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地罪

农用地罪（精选3篇）

农用地罪 篇1

摘要: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空白罪状, 要参照《土地管理法》、《草原法》和《森林法》有关规定。前两个法律对此有相应的条款, 但《森林法》没有规定非法占用林地构成犯罪的情形。《刑法》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为结果犯, 而非行为犯, 这不能切实加强对农用地尤其是耕地的保护。农用地对社会之主要利益为生态利益, 是公共利益, 这决定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客体应是国家生态安全, 非社会管理秩序。

关键词: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客体;生态利益;农用地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最初被规定为非法占用耕地罪。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解释, 将该罪规定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根据法律的规定, 该罪是结果犯, 其犯罪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 犯罪对象是农用地。在环境时代, 当环境法益成为独立的法益并被纳入公共利益范畴之际, 我国刑法有关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是否合理、科学, 值得深入分析和思考。

一、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对象的分析

(一)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对象由耕地到农用地的演变

农业在我国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 这决定了耕地的地位尤为重要。为有效和切实保护耕地资源, 1997年《刑法》将严重破坏耕地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罪名是非法占用耕地罪。进入21世纪, 破坏耕地以外的土地的现象也十分严重, 有必要用刑罚加以保护。为“惩治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犯罪, 切实保护森林资源”, 2001年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 认为刑法第228条、第342条、第410条规定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这样, 《刑法》第342条相应地被修改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 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 数量较大, 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第342条规定的罪名相应改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具体包含的罪名为非法占用耕地罪、非法占用林地罪、非法占用草地罪。据此, 破坏农用地的犯罪对象从最初的耕地, 扩大到农用地, 包括耕地、林地在内。当然, 其数量须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成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犯罪对象。可见, 耕地以外的农用地是在刑法修订之后成为刑法的保护对象的。

(二)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对象的分析

刑法理论通常根据条文对罪状的描述方式不同, 将罪状分为叙明罪状、简单罪状、引用罪状和空白罪状。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 《刑法》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 显然是属于空白罪状。因此,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首先以触犯土地法规为前提, 行为的具体特征在土地法规中已有规定。这样, 对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理解, 参照其他土地法规, 即《土地管理法》、《草原法》和《森林法》等。

非法占用耕地应承担刑事责任在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中得到了规定。《土地管理法》

第74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占用耕地……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2年修订后的《草原法》也有非法占用草原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草原法》第65条规定, “……非法使用草原,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66条规定, “非法开垦草原,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键的问题在于, 对于非法占用林地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 是需要加以论证的。《森林法》第44条有关破坏森林资源的法律责任的规定, 仅规定行政法律责任, 并没有特别提及到破坏林地的行为应当承担责任。如果根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 破坏林地是“非法占用林地, 改变被占用林地用途, 在非法占用的林地上实施建窑、建坟……, 造成林地的原有植被或林业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 那么可以说, 《森林法》第44条规定了非法占用、破坏林地的法律责任。但《森林法》的法律责任部分没有规定非法占用、破坏林地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可见, 《刑法》有关非法破坏林地罪这一空白罪状要参照《森林法》的规定并不存在。这说明, 《刑法修正案 (二) 》规定非法占用林地也构成犯罪和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没有相应的支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1998年修订《土地管理法》时, 仅注意到要用刑法保护耕地, 忽视了对林地的刑法保护。而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和实施, 我国面临的二氧化碳减排的任务相当严重, 发挥森林的固碳功能, 要求切实加强对林地的保护。修改《森林法》中非法占用和破坏林地的刑事责任规定自然刻不容缓。

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犯罪客体的分析

(一) 刑法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客体定为社会管理秩序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土地犯罪的主要形式。如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曾表示, 2000年至2005年的727件涉土地犯罪案件中, 非法占用耕地案件最多, 共448件, 占61.6%;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案件次之, 共223件, 占30.7%;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较少, 只有56件。

