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精选5篇）

法庭辩论 篇1

摘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 法庭论辩在出庭支持公诉中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公诉人法庭论辩的作法及效果如何, 直接关系到公诉人任务能否顺利完成, 公诉人只有紧密地将论据和论题有机地结合起来, 有策略、有针对性地运用逻辑论证方法, 论证控辩双方观点才能达到控诉犯罪的目的。以下, 笔者就粗浅谈谈几种常用的逻辑论证方法, 在法庭论辩中的运用, 以供参考。

关键词：法庭辩论,法律逻辑,运用

一、独立证明法

独立证明法就是通过确立证据的真实性, 进而直接推导出论题的真实性的论证方法, 即所谓的三段论。在法庭论辩中, 我们可以用法律条文规定的罪状或者有关罪名的概念定义为大前提, 用证据确凿的犯罪事实为小前提, 并将两者加以对照, 从而得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该罪的结论。例如:在押犯王某故意伤害一案, 因被告人在劳动中不服管教, 看守人员打了被告臀部一下, 过后, 被告持锹将看守人员砍伤。庭审中, 被告人辩解自己的行为属正当防卫。公诉人当即引用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 指出:正当防卫必须是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实施, 对于对方不会造成伤害后果的行为及已经停止的侵害行为, 都不能采用正当防卫的合法进攻手段。该案中, 看守人员只是在管教被告人, 不存在正在进行不法侵害, 而且被告人是在“过后”出于泄愤报复的动机砍伤对方, 不是正当防卫行为, 实属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这一发言结构严谨, 掷地有声, 完全批驳了被告人的辩解。

二、反证法

反证法是用论据证明与论题相矛盾的判断假, 再根据排中律, 进而推出论题真。

反证法证明过程, 可用公式表述如下:

求证:P真

设:非P真

证明:如果非P真, 那么Q真;

并且:Q不真

所以:非P不真 (即非P假)

根据排中律:所以P真。

如一强奸案, 被告人某天晚上乘邻居某女丈夫不在家, 从窗户侵入某女室内, 利用某女熟睡之机将其强奸。经查证, 某女短裤及阴道内精液系被告所留, 因某女系在熟睡中被奸, 不能叙述被奸的具体情节, 而被告又拒不供认强奸事实, 辩称自己与某女是通奸, 并且与某女是事先约好的。法庭辩论中, 公诉人即运用了反证法, 先假设了被告与某女通奸, 据此设定了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的假言判断:如果被告人与某女为通奸且事先有约, 那么某女必然为被告留门 (这是规律也是常理) 。然后, 公诉人根据现场勘查情况, 证明被告人系翻窗而入, 窗棱被扳断, 某女家中门锁着, 得出了某女根本没留门, 所以公诉人推出被告与某女不是通奸的结论。该案要么为通奸, 要么为强奸, 两者必有一真, 根据排中定律, 推出了被告人系强奸。

三、淘汰法

淘汰法, 又叫选言证法。这种方法是把论题断定的情况作为可能情况中的一种, 与其余可能情况并列构成选言判断, 然后用论据证明论题之外的其余那些选言均不能成立, 通过否定肯定式选言推理, 进而确定论题的真实性。

淘汰法的证明过程, 可用公式表述为:

求证:P真

证明:或者P真, 或者Q真, 或者Y真

已知:Q假, 并且Y假

所以P真。

例如某伤害案, 辩护人指出有多人对被害人进行殴打, 仅认定被告人致被害人重伤是毫无道理的。公诉人巧妙地运用了淘汰法, 指出:这起故意伤害案中, 确实有多人对被害人进行殴打。因此造成被害人重伤至少有三种情况:第一, 被害人自伤。第二, 其他造成。第三, 被告人故意用水果刀致被害人重伤。而根据证人证言和法医鉴定, 排除了被害人自伤的情况, 并且根据法医鉴定, 造成被害人重伤的直接原因是用锐器刺中肺部所致, 经调查, 除被告人使用锐器 (水果刀) 外, 其他参与殴打的人, 都是使用木棒之类钝器, 不可能造成锐器伤, 因此, 也排除了其他人造成的情况, 仅剩下被告人故意用水果刀致被害人重伤的情况, 从而有力地批驳了辩护人的观点。

