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软暴力现象分析

2024-12-22

教育软暴力现象分析（精选3篇）

教育软暴力现象分析篇1

摘要：“冷暴力”给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但由于伤害的隐蔽性, 这种现象往往被很多教师所忽视。在班级管理中, 教师往往更多地关注小学生之间肢体的伤害, 对于他们的语言等“冷暴力”伤害则有所忽视。文章在调查、访谈的基础上, 分析小学生同伴“冷暴力”现象的现状及形成原因。

关键词：同伴交往,“冷暴力”,现状成因

一、问题的提出

“冷暴力”, 指不是通过殴打等行为暴力解决问题, 而是通过语言的嘲讽、故意忽视、躲避、冷漠、轻视、疏远和漠不关心等, 致使他人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侵犯和伤害。

“冷暴力”给小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的伤害很大, 它使小学生对待同伴冷漠, 这给小学生的个人成长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甚至影响他们今后的性格和价值观。同时, 由于“冷暴力”伤害的隐蔽性, 教师在班级管理中对于小学生的语言等“冷暴力”伤害往往忽视。

二、调查方式

本文数据来源于笔者主持的一次关于“小学生同伴‘冷暴力’现状”的调查研究, 该次调查以本市的一所小学为调查点, 从二、四、六每个年级中选择3 个班, 每班随机抽取20 名学生作为样本, 共发放样卷180 份, 收回有效问卷178 份, 有效率为98.9%。样本中男生为97 人, 女生为83 人, 如表1 所示。

三、调查结果

通过对有效问卷进行统计, 从小学生同伴言语“冷暴力”、行为“冷暴力”、年级差异等角度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一) 小学生同伴言语“冷暴力”现状

小学生同伴间的言语“冷暴力”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冷暴力现象, 也是同伴间最易实施的“冷暴力”表现形式。本研究之前, 笔者已经通过观察班级中小学生同伴间交往方式, 对同伴冷暴力进行了前期研究, 发现小学生同伴言语“冷暴力”主要包括威胁型、嘲讽型、训斥型等类型。

1.小学生同伴言语“冷暴力”施暴现状调查

本研究选取了4 个问题来对小学生同伴言语“冷暴力”现状进行调查, 具体统计情况如表2 所示。

从表2 中可以看出, 二年级学生言语“冷暴力”的施暴行为比率最高, 达100.1%, 四年级学生言语“冷暴力”的施暴行为比率最低, 为41.4%。这些数据表明低年级学生最容易对同伴实施言语“冷暴力”行为。其中, 与同伴发生争执时, 用言语侮辱他 (她) 的比率最高, 接下来是与同伴产生矛盾时, 对同伴进行呵斥, 而故意取笑、讽刺同伴的比率最低。

2.小学生同伴言语“冷暴力”受暴现状调查

本研究对小学生同伴言语“冷暴力”受暴情况通过6 个问题来调查, 调查和统计情况如表3 所示。

从表3 中可以看出, 三个年级的小学生言语“冷暴力”的受暴比率数值比较接近, 其中二年级比率最高, 为277.8%, 接下来是六年级, 为254.4%, 最低是四年级, 为226.8%。其中选择“你是否被同学说过坏话或诬陷过”的比率最高, 为154.3%。选择“你是否被其他同学取笑、捉弄过”和“与同学发生争执时, 你是否被其他同学谩骂过”的比率接近, 分别为146%和148.9%。选择“你是否受过其他同学的言语恐吓或威胁”的比率最低, 仅为89%。

(二) 小学生同伴行为“冷暴力”现状

小学生同伴行为“冷暴力”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其表现出来的特征, 笔者将其大致分为冷漠型、孤立型、控制型等类型。

