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偏向性

文化偏向性（共5篇）

文化偏向性 篇1

当代设计是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共进的大环境, 无论是世界艺术史还是世界文化史, 面对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异文化的交流频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化偏向性”作为文化思维定势与文化自卫心态的具体表现, 在文化交流中也是突出的。当代设计师, 一方面在遵循自我民族文化的过程中, 又要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 从而体现文化的国际性;另一方面, 对于来自外文化的设计理念与思维, 又难以从客观态度上给予正确的解读和认同, 从而表现出对艺术设计的“偏向性”。为此, 本文将从跨文化的交流环境下, 就当代设计艺术存在的“文化偏向性”问题及特征进行梳理, 就其成因展开阐述, 并从中提出积极的应对策略和建议。

一、“文化偏向性”概述及特征

(一) “文化”与“偏向”释义

文化是使用频次极高的一个词汇, 在对文化的释义上, 多从文化所涵盖的内容、范围等方面来阐述其多维性和复杂性。作为设计艺术探讨的初始, 对于设计文化应该从其涵义、分类、特征、表现等方面进行科学梳理。《说苑·指武篇》中“凡武之兴, 为不服也, 文化不改, 然所加诛”。对于文化的含义, 西汉时的刘向将之与教化联系在一起。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 将其定义为“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而胡适却认为“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 对于文化的界定, 不同视角、不同身份会得出不同的观点。而对于“文化”的内涵, 需要从以下几点来释义:首先是从文化的表现形式上, 将之分为具体的、可感知的语言、符号, 如设计艺术作品;二是对民族精神的抽象物化的规章制度或风俗礼仪, 如民族成员共同遵循的无形文化等。其次是从狭义和广义的视角来看, 所涵盖的范围存在差异, 如广义文化包含的范围更广, 而狭义文化仅包含某一方面的礼仪宗法等文化。最后, 从文化的特征来看, 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多样性, 以及传承性和连续性、规范性和互渗性等特征。

“偏向”是对待事物的不正确或不公正的态度或倾向, 对于“文化偏向性”而言, 主要是基于文化的差异性上, 对文化输出方的文化进行袒护, 或者对自我文化的不正确认知或误解, 从而造成文化交流中的偏向。由此可见, 对于“文化偏向性”的理解与界定, 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 我们在面对异文化时难免从自身民族文化的习惯和习俗中来做出异样的解读。所以, 对于“文化偏向性”的误解和误读是客观存在的。正如美学家朱光潜在《文学的趣味》中提出“文艺趣味的偏向在大体上先天已被决定, 最显著的就是民族劣根性”, 其原因大多源自“文化心理定势”和“民族文化自卫心态”。

(二) “文化偏向性”的特征

异文化在被认知和审美过程中, 对于文化的心理定势和自卫心态是必然存在的, 从而表现出对本国文化的偏袒, 或对异文化的不正确理解等倾向。由此可见, 对于“文化偏向性”的基本特征, 主要从以下几点来归纳:一是不可避免性。从文化交流的具体过程来看, 异文化的交流和渗透是相伴而生的, 而“文化的偏向性”则是文化交流的必然性。每个民族都与其文化是关联的, 而文化在人类历史的延续中又受到其他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如中国的张蹇出使西域, 郑和下西洋等活动带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不同文化在交流中, 因广度和深度的差异性而成为不可遏制的“文化偏向性”的产物。二是对结果的危害性与创造性并重。从文化误读的实践来看, 众多学者都提出抵制误读的建议, 而仍有学者从误读中获得了意外创新, 从而提出了误读具有合理性的理由。“误读”是“文化偏向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误读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 在“误读的合理尺度”中, 误读是对异文化的超越或升华。由此可见, 对于“文化偏向性”来说, 其一方面在如实传递文化的过程中具有危害性, 而另一方面因其对异文化的曲解, 反而推进了文化的创新, 进而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文化偏向性”与设计艺术

设计艺术是伴随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 特别是1969年现代设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 设计学便成为各大知名院校的新型艺术学科, 并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发展。设计艺术是从物化的艺术形式来彰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与美术学相比, 艺术学更加注重对他人提供有意识的造物活动;同时, 借助于设计, 从设计中来表现人类生活的同时, 也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可见, 设计艺术在承载自身的文化内涵过程中, 也在传递设计师的思想与理念, 并在创造性的造物活动中影响着设计文化的发展。

(一) 设计艺术中的“文化偏向性”

对于“文化偏向性”的理解与释义, 从表现上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文化输出国对自身文化的偏袒和支持;另一方面是对于文化输入国对外来文化的不正确认知和误解。从设计艺术的表现方式来看, 对于“文化偏向性”的存在也是普遍的。一方面, “文化偏向性”会对异文化带来错误的解读, 如近年来对动画影视作品的评价中, 美国动画在创作中对故事的选材和引用中, 为了满足国内人群的思维习惯, 多以我国童话或神话来进行设计。1998年美国迪士尼公司拍摄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 在贴近中国传统故事的基础上, 对于人物造型设计与角色风格展现上, 都突出了对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沿袭, 从而吸引了国内广大观众的注意, 也为该片赢得世界赞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这部所谓的中国式影片, 其人物角色造型, 尤其是女主角的形象怎么与典型的东方风格一致呢?原影片中的花木兰眼角细长, 且向上弯曲, 皮肤黝黑, 与中国白皙的皮肤、双眼皮、大眼睛形象截然不同, 由此带来的西方视角下的“中国之美”, 以文化输出国的视角来解读, 从而造成的“文化偏向性”审美差异。

(二) “文化偏向性”对设计艺术的影响

国际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下, 对于异文化的“文化偏向性”理解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表现出对自我民族文化的偏袒, 另一方面表现出对异己文化的误读。总结“文化偏向性”对设计艺术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曲解异己文化的传统文化观。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都重视“贵和尚中”与“重整体、倡协同”, 尊重文化间的差异性, 尤其是在文化全球化交流的大环境下, 对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更应该用客观的心态来解读异文化, 而对艺术设计作品的深层次异己文化的曲解上, 多依从自我民族文化的心理定势, 因而不可避免的曲解了异己文化。二是“文化偏向性”还阻碍了现代设计与传统造物美学的有效衔接。从工业设计形成最初, 到对人们衣食住行的影响, 设计对生活的改变无处不在。以建筑设计为例, 中国传统建筑多采用木结构, 由此形成的民族性设计更为现代建筑史上的独特美学。而由于材料及工艺的限制, 对于现代建筑形制来说, 难以从建筑与需求上获得平衡, 如央视新址建筑以实用为主而抛弃了民族传统美学精神。由此可见, 在“文化偏向性”下的中国艺术设计, 一方面被异文化所取代, 另一方面又难以从设计中凸显中国传统设计美学, 从而割裂了现代设计与传统设计的有效衔接。三是从“文化偏向性”在设计文化的交流实践中, 除了消极影响外, 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价值。一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延续上为我国现代设计提出了警示, 尤其是对于民族性设计美学的延续, 使得设计师要不能局限于某一固定的文化核心内, 而应该以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来追求文化传统;二是从“文化偏向性”的误读中, 可以引导我们从异文化的思维中来理解艺术创新的必要性, 增强设计艺术的创造力。

