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发展理论（精选12篇）
语言发展理论 篇1
摘要：语言观是关于语言的认识, 语言观决定着语言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 语言习得和语言测试是语言观的直接反映与具体体现。反过来, 语言测试也能为研究语言的本质提供实证。通过介绍语言学发展史上主要语言观的演变, 及其在不同语言观背景影响下的语言测试理论的发展, 希望对语言习得和语言测试有所借鉴。
关键词：语言观,语言习得,语言测试,语言能力,语言习得
语言观就是关于语言的认识, 由于语言学家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语言的认识与理解不同, 因而形成了不同阶段所特有的语言观。每一阶段的语言观是当时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基础, 语言习得和语言测试则是语言观的直接反映与具体体现。本文通过介绍语言测试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特点, 探究语言测试理论背后的语言观背景, 从而进一步加深理解语言学理论发展对语言测试这一新的学科理论的指导作用。
一、科学前语言测试阶段与语言观背景
语言学界普遍把20世纪40年代前的语言测试称为科学前语言测试阶段, 在这个阶段, 语言测试随着语言教学的发展应运而生, 虽然当时的语言学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还没有形成指导语言教学和测试的系统理论, 因而不能给这个阶段的语言教学与语言测试提供理论依据。从语言观方面来看, 这个阶段的语言观不是自觉的, 而是把语言当成一门知识, 主要围绕语音、词汇、语法等展开教学和测试, 在内容上侧重于语言知识, 在形式上以传统的主观性测试为主。把语言看成是一套知识, 是这一时期语言教学和测试语言观的内涵。
二、 心理计量——结构主义语言测试阶段与语言观背景
20 世纪40 年代至70年代, 人们逐步意识到, 关于语言规则知识的学习与真正的语言学习是不同的, 学了前者不等于学到后者。于是有人提出, 教语言, 教的应该是“语言”, 不应该是“关于语言”。鉴于此, 以美国语言学家Bloomfield 、Fries、 Lado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首先对语言的形式系统做了客观的、科学的分析。该学派认为语言是一套形式结构, 一套符号系统。语言具有可分解性, 可将语言分为听、说、读、写等技能, 教学与测试都围绕语言技能展开。到这个阶段, 语言教学与语言测试基本走上了科学化道路。同时, 由于受当时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 并在吸取心理学领域的心理测量学的科学方法基础上, 最终形成了心理计量——结构主义语言测试阶段。这一阶段的教学和测试语言观可概括为:语言是一套形式系统。所学的和所考的就是操作这套形式的技能。该阶段语言测试主要受以下语言观影响:
(一) 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 谈到结构主义语言学, 不能不谈到著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Saussure) , 现在, 语言学界普遍认为, 索绪尔是20世纪上半期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他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他的学说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 对20世纪各个语言学流派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他首先提出了语言学中的符号学理论, 他说:“语言首先是一个符号系统, 所以我们必须求助于符号科学……。”语言符号是语言学的基础和出发点是索绪尔符号学的主要观点。在他看来, 要想深入地研究语言学, 就必须首先对符号学进行深入研究。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 并为心理测量——结构主义语言测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
(二) 布拉格学派的结构—功能语言观。 布拉格学派是继索绪尔之后出现的三派结构主义语言学之一, 也是被语言学界公认的继索绪尔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他们的观点是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结合, 即结构-功能语言观。布拉格学派继承并发展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系统的观点, 并提出, 语言系统中的任何成分都不能孤立地去研究, 要正确评价一个语言成分, 就必须明确它与其他共存的成分之间的关系。该学派的功能语言观, 是把语言看成是完成语言社团赋予其基本职责的工具, 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功能。他们还提出, 语言不是一个绝对统一的、封闭的系统, 而是一个开放的、不完全平衡的系统, 由许多相互依存的次系统构成。布拉格学派的结构—功能语言观对之后的语言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 (Halliday) 曾说:“布拉格学派曾影响到美国语言学的每一项重要发展”, 对该学派的语言观给予了高度肯定。
(三) 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语言观。 布龙菲尔德 (Bloomfield) 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 他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派, 并培养了一代语言学家。他发展了美国语言学家博厄斯的语言学理论, 并受到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 提出了用刺激——反应论来解释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20世纪40年代美国外语教学方面的听说法, 就是以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 在结构主义的指导下产生的。它采用大量的、机械的句型操练, 体现了刺激——反应的原则, 在当时被广泛地应用于语言教学,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结构主义语言观为心理计量——结构主义语言测试尤其是分立式测试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交际语言测试阶段与语言观背景
人们对语言的认识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 首先, 在彻底否定行为主义语言理论的基础上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 (Chomsky) 创建了转换生成语法, 并提出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两个概念。与之前的语言技能概念相比, 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能力过于抽象, 人们交往时还涉及到许多超出语言能力的能力。鉴于此, 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 (Hymes) 提出了交际能力的概念, 并指出, 语言的运用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因素, 认为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随后提出了“语言功能学说”, 即同一句话, 在不同的场合下, 会有各种不同的意思, 同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至此, 人们对语言能力的认识扩大了, 认识到语言的使用是一个动态的交际过程。20 世纪80 年代初, Canale &Swain 提出交际能力理论, 该理论包括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 对80年代的语言测试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90 年代, 贝克曼 (Bachman) 将语言交际能力进一步发展, 创造了新的语言交际模式, 即把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的场景特征结合起来, 创造并解释意义。Bachman交际语言模式的提出对语言测试产生了深刻影响, 他提出的交际语言测试模式被称为语言测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他提出了语言测试的“真实性程度” (degree of authenticity ) 问题, 并把它作为开发、评价一项测试的标准。这一标准对我们开发、评价某项考试发挥了重要作用。交际语言测试主要受以下语言观影响:
(一) 乔姆斯基的天赋官能语言观。 20 世纪50 年代,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经过长期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创建了生成语言学派。转换生成语法 (简称TG) 学说的出现, 猛烈地冲击了当时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刺激——反应论。乔姆斯基通过把语言放到人类心智的背景中进行考察, 从而认为语言是天赋的、具有生物学基础, 总结提出了“语言习得机制”假说,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普遍语法”的概念。通过语言习得机制, 普遍语法得以内化并成为理解和产生语言的语言学能力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讲乔姆斯基的语言观通过揭示人脑的实质和人类知识到底是怎样获得的, 从而实现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
(二) 海姆斯的“交际能力”观。 首先提出包括“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交际能力”概念的是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 他认为语言交际能力不但包括语法能力, 还包括其他能力, 语言的使用也涉及很多社会文化因素。他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概念提出了异议, 把乔氏的语言能力范围扩大到四个方面:语言形式的正确输出、语句运用的切实可行、语言表达的得体周全和交际目的顺利实现 。海姆斯的交际理论自提出后就产生了重要影响, 至今仍是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在语言测试的研发过程中, 专家学者们也一直在致力于探索怎样在非真实语言环境中更好地测出被试的交际能力。
(三) 韩礼德的“语言功能”观。 20世纪60年代起, 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在吸收前人观点的基础上, 建立和发展了当代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法。韩礼德受弗斯的影响, 进一步发展了“语言环境” (context of situation) 学说, 从社会学角度去研究语言, 提出了语言学中的社会符号学;并重新规定了“系统“ (system) 的意义, 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模式, 准确定义了术语的含义及各种关系。韩礼德认为, 要从“功能”角度来研究语言, 即语言是在完成其功能中不断演变的, 其社会功能一定会影响到语言本身的特性。并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提出成人语言的三种宏观功能: 概念功能 (ideational function) , 交际功能 (interpersonal function) , 以及语篇功能 (textual function) 。他指出, 要借助社会学理论来观察语言的使用, 因为语言是文化传播和社会变化中的重要因素, 社会又从各方面影响着语言。
(四) 贝克曼的交际语言能力观。 1990年, 基于Canale的交际理论框架, 美国应用语言学家贝克曼提出了一个新的交际语言能力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模型, 即CLA模型。他的观点是:语言能力就是把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的场景特征结合起来, 创造并解释意义的能力。这实际上指的就是语言交际能力, 它由语言能力、策略能力和心理、生理机制三部分组成。按照这种模型开发的交际语言测试模式一方面注重考虑被试的语言知识, 另一方面注重考虑被试在有意义的语境中能否恰当得体地使用这种语言的能力, 从而摆脱了分立式测试试图对综合性的语言行为作分类式的归纳以及综合性测试目的不明及题目之间相互依赖等方面的明显不足。该测试模型90年代在英美测试界影响广泛, 被认为是“语言测试史上的里程碑”。
四、结语
本文主要讨论了语言观的演变与语言测试理论发展的关系问题, 通过语言测试发展三个阶段的介绍及语言观背景的分析, 可以看出, 语言观的演变为语言测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语言测试的发展也体现了语言观的变迁。可以相信, 随着语言学的发展, 语言测试学的学科领域也将不断扩展, 并进一步朝科学化、专业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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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发展理论 篇2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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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声乐理论语言和教学语言的关系 篇3
2003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声乐理论研究与教学经验交流学术研讨会”和2004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国际研讨会”这两个高层面、超前沿的声乐论坛上传递了这样的信息：面对声乐表演艺术理论研究长期滞后。科学的、理论的音乐教育学在中国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现状，为了提倡学科理论的规范化与科学化，声乐工作者必须要超越经验化层面，进行声乐表演艺术理论的科学研究，解决声乐表达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在声乐语言范畴中，关于声乐理论语言和声乐教学语言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关于二者辨证关系的研究却不多，本人在此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得到同行专家的指正。
一、声乐的理论语言
在声乐语言范畴中，声乐理论语言即区别于以唱词语言形式出现的歌唱语言，又区别于歌唱教学实践中所使用的声乐教学语言。“声乐的理论语言是人们用于研究、讨论、交流声乐事物的信息载体工具，沿用的是口头和书面语言表达形式。”[1]