四、直接反驳法

直接反驳法就是引用论据直接确定某个判断虚假或真实性可疑的论证方法。运用这一方法要认真分析对方观点错误的实质, 直接反驳的力量在于抓住实质, 攻其要害, 切忌无的放矢或乱扣帽子。例如李某抢劫案中, 辩护人提出李某没有实施暴力, 紧紧扬了一下拳头, 被害人就将物品留下了, 故李某不构成抢劫罪。显然, 辩护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此案的实质即被告人李某是否使用了暴力。因而, 公诉人运用直接反驳法指出: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将公司财务抢走的行为。被告人对被害人扬了一下拳头, 就是一种暴力胁迫的一种行为表示, 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成特征。因此, 被告人李某构成抢劫罪无疑, 辩护人哑口无言。

五、归谬法

归谬法是先假定被反驳的判断为真, 并且以这一被反驳的判断作为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前件, 由此引出推断, 而此推断又明显荒谬或推断与已知事实或科学原理相矛盾, 说明推断不能成立, 从而证明了被反驳的判断假。例如:李女与陈男通奸, 被李的婆婆发现, 陈为灭口, 当即将李的婆婆掐死。李协助陈伪造现场后将陈放走, 李被指控有包庇罪。在法庭辩论中, 辩护人提出李的行为不构成包庇罪。因为刑法未将伪造现场的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 针对这一辩护意见, 公诉人指出:伪造现场只是一种具体的犯罪方式, 按照辩护人的逻辑, 某种具体行为只要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就不能认定有罪, 那么, 用手掐死人是什么行为在法律中也没有规定, 难道陈就不构成杀人罪吗?这里公诉人用的就是“以退为进, 引人荒谬”的归谬法, 使辩护人的观点不攻自破。

以上介绍的各种逻辑论证方法, 法庭辩护中常常是综合应用, 对同一案件的论证, 往往是先运用独立证明法, 从正面直接证明论题的真实性, 同时又运用反证法、淘汰法或归谬法, 证明某些辩护意见的不能成立, 进而反面间接证明了公诉人指控的真实性。作为国家公诉人的检察官, 应对各种逻辑论证方法多有所闻, 多有所用, 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法庭辩论水平, 从而出色地完成公诉任务。

法庭辩论 篇2

尊敬的法官及各位审判员：

针对原告的诉求和我方的应诉主张，在今天的法庭辩论环节我方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说明，同时也有以下几种观点需要明确：

一、谢潘义夫妇死亡后的遗产继承和幼女谢潘盼的抚养问题。2000年后季，多病多灾的谢潘义夫妇先后离世，留下哇哇啼哭不谙人事的5岁孤女谢潘盼，因无任何直系血亲抚养而事成难题，为及时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吴塬村委会会同小湾村长就谢潘义夫妇的遗产继承和谢潘盼的抚养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基于社会管理的职责和人性关怀的目的，出于对亡人魂灵的抚慰和对亡人遗亲妥善安置的心愿，才以第三方的身份，参与到此事中来的，他们先后找过谢潘义夫妇的几位旁系血亲商量此事，但都没有结果，最后才找到邻村居住的谢潘义妻子潘粉梅的旁系亲属侄子潘治家，经过磋商，潘愿意接受谢潘盼的抚养事务，至此谢潘盼的抚养问题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但是基于谢潘盼的抚养而谈判的抚养条件却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外：吴塬村委会、小湾自然村、潘治家、小湾村民慕自强这代表着四方面不同身份不同利益的人通过协议的方式简单粗糙处分了谢潘义夫妇生前承包的29.6亩承包地，将这29.6亩承包地由吴塬村委会和小湾自然村长全部转包给了小湾村民慕自强，而慕每年只需供给谢潘盼的指定抚养人潘治家600斤小麦用于养活谢潘盼即可，同时慕还承担了每年供给小湾自然村100斤小麦，不知何意！协议当时签订了10年。这样一份完全显失公平且无合法继承人谢潘盼任何法定监护人参与的所谓“协议”，几乎完全剥夺了谢潘盼的所有继承权利！所以这是一份无效合同，一是合同处分的财产不属于参与合同签订的吴塬村委会、小湾自然村、潘治家和小湾村民慕自强任何一方，二是合同内容显失公平。这只能算是一起通过行政参与的社会管理行为，而这件事情的处理足以体现出当时参与的干部和群众法律意识的淡薄和处理社会事务能力的差池!这也就是这起案子多年争执不休的根源所在！今天的辩论我首先请求法庭撤销当年他们签订的这一份非法协议，而这一份协议更不能适用《合同法》来调整，因为《合同法》调整的是当事人双方签署的有权处理的自己合法财产，同时还必须本着“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而这起案子面前摆着这份“协议”算什么？