三、“文化偏向性”对当代设计艺术教育的启示

(一) 当代设计艺术教育现状

从我国当前艺术教育实践来看, 由于报考人数的逐年增多, 专业的热门吸引了更多的学生来选报, 再加上艺术教育成绩相对低于文化课, 因而很多热爱艺术的考生都将设计艺术教育作为未来竞争的焦点。然而, 与艺术教育专业相对的中国当代艺术教育现状, 却存在鲜明的特点:一是火爆的报考人数及招生数量与精英人才的需求落差太大。现在全国各大院校都设置了艺术设计专业, 一方面说明我国艺术教育的发展迎来了高峰期,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艺术教育专业的重视。而从世界教育范围来看, 设计艺术教育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是一致的, 然而我国设计艺术教育并未带来创新型高技术精英人才的发展, 原因是学历教育背景下, 宽的入学口与宽的学位证明反而降低了学生的专业水准, 其矛盾已经成为当前艺术教育的主要难题之一。另外, 在招生人数居高不下, 与行业人才相对缺乏的落差下, 当代设计艺术教育在推动人才发展中, 更应该从自身学科实际出发, 借鉴国内外艺术教育的成功经验, 从创新型、精英型人才培养思路上来强化素质教育, 能力教育, 不能仅从操作技能上来衡量水平, 更多地应该从艺术设计的创造性上来把握人才的培养方向。

(二) “文化偏向性”对我国设计艺术教育的启示

作为“文化偏向性”对艺术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而正确的认识“文化偏向性”, 结合我国当代设计艺术教育发展实际, 积极的采取有效的对策来改进和顺应“文化偏向性”, 从而推进我国艺术院校的良性发展。正如前文所述, 对于中国文化的再现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的, 而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当代设计艺术发展的两种形态, 一方面是很多代表性的设计项目多采用国际化招标方式来促进, 如CCTV新址大厦, 奥运会场馆鸟巢, 首都机场T3航站楼等, 这些设计多从各个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下, 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来审视不同设计师对自我作品的诠释与理解, 正是因为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理解差异和误读, 才使得这些设计作品能够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凸颖而出, 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掩映下, 与中国的人文环境和城市发展融合在一起。中国丰富的人文文化及历史, 成为各国设计师表现才华的试验场, 而中国设计师在对当代设计与传统造物美学的理解上, 因理解的断层性而无法复原中国传统视觉美学的表现方式, 以致于在自我文化自卫和膨胀中, 一次次的受到“文化偏向性”的消极影响, 而看似简单的对文化的延续, 却阻碍了中国设计美学与传统造物美学的接轨。

中国的高等艺术院校面对艺术教育的火爆现状, 如何从创意经济背景下, 更好地肩负起培养创新型设计人才的重任, 更需要从“文化偏向性”中来调整教学思路, 优化课程设置, 以积极的心态来融入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其对策主要表现在三点:

一是注重在学科课程设置中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当前各高校设计艺术教育课程设置中,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设置相对较少, 而部分高校甚至取消了传统工艺美学课程, 即使是开设也是课时相对较少的选修。如此一来, 学生专业理论课程时间较多, 学生被培养成高级技工性艺术设计师,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缺失现象, 对于设计师的全面成长是不利的, 也难以从设计岗位中更好的把握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以致于成为传统文化符号的拼接者。

二是注重以“文化相对论”的视角审视现代设计教育。文化本身在对文化的研究中, 必须从文化主体的视角来认识文化与各民族文化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文化相对论是建立在各民族文化合理性基础上的。对于中国当代设计艺术教育来说, 无论师生都应该认识到文化相对论, 并从中来正确审视当代设计艺术教育, 尊重各民族文化的习俗与习惯, 并从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中, 融入到异文化的全球化交流中, 在碰撞中来体验文化的差异性。同时, 面对异己造物文化时, 要从自身民族文化的客观视角来全面理解异文化, 既要发挥“文化偏向性”的积极作用, 又要从误读中来避免“文化偏向性”的消极曲解。

三是借助于访学等方式来推进设计艺术理念的国际化与民族化衔接。从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 当前设计艺术教育更应该走出国门, 从师生互访和学习中, 来全面比较设计艺术教育的差异性。如对于日本设计的发展进行借鉴, 不断从吸收优秀教育经验中来相学相长, 促进我国设计艺术教育的快速发展。另外, 加大对设计人才培训基地建设, 从国内校际合作与交流中, 选派更多的优秀学生参与到互访中, 以此来提升民族文化的融通水平。

四、结语

从文化输入输出视角来看, 对于“文化偏向性”的表现具有双重性。而“文化偏向性”在当代设计艺术中体现却更加显著, 在面对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 从文化精神的深层次上来理解本土民族文化, 并从中来运用“文化偏向性”来弥补当代设计艺术美学与传统造物美学间的鸿沟, 实现对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中国高等设计院校要从“文化偏向性”中来正视当前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积极从传统文化、传统美学等课程的整合中, 阿狸尊重传统文化,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应对国际视野下当代设计艺术教育的发展, 促进中国设计艺术教育迎来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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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偏向性 篇2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近十几年来国际上兴起了技术进步偏向性的研究。以前文献研究总体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都忽视了技术进步的方向问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进步不是中立的,技术进步是否偏重特定要素至关重要。研究技术进步偏向于特定的要素或部门,可以澄清内生技术的本质和技术进步的分配效应。 自Acemoglu(2002)建立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以来,偏向型技术进步迅速应用于国际贸易、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广泛领域,解决了很多存在已久的理论问题,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国内经济学文献并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献综述,本文从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将国外自20世纪90 年代末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整理,以期对国内研究有所裨益。本文安排如下,首先介绍技术偏向性基本模型,然后是扩展和应用,主要包括技能偏向、国际贸易、跨国技术差异、技术扩散、内生技能供给、长期技术进步类型,最后指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一、基本理论

Acemoglu[1](2002)在Dixit-Stiglitz模型(Dixit and Stiglitz[2],1977)基础上建立了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基本模型,证明存在两种决定技术进步方向的力量———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价格效应是指当这种技术生产的产品价格上升时,就存在发展这种技术的强烈动机;市场规模效应是指发展具有更广阔应用市场的技术收益更大),前者促使创新针对稀缺要素,后者促使创新针对丰裕要素;当两种要素替代弹性低时价格效应更强,反之则市场规模效应更强。从这个模型可推出两个重要结论,“弱诱导偏向假设”下,不管要素间的替代弹性大小,提高一种要素的相对供给总是引起技术进步偏向于这种要素;而“强诱导偏向假设”下,只要替代弹性充分大(在这个模型中大于2),提高一种要素的相对供给诱导出充分强偏向于这种要素的技术进步,以至于内生技术相对需求曲线上升(Acemoglu[3],2009)并提高变得更丰裕要素的相对收益;在Acemoglu(2002)模型中,技术必须是要素增进型的,并且是特殊的生产函数、成本函数,不是要素增进型技术的这种相对偏向结果不再成立。Acemoglu[4](2007)将生产函数扩展到一般的要素增进型技术,用另一种方法验证了Acemoglu(2002)的结果,且将其扩展到弱绝对均衡偏向和强绝对均衡偏向。弱绝对均衡偏向中提高要素供给总是诱导技术进步绝对偏向于这种要素;强绝对均衡偏向中提高要素供给诱导出充分偏向的技术进步,并提高这种要素的边际产出,使得内生技术要素需求曲线上升,只要均衡点处生产可能性集非凸即可。Acemoglu还证明,当第一、第二福利定理成立时,竞争均衡中不存在强均衡偏向;寡头经济更容易产生强绝对偏向,因为垄断竞争的非凸性会产生另一种诱导强偏向的力量;分散经济不能产生强绝对均衡偏向是因为其联合凹的生产函数。Acemoglu奠定了研究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研究方向。

二、理论扩展及其应用

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解决了经济增长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解释了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中的很多疑惑,而且对经济学中的其他问题———国际贸易、跨国技术差异、工资不平等、内生技能供给、长期技术进步的类型等,都给出了新颖的、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一)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与工资不平等

