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经济学(精选12篇)
我国政治经济学 篇1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不诚信 (东北叫忽悠) 的现象屡见不鲜, 从各种形式的造假到各种手段的违约, 从生产流通领域到公共部门, 从企业、居民到政府, 失信行为像“流感”, 波及到了社会各个层面。诚信缺失不仅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物质文明建设、而且意味着精神文明的倒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倒退到了只遵守丛林法则的野兽之间的关系。因此, 分析我国当代诚信缺失的根源, 对于重构我国的诚信体系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文献述评
对于我国现阶段诚信缺失的原因, 归结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说法:第一, 产权不明、或者产权不清晰。第二, 政府失信和政府错位。第三, 诚信文化环境缺乏。第四, 诚信管理体系不健全, 缺乏对产权主体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失信惩戒机制不健全, 违法不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第五, 社会历史文化根源——传统文化的诚信关系侧重于人文环境之中, 而不是体现在经济交往活动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计划经济下没有独立平等的不同经济主体间的契约诚信关系。第六, 中国当代人的道德素质差——诚信意识淡薄、唯利是图。第七, 诚信教育缺失和道德教育虚化。第八, 我国失信的收益高于失信的成本。
可以说, 上述各种说法涵盖了我们几乎能够想到的诚信缺失的一切原因, 但这样面面俱到往往将我们对我国当前诚信危机的根源的探讨和对构建我国 (健康的) 诚信体系的努力引入歧途, 甚至让我们迷失方向。我国目前的诚信环境缺乏、中国当代人的道德素质差的说法, 却似是而非, 这不过是我国目前诚信危机的一种表象而已;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缺乏独立经济主体间的契约诚信关系的说法, 更是将我们对当前诚信危机问题的分析引向了历史唯心主义, 也无助于我们构建诚信体系。另外, 诚信教育缺失和道德教育虚化的说法, 同样有些似是而非, 因为理性的人总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 当造假、忽悠 (比诚信) 可以获得更多利益时, 没有人会考虑这是否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的。试图用道德说教的方法来构建我国的诚信体系, 似乎并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人是“经济人”、忘却了人与生俱来的趋利避害性、忘却了道德伦理之类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名论断。而将“唯利是图”当作道德素质差的一种行为, 更是经济学知识贫乏和不尊重客观事实的表现。
至于我国失信的收益高于失信成本的说法, 虽然说不上错, 但这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知识, 这是任何一个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说法。作者比较赞同产权不清晰、政府错位和缺位以及诚信管理体系不健全的说法, 但这仍不是作者试图探讨的我国诚信危机的根源。
二、案例分析
2006年, 有位博士生经历了一件小事——给导师当助教 (有报酬) 。原本, 学生给自己导师当助教, 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关键是有报酬, 这自然涉及一些制度安排了。问题是, 这个报酬既不是导师自己出、也不是导师的科研经费出, 当然也不可能是哪个私人出, 而是另有门道, 总之是纳税人出。
半年过去了, 助教的聘期也就完了, 最后自然涉及到一个对助教工作的考核问题 (此考核关系到助教报酬中的绩效工资) 。那位仁兄偏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 而且偏又喜欢自作聪明, 以为导师安排的工作都是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的, 绩效不说是优至少也应该是良了, 也就如实填报考核材料。结果是, 发放绩效工资时, 那位仁兄除了其中一月的绩效达到最低考核标准外, 其他几个月的绩效成绩皆不达标 (绩效工资自然为0了) , 再一看其他助教的绩效考核情况, 几乎全是满分。他心中郁闷:难道这些兄弟姐妹们就比我做的事情多、完成得好?遂问有关人士绩效成绩达标的标准是什么。有关人员答曰:每周十六小时的工作量——即每周两个工作日的工作量——即每周4 0%的工作时间需要用在助教上。
那位博士觉得被忽悠了, 而且还只有郁闷的份, 有理无处说, 也不好说什么。别人早有规定, 你自己不去看, 偏要当“瓜娃子”, 有什么办法呢?同时, 他也迷惑:那些绩效考核满分的兄弟姐妹们 (这批助教原则上要求的都是博士研究生) 还要做科研吗?如果说助教的工作与其科研一致, 那倒好说, 如果不一致呢?而据那位博士所讲, 助教的工作大多是些杂事, 与科研几乎不沾边。事实上, 导师们也不可能安排那么多工作给自己的学生, 因为, 不管是对学生 (博士研究生, 可不是小学生) 还是导师来说, 科研永远是第一位的。
根据那位博士提供的信息, 一个比较可靠的推论是:那些绩效成绩得满分的助教们大多是“假打”——谎报工作量、忽悠助教绩效考核的有关人员;而这些考核者呢, 由于核实助教的实际工作量的信息费用极大 (事实上也不可能核实) , 再加之, 绩效工资又不是他 (她) 私人的钱, 而是公家的钱, 实际上是纳税人的钱 (但纳税人对该项绩效工资的资金发放完全没有发言权的) , 所以, 只要没有人追究 (纳税人都不追究, 谁又会来追求助教们在填报工作量时是不是撒谎了呢、考核工作人员是不是没有尽责呢) 、自己不贪污挪用, 管他助教们是不是在说谎、是不是在忽悠自己呢;而就算有上司来检查, 我也可以拿出绩效考核表、管理助教的规章制度等等形式的资料来应对, 当然, 上司与他 (她) 的处境是一样的、也是不会真正地在意助教究竟做了多少工作量的 (其导师在意呢, 却又不由他来考核) 。
撒谎、忽悠就这样有了市场需求, 而且也为社会培养了“忽悠人才”。试想, 要是还有下次, 理性的那位仁兄还会“不识时务”、当“瓜娃子”吗?忽悠比诚实有利 (忽悠, 绩效工资可以得全额;而诚实却不行) , 理性的人当然是“人往利边行”了。到此为止, 我们似乎可以对我国诚信缺失的根源问题作出回答了:共有产权及其派生的管理上的形式主义, 就是说谎-忽悠流行的罪魁祸首。如果那些绩效工资是由考核人员的钱来支付, 他 (她) 会容忍你助教的忽悠吗?他 (她) 会重形式而不重实质吗?但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产权处于公共领域呢?
