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有限购买权

股东有限购买权（精选12篇）

股东有限购买权 篇1

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外转让其股权时,其他股东基于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该股权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中国公司法虽做了相关规定,但对于其他股东的此项权利由于缺乏清晰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这一问题,故仍有探讨的必要。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立法理念

股权外部转让虽然不会影响公司的资本总额,但有限责任公司资合兼人合的性质,其人合的性质要求公司股东之间具有很强的合作性。而股权外部转让意味着新成员的加入,这可能影响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相互信赖及良好的合作关系,故各国公司法一般以“限制”为基调进行调控。各国公司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限制主要从公司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着手,并围绕这两项制度形成了以下几种立法模式:仅规定同意权,不规定优先购买权;仅规定优先购买权,不规定同意权;既规定同意权,又规定优先购买权:授权公司章程规定或协议约定同意权、优先购买权或其他限制[1]。

中国公司法为了维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人合性设了两道法律保护屏障,一个是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的时候,其他股东享有知情同意权,第二个权利就是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其中,中国公司法对优先购买权的立法经历了从法定优先购买权模式向排除模式的转变,增加了公司股东的意思自治的权利。与1993年《公司法》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相比,现行《公司法》第72条的规定有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增加了“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变通条款,许可公司章程对优先购买权进行变更[2]。

但笔者认为,中国公司法第72条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问题,股东同意权与优先购买权似乎没有必要同时存在,可以考虑取消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完善优先购买权。首先,中国公司法规定的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实际上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效果。一方面规定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另一方面规定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即视为同意转让。因此有无过半数股东同意丝毫不影响股权的转让,其他股东的同意权成了多余的东西。其次,中国公司法第73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并没有体现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可见,中国公司法第73条在股权强制转让中实质上取消了其他股东同意权而保留了优先购买权。再次,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其实都是维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手段,去掉其他股东的同意权而保留优先购买权并不会削弱维护中国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力度[3]。而且,中国公司法第72条并不是强制性规范,如果公司股东觉得有必要增强维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力度,完全可以通过公司章程作出另外的限制股权对外转让的规定。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构成要件

1. 优先购买权的主体要件———其他股东。

中国公司法第72条第3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对于其他股东优先权的规定实践中存在着两种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其他股东是指不同意对外转让股权的股东,至于已经同意对外转让股权的股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如果赋予已经同意对外转让的股东以优先购买权,无异于允许股东反复无常,有害于交易快速便捷地进行。另一种观点认为,优先购买权规定中的其他股东是指拟对外转让股权股东之外的全部股东。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首先,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其他股东应对应于拟转让股权股东。如果“其他股东”不包括同意转让的股东,法律完全可以表述为“在同等条件下,不同意转让的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而且这种表述在台湾已有立法例在先。其次,中国公司法规定的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权是赋予拟对外转让股权股东之外的全部股东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重要措施,而不是在同意模式基础之上赋予不同意转让股东为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进一步措施。再次,如果不赋予同意转让的股东以优先购买权,那么其他股东出于趋利的本能会在转让股东征求是否同意时选择不同意转让股权,使得征求其他股东同意的程序更加形同虚设。

2. 优先购买权的时效要件———行使期限。

我们知道,设定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主要在于促使优先购买权人及时行使权利,保障公司经营的连续性,减少因股权变动带来的负面效应,维护交易安全和正常的财产流通秩序。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往往出现在股东之间关系出现恶化、信赖基础有所减弱的情况下,如果不规定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很容易造成其他股东的恶意拖延,使转让股东丧失交易时机,也容易造成公司经营的阻碍。早期,信息交通不通畅,法律规定的优先购买权行使期间较长,现在信息畅通,交通发达,权利人可以从更多渠道了解有关标的物的信息并决定是否购买,特别在优先购买的标的是股权的情况下,其他股东对于公司股权的价值本来就能够作出清晰的判断,故相应地缩短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并不会损害权利人的利益。

关于优先购买权行使期限的确定,新公司法仅对股权强制执行时的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作出了明确规定,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则未作明确规定。国内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新公司法第72条规定的股东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的期限为30日,应以此作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另一种观点主张,新公司法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时,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为20日,应以此作为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4]。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比较妥当,本来两种期限并无本质区别,但从加快确定流转关系而言,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20日已经足够。其他股东必须在自通知之日起满20日内行使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3. 优先购买权的实质要件———同等条件。

中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当以“同等条件”为前提。如何合理地确定股权转让中的“同等条件”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点。法律之所以规定优先购买权必须在“同等条件”下完成,一方面在于保证股权转让不能损害转让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应完全剥夺非股东第三人的购买机会,从而平衡股权转让过程中转让股东、其他股东以及非股东第三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使股权转让过程相对顺利和平稳。因此,对“同等条件”的具体设定必须谨慎。

股东就其股权转让事项通知其他股东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履行期限、付款的时间和方式等。因此,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应符合通知中的上述事项的规定。股份转让数量、价格、履行期限、付款方式等作为转让事项的必备条件,每一项内容对转让股东和第三人都有重要影响,任何一项必备条款的改变,最终都可能导致股权转让交易的失败。就股权转让的数量而言,将会影响受让人取得股权后对有限责任公司的控制权、可得利益的大小;就转让价格而言,更是双方交易的本质目的和核心利益;合同履行的期限与付款方式,对股权转让交易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所谓“同等条件”应当是指与转让股东与非股东第三人转让股权时所承诺的购买条件的内容相同,优先购买权人仅能得到优先的交易机会的保护,不因其享有优先购买权而得到交易条件的优惠,转让股权的股东仅受交易对象选择的限制,这是确定优先购买权中同等条件的基础。其实,这也就回答了其他股东是否可以行使部分优先购买权的问题。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动摇了转让股权的股东有权决定转让股权数量的自由[5],也可能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其他股东是不能就转让股权的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除非公司章程作出相反的规定[6]。

三、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效力及保护

中国公司法规定,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但在现实的股权外部转让中,经常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形:一是转让股东未通知其他股东即与非股东第三人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二是转让股东虽尽通知义务,但在优先购买权行使期限内其他股东对是否行使先买权尚未作出意思表示,即与非股东第三人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三是转让股东明知其他股东不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以欺诈的手段骗取第三人的信任,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四是转让股东与非股东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优先购买权股东权益,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对于前述情形,目前国内学术界的多数看法是,此时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受到了侵害[7]。那么,我们应当怎样保护优先购买权人的利益,其应当享有什么样的救济权利?是请求转让股权的股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还是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从而实际行使优先购买权?

我们认为,在第四种情况下应认定为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因为中国法律明文规定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而签订的合同无效,其他情形下,单纯地以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为由宣告转让股东与非股东第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过于武断,应当在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前提下,重新设定股东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权利[8]。我们知道,根据股东优先购买权产生原因的不同,可将优先购买权分为法律规定的优先购买权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优先购买权。为了平衡转让股权的股东、其他股东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兼顾股权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我们认为无论是法律规定优先购买权还是公司章程规定的优先购买权,要按照是否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工商登记或备案,划分为具有对抗效力和不具有对抗效力的股东优先购买权,而不能像有些文章讲的,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区分为物权性优先购买权和债权性的优先购买权。因此,对于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权利,应根据以下情况予以区分对待。

首先,如果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向工商部门进行了登记备案,则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可以对抗第三人。在其他股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而要求实际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即使转让股东与第三人已经完成股权交易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该股权转让合同和股权变更工商登记都是可撤销的。因为此时的优先购买权是经过登记备案的,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优先购买权股东可以依据其和转让股东之间的优先购买权的关系,要求和转让股东订立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而获得转让股权。当然,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而实际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不能是无限期的,基于稳定股权交易关系和公司经营活动,参考合同法的规定,应以其他股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时起一年的保护时间为宜且为不变期间。当然,享有优先购买权股东也可以在此种情形下要求转让股东赔偿损失而不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

其次,如果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未依法予以登记备案,则应当区分第三人是否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存在,确立优先购买权的对抗效力。具体而言:(1)当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转让的股权存在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关系的,则一旦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则优先购买权可以对抗第三人。如果转让股东与其他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或者第三人均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行使优先购买权股东可以请求转让股东订立履行合同并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如果第三人已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则优先购买权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主张撤销转让股东和第三人的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更登记。(2)第三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的股权上存在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为保护非股东第三人的利益,优先购买权不得对抗非股东第三人已经完成的股权变更登记的效力。为平衡优先购买权股东与第三人的利益,应该认为,如果非股东第三人未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则优先购买权仍然可以对抗第三人,如果非股东第三人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则优先购买权不得对抗第三人[9]。

此外,在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时要求保护其优先购买权时,在转让股东与非股东第三人、转让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可能分别形成内容相同的股权转让合同,但由于其只能向一个债权人履行。于此情形,转让股东应该向未得到履行的非股东第三人或者其他股东承担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具体而言:(1)即使转让股东的股权予以登记备案或者第三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优先购买权存在的,在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之后,第三人还是可以向转让股东主张赔偿责任。因为依据中国公司法,通知其他股东股权转让事宜及询问其他股东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是转让股东订立股权转让合同前的法定义务,转让股东违反法定义务当然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如果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未予以登记备案,而且第三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存在其他股东未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若非股东第三人受让股权并已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则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势必无法实现。此种情形下,如果是由于转让股东的过失行为导致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无法实现,转让股东则应当向享有优先购买权股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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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薛瑞英.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若干问题探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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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冉可平.论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J].法学评论,2010,(4):138-144.