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加剧了工资的不平等。对技术进步方向的考察开始于技能的偏向性,Murphy等[5](1992)发现,自1970 年中期以来,所有部门大学毕业生工资份额都稳步上升,说明技能溢价(即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工人收入之比)上升;Autor[6]等(1998)进一步指出,20 世纪70 年代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55%,20 世纪80 年代又下降到41%,1995 年再上升到61%,说明发生了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Katz and Murphy[7](1992)认为,技能溢价源于过去五十年间发生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数据显示的溢价暂时下降只是婴儿潮提高了技能相对供给。假设物理设备对非技能的替代性更高,Krusell等[8](2000)认为,观察到自从1970 年生产设备相对价格加速下降,能解释过去二十五年来大部分溢价变化,大学生技能溢价的提高大部分归功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Katz and Murphy(1992)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认为新技术本质上就是补充技能的,Autor et al.[9](1998)、Galor and Maov[10](2000)和Krusell等[11](2000)也认为如此;但Acemoglu[12](1998)指出,很多例子证明工业革命时技术进步是代替而不是补充技能,当前的技术进步本质上也不是补充技能的,这第一次明确提出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内生化问题。Acemoglu证明,提高技能工人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暂时降低技能溢价,但会扩大与技能工人匹配技术的市场,更多资源被投入到技能匹配型技术的开发;技能匹配型技术的增多,反过来扩大了对技能工人的需求,技能溢价便上升(将Acemoglu(2002)的两种生产要素分别设定为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可以推出Acemoglu(1998)结果)。

Kiley[13](1999)与Acemoglu(1998)类似,但假设两种中间品可完全替代,中间品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供给,Kiley(1999)还罕见地考虑创新成本依赖于当前的基础研究知识水平。Kiley证明,应用技术对基础研究的比率(N/R)对开发应用技术的成本 δ 是下降的,技能偏向与非技能偏向技术的比例(N/M)对开发技术的相对成本(δ1/δ2)也是下降的,对相对补充劳动投入的供给(ω/(1-ω))是上升的。如果技能劳动份额上升,创新将只发生在补充技能劳动方面,补充非技能劳动的创新停滞,如果前者不能带动N/M达到新的稳态水平,N将在未来以g增长,M仍然不增长,直到R充分先进降低了非技能技术发展的成本。

Bénabou[14](2005)发现,技能不同的工人存在较少互补性时将导致更高的工资和收入不平等,反之则会降低工资不平等;工人的异质性越高,技术的技能偏向性越强,这又放大了工资不平等。不仅如此,过高的技能偏向导致了低技能工人过低的工资,以至于他们不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又导致在下一期公司选择替代弹性更高、技能偏向性更强的技术。

Duranton[15](2004)借鉴Ethier[16](1982)模型,从技能偏向的角度研究了生产系统分化问题。假设存在技能和质量的连续统,在均衡时中间品和最终品厂商形成不同的群(生产系统),每个群都各自生产同等质量的中间品和最终品,同时劳动市场垂直分割;两种生产系统的边界依赖于总体技能分布以及技能的提高对非技能工资的效应是否非单调;最高技能工人比例上升,起初对非技能工人总体工资有正效应,但下一时期,低技能工人工资和总产出下降,因为生产系统的分割降低了低技能的外部性。

(二)国际贸易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对技能的需求上升,因为发达国家技能更便宜。但Aghion and Howitt[17](2009)提出不同观点:(1)贸易自由怎样解释美国与非OECD国家的贸易额不超过GDP的2%;(2)这种理论推出发达国家低技能密集型产品的价格相对高技能密集型产品下降,但没有经验支持;(3)同时劳动力会从低技能部门转移到高技能部门,或从发达国家面临国际竞争的部门转移到其他部门,但Berman等[18](1994)及Machin[19](1996)对美英两国的研究表明仅存在极少的转移。

Acemoglu(1998)在技能偏向模型基础上讨论了国际贸易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前提下,国际贸易诱导非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所以降低了技能溢价;如果不考虑知识产权保护,这消除了市场规模效应,但价格效应仍然存在,由于不发达国家使用与发达国家同样的技术,这诱导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所以提高了技能溢价,工资不平等扩大的程度甚至高于不考虑技术进步的国际贸易。Acemoglu(2002)进一步考察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下的另外一种可能结果,假定没有贸易成本,既然世界经济的技能相对于发达国家是稀缺的,那么考虑国际贸易的情况下,技能密集品价格在发达国家将上升;由于贸易不影响知识产权结构,所以市场大小效应不变,但产品价格提高,价格效应将发生作用,诱导创新针对稀缺要素,从而也提高了技能溢价。Acemoglu(2003)进一步研究了Acemoglu(2002)中的问题,Acemoglu(2002)证明了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下的国际贸易提高了发达国家技能密集品的价格,但是国际贸易并不影响发达国家技能密集品的长期相对价格,即使初期贸易提高了技能密集品的价格,诱导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保证了技能密集品供给的长期增长,足以降低世界范围内的技能密集品的相对价格。

(三)跨国技术差异以及收入不平等

Acemoglu(2002)在基本模型基础上讨论了跨国收入差异,发达国家开发的技术是适应本国技能工人比例较高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并不适合落后国家,因此落后国家从新技术中获得的收益低于发达国家,从而技能偏向型技术扩大了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收入差距。

Caselli and Coleman[20](2005)也发现,在跨国技术差异中存在技能偏向,收入更高的国家使用技能劳动更有效率,使用低技能劳动甚至是绝对低效的。富国技能劳动力充裕,因此选择适合技能劳动力的技术,穷国则反之。他们还证明,穷国使用某些要素可比富国绝对更有效率,例如,两种方法生产同一产品,第一种是流水线上大量低技能工人在少数技能工人领导下用手工工具操作;第二种主要由技能工人管理的计算机控制和操作设备,技能工人只扮演看门人的角色。那么在低技能工人丰裕的国家,公司会选择第一种方法,在技能工人丰富的国家会选择第二种方法。

Xu[21](2001)采用扩展的HO模型,更加深入地分析了开放不同类型商品的国际贸易对技能偏向以及跨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果两个国家都实行创新,开放最终品贸易将诱导技能丰裕国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并提高工资不平等,劳动丰裕国家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并降低工资不平等;开放中间品贸易在一般意义上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则不明确。如果两国商品和技术贸易都开放,只要部门偏向效应充分小,工资不平等在技能丰裕国家将降低,在劳动丰裕国家将上升。如果一国从事创新而另一国模仿,贸易开放将诱导两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偏向劳动密集型部门,引起创新国的工资不平等上升,并可能引起模仿国的工资不平等上升。

(四)技术扩散

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美国工资差异扩大的一个解释是国际贸易导致美国劳动力需求远离非技能劳动,但大部分研究都忽略了贸易对技术扩散潜在的影响。Thoenig等[22](2003)考察了存在国际贸易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前提下技术扩散的方向。国际贸易允许成本最小化的公司根据比较优势在不同地区生产,技术进步的方向会影响公司的收益。假定存在一种针对低技能产品的创新,如果是中立技术方向,则意味着这个部门的要素密度不变,因此这个部门的生产仍然位于低工资的南方;偏向于技能劳动的技术进步,会升级这个部门的技能密集度,从而更可能在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及更少被模仿的北方生产;这样在北方生产的收益高于在低工资南方生产的收益。这种结果会产生两种效应:静态效应会提高北方生产低技能密集型产品的数量,从而提高北方对非技能劳动的需求,导致低技能工资上升,降低了两个地区的工资不平等。另一方面,与由贸易诱导技术进步相关要素的价格使得在南方生产更有吸引力,从而升级了两个地区的平均技能密集度,这种动态效应就会得出与静态相反的结论———降低北方非技能劳动的需求,会提高两个地区的工资不平等。

