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质性风险（精选4篇）
特质性风险 篇1
一、引言
特质性风险(Idiosyncratic Risk)即异质性风险或异质性回报波动(Idiosyncratic Return Volatility),能反映出上市公司的绩效,而整个上市公司的特质性风险水平则可以反映出所在国 (地区) 的股票市 场的效率 水平 (Ang等 ,2006,2009)。其影响因素,从股票市场来看,是由于公司股价的波动而形成的,已有文献从行为金融学角度阐述了波动的成因(Fu,2009);从行业的视角来看,日益上升的特质性波动则应归结为日趋激烈的竞争。公司所处行业的结构以及竞争环境的变化加剧了产品市场竞争,提升了企业收益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剧了企业股价的波动,导致特质性风险的增加(Gaspar和Massa,2006;Ferreira和Laux,2007;Irvine和Pontiff,2009;吴昊旻等,2012)。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多为从公司的代理成本,信息披露、公司绩效以及资本结构的视角来研究产品市场竞争与特质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尚未有从终极人控制的角度来考察产品市场竞争与特质性风险关系的相关文献。而从产权性质和控制结构对产品市场竞争与特质性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既可以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反观资本市场有效性,考察国家产业政策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关于“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否有效,亦能从行业的中观视角,研究公司产权性质和结构与资本市场效率之间的关联。因此,本文基于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考察如下问题: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对竞争和股票特质性波动的关系有何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结构是如何影响竞争与特质性波动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国外研究发现,西方资本市场,如美国资本市场 上公司的 特质性风 险在几十 年来显著 增加(Gaspar和Massa,2006 ;Campbell等 ,2001)。Irvine和Pontiff(2009) 对产品市场竞争与异质性波动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特质回报波动显著增长,且股票平均回报波动已经显著超过了市场波动,并认为上述结果应当归咎于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Gaspar和Massa(2006)认为,公司具有更高的市场势力或其所在行业具有更为集中的市场将会有更低的特质波动,市场势力通过两种不同路径“自然避险(Natural Hedge)”和“信息不对称(Uncertainty)”路径,规避特质波动。同时市场势力降低了对投资者信息的不确定性,并因此影响回报波动。
(二)国内文献国内对于特质性风险的研究多基于行为金融视角,即一般都从投资者异质信念与特质性波动的互动以及市场微观结构(卖空限制机制缺失等)等角度来解释股价波动或回报异常现象。对于特质性风险成因及其变化暂未有相关研究。而对于产品市场竞争,现有文献更多的是基于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以及管理层盈余、投资者法律保护、股权融资成本等视角对其进行研究。王希和徐慧玲(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代理成本受到来自公司资本结构和所处行业产品市场竞争的双重影响,股权集中度越高,产品市场竞争的隐性激励效果越弱,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具有关联关系。姜付秀等(2008)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及其变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相互独立,互不影响,但竞争激烈时,资本结构趋向于目标资本结构。伊志宏等(2010)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产品市场竞争对某些公司治理机制产生了互补或替代。而对于竞争与代理问题,姜付秀等(2009)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和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提升投资效率。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多是分别对特质性风险以及产品市场竞争进行研究,而少有将二者结合考虑的相关研究。吴昊旻等(2012)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票特质性风险亦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且与我国产品市场竞争加剧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对集中的行业结构以及显著市场势力能够有效地降低公司的股票特质性风险,稳定公司回报。孔东民和杨薇(2012)对市场势力和异质波动之间进行研究发现,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并认为主要来自于信息不对称机制。而我国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问题普遍存在,这与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对中小股东保护弱化有关。张军华(2013)以特质性风险为中间变量研究产品市场竞争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势力越大,则股权资本成本越小。而中国处于转轨市场经济当中,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相对滞后,杨兴全和曾义(2011)研究发现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会导致公司过度投资行为,进而导致公司价值的降低,并且这种负面的作用在自由现金流较高的公司中更为严重。终极控股股东的普遍存在,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使得他们更有动机谋求控制权私利,增加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股票的特质性波动。