股东有限购买权 篇2

北京××公司(弃权股东)为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的合法股东之一，并依据公司章程规定持有目标公司百分之五十一(51%)的股份。

北京××有限公司(股权出让方)为目标公司的另一股东。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持有目标公司百分之二十(20%)的股份。

×月×日，依法召开目标公司股东会，股东同意并形成决议，北京××有限公司(股权出让方)向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目标公司百分之二十(20%)的股份。

北京××公司(弃权股东)在此声明：

1.本公司无条件放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目标公司章程》对出让股份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2.本公司放弃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决定是无条件的和不会撤销的，并承诺在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过程中不反悔。

3.本公司同意就出让相关事宜对《北京××目标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

北京××公司(弃权股东)(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论股东优先购买权 篇3

关键词 股东优先购买权 制度价值 股权转让合同效力 部分行使

股东优先购买权，指转让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转让股权的权利。股东优先购买权为《公司法》和《公司法解释三》所规定，具有法定性。根据2005年《公司法》第72条第4款规定，是一种任意性规范。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存在三方主体——转让股东、其他股东、第三方，及二重法律关系——转让股东与第三方方、与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关系。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制度价值

（一）制度设计初衷

股东优先购买权设计初衷在于：一是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内部赋予股东较大自由安排公司治理结构的权限，外部对股权转让设定限制；二是维持公司控制权相对稳定；三是平衡各方利益，不限制公司的发展动力——股权转让自由，也不限制转让股东追求经济利益，当然也保障其他股東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受让人利益。

（二）对制度价值的误读

首先，过分强调“人合性”，忽视“资合性”，不仅威胁股东优先购买权存在的价值基础，也会阻碍公司资本的自由流动。不管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多么融洽，没有资本保障，公司的发展就是纸上谈兵。其次，利益保护失衡。设置股东优先购买权现阶段是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的，但就我国公司制度的现状来说，《公司法》倾向于保护其他股东利益，不利于股权流转。

二、转让股东与受让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主流观点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性质系形成权。一旦其他股东行使该权利，能使其同转让股东之间按与第三方方同等购买条件形成特定股权转让合同。豍可见，在转让股东与第三方先签约后通知或未通知其他股东的情况下，若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则相同转让标的将并存两项股权转让合同关系。

（一）理论分歧

立法及司法解释均无明文规定，理论界对转让股东与第三方所签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尚无统一认识。附法定条件说认为，该合同须以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为法定生效条件；无效说认为，《公司法》第72 条有关规定属强制性规定，合同理当无效；效力待定说认为，未满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而转让股权的，类于个别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处分共同财产，合同效力待定；可撤销说认为，由于老股东是否具有财力行使优先购买权不确定，界定为可撤销合同较适合；有效说认为，《公司法》第72 条有关规定不属效力性规范，违反并非无效，且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并不意味股权变动，有观点进一步指出，即使股权转让生效，转让股东也可对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豎

效力待定说与可撤销说在合同法理论上难以自足。豏无效说误将公司法有关规定视为强制性规定。附法定条件说事实上将股东优先购买权视作绝对性权利，既与公司制度发展规律不太吻合，也与公司运行及股权转让的客观实际不符。有效说能克服前述弊端，但在特定场合仍与客观实际存在些许偏差，豐对此，有观点指出，一般为有效，但若受让人非善意即为无效。

（二）本文观点

相较而言有效说更为合理，其在股权变动形式主义模式下有存在空间。即使认定未满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也并不必然导致股权变动，不必然产生对其他股东的实质侵害。若其他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合同将难以实际履行。

三、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部分行使

（一）理论分歧

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部分行使，《公司法》无明文规定，普遍有三种观点：肯定说、否定说、折衷说。肯定说认为，部分行使有利于维持公司人合性，且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是可分物，可部分转让。否定说认为，部分行使违反现行《公司法》中有关“同等条件”的规定，往往会损害转让方利益；此外，有学者从合同法角度阐释，转让股东提出的股权数量，可视为要约的主要条款，其他股东只同意购买其中一部分不是承诺而是反要约，须转让股东同意方可成立。豑折衷说认为，能否部分行使视情形而定：当转让股东欲全部转让其股权时，若第三方有能力购买全部且欲获得公司控制权，不应允许其他股东部分行使，由于该第三方很可能因目的无法实现而放弃购买，从而损害转让股东利益；当第三方人无力购买全部股权且仅为分享利润时，应允许其他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豒

（二）本文观点

肯定说过分强调维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和其他股东利益，忽视了利益平衡价值，对“同等条件”理解有失偏颇，将“数量”进行分割，对股权价值的理解也有偏差。折衷说将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复杂化，给实务操作带来不便。本文认为，优先购买权应在同等条件下才能行使，而对同等条件的理解应是转让股权的数量和价格等条件都同等才可以。因此，其他股东在完全接受拟转让股权的情况下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若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从其规定。

四、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反思

（一）制度价值的再审视

首先，双重维护人合性和资合性。制度设计立足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成为学界通说，但维护人合性与保障股权转让自由并不是“非此即彼”，正确梳理二者关系才能重新审视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制度价值。

其次，尊重意思自治。根据《公司法》第72第4款规定，公司章程可排除《公司法》第72条的适用，一般均认为该条为任意性规范。反思对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价值的误读，应重视其利益平衡功能，尊重转让股东“同等条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及“同等条件”下第三方投资股权的自由。

（二）合理界定转让股东与第三方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转让股东与第三方所签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并无当然瑕疵。因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二者无法完成股权变动，故该合同实际系客观履行不能。为避免其他股东与第三方因同时享有购买权而引发其他矛盾，可在诉讼中确认转让股东与第三方所签股权转让合同因其他股东行权而终止履行。确认前述合同终止履行而非消灭其效力，既能契合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制度价值，亦充分尊重了合同关系的相对性。对客观履行不能的合同，合同法已赋予双方当事人相应的实体权利义务，如果转让股东与第三方协商不成，可另行通过诉讼解决。同时，有观点提出了明确其他股东行权不能时对恶意转让股东的损害赔偿诉讼途径的建议。豓

（三）解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部分行使问题

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能否部分行使主要涉及价值判断。实践中，不同司法裁判者可能会有不同认识，为避免纠纷，最稳妥的方法是在公司章程中明确约定。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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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有限购买权 篇4

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外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时, 其他股东基于其股东的资格和地位, 在同等条件下, 对该股权享有的优先购买的权利①。我国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内容, 主要体现在我国现行《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 该条一共四款, 每一款条文都蕴含有一种法理, 非常之重要。其中, 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这说明有限公司股东内部股权转让是自由的;第2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 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 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 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 视为同意转让。”该款实质上并未限制股权转让的自由, 只是出于保护有限公司股东之间的人合性, 而赋予其他股东同意权;第3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 在同等条件下, 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 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确立了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 并且该项权利的行使以经过前款规定的同意权为前提条件。根据公司章程的效力优先原则, 第71条最后一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在适用中的具体问题

(一) 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条件———存在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事实

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是转让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如果是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 则不存在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问题。也就是说, 只有存在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事实方能适用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一般而言, 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事实包括如下情形:

第一, 转让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有偿转让股权, 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 转让股东将其持有的股权无偿赠与给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东所赠与的股权是可评估可转让的, 对于第三人而言, 无偿取得该股权与支付对价后取得股权的法律效果是一样的, 在这种情形下赋予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是合理合法的。

第三, 在离婚案件中, 夫妻一方要求分割另一方持有的有限公司的股权而引起的股权转让, 当然, 前提是要求分割股权的一方不是该公司的股东。对于此种情形,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作了明确规定。

第四, 自然人股东死亡后, 其合法继承人主张继承该自然人持有的有限公司的股权而引起的股权转让。但我国《公司法》第75条规定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 股权被强制执行时我国《公司法》第72条明确规定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

(二) 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同等条件”的界定

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 以“同等条件”为前提, 那么“同等条件”该如何界定?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是“绝对同等”说:认为同等条件意味着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是提供完全等同于转让股东已经达成的对外转让的交易条件;另一种观点是“相对同等”说:认为同等条件意味着主张优先受让的其他股东提出的交易条件大致等同于已经成就的股权对外转让的交易条件即可;还有一种观点是“折中”说:认为“同等条件”意味主张优先受让的其他股东提出的交易条件在主要方面与已经达成的股权对外转让的交易条件相同, 包括交易价款相同而在其他方面大致相当即可。笔者认为“绝对同等”说要求主张优先受让的其他股东提供完全相同的条件, 对于现实交易来讲, 绝对的同等是难以实现的;“相对同等”说对同等条件的理解虽然可以使股东优先购买权在现实中更容易实现, 但在司法实践中则会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使得优先购买权行使的空间弹性过大;基于交易的复杂性, “折中”说仅仅是主张交易价款的相同, 并不能涵盖交易的主要内容, 若将交易价款以外的其他条件都交于法官判定, 同样也会给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但相比“绝对同等”说和“相对同等”说, 笔者更倾向于“折中”说。

笔者认为同等条件应该是股权转让合同中转、受双方约定的转让条件。对同等条件的理解既不能仅局限于同等的交易价款, 也不能对其作扩大解释, 如包括向公司注资、业务关系等等。结合我国合同法原理以及合同法对合同订立的相关规定, 同等条件系转让股东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是合同法中的要约, 而其他股东同意购买则构成合同法中的承诺。根据《合同法》第12条和30条的规定, 要约的实质性内容包括:合同的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因此, 同等条件应当是指:同等的股权转让的价格、数量、付款条件、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除此外, 上海高院民庭也曾提出股权对外转让合同中约定的如业务的合作、债务的承担等对促成合同有重要影响的非常规条款也应当认定为同等条件要求的主要条款。对于这些条件在确定“同等条件”的内涵时都应当给予考虑, 这样, 既能有利于保护交易, 也有利于确保转让股东能及时收到交易价款。

(三) 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

我国《公司法》只规定股权被强制执行时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 而对股权正常对外转让时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却没有作明确规定。

纵观大陆法系国家在其民商事领域对优先购买权行使期限的设定也参差不齐, 法国《商法典》规定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为3个月, 《瑞士民法典》规定行使先买权的期限也是3个月;《德国民法典》规定对于土地, 优先权人的权利行使期限是2个月, 非土地情况下, 优先权人权利行使期限为7日。而在我国, 澳门地区的法律规定股东须在15日以内行使优先购买权;现行《公司法》第72条规定股权被强制执行时其他股东须自法院通知之日起20日内行使优先购买权;最高院在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出租人履行通知义务后, 承租人须在15日主张优先购权。那么, 对股权正常对外转让时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如何设定合理呢?笔者认为期限不易过短, 因为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需要充裕的时间来判断其是否满足前述的“同等条件”, 时间过短会影响到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但期限也不易过长, 期限过长很可能会错过投资商机。对转让股东与非股东受让人而言, 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将会导致双方交易的终止, 若其他股东怠于行使优先权, 也不明确表示放弃优先权, 则会使转让股东与非股东受让人的股权交易长期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 为缩短该种状态的持续时间, 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也不易过长。

根据《公司法》第71条第2款之规定, 股东行使同意权的期限为30天, 期限经过则权利消失。同意权是法律给予其他股东考虑是否接受转让股东退出和新股东加入的时间, 其目的在于维护公司股东之间的人合性, 以平衡各方利益, 这与法律赋予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立法目的相一致, 所以, 笔者认为在法律对股权正常对外转让时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可推定适用同意权的行使期限。

(四)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能否部分行使?