Gancia[23](2003)得出了与Thoenig and Verdier(2003)类似的结论。假设部分创新可以被南方模仿,不存在国际贸易时,一个国家生产本国需要的全部产品,则创新者为整个经济服务,从发达国家获得高租金,从不发达国家获得低租金;自由贸易情况下,每个国家只从事存在比较优势部门的生产,由于南方国家租金低,对创新者缺乏吸引力;另外由于创新者不能获得创新活动的全部收益,所以自由贸易诱导了创新转移到富国,使得穷国本来能够享受比较优势的部门效率更低。

Acemoglu and Zilibotti[24](2001)假设落后国家使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发达国家更多的技能供给意味着新技术是相对技能补充型,而南方在大多数任务和部门中雇佣低技能工人,需要劳动补充型技术;这种南方的技能和从北方输入技术的不匹配是生产率差异的根源,即使没有任何技术转移壁垒,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和产出也存在巨大差距(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校准估计了技能技术不匹配对工人产出差异的潜在贡献。不发达国家的平均人均产出是美国的19%,15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是1/3。预测结果与实际数据非常相符)。如果再考虑商品国际贸易,那么国际贸易就会降低生产率差异,同时又会扩大单位工人产出的差异。如果考虑知识产权的影响,知识产权诱导北方开发更适合南方的技术,南方却没有实施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因为那样南方要为合适的技术支付更高的价格。这里就存在一个囚徒困境的问题,每个落后国家都期望其他落后国家实施严格知识产权保护,从而鼓励发达国家开发适合落后国家的技术,但自己却不愿实施知识产权保护。

Diwan and Rodrik[25](1991)与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类似,但考虑南方和北方为北方创新公司提供专利保护的激励,假定两个地区有不同的可开发技术的偏好分布,由于研发资源的稀缺,必须竞争来鼓励开发最适合各自需要的技术,这才为南方保护专利提供了动机。

(五)内生技能供给

前面介绍技能供给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反过来技术进步方向也可能影响技能供给的变动。Acemoglu(1998)假定非技能的工人可以选择是否接受教育成为技能工人,但受教育期间没有劳动收入。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存在一个教育成本关键点,大于关键点个体不接受教育,反之则接受教育成为技能工人。内生技能供给的情况下可存在多重均衡,政府政策可以降低教育成本,推动相对供给曲线右移,从而提高技能工人的相对供给。

传统文献认为不平等的提高源于技能需求超过供给,但技能需求也可能是内生的。Duranton(2004)为教育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观点,当教育使得技能分布右移,就会激励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在长期技能供给和需求的竞赛中,更高教育的社会回报先上升后下降,最后再上升。他还证明经济中存在产生更多生产系统的趋势,出现新生产系统时平均技能需求将提高。随着高技能比例上升,经济产生更多的生产系统时,工人实际技能和工作对技能需求的匹配质量将提高,即工资不平等上升时过度教育将下降;提高工资不平等将使得经济从既使用技能也使用非技能劳动的公司,过渡到只使用技能劳动(如微软)和只使用非技能劳动的公司(如麦当劳),Kremer and Maskin[26](2003)实证了这个观点。

(六)技术进步长期是劳动增进型

几乎所有增长模型都假定技术进步是劳动增进型的,但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Acemoglu[27](2003)证明,在长期中经济类似新古典模型,技术进步是纯粹劳动增进型的(劳动增进型为:(1)引入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生产方法;(2)引入使用劳动的新产品或操作),在过渡路径上,存在资本增进型的技术进步;税收政策和劳动供给的改变能改变短期的劳动份额,但对长期要素分配没有影响。由于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中劳动份额是稳定上升的,而资本份额和利率是稳定的,为什么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只选择劳动增进型的创新?Acemoglu认为,技术进步的偏向才是决定这个问题的关键。提高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两条途径,资本增进和资本积累,但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只有劳动增进;由于资本可以积累而劳动不能积累,所以资本积累意味着平均意义上技术进步更多的是劳动增进型的(从经济史中看是可信的,20 世纪的发明(电力、计算机)都扩大了劳动能实行的任务集或劳动能生产的产品类型。反之更早的技术进步,则可视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它降低了资本和其他非劳动投入的成本)。

Jones[28](2005)同样从技术进步的偏向推导出长期技术进步是劳动增进型,但其模型与Acemoglu完全不同。Jones假定生产技术是通过一段时间发现的创意,创意就是如何用给定投入进行生产的指导;使用不同投入组合将导致生产技术的转变,生产技术的包络线就是全局生产函数,全局生产函数的形状由可替代的生产技术的分布而不是由用于单一技术局部生产函数的形状决定。Jones也证明,如果创意分布是帕累托分布,那么在创意数量趋于无限时,全局生产函数是CD生产函数,并且长期技术进步是劳动增进型的;在附加idea服从泊松过程的条件下,有限数量的创意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Jones还证明,如果更早发现劳动增进型的创意,平均增长率将更高;如果更早发现资本增进型创意,则平均增长率不受影响。

三、结论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传统增长理论假设技术进步是中立的,这难以解释国际贸易、跨国差异等问题,而不少经验证据显示技术进步并不是中立的。通过借鉴早期“诱导性创新”的思想,Acemoglu等建立了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以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为工具,经济学家分析了技能偏向的原理及其在国际贸易、跨国差异、技术扩散、技能供给等方面的应用。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不仅解决了传统增长理论不能解释的一些问题,还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理论方面,Acemoglu(2002)在推导模型时使用了不同形式的状态依赖假设,技术进步中状态依赖是否真实存在,状态依赖对不同要素的影响有哪些差异,还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持,Trajtenber etal.[29](1992)采用专利引用数据度量状态依赖程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Acemoglu(2007)模型采用了单一最终品的形式,最终品扩展为多种产品可能导致分析更复杂,但这种更一般化的假设能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另一个可能的拓展是考察绝对均衡偏向在增长理论中的含义,如人口增长对技术进步、工资以及生活标准的影响;最重要的问题是强均衡偏向理论能否经受经验数据的检验,Acemoglu和Zilibotti(2001)认为,气候、偏好、文化、制度影响不同技术的生产率差异,经济史中的经验材料支持了这种看法,原因在于这些因素塑造了技术的类型以及特定的技术迁移路线,如何将这些因素纳入严格的模型中是一个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应用领域,Acemoglu(1998)、Thoenig and Verdier(2003)、Gancia(2003)、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都研究了知识产权通过影响国际贸易而对技术进步偏向性产生影响,但都仅限于理论模型,怎样在实证分析中检验知识产权的重要影响是另一个发展方向。在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的论文中,都假设只存在两个国家(发达国家/ 不发达国家,或南方国家/ 北方国家),Gancia(2003)指出,如果引入多个异质性国家,可能结论会更有所不同。

Kily(1999)模型采用了技能和非技能生产流程完美替代的假设,当二者不完美替代时,定性结论并不改变,但不完美替代对于校准内生技术偏向对不平等的效应是重要的,这也是进一步的研究课题。Acemoglu(2003)的结论建立在特殊形式的创新可能性前沿基础上,采用其他形式则结果不再成立,怎样证明这种创新可能性的前沿是可信的,以及采取其他形式证明长期技术进步是劳动增进型的是一个高产的研究领域。Caselli and Coleman(2005)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扩展,首先,研究技能劳动禀赋与每个国家所处技术前沿的位置,研究技术壁垒与技能积累的相互作用;其次,引入动态方法,考察世界以及特定国家的技术前沿的演化;最后,从产业层面上分析跨国壁垒。

摘要：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文献中,技术进步通常被假定为中性的,但是技术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偏向于特定要素;技术进步的偏向性不仅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关键的作用,解决了经济增长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解释了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中的很多疑惑,而且对经济学中的其他问题——国际贸易、跨国技术差异、工资不平等、内生技能供给、长期技术进步的类型等,都给出了新颖的、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系统总结技术进步偏向性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文化偏向性 篇3

