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消费水平

对中国消费水平（共12篇）

对中国消费水平 篇1

1. 引言

随着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电力工业会逐步从垂直一体化模式过渡到发输配售分离模式。传统的垄断一体化运营的电力企业将最终被分割为发电公司、输电公司和独立经营并可参与市场竞争的供电公司。由于电能尚不能有效地大量存储, 发电和用电就需要实时平衡。经济发展、燃料价格波动、季节和气候条件以及自然灾害等都会影响电力负荷需求和市场电价。供电公司成为了市场参与者, 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 电力的生产和消费对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持续、健康、协调、快速发展, 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而, 对我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应该给予充分重视。

2. 能源总量与中国经济增长

能源生产与消费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物质基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的能源工业规模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从能源供需角度来看我国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同经济增长之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53-1991年, 此阶段的主要特征为能源供不应求, 能源生产规模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的需求, 甚至能源供不应求的矛盾严重制约着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同时, 由于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也使得能源经济关系无法处于稳定状。从历史数据来看, 在1953-1991年的39年间中, 只有五年时间我国能源生产大于能源消费, 其余时间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能源供不应求的状态。

第二阶段是从1992-2010年, 此阶段主要特征为能源供需矛盾逐步缓解, 并开始出现能源相对过剩。从1992年开始, 我国能源制约经济增长的局面开始得到缓解。因此, 能源供需矛盾得以逐步缓解, 1992-2010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0%, 远大于1952-1991年间的6.3%, 但同时, 随着能源生产能力的不断增长, 我国能源经济关系开始出现能源相对过剩问题。

3. 能源消费与区域经济增长

由于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结构的差异, 使得对能源消费需求呈现显著差异, 能源要素投入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也日趋明显。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能源消耗差异必然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所显现。当前, 我国东部地区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中西部地区作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地, 能源与非能源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与影响也将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但目前三大地区单位能耗的递增趋势也是不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 单方面对能源的要求不是解决问题的合理措施, 而利用政策制度战略的改善能源与非能源要素在区域经济间的配置, 将更加有效缩小能源消费差异, 使能源消费特征在区域经济间产生收敛性。

4. 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

在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 煤炭消费长期以来占有主要比重, 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超过70%, 煤炭能源的供给解决了我国能源供给不足的矛盾,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动力, 而相对于煤炭消费比重的有所下降, 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能源的比重在缓慢增长, 但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今后的长时间内将是我国的能源消费特点。值得指出的是, 一方面, 尽管能源总量的增长缓解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压力, 但是能源间的替代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明显, 以石油为例, 我国经济发展对石油能源需求的增加, 加之国内石油生产能力的不足, 使得我国在1993年后, 由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 且进口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出现了结构性能源短缺的矛盾;另一方面, 国民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煤炭消费, 尤其是工业生产对煤炭的消费, 已经出现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的问题, 能源消费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已经开始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5. 中国的能源经济关系仍存在的问题

第一, 能源利用效率仍然不高。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偏高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是影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主要矛盾, 而且这一现实中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将长时期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首先, 煤炭利用效率较低和其环境污染的特点, 不但使得我国能源总体效率不高, 而且也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程度的副作用;另一方面, 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这种不均衡反映在能源消费上, 便是能源利用效率的地区差异不断提高。

第二, 经济增长的能源需求与节能减排的压力。进入21世纪以来, 国际社会更加关注环境变化问题, 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中国的国际压力日益增大,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也做出了应有的承诺, 与此同时, 在面临国内日益旺盛的能源需求, 如何在不影响自身发展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消费, 降低环境污染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这就需要认清我国能源经济关系, 制定合理的能源规划。

第三, 协调区域经济增长对能源要素和非能源要素的需求矛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非能源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愈来愈显著, 优化资本和劳动力等非能源要素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配置, 缓减能源需求压力, 不仅可以保证经济平稳发展, 且能减轻能源要素过度消耗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值得引起重视的是, 东部地区由于先天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实力等因素, 对人才和资本的吸引能力具有中西部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 如何调节此矛盾是逐步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均衡发展的关键。

对中国消费水平 篇2

大众传媒对中国消费的作用

【摘要】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可小视，通过大众传媒宣传国家政策、社会热点、商品消费等。大众传媒走进大众生活，但也因为部分传媒私有化等造成了消费导向偏差、利益性较强，大众消费受到困扰等。针对大众传媒特点和作用采取政府干预等措施可有效促进消费，维护消费者权益，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促进社会公平。

【关键词】大众传媒消费导向消费者社会公平大众传媒的传播特点和作用

1.1 大众传媒的传播特点

大众传媒即大众传播媒介，是以报纸、电视、网络、广播、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为载体传递时事热点、体育赛事、娱乐、财经、科技等新闻内容的载体。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大众传媒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开始，纸介传播就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风行，《新青年》、《晨报》、《民国日报》等平面媒介开启了中国传媒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和在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帮助下，广播也成为了当时传播新闻的途径。改革开放后，电视逐渐进入了百姓的生活。一直到今天，电视、手机、电脑等传播工具飞速发展。大众传媒已不再是仅仅的信息传递，而是具有一定的政府职能的文化标志，是文化的传递和国家政治、经济导向的依托，人民生活的反映。

当代的大众传媒在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提升、科技的发展以及政府相关政策的要求，大众传媒呈现出发展快、覆盖广、时效强、影响大、注意度高、权威性强、说明性强、表达形式多样等特点。

1.2 大众传媒的作用

大众传媒使得社会信息传递变得准确而快捷，让现代人们的认知得以同步，极大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并以其独有的方式广泛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丰富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演变。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大众传媒对消费的促进和保护作用

2.1 大众传媒促进消费

当今消费社会有如下的特点。消费人群数量庞大；全球化的消费；消费内容的多元化[2]。通过大众传媒宣传商品正是商品生产企业的销售战略之一，采取大众传媒宣传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让更多的人了解商品，并产生消费心理。如果该商家为知名企业，更会由于品牌效应吸引消费者眼球。大众传媒宣传的新颖形式和广泛性促进了消费者产生购买某种商品的欲望进而购买商品。

采取活动冠名、赞助等方式，借助媒介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企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并促进消费。连续两年中央电视台春晚都由“郎酒·红花郎”杯作为赞助，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收视率较高，在此大型晚会活动上赞助，并重复播出，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的经营利润，同时也掀起了大众消费的热潮。

当代的时尚群体追求潮流、重视外表、重视产品知名度，以拥有某种产品作为一种时尚。

[3]“爱她就请她吃哈根达斯”的广告语，使哈根达斯在中国的众多店面在各大节日人满为患。

成为了大城市消费群体时尚的标志。也带动了青年和高消费人群对奢侈品的消费。

迷信和价值观的影响，在广告等的宣传下也会加大购买。例如，耐克以对号作为企业商

东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1

标，很多高考、中考考生在考试前疯狂购买耐克鞋，希望能够带来好运。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购买力。

2.2 大众传媒保护消费者权益

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享有的权利以及生产、经营者应该承担的义务。大众传媒保护消费者权益主要是采取信息传递的方式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并得到政府或相关部门的支持，使消费者的权利不受侵害。3·15晚会已经举行了23年，通过现场直播、网络转播等形式揭穿了无数的骗局、陷阱和黑幕，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3·15晚会等众多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平台和媒介成为了规范市场秩序、传播国家法规政策的桥梁纽带，成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力的方式。

2.3 大众传媒协调政治、经济

大众传媒受国家管理，为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一定调节作用由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国民经济也会随着涨幅。在此情况下，政府对大众传媒进行控制和监管，使其与国家大的方针政策相符，利用其信息传递和导向作用与国家经济方向保持一致。在通货膨胀时，由于物价上涨导致购买力下降，大众传媒进行媒介监督、加大宣传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缓解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大众传媒产生的消费问题

3.1 媒体与厂商的利益化

霸权理论认为大众传媒是为特殊利益者服务的[4]。在我国，传媒业发展主要包括广告等媒介宣传，很多企业与大众传媒有合作关系，在很多情况下，传媒为企业提供了平台，同时也产生了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引诱消费者购买等不良现象。

三鹿集团在事发前就一直进行广告宣传等媒介宣传，但并未被发现企业产品问题，企业拥有“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名牌产品”等殊荣。大众传媒并未发挥其媒体的监督、保护作用，而是凭借利益关系进行宣传，造成了消费者购买欲望增强，最终导致数千名婴幼儿患病，数百人肾衰竭[5]。可见媒体与厂商的利益化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消费者，在刺激消费的同时出现虚假宣传现象，影响消费者消费，给消费者生命财产造成损害。

大众传媒大部分由国家控制，也有少部分媒体私有化。由于其受个人或某企业占有，所以其舆论监督意识和媒体保护消费等方面执行力较差，主要为其个人或其企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消费者购买商品的诱导。

3.2 媒体监督滞后性

3·15晚会有效揭露企业的生产、销售中的问题，但同时也凸显了媒体监督的滞后性。当下媒体监督，大都是在企业问题已经凸显，已经造成后果，而后媒体对其生产流程、进货渠道等一系列过程进行走访、曝光。没有企业的事发，似乎媒体并未发挥其监督的作用。三鹿奶粉、地沟油、苏丹红等食品以及生活用品均是在出现问题、造成严重后果后，媒体才开始发现问题，媒体的作用不是警示消费者在发现问题后不要购买此类产品。

媒体的作用并非警示，而其监督的滞后，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和法律的限制以及媒体信息传递等的强化导致的。滞后的信息是以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做出牺牲为代价的，这样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滞后的传递是媒体监督的失职和对消费者的不尊重。

3.3 执政驾驭下的保守性

由执政党控制的大众传媒，在宣传主流思想文化的同时，引导国民支持、了解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以及经济制度。媒体的宣传代表了国家的要求和指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媒体的保守性，对于大众消费及其信息反馈要符合社会主流文化，不能与传统道德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相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媒体传递信息的片面性和不及时性。

其次，各级政府对媒体管理程度不同也造成了媒体发挥作用的大小及信息反馈的程度不

同，很多地方的大众传媒完全由政府控制。造成了与政府有经济往来的企业正面信息较多，政府也会对其合作伙伴有所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存在误导消费者购买的情况。对策建议