《公司法》赋予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 但对股东优先购买权能否部分行使并没有规定。进而分述如下:

首先,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是一种附条件的形成权, 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需要以满足“同等条件”为前提。如前所述, 《公司法》规定的“同等条件”不仅要求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的同等, 还要求标的数量的同等。所以, 股东不能部分行使其优先购买权。

其次, 如果允许其他股东部分行使其优先购买权, 而将转让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分为几个部分出售, 则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散, 控制权瓦解。对于投资人来讲, 将会削弱其投资吸引力, 从而影响到股权转让的价格, 致使转让股东的权益遭受损害。所以, 从保护转让股东的利益出发, 也不应允许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

三、结语

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 主要是针对有限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而设立的, 目的在于维护公司股东之间的人合性, 以平衡各方利益。但《公司法》对这一制度的规定比较笼统, 导致适用中遇到很多问题, 如对股东行权的条件、行权的期限和能否部分行权等方面存在颇多争议, 笔者对其进行了梳理, 以期能对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完善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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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4]赵曾海, 姜涛著.股东的权利[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股东有限购买权 篇5

夏

青

华东政法大学 上传时间:2008-6-30

关键词: 优先购买权/被执行股权/国有股权/法律冲突/解决途径

内容提要: 优先购买权是公司股东的一项重要权利,但《公司法》并未对各种具体情况下行使优先购买权作出明确规范。对于司法程序中拍卖被执行股权以及国有股权转让问题,当前的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与《公司法》《拍卖法》的规定存在冲突。在目前的法律架构下,应当寻找适当的途径解决这种法律冲突,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各方面的利益。

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经全体股东过半数的同意,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公司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该出资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35 条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的程序和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作了具体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在通常情况下,股东按上述规定转让其出资以及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并无困难,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将会遭遇法律上的障碍。

一、有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冲突

其一,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民事诉讼中成为被执行人,其股权被法院依法执行时,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将可能遭遇法律障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对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被冻结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人民法院可以拍卖、变卖或以其他方式转让[i]。该司法解释虽然要求在转让被执行股权时,应当经全体股东过半数的同意,但对于股东同意后的转让程序,特别是股东如何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问题未予以具体规范。2005 年1 月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14 条、第16 条对包括股权在内的被执行财产的拍卖作了相应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第14 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五日前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适当方式,通知当事人和已知的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优先购买权人经通知未到场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第16 条规定:“拍卖过程中,有最高应价时,优先购买权人可以表示以该最高价买受,如无更高应价,则拍归优先购买权人；如有更高应价,而优先购买权人不作表示的,则拍归该应价最高的竞买人。顺序相同的多个优先购买权人同时表示买受的,以抽签方式决定买受人。”从程序上来说,该司法解释对股东如何行使优先购买权作了具体的规范,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问题在于该司法解释实际将股东与竞买人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将会影响拍卖过程的公平性,干扰拍卖这一特殊的价格形成机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以下简称《拍卖法》）的有关规定相冲突。因此,这样的解决方式并不合理。

其二,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方式进行。《暂行办法》第17 条规定:“经公开征集产生两个以上受让方时,转让方应当与产权交易机构 1 协商,根据转让标的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或者招投标方式组织实施产权交易。采取拍卖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有关规定组织实施。⋯⋯”但是,若企业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国有股权在转让时,如果尚有非国有股东存在,这些非国有股东如何按照《公司法》第35 条的规定行使同意权及优先购买权呢？《暂行办法》对此并未作出规定,显然立法者在考虑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时候,并未顾及到非国有股东的权益,如果按照《暂行办法》以拍卖或招投标方式转让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时,非国有股东将难以行使自己的法定权利,包括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ii]。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法律冲突的法理分析

（一）针对诉讼过程中拍卖被执行股权时其他股东如何

行使优先购买权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属于《公司法》所规定的实体权利,而拍卖仅仅是取得权利的程序,实体权利优先于程序权利,拍卖被执行股权时,应将该股权的瑕疵告知竞买人[iii]。言下之意,所拍卖的股权附有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瑕疵,因此竞买人即使在拍卖中胜出,仍可能因为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无法获得股权。这种观点尽管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但与《拍卖法》存在冲突。在拍卖过程中,竞买人的应价在性质上属于要约,而拍卖师的落槌或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确认方式则为承诺,当要约和承诺具备时则合同成立。《拍卖法》第51 条规定“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后:,拍卖成交。”该条即规定了拍卖中承诺的表示方式,并明确规定了在作出承诺后,买卖合同即告成立（成交）。既然合同已经成立,则给出最高应价的竞买人对该股权取得了合同权利,其他股东又如何行使优先购买权以排除竞买人的权利呢？ 显然,在拍卖成交后,由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是违反《拍卖法》规定的。主张股东优先购买权优于竞买人权利的学者注意到与《拍卖法》冲突的问题,但却认为《拍卖法》仅涉及程序问题《, 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属于实体权利,在法律冲突的情况下,实体权利应当优于程序权利,因此在上述场合,应当优先适用《公司法》的规定。这种观点并无立法上的依据,从法理上来说,也属于“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并不可取。另外,在股权上附有优先购买权瑕疵的观点似乎也不妥当,因为诸如房屋等的所有权在转移时可以附有抵押权等瑕疵,但其前提是该瑕疵与所有权等权利并不排斥,可以共存于标的之上,而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取得股权与通过拍卖取得股权并不能共存,两者是互相排斥的竞合关系,在股权被拍卖转移后再行使优先购买权存在法理和逻辑上的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的《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虽然从表面上避开了与《拍卖法》的冲突,但在实质上也将股东与竞买人置于不平等的地位。根据《拍卖法》的规定,竞买人的应价只有在其他竞买人给出更高应价时才丧失约束力[iv],而根据《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股东等优先购买权人只需给出同等的应价即可使竞买人的应价丧失效力[v]。这实际上改变了拍卖的程序及价格形成机制,也缩小了《拍卖法》中所规定的竞买人的权利。采用拍卖这一形式的目的是为了在公平的条件下,通过自由竞买产生的价格来充分实现拍卖标的的市场价值,如果在程序上存在优先于其他竞买人的购买人,那么竞买人的竞买意愿将大打折扣,竞买产生的价格也就无法充分反映拍卖标的的市场价值。因此,该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拍卖程序在实质上与《拍卖法》存在冲突。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拍卖被执行股权的问题上,应当将其作为一种特殊情形下的股权转让方式,排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如希望购买被执行股权,应当在拍卖过程中,与其他竞买人一起参加竞买,不存在优先于其他竞买人的权利。这种观点虽然照顾到了拍卖程序上的公平问题,但却排除了《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优先购买权。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股东人数不多,股东又重视相互间的联系,是属于兼具资合与人合性质的公司,在进行股权转让时,必须维护公司内部的稳定性以保持股东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如果任由股权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将会破坏公司结构的稳定,对公司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正因为如此,各国法律均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进行限制,这也正是我国《公司法》赋予股东在股权转让时享有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的原因。同时,考虑到债权的相对性原则,法院在对债务人的股权进行强制执行时,也不应当损害包括其他股东在内的第三人的利益。因此,排除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显然是不适当的。

（二）国有股权转让中的问题

在企业国有股权转让的问题上,国资委和财政部的《暂行办法》显然忽视了非国有股东的权利,将其对国有股权转让的同意权与优先购买权完全排除了,从而与《公司法》存在明显的冲突。究其实质,在于立法者对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感到担忧,因此要求在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最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以防止某些国有资产管理者与他人串通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立法者的这一考虑是合理的,国有产权的转让毕竟与其他个人财产的转让有所区别,对此进行某种特殊的规范无可厚非,但矫枉过正必然会带来其他的问题。《暂行办法》最大的缺陷是为了保护国有资产而置非国有股东的利益于不顾,将《公司法》关于维护公司稳定的立法原则排除在外。因此,国有股权不能像非国有股权那样在公司股东之间自由转让,也不能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向公司股东转让,结果就是在同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内,以国家为一方的股东与其他非国有股东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非国有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必须优先考虑向国家或其他股东转让,而国家在转让国有股权时则无此限制,从而形成同股不同权的状态,与《公司法》的根本原则相违背[vi],这是《暂行办法》的一个缺陷。

三、解决股东优先购买权法律冲突的途径

在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上存在法律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司法》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过于笼统,且缺乏配套规定,无法适应公司股权的各种转让方式。尽管《公司法修订草案》对此作了一些弥补,该草案第36 条第4 款规定:“人民法院以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其他股东有权在20 日内对该股东的股权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逾期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同意根据该次转让修改公司章程。”但由于强制执行中的股权拍卖问题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对竞买人与优先购买权人的权利冲突问题,仍无法从该草案中找到解决办法,而且该草案对有限公司中的国有股权转让也没有特别的规定,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法律原则与通常的实践来寻找解决途径。

（一）拍卖被执行股权过程中的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问题

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在“同等条件”下才能行使,因此解决这个法律冲突的关键也就在于如何确定“同等条件”。

我们可以通过一般的股权转让实践来考察“同等条件”是如何确定的。在一般的转让过程中,通常是由转让股东提出转让的意愿,在请求其他股东同意的同时,就会一并提出转让条 3 件,而其他股东在同意或反对转让的同时,就会根据所提出的转让条件决定自己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如所有股东均不能接受该转让条件,则视为全部放弃优先购买权,转让股东可以在不低于该转让条件的前提下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在这种转让过程中,所谓的“同等条件”通常是在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之前就已经确定了。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这个“同等条件”是在股东以外的人通过拍卖给出拍卖价格后才能确定,由于上文所述的理由,这种竞买人与优先购买权人的不平等将导致竞买人的竞买意愿降低,拍卖这种特殊的价格形成机制被扭曲,不能形成正常的市场价格,因此这种方式并不合理,其确定“同等条件”的时间节点过晚。

所以,对特殊转让形式下的“同等条件”,我们仍应当参考一般的股权转让过程来确定,但需要注意的是,拍卖被执行股权,需要保护各方利益,“同等条件”（价格）的确定并不能单纯取决于被执行股东,还应当考虑债权人（申请执行人）的意愿、资产评估的结果,以及对其他股东询价的结果,最终由执行法官裁决。具体过程是:

1.在确定以拍卖方式转让股权后,由被执行股东与债权人就转让价格进行协商,如能协商一致,即将该协商价格作为向其他股东询价的基础价格；如无法协商一致,则由执行法官委托评估机构对股权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参考被执行股东与债权人的意见,确定基础价格。