人类在不同专业学科领域及理论研究范畴内，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专业词汇、语汇，并依据特定学科的理论逻辑结构关系构建起了学科理论体系。而任何需要进行特定学术领域专门话题交流、探讨的人，都必须对等地拥有相应的专业学科理论知识，必须真正地熟知和明了相关专业词语概念的真实语言含义，才能确保思想语言交流活动的正常开展。不仅如此，在一些特殊专业学科领域中，交流双方甚至还必须同样熟悉某些非自然语言形态的思维交流、表达，就象数学家常常需要以数学公式来交流看法，化学家常常用反应式来发表意见，而音乐家则需要以音符来交流情感一样。声乐理论语言拥有自身的语言特色和表述风格：它在声乐学科理论架构下拥有鲜明的专业学科特点，谈论的话题总是围绕声乐理论、实践命题，阐述的是学科理论知识，揭示的是学科科学规律，而实际涉及的理论概念同样拥有明确的学科倾向和专属学术内涵。由于声乐学科的特殊性，声乐理论语言有着其自身的语言特色和表述风格，拥有只属于本专业的专有词语，其语义概念内涵不仅区别于日常生活语言，甚至不为其他学科理论语言所等同。如在声乐理论中，“气息”的概念不是日常生活中对气息的理解，而是指由歌唱呼吸器官生理运动加以控制的，在呼、吸气流作用下用于控制歌唱发声活动的那部分气息。它还包括歌唱者对歌唱发声时所采用的控气方式、状态的理解，如气的深、浅、僵、浮等等，说的都是气息操作方式和发声呼吸运动状态。所有这些，都已明显超越了生活常识和自然科学理论对“气息”的理解。以声乐理论语言形式出现的“气息”及相关联的词语，几乎永远都只能属于特定的声乐理论范畴。在声乐理论语言中，这些具有鲜明专业特点的词语，就是在声乐学科中经常为人们提及的与声乐学科知识、理论、技能密切关联的声乐理论术语。它不仅具有声乐学科严格限定的语言概念含义，还具有同样严格的使用规范。这一点并不因其被用于书面表述，还是被用于口头表达而有所改变。
二、声乐的教学语言及其与声乐理论语言的关系
声乐教学语言，是长期声乐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和概括。这个过程是人类对声乐认识由简单到复杂，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声乐是感觉的艺术，声乐界也都把歌唱发声的方法以“感觉”的方式来传授。声乐的理论语言也离不开感觉如“打开喉咙、声音位置、集中、声音的穿透力、声音的共鸣……”[1]等等。西方早在18世纪“他们就发明了一套发声指导的日益扩大的行话，这些行话至今在声乐教师中仍然坚持采用着。诸如“通过面罩唱歌”、“打开喉咙唱”…… 等等。但是学生对这些声乐语言的理解和感知，又必须在教师的教学语言表述和教学示范、指导下，才能对声乐艺术这门学科有一个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技能技巧训练。所以声乐教学语言是声乐教师对声乐理论语言的表述和示范。这些特定的语言涉及面较广，包含了声乐学、音响学、生理解剖学、美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等多学科的有关知识。正因为声乐教学是以感觉的方式来传授，而感觉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声乐教师对声乐理论语言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因此造成在同样理论框架下，形色各异的对声乐理论的表述，有的表达甚至背离了声乐理论语言的初衷。如声乐术语“打开喉咙”：歌唱中腔体要充分打开。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基本常识。但是在教学中“常常发现由于对‘打开喉咙的方法存在模糊认识和错误的理解，造成了盲目撑大喉咙，甚至连‘声门也‘打开了，从而形成‘空洞型喉音。”[3]使声音音色粗糙、暗淡无光，并且伴有漏气的声音。关于此类现象，我国著名的声乐教授周荫昌在2000年也说过“在声乐艺术已经达到日臻完美、无懈无暇地步的今天，声乐教学上却还存在许多不确切、不稳定、无法科学控制、精当传授的因数，在沿袭了几百年、以其先进性、优越性、有效性宣昭于世的教学体系中，还潜在着许多似是而非、令人困惑的盲点和误区。”[4]“教学中对许多关键性的重要问题的表述，只能采用借喻性的、象征性的，甚至主观色彩极强，只有自己知道而别人很难确切理解的、含混不清的语言”[5]。这是我国声乐教育目前仍然停留在经验传授层面上而形成的现象。所以在声乐理论语言体系已经日臻规范化的今天，声乐教师的教学语言要在理论语言的体系框架下，超越经验化层面，准确、科学地把握声乐教学语言的特性。
三、科学地进行声乐教学的言语活动
1、用准确的、科学的声乐理论语言，树立正确的声音概念
在声乐教学中，歌唱技术历来为大家所高度重视。但是，声音概念是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比歌唱技术还要重要的问题。因为一旦声音概念有误区，那么声乐教学就会走弯路，事倍功半，严重者还会导致声带病变。而学生声音概念的形成和教学中对声乐语言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声乐演唱中的声音概念就是对歌唱声音属性的概念性认识。表达这些概念的形式是具体的声音形象，如符合某种审美规范的具有某种特定的音色、音强、音高、时值的声音。这种声音都是在歌唱者意识的支配下产生的，都和一定的歌唱思维密切联系着，这个思维的核心就是声音概念。在声乐演唱领域，声音概念和调节各发声器官以及各器官的状态、发声的共鸣位置等有着直接的密切
联系，甚至声音概念有时可以用发声器官的机能状态来替代表示，比如面罩共鸣、脑后音等，都是既和声音概念有关，又和发声器官状态有关的声乐歌唱术语。声音概念是歌唱中的主导，一切技术手段都是为声音概念服务的。但是声音概念并不是先天生成的，而是经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的。这种学习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培养活动，教师按既定的标准，通过不断的纠正“错误”和强化“正确”，使学生逐步树立起正确的声音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有关声音概念理论术语的论述一定要准确。如声音以统一、圆润、连贯为美、声音要柔和、明亮、浑厚，声音不可虚、假、抖、晃、挤等等有关歌唱声音概念的表述，还有要对有关形成声音概念的方法的理论术语的表述一定要科学如“头腔共鸣、打开喉咙、管道、关闭……”等等。以声乐术语“关闭”为例：关闭一词是从英文Close翻过来的，Close相对的意思就是Open(开放)，就是说，“中声区的声音要‘开着唱比较敞亮，到了高声区再这么唱就是喊了，于是进了高音区用换声的办法把声音‘拢住或‘遮盖住，这才是‘关闭一词的真正含义。”[6]只有对这一声音概念有了正确的认识，才不会在教学语言中把它理解为把声音关住或闭住，更不是憋住。因此，在声乐学习过程中，首先要运用符合声乐学科的准确的、科学的声乐理论语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声音概念。
2、在声乐科学方法体系下，用相对的、形象的语言进行技能技巧的训练
歌唱能力是属于人的一种特殊能力，亦即我们所说的“技能”。众所周知“熟能生巧”是技能训练形成的过程，声乐演唱技能的培养亦是如此。由于歌唱器官始终为肌肤所包藏，学习者对歌唱发声生理运动状态缺乏直观性，因此歌唱教学更多地依赖歌唱感觉体验来控制和帮助歌唱生理机能的运动。从歌唱机理方面来讲，嗓音歌唱声响并不是歌唱者能够直接予以控制的事物。嗓音歌唱声响的控制，都是在人的大脑中枢思维意识活动主宰下，依靠肌体歌唱器官以及与歌唱活动有关的诸多机体组织如肌肉、韧带、关节、黏膜、脏器等等生理运动的帮助，方能予以实现。人们对嗓音声响的控制，始终是人的肌体组织操纵歌唱发声方式、状态的生理运动变化，导致肌体歌唱呼吸、发声、共鸣、读字方式、状态的改变，并伴随歌唱审美创造时间流程的演变，使嗓音歌唱产生种种复杂变化的客观结果。这个嗓音控制过程即歌唱过程经过数百年的摸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科学的教学体系。
也正是因为如此教师在歌唱教学中更为关注歌唱者的身体机能运动和技能技巧控制技术，并出于训练效果的考虑常常针对学生的具体歌唱状况，运用一些相对的、形象的，远不如声乐理论学术语言那么严谨的语言措辞及言语表达、阐述方式，向学生发布各种歌唱训练操作技术指令，进行技能技巧的训练。如我国著名的声乐教育理论家沈湘教授的基音训练最重要的方法——“落”：“一起音就要张开大嘴，贴着咽壁看着‘嗓子眼儿(胸口第二纽扣的位置)往下吸着唱，往后往下‘看，一直‘看到横膈膜，让声音落下来，落在喉底的胸口上。”[7]又如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郭祥义解释“保持吸气状态歌唱”方法时，就举了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例子“如果我们拿一个充了气的小气球，放在上下掌之间，并上下同时向气球施加压力，慢慢的气球会变得越来越扁起来，气球周围也就会自然的向外鼓起来，这就是‘向外扩张的状态”。[8]还有许多如“吸气象闻花香一样”、“打呵欠”……等等。在声乐教学中采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比用单纯技术性的阐述，更容易使学生打开思路，找到感觉，从而挖掘学生的内在潜力，赋予更多的学习活力，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但是不论我们如何使用形象性的比喻来形容歌唱技能训练中的感觉，都不能背离了声乐理论语言所表达的科学的发声体系。
3、避免使用容易造成误会的感觉提示语
歌唱训练的感觉提示几乎涉及到了人的所有肌体感觉类型。有与歌唱生理机能运动相关联的，有与歌唱技术动作相关联的，有与歌唱技术操作心理感受体验相关联的，有与作品思想感情相关联的，还有为适应作品风格对声音品质要求相关联的感觉提示等等。在所有诸如此类的歌唱感觉提示语中，以单一感官刺激为对象的歌唱的感觉提示较容易为歌唱者所接受和掌握：而需要以两种以上感官才能接受的感觉刺激类型所形成的歌唱感觉及其提示在认识、理解、感悟上则相对困难一些：最难理解的就是那些依赖想象、联想形成的歌唱联觉及其体验。由于歌唱联觉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缺乏直观性，而且联觉的主观成分作用较大，所以把握起来很困难。歌唱联觉类型教学提示语的感觉提示如果运用不当在教学实践中常常会造成理解、认识和运用方面的误会，并由此导致相应错误的产生或引发操作控制的混乱。如歌唱中“颤音”(俗语称之为“抖”)是声音的微微颤动，它是在歌唱腔体充分松开，使声音在充气的空腔中共振的结果。有许多人教学中常常用它的“抖”的感觉来形容“颤音”的发声方法，致使学习者在练习发音时，故意抖动咽肌，或摆动舌部以造成颤声，结果只能养成一种毫无价值的发抖的习惯。因此，对歌唱感觉提示语的使用不能过分，避免过于悬乎和过于个性化的感觉提示语，尤其是不宜夸大感觉提示对歌唱教学的指导作用，以免误导学生或引起他人思想观念的混乱，最终贻害大方。
语言发展理论 篇4
“学习要从娃娃抓起”,学前儿童的教育是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而语言是与外界沟通的桥梁。要想做好学前儿童的教育工作,必须从学前儿童的语言教育做起,掌握语言发展的三个主要理论,并对这些理论对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影响方式和作用方式做出准确的分析,关注儿童学前教育。
二、语言发展理论
1.环境影响论及其对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影响
(1)环境影响论
环境影响论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理论提出者认为,环境是影响学前儿童语言习惯、语言表达方式和语言理解方式的主要方面。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奥尔波特,他认为,儿童学习语言主要是机械的、单一的模仿,而不具备创造性,支持这一理论的是怀特.赫斯特,他的观点是虽然儿童学习语言不是对语言的简单模仿,但也是对大人语言表达方式的选择模仿,其本身不具备语言表达能力。关于此观点的另一支持者是斯金纳,他认为语言是一系列刺激反应的集合,环境影响对语言刺激起加强的作用。
(2)环境影响论对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影响
首先,因为环境影响论认为,环境是影响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第一要素。因而,在环境影响论下,必须为学前儿童营造良好和合适的语言环境。比如狼孩和人工野孩就无法获得相应的语言环境,从而无法习得语言。其次,学前儿童看护者要注意对其提供正确的语言使用方式,注意尽量使用标准化语言,而不是方言或过于超常的口语。那样会给儿童的语言学习带来不好的后果。最后,要对语言学习中有进步的儿童予以适当的鼓励,研究表明,常受鼓励的儿童比一般儿童有更好的语言学习后果。
2.先天决定论及其对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影响
(1)先天决定论
先天语言能力学说最早由乔姆斯基提出,他认为,人类个体天生拥有学习语言、使用语言并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人类的语言能力是天生的而不是习得的,人一旦有了深层次的思想,他们自然会把内心深处的表达需求结合本身就知道的语法规则,转化成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别人了解他们的思想。
(2)先天决定论对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影响
第一,先天决定的出现表明了儿童语言发展具有一定的自然规律,教学者要遵循这样的规律,顺应儿童语言发展的天性,并合理施教。第二,语言教学者在针对语言不太敏感的儿童时,应当相信人类天生的语言习得能力和表达能力,相信并帮助他们学习好语言。第三,儿童自身学习时不要太依赖他人。
3.环境和主体相互作用论及其对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影响
(1)环境和主体相互作用论
环境和主体相互作用论由皮亚杰和维果茨基提出,他们认为,环境是和主体相互作用的,在这其中,儿童首先是语言的表达主体,儿童本身对接受的语言教学和日常表达影响进行思考、加工并整合成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同时,外界对儿童个体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儿童身边的父母、兄弟、同学、教师等角色对儿童习得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哈利迪认为,儿童在一边学习语言的同时一边通过语言进行学习,两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2)环境和主体相互作用论对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影响
儿童语言教学中,首先应尊重学生作文语言表达主体的个性化表达方式和学习方式。周边教导者在对学前儿童语言教学时,必须尊重儿童作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尊重儿童本身的同时对他们的语言行为进行正确的方向性引导,并增加语言学习的兴趣点,加强他们交流和表达的机会。
总结
在学前儿童的语言教学中,先天性因素和环境都对儿童这一语言表达主体起着较为中重要的作用。首先,作为语言表达主体,学前儿童自身对其语言习得结果有主要的吸收和转化作用。其次,学前儿童的先天语法体系对学前儿童的语言学习有一定的影响。最后,儿童的语言环境对学前儿童的语言教育有加强性和感染性影响,让学前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就习得了某种语言表达方式。这一点在“狼孩”在接触人群以前可用“狼语”和狼群交流,在回归人群后变得逐渐可以和人类做简单的交流,后来达到无障碍交流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环境对语言的教育非常重要。总而言之,儿童在习得语言时,遗传因素有一定的决定性作用,而后在生理成熟过程中受制约,环境又对儿童语言学习发展起外部影响作用。而儿童的语言学习最终在语言运用中逐渐完成。
参考文献
[1]王学坚.论语言发展理论对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启示[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06:113-114.