国内外已有并未有从终极控制人产权性质和控制权构成角度,探讨产品市场竞争与股票特质性风险之间的关系,这也为本文研究提供一定的研究思路以及突破口。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股票特质性波动是指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不能被市场或行业解释的部分,反映了公司间波动率的差异,其影响因素除了投资者的异质信念(即换手率)以外,从行业和公司层面来说,行业结构和公司的竞争环境也会对特质性波动产生影响。而对于不同上市公司而言,在面对竞争时所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是大相径庭的,归根到底取决于公司市场势力的差异。对于市场势力较强的公司来说,由于其高额利润的初始状态,相较于一般小公司而言,在面临竞争冲击时,所遭受的损失要小很多,除此之外,由于存在刚性的市场需求,因此即便公司提高产品价格也不会导致顾客流失,因此,公司的市场势力作为一种“自然避险工具”以及通过有效缓解基本现金流来稳定公司回报,尤其是在面临逆向外部冲击时稳定其回报波动,从而弱化产品市场竞争对股票特质性风险的影响,换言之,即市场势力越强,产品市场竞争对股票特质性风险的影响越小;市场势力越弱,产品市场竞争对股票特质性风险的影响越大。同时企业的终极控制人性质对公司的市场势力有着重大影响。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有着丰厚的资源优势。国有上市公司的资产较非国有上市公司更为庞大,可抵押的资产也相对较多。因此当他们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同时面对竞争时,国有上市公司能较为容易的得到银行贷款而不容易出现资金匮乏的窘境,加之其预算软约束将会使他们相对于非国有公司更具优势,具有更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除此之外,国有上市公司多属垄断行业,进一步奠定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市场势力。强大的市场势力使得国有上市公司能够很好的维持公司收益,稳定股价,弱化产品市场竞争对股票特质性风险的影响。因此假设:
假设1:产品市场竞争会加剧股票特质性波动 (正相关),而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国有性质能够显著弱化两者的正相关关系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多由原先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终极控制人普遍存在。而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使其具有谋求控制权私利的强烈动机和能力,因此普遍存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为了能够更多的从资源控制中汲取更大的私人利益,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集中模式下进行资源性扩张已日益成为终极控股股东以及其代理人控制权收益的重要来源。而我国对于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相对较弱,在产品市场竞争加剧背景下,终极控股股东更容易通过关联交易、内幕交易、利润转移等一些不规范的运作来掏空上市公司资产,进一步加剧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影响了公司绩效,公司特质信息的变动,更显著的信息不对称,加大了评估企业价值难度,导致了公司股票特质性风险的提高。可见,终极人两权分离度的提高(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之比升高),会提升公司股票的特质性风险。因此假设:
假设2:上市公司的终极人两权分离度显著提升产品市场竞争与股票特质性风险的正相关关系,并且两权分离度越高,产品市场竞争与特质性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越显著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选择2003-2012年为研究区间,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产品市场竞争变量数据和终极人控制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和色诺芬(CCER)数据库,特质性风险的数据来源于锐思(Resset)数据库,缺失的数据通过CSMAR进行一定的补充,并依据以下的原则进行了样本的筛选: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剔除了ST、PT公司;剔除样本少于5家以及数据不全或者严重缺失的行业。行业划分标准依据证监会2001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描述性统计及回归检验均使用STATA10.0。
(二)模型建立和变量定义本文选取了如下变量见表(1)。解释变量。产品市场竞争(PMC)。借鉴国外最新研究(Gaspar和Massa,2006;Irvine和Pontiff,2009)以及国内(吴昊旻等,2012;姜付秀等,2005)的做法,采用了能够反映市场集中度的熵指数(EI)来衡量公司所在行业的聚散结构;采用了能够体现公司市场势力的价格-成本边际 (PCM与EPCM)指标来衡量产品市场竞争。除此之外,借鉴Gaspar和Massa(2006)等研究经验,考虑了竞争指标行业内以及行业间的差异,PCM和EPCM属于衡量行业内的竞争态势指标,而EI则属于衡量行业间竞争情形的指标。在进行模型的回归分析时,将PCM,EPCM取相反数用以表示竞争程度,由于上述两个指标是产品市场竞争的逆向指标,因此,通过取其相反数来将其转化为正向指标。终极人控制。包括终极控制人性质和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之比。终极人控制为股权结构的延伸,股权结构体代表股权的集中度与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而终极人控制则从终极控制人视角以及多个层面(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体现出公司的实际控制情况,更为全面与真实。依据终极控制人性质划分为国有上市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为控制权(表决权)与所有权 (现金流权) 之比。(2) 被解释变量。特质性风险(SSE):此项是基于日回报进行衡量。首先本文以CAPM为基础,并使用了个股日回报数据来度量我国上市公司特质性风险,本文借鉴了Gaspar和Massa(2006)以及Malkiel和Xu(2003)等的方法和程序,采用了沪深两市A股的个股日回报数据(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来估算特质性风险(SSE),具体的估算程序如下:首先,对样本中每个上市公司过去36个月的个股月回报按照月份对其市场的超额回报进行时间序列的回归,计算出风险的beta值;其次,将beta值拟合到当月个股日回报中,得出个股日回报同市场日回报的回归残差;再次,将日残差平方和加总得到月残差,即得到异质性风险的月度数据,最后,将月度值按月加总求和得到异质性风险年度值。