2.根据以上基础价格,向公司全体股东征询意见,如无股东愿意购买,则视为各股东同意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该股权可以基础价格为保留价予以拍卖。如有股东愿意在此基础价格以上购买股权,则出价最高的股东可以保留优先购买权,如有两个以上股东报出相同的最高价格,则按其出资比例保留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应当视为同意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时,我们可以参照《公司法修订草案》中股东应当在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20 日内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将询价时限定为20 日,即股东自法院规定的询价开始之日起的20 日内报出最高价,视为已作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思表示,其优先购买权应保留至拍卖程序结束之时。

3.拍卖被执行股权时,应当根据询价中股东所出最高价,加上一个适当的增量作为保留价[vii]。在拍卖过程中,公司其他股东也可以作为普通的竞买人参加竞买,但不享有任何优先权利。如竞买人的最高应价达到或超过保留价,则拍卖成交；如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则应停止拍卖,股权应转让给在询价过程中出最高价的股东。

（二）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转让过程中的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问题

在对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股权进行转让时,也可遵循上述方法。但必须注意,根据《暂行规定》,还存在一些特殊的要求:

1.国有股权的转让,并不以其他非国有股东的同意为条件,而是以相关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同意为前提,虽然这导致了国家股东和其他股东的不平等,但这一问题只能通过相关的立法来解决。

2.资产评估是必经程序,因此国家股东在向其他股东询价时,必须以评估价格为基础,不得低于评估价格的90 %。

3.询价结束后,必须在产权交易所公告,在公告期间如有其他人有意购买,则必须组织有意购买的股东和其他人进行拍卖或招投标。为保护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仍应以询价过程中股东的最高出价为基础,加上一个适当的增量作为拍卖的保留价或招投标的标底[viii],如其他人的出价不能超过保留价或标底,则股权应转让给询价中出价最高的股东[ix]。以上方法尽管不 4 能彻底解决有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冲突,但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照顾了各方的利益,也尽最大可能地符合了《公司法》《拍卖法》及有关规章的规定。由于我国立法体制的缺陷,有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冲突是结构性的,不仅需要对《公司法》修订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总结相关的实践经验,制定和完善一系列配套的法规、规章及相关司法解释,从而彻底解决这种结构性冲突。

注释:

作者，华东政法学院；上海九州丰泽律师事务所,上海 200200

[i]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4 条第2 款。

[ii]还存在其他关于股权转让过程中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问题,如股权继承与股东有限购买权的冲突等,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讨论。

[iii]戈宇:《公司股权转让操作指南》,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78 页。

[iv]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36 条。

[v]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16 条。

[vi]其实类似矛盾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也存在,目前存在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和B 股之间同股不同权的问题就是典型。

[vii]之所以要加上一个增量,是因为单纯以询价中产生的股东最高出价为拍卖保留价,如果拍卖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正好等于该保留价,根据《拍卖法》的规定,可以成交,此时将与询价中出价最高的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发生冲突。因此,必须加上一个适当的增量以防止这种冲突。当然,在所有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可直接以上述询价程序中所依据的基础价格为保留价进行拍卖。

[viii]之所以要加上一个增量,是因为单纯以询价中产生的股东最高出价为拍卖保留价,如果拍卖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正好等于该保留价,根据《拍卖法》的规定,可以成交,此时将与询价中出价最高的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发生冲突。因此,必须加上一个适当的增量以防止这种冲突。当然,在所有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可直接以上述询价程序中所依据的基础价格为保留价进行拍卖。

[ix]从理论上来说《, 公司法》是国家法律,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当上位法与下位法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上位法,但根据目前我国的实践和社会利益,这种处理方式显然并不现实。实践中在处理国有产权转让时,仍然必须依据《暂行办法》,因此,只能在《暂行办法》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股东有限购买权 篇6

关键词 股东 优先购买权 探析

优先购买权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享有的法定权利。我国现行《公司法》第72 条在明确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基础上，又规定了两个以上股东均主张优先购买权时的处理原则，同时，授权公司可通过制定章程可对股权转让作以限制。但是，若一股东向某非股东第三人转让股权，其他股东对该转让股权能否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现行《公司法》对此未做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股东是否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应视股权转让时出让方的转让意向而定。

一、优先购买权能否部分行使的争议

就股东对转让的股权可否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问题，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主要观点有以下两种：

（一）肯定说

按照肯定说的论调，股东是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理由在于：首先，我国《公司法》第 72 条明确规定了允许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但并未对是否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问题予以释明。此观点认为，既然没有法律上的明文禁止规定，限制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即可认定为允许部分行使该权利。其次，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资合性与人合性的双重特性，从保护其资合性的角度讲，允许股权的部分转让有利于股权的流通；从保护其人合性的角度讲，优先购买权的本质意义即在于实现公司原始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维护公司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而立法从这其中体现的另一点就是原始股东拥有了是否接受新股东的选择权，即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从无到有、经营发展，是公司原始股东不断付出、累积的成果，股东通过其所持有的股权来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实现其投资的期待利益，而立法允许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恰恰是考虑到了公司原始股东的利益优先问题。在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过程中，受让股东也要考虑到自身的资金、控股等情况，如果该股东仅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就能达到其预期目的，那么从经营效益角度讲，他就没有必要全部受让股权。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立法者本意是允许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再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是允许部分出让的，这说明股权本身并不是一体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可以部分出让即可以部分受让，那么优先购买权当然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义就在于保护原始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处于优先地位，与为取得公司控制权的第三方的利益相比，优先购买权的行使顺位在先。

（二）否定说

持此观点者认为，股东不能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理由在于：首先，在公司法实践中，会出现股权受让方为取得公司控制权而同意受让股权的情况，这时，股权转让的标的物已经变为随特定比例股权而存在的公司控制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标的物的性质是不可分的。其次，当原定受让方因公司其他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无法取得公司控制权时，若原定受让方拒绝受让剩余股权，出让的股东是否有权利要求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公司其他股东受让该剩余股权，也就是说该股东是否有剩余股权的强制收购义务。假若出让方无权要求该股东受让剩余股权，那么由于该股东主张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就会导致股权转让无法进行，这时，如果拟转让股权的股东坚持要求退出公司，就可能使公司面临清算、解散，使公司陷入僵局，不利于商业秩序的稳定。再次，如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只购买部分股权而导致第三人不再愿意购买该转让股权，则出让方可以拒绝其优先购买权。此时，优先购买权形同虚设，这违反了公司中有关“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的规定。

二、优先购买权可以部分行使

公司法属于私法，与民法不同之处在于公司法中大半为强制性规定。对于公司而言，公司章程是体现了公司的意思自治性，维护的是公司利益、股东利益和债权人利益，是公司、股东、特别是大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则。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的有机结合，在保障公司组织和活动的规范性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公司法》还规定了公司章程的记载事项，依据其效力不同，可分为任意记载事项、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公司法》强制规定公司章程记载的事项属于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从法理角度讲，如果章程不记载或者记载违法，则该章程无效。而章程无效的直接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公司的设立无效。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是《公司法》授权公司章程记载的事项，就其性质来讲，《公司法》中关于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法律规定，属于授权性的法律规范。这些事项记载与否，不会影响公司章程的效力。但是事项一旦记载于公司章程之上，只要该事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具有约束力。当然，未记载于公司章程的事项不生效。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 72 条第 3 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规定了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该优先购买权的行使需要满足两个要件：一是优先购买权是以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为标的，二是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是“同等条件”。该条第2款已明确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这一要件。就股东同意的问题，该款规定了表决同意和推定同意两个原则；就股东转让的股权问题，该条第1款作出规定，由转让股权的股东决定是全部转让还是部分转让。

因此，笔者认为，转让股权的股东（即出让方）当然有权决定其拟转让的股权是否可以分割转让。如果出让方决定其拟转让的股权可以分割转让，在满足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公司股东当然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同理，如果出让方决定其拟转让的股权不能分割转让，则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也不能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简单说，股东优先购买权能否部分行使的前提条件是作为出让方的股东同意分割转让其拟转让的股权。

股东有限购买权 篇7

1. 学界的不同观点及评析

1.1 肯定说

第一, 从立法本意上看, 公司法之所以规定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 主要目的在于保证有限责任公司老股东可以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权。第二, 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禁止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部分行使, 一般而言, 在民商事领域“法不禁止即自由”, 部分行使可认为法律的默示同意。第三, 从有限公司股权本身考虑, 它是可分物, 法律允许对其分割并部分转让。

1.2 否定说

第一, 部分行使与“同等条件”相悖。同等条件包括单价与数量的双重同等, 部分行使因为数量使得股东不具备和第三人的同等条件。第二, 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 第三人很可能因无法取得控股权而拒绝受让, 这样将导致剩余股权无法转让, 影响股东自由退出公司, 导致公司僵局, 而且转让股东为了寻求新的受让人, 无疑将增加其转让成本。第三, 从转让股权可得利益角度考虑, 多数股权因为含有控制权往往高于少数股权, 若将其分割出售, 虽总数不变, 但因其中的控制权丧失, 价格将大打折扣。第四, “法不禁止则自由”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私法领域, 而现在的公司法含有鲜明的公法色彩, 优先购买权是法律赋予其他股东的一种权利, 但是这种权利同时也限制了转让股东所享有的股份自由转让权, 而后者在本质上属于私权, 对私权的限制需要法律明文规定或者当事人自愿, 故不能当然依据“法不禁止则自由”得出股东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结论。第五、从利益平衡的理论分析, 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有过度保护优先购买权人利益而严重损害转让股东实际利益之嫌。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 但是这种限制本质上是对转让主体对象的一种限制, 是法律确认的其他老股东较之于第三人的一种更优先的地位, 但是如果优先购买权得以部分行使, 无疑使得法律设定的限制超出“主体对象”范围而达到股权转让的“内容”。这样会让其他老股东不仅优先于公司法的第三人, 而且优先于转让股份的股东, 显然矫枉过正, 打破了立法伊始创设的平衡。

1.3 针对上述观点的评析

肯定说的立法本意不成为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当然理由。完全行使优先购买权与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都可以维护老股东的控制权, 而且前者形成的控制权更强, 所以用公司法立法本意作为支持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除此之外, “法不禁止即自由”与“可分物”仅仅间接说明优先购买权有部分行使的“可能”或者“资质”, 所以肯定说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这也是学界鲜有人支持肯定说的部分原因。