[2]周兢,陈思,Catherine Snow,Paola Uccelli.学前语言教育的新取向:重视儿童学业语言的发展[J].学前教育研究,2014,06:39-44.
语言潜能理论与外语教学 篇5
语言潜能是指学习者所具备的某种能力倾向.从语言潜能的.界定、语言潜能的构成因素、语言潜能测试的角度,阐述语言潜能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影响和启示,以期达到理想的外语教学效果.
作 者：温荣生 WEN Rong-sheng 作者单位：龙岩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龙岩,364012 刊 名：龙岩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ONGY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7(6) 分类号：H319.3 关键词：外语学习 语言潜能 外语教学
双语语言转换代价理论研究 篇6
关键词：双语；语言转换；转换代价
中图分类号：B8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36-03
语言转换代价是指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由一种语言转向另一种语言所耗费的资源。它是心理学家（Spectora & Biederman，1976）[1]在研究两种不同难度的认知任务之间进行转换时发现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双语语言转换及转换代价问题成为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热点。心理语言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分别从行为、生理病理和认知神经等层面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
一、理论模型
围绕着语言转换代价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特定语言选择模型 （Green，1998）[2]和非特定语言选择模型 （Costa & Miozzo M，1999）[3]。特定语言选择模型认为，双语者在使用某种语言时，与目标语言无关的非目标语言虽得到激活但并不参与与目标词汇的选择竞争，词汇选择只在目标语言中进行，类似于单语者词汇选择方式。非特定语言选择模型认为，发生语言转换时，当前使用的语言处于激活状态，即将使用的语言处于抑制状态。该模型包含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转换代价源于心理词典的字词识别系统之内，转换代价的存在，是由于与正在使用语言相比，即将使用的语言处于相对弱势的表征地位。发生语言转换时，一方面要抑制正在使用语言的激活，同时还要解除对将要使用语言的抑制，并使该语言恢复到激活状态。当前使用语言的持续激活还会同将要使用语言的激活相竞争，将要使用的语言的持续抑制也会产生负启动效应。所以，才导致语言转换的加工速度慢于无转换的单一语言的加工速度，产生了转换代价。另一种观点认为，转换代价源于心理词典的字词识别系统之外。这种观点主张，语言转换实际上是策略转换。因为正在使用的语言的策略处于激活状态，其他策略处于抑制状态，转换发生时，一方面需要抑制与当前正在使用的语言匹配的策略，同时还需要将新策略从抑制状态恢复到激活状态，当前使用的语言策略的持续激活和将要使用的语言策略的持续抑制都会对转换发生产生负启动效应，因而导致转换代价的产生。
二、研究综述
1.行为实验研究
Grainger等（1987）[4]采用词汇判断任务，研究英法双语者的语言转换代价。他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一中的每个英文单词、法语单词在对方都存在词形相似的单词，而且能根据各自的形音转换规则进行拼读。结果发现，被试在英、法单词之间转换时存在转换代价。实验二中英法对应单词的词形都具有语言特异性，即在对方语言中都不存在词形相似的单词。结果发现，语言切换代价消失了。Grainger等据此认为，转换代价来源于心理词典内部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抑制。但Thomas等（2000）的研究不支持该观点。他们认为在Grainger等的实验二中，词形具有特异性的单词全部是真词，被试在实验时会很快发现这一特征，并形成相应的策略来帮助完成任务，反应时变快导致切换代价消失。为此，Thomas等在实验中加入一些词形具有特异性的假词，以阻止被试形成策略。结果发现切换代价仍然存在，并不随词形特异性而消失。因此，研究者认为双语者的转换代价并不是由心理词典的内部因素造成的。
Meuter和Allport（1999） [5]使用转换模式验证了跨语言竞争和抑制的观点。Meuter和Allport要求双语参加者迅速根据出现的数字背景颜色用母语或二语命名阿拉伯数字。结果发现，从二语转换到母语，比从母语转换到二语表现出更大的转换代价，即在语言产生过程中熟练语言比不熟练语言的转换代价要大。原因是，双语者在产生不熟练语言时，会受到熟练语言的强烈干扰，因此必须以较大的努力抑制熟练语言来确保非熟练语言的产生。相反，在产生熟练语言时，非熟练语言产生的干扰小得多，因此对非熟练语言的抑制要小得多。这样就造成了熟练语言比非熟练语言表现出更大的转换代价。研究进一步发现，随着第二语言熟练程度的提高，转换代价的不对称性会消失而表现出对称性。
Finkbeiner等（2006） [6]质疑了Meuter和Allport的最初观点，他们认为Meuter和Allport的最初实验之所以产生非对称的转换代价是由实验设计性质产生的。他们的主张是基于价（valence）的想法。具有两个截然不同应答的成对二价刺激显著地得出转换代价的非对称模型。而一价刺激并不显著地显示转换代价。在Meuter和Allport（1999）的实验数据里，由于数字在母语和二语两种语言里都被命名，因此，价（valence）和转换代价是混淆的。为了把价（valence）从转换代价中梳理出来，Finkbeiner等使用了类似于Meuter和Allport的二价数字命名任务，然后穿插了一个仅用参加者一语命名的图片命名任务，因此这些刺激是一价的。对于二价的数字命名任务来说，复制了非对称的转换代价，但是对于一价的图片命名没有产生转换代价。当图片命名任务被点子取代，参加者仅用母语命名点子个数的时候，他们再一次没有发现转换价。因此，他们得出Meuter和Allport（1999）的语言转换结果既不支持作为一个整体的非目标语言的抑制也不支持非目标语言的特定词条。在进一步的实验中，他们操纵了应答的速度，并且发现速度的应答效用似乎是决定转换代价模式的关键而不是语言身份本身。价（valence）和反应速度在解释转换代价模式中的作用表明转换代价可能不会提供一个简单的或直接的手段来揭示跨语言的竞争。但是，Finkbeiner等（2006）等认为，他们对于转换代价的解释也潜在地存在问题，即对称或非对称转换代价本身可能并没有揭示词汇选择的手段。
Hoshino等（2008）[7]运用跨语言同源词图片命名方法来考察非目标语言是否激活和产生影响的途径。研究显示，双语者命名同源词图片比命名非同源词图片快，非目标语言候选词汇的语音在言语准备期间是激活的，同源词汇接受来自母语和二语两种材料的激活信息。至关重要的是，只有双语者显示这些影响，单语者的成绩对两种类型的图片是相似的，暗示这是一个非目标语言激活的效应。
张积家、崔占玲（2008）[8]以母语为藏语、汉语熟练、英语不熟练的藏-汉-英双语者为被试，采用词汇判断的研究范式，在无转换、预期转换和无预期转换三种条件下，考察了藏-汉-英三种语言之间的语言转换及其代价。整个研究表明，藏-汉-英双语者在字词识别中的语言转换代价主要受语言的熟练程度影响。祈志强、彭聘龄等（2009）[9]分别采用图片命名和词汇判断的方式考察了汉英双语者的语言切换过程，研究表明，语言产生中的切换代价主要来源于两种语言任务之间的竞争，而语言理解中的切换代价主要来源于心理词典中两种语言结点产生的抑制。
2.脑的电生理技术研究
Jackson等（2001）[10]在视觉线索引导的双语数字命名任务中，记录了语言转换（可预期的）期间的ERP数据。行为数据显示，母语比二语具有更大的转换代价。ERP数据显示，提取二语与提取母语相比较，母语比二语得到更强的抑制。Verhoef 等（2006） 使用ERP技术考察了平衡荷兰语英语双语者图片线索命名任务的转换代价。行为数据显示，在短时时间间隔内（500ms），母语比二语产生更大的转换代价，在长时间隔（1250ms）内，两种语言的转换代价是对称的。结果质疑了Costa和Santesteban（2004） 提出的将转换代价的对称性差异归因于语言熟练程度的假说。ERP数据显示准备时间间隔的N2波幅的有差别的转换代价。 Christoffels等（2007） 运用图片命名的语言转换任务考察了非平衡德语荷兰语双语者的语言抑制。同时，Christoffels等（2007） 利用同源形态间的翻译对等词来检查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行为数据和ERP结果表明，非目标语言的语音信息是激活的，显示了同源促进作用。
3.脑成像技术研究
Hernandez等（2000）[11]借助FMRI技术运用图片命名任务研究了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语言转换的脑机制。发现语言转换在背外侧前额叶诱发了显著的激活。作者认为，语言转换是由中央执行控制机制负责。随后，Hernandez等进一步比较了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的语言间转换和语言内转换。结果表明，在语言间转换时，双侧前额叶有显著的激活；在语言内转换背外侧前额叶没有参与。这表明两种转换具有不同的转换机制，语言间转换与背侧前额叶有关。Quaresima等（2002）研究了荷兰语英语双语者在交替阅读荷兰和英语句子时的脑机制，结果发现在左侧额下回处的氧合血红蛋白水平会升高。语言之间的转换因而可能涉及增强普通的执行加工过程。神经成像研究支持该观点，Hernandez（2000）神经成像研究表明在语言转换期间，背外侧前额皮层的活性得到增强。
4.脑的病理研究
Fabbro等（2000）[12]考察了一位前额皮层包括前扣带（the anterior cingulate）受到损害的双语病人（FK），该病人不能在Friulian 和 Italian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尽管在任一语言中没有发现失语症的征兆，FK在他的语言中至少产生了40%的不适当的语言。Meuter等（2002）使用一种语言转换范式测验了另一位乌尔都语英语双语前额叶病人。当要求参加者从优势语言向弱势语言转换的时候，病人在优势语言方面的反应出现了大量的错误。Meuter等因此提出病人前额叶的损害导致他不能抑制他的优势语言。这些病人的失语症症状的缺乏显示语言间的转换是独立于语言系统的观点并且语言控制得到了包含前额叶参与的普通的执行控制机制的支持。
三、小结
综上所述，三十多年来，语言认知心理学家在行为层面和脑的生理和病理层面对双语者的语言转换和转换代价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研究成果，但是并没有产生一个一致的结论，原因是多方面的。实验被试选择的不一致，实验任务的不同，语言、实验技术、实验材料上的差异等都可能影响实验结果，得出不同结论。总之，探索双语者语言转换奥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在进一步提高研究方法的信度和效度上下功夫。
参考文献：
[1]SpectorA， Biederman I.Mental set and mental shift revisited[J].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76， 89： 669-679.