三、对我国诚信缺失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产权处于公共领域, 不外乎有以下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 有些产权法律没有界定其归属;第二, 法律界定的公有产权或共有产权;第三, 经济产权与法律产权相分离, 也就是法律产权的实现成本很高, 以至于使部分权益不能得到实现, 而留在了公共领域。这两种情况, 在我国都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大量的国有资产以及庞大的财政资金就是就属于公有产权的形式。法律规定的个人权益受到了伤害却得不到 (充分的) 补偿, 就是经济产权与法律产权严重分离的表现。
对于第一种情况, 那是产权的初始界定的问题, 在此不多言。对于第二种情况, 有一个疑问需要回答:那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已有庞大的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 却并没有出现我国目前的诚信危机呢、或者没有出现我国这么严重的形式主义呢?这说明我国的国有资产和公有资产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区别。区别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是私有制社会, 其国有资产是属于公民的、其公有资产是属于纳税人的, 其纳税人和公民有效参与对国有资产和公有资产使用的监督程度要比我国的公民和纳税人要高。也就是说, 西方发达国家的共有资产和公有资产实际上, 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共有产权, 而是具有部分共有属性的私有产权。可以说, 我国公有资产和国有资产的使用和管理上盛行忽悠、作假, 是与我国这些产权的共有程度高有关的。为什么我国的公民和纳税人有效参与国有资产和公有资产的使用监督的程度比较差呢?这是一个民主建设的问题。
我国诚信管理体系不健全、政府和司法部门违法不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可以说是经济产权与法律产权严重分离的关键, 而诚信管理体系健全和有效与否又严重依赖于政府和司法部门能否严格遵守法律。而政府和司法部门能否严格遵守法律, 又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政治性质——是法制社会还是人治社会。当法律不能体现人人平等的时候、当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候, 这个社会也就失去了人们可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一切的诚信管理体系都是虚设, 机会主义的撒谎-忽悠大行其道就成为必然。如果是法制社会, 法律是所有国民的行为准则, 谁要是侵犯了别人法律上的利益, 法律就定然会给予足够的惩罚, 以使其得不偿失, 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共有产权存在;失信的成本就会大于其收益, 理性的经济人就自然会选择诚信而不是失信。在各种强制规则的约束下, 诚信从理性选择慢慢就会演变为习惯, 久而久之, 习惯也就成为了自然。
总之, 我国诚信缺失的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纳税人对财税资金和公民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缺少有效监督机制, 二是我国的法治程度还比较差。简而言之, 对于一个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富有的和谐社会来说, 民主与法治是两根不可或缺的柱石。
摘要:我国诚信缺失或诚信危机的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纳税人对财税资金和公民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缺少有效监督机制, 二是我国的法治程度还比较差。对于一个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富有的和谐社会来说, 民主与法治是两根不可或缺的柱石。
关键词:诚信缺失,共有产权,民主,法治
参考文献
[1]详见魏昕博阳:诚信危机——透视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2]参见邹建平:诚信论[M].北京: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5年, 第33页
[3]参见刘莘主编:诚信政府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3~17页
我国政治经济学 篇2
论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稳定功能
政治稳定指某一政治体系存在的有序性和连续性.它意味着社会政治系统在运行过程中,能运用内外部各种调节机制,适应环境的变化,容纳并调整社会系统内的各种矛盾,使之保持“有序性”.作为国家政治生活制度化和国家政权组织系统良好运行的反映,它是国家政治体系有效运行所追求的一个长远目标.从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来看,一般来说,社会的`现代化和政治的稳定性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但各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政治参与的扩大、社会利益的分化等,而政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相对滞后,常常会出现政治不稳定.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又孕育着不稳定.
作 者:刘勇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学科办 刊 名: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年,卷(期): “”(1) 分类号: 关键词:
我国政治生态建设刍议 篇3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成就;问题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生态建设取得瞩目成就。政党生态、行政生态、制度生态、法治生态等得到不断地优化和改进。要想推进中国的政治生态建设,需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态建设提供现实依据。
一、我国的政治生态建设取得的成就
1.党的机制创新和自我净化能力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党内组织、意识形态以及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关系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自身的调适与转型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党在改革创新中,不断与时俱进,统治方式向民主治理方式转变。其中党权过于集中的现象逐渐消除,党政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调整。党政关系的法制化水平不断提高,党更倾向于从制度层面入手来治理国家。通过制度建设满足群众的的政治参与愿望与利益的诉求,从而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另外党的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水平逐步提升,并可以依据社会环境的变化来更新政策和执政理念。党的理论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党内民主权利保障机制更加健全,政治生活趋于制度化、规范化。党建立健全了反腐败体系,反腐倡廉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增加了人民对反腐工作的满意度。
2.政府职能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
借用生态学理论,政府与周围环境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各结构之间互相影响,各有各自的功能,不能相互替代。政府在建国初期,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的过严、过多,政府职能扩展到各个领域。长此以往,其他社会结构功能性减弱,社会陷入了一种僵化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力求行政系统的生态化发展,打破自身与外部环境的不协调局面。为此,政府数次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提高自身的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
从政府职能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正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重视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经过数年的探索,行政生态环境大为改善。十八大召开以来,政府在指导思想,管理方法和手段方面都更加现代,尤其加大了在简政放权方面的力度。
3.政治生态趋于制度化和法治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依据形势的变化,不断为这些制度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以确保这些制度机制继续发挥其优越性,服务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各党派参政议政的过程更加趋于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十六字方针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和实施,使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与繁荣。
在法治生态环境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法治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在经历了文革的动乱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6 字方针”。1997 年中共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再到中共十八大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法制建设受到重视并不断完善。十八大以来,一些高官纷纷受到查处,真正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外,司法公开作为司法改革的切入点,也正在尝试着进行。
二、政治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政治交流欠畅通。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的主导力量是国家政权及其官员。从主客观情况来说,民众的政治参与自主性是存在明显缺陷的。在政治交流中基本处于被动性和封闭性的顺从状态。由于科层制的政治结构,民间的信息要想向上传达,必须经过长而复杂的路径。其过程也是非常耗时的,那么信息极易出现遗漏、失实和失去时效性等问题。这就导致这种自下而上的诉求的表达不畅,这就陷入了政府无法及时掌握正确的信息,而“理性无知”,而民众的问题又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的局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且日趋固化。因此,有不少学者分析认为,我国正处于一个底层民众数众多、其他阶层数量较少的“倒丁字形”的社会层级结构状态。社会阶层之间的良性沟通渠道变得狭窄并被有形无形的堵塞着。贫富分化逐渐加剧,在公众眼中,最有可能阻碍中国未来 10 年发展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严重。因此,与改革之初相比,改革成果已不是人人共享的局面了,而是演进到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