否定说从部分行使的条件、后果出发, 基于利益平衡学说, 否定了优先购买权的部分行使, 但是却忽略了公司章程和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同意的可能性, 而且没有将转让股东、其他老股东、第三人的情况加以分析, 有学者就坦言“当老股东资金实力有限时, 法律不能因为他们只有部分增持股份的能力而从事实上否认他们增持股份的强烈需求和良好愿望。”所以, 对股东可否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不能一概而论,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过笔者认为仅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 多数情况下还是应该否定的。

2. 对域外立法和学说的评析

优先购买权的部分行使属于股权转让范畴, 考察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 大多区分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与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 此处姑且简称为“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由于内部转让不像外部转让那样必然导致新股东的加入, 不会动摇公司的人合性, 所以立法对股权内部转让多采取自由主义, 允许股东依当事人意思自治规则办理;对于外部转让多采取限制主义, 而限制的方法又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设置“同意权”, 另外一种就是“优先购买权”。

2.1 法国与日本的相关立法及评述

“同意权”即有限公司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时, 必须获得公司或一定人数的其他股东的同意才可以转让, 此时, 公司或其他股东拥有“同意”的权利。法国公司法对股权外部转让的限制设置了股权转让同意制度, 而未赋予公司股东以优先购买权, 也未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授权。与法国类似, 日本也是单独采用“同意权”的国家, 而不是有些学者说的“优先购买权”。因为日本《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9条第3、5项规定:“股东会不同意转让时, 应指定其他转让对象。”而此时指定的对象既可以是原有的老股东, 也可以是非股东的第三人, 这与优先购买权制度由股东行使不符;而且不管是《日本商法典》还是《有限责任公司法》都没有关于“同等条件的规定”, 所以只能说确立了股权转让同意制度, 未赋予股东以优先购买权。

2.2 我国澳门地区相关立法及评述

我国澳门地区采取的是“优先购买权”, 并且未赋予公司或公司其他股东对股权外部转让的同意权。如澳门《商法典》第367条第1款规定:“公司对股之生前转移享有优先权, 公司不行使该权时, 各股东根据持股之比例对该移转享有优先权;但章程另有规定时除外。”

2.3 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及评述

我国台湾地区既采取“同意权”又采取“优先购买权”。台湾“公司法”不仅设置了股权转让同意制度, 而且还赋予不同意股权对外转让的股东以优先购买权, 而且不允许公司章程予以变更。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11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股东非得其他股东全体过半数之同意, 不得以其出资之全部或一部, 转让于他人。前项转让, 不同意之股东有优先受让权”。

2.4 对相关立法的评析

考查上述立法, 我们不难发现国外或者我国台湾澳门地区对优先购买权的规定相差很大, 而且几乎没有专门对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加以规定的实例, 究其原因, 应该从有限公司的特点入手。尽管有限公司被称为“人合兼资合”公司, 但是更准确地界定, 它应当是一种具有人合性的资合公司。股权的自由转让体现公司的资合性, 而大陆法系国家往往通过设定股权转让的限制来维系其“人合性”, 优先购买权就是限制之一, 但是这种限制也是微乎其微的, 往往赋予公司以较大的自主权, 所以不直接规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而是授权公司章程予以规定, 所以关于优先购买权部分行使的问题也可以在公司章程中予以自治。然而, “虽然公司章程规定了公司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但是, 如果公司的一个或两个股东不愿意全部购买意图出卖自己股份的股东的所有股份, 则该出卖股东不承担将自己的股份卖给公司其他成员的义务合责任。同样, 当公司其他股东行使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优先购买权时, 公司其他股东不得强迫该股东将比自己愿意转让给第三人的股份更多的股份转让给自己。”

3. 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规制方法

3.1 章程约定可行使

公司章程是规范股东之间及公司内部关系的准绳, 具有公司发起人或股东间合同的性质, 对股东和由股东利害关系派生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机关及其成员均具有约束力, 而且章程可以对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公司机构等重大事项作出规定。我国公司法第72条第4款承认了公司章程优先的效力, 有限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制定或者修改章程的方式约定有关部分行使的事项, 这是公司章程自治原则的体现。

3.2 第三人同意可行使

在公司章程没有明确规定股东是否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情况下, 该内容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 如果转让出资的股东同意分割股权, 第三人对购买剩余股权也无反对意见, 那么法律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承认优先购买权部分行使的效力。

3.3 最高院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评析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征求意见稿》第2 7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主张优先购买部分股权, 导致非股东因份额较少而放弃购买的, 拟转让股权的股东可以要求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受让全部拟转让的股权, 其拒绝接受转让的全部股权时,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这是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第一次提到“优先购买部分股权”, 弥补了之前法律规定的不足, 但是仔细研读该条我们不难发现, 只有出现第三人“放弃购买”的后果时, 才可以阻却优先购买权的部分行使, 笔者认为其不能完全保护拟转让股权之股东的利益。如前所述, 含有控股权的股权价值远远大于零星股权的价值, 从商品买卖的一般规律来看, 数量条件和价格条件往往是互相影响的, 多数股权的价格往往因含有对公司控制权而高于少数股权的价格, 若将其分割出售, 虽总数不变, 但因其中的控制权丧失, 价格将大打折扣。如果其他股东主张部分行使, 而第三人也未“放弃购买”, 该解释第27条此时无法适用, 拟转让股权之股东的利益无疑将受到损失。此外, 由部分行使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究竟该如何分担, 该司法解释也未予以明晰。

4. 结论

有限公司兼具人合与资合的双重属性, 使得优先购买权部分行使充满变数, 程序性制度的安排往往顾此失彼, 虽精心设计仍可能百密一疏而非尽善尽美。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征求意见稿》虽然对其加以规制, 但是如前所述, 该解释对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完善也未必能毕其功于一役, 优先购买权的部分行使还需要我国立法进一步予以明确, 使其更趋合理, 更体现效率和公平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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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旭东.境外公司法专题概览[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456.

[8]赵旭东.境外公司法专题概览[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449.

股东有限购买权 篇8

有限责任公司是德国立法首创,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该企业形式获得其他国家的普遍认可。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 其兼具资合性与人合性, 为保障有限责任公司人资合两合的重要属性, 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也就随之产生。就法律本身的定义而言, 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是对《民法通则》中“优先购买权”概念的吸收与运用, 因而基于有限制责任公司本质上的人合性, 公司内部的股东有权行使购买权, 优先相对于公司外部的人员保证公司的资产和股东的信任不被外界因素过多的介入而影响到公司的自身运营。

有限责任公司是现代公司制度伟大创新, 基于现行《公司法》的72条和73条, 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的转让规则。笔者认为, 对于上面两条的法律规定, 应该做如下的分析, 才能真正的领会《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之中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合理内涵: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 是一个基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制度基础上的完善制度。仅仅是财产上聚合而产生的股份有限公司, 没有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 因而对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法人制度而言, 既吸收了法人的独立性, 又调动了包括发起人在内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股份转让规制, 自然会在优先保护公司内部成员利益的前提下, 再考虑外部的人员介入因素。当然,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本身而言, 内部成员的和谐与稳定也成为关乎整个企业能否顺利的发挥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只有当企业法人的利益与公司成员利益相冲突的时候, 企业法人会优先保护自身的利益, 使内部成员放弃优先购买权保证自身的发展。

二、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发端于美国的法经济学理论, 开创了法学研究领域的新视角。法经济学主要是运用有关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法学理论和分析各种法律现象。为更好的理解股东优先购买权在有限责任公司内的运作, 我们可以法经济学这一新颖视角对股东优先购买权进行重新架构和解读。

(一) 基于“产权”分析

根据科斯定理:在市场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 当事人之间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 都会实现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反观在交易费用不为零时, 基于不同的权利配置便会带来不同的效果, 这样的后果是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上错位甚至是混乱化的根本因素。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都是依据“预期”进行决策。出资人基于对出资产权的预期和彼此的信赖, 投资设立了有限责任公司,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正是基于股东对其出资产权的稳定预期 (“控制利益”或“先在利益”) 而产生的一种信赖利益, 并在维护该预期利益的同时不断重复博弈规则, ①也就是说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产生是以股东自己的出资产权为基础, 是维护其他股东产权预期的一种方式, 其与公司的“人合性”便剥离开来。

(二) 基于“交易费用”分析

实际生活中, 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 使法律在对待资源配置的效率上会更加注重利益衡量。同时, 使得交易会在权力配置的区别上形成对资源的区别利用。所谓“交易成本”, 是指交易各方在准备协商、协商过程中或执行协商结果时所产生的成本, 抑或是“市场机制运行的费用, 即当事人双方在通过市场订立买卖合同关系期间, 所需要的为实现合同目的而产生的合理必要费用”根据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 当有意出让股权的股东将股权对外转让, 应通知公司中的其他股东, 并有以下几种情形:

首先, 在过半数股东同意股权的对外转让的前提下, 转让股权的股东可以就股权转让价格与公司现以外的第三人进行磋商, 并依据现有法律规定, 将其磋商后的交易条件通知公司其他股东。此时, 公司中的其他股东就可以行使相比较于公司外部第三人的优先购买权,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取得待转让的股份。同时, 这也意味待转让股东与外部第三人之间的缔约费用等前期准备活动将毫无意义。为避免此种情形的发生, 外部第三人需要耗费额外的成本, 对公司内部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可能性进行调查。

其次, 当内部股东表示愿意购买出让股权时, 股东内部之间的交易就不会产生额外的交易成本。为了维护公司内部的稳定, 不得不牺牲出让股东与第三人交易从而获得更高报价的可能的机会。当然, 为保证待转股份的顺利转让, 也可能会出现股东通过修改章程排除股东优先购买的情形。由于修改章程需按一定程序, 在其间还可能发生第三人或转让股东以贿赂等方式拉拢其他股东的情形。若采取此方案, 修改章程、拉拢股东均会耗费交易成本。

由此分析, 就当前的立法规定来看,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能达到其设置的目的必须将股东优先购买权制约在更好的交易成本之内。

(三) 基于“效率”分析股东优先购买权

依据法经济学中的“效率”理论, 当一种物品是由对其评价最高的人进行消费时, 这种资源配置才是最具效率价值的。法经济学家波斯纳在其著作中指出:财产权的可转让性是可使财产价值实现最大化的重要后盾。只有通过财产的自由流转, 通过财产权利主体自愿地对其财产所进行的交换, 才能使资源从低价值、低效益的利用转向高价值、高效益的利用, 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 促使效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②我国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主要是以立法形式体现, 但这种法定模式似乎并没有使效益达到最大化。不管是对公司的股东还是对第三人来说, 如果他拥有对物的利用能力, 那他便对该物有更好的期望值。股东在同等条件下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 会给第三人的公平竞价设置一定的障碍, 因此真正能够对物进行有效利用的人不一定能获得该物。由于当前《公司法》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规定存在不足之处, 股东优先购买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的自由交易, 对于交易各方总收益的提高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结语

由于《公司法》对于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规定尚存在不足之处, 导致股东优先购买权在实践中未能起到很好的节约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的作用。但是, 我们不能就因此忽视股东优先购买权对完善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所起到的有益作用。因此, 引入法经济学为视角, 合理设计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制度框架, 对公司运营乃至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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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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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锦秀, 段方群.股权优先购买权研究:交易成本视角[J].时代法学, 2005 (3) .