具体检验时,分别选择有期流通市值加权和总市值加权的两类风险beta值,但最终只报告流通市值加权 的结果。(3) 控制变量 。借鉴Gaspar和Massa(2006)、Irvine和Pontiff(2009)的模型,由于公司规模、产权结构、资产构成的因素以及收益水平均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产品市场势力以及回报的预期特征,因此将以上变量设置为控制变量。依据吴昊旻等(2012)的研究,成长性高低、现金持有比率等因素可能与上述因素一起影响了我国上市公司特质性风险和产品市场与股票市场的风险。故本文控制了上述因素以及行业,年度等影响。本文的实证检验包括两个步骤:第一,在终极控制人为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中产品市场竞争与股票特质性波动之间的关系;第二,分析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对产品市场竞争与股票特质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影响。为了实现分析目的,构建如下两个模型:
五、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由表(2)可以发现: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特质性风险的平均值和中值均高于国有上市公司,说明国有上市公司中的特质性风险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熵指数EI国有公司低于非国有公司,验证了终极控制人为国有的上市公司行业集中度确实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不论是中值还是均值,国有上市公司的价格成本边际PCM和超额价格成本边际EPCM的相反数也均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这说明:在考虑到不同行业利润率的结构性差异之后,剔除行业平均的价格成本边际,国有上市公司的市场势力显著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这同时体现了国家经济政策中对国有企业的偏好,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从市场势力来源角度上来看,由于国有企业不仅具有源自技术、成本及管理水平等优势,而且还来自于带有倾向性的政府干预和扶持,以及由其引起或主导的公司间股权构成、融资便利、政策倾斜以及行业管制等多方面因素。
(二)回归分析模型回归分析发现:(1)表(3)是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和终极控股股东性质检验特质性风险的结果。可以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四个指标与股票特质性风险的符号均符合预期,但模型1的EI指标与特质性风险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是符号符合预期。而PCM和EPCM分别在10%和1%的程度上显著,EI,PCM,EPCM与State的交叉项符号分别在10%,5%,1%的程度上显著,说明终极控制人的国有性质显著弱化了产品市场竞争与特质性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也验证了提出的假设1。(2)表(4)是产品市场竞争、终极控制人控制结构和股票特质性风险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熵指数EI和其交叉项符号均在10%水平上显著,且均为正号。并且PCM和EPCM在10%和5%的程度上显著,PCM*Dev与EPCM*Dev交叉变量在5%和1%程度上显著为负,均符合预期。实证结果表明公司两权分离度的提高,能够加剧产品市场竞争与特质性风险之间的关系(正相关),说明两权分离度提高,代理冲突加剧,使得信息更加不对称,引发更加剧烈的特质性波动,提升上市公司的股票特质性风险。
(三)稳健性检验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根据Ang等(2006,2009)、Fama and French(2004)的研究,分别使用行业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度量特质性风险来进行稳健性的检验,检验结果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为了消除行业特征对检验的影响,对模型变量(包括熵指数,价格成本边际,超额价格成本边际)按照行业的中位数进行一定的调整后再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也没有发生变化。
六、结论和启示
本文以2003-2012年间我国沪深股市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性质及其控制结构背景,实证考察产品市场竞争与股票特质性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股票特质性风险,而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国有性质能够显著弱化产品市场竞争与特质性风险的正相关关系;(2)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人控制亦显著影响“竞争-风险”关联,两权分离程度越高,产品市场竞争与股票特质性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越为显著。研究表明:产品市场上的剧烈竞争确实是导致(上市)公司股票特质性风险或其回报波动加剧的重要环境原因,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尤其是近年来频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使得这种“竞争归咎”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意义;而我国由政府主导宏观经济以及由国企主导行业竞争的特定制度环境,对于产品市场竞争(PMC)以及公司代理冲突的加剧,也成为导致特质性波动显著增加的重要背景诱因,要想缓解股票回报波动、稳定提升公司绩效,必须对之进行有效的市场化治理,必须以绩效为原则,淡化“国民”差异,切实提高产品市场竞争的质量,而这是最终推进我国新时期着意于经济增长方式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注:上行数据位回归系数,下行括号内数据位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下同。
