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公共领域（精选8篇）
微博公共领域 篇1
“公共领域”的概念最早由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 后经尤根·哈贝马斯而得到广泛传播。哈氏所谓公共领域, 指的是介乎于一个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 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 这个范围是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 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和其他共同关注的问题做出评判, “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1]。以往的“公共领域”特指类似咖啡馆、聚会沙龙这样的公共场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 如今的“公共领域”并不指某种特定的公共场所, 而是原则上对所有公民开放而形成的场合。
公共领域是一个公民建构其价值准则的文化批判领域, 它得以形成的条件之一, 是“由私人组成的公众, 具独立人格, 能就普遍利益问题自由、公开、平等、充分地辩论和交流, 进行理性批判达成共识, 形成公众舆论”[2], 换言之, 即构筑公共领域时公共精神不可或缺。公共精神指“孕育于公共社会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3]。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 民主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越高, 意味着公共精神越积极活跃, 它包含着“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命题”[4]。
微博, 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形式, 正日益成为人们发表观点、畅所欲言的场所。知名博客人洪波认为:“相比博客的高门槛和发布前的审查制度, 微博更简单、门槛更低、发布方式更多样”。另有学者认为, “‘微博’传播促进了知晓权与接近权的发展, 开辟言论自由的新局面”[5];微博作为“自媒体” (We Media) 中的一员, “将自媒体的去中心化、个人化、社会互动等特点进一步扩大, 在提供更多的个人表达自由、更充分的知情权、更多的社会及政治生活参与等方面, 具备优势条件”[6]。正如在, 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和2009年6月的伊朗大选民众抗议中, 微博发挥了强大的力量, 迅速成为人们获取和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同时“普通大众通过电子化、数字化的技术手段, 实现了与全球知识系统的对接, 这种传播活动某种程度上冲开了制度性传播的藩篱, 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垄断, 使多元性、小规模性、双向互动性、平等性的自主性传播行为得以实现, 这对于新的社会舆论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7]。由此众多学者对微博促进公共领域的发育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处于当下中国社会语境的人们也对微博推动社会议题探讨的期待与日俱增。
但是在普遍的乐观情绪遮掩下的事实未必如此。在备受称赞的微博构筑的“公共领域”中, “平等”、“民主”、“自由”等标签比比皆是。然而这些标签经过深入挖掘后被发现只是假象;隐匿的真相是不民主、不平等、不自由的“伪公共精神”。作为构筑公共领域的重要一环, 公共精神的缺失使本已岌岌可危的公共领域愈发雪上加霜, 微博构建公共领域的路途并不顺畅。
一、被捆绑的自由:独立精神的缺失
(一) 政治传播新工具, 微博成为新型公关手段
微博上, 人人拥有平等发言的权利,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的生产、运作和参与的方式, 吸引众多政治势力开通微博, 在言论主导空间里占据一席之地, 由此推销自己的主张, 受到“粉丝”们的簇拥。
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 奥巴马成功地将Twitter作为自己竞选、获取民意支持的媒介, 由此成功地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也被称为第一位凭借网络获取总统席位的“网络总统”, 由此, 奥巴马进一步将Twitter运用到推动医疗改革等施政举措中, 在Twitter上征求公众意见。随着微博向中国的扩展, 2010年2月21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开通了微博, 由此刺激了众多网友对微博的关注。从2010年2月24日起, 广东省21个地级市及公安厅的官方微博相继开通并在网上建立起微博群。各地公安纷纷效仿, 一时间警方微博各地开花。今年“两会”开始前,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开通微博, 开展“网络问政”, 由此成为“网络红人”。
以公安微博的开通为例, 从信息沟通的意义上讲, 公安微博作为新型的警民沟通的工具, 具有积极意义。它构建了一个实时的、通畅的信息网络, 吸引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公安机关利用新媒体来上传下达, 与网民互动, 听民生, 解民意, 及时发布正规信息, 有效地遏制不实信息的传播[8]。然而从深层次审视, 微博在此却充当了一种新型的公关手段的角色。基于中国背景下的“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 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 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 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9], 公安通过公开的互动, 积极开展微博公关, 树立起自身亲民形象, 降低了批判言论出现频率;由于自身职业的特殊性, 公安权力部门在网上充当意见领袖, 由此群众可能会放松对公安机关的监督, 反而对公安机关所做的决策拍手叫好, 沦为“沉默的螺旋”;公安机关也可通过微博对群众、媒体和意见领袖等的言论进行监控和跟踪, 导致在一个能各抒己见的“虚拟”公开场所, 意见不再畅达, 个人因为害怕被监控而噤声, 看似自由的“观点的自由市场”遭到捆绑而沦为一潭死水。
(二) 商业资本对微博的争夺战
哪里有赢利, 哪里就有经济力量的竞相争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媒体。每一种新兴媒体的诞生, 都将引发各企业的轮番聚集, “任何新兴媒体推向社会, 其驱动力都是技术的经济学, 即期望新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带来新的市场赢利空间”[10]。网络经济作为知识经济的一种形态, 正以极快的速度影响着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
传播效率越高, 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影响。微博作为高效传播的载体, 吸引了不少经济力量的“驻扎”。不少互联网企业热衷于依靠“微博”的发展来赢利, 正如新浪、腾讯、饭否、嘀咕等网站竞相开通了微博服务, 通过与手机等移动通信工具的绑定等手段来敛财。随着微博的兴起和走红, 它的及时、互动、低成本的特点所带来的商业价值被精明的商家所注意, 由此微博也成为当下前卫的品牌宣传与产品营销的平台, 既有商界名人潘石屹之类以个人名义开通微博, 进行名人代言式宣传, 也有企业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管理, 将传统的广告形式原封不动地搬上微博:有奖活动、促销信息、新产品通知……积极推广企业品牌, 进行微博“湿营销”, 微博成了企业的宣传板[11]。以戴尔为例, 作为较早进驻Tw itte r进行品牌营销的企业, 它从2007年3月开始使用Tw itte r企业平台进行营销以来, 业已获得了超过65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另外一些知名企业, 如全球最大的电子消费品零售商百思买、福特汽车、可口可乐、星巴克和肯德基等, 也纷纷在Twitter上开辟营销试验田, 并且有所斩获[12]。在中国, 继中国电信开通官方微博之后,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官方微博也悄然上线。
随着商业资本对微博的入侵, 公众的视野逐步被形形色色的商品信息, 或是各类八卦琐事、“碎碎念”般的家长里短所占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新浪微博的TOP10博主所从事的行业局限在娱乐、体育和商业这三方面。影星姚晨的微博现拥有641万多位粉丝, 高居新浪微博粉丝排行榜榜首, 房产大亨潘石屹在新浪和腾讯上都开通了微博, 言论有很高的关注和回复率。这种利益驱使将造成文化批判主义向文化消费主义转变。正如哈贝马斯所说, “即时报偿新闻 (如腐败、事故、灾难、漫画、体育、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味故事) 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 (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 ;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 即被操纵的公众, 这样, 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13]。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 任何事物都泛娱乐化, 包括资讯。人们对社会事务并不敏感, 相反却对娱乐、体育和商业上的花边新闻趋之若鹜。众多网友争论的不是有关社会事务的问题, 而是与娱乐八卦相链接的各类感官娱乐信息。在关于“富士康十连跳”的评论中, “30位院士, 150名全球行为科学家, 500名心理医生, 800位高僧, 1500位道士, 4000位神父, 经过1820天的研究, 终于得出了破解富士康连环跳楼魔咒的必胜之术:盖平房 (by cn Beta) ”这条言论被频繁转引;甚至关于地震这种举国哀痛的灾难, 也有网友发微博进行调侃。各大微博网站设置每月或每周话题排行榜, 引导网友参与讨论。以2011年2月23日新浪微博为例, 热门话题榜居于榜前的有:新西兰地震、欧冠、传释小龙何洁相恋、NBA等等, 探讨话题多局限在娱乐方面。与公共空间擦边的话题仅有:百思买退出中国。即使在涉及到地震这样的重大社会灾害时, 对明星、绯闻的关注, 无厘头的恶搞也屡见不鲜。
由此可知, 微博在形式上具备成为理想公共领域的外在条件, 但实质却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众的思想并非独立而理性, 而是受到来自政府和经济力量的双重干扰, 由此舆论被操纵, 公共事务得不到理性的探讨, 或者过多追求感官娱乐, 忽视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正如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说, “经济利益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私人领域的膨胀, 最终取代吞噬了公共领域”[14]。概言之, 独立精神的缺失对公共领域的建立和维护起到了阻碍作用。
二、被置换的民主:草根批判精神的缺失
按照微博创办初衷, 草根阶层本该是其主要用户和主体力量, 但如今草根微博已被异化, 成为精英微博的陪衬, 被精英微博的气势所湮没。草根沦为精英阶层的附庸而忘却了自身的批判精神。
(一) 精英占据话语权的上游地位
任何社会领域都有精英和草根的区别:IT界有IT精英、娱乐圈有一哥一姐、商界有龙头老大, 在微博界, 也有精英与草根之别。精英微博一般的表现是, 有很高的关注度和众多“粉丝”, 且文章或评论的转载率高。
微博的关注、转发和评论功能, 决定了网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性地接触信息, 还可以及时反馈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微博”的传播方式与特征决定了任何人都有权利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与传递者, 由此容易得出一个看似正确, 其实不然的结论:微博上, 人人拥有话语权。
这是因为人们对话语权的误解所致。在封建时期, 地位卑下的奴仆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能说话, 而在新中国成立,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人们有了言论自由, 可以自由地对社会事务进行评论, 发表观点, 由此人们认为自己有了话语权。然而, 话语权并不是指单纯的“能自由表达观点”, 而是观点能否被听见、能被多少人听见、是否能引起这些人的共鸣, 以及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它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权利, 它不仅反映了某种社会关系、社会阶层结构, 而且通过话语的传播, 有可能对这些关系与结构产生作用, 从而在确立, 甚至加强社会团体的权力地位和影响力方面带来一系列的变化”[15]。
所以, 在微博所塑造的言论空间中, 虽然每位博主都被赋予了言论的权利, 但是居于言论上游的精英微博是真正具有话语权的主体。新浪微博受关注度居前的微博主要集中在娱乐、体育、企业界, 这些各行各业精英们的声音能通过“粉丝”的转发和关注而得到无限的扩大。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广场”, 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微博虽力图让全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 却也因为“粉丝”量少, 人微言轻, 言论还未被发现和重视, 即刻就被卷入信息爆炸的洪流中。草根微博客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为人所关注, 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看似“人人面前都有麦克风”的言论自由的时代, 其实等同于大部分人被剥夺了话语权的“精英时代”。
(二) “博领”操控舆论, “博领”效应引发“伪公共舆论”
“博领”指的是微博里的领袖人物, 也就是比较引人关注的微博用户。在传播学理论中, 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 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 称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作为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继和过滤环节, 对大众传播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此看来, 博领相当于是微博里的意见领袖了。博领在微博上发表的信息, 很多时候可以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 即所谓的“博领”效应。有着众多“粉丝”的微博主们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网络上大量“博领”的存在, 使被誉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的微博不能爆发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
“粉丝”们之所以选择对某人的微博进行关注、成为粉丝, 或转发某人的信息, 是源于现实生活中对某人的崇拜和关注。在虚拟世界中建立的名人和“粉丝”之间的关系更密切。这是因为由于微博的易接近性, 致使高高在上的各行业精英们不必以写博客的要求来发微博, 而是随时随地的有感而发, 所以名人的微博一般都是由他们自己所撰写, 这也就缩减了其与“粉丝”之间的现实距离。源于对舆论领袖的崇拜, 现实中的群体从众效应、沉默螺旋机制等也出现在微博上, 由此进一步诱发群体非理性。群体非理性即是操纵舆论的源头。2009年伊朗的“Twitter革命” (又名“绿色革命”) 所展示的群体非理性, 让人们意识到了微博同样也有操控舆论的可能。而奥巴马政治团体加入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与公众直接交流, 有意识地引导公众, 短时间内就可号召数以百万计的网民支持某项政策决议, 而不再需要对相关社会议题展开足够时间的充分讨论。看似高效率的公众意见决议, 其本质是冒进的群体非理性因素在作祟———打着顺应公共舆论大旗的“伪公共舆论”。
(三) “碎片化”硬伤, 理性思考遭遇威胁