论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 篇9

新公司法第72条第三款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份优先购买权:“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 在同等条件下, 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 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但是该条文的规定依然不够详细, 其可操作性仍值得商榷, 其突出的一点便是“同等条件”这一标准如何界定, 而立法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具可操作性的答案或者说方法。“同等条件”是有限责任公司行使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实质性要求。在实践中, 对“同等条件”的确定标准存有争议。

1 “同等条件”是一个包括价格因素在内的综合衡量标准

首先, 何谓“同等条件”, “同等条件”是否只是指股权转让价格呢?反观立法者的本意, 设定“同等条件”的用意在于保证出让股东在股权转让中能够达到利益最大化, 那么, “同等条件”自然是站在股权出让方的角度来衡量的, 自然不只包括价格因素, 至少还应当包括受让股权数量、支付方式、价款构成、交易时间等等一系列的综合因素。

2 “同等条件”确定方式

2.1 通说的弊端

关于“同等条件”的确定标准, 实践中有主张须以转让方与第三人 (非股东) 订立的转让协议中的条件为“同等条件”, 上海高院的司法解释也持此种主张。这一主张似乎符合“优先于他人购买”的立法愿意, 但却容易产生许多弊端。按照这种做法, 转让方与第三人先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 在其中确定转让条件, 而后出让方再将合同中的转让条件通知公司其他股东, 若有股东愿意以与协议中的转让条件相当的条件受让股权, 则该股东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受让股权。此做法不免导致出让方分别与第三人和其他股东签订了两份内容完全相同的协议, 出让方由此被迫陷入一个双重买卖的尴尬境地。由于公司其他股东凭借优先购买权可以保证其与出让股东之间的转让合同的履行, 从而受让该股权,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出让方与第三人之间的转让合同因无法履行而须负违约责任。虽然转让方可以通过事先在与第三人订立的转让协议中约定该协议以股东不行使优先购买权为条件, 或者约定在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 转让方保留对该协议的解除权的方式来避免这种尴尬。然而, 如果因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导致转让方和第三人之间的协议不能履行或者被解除, 则不仅双方为订立协议而支出的费用和所作的努力成为徒劳, 而且出让方还有可能面临违约金的主张, 这不仅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同时也会挫伤出让方与第三人从事类似交易的积极性。

2.2 解决方案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 应该找到一个在转让方与第三人订立转让协议之前即可以确定“同等条件”的方法, 依此确定股东是否愿意行使优先购买权购买股权。从实践来看, 转让方转让的条件的提出无非有两种情形:

转让条件系由转让方提出。在这种情形下, 转让方应将此条件事先通知其他股东。如其他股东不愿购买, 嗣后在第三人以该条件或高于该条件而与转让方订立转让协议时, 即不得再主张优先购买权。当然, 在转让方因无人应买而降低条件时, 仍应通知其他股东, 以确定其是否购买。

转让条件系由第三人提出。在这种情形下, 转让方在准备承诺之前, 应将该条件及意欲承诺的意思通知其他股东, 以确知其是否愿意购买。倘若有股东决定购买, 应立即通知转让方, 嗣后转让方不得以他人有更优条件为由予以拒绝。

对于第一种方案, 由于出让方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 必定由高到低提出条件, 一开始条件甚高, 若其他股东和第三人均无意购买, 再逐渐降低条件。由于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出让方提出转让条件后必须先通知其他股东, 而后再通知第三人, 前后两次“报价”之间必有空隙, 若第三人的“心理价位”在此空隙之间, 而其他股东由于首先接到出让方的“报价”而接受了后一次较低的报价, 这对第三人无疑是不公平的, 同时也未使出让方利益得到最大化。另外, 如此操作, 交易成本依然颇高, 这样麻烦的程序恐怕会吓退许多潜在的股权受让人, 也使股权出让方的转让意愿受到了打击。

而第二种方案, 从操作程序上来看显然更为简单。在第三人提出转让条件, 由出让方通知其他股东, 其他股东决定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并及时通知出让方, 这些程序一方面只执行一次, 避免了重复的麻烦, 又都仅仅停留在缔约磋商阶段, 不会出现无谓的双重买卖或违约的情况。如若其他股东决定行使优先购买权, 则出让方应当对第三人的购买要约拒绝承诺, 要约失效, 出让方只与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达成转让协议;如若无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 则出让方可向第三人作出承诺, 与第三人达成转让协议。笔者认为此种方案甚为可行, 较为合理。

但针对此种方案, 有几点仍应加以限制。一是对于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限制, 对于第三人提出的受让条件, 其他股东只能表示愿意购买或者不愿意购买, 不得进行讨价还价, 将条件通知程序限定在一次之内;二是时间上的限制, 对于出让方的通知义务, 其他股东决定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时间都应加以限制, 以免有任何一方故意拖延, 以达到商业上对效率的要求。至于有些学者指出, 此方案容易给出让方和第三人恶意串通, 故意抬高价格以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提供方便, 笔者认为这种恶意串通与此方案无关, 是出让方和第三人的转让合同上的违法, 退一步说, 任何一种方案都可能出现这种出让方和第三人之间的恶意串通。

3 股权强制拍卖程序中的“同等条件”的确定及操作

3.1 股权强制拍卖程序中股东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

法院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进行强制拍卖程序时, 公司其他股东是否还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

关于这一点, 理论上及司法实践中基本已达成共识, 其他股东依然有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是法定权利, 无论在当事人的协议中, 还是在法院的强制拍卖程序中, 都应当予以保护。《公司法》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 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 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所以, 问题不是该不该保护的问题, 而是如何保护的问题, 因为法院这一公权利的介入, 以及拍卖程序的规定, 使得“同等条件”的确定变得更为复杂。

3.2 股权强制拍卖程序中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

在法院强制执行股权的拍卖程序中, 对于保护优先购买权存在四种方法以供讨论:

一是“底价法”。在股权交由拍卖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优先权人出价承诺购买, 拍卖应以该承诺出价为拍卖底价, 优先权人可不参加拍卖, 若在该底价无人应拍, 则优先权人以该承诺出价购买该股权, 若有人出价, 则优先权人丧失购买该股权的机会。最高人民法院的征求意见稿一即采用这种方案。底价法使得优先权人只能以拍卖底价购买股权, 且不得再加价, 则只要有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稍稍加价, 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即落空。这实际上相当于剥夺了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二是“跟价法”。由法院通知优先购买权人直接参与竟买, 优先购买权人和竞买人一起竞价, 实行价高者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16条第一款的规定采用的就是跟价法。这种做法将优先购买权人视同一般的竟买人, 需通过竞价才能购得股权, “同等条件”无从确定, 其购买权更无所谓“优先”, 优先购买权也无从得到保护。

三是“拍后法”。在股权拍卖程序结束后, 再询问优先权人是否愿意以最高应价购买该股权, 如果愿意, 则最高应价者丧失购买机会, 如果优先权人不愿购买, 则最高应价者可以购买。这种方法使得拍卖形同虚设。所谓拍卖, 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 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51规定:“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后, 拍卖成交。”拍卖师落槌之后, 按照拍卖法, 买卖合同即应成立, 而若此时其他股东表示愿意以最高应价购买, 则之间通过拍卖成立的合同无法履行, 竞价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强制拍卖程序中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与拍卖法有所违背即是指这种方案的情况。

四是“询价法”。由法院通知公司其他股东到拍卖现场, 但不直接参与竞价, 等经过竞价产生最高应价后, 由拍卖在落槌之前询问其他股东是否愿意以该最高应价购买, 如其不愿购买, 则拍卖标的由最高应价者购得。如其愿意购买, 则再询问场内是否有况买者愿意加价, 在加价后再询问优先权人。如此反复, 直至其中一人退出, 拍卖才成交。

笔者认为相比之下, “询价法”是最为合理的一种方法。优先购买权必须在“同等条件”确定之后才能行使, 但在强制拍卖中其行使又不能与拍卖规则相违背。而按照“询价法”, 公司其他股东在产生了最高应价后和拍卖师落槌之前的期间内行使优先购买权, 在此期间行使优先购买权可谓恰逢其时, 因为这样既遵从了拍卖规则, 又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了优先购买权。

但是, 笔者认为, 当公司其他股东愿意以最高应价购买股权时, 拍卖师不应再询问竞买者是否有人愿意再加价。与非强制拍卖下的股权转让一样, 一旦其他股东表示愿意以竞买者的出价购买, 则竞买者不得再讨价还价, 否则其他股东的地位几乎沦为与竞买者类似, 其优先购买权无法得到全面保障。

摘要：新公司法第72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同等条件下的股权优先购买权, 但是, 由于我国公司企业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还欠完善, 公司法对于优先购买权规定尚欠详备, 影响其实际可操作性, 尤其是“同等条件”的确定标准及确定方法。“同等条件”是包括转让价格在内的一个综合衡量标准, 其确定应当在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之前, 由非股东买受人提出。而在股权的强制拍卖程序中, 采取什么样的合理方案以确定“同等条件”及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方式, 使其不与拍卖规则相冲突, 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股东优先购买权,同等条件,股权强制拍卖

参考文献

[1]范健.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王福祥.论优先购买权[J].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5, (2) .

[3]杨咏梅.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及责任如何划分[N].人民法院报, 2004-3.

[4]王欣新, 赵芬萍.再谈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法律问题[J].人民法院报, 2002-7-19.