摘要：本文以2003-2012年间我国沪深股市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性质及其控制结构,实证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和股票特质性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同股票特质性波动正相关,而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国有性质能够显著弱化两者的正相关关系;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控制结构亦显著影响“竞争-风险”关联,两权分离程度越高,产品市场竞争与股票特质性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越为显著。
关键词：产品市场竞争,终极人控制,股票特质性风险
钱钟书“化境说”的非传统性特质 篇2
“化境说”是钱钟书先生提出的翻译观，主要体现在《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书中，尤其是《七缀集》中《林纾的翻译》一文，写于1963年，是化境说正式形成的标志。但是在此文之外，尚有其他多篇文章涉及到对于翻译的论述，如早期的《论不隔》、《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及《谈艺录》中的不少处，而且钱氏各著作中均有大量的翻译实例，也曲折透露出他所推崇的化境说的径路来。
化境说历来颇受推许。不过钱氏本人并未系统阐发过这一理论，目前为译界所熟知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之说是由罗新璋先生总结出来的。罗氏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即还是仅仅把它当成中国传统译论看待，而未意识到钱氏化境说内蕴的非传统性特征。“化境”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带有浓郁的非传统性，不能草率将其归于传统译论之列。
化境说的研究首推罗新璋(1984, 1990)，正是他的整理总结才使更多人了解到钱氏译论相对完整的内容。罗氏(1990)将化境释为“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该解释多为译界所引用，但罗氏对钱氏的化境说理解略有偏差，如其框架不脱传统中国译论窠臼，更将化境揉合到中国传统译论中去，成为所谓“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标准链条的最高境界，而对该理论中蕴含的非传统性特征之探索则全付阙如。盖因钱氏文章多用文言写成，读者多误以为化境说也如文言一样是古典的。故此国内对于钱氏译论的重视程度也相对不足，翻译类理论著作或教材大多只是因循旧说而已。
进入21世纪之后，对钱氏译论中的重新检讨开始出现。朱宏清(2001)、陈逸(2006)从《林纾的翻译》一文出发，对于钱钟书译论中“译”“诱”“化”三方面都进行了有新意的探讨，纠正了一些误解;余承法、黄忠廉(2006)则集中对“化”作了深入探讨，以其内涵丰富而作为“全译转换”的精蕴，认为其实质是追求“极似”。也有学者如胡德香(2006)认为钱氏的化境说其实是一种文化翻译批评，而非提出翻译标准或最高理想。胡文也驳斥了认为钱钟书存在“原著中心论”的观点(罗新璋的八字标准其实隐含原著中心)。郑海凌(2001)则着重强调钱氏“化境说”中的创新意识，尤其是肯定译者的创造性。就具体涉及解构派与钱氏译论的相互关系而言，黄汉平(2003)认为钱氏译论本质上是一种中国式的解构主义，而刘全福(2005)则针锋相对，反对将化境说视为解构主义。陈大亮(2006)折中两者，认为钱氏的理论与解构派有联系，但又有差别。
学界近年来有关钱氏译论的现代与传统之争，正反映出化境说的丰富内涵。将化境说作为现代中国译论的独特个案，对其中蕴含的非传统性特质进行重新审视，对未来实现翻译学中传统与西方/现代的对接也有重要意义。
二、钱氏化境说的非传统性特质
实际上，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是在翻译批评中提出的。《林纾的翻译》显示该论首先是基于训诂学上的“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正是《说文》中“囮”字的多义性构成了化境说的理论基础。
下面将以《林纾的翻译》(下称《林》文)为主要依据，结合钱氏其他著作和译例，对化境说加以系统的梳理。
钱氏从《说文》对“囮”字的解释，得出了“译”字的“虚涵数意”，即“诱”“媒”“讹”“化”。钱氏称：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化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钱钟书，2002:77)
上引文段是化境说最直接的说法，然而并非就是化境说的全部。因为钱氏的很多文章都类似如此，需系联该文其他段落乃至钱氏相关的其他作品，方能得到比较全面的图景。《林》文后面论及的其实主要就是对于林纾翻译之见解评价。从为文之道看来，化境说必定和林纾的翻译有莫大关系。那么，前引段落提到的“不叛离译入语习惯、保存原作风味精魂”这两点，就不是化境说的全部，因为《林》文所阐述的林纾翻译，绝非这两点而已。相反，译事之虚涵数意，这数意在对林纾翻译的评论里都体现出来了。再结合钱氏其他的文章与译例，“化境说”的真正内涵就更见明晰。审视钱氏化境说的真实意蕴，可以发现其中具有极其丰富的非传统性特征。
（一）意义不确定论。
钱氏并未对意义不确定性作明确论述，但他所援为例子的“虚涵数意”之字词，实即此类。钱氏尝谓：“语言文字鬼黠如蛇，合离兼别，其故莫祥，成俗相因，积重难返。”(陈大亮，2006)即对语言意义不确定性的绝好论述。
（二）“化境”涵括多重含意，即前述“译”“诱”“媒”“讹”“化”。
这表明钱氏的化境说其实是一个包含很广的译论，绝不仅仅是如传统译论般提出某个“翻译标准”而已。其对翻译的媒诱作用之强调，在传统译论中是极罕见的。
（三）翻译策略上，主张语言上采用顾及译入语为主的归化法。
从《林》文可见钱氏很反对采用不符合译入语习惯的异化策略。钱氏(2002:77)强调务要使“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信之必得意忘言”(郑海凌，2001)，形式无需太注重。关键是定要不违背“祖国的语文习惯”(钱钟书，2002:95)。对于佶屈聱牙的“外国中文”(pidgin translatorese)，钱氏斥为“懒汉、懦夫或笨伯的忠实”，非常不满(同上：96)。
（四）重视风格/精魂甚于意义。
风格的传达被给予了超过意义传达的地位，这是化境说十分重要的特点。钱氏认为意义不确定，一字每每虚涵数意，故甚少论及意义传译，但他并不否认意义。其“得意忘言”，反对借体寄生的写作式翻译，以及其他相关论述都表明出他仍是主张有原作意义在的，尽管这一意义可能难以确定。和意义传译甚少论及形成对比的，则是他对“风味”“精魂”“原作的表达效果”等的一再强调。林纾翻译中有意识改造了狄更斯原文，钱氏(2002:83)对此评称：“写作我国近代文学史的学者一般都未必读过迭更司原著，然而不犹豫地承认林纾颇能表达迭更司的风趣。”这种风味、风格上的相似是钱钟书更为重视的特质，原文意义信息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五）正视译讹现象，主张译必有讹，并对起到良好“诱”“媒”作用的创造性叛逆式的“讹”持欣赏态度。
钱氏(2002:78)从翻译中的“三种距离”出发，认为译必有讹，“失本”不可避免。然而钱氏亦非完全赞成讹译。事实上他把讹译分成两类，一是无心之讹，是力不能及;一则是有意为之，如林纾以己意增删改易原文。钱氏虽说林译的有意讹译不足为训，但他对林纾翻译虽讹而反能起到“诱”“媒”作用，却持肯定态度。这种“讹”实际就是“创造性叛逆”(陈大亮，2006)。