犯罪客体直接反映出该客体作为利益的类型和作为利益的重要性的序位。即犯罪客体直接反映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刑法》关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可以看出, 该罪的犯罪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刑法》的此种规定是不科学的。

(二)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客体应为生态安全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客体应为生态安全, 因为农用地对社会之主要利益为生态利益, 是公共利益。

农用地是土地的重要类型, 对农用地价值的分析须以土地的基本理论为基础。197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其制定的《土地评价纲要》中, 将土地定义为“土地是由影响土地利用潜力的自然环境总称, 包括气候、地形、土壤、水温和植被等。它还包括人类过去和现在活动的结果, 例如围湖造田, 清除植被, 以及反面的结果, 如土壤盐渍化。”1994年《荒漠化公约》规定:“土地是指具有陆地生物生产力的系统, 由土壤、植被、其他生物区系和在该系统中发挥作用的生态及水文过程组成。”可见, 土地的公认含义中, 土地是生态系统, 具有巨大的生态价值。作为土地的重要类型, 农用地的首要特征在于其是一种生态系统, 具有巨大的生态价值。农用地的生态承载力不可估量, 除能防止水土流失、改善区域气候外, 还能吸纳污染物。如有观点认为, 我国建设占用耕地情况与排污紧密相关, 各类排污量与建设占用耕地的走势基本一致。有资料指出, 1997~2004年的8年间, 建设占用耕地每增加110×104hm2, 废水排放量将增加4111×107t, 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817×105t。耕地的减少必然导致整个环境净化污染物的能力下降, 使整个土地的污染物增加, 从而危及到整个生态安全挥着巨大的生态效益, 更是众所周知的。

“刑法分则各章节的划分以及刑法分则各章的排列先后次序, 主要是以客体 (利益) 为依据, 并且反映出刑法对各种不同的客体 (利益) 的价值评价。”而农用地以发挥生态价值为主, 从利益角度看, 这种生态价值对于人类社会而言, 是公共生态利益。目前, 公共利益作为独立的利益类型, 已经得到了肯定。因此, 如果全面考虑农用地的价值, 尤其是农用地的生态价值, 那么,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不仅危害国家有关农用地的管理秩序, 更危害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如果说粮食上可以通过进口等途径来予以保障的话, 那么, 任何一国的生态安全只能自给自足, 是不可能通过进口等方式解决和弥补的。这决定了无论从粮食安全还是生态安全角度看,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应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 而不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作为结果犯的分析

(一) 刑法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规定为结果犯

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 达到非法占用耕地罪的犯罪标准, 必须是非法占用的数量和毁坏的数量同时具备, 两者缺一不可。这样, 非法占用和毁坏在法律上是两个概念, 非法占用的定义比较宽, 只要是未经批准或者是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占用了耕地, 就可以认定为非法占用耕地;而且, 对耕地的占有必须是“数量较大”的行为, 如“数量较大”是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

因此, 非法占用耕地不一定毁坏耕地, 须同时符合毁坏耕地的数量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将其规定为“耕地大量毁坏”, 即指行为人非法占用耕地建窑、建坟、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非农业建设, 造成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由此可见, 在刑法中,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结果犯, 而非行为犯。

(二)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作为结果犯是不科学的

我国《刑法》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规定为结果犯是否合理, 是否能有效地保障国家耕地数量、质量, 继而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是由农用地利用尤其是耕地利用的特点和耕地的法律地位决定的。

就农用地利用的特点而言, 对耕地资源的破坏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恢复的, 农用地的非农建设使用是不可逆转性用地。恢复为农用地的可逆性较差, 尤其是因此减少的耕地面积对于粮食的减少而言更是刚性的, 并且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比例中, 比例是较大的。农用地尤其是耕地资源利用的这种特点, 决定了对于只要非法占用的农用地数量较大, 就应当作为犯罪加以对待。