2.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步伐不协调。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按照生态理论,中国目前政治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客观上来讲,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国在经济改革上的进展是最快的,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就整体而言,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培育了一个庞大的特殊利益群体,全社会大部分人收益与之相比,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认为,对于 9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总的评价趋势是褒经抑政,即认为过去 30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则较保守,可以说是止步不前,缺少惊险一跃。由于改革过程中实质性问题久拖不决,也导致了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在急剧流失。
3.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不同步。
我国当前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老的环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出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征,环境质量与人民群众期待还有较大差距。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主要表现在:能源资源约束强化,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生态系统退化问题突出,国土开发格局不合理,环境问题带来的社会影响凸显”。
4.对政治生态建设的预期评价有所缺失。
试分析我国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篇4
一、区域发展的背景
1. 对外开放是渐进空间。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对区域的发展是逐步推进的, 在党中央的带领下, 最开始提出建立经济特区, 以政策优势带动这些城市快速发展。在这轮区域发展大潮中, 全部以东南沿海城市为主, 在试点成功后, 才开始了向内地延伸。所以, 通过多年的发展, 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只以沿海为主逐步开始向全国推进, 在实践上和政策上都有了极大的转变。
2. 政治上是集权、经济上是分权。
在新中国成立后, 行政体制以中央集权为主, 同时在发展中协调好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而在1978年以后, 中央为了激发全国的改革动力, 调动地方政府参与发展的积极性, 在不断的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着适时的调整, 由原来的高度集权逐步转向经济上分权。而所谓的经济分权, 实际上就是上级政府给下级政府划分经济发展权利。从整个国家形式来看, 国内的经济分权比重还是比较大的。
二、区域发展的事实
1. 各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在1978年以后, 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一直很快, 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壮大, 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后就全国各地区来说, 这种快速增长也不是只集中了少数区域, 而是所有的省份都保持了高水平的增长, 从全球的角度来说, 国内各个地区经济增长都受到了世人的瞩目, 通过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 最大限度的弥补了国内和国外经济上的差距。
2. 省级贸易比重越来越大。
通过对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各个省份基本上都保持了贸易比重的上升, 甚至还有一种继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可以把国内的区域发展概括为, 1978年以来, 区域发展速度较快, 区域矛盾也十分突出。区域发展的表现则可以概括为, 从全局上看, 不同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而区域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依然较大, 特别是东西部的发展差距依然受到高度关注。
三、中国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在1978年以来, 中国的区域发展大致表现为区域发展快速、区域矛盾较多。当下, 作为对区域发展的重大调整, 呼吁区域协调发展的声音很多。国内的区域发展在逻辑上是一种的, 存在政治经济学解释。之所以定义为政治经济学上的解释, 主要是因为在国内, 政治经济是相辅相成的, 地方是为中央负责的。国内的政治体制是属于任命制, 决定了地方的奋斗方向, 这样一来, 地方政府就是失去了持续发展地方经济的动力。但是, 自从改革开放后, 中央始终坚持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不放。全国各地区的发展都被极大的激活了。在整个区域的发展过程中, 中央通过政策支持、财政鼓励等多种方式, 将地方官员和政府紧密的和经济捆绑在了一起, 所在地区和政府都是利益的共同创造者, 不断的推行经济体制改革, 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最终的结果就是,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各区域的发展活力被极大的激活, 区域经济增长快速, 整个经济开始快速腾飞。
就未来来说, 从国内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角度看, 还有以下问题值得社会继续关注。 (1)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实践, 整个国家的区域发展模型已经几乎固定。地方官员对经济的发展依然是有很强的约束力的,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是很难从外面轻易的获得资源的, 资源对经济的发展在未来会非常明显, 而地方官员为了发展区域经济, 几乎都采取进京要钱要政策, 这就是当前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2) 在未来如何协调发展。当前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已经走了最鼎盛时期, 都西部地区才刚刚起来, 如何用东部沿海的经验引导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也是未来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之一。
四、总结
综上所述, 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过程中, 经济总量上去了,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可区域矛盾依旧十分突出, 资源环境的矛盾也很尖锐。虽然当前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可在未来依旧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关注, 比如如何协调发展, 如何解决资源紧张等等, 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依旧很大。
参考文献
[1]林冠.统筹发展视角下的区域发展与政府行为[D].华中师范大学, 2012.
[2]胡敬斌.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D].吉林大学, 2013.
[3]吕志奎.反思中国区域公共政策研究——缘起、现状与路向[A].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首届青年中国公共行政学者论坛: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 2007:19.
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篇5
★新课标要求
(一)知识目标
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能力目标
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政治生活的能力。增强收集材料的能力,能够从报刊、书籍等渠道查阅收集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关资料用于学习。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感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实例为完善和巩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努力的观念。
★教学重点、难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
教学方法
教师启发、引导,学生自主阅读、思考,讨论、交流学习成果。★教学建议
本框题内容涉及人大和其他国家机构的活动原则,内容较陌生,在教学中要通过具体实例,引导学生运用调查方式等,感悟、体验、探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涵义。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知识,知道了我国人民是通过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决定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务的。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二)进行新课
教师活动:针对本班学生在学案中反映出来的比较突出和集中的问题,以问题的形式陈列出来。
1、什么是国体?什么是政体?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1)国体
国家的性质。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国体决定着国家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
(2)政体
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叫做政体。即统治阶级采取什么形式来组织自己的政权机关。
(3)关系
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国体决定政体(谁掌握国家政权就由谁决定组织和运用这种权力),政体反映国体(国家政权的组织和运用过程能够体现统治阶级的性质及其内部不同阶层的关系)。
2、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分别是什么?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 国体: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政体:我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关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国体)决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决定了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
3、国家机构一般由哪几部分构成?
国家机构:国家元首、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
教师点评:国家机构一般由国家元首、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组成。不同国家在具体设置上有所不同。我国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它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并同其他国家机关共同组成我国的国家机构体系。
4、我国的中央机关有哪些?它们是怎样的关系?
5、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民主集中制
6、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它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中体现在哪些方面?