（六）译作是原作未来生命。
钱氏(2002:77)所谓“原作的‘投胎转世’”即含此意。从第四点可见，翻译中“诱”“媒”功能相当重要，而正是这两者决定了译文会成为原文来世生命。只有本着此种心态去从事翻译，才能产生成功之作。林纾前后期翻译的优劣之判，依钱氏看来，正是由于前期是生命之续而后期已无生气，纯粹论为生财工具而已了。
（七）高度评价译者创造性，认为译笔无妨优于原作。
钱氏(2002:101)明确提出：“译者运用‘归宿语言’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钱氏在文中举了不少例子来证明这一点。而赞成这一点，无疑也是从翻译的媒诱功能角度来看的。为更好延展原作的后世生命，“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钱钟书，1983:373)。
（八）不设立标准，“化境”不是标准。
据郑海凌(2001)，钱氏在上世纪60年代最早发表《林》文时，原是将“化”称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的，到80年代时他又将“标准”二字改为“理想”二字。这一改动暗示着钱氏本人最终否定了化境作为翻译标准的看法。盖化境说作为译论，并不仅仅如罗新璋(1990)所谓“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而已，它还涵括了诸多其他方面意义，如前论及之“媒”“诱”及“讹”。这些无法统摄到一个“翻译标准”里面。正如陈大亮(2006)所认为的，一旦将之定为标准，那么钱氏译论中的“虚涵数意”也就消亡了，钱氏译论将沦为与其他忠实归化派无异的毫无新意之学说。笔者认为，之所以化境会习惯性被误解为标准，也与“化境说”这一命名有关(钱氏本人并未如此命名)。命名在使一物出场的同时却也遮掩了其他诸多的不在场。而解读者之所以会如此命名，当亦因传统译论多强调翻译标准，遂以翻译标准的既定观念去套钱钟书的翻译观了。
由上可见，钱氏“化境说”相比传统译论，已有了许多重大发展，其中如译文后世生命、意义不确定、译者创造性等方面论断，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解构派译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钱氏依然使用传统方式来提出自己的译论，没有西式的严密理论建构，且以文言为文，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们的认识，导致很长时间化境说被人归到无甚新意的传统译论之中去，但其实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误解。钱氏译论中所蕴含的非传统性，和其本身贯通中西的学识背景是离不开的。
三、结语
综而言之，钱钟书的化境说具有很多后现代的非传统特征，绝非纯粹的传统译论范畴。这类特征不少甚至和解构主义译论可互相发明。钱氏译论与西方消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派思潮何以能暗合，值得进一步探讨。鉴于钱氏化境说的提出时间和解构派其实十分接近的，不可能是直接借鉴。其中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似与西方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东方佛道根源相关。钱氏本身既属东方体系，又浸淫西学多年，其能会通诸端而提出富含非传统特质的化境说，与西方现代思潮中借鉴东方体系而否定逻各斯传统可谓殊途同归。
钱氏化境说的非传统性特征，为当代中国译论寻找中西会通突破口，争取中国译论在国际译学界的平等话语权这一历史任务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值得译学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摘要：“化境说”是钱钟书先生提出的著名翻译思想, 但一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 译界常将其归入中国传统译论范畴, 忽略了该理论中具有的非传统性特质。实际上钱氏的化境说内涵十分丰富, 其异于中国传统译论而与西方现代乃至后现代翻译思潮会通之处所在多有。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 不仅可厘清钱氏译论的真实内涵, 重现其显著的非传统性特质, 且能为未来中西译论的会通提供一定借鉴。
特质性风险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某县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全县总人口12.01万人,农业人口8.93万人,占74.36%;非农业人口3.08万人,占25.64%。该县辖5镇4乡,40个行政村中有36个村为血吸虫病流行村,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数近10万人。疫区历史累计血吸虫病患者42 002例,其中晚期血吸虫患者417例,历史累计病牛数20 503头,历史钉螺面积954万m2。多年治理后,目前该县疫区人群感染率已控制在1.0%以内,无病牛感染,钉螺面积下降到52万m2。
1.2 抽样方法
该疫区按照综合疫情程度的不同,36个血吸虫病流行村可划分为重、中、轻3种,分层随机各抽取出1个村,3个村的所有农村居民为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
1.3 问卷调查方法
调查时间为2012年8月。调查前均对调查员统一培训,采用入户调查方式,使用统一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主要经济来源与家庭经济年收入、居民生产生活方式、血吸虫病健康教育等。
1.4 感染情况调查
采集调查对象外周血耳垂血,采用ELISA试验进行血吸虫抗体检测,阳性者全部用Kato-Katz法(1粪3检)做病原学检查,以了解人群感染率。
1.5 统计学方法
收集所有问卷调查信息和血检结果,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000份,回收2930份,有效2915份,有效回收率为97.17%。其中,男1471名(50.46%),女1444名(49.54%);常住人口2906名(99.69%),外来人口9名(0.31%);年龄最小5岁,最大84岁,5～<15岁291名(9.98%),15～<45岁1523名(52.25%),45～<60岁753名(25.83%),60岁及以上348名(11.94%);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位居前4位的分别是初中1607名(55.13%),小学923名(31.66%),高中172名(5.90%),文盲152名(5.21%);职业前3位是农民2400名(82.33%),学生421名(14.44%),幼托儿童27名(0.93%)。
2.2 家庭经济状况与生产生活方式
2.2.1 主要经济来源和家庭经济年收入
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仅依靠农业的有1632人次(55.99%),既依靠农业又外出打工的595人次(20.41%),依靠农业和畜牧的223人次(20.41%),仅依靠外出打工的205人次(7.03%),依靠农业、畜牧和外出打工的191人(6.55%)。自述家庭经济年收入在5000元及以上者1025人次(35.16%),5000元以下者1890人次(64.84%)。
