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倒逼机制

成本倒逼机制（共6篇）

成本倒逼机制 篇1

我国粗钢产能近9亿吨, 占世界产能的一半以上, 如此大的生产规模, 造成了供大于求的局面, 钢材价格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跌至低点, 2009年, 国家4万亿投资拉动经济钢价开始反弹, 2011年10月开始步入下降通道, 而原料价格相较于产品较为坚挺, 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 加强成本管理显得至关重要, 攀钢集团西昌新钢业有限公司经过多年摸索, 借鉴先进单位经验,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形成一套颇有成效的“成本倒逼”管理机制。

一、成本倒逼机制的背景

成本是制造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生命线, 生产成本高昂使企业无法生存, 用钢材市场价格来倒逼成本是在目前严峻的市场环境下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首先, 公司领导班子统一思想, 下定决心, 用市场之手来控制成本;其次, 职能部室根据“成本倒逼”在公司范围内进行推广;最后, 全公司所有干部职工都树立起“成本倒逼”的成本控制意识, 建立健全“成本倒逼”机制。

二、成本倒逼机制的流程

在年初编制全面预算时充分考虑市场情况, 集团下达的利润目标, 结合生产工艺水平, 倒逼出年度成本控制目标, 并作为经济责任制考核中的重要一项, 力争做到考核不是目的, 降低成本才是最终目标, 详见图1“成本倒逼”流程。

每月对利润目标进行分解, 结合公司的组织机构, 把利润目标分解为“制造中心”和“经营中心”。“制造中心”负责进行生产, 控制生产费用;“经营中心”负责供销环节, 控制采购成本, 以合理的价格及时销售产品。利润目标分解后, 督促各中心进行细化分解, “制造中心”倒逼月成本控制目标, “经营中心”倒逼月采购成本, 并且每日、每周算账, 时刻紧盯倒逼目标, 及时采取措施完成目标。根据每日、每周、每月成本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分析, 找出成本控制的重点, 实时进行成本过程控制, 以每日完成目标确保全月、全年目标。

三、成本倒逼机制实际操作

2013年8月, 根据集团公司下达的下半年利润目标进行分解, 结合当月钢材销售价格, 对成本控制目标进行了倒推, 要求各单位控制成本如下表1。各单位再对目标进行细化分解, 每日按照分解目标进行控制, 各单位每日的完成情况如下表2。

公司领导每日都要对上一日的完成情况进行了解, 发现问题, 及时采取有效地应对措施, 以日目标保周目标, 以周目标保月目标, 以月目标保年目标。

对成本倒逼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调动全员参与的积极性, 增强责任意识, 从而推动成本倒逼机制的流畅运行。目前我公司成本倒逼目标的考核周期为一个月, 相对于日完成情况来说考核不及时, 现已在研究按照日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力求考核及时, 充分调动积极性。

四、成本倒逼取得的效果

实行“成本倒逼”机制后, 公司成本管理工作得到了有效加强, 成本管理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2008年金融危机, 攀钢西昌新钢业公司凭借特有的管理模式, 提高了企业的生存竞争能力, 从容应对这场国际金融海啸, 保持全年盈利, 优于同行业水平;2009-2011年在全体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下, 完成了集团公司下达的利润目标, 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年复合增长率达30%以上;从2012年至今, 由于钢材市场处于低迷状态, 而原燃料价格相对坚挺, 钢企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公司不可避免地受到严峻挑战。我们积极应对,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灵活多变适应市场变化, 在同行业亏损的情况下还略有盈利, 企业的竞争能力进一步加强。

五、成本倒逼机制的完善

尽管公司的“成本倒逼”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成本管理工作得到了加强, 但是还有不足之处。在成本倒逼过程中, 由于市场环境恶劣, 造成倒逼任务较重, 完成有难度, 责任单位、责任人有畏难抵触情绪, 而当市场好转的时候, 倒逼任务较轻, 完成难度相应降低, 这充分体现外部市场变化带来的压力变化, 但是也带来了标准的不统一, 这将影响责任单位、责任人的积极性。

针对“成本倒逼”机制的不足, 可以和其他成本管理工作结合起来, 互相配合, 取长补短, 使成本管理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1.“成本倒逼”机制和目标成本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以历史最好水平为依据, 以市场价格为核算参数, 核定出产品的内部目标成本和目标利润, 层层分解落实, 在此基础上进行成本倒逼, 把倒逼目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既避免过重, 也避免过轻, 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2.“成本倒逼”机制和日、周成本核算及管理制度结合起来。为及时了解成本情况, 参与生产过程控制, 加强成本管理, 公司建立了日、周成本核算及管理制度。日成本只核算计划成本, 而周成本核算分为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核算, 计划成本由生产厂根据计划价格进行核算, 实际成本由财务部门在各生产厂计划价格成本核算的基础上, 根据原材料的实际价格核算各工序的实际成本, 实际成本要核算产品制造成本、完全成本、变动成本。

日成本数据由于周期短, 统计数据不准确, 周成本在日成本基础上进行核算, 对日成本数据进行修正。对日成本分析较为简要, 而对周成本则分析较为详细。周计划成本完成情况进行分析主要是分析各生产厂的完成情况, 分析物耗对成本的影响, 周实际成本完成进行分析主要是分析产品实际成本在目前销售价格情况下是否盈利, 在分析的方法上采用表格和分析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细致详尽地分析。

把“成本1倒逼”机制和日、周成本核算及管理制度结合起来, 成本信息传递更加快捷, 成本过程控制得到加强, 公司的成本管理上了一个新台阶。

3.“成本倒逼”机制和财务快报工作结合起来。为及时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加强管理, 公司每月都要编制财务快报。财务快报分为上旬快报、中旬快报、下旬快报。编制一次财务快报相当于编制了一次财务报表, 财务快报在日、周报表的基础上, 对产、供、销全月情况进行预计, 据此编制财务快报, 对全月利润完成情况进行预计, 后一次的财务快报都对前面的财务快报进行修正, 力求财务快报数据准确。

“成本倒逼”机制和财务快报工作结合起来后, 成本倒逼的目标性、方向性更加明确, 成本倒逼的效果更加显现, 以成本倒逼目标完成利润目标, 以利润目标来调整成本倒逼目标, 两者互相结合, 共同促进目标完成。

4.“成本倒逼”机制和对标成本管理工作结合起来。集团公司2013年深入开展对标工作, 新钢业公司积极贯彻执行对标工作, 将新钢钒、西钢钒、攀成钢的生铁成本与本公司进行对比分析, 找出兄弟单位先进指标, 积极分析, 提出改进措施, 向先进指标看齐, 在进行成本倒逼时确定倒逼方向。

当下, 中国经济逐步放缓, 钢铁行业在持续低迷的形势下未见好转, 2014年一季度我国钢铁行业亏损23亿元, 从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已经连续亏损10个季度, 在艰难的外部市场环境下, 我们更要时刻牢记困难, 加强成本管理, 深化“成本倒逼”机制, 在严峻市场环境中提高钢企的生存、竞争、发展能力。

探索提升报刊编校质量的倒逼机制 篇2

对当前报刊编校质量问题的把脉

近年来, 尽管政府相关部门三令五申强调确保出版物质量, 但编校质量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这是不争的事实。据2010年3月25日《中国新闻出版报》载,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曾对全省2008~2009年度78种报纸和231种期刊的编校质量进行了抽查评比, 结果发现, 全省仍有近半数报刊的编校差错率高于新闻出版总署规定的万分之三的标准, 广播电视类报纸的差错率甚至达到万分之十五以上。这种状况应该说在全国各地都具有普遍性。面对严峻的现实, 查找原因, 并寻找相应的对策, 以切实有效地提升报刊编校质量, 就成为一种必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出版产业化已是大势所趋, 除了党报党刊, 大量的报刊社改制转企。在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之后,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赚取利润, 就成为报刊社的一种自然追求。在这种追求之下, 报刊社纷纷压缩出版周期、扩大出版规模、精简机构人员、降低出版成本。报纸由周二、周五出版改为日报, 日报由4版、8版扩大到动辄几十个版甚至100多个版。期刊由月刊改为半月刊、旬刊甚至周刊, 页码也随之增加。许多规模较小的报刊社裁撤校对科 (室) , 推行“编校一体化”, 甚至主要依靠社外力量进行校对, 以加快出版速度、压缩相关开支。

受这种大环境刺激的当然不会仅仅是单位, 还有人。在快节奏、高频率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下, 再加上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人们的浮躁情绪也明显增加。表现在出版领域, 就是作者、编者、读者的浮躁, 写作时字斟句酌、精雕细琢的作者越来越少, 编校时编不厌精、校不厌细的编校者越来越少, 阅读时认真仔细、悉心研读的读者越来越少。在巨大的任务和压力面前, 报刊社的记者首先要保证的是发稿的数量, 编校人员首先要保证的是编稿的数量和校对的数量, 因为这些直接关乎自己的饭碗和奖金。至于编校质量, 只能往后考虑。一般情况下, 即使出了编校差错, 也顶多是扣点奖金而已, 而这与注重数量带来的收入相比往往是九牛一毛。

作为报刊社的监管者, 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抱着“理解”的态度来看待编校质量问题。虽然有例行的报刊编校质量检测和报刊审读, 但检测和审读的结果往往无法对报刊社形成实质性的影响, 编校质量不合格, 报刊社无非是得不到相关的荣誉, 最多是被通告批评或罚款, 鲜有因此而出局者。在小小的荣誉和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 如果不可兼得, 已经具备“经济人”属性的报刊社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完全可以预见。读者也是报刊编校质量监督的外部力量, 但缺乏有效的渠道来反映问题, 或者即使反映了也往往得不到任何具有实质性的回应, 无法对结果进行追究, 因此这种诉求往往无疾而终。