微博信息传播“碎片化”和“即时性”的特征, 同时与手机的5A优势“Anyone、Anytime、Anywhere、Anything、Anyw ay”相结合, 使碎片化的文本叙述大量存在。[16]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主要是指发布内容的缺乏系统性。微博的“碎片化”是由140字的限制发文数字所决定的, 这种只言片语的语言形式, 伴随着狭小的篇幅限制, 给微博主在一天之内多次更新创造了可能。其发布的内容大多是脑子里面偶尔闪过的念头、自己的生活状态、日程安排等碎片化信息, 无法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导致短时间内信息的大量涌入。微博网站中的信息流动量之大、具有新闻价值的语言之少, 这两者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需要讨论的公众议题被搁置或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之中。
微博的碎片化写作带来的不仅是缺少思想的火花, 正如赫伯特·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里所提及的, 具有娱乐化表征的信息往往会“分散受众注意力、为受众提供消遣、减少受众的理性思考”;“碎片化”带来的海量的信息产生了相同的后果, 由此“语言的碎片化必然会带来思维的碎片化、认知的碎片化”[17]。受众注意力不仅消耗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上, 随之而来的思维和认知的碎片化带来的理性思考的减少, 更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公共领域尚未构建, 即遇被扼杀的威胁。
三、被哄抬的平等:知晓权与接近权的缺失
微博具有发布信息、转发信息、添加关注、评论以及搜索等功能, 用户可以搜集信息或进行评论, 也可随时发布信息、表情、图片、视频和音乐———微博的这些传播方式和特性, 决定了任何人都有权利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递者, 因此“微博促进了知晓权和接近权的发展”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然而被人忽视的“技术与文化门槛”成为阻碍大多数人使用微博的原因, 一条有关“知识”和“使用”的鸿沟正横亘在微博用户和未使用者之间。
用户使用微博时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 他必须会用电脑上网, 会用手机、MP3等终端设备, 同时微博对用户的文化水平也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微博虽然为广大用户所推崇,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微博。中国目前有5亿网民, 但在这些网民中能用微博客传播信息的并不多。据中国首届微博开发者大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新浪微博从2009年8月14日开始内测, 截至2010年10月底, 微博用户达5000万人。与中国十多亿人口总数相比, 5000万只能代表小部分群体。且在微博用户中, 传统媒体的记者和编辑、精英阶层的名人们, 以及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占据了微博用户的绝大分量。然而还有很多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们、文化水平不高或者不会上网的社会群体, 他们使用微博传递和接收信息还很少。这些群体和微博用户群体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知识沟”和“使用沟”。“使用沟可被定义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所存在的媒介使用差异”[18], 即是指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深入, 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的人们在媒介信息使用, 尤其是新媒体信息使用时比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困难, 由此引发积极性不高, 进一步导致社会活动的低参与性。因为“知识沟”和“使用沟”的存在, 这部分群体更多的还是从传统媒体上接收新闻信息。因此, “知晓权”和“接近权”的缺失, 使被誉为“电子乌托邦”式的舆论表达场域的微博, 在现实意义上阻碍了绝大部分的社会人群的参与, 而这部分人正好是社会利益密切相关者。
微博具有的技术和传播方式优势, 让人们对微博促进公共领域的发育充满了期待。但由于公共精神并没有被民众完整地接受和吸纳, 导致微博构建公共领域的路途并不顺畅。众多微博网民独立和批判精神的缺失、非网民知晓权和接近权的缺失, 所导致的不自由、假民主以及伪平等, 都为公共领域的构建带来重创。但这并不意味着构建公共领域微博无能为力, 恰恰相反, 认识到公共精神的能动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践行和提升公共精神, 创造一个平等、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 且蔓延至网络空间, 将更好地为微博构建公共领域服务。正如今年年初红极一时的“微博打拐”事件所折射的公共精神的进步, 恰恰显示了微博在构筑公共领域上无与伦比的优势。
公共领域的迷思 篇2
最直接的联想，是叩问一个好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否应当把快速呈现和加总个人意见作为终极目标，多数人的意志是否应当是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真理并不总是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大部分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必须权衡得失，并且总有一些人被迫为政治决策付出代价，亚里士多德相信多数人的暴政是需要警惕和抵抗的社会堕落危机，相比贵族精英而言，缺乏必要知识和道德的平民大众所作出的集体决定有很大可能是错误的、充满偏见或者缺乏远见的，而现代民主理论则要求多数人的意志必须经过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充分讨论，做到慎思明辨和以理服人。换言之，理想的公共领域讨论应当遵循科学的规则，要求“以理服人”意味着思想或观念是否能得到公众的承认，并不取决于提出者本身的地位，和他的种族、宗教、阶级以及道德等也没有任何关系，公共讨论的目的是揭示真相，寻求共识，这个真相必须接受理性和实践经验的检验，个人主张或偏好在公共领域中不具有绝对性，以此类推，如果仅仅是足够多的人喜欢某个主张，并不能因此证明这个主张的合法性。
与之形成张力的是另一种流行的观念，即“消费者主权”论，这种观念假定公共领域中的思想价值观交锋并非诸神之战，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各种不同偏好的人群而被生产出来的商品在相互竞争而已，人们如同选购商品般在公共领域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思想观念，也可以随时抛弃自己已经厌烦的观点，最终是作为消费者的社会大众决定了思想的存废，被选择并且留存下来的思想成了这个时代的真理。消费者主权理论很容易遭到来自知识分子的攻击，乌合之众或者群氓在政治实践上的表现一贯口碑不佳，盲目、轻信而易受煽动的群体很难作出理智的决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我们在公共领域建立起分享和慎思明辨的文化，真理也并不总是能简单地呈现，因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可能像科学那样放进实验室去反复检验，同一个社会问题可以适用多种不同思想观念去解释，试举一例说明。
齐姆林（Franklin E. Zimring）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撰文讨论纽约城治安改善的原因，繁荣的纽约市曾经因为长期的高犯罪率而遭人诟病，专家们将原因归结为种族混居、贫富悬殊、毒品横行、街头暴力泛滥等，并为此开出各种社会治理方案包括：打击毒品交易、减少贫困以及增加监狱等，结果均告失败。大多数犯罪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绝望而坚定的相信，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大城市犯罪率是很难得到改善的，直到二十年前奇迹发生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城市犯罪率出现普遍的下降趋势，其中尤以纽约表现出色，下降幅度超过百分之八十，显著领先于其他城市。齐姆林认为纽约的犯罪率下降证明“许多关于犯罪的主流假设都是完全错误的，比如降低犯罪需要首先消除贫困、失业和毒品使用，还要把许多人关进监狱、将少数民族迁出市中心等”。这些看起来很有道理的专家意见统统被证明是一种高级迷信，齐姆林比较了一九九○到二○一○年纽约市犯罪率（包括凶杀、强奸、人身侵犯、偷窃、入室盗窃和抢劫六项严重罪行）和毒品吸食率、监禁率、贫困率以及失业率等指标之间的变化关系，结果发现犯罪率的变化和这些曾经被认为导致犯罪的因素之间并无关联。齐姆林认为大多数犯罪都主要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具有特定民族、基因或者社会文化特征的社区也未必就是犯罪的多发地带，纽约市政府控制犯罪率的成功在于警力的增加以及对罪案高发地区的重点巡逻。
看起来很可信对吗？但是且慢，笔者有幸读过列维特（Steven D. Levitt）那本超级畅销书《魔鬼经济学》，书中第四章“犯罪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同样围绕着纽约犯罪率的下降展开分析，但是结论就和齐姆林大相径庭了，列维特相信是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美国最高法院颁布的“罗伊威德法令”—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堕胎合法化—带来了二十年后的美国治安奇迹。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各主要大城市的犯罪率普遍下降，此时正逢罗伊威德法令颁布后出生的婴儿跨入成年期，列维特认为堕胎避免了位居社会底层的年轻女性被迫成为单亲妈妈，却又无法提供良好的养育条件，换言之那些原本将流落街头，打家劫舍贩毒混黑帮的犯罪分子被提前终结在了子宫里。列维特在书中比较了各州的堕胎率与犯罪率，数据的关联性和匹配度非常完美。
假设我们需要就一个控制城市犯罪率的公共政策和预算进行表决，形势严峻，预算有限，于是公共领域中展开充分的讨论，齐姆林和列维特各自提出了经过慎思明辨的看法，但是无法说服对方，作为拥有投票权的普通民众，要么凭着自己的常识和感情偏好来投票，要么在公共领域中选择支持某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观点，比如齐姆林或者列维特。支持齐姆林的话，政府就应当从财政开支中拨一大笔钱出来重点加强警力配置，并且加大街头巡逻力度；支持列维特的话，政府就应当为游走在社会底层，不小心怀孕的年轻妈妈们提供免费、安全的堕胎手段，以免养育出未来的犯罪分子；或者谁都不支持，继续争论真相并且忍受着高犯罪率什么都不做，可是无论哪一项看起来都是成败难料的艰难选择。复杂的社会问题都必将涉及专业领域，缺乏专业知识的投票民众除非将自己提升为一个够格的专家，否则怎样选择都可以被批评为不负责任的消费者，全民专家的前提无疑是荒谬的，消费者主权论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底色，为了制衡暴民化和社会价值的腐蚀堕落，引导人心向上，公共领域的讨论被迫站在了精英的立场上，摆出教导大众的姿态，结果神圣的假言加剧了公共领域的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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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公共领域中没有真相，而是这个真相不等同于科学意义上的真理，公共领域中的真相由投票决定，由集体共识决定，由多方势力交易妥协决定，总而言之，真相的边界由公众意识的边界决定，公众不承认的观点就无法获得真理的地位，相反，只要是公众认可的观点，即使以学术标准衡量是可疑的，甚至是错误的，仍然可以通行无阻，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伴随而来的专家之间的争论不休，使得尽管公共领域提倡慎思明辨、以理服人的准则，但在抵御消费者偏好的影响方面根本就是一败涂地。列维特那篇“堕胎有理”的论文在美国发表后，保守主义者攻击他把堕胎当成遏止犯罪的工具，考虑到美国文化里悠久深厚的基督教情结，这样的结果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自由主义者则攻击他歧视黑人女性和穷人，列维特在公众媒体上被描绘成是“一个空想家、一个人种改良主义者、一个种族主义者，是一个‘邪恶的家伙’”。
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事实上是由消费者主权支配的，但这根本不值得高兴，因为它仅仅保障了最低限度的自由选择权，而社会治理更追求好的结果，忽视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事，原因在于我们长期以来信仰一个神话，即知识分子有能力克服公共领域的失灵。长久以来，知识分子都被寄予厚望，莫斯卡（Gaetano Mosca）的早期著作《论政府与议会政府》中写道：“如果要有一个社会阶级愿意哪怕暂时将其私有利益放在一边，并以一种必要的超然态度考虑一下共同的利益，那么这必然是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具有高贵品质的、众望所归的、前程无量的阶级……唯有这个阶级才会心甘情愿地牺牲眼前利益以避免未来的灾难。”中国自古就有圣贤之君当广开言路的正统观念，代民立言、为民请命的“士”阶层构成了公共领域的主角，他们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后者根据巴特摩尔（Tom Bottomore）的定义，是“直接从事创造新思想，将其付诸实践以及理论批评等工作的人，其中包括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宗教思想家、社会理论家及政治评论家”。他们被认为是应当为社会大众指出正确方向的，但事实证明，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政治实践面临着巨大的、几乎难以克服的挑战。
其一，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体资源有限，并且毫无疑问的受到政府管制，能够厕身其间并且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使得大众有机会收听其公开发言，如此还能否保持客观的立场？起码是值得怀疑的。草根对于媒体上“砖家”、“叫兽”、“公知”的嘲讽态度，难道可以简单地统统归结为保守反智的民粹主义立场？恐怕不然。公共讨论的最终目的是引起大众的关注、说服和行动，引导民意，推动立法或者特定政策的出台，其结果是强制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公共言论的传播具备强大的政治潜力，对于公共言论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后果，发言者既无法预测也无法负责，因此他们必然面对各种权力的操控，沦为各方力量博弈的传声筒也并不出奇。大众期望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以及崇尚自由思考的高贵品质，问题在于公共领域的空间是有限的，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更容易被淘汰掉。
其二，为了让自己的观念取得优势，知识分子常常有意无意地采取讨好“大众-消费者”的立场和话语策略，这点和争取选票的政治家没什么差别。尽管都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但活跃在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在本质上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科学的进步起始于对常识体系的质疑，来源于主流思想边缘外的奇思妙想，普通人的看法并不会影响到科学猜想的正确与否，恰恰相反，科学家需要争取的是同行的支持，所以他们不需要为大众的主张和偏好负责，达尔文也好，伽利略也好，他们的伟大学说并不需要通过大众的认可来获得证明。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在形式上更接近民众代言人的角色，无论他们是针砭时弊还是甘为御用喉舌，其言论的力量来自于大众的认可，越是符合社会主流观念的，越容易受到欢迎，而过于超前或者小众的观点是危险的，边缘化的结果是失去跟随者，也就失去了公共言论的力量。
其三，知识分子天然地排斥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入到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去。大众对于真相的渴望和对被愚弄的义愤，有利于激发强大的社会行动力，因此那些黑白分明、结构简单的真相更有机会经由知识分子之手，通过媒体揭黑的方式冲破权力的遮蔽，暴露在阳光之下，比如大陆的三聚氰胺事件、毒胶囊事件，台湾的塑化剂事件等，这类事件通常有着明确的弱势受害方和强势加害方，有着清晰的道德、法律观念用来判断是非，很容易成为公共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也因此成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文化英雄的社会形象。但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或是非暧昧不清，或利益牵扯复杂，所谓遮蔽真相的权力是缺席的，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找到应当为整个事件负责的最终作恶者，没有人是完全的好人或坏人，谁都对自己的行为有充分的理由。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既难以向大众清楚地解释原委，又容易说出错误看法，结果即使是品质高贵、态度超然的知识分子在大众看来也必然显得无知，或者带有明显倾向性，总之是不受欢迎的。