4.1 引导传播正确的消费文化

大众传媒拥有先进的技术媒介，通过技术媒介的处理，文化和各种观念可以被转化为令人乐于接受和便于接受的感官符号，比如影像符号、音乐符号等。比起抽象的文字符号文化，用感官符号来表征文化更能吸引大众。因为它无需凭借一定的文化资本去获得，也无需人们借助逻辑和抽象思考能力去思考，并且这种文化享受能带来感官上的舒适和放松。符号化了的文化可以被附加到商品的价值中，文化的符号价值能提高商品的价值，有利于商品的销售；而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能带动文化符号价值的消费，扩大文化的影响力。当然，利用大众传媒构建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不是简单的将主流文化通俗化、感官化以迎合大众的口味，关键在于利用大众传媒先进的媒介技术创新文化形态。在将主流文化符号化的过程中，突出主流文化的人文特征和对大众日常生活的关怀，为实现主流文化与商品的结合创造可能。并且通过大众传媒的话语优势将这种可能变得自然、合理，实现主流文化与商品的融合。从而扩大主流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实现主流文化对消费领域的影响和控制，顺应消费时代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形式和新途径，进一步确保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稳定。[6]

4.2 提升消费者思想意识

大众传媒具有宣传教育的功能，通过宣传教育，提升消费者思想意识和理性购物意识。开辟网络平台购物指南、购物技巧、防止受骗等相应栏目，在购物前必须阅读后才能购买。在日常购物中，开展平面媒介宣传消费注意事项等，有效避免消费者盲目消费和感性消费。使消费者养成良好的购物习惯，促进消费合理化和消费者权益最大化。

引导消费者树立可持续消费意识，从而推动了可持续消费模式的建立。第一、提升消费水平。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个性化、互动性、亲和力等优势，催生更多消费产品、消费方式、消费需求，拉动整体消费水平。传统媒体也可以不断创新，如延伸与收视率高的节目相关的消费产品、鼓励有创意的植入性广告等。[7]

4.3 完善法律监管体制

引入媒体监督概念，一定程度上赋予大众媒体对消费行为等进行监督，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大众传媒应该明确其传递信息的目的。法律加强对媒体的监督，促进媒体信息传递的全面性、真实性、时效性，防止传媒在信息传递中掩盖事实，蒙蔽消费者。

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维权途径。规范、统一行政执法主体，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强化行政执法手段，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简化诉讼程序等。[8]

4.4 促进转型发展

调整传媒经营方式，进行企业转型，完善企业经营战略，明确企业发展目标和传媒传播功效。不断与时俱进，走进大众生活，贴近实际，以转型促发展，以转型完善大众传媒体制，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盲目消费，并使消费达到最大效用，符合大众需求。

4.5 促进可持续发展

传媒可以通过新旧传媒形式融合和传播内容不断创新，扩大对满足享受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消费品的传播，引出消费者合理消费。第三、变革消费方式。媒体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介环节，它们可以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信息沟通，同消费者沟通的过程中可以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方式，实现可持续消费要求的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对生产者也会产生影响。传媒可以以生态建设标准为基础，从吃、穿、住、用、行等诸多方面推行绿色消费方式。[7]

未来的大众传媒在国家和大众的支持下，一定能更加明确传媒职责，按照法律法规有效监督和保护消费行为，努力营造绿色、健康、理性的消费环境，为社会传递正能量，为大众消费提供正确、积极、向上的指引，促进国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升消费者的购买理性化和可持续性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金融危机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篇3

【关键词】 消费；金融危机；经济增长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现状

众所周知，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其影响范围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经济到实体经济，本部分主要介绍中国在危机中都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1.对我国出口增长的影响。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和完善，中国的出口经济逐渐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数据上看，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也相对较高。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减缓，对我国出口产生较大影响。

2.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此次危机的影响是经济增长放缓，新增就业机会可能相对减少。因此，未来一定时期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在失业方面，去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有许多家企业破产倒闭，大多数是出口型的制造加工业。这样造成大量人员失业下岗，农民工返乡，财政税源受影响，城市化进程受阻。物价波动起伏较大，但总体平稳，消费支出受恐慌情绪影响会减少，汽车、房地产等奢侈品需求减少，出现行业低迷，出现大面积裁员。

3.对投资的影响。去年年底央行出台了降低两率的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刺激企业投资，因为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投资的增加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而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利润率低下，很多企业减少投资额。因为我们知道，决定厂商是否投资的因素包含了收益、成本以及预期，在金融危机下，需求降低，企业产量降低，同期投资下降；投资者在投资决策前要对未来时期的经济状况、政治环境和投资前景作预测，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固然出台了一些通过降低利率、降低投资成本的政策，但这种低利率对投资的刺激不大。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金融危机下，中国居民如何消费呢？通过一些调查，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消费恐慌”，而是对手里的钱怎么花得更有价值变得“计较”起来，也就是消费心理的变化使得消费行为更谨慎，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大多数居民缩减开支。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虽然不像国外那么严重，但由于对未来经济形势预期的存在，使得消费者还是心存顾虑。造成开支减少的原因也是因人而异，一些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收入减少比较明显，所以造成消费降低，而有一些消费者则是因为心理因素，比如考虑到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或者考虑到物价水平的变化问题等等。

其次，对消费品的投入比例发生变化。2007年炒股热和炒房热之后，人们对这两种投资方式的热情逐渐下降。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消费者更是捂紧了自己的口袋。现在居民购物一般都会选择实用、便宜及生活必需品，而对于以后的消费主流，则主要集中在衣着、医疗、教育消费等方面。在中国消费者心里，在吃好、穿好，身体好的基础上，教育、住房消费已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人们普遍认识到知识的重要，同时为改变居住环境，住房消费成为居民近几年来乃至以后消费的主要投入。而旅游、家电、家用汽车消费在居民看来还属于比较奢侈的消费。

三、分析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

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有很多，综合起来也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与消费有关的经济因素；一类是与消费有关的文化因素。

首先，影响居民消费的经济因素分析。居民经济收入的变化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消费者手中持有的货币资金如果相对自己在不同时间有所增加，相对同一时间的不同消费主体有所增加，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以此通过影响总需求的方式影响总供给。那么，在商品价格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比如物价水平下降，在相对收入不变的时候则又可以刺激消费。结合此次金融危机，部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出现了小幅下降，另外人们由于存在着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稳定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居民的消费。

其次，影响居民消费的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包括了诸如文化环境，社会教育发展水平以及家庭状况等多种，但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结合此次金融危机，人们的心理因素对消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国居民消费现状以及如火如荼的金融危机的演绎，难免使得消费者改变自己原有的消费计划，而由于存在着对未来工作、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等，保持一种维持基本生活的基础性消费。

四、宏观金融经济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有效性的理论分析

在2008年年初，大量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有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所以08年初的宏观调控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我国开始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宏观调控颇有成效。

在年中，随着大洋彼岸次贷危机不断加深以及中国人民面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出口、金融领域的影响逐步显现，这时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任务重点在于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通过调整出口退税率，调增全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等方式促进企业发展。

而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升级为世界金融危机，西方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的风险不断加大，国内房地产、钢铁、汽车等重要支柱产业产销大幅度下滑。为保证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国家出台了一揽子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措施，其中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有：第一，为稳定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村消费，扩大内需而采取的政策。国家发改委宣布，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其中包括全力组织开展主要农产品收购，较大幅度提高2009年生产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和对种粮农民的补贴。第二，为稳定出口，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宣布，适当调高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再次，为改善民生，扩大内需，财政部宣布，将加大资助困难学生、优抚救济、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众和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最后，为稳定房地产市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对个人住房交易环节的税收政策作出调整，降低住房交易税费；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和扩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另外，两大宏观调控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纷纷转向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为消费在保证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五、继续保证消费平稳增长的对策建议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GDP缩减指数变动率为7.2%，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从价格形势看，由于当前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总体仍处于低位，加之外需减弱可能加剧国内产能过剩，在总需求萎缩的大背景下，目前推动价格上行动力较弱，下行压力则相对较强，通货紧缩风险较大。不过由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利好效应，使得如果财政金融政策使用不当则有可能出现潜在通胀压力，所以我认为从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消费因素这个角度分析，应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加强：

首先，从收入角度分析。主要是考虑收入的分配问题，关键是从总体上优化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通过减税让利、放松市场管制等措施，进一步激发经济体的活力。在具体实施方面，由于此次危机对中高收入消费者基本影响不大，人们还是可以维持自身消费的基本层面。所以，在着力扩大消费需求方面，首先考虑针对农村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城镇低收入户的消费鼓励措施，如增加补贴提高收入、扩大消费信贷等，对消费产生直接拉动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改善社会保障状况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对中国消费水平 篇4

根据美国权威机构安永咨询公司 (Ernst&Young) 的统计, 中国豪华车市场2008年增长20%, 到2015年将以每年平均高达10%的速度增长。国外权威媒体预测, 中国不久将超过美国, 成为全世界第一大豪华车市场。

据《2008福布斯顶级汽车品牌调查》显示, 诸如法拉利、保时捷、宾利、劳斯莱斯、迈巴赫等顶尖汽车品牌, 2008年在中国销量增幅惊人, 有个别品牌市场增量呈倍数增长。

一、中国的豪车市场增长强劲

麦肯锡最近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 2008年中国富裕家庭 (家庭年收入超过36, 500美元) 的数量达到了160万户。预计到2015年, 这一数字将攀升到440万户。2008年中国身家超10亿美元的有66人。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亿万富翁第二多的国家。我们所调查的150个豪车买主中无一例外地全部是富豪家庭。所以中国豪车市场的快速增长, 根本的原因是近30年的经济增长的积累, 创造出30多万个百万美元的富翁。

2008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其中豪华汽车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2008年豪华轿车上牌量同比增长高达19.8%。

宝马2008年全球市场遭遇到15年来的首次负增长, 新车销量同比减少了4.3%, 然而, 中国市场却逆势增长, 宝马和MINI品牌销量达到65822辆, 增长了28%。2009年上半年宝马集团全球销量为513591辆, 同比下降19.4%。而在中国大陆的BMW品牌销量达35, 861辆, 同比增长25%。

梅赛德斯——奔驰, 2008年全球销量下降25%, 2009年上半年全球销量继续下滑, 同比下降19.3%。但在中国内地市场, 2008年在中国内地销量创历史新高, 销售达38700辆, 同比增长44%。2009年前8个月梅赛德斯——奔驰在中国大陆地区共销售37, 800辆, 同比增长50%。使中国跃升为奔驰全球第三大市场。

兰博基尼2008年在美国的销售量为741辆, 与2007年的930辆相比下降了20.3%, 2008年在全球的销量2430辆, 与2007年的2406辆相比小幅度增长了1%。2009年上半年在全球共交付825辆汽车, 同比下降64%。但在中国市场却从2007年的28辆增加到2008年的72辆, 增长157%。2009年上半年, 兰博基尼在中国大陆销量为29辆, 与2008年同期的22辆相比, 增长32%。

