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法律

世界法律（精选7篇）

世界法律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 这两句话充分说明了粮食问题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 为获取生物能源, 全球粮食的工业性消耗激增, 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粮食生产赖以发展的基础遭到破坏, 运输费用的上升进一步提高了农产品的交易成本, 城市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改变以及美元贬值、国际游资大举进入粮食市场, 这些因素使得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持续高涨。联合国粮农组织宣称, 全球粮价已在37个国家引起粮食危机。菲律宾民众抢购政府供应的平价粮, 越南、阿根廷、埃及、柬埔寨、俄罗斯等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纷纷停止或削减大米出口, 海地总理亚历克西已经成为第一个在粮食危机中下台的政府首脑。可见粮食危机正在从经济问题向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演变。

此次粮食危机虽未对中国直接产生冲击, 但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 粮食形势十分严峻。首先, 我国的耕地资源相对缺乏, 人均占有耕地量极少, 人口的增长与耕地减少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这些年来, 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全国每年有百万亩以上耕地从我们的脚下消失, [1]耕地面积已经接近18亿亩的底线。其次, 我国自然灾害频发, 严重影响了粮食的生产。雪灾、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可低估。第三, 我国农业基础薄弱, 生产技术、种植模式、管理模式落后, 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 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的进一步提高。第四, 我国农村撂荒现象严重, 许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消失殆尽, 宁可离开土地离开家乡, 到陌生的城市打工, 也不愿附着于土地, 使得农村的种植面积大幅减少, 此次粮食危机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由于我国对粮食的需求过大, 中国的粮食问题不可能由世界来解决。目前, 世界粮食年产量约20亿吨～21亿吨, 粮食年贸易量约2.5亿吨, 其中大米年贸易量约2500万吨～2900万吨。我国目前年粮食产量和消费量均约为5亿吨左右, 其中大米年消费量约1.25 亿吨。也就是说, 整个世界的粮食年贸易量只够我国消费半年左右, 整个世界的大米年贸易量只够我国消费三个多月。我国能否做到粮食基本自给, 不仅涉及到自身的粮食安全, 而且对世界粮食市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因此, 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牢牢把握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的主动权, 从一个大国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安全的高度重视粮食问题。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 如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免除农业税、粮食直补等。新一届政府的十项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 无疑将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 改善农村的贫困环境, 对促进我国的粮食生产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由于政策缺乏稳定性、连贯性, 没有持久性保障, 农民对政策缺乏足够的信任, 加上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如地方政府 (特别是基层政府) 公共权力的滥用等人为因素经常难以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严重影响了对农民的保护力度, 使政策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维护。因此, 政策上的重视还不能完全取代法律上的保护。原则性较强的政策只有具体化为法律上的措施, 才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将国家政策上升为法律, 农民利益的保护才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农民才能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保护农民权益, 必须在法律上赋予其相应的权利。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决不能让农民拿着“红头文件”上法庭寻求保护。[3]因此, 笔者认为,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治本之策是真正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而应从法律制度入手, 从法律上全方位对农民利益予以保障, 使农民自愿依附于土地, 安居乐业, 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长治久安。为此, 笔者提出, 应在法律中对农民地位、农民权益保障、农民组织建设等切实加以维护, 充分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的各项权利, 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保障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

二、健全法律体系, 切实提高农民地位

恩格斯曾指出:“一切人, 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 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 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 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 不言而喻的东西”。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中, 由于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制度, 因而对农民的差别待遇非常明显。农民不能平等地享有和承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理应享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利, 在求学、就业、晋职、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重重限制与阻碍, 对农民的歧视, 已经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但仍然不能解决农民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由于制度缺陷导致的农民极端的物质匮乏, 使越来越多的农民, 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 远离了曾日夜厮守的村庄, 宁可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 也要涌进城市。一些有良知的专家学者尖锐指出:“农民的穷, 实质上是权利的贫穷, 经济权、政治权都没有保障。”[4]“三农”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关键是权利贫困的问题。”[5]由于宪法权利在整个权利体系中处于核心与基础地位, 是人权的保障, 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当然也应当是农民权利的保障, 所以我们欲从法律上改变农民贫穷的状况, 除了要完善我国现行宪法权利体系, 从宪法的高度保护农民的各项权利以外, 对于宪法已经明确规定的权利应予以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是宪法对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和基本权利的最根本保障。然而, 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这一原则性规定, 还缺乏相应的配套性法律具体地实施对农民权利的实然保障, 因此应该加强对农民问题的立法, 制定一些配套的法律, 如农民权益保障法、户籍管理法、迁移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产品流通法、农民职业教育法等。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 确立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平等主体地位, 消除对农民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 使宪法对农民权利的规定落到实处, 将宪法上的平等转化为具体制度中的平等, 将法律文本上的平等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平等, 使农民能够真正平等地享受国家文化、卫生、教育、科学技术资源, 使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得以落实, 农村医疗投入得以增加, 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立, 农村公益事业得以发展, 从而切实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使农民的劳动受到应有的尊重, 培养他们的社会认同感, 充分发挥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以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身份积极、主动地投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三、完善现有法律, 保障农民财产权利

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利体现为土地权利。虽然2004 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但由于对农民财产权利的保障缺少具体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支持, 实践中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以及其他相关的权益缺失问题并未因此得以解决, 相反还屡屡受到侵犯。《物权法》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的性质, 对于保护农民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由于法律中的限制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使得农民不能自由行使这一权利, 对农民的经济利益造成重大影响。

1.非法征用农民土地, 减少了农业生产用地

非法征用农民土地的行为在生活中经常发生, 很多地区农村土地的征用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单方行为, 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强行非法征用土地, 然后高价转手给开发商, 从中大肆圈钱, 却未给予农民充分及时的补偿。甚至有的地方政府对因土地被征收而生活无着落的失地农民不闻不问, 使大量的失地农民处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境地。为此, 《物权法》第42条明确规定,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 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 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 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 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对于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按照《物权法》的规定, 国家征收土地的唯一法定事由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即公共利益是判定征收土地是否合法的唯一依据, 而在实践中如何理解“公共利益”就成了一大难题。在我国征地实践中, 公共利益被人为地进行了扩大化解释, 往往成为政府机关滥用权力的借口。[6]政府机关滥用权力非法征用土地的行为, 不仅使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而且使耕地面积急剧减少, 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一个重大因素。

2.限制土地入股、抵押, 影响土地的流转功能

按照《物权法》的规定, 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只能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只有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才能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 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这个规定限制了广大农民通过入股、抵押的方式对土地进行流转, 使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具有了局限性。而实践中, 允许土地入股、抵押在一定的情形下是完全必要的。