①含义: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②表现:
第一、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的关系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负责,受人民监督。
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中,法律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决策,由人民代表充分讨论,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民主决定。对违反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或不称职的代表,人民有权依法予以罢免。
这表明我国权力机关具有广泛的民主基础,体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统一。
第二、在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上。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教师点评:这表明我国权力机关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各国家机关分工实施,各司其职,国家机关之间存在着权力制约和监督。既有利于权力机关在民主基础上集中统一行使权力,又有利于其他国家机关在集中指导下依法行使民主职权。
第三、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的职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表明我国中央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各地方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分工实施。体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统一。
7、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的地位、基石、内容各是什么?它有什么优越性?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政治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石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2)地位: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石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
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人民;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举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其他国家机关,依法行使各自的职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活动原则。
人民代表大会制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是中国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真正保证了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1)它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
(2)它动员了全体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
(3)它保证了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
(4)它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8、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照搬西方的议会民主制?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由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是建立其他国家管理制度的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真正保证了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3)实践证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中国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
(4)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三)课堂总结、点评
我国政治经济学 篇6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经济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1
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转型升级
改改革开放至今过去了30多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同时暴露出许多的问题。资源和环境问题制约着经济的科学发展,同时也影响着人的生存。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至今党一直将环境与资源列入国家发展的重点。
在新制定的“十三五”规划中除了一贯的“四个全面”的布局,继续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全面推进外。同样也提及了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
二、我国现阶段经济存在问题及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
(一)我国现阶段经济所存在的问题。
1.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产能过剩是当前促进转型升级中最紧迫的问题。产能过剩问题主要集中于高能耗产业和传统制造业,但风电、光伏等新兴产业也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现象,表现为“绝对过剩与相对过剩并存”、“总量过剩与结构性过剩并存”两个特征。
2.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仍存在许多限制。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之一。淘汰掉更多的落后产业,发展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上一下,才能推动我国产业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
3.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
服务业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可以有效改善投资需求结构。但目前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较低,依然是产业发展中的“短板”。服务业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作为政府责任的公共服务与市场化的服务尚未完全理清,公共事业改革不到位,还存在很多体制性障碍。一些服务领域的国有垄断色彩仍比较明显,导致其他所有制经济难以真正平等进入。
4.创新能力不足。
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是创新。科技创新不够是转型升级的最大制约。我国现行体制缺乏保护企业家和科技人员创造利润的规则机制,企业在产、学、研的结合中处于从属地位,重“模仿”,轻“研发”。科研单位与企业严重脱节,现行科研人员绩效考核机制重“数量”,轻“质量”,整个社会还缺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难以形成科研人员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内在激励机制。
(二)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
首先要肯定的是我国现在经济发展的成绩,在转型的同时保留原有的优势部分,明确我国产业结构应由原来的低收入国家水平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提升。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以城市为主导,促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其次是创新驱动型产业升级。通过市场和创新两个杠杆来调节。
面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不能走传统的调整投资结构的计划经济方式,而要抓好创新和市场这两个杠杆。其中,市场作用机制主要有两个:一是市场选择,二是优胜劣汰。
创新一直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从市场来说,创新一直是推动企业生存的关键,而目前的中国经济却恰恰缺少创新力。积极参与科技研发,在各个高精尖领域参与研发,不仅只是参与,更要主动研发,做到主动和先机的把握。
最后一点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
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表明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我国经济的升级转型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原理中: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规律。社会生产的发展变化,总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开始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有生产关系相应的发展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有适应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同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是要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越来越明显,那么就要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只是形态的生产力,它可以渗透到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中并引起这些基本要素的变化,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在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现代生产力的生长点、突破口和决定因素,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在现代高科技下,生产力的发展更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去实现,科学技术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先行因素、主导因素、强化因素、推动因素和拓展因素。
(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协调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子啊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开创了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环境辩证关系理论的先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学说蕴含着生态文明的思想先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实践活动,首先是人对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因而环境的创造与改变不仅是社会环境,而且应当首先是人的外部自然环境的创造与改变。这是因为,只有当自然界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跟人发生关系时,人们才能在实践上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态度善待自然,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中体悟到自己与自然界是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协调发展。所以,人的实践活动必须首先要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必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这样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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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6.
我国政治经济学 篇7
一、人口红利
1. 人口红利的现代经济学解释
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最早提出“人口红利”。此后, 大卫·布鲁姆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即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 人口转变的过程会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 即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大, 青少年和老年人人口规模小。这种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 而且人口的社会负担相对较轻, 形成了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条件, 被称为“人口红利”。
