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精选12篇）

马列主义 篇1

产生于20世纪中叶的“后现代”一词如今已经广泛渗透进各个领域: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学、后现代美学、后现代艺术、后现代都市、后现代消费......从学术界到大众生活, 后现代俨然囊括了这整个时代。然而, 尽管探讨之声不绝于耳、愈演愈烈, 后现代主义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它究竟是什么, 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风格, 还是一种新文化现象或思想运动?它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吗?它是现代主义演变到后期的形态, 是现代主义的通俗化, 还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更重要的是, 在解构一切、消解一切过后它又建构了什么呢?它将终结何处?

代表着启蒙、理性、正义、主体性、人本学的现代主义文化从启蒙运动诞生以后就开始遭受到不停地攻击, 尤其是到了20世纪, 外部世界的迅速变化直接导致了人们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 而宗教信仰的神学光辉也因遭科技的打击和理性的贬斥而彻底地黯淡了。现代主义者他们看到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旧的价值体系已不能适应, 社会开始出现无序的因素时, 就希望重新建构起一套价值标准, 重新恢复世界的秩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努力, 人们不仅没有找到出路, 相反倒愈益陷入危机。后现代主义者看到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任何一种统一的价值标准都无法把握的, 于是就放弃了这种努力。他们接受了这个世界的荒诞, 以一种纯粹个性的体验, 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他们要消解一切有意义的东西, 把这一切都看做是一种语言的游戏;他们打破一切的等级制度, 击碎拯救人性、寻找自我等现代主义理想, 把主体变成破碎的幻象;他们主张世界的多元化, 张扬无度的个性自由。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质疑并进行颠覆和解构。它是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 (王岳川, 1993) , 是“对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人文传统的一次重新构想和重新审视, 是一次重新整合和改写。 (盛宁, 1997) ”王治河在《后现代哲学研究》一书中指出,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西方产生的一股在思维方式上有别于传统思维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思潮。“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一种流浪者的思维, 一种专事摧毁的否定性思维, 坚持对划一思维和二元对立思维为特征的现代思维方式的否定, 是所有后现代哲学思潮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王治河, 2006)

然而, 无论后现代主义以多么革命的姿态摧毁和颠覆, 它仍然无法摆脱与其现代主义母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仍然保留了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 而且最后也面临与现代主义一样的困境。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复杂、不断处于分裂流变与不稳定之中的东西, 后现代不过在有些方面比现代主义走得更远、与传统决裂得更彻底。它同现代主义一样反对机械文明与工具理性, 排斥依赖科学、技术和理性的力量来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理想, 关注世界的荒诞和人的异化;现代主义发展的“延续性”和“中断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发展和继续, 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新阶段, 同时也是对现代主义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修正。它是现代主义内部的一种特定危机、一种突出了分裂、短暂和混乱一面的危机, 同时又表达了对于一切治理危机的方案的怀疑态度。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桑在1975年发表的《类批评:对时代的七种思考》一书中指出:“现代主义的变化可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并非突然终止后才能让后现代主义诞生, 它们目前是共存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认为, “在现代主义广泛的历史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 而不是差别”。 (哈维, 2003)

如同现代主义的反传统性滋生了后现代主义的反叛, 后现代主义在解构颠覆的同时也丧失了建构的能力。它对于人们解放思想、摆脱束缚、激发创造性思维以及确立主观能动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它作为专事摧毁的工具不再有意义。它自我矛盾、自我质疑、自我否定的倾向已经无法用任何认识框架去矫正了。当一切都被消解之后, 任何的价值标准和依据都变得不可能, 人们不再对传统的理性和合法性概念深信不疑, 不再相信有终极和普遍的存在, 拒绝一切中心化和总体化的元叙述———当今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在经过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后, 人类还有可能重建启蒙理性吗?后现代主义终结之后讨论最多的是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消解一切意义, 正如它反对任何绝对的、中心的意义一样, 承认文化的相对意义和价值。它允许不同的声音互相交流、相互共存, 使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成为可能。但是, 由于文化相对主义只承认相对的意义和价值, 它最终也只能被相对地对待, 仍然无法达成一个终极的目标。不过, 终极目标本来就是不可能达到的, 因为如果达到了人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所以, 人们总是不断地寻找和超越, 不停地解构和建构, 这便构成了人类无限的认识过程。

摘要：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 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风格, 还是一种新文化现象或思想运动?它是现代主义演变到后期的形态, 是现代主义的通俗化, 还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更重要的是, 在解构一切、消解一切过后它又建构了什么呢?它将终结何处?本文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演变、内涵及特征, 以及它的困境和出路。

关键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和价值危机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2]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三联书店, 1997.

[3]王治河.后现代哲学研究.增补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 商务印书馆, 2003.

马列主义 篇2

不断深入学习我党的指导思想及相关的政策、制度，以《党章》的要求对照自己，督促自己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不断进步。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每日关注时事新闻，与时俱进，关注国家大事。

学习理论及相关知识，多做事，多思考，努力做一个有素质、有能力、有情感、有责任、有自省的人。认真学习工会工作有关理论知识，同时，还要加强法律法规、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学习，努力扩大知识面，拓宽视野，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保持、坚持自己的业余爱好，崇尚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网上多关注提升自己修养、知性、品味的阅读、欣赏，包括好电影、好歌曲、好文摘。

1、积极参加党支部组织的学习活动，在学习过程中认真做到有学习计划、学习笔记和学习心得等。

2、通过参加一些培训学习、交流竞技活动和文体活动等开拓自己的视野，很好地提高自身的各方面素质。

3、经常反思。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紧跟时代脉搏，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在工作中学会善于总结和观察，提高开拓创新意识;坚持党性，加强事业观、自律观，做到经常自查、自省、自警、自励。

马列主义 篇3

鲁迅发明“拿来主义”这个词的原意，直接针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间接针对的是崇洋媚外。“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所谓“新文化”，其实就是西方文化。与之相对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旧文化”。在胡適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新文化以“全盘西化”的口号扫荡中国社會，似乎中国传统旧文化只有裹小脚、留辫子、娶小妾、八股文之类的糟粕，因此，传统文化几乎统统被置于应彻底抛弃的行列，甚至竟有人提出要取消汉字。然而，当时很多“新文化”也非常拙劣，一味地模仿西方，弄得不伦不类，贻笑大方。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个传统文化的回潮，当时称为“发扬国光”，也有人称为“复古”，其对立面就是“全盘西化”。鲁迅就是在反对“全盘西化”、提倡“发扬国光”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拿来主义”的。

我认为，鲁迅在1934年写《拿来主义》一文时，对自己过去过分偏向“五四”新文化、痛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有了一定的反思，从否定传统文化的道路上退回了一些。因此，鲁迅“拿来主义”的对象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拿来主义”也是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按照鲁迅在文章里的阐述，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有继承、有吸收、有改进、有抛弃。换句话说，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主张客观地对待传统文化。这一态度的产生，一是因为“全盘西化”过于偏执，二是因为针对“全盘西化”而反弹的“全面复古”过于顽固。因此，鲁迅的“拿来主义”主张对传统文化要动脑子、有眼光，自己去“拿来”，实际上也是对“全盘西化”的间接批评。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特意提到西方的“送来主义”在中国引发的“恐怖”，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对于“全盘西化”的否定。