1.小学生同伴行为“冷暴力”施暴现状调查

本研究对小学生同伴行为“冷暴力”的调查通过5 个问题的问卷进行, 调查和统计的情况如表4 所示。

从表4 中可以看出, 六年级小学生同伴行为“冷暴力”施暴比率最高, 为139.1%。四年级比率最低, 为107.3%。以上数值说明, 小学生同伴实施行为“冷暴力”的行为比言语“冷暴力”的比值高很多, 小学生实施行为“冷暴力”比言语“冷暴力”更为普遍。其中选择“当同学惹恼你时, 你是否会短时间内不理睬他 (她) ”的比率最高, 为137%。接下来是“你是否对讨厌过的人翻过白眼”, 为71.3%。“当你不喜欢的人取得成绩时, 你是否表现出不屑过”所占比率最低, 为49.4%。

2.小学生同伴行为“冷暴力”受暴现状调查

本研究对小学生同伴行为“冷暴力”受暴现状调查是通过7 个问题开展的, 数据调查和统计的结果如表5 所示。

从表4 中可以看出, 小学生同伴行为“冷暴力”受暴比率最高的是二年级, 为235.1%, 最低为六年级, 为143.4%, 这与言语“冷暴力”受暴的比值相差比较大, 说明小学生同伴行为“冷暴力”受暴情况比言语“冷暴力”受暴情况普遍。其中选择“你是否被其他同学故意孤立或冷落过”和“你是否被同学置之不理过你的请求和帮助”两个选项的比率比较接近, 分别为98.8%和98.1%。而选择“当你取得好成绩时, 周围的同学是否表现出不高兴过”选项比率最低, 为52.8%。

四、思考与分析

(一) 内因:个人品行不良

1.认知存在偏执, 情感扭曲

通过平时的班级观察、访谈了解到, 遭受同伴“冷暴力”的小学生对学习的认知能力差, 学业成绩不理想。在班集体的学习活动中, 他们远离集体, 独自游戏、玩耍, 甚至有个别小学生常常以捣乱班级秩序为乐趣, 因而引起班级其他同伴的强烈反感。认知偏执, 造成遭受同伴“冷暴力”的小学生在自身的行为品行上存在缺失, 自制力一般较弱, 因而在群体交往中容易被同伴排斥, 遭受各种类型的“冷暴力”。

2.缺乏正确交往指导, 不会处理冲突

小学生对同伴“冷暴力”的认识不够充分, 在与同伴交往中遇到一些冲突, 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大多数小学生是凭着自己的直觉和情绪来处理同伴冲突。这表明小学生没有正确、有效的处理同伴冲突的方法。这与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 也与他们缺乏正确的同伴交往指导有很大关系。

(二) 外因:家庭教育氛围

1.家庭失和, 导致交往危机

家庭氛围的失和, 造成家庭成员之间交往的异化。家长相处的矛盾直接影响孩子的同伴交往态度, 对小学生的心理造成不利影响, 从而逐渐地使其同伴交往缺乏信任和安全感, 性格变得孤僻、冷漠和不合群。久而久之, 小学生就会被周围的同伴排斥在外, 成为同伴“冷暴力”的施暴者和受暴者。

2.家长失度干预, 扭曲交往性质

有的家长对孩子的保护欲太强, 不愿意孩子与别的同伴交往, 生怕孩子在交往中学到不良行为, 从而造成孩子的性格孤僻, 自我中心表现强, 不愿意与同伴交往, 总是形单影只, 独自玩耍、做游戏。他们在给予同伴冷暴力的同时, 自身也遭受同伴的冷暴力。

(三) 诱因:学校教育氛围

1.冷落教育, 潜移默化模仿

班级中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性格, 但班级中也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学生, 平时总是在班级中做点小动作, 扰乱班级秩序, 激起同学矛盾。教师每天都要处理与他们相关的琐事。面对这样的学生, 有的教师采取冷教育, 平时对待这些学生冷漠, 视而不见。学生也会模仿教师的做法, 久而久之, 他们与同伴交往就会出现“冷暴力”。