在2008年1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关于未来“三农”政策的新闻发布会上,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陈锡文表示, 今年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适应农村农业的新变化, 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就充分说明了土地入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事实上, 在分散经营的情况下, 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农业技术服务的有效提供。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 根本无法面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农业所要承受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而入股的方式能更好地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整合, 有利于土地的合理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形成农业产业化, 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增加种粮效益。这样既能提高种粮专业人员的种粮积极性, 也使得非种粮农户获得土地收益, 可以放心地离开土地从事第二、三产业, 从而使农民既不束缚于土地又不会丧失土地所给予的保障。[7]同时, 土地入股的方式还可以使农民凭借所获收益为自己提供养老保障, 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从另一个角度看, 用益物权的性质决定了承包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占有、使用所承包的土地, 直接享受土地所带来的利益并排除他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行使的干涉。既然《物权法》已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性为用益物权, 那么, 作为用益物权的一项普遍权能, 就应当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并按照该股份获取相应的收益, 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理所决定的。

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就是农民手里缺乏可流动的资金和可靠的融资渠道, 这已经直接影响了农业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对于农民而言, 其最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 所以解决资金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以其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 从而促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物权法》对于家庭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抵押的限制, 主要考虑了我国农业用地所承载的农村社会保障功能, 即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承包经营权进行了抵押, 一旦不能按期偿还债务, 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 承包人就会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 从而使农民生活失去保障, 还可能引发社会问题。但这一限制严重阻碍了农村土地权利交易市场的形成, 使农民欠缺了融资能力, 这将严重影响农业的稳定和农民收益的可持续增加。在土地收益预期日益降低的市场环境下, 更多的农民选择外出谋生而不愿耕种承包土地, 导致的结果是弃耕、荒耕的土地越来越多。[8]而且, 设立抵押权并不一定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 更何况《物权法》明文规定无论以何种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可以转让。而究其本质, 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与其具有的可转让性是完全一致的。所以, 为了能够为农业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不应将家庭承包与其他方式的承包区别开来, 而应统一规定允许抵押。只有这样, 才能有助于外部资金向农业生产的流入, 缓解农业发展中的资金紧张问题, 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减少粮食生产中的隐患。

四、建立农民的法定维权组织, 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中国13亿人口中有9亿是农民, 农民利益的维护是关系社会稳定、和谐, 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由于农民都是分散承包经营, 已经成为一个个独立经营的经济个体, 彼此间缺乏协作与组织, 自我组织程度低、个体力量的微弱, 加上长期以来农民在文化权利上遭遇不平等的待遇造成的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 使得农民与有组织的政府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 形成了农民力量与公权力的悬殊对比, 存在着明显的力量不对称。强势的政府和其他社会集团常常对弱势的农民滥用权力, 而农民在遇到这种基本权利被侵害或剥夺时, 往往难以形成合法、有效的强大维权力量与之抗衡, 致使各种坑农、伤农的事件不断发生, 农民的权利不断受到伤害。可以说, 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组织上高度涣散、信息上相对封闭、经济上处于劣势的群体, 是一个最容易遭受侵害的群体。“任何权利的背后, 其保障机制都取决于政府与公民力量的对比关系。但中国农民的自我保护能力弱, 往往很难抵挡外界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侵犯。缺少自己的代言机构, 农民既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 也无法影响国家的政策和行动。”[9]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多种多样, 既包括农民自身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的提高, 也包括加强对政府、社会组织的立法规制和执法监控, 更重要的是结成以保护农民共同利益为目的的组织。事实上, 我国是世界上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同时也是农民组织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世界其他国家, 如美国农民人数远远少于我国, 但其农民有农民协会、农民联盟和农场局三大团体;日本则有全世界最大的全日农协联盟;我国台湾地区有被联合国和东南亚不少国家奉为楷模的台湾农会。可我国农民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群体纵有九亿之众, 却没有一个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 也没有建立自己维权组织的法律依据。所以, 我们国家应该制定《农会法》等相关法律, 使农民维权组织的建立有法可依。如果农民能够依法建立起自己的维权组织, 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反映农民心声, 保护农民利益, 抵制对农民权利的各种侵害和剥夺, 如由组织出面帮助解决假种子、假农药、非公共利益的征地等问题, 以实现对农民权利的保护, 减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后顾之忧, 保证农民全力以赴投入农业生产活动。

长期以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 农民在我国一直受到压抑, 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社会心理根深蒂固, 工人、农民已经不再是一种职业的划分, 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农民这个身份就意味着在权利面前低人一等, 属于“二等公民”。因此, 应该通过法律的完善, 使农民不再因农民的身份而卑微, 不再因农民的身份而苦恼, 不再整天为摆脱农民的身份而奋斗, 而是安心于农民身份, 心甘情愿做农民。唯有如此, 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尽心履行农民的职责, 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唯有如此, 我们国家的粮食才不会发生危机,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摘要：全球粮食危机的爆发, 为我国的粮食生产敲响了警钟。耕地资源相对缺乏、自然灾害频发、农业基础薄弱、农村撂荒现象严重等因素使得我国的粮食生产面临考验。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未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应在法律中对农民地位、农民权益保障、农民组织建设等切实加以维护, 充分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的各项权利,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才能保障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

关键词：粮食危机,农民地位,农民权利,维权组织

参考文献

[1]胡德春.建立长效监管体系——大国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J].中国粮食经济, 2008, (07) .

[2]宋廷明.世界粮食危机给我们的启迪和警示[J].中国粮食经济, 2008, (07) .

[3]杨海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权利保障问题探析[J].学海, 2006, (04) .

[4]陆学艺.新农村建设要抓住牛鼻子[N].新京报, 2006-03-02.

[5]胡星斗.关注农民的权利贫困——在《南风窗》、《中国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Z].2004-08-06.

[6]陈耀东.失地农民的权益如何保障[J].中国动物保健, 2008, (02) .

[7]王文军.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三论[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法学版) , 2008, (05) .

[8]徐文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设定之法律思考[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7, (12) .

[9]钟丽娟.农民权利保障的法律思考[J].理论学刊, 2003, (03) .

世界法律 篇2

千呼万唤始出来

几经周折终于尘埃落定的《电子签名法》作为我国信息网络法律的开山之作，享有“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法律”的殊荣。

长期以来．关于信息网络立法的呼声不论是在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场所、在官方还是民间，从来就没有停息。7月11日，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在中南海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成思研究员关于“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发展”的法制讲座，此后相关的法律在高层和业界的强力鼓动与推进下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并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水到渠成。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理事长、原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司长、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宋玲教授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电子签名法是个很新的事情，但立法的过程却很艰苦。

宋玲指出，这项工作大概从二十世纪末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很多的领导、专家以及同行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国务院法制办会同信息产业部、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等部门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听取了电子商务和法律方面专家的意见，还研究借鉴了联合国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电子签名示范法和欧盟的电子商务法、电子签名指令以及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有关立法。宋玲指出，本届人大常委会在审议该法的时候．同样非常深入实际在国内做了大量的实际调查。