2. 人口红利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劳动力能够创造剩余价值,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其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由三部分来度量: (1) 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 (2) 劳动力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 (3) 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 用以培训再生产需要的劳动力。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数量大国, 劳动力供给充足, 造成了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下降。此外, 劳动力价值决定受到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社会消费水平较低, 劳动力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远远小于发达国家。这些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使用成本较低, 资本积累较高, 这就是“人口红利”。
二、中国人口现状
1. 劳动力商品供给充足
2 0 1 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 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十年增加7390万人, 增长5.84%, 年平均增长0.57%, 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 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2. 劳动力商品价值提高
中国政府加大教育、卫生事业建设力度, 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0岁以上, 婴儿死亡率不断下降。同时, 基础教育基本普及, 文盲率下降到个位数。
3. 劳动力商品供给失衡
第一, 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大, 劳动力资源丰富, 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第二, 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7%以上, 根据国际标准,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第三, 从人口性别结构看, 男女比例失衡。
4. 劳动力商品分布失衡
从城乡分布来看, 2013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
三、人口红利与中国速度
1. 人口红利对供给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商品的供给。从劳动力商品供给来看, 我国目前仍然处于适龄劳动人口丰富的时期, 但随着适龄劳动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 适龄劳动人口会停止增长。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 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
2. 人口红利对需求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消费和储蓄。老龄化的初期阶段, 人们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如果有相匹配的劳动力资源, 储蓄货币就可以转化成资本, 实现资本增殖和经济增长。
适龄劳动人口丰富的时期, 每个劳动力需要补偿劳动力价值, 而补偿劳动力价值的手段就是购买生活资料、培训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 人口红利能够带来消费的繁荣。
四、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及再创造
2013年1月,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 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 60周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
我国适龄劳动人口长期上升, 需抚养的老年人口下降, 劳动力剩余价值高, 劳动力价值低, 我们得到了人口红利。自2012年起, 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将逐渐减少, 需抚养的老年人口相应上升。劳动力剩余价值降低, 劳动力价值升高, 传统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那么, 中国未来如何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1.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 可以乐观估计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商品供给来看, 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2. 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变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 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 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面对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 我们应该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 减少劳动力商品的相对成本, 即提高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或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其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主要有: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程度;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的形式;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用;自然条件等等。改善个人劳动生产率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改变劳动力素质, 同时完善体制改革, 促进民间市场的繁荣, 从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 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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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治经济学 篇8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商品价格一路走高,部分一线城市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2013年北京市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18553元,上海市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16420元,广州市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15330元,深圳市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24402元。我国当前商品房均价已超出合理水平, 而在房价高涨的同时,我国房地产市场住房空置率日益上升。在房地产行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今天,保障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对维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大部分居民来说,目前我国的高房价远超他们的支付能力,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今天, 居民对住房的需求是刚性的,过高的房价不利于居民实现基本的生活需求,可能会带来社会的动荡,此外过高的房价使得居民必须将绝大部分的收入用于住房的消费,这必然会削弱居民对其他商品的消费能力,这将不利于我国扩大内需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对外出口,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现在我国出口已开始走向萎缩,未来要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积极推进以扩大内需为着力点的经济结构转型。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角出发,通过对商品房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分析,剖析当前我国高房价的原因,并提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维持房价的合理稳定的政策建议。
二、高房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视角
根据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指商品的有用性,这里商品房的使用价值即其居住功能。从使用价值的视角分析高房价问题即分析人们对住房的居住的需求。首先,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大量的人口对居住的需求的刚性的,其次,中国传统的观念也是导致居民对住房需求具有刚性的原因,中国人自古就有较强的家庭观, 住房在这里扮演了家的角色,在我国房屋租赁机制尚不完善的今天,租房给人们带来的许多问题也加剧了人们对购房的需求。当前我国的房屋出租一般以短期为主,租来的房子缺乏长期的稳定性与安全感。中国人对稳定的追求是根深蒂固的。根据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在土地有限,住房供给量一定的情况下,人们刚性的需求会导致商品房的价格脱离其价值而向上波动。
从交换价值的视角分析高房价的问题即分析人们对住房的交易的需求。商品房的交换价值可以理解为商品房所具有的交易的价值,在这里人们购房的目的不是居住而是出售以获得利润。根据具体出售的时间可以把这一需求分为投资性交易需求与投机性交易需求。
投资性需求注重对资产的长期持有,注重保值。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手中积聚了大量闲散资金,在低利率与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居民需要寻找投资渠道为其资产进行保值投资。现阶段我国有效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作为主要投资市场的股票市场在我国仍处于不成熟阶段,我国股票市场具有很强的投机性而投资性很弱。股票市场的不成熟外加居民对房价的“预期”较为看好,在投资方式有限的情况下居民将增加对住房投资的需求。这些投资者购房并不是为了居住而是用于出租或是在房产升值后出售以获取差价。
投机性需求倾向于短期操作,投机者的目标是短期内转手以赚取差价,投机者往往通过炒作来制造房地产的虚拟需求,进行“击鼓传花”式游戏。我国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所采取的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导致的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是房地产行业投机性过强的主要原因,这些政策所释放的货币并没有流入能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行业而是积聚在房地产等高投资回报率行业,这些政策非但没有促进经济增长与转型反而带来了房价的不断上涨。
从交换价值的角度分析房地产行业中的投资性与投机性需求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我国高房价问题。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过旺特别是投资与投机需求过旺是房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2、价值与地租理论
根据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商品房的价值可以表示为c+ v+m,其中c表示不变资本的价值,V表示可变资本的价值,m表示利润。不变资本c的价值主要由土地的价值、建筑材料及设备的价值构成。可变资本v的价值由建筑工人通过劳动创造的价值及营销管理等其他服务人员通过劳动创造的价值构成。剩余价值m是指资本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超出原有价值的增值价值,即我们平时所说的利润。
结合价值理论与地租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的理解我国高房价存在的原因。首先从不变资本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是其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土地的价值是商品房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地租理论,土地所有者可以通过垄断土地来获得垄断地租,高额的垄断地租是导致高房价的重要原因。
在现行的行政政绩评估考核体制面前,我国地方政府往往着眼于地方的局部的利益,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为地方利益最大化,其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并尽力提高地方政府收益。现行的人事考核机制中,地方政府的政绩是快速增长的地方生产总值,是一个个具体的项目。在有限的任期内,地方政府官员只能是通过各种工程来提高自己的政绩。此时,房地产成为其选择之一,高房价带来的是高经济增长与高政绩。
我国现阶段的分税制、预算制使得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日益艰难,为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以发展经济保持稳定, 地方政府只能变相发展“土地财政”,利用“土地创收”来保证一定的财政收入。我国城市土地名义上归集体所有,实质上其为地方政府所垄断,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给是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这里政府垄断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因为我国土地所有权目前是不能交易的。地方政府根据垄断收益最大化(土地创收最大化)确定土地供给量,即地方政府通过垄断土地获得高额垄断地租。这种高额垄断地租的存在造成的土地价格的上涨,严重影响着商品房的价格,导致了房价居高不下的问题。同时土地价格的上涨还受到房地产开发商的恶意囤积行为的影响,房地产开发商为利用土地的有限供应进一步推高土地价格从而推高房价以获得高额利润,在获得土地资源后并没有将所获得的土地资源全用于房地产开发,而是有意地控制土地的供给从而控制商品房的供应量,将房价进一步推高。
三、有效抑制高房价的建议