提升报刊编校质量的倒逼机制探索

在以往关于编校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中, 出现的往往是一种笼统的、口号式的提法, 如要端正认识、加强管理、强化培训、提升编辑业务素质等。这些提法当然没有错, 但要落到实处却非常困难, 经常因为大而化之、与形势和现实脱节、缺乏可操作性等而流于形式, 成为纸上谈兵。虽然作为出版单位, 报刊社既要注重经济效益, 更要注重社会效益, 但对其在法律范围内的逐利行为, 我们无法进行指责。我们不能要求已经成为“经济人”的报刊社放弃逐利行为, 去过苦行僧的生活, 这也不是国家对出版行业进行改革的初衷。对作者、编者、读者的浮躁, 我们也无法指责, 因为这毕竟是在大的社会形势下作为“社会人”的一种自然而本能的反应。对于作为监管者的新闻出版部门, 我们甚至也无法进行更多的指责, 因为监管者毕竟主要还是管方向、管政策, 无法也不能介入报刊社的具体业务中。

当然,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理解并坐视报刊编校质量问题的存在。笔者只是想通过以上分析表明一个意图:提升报刊编校质量, 必须从实际出发, 结合形势需要和具体情况, 使对策更具可操作性、更有效, 任何脱离实际的大而化之的对策都将流于空谈, 产生不了实际价值。笔者认为, 要有效提升编校质量, 建立一种硬性的、基于他律的倒逼机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这种倒逼机制就是:就报刊编校质量问题, 在作者 (包括记者) 、编校者、出版者 (报刊社) 、监管者 (新闻出版管理部门) 、读者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连接, 形成层层约束、层层倒逼的状态。在这个约束链条中, 读者向监管者或者出版者反映编校质量问题, 监管者对出版者进行监督、督促, 出版者形成严厉的奖惩制度对编校者形成约束, 编校者对作者提出一定的文字要求, 要求作者对稿件的文字进行推敲以尽可能地减少差错。这样, 通过层层倒逼, 编校质量就在无形中被重视、提升起来了。

区别于前述主要基于自律的对策, 这种倒逼机制让处于这个链条中的作者、编校者、出版者、监管者、读者等, 对编校质量的要求都成为一种客观上的“必须”, 而不是主观上的“可以”。读者作为消费者, 有权利就报刊的编校质量问题向监管者和出版者提出质疑, 并要求得到及时的回应。就读者的疑问, 监管者有责任和义务对出版者进行调查核实, 并强化对出版者的管理, 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这是其职责所系。出版者作为产品的提供者, 必须回应读者的意见, 必须接受监管者的监督, 并对下一层次的编校者提出严格的要求, 这不是出版者“要”转变认识、强化培训的问题, 而是“必须”转变认识、强化培训, 否则就有可能在读者和监管者的要求之下退出市场和竞争。编校者在接到出版者的要求之后, 必须进行认真整改, 并主动学习, 提升编校业务素质, 防止类似错误重犯, 否则就有可能丢掉饭碗, 被淘汰出局;还要与作者加强联系沟通, 对作者的写作质量提出一定的要求, 以便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编校基础。作者 (记者) 作为文字材料的提供者, 为了使文章得到顺利发表, 必须响应编校者的要求, 提高文章的文字质量和水平, 否则文章就有可能被编校者弃之不用。如此环环相扣, 报刊编校质量就能够在各个环节都得到相应的保障, 不是“可以”提升的问题, 而是“必须提升”的问题了。在这个解决问题的框架中, 既没有强制改变出版者“经济人”的属性, 也解决了编校者提升业务素质的问题, 还从源头上 (作者) 保障了编校质量, 同时也使监管者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职能作用。

构建报刊编校质量倒逼机制的要素分析

在报刊编校质量倒逼机制的构建中, 读者的消费者意识、监管者和出版者对读者的回应制度、监管者对出版者和出版者对编校者的约束机制、以及在此过程中编校价值观和编校文化的建设, 不仅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是至关重要的。要把倒逼机制链条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思考, 合理看待并全面衡量系统中各个要素, 以制度建设为基础, 为要素作用的发挥提供有效保障,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编校价值观和编校文化的建设, 形成一种长效机制, 从而使报刊编校质量意识和制度内化于各个要素之中, 并持续地发挥作用。

读者的消费者意识是使倒逼机制产生作用的原动力。通过审视倒逼机制链条可以发现, 读者是推动整个倒逼机制链条产生作用的源头, 是整个链条中最主动、最积极的力量。读者的消费者意识和反映问题意识的缺失, 将使整个链条失去源头活水, 其他各个环节失去推动力, 从而无法真正发挥出倒逼效应。因此, 虽然读者的消费者意识的培养非一朝一夕之功, 但政府和社会的推动和引导不可废弃一日。要在全社会积极树立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意识、权利维护意识、举报投诉意识等, 倡导社会新风。

建立监管者和出版者对读者的回应制度是使倒逼机制产生作用的制度基础。如果仅仅有读者对编校质量的反馈和质疑, 而缺乏监管者和出版者的回应, 那整个倒逼机制链条将产生断裂, 作用无法持续发挥下去。因此, 应推动监管者和出版者建立硬性的回应制度, 即在接到读者的反馈和质疑后, 监管者和出版者要立即着手进行调查核实, 在规定的时限内作出实质性的回应, 并以发出通告、刊登更正启事甚至召回出版物进行重印等形式表现这种回应的有效性, 给读者一个满意的答复。回应上的任何虚假和敷衍行为都将使读者失去对监管者和出版者的信任, 进而对整个倒逼机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监管者对出版者和出版者对编校者的约束机制是使倒逼机制产生作用的重要环节。监管者对出版者的约束主要表现在:对出版者回应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对出版物的编校质量进行审读和定期评测, 并据此对出版者采取授予荣誉、积极扶持或通报批评、进行经济处罚、停业整顿甚至使其出局等种种措施。要建立准入机制, 把编校质量作为一个硬杠杠, 推行末位淘汰制, 严肃实施“一票否决”, 使一心埋头赚钱而无视编校质量, 致使报刊连续在编校质量检测中达不到规定要求者退出市场。约束的力度要大到可以使出版者在赚取眼前利润和维护报刊生存之间立即做出明确选择。出版者对编校者的约束主要表现在:制定科学规范、适合自身的编校流程和编校方式, 实施合理的编校奖惩制度等。在编校流程和编校方式的选择上, 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各报刊社自身的情况进行合理确定, 比如较大规模的报刊社可以实行编校分离, 规模较小的报刊社可以实行编校合一。对于编校合一问题, 很多研究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认为这是造成编校质量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笔者并不这样认为。俗话说,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每家报刊社都有自身的情况,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最后得到的结果。在一些规模较小的报刊社, 限于人员等各种因素制约, 在实际工作中的确无法采取编校分离的方式, 而编校合一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 编校合一可以减少很多繁琐的程序, 避免因衔接问题造成编辑和校对人员互相推卸责任, 并使编校人员尽心尽力投入到稿件的编校中, 对最终结果切实负起责任。编校合一还可以促使责任编校人员放弃对外校人员的完全依赖, 自觉努力提升自身的编校业务素质, 以便更优质高效地对编校问题进行得当的处理。实施编校奖惩制度要克服执行中的烦琐程序, 便于量化操作。一些人员较少、力量较弱的报刊社无法投入过多精力对编校环节逐一进行监督, 那么便可以采取事后监督的方式实施奖惩, 比如设置一定的差错基数, 超出则罚, 控制得好则奖, 参照依据可以是报刊社编校质量检测的结果, 还有读者包括报刊社内部发现并核实后确定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奖还是罚, 都要使编校者切实明白自己在这一环节中担负的重大责任。

编校价值观和编校文化的建设, 是使倒逼机制发挥长效作用的内在保证。笔者此前强调的奖惩制度、约束机制建设等, 虽然是使倒逼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 但是, 如果单纯地依靠这种外在的约束和控制一味地施压, 将引起编校者的反感和抵触, 并寻找一切可能存在的管理漏洞化解这种压力, 从而使这种保证落空, 使倒逼机制无法持续发挥作用。因此, 要使倒逼机制发挥长效作用, 还必须加强编校价值观和编校文化的建设, 使“编校产生效益、创造价值”的理念内化于出版者和编校者的思想意识, 进而在出版界形成一种自觉的编校文化。这种文化将使身处其中的出版者和编校者自觉遵循出版规律, 重视编校工作, 强化编校责任, 尽可能地减少编校差错、提升编校质量。在这种理念和文化氛围的影响与作用下, 倒逼机制将与作者、编校者、出版者、监管者、读者等各要素的积极主动作为共同作用, 从而使报刊的编校质量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提升。

(作者单位:领导科学杂志社)

成本倒逼机制 篇3

1.1 倒逼机制含义

倒逼机制有很多种类, 或者说有很多实施主体与影响范围, 是最先从经济学界产生并且不断在各个方面体现出作用的一种现象与制度。最早在经济学领域出现的“倒逼机制”的含义是:国有企业投融资功能不足, 引起政府投融资行为对其进行强制替代进一步导致银行信贷资金经由财政流向国有企业, 形成倒逼的贷款;而国有企业因为财务软约束容易形成对银行的不良负债 (其反面是银行的不良资产) 。用通俗的话来说, 本来货币发行是由国家银行进行调控与管理的, 但是在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 国有企业的贷款突破基层银行的底线, 基层银行又层层上报, 最终迫使央行被动发行货币, 形成了所谓的“倒逼”现象。

而本文中政府运用倒逼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是指政府通过对宏观市场环境的适当调整和影响, 主要从制度等层面将市场的外部压力转换成企业自身的内在压力和动力, 逼迫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进而带动产业升级、市场进步的一种机制。

1.2 倒逼机制的特点

首先, 倒逼机制利用经济利益使企业主动自我改变或者被动强制调整。企业是追求市场效益的经济主体, 获取利润和不断扩大再生产是企业进行市场活动的根本目的, 正确的倒逼机制不能违反这一点;相反, 倒逼机制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断促使企业进步。事实上, 利用倒逼机制的决策者更是希望企业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其二, 倒逼机制的运动方向是从外到内而非从内到外的。政府的倒逼机制往往利用现有的经济形势, 对某些产业进行创新的“逼迫”, 在符合经济规律和自主竞争的前提下将市场的外在压力转换成企业必须创新的内在要求, 无法适应的企业将被更快淘汰, 但是转型成功的企业将能获得更好的市场竞争力与面对更广阔的市场需求。