宾利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球销量仅销售了7600辆, 同比下跌24%。2009年上半年继续下滑25%。但宾利在中国市场逆势增长。2008年宾利在中国销售598辆, 同比增长58%。2009年上半年, 受金融危机影响, 宾利在中国内地销量为174辆, 同比下滑了10%。但宾利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目前宾利在中国超级豪华车市场已占据43%的份额。这一成绩也使得中国取代日本, 成为宾利全球第四大市场。宾利中国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 预计到2014年, 中国年销量达到1000台, 很可能会超过德国成为宾利全球第三大市场。

保时捷2008年在中国的销量达8371台, 比2007年4856台的销售量增长73%。使中国一跃成为保时捷在全球的第三大市场。预计不久, 中国将成为其全球第二大市场。

法拉利2008年在全球市场一共卖出了6587辆轿车, 比2007年的6465辆提高了2%。法拉利2007年在中国卖出180辆, 同比增长超过48%。2008年卖出212辆, 上升20%。玛莎拉蒂2007年在中国销售280辆, 2008年销售350辆, 增长了25%。

劳斯莱斯2007年在全球的总销量为1100辆, , 其中的106台是销往中国的, 同比增长50%, 使中国销量占到总销售量的1/10。2008年销量1212辆增长了20%, 而在中国的增长率为50%。中国已成为了继美国、英国之后第三大市场。

2008年雷克萨斯在中国大约销售31060辆, 增长率超过30%。

北京车展首次登陆中国的布加迪威龙, 一款全球限量300台标价人民币2450万元的“终极跑车”在发布之后两小时后即被买走了。

二、奢侈品消费税的提高对豪华车消费影响很小

我们调查的150位豪车买主中有45%的人拥有自己的公司或者自己经营的企业, 20%至30%属于公司高管。他们购买的豪华车大多集中于保时捷、宾利、法拉利、玛萨拉蒂等。他们在购买豪华车时并没有把消费税作为买车的重要决策因素,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理论中叫做非理智型消费。这些非理智型的买主使得中国的豪车市场表现出很多新的特点。

第一, 年轻化, 女性化。被调查的150位豪车买主中, 31岁到40岁富豪占30%, 31岁至55岁则占50%。其中有20%的车主为女性。特别是有20%的车主更年轻, 只有20-25岁, 他们实际上是中国的富二代。正像法拉利全球CEO费立萨说的“中国的车主在年龄上和其他地区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 25%的车主是30岁以下的, 第二, 有25%的中国车主是女性,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另外, 据中国最畅销的三大汽车品牌———奥迪、宝马和奔驰的客户中, 大约50%的客户年龄介于30至40岁之间;85%至95%的客户已婚;而且大约65%的客户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的学位。有25%的豪华车购买者为女性。在刷卡如此流行的全球背景下, 中国的大部分顾客是用现金购车。

中国超级豪华车消费年轻化的趋势, 是中国财富结构和分配趋势的反映。全球著名金融机构美林和凯捷公司发布的2007年度《亚太区财富报告》显示, 中国富豪年轻化趋势较明显, 31岁到40岁富豪占30%, 31岁至55岁则占50%。

年轻富豪由于还有大把的未来挣钱的机会, 在花钱购车上表现出特有的慷慨。高价格、高税收并不是他们买不买这款车的主要决定因素。

第二, 最好最贵的车被房地产商买走。10年前中国最好的车被山西的煤老板买走了, 而2008年中国超豪华汽车主已经从原有矿产资源行业逐渐转向房地产行业的富豪们。阿斯顿·马丁说“今年的北京车展上接到了10个订单, 其中就有4位车主从事房地产行业, 两位是女性车主。”

有史以来最贵的一款超豪华劳斯莱斯汽车被一名北京房地产开发商买走。

宾利最贵的一部雅致RL价值648万人民币, 则被成都一位年龄约40岁左右的成都房地产商订走。

传统的宾利客户是第一代的富豪买来接送客人, 而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第二代的富豪们, 则喜欢购买宾利轿车来自己使用。通常来说, 宾利轿车的客户年龄不会超过30-40岁。他们都是喜欢低调的成功人士, 懂得如何去享受生活。

这些车主由于手中掌握着巨大的财富, 所以, 高税收、高价格并不能阻挡他们购车决策。

第三, 豪华轿车市场劲吹“运动”风。由于豪车消费群体的年轻化, 使得过去一向以“奢华”、“舒适”为主要风格的豪华车市场开始刮起了“运动风”。年轻人更注重个性张扬、注重操控性, 注重在强劲、速度、操控灵敏中获得驾驶的快感。厂商迎合这个变化, 推出的运动型车型。讴歌、雷克萨斯、奥迪、宝马和萨博都转向运动、豪华、时尚和个性化十足的车型。这种运动型的豪车市场就像一个新的金矿, 引诱着各大厂商竞相挖掘。

追求运动时尚的年轻富豪, 他们在购车时不会因为交较高的消费税而放弃购车。被调查的150位豪车买主中, 有80%的人在购车时首先注重车的运动性能, 其次是时尚和个性化, 第三才是价格和税收。

在众多的奢侈品中, 汽车品牌占据前十大品牌的三个席位, 宝马连续两年蝉联中国富豪最青睐的顶级品牌。

宾利、劳斯莱斯、保时捷在谈到用户定位的时候不约而同地谈到了第二代富豪。“我们的目标用户应该是金字塔顶端的人群。”因为这个人群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加不差钱。

第四, 富豪开始收藏豪华车。2008年3月, 胡润百富公布了针对中国660位资产千万以上的富豪的调查结果, 汽车是中国富豪第四大收藏品, 收藏途径主要以自己购买为主。

一位年龄在40岁左右南方人说他是一个狂热的汽车爱好者, 有一系列的超级豪华车, 包括宾利、劳斯莱斯、法拉利、兰博基尼。他认为超级豪华轿车具有收藏品的意义。富豪在进行收藏的时候, 预期未来的车价会越来越高, 因此购车时更注重其收藏价值, 而不会在乎这款车的税收和价格。

第五, 父母为儿女购买豪车。凯迪拉克经销商透露说“登记的可能是父母信息, 但马路上开车的则可能是更年轻的一代。”中国政府实行多年的只生一胎的政策, 使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独生子女家庭都对孩子宠爱有加。富豪家庭的父母在为子女买车时, 大多数是孩子喜欢就行, 很少考虑高税收和高价格的因素。

所有这些特点, 可以看出调高的汽车消费税对豪车的消费影响作用很有限。

三、中国豪车买主的消费心理使得消费税失去调节功能

中国的豪车消费心理表现出许多特点, 使得奢侈品消费税的调节作用大打折扣。

第一, 炫耀心理。相对于西方消费者注重个人取向的消费价值, 中国消费者更注重炫耀性价值;相对于西方消费者注重拥有物的个人含义, 中国消费者注重拥有物的公众意义;相对于西方消费者实用性, 中国消费者倾向于用产品或品牌的象征性, 以及消费来表达自己在社会中的阶层和地位。这是由于中国文化中的群体文化的影响。由于中国人从小生活在一个群体里, 在这个群体里展开激烈的竞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大家关心的是考试成绩, 以及自己成绩在群体中的名次。工作之后, 大家追求的是在这个单位里的地位, 受不受领导重视, 能不能得到提升等。群体文化致使人们非常重视自己在这个群体中的位置。当人们致富后, 也就自然而然把车的级别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这种炫耀心理扩张到极致就会发生副作用。比如2009年7月6日在成南高速有20多辆法拉利玛莎拉蒂等豪华跑车飞驰, 时速最高达210公里。其中有3辆价值200万以上的玛莎拉蒂, 其余的有300万以上的法拉利跑车, 360万以上的法拉利F430、法拉利599GTB, 还有500多万元的法拉利Scuderia Spider16M, 该车号称是目前全球最快的敞篷跑车。驾车的男子几乎全是20多岁, 最大的只有一辆法拉利车主有30多岁。据车主们自己说这些法拉利、玛莎拉蒂全来自法拉利车友会, 从全国各地齐聚重庆, 然后再到成都参加车友活动, 大家心情好跑得欢:车子性能太好了, 一点油门速度就上去了, 一不小心就超速了。被警察拦下来。F1上海站比赛, 著名车手汉密尔顿的最快单圈用时平均时速为207公里, 而一般战斗机起飞前助跑的时速在220公里至300公里。而这个车队最高时速达210公里, 真是太惊人了。

2009年9月9号下午有30辆奔驰黑色轿车浩浩荡荡驶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迎接一只黑色雄性藏獒。据藏獒的主人介绍, 这只藏獒是她花了400万元从青海买来的。而如此庞大的迎接队伍中, 不少都是藏獒爱好者。30辆黑色奔驰轿车中, 大多数是西安本地的牌, 还有北京、天津牌照的车辆, 全部为S500、S6OO系列。

第二, 攀比心理。温州人春节回家开豪华车向乡亲们展现自己业绩的好机会。每年回家就比谁开的车最豪华。每年春节到村子里转一圈就看到挤满了一排排擦得光亮的豪华车。过完年就又开走了。

2007年11月24日, 沈阳市结婚典礼上有38辆悍马的前后车牌都贴上了“百年好合”字样, 挡住了车牌号。车队招摇过市, 无视交通信号灯的存在, 一路不停地长驱直入。婚礼总共花费超过了100万元。

另据调查显示, 山西富豪的买车心理就是攀比。在20世纪90年代, 山西煤矿老板, 只要有一个人买奔驰, 其他人便一拥而上, 同时跟着买奔驰。“你买啥车, 咱也买啥车”, 基本成了他们买车的一条原则。

第三, 张扬个人品味的心理。现在中国的豪车消费心理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就是越来越多地张扬个人生活品味的心理。成功的年轻富豪们, 追求一种豪华的生活, 他们想表现自己的生活品味和社会地位, 借以表现自己的成功和价值。个性张扬的运动型豪华车受到热捧, 法拉利、兰博基尼、玛莎拉蒂等更是倍受追捧。

豪华车主在这样的消费心理下, 是不会把消费税放在重要的决策地位的。

总之, 中国的豪车市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逆市强劲增长, 即使大幅度上调消费税税率, 也没有阻挡这种势头, 说明了中国豪车消费发展到了一个膨胀的时期, 在这潮流中, 消费税税率的调整显然不能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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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斌.税收制度与收入分配[J].税务研究, 2006 (8)

对中国消费水平 篇5

论文关健词：中国 信息化水平

论文摘要：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信乌化发展水平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也有极个别学者认为中国信息化已达到信.乌化发展的中级阶段。笔者认为，从全国来看，中国信.忽化发展水平处于初级阶段;从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大城市来看，其信.乌化水平已处于信,息化初级阶段与中级阶段的交叉地段;从西部地区和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来看，信息化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据此本文将中国信息化水平定义在初级阶段的水平线上，并从四个方面时其作了兵体的分析判断。

一、近来中国信息化水平测算概况

中国信息水平测算的研究与实测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6年3月至6月，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对1982年中国信息化进行了厕算。从此，中国信息化测算开始了新的征程.