专家们介绍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联台国贸法会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就已经着手研究和制订有关计算机上的数据认证和电子签名的法律文件并制订了以《电子商务示范法》和《统一电子签名规则》为代表的一系列示范性文本供各国立法参考。1995年美国的犹他州颁布的《数宇签名法》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部全面规范电子签名的法律，此后欧盟和欧洲各国也很快出台了相关法律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甚至包括印度、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也相继跟进．至今世界上已有34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先后制订了电子签名法，或以确立电子签名法律地位为主要内容的电子商务法。

客观地说在信息网络的立法方面我们起步较晚。但广东上海海南等地曾颁布了一些与数字签名有关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并出现了一些电子签章的认证机构。中央一级的立法是从开始的，当时国务院信息办委托有关单位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章条例》，最初的定位是行政法规但在网络经济和数据电讯事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国务院决定将该立法的层级直接提升为法律，此后几经修改，终成定稿。

新近颁布的这部电子签名法共五章三十六条，首次赋予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并明确了电子认证服务市场准入制度保障电子交易安全。

由此一来，网络信息世界这一虚拟的空间，因为电子签名法的诞生从而具有了合乎法律意义的确定身份证“当人们畅行于这方领域的时候就将像畅行于现实社会一样，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持有自己合法的电子签名在诡秘无测的“异邦”，也就有了“天涯毗邻”般的秩序和熟悉的方位。

新法“视时而立仪”

一部电子签名法，为什么会显得如此迫切，被认为是目前电子商务最首要和最基本的立法问题？从法律专家的眼光来看电子签名的法律效用问题一直制约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实施的合同法虽然规定了电子文本的有效性，但对电子签名的规则和法律效力，却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同时，电子认证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的不明确导致发生纠纷后责任难以认定，此外电子签名的安全性、可靠性没有法律保障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护，普遍对电子交易安全缺乏信心。

联合国贸法会议《20电子商务和发展报告》显示年全世界的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6153亿美元比20增长73.1%：瑞士信贷银行发表的报告显示，全球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贸易总额预计为1.24万亿美元。据统计中国目前有4000多个电子商务网站和70多家认证机构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估计，20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约为600亿美元。

面对如此庞大的电子商务交易人们却又承担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和心理恐惧。阿里巴巴副总裁金建杭曾表示：“网民之所以不愿意在网上购物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无法确定对方是谁。凭什么让我相信你的货物确实存在)我付了钱之后能不能收到我所要的东西，如果收不到我找谁要回我的钱？”

从电子政务的角度来说如果电子政务没有电子签名的法律规范，则只能发布信息，真正的网上政务无法实现。为此全国人大代表王晶表示，现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发展很快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法律效力缺乏明文规定，已经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发展的法律障碍成为制约其发展且亟待解决的一大瓶颈。

因而，电子签名法的出台既是适应信息化发展的应急之需也是根本之路，它将对我国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该法对确定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规范电子签名的行为明确电子认证服务机构的法律地位及电子签名的安全保障措施等多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使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实施有了明确的法律主体。可以说电子签名法是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法律体系正式迈入网络时代。

银行等领域曾经较早地使用数字签名来开展相关业务但大家对其认识还不够，数字签名的使用者并不多。可以预计电子签名法的实施将对金融商务税务网上交易和处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人们期待着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的应用环境将随之得到巨大改观，期待着需要大量纸张文件来处理的大笔金融交易将来通过在网上简单地按下键就可完成。

诚如中国电子商务法律网总裁阿拉木斯分析的那样一部篇幅有限的电子签名法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电子商务法律问题还需要实施细则和配套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乃至行业性规范的支撑，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其他电子商务法的配合以形成我国系统的电子商务法制环境。从一部全面的电子商务基本法的角度看，目前

我国这部电子签名法还有一些不足它的出台还只是我国电子商务法制建设的一个开始。但电子签名法的出台定会大大带动相关法律能出台，在新法审议的同时国内电子商务企业电子商务协会和法律界人士也聚会北京商议业内迫切需要的《电子商务交易条例》。业内人士表示。如果说1995年到偏重于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基础建设的话那么可以说现在是在基础建设上进行更精致化的建设。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的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的网民总数已达8700万，其中万网上交易随着网上交易数量的不断增大，将会释放出很大的需求，互联网也将实现从单纯的媒体时代向全面应用利代过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子签名法正应了《管子・国准》所阐述的视时而立仪”。

这部电子签名法于204月1日起施行，但在其获得通过后短短的十多天里，仅浙江省就有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和2000多个人办理了“网上身份证”，其雀跃程度可见一斑。

9月23日北京顺天府和联合利华公司签订了由北京书生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的电子合同。宋玲指出这是国内首份电子合同。

电子签名法与信息安全

正是因为电子交易过程的安全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使得蓬勃兴起的电子交易遭遇瓶颈之困。因此，参加电子签名法审议的一些委员认为一定要考虑技术安全保障保护消费者权益等问题。

在电子签名法颁布以前，人们完全是通过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来保证交易的安全，先后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技术，如对称或非对称密钥、指纹识别、声波识别等等。可以说，如果仅从技术角度考虑，以非对称密钥为代表的电子签名技术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商业交易过程和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安全性和不可抵赖性等问题，满足交易所需的签章要求，其防伪能力大大高于传统的手写签名。此技术在电子认证机构的支持下快速应用和发展，其安全可靠性已经过大量实践的检验。据计算，如果想通过穷举的方法破解现有数字签名技术所产生的密钥，需要集中全世界现有的计算机并计算上百年的时间。――可见，电子合同在技术上已比较成熟，业内一直苦苦等待着法律上的保障。

密码学专家南湘浩告诉记者，随着网络由封闭的计算机网络发展为开放的互联网络，业务由简单的数据通信发展为网上交易，信息安全的内容也由数据安全扩展为网络安全和交易安全。数字签名的必要性在第三代安全时代显得更为突出和紧迫。

但技术的可靠性只是解决了交易过程中技术本身的问题纯粹的技术手段毕竟不能解决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它还需要而且必须要从法律的角度给予电子签名与传统签名、盖章等同的法律地位，才能使电子签名在广泛应用中发挥功效。从信息安全自身的发展来看，局限于信息安全技术谈安全有些问题常常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也是业界广泛关注的一个深刻话题。

张楚教授是这样解释的，以电子签名技术本身为例，在众多的方案中，究竟什么样的签名技术才能受到法律的承认？什么样的数据电文才能作为证据在法庭上使用？消费者的隐私权和交易者的商业秘密如何保障，谁可以作为认证电子签名的权威机构？电子签名失效后仍被使用的法律责任由谁来承担？等等诸多问题均不是可以单纯依靠技术来解决的。要真正保障交易安全使业已成熟的技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相应的法律制度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为保证安全性电子签名法明确了各方在电子签名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因为有了法律规定，责任追究成为可能。为保护电子签名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伪造、营用、盗用他人的电子签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电子签名人在电子签名行动中有过错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依据电子认证机构提供的服务从事商务活动遭受损失而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鉴于认证机构的可靠与否对电子签名的真实性和电子交易的安全性起着关键作用，但考虑到目前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健全，所以，为了确保电子交易的安全可靠，