然而，在鲁迅首创“拿来主义”很多年后，一些人对于“拿来主义”的理解与鲁迅当时的本意已全然不同。现在的“拿来主义”更主要的是要从西方“拿来”，而不是鲁迅所说的要从传统“拿来”。现在的“拿来主义”在某些时候甚至等同于鲁迅批评的“送来主义”。当年西方送来的是鸦片、枪炮、香粉、电影，如今，有些还在继续送来；有些已不再好意思厚着脸皮强行送来了；有些换了新东西，仍源源不断地“送来”。而现在很多人打着鲁迅的旗号高喊“拿来主义”，其实就是鲁迅批评的“全盘西化”，对“送来主义”照单全收。与此同时，现在的“拿来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差不多也就是全部抛弃，统统视为垃圾。事实上，这正是鲁迅反对的，这样使用“拿来主义”，鲁迅地下有知，恐怕也不会同意。

在现代条件下，我们在对西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时，应该要有些新的认识，要有自己的头脑和眼光，这样才能判断西方文化的本质，才能知道哪些是需要“拿来”的，哪些是不该“拿来”的，哪些是需要“拿来”后加以改进的。当然，“拿来主义”在这里多少也有点儿天真或不准确，因为，我们希望的“拿来主义”与西方希望的“送来主义”并不合拍。西方想送来的东西，有些是免费的，有些是要付钱的，甚至是强行摊派的。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西方免费送来的东西往往是钓鱼的诱饵，我们某些人则以为那是“拿来主义”成功的证明。而我们想拿来的东西，绝大多数是拿不来的，是需要付钱的，一厢情愿地“拿来”，很容易被西方起诉、惩罚。所以说，对于西方，我们兴高采烈地想象着“拿来主义”，却常常会被西方视为“偷盗”。因此，我们也发现，“拿来主义”有时就是“买来主义”，“拿来主义”也经常成为内外勾结的幌子，这可能就是某些人偷换鲁迅“拿来主义”概念的动机。

针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与针对传统文化的“拿来主义”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对于传统文化，如果想拿来，一般不会有什么障碍，最多讨论一下，拿来后到底好不好？是否适合现代？而且，对于传统的“拿来”，基本上是免费的，没有“买来主义”，也没有“送来主义”。但是，对于西方文化，我们发现，某些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确实是有用的好东西，我们非常渴望“拿来”，甚至愿意花大钱，彻底兑现“买来主义”，西方还不愿意，比方说高科技，这似乎可以称为“拒绝主义”。所以，对于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除了要有头脑、有眼光，挑选着“拿来”外，还不能太一厢情愿，以为我们只要想“拿来”，别人就愿意给，以为我们想买来，别人就愿意卖。已经有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我们渴望“拿来”，却遭到拒绝，根本“拿不来”“买不来”。

如果说，我们判断传统文化如何“拿来”可以用西方文化做参照，那么，对待西方文化如何“拿来”“买来”，也需要用传统文化做参照，同时还需要用中国现实做参照。这应该是现代中国人对待“拿来主义”的态度。

马列主义 篇4

一、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列宁要求东方共产主义者把“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运用于东方的“特殊条件”, 并且指出, 这是一个“困难”而“崇高”的任务。[1]104马克思指出, 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改造旧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就必须把它同各国的国情结合起来, “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因此, 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首先明确地提出要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是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 我们需要‘本本’, 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1937年, 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结合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 进一步批判了教条主义的错误。1941年和1942年, 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 他在这些文章中强调指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列主义, 是一种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 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他反复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必须同中国国情相结合, 我们“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 找观点, 找方法的”。[4]801绝不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5]815因此, 他号召全党“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 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4]802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 为了肃清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利用抗战处于相持阶段、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机, 在全党开展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对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 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为了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 也不断地同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错误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党内有大量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 其中有些人存在着经验主义倾向, 即否认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 不懂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醉心于狭隘的零碎的局部经验, 到处乱搬乱用。为了防止和克服经验主义错误倾向, 毛泽东指出:“有工作经验的人, 要向理论方面学习, 要认真读书, 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 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 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4]

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中, 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不仅完整地提出和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科学原理, 而且逐步学会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获得了克敌制胜的强大武器。

二、对本国实际要深入全面地调查研究

1919年毛泽东同志没有去法国勤工俭学, 我们可以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了解到, 有三方面原因使他觉得自己应当留在国内:关于中国的情况还不够了解, 还必须作许多实地调查研究;“中外古今学说的大概”没有弄个清楚, 出国也无益;国内还有许多迫切的事情要做。[5]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时期, 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 写了许多内容丰富而深刻的调查报告, 不仅为制定党的有关方针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而且为全党同志认识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学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作出了榜样。有些著作和文献就是直接深入实际斗争、进行调查研究以后而发表出来的报告或写作出来的文章。例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泽东深入到湖南的五县, 直接作了32天调查以后发表出来的考察报告;又如《论十大关系》, 就是毛泽东在听取了34个部门的情况汇报, 经过两个多月调查研究而写出来的文章。毛泽东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 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 总结了他从事调查研究的丰富经验, 形成了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 为我党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指明了方向和途径。

调查研究之所以极为重要, 就在于它是达到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的纽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调查研究, 才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国情, 正确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 从而不断地把马列主义理论同日益变化着的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三、善于从党的集体和人民群众中吸取智慧

早在“七大”前夕, 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 “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6]刘少奇在《论党》报告中也说:“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 “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 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 便是毛泽东同志”。但是, 毛泽东思想并不等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 作为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体系, 它是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 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点, 毛泽东自己讲得最明确。在延安整风中, 中央党校讨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时候, 他说:“这不是我一个的思想, 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 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在“七大”上, 又说:“他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 我也可以同意, 因为党总要找个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 都是从你们大家来的, 我把它综合起来, 把它概括起来, 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

毛泽东善于在党内集中集体的智慧。有些思想和观点、提法和论断, 首先是党的其他领导人、理论家或实际工作者提出, 后来被毛泽东吸收和采纳, 从理论上作了新的更深刻和更全面的研究和发挥, 因而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集体创造的产物。例如,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首先是由高君宇、邓中夏、瞿秋白等人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 首先是由朱德提出的;“乡村包围城市”的概念, 则是“立三路线”时期在党内发生的一场可否“乡村包围城市”的争论中提出的;党在白区工作中的一些策略思想, 首先是由刘少奇提出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首先是由周恩来提出的。所有这些, 都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并给予了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发挥, 补充一些新的认识和见解, 使之更加完善, 具有一种更加完整的理论形态。

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其理论支点:第一, 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国际性事业, 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的互相支援。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 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7]第二, 一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又必须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 并且“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1]274第三, 国际联合只存在于国家之间, 这些国家“在内部事务上”应该坚持“自主和独立”的原则。[8]

马列主义关于独立自主原则是党在革命实践中必须遵循和坚持的基本原则。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 在国际运动和中共党内盛行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 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 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毛泽东就是针对这种错误倾向, 提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如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9]115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 又对“自力更生”和“国际援助”的关系作了论述, 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9]161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毛泽东又多次论述过自力更生的方针。建国以后, 我国在经济建设中曾经照搬过苏联的一些做法, 产生过某种教条主义, 但是总的说来, 仍然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1956年以后,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 要根据自己情况, 走出一条中国工业化道路。这些说明, 党从幼年时期转入成熟时期以后, 是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五、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发展