2.错位表达, 滋生不良心境

教师群体在交往中, 也会遇到矛盾。有的教师自身就不善于交往, 与其他同事交往表现冷漠, 造成与其他同事交往出现不和谐。这样的自身的交往氛围心境, 会传达给学生, 对学生采取冷漠、嘲讽等言语刺激, 从而使学生在同伴交往中滋生不良心态。

让孩子远离教育软暴力篇2

绿领巾，戴在孩子的脖子上，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是公开的羞辱，它告诉所有人：“这是一个差生!”先不论当今中小学一味强调学习成绩，一味强调所谓听话，是不是评判学生的正确标准，就算评判无误，把评判结果公之于众，给人生刚刚起步的孩子贴上“差生”的标签，并以极其鲜明的方式固定并强化，无疑都涉嫌歧视和侮辱人格。

无独有偶，最近网上不断爆出多种中小学校涉嫌公开歧视部分学生的行为。如，山东枣庄三十九中根据学生成绩好坏，为学生分别发放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作业本。

另据报道，无锡一些中小学教师因为学生学习成绩差，便要求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智商测试”，如果测出孩子智商低，老师就可以向上级申请，这样的孩子的成绩就可以不计入班级成绩和考核，自己的“绩效考核”也就不受影响了。而“有的家长竟然希望医生给自己孩子的智商打出低分。表示如果孩子智商低，那么即使成绩差也不会影响到老师的业绩。”

无锡教师要求差生测智商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保障未成年人人格尊严的条款。更触目惊心的现实是，无论孩子本人、教师、学校、家长、医院、教育主管部门等，竟然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斥责这种违法行为。一部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竟然在各个层面和环节全部失守，而有的家长甚至还要求医生为自己的孩子的测试打一个低分，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让所谓差生去医院测试智商，与西安一学校让差生戴绿领巾和包头一学校让优秀生穿红校服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三者其实都是在给学生贴标签，这种歧视行为反映出当下教育制度的千疮百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网友晒图评论，到媒体关注放大，再到有关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整顿意见，可谓风头一时正盛。照理说教育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对我们教育界而言应该是感到高兴的事情，因为这样能让教育更好地发展。

就事论事，绿领巾和红校服，这两个事件，前者给差生带绿领巾，这给那些在学校表现不够优秀的学生的自尊心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极不利于心理、生理尚不成熟的青少年学生成长与发展;而红校服事件，学校对于学生的评价有失偏颇，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将学习考试成绩作为惟一的标准来认定学生的优秀与否，给学生过早地贴上“优生”、“差生”的标签，犹如在稚嫩的青少年的心头捅了一刀。同时，还将赞助商的信息印在校服上，这些有意无意地助长了教育功利化。

“好学生”带红领巾、穿红校服，“差学生”带绿领巾、穿蓝校服，本意明显，颜色就在我身上，我是“好学生”或“差学生”。校方“好”与“差”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一次早操迟到，“好学生”就可沦落到“差学生”的行列;一次考试不及格，“好学生”就可以变成“差学生”。教育部对此做法明确回应：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好与差的区别，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在主持节目中声援“差学生”，质疑校方做法的合理性。

学生的品质、健全的人格皆是需要教育者培养的，三字经有云：“人之初，性本善”。人生而为善，善者人之本性，恶者人之惰性，人终究为善，教育的功能就是培养出学生的善的品质，学生的成绩有高有低，性格可能各不相同，以成绩论高低，以成绩论好与差，这种做法违背了教育的本意，只能造成学生心理上的创伤与价值观的扭曲，创新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种，关心学生成长成才的做法也有很多种，呵护学生的尊严、遵循教育的规律，才是培养学生成长成才的科学之道。

我们所面对的学生，是一个有差异的群体，他们当中有的接受能力强，有的接受能力弱，有的做事、学习动作迅速，有的做事、学习磨磨蹭蹭，在教育的过程中，往往因为是教育者教育教学目标整齐划一的“一刀切”，因为教育者过分单一的考试分数“标准”让“绿领巾”、“红校服”应运而生，招摇过市，那些身着红校服的孩子往往因为考试分数高，内心洋洋得意，瞧不起他人，自恃高人一等，而“一俊遮百丑”心理畸形发展;而对那些智力平平的孩子失去信心，缺少应有的等待，进而使他们丧失了学习的自信，这是很可怕的一种教育不公平现象。

