度，甚至维持多长，都重要。策展手段是否别出心裁，其实反倒在其次。但这样一个展‘策展作品’的展览，却是注定要展示策展者的。所以应该把丑话说在前头：这不是一桌酒菜，这是厨艺比赛。当摄影展变成了照相器材展，展出的照片是不一样的。图解镜头性能的照片会优先被展示。你看不到月亮，看到了指着月亮的手指。就像某一个标题：没有木偶比操纵者更愚蠢。 ”
邱志杰或许是站在艺术家的立场来评判策展，作为策展，不可避免地要改造和构建，对于策展人与艺术家及作品的关系，各有说辞，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说：策展人不能挡道。而瓦尔特·霍普斯说，是杜尚教会了他策展的首要准则：策展时，作品不能挡道。
从我个人的观展（甚至“游戏理论”环节的参与）来说，每个策展环节的气质还是比较明显，尤其喜欢“没有木偶比操纵者更愚蠢”这个环节，是因为这个环节的策展制造出了哈罗德·塞曼所说的“情境”。而本次期望度高的最具关系美学精神的艺术家提诺·赛格尔的作品，负责表演赛格尔作品的阿姨显然并不上心。
当然邱志杰所说的“操纵”问题在“游戏理论”环节表现明显，策展人似乎是在施展自己作为策展人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对观众进行艺术教育，从策展人的自我想象所设置的词语和情境开始，试图让参与的观众进入由策展人提示、引导并且最终构建的情境中来。从我的体验来看，这种游戏理论并不具有匹配性，因为它只是策展人的情境，而不是适合每个人的情境，所以这种游戏具有强制性，它不具有对于差异性的宽容度，而是直接进入到观念的“乌托邦”，从这点来看，真正的观念乌托邦应该在幼儿园里，它的一切设置都比在美术馆有效。
从整体来看，整个双年展还未能摆脱学院派的稚嫩气，不接地气，近似于一个由词语和观念缔造的的空中花园。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策展驱动性的典型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美术馆四楼的策展谱系考环节，展出的是展览史中具有节点意义的策展事件和人物，当然，历史的样貌都掌握在书写者手里，所以熟悉展览史的人在里面看不到一些展览或看到了一些展览，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从谱系的搜集和撰写中可以看出，书写者也是博物馆本体论持有者，而博物馆也正在变成一个被以社会议题为介入点的当代艺术参与者讨伐的对象。
在三楼到四楼的楼梯墙上，有一个圆圈，上面是一些著名策展人的名字，他们都大名鼎鼎，可以串起一部分当代展览史。这种以关键词为主的文案设计比较常用，核心精神其实和达达主义的即兴和随意差不多，但这张图上显然是精心设计了一下，对策展人的权重还是给予了评价，有意思的是，张颂仁的名字没看到，估计是因为前段时间一桩艺术品陈案“丢画”事件的新闻被艺术界千夫所指了。从这张图似乎看出文案提供者是个对“法籍”有好感的人。
“策展谱系考”以时间为叙述路线，从1667年沙龙美展开始，紧接着展示落选者沙龙，一开始就突出了展览的革新与抵抗意义，中间涉及到去作者中心化、博物馆由陈列藏品变为引入事件、大胆的实验和非物质转化并对观众的观看心理做出测试、独立策展人的出现、破除艺术品成品的“霸权”贫穷艺术、关系美学、策展人制度、各大双年展、文献展以及一些具有重要突破性的策展人，最终在央美美术馆正在展出的“无形的手”落定。这个策展谱系考能让观众大致了解策展的历史和发展脉络。比较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些人的频繁出现可以让我们看出当代艺术的框架，即叙事语境。比如哈罗德·泽曼和西格尔劳伯，而“贫穷艺术”的提出者杰尔玛诺·切兰特的行为放在今天这个资本大摇大摆进入策展环节的语境中，令人深思。总体来讲，这个策展谱系考所建立的叙述路线还是令人充满希望，例如独立策展人的出现，其实也就是策展人社会化，不受博物馆体制束缚的开始，但同时也是策展人和资本角力的开始。例如小汉斯和法籍华人侯瀚如一起策划的“移动中的城市”，强调“城市”代替“国家”成为全球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和单元。谱系考对全球化的并发症做出探讨和反思，也同时注重对于亚非拉国家的双年展予以关注，以此来强化艺术全球化之下的身份问题。基本上，亚非拉都开始以本土双年展对抗大国沙文主义。在后殖民主义的框架里，这种双年展的设立可被视作一种态度鲜明的反抗。但在全球化的搅拌机中是否有效，还有待观察。从另一方面来说，反对中心话语，并非要消除中心话语，或许也是建立另一个中心话语。而这种由东方发起的东西方艺术话语体系态度鲜明的角力也显示出自身的身份困境，比如我们生病了，是先看中医呢，还是先看西医呢？这种身份焦虑导致后来的叙述倾向踉踉跄跄，比如中国艺术家前赴后继在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的艺术团购行为即一再显示出这种资本抢滩后的身份焦虑。
同时，策展谱系考也不免遗漏一些重要的节点性事件，比如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一上来就直接到1983年了，忽略了1982年卡塞尔文献展，在这一届文献展上，博伊斯的持续性作品《7000棵树》的出现，是一个节点，它是博伊斯“社会雕塑”理论的一个很有效的实践范例，同时，这也是后来1996年出现的关系美学的前奏和理论基础。事实上，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理论的苗头在杜尚那里已经出现，1919年，杜尚写信指导他姐姐创作《不开心的现成品》就是个信号。
而邱志杰作为总策展人出现的“重新发电”上海双年展也不在册。
这值得玩味。
无形的手 篇4
一、(我)男性视角下三姑娘形象分析