长期以来,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问题就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但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有两个局限: ( 1) 局限于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下,忽略了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的影响; ( 2) 多数研究还是停留在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总体影响上,对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研究缺乏更深入的进一步探讨,比如说不同来源的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分别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又会有什么样的差别等问题。 实际上,我国技术进步并不是中性的,诸多研究表明我国的技术进步具有资本偏向性 ( 雷钦礼, 2013; 孙焱林等,2014) ,忽略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就不可能很好地解释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同时,在当前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 “稳增长、调结构、保就业”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只有对技术进步就业效应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解释清楚诸如 “什么样的技术进步促进了就业,什么样的技术进步对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之类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制定适当的技术促进政策,实现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三者之间协调发展。本文以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为视角来分析说明不同的技术进步来源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目的就是要根据当前我国技术进步的方向和性质,通过对不同来源的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分析,最终为我国选择适当的技术促进政策和制定促进就业增长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在充分发挥技术进步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同时,克服和避免短期内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不利影响。

后文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分析技术进步的来源及其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第三部分分别测算不同技术进步来源的要素偏向性,并分析其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1技术进步的来源及其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包括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两种途径。在当前国际背景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引进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又主要有两个渠道: ( 1) 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等途径间接引进先进技术; ( 2) 直接引进和购买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 以下简称技术购买) 。 分析技术进步来源对就业增长的影响,也就是要说明自主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以及技术购买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1.1模型、数据与方法

我们首先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及厂商利润最大化原则推导出就业需求的基本方程,即:

其中,L、K、W、Tech分别表示就业人数、 资本存量、实际平均工资、技术进步。参照吴延兵等 ( 2008) 的做法,技术进步可以表示成不同技术进步来源的函数,即

假定f( IN,FDI,JCK,JSS) = αln ZL + βln FDI + γln JCK + φln JSS

结合上式 ( 1) 和 ( 2) ,最终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变量ZL、FDI、JCK、JSS分别表示自主创新、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技术市场成交额。 其中,ZL是用来衡量自主创新水平的指标,FDI、 JCK与JSS是用来衡量技术引进水平的3个指标, FDI与JCK表示技术引进的第一种方式即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JSS表示技术引进的第二种方式即技术购买,a0表示截距项,ε 代表随机误差,i表示第i个省份,t表示第t年。

被解释变量为就业,使用各省市地区历年年底就业人数来衡量; 解释变量K ( 资本存量) 的处理方法参照张军 ( 2004) ; 平均工资 ( W) 采用CPI缩减的实际平均工资 ( 1990年价) 。对技术进步来源的度量,参考以往文献,自主创新 ( ZL) 我们选择使用专利授权数来衡量; 外商直接投资 ( FDI) 与进出口贸易总额 ( JCK) 分别用人民币汇率 ( 年均价) 转化成本币计量,两者最后均使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 技术市场成交额 ( JSS) 直接使用GDP平减指数缩减后取对数。本文所选样本包括我国29个省市地区 ( 西藏因数据缺失过多略去,重庆数据并入四川) , 时间跨度在1990 ~ 2013年,所有变量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与地方年鉴。

对上述面板数据模型 ( 3) 的估计,首先利用豪斯曼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然后针对回归分析中可能存在的自相关和异方差的干扰,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 FGLS) 进行校正。同时,为了避免伪回归,对模型 ( 3) 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有必要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检验。

1.2回归分析与结果

1.2.1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首先对各面板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考虑到检验方法的多样性及有效性,本文同时列出相同根单位根检验 ( Levin - Lin - Chu检验) 与不同根单位根检验 ( IPS检验与ADF Fisher检验) 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所有的变量均是在一阶差分后平稳,故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的序列。

注: 括号内为伴随概率。D 表示相应变量的一阶差分。

1.2.2协整检验

基于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所有的变量均为同阶单整,接下来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考察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EG两步法基础上的协整检验,包括Pedroni检验与Kao检验; 另一类是基于Johansen协整检验的面板协整检验 ( 高铁梅, 2009) 。本文使用以上3种方法进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 ~ 4。由表可知,3种协整检验的结果均显示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 长期均衡关系) 。

1.2.3回归分析与结果

基于以上面板协整检验结果,接下来可以直接对模型 ( 3) 进行回归分析。通过Hausman检验,我们发现模型 ( 3) 宜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 ( FE) 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对应表5的第二列 ( 模型Ⅰ) 。估计结果中多个解释变量不显著,且实际平均工资 ( W) 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为正也与经验不符,这可能是受到自相关、异方差等的影响,为排除类似这些面板误差结构的影响,我们运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 FGLS) 方法来重新估计模型 ( 3) ,结果如表5第三列 ( 模型Ⅱ) 。对比可发现,模型Ⅱ估计结果较优,故我们选择以此结果作为本文分析的依据。

由模型Ⅱ ( FGLS) 估计结果可知: 样本区间内,自主创新 ( ZL) 可以显著促进我国的就业增长,而衡量技术引进水平的三个指标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则不尽相同。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增长效应为正,但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进出口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技术市场成交额对就业的影响为负。模型还显示实际物质资本存量与就业增长之间正相关而实际平均工资与就业增长之间则是负向关系,这与经验结论相符合。

自主创新的就业促进作用已在不少文献中得到印证 ( 王光栋,2014) ,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技术引进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针对衡量技术引进水平的3个指标对就业增长影响的差异性,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 1) FDI的就业增长效应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双重效应,既可以通过投资拉动就业, 也会因与国内投资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以及提高劳动效率而对就业产生破坏效应,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强弱,若是前者大于后者,便利于就业, 反之亦然。( 2) 进出口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通常,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出口利于就业而进口与就业之间倾向于负相关或者是不相关,由此,我们认为在我国样本区间内,出口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进口对就业的破坏效应。而衡量技术引进水平的另一个指标———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就业增长效应显著为负,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购买的对象大都是欧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使用资本 ( 节约劳动) ,受其影响,我国通过购买获得的技术也会倾向于劳动节约型。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 分别表示 1% 、5% 、10% 的显著水平。

2技术进步来源的要素偏向性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不同来源技术进步的就业增长效应的差异性呢? 我们认为这与自主创新、技术引进的要素偏向性有关。为此,我们首先对技术进步的不同来源,即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要素偏向性进行测度,测度方法参考王班班、 齐绍洲 ( 2014) 的做法。

按照王班班等 ( 2014) 的方法,自主创新、 技术引进 ( 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技术购买) 的要素偏向性由下面 ( 4) 式 ( α) 与利用生产函数推导出的要素替代弹性 ( e) 共同决定。若 α 小于0且e大于1,可判定自主创新或者是技术引进偏向要素劳动,若 α 小于0且e处于0 ~ 1之间,则偏向资本; 反之亦然。

其中,i表示技术进步的来源,α 的经济意义是i每增加1% 将引起两要素相对投入和绝对投入变动的百分比,xl、xk分别代表要素劳动与资本的投入量,这里分别用各省份历年年底就业人数与实际资本存量来衡量; 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衡量指标的选取与上一小节一致。另外,要判断不同来源的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还需估计出资本与劳动要素的替代弹性,要素替代弹性 ( e) 的估计参考戴天仕等 ( 2010) 的方法,构建如下标准化系统:

其中分别代表 历年总产 出( Yt) 、劳动 ( Lt) 、资本 ( Kt) 、年份 ( t) 的样本均值,本文将样本区间重新设定为1990 ~ 2013年、包含29个样本 ( 西藏数据缺失较多故略去, 重庆、四川数据合并) ,此处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按照戴天仕 ( 2010) 的做法,但GDP与资本存量等数据采用1990年价。由以上3个等式,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tata12的nlsur命令可估计出各省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 ( e) ,结果如表6。