记得有位教育专家曾说过，“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慢，需要平静和平和;慢，需要细致和细腻;慢，更需要耐心和耐性。”是的，对于学生的成长，教师急躁不得，更不能越俎代庖，需要耐心等待，就如寒来暑往，静听花开一般。

叶圣陶老先生也曾说过，“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工业和农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业可以是快节奏的、大容量的、流水线的、批量出产的，而农业则是有季节的、有时令的、有成长规律的，是需要播种、施肥、除草、喷药的，是需要土壤、水分、阳光和等待的，它是一个慢的过程。教育学生莫不如此，“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做老师的，对学生“恨铁不成钢”不得，有时加急火，反而适得其反;做班主任的，做校长的，对于学生教育希冀什么都会“立竿见影”不得。课堂上，对于有些学生的回答，你耐心地等待几秒，精彩或许就在聆听中产生。其实，对学生的违纪，老师有时慢两拍，放一放，冷处理，留给学生宝贵的反思时间，更是一种教育艺术。

任何的教育激励方式都不应该以歧视为手段，而最近爆发的绿领巾、红校服都是以歧视行为让孩子上进。此方法是否有用笔者不得而知，但是这样的行为只会让那些穿着“X X房地产”的所谓“优等生”们骄傲无比，他们也许洋洋得意地告之别人，看，这是我们学校奖励的优秀学生校服。可悲的是，身着绿校服的学生就会常常认为因为自己成绩差等，心里总是把自己和“差生”、“低人一等”划等号，产生难以自拔的自卑心理。而这一切最开心的是谁呢?那就是所谓的学校与“X X房地产”，因为他们的活体广告目的已达到宣传效果。这就是他们所希望得到的结果，而不是真心为学生考虑的心理。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不知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一再呼吁不要仅以分数论优秀的口号喊了多久了?可惜众多的学校校长、老师又听进去多少?如果仅因迟到或者一次考试就沦落为差生，那么谁又是好学生呢?未成年的孩子心理是颇为脆弱的，他们承受不了任何的伤害，而绿领巾、红校服一次又一次地伤害着他们。笔者感叹万千：是什么让地产广告渗入校园，让校园充满强烈的“媚钱”气息呢?

如果让差生上进，这一想法本是好事，但是让激励手段渗入广告形式来达到出卖优秀学生的价值来满足自己某些私利的话，笔者认为，红校服比绿领巾更加可怕，因为铜臭的渗入让学生潜意识认为金钱万能，这绝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现象。孩子的世界就应该保留他们天真无邪的童真，而不是扭曲他们的心态。绿领巾、红校服“亵渎”了谁的尊严?“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这是世人共知的教育理念。无锡市的一些家长为何反其道而行之，纷纷要求医生将孩子的智商测试成绩改低呢?原来，一些老师告诉家长，如果孩子智商低，即使成绩差也不会影响老师的业绩;反之，家长、孩子都会受到老师比较多的批评。“素质教育”喊了多年，学生的分数为何还是老师的“命根”，成为学校评优晋级甚至是发奖金、评职称的凭据?原因在于高考的指挥棒未变———学生能否迈进大学特别是考上名牌大学，最重要的依据还是高考成绩。原因还在于当前学校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机制、标准未变：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才是好学生，教出好成绩的老师才是好老师。这种教育模式与应试教育别无二致。