神仙世界里的法律规则 篇3

小时候看西游记，很羡慕天庭里面的那些神仙，他们可以长生不老，能够法力无边，他们居住的小区叫瑶池，他们喝的果汁叫琼浆，吃的零食叫仙丹。尤其是，可以使用非常低碳的交通工具：一朵彩云或是一只仙鹤，没有令人闹心的“车来车往”。

然而，岁月慢慢流逝，我渐渐长大、变老，获知了世俗世界里的一条自然法则：没有一件事物是完美的。大概，这是我们人类每一个个体必然经历的“成长的烦恼”。可是，神仙世界呢？在这条世俗的自然法则面前，会不会逃逸为我们希翼的例外呢？

天庭的治理模式

仔细一考虑，真相却是悲剧性的，很多时候，天庭被我们一厢情愿地理解为天堂。其实不是。这里我们要揭示的，是被天庭里的曼妙所遮蔽的落后的人治治理模式。这里，我们把法治的价值看成是先验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断言：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毫无疑问，天庭里是有天条或天规的，然而，天条或天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却无人知晓。天庭里似乎没有政府公报，也无新闻媒体，缺少了天条、天规公布的载体，也无天条、天规被浇铸在某某物体上的文献记载。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天兵天将屡次执法的过程中，只是笼统地宣布，某某触犯了天条，而不是具体地认定触犯天条中的第几条。对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天庭里的天条从来没有被正式公布过。除了玉帝，没有人知道其具体的内容。这里，我们或多或少嗅到一些“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法律神秘主义的味道。

其次，法律的可行性。法律是规定人们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行为规则，法律不应该规定人们无法履行的义务。用法学里的一句谚语表达则是：法律不强人所难。然而，读西游记，我们得知，天庭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律令：禁止婚姻。天上的神仙只有一个人有老婆，这个人就是玉皇大帝，他的老婆就是王母娘娘，其他的神仙，不论男女，都没有自己的“知心爱人”，只能唱“单身情歌”。

至于西行的取经团队，简直就是禁欲版的F4。语境地看，这条法律也许是合理的，毕竟，神仙是不会死的，如果允许他们结婚生子，那么，神仙的数量就会激增，天庭里人均可供支配的公共资源势必下降。需要说明的是，天庭里的公共资源也是有限的，不会像泉水一样，汩汩而来，往往需要漫长的周期，耗费大量的成本。以王母娘娘的蟠桃为例，要等三千年才开花，再等三千年才结果。可是，问题就在于，天上的神仙和我们人类一样，也有性的要求和感情的需要。例如，猪八戒同志当初被开除出组织，最初原因就是酒后乱性。此外，它的恶劣之处还在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从而，产生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再次，法律完备。天庭中的法律制度，刑法占了主要的内容，侧重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即使针对一些诸如婚姻方面的民事行为，例如，七仙女、织女的私定终身，其调整方法也往往是刑事措施（“打入凡间”差不多相当于“流刑”）。由此，不难看出，天庭里的法律制度建设是不完备的。

此外，更为严重的，天庭里缺失公务员问责制度。例如，孙悟空从炼丹炉子里跑出来一节，太上老君先是主动请缨，要求玉帝把孙悟空交给自己，说要用来炼金丹，而后却玩忽职守，把剩余工作交给几个打工仔来完成，结果金丹没有炼成，却炼出个火眼金睛。很明显，老君在该事件中有渎职的嫌疑，然而，其工资、福利待遇没有因为该事件而受到任何影响；执法大队队长托塔李天王，在维持天庭治安方面，鲜有胜绩，却有很多败绩，然而，他的行政职务和级别大致是稳固的。

天庭里被放纵的犯罪

前面我们提及，天庭的法律被称做为天条。第九回的回目“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中，就有“天条”两字。依据天条，玉帝审结了一批大案、要案，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孙悟空危害天庭安全案，猪八戒猥亵妇女案，沙僧，小白龙损毁公私财物案，泾河龙王玩忽职守案，黄袍怪、玉帝妹妹思凡案等。然而，我们注意到，西游记里，也有一些犯罪行为根本没有得到处理，甚至有的案件玉帝明明已经知晓，或是已经进入审理程序，最后却又不了了之。具体说来，这些案件大致包括这样一些：

比如西海龙王徇私枉法案。第四十三回“黑河妖孽擒僧去、西洋龙子捉鼍回”中，黑水河河神向孙悟空控诉道：黑河怪“从西洋海趁大潮来于此处，就与小神交斗。奈我年迈身衰，敌他不过，把我坐的那衡阳峪黑水河神府，就占夺去住了，又伤了我许多水族。我却没奈何，径往海内告他。原来西海龙王是他的母舅，不准我的状子，教我让与他住。我欲启奏上天，奈何神微职小，不能得见玉帝”。西海龙王袒护了自己的外甥，却没有承担任何责任。

还有大腕走失人口、宠物案。这类案件比较多，且犯罪人主观恶性极大，行为危害结果十分严重。具体包括太上老君的童子变成金角、银角大王，青牛变成金兜大王；文殊菩萨的狮子假冒乌鸡国国王……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天条为准绳”的原则，上述案件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处理才对。

那么，为什么这些大大小小的案件没有被立案调查、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呢？是因为犯罪人作案手段隐蔽，难以被发现吗？

显然不是。我们知道，天庭里有一支素质过硬的侦查队伍：当年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惊动了玉帝，千里眼、顺风耳两人没有下界，只是打开南天门，略微观看了一下，就搞清楚了孙悟空的身份；孙悟空偷桃、盗酒，大闹蟠桃会，这些情况，纠察灵官“出殿遍访，尽得详细”。况且，像大腕走失人口、宠物一类的案件，犯罪人差不多都是长时间地、公开进行犯罪活动，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且像太上老君的青牛案中，孙悟空本人就去天庭反映过，而且玉帝也派了李天王、哪吒等人协助降妖，大家都已经获知真凶的身份；金鼻鼠一案中，接获孙悟空的告诉，玉帝本来已经立案调查，但后来却因为当事人的和解而不了了之。

选择性执法与执法折扣

要解释天庭的执法、司法“乱象”，理解天条的运作状况，我觉得，有两个词可以来概括：一曰选择性执法；一曰执法折扣。

很显然，天庭里天条的运作状况是由其人治体制所决定的。什么时候法律把权力驯服为俯首帖耳的羔羊，什么时候就有了真正的法治。

在天庭，虽然有法，却并未确立起“法的统治”，玉帝垄断了一切权力，享有凌驾于天条之上的特权，实施“垂法而治”，这样，导致玉帝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至于具体的量刑幅度，很可能取决于他老人家昨天晚上的睡眠质量。而对于大腕们走失人口、宠物一类的案件，不论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他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聋作哑，一律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统统予以放过。

玉帝的选择性执法，换取了大腕们对自己领导地位的拥护和支持。然而，这种执法方式，不但造成了一种执法滥权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危害了法治的基本原则。