此外, 我国人口众多是不争的事实。而我国耕地情况又不容乐观, 这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如此。我国人均耕地1.3亩, 不足世界人均耕地的l/2, 其中有1亿亩山坡地和边远劣地;人均耕地大于2亩的有12个省区, 全都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地区, 日照和雨水等自然条件较差, 除吉林、黑龙江两省能够调出粮食外, 其他10个省只能自给甚至调入粮食;人均耕地1亩以下的7个省市在东南沿海, 其耕地质量好, 但多数为耕地大幅度减少的地区。666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警戒线, 463个县人均耕地低于0.5亩的危险线。因此, “保护耕地, 就是保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法律本位, 需要刑法对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予以打击和制裁, 预防耕地被大量破坏。

因此, 将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规定为行为犯, 可以防患于未然, 使农用地得到及时的保护, 以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作用, 使人们能预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刑法上的后果。实际上, 《土地管理法》就将非法占用土地可以作为犯罪行为规定的。该法第76条规定, “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 非法占用土地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应是其他法律的保障。这样, 非法占用土地作为犯罪行为应当得到刑法的肯定,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作为行为犯才更符合《土地管理法》的本意。

参考文献

[1]、高法.严惩土地犯罪单位倒卖土地负责人将判刑[EB/OL].中新网, 2006-09-28.

[2]、赵其国, 周生路, 吴绍华, 任奎.中国耕地资源变化及其可持续利用与保护对策[J].土壤学报, 2006[4].

[3]、胡蓉, 邱道持, 王昕亚, 莫燕, 袁天凤.农用地景观生态功能评价[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4].

[4]、何秉松.刑法教科书[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农用地罪 篇2

论文摘要: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空白罪状,要参照《土地管理法》、《草原法》和《森林法》有关规定。前两个法律对此有相应的条款,但《森林法》没有规定非法占用林地构成犯罪的情形。《刑法》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为结果犯,而非行为犯,这不能切实加强对农用地尤其是耕地的保护。农用地对社会之主要利益为生态利益,是公共利益,这决定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客体应是国家生态安全,非社会管理秩序。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最初被规定为非法占用耕地罪。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解释,将该罪规定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根据法律的规定,该罪是结果犯,其犯罪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对象是农用地。在环境时代,当环境法益成为独立的法益并被纳入公共利益范畴之际,我国刑法有关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是否合理、科学,值得深入分析和思考。

一、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对象的分析

(一)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对象由耕地到农用地的演变

农业在我国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这决定了耕地的地位尤为重要。为有效和切实保护耕地资源,1997年《刑法》将严重破坏耕地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罪名是非法占用耕地罪。进入21世纪,破坏耕地以外的土地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有必要用刑罚加以保护。为“惩治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犯罪,切实保护森林资源”,200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认为刑法第228条、第342条、第410条规定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这样,《刑法》第342条相应地被修改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第342条规定的罪名相应改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具体包含的罪名为非法占用耕地罪、非法占用林地罪、非法占用草地罪。据此,破坏农用地的犯罪对象从最初的耕地,扩大到农用地,包括耕地、林地在内。当然,其数量须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成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犯罪对象。可见,耕地以外的农用地是在刑法修订之后成为刑法的保护对象的。(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对象的分析

刑法理论通常根据条文对罪状的描述方式不同,将罪状分为叙明罪状、简单罪状、引用罪状和空白罪状。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刑法》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显然是属于空白罪状。因此,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首先以触犯土地法规为前提,行为的具体特征在土地法规中已有规定。这样,对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理解,参照其他土地法规,即《土地管理法》、《草原法》和《森林法》等。

非法占用耕地应承担刑事责任在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中得到了规定。《土地管理法》