个体的人即意味着偏见和无知，群体的人同样存在偏见和无知。公共领域的存在固然有助于信息的分享和慎思明辨，但仍然无法避免民意的滥用，即使知识分子奋勇参与其中，一旦面临复杂的社会问题，仍有可能掀起一场打着真理旗号的政治口水战。消费者主权是民主社会的底色，但需要更多的安排以避免社会向更糟的方向发展。
一起走过的日子
胡伟立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本书是我国著名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胡伟立先生的自传，主要回顾他自1986年赴港投身香港影视业，至1997年退休移民加拿大，再到2011年重新出山为徐克《龙门飞甲》配乐的传奇经历，生动讲述了他如何适应香港快节奏高强度的商业环境，为百余部知名影视作品作曲的苦与乐，以及与徐克、杜琪峰、刘德华、周星驰、王晶、尔冬升等著名影人交往的故事。此书不但是胡先生的自传，充满影迷、乐迷深感兴趣的影坛逸闻轶事，也可谓是香港影视业八九十年代黄金时期的历史见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微博作为移动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 篇3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指“政治权力之外, 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其中包括沙龙、俱乐部、书籍、报刊、杂志等公共活动空间。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 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 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 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 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 微博的出现, 为平民公共领域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为建立一个民主、公平、公开、全民参政的和谐社会成为可能。
二、微博网络公共领域的特征
(一) 移动网络公共领域的随时性和及时性
智能手机的出现, 手机上网愈加方便、快捷, 越来越多的网民患上了“手机依赖症”, “低头族”产生。许多网络事件最开始也从微博上报道出来, 而且全是发自民间草根, 速度比传统媒体还要快。手机的便捷携带性, 让信息的传播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微博的病毒式传播让信息的传播更及时更迅捷。因此, 微博的传播速度与互动评论是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 微博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让公共事务的讨论更加快速、方便、有效, 为公共领域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二) 移动网络公共领域的参与性与公开性
微博具有“平等、自由、开放、及时、交互”等特征, 为公民提供了新的参政途径。平等、公平, 让草根网民有了话语;自由、开放, 让网民可以匿名地发表自己的言论, 不受权力的约束;及时、交互, 让网民可以及时讨论, 相互交换意见与思想。并且网民的集体言论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 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同时也通过自己的方式维护公众自己的利益。因此, 微博构建的移动网络公共领域不仅成为社会动员和社会批判的强大武器, 更成为民众政治参与与政府政策改良的新平台。微博为网民提供了更好的参政平台, 让人人都有参与的权利, 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参与与政治表达起着良好的作用。
(三) 零门槛、成本低
微博总体看来就是一个“所有人说给所有人听”的公共场所, 给了每一个人一个平等自由的舞台, 让每个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求成为可能。而且没有权力阶段的限制, 没有文化水平的制约, 并且成本很低, 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空间。零门槛, 主要体现在无社会身份要求和写作门槛低两方面。注册用户只需要用一个邮箱和手机号就可以注册成功, 注册成功后便可以随时随地讨论自己所感兴趣的领域。每条微博字数有所限制:140字。与曾经的博客不同, 微博的好吃就在于此, 微小简短, 可及时、迅速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需要强烈的逻辑性, 也不需要大量的事实论证, 这就降低了微博用户的参与性, 精英文化的时代从此结束, 这也是微博成为草根明星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 消费成本也低。手机移动用户只需下载微博APP, 在数据流量或无线网络的情况下可以随时随地发表自己的所言所感。
(四) 平等、开放、自由、互动机制
公共领域追求开放性和平等参与。微博语境下的公共领域没有地位、年龄的限制。让任何有意愿及诉求的用户都可以通过微博这个平台发表自己的真实言论。并且, 微博的匿名性, 导致了微博交流时真实身份的“不在场”, 因此网民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避免了身份暴露下面对面交流的尴尬与克制。而且互动机制, 让网民可以展开激烈的讨论, 更畅所欲言, 真实表达自己。让移动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更具有公平性与真实性。
三、移动网络公共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 微博信息娱乐化、同质化现象严重
微博平台上信息接收成本很低, 但信息量过大, 而公共事务微博占微博的比例相对较小。在热门话题中, 娱乐八卦、明星微博常占热搜榜, 民众接收娱乐信息几率增大, 严重影响民众对公共信息的关注。因此, 公共信息的传播并非占据微博信息传播的主流, 微博存在着大量泛娱乐化和生活化信息, 用户常常把微博当作消遣、娱乐、吐槽的工具。微博的转发功能让信息同质化现象更为严重, 无法挖掘出真正有价值的话题。网民通常只是作为信息的接受者, 真正发布信息的时间少之又少, 长此以往, 形成一种转发、阅读、浅度思考的习惯。微博内容也因此娱乐化、同质化加重, 具有社会批判性, 对社会事件观点的讨论越来越少。
(二) 谣言过度泛滥, 群体极化现象产生
在微博用户发布信息的过程中, 把关人缺失, 个人信息发布与讨论完全处于一种自由无限制的流通状态。因此, 必然会出现谣言泛滥与群体极化现象。个别网络推手为了私利不顾法律秩序, 肆意造谣传谣, 蛊惑群众。另外, 由于微博匿名制特点, 加上个人文化程度与价值观的差异。因此, 群体极化现象出现, 民众理性丧失, 极易形成网络暴力事件。
(三) 信息碎片化导致信息失真
微博媒介在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内容的丰富性上, 是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 但较传统媒体而言, 呈现“碎片化”阅读, 缺乏深度阅读。微博提倡信息的碎片化生产, 追求时效性、简洁性, 让用户随时随地都可以刷微博。因此, 在极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阅读大量的文字信息, 而且受字数限制, 极易产生表达不清, 信息面不全, 不利于展开理性、明确的话题讨论。并且微博以病毒式的传播, 在传播过程中信息极易出现失真现象, 导致一些虚假制造的新闻事件在微博上肆意传播。
摘要：在CNNIC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中显示中国手机网民达5.94亿, 微博作为重要的社交媒体, 在移动网络公共领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力量。本文基于微博的特性出发分析其弊端。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微博,移动网络公共领域
参考文献
[1]杨仁忠.公共领域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2]匡文波.手机媒体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微博公共领域 篇4
关键词：微博,微信,公共领域
一、文献回顾:“新视角”的出现
(一) 整体性描述
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 2012年被称为“微信元年”, 关于这组新兴媒介的研究这几年一直如火如荼。在这一研究热潮中, “公共领域”逐渐成为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 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在CNKI中国知网资源主站中, 同时以“微博、微信”和“公共领域”作为关键词, 可以搜索到的条目共132个, 其中除去同作者相似作品1篇和发表于文献尚未统计完全的2016年的4篇, 有效样本共127个。这些文献中“微博、微信”与“公共领域”两个概念的关联方式不尽相同, 但大致可总结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将二者视为平行的主题, 论证两微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契合关系。这类文献共48篇, 占总体的37.80%。另一种比较常见的是将两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而公共领域作为背景性理论出现, 主要用于界定两微作为媒介所具有的公共性, 或者用以说明两微传播特性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此类文献共44篇, 在总量中占34.65%。而在最后一类研究中, 两微和公共领域都不是主要的研究对象, 只是分别作为技术背景和理论背景出现。这样的文献共35篇, 占总体的27.56%。
无论使用哪一种关联方式, 这些文献在将两个概念相提并论时, 都需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微博、微信能否成为公共领域, 或者是否有利于网络或现实中公共空间和公共舆论形成?问题的叙述虽有差异, 背后隐含的却是对研究者态度相同的考量——两微究竟是民主的助推器, 还是“潘多拉的魔盒”?占主流的是一种调和主义的态度, 在文献中主要表现为兼论两微对于公共话语的建构作用及其自身某些传播特质对公共性的消解, 持这一观点的文献共61篇, 占总体的48.03%;其次是乐观者, 他们对“两微将推进民主化进程”这一点坚信不移, 这个阵营共有43篇文献, 占总量的33.86%;余下23篇中, 一部分是态度鲜明地认为“两微不足以承担构建公共领域使命”的批判者, 另一部分作者虽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表态, 但其研究和论述的主题围绕两微在政府舆论引导、公共管理等工作中的作用展开, 与哈贝马斯语境中作为公权力对立面而存在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是矛盾的。因此我们将这些文献统归为“批判或反向”态度一类, 它约占总体的18.11%。
(二) 观点阐释
1. 微博、微信将成为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助推器
这一派观点的持有者认为, 区别于传统媒体中通常由专业记者采编获得的信息, 微博、微信中通过网友爆料获得信息成为常态, 这在形式上非常符合曾被预言将在Web2.0时代兴起的公民新闻。在依托于微博、微信平台的“公民新闻”传播中, 经典传播学研究中“传者”和“受众”二元概念之间的分野变得模糊并日趋融合。今天的微博、微信使用者被认为平等地享有成为信息源的话语权。这种传受一体的传播模式保障了草根阶层发声渠道的畅通, 来自最基层市民生活的信息可以有效地解构传统媒体中的议程设置, 让受众了解他们关心的事务, 并对与其生活切身相关的话题进行讨论。“微博打拐”“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等皆被认为基于两微技术特性才得以开展。它预示了持有相似观点的个体结成群体, 进而在群体间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形成公众舆论的可能性。除了围绕某一特定事件形成的意见团体, 基于稳定的兴趣或话题结成的微群则被视为线下社会团体的网络翻版, 它可能成为对两微中形成的公共舆论进行实践的行动主体。观点交流的实现和行动团体的结成, 将有助于推进微博、微信平台上的参与式民主。以上观点及其类似的外延论证在目前国内关于两微新媒体的研究中可谓大热, 并一度被视为该领域研究的最前沿和新方向。林林总总的文献也列举出免费午餐、微信打拐、微博问政等等经验例证作为两微公共领域形成的现实支撑。
2. 微博、微信或成为“潘多拉魔盒”
对这一研究“新视角”的热捧和讨论之外也不乏质疑的声音。从微博、微信技术出发, 批评者首先驳斥了“微博中把关人或缺席”的观点。“微博小秘书”和敏感词过滤的存在实际成为网络媒体“公共领域”中的把关人。而传统媒体中充当这一角色的行政监管不仅在微博中继续保留, 还通过开设官方微博、微信亲身参与到这一传播场域之中。不仅如此, 微博空间、微信朋友圈中新兴的商业力量成为了新的“把关人”——区别于传统媒体中按照专业叙述标准筛选新闻信息, 商业化渗透之下的微博、微信进行信息选择时的标准是“受众为王”, 普通人通常诉之于感性的价值取向将使“新闻出现了更多以刺激受众感官以及娱乐化导向的现象”。微博、微信热点话题中充斥的大量具有娱乐化表征的信息将“分散受众的注意力, 为他们提供消遣并减少其理性思考”。而且两微的自由发言设置不仅没有增益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 反而带来了拼接信息的麻烦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传播畸变的危险。两微呈现的信息通常只能描绘事实的一个侧面, 而缺乏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 已经在商业化媒体中“娱乐至死”的受众不具备足以将这些碎片进行逻辑性整合的能力, 因此海量的信息只能令其无所适从或被意见领袖操纵。两微中存在大量不实信息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内容的重复和无效性必然会“挤压有效信息的空间, 甚至使有效信息淹没其中, 无法达到信息传播的预期目的”。这将直接带来受众的不充分反馈和延迟反馈, 从而影响基于传播的行动的开展。
二、解构神话:并不理想的理想型
国内学者意见看似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然而他们实际上持有相同的价值预设。他们首先默认微博、微信和公共领域分别是有助于民主参与和言论自由的技术和理论支持, 从而将二者视为可以顺畅勾连的概念, 并据此推出了另一个前提假设——微博、微信空间成为公共领域是一种可行的理想型建构。基于此种假设, 目前两微中这一尝试遭遇的种种挫折被视为皆出自技术本身发展的不成熟和使用者媒介素养的缺失。因此, 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最终带来了两个阵营对待两微发展现状时观点的合流, 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改进技术、加强监管, 并对用户的使用行为进行引导。这种趋同使批判性反思失去了其应有的力量, 令世人依旧沉浸于两微创造的技术神话之中。
因此, 批判的当务之急恐怕是对于两微技术的祛魅。据调查, 在作为微博原型的Twitter上有40.55%的信息属于“我在吃三明治”这样没有意义的嘀咕, 个人琐事的信息占据Twitter传播内容的80%以上, 它与Facebook、Line等SNS社交媒体并无本质差异, 只有中国的微博才被赋予了“参与式民主试验场”的光环。对于媒介认知的差异或许源于中西方传媒生态的不同。以美国为代表, 西方报业的发展离不开各个政党之间在报纸上的论战, 新闻业的合法性天生与民主结合在一起, 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和四年轮换的竞选中报纸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民众的代言人, 传媒也因此被视为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然而这样的传媒生态在中国并不存在, 这种现实与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引进的新闻学教育和专业理想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 给中国研究者带来的失落感也是可以想见的。因此, 当具有激进气质的微博、微信为人们的视野带来一抹新鲜色彩时, 学界和民间对其抱有极高的期待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理想的美好并不足以冲刷现实的严酷。微博、微信带来的自由气息或许太过令人兴奋, 以至于我们无意间忘记推敲其所呈现的所谓“公共性”是否只是被操纵的虚妄表象。诚如新浪CEO曹国伟所言:“出现敏感内容时, 新浪可创造性地控制谈话内容, 而不是将其全部删除。”微博中热点话题排行榜的前位多由娱乐性事件占据这一事实所体现的微博平台商业化属性, 则警示我们思考和交流的阻力不仅来自于外部力量的约束, 还可能来自于技术内部的反智主义。更何况, 就连侥幸到达受众的一小部分严肃事件在微博媒体的传播中也具有了娱乐化的气质。以红十字会的官方微博为例, 其在雅安地震后发布的微博无论内容为何, 评论中多是对于郭美美和红会的抨击, 甚至是像行为艺术一样的“喊滚”和讽刺意味的打油诗。这些行为无论过激与否, 在广义上或许都可被视为对公权力进行反抗的方式。然而这其中展现出的游戏心态却向我们展现了严肃事件在乌合之众的狂欢中发生的娱乐化畸变。在这里, 个人的展示可能比事件本身还重要。