进一步分析，选择性执法仍然不能解释天庭里所有被放纵的犯罪。对大腕们的过错，玉帝选择了姑息、迁就，可是，像龙王私雨、九叶灵芝被盗等案件，其行为人并不是大腕，他们和八戒、沙僧、小白龙的地位差不多，也只是天庭里的小角色而已，为什么对这些犯罪，玉帝也没有进行处罚呢？这就是我们要谈的另外一个天条的运作现象：执法折扣。按照法社会学的视角，法律表达和法律实践之间普遍存在着差异，通俗地说，法律规定是一回事，而法律实践则是另一回事，行动中的法律运作不见得完全按照纸面上法的逻辑来展开。

我们知道，天条的内容是非常细致、繁杂的，从宫廷礼仪到天庭安全，从公私财物保护到异性交往，再到下雨的时辰和点数，可谓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由此，从内容上看，这显然是一个过度的法律规则，任何规则的运行均需要耗费一定的公共资源。如果天庭有充分的可供耗费的公共资源，这当然不成问题。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象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天庭基本上是一个纯消费组织，其社会资源的获取渠道非常单一。因此，玉帝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差钱”，相反，他是“很差钱”的。

如果说选择性执法是恶劣的，破坏了平等价值，执法折扣则几乎是法律运作的一种必然现象。与永远严格的执法策略相比，执法折扣显然能够降低执法成本。或许，这一点也启示我们，对现实中大量有法不依的现象、包括周期性“严打”这种法律政策，除了一味地批评，戴上一定“运动式”法治的帽子外，我们还应该做更具体、更全面和更理性的分析。

红孩儿：青少年犯罪样本

西游记里，红孩儿是非常特别的妖怪：大多数妖怪都没有家，红孩儿居然有一个还算完整的家庭。更特别的是，他竟然是一个孩子，和他差不多同龄的哪吒，已经早早地成长为天庭里的“杰出青年”，降妖除魔，成为了正义和勇敢的化身，而红孩儿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总结他的成长历程，分析他步入歧途的缘由，或许对我们认识和理解青少年犯罪这一问题有所裨益。

首先，犯罪低龄化。红孩儿，单从名字上看，就知道他是西游记中惦记唐僧肉的最小的妖怪，占据了号山，他给自己封的名号叫做“圣婴大王”，也表明了他对自己年龄的自我认同。其次，作案手段野蛮、凶残，往往不计后果。应该说，红孩儿这个小屁孩长得还是很招人喜欢的，然而，就是这么个可爱的小家伙，却给取经团队带来大麻烦。一路上没怎么吃过亏的孙悟空，竟被他的三昧真火“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可怜气塞胸堂喉舌冷，魂飞魄散丧残生！”要不是八戒出色的按摩技术，差点就挂了。此外，一般认为，青少年犯罪，其动机大都比较单纯，很少预谋，突发性犯罪比较多。与此不同，在劫持唐僧这一事件上，红孩儿的犯罪计划制定得非常周密，表现出很强的预谋性。

第三，大案、要案、严重犯罪较多。总结红孩儿的表现，大致构成了三种形式的犯罪，均系重大犯罪行为。一是吃唐僧肉、严重干扰取经事业。众所周知，取经事业是佛界领袖如来亲自策划的重大项目，想在这里分一杯羹，弄块唐僧肉尝尝谈何容易。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尽管法力和孙悟空难分伯仲，红孩儿的老爸牛魔王也一直保持低调，迟迟不敢动手。

另外，在第四回中介绍哪吒的一段话里频繁出现了诸如“麒麟子”、“彩凤仙”、“龙种”这样的词汇。给人感觉，哪吒之所以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由他的出身或血统决定的。

照此思路，神仙的儿子长大了就是神仙，妖怪的儿子长大了就是妖怪。这么看来，因为爸爸是牛魔王，没有李靖那样的神仙户口，红孩儿一出生就注定是一个“天生犯罪人”。也正是基于这种逻辑，第三十一回中，黄袍怪和百花羞的两个儿子被孙悟空、猪八戒掼成肉饼，也无须承受良心审判。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血统论有着悠久历史。印度电影《流浪者》中，法庭上的法官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事实上，同大多数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一样，红孩儿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有着家庭、社会以及自身的多重原因。

首先，家庭因素。家庭是一个人最早的学习、生活的场所，这个场所的环境与氛围如何，以及作为孩子第一任教师的父母，其言行举止如何，对于子女的教导方式怎样，均会对青少年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也起到不小的作用。那么，红孩儿所处的家庭环境如何呢？前文我们提及，牛魔王在同铁扇公主建立婚姻关系后，又有第三者插足，老牛竟然置老婆、孩子不顾，堂而皇之地包起了二奶，“弃了罗刹，久不回顾”。名存实亡的婚姻，几近破裂的家庭，父子亲情的严重缺失，这样一种家庭氛围带给红孩儿的，必然是一份“残酷青春”。

其次，社会因素。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地镶嵌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制度、文化、风气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许多青少年在不良文化的影响下，心理品质不断恶化，直至转化为犯罪心理。那么，具体到红孩儿，他置身于一个怎样的社会氛围之中的呢？我们知道，红孩儿在号山称王，他的老家应该是母亲所居住的翠云山。来看看他的邻居：在号山东边，是乌鸡国，那里有文殊菩萨的青毛狮子精，在号山和翠云山之间，有西海龙王的侄子黑河妖、观音的金鱼变幻的灵感大王、太上老君的青牛变成的金兜山大王、如来家的一只蝎子变成的蝎子精。这些妖怪依仗着自己的亲属、主人在天庭的地位和势力，有恃无恐，在下界为妖，兴风作浪，荼毒生灵，为所欲为。而其恶行一旦被发现，他们的那些有头有脸、平日里被认为是正义化身的亲属或主人就会及时出现，公然庇护他们逃离惩罚、规避掉本应该承担的责任。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第四十二回中，为了抓捕红孩儿，观音在孙悟空手中写了一个“迷”字，教他“捏着拳头，快去与那妖精索战，许败不许胜。”红孩儿不知是诈，“果真着了迷乱，只情追赶。”这里的这个“迷”字，实在是红孩儿人生悲剧的一种隐喻。从更宏观的社会环境分析，天庭拙劣的社会制度也是促使红孩儿走上犯罪道路的另一大因素。

责任编辑：黄倩

其实，孙悟空和宋江是一个支部的！

这几天，给女儿重复地讲《三借芭蕉扇》的故事，火焰山烈火熊熊、飞鸟难过。其实，火焰山的始作俑者是可爱的孙悟空。这一点孙悟空一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

我觉得，还有一点，孙悟空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也没知道，就是去往西天取经的路上怎么这么多妖怪呢？答案仍然是孙悟空。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并没有按照法治的逻辑，给予孙悟空“规则性惩罚”，相反，孙悟空犯上作乱的行为结果是做了一个交通部门的科级干部。这无疑是一种“机会性惩罚”，从而极大地破坏了天庭制度的威慑效果，使得牛魔王、白骨精、蜘蛛精等一干人纷纷揭竿而起。这也进一步说明，天庭的管理方式是人治的，而不是法治的。