首先，我们必须反思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近些年以来，一些地方、一些学校仍然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素质教育往往停留在口号上，素质教育表面文章做得多。最近一些教育怪相频频发生，譬如西安的“绿领巾事件”、包头的“红校服事件”、无锡教师要求差生测智商等，事情虽然不同，但是异曲同工，都刻意将学生分为优劣两个不同群体。这种分类虽然美其名曰是“激励”，实质上却是一种教育软暴力。在这种软暴力面前，孩子的心头在流血!如此蠢笨的教育，只能毁掉教育、毁掉孩子的明天。笔者不禁要问：为何受伤的总是那些弱势群体?我们又怎么来捍卫他们的尊严?希望引起相关部门慎重思考。

教育软暴力现象分析篇3

关键词：群体事件,暴力现象,应对策略

各类群体事件的发生自我国改革开放后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引起了政府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对于它的相关研究非常广泛,成果丰富。就群体事件中的暴力现象而言,如何对其进行科学分析,探究其产生的原因、理论基础、表现特征以及造成的危害,并寻找到科学应对策略显得特别重要。

因此,本文将就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结合目前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综合述评。

一、对群体事件中暴力现象产生原因及理论基础的研究

群体事件中为什么会产生带有破坏性的暴力现象,暴力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众多研究者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

首先,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本能论很好地揭示了暴力现象的产生原因,弗洛伊德在1915 年发表的《本能及其变化》一文, 首次系统地探讨了关于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根源等问题,他认为个体生存本能其目的是保持种族的繁衍与个体的生存。所以假如当个人的生存条件受到危险,抑或是个人的自身利益受到侵犯和威胁时,人会很自觉地发起自动防御机制,比如言语上的警告或者行为上的攻击。即他认为攻击是一种本能。

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认为人性本善,并不是人生而具有攻击行为,而是因为社会因素所致。他认为暴力现象的产生不是由于人的天性,而是受社会和群体环境影响所致。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1651 年所著的《利维坦》则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人的攻击性驱动力与生俱来。

进化心理学家巴斯和沙克尔福德1997 年通过研究发现,攻击行为具有适应性价值,是种族遗传和继承的心理机制。诺贝尔奖获得者洛伦茨更认为暴力和侵犯行为是动物的天生的本能。

著名心理学家多拉德(1939)和伯格威茨提了挫折——攻击理论。认为暴力现象的产生是因为遭受挫折而产生愤怒,并产生攻击性行为。比如失业率上升,则犯罪率也会大幅增加。

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则认为,暴力和攻击行为都是社会学习获得的(1979),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行为,完全是因为我们受到来自家庭、文化和大众传媒的攻击性榜样的影响。

当谈到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时,即哪些因素会影响个性的攻击性行为时,社会学家戴维迈尔斯(2006)认为群体往往能够通过责任扩散使攻击行为增大。以色列的杰夫和义农(1983)通过试验证明群体能够强化攻击倾向。

法国的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就群体的特征作了讨论,他认为群体冲动、易变和急躁,更易受暗示和轻信,同时,他还认为,群体情绪具有夸张和单纯的特点。这可以说是在群体事件中为什么如此容易出现暴力现象比较中肯的原因。

就我国目前群体事件中暴力现象的产生来说, 贺连波(2015)认为它们的产生既是我国社会转型阶段的必然,更大程度的产生原因在于社会群体间的利益表达沟通机制不健全,而公共权力行使机制不健全更是产生的关键因素。

向良云(2012)则对近年来的我国的几大非常规群体性突发事件,如甘肃陇南11.17 事件、广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进行了研究,就这些非常规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社会结构的变迁(两极社会形成),利益分配的固化与极化,弱势群体制度化利益表达有效性的缺失,社会怨恨情绪的生成都是群体突发事件产生的重要因素。

以上研究为我们寻找到群体事件背后的原因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我们可以发现,要想了解和分析群体事件中的暴力现象背后的原因,总是离不开对群体特点的探索,即群体的特征是否与暴力现象的产生有直接和间接的关联。

同时,由于群体又是个体的组合,要了解群体的行为,就必须从源头开始,先从人的本性来进行思考,人性如何会决定个体行为? 个体的暴力现象的发生是否与人性有很强的关联性,以上都是研究重点。实际上,群体事件中的暴力现象不但有人性方面的基础和社会心理学层面群体动力学的特点,更有相应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即大环境的影响,这些都是研究时需综合考虑的要素。