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就是要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客观实际情况相符合。要做到这一点, 最重要的就是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逐步认识客观实际, 逐步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的。毛泽东的独到之处, 是他善于总结实践经验, 不仅善于总结成功的经验, 也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理论, 就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从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 毛泽东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他从亲身的实践中认识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大革命失败后, 他总结了失败教训, 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运动必须与军事运动结合起来, 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根据这种新的认识, 毛泽东领导湘东赣西秋收起义。开始他率领起义军攻打长沙, 但从几次败仗的教训中认识到, 在强大的敌人占据中心城市, 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 弱小的革命力量要攻占中心城市是不可能, 于是当机立断率领起义军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 是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开辟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毛泽东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从中国的国情和根据地具体条件出发, 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是为了答复对于红军前途的一种悲观论调而写的。毛泽东写的这封长信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过程中的一篇重要著作。其基本观点是:第一, 认为红军和小块红色区域的建立与发展,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它发展的“必然”结果。[9]48第二, 把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概括成为一种“朱 (德) 毛 (泽东) 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的“深入土地革命”、“扩大武装组织”、建立根据地并在其中“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革命道路。第三, 深刻地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 统治阶级内部互相“混战”, 政治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战争和小块红色区域, 不仅是完全必要的, 而且是确实可能的。第四, 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由现在的红军游击战争和小块红色区域的“星星之火”, 必然会发展为将来的“燎原”之势。这也形象地深含着从农村到城市, 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对本国这样一个复杂国情的认识, 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的, 只能在实践中逐步认识。这就需要善于总结经验, 特别是要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毛泽东不仅善于总结成功的经验, 还关于从失败中学习, 把失败变为成功之母, 所以在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 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摘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毛泽东依据马列主义理论, 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思想,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宝库。

关键词：毛泽东,马列主义,中国国情,相结合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433.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11-112.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5]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156.

[6]毛泽东选集:第3卷附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95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7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84.

是坚持用马列主义 篇5

法是如何起源的？法的本质是什么？这似乎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但我国有的学者在今年早些时候撰文宣称：“法高于法律法规，是法律法规必须遵循的规则。事物之所以美好，生命之所以演化，人性中之所以有其善良的一面，均出于自然而受其一定法则的支配，从而形成和谐与平衡，并出现造形的完美。”于是，古老的自然法观点又被堂而皇之地搬上了中国法学论坛。

关于法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早就指出过，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反映和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才是法的本质。法不能脱离开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由人们去凭空杜撰，从这一角度讲，法有客观性。但，法毕竟又是人制定的，是人的主观作用于客观的产物。对于同一种社会关系的调整，由于制定法律的人们所属的阶级不同、立场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法律。从这一方面讲，法又有主观性。至于谈到“法则”，如果指事物本身有一种独立的法则或规则的存在，那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法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反映和描述事物的这一规律，从而制定出反映本阶级意志、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法律来。但我们通常讲的法或法律，绝不是这种“法则”，两者虽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当然，在人们制定法律过程中，也有一定的规则或叫立法规则，可以去遵循，但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任何情况下，不能把人为的法律与事物本身存在的规律等同起来。

有的学者曾正确地说过，美国宪法就是从一个难以驾驭的国家那难熬的实际需要中“逼出来的”“妥协篓子”。它不是在学究式的讨论中产生的，而是在讨论中充满冲突和协调，既进行思想上的交锋，也有幕后交易，一面是崇高的理想主义，同时而搞阴险狡诈的勾当，总之。宪法是在政治纠葛中产生的。显然，作为法律的美国宪法同一切资本主义宪法一样，决不是遵循什么另外高于法律法规的“法则”制定的，而是资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和体现，是为了形成资本主义的 “和谐与平衡”，追求的自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造型的“完美”。

有学者认为，从实质而不是从形式上看，宪法总是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一种“约定”，是当事人必须平等地遵守的、是政府治者与被治者的一种“契约关系”。这无疑是自然法学派在关于国家和法的起源问题上的社会契约论。

对于这种学说，连资产阶级学者也早就提出过批评，认为这是个毫无根据的假设，这不是人的自然状态，在一切可以想象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最违背人的天性、最不容于人的感情、最相悖于人的需要，并断言说，人的自然状态是社会和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随着私有制、阶级的产生、阶级利益对立的出现，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组成的国家来制定、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推行的行为规范，是为了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固然，法律被统治阶级作为一种控制社会的手段，在制定时，要想方设法使被统治阶级就范，考虑压迫和剥削的限度，当然也照顾到其同盟者的利益和注意其内部关系。但无论怎么说，在对立阶级之间法律不是一种双方的“约定”，也不是一种平等遵守的“契约”。而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体现，是一方依仗国家暴力强加于另一方的。美国一个州的参议员说得明白，在美国“如果你干脆让那些有权势的人为所欲为，你就不会进

监狱，就不会陷入困境”。“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总是有办法通过一项法律，使他们的任何要求合法化。他们总是有办法可以从别人手中夺走财产或权利而不会进监狱”。

在法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发展。离开发展讲坚持，就陷入僵化，马克思主义就失去生命力；但离开坚持讲发展，就迷失方向，就再也不成其马克思主义了。具体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不能再“以阶级计争为纲”；并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在社会上，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新剥削分子，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也必然反映到国内来。在工作重心转移的情况下，将法仅称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有其片面性，但也还不能否认它依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一方面。

今天，如果否认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是法的起源和存在的一个关键原因，否认阶级性是法的本质属性，宣扬法是抽象的、超阶级的“约定”、“契约”，就是有意无意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法律观。

2.资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统治的二百多年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无疑，其中有的属于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包括对于资产阶级的宪法原理，是美化吹捧、全盘肯定、一切照搬呢？还是实事求是地研究，结合我国国情和我们的经验，去吸取其合理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呢？这是需要我们明确的另一个原则问题。

有的学者提出，“理论问题大抵没有中外之分”，并主张要拿外国宪法学者的理论来“补充和修正毛泽东们所无法了解的宪法原理”。我认为，理论问题虽不能分东方西方，但当今世界却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界。中国人民并非无法了解资产阶级宪法原理，而是借助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思想武器，能透过资产阶级宪法原理的虚假现象，揭示、批判其掩盖的阶级本质。有的学者在说明宪法的来源时，引用某位外国宪法学者的话，即“现代宪法的出现是由于人们需要一次重新开始”，并以此来补充和修正我们所无法了解的宪法原理，说什么“立宪政府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政府权力不能无限，有权不能就有一切，权力必须受限制，而宪法便是授予和限制权力的根本法”。并讲这就是现代宪法的由来。

将宪法说成是由于人们需要一次重新开始，是授权、限权、控权法，这非但没有揭示、反而掩盖了宪法的本质。资产阶级宪法首先是要确立资产阶级统治。列宁曾指出：“宪法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社会主义宪法，“记载了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国内和全世界剥削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③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就是把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如果仅抽象地谈论授权、限权和控权，并未指出是哪个阶级、是谁对谁授权、限权和控权，也没有指明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显然，并没有道出宪法的实质。