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消费行为是扭曲的,这种不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进行的消费,将有可能是祸国殃民的。 首先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的增强会导致大量投机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进而导致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价格大幅偏离商品的价值,最终会导致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将会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沉重的打击。同时这种资金流向的失衡会导致经济发展结构的失衡,这种以房地产为支撑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且不利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转型目标的实现。其次房地产作为人民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是保障民生的必然要求。然而当前扭曲的房地产市场运行使得有资本的投资者与房地产商拥有的财富不断增加,而占社会绝大部分的中下等收入居民背负着越来越沉重的经济负担, 房价的上涨无形中抬高了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成本,生活成本的提高直接带来的是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让绝大多数居民从中受益,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掠取,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可能会阻碍社会的稳定发展。此外在居民收入水平基本一定时,过高的房价将占用绝大部分的消费能力,而削弱居民对其他商品的消费能力,造成社会总需求不足,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有效解决房价居高不下问题首先要通过疏通而不是围堵的方式抑制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活动。我国政府出台了不少相关的政策,但我们可以看到以限购令为代表的政策虽然在短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这些政策始终是治标不治本。抑制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的核心问题是为社会上的大量闲散资金提供更有利的投资渠道,通过资本疏导将积聚在房地产中的大量资金引流到其他生产领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加快股票市场改革,将股票市场建立成真正的资本市场,以吸纳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同时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向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健康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以为投资创造出更多的渠道,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中资金大量积聚的问题。
有效解决房价居高不下问题其次要保障土地交易价格合理化以降低房地产的生产成本,从成本的角度解决房价居高不下的问题。保障土地交易价格合理化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加快土地市场改革,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供给的垄断,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充分的农业用地所有权,使农民真正充分享有使用处理土地的权利,分类管理农村土地,对于集体建设用地,应完全放开使农民能真正实现自由的采用多种有效的方式行使土地使用权与经营权的流转;对于农村农业用地,应采取严格的制度来实施土地用途管制,严格限制农村农用地流向集体建设用地,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保障国内粮食生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另一方面要调整国家财税政策,改变当前土地收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过大问题,从规范政府行为的角度实现土地交易价格合理化。对地方政府行为实行法制化约束,抑制地方政府设租寻租行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改革,为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改变国民经济依靠房地产实现增长的发展模式,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寻找新的可持续的来源,逐步改变中央政府以GDP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标准,强化居民生活水平、失业率等指标在考核体系中的地位,以此降低地方政策出于经济增长考核压力而谋求利用房地产快速增长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畸形增长模式。
最后,有效抑制房价居高不下问题要加快完善我国的房屋租赁制度。目前我国房屋租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没有受到相应的法律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经常受到侵犯,政府应向居民宣传适当的住房观念,鼓励年轻人选择租房居住以缓解住房紧张问题,同时规范房屋租赁管理体系,尽快建立租房管理制度,在房屋状态维护保养,租金水平管理, 租赁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合同条款规格等方面制定详尽的规章制度;加快房屋租赁相关的立法,通过法律保障房屋租赁市场中的交易双方,要在现有的住房登记系统、税务系统、征信系统的基础上,综合各方面的信息质量,确保出租者和租房者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确保给消费者提供能够负担得起的体面的、稳定的住房。
四、总结
我国政治经济学 篇9
一、供给侧改革核心是发展生产力,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与任何其他经济学对比,马克思是站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分析的。 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实践的能动性时,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 这说明人类生产活动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必须不断进行物质生产活动才能够满足人类社会发展与繁衍。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人们不断提升生产力水平, 使自然界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 马克思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因此,人们必须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积极推动作用,实现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 》一书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矛盾不可调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难以克服,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 社会主义国家优越性归根结底在于拥有更为先进生产力。 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目标。 我国改革开发以来,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迅猛, 从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水平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过多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侧重拉动国内需求促进市场发展, 造成资源环境,能源消耗,产业结构,人员组织盲目扩张以及社会资源浪费严重,这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掣肘。 我国生产关系必须进行某些制度以及体制方面变革,才能够实现生产力向前发展。 实现供给侧改革,通过侧重供给一方,使得人们在组织社会生产过程中, 更加关注有效供给, 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盲目扩大,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提升资源环境, 人力成本有效利用率, 为社会提供低耗能、高质量、可持续、绿色环保生活产品。
二、供给侧改革关键是利用市场价值规律,化解过剩产能危机
马克思 《 资本论 》 这本经济学巨著首先从商品开始分析,认为任何一种商品都凝结人类无差别一般劳动,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自然属性,满足人们某种需求;而商品价值则体现商品社会属性, 表现为商品价格。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认识到商品价值决定商品价格,但是,由于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影响,价格必定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难以实现商品价值与价格真正一致。 当市场出现商品供过于求时,价格低于价值; 当市场出现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高于价值,这就是所谓价值规律。 在一定程度上,市场能够利用价值规律实现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达到市场商品需求与供给趋于平衡。 但是,我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容易忽视市场基本价值规律,近几年,特别是面对2008年这场席卷全球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提出一套4 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即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对房地产业、传统能源产业、以及国有企业大力扶持,使我国经济虽然在金融危机面前没有受到较大冲击,获得一定程度GDP增长,但是,出现部分行业过热现象,比如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 带动诸如钢铁,水泥,装修等行业迅猛上升,然而,中国城镇化起步较晚,人均收入以及生活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加上房地产周边诸如医疗、教育、公共设施配套跟不上,必然造成房地产行业出现严重泡沫现象,一些地方出现白天高楼林立, 人流稀少,夜晚灯光寥寥,漆黑一片,宛如一座鬼城。 比如我国煤炭产业,钢铁产业,制造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企业利润下滑,甚至出现企业破产,这些大多因为政府背离市场基本运行规律,行政指令造成的市场无序混乱。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 这就要求政府要遵循市场运行规律,不能盲目计划指令,更多地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发挥这两只手作用,才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进行供给侧改革,重点就在更多遵循市场运行规律发展经济,强调供给产生需求,改革结构,优化生产,淘汰一批落后产业, 发展一批先进产业,提升产品质量, 有效地发展经济总量,实现我国经济自我提升。
三、供给侧改革重点是科术进步,推动社会创新发展
马克思高度重视科学技术, 并且认为科学技术也是一种生产力,这对于生产力发展,提升人们生活水平具有指导意义。 在马克思 《 经济学手稿 》 中就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 一般社会知识, 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从而社会生产过程的条件本省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物化的智力”。 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机器,机车并非自然的产物, 是人类通过加工,改造人类工业产物。 因此,马克思对科学技术高度评价, 尤其对人类四大发明,马克思写到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示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是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 可见, 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是一项经过历时考验的得出正确结果。 科学技术进步是一个民族发展永续动力。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一针见血指出: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逐渐在世界舞台占据一席之地,我国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提高产品品质以及科技含量,鼓励创新,提升产品水平。 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战略,让世界给予认可中国产品,使中国制造一步一步走向中国创造,让中国拥有一批批让国人引以为豪世界品牌。 同时,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努力创新,不断分享,为人们提供更加便利,更加舒适,更加个性化服务。 因此,供给侧改革是一项重要经济发展转型任务,必须站在历史高度, 通过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让中国经济这首巨轮能够做到审时度势, 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把握科学技术发展时代脉搏,在未来的发展中抢占先机,占领制高地,实现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不断向前。
总而言之,我国进行供给侧改革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一项重要措施,对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经济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提升产品质量与竞争力,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实施保障。 中国经济必将不断向前发展,不断进步完善,创造出越来越多中国奇迹。