二、原告慕自强恶意冒领谢潘义一家的退耕还林款、意图长期霸占谢潘盼的合法继承财产问题。

通过2000年吴塬村委会干部和小湾自然村长等的协调，慕自强转包取得了原谢潘义一家的所有承包地经营权，在其有效耕作了仅仅两年后，2002年国家实行退耕还林，原

谢潘义一家承包地其中26.6亩被国家规划到了退耕范围之内，慕自强心想：多好的事，真是喜从天降，这26.6亩地不用种地纳粮，国家每年每亩还补助160块钱，将来载的杏树挂果收益，还归我慕自强所有，多好啊!于是慕自强“理所当然”地从2003年开始便逐年从乡财政所和林业站直接领取了谢潘义名下的26.6亩退耕还林款，直至2008年底，共领取现金25536元。2009年，谢潘盼的指定代理人潘治家出面阻止并保留了谢潘盼的“一折统”存折才算真正阻止了慕自强的侵权行为!而慕自强不但不知错悔过，还执意将谢潘盼告上了法庭，引发官司！退耕还林是国家基于保护生态启用国债资金实施的一项庞大的惠农工程，被规划的区域地块务必全部实行退耕，然后8年内国家启用国债资金补助承包农户生活费用，这纯粹是一起行政行为，退耕苗木由国家供给，退耕工作由乡政府及村委会组织当地群众以乡或以村为单位通过义务工的方式负责落实实施，与你慕自强何干？退耕后26.6亩承包地每年领取的补助款就高达4256元，你只给这26.6亩承包地的合法继承人600斤粮，也就是600元钱，道理何在？假设2000年你们签署的那份协议合法有效，现在退耕了，协议的主体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你也应该考虑协议的变更问题啊，可你却执迷不悟，堂而皇之地连续冒领了6年谢潘盼的退耕还林款！道理何在？道义何在？所以慕自强的行为是有过错的!是恶意的!是严重侵权的！更为可耻的是，慕自强居然在2004年要求再次以协议的方式将转包行为延伸到50年以后！脑子出毛病了还是发疯了，不知道国家的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只有30年权限，到2028年就结束了？这一行为充分体现出慕自强的贪婪意识和企图长期霸占孤儿谢潘盼的继承权欲望何等强烈！这一切其实都是源于已死亡的谢潘义夫妇的承包地转包行为发生的，与退耕不退耕没有必然关系，不是退耕纠纷，而是承包地纠纷，所以今天的辩论我方认为处理这件事情不能适用关于退耕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应该适用土地承包、转包以及遗产继承方面的法律法规。

三、关于返还原告诉求中的4230元的问题。因为这是一起典型的“恶人先告状”，尽管我方身为被告，但我方有足够的理由和法律依据用来保证这场官司的最终胜利，所以在此我方明确表态不返还原告任何财产，而且还要向原告声明，在必要的时候我方将要求原告返还2003年至2008年共冒领的谢潘盼退耕还林款25536元，同时关于这场官司我方也不承担任何诉讼费用。

四、质证：原被告双方2004年古2月20日签订的《承包地合同》和2008年12月25日吴塬村委会出具的《关于慕自强承包谢潘盼土地事宜处理意见》这两份材料中，潘治家的两次签名字迹不同，显然有一份材料是伪证，法庭应不予采信。

五、关于这起诉讼的重要法律适用。

审理这起民事案件我方认为主要应该适用以下几部法律以及其中的部分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

其中：第四条 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第九条 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三十一条 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第十六条 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

（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第十九条 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

（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

（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

（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

（五）签订承包合同。

第二十条 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第二十四条 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

第二十五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

第二十七条 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第三十三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第三十六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

第三十九条 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

第五十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其中：第七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截留、扣缴。

第十六条 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流转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双方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不变。

第二十一条 承包方将土地交由他人代耕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协议。第二十二条 承包方委托发包方或者中介组织流转其承包土地的，流转合同应当由承包方或者书面委托的代理人签订。

第三十五条 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接包方按转包时约定的条件对转包方负责。承包方将土地交他人代耕不足一年的除外。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其中：第二条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第四条 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

第六条 无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

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或者征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后行使。

第十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法庭辩论 篇3

关键词：律师,豁免权,法庭,辩论

长期以来,由于法律规范在保护律师执业豁免权方面的缺位,中国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直面临巨大的风险,成为律师行业挥之不去的阴影。2007年10月28日修订,并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律师法》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改善中国律师执业环境,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内涵