因此, 在当今中国纷繁复杂的网络生态中, 断言微博、微信是伴随公民社会兴起的“公共领域”并宣称这将推进民主未免太过天真。实际上, 兴起于文化工业背景下的传媒研究和源于欧陆政治哲学思辨传统的公共领域理论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 将二者拖入对同一问题的探讨不仅牵强而且毫无意义。思辨中建构的理想型通常而言不可具象化, 当我们试图在经验的现实生活中为其寻找诸如微博之类的对象物时总是困难重重。几乎可以断言, 现实中的个人难以抛弃对个人私利的考虑, 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公共性事务之中。简言之, 就是什么行动对我有利, 就采取什么行动。只有激进的观点和表达才能获得关注和支持, 否则就会被斥为“五毛”。在这种价值判断的引导之下, 微博、微信必然地呈现出今天我们所见的价值立场。这绝不是基于交往理性的协商和讨论的结果, 而是工具理性导向下对于市场趣味的迎合。
三、结语
从公共领域的视角审视媒介一直是传媒研究中的热点, 作为新媒体代表的微博、微信被置于这一语境中进行讨论和分析似乎也顺理成章, 更何况其传播特质在很多方面较传统媒体更加契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界说。然而简单套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实总会遭遇解释力的边界,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型的建构所基于的是西方政治哲学中传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 参与公共领域的主体既是拥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的个人, 又是关涉公共事务和社会共同利益的公民。然而中国现有的社会环境并不具有这种鲜明的特征。因此, 就算我们认可将两微媒体与公共领域相提并论的研究视角并加入到这一语境的规则之中, 得到的结论也是悲观的——微博、微信并不足以重构公共领域和公共话语。现实的困难或许不仅存在于“技术尚不成熟”的当下, 还源于在作为思辨产物的公共领域理论和经验的两微媒体之间建立关联既牵强又缺乏价值。更何况, 不加批判地将公共领域模型作为理想蓝图也实在不是一种可取的研究态度。
微博公共领域 篇5
公共领域最早由阿伦特提出,阿伦特将公共领域界定为与私人地盘相区别的一个共同的空间,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1]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在20世纪六十年代由哈贝马斯诠释并引起广泛关注。在其1962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定义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具有政治讨论功能。[2]1964年,在《公共领域》一书中,哈贝马斯进一步完善对公共领域的诠释: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关一般利益问题的批判性公共讨论能够得到体制化的保障,形成所谓的公共意见。[3]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的序言里,哈贝马斯又一次提及公共领域是合理权力与传媒力量的相互交织。[4]
我国学者也对公共领域做出界定,董天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机关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人们在公共领域主要是交流思想,表达看法,阐明观点,并且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主要是针对公共权力的批判。[5]展江的观点是:公共领域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6]黄宗智则指出,公共领域特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7]以学者们对公共领域的界定为依据,笔者归纳出公共领域的几点特征:位于权力之外、全民参与、理性讨论、公共利益,并以此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研究的必要性分析
微博是一个用户之间可以相互获取信息,分享信息并可以传播信息的平台,每一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和消费者,是自媒体的典型代表。微博是一种脱胎于博客,并在技术与传播方式上对博客、BBS等新媒体进行了“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的“新新媒体”。[8]喻国明认为,微博是一种蕴含巨大能量的新型传播形态,其核心理念是信息的及时性,共享性以及基于即时共享信息形成的动态信息传播网络。[9]2009年9月新浪微博在我国首先上线。随后,腾讯、搜狐等多家微博也相继上线。进入2010年,微博的媒体属性日渐加强,媒介价值日益突出,媒体的粘合度和忠诚度不断提高,成为中国最主流的媒体之一。2010年更是被誉为微博元年。
微博发布信息迅速,容易形成热点,即“微博舆论场”。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72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微博首次曝光的事件为22起。比如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渭南警察进京抓作者事件、宝马碾压男童案、金浩茶油致癌事件、记者曝上市公司内幕遭网上通缉事件、王鹏遭跨省追捕案、唐骏学历门、方舟子被打事件、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雷语事件等都是由微博最先爆出的。在这些案例中,62%的事件在1天以内被微博曝光,14%的事件在1-3天被微博曝光。
2011年6月21日,微博上的又一起“舆论事件”拉开帷幕。6月21日晚,有网友发现,新浪微博认证用户“郭美美baby”连发数条微博,展示名牌包包、豪车,而其身份为“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2小时内,微博被转发上千条,引起轩然大波。尽管6月26日下午,郭美美再次在微博上发表声明,继续撇清与红十字会的关系,但社会舆论狂潮未减。传统媒体也介入调查,如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山东卫视《说事拉理》、《壹周立波秀》以及《广州日报》、《南方窗》、《市场观察》、《中国经济时报》、《厦门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国经济周刊》等等都对郭美美事件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报道。深圳红十字会副会长称郭美美事件后收到的社会捐款仅有一百元。佛山红十字会公布的资金收支情况也显示在郭美美事件后再未收到任何捐款(8月3日)。已上任三个月的中国红十字会“新掌门”赵白鸽称,个人捐款有很大的减少,原因是自然灾害相对少,以及6月以来遭遇的“网络事件”引发的信任危机。业界人士不禁感叹“三天毁掉一百年”。
“郭美美事件”始发于微博,从事件的发展轨迹也不难看出,“郭美美事件”的舆论焦点就集中于微博。微博不仅是此次事件的重要传播工具,更是汇集意见的平台。同时,微博也给红十字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推动了红十字会改革。郭美美事件使得网民踊跃发言讨论,其涉及的“红十字会”问题是属“公共利益”,因此,我们以新浪微博“郭美美事件”为个案进行研究。
三、研究设计和实施
拟对“公共领域”这一抽象概念进行测量评价,需要先把“公共领域”的定义分解为可操作性的概念。根据上文归纳出的公共领域特征———“位于权力之外、全民参与、理性讨论、公共利益”,研究者将“公共领域”分解为“转发次数”、“评论次数”、“评论态度”三个维度。其中,“转发次数”、“评论次数”两个维度可以测量微博是否有较高的参与度,即是否具有公共领域“全民参与”的特征;“评论态度”可以测量微博上网民的对话是否理性,即是否满足公共领域“理性讨论”的特征。而微博自身的新媒体属性也决定了微博具备公共领域“位于权利之外”的特性,在后文均有论述。
(一)研究问题/假设
研究假设(hypothesis):新浪微博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和功能。
(二)研究范围
因“郭美美baby”大量微博已被删去,6月21日“红十字事件”发生,至8月7日郎咸平采访郭美美母女为止,仅存微博5条,无法做纵向跟踪分析。故选取评论数和转发数最多的6月26日14:52分,郭美美微博的一条微博为研究对象。
(三)样本总量
以6月26日14:52分,郭美美微博的一条微博为研究对象,共“转发27131次”,“评论181468”次。以所有转发者的转发次数和郭美美baby原微博的评论数为研究样本。
(四)抽取样本
本研究选取系统抽样(systematic sampling)的抽样方法。
转发次数27128次,对其进行系统抽样,以100为单位,将27128次分为271个单元。即N1=27128,n=100,N1/n=271.28,k1=270,i=47;
评论次数181468条,对其进行系统抽样,以100为单位,将181468条分为1814个单元。即N2=181468,n=100,N2/n=1814.68,k2=1800,i=62。
(五)界定分析单位
本研究以系统抽样得来的270次转发数,及1800次原微博评论为主要内容。
(六)类目构建
根据分析的角度不同,对于同一评论的内容可以有多重归纳方式。本研究所构建的分析类目主要是依据不同传播内容及受众评论中态度情感而建立。
(七)编码
根据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的编制方式,研究者对微博评论的态度制定了五个等级的量表。
(八)训练编码员,进行试验性研究,检查编码员间的信度
本研究共有三位资料分类者。为检验分类者的信度(编码者间信度),采用了霍思提(Holsti)公式:
信度=3M/(M1+M2+M3)
M为三个分类者一致的分类数。M1、M2、M3分别代表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分类员的分类数。本研究的一致性百分比为92.4%。
注:三位编码员分别同时独立编码,编码不一致的微博评论数共计47条。
(九)按照定义内容进行内容分类
(十)数据分析(回归分析)
由于x,y不呈线性关系,根据散点图可观察其接近指数函数关系,因此将非线性关系转化为一元线性关系,再进行回归分析。
趋势线方程:y’=-0.9347x’+5.402R2=0.9286
即:随着x的增加,y成对数函数减少。由此可看出,微博讨论只集中在第一次转发,随着转发次数的增加,评论数迅速减少。网民在微博上的讨论多集中在微博原文中,对于他人转发及评论很少进行二次转发和评价;评论多为单向,并没有形成交流互动。即微博网友之间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讨论”。
四、结论
(一)位于权利之外的公民精神独立性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是公民精神的独立性,也就是意见表达的独立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哈贝马斯对以广播和电视为主导的电子传媒时代,公共领域产生的可能性相当悲观,甚至持一定的否定立场。他说:“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10]相对于传统媒体,作为草根媒介的微博,让大众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给予大众独立思考的空间。在此次“郭美美”事件的研究中,有8.80%的评论者对郭美美的炫富行为表示“认同”,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众话语权的自由度。因此,(一)符合研究假设。
(二)全民参与———多元话语的集散地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所谓的公共领域“原则上是向所有公民开放”,“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11]从这个角度讲,微博创造了一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背景的公民共同参与的众声喧哗的空间,真正地成为了多元话语的集散地。微博的匿名性又提高了公众的自由表达度,信息传播者的地位及权威都会被隐藏在意见本身的价值和观点的新锐度之中,每个人的意见都有可能受到重视,得到关注。因此,(二)符合研究假设。
(三)非公共利益的私人领域
“郭美美事件”缘起于一位名叫“郭美美baby”的姑娘在微博炫富,以其新浪认证改为“红十字商会总经理”为爆点,在微博掀起了舆论狂潮。但从具体的数据分析来看,65.41%的微博用户仍然停留在“骂”的发泄情绪的阶段,39%的微博用户是纯转发,围观的状态,12.02%的微博用户表示留言评论文不对题。事件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虽然每天有1.2亿的信息发布量,但不难发现,大部分的信息都还是局限于“私人领域”。这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伪公共领域”,而非真正的“公共领域”。因此,(三)与假设相悖。
(四)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
“即时报偿新闻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理性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公众,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12]这是当年哈贝马斯对报刊商业化的批判。如今,微博依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任何新媒体推向社会,经济利益始终是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在网络赢利模式日益成熟的今天,微博特殊的传播功能为商家进一步挖掘潜在的市场提供了契机。“熟客经济的角度看,微博对于商业推广、明星效应的扩散更有价值”。[13]因此,(四)与假设相悖。
(五)非理性讨论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交往理性是指隐含在人类言语结构中并由所有言说者共享的理性。[14]从研究数据中发现,尽管存在着转发、评论,但评论多为单向,并无微博原文发布者的回复,且多是停留在转发一次的层面。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民平等、自由、理智地参与讨论,而在郭美美事件和其他微博事件中,压倒性的谩骂是主要的,这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因此,(五)与研究假设相悖。
(六)结论
微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和功能,但还需在诸多方面进一步完善。
微博具备公共领域的雏形,如(一)和(二)中所述,微博体现了公民精神的独立性,且是公民多元话语的集散地,满足了公共领域“位于权利之外”,“全民参与”的特点。但微博的商业属性以及其一系列非公共利益的话题,非理性的讨论,又使得它偏离了“公共领域”的坐标规范。微博上民粹主义倾向严重,网民如何进行恰如其分地评价,克服情绪化倾向,理性批判现实,是所有网民需要思考的问题。
五、讨论与不足
本研究仅以“郭美美事件”作为个案,研究所得结论并不能反映微博上网民话语讨论的全貌,但从该个案中可以对整体有明晰的认识。
由于“郭美美事件”发起于微博,也是以微博为终结,可以较好地体现微博公共领域的特质,所以本次研究对象仅选取了“郭美美事件”。近期又有诸如“王立军事件”、“韩寒文章代写事件”等微博舆论热潮,不同类型的话题其研究结果也会有所不同,由于篇幅所限,本研究仅以郭美美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后续研究者可对不同类型的话题进行研究,以期得出更为精准的研究结论。
摘要：公共领域最早提出是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WEB 2.0技术的发展,微博为公共领域的重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本文选取“郭美美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将“公共领域”分解为“转发次数”、“评论次数”、“评论态度”三个维度,以此来衡量微博是否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与功能。
关键词：微博,公共领域,“郭美美事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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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闫肖锋.微博社会学[J].青年记者,2010(7):77.[13]闫肖锋.微博社会学[J].青年记者,2010(7):77.