我国有的学者一再强调的资产阶级宪法原理究竟如何呢？下面我们对公认的资产阶级宪法的五个基本原则试加以分析。

第一，私有制原则。我国有的学者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没有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并断言“生产力下降，贫穷落后成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言外之意是清楚的。我认为，这是无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剥削现象存在的根源，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我国现在虽然在经济领域里尤其在流通过程中，存在着严重问题，甚至大量犯罪现象，这决不是公有制本身造成的，相反，正是公有制遭到破坏的结果。今天，我国在根本上和整体上讲是消灭了剥削现象，人民之所以相信和拥护我们的党和政府，其关键也就在这里。广大人民群众最害怕和担心的正是恢复和助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因为“以前所有一切宪法，以至最民主共和的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内容都归结在一个私有制上”。④贫穷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事实上，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富裕的，而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贫穷的。况且那些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发家的，不是众所周知的吗？即便如今，它们国中贫富悬殊，矛盾重重，不也是事实吗？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靠掠夺别国资源和劳动力致富，也不能靠剥削本国劳动人民去积累，它只能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科技，靠本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而振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二，“主权在民”是资产阶级宪法的一个基本原则，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正当权力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法国《人权宣言》宣布“整个国家主权的本源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林肯总统并提出“民有、民治、民享”为内容的人民主权原则。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美国政治学家梅里亚姆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在谈到美国制宪时说，资产阶级“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维护法律和秩序，人类权利的保证在他们只是次要的”，“他们赞成强有力和有效能的政府，是否人民当政倒还在其次”。⑤在美国，谁有钱，谁就有权，是美元的统治。对“主权在民”要进行阶级分析，这里所说的“民”决不是广大劳动人民，而是少数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

马列主义 篇6

策展人方振宁在过去27年来持续对马列维奇进行研究、资料汇总和研究，本次呈现的正是方媒体独自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展现。展览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图文并茂的马列维奇生平与创作年表，可以通览马列维奇一生作品的演变过程，也是20世纪初俄罗斯先锋艺术史的一个缩影；第二部分是马列维奇1915年在莫斯科发表的至上主义宣言的核心内容，即《从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到至上主义》，它是马列维奇所创造的至上主义的精华，也是首次被译成中文发表；第三部分是一段26分钟时长的珍贵影像《俄罗斯博物馆时代-马列维奇》；第四部分是装置艺术，在展厅一角复原了1915年彼得格勒“最后的未来主义画展0，10”的“马列维奇之角”。方振宁说：“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和至上主义创始人，马列维奇对二十世纪的全球艺术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随着对现代艺术流派的深入研究之后逐渐显示出来的。2015年正值马列维奇在‘0，10’展上发表至上主义宣言100周年之际，同时也是马列维奇逝世80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举办这个展览表明中国艺术家和学者对马列维奇对二十世纪艺术的贡献给予高度地重视和评价。”同时，他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马列维奇的作品广泛的影响力来自于他开放的绘画语言，有些绘画具有中国所说的“禅意”，所从事的至上主义绘画是前无古人的，给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做了一个总结。

马列维奇的影响随着对现代主义艺术的研究逐步显现出来，对马列维奇的瞩目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共识。2014年7月，位于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也曾推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马列维奇作品展，通过420件包括油画、素描和雕塑在内的艺术品，参观者得以全面地回顾这位现代艺术大师的艺术生涯，看到马列维奇作为当今极简主义艺术源头的影响力。而本次在川美展出的马列维奇文献展也是百年之际中国在这一领域里研究成果的呈现。川美新媒体艺术中心主任张小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了解构成主义和至上主义的渊源和传承，对于我们进入整个二十世纪思想史是一个通道与钥匙。 马列维奇与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黑色正方形》（1915）

只有期望在图画中看到自然一角、圣母和赤身裸体的维纳斯的思维模式被打破时，我们才能看到纯粹的绘画作品。我让形式归零，将自己从学院派艺术的泥沼中打捞了出来。 我摧毁了见识的苑囿，走出物的包围，走出囚禁画家和实物形态的见识的封闭之环。

这个该死的圆环虽然不断开拓新知，却泯灭画家的宗旨，将其推向覆灭。

只有意志怯懦、创意贫乏的画家才受谎言驱使，将自然的造型运用在作品里，生怕丢失原始人和学院派创作的根基。

再现看中的物体和自然片段，这就像小偷因脚带镣铐欣喜不已。

只有愚钝的、无力的艺术家才以真挚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艺术。艺术需要真理，而不是真挚。

对于艺术的新文化而言，实物如炬一般消逝，艺术逐步贴近其目标本身——创作，而这是凌驾于自然形态之上的。

至上主义宣言：从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到至上主义

卡·马列维奇1915在莫斯科/2015中文版 方媒体首译

成为卡济米尔·马列维奇

卡济米尔·谢韦里诺维奇·马列维奇1878年2月23日诞生在基辅。是俄国至上主义倡导者、构成主义、几何抽象派画家，代表作《飞机起飞》、《青色三角形与黑色长方形》、《白底上的黑色方块》、《白色上的白色》等。

马列维奇有着波兰血统，其父是一家制糖厂的厂长，家庭过着小康的生活。少年时进入基辅美术专科学校学习，21岁结婚成家，1904年到莫斯科后连续三年，马列维奇都没能通过考试，始终进不去这所令人向往的全俄最好的美术学院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院。虽然无法跨入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院的大门，马列维奇最初的绘画是受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影响的，在那之后他又迷上了继野兽主义之后兴起的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

自学成才的马列维奇1915年12月，在彼得格勒举办的“0，10”展览会（最后的未来主义展览会）上推出了一批“至上主义”绘画，与此同时，他出版了题为《从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走向至上主义》的小册子，向世人阐释了自己的艺术理想和主张。至上主义（Suprematism）追求的是纯粹的、绝对的美术。在马列维奇的心目中，排斥了再现性因素的纯抽象的至上主义绘画代表着美术的最高境界，是新文明的开端。马列维奇反复探索纯几何形的组合，相信在这种创造性的美术活动中感觉至高无上，他之所以把自己的新创造称为至上主义，原因就在于此。在经过一系列多种几何形、多种色彩变化组合的实验后，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绘画达到了最精美最纯粹的境界。《无题》（约1918年）、《至上主义构图：白上白》（约1918年）可以视为这种新境界的样品。马列维奇晚年的作品《运动员》（约1930-1932年）、《美术家之妻像》（1933年）、《自画像》（1933年）代表了马列维奇最后几年的绘画艺术。鲜艳明快的色彩与其晚年的那些现代主义倾向的绘画没什么两样，使这幅画具有了很强的视觉吸引力，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整个形象的塑造。可以说马列维奇回归了写实性的绘画传统，细致地再现了他本人的形象。在突出庄严的基督般的意味、强化美术家的神圣感的同时，马列维奇一直没忘记刻画他特有的面貌，从而实现了个性化与普遍性的统一。马列维奇的抽象美术实验在俄国、在欧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著名的美术史家巴尔在其名著《立体主义与抽象美术》中写了以下一段文字：“马列维奇在抽象美术史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开拓者、理论家和美术家，他不仅影响了俄国大批的追随者，而且通过利西茨基和莫霍利纳吉影响了中欧抽象美术的进程。他处在一个运动的中心，这个运动在战后从俄国向西传播，与荷兰风格派东进的影响混合在一起，改变了德国和欧洲不少地区的建筑、家具、印刷版式、商业美术的面貌。”至上主义美术尽管只是马列维奇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但无疑是他最有价值的创造。

浅谈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 篇7

关键词：马列维奇,至上主义,几何图形

至上主义是20世纪出现在俄国的一种现代艺术流派,由马列维奇开创。他具有独特的个性和成就使至上主义成为俄国和世界绘画史上的一个耀眼的界点,马列维奇在至上主义创作中主要强调感觉的至高无上并注重几何图形在画面中的应用。