第74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占用耕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2年修订后的《草原法》也有非法占用草原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草原法》第65条规定,“„„非法使用草原,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66条规定,“非法开垦草原,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非法占用林地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是需要加以论证的。《森林法》第44条有关破坏森林资源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仅规定行政法律责任,并没有特别提及到破坏林地的行为应当承担责任。如果根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破坏林地是“非法占用林地,改变被占用林地用途,在非法占用的林地上实施建窑、建坟„„,造成林地的原有植被或林业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那么可以说,《森林法》第44条规定了非法占用、破坏林地的法律责任。但《森林法》的法律责任部分没有规定非法占用、破坏林地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可见,《刑法》有关非法破坏林地罪这一空白罪状要参照《森林法》的规定并不存在。这说明,《刑法修正案(二)》规定非法占用林地也构成犯罪和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没有相应的支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1998年修订《土地管理法》时,仅注意到要用刑法保护耕地,忽视了对林地的刑法保护。而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和实施,我国面临的二氧化碳减排的任务相当严重,发挥森林的固碳功能,要求切实加强对林地的保护。修改《森林法》中非法占用和破坏林地的刑事责任规定自然刻不容缓。

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犯罪客体的分析

(一)刑法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客体定为社会管理秩序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土地犯罪的主要形式。如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曾表示,2000年至2005年的727件涉土地犯罪案件中,非法占用耕地案件最多,共448件,占61.6;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案件次之,共223件,占30.7;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较少,只有56件。

犯罪客体直接反映出该客体作为利益的类型和作为利益的重要性的序位。即犯罪客体直接反映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刑法》关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可以看出,该罪的犯罪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刑法》的此种规定是不科学的。(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客体应为生态安全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客体应为生态安全,因为农用地对社会之主要利益为生态利益,是公共利益。

农用地是土地的重要类型,对农用地价值的分析须以土地的基本理论为基础。197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其制定的《土地评价纲要》中,将土地定义为“土地是由影响土地利用潜力的自然环境总称,包括气候、地形、土壤、水温和植被等。它还包括人类过去和现在活动的结果,例如围湖造田,清除植被,以及反面的结果,如土壤盐渍化。”1994年《荒漠化公约》规定:“土地是指具有陆地生物生产力的系统,由土壤、植被、其他生物区系和在该系统中发挥作用的生态及水文过程组成。”可见,土地的公认含义中,土地是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生态价值。作为土地的重要类型,农用地的首要特征在于其是一种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生态价值。农用地的生态承载力不可估量,除能防止水土流失、改善区域气候外,还能吸纳污染物。如有观点认为,我国建设占用耕地情况与排污紧密相关,各类排污量与建设占用耕地的走势基本一致。有资料指出,1997~2004年的8年间,建设占用耕地每增加110×104hm2,废水排放量将增加4111×107t,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817×105t。耕地的减少必然导致整个环境净化污染物的能力下降,使整个土地的污染物增加,从而危及到整个生态安全挥着巨大的生态效益,更是众所周知的。

“刑法分则各章节的划分以及刑法分则各章的排列先后次序,主要是以客体(利益)为依据,并且反映出刑法对各种不同的客体(利益)的价值评价。”而农用地以发挥生态价值为主,从利益角度看,这种生态价值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公共生态利益。目前,公共利益作为独立的利益类型,已经得到了肯定。因此,如果全面考虑农用地的价值,尤其是农用地的生态价值,那么,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不仅危害国家有关农用地的管理秩序,更危害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如果说粮食上可以通过进口等途径来予以保障的话,那么,任何一国的生态安全只能自给自足,是不可能通过进口等方式解决和弥补的。这决定了无论从粮食安全还是生态安全角度看,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应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作为结果犯的分析(一)刑法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规定为结果犯

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达到非法占用耕地罪的犯罪标准,必须是非法占用的数量和毁坏的数量同时具备,两者缺一不可。这样,非法占用和毁坏在法律上是两个概念,非法占用的定义比较宽,只要是未经批准或者是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占用了耕地,就可以认定为非法占用耕地;而且,对耕地的占有必须是“数量较大”的行为,如“数量较大”是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