[2]Green D. Mental control of the bilingual[J].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998（1）： 67-81.
[3]Costa，Miozzo M，Caramazza.Lexical Selection in Bilinguals：Do Words in the Bilingual's two Lexicons Compete for Selection？[J].Journa1.of Memory and Language，1999，41：365-397.
[4]Macnamara J，Kushnir S L.linguistic Independence of Bilinguals：The Input Switch[J].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ur，1971，10：480-487.
语言发展理论 篇7
徐先生指出:语言文字学界流行着一种观念, 认为语言文字是没有科学性差别的。如果说某种语言文字科学性强, 就是“种族主义”的表现。比如, 说汉语汉字科学性强, 在国内就是“大汉族主义”, 在国际上, 就是“大国沙文主义”。这是将语言文字政策与语言文字科学混为一谈了。对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必须一律尊重, 不得歧视, 这是语言文字政策。但是, 有利于语言文字发展的特点, 要发扬光大, 而不利于语言文字发展的特点, 要改革, 这是语言文字科学。 (徐德江, 2009)
一、人类语言文字的发展一直是朝着“明确简约”的科学性方向前进
徐先生指出:在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漫长过程中, 从总的趋势看, 一直是朝着有利于语言文字发展的科学性方面前进, 也一直是在不断克服、改进不利于语言文字发展的不科学方面。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比如, 印欧语从古至今, 狭义的语言形态逐渐减少, 由增加虚词和严格词序所取代。这就是语言的科学性使然。 (徐德江, 2009)
那么, 语言文字发展的“科学性”指的是什么呢?徐德江先生在《论汉字的科学性》中指出:“明确简约”是一切信息载体内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是推动信息载体不断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 是信息载体科学性的标准。一切信息载体首先都必须“明确”, 否则不能传递信息;但是, 为了传递信息的高效率, 在不影响“明确”的前提下, 信息载体要尽可能“简约”。 (徐德江, 2007)
“明确”是要求所传递的信息具有“明晰性”和“确定性”;而“简约”则是要求所传递的信息具有“简单性”和“节约性”。“明确简约”是要求所传递信息应该在“明确”的基础上力求“简约”。只有“明确”才能保证所传递信息的“有效性”。否则将导致所传递信息的“无效”。
只有在保证“明确”的条件下尽量“简约”才能达到信息传递的“高效性”。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中, 对信息传递的要求就是“在保证明确的基础上用最简约的信息形式传递最丰富的信息内容”。例如在某个中学里, 起初没有“学期中间的考试”, 就把“学期终结的考试”叫做“期终考试”, 既“明确”又“简约”。后来增加了“学期中间的考试”, 并简约为“期中考试”, 就出现了同音词语“期中考试”和“期终考试”。在“书面交流”中虽然未妨碍信息的“明确”, 但是在“口语交流”中就产生歧义而妨碍了信息的“明确”。最后学校决定把“期终考试”改称“期末考试”, 无论在书面交流还是在口语交流中都做到了既“明确”又“简约”。
徐先生指出, 经过近40年的研究, 使我们认识到:汉字是科学性、易学性、智能性、国际性、艺术性的文字。 (徐德江, 2009)
这表明语言文字的科学性跟易学性、智能性、国际性、艺术性是密切相关的。
二、语言文字的“科学性”
早在1988年6月《人民日报 (海外版) 》开始连载袁晓园先生和徐德江先生 (执笔) 的《十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 简称《十论》, 后来收入《徐德江语文论著选集》。此文全面探讨了汉语汉字的科学性。下边我们的评析中, 凡引自《十论》的, 不再注明出处。
2.1 意义“单音节”为基础, “方块”是宝贝
徐先生指出:汉语是意义单音节本质的, 汉语的词汇是以意义单音节为基础的。汉字之所以形成和保持方块形, 是为了与意义单音词为基础的汉语口语相配合, 这就创造了人间语文的奇迹。
这里强调“意义单音节”, 是说任何语言都有“单音节”, 而是否以单音节表示“基本意义”, 即“基本认识”, 才是衡量语言科学性的条件。并且强调汉字跟“意义单音节”配合才完善了语言文字的科学性标准。这个科学性标准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①“基本认识”通常只用单音节的单位来表达, 很少用多音节的单位来表达。
②“复合认识”通常只用多音节的单位来表达, 很少用单音节的单位来表达。
所谓“基本认识”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常见和常用的。下表中表达28个基本认识的例子中, 汉语都是单音节的, 而英语是10个单音节的加上18个多音节 (有*) 的。
“复合认识”宜于用多音节的单位来表达, 即使用单音节的“基本认识”来组装而成。下表有12个“基本认识”, 29个“复合认识”, 共计41个, 汉语文只用12个单音节的“字”表达“基本认识”, 29个“复合认识”都是组装的。
英文表达“复合认识”也常用单音节词。“公猪”是由两个基本概念组合成的复合认识。中文用双音节的“公猪 (弈on弈-zhu) ”来表达;英文不用双音节的“male-pig”来表达, 却用单音节的“boar”来表达。复合认识“小公马”由三个基本认识所组成, 中文用三音节的“小公马” (xi藁o-弈on弈-m藁) 来表达;英文不用“young-male-horse”来表达, 却用单音节的“colt”。这表明:英文“词”的音节数量跟“认识的复杂程度”之间基本上缺乏“正相关”的联系。但中文的“字词”的音节数量跟“认识的复杂程度”之间却有明显的“正相关”倾向。这种倾向可称为“基元性”。
如用单音节的字词来表达“复合认识”, 因其“内涵”过多, 反而不宜于组装其他的“复合认识”。
中文的“字”有基元性, 用“人、孩、男、女”4个字可构成“男人、女人、男孩、女孩”。
英文的“词”, 即使是单音节词“man, boy, girl”也没有基元性。所构“chairman (主席) ”含有“男主席”的意思, 用于“女主席”时就别扭。“boyfriend (男朋友) 、girlfriend (女朋友) ”含有“年轻”的意思, 用于“黄昏恋”的老年人时就别扭。至于单音节的“colt (小公马) ”, 几乎失去了构词能力。
2.2 贵在“无形态”
徐先生指出:语言的形态是语言发展落后于观念发展的产物。
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从“整体”逐步走向“分析”的。作为表示这种认识的语言文字的结构也是从“整体”逐步走向“分析”的。
“形态变化”跟“实词原形”成为一个“铸合性”的整体。“形态性词素”改变了“实词原形结构”的恒定性而跟实词词干“铸合”在一起。英语的am表示“ (我) (现在) 是”, 俄语的читаю表示“ (我) (现在) 读”, 其中的“我”、“现在”都是跟实词原形“铸合”在一起的。
“虚词”跟“实词”之间是“离散”的。虚词的“离散性”是保证实词结构的“恒定性”而“离散”在实词的前边或后边的。
英语表示“时态”的方式:构成“过去时”采用“形态”方式 (make→made;take→took) ;而构成“将来时”采用“虚词”方式 (make→shall make;take→will take) 。即“形态”和“虚词”的区别是“形态”改变和重新铸合“实词原形的结构”;而“虚词”不改变“实词原形的结构”, 只是增加了新词 (离散的新的词结构) 。
同属印欧语系的英语、德语、俄语之间在“形态复杂性”上有明显的区别。仅以作为“静词 (名词、代词、形容词) 的主要形态的“格”来看, 俄语名词有6个“格”, 即“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工具格、方位格”, 还要分“阳性、阴性、中性”等多套“变格法”, 并且“代词和形容词”都变格。德语名词有4个“格”, 即“主格、属格、与格、宾格”。英语的“名词和形容词”一律不变格, 只有“人称代词”还残存着“主格和宾格” (英语He loves her[他爱她], She loves him[她爱他]) 。所以人们也公认:英语容易学, 俄语最难学, 德语介于二者之间。
2.3 理性的“层层组合”
徐先生指出:汉语富于理性的灵活的层层组合构词。
汉语汉字有“单节音·方块形·基元义”的“细胞单位”, 就用这些细胞单位“层层组合”成表达复合认识的词语。
以汉字为例:“十+口=古”, “古+月=胡”。“胡”可以造字“湖、蝴、糊、煳、葫”, “胡”又可造词“胡扯、胡话、胡搅、胡来、胡闹、胡说、胡乱、胡诌、胡椒、胡琴、二胡、板胡”。
汉语语基是以“他指义”为基础的层层组合;英语等印欧语是以“自指义”为基础的层层组合, 而后再进行“他指义”的层层组合。
三、语言文字的“易学性”
英语的“将来时”易学, 只要记住“离散”的模式“shall/will+V”就行了;而“过去时”难学, 不仅需要记住“铸合”的模式“V→V-ed” (ask→asked, hope→hoped) , 还需要记住许许多多“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 (write→wrote, go→went, take→took) 。由此可以得出语言学习“难易度”的两点结论: (1) “必需死记”的比重越大越难学, “能够推理”的比重越大越容易学, (2) 他指义“固定铸合”的比重越大越难学, 他指义“按理组装”的比重越大越容易学。
3.1 记忆单位的有限性和覆盖性
中文作为“细胞单位”的“洗、衣、发”, 可以直接组装成表达复合认识的词语:“洗衣、洗发”。学习一种语言的“难度”跟必须承担的“必要记忆量”密切相关。可见, 在“洗、衣、发、洗衣、洗发”这5个语文单位中的“必要记忆单位”只是前3个。
英语也有作为“细胞单位”的单词“wash (洗) 、clothes (衣) 、hair (发) ”, 但未必就用这些细胞单位来层层组合成表达复合认识的词语。例如, 英语跟汉语“洗衣、洗发”对应的:“laundry (洗衣) ≠wash (洗) +clothes (衣) ”;并且“shampoo (洗发) ≠wash (洗) +hair (发) ”。英语跟汉语“洗、衣、发、洗衣、洗发”相对应的“wash (洗) 、clothes (衣) 、hair (发) 、laundry (洗衣) 、shampoo (洗发) ”这些语文单位中的“必要记忆单位”就不是前3个, 而是全部的5个。
汉语汉字充分利用“语序”和“语境”, 即充分利用“互补分布”而容许一个“语基”和“文基”具有“多义性”。在一定的“语序”和“语境”中, 它们都是“单义”的。
如“花”有“多义性”, 但在“种了几盆花”和“花了几块钱”中都是“单义”的。
汉语汉字的“数字”可以有“多义性”, 既可表示“基数”, 又可表示“序数”, 表示“基数”时往往需用“量词”, 而表示“序数”时绝对不用“量词”。如在“三个班”中“三”是基数, 而在“三班”中“三”是序数。
下表中汉字只用12个“必要记忆单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月、个”, 而英文却用了26个“必要记忆单位”。学习的“难易度”显而易见。
从古至今的常用汉字始终保持为三千多个。不管新时代的新知识如何爆炸, 汉族人只用现有的有限的“常用字”来组合成无限的新词语。汉族人习惯于用熟字造新词, 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创造力,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 汉字“基元性”的特点为创造新词汇提供了便捷、灵活的机制。
现代的“常用汉字”的覆盖率很高。《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5) 》列出:
常用1000字的“覆盖率”是91.16, 指的是如果一个人认识最常用的1000个字, 他在读《人民日报》的时候平均每100字中认识91个字。常用2500字的“覆盖率”是99.26, 是指一个人认识最常用的2500个字, 在读《人民日报》时平均每100字中就认识99个字, 只有一个字是不认识的。这表明他已经基本上具备中文的阅读能力了。但是认识2500个英文常用词, 并不具备英文的阅读能力。
3.2 记忆单位的单源性和同一性
汉字在历史上的“同源性”表现为虽然说汉语的人口众多、方言各异, 但自从秦朝“书同文”以后, 两千年来汉字的发展维持着同一的字形, 也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
英文源于许多语种 (古英语、拉丁语、希腊语等) , 词根迥异, 对应于汉字“水”字的“字族”, 英文对应的“词族”中的词根至少有“water, hydr, aqua”等三种形式, 还有许多说不清来源的词素。
①water{古英}:watercolor[水彩], waterwheel[水车], waterproof[防水], watery[含水的]。
②aqua{拉丁}:aquatic[水的], aquarium[水族馆], aqueous[水中的], aquaplane[水撬]。
③hydr{希腊}:hydropower[水力], hydrate[水合], hydrofoil[水翼船], hydrolysis[水解]。
④不含上述三种词素:moisture[水分], reservoir[水库], f lood[洪水], inundation[水灾], slops[泔水]saliva[口水], brine[ (腌菜) 盐水], syrup[糖水], soapsuds[肥皂水], ink[墨水], mucilage[胶水], scent[香水]dive[潜水], spray[水花]。
中文基本结构单位的“水”字确定之后, 再造跟“水”义有关的新词时必含有“水”。不会像上述 (4) 的英文那样看不出跟“水” (water, aqua, hydr) 在意义上的任何联系。
3.3 复合结构的类聚性和系统性
中文最初造的基元字往两个方向发展:①造字的“字元”, ②构词的“词素”。在多数情况下, “前字词素”表示“特征”, “后字词素”表示“类别”。形成了复合结构的类聚性和系统性。
中文在音译外来词时也往往后加一个“类别字”以便理解。例如:
beer→啤酒, ballet→芭蕾舞, jeep→吉普车, pizza→比萨饼。
“透明性”指的是具有“望文生义”的性质。汉字的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形声字都跟客观世界有“象似性”、“联想性”和“推理性”。英文的“词”缺乏视觉上的象似性。英文主要是记录语音的“符号的符号”。相对而言, “联想性”和“推理性”也较弱。
汉语的“语基”跟汉字的“字基”保持一致, 而英语的“语基”跟英文的“字基”并不一致。这就使汉语汉字的复合结构具有更大的类聚性和系统性。
①“构词”的推理性和透明性
书店里有一本《英文字根字典》 (刘毅主编, 外文出版社) , 其中居然没有“believe (相信) ”这个常用词, 原因就在于“believe”的词根“-lieve”不知是什么意义, 无法分析“推理”, 而略去了。
如果编《中文字根字典》, 绝不可能没有“相信”这个常用词。“相信”的字根分析是:
“相”是“目 (眼睛) ”在仔细地观看“木 (树木) ”, 如果“合意”就是“相中”了。
“信”是“亻 (人) ”说的“言 (话) ”, 如果这个“人的话”算数, 就是有“信用”。
如果“相”中了某个人的“信”用, 就是认为这个人的言行正确而不怀疑, 就是“相信”。
②“缩略”的推理性和透明性
中文“缩略”的单位是“字”。在依靠“语境”的条件下可多次压缩。例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入世”。
英文以字母作为“缩略”的单位,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只能压缩为“WTO”而不再压缩。
四、语言文字的“智能性”
汉字作为当今世界上以直接表义通路为主、以间接表义通路为辅的文字, 是人类最高的智慧结晶之一。在“造字”、“造词”和“造句”等方面都凝聚了亿万人民几千年来的无穷的深邃的智慧。
4.1 用“形象记事”法造字的智慧
①“字”用最少笔画勾出整体的轮廓特征
简化的“马”字只有三笔, 就显示了“奔马”之形。简化的“飞”字只有三笔, 就显示了“鸟飞”之势。“刀”字只有两笔, 就显示了既有刀背又有刀刃的“刀”的形状。“刃”字只有三笔, 就很明显的表示了:有“点”之处即刀之“刃”也。
②“字”用具体的形象显示了完整的事件
屋→尸→シ尸→漏
(屋子) (屋顶) (屋顶外面降水了) (屋顶里面也下雨了)
③“字”用具体的形象显示了抽象的概念
“锋利”、“顺利”、利益”、“利息”都是很难用图象表示的抽象概念。中文造出了左边是待收割的“禾”, 右边是收割工具的“刂 (刀) ”组合成的“利”字:
禾→禾→利←刂←刀
形象地显示了:要想收割“禾”就要把“刀”磨得很“锋利”, 刀磨得锋利了收割就能很“顺利”, 收割到的谷物就给人们带来了“利益”, 把当初播下的种子看作投入的本钱则收割的谷物减去种子多余的就是“利息”。这一连串使人口服心服的道理只要把“禾”跟“刂”组合成“利”字就说清楚了。
4.2 用“形声记事”法造字的智慧
文字应该保持跟语音的联系, “形声字”用半个字的面积来“示音”。汉字用100多个常用“意符”跟300多个常用“声符”来造新字, 一个“新造字”由两个熟悉的“字根”组成。
“字族”显示了“类比推理”的智慧, 造字方法更是“以少驭多”的富有“系统性”的智慧抉择。“手”跟所做“动作”相比, “手”是“少”的, “动作”是“多”的。把“手”作为“字根”而造出表示“动作”的字族。以“扌”造“打扶拧抹”, 以“口”造“吃喝喊唱”, 以“心”造“思想情怀”。
“形声”法造字达到了“音、形、义”统一的完美境界。
汉字发展到近代以后, 因为可以用“小马”取代“驹”, “小牛”取代“犊”, 所以原则上不再造新字以控制字量。唯一出现新造字的领域就是“化学”。在对外来的“化学元素”的翻译中, 遵循中文的“基本认识”用“单字”, 并尽量用“形声字”来表示。我国的化学家所新创的“氢” (hydrogenium) 、“氕” (protium) 、“氘” (deuterium) 、“氚” (tripium) 等成为汉字“形、音、义”统一的典范。
4.3 汉字在“造词”中所显示的智慧
汉语“计数系统”采用“十进制”的理据是“人有十个指头”。所谓“屈指可数”是也。因此在小于“十”的时候, 可以用“一[横]” (像一个手指) 来计数:“一、二、三……”数下去。到“十个手指都屈完了”, 就把手指伸直, 放上一块“石”头, 或画一个“十字”, 接着数下去。如果总数是“13”, 就是在“十”后面添上“三”而成“十三”;如果总数是“30”, 即“三”个“十”, 就在“三”后面添上“十”而成“三十”。
而英语“13”是“thir-teen”, “30”是“thir-ty”[teen和ty都是ten (十) 的变体], “13”和“30”同样是“三 (thir) ”在前, “十 (teenty) ”在后。
据专家说, 汉语汉字在表达数字上的智慧, 使中国中学生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屡夺金牌。
五、语言文字的“国际性”
5.1 字音文字可以包容多种读音
徐先生指出:阿拉伯数字1、2、3、4、5……可包容几十、几百、几千种语言的语音。汉字就有这个特点, 所以说汉字像阿拉伯数字一样, 具有国际性。 (徐德江, 2009)
人类的计数系统中, 英语的eleven (11) 、twelve (12) 等不够简洁。罗马计数法的“4、6、7、8、9”记作“IV、VI、VII、VIII、IX”也不够简明。国际贸易和数学科学的发展, 引发了对计数系统通用形式的需求, 人类最终选定了最明确简约的“阿拉伯数字”作为国际“通用数码符号系统”。
“阿拉伯数字”具有通用的标准符号形式, 更重要的是包容各民族对它有不同的读音。例如:
“1”:yi (汉语) one (英语) un (法语) один (俄语) “2”:er (汉语) two (英语) deux (法语) два (俄语) “3”:san (汉语) three (英语) trois (法语) три (俄语)
在国内各方言对汉字的读音就不同。对于外国人来说, 汉字也可以按照他们本族语的语音来读。事实上, 日语和韩语中的汉字都是按照他们本族语的读音来念的。所以, 其他语系的语言也可以按照他们本族语的读音来念。例如:
“鸟”:niao (汉语) bird (英语) oiseau (法语) птица (俄语) “马”:ma (汉语) horse (英语) cheval (法语) лошадь (俄语) “鱼”:yu (汉语) fish (英语) poisson (法语) рыба (俄语)
但是原来就是“拼音文字”的, 在这方面就比较难以做到。
5.2 文字跟所指客观事物在形象上有密切的联系
汉字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具有跟客观世界的密切联系。“象形字” (人、木、禾、刀) , “指事字” (上、下、刃、本) , “会意字” (休、苗、利、鸣) , 以形喻理。而“形声字”用“形符表类, 声符示音”, 易学易记。汉字对外国人来说也应是容易学的。李约瑟博士说过:“中国人所使用的表意文字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某种生物应该归入植物界还是动物界, 以及应该归入哪一个门类!”汉字的部首起分类的作用。如汉语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形声字, 给出了字义的“类别范畴”:有意符“气”的是气体;有意符“水 (氵) ”的是液体;有意符“石”的是固体非金属;有意符“金 (钅) ”的是固体金属。在对应的英文的化学元素名称中, 却看不出元素的“类别范畴”。
这充分表明了汉字以直接表义通路为主所显示的“科学性”的重大作用。
六、语言文字的“艺术性”
对汉字艺术性的欣赏主要有两方面:①汉字“书法”的艺术魅力;②汉字“结构”的艺术魅力。
北京冬雪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字宝宝乐园”的一系列教材和教具中, 体现了“玩汉字”的创新理念, 充分显示了“汉字的艺术魅力”, 从而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下面仅就汉字“结构”的艺术魅力进行探讨, 列举几种汉字特有的“文字游戏”的艺术魅力。
6.1 对联
汉字在书写上是一个“方块形”。每个字无论笔画多少, 都在同样大小的“方块”中。形状规整, 面积相等;写成对联, 十分对称。英文的“词”是长短不齐的字母串。所以把用汉字写的规整的对联翻译成英语, 必然是一边长、一边短, 贴在门的两边很不对称。
例如, 河北赵县赵州桥的对联:水从碧玉环中去, 人在苍龙背上行。
此联的上下联中的字词:名词如“水”与“人”, “碧玉环”与“苍龙背”, 动词“去”与“行”, 介词“从”与“在”, 方位助词“中”与“上”, 都一一相对。联中“碧玉环”、“苍龙背”联想丰富, 比喻精妙。全联动静谐和, 既描述了赵州桥的静态美, 也写了“水去”、“人行”的动态美。上联描绘远观赵州桥的美景, 把拱形的桥体与落在水中的倒影比作“碧玉环”, 河水在桥下流淌, 如穿环而过。下联将拱起的桥面比作“苍龙背”, 在“龙背”上来往的行人, 有稳重踏实的感受, 突出了赵州桥的牢固。此联只用14个汉字就描绘和赞美了赵州桥的风采和雄姿。而用英文写出来, 妙趣就大打折扣了。
6.2 字谜
“字谜”根据汉字的“透明性”, 巧妙进行字形或笔画结构的拆装, 妙趣横生。由于谜语往往贴在灯笼上, 又称灯谜。一面观灯, 一面猜谜, 其乐融融。
①“争先恐后”谜底“筷”。
(字头“竹”拆成“个个”, 即“个个快”)
②“半推半就”谜底“掠”。
(“推”左半为“扌”, “就”左半为“京”。扌+京→掠)
③“刘邦见此字大笑, 刘备见此字大哭”。谜底“翠”。
(“翠”=“羽”+“卒”, 是说有一个名字叫“羽”的人“死[卒]”了。刘邦见此字, 以为敌人“项羽”死了, 于是大笑;而刘备见此字, 以为二弟“关羽”死了, 于是大哭。)
6.3 拆字
汉字特有的一种文字游戏叫做“拆字”, 就是把字按其结构灵活拆开, 根据场合随意附会, 触机成趣, 即使不尽符合造字原理, 只要言之可信, 言之有趣就行。
①“拆字”可用于席间谁说不成就罚谁饮酒的“酒令”之中
甲:一个“出”字两个“山”, 二字同旁“锡”和“铅”, 不知哪山产锡?哪山产铅?