微博公共领域 篇6
1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尤尔根·哈贝马斯, 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其思想庞杂深刻, 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曾经这样阐释公共领域:“所谓的‘公共领域’, 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 公民们作为一个集体来行动:因此, 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 即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
深入探讨公共领域的内在特征, 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对公共领域讨论加以界定:第一, 公共性。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定义为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的公共空间。第二, 理性交往。参与主体间的理性交往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前提, 参与者应抱持平等、尊重、包容的态度与异己者对话。第三, 批判性。人们以普遍适用的理性尺度讨论公共事务, 对其做出独立于公共权力领域之外的理性评价。
分析当下中国网络舆论环境, 不妨从公共性、理性交往、理性批判这三个界定出发, 通过研究新浪微博加V名人对“方韩之争”这一公共事件的讨论情况, 衡量微博环境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构建。
2 新浪微博与“方韩之争”
2.1 新浪微博概况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报告显示, 截至2011年12月底, 我国微博用户数达到2.5亿, 网民使用率为48.7%。而“新浪微博”, 拥有最高的人气。新浪2011年全年财报显示, 目前新浪拥有国内最大的微博服务平台。
(注:粉丝数量的确定截止日期为5月1日)
同时, 新浪微博具有“名人认证”、“发布”、“转发”、“关注”、“评论”等功能。门槛低, 但每条微博不能超过140个字符。用户可借助微博发感慨、亮评论、晒心情, 还可对自己喜欢的其他用户添加“关注”, 成为其“粉丝”, 关注其动态。
2.2“方韩之争”事件
2012年1月15日, 网络人麦田发表博文, 质疑韩寒是由其父韩仁均、合作人路金波包装而成, 引起关注。次日, 韩寒发表博文, 否认麦田质疑, 并悬赏2千万奖励找到韩寒背后有团队操作证据的人, 自证清白。1月18日, 麦田向韩寒致歉, 称对韩寒的质疑证据不足。但方舟子拿过接力棒, 与韩寒在网上展开对决, 明确指出韩寒作品“代笔”, 其人“被包装”。1月29日, 韩寒委托律师起诉方舟子造谣。对此, 方舟子明确应战。2月3日, 韩寒在博客上发表文章, 就“方韩之争”正式收笔, 之后也撤销了诉讼。但就韩寒代笔问题, 方舟子发言至今, 坚持“一战到底”。
3 研究样本的选取
3.1 对新浪加V名人的选择考量
哈贝马斯曾说:“公众舆论使得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公众承担起批判和立法的社会条件。它所期待的是, 具有一定知识和判断能力的选民能够在公共讨论中承担一种积极的角色, 从而有助于发现具有合理形式并引起普遍关注的正当而公正的政治行为的约束标准。”而加V认证的学者、媒体人往往满足“一定知识和判断能力”这一要求, 理应更可能摆脱古斯塔夫·勒庞所谓的“乌合之众”的身份符号。
也就是说, 考察中国网络环境下公共领域的构建, 微博加V名人的表达现状是极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
3.2 加V名人对“方韩之争”表达状况的样本选择
由观察分析, 笔者发现对这一公共事件密切关注的人群主要集中为知名学者作家和媒体人。因此, 笔者将加V名人的身份类别分为三种——知名学者、媒体人及其他。并分别从每一种身份类别中, 选取三位名人从2012年1月15日到3月15日期间所发相关微博作为样本。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 笔者随机选取了以下九位名人作为样本。
3.3 对相关微博言论样本的选择和编码分类。
考察加V名人对“方韩之争”这一事件的表达状况, 笔者选取了所选名人所有与探讨这一事件相关 (包括发布及转发) 的共456条微博。基于对这些微博的内容分析, 根据相关微博的主要内容和表达方式, 做出如下编码分类。
3.3.1 信息类, 包括事实信息和传言信息。
事实信息来源于媒体报道的新闻, 具有确凿证据的信息或事件关键人物的言论。
传言信息来源于针对相关事实所流传的小道消息, 或是人们的主观猜测。
3.3.2 评论类, 包括浅层评论和深层评论。
浅层评论是指, 就事论事, 单就“方韩之争”的具体论点、争议进行分析和评价。
深层评论是指, 对“方韩之争”引发的法律、道德、行业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3.3.3 情绪类, 包括适当表达和过当表达。
适当情绪表达, 是指较为合理地表达个人情感, 明确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态度;或是通过自嘲、幽默的方式影射自己的观点, 表明态度。
过当情绪表达, 是指在表达态度和情感的过程中出现不恰当、过激言论, 甚至对异己者进行讽刺、辱骂、人身攻击。
(注:对于只转发微博、而无评论或者用表情符号代替评论的样本, 归为情绪类。因为此类微博往往只是单纯地表达了博主的态度和个人情感)
3.3.4 其他。不能为上述类别所包含, 归入此类。
此外, 笔者还按微博的“发布”、“转发”功能简略分类, “发布”指博主完全独立发言, 并无引用。“转发”, 则指转发他人微博, 在此基础上表达自己观点, 包括转发和自己立场一致 (包含博主个人微博) 或相反的微博, 以及态度“中立”的微博。
经过对所有微博样本的内容分析, 笔者按以上具体类别对所有微博进行分类统计, 结果如下:
4“方韩之争”探讨状况分析
4.1 公共讨论理性不足, 感性有余
4.1.1 统计结果
从微博的内容类型角度来看:信息类微博仅占微博总数的9.87%, 不足十分之一;而评论类、情绪类成为主流, 分别占到39.91%、49.34%, 但情绪类高出评论类近一成。即理性类 (事实与评论类) 与非理性类 (传言与情绪类) 所占比例分别为46.71%与52.41%。
从理性的角度出发, 信息—事实类微博往往是基于对媒体的客观报道、核心当事人言论的关注, 本身是较为客观和中立的。而评论类微博, 往往就事论事, 对该事件的认识立足于论事说理, 甚至能够延伸到法律、道德、行业等高度, 思辨性突出。以上三类相较于小道消息、主观臆测, 相较于个人情感的简单表达、抑或更为过激的态度表现, 无疑具有更强的理性基础, 更符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特征界定。但出乎意料的是, 针对“方韩之争”的微博样本, 非但不具有理性优势, 还显现出了非理性的绝对特征。
4.1.2 原因分析
从统计结果看来, 针对“方韩之争”的微博讨论跳脱了理性的框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 微博140字符的限制, 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理性讨论的空间。实际经验表明, 对于一个观点的阐释和评论不是三言两语能道尽的。我们需要运用大量的语言传达我们的论理思辨。尽管评论类微博也占到总数的近四成, 但事实上, 评论的质量并不理想。值得说明的是, 评论类中的“深层评论”只有2.19%, 这基本全部借助长微博或者链接。尽管长微博、链接能克服字数的限制, 但使用率并不高。
第二, 微博相对于论坛, 个性化更强。网络论坛为公众提供了更为开放和宽敞的讨论空间, 进入论坛的人们是在同一主题下自由活动。而微博则更像是在这一公共领域中划分出来的私人空间。微博用户拥有独立的微博主页, 它更像是QQ空间, 个性化更加突出, 进而削弱了公共性。人们对于公共事件的看法, 更倾向于个人情绪化的表达, 而忽视了微博公共领域的特征。
4.1.3 效果评价
笔者看来, 公共领域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理性。基于理性的批判与讨论, 才是有效的交往, 才会得出富有意义的结论。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曾在伊里调查中, 意外发现了传播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两级传播。这一假说最初被表述为:思想经常从广播和印刷媒体流向意见领袖, 然后再从他们流向人群中不太活跃的那一部分人。眼观当下, 拥有众多粉丝的加V名人, 恰处于传播的第一梯级、毫无疑问地担当着“意见领袖”的角色。但颇为遗憾的是, 不少意见领袖“在其位不谋其政”, 忽视了公共领域中的理性框架, 也忽略了公共领域中理应承担的角色责任。
4.2 公共讨论过于局限、不够多元
4.2.1 统计结果
单就转发微博的立场来说, 转发己方观点的微博数量占转发总数的71.71%, 远超过中立、异方微博比例13.55%、14.74%。
这不禁令人想到, 人们在探讨公共事件时, 是否存在“党同伐异”的问题。2011年, “梨花教母”、知名女诗人赵丽华, 曾在微博上陷入舆论漩涡。腾讯网接连两次挂出“为什么应当质疑赵丽华”的专题 (第1838期) , 却都在短时间内被撤除;与早先微博名人对郭美美的穷追猛打相比, 仿佛一致失明失声, 的确显得过于沉默。由此看来, 这种状况已不是偶然。
4.2.2 原因分析
对于微博空间里, 舆论“党同伐异”现象, 笔者总结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新浪微博的关注机制, 尽管在“关注谁”的问题上基本没有限制, 但实际上用户关注的微博对象往往都是自己的朋友、家人, 以及自己喜欢、认可的名人。他们对于同一件事的立场往往一致, 或是受到所关注微博的影响, 而趋于一致。这就造成了, 当某一公共事件进入公共的视线、引起讨论, 微博用户接触到的言论、参与的讨论, 都局限在一个相对单一的空间, 而无法接触到公共领域大讨论背景下更为多元的声音。即便自己提出不同的观点, 也难免因为“沉默的螺旋”, 最终服从了群体的意志。
第二, 由于微博的名人实名制, 网络的匿名保护消失殆尽。人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瞻前顾后, 亦是在所难免。但如果每个人都忌惮理性批判之后的诟病, 每个人都盲目站队画圈、对人不对事, 而选择趋利避害式的置身事外, 那网络环境下的公共领域将永远无法形成、舆论质量将永远无法得到保障。
4.2.3 效果评价
在笔者看来, 理想的公共领域包含着更为多元的声音和思考。基于广泛公共性与和谐交往的公共讨论才是有价值的。赫佐格曾在对听众收听日间广播连续剧获得满足的调查研究中, 确定了三种主要的“使用与满足”形式:感情释放、愿望的想象和有用建议。时至今时今日, 公众对于微博的运用也同样脱离不了以上三种“使用与满足”。相对于魔弹论, 它更加强调突出了受众的主动选择性。但如果人们使用微博探讨公共事件, 仅仅是满足情感的释放, 仅仅是从单一的舆论圈里获得“有用建议”, 那网络舆论极端化走向、进而引起的社会分裂或将成为可能。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 我们就某一公共事件进行讨论的时候, 对于持对立观点的人, 我们应该予以尊重和包容。这不但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内在特征规范, 还是源自于道德的基本要求。
5 结语
本文以新浪微博加V名人对“方韩之争”的探讨为例, 得出结论:由于微博的“微”特征以及“私人空间”的明显倾向, 人们对于公共事件的讨论越来越趋于情感的个性化表达;而微博的关注功能与加V名人的实名认证, 也使得公众讨论的层次和空间过于局限和狭隘。因此, 微博环境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强调的理性交往与批判, 包括公共性等特征, 均面临严峻的挑战, 网络微博环境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构建并不成功。
笔者希望通过“方韩之争”这一当下公共讨论情况的缩影, 引发人们对网络环境下公共讨论现状的关注和反思, 从而做些改变, 有所改善。正如哈氏公共领域的乌托邦色彩, 我们的网络环境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绝对的理性。但一个明确而远大的目标, 却总能为我们提供广阔的进步空间, 让我们一直向前。
摘要：本文通过对新浪微博加V名人探讨“方韩之争”的微博进行内容分析, 考察当今网络环境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构建状况。本文作者发现:微博环境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强调的理性交往与批判, 包括公共性等特征, 均面临严峻挑战。网络微博环境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构建并不成功。
关键词：公共领域,微博名人,方韩之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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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希伦·A·洛厄里, 梅尔文·L·德弗勒.刘海龙等译.《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3版.