摘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我国当前实施供给侧改革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项明智决策,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经济思想对供给侧改革背景、实质、目的进行一定分析,归纳总结出一些有益观点与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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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研究 篇10
一、政治参与的内涵
西方国家首先提出政治参与的概念, 他们对其内涵定义比较丰富,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亨廷顿和纳尔逊的观点, 他们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发展到后来, 亨廷顿又提出了政治参与是“合法地或非法地、使用暴力或采取和平手段、成功地或不成功地影响政府决策的一切努力”的定义。
我国引进政治参与概念之后, 国内学者对其做了进一步发展。学者孙福金认为, 政治参与是指“通过合法的程序, 直接参与政治的决策执行, 或者间接影响政治的决策制定和执行的一种一般性的政治行为。”虞崇胜教授认为提出了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此外, 学者王浦劬认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参加政治生活, 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
二、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政治制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 也逐步改革发展, 为保障人民的主人公地位, 我国建立和完善了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并且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 相对来说, 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仍然偏低
一方面, 由于现阶段我国处于发展中阶段, 在物质上不是非常充裕的情况下, 大多数公民忙于生计, 更多的是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中去, 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政治。许多社会精英、甚至国家公务员辞职“下海”之事较为普遍。即便公民参与, 也多属于动员性参与, 主动性参与的甚少。
另一方面, 现阶段的国家支柱人群属于60后、70后, 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 文化素质不高, 缺乏参与公共管理的能力, 对参与政治“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 受传统管文化的等级性、封闭性影响, 许多公民认为政治是那些有钱有势, 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参与的, 普通公民只能遵从政府行为, 于是敬而远之, 更别提参与了。
(二) 公民参与政治的机制不够完善
首先, 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单一。尽管我国一直在努力拓宽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 但对于巨大的人群而已, 仍然偏少, 导致公民正常的政治参与受阻。而且工会、共青团以及妇联等社会团体组织的行政化、机关化的情况严重, 不能很好的沟通群众与党、政府之间的关系。
其次, 我国的政治参与制度中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等较高制度化的制度, 存在着诸如选民对人大代表不了解、代表没有很好的代表选民民意, 以及政治协商建议得不到足够重视等问题, 其他一些如信访制度, 听证会制度亦存在诸多不足。
再次, 政府信息公开落实不到实处, 公民的知情权无法得到保障。知情权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 只有知道政府的计划、步骤、以及实施行动, 才能参与其中, 对不周之处提出意见, 促进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对政府信息的不了解, 参与政治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三、完善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对策
根据上述存在的问题, 结合我国实际国情, 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去完善我国公民政治参与:
(一) 提高公民文化素质, 促进公民理性参与政治
政府要继续加大教育投入, 不断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 培育树立我国主人翁意识, 让其对国家的发展负起主任责任,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促使公民由动员性参与向主动性参与过渡。深化他们对我国法律的认识, 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 培养现代社会的理性公民。同时, 在参与政治中, 要正确、理性地使用政治手段。
(二)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 强化政府信息公开
在巩固和完善原有渠道的基础之上, 积极拓宽丰富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特别应该注重利用现代化技术, 开拓网络渠道, 利用网络的低成本、效率高、覆盖面广的特点, 充分吸收更多的公民参与进来。再者, 进一步加强对政务公开的重视程度, 增加政府决策透明度, 将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上升为法律, 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奠定法律基础。
(三) 完善公民政治参与制度
主要是完善传统的政治参与制度。比如人大制中, 应该扩大人大候选人的差额比例选举, 在此引入竞争机制, 择优而用, 可以提高代表的素质以及当选的荣誉感。政治协商制度中, 提高对政协建议的重视程度, 提高其参政议政地位, 充分发挥政协的各领域学科专业的带领作用, 运用各方知识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此外, 应该充分发挥信访制度的作用, 以信访部门为纽带,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办公, 将问题及时处理, 以消除民众不满, 克服以往敷衍了事而引起民怨的毛病。针对我国很多听证流于形式的现象, 应更加细化、规范听证制度规定, 谁有权提起听证, 谁有决定权, 以及听证笔录等听证的程序、方式、步骤, 这样才能将听证制度完善, 真正反映民意, 满足公民的政治参与需求。
摘要: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国家民主制度的核心体现,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步伐中,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作为重要方面, 离不开公民政治参与。它对于维护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地位,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先分析政治参与内涵, 指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继而提出完善的对策。
关键词:政治参与,存在问题,完善对策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 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华夏出版社, 1989.
[2]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我国政治体制增量改革论析 篇11
关键词:增量民主;改革;治理
我国的政治体制增量改革是通过一种有序、稳定、可控的路径转轨形式来实现,这是基于我国目前双轨制的政治现实推出的最为切实可行的政治改革路径。
一、政治双轨制
如果说以增量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渐进主义政治改革确立了转轨路径的基本原则,那么政治双轨制就是转轨路径的运行措施,它为渐进主义增量民主确立了方向。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以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为特征的,一方面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个人集权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无所不在,国家职能无所不包,社会被国家所吞没。改革开放后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实行权力下放,实现政企分开、党政分开。这种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了市场机制的发育成熟,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和包办,初步形成了从权力一元走向有限多元的政治格局。这是一套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共产党的领导,中央的权威,国家的主导权与政府的效能、地方的活力和社会的自治自律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动态的平衡。这种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设计为向协商民主的政治体制的过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首先,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命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制度安排。“公推公选”,“民主推荐”,“民意测验”与组织考察、上级讨论、任前公示相结合的干部考察任用程序以及党委讨论表决干部任免实行“票决制”等。这种选拔政治与选举政治结合的制度扩大了干部任用工作中的民众的参与程度,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同时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和党管干部等基本原则,寻找到了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和自下而上的群众推选的契合点。同时为选拔政治向选举政治的平稳顺利转轨创造条件。其次,改革开放以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成为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十六大以后,学术界积极倡议依法治党、依法选举执政以及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等。这些举措有力的推动人治向法治转轨。再次,在从垄断决策走向协商决策的过程中,存在着决策权垄断和决策权分享并存的二元决策体制。在同级政权系统决策权分配体制中,党政在决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人大和政协在决策过程中担负审议、咨询、协商的职能,二者的结合就属于双轨决策体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推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这是走向协商民主的重要步骤。
二、增量改革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指出我国未来的政治模式在于能否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能否通过增量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政治体制的增量改革是公共资源重新分配和公民权利生成的重要过程,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首先,当特定的政治改革开始时,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储备,换而言之,经济和政治上必须具有一定的基础。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时候,特别是政治上必须具有一股进步力量,此时,更远一步的政治改革才能开展。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必须和已有的政治和法律框架相互兼容。第二,在已有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上,政治改革应该创造新的增量,新的增量又扩大了资源储备。这并不只是由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决定,而且最终由大多数公民来决定。第三,政治改革应该逐步,稳定的进行。这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演化。第四,增量民主依赖于公民政治兴趣的提高,同时也不能危及公民现有的利益。第五,根据增量民主的逻辑,党内民主和草根民主应成为政治改革过程中的焦点。第六,增量民主能促进动态稳定。有人说任何政治改革都应该保持社会和政治秩序,但实际上,增量民主的结局并不是保持传统的静态稳定,而是一个现代的动态稳定。换句话说,它专注于保持一个新的平衡,这个平衡中又有缓慢的、持续不断的变动。第七,增量民主需要有秩序的民主,就是说公民的政治参与应该得到鼓励,但这种参与必须合法,组织有序。第八,增量民主并不能扮演法治的角色。没有民主能离开法治。在中国,贯彻法治和推进民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因此,以增量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渐进主义改革强调民主的程序和实现程序民主,重视民间组织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法治秩序,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充分发挥党组织和政府在民主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在确立渐进主义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后,其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又有哪些呢?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和善治政府成为目前正在实行的方式。
三、增量改革的具体措施
1.党内民主