2.2.2 生产、生活方式
(1)主要经济作物前3位的是水稻(62.31%)、混合(28.30%)、水稻旱粮(5.04%);(2)家庭拥有的水田面积多在0.1～3亩(91.03%);(3)采用的耕作方式依次为机耕(75.10%)、人耕(23.79%)、机耕并人耕(0.59%)、牛耕(0.52%),不同家庭收入者耕作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560,P<0.01);(4)主要耕地的施肥方式依次为化肥(91.15%)、其他(5.09%)、化肥与新鲜粪便施肥并用(1.95%)、新鲜粪便施肥(1.81%),不同家庭收入者施肥方式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55.757,P<0.01);(5)居民生活饮用水依次为自来水(97.87%)、沟塘水(1.78%)、井水(0.35%),不同家庭收入居民生活饮用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533,P>0.05);(6)所有家庭均未修建三格式无害化厕所,99.76%调查对象拥有室内简易或冲水式厕所,8.20%拥有露天厕所,16.26%建有沼气池,不同家庭收入居民修建沼气池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548,P>0.05)。见表1。
2.3 健康教育
被调查人群中2772人(95.09%)知晓一般血吸虫病防治知识,143人(4.91%)不知晓。在知晓的人群中,主要通过一个途径获取知识的有1017人(36.69%),其中通过传单或警示牌占37.36%,宣传画占23.01%,广播占21.73%;主要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知识的有1755人(63.31%),其中,通过传单或警示牌、专栏板报、宣传画的有447人(25.47%),广播、传单或警示牌、专栏板报的有342人(25.47%),广播、传单或警示牌的有138人(7.86%)。不同年龄段和文化程度居民对血吸虫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均P<0.01),其中,5～<15岁居民知识知晓率最低,为92.44%,15～<45岁居民知识知晓率最高,为95.73%;文化程度不详的人群(含学前儿童)知识知晓率最低,为82.50%,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知识知晓率均超过95%。见表2。
2.6 感染情况调查
本次参加问卷调查的2915名对象进行血清学检测2911名,参与度为99.86%。血检阳性者80名全部进行粪检,粪检参与度100%,粪检阳性率为0%,人群感染率为0%。
3 讨论
3.1 农村居民的职业、经济状况和生产生活方式是血吸虫病传播的潜在影响因素
本次调查中,疫区居民职业主要以农民为主(82.33%),生产生活多依赖农业经济,农业结构单一[2],水稻(62.31%)、混合(28.30%)、水稻旱粮(5.04%)为主要种植的经济作物,这与该县是传统农业经济县相符合。当地农民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常会因灌溉、耕种、除草等生产需要接触到河沟水。在疫区,接触疫水是感染血吸虫病的重要危险因素[3]。接触机会越多,感染机会也越多[4]。
研究表明,血吸虫病易发生在人均收入低、家庭住房结构差、没有接通自来水等人群中[5,6]。本次调查对象中自述家庭经济年收入在5000元及以上者占35.16%,5000元以下者占64.84%,低于2011年该县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899元,整体自我评价家庭经济水平不高。2004年以来按照当地血防综合治理项目的要求,该县实施以机耕代牛耕的防治措施。本次调查显示,除机耕(75.10%)外,仍有农民采用人耕(23.79%)和牛耕(0.52%),其中自述家庭经济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群中人耕、牛耕比例为22.22%、0.58%;5000元及以上者人耕、牛耕比例为25.66%、0.39%。可见一方面部分当地农民固守传统的农业耕种模式,另一方面购置农机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受经济条件限制。在疫区,人耕可使人体接触到血吸虫尾蚴的机会大为增加;牛耕的家畜是血吸虫病的主要传染源之一,是血吸虫病防治的关键[7]。在施肥方式和粪便处理方面,化肥与新鲜粪便施肥并用、新鲜粪便施肥比例各为1.95%、1.81%,其中,自述家庭经济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者使用新鲜粪便施肥的为2.06%,5000元及以上者为1.27%;所有调查对象的家庭均无三格式无害化厕所,使用室内简易或冲水式厕所为99.76%,普及沼气池的比例为16.26%,提示当地粪便的无害化管理现状还需进一步推进。疫区人畜粪便既是广泛使用的有机肥料,也是散布包括血吸虫虫卵等病原体在内的主要污染物,新鲜粪便由于未经过无害化处理就直接在农田施肥,将会导致血吸虫虫卵扩散的可能性,使居民在生产过程中接触到疫水而感染[8]。生活饮用水方面有1.78%的人群饮用未经消毒的沟塘水,在疫区这种生活习惯对人体健康将带来极大的潜在危险性。
3.2 外出务工人员对劳务输入地血吸虫病传染源输入具有潜在影响性
在某县疫区,人口的流动具有较为明显的单向性,主要为输出型。该次对3个抽样村的调查显示,抽样人口中常住人口占99.69%,外来人口仅占0.31%。由于当地经济相对滞后,有33.99%调查对象的家庭以外出打工来增加经济收入,而来自疫区的务工人员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小视,将可能随着人口资源的流动给劳务输入地带来血吸虫病传染源输入的潜在危险性[9,10],造成疫情播散的可能。
3.3 较高的血防知识知晓率和血清学检测参与度有利于血吸虫病传播的控制
由于某县血吸虫病的治理经历了50多年历史,多年的血防工作积淀和宣传,使得当地农村居民对血吸虫病一般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较高,表现出知晓率随受教育程度的增高而增高的特点。本次调查人群的血吸虫防治知识知晓率为95.09%,达到《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2015)》中规定的2015年流行区居民血防知识知晓率95%的要求。而且调查对象能积极配合血防部门进行血清学检测,本次血清学检测参与度为99.86%,血检阳性者全部进行粪检。农村居民对一般血吸虫病防治知识的普遍了解和健康保健意识的增强,是有效预防血吸虫病的基础,将有利于控制血吸虫病的传播,发挥正效应作用。当然,也应注意到,文盲、学前儿童、5～<15岁等特殊人群的健康宣传教育有待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加快当地农业结构调整力度,有序推进城镇化建设,改善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疫情监测,有针对性开展特殊人群健康宣传教育等将是有效防控血吸虫病的重要保证。