一、马列维奇的绘画观念

1915年马列维奇出版《从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到至上主义》大胆的向全世界的人宣告自己在艺术道路上的主张和理想。马列维奇始终相信在他不断利用几何图形在画面上发发复复进行艺术创作时感觉是至高无上的,在他眼里否定再现物象的纯抽象绘画即至上主义以简要成为美术界的最高境界,是开启新艺术局面的起点。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是经过无数次对几何图形和各种颜色的搭配组合,反复进行探索与试验辛辛苦苦得来的精美纯粹的境界。

二、至上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阶段

在整个西方艺术发展的大环境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艺术流派如雨后春笋,此起彼伏相继出现,这些艺术流派的相继出现对至上主义的诞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再加上当时俄国的政动局面荡不安,也加速了俄国至上主义的诞生。

至上主义的发展按照时间可以划分两个发展阶段,如下:

1.1911-1913年属于“立体民族风情”系列即早期的探索阶段。题材多为农民劳作和生活的场景。在1911-1913年间创作的《稻草人》,1912年创作的《雪后的小村之晨》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画面中的人物和背景的色调主要是由三原色组成的,三原色的比例是有变化的,每种人或物的图形通过三原色渐变式的覆盖,从视觉上给人一种厚重的体积感和层次感,画面中不断的调整冷暖比例,鲜艳活泼的颜色使画面带有一种浓浓的民族风,正好和这个时期的创作主题相符。

2.1913-1920年属于“至上主义风格时期”即发展的成熟阶段。在此阶段期间马列维奇亲自将至上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黑色时期、彩色时期和白色时期。此时的马列维奇因为十月革命的原因想极力的证明至上主义的绘画样貌丰富性,巧妙地利用不同的几何图形和各种色块进行搭配重组形成不同风格的画面。在他眼里各种色块与几何图形的搭配组合都是有不同感情的,在他的画面里给人的不单单是具有装饰性的视觉效应,而是通过几何图形与色块的搭配产生的丰富多样的节奏感和律动感,马列维奇在他的画面中冷酷的抛弃了画面中的空间对比、明暗对比、题材和客观事物等成分,正是因为他思维的与众不同才使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魅力。

三、至上主义的绘画风格特点

至上主义主张在艺术创造中追求感觉的至高无上,在至上主义者的世界中,现实世界中的所有实体都没有它存在的现实意义,唯独感觉才有它在世界中的存在意义。

至上主义绘画风格具有独特之处,它在画面中放弃了对三维空间的表现,也放弃了在画面中表现物象的描述性与语言意义性,在至上主义作品中,画面中的几何图形并不有规律可循的排列,这些几何图形在画面上给人一种旋转或者是离心的视觉动感,一点也没受到没有体积感和深度感的影响。在马列维奇的眼里,任何几何图形自身都具有一种特殊的的表现个性,然而一切带有自身表现性特点的几何图形却要排除在创作之外,然而在构图上马列维奇也是十分讲究的,他的构图不带有任何主观感情并且是一种直角系统。马列维奇的绘画创作作品中的独特表现性和蒙德里安的绘画风格相差甚远,也是在他中性的冰冷的抽象画面中不具有的。

马列维奇把长方形这种几何图形作为至上主义绘画中的原型,仔细观察马列维奇的作品,他的作品中十字的形状是由垂直的方形或是水平的方形交叉重叠形成,长方形则是由方形的延伸得到的,画面中的圆形也是由方形以一个固定点自转而得到的。我们熟知的《黑色正方形》其实还有两个姊妹作品,分别是《黑色圆形》和《黑色十字》,这三幅作品在至上主义的美学中享有盛誉,虽然马列维奇画过很多的这样的作品,甚至有一些作品一直陪伴至今,但这三幅被称为至上主义美学的简约化身。

马列维奇还亲自把至上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黑色时期、彩色时期和白色时期。

1. 黑色时期。

黑色时期的代表作是马列维奇在1915年“0,10”画展展出的作品《白底上的黑色方块》。马列维奇十分排斥对客观事物的具象表达,他主张注重情感抽象的至高无上并要求一定要彻底抛弃具象的表达方式,这个时期的马列维奇不同于之前的风格,他的突出成就就是在创作中,用几何图形传达至上主义的绘画理念,并且绘画元素完成了不规则到规则形状的变化,在画面的构图上也摒弃了传统具象艺术的原则。

2. 彩色时期。

红色时期的代表作是1916年创作的《充满活力的至上主义》和1916-1917年创作的《至上主义构图》。画面中的重要位置被鲜艳的红色占据着,以红色的几何图形为视觉中心压制着旁边的跳动的小几何图形,一大一小形成的错落感和叠加感使整个画面瞬间有了沉稳感和秩序感也给画面带来了一种空间感。或许是这个时期政局的动荡不安的原因,红色方块这种代表革命情怀的几何图形受到了至上主义艺术家的偏爱,它的广泛运用把至上主义所要表现的纯粹感情向世人传达得淋漓尽致。

3. 白色时期。

白色时期的代表作是1919年展出的《白底上的白方块》。白色时期是之前两个时期进一步发展升华得来的,这个时期的作品利用白色方块清晰地传达了至上主义艺术家内在的至高无上的感情和纯粹的精神。

四、至上主义的影响

马列维奇开创的至上主义艺术推进了整个艺术界的革新、社会的发展和世界的进一步发展,起着是不容忽视的作用。在那个时代至上主义的出现存在一定的必然性,科技的迅速发展使摄影技术很快传播,摄影技术的出现严重阻碍了传统具象艺术的发展,使其日渐衰退走到尽头,而至上主义的出现恰巧成为了现代艺术和传统的具象艺术的分界点。它的创作理论为当时的西方艺术流派的发展指引了方向并照亮了道路。

至上主义所处时期恰巧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时期,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必然影响文艺界的不安定,原来深受重视的非具象艺术已经失去了其受宠地位,写实主义反而深受大家喜爱与推崇,再后来马列维奇渐渐地停止了对非具象艺术的探索。同时期的构成主义汲取了至上主义的营养,受其绘画创作和理论影响颇深,同时至上主义的影响也辐射到了欧洲的抽象绘画。

参考文献

[1]马列维奇.至上主义[J].世界美术,1990(1).

[2]高火.马列维奇与至上主义绘画[J].世界美术,1997(1).