注: ***、**、* 表示估计值在 1% 、5% 、10% 水平上显著。

从替代弹性的估计结果看,样本期间内除了个别地区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其余省份的要素替代弹性均小于1,即整体上资本与劳动之间是互补关系 ( 0 < e < 1) 。此时,若是某种来源的技术进步使劳动相对于资本的投入量有所增加 ( α > 0) ,可断定该来源的技术进步偏向要素劳动,α < 0则偏向资本。对于个别省份,替代弹性大于1 ( 资本劳动呈现替代关系) ,自主创新或技术引进使劳动相对于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则意味着自主创新或技术引进偏向资本,反之,偏向劳动。

由各地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估计值,结合 ( 4) 式的计算结果,可得出自主创新 ( ZL) 与技术引进 ( FDI、JCK、JSS) 的要素偏向性,如表7所示。

从我国29个省份技术进步来源的要素偏向性的估计结果来看,各省份技术进步来源的要素偏向性存在显著差异性。通过表7我们发现样本区间内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要素偏向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相对于更多省份技术引进的资本偏向性, 自主创新较多省份偏向要素劳动。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技术进步来源的要素偏向性与其就业增长效应有着重要的联系。以自主创新 ( ZL) 为例,我国29个省份仅有7个省份的自主创新具有资本偏向性,其余22个省份均偏向劳动使用,这也与自主创新的就业增长效应为正的结论相匹配,不难理解,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增加劳动的投入量而相对减少使用资本,从而有利于就业增长。又譬如进出口贸易对就业的正效应,主要原因是出口促进就业增长,而我国过去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与此相反,技术购买的就业增长效应为负, 而对技术购买的要素偏向性测算结果表明,29个省份的技术购买 ( JSS) 仅有6个省份偏向要素劳动,其余23个省份均偏向劳动节约 ( 资本使用)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本的投入量相对减少使用劳动,必然不利于就业增长。此外,外商直接投资的要素偏向性也主要表现为资本偏向,这同样会对各地就业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技术进步来源的要素偏向性与其就业增长效应密切相关,这对各地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技术进步不同来源的就业增长效应、要素偏向性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 样本期间内,自主创新可以显著促进我国的就业增长而技术引进的就业增长效应则比较复杂; 技术引进与就业增长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衡量技术引进水平的3个指标它们的就业增长效应各不相同: 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增长效应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进出口与就业之间显著正相关,而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增加则会导致我国就业总量的减少。( 2) 我国省际技术进步来源的要素偏向性存在显著差异,区别主要体现在相对于更多省份技术引进的资本偏向性,自主创新则更多省份偏向于劳动。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会改变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投入比例进而影响就业,因此,不同来源的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不尽相同。

基于上述结 论,本文提出 以下政策 建议。 ( 1) 坚持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技术进步策略,这也是当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充分发挥自主创新劳动偏向型的特征,通过提高我国自主创新水平的途径来促进就业。由于推进自主创新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创新的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因此,在创新资金投入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科技投入、采取税收减免等手段鼓励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 在创新的人力资源投入方面,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面,政府增加教育支出,不仅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有重要意义, 而且也是推进科技创新的基础。 ( 2)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不可能完全依赖自主创新, 技术引进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基于不同渠道的技术引进的要素偏向性及其对就业增长的影响,从就业增长的角度而言,尤其是要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进行必要的引导,重视外资引进的产业关联和互补作用,做大做强全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积极作用,这对于促进我国就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基于我国省际间自主创新、技术引进的要素偏向性的估算,本文以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为视角来解释不同来源的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来源的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不尽相同,而不同的技术进步来源,其要素偏向性表现也不相同。自主创新在多数地区表现为偏向于劳动,对就业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技术引进则在更多地区偏向于资本,对就业增长的影响也比较复杂。本文最后提出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协调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文化偏向性 篇4

1 企业文化建设偏向

随着改革的深入, 市场化机制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企业自主文化建设的意识和方法也日益突出。一方面, 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的多样化, 另一方面, 多样化的企业文化既适合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 也营造了社会文化多样化氛围。

但在企业文化自主建设过程中, 产生文化偏向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文化偏向, 是指企业文化建设偏离自身的市场化建设目标, 从而也偏离社会文化正统, 将社会文化引导进不规范的场域。企业文化产生偏向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 传统文化的影响。企业处于社会传统之中, 企业文化建设很容易陷入到传统文化中。并不是企业不能以传统塑造自身文化, 而是有些传统文化并不适合现代企业目标, 毕竟, 社会在向前走。过度陷入传统, 既不利于企业管理, 也不利于企业目标实现。二是, 外来文化影响。外来文化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有适合中国企业建设目标的, 也不不适合中国企业建设目标的。外来文化影响企业文化建设偏向, 归根到底在于中国企业所面对的消费者具有本身独特的消费倾向和文化氛围。三是, 企业受区隔化、碎片化文化影响。随着社会的开放, 产生了文化的区隔化、碎片化。企业独特的经营目标, 很容易受这些文化的影响。当区隔化、碎片化文化相互之间不能有效沟通, 并形成大的企业文化潮流, 就产生企业文化建设偏向。

当前有两种不好的整体文化偏向非常明显, 一种是功利文化偏向。企业的功利文化是指把自身经营的外部目标内化为内部的经营管理及文化氛围营造。本来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的发展目标和经济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很好的。然而, 在将企业经营目标与企业文化相联系时, 很多企业忽视了, 企业经营目标, 本质在于为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 而不是单纯提供产品本身。企业在取得一定业绩后, 往往把简单提供产品而不是改进市场化服务当作企业经营目标, 由此, 导致企业文化建设的功利化倾向。只重短期利益, 忽视长期利益。把企业文化建设等同于产品推销, 希望立竿见影, 似乎只要一搞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的经营业绩就会立刻攀升。

第二种偏向是文化模仿。文化模仿, 是指企业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只注重简单的模仿, 而忽视文化建设与自身经营内外环境、目标相联系。企业文化模仿, 包括模仿别的优秀企业文化和简单把传统文化运用到企业文化建设中。模仿别的优秀企业文化, 认为别人成功了, 可以嫁接到自己身上。这至少忽视了三个问题:一是时空变化, 给别人带来成功的企业文化不一定能给自身企业带来成功。二是企业结构不同, 简单的文化模仿只会带来企业经营的不适。三是忽视企业自身经营目标。别的企业文化是适合别的企业经营目标的, 自身的企业文化建设, 还需适合自身的经营目标。

简单把传统文化运用到企业文化建设上, 往往忽视将传统的政治文化与家庭文化相区别, 企业经营文化与社会文化相区别。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对家庭的归属、重感情、重面子, 突出以人为本、知人善用等, 将这些文化因素和传统思想应用于企业管理, 营造一个充满情感、和谐共存的文化氛围, 在这样的氛围中实现对人性的超越, 实现人与社会的共存, 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应该说突出了中国特色。但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不利于企业创新和企业发展的因素, 如知足长乐、枪打出头鸟等, 这些都是抵制企业创新的隐形杀手。另外, 人情交往是中国人最主要的交往方式, 许多企业家长期依赖于由人情交往所编织的社会关系网即社会资本, 而不把重点放在企业经营, 认为这样也能赚到钱, 这样下去会逐渐形成对关系的依赖, 而削弱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2 政策与企业文化建设