乙:一个“吕”字两个“口”, 二字同旁“汤”和“酒”, 不知哪口喝汤?哪口喝酒?
丙:一个“朋”字两个“月”, 二字同旁“霜”和“雪”, 不知哪月下霜?哪月下雪?
②“拆字”可用于“对联”之中, 更加妙趣横生
冻雨洒雹, 东两点, 西三点
切瓜分瓣, 横七刀, 竖八刀。
上联“冻雨, 洒雹”是因果关系, “雨”是“雹”的意符, “东两点=冻”, “西三点=洒”。
下联“切瓜, 分瓣”是因果关系, “瓜”是“瓣”的意符, “横七刀=切”, “竖八刀=分”。
6.4 回文
由“个个汉字都表义产生了”一种有趣的文字游戏“回文”, 细分为三种:
①直线式回文:既可按正序来读, 也可按逆序来读
人过大佛寺, 寺佛大过人。
客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客。
②单向环读的的回文
江苏宜兴的紫砂茶壶。有个壶腹上题有五个字:“可以清心也”。围坐品茶的人, 各从其迎面所见的字读起, 只要按顺时针的方向读, 可得五句。意境不同, 颇助雅兴。
③可顺读也可逆读的回文诗:明月照空山, 远行夜上关;情知独梦醒, 枕染泪斑斑。
斑斑泪染枕, 醒梦独知情;关上夜行远, 山空照月明。
汉字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也体现了汉字是“复脑文字”, 学习汉字有助于开发脑潜能并提高智商。
有人说:汉字有艺术性, 缺乏科学性。其实, 汉字的高妙的艺术性正是源于汉字的高超的科学性。而汉字的科学性正是源于汉字“对应于单音节的方块形”和“以字形直接表义通路为主”的特点。说到底, 是源于汉语的细胞“语基”和汉字的细胞“文基”的一致性。这是其他语言文字无可比拟的。
结语:
徐德江先生在《汉语汉字代表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前进方向》 (《汉字文化》2009年3期) 中宣称:代表人类口说语言发展前进方向的, 是无形态的汉语。人类口说语言多少万年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 不是无形态的语言向有形态的语言靠拢, 正相反, 是有形态的语言, 逐渐减少形态, 增加虚词、严格词序, 由综合性语言向分析性语言靠拢。代表人类文字发展前进方向的, 是不拼音的汉字, 即以字形直接表义通路为主、以字形间接表义通路为辅的字音文字―汉字。
六十年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 听到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三十年来, 在庆祝我国改革开放的大会上, 听到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经历了漫长的求索之后, 在探讨人类语言文字发展方向的论坛上, 听到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汉语汉字代表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前进方向!”
参考文献
安子介《我对汉字的看法》《, 汉字文化》1990年第2期
郭可教《汉字与大脑》《, 科学》1985年第1期
石井勋《汉字锤炼心灵 (上、下) 》《, 汉字文化》2005年第3、4期
徐德江《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 科学出版社, 1992
徐德江《浅谈文字语言》《, 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
语言发展理论 篇8
语法隐喻一词最早是由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提出的,即“隐喻现象并不仅限于词汇层面,而且经常发生在语法层面”并且他将语法隐喻分为概念语法隐喻和人际语法隐喻两大类。国内也有一些语言学家或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语法隐喻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例如:朱永生和严世清阐述了语法隐喻理论的根据,他们还揭示了当代隐喻研究的意义以及贡献(朱永生,严世清,2000);胡壮麟也对韩礼德的语法隐喻的一些框架的不彻底性提出讨论(胡壮麟,2000);常晨光也对韩礼德提出的人际语法隐喻进行再分析(常晨光,2001)。本文主要对语法隐喻的发展进行详细阐述,并就语法隐喻的一些问题进行相关的讨论。
二、语法隐喻的发展
“语法隐喻”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韩礼德1976年发表的论文《反语言》中,而语法隐喻的发展事实上历经了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是语法隐喻的萌芽阶段,以韩礼德的《反语言》和《英汉语中的语法隐喻》这两篇论文为代表作。在《反语言》中,韩礼德认为“反语言”是日常语言的一种隐喻形式,并且隐喻可以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出现,如语音隐喻、语法隐喻、以及语义隐喻,语法隐喻可以进一步分为词法、词汇和句法隐喻三种。韩礼德还指出,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语法隐喻,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大部分是隐喻性的。但此时的这些理论观点还未成熟,缺乏具体的论证。
随后,在1984年的《英汉语中的语法隐喻》这一论文中,韩礼德开始解决上面阐述的问题。他将语法隐喻和词汇隐喻进行区分,他强调语法隐喻产生于小句中的“内在冲突”。如:The fifth day saw them at the summit.在这一句子中,这个内在冲突存在于day和see之间,而这个冲突使这句话成为隐喻表达。韩礼德认为人们使用语法隐喻更多的是因为系统语义和交流的需要,不仅仅是为了修辞而已。On the fifth day they arrived at the summit.这一句话与例句的表达是一致的,但在例句中the fifth day是非标记性主位,这句话中on the fifth day是一个标记性主位,这不是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
在此基础上,韩礼德又区分了习得隐喻和日常隐喻。习得隐喻经常出现在科技文和办公文中,是书面语的典型特征;而日常隐喻已经成为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是一种自然地表达,是我们常说的“死隐喻”。它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韩礼德强调对这种隐喻进行非隐喻化操作时,要从过程、参与者和环境成分这三个要素入手。在这一阶段中,语法隐喻的整体思路已经明确了,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2、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就是语法隐喻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导论》。他在这本书中用一整章系统地阐述了语法隐喻的理论问题。首先,韩礼德阐述了语法隐喻和传统语法隐喻的区别,区别在于,传统的隐喻研究的是词汇隐喻,即用相同的形式表达不同意义而语法隐喻则是着重考察如何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相同的意义。在这本书中,韩礼德对语法隐喻进行分类,语法隐喻分为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概念隐喻是和小句及物性系统有关;而人际隐喻也可以分为语气隐喻和情态隐喻。
在这一阶段,韩礼德主要解决了语法隐喻的理论依据和语法隐喻的分类。他先明确了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的区分,体现了语言的互补性原则。但在这个阶段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于语法隐喻的分类太笼统,没有从语言本身解决问题,在分析语料库时可操作性不强等。
3、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就是语法隐喻理论的发展完善阶段,以韩礼德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一系列的论文以及专著为代表作品。这一阶段,他开始着重解决语法隐喻的产生机制问题。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他又提出“语义交叉”这一理论,他指出语义交叉来自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不同的语言层次观。韩礼德认为词汇语法层是语法隐喻产生的根源。
在这一阶段,Halliday进一步完善了语法隐喻的分类。并且,他还认为语法隐喻涉及了两个转移,级阶和词类属性。韩礼德使语法隐喻概念成为一个真正的理论系统通过找到了语法隐喻的语言哲学基础。
三、结论
语法隐喻一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韩礼德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对其进行了不断地改进完善。但虽然是这样也还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胡壮麟(2011)说过:“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系统功能语言学不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几乎都没有过自我批评,与其他的语言学流派也很少交流沟通。很显然,这是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们急需克服的弊病。对语法隐喻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探索是非常必要的,语言学家们需要大胆借鉴,不断地创新,使语法隐喻理论有新的发展。
摘要：“语法隐喻”这一概念是由韩礼德在1976年首次提出的,提出以来语法隐喻成为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语法隐喻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占据了基础地位,它是语义层与词汇语法层的重要联结方式。本文首先介绍了经典语法隐喻理论,然后阐述了语法隐喻的发展阶段,希望对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法隐喻的学习者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法隐喻,发展
参考文献
[1]Halliday,M.A.K.Anti-language[A].In Webster,J.(ed.).Language and Society[C].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1976.