最后, 政府的倒逼机制是反向运作的。相比行政命令, 倒逼机制反而从底部开始影响企业, 通过市场影响敦促企业自我转变。有效的倒逼机制更是对经济规律和市场秩序的成功运用, 所以既有国家的制度规定, 也有市场内在的影响力。

2 政府运用倒逼机制的必要性

运用行政力量倒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主张, 事实上在很早以前就有智囊团向政府相关部门提起过, 但一直没有很好或者说在很大范围地实施并产生明显效果, 所以客观上市场接受度不大[1]。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 我国经济遭受巨大打击, 不少中小型企业甚至大型企业纷纷倒闭, 许多曾经的商业巨头也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一蹶不振, 再没有往日的威风。究其原因, 众说纷纭, 专家学者各抒己见, 但是其中比较明显地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我国的大多数企业一直以来走着依赖消耗资源、压榨廉价劳动力赚取低额报酬的竞争道路, 导致市场竞争力不强, 最后在席卷而来的世界性经济市场崩溃过程中很快倒下。为了能够加大自身的竞争力, 企业需要进行自主创新, 掌握核心技术、拥有拳头产品才能占据国际市场, 弱化经济危机的影响力, 在日益激烈的商业战场上立足。下文所说的, 就是促使企业自主创新需要政府倒逼的必要性。

2.1 经济危机产生仅产生倒逼机遇

2008年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 中国的市场形势在很短的时间内急速恶化, 许多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也重新归零, 部分行业甚至出现倒退趋势。但是, 客观上, 经济危机也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倒逼机遇。中国在此次经济危机以前一直凭借廉价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与他国竞争, 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获得的利润少、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 而且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前途日益渺茫;经历了经济危机以后, 一方面市场自动淘汰了一大批弱势企业, 另一方面也将市场的压力加于幸存的企业之上, 强制性地促使他们自主创新。这是市场带动企业自身思考、自我转变的一次倒逼机遇。

可是如果大多数企业从自身角度出发, 仍然不愿意接受具有较高风险的创新生产模式, 依旧保守地选择低价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 这时就需要政府对企业再推一把, 促成其转变。目的很显然, 既是挽救企业远离濒死局面, 也更是从整个市场出发, 辅助建立一批新兴企业, 创设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为日后的国际竞争甚至新的经济危机到来做好准备工作[2]。

选用倒逼机制的原因还在于经济危机后企业经济实力大多减弱, 整体市场都急需资金、技术、原料的支持, 如果政府对个别企业进行督促和帮助, 只能造成疑似“官商勾结”性质的不公平竞争, 从长远来说反而可能是对国内市场竞争秩序的又一次破坏, 而倒逼机制则是利用市场规律对市场进行调控影响, 充分保障企业的竞争机遇和发展空间, 有了更多的自主性。

综合而言, 经济危机是一把双刃剑, 它虽然对现有的市场进行破坏, 但是也把自主创新、加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性摆在了所有企业面前。有些企业恰恰正是因为掌握了生产的核心技术, 在危机中销售额不降反升, 获得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但是就我国大部分企业而言, 如果缺乏政府的倒逼, 2008年经济危机带来的机遇客观上并不会被企业充分利用。

2.2 社会矛盾倒逼管理创新

当前, 我国面临着体制和结构的双重转型, 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正在我国同步进行, 意味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没有社会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和创新, 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都是空话[3]。

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制度比较教研室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向春玲曾说, 社会主要矛盾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 分别是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 此外还有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等社会矛盾多发领域。这些矛盾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都是没有的, 或者是极少有的。如今在社会环境日益复杂, 对行政管理需求加大的前提下, 现实中的管理体制弊端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 比如前些年的拆迁问题比较突出, 实际上很多人都希望通过拆迁改善居住环境, 但政府能不能在拆迁时切实做到征询群众的意见, 更多地考虑一下他们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合理诉求, 不能老让一些百姓为发展做牺牲, 应让百姓多享受国家发展的成果[4]。

可以看出, 过去和现在管理环节有问题, 重事后处理、轻源头治理, 平时只要不出事就行, 一旦出事就动用警察, 再不行就花钱买团结, 这不仅增加了管理的政治成本, 也使经济成本上升。所以现在提出要关口前移, 改变过去只停留在管理末端的状态。社会管理需要由过去重经济建设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由过去“严管整治”向“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转变;由传统的“政府包揽一切”向党委政府主导下发挥社会协同作用转变;由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由硬性行政命令向运用法律、思想道德建设、做群众思想工作、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综合方式转变;同时还应该强调多元化治理。

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倒逼社会管理需要创新。党中央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概念, 2004年提出社会管理创新, 近几年特别是2011年密集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这说明社会矛盾推动了倒逼机制的发展、倒逼机制推动了政府管理的创新。

2.3 企业创新需要政府倒逼机制

企业作为追求利益的市场主体, 受到市场环境影响是相当大的。一直以来我国的市场环境比较宽松, 企业出于求稳目的自然会拒绝有较高风险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 也正是因此, 我国企业才会长期走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 缺乏国际竞争力。换个角度来想, 如果我们的市场环境变化, 那么企业的道路选择也会跟着改变, 合理调控市场环境将对企业产生优势引导的影响力。如果政府对企业生存的市场环境加以影响, 通过对企业的生产因素进行调控, 有意识地逐步增加采用资源密集型生产方式的企业的压力, 并且适当鼓励其进行科技创新, 让敢于走科技进步道路的企业尝到甜头, 创造竞争激烈、监管严格、科技主导的市场环境, 企业就会主动转变自身发展模式, 走上科技创新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引导显然会是一种全面的、长期的甚至进展艰难且缓慢的过程[5]。

现阶段, 一方面资源环境的压力已经十分强烈, “逼迫”增长方式转型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对这一切没有相应的反应, 还在走拼资源、扩大规模、低成本恶性竞争的老路。重要的原因, 是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隔离在了政府层面, 没有充分转变成价格和税收信号, 政府的“屏蔽作用”使市场倒逼企业创新的力量被阻截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健康, 企业发展消耗了大量资源, 随着工业资源的不断减少, 进口资源压力逐渐增大, 市场其实已经发出了信号, 在不久的将来, 企业会面临不得不作出抉择的局面, 即是选择使用替代资源还是转换发展模式。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后, 不少企业已经渐渐开始思考自身的未来, 只是对于转变的信念不够坚决, 此时政府若紧跟一步, 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力度, 对资源消耗过大的企业施加压力, 那么企业就必定会主动放手资源消耗性生产, 随之而来的将是利用科技节能减排或者转战低污染、低耗能行业。这就是通过政府的手段全面长期加快企业转变的绝好机遇, 既是符合有形手和无形手结合的规律, 也是为了加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水平。反过来说, 现在不加紧倒逼, 将来必定会失去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实际上现在有一种悖论:一方面, 通过中央《决定》、政府文件等形式, 实现科学发展、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等“行政信号”已经十分强烈, 舆论呼声也高潮迭起, 另一方面, 由于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 资源环境的压力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 大多数地方和企业仍我行我素;一方面国家一次次设定明确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 另一方面又不断通过行政干预维护一个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 抑制了市场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

政府通过干预生产要素价格为企业创造宽松发展环境的做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扭曲的价格不仅在高消耗领域制造了大量的过剩产能, 把企业引向拼资源的低成本竞争, 更重要的是, 资源依赖型发展环境使企业对资源的需求远远超过对技术创新的需求。就是说, 这种发展环境不支持企业创新。实践证明:宽松的环境会助长惰性;危急的形势却会调动人们的潜能。没有经济压力的逼迫, 或经济利益的吸引, 企业就缺乏创新的动力。举例而言, 我国的海上邻国日本, 作为一个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 在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中其国家工业曾经遭受巨大影响, 但由于日本企业长期坚持走节能减排的生产路线, 通过生产技术的提高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 在危机中居然一跃而上, 产品的世界销量反而取得巨大成功。纵观日本近代的工业发展史, 大多都是如此, 在危机面前, 与政府联系紧密的日本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对关键技术进行突破, 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技术。这既是面对市场困难时的日本企业文化精神发挥的作用, 也有日本政府对经济实施强大影响引导企业的功劳。企业的国内竞争或者国际竞争, 除去对市场环境的把握以外, 还有要政府长时间的支持乃至强制性推动。

3 政府深化倒逼机制促进企业全面创新

政府如何才能建立全面有效而又不过分干预市场秩序、企业发展自由的倒逼机制一直是学界在不断探讨的问题, 归根到底在于形式和程度的界限划定。形式过于复杂, 对市场的影响就会难以把握, 过于简单又担心流于形式缺乏实际效用;而程度太深, 将会造成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大, 掐住企业自身发展的脖颈成为变相的计划经济或者使企业快速“死亡”, 程度太浅将无法把倒逼机制的益处充分发挥, 成为劳民伤财的失败机制。因此要建立一个既有完善的形式、又能拿捏得恰到好处, 对企业进行充分合理逼迫的机制不是一件纸上谈兵就能做到的事情。

3.1 建立能引导企业自主创新的市场秩序

企业的行动紧随市场, 能及时把握市场动向是企业在行业竞争中抢占先机的关键。如果政府从市场秩序着手, 建立一套在不干涉企业自由发展的前提下追求科学技术创新的制度, 营造出不创新就无法生存的市场环境, 那么企业就会主动转战技术创新领域。就目前而言, 我国大部分企业在生产环节中消耗了大量资源, 如果政府建立一套对企业能源消耗进行考评的制度, 奖罚并施, 增加企业走资源密集型道路的成本压力、鼓励企业引进人才技术, 企业将不得不考虑放弃必定失败的老路, 提前走上科技创新的发展道路[5]。

3.2 建造完善的企业创新的法治环境

通过科学技术进行自主创新是一条风险较高的发展道路, 正是因此, 现今我国的很多企业都放弃了自主创新的发展方式, 转向风险低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这样短期内看似对企业自身、市场经济并无影响, 但随着中国市场的竞争全球化和风险全球化, 其不稳定因素也日益加大, 并且事实上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开始不适应我国政府的宏观经济发展目标了。如果要想政府倒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就要有完善的自主创新环境, 尤其是在知识产权、工薪纠纷、劳动监察等方面下功夫。政府要从立法和执法上对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进行监管和保护, 一方面要全面保护企业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 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盗用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要在工薪问题上严格把关, 解决不断出现的工资、工时等企业与企业员工之间的矛盾和困难, 进而解决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再一方面还要努力解决企业劳务问题, 保证实时监察和快速解决劳务纠纷, 充分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企业、市场秩序。