从近20年来的文献看，中国学者对信息化的测算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是沿用波拉特法进行测算;二类是运用日本信息化指数法;三类是运用国际电联指标体系法;四是运用国际数据公司法;五是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法;六是运用联合国IPU法.在以上方法中，运用最多的是波拉特法和日本指数模型。根据有关文献统计分析，1986年至，以个人名义具体测算的次数大约为50次，以单位名义具体测算的次数大约为20^-30次。就方法看，除以上方法外，近几年来又有学者创立了不少新的测算方法，如综合信息产业力度法、信息化综合指数法等。就范围看，有测算全国的，有测算全省的，也有测算一个城市的(如苏州市)，还有测算某一非行政区域的(如京津地区、珠江三角洲).就重视程度而言，北京、上海、广州等明显重于其他地区，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明显高于广大农村地区。

二、中国信息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信息化指标体系是信息化水平测算与评价的重要依据。根据信息化理论，要测算和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程度或发展水平，除了选择一定测算方法外，还必须参照或建立一套既定的(或标准的)信息化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判断.这既是信息化水平测算与评价的一般规律，也是研究探讨信息化水平的必要的前提。

信息化指标及其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是近年来中国信息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科技促进发展中心的《中国信息经济初步分析研究报告》，到20国家统计信息中心的《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都十分重视并花不少篇幅去研讨信息化指标体系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卢太宏的《信息宏观测度的研究》、靖继鹏的《信息产业测度新方法:综合信息产业力度法》、陈禹的《知识经济的测度理论与方法》、贺坚的《中国信息化能力研究报告》、杨培芳的《我国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杨学山的《国民经济信息化水平测度方法初步研究》、钟义信的《信化水平测度的新方法》、梁宾的《企业信息化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数体系》及郑建明的《社会信息化进程测度案例及方法分析》等闭。这些研究成果对构建国家信息化指标，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何构建中国信息化指标体系?这是推进信息化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信息产业部和国家统计局等单位和有关学者的研究，笔者以为:构建中国国家信息化水平测算与评价的指标体系，既要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又要符合“应用主导、面向市场、网络共建、资源共享、技术创新、竞争开放”的信息化发展方针，还要与国家信息化体系6个要素相一致，同时也要兼顾能与国际信息化水平测算指标体系相衔接。具体原则体现为:一是符合并遵循国家信息化建设的二十四字方针;二是符合国情并适合国际间的比较;三是指标体系要讲求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四是指标体系要具有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导向性、规范性。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具体设置，一般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基础详细的统计指标体系，使之成为了解信息化情况的基础数据库;二是建立综合、概括性的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比较与分析。

从现有国家部委及部分科研院所对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的构建设置看，其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的重大不足是:设置指标太细、太多;有些指标显然不具有普遍性，拔高了信息化的平均水平。如有的将信息化指标体系设置为6大类，25个指标，有的将信息化指标体系设置为4大类30项指标，还有的甚至设置得更多等。这些研究就理论上讲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以中国实际情况看，则不一定适合。国际经验表明: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信息化指标体系，有助于把准信息化水平的真实状况，对制定正确的信息化方针政策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

笔者以为，根据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水平的不平衡性，信息化指标体系的设置宜粗不宜细，突出适用性、可操作性、可比较性，建议设置为5大类20项指标为宜:

每千人广播电视播出时间、人均带宽拥有量、人均电话通话次数、长途光缆长度、微波占有信道数、卫星站点、每百人拥有电话主线数、每千人有线电视台数、每百万人互联网用户数、每千人拥有计算机数、每百户拥有电视机数、网络资源数据库总容量、电子商务交易额、企业信息技术类固定投资占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信息产业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信息产业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全国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重、每千人中大学毕业生比重、信息指数等。这一指标体系，应该说是当前衡量和评价中国信息水平比较可行的参照系。

三、对中国信息化水平的基本判断

对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分析与测算是信息化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定量分析，能够从数量上揭示信息化发展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国家信息化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也有助于中国信息化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也有极个别学者认为中国信息化已达到信息化发展的中级阶段。笔者认为，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总体判断为:从全国来看，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处于初级阶段;从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大城市来看，其信息化水平已处于信息化初级阶段与中级阶段的交叉地段;从西部地区和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来看，信息化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将中国信息化水平定义在初级阶段的水平线上。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具体的分析判断。

(1)根据信息化经济阶段理论进行判断

根据信息化发展水平，可以将信息经济划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传统信息化经济阶段、次准信息化经济阶段、准信息化经济阶段、现代信息化经济阶段。在四个阶段中，各阶段具有其独自的特点，不同的特点决定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划分及特点见表1。

杨培芳等人根据主成分一费雷双边比较法及扩展信息化指数法，具体测算了中国与美国传统与现代信息指标总权数，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美国的现代信息指标所占比重要高出传统信息经济指标比重25个百分点，中国与美国相比，总体上中国仍处于次准信息化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而美国已处于准信息化经济阶段或开始进入现代信息经济阶段。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信息化水平处于次准信息化阶段，用通俗发展阶段理论来讲，就是处于信息化的初级阶段。

(2)根据波拉特法进行判断

波拉特法(又称GDP比重法或就业结构分析法)是国内常用的方法之一。据粗略统计，国内运用此法案例大约有10-20个。其优点在于:科学性较高、国际影响和国际通用性较强，测定结果具有国际可比性。所以，很多机构和不少学者都采用了这种方法测算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归纳起来，具有代表性的测算结果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谢康等人的测算结果川x1993年，谢康、程岩对中国及部分省市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1982年，中国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产值占GNP的比重为15.000，与1972年新西兰和1975年马来西亚的水平相当，比196。年的日本和1963年的英国分别要低14.5.14.8个百分点，比1958年的美国则要低27.7个百分点;1982年中国信息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8.8，比1958年美国、1960年日本、1975年法国、1971年英国要分别低33.2,12.2.23.3.28.2个百分点。这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还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与初级阶段还有一段距离。

另一种是杨学山等人的测算结果。杨学山等人在研究波拉特法过程中，将各国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占CiNP比重进行概括，得出了表3所示的一般规律:80年代初，中国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占GNP比重为15%,属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水平;90年代初，中国信息部门占GNP比重上升为25，只相当于80年代初新兴工业化国家起步时的水平，仍属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第三种是官方的测算结果.根据国家统计局等单位发布的数字表明，近来，中国信息产业年产值平均增长率保持在25%左右，近5年来则保持在30%以上.，电信产业总量达到4725亿元，年均增长3300;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实现工业.急产值1000。亿元，年均增长30;电子产品出口创汇551亿元，年均增长率3000;电子产品销售收入67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30。到年6月，全国电信运营业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u，信息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在10绒以上。笔者认为，考虑统计口径的差异，中国信息部门占GNP的比重应在30%左右。以此比重判断，中国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只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80年代初的水平，属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3)根据信息化指数法进行判断

信息化指数法是国内近年来常用的.又一重要方法之一，而且可以说这一方法应用得最多。据粗略估计，国内运用此法的案例至少在20^-30个之间。其优点在于:算法比较简单;统计资料易于获得;既可进行纵向比较，又可进行横向比较。在众多研究测算结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卢泰宏等人测算的结果1992年卢泰宏等人根据日本信息化指数法，测算出1985年中国的信息化指数为37.9.比1965年的EI、美、英、德、法要分别低62.1,204.1,79.1.66.1,72.1。这一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信息化水平远没达到发达国家五十年代的水平，处于五十年以前的水平(见表4)。

300另一种是马费成等人的测算结果1995年，马费成等人根据信息化指数法，对1990年中国信息化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为61.7，比1965年的日、美、德、法要分别低38.3,180.3.55.3,42.3,48.3a，钟义信等人对1995年中国信息化指数进行了侧算，结果为554.84，这一数字比1994年美国的信息化指数要低5704，但差不多达到了美国1972年前后的水平。与李晓东对1995年中国信息化指数进行测算，结果为554，与钟义信的测算结果比较接近(见表4和5)a(这两种不同数据是由于依据及数据不同造成的两个结果，但也可以进行比较.)

第三种是张守一等人的测算结果。1991年张守一和葛伟民、韩建新等人根据信息化指数法，对20中国信息化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为145.33，比1965年的美国、1973年的日本、英国、德国、法国，要分别低9776,64,66,65，这表明，年中国信息化水平也只相当美国50年代末期，日、英、法、德60年中后期的水平。另外，19李晓东等人根据信息化指数预测2000年中国信息化指数为533.2，按照这一结果，中国信息化水平可以达到美国1972年前后的水平，英、法、德等其他国家80年代初的水平。这两利测算比较的依据虽有不同，但通过比较则可以推出一致的结论:200。年中国信息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的水平(见表5和表6)

资料来源;1.马费成.信息经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86;2.韩建新.信息经济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219;3.宋玲.信息化水平测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38.186;4.葛伟民.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01一304.