[5]罗结珍.法国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浅析股东优先购买权之部分行使 篇10

关键词：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部分行使

《公司法》大修, 破旧立新, 与时俱进, 于诸多事项都缮以详细明确之规定, 又去公扬私、放权自治, 大大减弱公法化色彩, 力求还原私法本质之颜色, 故于多处授权公司章程可通过自行规定排除法律适用, 彰显私法自治之光芒。但就优先购买权之部分行使问题, 虽已于理论学界引起多方争论, 又于实践操作中导致左右为难, 但却于现行法律中查阅无果。对此问题, 笔者将从如下方面一一探析。

一、问题研究意义

公司法中的优先购买权, 指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 其他股东 (下称“老股东”) 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受让。优先购买权的部分行使, 指老股东可以就转让股份的一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 而不必购买全部股份。[1]就《公司法》第72条的规定而言, 老股东可优先购买的是出让股东所要转让的全部股份, 即完全行使优先购买权。但对于老股东能否优先购买出让股东的部分股权, 则于法无据。对此问题的研究, 有如下方面意义:

(一) 应对实际, 解决争议

实务中, 此类案件屡屡发生, 却都因现行法律未有规定, 而在适用法律时十分棘手。就此问题, 新《公司法》事实上已将解决权赋予了公司章程, 授权公司章程自行规定, 达到私法自治。但若章程并没有规定, 则在无法规又无章规的情况下, 应如何认识这一问题, 对解决争议至关重要。

(二) 灵活形式, 提高效率

当控股股东要对外转让自己的全部股份时, 老股东是否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决定优先购买全部还是部分股份, 便涉及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方式问题。若老股东只需购买其部分股份即可达到控股目的, 是否就可不必购买全部股份若老股东愿意购买全部股份, 但限于自己财力所迫, 其资金实力只能购买部分股份, 则是否要剥夺其可优先购买的权利、扼杀其愿意购买的强烈愿望因此, 对此问题的研究, 可确定优先购买权的实现形式是否具多样性, 从而解决由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争议导致的僵持局面, 提高股权转让的效率。

(三) 贯彻宗旨, 平衡利益

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创设, 其根本价值在于平衡各方利益, 尽可能弥合因股东退出而产生的信任关系受损, 尽可能避免因新股东的进入为公司发展增添不确定的风险因素, 同时也要尊重出让股东的退出自由, 尽可能保护其实质利益不受损害。优先购买权的部分行使问题, 可看作是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衍生问题, 二者的根本价值一脉相承, 一以贯之。对此问题的研究, 亦以平衡各方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二、学界观点概览

就此问题, 目前学界内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二:

(一) 持赞成态度

此观点认为股东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理由主要有三。

1.法无禁止, 便为可行

由于现行立法并未有禁止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规定, 则据私法自治原则, 法无禁止, 便为可行。

2.股权可分, 技术可行

股东通过出资获得的股东权利称为“股权”, 在量上以财产价值的形式表现, 因此, 股东有权转让自己的股权, 即通过买卖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股份。又股东有权转让自己全部或者部分的股份, 则老股东选择购买部分股份在法律上并无技术障碍。[2]

3.保障人合, 利益选择

优先购买权的立法本意为保障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便于老股东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增持股份, 从而获得对公司的控股权, 限制陌生外人闯入原股东结构中打破平衡。因此, 当第三人加入公司后的未来性、或然性利益与老股东的既有利益相冲突时, 法律无疑应当趋向于保护大多数人的大多数利益, 而不可能为了个体交易效率的提高而牺牲公司整体的稳定与市场秩序的维持。[3]

(二) 持否定态度

此类观点认为股东不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理由主要有四。

1.程序法定, 无权自设

法无禁止, 便为可行, 乃民事私法自治之基本精神。《公司法》本质虽为私法, 但兼具公法色彩, 以维护市场秩序稳定、保护市场交易安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而优先购买权是法定的程序性权利, 规定的是股权转让发生法定情形后产生的顺序梯位, 而非老股东的实体权利。因此, 对于程序权利, 只能依法定, 而无法私自创设, 也即法无禁止, 便为可行的原则并不适用此处的优先购买权之部分行使问题。

2.性质转变, 无法分割

此类问题出现争议, 通常由控股权引发。当老股东只需通过购买部分股份即可获得控股权时, 其便不愿购买全部股份, 而第三人之所以愿意购买出让股东的全部股份, 也通常是基于能够获得控股股东地位的利益诱惑。故部分学者认为, 此时的股权虽具有财产价值, 但性质已转变为股东能够随持股比例增加而获得的控股权, 而控股权是不可分标的, 因此, 不能够部分购买控股权。[4]

3.条件不等, 前提不存

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前提是“同等条件”, 虽理论界对于“同等条件”的具体标准尚有争议, 但对于标的价格、数量相等这两大基本要求都持认可意见。若老股东主张购买部分股份, 即使以相同的单价购买, 也至少造成了标的数量上的不相等, 因此, 二者的比较已不满足“同等条件”的前提, 而无此前提, 则无所谓“优先购买权”的存在, 更无所谓“优先购买权的部分行使”问题。

4.余股贬值, 利益受损

该理由认为, 假设允许部分行使, 即老股东以相同价格购买了部分股份, 则对于剩余股份是否还有第三人愿意购买当第三人面对的是已无可能达成控股效果的小部分剩余股份时, 由于利益诱惑的消失, 其通常会不愿购买, 至少是不愿再按相同价格购买。由于有限公司的封闭性, 股权并没有市场价可以参考, 因此, 股权的价格主要受股东所持比例所代表的控股权影响, 所代表的控股权越大, 则价格越高。而现在剩余股份已毫无控股可能, 则势必会大大跌价, 就算第三人以低价购买了剩余股份, 对本意以高价出售全部股份的出让股东而言, 其实质利益也造成了损害。而若无人愿意购买剩余股份, 一心想退出的出让股东便处于“想退不能退”的不自由境地, 由此引发的公司治理僵局, 甚至解散清算结果, 对于公司本身的维持、市场整体的稳定都十分不利。

三、观点批判扬弃

通览各家之言, 可得如下总结:

(一) 目前学界对于优先购买权部分行使的问题, 进行专题研究、专文论述的学者不多, 更多者主要从优先购买权的大角度入手, 在涉及“同等条件”的确定时, 略微提及优先购买权的部分行使问题, 且笔墨不多, 结论简略。

(二) 众多理由牵强, 且难以立足。如持否定观点的第二点理由, 认为股权的性质转变为控股权后, 标的便具有不可分性。但若把此股权转为对内转让, 则对其他股东而言, 亦具有控股权的性质, 可在此时, 控股权却是完全可分的。立法规定对内转让毫无限制, 极其自由, 那么对同一股权, 难道对内转让时是可分的, 对外转让时便不可分了吗显然, 这一理由难以立足。[5]

四、解决之道详述

若公司章程有明确规定, 应从其规定, 此点于学界已达成共识。争议主要在于当公司章程没有规定时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 此时股东不能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此观点看似与学界的第二种观点一致, 都持否定态度, 但笔者的理由却有所不同。具体述之如下。

(一) 修法精神上

新《公司法》第25条对公司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进行了修改, 删去了旧法第7项“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 而新法第72条第4款授予了公司章程自行规定股权转让的权利, [6]可见, 《公司法》的改革方向为去公法化、推进私法自治。但同时, 不能将私法自治原则的外延进行过分扩张。公司章程是全体股东就重大事项经过多轮协商后妥协的最终决议, 是全体股东共同意志的体现, 是排除法律适用高度自治化的体现。因此, 若公司章程没有就某一事项做出规定, 又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 不规定即不生效, 而不能想当然的推定法无禁止, 便为可行。简述之, 《公司法》的改革方向为推进私法自治, 但就股权转让这一问题而言, 私法自治的底线为公司章程的自治规定。因此, 若章程没有规定, 则不能认为股东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

(二) 权利性质上

就优先购买权的性质, 学界亦众说纷纭, 但最为典型的观点乃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笔者认为, 优先购买权的性质是附条件的形成权。

首先, 据立法本意, 优先购买权的利益偏向于老股东而非第三人, 因此, 若在同等条件下老股东提出愿意购买, 则法律效果即归属于老股东。若硬要以请求权界定, 则出让股东事实上只能做出同意的意思表示, 而无法拒绝此请求, 则请求权实质上发生的是形成权的法律效果, 请求权一说毫无意义, 反而多此一举。

因此, 应把优先购买权界定为形成权, 即仅需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发生法律效果。并且, 此形成权附有停止条件, 即出让股东与第三人订立转让协议。此时标的在量上表现为特定比例的股权, 因此, 标的及标的价格、数量等任一因素发生改变, 都是对合同内容的实质性变更, [7]也就无法符合“同等条件”的前提, 故此制度的立法本意即否定了优先购买权的部分行使。

(三) 立法价值上

优先购买权的直接作用在于对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限制, 而其根本价值在于各方的利益平衡, 为维护股东间的信任感情与便利老股东的控股意愿, 赋予老股东优先购买的权利, 同时也尊重出让股东的退出自由。但若立法允许优先购买权可以部分行使, 则据形成权性质, 老股东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购买比例可随意为之, 而出让股东却无发言权, 事实上使得老股东可自由操控出让股东供转让的全部股权, 而完全限制了出让股东对自己股权的转让自由。简述之, 优先购买权制度在于限制转让对象, 而部分行使制度却直接限制了出让股东对其股份的自由处分权, 这明显与立法本意相悖, 于出让股东不利。

(四) 可操作性上

老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并无可操作性。在老股东购买了部分股份后, 第三人仍愿意购买剩余股份, 此时价格该如何决定若第三人因为股份的减少导致控股权诱惑力的丧失而拒绝购买剩余股份时, 该如何处理此时, 若出让股东坚持一心退出, 却又面临还有剩余股份转让不出去的现状, 又该如何合理解决问题诸如此, 可见此制度的实际可操作性并不强, 若法律明文允许, 因此而引发的诉讼纠纷恐数不胜数, 而又难以断清。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在公司章程没有规定时, 应认为, 股东不能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

五、结论

笔者认为, 新《公司法》的修改甚妙, 妙在它把权利下放给公司章程, 而并没有立法统一规定。

首先, 此问题的性质决定了法律无力统一规定。此问题牵涉太多当事人的思想意志, 如老股东是否愿意, 第三人是否愿意, 出让股东是否愿意等种种命题, 而法律难以猜测到当事人的意见态度, 就没办法也没必要用法律手段穷尽所有可能性。简述之, 此问题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作为个案处理, 而个案处理的最佳解决办法便是由当事人私法自治, 法律不加以强制, 也不加以干涉。

而当最能体现私法自治的公司章程也没有规定且股东明知有权规定却仍未规定的时候, 可推定其没有赞同可部分行使的意思。此时应认定, 股东不能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但若公司章程对此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 自应充分尊重私法自治, 从其约定。

参考文献

[1]赵旭东.公司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337.