3.3 营造追求科技创新的市场氛围

政府倒逼企业自主创新的方式很多, 既可以在企业的生产因素上做文章, 也可以颁布具有各种针对性的调控政策, 还可以在科技教育方面对企业进行逼迫, 加大科学技术在市场上的实际应用程度, 让高校输出更多的创新性科技研发人才和商业人才, 甚至还可以对国民消费进行引导, 从消费者角度逼迫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改变旧的生产模式。政府可以一方面营造企业之间的绿色竞争氛围, 鼓励科技竞争、创新竞争, 让企业树立正确的市场理念, 接受讲求长远发展的企业道德文化, 摒弃以往短浅、低回报、高消耗的生产理念, 转向讲求环境效益和高回报的发展理念;与此同时, 还要注意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在倒逼的同时改善区域生产水平不均衡的局面。另一方面进行公益宣传, 鼓励公民购买绿色科技产品, 通过价格补贴等方式让绿色科技产品拥有更多的消费者群体, 隐形地给坚持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企业压力, 促使这些企业自主创新, 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4 结语

倒逼机制的种类繁多、影响各异, 但总体上都是对企业的刚性磨练, 是通过全范围覆盖的影响力、执行力使所有市场经济参与者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转变。相比市场自主发生的倒逼机制, 政府利用倒逼机制让企业自主改造显然更加值得推广。在正常的经济秩序规则下, 促使企业改革创新, 既是一种相对和平的进化演变、优胜劣汰, 也是对可能到来的任何严峻经济形势做好提前准备, 更是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向更高级水平进发提供保证。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 我国的倒逼机制仍是刚刚起步, 即使其曾作为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发展经济措施在很早以前就被提出来,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它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大作为, 而对倒逼机制重要性的再一次认识也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才逐渐被提起的, 并渐渐被许多地方政府所认可的。因此, 即使明确了政府层面倒逼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 关于我国政府如何妥善使用倒逼机制促进企业创新, 尤其是其具体实施的形式和程度, 在全国各个地区如何适应当地经济环境, 最大程度地发挥当地经济特色同时又很好地与全国其他区域相协调, 做到综合发展等等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旧将被广泛讨论。

摘要：经济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 不仅会对原有的经济发展形成冲击, 而且也会形成“倒逼”的现象。文章介绍倒逼机制的概念和特点, 并从经济危机产生倒逼机遇、社会矛盾倒逼管理创新、企业创新需要倒逼机制这三个角度论述政府运用倒逼机制促进企业创新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并提出政府深化倒逼机制促进企业全面创新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倒逼机制,政府管理,企业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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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清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1

[3]李命志.充分利用倒逼机制压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经济研究参考, 2009 (11) :3-18

[4]刘勇.建立民生“倒逼机制”切实做好扶贫“双到”[J].广东经济, 2012, 189 (4) :20-22

成本倒逼机制 篇4

一、倒逼机制推进铁路货运服务重心前移变“坐商”为“行商”

原有的铁路运输组织是以自我为中心、坐等货主、有选择的、被动式的服务方式, 是一种典型的“坐商”营销模式。这几年铁路货运市场份额逐年下降, 铁路货运这种“坐商”服务方式已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坐商”到“行商”的转变即服务理念的转变, 是铁路货运市场的变化与市场需求导致管理模式、经营机制等一系列的转变。其核心是围绕市场经济, 让企业具备更强的核心竞争力。倒逼机制对货运服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变客户“找”我办为我“帮”客户办, 做到“立即办理”和“随到随办”;二是变柜台式办理为网络化办理。建立网络营销模式, 开通货运电子商务平台、12306电话、传真等便捷通道;三是组建货运营销部门变多部门管理为一体化管理;四是变主业、多元分开办为合并一起办, 推行“一口价、集装化、快运班列、全程物流”等货运新产品。这些举措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 倒逼出现代市场营销的办法, 倒逼出现代物流理念, 又为现代营销网络建立平台。从而有效地推动了铁路全方位走向市场, 使铁路运力这一公共资源更加公开、公平地服务于社会和广大客户, 为广大客户带来更丰富、更专业、更优质的服务。

二、倒逼机制促进铁路货运组织结构与运营模式的调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时提到, 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 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这充分说明作为社会资本进入相对较少的铁路领域, 未来投融资改革的步伐有望加快, 会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铁路投资建设领域;不难想象, 开放投资将“倒逼”铁路改变网运一体化的运营模式, 多方式多渠道建设资金的涌入, 必将推动铁路全方位走向市场。

过去, 我们更多考虑铁路的社会属性, 较少考虑铁路的企业属性, 导致铁路服务水平相对滞后, 市场竞争力不足。市场的多元化倒逼铁路货运组织结构的调整。现在, 在海、陆、空众多的市场竞争格局下, 作为铁路部门, 不应仅仅把铁路货运看作简单的货物位移, 而是做好核心产品拓展, 提供装卸、仓储、配送、包装、再加工、信息提供等一系列增值服务和配套服务。铁路是一种低能耗、低排放、大运量的环保型的运输方式, 更适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铁路货运组织改革意义重大, 而随着货运组织结构与运营模式的调整, 货物的火车之旅也变得更加通畅。

三、倒逼机制开启铁路现代物流发展的“加速模式”

铁路货运组织改革有助于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配合衔接, 有助于形成一体化、一站式的服务系统, 将提高综合运输交通体系的效率。目前物流业发展迅速以快递运输业为代表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也在“倒逼”铁路货运组织改革, 现代物流业是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加速器”。

物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 商贸物流越发达, 市场越繁荣, 经济发展就越具有活力。全面推行货运组织改革, 加快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变, 需要这样一个“倒逼”的机制, 来全面参与现代物流业竞争,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快捷、灵活、可靠、安全的“门到门”一体化物流服务的许多相应举措, 也是在这样一个倒逼的机制下, 使铁路这种运输方式在物流业的发展中, 发挥了更加积极的影响和更大的推动作用。

发展现代物流业“倒逼”铁路总公司加快改革步伐, 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和客户对铁路物流的信任度, 树立了铁路物流服务形象, 巩固了铁路货运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中国铁路总公司将紧紧围绕物流市场需求, 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为发展现代物流提供更好的条件, 创造更好的运输环境。

四、倒逼机制促进铁路货运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倒逼机制”对提升铁路货运市场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可以理解为“穷则思变”。多年前由于民航、公路都不发达, 物流业更是闻所未闻, 广大的货物运输几乎全靠铁路来支撑, 铁路历来就是坐等客户找上门来“请车”, 再进行“受理”。货改以来, 铁路货运开展网上请车、网上受理, 就是由传统习惯向提高效能的方式转变的具体体现。在铁路运输中, 货运能充分体现出铁路运输的特点和整体水平。通过改革货运组织方式, 可以推动铁路运输组织由内部生产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 并以此为突破口, 进而推动铁路运输整体改革, 加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提高运输质量和效益。

全路的货运组织改革不仅仅是从形式上成立几个货运中心, 重点是从原来非运输企业经营的项目中分割70%以上的业务。货运改革使非运输企业失去了成熟的、稳定的、长期的核心业务, “逼迫”走上市场竞争这条道路。从一般角度看这个问题, 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从长远和发展的角度看, 企业走向市场, 越早越好。“倒逼机制”在货运组织改革方面的促进作用就是, 货改“倒逼”非运输企业立足现有的经营项目, 想方设法扩大延伸, 认真调研积极挖掘渠道, 开发新项目, 力争在失去核心业务的创效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多创收, 取得较多利润, 为企业的经营转型和二次创业奠定基础。没有货运改革, 就不会有非运输企业的走向市场的意识和实践, 没有大宗核心业务的切割就没有多经企业的更多的经营新项目。“倒逼机制”在提升铁路货运市场竞争力方面产生及还将产生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 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个道理在铁路的货运组织改革中同样适用, 不管黑货白货, 铁路只有抓住定单赢得市场才是实货, 只有人民满意才是收到实效。实施货运组织改革, 推动铁路货运走向市场, 是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做出的重大决策, 是铁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 是铁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挑战和机遇并存, 困难与希望同在。而铁路运输真正走向市场, 必然会持续受到市场机制的倒逼作用, 由此带来的改革创新, 将引起交通运输业的良性竞争, 带来的必将是交通运输业的资源整合优化和共同发展进步。

摘要：从政企分开到推进货运组织改革, 中国铁路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外部压力和破解发展瓶颈的自身需求合力推动下, 开启了从管理架构、运营方式、产权结构三方面的全面革新与发展之路。伴随改革, 铁路服务品质的快速提升, 客货运服务更注重细节, 诸如开放交流电插座, 电话联系发货等等一项项服务旅客货主的措施都付诸实践。这些来自外部的市场竞争压力和自身发展的瓶颈对铁路改革与货运组织改革创新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关键词：倒逼机制,铁路运输,货运组织

参考文献

[1]袁志刚, 邵挺.国有企业的历史地位、功能及其进一步改革[J].经济学前沿, 2010, (1) :55-66.

[2]林宪斋.危机倒逼机制与河南经济结构调整[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37 (2) :158-160.