[3]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博公共领域 篇7
2016年央视3·15晚会揭露了网络订餐、二手车网络拍卖、手机恶意程序、及电商信用评价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经济行为,涉及面广,利益受害者多,因此倍受消费者关注,在微博上的舆论反应剧烈。本研究基于框架理论对该话题在微博中的讨论进行多层次分析,发现微博十分接近公共领域,它使多元化信息源的意见得以自由呈现、互动,极大的促进了公共讨论,并展现了各个舆论主体在其中进行框架博弈的复杂场景。
一、文献回顾
(一)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理论由德国学者Juergen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系统诠释,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空间,公众在其中不受政府、企业等机构的影响,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理性讨论与政治参与,最终形成达成共识的舆论,以影响公共权力机关。公共领域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有表达意愿的公众;平等的对话交流;不受公权力干扰的讨论平台;理性沟通后达成的共识以及形成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舆论[4]。
凭借微传播技术[5],微博为民众提供了准入门槛低、传播迅速、使用便捷的舆论搭载平台。无论阶层、背景、身份,民众都是平等的话语主体,只要有表达意愿,都可以在微博上发布对社会事务的看法。由于微博缺乏传统媒体中的“前把关”机制[6],在不违法的情况下,个人意见很少受到政府等机构的约束。但凡有突发事件发生,夹杂情感与事实的言论在微博裂变式的传播中进行碰撞,形成舆论风潮,最终转化成影响公共事件处理的巨大力量。因此,微博与公共领域具有相当的接近性。
(二)框架、情感框架与框架博弈
人类学家Bateson最早提出“框架”概念是限定条件下的一个解释性语言环境。1974年,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Golfman将“框架”应用到传播领域中,提出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并将框架定义为“个人将社会生活经验转变为主观认知时所依据的规则”。Gitlin(1980)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框架在新闻生产领域中的选择功能。Robert Entman(1993)进一步强调框架在构建事件意义、影响价值评估中的作用,他认为框架使现实事件中的某一方面在传播文本中的得以突出,以达到对事实进行阐述、归因、是非判断或提出解决建议的认知功能[7]。台湾学者臧国仁将框架分为三大层次,其中宏观层次指事件主题的界定;中观层次包括主要事件的时间变项与原因、价值判断;而微观层次则是字、词组合而成的修辞与风格[8]。
Collins曾从媒体报道所带的情感与受众认知的关系间提出情感框架理论,他假设个人阅读报道后,媒体所赋予的情感会在个人的记忆中留下痕迹与标签,在个人随后的态度和行为中痕迹和标签会被激活[9]。不少学者由此研究媒体报道所带有的情感对人们认知与行为意向的影响。
对于框架的形成,Ryan认为其受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新闻成为了企业或政治精英、社会运动者、政策提倡者争夺社会议题定义权的框架博弈(framing contest)场所[10]。对新闻话语框架界定的能力与框架支持者(frame sponsor)的经济、文化资源,新闻实践技能,及对政治、文化价值的把握能力有关。因此框架博弈总是有益于政治与经济精英(Gamson,Groteau,Hoynes,&Sasson,1992)[11]。但如今微博已经打破传统媒体垄断意见表达的局面,传播环境的改变带来了新的传播关系,草根民众在微博上的舆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以致有学者形容微博作为舆论风暴的中心,是中国最主流的媒体之一(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2011)。媒体、政府设想将新闻事件的官方框架界定从线下延伸到线上,但在高度个人化、平民化的微博环境下社会议题的定义权变得高度不可控。因此,在本文中框架博弈指各方微博主体根据利益出发点的不同,围绕社会议题定义权在框架设定上呈现出相互差异、竞争的状态。
国内关于微博的框架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从文本框架的视角,对某一案例做实证分析。罗昶等研究了《环球时报》社评和主编的微博,通过词频分析、新闻框架分析及情感话语分析,发现了本人主导下的新闻产品与本人言论之间有映照关系[12]。周世禄等以微博维权事件为研究对象,将微博文本划分为事件进展、是非判断等六个框架,考察了微博对于新闻报道在消息源和议程设置方面的影响[13]。潘霁等从情感框架角度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微博讨论进行研究,分析其中情感、归因和利益冲突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微博空间是减压阀而非公共空间,在其中情感化批评占主导[14]。以往研究在内容分析的类目构建、关键词分析、量化统计、阐述性文本分析上形成一定规范,对本文的实证操作具有启发作用。但是研究均没有涉及微博作为公共空间呈现出来的框架博弈特点考察。学者尹连根注意到了这一点,对深圳飙车案的微博进行框架竞争分析,探讨不同主体框架解读的多元性[15],但是研究采用的是质化方法,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量化统计,对框架博弈的呈现稍欠完整,而且较少关注微博上的情感呈现,这为本研究留下突破之处。
因此,本文参考以往的文献及研究,围绕框架博弈所提出的假设是:在3·15议题的讨论中,各微博主体所呈现的情感态度、框架设置倾向、及框架显著性均有明显的差异与竞争。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挖掘
本研究使用Goo Seeker数据采集软件抓取2016年3月15日中所有带有“315”关键字的微博,总计9765条,在剔除不相关的内容及广告后,保留了6840条有效样本。新媒体环境下议题生命周期较短且集中,因此3·15晚会的讨论在15日最为热烈,也最具代表性。
(二)类目构建
1. 微博主体分类
研究根据3·15晚会涉及的社会关系,将微博样本的博主进行社会属性分类,具体分为:媒体机构、政府及事业单位、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含从事电子商务的个人与企业代表)、普通民众。
2. 框架构建
本研究对每一条微博的主导框架进行分类,新版微博虽取消了140字长度限制,但其内容仍较单一、短小,因此编码员在编码时,根据微博文本中最突出的主题,将每条微博划入某一框架类别。框架类目划分参考Entman的“框架功能”理论、相关学者文献,并结合3·15晚会微博舆论的特征做出相应修正。具体分类如下:
(三)信度检验
研究借助IBM SPSS Statistics 22.0软件完成数据录入、编码、分析工作。两位编码员首先同时对100条微博内容实行预编码,进行信度检验后发现Cronbach Alpha值达0.77。编码进行至一半时,对另100条微博进行信度检验,Cronbach Alpha值达0.74,证明研究信度达至科学统计的水平。
(四)情感表达分析
本研究采用中国科学院网络心理实验室研发的文心(Text Mind)中文心理分析系统,对微博文本进行情感表达研究。参照C-LIWC词库,我们将微博中的情感词分为:愉悦词、焦虑词、生气词和悲伤词四类,对微博文本中各类情感词的所占比例进行统计后,我们结合具体的高频情感词来进行分析。
(五)高频词分析
本文还采用ROST语义分析软件对微博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在过滤掉人称代词、指示代词、介词、连词、助词等无实际意义的词语后,研究分别归纳了四类主体使用频率居于前十的关键词,并将其置于具体语境中考察。
三、研究发现
结论一:各个主体微博的情感比例各不相同,并且情感表达各有差异。我们对不同主体的情感词进行统计,经卡方检验得X2=17.676,df=9,p=0.039<0.05。
各类主体的情感词中,愉悦词都占了较大比例,在政府与事业单位、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微博中高达72.20%与75.58%。媒体机构与普通民众更多是用“精彩”、“愉悦”或“成功”、“发声”等词对3·15晚会的效果进行肯定,而政府及事业单位则倾向使用“合作”、“推动”等词表示对打假后续行动进行乐观展望。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纷纷对顾客做出承诺,或进行感恩。媒体机构与普通民众的焦虑词有较大比重,分比占了17.07%与11.99%,焦虑词中媒体机构的“骚扰”、普通民众的“担心”、“怀疑”均体现了对假冒伪劣产品与服务的恐慌。生气词的比例在四个主体中均为次高,媒体机构倾向于用“超标”、“违规”等批评造假行为,并用“惊人”等形容其危害;政府及事业单位更为明晰的提出“销毁”、“禁止”等制止危害的举措;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偏向使用“忽悠”、“诱惑”来指出其他经济主体的不当;民众更多的借“威胁”、“索赔”来控诉侵权事件。悲伤词在情感词的比例中较低,仅在媒体机构与普通民众的比例中稍高,两者多以“无奈”、“可怕”、“可怜”形容个人权益受损时的困境与不幸。总体说明了主体与3·15议题相关的体验或经历影响其用不同的感性态度来表达诉求。
结论二:各个微博主体的框架设置倾向,以及所使用的微观表达框架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对微博主体的框架比例及使用频率居于前十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具体如下。
媒体机构侧重构建事实框架,恪守传播客观事实的职能,多提及诸如“饿了吗”、“假牙”等3·15打假案例事件关键词,同时喜好用“维权”、“记者”、“投诉”来强调自己在传达民意、助力维权方面的意愿。政府及事业单位偏好态度框架与事实框架,“消费者权益”是其微博的焦点,“组织”、“行动”、“宣传”等词展现了其解决问题的行动意向。对于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来说,支持态度框架与企业建议框架是主导框架,“朋友”、“信任”、“诚信”等高频词表现出企业致力于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赢得顾客的情感认同。普通民众微博中事实框架与态度框架占比最大,“曝光”、“打假”表达了民众对3·15行动的关注。这说明个体根据利益出发点的不同,通过不同的框架对315议题进行差异化解读,趋向从自身有利的方向定义议题。
结论三:每个主体所设置的框架在微博空间中有着差异明显的框架显著程度(Frame Salience)[16]。如表六所示,数据经卡方检验得Fisher精确检验值为38.17,df=21,p<0.01。
从总体比例上看,普通民众的框架显著程度总和是64.74%,证明普通民众是微博公共空间中最主要的舆论主体,对公共议题的发声积极性高,所设置的框架也最为显著。其次是占16.17%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占14.88%的媒体机构、以及占6.21%的政府及事业单位。这表明政府及事业单位微博数量少,对3·15晚会议题的发声频率低、参与度不高。因此,讨论主体的数量、参与频率是影响框架显著程度的主要因素。
事实框架总体的显著程度是45.76%,说明微博空间中的讨论有很大一部分是诉诸于客观事件的描绘,而非如学者潘霁[17]所说非理性的感情宣泄占据主导。3·15晚会事实框架的设置中媒体机构的显著程度最高,为7.69%,普通民众的非3·15晚会事实框架有22.82%的显著程度,由于新浪财经举办的“3·15微博维权活动”[18],民众纷纷用非3·15晚会事实框架曝光身边经济权益受损的事件,在微博上形成维权风潮。在民众媒体使用习惯的变迁下,微博正成为民众广泛参与的新兴维权平台。
由支持态度框架、批判态度框架、戏谑与讽刺框架共组而成的态度框架有42.98%的显著程度,说明态度表达也是微博讨论空间的重要部分。相对于批判框架,各个主体面对3·15晚会的评价更加倾向于积极的支持态度框架,说明3·15晚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较好。此外,普通民众中戏谑与讽刺框架的显著程度高达12.5%,这与网民中盛行的“戏谑文化”相关[19]。在3·15晚会播出时,百度百科迅速将“饿了吗”的违规事件更新至其搜索词条上,“饿了吗”相关高层发微博调侃“忘记给央视充值了”。以上插曲极大刺激了民众的戏谑与讽刺风潮,他们纷纷嘲讽其中可能存在的内幕交易及利益搏斗。此外,当天微博还流行类似于“今天不要发自拍,因为打假”等讥嘲当今自拍假图横行现象的段子,以及“今天我是范冰冰(或其他明星)的老公,如果没被抓走,那我就是真的”等在追星文化催生下的诙谐语段。这类语句往往切合网民的戏谑心态,幽默简短,并有统一句式,容易在网民中广泛流传,形成众口一词的表达狂欢。