(4)根据信息化能力进行判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在竞相发展和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济总量中，已有50写以上的增加值是由信息产业创造的，信息产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50%以上，信息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年，贺铿等人，在波拉特法、信息化指数法等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创设了一种信息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法。根据这种方法，贺铿等人对中国与世界28个国家的信息能力进行了分析比较，测算结果见表7。

对中国消费水平 篇6

中国游客国外“爆买”

近年来，国人每逢节假日便漂洋过海赴境外包括日本抢购，成为特殊的国际消费风景，“爆买”成为日本流行语并不奇怪。

在日媒眼中，中国人热衷于购买电饭锅、马桶盖，一个人还不止买一个；女士们除了资生堂、嘉娜宝等老牌化妆品外，对FANCL等自然系的品牌也情有独钟，买好后还要到朋友圈去“晒”……

事实上，出趟国门买些当地特产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中国的一些消费者一到了春节、国庆这样的长假就马不停蹄地飞赴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去采购各种商品。那么，这些游客买到的东西真的比国产商品要好很多吗？

之前有媒体报道，有游客费尽周折从日本扛回了天价大米。而这种大米，与中国著名大米产地盘锦生产的大米相比，盘锦大米最低零售价为一公斤12元，中国游客花1500元在日本只买了5公斤，如此算下来，日本是盘锦售价的25倍。

那么，日本的天价大米比盘锦大米好在哪里呢？盘锦华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广平表示，三年前，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松本正雄来我们单位考察，对公司种植生产的“一目惚”大米很感兴趣。于是他的太太按照日本的做法对“一目惚”大米试做试吃，并从多个方面对两种米进行了比较，用表格对比的方式记录下来。最后她得出结论：“一目惚”大米整体优于日本原产产品。非得到日本去买，完全没有必要。

国产商品信誉缺失

不可否认，尽管中国目前某些行业与国外相比，技术还需改善，但是在有些领域里，国产商品早已在国际上处于技术领先的地位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认为，很多中国人觉得只有瑞士的手表才是手表，尤其是上万元的名贵手表，只有瑞士造才是最好的，而实际上完全不是那样，中国的手表制造能力包括现在的设计水平，都已经排在了世界前列。

以同样被中国游客热捧的电饭煲为例，在有着40年从业经验的日本电饭煲专家看来，中日两国生产的电饭煲差别并不大。虽然中国在IH方面的发展晚于日本，但是中国在技术方面的发展比较快，现在基本上跟日本没有差别，达到同样的水平。

那么，面对质量相当，价格却只有几分之一的国产电饭煲等产品，中国消费者为什么非要大老远跑到日本去买贵的？

比如国人很喜欢从日本买马桶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影指出，据某个知名日本马桶盖生产商透露，除了由于两国的水质不同而做了一些很微小的调整之外，两国生产的产品是完全一样的。国人之所以什么都要从国外买，不仅是对某一项产品的不信任，更是对国内商业环境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投射到所有产品之上，就会造成大到电饭煲，小到创可贴、咳嗽水都要从国外去购买。

笔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很多从国外购买产品的消费者在使用之后发现，国内生产的产品质量并不比国外的差。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把消费者的信心留在国内。张影认为，首先，从商家和厂家来说，第一件事就是要苦练内功，把产品质量真正围绕消费者需求做好，另一方面，要提升产品的形象，产品形象好了，还要改变消费者的看法和信任程度；其次，对于整个国家和市場来说，更多的是要提升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这样一来，国人就会愿意在国内消费，甚至外国人也愿意到中国来消费。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好、很健全的市场，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让他们买到最合适、价值最高的商品。

“中国制造”应加强形象推广

据了解，2015年《中国制造2025》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中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第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将通过10年的努力，让中国制造进入全球制造业的第二方阵。

为此，有专家表示，中国的优秀生产企业除了埋头苦干，还要懂得推广营销。

也有很多钟情于国货的消费者告诉笔者，中国产品在世界平台上能走多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方位的概念性推广。利用形象推广的方式一方面提升价值一方面教化民众，让Made in China的所有厂商树立起品牌意识，让那些破坏品牌价值影响品牌推广的各种人群接受国人的唾骂、政府的惩罚、世界的抛弃。当你走到哪都能用到Made in China的产品时；当你购买Made in China的产品就好像在购买德国汽车时；当Made in Chi-na的产品也能有苹果的创新、索尼的精致、惠普的人性、海尔的售后服务时，国人将可振臂高呼：中国再次屹立在世界之巅！

笔者在随机采访中还发现，很多人也在呼吁中国制造的产品应当更多、更全面地进行推广。正是由于“酒好不怕巷子深”的观念，使得近年来中国在品牌形象推广上“吃了很大的亏”。其实，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帮助提高世界很多国家消费者生活质量和较少消费支出方面可谓功不可没。对许多国家的消费者而言，“中国制造”已经不可或缺，尤其是中国的空调、DVD、照相机、笔记本电脑等产品更是得到了全球消费者的青睐。

但遗憾的是，某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商品的认可度还存在一定误区。事实上，中国制造的产品品质与过去低端低价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国外消费者对于中国商品的认知程度还不够，因此通过在国外大众媒体上做广告，可以纠正外国消费者的这种认识偏差。

那么，在对外宣传方面，国外有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呢？

有业内人士认为，可以借鉴韩国那种通过政府的力量与企业进行整合，从而让本国的产品真正走出国门的做法。在这方面，美国、日本等国家都非常善于打造国家品牌，并因此得益不少。提到美国，人们马上想到航天科技、好莱坞电影、苹果产品等；提到日本，我们马上会想到汽车、电器、化妆品等。众所周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而要顺应这个潮流，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谋求一席之地，就必须擦亮“中国制造”这个招牌。对企业而言，有国家品牌作为依靠，可以更快地走上世界舞台，就像当年的日本制造一样。

国货也有自身气质

仔细看看游客千辛万苦扛回家的战利品，电脑、化妆品自不必说，是日本的传统优势产品，然而，电饭锅、马桶盖甚至是一袋普通的大米也要跨洋采买，说明了我国消费者存在着对国内市场不信任的心理。

难道国货的质量就如此不堪，国外的月亮就那么圆吗？有意思的是，备受追捧的日本电饭锅也好纸尿裤也好，很多都是中国制造出口，也是就是说，漂洋过海转一圈，又回到了中国消费者手里。再比方说日本的大米，就算用常识思考，我国有众多鱼米之乡，东北大米也是家喻户晓的优质稻米，而日本受国土所限产出来的稻米未必就比中国的好吃，甚至，未必是日本产出。

反观国货，“中国制造”早已充斥世界，不少产品不仅达标而且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往“高大上”了说有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国高铁，吸引了国外上千亿的订单，日常生活电器比如蓝月亮洗衣液，遍布家家户户的洗衣房。“中国制造”早已不是伪劣产品的代名词。其实没有人不愿意看到国货的崛起，有时网上会出现一些诸如“好评的国货合集”之类的贴，同样会引发网友们的热烈关注和分享。

彼岸花固然美好，眼前的景色却更应该珍惜呵护。国货距离世界级高质量、好口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但国货也需要我们呵护，希望广大消费者多多接受与支持国货，既省钱又爱国。

最近有一句流行语充斥着网络，叫做“主要看气质”。在此，我想说的是：国货也很有气质。

（责编 孙礼勇）

对中国消费水平 篇7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国内投资的绝对量在上涨,投资率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与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弱,而消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扩大内需也逐渐成为热点问题。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内出现了以有效需求不足为特点的经济放缓,经过屡次降低利率未能达到明显效果之后,政府转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以扩大总需求。政府支出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手段,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争论课题之一。

国内外有许多关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研究文献,国外研究的争论点主要是政府支出是挤入还是挤出私人消费。Bailey(1971)构建了一个有效消费函数,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政府支出与个人消费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Barro(1981)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政府的消费和服务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他认为,政府公共支出在短期内具有正的消费与产出效应,但在长期对消费和产出产生一定的挤出。Georgios(1994)对许多国家的私人消费和公共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消费增加提高了私人消费的边际效用,进而解释了政府规模越大的国家,私人储蓄率越低。Ho(2006)对23个OECD国家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总体上呈挤入效应。HafedhBouakez(2007)设定了一个简单的实际商业周期模型,使用美国的数据,利用极大似然方法估计,估计的结果表明,私人和公共消费之间存在强大的互补性。Juha Tervala(2009)对生产性政府支出是否对私人消费存在正效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当政府支出的生产性比较高的时候,政府支出平衡预算的增加会提高私人消费。Tommaso和Roberto(2010)分析政府支出对CPI实际汇率、贸易平衡以及私人消费的影响,得出:政府支出上升,导致CPI实际汇率的折旧和贸易平衡的赤字,以及私人消费的增加。Davide和Ricardo(2011)利用一组145个国家的1960至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的影响,得出结果: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国外研究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的文献很多,但很少考虑到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国内学者拓展了这一点。张治觉和吴定玉(2007)研究表明:从总体上分析,在大多数年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从结构上分析,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而政府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储德银和闫伟(2009)认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而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并不明显。洪涛和毛中根(2011)根据政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的增加值来对中国31个省市分组,研究结果显示,在比重增加值较低于的一组中,政府支出总额及结构对居民消费有挤入作用,而在比重增加值较高的一组中,基本建设支出和科学技术支出产生挤入效应,但政府支出总额是挤出居民消费的。李晓嘉和钟颖(2013)认为地方政府支出总量对居民消费支出产生挤入作用,而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蔡伟贤(2014)的研究结果显示,公共支出总体上是挤出居民消费的,但是用于科、教、文、卫事业的非生产性支出,无论是对城市居民消费还是农村居民消费,都有正的影响,而农业公共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显著挤入了农村居民消费,对城市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

综上,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得到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不同,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区域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导致政府支出在不同的地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发生变化,使得政府支出的政策效果在各地区存在偏差。并且,2013年6月出台的“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强调了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本文考虑到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和地区间的差异,将政府支出分为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探讨东、中、西三个区域中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

2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及检验

2.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文根据胡永钢和郭新强(2012)的研究,将政府支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投资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以及支农支出等;第二类是政府消费性支出,包括行政管理费和国防费等;第三类是政府服务性支出,包括文教科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以及抚恤和社会福利等。由于从2007年开始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本文将2007-2014年的三类政府支出归纳为:投资性支出由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环境保护等构成;消费性支出由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国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及交通运输费用等构成;服务性支出由文教科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及住房保障支出等构成。

本文采用的是1999-2014年的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并将31个省市分为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三个区域,选取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作为因变量,人均地方政府支出和个人可支配收入作为自变量,并且加入地区间差异因子(由各省市的铁路营业里程和公路里程占全国的里程的比例与各省市面积所占的比例之比,再取其对数)作为研究地区间差异的变量,这一变量用各地区间的交通运输情况来表示各地区间的差异。用1999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各名义变量,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然后再分别取对数作为模型的变量。所有的数据来自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2.2 模型形式设定及检验

本文采用了LLC、IPS、ADF、PP等方法来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面板数据的各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各截面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各变量是一阶单整序列。并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检验的统计量的P值小于0.05,说明各变量序列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的关系。为了避免估计结果与所模拟的经济现实偏离甚远,在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要设定模型的形式。本文采用协方差分析检验(F检验)来确定模型的形式是不变参数模型、变截距模型,还是变系数模型,再使用Hausman检验来确定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结果如表1所示。