成本倒逼机制 篇5

生态补偿机制渐入佳境

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在2012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月中旬, 浙江淳安县环保局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千岛湖上游的浙江、安徽交界的新安江江段, 会同安徽省黄山市环保局的同行, 对这里新安江跨界断面水体的水温、溶解氧以及溶氧饱和率进行了检测, 并将采集到的水样带回, 进行总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等4个水体指标的检测。今后, 类似这样的检测, 他们一个月都要联合进行一次, 这也意味着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进入操作阶段。

近年来, 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委积极组织协调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2O11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2亿元, 浙江省和安徽省分别安排1亿元, 重点用于新安江上游地区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等。新安江流域生态的生态补偿以两省交界处水域为考核标准, 上游安徽提供水质优于基本标准的, 由下游浙江对安徽给予补偿, 劣于基本标准的, 由安徽对浙江给予补偿。有效、合理、共同发展的生态补偿探索, 正在取得积极进展。由此,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渐入佳境。

2010年以来, 在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经过各地区、各有关部委的扎实工作, 我国在推动生态补偿立法、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新的成效。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组织牵头, 有关部委和相关机构共同研究形成的《生态补偿条例》初稿, 已经开始组织讨论。同时, 国家发改委起草了《关于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 通过多种方式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 几经修改完善。前不久,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办公会议讨论了这个《意见》稿, 待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将上报国务院审议。

近年来, 有关部门还完善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政策措施, 一些地方也制定了流域、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等方面的政策性文件, 青海省人民政府还专门出台了《关于探索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和《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试行办法》。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颁布实施以来, 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禁止开发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强制性保护。中央财政将重点生态功能区所涉及的451个县, 全部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助范围, 2011年补偿金额达到300亿元。同时研究出台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办法。这些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得到增强, 生态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

在流域方面, 除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 北京市对潮河流域上游有关县的“退稻还旱"每亩每年补偿550元, 2011年补偿面积达到10万多亩。森林方面,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总面积由去年的10.49亿亩扩大到12.59亿亩,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规模达到97亿元, 国有林每年每亩补助5元、集体和个人所有林每年每亩补助10元。草原方面,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全面建立, 中央财政每年安排补偿资金136亿元, 按照每亩每年6元和1.5元的测算标准, 分别对牧民给予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 覆盖了11.7亿亩禁牧草原和26.1亿亩实行草畜平衡的草原, 约占全部天然草原的64%。矿产资源开发方面, 到目前为止, 全国所有省 (区、市) 均建立并实施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截至2010年底, 仅山西省累计提取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就达149.6亿元。

2O11年, 全国安排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765万亩, 季节性休牧、划区轮牧围栏建设任务67O0万亩, 退化草原补播1220万亩, 人工饲草地建设70万亩, 岩溶地区草地治理试点56万亩。加强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有力地促进了流域和区域生态治理恢复。近10年来, 我国先后启动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甘肃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等具有一定的生态补偿性质的重大生态建设工程, 总投资达7000多亿元, 其中用于各种补助性质的支出3000多亿元。开展了大规模的水污染治理工作, 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累计安排用于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入的资金有2000多亿元。

湿地维系着人类的未来

湿地是地球三大自然生态系统之一, 被誉为“地球之肾”、“淡水之源”、“物种基因库”和“储碳库”, 在降解污染、净化水质, 提供水资源和动植物栖息地, 储存有机碳和无机碳, 以及供应生产生活资料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湿地面积减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日益突出, 加强湿地保护成为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近年来, 我国实施了湿地保护工程, 建立了湿地自然保护区550多处、湿地公园260多处、国际重要湿地37处, 自然湿地保护率超过5O%。2010年, 国家又启动了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 中央财政今年继续安排2亿元, 对40多个国际重要湿地、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等进行了生态效益补偿。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 在我国乃至全球生态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9年12月, 国务院批准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江西省以及九江等市县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 加快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大湖湿地综合开发的新模式、建立生态补偿特别是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新途径。这些有效做法和有益经验对我国搞好生态补偿立法, 加快建立健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近年的实践中, 还有一些重点难点问题, 需要在总结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 开展深入研究和探讨。

关于生态补偿我们首先要搞清生态补偿的概念问题。无论是推动立法, 还是完善政策、深化试点, 都要先科学界定生态补偿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如何定义生态补偿, 法学上的定义与经济学上的定义是否相同;如果不同, 它们之间的区别又表现在哪些方面。

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 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更详细地说, 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 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 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主要针对区域性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领域, 是一项具有经济激励作用、基于“受益者付费和破坏者付费”原则的环境经济政策。

即使是在发达国家, 生态系统服务的付费问题也还仍然处在探索阶段。由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在自然条件、历史、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差异, 使得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只能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实际, 探索适合于我国特点的生态补偿的途径在我国, 尽管已有一些针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但尚没有关于生态补偿的较为公认的定义。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对生态补偿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补偿既包括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所获得效益的奖励或破坏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所造成损失的赔偿, 也包括对造成环境污染者的收费。狭义的生态补偿则主要是指前者。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由于在排污收费方面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法规, 急需建立的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应包括以下几方面主要内容:一是对生态系统本身保护 (恢复) 或破坏的成本进行补偿;二是通过经济手段将经济效益的外部性内部化;三是对个人或区域保护生态系统和环境的投入或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的经济补偿;四是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保护性投入。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以内化外部成本为原则, 对保护行为的外部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保护者为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所付出的额外的保护与相关建设成本和为此而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对破坏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恢复生态服务功能的成本和因破坏行为造成的被补偿者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

狭义的生态补偿的概念与目前国际上使用的生态服务付费或生态效益付费有相似之处, 在本文中我们把它们作为同意语对待。

长期以来, 资源无限、环境无价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 也渗透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体制和政策中。随着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 使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 并成为反映生态系统市场价值、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基础。Costanza等人和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A) 的研究在这方面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效益, 生态系统除了为人类提供直接的产品以外, 所提供的其他各种效益, 包括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以及支持功能等可能更为巨大。因此, 人类在进行与生态系统管理有关的决策时, 既要考虑人类福祉, 同时也要考虑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 而对于生态环境特征与价值的科学界定, 则是实施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

部分生态补偿学说的理论和观点

1.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 (externality) 理论是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也是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环境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 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是资源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所形成的外部成本, 二是生态环境保护所产生的外部效益。由于这些成本或效益没有在生产或经营活动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从而导致了破坏生态环境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保护生态环境产生的生态效益被他人无偿享用, 使得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这个概念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的名字命名的, 他在关于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

帕累托最优 (Pareto Optimality) , 也称为帕累托效率 (Pareto efficiency) 。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 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庇古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认为:当社会边际成本收益与私人边际成本收益相背离时, 不能靠在合约中规定补偿的办法予以解决。这时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 即出现市场失灵, 而必须依靠外部力量, 即政府干预加以解决。当它们不相等时,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与补贴等经济干预手段使边际税率 (边际补贴) 等于外部边际成本 (边际外部收益) , 使外部性“内部化”。构建这种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 就是生态补偿政策制定的核心目标。

2.公共物品理论

人们普遍认为, 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纯粹的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两个本质特征。这两个特性意味着公共物品如果由市场提供, 每个消费者都不会自愿掏钱去购买, 而是等着他人去购买而自己顺便享用它所带来的利益, 这就是“搭便车”问题。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意图免费搭车, 那么最终结果是没人能够享受到公共物品, 因为“搭便车”问题会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但是, 公共物品并不等同于公共所有的资源。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 但是却无法有效地排他, 如公共渔场、牧场等, 则容易产生“公地悲剧”问题。即如果一种资源无法有效地排他, 那么就会导致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 最终导致全体成员的利益受损。生态环境由于其整体性、区域性和外部性等特征, 很难改变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 需要从公共服务的角度, 进行有效的管理, 重要的是强调主体责任、公平的管理原则和公共支出的支持。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基于公平性的原则, 区域之间、人与人之间应该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 享有平等的生态环境福利, 这是制定区域生态补偿政策必须考虑的问题。

3.生态补偿主要领域

根据各国具体政策实践, 生态环境功能服务付费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 (1) 以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为核心的生态服务付费; (2) 农业相关生态服务付费; (3) 流域生态环境服务付费; (4) 与矿产资源的开发相关的生态补偿制度。

中国生态环境补偿的现状

总的来说, 我国的生态补偿工作才刚刚起步。

退耕还林政策只是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一次成功实践, 还有许多方面都需要生态补偿机制。城市水源地的发展与保护的矛盾, 江河上游水资源利用与中下游用水的矛盾, 生态屏障的建设与投入的矛盾, 喀斯特地区过度开垦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问题, 草原过度放牧或过度耕种带来的风沙问题, 以及自然保护区的保护问题等。虽然已有许多政策措施, 但由于没能从机制上解决生态价值补偿问题, 即使一些地方的保护与发展关系得到协调, 也还有许多不稳定因素, 影响可持续发展。这正是近年来人们纷纷呼吁解决生态补偿问题的原因。

一、存在问题

生态补偿真正付诸实施, 还面临不少问题。诸如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内容和建立的基本环节是什么;生态补偿的定量分析目前尚难完成, 制定各地区域生态保护标准比较困难;生态补偿立法远远落后于生态问题的出现和生态管理的发展速度, 许多新的管理和补偿模式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给予肯定和支持, 一些重要法规对生态保护和补偿的规范不到位, 使土地利用、自然资源开发等具体补偿工作缺乏依据;生态补偿涉及公共管理的许多层面和领域, 关系复杂, 头绪繁多。为此, 国家发改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李朴民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概括:

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如何评估, 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共财政体制如何制定, 如何确定近期生态补偿的重点领域, 是按照生态系统要素来划分, 还是按照生态系统要素所在的区域来划分, 这些不同的划分方式各有什么利弊, 是否会出现交叉补偿和重复补偿问题, 又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三是关于生态服务付费制度问题。目前, 国际上广泛认可的生态补偿是生态服务付费制度, 这种制度与我国的生态补偿相比较, 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什么不同, 我国生态补偿究竟要采取何种有效的形式;在生态服务受益者和生态服务提供者之间, 如何引导他们通过自愿协商来确定补偿的方式和标准。

四是关于补偿责任主体问题。在生态补偿中, 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又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那么, 哪些补偿应主要由政府来解决, 哪些补偿应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在政府补偿中, 哪些应由中央政府来补偿, 哪些又应由地方政府补偿;市场补偿可以采取哪些方式;如何建立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共同推进的良性运行机制。

五是关于补偿资金来源问题。生态补偿涉及的范围广, 需要的资金量大, 如何筹措这些资金, 是通过现有渠道来解决, 还是要另辟新的渠道;设立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是否可以有效解决资金来源问题;现在有的地方提出要通过开征生态补偿税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这是否可行。