“豁免权是一种不受某种后果约束或不受某种法律规范管辖的状态。”[1]在罗马法中,享有豁免权的人,即不受法定义务约束之权利主体。作为一种法律上的特权,豁免权乃是法律赋予某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外交人员、人大代表)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因职务需要所为之特定行为免受法律责任追究之权利。具体到律师行业,此类豁免权是律师豁免权。根据中国现行《律师法》的规定,律师豁免权仅指的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具体而言,就是指律师在代理刑事、行政和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因正当职业之需要而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

中国《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根据此一法律条文,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内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从权利享有的主体来看,应当对该条文里的“律师”作广义理解,将其扩大解释为包括法律工作者在内的所有代理人或辩护人。有学者认为,律师执业豁免权的主体是指实施律师职业活动的人员,即必须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实习律师或实习期满取得律师执照的律师[2]。这似乎忽视了《律师法》之所以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立法初衷,也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不符。法律之所以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乃是为了使得作为当事人合法利益维护者的代理人或辩护人,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所顾虑,充分发挥其职能而免受非难,即使出于职业正当需要不得已而损害第三人的权利亦可得免责。基于此种价值,狭义上的律师较之于其他代理人或辩护人并没有获得法律优先保护的特殊性与正当性,法律理应对两者一体保护。另一方面,从司法现状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现阶段法治建设的特殊国情,现实中实际从事法律事务的法律工作者群体的规模远远大于所谓真正的律师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对这个群体的保护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其二,从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权利内容看,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既包括刑事责任的豁免,又包括民事责任的豁免。在刑事案件中,由于被指控人往往被采取了某种刑事强制措施,处于丧失人身自由的羁押状态,难以真正实现自我辩护的目的,再加之现代法律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得律师辩护成为维护被控告人合法权益不可或缺之途径。然而,现实中律师辩护权长期以来都得不到保障,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辩护律师都不得不面临随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威胁,基于此,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迫切、最核心的无疑是律师刑事责任的豁免。而律师民事责任的豁免问题,则关系到法律对律师自由辩护权的保护与对公民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代理人在法庭这个特定空间出于职业需要,在为正当维护当事人利益的情境下发表的言论难免会对他人隐私权等人身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法律不应因保护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而造成对律师言论自由进行不当限制,当然,亦不应容许律师滥用言论自由损害公民名誉权、隐私权。所以,现行《律师法》第37条规定的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所包括的民事责任的豁免,应以不超出一般社会容许限度为标准,防止律师滥用法庭辩论豁免权。

二、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理论基础(1)

(一)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法理基础

1. 权利来源。

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律师辩护权所派生,并最终源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直接的权利基础在于律师辩护权。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首要目的在于保障律师辩护权,使得律师在辩护当中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敢于据理力争,无所顾虑。因此,律师辩护权并不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权利,被指控人的辩护权是第一性的权利,律师辩护权则是第二性的权利[3]。律师辩护权依附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就此而言,律师豁免权的正当性,最终决定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由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利是被指控人最核心的权利,在整个刑事辩护制度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和价值,“从刑事辩护制度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为保护被追诉人(被控告人)的合法权利服务的。”[4]因此,律师法庭辩论权具有结实的权利基础。

2. 权利性质。

首先,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具有派生性。从权利来源上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律师辩护权所派生,从属于律师辩护权,并随律师辩护权的产生而产生,随其消亡而消亡,不具有独立性;从权利行使的目的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保障律师辩护权的顺利实现,具有价值目的上的依附性。其次,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是不可放弃、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当事人同意或法律另有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剥夺律师的此一权利。此外,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还具有法定性,为中国现行《律师法》第37条所明确规定。

3. 权利的必要性。

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必要性有二:其一,律师辩护权天然就存在被侵害的威胁,特别是来自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侵害。中国刑事诉讼模式历来深受职权主义的影响,其诉讼价值取向往往过分强调社会效益,强调有效地惩治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刑事辩护职能被错误地看成迅速处理案件的一种障碍,相当一部分的检察官对辩护权持排斥态度,甚至将律师辩护看做是对控制犯罪的一种障碍。因此,为保护律师辩护权免受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侵害,规定律师相应豁免权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其二,考察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辩方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当无异议,被控告人由于如前所述的特殊境遇,其权利的维护全然仰仗于辩护律师,“如果律师因为当事人的利益与国家司法机关对抗,而随时都有可能因对方启动追诉权而使自己沦为被追诉者,那么没有一个律师会去与司法机关对抗,也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担任刑事案件的辩护人。这样的后果只能是刑事案件的辩护形同虚设或者没有辩护,显然,现代的刑事诉讼已经不能容忍这种倒退。”[5]