这里，我们的讨论限以法律责任或法律惩罚的实现为例，法治社会强调的是“规则性惩罚”，即本着责任法定的原则，力求“类似案件类似解决”。而不会投鼠忌器，顾及惩罚的浅层成本。

与法治社会强调的规则性惩罚相反，人治社会在惩罚问题上往往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我们可以称其为机会性惩罚。和规则治理的逻辑不同，尽管法律被刻在或浇铸在某个坚硬的物体上，机会性惩罚的实现方式却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例如，为了增强个人魅力，国家的老大往往法外施恩，常赦免犯人，向社会派发“时代的糖果”。据说，大赦的频率大致是西汉平均是26 个月，东汉是28 个月。唐宋时期每隔一年半便有一次大赦，元代是两年一赦。《水浒传》里的宋江哥哥一门心思的招安，也是企图规避法律，期盼政府对其犯罪行为采取机会性惩罚。

机会性惩罚也许会节省制度运作在特殊个案的浅层成本，然而，它并不符合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其缺点在于，一方面它会导致政府信誉资产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使法律制度的威慑效果打折。既然惩罚的实现方式是机会主义的，那么，要增强法律的威慑效果，维系社会秩序，只剩下严刑峻法的一条路了，由此看来，古代人的刑法之所以比较严苛，并不就是表示那个时候的人心都是铁做的。（语境地考量，古代社会的严苛法律，除上述因素外，或许同科学技术不发达而导致案件的低破获率有关。）

再有，具有公民不服从精神的孙悟空和宋江其实是一个党支部的，对于未来愿景的规划都是招安。很可惜。这样的孙悟空还配不配做紫霞仙子口中的“盖世英雄”呢，我很怀疑。

张未然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1日出版

《红楼梦的法律世界》读书报告 篇4

在从前的学习中, 我对教科书的内容深信不疑, 觉得学习就是不断地记忆积累, 绝少怀疑。学习了本学期的中法史课程, 金敏老师颠覆了我对历史的认识, 深知怀疑精神的可贵。梁治平说: “视历史为以往经验的记录, 并不否认和轻忽其中的创作因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观,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记录过去即是对以往的回顾, 回顾必定出于特定视角, 而视角必包含特定时空中特定人群的情感、理性和偏见, 包含他们的希望和恐惧, 风尚和欲望。因此, 对历史的检讨, 便是一种对于人类心理、思想和行为的探讨。”人生的有限性决定了一个人无法亲身感知经历所有的历史, 我们只能从叙述的历史中去了解曾经发生的过去, 然而只要是人叙述的历史, 都会有主观性。①金敏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这一概念, 伽达默尔解释到:“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 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 或一种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存在和历史理解的存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而称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身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对象的主观行为, 而是属于效果历史, 这就是说, 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客观历史我们永远无法准确地知晓, 书本上的历史均是经过改变的“历史理解的存在”, 是在客观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的重构, 这必然决定了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存在着人的主观, 是主观历史。所以, 我们在学习中法史的过程中要有怀疑批判精神, 去反思什么样的主观历史更接近于客观历史。

田晓菲在“幽暗的树林”中说: “叙述的方式和角度, 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 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历史知识的形成受到方法和旨趣的左右, 他们共同决定历史的叙述模式、知识样态及其运用。从知识沿革的角度看, 在特定时间和地域范围内决定历史知识的这些因素, 可以概括地用“范式”这一概念来说明。②不同的中法史的范式, 便决定了它们的优劣。2013 版司考教材的《中法史》③、刘根固的《中法史》④代表了官方的主流范式, 通览全书, 给读者一个总体感觉, 从西周以降, 历代的律法均为规定刑事犯罪, 坚持主流范式“诸法合体, 民刑不分, 以刑为主”, 在介绍唐朝法律制度时, 均只引用《唐律》作为材料来源, 均只介绍了唐朝的刑事法律。然而, 同样作为官方主流范式的叶孝信版《中法史》却详细介绍了唐朝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格、式四种。详细介绍了《唐律疏议》、《唐六典》, 并详细介绍了唐朝刑事方面、民事方面、行政立法、经济立法及对外贸易等方面的立法。所引用的法律也较丰富, 诸如《捕亡令》、《杂令》、《田令》、《婚姻令》、《户令》、《主客式》、《茶法条约》, 这些均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迥异的唐朝法律范围。叶孝信版的《中法史》似乎破坏了我们对长久以来所熟悉的主流范式的印象,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也是极其发达和完善的, 民法、刑法、行政法及经济立法等等兼备, 可知叶孝信版《中法史》乃主流范式的边缘。

为何会出现上述差异呢? “持有什么样的法的概念, 就写出什么样的中法史”这句话或可给予些许提示。贺卫方“东西方法律意义的沟通” ( 为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所作序) : “来自西方的法律规范、原则、理论、概念在本土不断传播, 它们表现为一系列语词, 但又不仅仅是语词;通过不断的引进, 通过阅读。记忆以及现代化传媒的大量复制, 通过现代型的法律教育, 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知识。甚至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连自家历史的原初记忆也丧失了, 例如今天的史学家对中国法律史的解说就没法摆脱外来的语词及背后的各种概念、原则等。”同样, 严复在翻译《法意》时指出: “西方‘法’字, 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肇始于概念翻译的误解, 进而扩展至对传统法的观念、结构、特征、内容等整个体系的误解。借用宇文所安的“中介”说, 我们今天对中国传统法的认识不仅经过了时间的中介, 更经过了空间的中介, 经历了这等时空中介的传统法的面目与其本来面目不知相去多远, 有多少“原初记忆”已经丧失。我们固然无法唤醒全部的“原初记忆”, 实际上是由于我们沿用了那种如今看来过于狭窄的“法律”定义, 即法必须由国家制定颁布, 而造成的一个智识盲点。

法概念的澄清和原初记忆的找寻, 我们便可以理解, 为何司考教材和刘根固的《中法史》与叶孝信版《中法史》的内容和体系差距甚大⑤, 官方范式的《中法史》, 非常重视以刑为主的国家法典, 坚持“诸法合体, 民刑不分, 以刑为主”总体特征, 教材编写具有封闭性, 抑制反思。然而此三者所依据的编写材料均为国家制定颁行的制定法, 此称为“Law in book”。真实的历史与文本的历史, 两者的关系……———努力去无限接近而永远无法等于。金岳霖说过, “彻底的经过训练的怀疑态度”。我们在学习中应该“shifting boundaries”, 限缩性的法概念指导下写出的主流范式的中法史与扩张性的法概念指导下写出的中法史, 都是写的历史, 都是主观历史。相较于“Law in book ”这样的主流范式的中法史, 扩张性的法概念指导下写出的《红楼梦的法律世界》这本书则为我们洞开了不一样的法律天地, 这个别样的天地就是“Law in action”, 这不是法律条文的累积堆叠, 而是为我们活生生地展现三维立体的法律实施状态,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毫无疑问, 相对而言, 扩张性的法概念指导下写出的中法史更接近于客观的历史。