中共十六大就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中共十七大再次确认了这一民主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党内民主是由核心向外围推进的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其执政地位以国家宪法的条文加以确定。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聚集了中国社会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意味着没有核心权力层的民主。当然,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归根结底,实现党内民主,是为了最终胜利地履行这一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在转轨初期,与民间社会推动制度转轨形成对应关系的是统治集团民主意识的萌芽,随之而来的是内部精英对制度改革的推动,其实从中国制度转轨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党内搞民主改革是目前改革力度最大的。但是党内的改革实际上要深入权力核心,其推进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习近平任总书记以来,深化制度的顶层设计,通过建立中央直接控制的领导小组推行体制的全面改革。
2.基层民主
所谓基层民主模式就是将选举和民主一层层地往上推,由乡到县,再到市,到省,最后实现国家民主。其实逐级民主的发展重心应该在县。因为县级行政具有相应的资源,只有在县一级实行自治,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现在搞的村一级自治由于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往往图有自治其表而无实质内容,受到很多限制。比如村上修路要钱,由于村自治,政府依照法律规定是可以不给钱的,而村委会往往不具备修路的经济能力,最后往往是民主一回,无果而终。同时在村民的选举中,一些地方还存在比较严重的贿选、家族势力和黑恶势力影响村民自治,在这种情况下推行村民自治反而使农村治理变得失控,以至于不是增加而是损害村民的权益。究其原因是既有乡村治理结构和制度造成的。在现行乡村治理框架下,村委会兼有行政权和自治权,像集体土地的开发利用、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等就是行政权,而问题主要就出在以自治权来行使行政权。如果将行政权从村委会中剥离出去,交给政府,以此保证村委会真正成为村社服务的自治组织,上述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解决。这都有赖于在增量改革时做出全盘理性的思考。
3.善治政府
公共服务不足在中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权责对应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在改革的“放权让利”模式下,“放权”变成了“弃责”,“放权让利”蜕变为一种“弃责争利”的模式。目前的公共服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加快限权问责的进程,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公共权力——公共服务部门。加入WTO后,中国政府改革的要求已经凸显出来。政府从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管理模式改革,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推出了善治。它是政府内部的管理模式进行一个全面的变革。它逐步强化了政府的责任,使政府明确自己的责任,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善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效手段使得中国政府内部一些机构在管理国家的方式上向国际靠拢,采取国际上一些通用的办法,不断地的改善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改善政府内部的运作过程,让老百姓的声音能够反映到重大的决策过程中来。比如听证会就是善治下的民主参与方式。同时善治也推动政府的行政效率,实现了一定的政策透明化或民主化。但是善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制度转轨的一种行政民主,它离真正的政治民主制度还有一定的差距。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积极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命题。这为我国未来十年的政治体制增量改革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中国的意识形态创新和增量民主的发展.布鲁金斯学会演讲,2007年4月
[2]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南方周末,2008.02.21
作者简介:
我国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路径 篇12
1 发挥执政党对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的领导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在党;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 关键也在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 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首先, 各级党委要重视搞好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建设, 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克服重经济建设轻政治文化建设的不良倾向, 树立执政为民理念, 落实执政为民职责, 建立有效的领导机制、工作机制, 认真研究和解决政治文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其次, 必须切实重视和加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 执政党要坚持民主化原则, 形成和谐的党群关系, 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带头维护和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民主权利, 做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
再次, 针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层矛盾和阶层分化现象, 执政党必须担当起利益整合的责任, 形成和谐的阶层关系,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服务。
2 培养公民积极参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意识
我们在强调执政党对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领导作用的同时, 也不可忽视培养公民参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因为社会公众是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原动力。培养公民参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意识应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 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水平和能力。应对公民加强教育, 使公民了解政治参与的重要性, 并通过学习政治参与的相关技能, 从而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其次, 扩大公民参与渠道。要提高公民主体意识, 不仅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更为重要的是要扩大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具体来说, 扩大公民参与渠道, 不仅要加强政府的电子化建设, 还要加强政府的信访工作、调查研究等传统参与制度, 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与此同时, 执政党还要注重培育新的群众性政治参与组织, 积极支持新的社会阶层组建自己的团体组织。
再次, 完善政府回应机制。对公民在政治参与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 应予以珍惜和扶持, 培养其良好的政治情感。只有健全政府回应机制, 对公民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做出主动的、积极的回应, 才能持续地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3 吸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和西方民主政治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摒弃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本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痕迹,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和谐政治文化的根基。为了构建和谐政治文化, 我们要协调好以下关系:一是吸收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利于和谐的内容;二是克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弊端。
和谐政治文化构建过程中还必须解决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关系。我们要以开放、自信的心态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在反封建专制统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其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治观念、人权理论以及自由意识等都是我们构建和谐政治文化所必需的, 我们需要吸收和借鉴它们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政治文化结构。但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文化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 归根结底是用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所以我们要理性地借鉴西方政治文化, 防止西方民主政治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演变。
4 不断加强改革和创新, 构建和谐政治文化
在社会政治发展前进的道路上, 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 和谐社会建设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条件、社会环境、思想基础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环境、任务、内容、形式、对象等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就迫切需要改革传统的政治文化体制, 以革除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不相适应的体制性弊端[2]。
首先, 不断创新政治文化的理论和内容。我国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和谐政治文化建设必须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但是仅仅靠这些理论和内容还是不够的, 和谐政治文化建设还必须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和精华, 不断丰富和发展和谐政治文化的内容。在当前尤其要把爱国主义思想和爱党、爱家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 把爱民思想和亲民、安民思想结合起来, 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 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 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维护公平与正义的执政党, 使新形势下和谐政治文化的理论和内容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创新。
其次, 不断整合和创新政治文化形式, 多渠道、多形式地推进和谐政治文化建设。除了印发文件、资料, 出版书籍, 媒体宣传, 领导讲话等已有的政治文化宣传、教育形式外, 还要积极拓宽视野, 在宣传、教育形式上创新。要努力在既高扬主旋律, 主题突出鲜明, 又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喜闻乐见上下功夫, 进一步推进政治的社会化。也可以通过不断整合传统文化、民族和民间文化、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等一切可以整合利用的有效形式为我所用, 不断丰富、创新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宣传、教育形式。
再次, 要不断拓宽宣传教育渠道和对象范围, 以进一步提高和谐政治文化的社会效果。除了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监督管理外, 在具体工作中还应不断拓宽宣传教育的渠道和范围, 采取多种有效的形式, 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到社会最基层的群众中去, 不断打牢党的执政思想和执政基础, 排除各种消极、腐朽文化的侵蚀, 以保持和谐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3]。
摘要:和谐政治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影响因素, 也是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构建我国和谐政治文化对促进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和谐文化的构建路径作了深入阐述。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政治文化,构建
参考文献
[1]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20.
[2]李艳中, 罗曼菲.和谐政治文化的透视与演绎路径[J].惠州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1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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