(二)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经济分析

任何法律除了追求正义、公平等价值以外,效率的价值亦不可忽视。经济学作为研究法律的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在对《律师法》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问题上,亦可发挥重要作用。“律师职业不同于官方法律职业,它具有业务性,即其所从事的是一种业务活动而非职务活动。律师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是有偿的,表现为一种等价交换关系。”[6]市场经济下的律师,无不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的目标,这显然符合经济学有关理性人的理论预设,而现代国家中司法系统的运行也当然要求追求效率价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律师豁免权规定的必要性进行探讨。

经济人考虑成本—收益。律师在选择做刑事辩护人时,自然会将成本纳入考虑的范围。沉没成本是首先应当考虑的。所谓沉没成本,就是指已经投入而又无法收回的成本[7]。一名律师在成长过程中因受教育所支付的巨额费用,构成了律师执业的主体沉没成本。同时,律师选择做刑事辩护人的机会成本亦不可忽视,即律师在选择为被控告人辩护的同时意味着失去了去作其他民事案件或非讼案件的机会。由是观之,律师的成本本来就不菲,倘若在辩护过程中没有豁免权的庇护,随时背负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包袱,就意味着律师的总成本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高昂的风险成本,再加之律师根本无法预知何时将被检察官追究控诉,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身风险之预期成本大大增加。如此一来,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激励必然会随之减小,担任刑事辩护律师的积极性也就会受到抑制。

同时,如果缺乏对律师豁免权的制度性保障,市场激励机制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司法不公。前面已经分析了律师在刑事案件辩护中的成本相当高昂,根据均衡理论,在市场条件一定、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愿意接受当事人委托的律师趋向于越来越少,原来的均衡不断被打破,继而对被控告人来说,聘请律师的价格就会随之不断上涨。在律师费愈加高昂的情境下,自然只有少数经济富裕的被控告人才请得起律师,而一般的被控告人就只能自我辩护。概言之,不保障律师豁免权,将导致律师总成本大大增加,导致律师费用的居高不下,导致只有富人才请得起律师的现象。如此一来,司法公正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已。

(三)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比较法分析

“律师制度有其本土性的一面,即要求律师制度必须要适应本国的政体、司法制度及相关意识形态,符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律师制度又有国际性的一面,即要求各国律师制度相互接轨。”[8]中国现行《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律师制度相衔接,顺应了法治发展之时代潮流,正如学者所言,现行《律师法》的出台是中国法律国际化的一个产物[9]。

赋予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对律师的豁免权作了专门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论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法国1881年7月29日实施的《刑法典》第41条规定,“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蔑视法庭的诉讼”。此外,德国、荷兰、卢森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均规定了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此观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目前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但同时也都被予以一定的限制。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三、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

1.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边界。在肯定律师享有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同时,有必要明确此豁免权的边界,以防止权利的不当膨胀和滥用。现行《律师法》第37条同时在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从内涵方面,现行《律师法》第37条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适用的例外情形作出了规定,即律师发表的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不属于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范围。这里的限制主要集中在辩护内容的合法性,既包括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也包括他人的正当权益,具体表现为:一是律师在辩护发言时不能攻击国家的根本制度、危害国家安全;二是不得恶意诽谤他人;三是在辩护发言时不得侮辱法官、扰乱法庭秩序。不难看出,现行《律师法》对例外情形的立法规定属于概括性限制,在适用上具有相当的弹性,然而也存在标准过于模糊的弊端,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被用来架空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因为究竟何为危害国家安全,扰乱法庭秩序到底怎样才算严重,均有含糊之嫌。

从外延方面,现行《律师法》从三个维度对律师的此项豁免权进行了限定:在行使权利的形式上,仅限于庭审中的口头、书面言论,而不包括律师的具体身体行为;在时间上,仅限于庭审当中,而不包括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在空间上,仅限于律师在法庭这个特定的空间,而不包括法庭之外。从这些限制上足以看出立法者的审慎,该规定也因此而成为现行《律师法》实施一年多来众多律师、学者所诟病之处。

2.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困境。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虽然已为现行《律师法》所明确规定,然而质疑之声自始未曾中断,悲观者不乏其人,抱怨其不够彻底之人有之,怀疑其现实效果之人亦有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在适用上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法律困境,这集中体现在关于现行《律师法》第37条的规定如何与现行《刑法》第306条之间协调的问题。