注:括号内为F统计量的临界值和Hausman检验的P值,检验结果由Eviews6.0整理所得。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地方政府支出总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参考Arrow、Kurz(1967)和温娇秀(2007)的理论模型,建立政府支出总量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形式如下:

上式中的lnC表示人均居民消费的对数值,lnG表示人均政府支出的对数值,lnY表示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值,μit是随机误差项。

注:实证结果由Eviews6.0整理所得。

从表2可以看出,从199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具有明显的引致效应,东、中、西部地区,政府支出每增加1%,居民消费支出分别平均增加0.254%、0.2357%、0.2038%,由此可以看出,政府支出总量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呈现东、中、西部逐渐递减。

3.2 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根据检验结果,西部地区为随机效应变系数模型,其余的是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上式中的lnT表示投资性支出的对数值,lnX表示消费性支出的对数值,lnF表示服务性支出的对数值,dit表示地区间差异因子。

注:以上的“***”、“**”和“*”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内为标准差,实证结果由Eviews6.0整理所得。

投资性支出(lnT)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差异,从全国范围来看,投资性支出挤出居民消费,但效果不明显,东部地区则是显著的挤出效应,中、西部地区表现为微弱的挤入效应。消费性支出(lnX)对各地区的居民消费有微弱的挤出效应,西部地区的效果相对不明显。服务性支出(lnF)对各地区的居民消费有显著的引致作用,并且呈现东、中、西部依次递减趋势。地区间差异因子(dit)是描述各地区的交通运输的改变情况,从实证检验的结果来看,东部和中部的检验不显著,而对西部具有明显的挤入作用,即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变对东中部地区来说,不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变对居民的消费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1999年至2014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支出总量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引致效应,而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投资性支出对各地区的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在东部地区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有挤入作用;消费性支出对各地区的居民消费有微弱的挤出效应;服务性支出对各地区的居民消费都存在显著的引致效应,并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地区间差异因子(交通运输状况改变)对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有影响,对东中部地区影响不明显。据此,提出以下相应的政策建议:

其一,应提高东中部地区投资性支出的质量,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对投资性支出项目和资金进行严格的监管和审批,避免盲目投资而带来的重复建设,因而浪费投资支出;加强西部地区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要大力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带动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提高投资性支出的经济效益。其二,精简政府机构,削减行政支出,加大监督力度,健全政府的相应设备,提高行政效率,并且成立监察组织,用以监督行政人员的作风问题,减少贪污腐败现象和垄断现象,切实做到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其三,政府应该加强对“民生”这一方面的支出。提高中央财政支出中中西部地区的服务性支出占比,加大对义务教育工程的投入,这样不仅能提高当前消费倾向,还能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将来的资本边际效率。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住房保障的实施力度,改变居民的消费观念,提高居民的未来收入和当期消费。

参考文献

[1]Bailey,Martin J.National Income and the Price Level[M].McGraw-Hill,1971:187.

[2]Barro,R.J.Output Effects of Government Purchas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06):343-350.

[3]温娇秀.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基于非线性有效消费函数的经验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02):23-27.

新世纪广告对中国消费文化的影响 篇8

一、消费文化视角下的广告

消费文化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且在消费领域以一定的形式存在着。

(一) 消费品广告

消费品广告是商品物质层面的广告, 可以分为真实广告与虚假广告。真实的广告反映的是产品的本来面貌, 许多国家设置了有关广告真实性的法律, 以确保能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娃哈哈营养快线上印着“一瓶一分一砖一瓦为贫寒学子筑起温暖的宿舍”这句广告词, 赢得了消费者心的同时, 也引起了质疑:“营养快线的钱捐了没有, 捐到了哪里?”, 最终娃哈哈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 在人民大会堂开展了“筑巢行动”启动仪式, 娃哈哈带头预捐1000万, 为孩子们的校舍奉献爱心, 并建立了“筑巢活动”的官方网站, 消费者可以通过输入营养快线的背面密码获得到现场监督的机会。娃哈哈公司维护了这则广告的真实性。而虚假广告就是与产品实际不符, 夸大或虚假的进行宣传。

(二) 消费观念广告

消费观念的形成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关联, 随着中国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已经从最根本的生理需求, 向消费者的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着。广告要想抓住消费者的心, 就应该把广告与消费者现实生活中对精神上的需求, 如:社会地位、生活的热爱等相关联, 使消费者与广告产生共鸣, 让消费者忽略了价格, 注重了自己的感受, 从而促进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例如, Darry Ring真爱戒指凭身份证一生仅可以购买一枚, 这借助了消费者对真爱的渴求, 成功地抓住了消费者的心。

(三) 消费方式广告

消费式广告与以往单纯的介绍产品性能的广告不同, 是把产品放在模拟真实的消费环境中进行广告宣传, 比如消费者以什么样的身份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消费, 用以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要。

二、新世纪广告对中国消费文化的影响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历史性和变化性, 广告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渐渐的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文化。

(一) 对物质层面的影响

(1) 消费选择多样性。当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时代, 信息无时无刻地不在侵入人们的生活, 其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模式、消费观念、思维方式等。在商品多样化的今天, 消费者进行消费之前, 会在大脑中出现选择阶梯, 而广告则是让商品占据阶梯的必要前提,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广告提供了商品的各方面性能以供消费者参考, 让消费者有针对性地选择。

(2) 塑造消费品品牌。广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广告, 而是企业通过广告来塑造自己的品牌形象, 突出品牌个性, 提高市场占有率, 以博取更多消费者的喜爱, 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虽然企业品牌在消费者心中已经占有一定地位, 但是仍然需要进行适合的广告宣传来进行稳固品牌形象。例如潘婷的几版广告都是在表达一个主题:用潘婷拥有健康。

(3) 消费信息不对称。由于广告众多, 如电视广告、杂志广告、网络广告等, 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 即虚假信息层出不穷。电视购物频道的广告出现消费信息不对称现象, 夸大商品的性能, 对消费者产生诱骗。但是这种现象是无法消除的, 所以消费者要在够买前多斟酌。

(二) 对观念层面的影响

(1) 培养正确消费价值观。广告作为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存在, 消费者不能直接接触到商品, 所以广告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有引导作用。广告就是抓住消费者的感性诉求或理性诉求, 把品牌与消费者的需求连接起来, 达到共鸣, 对消费进行积极引导, 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观念。

(2) 消费话语强权化。碎片化的广告传播让消费者主动或被动的接收广告信息。广告往往是以传播时间短, 传播语短小精悍来给消费者以深刻印象。这就使广告传播具有强制性, 使消费话语强权化, 其最直接的就是对消费的心里产生影响, 循循善诱的引发消费者对商品的兴趣和购买行为。

(3) 消费观念符号化。消费观念属于消费文化的深层, 直接影响着消费行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更在乎的是生活品质, 所以更注重的是商品所代表的符号意义, 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如社会地位和身份象征等。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符合消费, 必然会导致消费观念的浮泛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三) 对制度方面的影响

(1) 引导科学的消费方式。现在中国的广告传播的关于安全的、可持续的信息等愈来愈多, 更加注重科学的消费方式, 即不局限于商品本身, 更多的是对好的生活方式的宣传。拒绝“高消费”, 在满足消费者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 要合理地进行消费。

(2) 消费方式虚幻化。广告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给消费者以视觉冲击, 给消费者提供了各种消费氛围, 使消费者向着虚荣、虚夸的生活方式发展。使消费者的虚荣心倍增, 更加注重商品的符号象征, 造成炫耀性消费, 从而导致消费方式虚幻化。消费者愈来愈追求广告所带来的消费观念, 更加追求高消费所带来的精神满足。

对中国消费水平 篇9

关键词：居民文化消费,经济增长,协整检验

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居民在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 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也在不断增加, 文化消费现已成为居民消费新的增长点。扩大居民文化消费, 不仅有利于改善人力资本、促进社会进步, 而且还可以拉动内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进而直接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扩大文化消费”, 要求将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内生动力。本文通过建立协整关系模型测度分析居民文化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揭示目前制约居民文化消费的因素, 提出扩大居民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居民文化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

1.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现选用居民文化消费额 (X) 反映中国居民文化消费总水平,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本项指标数据是根据人口数和居民家计调查资料中的居民人均娱乐文教用品及服务支出近似计算得到;选用国内生产总值 (Y) 反映经济增长水平。数据来源于1995—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样本期为1994—2010, 并按1990年不变价格对数据进行价格平减。

2.居民文化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检验居民文化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必须先对两变量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判断。根据平稳性检验原理, 采用ADF检验法得到检验结果 (见表1) 。

注:检验形式 (C, T, P) 中, C, T, P分别表示模型中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期数。滞后期的选择以SIC最小为准则。

由表1可知,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X、Y序列的ADF统计量值均大于临界值, 为非平稳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检验后, 其ADF值均小于临界值, 二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 则X~I (2) , Y~I (2) 。

居民文化消费是否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 可借助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进行判断。依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原理, 对X与Y的检验结果 (如表2所示) 。

由表2可知, 滞后期为1期, 在显著性水平为10%不能拒绝X不是Y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亦即居民文化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3.居民文化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分析。判断居民文化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可采用协整检验法进行判断。由上述单位根检验可知, X与Y均为二阶单整序列, 故可进行协整检验。

利用广义差分法对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文化消费额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估计, 得到方程:

上方程可以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统计检验和自相关性检验。现对其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选择滞后期p=1时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如表3所示) 。

由表3可知,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残差序列的ADF计算值小于临界值, 即残差平稳, 由此可知, X与Y存在协整关系即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回归方程表明, 居民文化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正向拉动作用, 居民文化消费每增加1亿元可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9.8295亿元。

二、扩大居民文化消费面临的制约因素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中国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不仅总额在不断增加, 而且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也在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目前扩大居民文化消费仍面临一些因素制约, 主要表现在:

1.居民收入水平低。文化消费的需求弹性较大, 只有在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时, 居民才有能力进行消费。随着经济发展, 中国居民收入水平虽然在不断提高, 但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一直偏低, 造成居民收入提高的速度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2001—2010年, 按可比价计算,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 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10.7%的年均增长水平;由于居民收入水平低抑制了其文化消费支出水平的迅速提高, 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年均分别仅增长7%、5%, 分别比相应收入增长速度低2.7个、2个百分点。

2.文化基础设施不健全。文化基础设施是居民文化消费得以实现的载体, 目前中国城乡文化设施建设还难以适应居民文化消费的需求。影剧院、图书馆、文化馆、群艺馆等文化设施总量少, 许多乡镇没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没有文化活动室;现有的文化基础设施也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 一些场馆不是破旧不堪就是被挪作他用;绝大多数农村不通有线电视或数字电视、不通网络。扩大居民文化消费, 必须健全文化基础设施。