相比之下归因与归咎框架的显著性程度较低,仅有3.04%,证明各个主体较少深入探讨消费者权益受害或打假效果欠缺的原因,或是找出相应责任归属。建议框架占有的显著程度是8.21%,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企业建议框架显著程度达3.58%。微博虽有“长微博”、“微博文章”等突破字数限制的功能,但碎片化信息仍是主导,人们习惯于即时、迅速、简短的表达事实与态度,相应的缺少经过深入思考、理性分析后得出具有广度与深度的因果类、建议类信息。
四、结语
首先,研究发现微博讨论中所呈现出公共领域的特点与规律。微博讨论中民众广泛参与、公开互动,并能不受干涉、理性发言的特点验证了微博与公共领域的相似性与接近性。在3·15及相关议题的微博中,普通民众是最大的参与主体,其他主体数量较少,设置框架的显著性远不及民众,因此民众受媒体、政府和其他机构的框架干涉少,民众是社会舆论影响力的主导。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下,微博给民众凭语言文字而非暴力方式来争取自身权利、改善社会福祉的机会,研究发现民众大部分以客观事实描述,如曝光身边的经济侵权现象,转发他人的被害经历等方式来表达诉求,公众在其中理性地交换意见,而非被群体情绪裹挟而发生群体极化现象[20]。
其次,研究通过描绘各个主体在微博中进行框架博弈的场景,展示了主体在不同的利益角度下呈现的表达特点,并总结从中体现的政治、经济、文化逻辑。媒体机构多采用央视已设定好的3·15晚会事实框架,显著程度较高,体现了媒体对政府的喉舌媒体具有结构性偏好。在央视最先界定了3·15晚会的框架后,媒体机构在微博上继续对其进行延伸,扩大框架的影响力与在网络上的显著性。同时,媒体也有使用非3·15晚会事实框架,把报道触角深入到民众身边的打假、维权新闻,并用拉近民众距离的关键词来塑造民众沟通者的角色,对央视所设置的官方框架进行了补充,有一定的专业主义精神。
政府及事业单位的情感中愉悦占了绝大部分,其在使用积极态度框架塑造舆论环境时,十分强调保护“消费者权益”,及用表明惩处决心的词语来塑造一个有行动力与责任感的政府形象,但是政府及事业单位所设置的框架显著性最低。对于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来说,建立良好声誉、企业风貌是首要目标,他们往往使用积极态度框架与企业建议框架,以建立信任的关键词及大部分的愉悦词构建正向话语,让客户信赖、放心。
微博公共领域 篇8
关键词：微博舆情分析,领域文法,文法设计,反贪腐领域
0 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舆情以舆论多元化为最大的特点,而网络舆情信息的丰富程度呈现“爆炸”的趋势。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网络舆情信息量非常庞大;二是舆情的类别繁多;三是背景信息复杂[1,2]。
如今,微博已经成为最流行的社交工具之一,它变成人们实时了解社会与获取新闻的流行形式。而微博的起源是国外的Twitter[3],它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即时的分享。随着微博的产生,一些隐蔽的、不为人知的消息变得透明化[4]。如果可以有效地分析微博、博客以及论坛等内容,不仅对及时掌握百姓的舆情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国家安全、政府官员行为、企业产品声誉、个人形象等信息的及时掌握具有重要作用[5]。
目前,舆情分析的主要研究方法都是依靠关键字进行测试验证,然而这种方法的准确率较低[6]。为了提高对舆情文本内容分析的准确率,提出领域文法设计这一思想。该方法的主要目标是对文本内容进行文法分析,建立形式文法到语义的一个映射,利用语义文法将无结构的网络舆情文本转化成结构化的网络舆情语义表示[7,8]。
一般而言,常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主要分为词法分析、文法分析和语义分析等。其中,文法分析的主要工作是跟据语料总结文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产生一个文法库。上下文无关文法CFG(Context Free Grammar)是被看作接近自然语言的表示形式。为了解决文法的歧义问题,有人还提出了概率上下文无关文法和概率词汇化上下文无关文法等方法[9,10,11]。
虽然上下文无关文法有很强的表达能力,但是一般文法的编写结构是混乱的,文法之间也没有联系,缺乏语义理解的信息。因此,我们引入“领域文法”的概念。领域文法与候圣峦提出的语义文法[12]类似,但是不同的是,领域文法强调某领域的文法,即在文法中加入领域的语义信息,可以给出文本中丰富的领域语义结构,得到丰富的领域信息。
领域文法与普通的文法相比有自己的特点,主要特点包括:
(1)领域文法的建立一定适合某个具体的领域
就像上述介绍的领域文法一样,领域文法中包含特定的领域语义信息。因为不同的领域有自己的领域特点,语句中也会有适合自己的特点,因此对于不同领域建立特定的领域文法,可以突出各个领域的特点。
(2)领域文法的建立是结合本体的思想,设计过程中突出该领域的语义,并且用非终结符表示出来
本体是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思想,是用来研究特定领域内的知识的对象分类、对象属性及对象间关系,它为领域知识提供描述术语。一个领域本体对该领域进行了一个清晰的、可共享的刻画,保持了语义上的一致[13]。一般文法的建立,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巴科斯范式BNF[14,15]。我们在BNF中融入语义,与本体相结合。这是通过非终结符来体现的,即在非终结符命名中加入语义信息。
(3)文法设计过程中,按照领域进行文法设计任务分解
领域文法中领域语义与本体相结合,还可以按照领域对文法设计的任务进行分解。也就是对文法进行领域分析,对整个领域的特点和内容进行描述和划分。
本文提到的基于领域文法的分析方式相较于统计的方法主要的优点和创新点包括:
(1)当关键信息以及相关信息数据稀疏的情况下,领域文法的方式依然可以很好地监测到,但是统计的方式却因为数据稀疏丢掉重要内容。
(2)领域文法的方式不需要对信息进行统计,这样就可以避免相关信息内容因为距离太远而不能找到的情况,同时领域文法可以更好地精确查找信息。
(3)从搭配的角度来看,有些词汇之间只有搭配起来使用才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和意义,统计的方法会受到无用冗余信息的影响,而领域文法的方法可以很好地提取真正有用的信息。
但基于领域文法的方式也存在相应的弱点:
(1)领域文法并不是万能的和开放的,只是针对一个具体领域。
(2)正是因为第一条,因此领域文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领域的大规模数据,但是却可以通过并行解析,实行一个领域中的大规模数据分析。
(3)由于是针对特定领域的(包括电子产品或是有行情等都进行过尝试和运用),如果出现缺少文法的情况会影响分析率。因此我们正在研究文法的自动学习算法,重点是对已经形成的种子的文法而自动产生新的文法。
在反贪腐领域的文法,在舆情分析中的主要作用是抓住舆情的苗头,而不受到关注度以及转发度、评论以及是否热门的影响,从而达到最快抓住苗头的目标。
1 领域文法的设计原则
在文法设计的过程中,为了使文法更容易维护更健壮,且文法之间不会出现重叠,我们总结出以下文法设计原则。遵守以下原则,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文法设计工作。我们中间以贪腐主题语料的文法设计为例来解释说明每条原则。
1.1 语料采集原则
在文法设计之前,为了使文法有更好准确率和覆盖面,语料的准备和采集变得至关重要,因此在前期语料准备工作中我们应该遵守和参考以下原则:
①语料采样、覆盖面要足够广。
在查找语料时,要选择尽量涉及不同类别内容的语料;语句也尽量涉及更多不同类型、不同结构。只有语料的选择面、采样面广,才能使得文法的涉及面更广,对领域分析带来帮助。
②语料要选择对文法有意义的语句,要选择符合要求内容的语句。
选择对自己设计的文法有意义的语料,选择符合领域且对目的有帮助的语句。文法的筛选过程就是参照该原则。
1.2 顶层设计原则
在语料准备完成以后进入语句文法设计之前,首先要进行一个顶层的设计。该设计就是建立语法树根基,只有根基建立得稳定才会使整个语法树更加健壮、稳定,也更容易维护。该过程我们应遵守以下原则:
①顶层设计要方便维护。
对于整个大的知识系统来说,必不可少要面对维护的问题,因此在设计顶层的时候一定要方便以后的维护。我们采用的方式是将结构自顶向下进行层层分类,以后维护时只维护某一层的某一项即可。
例如:在贪腐领域的应用中,当出现一个语句不属于某一类时,可以直接将一个形成一个新类进行提升。当要修改其中一个类别的内容以及语句文法时,也不用顾忌其他的语句文法和类别。这样对于维护来说,变得更加容易省时。
②顶层设计的各类之间不要有重叠。
对于某一层的各类之间不要出现语句的重叠,这样会使得整个顶层看起来干净清晰。
例如:“<指名道姓腐败描述语句_不明房产>”和“<指名道姓腐败描述语句_买卖官职>”下面的文法语句中,不会出现重复的内容,分类清晰明了。这样不仅使得整个文法结构分明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方便查看和修改。
③语法树的结构越清晰越好。
设计的文法最终会转化成一棵语法树,因此顶层设计的好坏决定了该语法树的结构。语法树的结构越清晰越好,因此顶层设计的结构和类之间越清晰越好。
1.3 语句文法设计原则
顶层设计后是对语句进行文法编写,在文法设计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修改顶层设计以及非终结符设计从而适应语料、语句增多的变化。在文法设计过程中,要遵照一定的原则,才会使得每个语句文法准确、简单以及涵盖面广等。
①文法编写要采用正规的BNF语法。
该原则是文法编写的主要以及首要原则,所有的语句编写文法时必须采用正规的BNF语法。
②编写文法的语句划分,主要采用“,”进行断句。
在文法设计时,语料中编写文法的语句以“,”为一句,对于每一句有用的语句都要进行文法编写。
③当一个句子的同一位置可以由两个非终结字符的选择时,我们可以选择将两个终结符合并或者写成两个语句。
在文法编写时出现同一个语法结构和句型,某一个非终结符换成另一个非终结符依然成立。这时处理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将可以替换的非终结符进行合并,二是形成多个文法语句。对于两种方法的选择,要考虑非终结符是否可以合并,以及多个文法语句是否累赘等因素。
例如:文法“<指名道姓贪腐主语>[<任职期间>]<无视><法律法规>”和文法“<指名道姓贪腐主语>[<任职期间>]<无视><党纪词连用>”两者之前句型类似,但这里我们选择写成两句,因为两者在语义上理解不适合合并。
④文法设计过程中要时刻注意保证文法的可读性。
文法的可读性是指编写的文法可以很容易看出中心思想、相应的句子结构以及所属的类型。对于贪腐领域文法来说,文法应该可以一眼就看出是跟贪污腐败相关。
例如:对于语句“XX省药监局长黄某坐拥84套房产”,我们设计的文法为“<指名道姓贪腐主语><含有词><房产数量词><房产词连用>”,很容易看出来文法很好地反映了语句是关于有过多非法房产的贪污腐败语句。这样设计的文法可读性很强,也很容易他人和自己理解。
⑤当某些语句本身并不与主题相关,但是却是辅助和说明语句,这时我们也要将该句也编写成文法。
当一个语句要与前面或后面连起来才会反应出主题,这时我们也要将其用文法编写出,因为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语句,才可以反映出中心思想。
例如:语句“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获取住宅楼房和沿街商品房共70套”,前半句单独使用时,不符合语法也不能反映出贪污腐败的事实,而“,”设置成可省。最后形成的语句文法是“[<指名道姓贪腐主语>][<其>][<本人>]<通过>[<各种>]<非法><方法>[<间隔标点>]<获取><房产>[<共>]<房产数量词>”。
⑥文法非终结符的可选要注意可选后语句是否通顺,是否符合文法的主题和中心思想,一般修饰性的、做状语的等非终结符都是可以省略的。
为了扩展文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非终结符进行可选的操作,判断一个非终结符是否可以可选,主要遵从以下原则:首先要看不加该非终结符以后,整个文法语句是否通顺是否符合我们的语法要求;然后判断省略该非终结符后的文法是否还符合整体主题;最后则是判断省略该非终结符后的文法是否还符合之前所属分类,如果属于则不用修改,若不属于,则要将省略后的文法放置本该属于的类中。
例如:文法“<看来><指名道姓贪腐主语><先后><收受><人称代词><的><价值数量词><好处费>”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非终结符“<看来>”、“<先后>”、“<人称代词>”以及“<的>”、“<价值数量词>”都是可以省略的。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得到最后的文法为“[<看来>][<指名道姓贪腐主语>][<先后>]<收受>[<人称代词>][<的>][<价值数量词>]<好处费>”。
⑦设置非终结符可选时要注意文法没有主语的情况。
虽然规则6中已经给出了文法中非终结符可选的原则,但是当非终结符为主语时,在考虑是否可选时,要注意文法缺少主语时是否文法所表达的意义符合中心思想,且不会匹配到其他无关的语句。
例如:文法“<指名道姓贪腐主语><玩弄包养>[<多个>]<女受害者>”中的非终结符“<指名道姓贪腐主语>”在句中做主语,而如果将该主语设置为可选,文法“<玩弄包养>[<多个>]<女受害者>”却不只是可以匹配官员贪污腐败的情况,还可以匹配其他商人等一些其他方面内容,因此该主语就不能设置成为可选。
⑧文法编写时,要适当的对文法进行扩充。
文法扩充主要包括两个方法。一是改变文法的结构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文法;二则是根据一个文法进行联想,可以是对同一个语意的不同说法,也可以是同一种结构的不同语意。