三姑娘是一个乖巧恬静的农村姑娘。小时候她“非常害羞而又爱笑”,跟着爸爸去打鱼,就安静地看着爸爸,只有鱼上了钩“三姑娘小小的手掌,这时才跟着她的欢呼的叫声热闹起来,嘴里还低声的歌唱”,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的形象栩栩如生;长大后,她不爱看热闹,二月间城里赛龙灯,锣鼓喧天,堂嫂们邀请她去玩,三姑娘总是微笑推辞;她过于乖巧,以致常常因为这个而和妈妈吵架……一个乖巧恬静的农村女孩呈现在我们面前。
三姑娘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农村姑娘。父亲死后“母女都是那样勤敏”,一大早就去卖菜,“人一见了三姑娘挑菜,就只有三姑娘,其余什么也记不得,因为耽误了一刻,三姑娘的菜就买不到手;三姑娘的白菜原是这样好,隔夜没有浸水,煮起来比别人的多,吃起来比别人的甜了。”
三姑娘是一个善良孝顺的农村姑娘。在卖青椒的一段对白中,三姑娘就颇为俏皮的反诘:“吃先生们的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但还是突然多抓了一把菜给“我们”。她拒绝堂嫂子们看灯的邀请,陪伴母亲,准备第二天要卖的蔬菜。
三姑娘是一个纯洁脱俗的农村姑娘。她一听到“我”说:“我们没有什么谢三姑娘,只望三姑娘将来碰到一个好姑爷。”就立即翩然离去,决不提供把亲近化为亲狎的可能。
可以说这些近乎完美的形象描写是作者借“我”这一男性叙述者潜意识下按照男性的审美眼光塑造出来的,其不可避免的带有隐性结构下的男权意识,作者无形中剥夺了三姑娘作为女性追求爱与自由的权力。
二、“竹林”意象的女性主义解读
《竹林的故事》开头这样写道:“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作者以一枝凝练而有才情的笔,写竹林,写茅舍,写菜园,再写少女,触笔之处皆是一派牧歌式的青春气象。其中尤以竹林写得最好。让我们觉得,河边翠绿的竹林好像是专门为三姑娘生长的,三姑娘也好像是专门为这片葱郁的竹林生长的,她(它)们之间已达到了一种诗情画意般的情景交融境界。
但这里也垒着她父亲绿团团的坟堆,竹林里又隐藏着三姑娘的青春与性格。“我”写到她不愿别了母亲,成群打阵到城里看赛龙灯,其淑静之处宛若栖在竹枝的雀鸟,锣鼓喧天,也惊不动它。三姑娘竹一般有“节”,使拿钱买菜的青年们也自觉俗气。然而似乎一切生命都束缚在竹林这封闭的空间内。竹子自古以来便是拥有高洁品质的隐士君子的象征,是他们所情有独钟的景物,如“梅兰竹菊”四君子,“岁寒三友”等,这片竹林无疑是带有男性意识关照下的特殊象征物。
三、三姑娘与“我”的爱情悲剧
女性主义强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并不只体现在外在显见的不合理的制度方面,更在于一系列隐蔽内在的对女性的文化形塑与规训。
“我”初遇三姑娘时,她“非常害羞而且爱笑”,废名以审美的态度来描写少女。《竹林的故事》是以男性的视角,赞美的笔调来写三姑娘的体态和衣着:“三姑娘这时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姑娘,因为是暑天,穿的是竹布单衣,颜色淡得同月色一般,——这自然是旧的了。然而倘若是新的,怕没有这样合式,不过这也不能说定,因为我们从没有看见三姑娘穿新衣:总之三姑娘是好看罢了。”
这里赞颂的是自然朴素之美,劳动者不尚虚华的健康美。作者觉得她淑静清纯,以任何世俗的态度处之都有犯罪之感。然而三姑娘似乎违反女人天性般地不讲究身体修饰,也不爱凑热闹。她安分地生活,平淡地自守,显然作者剥夺了三姑娘作为女性追求美的权利。
文中写到“只望三姑娘将来碰到一个好姑爷”,“我”这样说既是试探三姑娘有无喜欢的对象,也有借机亲近的意思,甚至还有点调笑的味道。结果三姑娘也就赶跑了,这里反映了“我”的男权意识,似乎女人的最好结局就是嫁个好丈夫,女人的命运是由男人决定的,而不是靠自己自力更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无疑是喜欢三姑娘的,但这种喜欢是建立在男权等级的观念上,“我”其实是过于自尊自大的,潜意识下体现出“我”轻视女性的一面。
连久违之后,我看到三姑娘的身影:“我急于要走过竹林看看,然而也暂时面对流水,让三姑娘低头过去”。这仅是含蓄吗?“我”的心里也静若流水吗?此句暗示了一种力量:宗法制下传统道德的束缚力,伊人已嫁做人妇,再见无益,只能空留遗憾。这种无形束缚力是造成“我”与三姑娘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
四、三姑娘与母亲的家庭悲剧
作品写于1924年,从字里行间我们可看出三姑娘一家的贫困。父亲老程的死显然是与社会有关的,但作者削弱了小说批判性的思想力度而增强了道德意识。社会批判不是废名的兴趣所在,而只有人性的终极关怀才是他的长处。所以在小说中,三姑娘不仅纯洁如竹林,而且超越了死亡。老程的死似乎不是一种生命的结束而是意味着生命与自然的融合。然而母女俩的生活果真依然如故吗?作者表面淡化老程的死,实际却影响三姑娘的生,一切都已悄悄发生了改变,母女俩不自由的生活导致了三姑娘与母亲的家庭悲剧。