六是关于补偿方式问题。科学合理的补偿方式可以使补偿资金真正落实到补偿主体, 在这方面需要进行认真探讨的问题包括:重点生态功能区内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机会受到的损失如何补偿;生态工程建设直接投入以及土地等自然资源难以开发利用导致的直接损失如何补偿;因保护生态环境导致区域和农牧渔业者丧失发展机会的损失又如何补偿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找出符合我国实际的解决办法。

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实施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必须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为主线, 以体制创新、政策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 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 因地制宜选择生态补偿模式, 不断完善政府对生态补偿的调控手段,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 逐步建立公平公正、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逐步加大补偿力度, 努力实现生态补偿的法制化、规范化, 推动各个区域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 加快建立“环境财政”

有专家认为, 应该把环境财政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生态补偿的力度。在中央和省级政府设立生态建设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地方财政也要加大对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为扩大资金来源, 还可发行生态补偿基金彩票。按照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要求, 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资金的安排使用, 应着重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 优先支持生态环境保护作用明显的区域性、流域性重点环保项目, 加大对区域性、流域性污染防治, 以及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开发和应用的资金支持力度。重点支持矿山生态环境治理, 推动矿山生态恢复与土地整理相结合, 实现生态治理与土地资源开发的良性循环。采取“以能代赈”等措施, 通过货币帮助或实物补贴, 大力支持开发利用沼气、风能、太阳能等非植物可再生燃能源, 来保证“休樵还植”, 以解决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燃能问题。

还应积极探索区域间生态补偿方式, 从体制、政策上为欠发达地区的异地开发创造有利条件。加大生态脱贫的政策扶持力度, 加强生态移民的转移就业培训工作, 加快农民脱贫致富进程。

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西部地区改善发展环境,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支持西部地区特别是重要生态功能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发展替代产业和特色产业, 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发展循环经济, 发展生态环保型产业, 积极构建与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力布局, 推动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流动, 促进西部地区加快发展。这是西部生态好转的根本保证。

2. 完善现行保护环境的税收政策

增收生态补偿税, 开征新的环境税, 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将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 增加水资源税, 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 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 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通过税收杠杆把资源开采使用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 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同时, 加强资源费征收使用和管理工作, 增强其生态补偿功能。进一步完善水、土地、矿产、森林、环境等各种资源税费的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加大各项资源税费使用中用于生态补偿的比重, 并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

3.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全社会支持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融资体制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投融资体制, 既要坚持政府主导, 努力增加公共财政对生态补偿的投入, 又要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参与, 探索多渠道多形式的生态补偿方式, 拓宽生态补偿市场化、社会化运作的路子, 形成多方并举, 合力推进。逐步建立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生态补偿和生态建设投融资机制, 积极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支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整治的投资。积极探索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整治与城乡土地开发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在土地开发中积累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积极利用国债资金、开发性贷款, 以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或赠款, 努力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格局。

4. 积极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

引导社会各方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培育资源市场, 开放生产要素市场, 使资源资本化、生态资本化, 使环境要素的价格真正反映它们的稀缺程度, 可达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双重效应, 积极探索资源使 (取) 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的补偿模式。完善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有偿使用制度, 加快建立水资源取用权出让、转让和租赁的交易机制。探索建立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分配机制, 逐步推行政府管制下的排污权交易, 运用市场机制降低治污成本, 提高治污效率。引导鼓励生态环境保护者和受益者之间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合理的生态补偿。

5. 为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科技和理论支撑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尚有很多重大问题急需深入研究, 为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科学依据。例如, 需要探索加快建立资源环境价值评价体系、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建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以及“绿色GDP”核算体系, 研究制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的量化评价方法, 研究提出资源耗减、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和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资源消耗、“三废”排放总量等统计指标, 使生态补偿机制的经济性得到显现。还应努力提高生态恢复和建设的技术创新能力, 大力开发利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新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 为生态保护和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6. 加强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立法工作

环境财政税收政策的稳定实施, 生态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 生态环境管理的有效开展, 都必须以法律为保障。为此, 必须加强生态补偿立法工作, 从法律上明确生态补偿责任和各生态主体的义务, 为生态补偿机制的规范化运作提供法律依据。应尽快制订《可持续发展法》、《西部地区环境保护法》等, 对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做出全局性的战略部署, 对西部的生态环境建设做出科学、系统的安排。同时修订《环境保护法》, 使其更加关注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完善环境污染整治法律法规, 把生态补偿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7.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领域

从国情及环境保护实际形势出发, 目前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领域有四个方面, 分别为:

一是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要理顺和拓宽自然保护区投入渠道, 提高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水平;引导保护区及周边社区居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降低周边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的压力;全面评价周边地区各类建设项目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或功能区划调整、范围调整带来的生态损失, 研究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体系。

二是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推动建立健全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协调管理与投入机制;建立和完善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体系, 加大重要生态功能区内的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开展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研究, 研究建立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标准体系。

三是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全面落实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 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联合有关部门科学评价矿产资源开发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保证金和矿山生态补偿基金的使用状况, 研究制定科学的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标准体系。

四是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各地应当确保出界水质达到考核目标, 根据出入境水质状况确定横向补偿标准;搭建有助于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政府管理平台, 推动建立流域生态保护共建共享机制;加强与有关各方协调, 推动建立促进跨行政区的流域水环境保护的专项资金。

8. 生态补偿的主体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 对这种生态服务应该是全体受益者购买, 或者说是其代表——政府购买, 政府购买的资金来自公共收入, 即可以由公共财政支付。但是, 这不是补偿的全部。

政府是生态保护的责任主体, 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是付费主体。根据生态补偿原则:“谁开发谁保护, 谁破坏谁恢复, 谁受益谁补偿, 谁污染谁付费”。因此, 谁来付费这个问题, 其实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任问题。“生态补偿”的本质内涵是生态服务功能受益者对生态服务功能提供者付费的行为。因此, 付费的主体可以是政府, 也可以是个体、企业或者区域。

目前, 我国已明确划分“主体功能区”和“生态区划”, 但是这两种区划都没有将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的范围界定清楚。建议在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的基础上, 明确各生态功能的定位、保护的责任和补偿的义务。在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的范围界定清楚后, 接下来就要建立“利益相关者补偿”机制。“利益相关者补偿”是代表生态链和产业链上不同区域之间的补偿。主要方式:一是“资金横向转移”补偿方式, 二是利益双方的博弈与协商, 即市场化交易方式。

我国生态补偿的积极探索和科学实践

我国最早的生态补偿实践开始于1983年, 即云南省对磷矿开采征收覆土植被及其他自然环境破坏恢复费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 生态补偿实践进入了高峰期, 广西、福建等14个省 (区) 145个县市开始试点, 并颇见成效。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生态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要求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提案, 呼吁尽快建立相关机制和政策。与此同时, 学术界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 特别是关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和生态系统综合评估等的研究。此外, 中央政府和许多地方积极试验示范, 探索开展生态补偿的途径和措施。

2005年12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等关系到中国未来环境与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都明确提出, 要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为了建立促进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长效机制, 党中央、国务院又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 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2010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江西省人民政府、亚洲开发银行在四川雅安市联合举办生态补偿立法与流域生态补偿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全面总结了国内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新成效, 听取了生态环境补偿的国际经验介绍。通过这次会议, 进一步了解了生态补偿的基本情况, 分析了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增强了对生态补偿立法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同时, 会议初步提出了《生态补偿条例》的框架, 深入探讨了流域生态补偿问题。

2011年11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江西省人民政府、亚洲开发银行在江西九江市联合举办生态补偿立法与湿地生态补偿国际研讨会。会议指出, 经过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扎实工作, 我国生态补偿政策法规体系建设迈出重要步伐, 《生态补偿条例》形成草案初稿, 《关于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即将上报国务院审议,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等重大生态工程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 出台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办法。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区域补偿政策加快实施, 重点生态功能区涉及的451个县全部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助范围, 2011年补偿金额达到300亿元。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深入推进, 流域生态补偿在新安江和潮河流域上游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积扩大到12.59亿亩,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覆盖了全国64%的天然草原, 全国所有省 (区、市) 均建立并实施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具有一定生态补偿性质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程稳步推进,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批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取得新的进展, 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不断加强。

中国坚持把保护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 在积极探索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政策体系迈出了重要步伐。199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提出, “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为保证退耕还林工作顺利推进, 2002年国务院出台了《退耕还林条例》, 对退耕还林的资金和粮食补助等做了明确规定。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 对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做出明确规定:“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 建立健全对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域和江河、湖泊、水库上游地区的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各地在推进生态补偿试点中, 也出台了流域、自然保护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等方面的政策性文件。浙江省人民政府在2005年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 在省级层面比较系统全面地开展了生态补偿实践。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稳步推进。2001-2004年, 国家开展了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试点。从2005年起, 中央财政正式设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标志着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正式建立。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200多亿元, 将7亿亩重点生态公益林纳入补偿范围。2006年, 国家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 对矿山生态环境补偿试点做出部署。同时, 中央财政还通过提高环境保护支出标准和转移支付系数等办法, 加大对青海三江源、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以及部分天然林保护区等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浙江、山西、湖北、广东等不少省份也积极开展生态补偿机制方面的试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近10年来, 中国先后启动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甘肃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等具有一定的生态补偿性质的重大生态建设工程, 总投资达7000多亿元, 其中用于各种补助性质的支出3000多亿元。开展了大规模的水污染治理工作, 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累计安排用于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入的资金有2000多亿元。

森林草原补偿

森林的生态补偿工作起步较早, 国家投入较多, 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 其中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相关的政府措施有:1992年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一九九二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的通知》, 明确提出“要建立林价制度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实行森林资源有偿使用”。199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 指出“要改革造林绿化资金投入机制, 逐步实行征收生态效益补偿费制度”。1993年国家环保局发布的《关于确定国家环保局生态环境补偿费试点的通知》 (2002年废止) 。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六条明确表明“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2001~2004年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试点阶段。2004年正式建立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并由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出台了《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建立, 标志着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从实质上建立起来。