现行《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可能使得现行《律师法》保护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效果大打折扣。该条所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亦被律师界戏称为律师伪证罪),具体包括三种行为:一是毁灭、伪造证据;二是帮助当事人共谋毁灭、伪造证据;三是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不难看出,前两种行为特征均相对明确,至少在内容上并无不妥,问题在于“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规定,不仅在内容上含混不清,易被混淆乃至滥用,欠缺实体法上的确定性,而且在程序上大大加剧了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这对于本来就极其脆弱的律师辩护不啻为雪上加霜!而且,该条款以律师作为特定主体,“本身就明显带有对律师行为特别规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色彩,在实践中极易被一些公安、检察机关人为地曲解,成为追究律师‘引诱’、‘威胁’证人的法律责任的根据。”[10]面对随时都可能因《刑法》第306条而成为被控告人的现实威胁,中国现行《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法庭辩论豁免制度应该重构。

四、中国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构建

1.观念层面。任何权利在从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转化的过程当中,都是以观念上的转变为先导的。中国司法实践中历来残存着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国家公权力机关往往以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自居,习惯性地俯视甚至藐视其他私权的存在。因此,要真正实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司法人员首先应当转变权力本位的观念,同时必须认识到,赋予律师一定的豁免权,“并非是给律师什么逃避法律制裁的特权,而是为了给律师职业提供可靠的保障,使其放开手脚进行执业活动,这不仅有利于专门机关公正处理案件,也有利于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11]另外,就律师自身而言,也应当树立良好的职业伦理观念,加强自身约束,不能利用自己专业优势玩弄法律,恣意滥用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置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他人正当权益于不顾。

2.制度层面。应当构建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立法律职业互通制度。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由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内的法律人所构成的团体。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组成成员具有高度同质性,他们有着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因而他们在根本上应当是统一、协作的关系,而非彼此对立甚至对抗的关系。所以,法律职业者彼此之间应互相理解和尊重,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良好的功能性协作。然而现实中由于中国司法干部和律师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存在共同的职业背景,导致法官、检察官对律师往往缺乏职业认同,甚至滥用公权力对其人身进行打击报复。有鉴于此,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要想真正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实施,有赖于从根本上建立中国法律职业互通制度,以避免和减少来自这些部门(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职业报复和打击。”[12]

3.法律层面。法律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正确对待现行《刑法》第306条,这关系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终能否实现。对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完善:一方面,从实体内容上看,需要对该条文本身作出一定的修改。其基本思路为,对律师伪证罪中的引诱作限制解释,指利诱,即以利益引诱,而不包括以诱导性发问的方法使证人改变证言[3]。因为如果将引诱性发问纳入引诱范围之中,辩护人在法庭辩论中不得不考虑因言获罪之忧患,从而战战兢兢,畏首畏尾,无法充分为被控告人的权利行使辩论权,甚至使整个法庭上的控辩双方愈加失衡。另一方面,在《律师法》与《刑法》适用顺位上,宜采纳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优先适用《律师法》。在牵涉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保护与律师伪证罪的认定上,将《律师法》视为对《刑法》在不违背刑法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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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支果.刑事辩护的价值与律师豁免权探析:第20卷[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5,(1).

[11]马秀娟.论律师执业豁免权[J].西部法律评论,2008,(4).

法庭辩论技巧介绍 篇4

(一)分析案情，理顺思路能力。每一位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在庭前必做的一项基础工作，就是分析案情，理顺思路，组织证据，写好代理词、辩护词。张哥对每一个案件在开庭前，都要根据法庭开庭的程序，写一个《__诉__ __开庭准备》，准备好开庭要提交的证据材料，法庭辩论要抓住的重点问题，写好代理词，以及庭审中出现新情况的应对措施。绝不打无把握之仗。

(二) 文字表达能力 。材料的组织必须做到：用词准确，合理布局， 篇章衔接，环环相扣，结构严谨，条理清楚，突出重点，详略得当。

法庭辩论 篇5

作为外交战略的“和平崛起”[1]中国的和平崛起凸显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强国之间的一系列贸易、海洋领土、生态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全球贸易失衡关注中国;贸易保护针对中国;在贸易争端解决中, 中国更是屡屡被告[2]而得名, 每年春天由ILSA和美国国际法学会 (ASIL) 联合举办, 有包括方达、霍金路伟等多家国际著名律师事务所赞助。国际法领域模拟法庭比赛有很多, 如贸仲杯、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辩论赛等等。但是杰塞普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 (以下简称杰塞普比赛) 因涵盖的领域全面、赛题案例编写精妙、赛制规范、评委权威、参与者众多、赛事历史悠久而闻名。