千百年的文化积淀,使女性形成了某种依附心理。“三从四德”思想根深蒂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汉语里没有“女性”这个词。凡指称女人的词语都是指从属于具体的家庭人伦关系中的女人,如次于儿子的女儿,次于父亲的母亲等。女人只有根据自己在亲属关系中规定的角色规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角色位置,传统女人的全部世界就是男人,所以守寡被看做是女性的一种义务。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广大妇女仍旧被纳入传统的女性角色定位与价值观上。贤妻良母、美丽、温顺、富于牺牲精神依旧是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对女性的要求,因而女性必然处在一种生存困境之中。那么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的语言、叙述方式等问题,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很好的反抗。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竹林的故事》重新进行解读,使我们对小说有一个全新的理解,正是基于这种敢于挑战传统的思想,旨在揭露悲剧产生的本源。
摘要：废名是京派小说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笔下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牧歌情调的自然风景,《竹林的故事》体现了废名小说的艺术特色。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再度发展及文艺界对废名小说的多元化的解读,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竹林的故事》进行再解读,挖掘文本所隐含的内在意蕴,从而使我们对小说有一个崭新的理解,就显得很有必要。
关键词：《竹林的故事》,女性主义,三姑娘,男权文化
参考文献
[1]废名.竹林的故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无形的手 篇5
关键词：意识形态原富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一、 前言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伟大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该书被誉为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著作以及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经典译作。
亚当·斯密在著作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用“看不见的手”来比喻操纵经济社会运作中人类利益的驱动。后来，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比喻操纵某一行为的隐形力量。本文借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意识形态对亚当·斯密著作The Wealth of Nations翻译的操纵。本文选取严复译本《原富》及郭大力和王亚南合译本《国富论》，依据勒菲维尔的操纵理论，分析和研究意识形态如何操控这两个译本的翻译过程。
二、意识形态操控下翻译文本的选择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翻译选材上。译者选择翻译某部著作，受到目的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 严复之选择翻译The Wealth of Nations
严复，作为“救亡图存”的倡导者，从事的翻译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甚至可以说是顺应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
严复选择翻译1776年斯密的著作，是因为他坚信英国的弊政与“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他认为斯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最契合当时中国的需要。严复翻译《原富》就是转向西方寻求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用事实来开导中国掌权者看到其他富国之道，从而实现中国的“国富”。
（二） 郭大力和王亚南之选择翻译The Wealth of Nations
在“五四”新文学时期，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当时的指导思想。郭大力和王亚南选择翻译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表面上看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然而二人首先翻译The Wealth of Nations，其实是为翻译On Capital做准备，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料，辅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资本论》。
三、 意识形态操控下翻译方法的选用
意识形态操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基本策略，规定着译者如何翻译原语“论域”中的社会文化因素。
（一）译本《原富》之意译
受当时“救亡图存”主流思潮的影响，严复决定采取意译的翻译方法，便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接受亚当斯密原著中自由经济的思想，最终有助于实现“救国”、“富国”的主张。