当前, 政策在逐步放开对企业经营的干预, 包括对企业文化建设的介入。但放开管理, 并不意味着政策完全不管, 完全不介入企业文化建设。

首先, 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企业文化的偏向引发社会文化的整体失衡趋势和状况。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宏观态势和微观状况都有关系。企业文化可以引起社会与外部文化整体失衡趋势和状况。社会文化对外表现为沟通、输出、引入等功能。社会文化的对外失衡, 意味着它已丧失这些功能, 或部分丧失这些功能。企业文化偏向并不只引起企业与外部沟通困难, 当它发展成一种社会文化倾向时, 它引起社会整体与外部文化沟通的困难, 由此对文化输出和输入都带来障碍。企业文化还可引起社会内部文化失衡趋势和状况。社会文化在内部表现为维持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创造、保持社会凝聚的功能。社会文化内部失衡, 意味着社会将失去推动整体和谐发展的文化纽带。企业文化偏向不只是引起企业与社会的不协调, 当它发展成一种文化趋势时, 会引起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失衡, 导致社会失序、整体性分裂或刚性冲突。企业功利文化明显, 模仿现象普遍, 都会影响到社会与外部的整体交流。当企业文化引起社会整体文化失衡时, 政策有介入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

其次, 企业文化可能产生有违道德和法律法规的后果。企业文化只注重外部发展, 或者只注重内部建设, 都可能导致有违基本道德, 有违法律法规的后果。例如, 企业功利性严重, 可能引发对企业员工基本权益的侵害。或者, 一味对企业员工严要求, 忽视企业员工权益保护。这在目前有关企业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 是屡见不鲜的, 其极端表现就是因种种原因而欠薪, 或迫使员工加班。有的企业为了实现经济目标, 迫使员工做一些有违社会公德的事情, 坑蒙拐骗, 向消费者推销伪劣产品等。一味地模仿别的企业文化, 也会产生这些现象。名为模仿好的企业文化, 实际在文化形式的背后, 做一些有违道德和法规的事情。事情的社会恶果往往被文化的形式所掩盖。

政策放开对企业文化建设影响是重大的, 企业从一开始是适应政策强势介入的, 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在政策强势介入下形成的。当政策逐步放开时, 企业首先面临着企业文化重建问题。企业文化重建在面对政府与市场选择时, 容易偏向。另外, 政策放开可能在企业文化建设三个层面产生不协调, 使企业文化建设面临困境。企业文化有三个层面, 精神文化层面, 包括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哲学、企业理念、企业道德等。制度文化层面, 包括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这些规章制度所遵循的理念, 包括人力资源理念、营销理念, 生产理念等。物质文化层面, 包括厂容、企业标识、厂歌、文化传播网络。政策作为外部介入因素, 在放开过程有其自身的考虑, 或有认识的局限, 使得企业文化内部建设上产生不协调状况。这种不协调是产生企业文化偏向的重要因素。不协调表现为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某一层面介入多, 而对另一层面介入少。在政策逐步放开的大的背景下, 政府往往首先放松的是对企业文化精神层面的介入, 重视对企业文化物质或制度层面的介入。其后果就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功利化偏向和文化模仿偏向。以功利来完成政策目标, 以模仿来达到文化功利效果。

3 政策介入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分析

政策介入企业文化建设容易走向两种歧途, 一是, 依靠惯性介入, 或者只从政府利益考虑, 介入企业文化建设。政府放开对企业自主经营的限制, 但政府自身有管理惯性。在放开过程中, 这种管理惯性又往往表现为自身利益的维护。政府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不利于企业文化良性建设。首先, 它干预了企业自主经营, 违背市场化基本规则。企业文化只有在健全的市场环境下, 才能逐步完善, 走向良性发展轨道。其次, 它直接损害了企业利益, 企业损害的利益只能通过不规范的行为从市场中获取, 这种不规范行为影响企业文化建设。

二是, 针对企业文化建设偏向进行具体指导。政府传统上是强势干预企业的, 当企业文化建设出现问题偏向时, 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对企业文化建设进行具体的指导, 使问题纠正过来。但政府的具体指导, 违背了市场化原则, 干扰了企业的具体经营。政府与企业的正常关系是, 在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时, 政府并不对企业的具体问题进行指导, 而是通过完善市场规则, 让市场去纠正企业出现的问题。政府的过多干预, 会产生诸多不好的后果, 对企业来说, 在政府强势干预下, 缺乏自主性, 丧失对企业文化建设的热情, 对政府来说, 根本不了解企业建设现状, 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干预往往是粗暴和不得法的。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 也是对市场良性竞争环境的破坏。对企业文化的具体指导, 不可避免地介入企业经营, 这种介入于企业可能有正面的, 也有负面的, 但政府介入对整体市场环境下的良性竞争破坏是一定的。有的企业可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指导, 获得政府资源, 而有的可能得不到政府资源。

针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偏向, 政策在放开对企业文化介入的同时, 要有策略地介入企业文化建设, 首先, 放弃对企业经营不必要的干预, 符合市场化规则, 其次, 促使企业走上正常的企业文化建设道路, 再次, 政府政策并不对所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负责, 只对其中形成社会潮流的企业文化建设偏向负责。这种思路下, 政策对企业文化建设的介入策略应是:

(1) 完善企业文化环境, 让企业文化建设在良性竞争和正确评价中健康发展。一是, 提供正确的企业文化建设指引。可以更深入解释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涵、结构及功能, 让企业了解企业文化变迁的历史及其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 与企业发展的关系。企业文化的两种偏向, 当然与企业自身建设有关, 但当出现整体性文化偏向时, 与整个社会企业文化建设的环境不无关系, 与企业对企业文化的功能及发展历史不了解有关系。功利性企业文化带来的可能是短暂的经济利益, 并不能带来企业的长远发展, 而企业文化建设相比于短暂的利益获取, 却是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短暂的经济利益而丧失企业文化的长远建设, 对企业而言, 是得不偿失的。二是, 竞争环境。企业文化建设偏向, 往往与企业缺乏良性竞争环境有关。对健康的企业文化建设, 政府应引导良性竞争。特别在是企业文化建设偏向严重的领域或区域, 更应加强完善企业相互良性竞争环境建设。三是健康企业文化评价平台。文化归根到底需要展示, 展示既宣传了企业文化, 也让群众有正确评价企业文化的平台。对此, 政府应建设企业文化展示平台, 定期对企业文化进行评比, 或者组织市场化力量对企业文化进行评比。通过这样一种展示, 优秀企业文化被筛选出来, 也得到了宣传和奖励。

(2) 完善保障企业文化建设的权益基础。企业文化建设偏向, 最终表现为对系列权益的侵害, 如, 对员工权益的侵害, 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对权益的侵害, 反过来印证企业文化建设的偏向, 因为任何健康的企业文化建设, 在为企业赢得利益的同时, 首先应遵守的原则是维护社会各种权益。为此, 政府应完善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权益保护, 而不是对具体的企业文化建设进行指导。例如, 完善企业内部员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 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 追究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等。虽然, 政策介入没有就具体的企业文化建设偏向问题进行指引, 但做好基础性工作, 等于提供了企业文化整体良性发展的基础, 这种情况下, 可能还有企业文化建设出现偏向, 但已不表现为整体性, 而是良性市场中的一种正常现象。

文化偏向性 篇5

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既相辅相成,又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大约在5世纪时,安格鲁、撒克逊和朱特这三个群族部落的方言发展成古英语;十五世纪时,元音有了较大的变化与发展,从而英语逐渐进化成现代英语。而美式英语脱胎于英式英语。早在17世纪,来自英国的首批移民定居在美国东海岸。由于受到大量外来移民和美洲大陆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的影响,美式英语渐渐形成。两种英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演变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独树一帜,各领风骚。当今世界,英语热仍是一场不可抵挡的潮流,英语已经成为个人能力的一种体现。因此,了解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对这两种英语的喜爱偏好,发掘其内在原因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指导,才能使高校英语教学更显成效,亦能使英语学习者正确区分英英和美英,避免犯下混杂式学习的错误。