例如:文法“<指名道姓贪腐主语><长期><以来><贪污受贿成语连用>”可以联想到将非终结符“<贪污受贿成语连用>”换成“<贪污受贿短语>”,也符合要求的文法,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文法“<指名道姓贪腐主语><长期><以来><贪污受贿短语>”。
1.4 非终结符设计原则
在整个文法设计中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非终结符的设计。在文法语句设计进行过程中,要同时对非终结符进行设计,非终结符设计的好坏也对文法设计的质量有影响。为了更好地进行非终结符设计,我们要遵守以下几条原则:
①非终结字符的名字定义,要符合终结字符的共同表达,能够反映终结字符的含义,并可以看出文法的中心思想。
例如:非终结符“<程度副词>”可以看出它定义的终结符是表示程度的,还可以看出在句子中是作为副词使用的。
②对于非终结字符来说,为了更好地维护和更准确地表示其含义,有时要对非终结符继续进行细分。
例如:非终结符“<政府管理部门>”这个非终结字符,包含的范围很广,因此按照不同的级别进行划分,得到的非终结符为“<国家政府管理部门>”、“<省政府管理部门>”等。这样可以很好地维护非终结符,也使他们的定义更加准确单一。
③根据句法的应用,有时要对非终结字符进行合并。
例如:文法“<指名道姓贪腐主语><娶有><人数数量词><妻>”中非终结符“<娶有>”可以换成“<含有词>”,合并两者,文法就变得简单并容易维护。
④当表示两个非终结符的终结字符出现交叉的时候,对这两个非终结字符要进行合并。
在设计非终结符使,如果出现两个非终结符定义的终结符有重叠,这时要考虑这两个非终结符是否可以合并。
例如:非终结符“<女受害者>”和“<有夫之妇>”,定义时出现了重叠,这时将两者合并形成一个非终结符“<女受害者>”。这样文法就减少了冗余。
⑤在合并非终结符时,我们要考虑是否可以合并。
验证是否可以合并最好的方法是在出现一个非终结符的句子中替换成另一个非终结符,若句子是通顺的,相反亦然时就可以将两个非终结符合并。
例如:非终结符“<贩卖>”和“<出让>”两者都有卖的意思,在“XX贩卖土地谋取私利”可以替换,但是“XX贩卖官职”这时并不能将“贩卖”替换为“出让”,这样做可保证文法的准确性。
⑥当多个非终结符经常成组出现,考虑合并抽象成更高层的非终结符,这样可以简化文法增加文法的可维护性。
例如:非终结符“<利用>”和“<职权>”在句子中经常一起出现,这时可以将两者组合形成高一层的非终结符“<利用职权>”,采用这种方式可以使文法更加简洁且更方便维护。
2 领域文法的设计过程
本文主要采用领域文法分析的方式对微博进行舆情分析,而为了得到的结果更加准确以及文法的涉及面够广,领域文法设计的过程变得非常重要。
对贪污腐败语料分析可以起到对政府官员们监督和督促的作用,减少现当今官员贪污腐败、不受信赖的现状。本节主要以领域文法设计在贪污腐败语料的应用来说明文法设计的主要过程。
2.1 领域分析
领域分析主要是根据本体的思想理念,结合领域自身的特点来对整个领域文法从语义方面进行划分和刻画。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语料对语句进行分析,将贪腐舆情领域划分不同的类,而划分的标准则是使类与类之间可以很好的区别开,结果可以很明显看出属于贪腐舆情的范围。
首先,我们可以大致对类进行划分,然后根据语料进行修改和扩展。本文通过语句的语义,按照贪腐的不同表现对整个贪腐舆情领域进行划分。划分的类的结果如图1所示。
2.2 语料准备
在领域文法设计之前,我们要做好准备工作,而准备工作当中最重要的则是对语料的准备。
对于语料的查找,可以先根据初步的领域分析,来进行语料的查找,并在语料的过程中对领域分析进行修改,并对新产生的类进行语料的查找,如此循环进行,完成语料的准备工作和领域分析的工作。语料查找方式有很多,使用微博的语料主要采用的准备方法有以下两种:
(1)关键字搜索,并搭配复杂的搜索
直接通过关键字的查找对微博进行搜索,并可以采用多个关键字的复杂形式;关键字主要是与贪腐相关的字眼。
(2)关注用户,从而获取用户发布的相关内容
因为当前微博的用户很多是以机构、单位以及团体等形式的用户,我们可以根据要搜索的语料类型来对相应的用户搜索,再对该用户发布的帖子进行查看,再筛选出相应的语料。
因为关键字的查询,准确率并不高,这时需要对语料进行筛选。首先要选择真正属于贪腐的语料,其次在筛选语料时,只选择原创性和第一次爆料的。因为只有第一次爆料原创性的语料,才会帮助有关部门得到第一手消息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
2.3 领域文法设计
完成语料准备工作以后,进入领域文法设计阶段。该步骤中,主要是对标注的语句进行分析和文法总结。整个文法设计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对句子进行文法设计,还包括其他方面的设计。其过程如下:
2.3.1 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主要在顶层设计原则的指导下针对各个语句文法的上层进行设计。因此在具体语句文法设计之前,要先对顶层进行设计,同时为了形成一个更好维护的分析树,顶层设计也要具有层次性。从根到语句文法设计成层次清楚、结构鲜明的形式。
对于贪污腐败文法的顶层设计,我们首先考虑根的设计。既然我们主要工作是对贪污腐败的描述进行文法设计,因此我们的根就可以设计成<贪腐描述语句>,下面则是对语句进行细分。为了更好地维护和扩展,要保证每类文法的区分度要大,并且可以很好地表现该类文法的特点。之前领域分析的结果可以很好地满足需求,因此对于类的划分可以采用参考领域分析的结果。处理语句的过程中,发现了有些句子是没有主语的,因此在划分类之前先对有无主语进行划分,划分为<指名道姓贪腐描述语句>和<非指名道姓贪腐描述语句>;然后则是根据其贪污腐败内容也就是领域分析的结果进行分类,最后我们得到的顶层如图2所示。
2.3.2 语句文法设计
在完成顶层设计以后,开始进行语句的文法设计。对语句进行文法设计时,要遵照语句文法设计原则进行领域文法的编写。
根据每一个语句中的词语或词组来设置非终结符,而文法语句就是靠非终结符的连接形成。非终结符的定义可以是终结符、非终结符以及终结符和非终结符的组合。
例如:语句“XX省委罗某昏官!”写成的简单文法为“<省><官职><官员名字><昏官>”。
2.3.3 非终结符设计
当语句文法完成,要根据非终结符设计原则进行非终结符设计。非终结符设计要对终结符进行联想,联想出意思相近或是符合语句的其他词语,一些情况下还要考虑将非终结符进行合并。
例如:如非终结符“<国外目的地>”可以联想到的类似词语有“海外”、“境外”、“国外”等,但是除了这些统称词语以外,当语句文法中该位置换成某个国家的名称,语句也符合。因此“<国外目的地>”最后定义为“<国外目的地>::=海外|境外|国外|外国|<具体国家名称>”
2.4 领域文法修改、合并以及扩充
领域文法设计完成以后,随着文法语句的增多,要在语句文法设计原则的指导下对文法进行修改合并或扩充。进行文法的修改和合并,主要是检查是否存在类似的文法,是否存在不通顺的文法,是否存在不准确的语句文法。文法的扩充则是为了使文法的涵盖面更广通过改变说法、改变句型结构以及联想等方式来增加文法。
2.4.1 文法修改
文法的修改,针对的问题是文法中可选的非终结符导致句子成分残缺而不成句子或文法语句的结构等不符合我们的习惯,以及文法并不能体现出语句意义的情况。而改进的方法主要是改变文法语法结构、直接删除或修改非终结符。
例如:文法“[<指名道姓贪腐主语>][<的>]<财产>[<全都词>]<转移>[<到>][<国外目的地>]”该语句的主语为“<财产>”可以匹配出不是贪污腐败的语句,因此在“<财产>”前加入“<非法>”的非终结符。
2.4.2 文法合并
文法合并针对的问题包括两个文法之间类似或一个文法包含另一个文法的情况。这时改进方法是合并文法并改变非终结符的定义,同时适当地对非终结符进行合并;或者对非终结符进行可选设置,从而使得长句子通过可选方式从而形成包含的短句子。
例如:文法“[<指名道姓贪腐主语>][<自己>][<在某地>]<当官><贪污>”和文法“[<指名道姓贪腐主语>][<自己>][<在某地>]<当官><受贿>”,我们可以看到两句文法类似,这时我们将“<贪污>”“<受贿>”进行合并形成新的非终结符“<贪污受贿>”,最后形成一句文法“[<指名道姓贪腐主语>][<自己>][<在某地>]<当官><贪污受贿>”,新形成的文法更容易维护且文法涵盖面更广。
2.4.3 文法扩充
虽然完成现有语料的所有语句文法,但是不能保证总结的文法涵盖所有的语句,特别是语法结构不同,就会变成不同的语句,所以我们要通过改变语法结构或者联想来扩充文法。
例如:文法“[<原>]<指名道姓贪腐主语><人数数量词><含有词><房产数量词><房产词连用>”中非终结符“<房产数量词>”和“<房产词连用>”交换位置依然成立。因此产生一个新的文法“[<原>]<指名道姓贪腐主语><人数数量词><含有词><房产词连用><房产数量词>”。
3 实验
为了验证上述提出的文法设计方法和原则的有效性,本文将上述方法应用到贪污腐败主题的舆情分析中,并采用LL(1)分析方法进行实验[8]。我们从新浪微博中下载了涉及贪腐的语料,对系统进行了初步的测试。
3.1 文法分析器设计
本文选择通用的分析器,可以从外界导入文法,建立推导、分析树等。该文法分析器的设计和实现主要参考了一个开源语法分析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完善了语句推导过程和文法树建立过程,补充添加了语句推导导出功能和文法树保存输出功能。
文法分析器是一个分析文法并验证某一个语句是否符合该文法的系统,
整个文法分析器的主要流程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1)导入文法。该系统采用从外界导入文法的形式,用户将文法写入一个txt中,然后选择导入文法功能,将文法导入。
(2)语句推导。在完成了文法导入操作以后,只要选择创建推导功能,输入要判断的语句进行推导;推导完成后可以选择查看推导功能,这时系统将显示推导过程。
(3)分析树建立。在完成语句推导之后,可以选择建立分析树来更形象的观察语句的推导过程,还能根据需要将分析树进行输出。
根据主要步骤得到的流程如图3所示。
3.2 文法验证
3.2.1 实验
依照上述描述的过程,使用LL(1)文法分析器,根据语料完成的文法数量为526条,共分为38类。语料的主要来源于新浪微博,所有语料准备为重点贪腐语以及首发语句,处理后分成句子223条,其中随机挑出了100条语料进行文法编写,所有的223条语料在分析器上进行了运行。下面以几条例句为例来进行结果的演示:
(1)“XX市国税局局长任职期间含有三辆豪华高级轿车”
该语句属于生活腐败类中,使用文法分析器根据领域文法得到的文法推导过程如图4所示。
根据推导可以分析得到一棵完整的例句的文法分析树,分析树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例句到文法的对应关系,得到的文法分析树如图5所示。
(2)“XX市武装部部长买支书给妻子当”
该语句属于买卖官职类,使用文法分析器得到的结果会与上述过程一致,而最终的结果得到的文法树如图6所示。
(3)“村干部周某任职我们村主任7年,期间利用职权便利,非法变卖霸占村委集体土地”
本语句表达的方面是关于贪腐关于非法抢占土地的问题,根据文法,可以分析得到一棵完整的例句的文法分析树。分析树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例句到文法的对应关系,得到的文法分析树如图7所示。
3.2.2 结果分析
采用以上几个典型的例句进行分析,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们方法的优越性和准确性。
以上的例句都很容易地可以看出属于贪腐语句。但如果只是单纯地采用关键字的搜索,例如一般搜索关键字“高级轿车”、“买官”等,会得到很多冗余的信息。因为同样的说法也可能试用于商业人士或一些明星等,这时为了得到想要的贪腐相关语句,就要对所有的语料进行查看筛选;而如果采用领域文法的形式,就可以很容易地直接得到贪腐的语句,并将一些无关的相似语句排除。另外如果为了准确率而输入多个关键字,限制就会更多,很多相关语句会被过滤掉;而采用领域文法的分析的方式,因为有非终结符可选的灵活使用,就可以对相关的内容很充分地晒选出来。对于微博来说,一些重要事件的暴露主要依靠网友的转发以及评论,当达到一定数目才会被发觉,而这些是需要时间的;如果采用领域文法的形式,那么再出现的时候就可以很容易地监测出来,实时性更好。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文法分析的优越性以及实时性,以及领域文法分析在舆情分析中的特色。
4 结语
为了解决语义舆情分析基于关键字准确率较低的问题,本文提出基于领域文法设计的方式,并详细总结和说明了领域文法设计过程和涉及到的原则。本文首先对文法和领域文法进行简单的介绍,为领域文法设计打下了技术基础。然后对领域文法设计进行了总结,总结了领域文法设计的原则和过程。
随后将领域文法设计的过程和原则在贪腐主题的网络舆情分析中进行应用,形成贪腐领域文法并进行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对文本分析是有效的。而本研究总结的领域文法设计过程和原则对所有的领域文法设计通用,为基于语义的舆情监测系统的文法设计提供理论基础,有利于帮助相关工作合理地设计和编写领域文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本文方法相较于统计的方法主要的优点和创新点包括:
(1)当关键信息数据稀疏的情况下,领域文法的方式依然可以很好地监测;
(2)领域文法的方式不需要对信息进行统计,可以避免相关信息内容因为距离太远而不能找到,同时可以更好地精确查找信息;
(3)领域文法的方法可以很好地提取真正有用的信息,避免统计方法的容易受到无用冗余信息的影响,因为有些词汇之间只有搭配起来使用才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