[2]胡壮麟.评语法隐喻的韩礼德模式[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
[3]胡壮麟.系统功能语言学再思考序言.[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语言发展理论 篇9
关键词：西方现代理论,语言学,语言理论模型
一、西方理论语言学是形式化模型理论, 应该把形式化语法与真实语法区别开来
西方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建立于19世纪上半叶, 索绪尔被称为是“现代语言学之父”, 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主要贡献是第一个把语言作为代码或系统和对系统的运用区别开来。在其影响下, 出现了不同的语言学派。西方语言科学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 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就西方语言学与多媒体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的关系而言, 我们认为更值得一提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两个学术流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推崇直接成分分析法。结构主义语言学称雄西方几十年,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崛起, 才打破了它一统天下的局面。转换生成语言学强调对人的语言能力做出解释, 而不是仅仅描写语言行为, 它要研究的是体现在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 这个概念是从语法中派生出来的, 只有语法才是实际存在的。因此, 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的对象是语法而不是语言。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 根据有限的公理化的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用演绎的方法生成无限的句子, 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所以, 转换生成语法无论是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 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和传统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原则上的区别。它为语言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使语言学以新的面貌呈现于世。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学方面, 在其他学科 (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科学等) 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过去, 语言学界从别的学科领域“输入”新观点、新方法。现在, 语言学的一系列成果可以“输出”了。
二、西方现代语言学严格区分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
“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是乔姆斯基在彻底否定行为主义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创建转换生成语法时提出来的。乔姆斯基认为, 在语言研究中应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本族语者所习得的语言知识, 这种知识往往是隐含的 (implicit) , 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者则指本族语者的实际语言运用, 也即本族语者具体的说话和听话行为。语言能力是语言行为的基础, 语言行为则反映语言能力。然而, 我们知道, 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并不总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实际语言运用并不总是他的语言能力的确切反映, 因为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 (如疲劳过度、注意力不集中、过于激动或过分紧张等) , 人们往往会出现“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的失误现象。例如一个会说英语的人可能会因某种原因把句子“I took the book home.”说成“I took the hook home.”这类语言运用中的失误显然不能表明人们不具备这方面的语言能力。因此, 乔姆斯基等转换生成语言学家们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区别开来, 并认为语言研究的目的在于对人类所特有的语言能力作出解释, 而不是像结构主义的描写语言学那样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行为作出描写和分类。
三、要以认识解释性的普遍语法, 而不要按描写性的个别语法去理解西方现代语言学
传统的语言研究是描写性研究, 而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是解释性的研究。这一根本目标的差异导致了二者研究方法和方式的根本性差异。举个简单的例子:整个语言的世界就好比是一个地球, 而我们则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居民, 因其浩瀚复杂, 无法窥其全貌。进行描写性研究的人好比盲人摸象, 各个研究者从自己的语言直觉出发, “摸”向自己感兴趣的某个或某些语言现象, 并根据自己收集的语料首先尽量细致地将它们描写清楚, 然后再得出自己的规律。然而, 由于他们摸到的都只是语言地球的一个部分, 而且即使是某个语言现象的语料也是无法穷尽的, 所以他们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得出的规律也或多或少地会有反例出现, 概括力不强。当然这种研究依然有其价值, 它的价值就好比我们通过局部地质勘探能够发现某个地区的地貌特征, 并找到某些矿藏一样, 它描写出的规律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 并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然而, 仅仅满足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我们的先辈千百年前就能绘制地图, 发现矿藏, 但是千百年里他们却一直错误地认为地球是平的。解释性研究也许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应运而生的吧, 它强调对语言进行宏观的把握和关联性的研究。从事物现象的关联性中发现问题, 首先构想语言的整体框架, 然后在这个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再进行研究。这就好比我们虽然依然无法见到地球的全貌, 然而我们根据环球航行最终回到起点、行星的运行等各个事物间的关系可以推测出地球是圆的, 然后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 我们可以更正确全面地发现地球的特点。
四、结语
在现阶段, 语言研究可以说刚刚从描写性研究进入解释性研究, 所以现阶段的目标主要还是建立理论框架, 这主要依赖于从各个语言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中来寻找发现。可以看出, 西方现代语言学家基本在认知系统框架中进行语言研究的, 虽然对于各个子系统中的内部模块和各模块中的规则应是什么的看法不同, 但这些理论在语言的语法外模块的关系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这样, 现代西方语言学都接受这个外模块系统。西方语言学把句子、语言事实看成是一个物理感知的和意识的共时事件, 并且把两者统一归因于一个完整的认知系统, 从而通过对语言事件的物理属性和过程和事件的意识属性和过程以及两者的共时联系的研究, 推断出人们不可经验实证认识的那个认知系统的结构和属性, 这确实是西方现代语言理论有别于传统语言理论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胡壮麟, 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纯语言”翻译理论初探 篇10
本雅明的“纯语言”是指各种语言之间具有一种亲缘关系, 但这种关系不是语言在表面的相似性, 而是由意指方式的相同性所决定, 当各种语言意指方式趋同 (语言的大同化) 时, 纯语言 (大同语言) 就诞生了。语言的“终极本质”就是各种语言通过各自意义的形式互补、交融达到和谐, 使各种语言相互融合臻至完满。
一、表意方式的互补与融合
尽管一门语言的单一成分、词汇、句子、联系都与外语彼此封闭, 但各种语言的意向都相互补充。要准确把握语言哲学的这条基本法则, 就必须区分意指的对象和意指的方式。也就是说, 对于某一事物或概念, 各种语言中都存在, 但是意指的方法却各不相同。如水和water意指的对象都是同一事物, 但意指的方式在两种语言中各不相同。尽管这两个词的意指方式彼此排斥, 但这两门语言中的这两个词语却相互补充, 即这两个词的意指方式补充其意指对象。对此, 更应从各语言的不断变迁中把握, 直到所有的意指方式趋于和谐并诞生纯语言。本雅明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力求表意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实际上, 在英译汉的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两种语言的意指方式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如:
I desire you will do no such thing.Lizzy is not a bit better than the others;and I am sure she is not half so handsome as Jane, nor half so good humoured as Lydia.But you are always giving her the preference. (Jane Austen:Pride and Prejudice, )
译文一:我希望你别做这种事。莉齐丝毫不比别的女儿强。我敢说, 论漂亮, 她远远及不上简;论性子, 她远远及不上莉迪亚。可你总是偏爱她。
译文二:我希望你别做这种事。莉齐丝毫不比别的女儿强。我敢说, 论长相, 她没有简一半漂亮;论脾气, 她没有莉迪亚一半好。可你总是偏爱她。 (孙致礼)
我们发现译文二中“我敢说, 论长相, 她没有简一半漂亮;论脾气, 她没有莉迪亚一半好。”和英文中对应部分的意指方式是很相似的, 这样的译文就是使得两种语言的意指方式趋于最大程度上的和谐。但意指方式的不同是普遍存在的, 这时意指方式补充其意指对象。如:
All goes on for the best here and I’m enjoying it quite a lot.They say I take to it like a duck to water.
这儿的一切都很好, 我感到很惬意。他们说我真有点如鱼得水。 (比较:如鸭得水) That history test was duck soup.
那次历史考试真是小菜一碟。 (比较:真像煮鸭汤) 在意指方式上, 有时很难找到互补和融合, 两种语言的意指方式没有相似性, 这时就要追求尽可能最大程度上的和谐。
nor was Mrs.Hurst, who had married a man of more fashion than fortune, less disposed to consider his house as her home when it suited her (J.Austen:Pride and Prejudice, Ch.4, V.I)
译文一:再说那位嫁了个穷措大的赫斯脱太太, 每逢上弟弟这儿来作客, 依旧像是到了自己家里。 (王科一)
译文二:而那位赫斯特夫人嫁了个家财不足、派头有余的男人, 因而一旦得便, 也很情愿把弟弟的家当作自己的家。 (孙致礼)
汉语中的“穷措大”与英文中的意指方式都没有达到统一, 所以译文的效果显而易见。而家财不足、派头有余在最大程度上接近了源语的意指方式, 两种语言尽可能的实现了和谐。
由此可见, 本雅明并非不要“忠实”, 忠实绝对不是对原作的字面性和句法的复制的忠实, 而在于对原作的意向的忠实, 由于一切语言的最终的意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因此译者在忠实意向的基础上, 完全可以自由地进行“创作”。
二、译者的基本错误
传统翻译理论指导下, 译者往往追求字面性和句法的忠实, 并且会受到本国语言的影响。第一表现在机械的字对字的直译, 并不能产生原文的回声, 而必须做出必要的补偿或变通。如:
“What, for instance?”She hoped her tone was sufficiently chilling (Mair Hamilton:“The Proposal”)
译文一:“庆祝什么, 比如说?”她希望自己的语气够冷漠的。
第二表现在译者保持了本国语言的一种偶然的状态, 而不是让自己的语言受到外语的强烈影响。本雅明指出为了实现语言的大同, 也即为了催生纯语言, 译者就必须在忠实的基础上积极地运用其自由权利来丰富本民族语言的表达, 在这方面, 他可以大胆地借鉴外来语言中的精华。这就是对翻译自由的新的诠释。本雅明指出要让“陌生性”进入自己的译文, 读起来不像译文并不是对译文的最高恭维。
三、结论
根据本雅明的“纯语言”翻译观, 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将纯语言从另外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 是通过再创造将囚禁于一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 这样译者就必须突破自己语言的障碍。同时, 翻译不是要转换和传达原作的内容和意义, 因为信息和意义只是原作中非本质的东西。翻译是要把作品中那些内在的, 固有的特殊意蕴 (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缘性) 转换过来。也就是说, 本雅明的“纯语言”翻译理论就是在翻译过程中, 追求不同语言在意指方式上互补与融合, 产生“纯语言”。寻找语言之间的亲缘性, 让原文和译文之间达到和谐统一, 也就无限接近了忠实。
参考文献
[1]孙致礼.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2]马友平.否定的美学——瓦尔特·本雅明的寓言理论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4) .
[3]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两种语言学说研究的理论前提比较 篇11
一、与形式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认为句法作为语言结构的一部分并不是自主的，句法跟语言的词汇部分、语义部分是密不可分的，后者甚至更重要
形式语言学理论把句法独立出来甚至作为核心自治系统，再分成词法、句法、语义、语用等不同的部分，认知语言学认为，词法、句法、章法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分界；语言的意义跟人的知识和信仰分不开，纯语义知识和百科知识也不能截然分开，语义和语用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分界。因此从词法到句法到语义再到语用，这是一个渐变的连续过程。事实上大量语言现象的结构规律并不能只从句法角度来分析和解释。比如：
（1）他打算马上动身。（2）他说服她马上动身。（3）他答应她马上动身。
按照形式语言学的解释，之所以上面（1）中“动身”的是“他”。（2）中“动身”的是“她”，原因在于要看其中哪个成分离动词“动身”更近，这就叫做“最短距离原则”。可是这种规则就似乎解释不了。（3）因为其中“动身”的就并不是距离近的“她”，倒反而是距离远的“他”。所以认知语言学认为这种区别更多需要考虑语言的功能和词语的差异，也就是说这组句子都是说话人在一定场合做出的一种“言语行为”，其中的区别在于“打算”表示说话人的一种“意愿”，这类行为的动作者当然就是表示意愿的施事主语“他”；“说服”则表示说话人的一种“指令”，指令的先決条件就是要求被指令一方执行某个动作，这类行为中的动作者当然就是接受指令的对象；而“答应”表示的是说话人的一种“承诺”，承诺的先决条件是许诺者认为自己能够执行许诺的动作，因此这类行为的动作者就是承诺者本人。
二、与形式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而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研究语义总要涉及人的主观看法或心理因素