[2]李建伟.公司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320.

[3]赵旭东.公司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337.

[4]薛瑞英.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若干问题探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2009 (3) :107.

[5]陈进.论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部分行使[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2) :76.

[6]王亚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若干问题研究[EB/OL].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3/09/id/83134.shtml, 2012-12-07.

股东民主应通过购买表决权来实现 篇11

股东利益的维护者们一直在努力敦促董事会和管理层尊重股东的投票，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在公司治理方面赋予股东更大的职能。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股东民主本身。一般来说，股东们掌握的信息太少，因此他们无法投出明智的一票，甚至不愿费功夫去投票。即便是养老基金等道行高深的大型股东，也往往认为监控管理层的成本要超出收益，因为这方面的收益得与其他投资者分享。

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更好的股东投票制度。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制度，让那些对企业未来有更强烈看法的人能够发挥影响力，不让一小撮内部人士或“企业狙击手”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他人之上。在我们两人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以新兴的“市场设计理论”（阿尔？罗思（Al Roth）和劳埃德？沙普利（Lloyd Shapley）正是因为提出这个理论而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为基础，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制度。我们认为，我们的“表决票平方购买”（Quadratic Vote-Buying，简称QVB）制度可以改善公司治理。下面说一下它的运作机制。

假定在一名投资者购买一家公开上市公司的股票时，他或她获得的只是分享该公司利润的权利，不拥有任何表决权；而当董事会选举或某项交易需要投票表决时，每名股东都将有权购买表决票，想买多少张都成。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必须付钱来购买每张票，想投的票越多，在每张票上付的费用就越高。更准确地说，投票的成本与所投票数成平方关系：投一票的成本是1美元，投两票是4美元，投三票是9美元，以此类推。卖表决票所得资金进入公司财库，最终以利润的形式返还给股东。

QVB背后的灵感基于一些经济推理。当一个人在选举中投票时，他们的投票通常并不反映他们在投票结果中的受益程度。一名能从一宗并购中大大获益的股东，或者一名对这宗并购的道理充分知情的股东，其表决权却与一名不知情的股东是一样的。QVB使得股东能够通过购买更多表决票来增加自己的表决权重。该制度确保了股东的投票成本与其投票兴趣大小完全成比例。这与市场的机制颇为相似：比如说，对于一件高质量产品，那些看重产品质量的人愿意支付的价格，肯定高于那些对产品质量无所谓、满足于以较低价格购买一般质量产品的人。

我们两人中的一人（即魏尔（Weyl）教授）已从数学上表明，在合理的条件下，该制度应可确保企业只会做出高效的决定，也就是能让受影响各方之收益超出其成本的决定。

如果一项并购计划能够增加公司的价值，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该并购计划才能获得批准。管理层和多数股股东将不能以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开展“中饱私囊”的交易。

因此，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就是在董事明显表现不佳的情况下，知情的股东就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开除现任董事会中表现不佳的这些董事。而在其他情况下，也就是董事表现不错的情况下，企业外部的“疯子”也无法通过劝说大多数中立股东支持自己来破坏表决。如此一来，举行经常性的股东投票就变得更加安全，从而能够更有效、更恰当地约束管理层。

股东有限购买权 篇12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内涵和应用准则

在公司股东进行股权转让的时候,需要优先考虑其他股东的购买权,需要认真了解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内涵,明白其应用的准则,才能更好的确保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力。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内涵

我国司法部门为了保护公司股东的正当权益,颁布了包括《公司法》、《公司法解释》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规范公司的股权运作,保护正常的经济活动和金融秩序,而股东优先购买权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条款。在公司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时,他相对于公司其他股东而言,他只是享受到股东优先的一种权益,而并非实际经济上的受益。而对于股东以外的受益人而言,他所限制的只是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的优先级别,而对于股权转让的经济受益则没有实质性的影响[1]。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应用准则

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法律赋予公司股权交易的优先原则,是在股权转让人和其他股东之间优先建立股权转让合同,要求其能促进股权交易的自由化,保持正常的商法理念。

第一,股东优先购买权与公司的经济秩序相互适应。这是公司所有股权活动的第一原则,也是有限责任公司追求股权再分配的核心要素和本质要求。

第二,股东优先购买权应用前提是股权交易的自由。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运作过程中,股权操作是个重要的金融杠杆,而国家颁布法律实施股东优先购买权是为了保证公司原始股东的权益,限制股权转让的对象、数量、种类和时间,而不是限制股权交易的自由。因此,在合法保护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同时,不应该过分限制股权交易的自由进行。

第三,股东优先购买权核心理念是正常的商法理念。公司的股权再分配伴随着公司股权结构的变更和经济秩序的重组,这就需要在执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同时必须要认真考虑金融市场的风险,充分强调股权交易的安全,从而保证整个股权转让能够符合商法的价值取向,规避法律风险,从而避免因为股权对外转让而引发的股东优先购买权纠纷,保证有限公司内部和外部的平稳发展。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对股权转让合同影响的认定

(一)我国法律法规针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认定

在股权转让中的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法律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其他股东转让股权时所享有的权益,并且允许公司章程对于相关问题制定相应的规定。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就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内部股东转让可以不用考虑股东优先购买权,而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出售股权,必须经过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当半数以上不同意时,不同意的股东应该优先享有购买转让的股权[2]。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明确了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方法:当公司股东大会同意两个以上股东申请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时候,需要相互之间协商购买股权的比例,协商如果未果,董事会按照两个股东的出资比例行使股权的分配比率。

(二)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四种认定

根据我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补充条款,法院裁定股权转让合同是否侵害了股东优先购买权,它是依据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作为法律判定的依据,而每位法官对于法理的理解和法例的判定各有不同,也造成了对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不同。

第一,当股东在股权转让合同前,如果依据的是双方签订的《股份出(受)让协议书》,法官根据《公司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裁定其不符合股东优先购买权时,就会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第二,当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后,股权转让是对外出售其股权时,其没有得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同意,股权转让合同应该判定为效力待定合同。当股权转让是在公司内部的股东之间发生,那么其他股东将不会享有优先购买权。

第三,当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前,转让股权的股东没有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故意逃避股东优先购买权,向其他股东隐瞒转让股权的行为。那么,法院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补充条款,在参考公司股权章程后,会认定股权转让合同虚假无效,公司股东不必履行股权变更合同,而公司股权也不会发生变动。

第四,当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后,虽然没有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侵犯了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但是,公司股权转让人获得了公司董事会和其他股东的谅解,其也积极履行了公司其他股东的补偿措施。在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后,股权转让合同同样合法有效。

(三)股权转让合同引发的股权变动效力

在公司股权转让人与非股东受让人之间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后,就会引发股权变动,而在此过程中需要考虑公司章程、公司其他股东的收益,加强对于非股东受让人的限制。

第一,股权变动应该满足公司章程限制。国家鼓励公司制定相关的公司章程规范股权交易和约束股权人的股权变更,当股权合同生效以后,就需要公司股权转让人与非股东受让人之间进行股权交接和支付股权交接的相关钱款[3]。在此期间,股权变动不仅需要股权出(受)人达成合意,更需要满足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范围和操作手法的要求,否则,股权不允许变动。

第二,股权变动应该从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开始。国家法律和公司章程主张股东优先购买权,其核心工作就是保证公司股权稳定和经济秩序稳定,而股权变动就是倡导从股东优先购买权开始,从而保证股权的全部收益能够收归优先股权人所有。即使转让人与非股东受让人已经签收股权转让合同,股权变动所包含的收益也应该优先归属于优先股权人。

第三,股权变动应该倡导对非股东受让人的限制。当股权转让人在未书面通知公司其他股东,而与非股东受让人签收了股权转让合同,进而引发股权变动,当其他股东起诉行使优先购买权时,股权变动不受法律保护,公司其他股东享有对于股权变动的撤销权利。

三、股东优先购买权对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操作

(一)董事会应书面通知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股东转让其拥有的公司股权时,其就涉及到公司股权的变更和公司金融秩序的重组,如果是公司股东与非股东受让人进行股权的转让,他应该通知董事会,董事会据此召开股东大会,或者以书面通知的方式告之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

(二)董事会应详细告之股权合同的交易条件

在公司股东进行股权交易的时候,公司董事会应该积极参与到股权转让合同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切实保护好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董事会应该组织股东大会或者书面通知的方式详细告诉股权转让合同的交易条件,以明确其他股东是否参与同等条件下的股权认购活动中,并贯彻和执行股东优先购买权对于其他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要求。

公司董事会应该认真履行股权管理的工作,将参与股权交易的人员、其他股东的合理答复期限及优先购买权限在全公司股东中作为公证,允许其他股东在合理期限内给予答复。根据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出于保护股东权益的目的,会敦促股权转让人尽快履行权利,当公司其他股东书面通知放弃或者怠于优先购买权时,董事会会积极组织股权转让人和非股东受让人尽快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关条款和钱款交易。

(三)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应遵循“同等条件”原则

在董事会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关于公司股权转让的活动后,公司其他股东应该享有股权转让知情权、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保证公司其他股东能够在同等条件下,按照协商或者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同等条件应该包括转让价格、转让的股份数量、履行股权转让的期限和方式等。它保证了公司其他股东享有转让股权的全部优惠条件,与非股东受让人所享有的购买条件应当同等,这样才能有助于保护公司股权交易的合法性,也有助于保证公司股权变更的稳定,从而避免由于股权转让而造成股东实质损害的情况。

(四)当其他股东未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非股东受让人获得股权转让

公司股权转让人通过董事会书面通知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合理期限内,其他股东放弃此合法权益的,公司股权转让的股东就可以和非股东受让人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并到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其他股东不再申请享有优先购买权。为了保险起见,股权转让的股东与非股东受让人可以签署《股份出(受)让协议书》,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补充条款,请公司其他股东签署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文书,从而达到合法变更公司股权的目的。

四、总结

公司股东在向非股东转让公司股权时,需要经过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而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这是法律赋予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而公司管理者和经营者需要明白其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做到合法合理的开展,切实保护好公司各方利益。

参考文献

[1]曹兴权.股东优先购买权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05).

[2]许利平.论股权转让中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J].会计之友,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