马列主义 篇8

德国浪漫派分为早期浪漫派和后期浪漫派。早期浪漫派的代表是奥古斯都·施莱格尔、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蒂克年, 他们以《雅典娜神殿》杂志为中心, 以费希特、谢林等的哲学为基础, 形成了自己作为一个浪漫流派的纲领。他们认为浪漫派的文学是文学中的文学, 是宇宙的诗, 一切文学都在浪漫派文学里。他们主张, 艺术的最高法则就是打破一切法则, 把一切科学、美术、诗歌、音乐融为一炉而没有区别:诗人要凭兴之所至, 不受任何狭隘规律的约束;他们认为理性是危害人类的感觉和认识能力的, 艺术的基础是热情而不是理智;物质世界使人失望, 人只有从梦幻中、灵魂中、世界中才能找到精神的乐园;他们向往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下的封建宗法社会, 因为在他们看来, 中世纪是富于宗教的神秘感的时代, 所以中世纪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时代, 讴歌中世纪, 就是讴歌美。

服从于这一理论, 这一派作家的创作多表现宗教的神秘和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如诗人诺瓦里斯的《夜的颂歌》, 诗人沉湎于神秘的世界, 歌颂死亡, 歌颂黑夜, 否定现世人生, 表达出一种人生无常的颓废悲观的感情;蒂克的小说《威廉·洛厄尔》描写了一个英国青年的堕落, 但作者却把堕落的原因看作是启蒙思想的后果;在其另一部小说《弗兰兹·斯坦恩巴尔德的漫游》中, 作者则美化封建骑士制度, 用中世纪的所谓“牧歌生活”来对比现实生活, 表现出一种将封建的生活和制度理想化的倾向。

早期浪漫派成员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中心人物就是施莱格尔兄弟:弗雷德国希和奥古斯特·威廉。弗雷德里希腊创造力, 但性情反复无常。奥古斯特·威廉比他哥哥的头脑清晰, 这使他能够传达他哥哥的思想, 并且使自己在关于戏剧和美学的传播中, 起到了德国浪漫主义理论的“译员”作用。他的讲演录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早期浪漫主义作家的集体精神与浪漫主义的个性主义并不矛盾,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集体精神是从他个人重要性的认识中产生的。人们可以通过接触这些个体, 也可以通过公共集会来认识他们。这些集会非常古怪, 它们是以希腊小品词“syn”命名的, “syn”表示“集合”, 如“synexistenz”、“symphilosophieren”、“synenthusiasmus“、”sympoesie“等。在实践中, 为了给他们的研究成员提供实验材料, 这些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加入了最早的远征队。无论在哲学和诗歌领域, 还是在宗教、政治和自然科学领域, 早期浪漫主义作家都无疑表现出了极大的、普遍的兴趣。因此, 这个组织不仅包括瓦根诺德尔、蒂克和诺瓦利斯 (哈尔登贝尔格的笔名, 而且包括宗教思想家施莱尔马赫、自然哲学家谢林、巴德尔和物理学家席特尔。这种广泛性也不仅仅是德国对文化的传统癖好的表现, 这是从浪漫主义某个十足的存在主义重新评价的观念中产生的。这种重新评价将从诗歌中喷发出来, 以改变整个世界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诗化“整个世界) , 这些信念在大量理论著作中均有反映, 它们是前派浪漫主义作家成名的主要原因。诺瓦利斯和瓦根诺德尔死时年纪尚轻, 蒂克则与这个组织的关系似乎不大密切, 除了这三位之外, 早期浪漫派的浪漫主义作家都是思想的理论操纵者, 而不是富有创造力的诗人。他们倾向于玄奥的抽象, 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在施莱尔马赫的《社会行为理论初探》一书中, 找到充分的证明。这本书谈的是对系统化认识。早期浪漫派的浪漫主义作家的许多观点, 是在他们的刊物《雅典女神殿》中以格言形式零碎地表达出来的。这些人从费希特所倡导的纯主观主义理论出发, 开始对人类的存在重新评价。他们认为, 既然这个世界依靠我们的感觉而存在, 我们当然可以用不断进步的、奇妙的中华民族主义来重新塑造它的创造性想象。在这一点上, 这些艺术家由于这个原因而占据了最高地位。艺术品有某种调解作用, 它用近似于真实的象征手法, 描写艺术家所认为的先验王国的景象。而引导艺术家走向这个王国的捷径, 正是他的想象。这种复杂的美学观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直觉, 它带有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

后期浪漫派的代表是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和阿尔尼姆, 他们宣扬天主教, 美化封建制度, 文学上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对民歌的收集与整理方面, 如他们合编的民歌集《儿童的奇异的号角》以及格林兄弟所编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都流传至今, 被广泛传诵。这一派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霍夫曼和沙米索代表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比较积极的一派, 这一派后来流传到了海涅, 则发展到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

海涅最著名的诗体旅行游记《德国, 一个冬天的童话》, 他自称这部长诗”是一个崭新的品种……它将显著一种比那些最著名的政治鼓动诗更为高级的政治。“因而长诗的政治很强, 反映了诗人较为成熟的政治思想观点。同时, 海涅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对美好未来坚定的信念也在长诗中得到充分显示。

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篇9

女性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它的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对待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经历了一个由吸收和利用到补充和修正的过程。西蒙·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是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提出异议的女性主义者。在《第二性》一书中, 她虽然肯定了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揭示女人所作的一些贡献, 但她认为这些理论和学说都存在一些问题。在考察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述时, 波伏娃认为恩格斯概括的理论体系比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前进了一步, 但同时又指出恩格斯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些问题。概括地说, 她对恩格斯的批判有三点:第一, 恩格斯没有能够指明整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是怎样发生的;第二, 恩格斯没有清楚地说明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对女人的奴役, 而是假设有一条把人和财产联在一起的利益纽带;第三, 恩格斯仅仅谈到社会主义要废除家庭, 让妇女同男人一样自由参加公共生产, 这种解决方法显得太抽象, 因为恩格斯仅仅强调了女子的生产功能, 而忽略了其生殖功能和其生产功能同样重要。

托里·莫伊 (Toril Moi) 曾进行过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相结合的尝试。她肯定了法国女性主义在理论研究上的贡献, 同时也指出她们对阶级及政治不够关注, 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法国女性主义者相比, 美国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似乎对阶级及政治比较感兴趣。例如, 在对阶级的分析中, 凯特·米利特 (Kate Millet) 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 但对经济决定论不完全赞同。通过对男权制社会的观察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米利特发现, 在男权制社会, 女性的等级式地位最容易引起混乱的地方在阶级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 一个人的地位取决于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状况, 但对于女性来说, 情况并非如此。她注意到, 男权社会中的男人由于地位不同而对性别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他更多地是单凭自己的性别来宣称自己的权威, 实际上他常常不得不与他阶级中具有经济实力的妇女分享权力, 而在中上层阶级中, 男性往往不必直言男权制, 因为他们享有这种地位, 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更大的权力。米利特还指出, 分析阶级类别的问题引发了各种矛盾, 工人阶级在被资产阶级同化过程中, 其道德观和性态度也被同化了;男权制社会中阶级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导致了两个女人的相互敌视, 在过去是妓女和妻子间的强烈敌对情绪, 现在则是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间的极端仇视, 男性凭借自己的各种优势, 挑动疏远的两个女人互为敌人。米利特由此而看到了妇女中存在着次要的地位划分, 德行有等级之分, 美貌和年龄也有等级之分;女人往往能够超越男权制社会中通常的那个阶级分层, 因为无论女性的出身和教育程度如何, 她永久的阶级关系比男性要少, 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她与任何一个阶级的联系都是附带的、间接的和临时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值得一提的是, 莫伊对美国以伊莱恩·肖沃尔特 (Elaine Showalter) 、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 及苏珊·格巴 (Susan Gubar) 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持批判的态度, 认为她们的做法是父权制的翻版:在差异的名义下拒绝男性象征秩序、标榜女性特征、强调以妇女为中心, 这不是在消除二元对立, 而是在重建家长式等级制。总的来说, 莫伊试图寻找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结合的途径, 也试图在法国女性主义和美国女性主义中寻找契合点, 但她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 主要表现在理论阐述与现实内容和环境因素不能很好地相互照应。