严复的意译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译作《原富》中，严复添加的按语达到8万字之多。这是严复为实现其启蒙救亡的理想，而采取的特殊的翻译方式。通过“有译有论”，严复将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同当时的中国国情相结合。第二，严复删减了原文中解释性以及和英国国情有关的文字。原作中 “看不见的手”，在严复的译作中真的看不见了。第三，严复托译言志，融入个人的解读视角，甚至形成部分文化误读。
（二）译本《国富论》之直译
“五四”运动之后的二十年间，单纯的政治性改写无法满足革命发展的需要，直译就成为外国著作输入的主要方法，借助西方的精密语言和先进思想来改造国民思想。
在这个阶段，以鲁迅为首的左翼学者主张直译，以梁实秋为代表的右翼学者主张意译，两方的论战已经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展开。郭大力和王亚南作为无产阶级译者，自然采取直译的手法。首先，在语言上，彻底放弃文言文，使用白话文。其次，借鉴吸收大量的西方词汇和语法结构，从而克服汉语词汇贫乏和单调的弊病，力求译出“原汁原味”的作品。
在译作《国富论》中，“无形的手”得以真实地翻译出来，没有遁形。同时，也直译引进了西方新的经济学术语，包括 “工资”， “资本”，“利润”等。
四、 意识形态操控下译作的接受
意识形态不仅操控翻译的产生过程，而且对完成之后的译著的接受情况也起到影响。凡是符合赞助人期待和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往往广为流传。而有悖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译作，往往影响力非常有限。
（一）《原富》在晚清时期的接受
由于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原富》的出版，引起了当时的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强烈反响，刺激他们积极寻求富国强兵的政策思想。举制废除的前几年，投考的秀才举人但凡引用《原富》中的个别语句，就会金榜题名。
《原富》对当时的晚清社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一方面，转变了数千年来中国知识界讳言谋利、轻视商贸的传统思想，促使人们认识到中国要彻底摆脱困境，必须发展工商，走富国强民之路；另一方面，《原富》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理论指导，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二）《国富论》在新文学时期的接受
郭大力、王亚南译本问世于1931 年，当时中国正处于“五四”新文学时期，届时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成为指导思想。《国富论》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由于其思想内容恰好有悖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因此该译本的接受十分有限，仅仅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的评判性材料。当时的读者不再侧重自由经济，而是着重分析和批判《国富论》中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但是由于郭大力和王亚南的译本尊重原著，没有任何删节，并且语言通俗易懂，用白话文书写，因此一度成为我国读者阅读了解亚当斯密作品的主要译本。
五、 结语
本文通过对比研究即严复《原富》和郭大力、王亚南的《国富论》，发现这两个中译本存在较大差异，不仅译前选择翻译文本的动机截然不同，譯中翻译方法各异，并且后期译作的接受情况也不同。归根结底，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译作翻译时晚清时期和“五四”新文学时期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内涵。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 2004a.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ng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4.
[2]郭大力，王亚南. 1931. 国富论 [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3]严复. 1981. <原富>·译事例言[M]. 北京：商务印书馆.
[4]蒋骁华. 2003.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5）： 24-29.
[5]赖建成. 2009. 亚当·斯密与严复： <国富论>与中国[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6]王东风. 2003. 一直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 中国翻译（5）： 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