《红楼梦的法律世界》这本书以《红楼梦》书中描写的社会生活现象为研究材料来源, 从法律的视角并引用古代的文献典籍来详细解读该材料所反映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这无疑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红学研究方向, 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代法律运行状况。《红楼梦的法律世界》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 家族、家法、户籍、继承、典当、婚姻、丧葬、十恶、八议、枉法、强盗、大赦等等, 这些都涵盖了古代封建社会的生活方方面面, 我们从这些事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封建社会的礼法如何相互交织作用。这本书所引用的材料也是极为丰富的, 从主流官方范式的法条到官方范式不曾注意的皇帝的《训谕》和大臣的奏折、古人的著述、古代文学作品及今人的社会调查材料, 这些都相对于官方范式的《中法史》更为清晰的向我们展示了古代社会理、礼、法、制四者统摄治理下的法律运行实况。从而无可雄辩地证明了扩张性的法概念指导下所写出的《中法史》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兹举书中两例作说明。

传统范式的《中法史》常会着重介绍自上而下的法典, 其中又以刑法典为重中之重。如《清律》“官司出入人罪”条: “凡官司故出入人罪, 全出全入者, 以全罪论。若增轻作重, 减重作轻, 以所增减论。致死者, 坐以死罪。”古代对出入人罪的惩罚不可谓不严, 然而, 现实中法的实施情况究竟怎样, 我们无从知晓。《红楼梦的法律世界》这本书便为我们洞开了这样的观察古代“Law in action”之门。在《红楼梦的法律世界》的“枉法”篇中, 我们看到尹伊君这样写道:

“《红楼梦》写了大大小小若干起官司, 没有一件不枉法的, 或因徇情, 或因受财。”⑥“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虽然篇幅很长, 尹伊君提到曹雪芹对于雨村如何公堂审案并未直接着墨, 曹雪芹大量的笔墨写案外的人情、势力和复杂的社会关系, 门子与雨村的密谋和心理变化, 似乎要努力表明门子与雨村最终的选择也属必然。从贾雨村断案中, 我们可见法律在中国社会的真实运作状况, 司法官吏面对复杂社会情况、社会关系时的所疑、所思并最终做出枉法裁判。该案以小见大, 真可谓一叶落而知秋, 作者似乎要表明的是贾雨村的枉法不是来源于其自身道德败坏, 而是来源于社会深层的体制性腐败。中国的监察制度源远流长, 三代即有, 可以“纠劾百司, 辨明冤枉, 提督各道, 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 面对官员的枉法, 纠察不法的御史有没有起到监督作用呢?《清律》“官吏受财”条: “凡官吏受财者, 计赃科断。”《清律》“风宪官吏犯赃”条: “凡风宪官吏受财, ……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在凤姐指使张华状告贾琏“国孝家孝之中, 背旨瞒亲, 仗财依势, 强逼退亲, 停妻再娶”中, 尹伊君通过两个“只得”, 活化出监察御史在权贵面前的卑微心态和行为, 似乎都察院成了贾府的办事衙门。⑦尹伊君分析到, 现实中的监察御史不同于戏剧舞台上铮铮铁骨的形象, 包拯、海瑞也只是历史上的模范和榜样, 他引用了明人陈洪谟《继世纪闻》、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清朝中期北京流行的一首谚语以及康熙、乾隆对监察御史不满的上谕来佐证御史的难以发挥作用。他指出监察御史的难处是既不能硬, 也不能软, 这同样也是体制所造成的。这些丰富的史料, 清晰地再现了古代封建社会的法律运行状况, 那是立体动态图景, 是活的历史, 比干瘪的法条堆叠的死历史自然更接近客观历史, 并能不断地引入新观点, 带领人们去思考历史, 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这便是扩张性法概念指导下所写的《中法史》。

“The goal of this lesson is not about the knowledge, but about the method of learning. ”这句话无疑具有振聋发聩之效, 我们经历了长久的应试填鸭式教学, 使我们养成了只重视知识的记忆, 绝少怀疑反思的习惯, 僵化的思维能力才是尤为可怕的, 须知方法的训练才是最重要的, 不迷信, 不盲从。本学期金敏老师的《中法史》课无疑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

注释

1

2

3

4

5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2

6尹伊君.红楼梦的法律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180

世界法律日标语（55句） 篇5

在平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接触过一些比较经典的标语吧，作为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宣传状态，标语持续见证着每个时代的变迁。什么样的标语才经典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世界法律日标语（精选55句），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人生行万里，法律记心里

2、法以民为本，民以法为天

3、知法守法你我他，幸福平安千万家

4、人人守法，法守人人

5、知法守法用法，和平和美和谐

6、做守法市民，建法治城市

7、智者以法护身，愚人以身试法

8、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

9、守护人生绿灯，不闯法律红灯

10、法律如果没有法院来阐说和界定其真正含义和实际操作就是一纸空文。

11、开启法律明灯，照亮人生前程

12、百行德为首，万事法为先

13、情动人，理服人，法育人

14、和谐与文明同在，法治与发展共存

15、读书明理，普法医愚，守法律己，和谐添彩！

16、播下法治的种子，收获和谐的果实！

17、法律是灯，照亮征程；法治是桨，迈向希望

18、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守法律举步维艰

19、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20、诚信是生活的通行证，法治是社会的安全网

21、学法知法懂法事事讲法；守法用法护法人人普法

22、违法，法如一把利剑；守法，法似一盏明灯

23、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一慈悲的`目光看人。

24、金贵银贵平安最贵，千好万好守法最好

25、守法，法有情有义；违法，法铁面无私

26、落实责任，强化措施，大力开展社会治安集中整治。

27、深入开展法治县创建，促进和谐犍为平安犍为建设。

28、人生道路千万条，学法用法第一条

29、弘扬民主精神，加强法制观念，坚持依法行事，维护法治环境；

30、增强公民宪法意识 提高公民法律素养

31、弘扬法治文化 传播法治文明

32、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加速实现奋力崛起

33、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34、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35、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36、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37、最大限度激发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38、弘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国

39、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40、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41、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42、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43、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44、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45、依法行使权利 自觉履行义务

46、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47、人人学法用法 个个懂法护法。

48、举法治大旗，倡文明新风；走小康之路，建和谐社会。

49、守法律己依法办事 以人为本执法为民。

50、普法教育你我他 法治建设靠大家。

51、弘扬法治，崇尚文明，做诚信守法好市民

52、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提升文明城市建设水平

53、学法知法守法护法，为你为我为大家

54、法律援助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受益。

世界N个操蛋的法律条款 篇6

这个世界并不缺乏幽默感，尤其是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外，许多雷人的法律也在趾高气昂地操蛋着。