在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方面, 为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998年大水之后, 党中央、国务院把“封山植树, 退耕还林”作为灾后重建的主要措施之一。1999年国务院又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措施, 并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进行退耕还林试点。2000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 2002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 退耕还林工程在25个省 (区、市) 和新疆建设兵团全面展开。同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退耕还林条例》, 实施退耕还林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的重大决策, 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为完善退耕还林政策, 继续对退耕农户给予适当补助, 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解决退耕农户生活困难和长远生计问题, 国务院于2007年正式印发《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 《通知》要求, 国家将继续对退耕农户直接补助, 并安排专项资金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西部地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区和享受西部政策的中部地区, 并向特殊困难地区倾斜。2010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监察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审计署、国家统计局、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粮食局等九委 (部、局) 联合出台了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规划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办法》明确了实施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规划建设项目应当遵循的原则和建设目标, 并实行省级人民政府负总则, 坚持目标、任务、资金、责任“四到省”, 旨在强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规划建设项目管理, 切实把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规划落到实处。

在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方面, 实施退牧还草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改善民生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之一。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方面负责人介绍, 退牧还草工程在内蒙古、四川、青海等8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工程自2003年实施以来, 取得了显著成效。2000年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2002年发布了《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2002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草原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增加草原建设的投入, 支持草原建设;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草原,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保护草原投资建设者的合法权益。2002年修订通过的《农业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烧山开垦以及开垦国家禁止开垦的陡坡地, 已经开垦的应当逐步退耕还林、还草。从2011年起, 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用于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牧民生产性补贴和绩效考核奖励等方面, 支持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 (区)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011年, 经国务院同意,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农业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完善退牧还草政策的意见》, 这是继国家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后, 进一步完善退牧还草政策的重要举措。《意见》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新的政策措施:一是合理布局草原围栏;二是配套建设舍饲棚圈和人工饲草地;三是提高中央投资补助比例和标准;四是饲料粮补助改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退牧还草工程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在生态效益方面, 通过工程实施, 禁牧休牧区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 草原植被得到较好恢复, 植被覆盖度和牧草产量明显提高, 草群中优良牧草比例有所增加, 草原生态环境日趋好转, 草原特有的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明显增强。在社会效益方面, 一是推动了草原承包经营制和草原保护制度的落实;二是促进了草原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 转变了牧民靠天养畜的传统观念, 推广了舍饲半舍饲的生产技术, 减轻了草原的放牧压力, 提高了牧区防灾抗灾能力;三是促进了牧区经济结构的调整, 调动了农牧民保护建设草原的积极性。在经济效益方面, 通过开展舍饲圈养、畜种改良, 提高了生产效益, 增加了农牧民收入。同时, 退牧还草工程的饲料粮补助政策, 也直接增加了工程区农牧民的经济收入, 使实施禁牧休牧后的农牧民收入基本不减少, 生活水平不降低。

流域补偿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 我国各省 (区、市) 在矿产、流域等领域就有各种类型的自主探索。不少省内的流域生态补偿, 做得红红火火、颇有成效。2003年福建省率先启动了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工作, 到2009年闽江、九龙江、敖江等3个流域都实施了生态补偿。2006年, 浙江等省开始陆续跟进。与此同时, 政府关于流域的生态补偿颁布了一些政策和法规。1984年通过2008年全国人大修订通过的《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条规定: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等方式, 建立健全对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域和江河、湖泊、水库上游地区的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对重点水污染物排放实施总量控制制度。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水土保持法》指出从事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水土资源, 并负责治理因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在防治水土流失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国家计划委员会也于1997年颁布了水利产业政策。2005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在政策法规不断完善的同时, 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也在同步推进。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江源生态保护综合实验区的建设和新安江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区域的建设。

三江源:将建设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三江源生态补偿是集社会、经济、环境的一个复杂的系统政策工程, 社会和谐稳定、生态持续改善、民生显著提高是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政策目标。计划将三江源地区将建设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同时, 出台中国首个生态补偿机制方案——《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总体实施方案》。如果方案通过, 长江、黄河、澜沧江的下游省区将为源头省份支付生态补偿费。2005年, 国务院批准实施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 规划实施初步遏制了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2008年, 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其中明确提出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在青海建立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实验区的要求。在此背景下, 青海省人民政府又提出了《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实验区试验总体方案》。目前来看, 全面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实施《保护区规划》和《实验区方案》, 解决三江源地区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的最根本、最有效政策途径。

新安江: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进入操作阶段。财政部、环保部2011年正式将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作为全国跨省大江大河流域水环境的首个试点。根据“明确责任、各负其责, 地方为主、中央监管, 监测为据、以补促治”的原则, 由中央财政和安徽、浙江共同设立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基金。近日, 安徽省黄山市与浙江省淳安县日前首次联合开展了新安江跨界断面的水体监测工作, 两地分别完成水质采样、实验室比对分析工作, 监测数据正按规定程序上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既有利于调动上游地区源头治理保护的积极性, 从而保障下游优质水源;又有利于弥补上游地区治理保护资金的不足, 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日益凸显的矛盾。新安江流域的水环境生态补偿试点将为中国跨省大江大河流域水环境奖优罚劣和流域生态共建共享的保护机制探索新路。

矿产补偿

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补偿机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 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能源资源保障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破坏环境和生态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 云南省对磷矿开采征收覆土植被及其他生态破坏恢复费用, 开始了生态补偿的实践探索。

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和政策, 规范和完善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199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规定探矿权人取得临时使用土地权后, 在勘察过程中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害的, 要按规定予以补偿。同年又推出《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1996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规定开采矿产资源, 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因开采煤炭压占土地或者造成地表土地塌陷、挖损, 由采矿者负责进行复垦, 恢复到可供利用的状态;造成他人损失的, 应当依法给予补偿。1998年出台了《土地复垦规定》, 明确土地复垦, 实行“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2005年, 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7年, 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支持44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同年,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为推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完善环境经济政策, 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开展生态补偿试点提出工作要求。2009年, 出台的《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监督管理的通知》, 规范了中央财政支持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管理和实施。

在中央政府逐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的同时, 地方政府也积极进行立法探索, 为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提供政策法规保障。例如, 2006年, 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意见的批复》, 山西省也出台了《山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2000年) ;2006年出台了《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2007年颁布了《山西省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提取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山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工作总体实施方案》和《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征收管理办法》;2008年出台了《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安排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等一系列政策法规。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任重而道远。今后,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部署, 加快制定出台专门的生态补偿政策法规。重点抓好四项工作:一是落实好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措施。把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作为建设生态文明、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真正把生态补偿这件大事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二是深入开展试点工作。在继续推进现有生态补偿试点的基础上, 再启动实施一批生态补偿试点示范。选择一批重点流域开展流域和水资源生态补偿试点, 在部分东部沿海城市开展海洋生态补偿试点, 继续深化湿地和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试点, 在西北地区尝试开展荒漠治理生态补偿, 启动中西部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三是进一步细化补偿措施。按照森林、草原、湿地等几大生态系统, 分别制定各领域生态补偿实施办法, 明确各领域的补偿主体、受益主体、补偿程序、监管措施等, 确定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权利义务, 形成奖优罚劣的生态补偿机制。四是加快建立健全基础支撑体系。要研究建立水源地及重要生态系统, 尤其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服务功能监测和价值评估、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害的经济损失核算体系。要尽快制定各领域的生态补偿标准和计算方法体系, 建立完善跨界断面的水量水质监测体系, 加快建立生态补偿交易平台和信息统计发布制度, 为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基础支撑和科学依据。

专家学者观点

中国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重点对生态补偿的涵义进行了探讨。对生态补偿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定义为:对在发展中对生态功能和质量所造成损害的一种补助, 这些补偿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受损地区的环境质量或者用于创建新的具有相似生态功能和环境质量的区域。

李文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学和森林学家) 认为, 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 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广义的生态补偿应该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服务功能两个方面的内容, 也就是说不仅包括由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向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提供因保护生态环境所造成损失的补偿, 还包括由生态环境破坏者向生态环境破坏受害者的赔偿。

任勇 (国家环保总局政研中心副主任) 等认为, 生态补偿机制是为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 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毛显强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等将生态补偿定义为:通过对损害 (或保护) 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 (或补偿) , 提高该行为的成本 (或收益) , 从而激励损害 (或保护) 行为的主体减少 (或增加) 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 (或外部经济性) , 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

针对生态补偿的问题, 记者采访了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生态环境规划部主任张惠远

需克服各方压力, 制定《生态补偿条例》, 按要素进行补偿

张惠远博士表示, 目前的生态补偿的工作进展不容乐观, 出台《生态补偿条例》步履维艰。由国家发改委牵头, 10多个部委参加的《生态补偿条例》, 由于有多个部委参加, 很多涉及到部门利益问题, 各部委的争议很多。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生态补偿怎么补, 是按流域补还是按要素补, 是依托上游需求补, 还是按实际标准补等等。比如水利部提出按流域, 林业局有自己的说法, 具体怎么把握, 《条例》正式出台之前, 国家将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有了《意见》后面的路也很漫长, 下一步与地方结合时, 讨论和争议会更多, 这是一个各方博弈的过程。张惠远博士主张按流域补, 以流域为主体, 将相关补偿领域融合到一起, 将一个区域的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 再扩展到区域间的生态补偿。

张博士告诉记者, 牵头这个事情的发改委也面临各部委及各地方政府的压力。要想制定一个皆大欢喜的政策是不现实的, 所以, 突破各方面的压力, 推出《生态补偿条例》需要强大的魄力, 这也是目前工作的最大瓶颈。希望能尽快推出一个有魄力的举措, 改变《生态补偿条例》制定停滞不前的困境。

生态补偿光“补”不行, 还得“导”

张惠远博士告诉记者, 生态补偿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 每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提案, 呼吁尽快建立相关机制和政策。两会后环境部都会处理大量的相关提案, 周而复始, 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最怕的就是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环境补偿就是向政府要钱进行环境治理。张博士建议政府要从“补”向“导”转移, 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在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 建立生态补偿政策的绩效评估制度, 引导社会在生态补偿方面良性循环。同时, 还要培养和加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 提高公众对生态补偿的参与程度, 需要宣传部门和媒体发挥社会教育功能, 让生态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力求达到标本兼治的功效。