杰塞普比赛旨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对于国际法, 主要是国际公法的学习与研究, 并通过模拟国际法院审判来加强学生运用法律进行专业辩论的能力。在过去的50多年中, 有超过100个国家的900多所大学参加了此项比赛。⑤正是由于杰塞普比赛的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 该比赛被誉为国际法学界的“奥林匹克竞赛”。从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文奇教授首次将该赛事引入中国至今, 已成功举办十一届。

杰塞普比赛以英文为比赛语言。组委会约在每年的9月末公布赛题, 赛题为法律事实复杂、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社会热点问题的案例。全世界各赛区, 包括中国赛区的各参赛队在次年1月中旬以前提交正反方两份英文书状 (memo) , 中国赛区一般会在春节前或后进行中国赛区口头答辩比赛 (oral) 。根据书状和口头答辩的总分, 中国赛区的前四名取得代表中国参加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赛资格。而编写赛题案例、对书状进行评判、在口头环节进行模拟开庭的除了有国际知名的律师、各国有涉外审判经验的法官、大使等外交官员以外, 有些时候直接由前任或现任国际法院的大法官担任。

也正因为杰塞普比赛是仿真度较高的模拟法庭赛事, 所以比赛当中反映出的对应用型国际法人才的几种素养的要求, 基本接近于现实世界当中对国际法律师、国际法法官和国际法学者的基本素养的要求。这些要求分别是:第一, 通过比赛的书面回合, 体现国际法英文文献阅读和英文写作能力基本要求、查找和分析国际法案例的能力要求、以渊源为导向的国际法法律推理能力要求;第二, 通过比赛的口头回合, 体现律师驾驭庭审的能力要求、团队合作要求、英文口头表达能力要求、国际礼仪要求等。

3.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困境

如上文所述, 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大量的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是能够直接从事涉外法律工作、经受实践考验的法律人才;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需要法律英语文献检索、阅读能力, 涉外法律文书写作能力, 扎实的国际法基础知识, 海量阅读国际法案例经历以及驾驭庭审的能力。中国的国际法教学应当以培养具备上述能力的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为目标。但是与这个目标相比, 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目前面临定位、方法和资源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定位问题, 即是否所有开设法学专业的院校都要培养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 是否也要培养不专门从事国际法律工作, 但是具备国际法知识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国际政治从来都是精英的舞台, 外交领域也有明显的秘密色彩。这种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决定了从事国际政治工作、负责国家对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实务工作人员也必然是精英, 其人员数量不可能像其他工作岗位那么多。换言之, 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是法律人才培养体系当中的尖端目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中国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家院校开设了法学专业, 这些院校不可能都要将自己定位于培养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根据现有的教学资源和国家高等教育重点布局, 科学地将国内开设法学专业的一百多所高等院校进行分流, 有计划有重点分步骤地建设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基地才是有理性的选择。

其次是方法问题, 即以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来实现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根据杰塞普比赛的经验, 在国际条约没有就某个问题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时刻, 其说理的方法是以渊源为导向, 以国际习惯、惯例、案件等资料作为理据支撑自己的主张。在说理过程中, 评判的标准基本上采取的是优势证据规则。这就要求教学过程中既要从知识体系上对学生掌握国际习惯、惯例、案件、一般法律原则和学者学说等方面的情况加以完善, 又要能够从法律思维的角度拜托演绎式思维的束缚、以创造性的眼光审视既有的一切学术资料并加以运用。

以往的教学经验证明案例教学的效果较好, 学生既能够掌握具体的案件, 也能够学习国际法案件的推理和说理过程。但是, 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先讲解具体的国际法规则, 然后以案例作为一个例证, 举例加以说明。这种教学方法更准确的说, 应当是“举例教学”而非“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法 (亦称个案教学法) 是一种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所研拟出, 当前管理学界、政府部门, 乃至于企业和大学所经常使用的教学方法。从19世纪开始, 哈佛法学院的教授们就已经开始将经典的法律案例中最关键的内容粹取出来并将之重编, 学生须于课前将各项要素了然于胸, 以便课堂中与教授交换个人意见, 教授则以了解学生是否已能从个案中判断和掌握正确的法律知识为重。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要义, 也不是要得出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 而是教育学生从案例的不同角色、不同立场的出发, 学习法律推理方法和逻辑思考过程, 如果是经典的有指引性的案例则还需记忆案件确立的新规则。因此, 以案件的判决结果来说明一个规则, 并不能够达到使学生掌握推理过程和说理方法的目的, 也是对案例教学法的错误理解和应用。