3.文化产业发展滞后。文化产业部门提供的文化服务产品决定着人们文化消费的内容和行为。目前文化产品和服务不仅总体数量不足, 而且结构也不甚合理。许多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事业, 脱离市场, 没有针对多元化、多层次的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开发出不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造成大量同质的文化产品浪费, 文化产品创新性产品供给不足。

4.文化消费市场管理不完善。许多文化产品和服务 (如电影、文艺演出等) 定价虚高, 抑制了中低收入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新媒体、新文化业态 (如手机短信、移动无限增值服务等) 存在立法空白, 使得公民在文化消费中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盗版猖獗, 文化市场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三、扩大居民文化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要破除制约因素、扩大居民文化消费, 可采取如下对策:

1.增加居民收入, 提高居民文化消费能力。今后要适当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根据经济增长水平和物价上涨状况适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建立城乡统一和较为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低, 但潜力巨大, 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2.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居民文化消费环境。要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 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要鼓励和扶持文化企业以连锁方式加强基层和农村文化网点建设, 支持演艺团体深入基层和农村演出。

3.优化居民文化消费结构, 培育和扩大新的增长点。文化企业和事业单位要深入调研各类居民消费群体的不同需求, 提供居民喜闻乐见、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断开拓新的文化服务消费领域, 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促进居民文化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4.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要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 支持国有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进行股份制改造。要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重点发展图书报刊、电子音像制品、演出娱乐、影视剧、动漫游戏等产品市场, 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综合交易平台。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共同发展, 转变文化产业经济增长方式, 增强文化企业竞争力。

5.完善文化市场法规, 净化文化消费环境。加快文化市场的法规建设, 维护文化市场秩序。特别应加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维权力度, 严厉打击各种盗版行为, 完善涉及娱乐场所、音像出版业及演出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 切实保护居民享有的文化服务和消费的权利, 为文化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0) [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2]张美君.鼓励和引导大众文化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J].天津经济, 2011, (9) .

[3]颜鹏.陕西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现状及原因分析[J].中国市场, 2011, (32) .

对中国消费水平 篇10

在进入新常态后, 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外需增长疲软, 进出口增速低迷, 个别月份甚至负增长;投资特别是固定投资增幅下降十分巨大;而消费成为了唯一亮点。耐用品是指能够在多个连续的时期内提供效用的产品, 它同时具有资产和一般非耐用消费品的特性。与非耐用品的最大差别在于, 耐用品在初次购买之后能够持续使用。

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是我国支柱性产业之一。国内汽车工业整体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整车与零部件行业规模和体量持续扩大, 但增速有所放缓。在2014年全国汽车工业总产值为42324.24亿元, 较2013年 (39225.43亿元) 增长7.9%。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汽车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居民的汽车消费也日益普遍。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1. 数据收集

1978年改革开放, 我国经济进入发展的新局面, 汽车工业销量年年都有进步。数据来源为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汽车协会1997年~2014年历年《中国汽车工业年鉴》和国家统计局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种统计结果见表1中。

2. 模型的选择

因为汽车作为一种耐用品存在, 所以使用霍塔克、泰勒的消费品存量调整模型, 所以此时, 表示为:

这里, 为t时期的汽车预期保有量;为t时期的汽车平均售价;为t时期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随机干扰项。

经过调整变换可得:

此时, 是t时期的汽车销售量;和分别是t时期的汽车保有量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 汽车消费量不仅与当期价格和保有量相关, 也与滞后期的汽车销售价格和保有量相关。

3. 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方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四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变量之间能否建立回归方程, 需要验证其变量之间的协整性。

4. 协整关系检验

使用Johnansen协整检验检验多个变量间是否为协整, 通常, 也称谓JJ检验。

上述结果表明, 这四个特这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都表明存在两个协整向量。

5. 误差修正模型

Johnansen协整检验证明4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需要误差修正模型。得出汽车消费误差修正模型:

对于汽车消费函数模型, F统计量的概率为0.000, 即模型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 DW值也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 拟合优度较高。

带入使用耐用品的存量调整模型:

经计算得出中国汽车需求的价格弹性为8.59>>1。由此可见, 对于长期均衡的汽车市场, 汽车对于中国人来说依旧是奢侈品。收入、当年的汽车保有量对汽车消费有显著性影响, 而降价对增加汽车销量有着巨大作用。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从宏观角度定量分析了汽车价格、人均收入和汽车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利用中国1996年-2013年汽车消费的宏观数据, 引入消费品存量调整模型, 总的来讲比较符合消费函数理论。我国普遍存在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问题, 汽车消费又占了处房子外最大的消费, 因此提升国内汽车消费对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本文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汽车价格对居民汽车消费的影响, 根据这一结论, 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和本文宏观的消费函数的构建结果,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政府责任

国家指定的法规、政策都会影响汽车消费量, 或促进或抑制。如当前的汽车消费税, 现在对低排量汽车减免消费税, 就可以降低汽车的平均售价, 进而促进汽车的消费需求。

在今天城乡差距巨大, 广大东部沿海城市汽车拥堵现象严重, 部分已经赶超发达国家, 而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收入偏低, 且差距不断扩大。增加中西部收入是最好的办法。对中西部汽车行业进行补贴降低售价。

2.居民消费观念

消费者收入直接决定了消费能力, 消费者收入越高, 其产业消费结构越高。如今,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却远远赶不上GDP的增幅, 居民收入增幅的下降对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敏感性。此外收入差距的扩大, 预期支出的上升都制约居民消费的提升。此时, 政府着手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 扩大投入, 可以帮助居民适当的转变消费观念, 增加消费支出, 让他们有更多的生活消费意识, 可以提高居民整体消费水平。从而提升汽车消费的支出。

3.汽车消费对其他行业

对于汽车企业来说, 中国的汽车市场远远未达到饱和, 广大的中部、西部以及三线以下城市还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汽车在居民消费中依旧属于奢侈品, 因此生产出价廉质优的汽车产品是最好且最快的扩大企业规模的方式。

总之, 汽车消费需求的扩大, 以及社会内需的扩大需要社会各个力量的综合考虑。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2]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年鉴[Z].天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1997-2014.

[3]石琼, 吴群琪.影响私人轿车拥有的因素分析[J].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7 (2) :24-29.

[4]马新力, 袁莉.中国汽车市场及消费者行为研究[J].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4.14-15.

[5]陈立中.中国汽车产业需求估计, 供给分析和兼并重组福利效应模拟--基于BLP等模型和来自乘用车市场的例证[J].中国软科学, 2013.6.151-157.

对中国消费水平 篇11

然而，中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业务在发展的道路中出现了一些争议。部分社会观察员和学者提出的银行业暴利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而在较高利差保护的利润体制下，商业银行在业务转型和创新过程中仍对多项基础服务，特别是个人基础业务进行收费，引起外界热议。中国银监会在2012年3月至4月开展对银行收费的全面整治，提出“不准以贷转存，不准存贷挂钩，不准以贷收费，不准浮利分费，不准一浮到顶，不准借贷搭售，不准转嫁成本”的七不准方针，以求规范银行收费活动，使银行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目前，中国各商业银行将多元化经营、拓展非利息收入放在了重点发展战略位置。探讨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非利息收入概念和特点

非利息收入是指除利差收入之外的营业收入。银行的利润由营业利润和营业外净收入构成。在利润表中，营业收入主要分为五部分内容：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投资收入、汇兑收入和其他营业收入。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投资收入、汇兑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均属于非利息收入范畴。非利息收入与商业银行传统的由借贷关系带来的利息收入相比，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固定成本低，但边际成本高；需要良好且扎实的客户基础；非利息业务市场竞争空间较大；非利息业务种类繁多，风险管理工作繁重。

中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现状分析

1.非利息收入变化趋势

在2003至2011年间，国内众多商业银行对非利息业务给予了重视，积极投入人力物力等资源促进非利息业务的发展。从收入规模上看，非利息收入的绝对额在2003至2011年间有着显著的提升。2003年底，中国商业银行系统的非利息收入不足550亿元，到2011年底，非利息收入已经高达4,628亿元，短短八年时间，非利息收入额已经增长了近8倍。从收入占比上看，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总体向上，在2011年达到了历史高位21%。总体来说，非利息收入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占比上都有较为显著的提升，这对中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调整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非利息收入构成比例

非利息收入的四个部分在非利息收入中的构成比例如何，反映了银行在非利息业务中分散化的程度以及各部分对商业银行收益的贡献程度。

在2003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非利息收入约三分之一，随后该比例缓慢增长，直到2007年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出现下降拐点时，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依然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甚至超过非利息收入总额，此后虽未再出现手续费佣金收入超过非利息收入的情况，但其在非利息收入的比例一直保持80%以上的水平；从绝对额上看，2003年商业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187.15亿元，而按2011年全年数据统计，这个数值已上升至4,133.07亿元，比2003年增长了近21倍。

3. 外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高

选择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四大银行集团作为国外商业银行的代表与国内商业银行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2008年它出现了一个显著向下的拐点，非利息收入占比从53%骤降至39%，降幅超过35%，中国商业银行在2004至2011年表现出稳定且缓慢上升的趋势，即便在2007到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也不曾出现较大的波动。虽然国外非利息业务发展程度高，但相应的对非利息业务的风险管理能力却有待加强。而在金融危机后的三年（2009～2011年），国外商业银行呈现出相当稳定的态势，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在47%附近，国内商业银行则维持在20%的水平附近，稳中有升。

本文研究了中国15家商业银行2003至2011年共九年的数据，这其中包括了四大国有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十一家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

商业银行拓展非利息业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收入，提高盈利，最大化股东收益。如果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能够使银行总资产收益率有所增加，就认为非利息收入在此阶段有助于提高银行收益。另外，如果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对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的波动性呈正相关，则认为非利息收入的提高增加了银行风险，对银行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挑战。

非利息收入/营业收入的增加会引起总资产收益率的下降。平均来说，非利息收入/营业收入绝对值上升10%，会导致总资产收益率降低约0.022%，但非利息收入对银行收益的风险影响却不显著，之前所说的收入结构多样化或者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相互依存无法带来的分散化效应在中国数据中无法体现。对这个结论提出以下可能的解释：

（1）非利息收入结构单一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非利息收入比重逐年上升，2011年该比重已高达90%，风险规避要求投资组合分散化，但如此高比重的费用收入使非利息收入变成结构单一的收入来源，无从分散风险。