打破制度壁垒,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张惠远博士表示, 我国的生态补偿面临着环境管理法制、体制和机制不完善, 管理体系条块分割, 生态保护和补偿形式难以形成明确的责任机制;市场机制还不健全, 利用市场机制开展生态补偿难以形成明确的责任机制。如果制度层面放开一个口子的话, 市场机制的巨大强力随即就会被释放出来, 补偿方式和资金来源都会大大丰富, 还将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并且提高效率, 也有助于建立和保障长效稳定的补偿机制, 增强人民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划定生态红线, 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成本倒逼机制 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倒逼机制,弯道超车,中部崛起

一、中部地区利用倒逼机制实现“弯道超车”的现实意义

1、倒逼机制的内涵

倒逼机制原本是银行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在强政府干预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大量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往往压迫商业银行不断增加贷款，从而迫使中央银行被动的增加货币供应，形成所谓的“倒逼机制”。在本文中“倒逼机制”是对这一概念的泛化，指由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不利影响，对中部地区发展产生压力，倒逼中部地区适应发展环境的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2、“弯道超车”的理论基础

“弯道超车”源自体育竞技比赛，作为一个经济概念，指的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国家、地区、产业或企业以非常规的方式，实现后发赶超、跨越发展的经济竞争现象。在本文中特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的非常时期，中部地区要发挥后发优势，以非常规的方式，实现后发赶超、跨越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快速崛起的经济发展战略。

“弯道超车”的经济学概念与经济增长理论、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种理论紧密相关。一是与经济周期与经济波动理论相联系。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有规律性的扩张和收缩的过程，一般有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循环一次，即为一个经济周期。“弯道超车”与经济周期理论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弯道”是对目前经济周期所处阶段的形象比喻；经济发展的规律使“弯道超车”成为可能。二是与区域经济中的“逆向梯度”理论相联系。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客观上主要源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要素结构与宏观经济环境变迁共同作用产生的现实差异。目前，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出现一定的滞缓和落后，呈现出“塌陷”的特征。但这一经济格局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金融危机爆发、外向型经济受挫、资源约束趋近的危机中，中部省份如果化“危”为“机”，逆向而动，积极发展资源集约使用和环境友好共生型经济、立足本土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型经济，将能够在较短时问、较小区域内积聚起相对优势，一举跃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弯道超车”。

3、中部地区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实现“弯道超车”的现实意义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6个省份，国土面积102.6万km2，占全国总面积的10.7%。2007年，中部地区总人口为3.5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6.7%；国内生产总值为52040.92亿元，占全国的20.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4745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8.1%；财政收入为3590.42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总计的15.2%。相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还较为滞后。为此，党中央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持中部地区的发展。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在给中部地区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为中部地区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结构优化升级，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对促进中部崛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金融危机下中部地区利用倒逼机制实现“弯道超车”的机遇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地处内陆的中部地区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压力。但同时由金融危机所形成的“倒逼机制”也为中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弯道超车”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1、国内外产业转移为中部地区产业升级带来了良好机遇

经济波动时期往往也是各种经济要素重新组合、产业重新布局时期，是国家间、地区间既有发展格局的变化调整期。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全球经济放缓，跨国公司、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将会对国内价值链进行重构，区域产业布局将会出现较大的调整，国际产业将进一步向中国转移，国内东部地区产业也将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个过程将伴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提升。经过多年发展，中部地区已经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设施以及产业配套条件，区位、市场、资源及劳动力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优势，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使得中部地区面临着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发展方式的大好机遇。

2、国家“保增长、扩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中部地区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从根本上遏制经济下滑的不良势头，2008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加大对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投资力度。中部地区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对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等民生领域的投资需求比较强烈，随着这些积极政策的日趋到位，中部地区投资增长可能性加大，对经济拉动作用也会更加明显。同时，为保证经济平稳发展，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着力点逐步转向启动内需，特别是2008年11月8日中发18号文件，提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举措，地处内陆的中部六省内需型经济的驱动力较强，中央扩大内需政策措施的落实，一定会给中部地区发展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3、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为中部地区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带来了新机遇

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萧条的非常时期，世界范围内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机会时，会避开因金融危机处于动荡中的发达国家，而选择中国这样的高增长发展中国家作为新目标市场。同时，中国东部资金也会投向中西部地区，这对中部地区吸引资金是一大利好。此外，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的经济结构进入了调整阶段，经济结构的大调整要求包括资源、资本、人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重新配置，不少国际知名大公司、大集团纷纷裁员。这是中部地区低成本吸引技术、资本和各类国际高端金融人才的大好机会。最后，大量农民工返乡，带回了资金、技术等，为促进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中国经济触底回升，为中部地区实现“弯道超车”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有针对性地出台了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加大科技投入、改善民生、稳定出口等多项政策，一揽子计划已经对遏制经济快速下滑、稳定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9年上半年，随着中央一系列应对危机政策的贯彻落实，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经济复苏的各项指标已经回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8.1%。由此可见，全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企稳回升态势，出现了触底回升的“拐点”，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为中部地区利用倒逼机制实现“弯道超车”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三、中部地区利用倒逼机制实现“弯道超车”的优势

1、应对危机的经验优势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部地区各省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应对危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多数省份经济运行出现企稳回升的态势。中部各省今年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湖北10.2%；湖南13.1%；江西10.2%；安徽11.6%；山西-8.1%；河南6.6%。除山西外，其他五省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远高于全国6.1%的平均水平。中部各省今年1—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分别是：湖北11.9%；湖南17.6%；江西14.6%；安徽15.8%；山西-22.5%；河南5.3%；全国6.3%。除山西和河南外，其他四省均远高于全国6.3%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应对危机取得了明显成效，具有了一些在危机中加快发展的经验，为中部地区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实现“弯道超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经济基础优势

近几年来，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具备了实现“弯道超车”的经济基础。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提高。2001—2007年，中部地区六省生产总值由19791亿元增加到52041亿元，增长2.63倍；人均生产总值由5576元提高到14745元，增长2.64倍。2007年，中部六省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到了20.9%。二是产业基础雄厚，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能源基地和重要的原材料基地，拥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三是城市群的带动力和辐射力不断增强，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支撑。四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投资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五是中部六省发展呈现出你追我赶、并驾齐驱的竞争态势。

3、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开始落后，随着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发展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逐渐在全国经济格局中显现出“塌陷”状态。为此，党中央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支持中部地区的发展。发展落后使中部地区具备了赶超的后发优势，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中部地区来说，既暗藏着风险，也蕴含着机遇。中部地区要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实现“弯道超车”，必须要抓住机遇，把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变为现实中的真正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4、区位交通优势

中部地区位于我国经济地理位置的中枢核心地带，具有承东启西、连通南北的区位优势，交通十分便利，与东部、西部和东北的联系最为迅速和快捷。因此，其经济发展的沟通、辐射和带动作用在四大经济区域中，将是最为强烈、持久和明显的。便利的区位交通条件使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升级方面具有其他区域不可比拟的优势。

5、资源优势

一是自然资源丰富。中部地区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组合条件好，是我国重要的煤炭、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磷化矿生产基地，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二是科技教育资源丰富。中部地区科教实力雄厚，大专院校集中，人才荟萃，是我国重要的科研教育中心。三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中部地区人口总量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中部地区利用倒逼机制实现“弯道超车”的路径选择

在金融危机大肆蔓延，全球经济放缓的非常时期，中部地区要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危机所形成的“倒逼机制”，加强粮食生产，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扩大投资、消费规模，拉动内需，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提高软实力，推动中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弯道超车”。

1、加强粮食生产，夯实农业基础

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中部地区就占有5个，中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在全国粮食安全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中部农业的兴衰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我国的粮食安危。中部地区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实施“弯道超车”战略，必须要加强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加快农业发展，夯实农业基础。一要加强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要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建立起政策倾斜和利益补偿的长效机制。二要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调整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种植业品种、品质结构；优化农业区域结构。三要以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业成为一个能充分吸纳和利用一切现代新生产要素的高效产业。四要加强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五要通过改革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健全农业服务体系，提高农业市场化水平。

2、加快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

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经济下行时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面临良好机遇。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部地区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实施“弯道超车”战略，既要立足当前，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更要从战略和长远出发，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工业结构升级步伐。用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支持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二是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服务业结构。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咨询、物流等知识型服务业或“生产型”服务业，促进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三是加快科技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支持、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强自主开发，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开发体系，以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为主的科学研究体系，以科技管理服务为主的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要由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向原创型技术创新升级，增强产业的创新能力。四是引导产业集群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作。五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推进节能减排。

3、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

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08年第4季度，中央出台了“扩内需促增长”的十项措施，提出了扩大投资的重点领域和方向，主要有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环境保护、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为加快这些重点领域的建设，中央与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共约4万亿元。中部地区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争取国家优惠政策，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刺激经济增长，迅速走出危机，实现“弯道超车”。一要加大资金筹集力度，加大投资规模。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大力启动民间资本；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二要调整优化投资结构，促进科学发展。加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大自主创新投资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大技术改造投资力度，提高投资内涵质量和效果；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新农村建设、城市建设、社会事业、生态环保等投入，改善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三要建立投资导向机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4、扩大消费需求，促进发展方式向消费拉动型转变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世界经济前景难料。我国经济深层次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与经济周期性下行、外部环境恶化碰在了一起。无论是应对危机还是经济转型，都必须实施以扩大消费为核心的政策，积极扩大有效消费需求，改善和提高消费，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实现由资源消耗型向内需和消费拉动型增长转变。一是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的机制，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二是培育消费热点，优化消费结构。采取措施，着力培育电信、教育培训、家政服务、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休闲旅游等消费。三是改善消费环境，促进安全消费。进一步完善消费政策，发展和完善消费信贷，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加快城乡消费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四是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5、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发展软实力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下行期间，基于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社会固定资产支出会被压缩，而文化需求将会急剧增加。因此，金融危机期间，往往是文化产业发展与繁荣的机遇期。中部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完全见底的形势下，中部地区应对金融危机，实现“弯道超车”，应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其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发展软实力。要加大文化投入，加快推进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开拓文化消费市场，扩大文化内需；培育龙头文化企业，打造知名文化品牌；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加快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培育文化产业人才，提供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欧阳煌:金融危机下的“弯道超车”战略[J].求索, 2009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