因此,非法占用耕地不一定毁坏耕地,须同时符合毁坏耕地的数量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将其规定为“耕地大量毁坏”,即指行为人非法占用耕地建窑、建坟、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非农业建设,造成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由此可见,在刑法中,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结果犯,而非行为犯。(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作为结果犯是不科学的我国《刑法》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规定为结果犯是否合理,是否能有效地保障国家耕地数量、质量,继而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是由农用地利用尤其是耕地利用的特点和耕地的法律地位决定的。

就农用地利用的特点而言,对耕地资源的破坏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恢复的,农用地的非农建设使用是不可逆转性用地。恢复为农用地的可逆性较差,尤其是因此减少的耕地面积对于粮食的减少而言更是刚性的,并且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比例中,比例是较大的。农用地尤其是耕地资源利用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对于只要非法占用的农用地数量较大,就应当作为犯罪加以对待。

此外,我国人口众多是不争的事实。而我国耕地情况又不容乐观,这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如此。我国人均耕地1.3亩,不足世界人均耕地的l/2,其中有1亿亩山坡地和边远劣地;人均耕地大于2亩的有12个省区,全都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地区,日照和雨水等自然条件较差,除吉林、黑龙江两省能够调出粮食外,其他10个省只能自给甚至调入粮食;人均耕地1亩以下的7个省市在东南沿海,其耕地质量好,但多数为耕地大幅度减少的地区。666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警戒线,463个县人均耕地低于0.5亩的危险线。因此,“保护耕地,就是保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法律本位,需要刑法对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予以打击和制裁,预防耕地被大量破坏。

因此,将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规定为行为犯,可以防患于未然,使农用地得到及时的保护,以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作用,使人们能预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刑法上的后果。实际上,《土地管理法》就将非法占用土地可以作为犯罪行为规定的。该法第76条规定,“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应是其他法律的保障。这样,非法占用土地作为犯罪行为应当得到刑法的肯定,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作为行为犯才更符合《土地管理法》的本意。

参考文献:

农用地罪 篇3

一、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数量的理解

从该条规定分析,构成本罪是以非法占用农用地数量较大这一量化结果为前提。根据2000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土地资源案件解释》)第三条第(一)项规定,数量较大是指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第(二)项规定:非法占用耕地“造成耕地大量毁坏”,是指行为人非法占用耕地建窑、建坟、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非农业建设,造成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损或者严重污染;第九条规定:多次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一年内多次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处罚。根据法条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下列二种情形属于非法占用农用地数量较大的:一是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二是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然而,当行为人既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不足5亩且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不足10亩时,可否累计认定为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

笔者认为,该种情形也属于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的情形。其一,司法解释只是并列规定一个犯罪的几种选择性的行为对象,而不是根据不同对象规定为不同犯罪,说明针对不同对象所实施的行为都是同一犯罪行为,既然是同一犯罪行为,则必须累计计算该行为的数量。其二,司法解释规定了选择性的几种农用地,而要求非法占用的数量较大时,只是为了限制处罚范围,将非法占用数量较小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其三,如果只能分别计算而不能累计时,就会造成定罪的不均衡,这显然有失公平,无疑给犯罪人规避刑事制裁提供了可乘之机。其四,本罪规定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中,根据法益的分类机能,一般根据犯罪所侵犯的主要法益内容对犯罪进行分类。由此可见,本罪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对土地资源的环境保护。因此,在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不足5亩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不足10亩时,如果非法占用行为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也可以成立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此外,2005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以下简称《林地资源案件解释》)第一条第(四)项规定,非法占用并毁坏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林地,其中一项数量达到相应规定的数量标准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且两项数量合计达到该项规定的数量标准。该解释从某种角度上弥补了《土地资源案件解释》规定的缺陷,也确认了笔者的观点。