摘要：目的 了解某县农村居民社会行为特质对血吸虫病传播的可能影响。方法 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3个血吸虫病流行村,对居民做问卷调查和感染情况调查。数据使用SPSS 17.0统计软件分析。结果 2915份有效问卷调查显示:①农村居民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55.13%);职业以农民为主(82.33%);农业(55.99%)为主要家庭经济来源,有33.99%调查对象的家庭以外出打工来增加经济收入;自述家庭经济年收入在5000元及以上者占35.16%。②水稻(62.31%)为主要经济作物,耕作方式依次为机耕(75.10%)、人耕(23.79%)、机耕并人耕(0.59%)、牛耕(0.52%);施肥方式依次为化肥(91.15%)、其他(5.09%)、化肥和新鲜粪便施肥并用(1.95%)、新鲜粪便施肥(1.81%);居民生活饮用水依次为自来水(97.87%)、沟塘水(1.78%)、井水(0.35%)。③所有调查对象的家庭均无三格式无害化厕所,99.76%拥有室内简易或冲水式厕所,16.26%建有沼气池。④血吸虫防治知识知晓率为95.09%。此外,本次居民血清学检测的参与度为99.86%,血检阳性者均进行粪检,粪检阳性率为0%。结论某县农村居民的职业、经济状况和生产生活方式是血吸虫病传播的潜在影响因素;外出务工人员对劳务输入地血吸虫病传染源输入具有潜在影响性;农村居民较高的血吸虫防治知识知晓率和血清学检测参与度有利于血吸虫病传播的控制。
关键词：血吸虫病,社会行为,疾病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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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性风险 篇4
目前较多研究采纳的屏前时间过长的定义是每天屏前行为超过2 h。这个定义主要根据美国儿科协会的定义: 2岁以上儿童每天看电视时间应控制在2 h以内[13]。中国国家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学龄儿童少年超重和肥胖预防与控制指南( 试用) 》也规定学生每天看电视、玩电子游戏和用计算机的时间不超过2 h[14]。
我国中学生面临着诸多精神压力,如较大的学业压力、独生子女、过高的父母期望、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动荡,使得中学生焦虑原因复杂多样。青少年的焦虑有可能影响屏前行为,而屏前行为过长又有可能导致焦虑。本研究对当前上海市青少年学生过长的屏前行为和其特质性焦虑的关联进行分析,为开展学生行为干预工作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采用二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法,2011年5—6月在上海市17个区县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5个区县,分别是黄浦区、宝山区、闸北区、奉贤区和崇明县; 在抽取的区县所有含有初中的中学中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9所中学,抽到学校的六 ~九年级初中学生全部参加问卷调查。本次研究共发放4 400份问卷,回收4 245份问卷,回收率为96.48%。剔除漏答题目达到20% 以上,以及存在有逻辑错误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4 196份,有效率为95.36%。年龄为11 ~ 16岁。
1.2问卷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上海市初中学生肥胖相关模式 调查表》,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是0.705。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学生一般情况、7 d内各类屏前行为平均每天累计的时间和特异性焦虑的情况等。
屏前时间: 指看电视、用计算机、玩手机、玩电子游戏( 不含在电视和计算机上玩的电子游戏) 的时间。屏前行为: 指看电视、用计算机、玩手机和玩电子游戏( 不含在电视和计算机上玩的电子游戏) 的行为。每天屏前时间: 每天屏前时间=( 上学日平均每天屏前时间×5+周末平均每天屏前时间×2) /7。过长屏前行为指每天屏前时间累积≥2 h。
中学生特质性焦虑使用中学生特质焦虑影响因素问卷[15]( Inventor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it Anxiety for Sencondary School Students,HFTAS) 进行测量,该问卷由李焰等编制,用于中学生的心理测量。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为0.959,Speamman-Brown系数为0.954。构想效度方面,8 790项目的共通度在0.50以上[16]。问卷把青少年学生的焦虑程度分成8个维度进行评价,分别是学业压力、不良环境影响、自卑倾向、适应不良、内向性格、身体虚弱、人际困扰和不良的父母养育方式。本研究经过预试验,上海市的中学生对该问卷中的内容能够完全理解和回答,其涉及的内容是中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常见的问题。本研究在过长屏前行为与中学生特质性焦虑的多因素分析中将中学生特技性焦虑的8个维度的得分以P75为界值,分成偏高( ≥P75) 和正常( <P75)
1.3统计分析采用Epi Data 3. 1软件建立数据库,双录入数据,并进行逻辑纠错; 按照问卷编号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10%的原始问卷对录入的信息进行复核,如果误差率超过5%,则检查该问卷录入者录入的所有问卷。采用SPSS 18.0和SAS 8.2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Kendau相关分析、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 = 0.05。
2 结果
2.1不同性别年龄初中生屏前行为时间比较本次调查青少年学生在1周内平均每天的屏前时间是2.68 h,其中男生为2.92 h,女生为2.47 h。51.5%的调查对象平均每天屏前时间≥2 h。本次研究平均屏前时间为0的学生有121名,占2.88%。经检验不同性别调查对象的屏前时间呈正态分布,对其进行t检验发现,男生平均每天的屏前时间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6.508,P = 0.000) 。不同年龄组的学生屏前时间方差齐( Levene统计量= 2.217,P = 0.065) ,学生平均每天的屏前时间年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4.634,P = 0.001) 。见表1。
2.2屏前时间与中学生特质性焦虑的相关分析经过对焦虑问卷各个维度得分的正态性检验,所包含的8个维度得分均呈偏态分布。见表2。
( n = 4 196)