形式语言学往往根据真值条件来定义语义，例如“椅子”一词的意义就是由“四条腿”、“靠背”、“可坐的平面”等客观的语义成分或真值条件来界定的，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的才是椅子。然而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看法，三条腿的椅子仍然还可以是“椅子”，也就是说语义定义必须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况，特别是要包括主观认识的差异。
认知语言学认为对语言现象的解释也应该是客观和主观的结合，这是因为语言表达本身就有大量的主观因素起作用。不光表达抽象事物是这样，表达具体事物也可能离不开主观认识，比如人们常说“皮球滚入洞里”，虽然客观上讲只有四面都有边界的事物才有里外之分，可是人的“完形心理”就情愿把“洞”也看作是四面有边界的东西，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客观现实和不符合真值条件的主观认识在起作用。
三、与形式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中的各种单位范畴，和人所建立的大多数范畴一样，都是非离散性的，边界是不明确的
形式语言学往往认为语言中的任何东西，如词的类、句法成分的类等，都是边界清楚和非此即彼的，比如是名词就不可能是动词，是主语就不可能是宾语。但是认知语言学认为一个范畴内部的成员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共同特征，只有某些地方相似。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范畴都是一些特征的“相交”。例如“鸟”这一范畴是“有翼”、“有喙”、“会飞”这些特征的相交。同时具备这几个特征的，如鸽子就是最典型的鸟；而不同时具备这几个特征的，如鸵鸟不会飞则是不怎么典型的鸟：因此“鸟”这个范畴的边界就不是明确的，而是模糊的，界定这个范畴的全部四个特征就不可能是定义“鸟”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最多只有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分。
四、与形式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能力，而跟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紧密相关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的心智和思维一样，都产生于人在后天跟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自身得到的实际经验，这也就是所谓的“体验构建”。人的整个概念系统都植根于知觉、身体运动和人在物质和社会环境中的这种体验构建，而人的语言能力本来就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能力跟一般认知能力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例如，儿童通过不断的抓起玩具又放下的身体动作才体验到“控制”和“被控制”的概念对立。
语言的结构跟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着相当程度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成分对应”，即语言结构的单位实际上跟概念结构的单位一一对应；还有一个是“关系对应”，即语言结构中单位之间的关系跟概念结构单位之间的关系一一对应。例如可以说“我的父亲”，也可以说“我父亲”，但是可以说“我的书桌”，却不能说“我书桌”，原因就在于“我”和“父亲”之间的领属关系不可转让，二者关系比较紧密，反映在语言结构上“我”和“父亲”这两个词语的联系相应地也就比较紧密，“的”字因此可以去掉；而“我”和“书桌”之间的领属关系是可以转让的，二者关系比较疏远，所以就必须插进一个“的”字。这就是疏密关系的对应，即两个概念的联系越紧密，表达这两个概念的词语也靠得更近。
儿童语言获得的理论解释 篇12
人类大脑有几个区域与语言的理解和产生有关。大脑左右半球有特定的功能, 这种现象称为“单侧化”, 但是这些不同并不是绝对的。通常认为语言是由左半球控制的, 这一点适用于95%的右利手成人和70%的左利手成人。由此引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语言获得的重要进展在多大程度上是受控于大脑结构的生理成熟性。
1.1 大脑与语言
对由于中风、外创伤和疾病而大脑受到损伤的个体进行研究发现:在语言使用能力方面, 大脑左半球两个特别区域有重要作用。一个是位于运动皮质附近左前方的布洛卡区 (Broca’s area) , 又称运动性言语中枢。这一区域受伤的病人患有“表达性失语症”, 尽管他们的理解能力保持完整, 但无法流畅地讲话。另一个区域是位于左半球颞叶后下部的韦尼克区 (Wernick’s area) , 又称听觉性言语中枢。其损伤会导致感觉性失语, 患者说话是流利的, 至少表面看如此, 但是表达中会出现无意义或别人无法理解的词, 理解别人表达的能力也受损。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左半球受伤后, 儿童比成人更可能恢复语言功能, 他们的大脑被认为具有更强的可塑性。
近年来记录大脑脑电活动的技术取得一定的发展, 进一步提供了有关大脑参与语言活动的信息。脑电波活动的记录显示出:小孩子开始说话前, 当他们听到能理解的字和词时, 脑电波活动会扩散到大脑的其他许多区域。一旦他们开始说话, 脑电波开始逐渐集中于左半球。神经心理学的这些研究暗示着部分语言处理 (可能不是全部) 集中于左半球, 并且这种集中化在第一年后出现。
1.2 关键期和语言学习
勒纳伯格 (Lenneberg, 1967) 指出, 当儿童的大脑出现生理变化, 语言学习就会更加困难。这时如果儿童想要很自然地交流和理解别人的语言, 他们必须从成人那里学习语言所有的基础。他认为从出生到青春期之间, 语言最容易获得, 进而提出“语言学习的关键期” (Critical period) 。为了直接验证关键期假设, 需要确定青春期前从未学习过任何语言的人在青春期后是否可能获得语言。勒纳伯格假设的另一个暗示是儿童如果在青少年时期或以后学习第二语言会很困难。这里也有一个事例支持他的观点。研究人员以在不同年龄段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和韩国人为被试, 测试他们掌握英语语法的情况。其中一些参与者早在3岁就开始学习英语, 其他的则在17岁或年龄更大才开始学习。结果发现, 学习英语前的年龄越大, 在语法考试中得分就越低。另外, 诸如学习英语时间的长度, 接受正式英语教育的数量, 或者对美国文化的认同这些因素都不能解释这些发现。在语言方面, 与成人相比, 儿童显示出学习语言的独特优势。
神经心理学对双语获得者进行的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在一项研究中, 参与者都是在不同时期掌握第二语言———英语的中国成年人。参与者阅读的句子有的正确, 有的违背语义或语法规则。研究人员监控他们阅读时大脑电波的活动发现, 脑电波的模式暗示着:在完成语法任务方面, 第二语言的获得年龄有很大的差异。比起儿童期更早获得英语的儿童来说, 如果四岁后掌握英语, 左半球的电波活动显示了不同的模式。
对第二语言获得关键期的多项研究得到的结果虽然不完全一致, 但表明第二语言的语音, 还有句法 (或者句法的某些类型) 可能存在关键期。而且, 第二语言的不同方面对获得年龄的敏感性不同。但这些研究也发现第二语言的同一系统的关键期的终点不一致。因此, 以后的研究还有待使用多种方法对第二语言的各子系统进行更全面的探查, 以进一步澄清这一问题。
综合关于第二语言获得的行为实验证据和认知神经心理学证据, 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结论: (1) 更成熟的学习者一般在获得第二语言的词汇和形态句法方面的开始阶段进步更快。 (2) 开始获得第二语言的年龄的增加与最后达到的语音和句法水平的下降相关。对于第二语言是否存在关键期, 虽然目前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但是一部分行为证据和认知神经心理学证据发现第二语言获得可能存在多个关键期, 语音、句法等的关键期终点和勒纳伯格 (Leuneberg) 提出的青春期也不完全一致。这一观点还有待更多的实验来证实。
2 学习理论的观点
在本世纪前半期, 学习理论在美国心理学的思想和研究中占据优势, 学习理论家最早尝试解释语言的获得。斯金纳 (1957) 和其他行为主义者认为语言也是一种行为, 学习的基本规则能解释语言的出现和发展。强化 (奖励) 和模仿是儿童掌握语音、语意、语法和实用规则的主要机制。
学习理论家认为通过有选择性地强化儿童最早出现的发音, 儿童会形成最初的语言。开始, 即便幼童的发音与其母语有一点相似, 照料者也会给予一定的奖励, 如微笑、抱一抱或表示出很惊讶。同时, 对于孩子其他随意的发音则不予理睬。逐渐地, 父母和其他抚养人期望孩子的语言能更符合母语的音韵和造句结构, 他们才会给予奖励。稍后在幼儿期, 如果儿童想要他的瓶子, “baba”这样的发音可能不会像以前一样受到强化, 只有更清晰的发音才可能受到成人的奖励。
根据学习理论家的观点, 模仿也有重要的作用。当父母准确地告诉儿童物体的名称时, 他们就为年轻的语言学习者提供了成熟语言使用的榜样。毕竟, 儿童是从所处的文化中学习语音、造句和交流规则的, 他们肯定会受到环境中语言榜样的影响。美国儿童说英语, 中国儿童说汉语, 都是通过听别人说话来搜集有关本族语言的信息。
虽然学习理论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语言获得的一些方面, 但仍有一些重要的局限之处:一是它不能解释“过度规则化” (overregularizations) 的出现。例如, 当一个学前儿童使用如“goed”或“runned”的字时, 它们在成人的语言中不会出现, 所以儿童不是模仿习得的。父母也不可能鼓励幼儿产生这样的错误结构。“过度规则化”的现象表明儿童能从周围听到的语言中积极抽取普遍规则, 形成时态、复数和其他语法形式, 并且过度使用这些规则。儿童最初的语言中很多是独特的创造性结合。另一个重要的局限是学习方面, 假设在语言获得上儿童扮演消极的角色, 我们已看到, 即使在儿童学习语言的最早期, 他们积极尝试着发出声音, 并不顾及照料者的反应如何。他们指着物体, 父母随后告诉他物体的名称。儿童创造出两个或三个字的表达, 这些是其他人从来没有对他们讲过的。事实上, 语言获得的很多部分是“儿童驱动的”这一事实说明语言发展期待其他理论的出现, 才能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3 语言学观点
乔姆斯基和其他语言学家强调所有语言共有的结构, 强调年轻的语言学习者在日常的语言接触过程中能很快辨别语法规则。例如儿童学习英语时注意到表示行为者的名词在动词的前面, 表示动作对象的名词在动词后面。根据乔姆斯基的理论, 儿童拥有语言学习的内部系统, 称之为“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 , 它使儿童倾向注意到任何语言的普遍语言特性。儿童接触一门特殊语言时, 一种称之为“路径设置”的过程出现, 即区别英语与日文或区别阿拉伯文与法文的语法规则的转换设置好了, 抽取出语言的普遍规则后, 儿童应用形成自己新奇的和创造性的表达。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学习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学习。儿童倾向于学什么有一定的限制, 并且语言学习由不同的原则所支配, 这与支配认知和其他领域的原则是不同的。并且许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人类行为。
对于儿童如何获得语言, 有研究证据支持语言学家的许多见解。儿童在出生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学习语法规则, 很快掌握如何形成复数、过去时态和其他语法形式, 对于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单词, 他们甚至能应用规则。在一项研究中通过给儿童呈现几个无意义单词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词, 仍能准确地指出其复数形式。与学习理论相比, 语言学理论能更好地解释过度规则化的出现, 这些可以被看作是即使存在例外的情况下, 一个学习语言学习者很好地应用规则的结果。
口语能给儿童提供哪些线索来推演语法规则呢?一些线索可能来自于语言的音韵或发音。例如“record”是名词还是动词?答案要看重音在哪一个音节。如果重音在前就是名词;如果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则是动词。儿童可以从重音、词的音节数量或语言发音的其他信息中找出线索, 帮助他们把词分为名词、动词或其他的类别。
有关语法的其他线索可能来自于单词的含义。儿童能从单词含义中获得有关语法的信息, 例如, 儿童学习“狗”这种动物时, 他们也注意到它是一个事物 (名词) , 后来在发展中注意到它是行为者 (主语) 或是动作的接受者 (宾语) 。儿童做这种假设的趋势被认为是天生的。假设环境提供了一些被称为“贫困输入”的语言, 即大多数儿童听到的语言流充满了不完全的或不合语法规则的句子时, 语言学方法有助于解释儿童如何掌握所有语言共同的复杂、抽象的规则。儿童并不是通过明确的语法规则教学和词汇表学习语言的。
4 认知主义的观点
从认知角度来看, 儿童思维过程取得的进步为语言设计了路径。然而, 对于认知和语言联系的精确方式, 理论家们有很大的分歧。在皮亚杰理论中, 儿童能掌握物体、事物、人物的名称之前, 他们必须有一定相关概念的知识。尤其是幼儿必须已经充分掌握了“客体永存性”的概念, 即物体不在视线之内也是存在的。另外, 他认为两岁儿童的大部分时间还不会使用象征图式, 因此这时的语言能力是很有限的。然而, 一旦象征物体的认知能力出现 (或以符号表示物体的能力出现) , 语言就变得可能。皮亚杰的思想———基本的认知结构的变化发生在在产生语言之前, 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儿童最早出现的词总是给物体命名 (说出物体的名称) , 而不是其他语义方面的, 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儿童在18个月左右大的时候词汇量迅速增长。
认知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础吗?或者如语言学家所坚持的, 语言发展走另一条独特的、独立的道路?目前这一点还不清楚。如果两者有什么关系的话, 可能两个领域独立、和谐地发展, 然后在发展的某一点上, 特别是在语言学习的早期阶段出现交叉和重叠。
有关儿童语言获得的认知研究新进展指出:当儿童开始学习特定语言的时候, 他们首先依靠的是他们已经能够分辨的范畴概念。尤其是他们在生命的第一年中建立的关于客体、关系和事件的概念性表征, 这些表征为其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认知基础, 也由此他们能够建立以自身为导向的语言词汇。而且这种语言词汇反过来又可以影响他们对特定范畴及其特性的定向, 还使其把注意转向未被表征的语法之间的差异上去。另外, 在语言习得过程中, 儿童必须最终对其语言中的所有差异有所了解。这包括从不同角度看待相同客体和事件的能力。但是由于语言表征只表示了认知表征的某些方面, 因此两类表征都还是很重要的, 不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是如此, 在其它情况下, 如当儿童和成人需要利用非语言和语言范畴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5 社会相互作用的观点
近年来, 语言发展的新理论已经产生, 他们强调内部爱好和环境输入之间的相互作用, 代替了由斯金纳和乔姆斯基的争论而产生的划分。很多儿童语言研究者坚信:语言是一种社会活动, 在渴望与他人交流中产生, 并且在社会相互作用的背景中逐渐发展。尽管这些研究人员承认年轻的人类有机体学习语言有生物的和天生的偏向性, 但是强调在语言技能的培养中与语言熟练的人的交流具有重要作用。像学习理论家一样, 他们主张儿童最初尝试与人交流时需要支持和反馈。然而, 社会相互作用研究人员主张榜样的语言不应超过儿童理解的能力, 这才是儿童需要的。父母对儿童说话的很多特征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从中学习的框架或结构, 这非常适合儿童语言技能的发展。
对于儿童语言获得的解释, 每一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 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向我们分析和解释了儿童语言获得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今天, 生物、认知和社会经验因素在儿童语言获得中的不同作用已逐渐被人们接受, 但是对于儿童语言是如何获得的这一问题还有很多理论上的困惑急待解决。
参考文献
【1】Danuta Bukatko、Marvin W.Daehler.Child Development.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New York, 1998:235-245.
【2】龚少英、彭聃龄.第二语言获得关键期研究进展【.J】心理科学.2004, 27 (3) :711-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