二、造成耕地大量毁坏中的“大量”是否与“数量较大”相等同

对于这一规定,学界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需同时具备“数量较大”和“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两个标准,即非法占用农用地数量较大,并使数量较大的农用地被毁坏的,就构成本罪。[3]另一种观点对刑法关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数量较大’与‘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之间究竟属于并列关系,还是选择关系,显然问题出在法条的表述上……本罪的结果要件应分为量化结果与状态结果两种,行为人非法占用农用地改作他用,具备其中一种结果,就可构成本罪。”[4]还有学者直接指出,“只要非法占用农用地,数量较大,就应以犯罪论处,而不应以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如建房、修窑等,不一定造成农用地毁坏,所以,非法占地数量成为衡量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但是本条并未明确表示必须同时具备两种结果,那么,实践中具备任一结果,亦可构成本罪”。如将本条规定作为一种结果理解,大量毁坏的耕地等同于数量较大的耕地;如将本条规定理解为两种结果,则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笔者认为,如果仅从法条的实然规定来看,“数量较大”与“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应是并列关系,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构成本罪。本罪的结果要件应分为量化结果与状态结果两种,“数量较大”是量化结果,“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是状态结果。量化结果必须达到状态结果后才能构成本罪。因为具备了量化结果,不一定对农用地进行破坏,相反可能会善待而不改变其用途,不破坏种植条件;或者改变用途而不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此时改变的可能是土地权属等法律关系,而对农用地本身并不一定不利,所以刑法此时不宜介入。不过要注意状态结果应有两种情况:一是现时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二是足以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因为农用地毁坏的结果在短时期内往往难以确定,通常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显现[5]。[下转第23页]

三、立法规定与司法解释之间存有逻辑混乱之嫌疑

《刑法》第342条将本罪的行为方式表述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定罪标准为“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从用语表面理解,要求有农用地毁坏结果的发生则必须有破坏性行为的存在。如果仅存在非法占用、改变用途,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直接造成毁坏性结果的。因此从语义上看,刑法条文所描述的行为与结果存在明显不一致的地方,即没有将造成结果发生的主要行为方式的本质特征在法条中予以准确描述。也就是说没有在行为方式中体现行为的破坏性。

四、种植条件严重破坏或严重污染的认定问题

《土地资源案件解释》规定,耕地毁坏是指“造成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严重污染”,但对于什么是“造成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严重污染”没有解释。有观点认为对耕地种植条件的破坏其实质是对耕作层种植条件的破坏,耕作层种植条件的破坏程度即是耕地种植条件的破坏程度。依此类推,具有耕作层破坏、耕作层功能丧失且难以复原、耕作层功能丧失可复原,但复原成本高于当地复垦费这三种情形之一的,则可认定为“造成耕地破坏或严重污染”,第一、第二种情况用常识即可判断,不用专业鉴定,第三种情况出复耕预算即可,也不需要专业鉴定。[6]另有观点认为非法占用耕地,造成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土地严重污染,其严重程度须经权威部门认定才能确定。[7]

笔者认为,非法占用农用地,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形是非法占用农用地,造成农用地较大面积毁坏;另一种情形是虽然直接占用农用地的面积达不到较大的数量,但因为行为人非法占用农用地改变用途,间接造成了周边农用地大面积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其危害程度甚至比直接形式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更严重,其严重程度无法客观判断。因此,不管从立法的严谨角度来看,还是从实践操作来看,造成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严重污染应进行司法鉴定。但立法至今没有这方面的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的困惑。

摘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342条进行了修改，两高也将该条罪名从非法占用耕地罪修改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虽然从立法上有所完善，但在司法实务尚有颇多歧义，也需要从罪状表述方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罪名,缺陷,立法完善

参考文献

[2]2005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74次会议通过。

[3]杜英华：《土地犯罪的构成与认定》，《中国土地》，2001年第2期。

[4]杜澎：《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5]孟庆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若干适用问题研究》，《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6]林化兴：《关于“耕地破坏程度鉴定”问题的探索》，《浙江国土资源》，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