（2）非利息收入资费不合理导致资金流失

银行令人咋舌的高额净利润和服务费用引起社会高度关注。2003年，银行收费项目仅300多种，但如今《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列出的收费项目多达3000种，7年之间增加10倍。客户通过各银行之间的比较，将资金转到收费最低的银行，甚至将资金转移到非银行金融机构。

（3）非利息与利息业务相生而非替代

非利息业务相生而非替代的关系使得非利息业务无法明显产生风险分散化的作用，若客户对银行非利息业务高收费产生疑惑或不满，连带很可能会转移资金，降低存款，从而缩小贷款规模，致使银行利息业务受到影响。目前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是3.25%，贷款利率是6.15%，息差为2.90%，利息收入利润仍很高，加上银行对贷款客户财务状况和信用记录的严格把关，不良贷款率下降，利息业务收入稳定增加。非利息收入/营业收入的增加可能的情况不仅是非利息收入比利息收入更大幅度的增长，也有可能是非利息收入的微增或微减引起利息收入更大的减幅。（本刊专家孟建波系广东银监局巡视员、广州市政府参事 摄影/SMEIF记者林卓军）

政策建议

日本消费者金融及对中国的借鉴 篇12

日本消费者金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对中国民间消费金融的管理和监控具有借鉴作用。中国高利贷盛行已久,大部分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农村的消费性融资都是通过民间高利贷完成的,中国民间金融市场也存在着高利息,暴力讨债和负债者高自杀率等问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8月批准试行的消费金融试点公司只是以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融资为对象,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生产性融资和个人的消费性融资还得借助于高利贷。中国银监会对消费金融虽在资本准备金,最高上限金利,严禁暴力追讨等方面做了严格规定,但消费金融能否在中国持续发展,拉动内需,规范民间无序的高利贷市场,还有待观望。

本文考察了日本消费者金融的问题,规制改革后的现状,分析了对中国的借鉴。

一、日本消费者金融的问题

日本的消费者金融是指在营业所所在地财政局或都道府县政府取得营业执照的,提供个人消费性融资的小额贷款,或指贷款业界中以对个人无担保融资为主的贷款业界的业态。

二战后50年代末至60年代出现了日本信贩,三洋商事等对工薪阶层小额贷款的非银行融资公司。19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民间金融公司开始向一般消费者发行信用卡,70年代末美国等外国消费金融公司涌入日本,日本人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信贷业市场迅速发展。

日本民间的小额信贷业,最初因其贷款对象多以月薪族为主,而被称为“月薪者金融”,但80年代后期的过剩融资,高利贷,暴力追债等使其名声扫地,被贬称为“月薪者金融地狱”。信贷业界为改变世人的看法,再树小额信贷业界的形象,再加上一些家庭主妇和小规模私有企业主也开始利用“月薪者金融”,信贷业界开始积极推介“消费者金融”之称。二十世纪80年代末的“月薪者金融”乃至90年代初的“消费者金融”,使众多消费者受害,殃及举债者家人的问题不断发生,至今尚未解决。

据日本警察厅统计,消费者金融利用者中自杀者不断增多,即使不间断地还款,也无望还清债务的负债者,被迫四处举债,拆东墙补西墙,2007年多处举债者有200万人以上,最终因不堪多重债务重负而自杀者2006年为8000人。2005年仅查明的与5家最大的消费者金融公司有关的负债者自杀数为3649件,5家最大的消费者金融公司负债者死亡人数中自杀占25.5%。因无力还债而申请自我破产者不断增加,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为4万左右,而2002年上升至20万。2004、2005年的上升趋势有所减少,但整体依然高位。2006年8月,5家最大的消费者金融公司在内的10家公司,有融资时让借贷者加入生命保险,受益人填作消费者金融公司的现象,更有甚者在借贷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悄悄地办理其生命保险,一旦借贷者死亡保险金就直接落入消费者金融公司。2005年5家最大的消费者金融公司共领取了3万9880份保险金,其中来自自杀者的保险金,仅查明的就有3649份。

日本的消费者金融公司往往采取暴力追债的手段,给借债者和关联者造成莫大痛苦。

日本的消费者金融之所以能够存续,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金融体系,首先是一些需要临时借债的人无法取得低息贷款,而消费者金融公司却能在银行,证券公司,外资银行等享受低利率融资。银行业之所以惜贷是因其受不良债权问题所累,因而殃及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致使专向低工资和收入不太稳定阶层提供消费信贷的消费者金融公司在此期间迅速膨胀。1996年消费者金融公司有6615家,其中,中小公司为6574家,占99%。但贷款余额60%都集中在最大的7家消费者金融公司手中,因其利润颇丰,容易得到银行,外资系银行融资。

另外,日本《利率限制法》规定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出20%,违法者要受到民事处罚,但《利率限制法》之外还有《出资法》,按照《出资法》规定,只要借债者同意,年利率不超出29.2%就不算违法,因此,几乎所有消费者金融公司的年利率都超出29%。《利率限制法》和《出资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是消费者金融公司得以生存并牟取暴利的肥沃土壤。

日本还有合法的按日计息的贷款和电话担保融资,利率高达54.75%。除了在相关部门登记的合法的消费者金融公司外,还有非法经营的高利贷公司,高利贷公司的利率高达100%,甚至更高,有的贷款利率折合年利率高达1000%以上。

200 0年以后,有许多借债者开始向消费者金融公司索要多支付利息部分。但在清理债务过程中,发觉多家公司篡改原始记录,增写借债者的借贷金额,加重了借债者还本付息的负担。据查仅2003年一年CF J一家消费者金融公司就篡改800多份顾客资料,人为增加借债者负担2亿多日元。

多年来,日本的消费者金融业之所以问题累累,还应归咎于主管部门的原大藏省,既现金融厅的监管不力,主管部门一直致力于金融和证券业界的监督管理,而姑息了消费者金融业界。此外,消费者金融利用电视,报刊,大街小巷的广告牌等手段及名人效应等进行宣传,日本人传统消费观念发生转变,对超前消费的抵触变得越来越弱。

二、日本消费者金融规制改革后的现状

2006年12月的165次临时国会为解决日益严重的消费者金融问题,制定了《违法金融整治法(ヤミ金融対策法)》,同时金融厅发布了《金钱借贷业改正法(貸金業改正法)》,加强个人消费融资业界的管理制度,强化违法经营的惩罚力度,禁止暴力追债,严格个人消费信贷市场的准入制度,将资本准备金提高到5000万日元以上,严格限定在电视播放有关广告的次数和频率,禁止签订可能逼迫借债者自杀的生命保险契约,规定消费者金融公司向借债者融资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其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等。

决定逐步将《出资法》的最高借贷年利率29.2%统一为20%,取消“灰色地带”利息,取消按日计息的贷款和电话担保融资等特例,要求消费者金融公司返还借债者多付的超过《利率限制法》20%的利息部分。但《出资法》的最高借贷年利率29.2%依照法令在2010年6月18日才能最终下调至20%,也就是说“灰色地带”利息在法令上还要存续到2010年。

2007年日本内阁为解决多重债务问题设置了多重债务者对策本部,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500多家咨询窗口,设置个人消费小额信贷机构,强化金融经济教育既从学校阶段开始向学生们讲解借高利贷的严重后果,严厉打击非法高利贷,提醒人们利用消费者金融时要谨慎,为资金短缺者提供信息咨询等。

为改善多重债务问题对策本部在2007年4月至2009年6月共召开14次会议,自2007年起每年在全国实施「全国规模多重债务者咨询周」、「多重债务者咨询强化活动」,而2009年的「多重债务者咨询强化活动2009」从9月1日持续到12月31日。这既证明了政府整治个人消费贷款业界的决心,同时也意味着多重债务问题至今尚未解决。

随着“灰色地带”收入的表面化,政府加强了最高借贷利率的管理,严令禁止暴力追讨债务,使得许多消费者金融公司提高了对借债者审核标准,结果许多中间规模的消费者金融公司相继倒闭,实力较强的大公司和较精悍的小公司保留下来。导致消费者金融受害者因此而无法讨回多付的利息部分,同时容易使缺少资金的人因借贷无门而染指非法高利贷。

三、日本消费者金融对中国消费金融启示

日本的消费者金融虽然存在很多弊端,但活用了民间资本,为急需钱的低收入消费者提供了方便。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试行市场经济之后,高利贷开始复活,大部分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农村的消费性融资主要依靠民间金融。正常的民间金融缓解了个人生活消费急需。但中国民间融资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地位,民间借贷通常被称作“地下金融”、“灰色金融”,一直处于无序状态,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在逐利性的驱动下,中国民间金融市场也存在着高利息,暴力讨债和负债者高自杀率等问题,严重影响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中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及教训,给民间金融一个正确的定位,使其合法化,公开化,将其纳入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范围,对其运行、风险管理等实施严格的监控。开辟多种投、融资渠道,使民间存在的大量的闲散资金有多种投资渠道,同时使难于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个人及时获得资金。

中国银监会2009年8月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成都四地成立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目的是“更多地为未充分享受到金融服务的大众和低端消费者提供便利服务”,规定主要出资人必须是有五年消费信贷经验的金融机构,资本金至少要600亿元,最近两年盈利。并参照日本等国的教训,规定不能用威胁、恐吓的办法收账,贷款额不超过贷款人月收入的5倍,利率不能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等。

消费金融公司为小客户提供无担保的、灵活、便捷的服务,推进了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工具。但对出资人和资本金作了严格规定,只有一些符合规定的金融机构才能进入。消费金融公司主要面对的是低收入人群,是消费性而不是生产投资性贷款,很零碎,没有抵押又要快速发放,同时还不能用威胁、恐吓的办法收账,这样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风险会很大、成本会很高。

中国消费金融公司成立的宗旨是保持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但是过度宣传超前消费,加大消费信贷额度的话,也会导致个人负债过多,金融公司不良债权增大等,消费信贷最终还应以收入为基础。日本在有了十几年的惨痛经历的教训之后,最终还是在提醒年轻人轻易借贷的严重后果,提倡缩小信贷规模,加大储蓄力度。

摘要：日本消费者金融,亦即高利贷,在上个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曾出现高利息、暴力讨债、多起负债者自杀等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21世纪初,日本政府开始完善相关法律,加强监督管理,使其趋于规范化。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自上世纪90年代初高利贷也开始盛行,同样存在高利息、暴力讨债和负债者自杀等问题。本文分析了日本高利贷问题的现状及对中国的借鉴,指出民间借贷的正当化和法律化、加大管理力度和增加金融工具的迫切性与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