马列主义 篇10

存在主义者会告诉你:你就是你, 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你只能保持你自己的主体性, 置于对象之外通过自由地选择, 让自己的对象虚无化, 把这个对象化的你从它浑浊的背景中体现在自己眼前。这时你才具备超越对象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也就是人所独有的。正因如此, 萨特才会宣称“只有这个理论配得上人类的尊严, 它是唯一不使人成为物的理论。”[1]而且, 在存在主义者的世界里是没有“天生”的, 并没有“谁生来就是懦夫或者英雄, 是懦夫将自己变成懦夫, 也是英雄让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样的可能性将会是永远的存在, 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 不再是懦夫, 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是英雄。”[1]

一、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

歌德曾说过:“一个人只要宣称自己是自由的, 就会同时感到他是受约束的。如果他敢于宣称自己是受约束的, 他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而“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 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负担起来”的存在主义与歌德的这句名言可谓殊途同归。

“当我们说人要对自己负责时, 我们并非是指他只需对自己的个性负责, 而是他应当对所有人类负责。‘主观主义’这个词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指人类的个人自由, 另一方面也指人类超越不了人的主观性。”[1]存在主义者坦言人类是必须遭受苦痛的, 他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承担其责任时, 他不能完全意识到他已然为自己的将来作了选择, 而且通过这样的行动同时成为为全人类做出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的时刻, 人是没有办法摆脱那种整体的、重大的责任感。”[1]

著名人文学者徐岱曾说过:“所谓幸福人生, 就意味着绝不逢场作戏和随波逐流地对待自己。”倘若你不“幸福”, 那你依然“不存在”。也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当我在用属于我自己的价值观和个性来决定我的选择从而突显主体性时, 我的价值观和个性难道不是已经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了吗?这难道不是一种随波逐流吗?一个人呱呱落地之时已经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 而这样的存在要比所谓的“理性”的存在更符合存在主义的观点。当你在思考并做出抉择之前, 你是否意识到自己需要思考“思考”本身?当你反思之时, 你是否也应当进行“反思之前的我思”?存在主义者就会告诉你, 是的, 你需要。只有消除所有现成的观念, 你才能真正置于对象之外而进行自由的选择。这时你的选择才是主观的、负责的、有意识的。

那存在主义是否是一种对人生采取绝望态度的悲观主义哲学?当然不是。“我们只能把自己所有的依靠限制在自己意志的范围之内, 或者在我们的行为行得通的许多可能性之内。”[1]你把杂念全都掏空, 只留下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 这样你才能宁静致远。“当笛卡尔说‘征服你自己, 而不要征服世界’, 他基本也是同样的意思——我们不应当怀揣着希望行动。”[1]所谓的希望就是空想, 这当然不是悲观, 倘若说悲观主义要比乐观主义更深刻的话, 那只是因为人们常说的乐观往往是盲目的。而谨慎的乐观应当更能提升人的信心, 存在主义就是如此。“然而生命的意义在于生生不息, 除开行动, 没有真实。”[1]只有付诸行动, 人才能成为自己, 你的一切就是你的行动给予的, 而我们是由我们自己所造就的。当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之后, 我们选择的行动就要担负起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责任。撇去真实的行动, 人的一切便是不存在的。

给予人自我的意识, 教人谨慎而乐观地行动,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二、存在主义的影像表达

存在主义作为当代流行极广的一种哲学流派影响了许多艺术家, 伯格曼、基耶斯洛夫斯基、安东尼奥尼、特吕弗、戈达尔等电影大师的作品都具有明显的存在主义色彩,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当时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兴起, 以法国为首的欧洲电影毫无疑问会受其影响。法国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让-吕克·戈达尔 (Jean-Luc Godard) 更是在其代表作《筋疲力尽》 (Breathless) 中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在悲伤与虚无之间, 我选择悲伤……你呢, 你选择什么?”

“选择悲伤, 这太蠢了。我选择虚无。这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悲伤是一种妥协了。要么统统归我, 要么一无所有。”

这样极端的表达也体现了如文章中所说的, “存在主义并不是一种提倡美学的道德观”[1], 而萨特关于自由意志、责任、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等方面的一些观点, 已经势如破竹般渗透大众文化圈。“1989年, 美国导演伍迪·艾伦 (Woody Allen) 的电影《重罪与过错》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同样把萨特的观点神采飞扬、妙趣横生而又惟妙惟肖地演绎成一个当代谋杀故事。”[2]全片由两个毫无关联的故事组成, 人物与情节独立。第一个故事讲述了医生马丁·兰道因外遇而倍感自责, 想与他的情妇安吉莉卡·休斯顿分手, 对方却不同意, 于是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请杀手将她谋杀。第二个故事则是导演伍迪胸怀大志却无法施展才华, 他答应为他的妹夫阿伦达摄制一部电影, 把妹夫打造成所谓的喜剧之王, 但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 他却因志同道合和助手米亚法罗产生了情愫……

影片的两位主角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絮叨。而二人的絮叨都指向一个原因, 那就是内心的空虚——爱情的虚无导致了医生的空虚, 而知音难觅的苦恼则更好地诠释了电影人的空虚。伍迪·艾伦独具纪实风格的影像也颇有存在主义色彩, 在电影的结尾, 片中的利维教授说道:

“我们一生中都要不断面对痛苦的抉择、道德抉择。有的选择还意义重大, 大部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是, 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就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实际上是我们所做的选择的总和……”

这段台词正是阐释了萨特说的:“在存在先于本质的前提下, 人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 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 什么都不是。”[1]也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的艺术作品的传播, 那些从未读过萨特著作的人, 也许会被他这种从其他渠道流落到他们手中的观点所影响。

进入新世纪, 电影艺术依然深受存在主义影响, 无论欧洲、亚洲, 富含存在主义美学的作品都层出不穷。其中哲学专业出身的韩国著名导演朴赞郁的众多剖析人性的作品都深刻反映了存在主义的深意。在存在主义几乎与荒诞画上等号的今天, 朴赞郁用另类的写实手法, 把哲理与人性都蕴藏于光影之中。

在朴赞郁的镜头下, 人的分裂、异化一览无余, 人与人是对立的, 人与社会是疏离的, 人的个体生命是虚无的。“人只要存在, 就必然焦虑”, 人的焦虑在其代表作《老男孩》中被有限的影像无限放大。《老男孩》是朴赞郁“复仇三部曲”的第二部, 影片讲述了崔岷植饰演的中年男人吴大秀, 一生浑浑噩噩, 一天, 他在女儿的生日宴醉酒后, 返家途中意外地被绑架, 关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房中摆着一台小电视, 一头雾水的吴大秀, 从电视上获悉, 外面的世界已经“大乱”, 妻子被杀, 女儿失踪, 而自己成了犯罪嫌疑人, 被警方通缉。吴大秀开始疯狂地修炼, 一心只想报仇雪恨。直到15年之后, 吴大秀重获自由, 他拼命地找寻真相, 而在真相渐渐浮出水面的过程中, 复仇的对象却一步步指向自己, 他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被人精心策划的陷阱, 影片最后, 当谜团揭开时, 吴大秀却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了断了这一切……

萨特那句著名的“他人即地狱”和该片的中心思想不谋而合, 片中的复仇者们互为地狱的存在, 而被囚禁的主角用自身的行动证明了人作为个体却拥有绝对的自由;更用畸形的恋情佐证了“把情感、个人忠诚和具体的爱作为道德基础——无疑是做了一个不负责任的选择。”[1]影片最后体现的复仇的无意义正是人生的虚无所在, 选择是可能的, 但是不选择却是不可能的, 人当然可以作出任何选择, 前提是要自由承担责任。萨特曾认为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是一种“严峻的乐观主义”, 因承担责任的痛苦而严峻, 却又因人的自由而乐观。这二者的失衡也正是电影《老男孩》中的悲剧诞生的原因。