美国，密西西比州购买黄色的人造黄油有可能犯罪

你可能不知道，如果你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某家小店购买一块黄色的人造黄油的话，可能就已经构成犯罪。这处罚包括1个月的监禁和100美元的罚款，多次违法该条例的将处以6个月的监禁和500美元的罚款。

19世纪这个州就规定了这样古怪的法律，尽管数年来一直都民间黄油领袖试图冲破这个栅栏。但是现在看来该州大部分地需仍旧执行着1895年的这个神奇条款，而它也仅仅在1939年有过小小的修订。

政府颁布该条令的初衷是想降低低劣假冒人造黄油的生产比率，提高食品质量卫生。现在，政府虽然在理论上仍旧有权利对经销商进行处罚，但实际上已经睁只眼闭只眼。

英国，千万别死在国会大厦

这里有一个很诧异的规定，那就是凡是在国会大厦里死亡的人，政府将用国葬的待遇来对待死者。但不要以为，这样你就可以侥幸跑到里面‘自杀’或者怎样。他们24小时的看管人员会将你这种一脸病相、一脸衰相的人及时清理走的。

巴西，如果不是处女包退包换

这可能会在一些穆斯林国家里出现，(请注意，仅仅是可能)，但在巴西，这个拥有奔放桑巴的国家竟然也有这要操蛋的法律。从1961-2002年，巴西法律规定，如果你发现自己刚刚迎娶的新娘子并不是处X的话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收回自己的婚約和结婚证。不过还好，在2002年时这个条款终于被废除，大男子主义的狂欢从此结束。

美国，阿拉巴马州出售成人玩具是违法的

或许大家一直以为美国应该是继日本以外的第二大性玩具消费大国，不过没想到在他们国家里也会有这样的禁止条例。在美国阿拉巴马州1998年颁布的反淫秽法中规定，禁止该州淫民撒布出售那些主要用于刺激人体生理器官的东东，简单的说就是性玩具。所以，千万不要为了几分钟的愉悦而蹲进大牢，据说如果违反该法令将最高得到1年的监禁并且处以1w美元的罚款。如果是第二次违法你的监禁年数，将达到10年。

不过如果你是从别的州买来玩具，还是可以拿来玩玩的。该条令之是禁止撒布，并没有禁止使用。

荷兰，大麻合法，烟草反而不合法

荷兰就是这样的与众不同，它们规定在公共场合，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吸食纯的大麻，但不能抽香烟，也不能抽吸混合了2种以上物质的烟草。

世界法律 篇7

因为现存的世界经济行动的关联（交易联系）关系，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变化必然会产生对世界经济运行的影响。有鉴于此，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必须重新对国际经济法律体系进行构建。

可以说，现有的国际经济法体系是以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为核心构建起来的。

国际经济法涉及领域

一部分持“广义说”观点的学者强调国际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综合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即使是各个国家内部的经济运行也必然存在联动关系，所以国际经济法应当有所涉及。法律首先是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如果涉及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就应当纳入到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当中。因此，只要是关于国家之间经济交往的国家和私人之间的民事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属于国际经济法的所涉及到领域。

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根据国际经济法的一般理论，国际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经济关系，它是在两个以上国家共同协调国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而它规范的对象是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行为。对于私法主体之间跨国地贸易行为是由国际私法加以调整的。国际经济法规范国家行为，国际私法规范私人行为，从学科分类和体系构建上这本身没有什么疑问。但是这种体系划分本身就割裂了国内法与国际法，私人行为和国家行为的密切关系。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之下，新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应当包含国际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

从世界经济一体化角度以及各国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来看，对于任何一个参与到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国家来讲，其国内的经济关系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世界经济相连。所以从体系上讲，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除了规范国际经济关系之外，还应当包括间接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经济关系。国际经济法除了包括那些直接规范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而且也包括通过规范国内经济关系而间接作用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单纯的国内法律规范。

世界经济法律体系

世界经济法的基本框架由其所规范的目标来描述清楚，而它的目的是用法律规范世界市场秩序。这一任务在原则上区别于法律对国内市场的规范任务：首先，它使世界经济在法律框架内运行成为可能，并形成长期稳定的市场交易秩序，最终在长期稳定的交易秩序下完成的商品交易会成为国际经济主体之间市场分工的基础。对此，应当制定必要的规则作为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法则，稳定交易秩序。其次，一旦交易法涉及因为市场失灵而导致国家干预时，特别是为了保护特定的总体利益（国家、公共利益）时，国家、国际组织在法律框架内适度的影响国际经济运行就成为必要，对此所制定的法律制度被称为是干预法。最后，是一项法律的任务，它保障世界经济秩序不因国家干预而导致分裂，它原则上确定在经济交易中的国家干预的界限，并且区分私人因素和公共经济因素，对于这些必要的规范称为是秩序法。 这样，在正常的世界经济运行中就形成了以私法主体之间交易为基础，以国家干预为例外，以规范国家干预为保障的世界经济法律体系。

交易法

世界经济运行的基础不是国家或政府之间的经济交换，而是单个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也就是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关系。世界经济联系从本质上来讲是世界范围内市场形式的私法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对于经济全球化而言，不能不正确地对待世界经济的“私人化”趋势。这一趋势从结果上符合由经济主体组成的世界经济社会的图景，世界经济体系正是通过各国经济之间联系建立起来，并且因此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作为世界私法社会基础来对待。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的私法关系中，居于主要地位的是经济关系，其次才是诸如婚姻、家庭等私法关系。

经济交易的标的实际上是经济主体让与和交换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包括所有权和其他支配权）以及经济产品的让与或交换。世界经济法律制度首先是确定哪些可以成为经济主体，而这些法律制度大都来自各个国家自己的法律制度，主要是主体法律制度，例如民事权利、行为制度，主体制度等等。其次，作为世界经济交换的基础性前提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制度性地确立和保护经济主体对经济资源的所有和支配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世界经济交换的起点。最后，世界市场上的经济交换是通过世界范围内有效的债权法律制度得以实现的，即全球化的交易规范，它保障了作为经济交易的约定得以执行（主要指向的是合同法律制度）。

干预法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需要政府适度干预，目的是消除市场经济自发调节时产生的不利因素，也因此产生了对市场失灵进行国家纠正的问题，特别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等公法利益。国家干预是在市场失灵或者超出国家经济决策者预期的情况下启动的，它与每一位经济主体来讲休戚相关。

各个国家的历史、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的不同使得他们国家干预市场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中，每一个独立的生产者承担生产费用并且参加到世界经济交往当中，其目的是要其它国家的经济主体分担生产费用，并获取经济利益。因此，需要公众承认的国家干预，目的是控制私法主体的行为，以至于能够照顾到公共的利益。因为，依靠公法手段实现他国经济主体的私法权益，这本身也是有关于自己国家的公共利益。但是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对国家干预加以规范，使国家干预具有全球性的特质，必须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与世界同步。不论是国家干预法，或是国际干预法来讲都是世界经济法的一部份。

秩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