Kendau相关分析发现,研究对象的屏前时间与中学生特质焦虑总得分呈正相关( r = 0.129,P<0.01) 。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对特质性焦虑各个维度进行相关分析,除了“适应不良”与屏前时间没有相关,其他维度与屏前行为均有统计学意义相关,但是相关系数偏小。见表3。
( n = 4 196)
2.3过长屏前行为与中学生特质性焦虑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性别( 女 = 2,男 = 1) 、年龄( 连续性变量) 、特质性焦虑的8个维度( 偏高 = 1,正常 = 0) 为自变量,过长屏前时间( ≥2 h = 1,<2 h = 0; ≥3 h = 1,<3 h = 0) 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经过性别和年级的调整后的结果显示,过长屏前时间与焦虑程度高有关联,在屏前时间≥2 h的情况下,自卑倾向、不良环境影响和学习压力均有统计学意义; 在屏前时间≥3 h的情况下,除了上述3个因素,还有人际困扰也对过长屏前行为有影响。见表4~5。
( 屏前时间≥2 h) ( n= 4 196)
( 屏前时间≥3 h) ( n= 4 196)
3 讨论
电子显示终端的使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信息技术更加广泛的应用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本研究发现在调查日前1周,平均每日屏前时间为0的比例仅为2.88%,说明屏前行为已经是青少年课外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正在渐渐改变着青少年的学习方式、交友方式和生活方式。国内外的监测数据表明,青少年对电子屏幕的使用时间是居高不下的。美国YRBS( 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 的监测数据表明,2007年上学期间,24.9%的学生平均每天用计算机( 非学习使用) 3 h及以上,35.4%的学生平均每天看电视3 h及以上; 2009年以上2个指标分别为24.9%和32.8%[11]。2005年我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监测发现,8.3%青少年每天玩电子游戏4 h及以上,7.1%长时间上网( 4 h及以上) ,8.9%有网络成瘾的倾向[17]。本次调查青少年学生在1周内平均每天的屏前时间是2.68 h,51.5%的学生每日屏前时间≥2 h。表明目前学生过长屏前时间行为比较普遍,屏前行为的延长导致体力活动的降低和静坐时间的延长,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并且与人际困扰密切相关。
焦虑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青春期是人生成长过程中一个变化多端的时期,也是焦虑症的易发期。随着器官的发育日渐成熟,个体对自己在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变化会产生一种神秘感,甚至不知所措,心中的焦躁、恐惧、彷徨得不到及时排解从而导致心理上的障碍。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中,青少年还面临着学业和就业的压力,但是由于其认识水平和心理调节能力的不足造成很多压力无法及时发泄和缓解,容易造成心理负担。另外,青少年还面临很多的人际困扰。青少年学生交往的对象主要来自学校和家庭,主要为亲子关系、师生关系。青少年的焦虑与学业压力、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自尊和被评价意识有关。因此评价青少年的焦虑程度需要从多个维度入手进行综合评价。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的因素之后,学生特质性焦虑与屏前行为有关,其中不良环境影响、内向性格、学习压力大是导致过长屏前行为的因素。本次研究采纳的量表中,不良环境的影响包括父母溺爱、接触社会上色情凶杀的影视录像、生理缺陷、父母行为不端、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惯、迷恋游戏机、家庭发生天灾人祸。从分析结果可以推断环境对行为有直接的影响,自卑倾向和学习压力大是促进的因素,而人际困扰可能是导致屏前行为时间过度延长的原因。本次研究的结果显示屏前行为时间与中学生特质性焦虑的总分相关,除了“适应不良”外,其他的维度均与屏前行为有关,说明随着屏前时间的延长焦虑程度也会加深。在本研究的多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卑倾向、不良环境影响和学习压力维度,其OR值在1的附近,也说明过长屏前行为与中学生特质性焦虑有关,但是相关程度不高; 说明屏前时间的长短除了与特质性焦虑有关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如家庭环境因素等。家庭因素从两个方面影响孩子的行为: ( 1) 家庭物质环境,包括提供行为形成并支持其维系下去的物质条件,如拥有计算机、电视、手机,并且有边使用视频终端边吃零食的习惯。( 2) 家庭社会环境,主要包括行为规则、父母的文化程度和就业状况、父母的行为[18,19]。美国的研究发现家庭中有限制看电视、用计算机的约定可以减少青少年看电视和总的屏幕时间[20]。由此可见,行为形成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线性关系,对健康的影响不是几个因素简单的相加,而呈现出多种的交互作用[21]。虽然已经有很多研究对行为的多因素进行综合干预,但仍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交互作用是稳定存在,且其发挥的作用也是稳定的。因此,在开展青少年行为干预时需要更多了解干预对象的心理和环境特征,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
摘要：目的 了解初中生屏前行为与特质焦虑的关系,为开展学生行为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取二阶段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上海市9所中学六九年级的4 196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并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过长屏前行为与中学生特质性焦虑的关系。结果 学生在1周内平均每天的屏前时间是2.68 h,男生(2.92 h)高于女生(2.47 h)(t=6.508,P=0.000),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634,P=0.001)。51.5%的调查对象平均每天屏前时间≥2 h。在屏前时间≥3 h的情况下,学习压力、不良环境影响、自卑倾向和人际困扰与过长屏前行为有关(OR值分别为1.014,1.030,0.979,1.040)。结论 过长的屏前行为在青少年中普遍存在,与青少年的焦虑有关,应在行为干预中考虑心理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