三、结语

毋庸置疑, 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流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存在主义思潮对电影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不仅因为它风靡之时正巧遇上了对世界电影产生巨大影响的法国电影新浪潮, 更是当代电影导演哲学思考的一个出口, 我们也期待着更多饱含哲学深思的影视佳作。

摘要：自哲学诞生以来, “存在”的问题就一直在探讨范围内, 如柏拉图认为是“理念”, 马克思认为是“物质”……然而建立在纯粹的主观性上——建立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上的存在主义,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极大、流行极广、风靡一时, 其主要代表人物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一篇为存在主义辩护的文章, 同时也应该是存在主义的相关书籍、文章中最通俗易懂的。试图通过世界一流导演的电影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考来佐证萨特该文中的“人道主义”表达, 同时体现出存在主义对电影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电影

参考文献

[1] (法)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 汤永宽,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2] (美) 理查德·坎伯.萨特 (最伟大的思想家系列) [M].李智, 译.北京:中华书局, 2014.

[3] (法) 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4] (美) 马克·T.科纳尔, (美) 伊恩·J.斯考伯.伍迪·艾伦与哲学:你说我的谬论一无是处[M].李宏宇,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5]张先云.存在主义、法国新浪潮与中国第六代电影[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1 (2) :162-167.

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 篇11

的《龙门客栈》，很多人是《武林外传》的粉丝，一直吐槽《龙门客栈》超不过《武林外传》，

但却又一集接着一集地追这看这部电视剧。

很多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带着恶搞的、有些无厘头的、有些穿越感的这部电视剧有这么多人追捧。宁财神在一个大型节目中做嘉宾时说的这么一句话，道破其中真谛：“我就想听听他后面的潜台词是什么。”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带着自己的本来面目以及学习多年、社会混迹多年后的面具活着，或者说是已经磨练到一定的程度有着一定的社会情绪自控力。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性格背后都是有着其本质的潜能所在， 这些潜能就像《龙门客栈》的角色和故事一样，尽管讲的是大明朝的事儿，但大部分的潜台词却是当下社会情绪的发泄词语。剧集说出了当下社会的很多潜台词，自然受到欢迎。

回到九型人格，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潜台词和所有的社交人士对话，在管理上也

是一样，只是有人显性有人隐性。举个例子，当一件事的管理工作下来，有人将其作为目

标很快扑将上去， 然后并大喊， 同志们， 抓紧给我干活去呀。团队的力量随着不同的性格特点会带来不同。总体而言，相对威权主义为内在的一号、二号、六号、七号、八号相对的让团队的凝聚力更强。这些性格都是相对在乎威权的力量，威权的感召，威权的集中和凝聚力。这些都没有错，而另外一种管理风格下， 三号、四号、五号、九号相对而言，则会更加在乎每一个个体的力量如何在一件事情上得到更多地发挥，对他们而言，他们自身就是自由主义的内心。两种不同的潜能带来不同的管理结果，有的是凝成了一股绳，然后高效解决了问题。另外一种则发挥了团队个体的优秀潜能，让事情在团队的创新上找到新的解决之道。区别可能是，短期效应看威权主义的管理者效率更高，中长期自由主义管理者的创新力和成员的突破力更强。

但是，毕竟现实是需要两种力量都有的。于是相互学习，在理性的层面上，用更多的知识和团队管理的制度，可以让每一个个体管理者的特点得到不同的程度的发挥，而他们的不足之处可以靠制度来保障。只是，在制定制度的保障的规则下，不同的潜能也会给制度的设计带来不同的描述。始终，自由主义者进入自由主义者设计的制度会相对的舒服和容易发挥一些。同样，威权主义潜能的应聘者也更容易在威权主义者设计的制度上更加如鱼得水。这背后，其实都是性格潜能决定了他们的管理制度特色。

威权主义在很多时候未必都显得威权。但是，当他们需要面对一些相对极端情况或者需要快速抉择反应的时候，他们的口头禅会让他们的威权风范显现出来。比如：“应该”，“这就是”、“你听着啊”、“你在干嘛”，这些习惯用语很多人都会讲，但相对而言，威权主义更是会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用语。而另外“看看吧”、“我想想”、“好吧”、“感觉一下先” 这些口头禅， 很多时候， 就是自由主义者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不太觉得。在管理上会形成不同的显性风格。

同样，相对自由一些的职业会看到更多的自由主义者，而在一些体制内的机关或者管理职能部门会更多的威权主义者。但毕竟很多时候，命运不是每一个人都天生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本性或者潜能甚至天赋去从事或者选择一种职业。大家进入了不同的领域，于是，丰富管理风格也就慢慢在各种单位形成开来。如果仔细去看那些管理的风格，其实，我们是很容易找到不同性格人群的管理风格的单位的，毕竟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显性还是很明显的。

写实主义与自由具象主义的区别 篇12

关键词：写实主义,具象主义

一、艺术领域自由具象主义的回归

十九世纪末的西方艺术家被西方人自古希腊建立的人本主义立场束缚太久, 疲惫于以理性主义的眼光来观察、认识和探究世界的思维方式, 乏味于重复地描摹大自然, 他们急切渴望反叛传统, 第一次忠实内心来创造一个抽象的艺术世界, 创造一个完全独立于客观世界的全新宇宙。但是抽象艺术在它存在的半个多世纪中尽管产生了成千上万、面目各异的艺术品、但与多彩多姿、变幻无穷的大自然和客观世界相比, 抽象艺术所创造的图像仍然显得极为贫乏、单调和有限。与抽象艺术家当初企望的摆脱具象和客观世界的束缚、进入无限丰富的表现天地的美好愿望相反, 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有限的符号形式, 使得抽象艺术比起具象艺术更易重复、更显枯燥, 而且抽象艺术家所要表达的哲理玄思和内在激情因抽象符号的不确定性、而显得含糊不清、难以确认。80年代的西方艺术家重新将目光投向五彩缤纷的人间生活, 投向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既然大千世界重又受到艺术家的关注, 那么再现客观对象的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便也自然而然地随之卷土重来。

二、自由具象主义与传统写实主义的区分

有人将80年代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写实画风统称为自由具象主义。自由具象主义是对写实主义的上升性回归, 两者表现的形式相似, 但是却有着本质的区分:

首先, 写实主义虽然是科学的, 但它包含的只是一种初级的科学知识, 在工业文明时代诞生的现代主义美术也是科学的, 但是它蕴藏的是一种更高级的科学知识, 不仅体现了西方现代物理学的成就、还将数学、量子物理学、色彩心理学等现代科学原理紧密相连, 展现出一个全新而又真实的世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自由具象主义的艺术作品, 代表了工业文明时代西方人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探索宇宙及其奥秘的新成果, 他们的作品不单单是对自然的描摹, 而且加入了对宇宙的深刻思考, 作品中不仅有写实主义, 还有现实主义的层次。你可以说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艺术品不再纯粹, 但是同样也不能否定它更为丰富。实际上, 经过抽象主义洗礼的后现代艺术, 较之写实主义更为清醒, 更接近自然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