2 英英和美英区别概述

虽说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大同小异,但二者还是在语法、拼写、发音和用词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英式英语受到法语和拉丁语的影响较大,而美式英语受到德语的影响较大。日常学习生活中,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经常会忽略这些细节,殊不知,这些细小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英语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以及沟通交际。具体的区别分析如下。

2.1 拼写

美国人向来推崇实用主义的态度,在英语单词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简化字运动,即删除了单词中某些不发音的字母。例如:词尾-our省去了不发音的字母u(英英favour到了美英中简化成favor。)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美语越来越简单化,这充分体现了美国人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和适应现代化快节奏生活的能力。这些简化的词大多数来源于英语词汇,而进入美语后,为了日常生活使用方便,这些单词逐渐变得简单起来。例如,英语中“数学”是mathematics,美语则简化成math。再者,美语经常用字母‘s’替换英语单词中的字母‘z’,比如‘organization’在美语中是‘organisation’。英语和美语的区别体现在若干单词形式的转变,需要我们进一步学习。

2.2 用词

在英英和美英用词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有一部分相同词语的意思是存在差异的。例如:faculty一词在英国的意思是“大学中的学院”,而在美国的理解是“全体教员”;billion在英英中表示“万亿”,在美英中特指“十亿”;其次,同样的物体需要用不同的词语进行表达,如“饼干”一词,美英习惯用cookie而英英使用biscuit;英国人用sweets来表示“糖果”,美国人却用candy表示。接下来是语法和语气方面的差异。美国人率真直爽,容易接近,因此在与人交流沟通时习惯用比较直接的语气,如经常使用can,may,should等词;而英国人比较保守,注重人与人交往时的礼貌,因此用词委婉含蓄,他们更习惯使用could,would like,ought to等词。最后一点体现在书信方面的差异。通常来说,英国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比较保守,沿用老式书信体,用词正式但是墨守成规。例如,在写结尾客套语时:最典型的美国式写法是sincerely和best regards;典型的英国表达是yours sincerely或yours faithfully。

2.3 发音

英式英语(这里是指Received Pronunciation,即标准英语)的发音往往会给人一种沉稳淡定,高雅低调,清晰明快的印象。但是英国人比较保守,行文用字方面比较喜欢咬文嚼字,墨守成规。而美国人生性开朗,热爱自由,喜欢与人交往并且交际活动中礼节的束缚较少,比较随意,这就形成了美英发音的独特风格。美英语调起伏较大,具有充沛的感情色彩,抑扬顿挫,音域较宽。这就与语调平稳音域较窄的英英语调形成了鲜明对比。

2.4 语法

英语和美语在语法上也有较大的差异,集中表现在强制性虚拟语气的运用,时态的选择,集体名词和表达物主“有”上。英语在表达不久之前发生并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事件时,经常使用现在完成时,而美语则直接使用过去完成时。一般来说,在英式英语中,根据强调重点的不同,集体名词后的谓语动词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在美语中谓语动词经常使用单数形式。在表达物主“有”时,英国人习惯用‘have got’,美国人常用‘have’。在英国,‘Shall’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美国,而它的否定形式shan’t很少在美语中听到。美国人一般用won’t/be not going to代替。

3 项目研究的重要性

(1)于中国高校而言,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需要,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是学校的义务,也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校应该为英语教学者提供相应的专业培训,重视英语教学质量,加强对英语教学设备的建设投入。这有利于保证教师英语教的有质量,学生英语学的有质量。

(2)于高校英语教师而言,充分了解学生对于两种英语的偏好,根据学生的要求适当改变课堂的教学内容,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学习。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更要引导学生自觉学习和关注英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积极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习惯。教师要从自身角度出发,不断完善自己的专业素质,在教学中正确区分英语和美语,不断督导和培养学生语言辨别的能力。

(3)于中国大学学生而言,了解自己对英语的偏好,区分两种英语的异同,有利于英语的正规化学习,特别是口语和听力;有利于更好地了解英美国家的文化底蕴,博采众长,不断充实和完善自我;有利于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当今的世界是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拥有海纳百川的心态和辩证的思维,对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互相进步有着长远的影响。

4 调查分析

4.1 研究设计

本项目采取网上问卷、纸质问卷、部分面谈的方式进行数据的收集。研究对象是安徽财经大学本科全日制的大学生。团队一共收到967份反馈,其中有效反馈954份,其他13份反馈作废(由外校学生或本校研究生填写或问卷未完成填写所有信息)。这954份有效反馈中,我们做了统计,具体来看,包括名473男性和481名女性。问卷设计的内容主要是为了得到以下几点信息:

(1)是否对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有偏好?如果有,更偏向于哪一种?

(2)男女性别不同是否对选择产生影响?

(3)对这两种英语产生偏向性的原因是什么?

(4)这种偏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什么影响?

4.2 数据分析

从分析的结果来看,98.84%的受访者对这两种英语各有偏好,也都或多或少了解二者的一些区别。只有小部分同学觉得没有必要区分这两种英语,因为两者相辅相成。从性别上来说,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英式英语(83.36%),男生偏向于美语(77.16%)。从原因上来说,大多数的受访大学生受引进的美剧、美语电视节目等的影响,认为美语更容易理解且不受束缚,说起来给人一种自信之感。尤其在当今社会,在美国超级大国的影响下,能够说一口流利纯正的美语可以大大增加自己的个人魅力和实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就业和职业发展的机会。英英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社会地位的象征,它代表了一种渊博和高雅的形象,沉稳有力,十分礼貌。学习英式英语可以增加自己的内涵,更好的了解英国的贵族文化。不同学生对两种英语的不同偏好导致他们在学习方法、学习工具以及生活运用等方面的差别。例如,偏爱英英的学生经常会收听BBC而不是VOA;查找单词读音的时候,关注点往往会落在英式发音上;他们会经常阅读英国的经典文学和关注当地的风土人情。当然这只是15%左右受访者的情况。绝大部分的学生承认自己虽然了解两者之间的一些差异,但是在实际运用和学习中,仍然选择忽略差别,将二者混淆学习。

4.3 调查结论

从安徽财经大学954名全日制本科生的信息反馈中发现,大学生更偏向于英式英语的学习。英式英语在当今的大学生的学习中占了主导,大部分的学生可以认识到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在发音、拼写、语法及用词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受到课堂环境和学习内容的限制,两种英语混淆式学习的现象较为普遍。因此,中国高校亟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英语教学调整,指导学生正确的学习英语,保证英语学习的纯正度,增强英语沟通交际能力。

5 结语

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一点在受访的学生群体中也可以反映出来。但是这种差异在中国高校的课堂和英语学习者中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进而导致了学习者在口语和听力方面的重重障碍。正确了解大学生对英英和美英的偏向性,合理安排教学课堂,才能使得学生朝着英语学习正确的方向前进。教授教师要注重区别两种语言在语法、发音、拼写和用词等方面的差异,选择一种英语教授,不要在教学过程中混淆两者。与此同时,应该从文化背景这方面培养学生的兴趣及正确区分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能力。对于大学英语学习者来说,应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一种最适合自己的英语变体,不要混淆学习。学习英语不仅是学习交流工具的载体,更重要的是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文化内涵,从而为以后的跨文化交际打下良好的基础。

摘要：众所周知,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是同一语言的两种变体。虽说在语言功能上大同小异,但是两者由于地理环境、文化历史、民族政治、生活方式等的影响,在语法、发音、拼写、词汇和文化内涵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研究通过问卷和面谈的方式调查了安徽财经大学本科生英语学习者对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偏好,总结分析了其原因所在,从而为中国高校的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者的带来一些启迪。

关键词：英式英语,美式英语,偏向性

参考文献

[1]王富兰,周庆礼,胡锴.论“英国文化在英式英语上的体现”[J].改革与开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