第三, 是教学资源问题, 即现有的教学资源如何保证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实现的问题。目前全国超过百所的开设法学专业的高等院校,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必须开设至少14门法学专业骨干课程, 其中就必须包括三门国际法类的课程。但是在这些学校当中, 图书、期刊和数据库资源不均衡难以满足普遍的培养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需要。师资力量不均衡的问题也很突出, 国际法的优秀师资比较集中地聚集在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教学研究基地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域的高等院校当中, 其他院校无法满足培养应用型国际法人才的高水平师资配备。教学活动参与者,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 或者是教育管理者, 都面临缺少实战锻炼、观摩机会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向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开放管辖权, 这意味着除了WTO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以外, 国际法院这样的国际司法机构基本上不会有以中国为原告或者被告的案件。虽然在培养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时候, 学生可以参加杰塞普比赛这样的国际法模拟法庭, 但是这种“以赛促教”的方法刚刚起步, 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长效机制, 难以有效孵化应用型国际法人才。

4.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方式改革的若干建议

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首先要求教学定位的多元化分流。如前所述, 国内开设法学专业的百余所高等院校不可能都以培养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来定位。笔者认为, 从地域来说, 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需求相对集中的地域, 如首都北京、改革开放试点城市以及沿海沿边地区的高等院校应当成为培养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主力军, 以社会对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为导向;从师资力量、学生素质和国家队教育资源的战略布局来说, 国际法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重点基地所在院校、传统的国际法优势学科院校应当将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教学改革的重点加以突破;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不仅仅要靠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管理者从宏观上进行调控和分流, 也要依靠学生的主动选择, 对于那些确实对涉外法律工作有理想有激情的学生, 应当为他们提供学习知识的课程和进行社会实践的平台。

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其次要求高校进行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由于“985”、“211”工程的影响, 一时间绝大多数学校将自己定位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或者“高水平科研、教学综合型大学”。在职称评定和学者个人的学术评价体系当中, 科研成果的比重过高。学者培养的学生是否能够从事涉外法律工作、工作表现如何这些能够检验教学成果的硬指标却未能纳入对学者的评价体系当中来。这固然有实际操作上可行性不强等原因, 但主要还是价值观的引导问题, 反应的是高校对于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视不够。培养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必须要进行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 而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就必须首先从转变观念开始, 切实地以“应用型”为导向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在应用型为导向的前提下, 针对涉外法律人才所需要的基本素质, 强化外语和国际法专业英语的教育, 增设涉外法律文书写作与审核的课程, 开设国际法法律诊所, 将参加杰塞普比赛这样的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作为授课环节的一部分增加到教学活动设计中来。

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还要求教学方法突出国际法特点。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要能够解决有争议的法律问题、代理最热门的法律案件。而这些案件和议题饱受关注, 往往是因为现有的国际法没有相关的条约规定或者约定俗成的习惯国际法原则来调整。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很显然不符合演绎法的法律推理逻辑, 而是更适合用归纳法得出结论。在杰塞普比赛的书面和口头环节平分规则当中, 哪一方所找到的相关国际法规则效力位阶更高;哪一方找到的案例更权威、相关性更高;哪一方找到的知名学者的专著或者论文更有说服力那么哪一方就更能够获取比赛的胜利。国际法院所公布的几乎所有案件的法官判决也支持这种归纳法的逻辑。因此, 国际法教学就应当顺应国际法的学科特点, 在成文法的法系背景当中, 强化查找案例、学说和相关资料的方法教育;强化在高仿真情境中的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独立地运用归纳法解决国际法问题、处理国际法案件的能力。

综上, 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是中国对外交往的现实需要, 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通过杰塞普比赛展现了出来。但是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当中的国际法人才培养体系无法满足杰塞普比赛所体现的对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要求, 主要面临定位不明、方法不当和资源不足的困境。教学定位问题, 可以通过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宏观指引、学校管理者理性选择、受教育者自主学习的方式解决;教学方法问题, 可以通过变举例教学为案例教学来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 可以通过前面所述的教学定位分流、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和教育方法改革来解决。但必须承认的是, 教学定位分流、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和教育方法改革只是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前提和基础。要想培养出一批兼具本土意识和国际视野、通晓我国涉外法律和国际法规则、忠于祖国、忠于法律的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 还需要从课程设置、培养目标改革、实习基地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多方面进行国际法教育改革。纲举则目张, 为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转变观念、理顺制度、奠定基础正是本文的核心要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郑坚.和平发展面对复杂掣肘[J].瞭望, 2006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