以上这些研究都为更好地进行深入探讨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性。

二、对群体事件中的暴力现象的表现特征的研究

群体事件中暴力现象产生后总是呈现出极端形式,即通过暴力手段对物体和他人的身体进行侵害,是直接危及人生命、健康与自由的行为。很多时候暴力现象会直接表现为暴力犯罪。但是,暴力现象的发生极为复杂,表现形式多样,呈现日益复杂的显著特征。

刘彦成(2003)对群体性事件中暴力现象的范畴作了厘定,即大致包括:暴乱、骚乱事件;群体械斗事件;聚众上访、请愿,并围攻、冲击党政机关、新闻单位和重要警卫目标的事件;非法游行、示威,进行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的事件;在大型活动场所制造混乱、聚众殴斗、打砸公共设施事件等。

同时,他对群体性的暴力事件的特征进行了概述,即群体性暴力事件具有的八大特征:事件成因复杂性;群体成分多元性;群体成员互动性;群体结构层次性;群体内聚力强;群体行为暴力性;时空选择性和形式公开性;事态危险性和后果严重性。

刘莉(2008)指出,一般来说,群体性突发事件具有以下几项基本特征:群体性;突发性;利益性;情绪性;冲突性;多变性。

李俊俊(2013)在其《政治参与理论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研究》认为,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有以下基本特征:呈现出高发的态势且规模越来越大;“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增多;谣言借助新媒体加剧了事件的恶化;行为手段的激进性和暴力性;群体性事件处置难度大。

虽然表面上看来,这些都是群体性事件的特征,但依据其观点,我们不难得出他所认为的群体事件中暴力现象的共有特征,即频繁发生、产生的破坏结果越来越大;发生的偶然性大;新形式和新环境下暴力现象更加恶化;暴力行为的手段更激进和暴力,比如使用爆炸方式、砸车等;暴力现象范围广,处置难度高等。

陶德强(2010)也认为,我国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具有明显的社会转型期特征,在性质上大多数为非对抗性的,但我国群体性事件明显呈现出冲突强度加剧升级、起因多样性、爆发突发性等特征。谢玉斐(2015)则认为,我国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有着复杂性、利益性、情绪性、组织性和对抗性的明显特点。

陈鹏(2015)提出了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群体性暴力行为的多主体建模研究,意图运用定量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再现群体性暴力行为的情境特征、行为特征和演化特征,并且在建模的过程中通过把主体的情绪、心理等复杂行为用数学模型的形式进行表示,他认为,这种研究能够使人们从定量的角度来分析群体性暴力行为的一些动力学特性。

其实, 群体事件中产生暴力现象往往是利益纠葛过深、未处置恰当的必然结果。它无疑具有矛盾升级、破坏性强、消极影响程度大、范围广、处理难度高等明显特征。

三、对群体性事件中暴力现象所造成的危害和消极影响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中的暴力行为和暴力现象会对社会的稳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它可能造成相关人员的伤亡、财物的损失和秩序的破坏等,而这些又容易带来社会的动荡,使公众安全感缺失并导致民众心理恐慌等。

频发的暴力性群体事件还会给国家带来最大的消极影响即政府公信力的破坏。所以对暴力群体性事件中暴力现象所造成危害的科学分析就显得意义重大。

陶德强(2010)认为暴力现象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于: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严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暴力现象容易导致民众产生从众心理,危害极大;李俊俊(2013)对乌坎事件进行了科学分析, 指出乌坎事件中的暴力现象持续时间长,暴力现象具有组织性,并有强烈的利益诉求,特征明显。

李海良(2014)指出,暴力现象危害后果严重,给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执政根基的稳固带来一定的危害冲击, 给国家和法律的权威带来一定程度的挑战,损害党委政府的形象、削弱基层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 给广大社会民众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和不安,对人身伤害与财产损失程度严重。

实际上,对于暴力现象造成的危害和消极影响,研究者一般都认同其巨大的破坏作用,对人身财产的危害,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等,研究者的结论有很多共同点。但是以上研究因为观察视角不一样,分析也相应有其局限性。

本研究者认为,除了以上消极影响,在分析其危害时还要考虑到暴力现象本身对于群体产生更大伤害性具有的强大内在推动力。

四、对群体性事件中暴力现象的对策研究

群体性事件中的暴力现象和暴力行为会对国家、社会和公众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对于它的应对策略研究十分热门。

刘莉(2008)提出应对暴力现象应该建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防治机制,包括利益整合机制、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这些应对策略从注意利益关联到危机预警以及应急处理三方面都作了科学地整合并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方式,研究可以说相当具有建设性。

陶德强(2010)提出了四种应对方式:预防在先,建立完善的信息预警机制;公平和谐,减少冲突源—构建社会公平、和谐的大环境;表达顺畅,缓解社会冲突主观能量—建立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安全阀”机制;加大法制教育,依法、透明、公正地处置群体性事件。

该研究在基于“预防胜于处置”的理念下,重在构建好的社会环境,以公平合理的环境,尊重个体和群体诉求,注重以社会主义法制来处理和解决公众的司法问题, 思路合理清晰,方法切实有效。

李俊俊(2013)对“乌坎事件”进行了科学地分析后,提出了政治参与理论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对策分析, 颇具新意。因为,我国民众缺乏政治意识,政治参与度差,在遇到利益受损时无法通过合理途径反映诉求,而这往往是群体事件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他提出:建立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发展素质教育;培育公民文化;完善政治体制机制,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以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其中他重点解释了第4 种策略即完善政治体制机制,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以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保障基层群众的政治权利;完善信访制度,保障公民的合法政治权益;完善司法制度,维护司法独立等。

我们可以发现,他所提出的第四种具体实施方式即维护司法独立,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深水区。

李海良(2014)重点对如何通过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刑法规制进行了探究。其主张通过理论完善和立法完善,对群体性事件实施法治化规制,让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既感受到刑法的“温情”、又体验到刑法的“威严”,充分发挥刑法既保障人权又化解冲突的法律功能, 最终实现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良善目的。

宫敏燕(2014)认为,健全利益诉求机制,完善社会公正机制,建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预警、预控机制是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冲突性的理性应对策略。

以上研究都对群体性事件的暴力现象做了充分地探讨,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目前,国内对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相当广泛,盖因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新问题频发,必然导致群体事件的爆发。

实际上,对群体性事件中暴力现象的研究既要考虑从哲学角度来探究人性的本质对于暴力现象产生的影响,也要从社会结构、心理变化等多层次、多角度进行考虑,比如社会心理学的“责任分散”即法不责众心理,人越多,越容易引起混乱,就会使群体事件中人的攻击性越明显,结果更残暴等,这都值得引起深思。

当然,对于如何更好地消除群体事件以及群体事件中的暴力现象,研究者认为还需进行更进一步地思考:

1、如何做到 “ 预防胜于治疗”, 以 “ 治理模式” 来代替 “ 矫正模式”。即把应对群体事件中暴力现象的解决关键点落在如何通过教育、合理的资源分配,好的法治环境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等方式和策略来创造一个更加公平、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环境;

2、发挥和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如传统的“和合”文化、儒家思想等,这些柔性文化的力量能大大降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

3、重视教育,重视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

4、社会转型过程的制度制订、政策实施、体制建设和政府行为等都要尽量公平公正。对在改革中容易出现暴力因素的事件和行为应及时修正,政府要尊重民众诉求,让民众在利益受损时拥有合理的宣泄途径与沟通渠道;

5、完善危机处置预案, 提高危机应激水平, 暴力现象出现时就要及早介入,提升危机干预的应激水平和反应能力;

6、构建合理、积极的当代新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